古代历史

古代历史（共12篇）

古代历史 篇1

【考情分析】

近三年高考对本专题的考查主要呈现以下特色。

1. 从内容和考点分布看, 高考试题重视对知识纵横联系能力的考查, 从现实生活入手, 考查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法的实质, 注意古希腊的政治制度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意义和借鉴作用, 及罗马法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2. 从题型看, 大多数省市的高考试题以选择题为主, 少数省市借助材料、以材料解析题的形式考查理解、分析、鉴别能力。

3. 从考查方式看, 侧重考查对不同历史知识的对比与鉴别能力, 注重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 难度适中;注重中外历史知识之间的联系和对比。

针对上述考查特点, 给出2016年高考的备考建议如下。

1.形成一个观念。

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罗马。无论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及哲人们以“人”为中心解读世界的智慧, 还是古罗马的法律, 都给人类文明留下了宝贵财富。

2.关注三个方面。

(1)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特点:人民主权、轮番而治、法律至上、公民意识。局限:有限民主、直接民主、泛滥民主。

(2) 罗马法。核心内容:奴隶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两个标志:《十二铜表法》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民法大全》 (或《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标志着罗马法体系的最终完成。三个阶段:从习惯法到成文法;从公民法到万民法;从零散到形成完整体系。两大影响因素:平民的斗争、帝国的扩张。

(3) 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促使欧洲人从以“神”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的过程。古希腊智者学派以“人”的眼光考察一切, 成为人文精神的起源;苏格拉底重视理性、强调知识的作用, 使人文精神得到升华。

3.抓住三条线索。

古希腊、罗马创造的文明独树一帜, 迥异于世, 雅典式民主的探索, 罗马法体系的形成及人文精神的起源对近现代欧美与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线索一:古希腊民主政治。

公元前8—前5 世纪, 在工商业奴隶主、平民与贵族奴隶主的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 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在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继续打击贵族特权、完善民主机构及鼓励公民参政等措施的推动下, 雅典的民主政治逐渐发展并达到顶峰。古希腊民主政治铸就了雅典的辉煌, 为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奠定了基础。

线索二:古罗马法律体系。

公元前6 世纪以来, 在罗马平民反对贵族专权的斗争中, 在罗马扩张导致的不同民族的矛盾尖锐及经济社会纠纷日益增多的过程中, 罗马法经历了由习惯法到成文法、由公民法到万民法、由零散到形成体系的不断完善的过程。罗马法缓和了社会矛盾, 巩固了帝国统治, 对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线索三:西方人文精神。

公元前5 世纪, 在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繁荣的背景下, 智者学派兴起, 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 充分肯定人的尊严与权威。苏格拉底更加关注人的伦理道德, 提出了“认识你自己”和“美德即知识”。雅典的人文精神成为西方文明之源, 为近代人文主义的复兴及成熟奠定了基础。

【金题点睛】

示例1 (2015 年安徽卷文综第19 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当一人或若干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势力增长得过大, 以至于凌驾整个公民团体……这样的特殊地位常常造成君主专制政治或门阀寡头政治。为此, 若干城邦, 例如阿尔戈斯和雅典, 制订了陶片放逐的政策。但, 容许这种特殊人物产生以后方才加以补救总不能算是一个良好的政策。”这表明

A.公民团体渴望社会地位平等

B.防止集权政治应当未雨绸缪

C.雅典民主容易导致政治动乱

D.特权阶层是城邦制必然产物

【答案】B

【解析】材料中“公民团体”虽然被提及, 但是并没有在下文表达他们关于社会地位平等的追求, A项错误;材料以部分城邦采用“陶片放逐法”限制集权政治的史实为例, 表达了亚里士多德的设想, 即在“这种特殊人物产生”以前制定制度以防止而不是仅仅“补救”专制, B项正确;材料侧重点在于表达关于如何防止、限制集权政治的方法, 并不是着重介绍雅典民主容易导致政治动乱, 而且集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动乱”, C项错误;按材料所述, 特权阶层只是城邦制可能的产物之一, 完全可以通过适当制度加以预防与限制, D项错误。

变式练习雅典“法律的格式均以‘会议与民众决定’的字样开头”, 每位公民在被授予公民权或公职者在就职的时候, 都要宣誓“保护法律, 忠于法律”。这反映出古代雅典

A.法律体系健全, 内容不可更改

B.法律在公民心中具有神圣地位

C.民主政治的核心是直接民主

D.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雅典民主政治。“都要宣誓‘保护法律, 忠于法律’”, 说明雅典法律威严和庄重, 在公民心中具有神圣的地位, B项正确;A项“内容不可更改”夸大事实;C项错误, 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主权在民;D项说法本身正确, 但在材料中不能体现。

示例2 (2014 年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32 题) 古代雅典法律规定:如果公民试图自杀, 必须事先提出申请, 以获得批准;未经允许的自杀被视为犯罪行为。这反映出在古代雅典

A.法律体系已达到完备的程度

B.法律具有尊重生命价值的人文精神

C.公民个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

D.自杀有违崇尚自然法则的理性精神

【答案】C

【解析】材料无法体现法律体系已达到完备程度, A项错误;注意题干信息“申请”“获得批准”“未经允许的自杀被视为犯罪行为”, 也就是说题干的主旨在于强调公民的行为需要得到批准, 而不在于强调行为本身, 这说明公民个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 B项错误, C项正确;题干材料没有涉及崇尚自然法则的理性精神, D项错误。

变式练习吴于廑在《雅典的强盛和繁荣》一文中介绍道:每个公民在会议中虽然都有权提出新的法案或建议撤销现行的法令, 但是由公民会议通过的任何法案, 如果经过公民法院判决与雅典基本法相抵触, 不但法案本身要被宣布为违法, 而且原提案人还要负法律上的责任, 受到严重的处罚。这种办法, 实质上是为了

A.保护雅典的宪法 B.给予公民权利

C.维护奴隶主利益 D.缓和阶级矛盾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质。材料强调公民虽然都有权提出法案, 但是一旦被判决与基本法相抵触, 提案人将负法律责任。据此可知, 提案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 表面上这是给予了公民权利, 实际上却是限制了公民的权利, 维护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因此排除B项, 选择C项;保护宪法过于表面, 排除A项;D项不符合题意, 排除。

示例3 (2015 年重庆卷文综历史第9 题) 426 年, 罗马帝国颁布《引证法》规定:凡在法律上遇到难题而成文法无明确规定时, 则依照五大法学家 (生活于二三世纪之交) 的法律著述来解决——若他们的著述观点有分歧, 则以多数为准;如不能形成多数, 则以伯比尼安 (五大法学家之一) 的观点为准;如伯比尼安未有意见表示, 则由执法者自行选择。这则材料说明在当时罗马帝国司法裁判中

A.执法者具有任意裁判之权

B.五大法学家的意志可凌驾于法律之上

C.贵族意志等同于法律条文

D.五大法学家的法律著述具有法律效力

【答案】D

【解析】从“凡在法律上遇到难题而成文法无明确规定时, 则依照……法律著述来解决……如伯比尼安未有意见表示, 则由执法者自行选择”可以看出罗马法在司法实践中首先强调的是明文法律, 其次是法学家的司法主张, 最后才是司法实践者的个人意志, A项错误;“凡在法律上遇到难题而成文法无明确规定时, 则依照五大法学家的法律著述来解决”说明五大法学家的法律著述在罗马司法实践中具有法律效力, 但并不等于他们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 B项错误, D项正确;贵族意志在材料中无从体现, C项错误。

变式练习罗马法院广场有一尊塑像, 她一手执宝剑, 一手持天平, 但双眼用布蒙上。其含义是“:天平用以衡量法, 宝剑用以保护法, 前额垂直的秀发代表‘诚实’亦即‘真相’, 而蒙眼闭目, 则表示审判要‘用心灵来观察’。”这便是整个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法律化身——正义女神的塑像。这表明

A.罗马法源于公平正义原则

B.古罗马的法律体系十分完备

C.罗马法需要借助神的权威维护

D.公平正义需要各种力量共同维护

【答案】D

【解析】由天平、宝剑的作用及前额秀发、蒙蔽眼睛的寓意可以看出, 仅有法律是不够的, 没有宝剑法律有可能遭到践踏, 同时法律的执行还与执法者的品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D项正确。

【阶段特征】

本专题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时代——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民法大全》颁布。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和古希腊、罗马在各自的轨迹上发展, 逐步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人文精神, 古罗马的法律, 犹如璀璨的明珠, 为古代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古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

二、古罗马文明

1.公元前509 年, 罗马共和国建立。随着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展开, 公元前5世纪, 罗马成文法诞生,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特权。随着罗马的扩张, 罗马的公民法逐渐演变为万民法。

2.公元前27 年, 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此后, 罗马的领土继续扩大, 地中海成为罗马的内湖, 而罗马法也进一步发展, 7 世纪的《民法大全》标志着罗马法体系的最终形成。

3.1世纪, 基督教诞生, 后来成为罗马的国教。4 世纪末, 罗马帝国分裂。476 年, 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从此, 西欧进入封建社会, 开始了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的中世纪。这期间天主教会是欧洲最大的封建主, 还对西欧进行精神独裁。而东罗马帝国, 即拜占庭帝国又存在了一千多年, 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所灭。

4.随着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新兴资产阶级产生并不断壮大, 在中世纪后期, 西欧迎来了“人”和“世界”被发现的时代,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继开展, 人类开始步入近代。

【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 (本大题共12 个小题, 每小题4分, 共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 古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开端, 有了古希腊文明, 才产生了璀璨的欧洲文明, 进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意大利是欧洲民族及文化的摇篮, 在艺术、科学和技术上拥有悠久的传统, 拥有47 项世界遗产并位居世界第一。与希腊人相比, 使意大利人更感骄傲的是

A.完美的政治制度

B.繁荣的经济文化

C.领先的科学技术

D.庞大的帝国版图

2.“城邦个体公民的福祉取决于城邦的兴衰, 城邦的兴衰取决于道德的兴衰, 道德的兴衰取决于城邦公民灵魂之善恶。”这一观点说明古希腊城邦

A.抑制了公民的个性发展

B.重视公民素质的培养

C.治国以人文主义为指导

D.形成了多元政治格局

3.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称, 雅典公民“凡不归派、不竞争而中立者, 法律予以严厉惩罚, 并去其公民权”。材料说明了

A.公民不具备实际权利

B.城邦鼓励派别竞争

C.法律不保护公民权利

D.民主限制个人自由

4.“这些城邦显得具有某种个性……每个城邦向它的邻邦要求它的自由和自治, 要求有权按照它自己的意志处理它自己的事务。”据此, 可以看出希腊城邦的特点是

A.小国寡民 B.轮番而治

C.人民主权 D.独立自治

5.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写道:“梭伦寻求善世的真理。他相信, 违背公正必然要扰乱公众的生活。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 权威的根基就被摧毁了。”梭伦改革中能印证“权威的根基就被摧毁了”的史实是

A. 所有雅典人都有机会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B.以财产取代出身作为权利分配的标准

C. 以“陶片放逐法”防止僭越, 维护民主体制

D. 公民参与政治可以获取工资和“观剧津贴”

6.伯利克里曾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 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的手中, 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最能够反驳伯利克里的依据是

A.公民大会的运行机制

B.法庭审判人员的产生办法

C.“陶片放逐法”

D.奴隶没有民主权利

7.柏拉图在谈到雅典时说:“这里的公民的灵魂变得非常敏感, 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 他们就觉得受不了, 就要大发雷霆……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 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 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这主要表明

A.雅典公民崇尚自由精神

B.雅典民主政治存在弊端

C.雅典公民没有法律意识

D.雅典的法律还不够完善

8.“一般地说, 在农业社会, 妇女的状况日趋恶化, 繁荣使很多上层家庭把妻子当作装饰品;国家强盛则促使对妇女的非正规政治权利加以限制。罗马虽然实行了严格的家长制, 但它却是这一大趋势中的一个例外。”促成这一状况的可能因素是

A.罗马法制约身体暴力和家族内惩罚

B.罗马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与男子平等

C.罗马法解决了家庭仇怨和纠纷问题

D.罗马家庭结构反对强有力的集权体制

9.罗马在帝国时期曾广泛流行无夫权婚姻。与之前的有夫权婚姻相比, 这种婚姻夫妻处于同等地位, 双方的财产分开;成年子女也拥有财产权, 并享有签订契约和买卖财产的权利能力。这种婚姻制度的变化主要是因为

A.罗马立法技术的完善

B.罗马帝国疆域的扩大

C.万民法取代了公民法

D.罗马商品经济的发展

10. 历史推论离不开对史实的解读。下列是有关古代世界历史的一些表述, 其中推论符合史实的是

11. 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有许多质朴而经典的名言:“一种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唯有理智最为可贵。”“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生物, 一种是快乐的猪, 一种是痛苦的人, 做痛苦的人, 不做快乐的猪。”这组名言体现出苏格拉底的思想主张是

A.追求真理, 理性思考

B.“认识你自己”

C.“美德即知识”

D.批判神灵, 挑战权威

12.苏格拉底拿出一个苹果对学生说“:这是我刚从果园里摘下来的苹果, 你们闻闻它是什么味道?”闻过的学生都说是苹果的香味。柏拉图最后闻, 说“我什么味道也没有闻到”, 继而他对学生笑着说“看来只有你是你自己”。苏格拉底把苹果传给学生看, 学生们呆住了——那是一只蜡做的假苹果。这个故事反映出

A.“吾爱吾师, 吾尤爱真理”

B.“人是万物的尺度”

C.美德的内涵是坚持独立思考

D.理念是万物本源

二、非选择题 (本大题共2 个小题, 其中第13 小题24 分, 第14 小题28 分, 共52 分)

13. (24分) 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材料二

结合材料, 谈谈你对古代中国和古代雅典两种不同政体的认识。

14. (28 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 汲取古今中外法制建设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 有助于这一重大任务的实现。阅读材料,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农民向国家) 假铁器, (因使用过多) 销敝不胜而毁者, 为用书 (以文书上报) , 受勿责……春二月, 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 (壅) 堤水。不夏月, 毋敢夜草为灰, 取生荔麇卵谷, 毋毒鱼鳖, 置井罔, 到七月而纵之……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 与盗同法。

——《云梦秦简》

材料二任何人在缺席时不得被判罪。同样, 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 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材料三这部《宪法》诞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 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因而, 它在指导思想和具体规定上都存在许多缺陷。……因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是“继续开展阶级斗争”, 使国家的工作着重点不可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国家机构的规定极不完备, 并规定不再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这部宪法不仅缩小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范围, 而且取消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

——百度百科

(1) 结合所学知识, 列举秦朝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经济秩序稳定的相关史实。 (4 分) 根据材料一, 概括指出秦律中还有哪些值得今天借鉴与提倡的内容。 (6分)

(2) 材料二反映的“无罪推定”原则被近现代法学继承, 指出其中体现的法律观念的名称。 (3 分) 《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是罗马法的集大成者, 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 说明它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6分)

(3) 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 说明针对1975 年宪法的严重缺陷, 1982 年宪法进行了哪些具体修正? (9分)

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

1.D 【解析】古希腊民主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 经济生活高度繁荣, 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 在哲学思想、历史、建筑、科学、文学、戏剧、雕塑等诸多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因而古希腊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方面都是领先于意大利的, A、B、C三项不合题意;古希腊多山多岛的地理环境, 促使古希腊形成了小国寡民的城邦体制, 而罗马帝国疆域辽阔, D项正确。

2.B 【解析】古希腊城邦重视公民的个性发展, A项错误;“城邦的兴衰取决于道德的兴衰, 道德的兴衰取决于城邦公民灵魂之善恶”说明古希腊重视公民素质的培养, B项正确;材料没有强调人的作用, C项错误;材料与多元政治格局无关, D项错误。

3.D 【解析】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可知, 雅典公民具有实际的权利, A项错误;城邦鼓励派别竞争是最表象的内容, 并不是采取该措施的主旨, B项错误;法律不是不保护公民的权利, 而是剥夺不关心政治的人的权利, C项错误;民主在保证一部分人的自由的同时也限制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 D项正确。

4.D 【解析】小国寡民指国家小、人口少, 与材料信息不符, A项错误;轮番而治指城邦公民均有机会参政, 与材料信息不符, B项错误;人民主权指人民当家作主, 决定国家大事, 与材料信息不符, C项错误;材料强调“要求它的自由和自治”“按照它自己的意志处理它自己的事务”, 显然这是“独立自治”之意, D项正确。

5.B 【解析】本题考查梭伦改革。在古代雅典, 只有公民才有机会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不是所有雅典人, A项错误;梭伦改革前, 旧氏族贵族垄断政治权利, 压制新兴工商业者, 同时凭借债务奴隶制剥削下层平民, 旧氏族贵族的特权来自于由血缘关系决定的出身, 这就是所谓的“权威的根基”, 梭伦用财产等级制重新划分公民群体, 本质意图就是取代“出身”标准, 摧毁“权威的根基”, 以扩大民主, 实现社会稳定与国家强大, B项正确;“陶片放逐法”是克利斯提尼改革的内容, 与题干意思不符, C项错误;参政工资和“观剧津贴”是伯利克里改革的内容, 与材料主旨不符, D项错误。

6.D 【解析】本题考查雅典的民主政治。根据所学知识可知, 雅典公民大会允许所有合法公民参加公民大会, A项与材料观点一致, 不能作为反驳伯利克里的依据;雅典法庭的审判人员由抽签选举产生, 反映了雅典民主轮番而治的特点, 也不能作为反驳伯利克里的依据, B项错误;“陶片放逐法”是一种以民主方式反对民主敌人的有效方法, 也不能作为反驳伯利克里的依据, C项错误;雅典社会存在阶级差别, 奴隶没有民主权利, 最能作为反驳伯利克里的依据, D项正确。

7.B 【解析】题干中没有能够体现雅典公民崇尚自由精神的相关信息, A项错误;根据题干材料“公民的灵魂变得非常敏感……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可知, 柏拉图是在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批判, 揭露其弊端, B项正确;题干材料“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说明雅典存在法律, 只是人们不将其放在心上, 不能说明公民没有法律意识, 而且雅典公民有无法律意识并非材料的主旨, C项错误;题干中并没有对雅典的法律进行描述, D项错误。

8.A 【解析】本题考查罗马法。罗马法提倡法律面前公民人人平等, 该原则逐渐影响到家庭生活领域, 能有效制约身体暴力和家族内惩罚, A项正确;B项中的“解决了”和C项中的“平等”的说法过于绝对;材料提到罗马实行严格的家长制, 并不反对集权体制, D项错误。

9.D 【解析】题中主要提及婚姻财产问题, 未体现立法技术问题, A项错误;罗马帝国疆域扩大和婚姻制度的变化关系不大, B项错误;万民法取代公民法解决的是共和国与外邦之间的关系, C项错误;从“双方的财产分开;成年子女也拥有财产权”可以看出罗马商品经济的发展, D项正确。

10.C 【解析】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 即工商业的发展, A项错误;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开西方民主政治之先河, 但不是近代西方代议制产生的根源, B项错误;《十二铜表法》的颁布打破了贵族对法律知识的垄断, 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平民的利益, C项正确;万民法的形成较好地理顺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巩固了罗马政权, 但罗马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并非由此确立, D项错误。

11.A 【解析】根据材料中“一种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唯有理智最为可贵”的名言可以判断苏格拉底主张追求真理, 理性思考, A项正确;B、C、D三项材料中均没有体现。

12.C 【解析】材料中苏格拉底先让学生闻苹果, 并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感觉, 后来才说出自己的感觉, 因此不能体现“吾爱吾师, 吾尤爱真理”, A项错误;从材料“看来只有你是你自己”可以看出, 学生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感觉说出感受, B项错误;一只蜡做的假苹果, 许多学生却闻出了香味, 说明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盲从, 学生没能说出自己的感受, 只有柏拉图坚持诚实的美德, 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C项正确;材料并未对世界的本源进行探索, D项错误。

二、非选择题

13. (24 分) 材料一反映的是君主专制政体, 皇权至上, 家天下;材料二反映的是民主政体, 人民主权、轮番而治。 (8分) 两种政体只是体制不同, 没有优劣之分;两种政体都创造了管理国家的政治形式, 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不同政体的产生, 是由不同国情决定的;不同政体决定了国家政治发展的不同方向, 对人类政治文明影响深远。 (16分)

14. (28 分) (1) 史实:秦朝法律规定明码标价、投钱入器;并规定使用统一的度量衡和统一的货币。 (4分)

内容: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保护生态资源;惩治官员腐败。 (6分)

(2) 名称:自然法。 (3分)

影响: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法学的渊源和近现代法律的先驱;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公正至上的法律观念具有永恒的价值。 (6分)

(3) 规定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强调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对国家机构的设置、管理体制等规定作出重大调整。 (9分, 任答其中3点即可)

古代历史 篇2

开国，平叛，安边。

战术高超者

一战成名者

影响巨大者

春秋

1.孙武——(前535年—？)

兵家圣人、百世兵家之师。字长卿。军事家、政治家。与伍子胥合力攻入楚国都城。作《孙子》十三篇,为后世推崇备至

2.伍子胥——(前559～前484)军事家、政治家。名员，字子胥。初为楚人，楚王无道，杀其父兄。辗转入吴，辅佐吴王阖闾，强盛吴国。与孙武合力，攻入楚国国都，掘平王尸，鞭三百。后因谗言被夫差赐死。

3.先轸——（前？—前627）

晋中军元帅，指挥城濮之战，奠定晋国霸主地位。崤之战，第一场歼灭战。外交伐谋，开启兵家诡道。后因怒斥君主，自觉惭愧，自杀式冲锋而亡

战国

1.吴起——吴子（前440-前381）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武庙十哲。作为军事家与孙子齐名，作为政治家与商鞅并论。在魏而秦不敢西进，在楚而三晋不敢南图。在魏魏强，在楚楚盛。首创魏武卒。开商鞅改革先河。平生七十六战，六十四胜，其余皆平。著作《吴子兵法》武经七书之一。后因改革触犯楚国贵族权利，被楚贵族杀害。

2.白起——杀神、人屠（？—公元前257年）

军事家。战略家。秦武安君。战国四大名将之首、武庙十哲。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将军，好歼灭战，以歼灭敌军主力为战略思想。以战止战，以杀止杀。战术灵活，指挥艺术高超。百战百胜，无一败绩，指挥鄢郢之战，伊阙之战，长平之战。一生歼敌一百三十多万，攻城七十余座。在世时，三晋与楚无敢攻秦。后被昭襄王赐死。六国闻白起死，举杯相庆。

3.孙膑——(?—前316)

军事家，鬼谷子弟子，孙武子后人

。精通兵法。受同窗庞涓陷害，受膑刑，后入齐，以军师身份指挥桂陵之战，批亢捣虚，攻敌之必救。马陵之战，减灶计，诱杀庞涓。两次大败兵锋正盛的魏国。奠定齐国霸主地位。著有《孙膑兵法》。马陵之战之后不知去向

4.廉颇——(前327-前243)赵国将军，战国四大名将，战功卓著，为赵国转战四方。擅长防御战，长平之战初期，以阵地战成功抵御秦国进攻。长平之战后，击败浑水摸鱼的燕国军队。被赵王猜忌，辗转魏楚，并无功绩，老死于楚国

5.李牧——(?－前229)

赵国军事家，战国四大名将，赵武安君。守备赵国北方，大破匈奴，使赵国边境安定十数年。召还朝中，屡破强秦，成为秦国心腹大患。平生未尝一败，是战国后期东方六国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将军。赵王中反间计，杀死李牧，三月后，赵国灭亡。

6.王翦——（?-?）

秦国军事家，武成候，战国四大名将。始皇尊其为师，帮助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居功至伟。急流勇退，安享晚年

7.乐毅——(前？—前？燕昭王惠王)

燕国军事家，燕昌国君。率五国联军攻齐，下齐七十余城致使齐国几乎灭亡。使齐国一蹶不振。不复东方大国形象。后被燕王猜忌，归隐而去

8.田单——(前？—前？齐闵王襄王)

齐国贵族，齐安平君。出将入相，指挥即墨战役，运用火牛战，大破燕军。短时间内收复齐国故土

9.匡章——（宣王威王闵王）齐国名将，桑丘之战，击败千里入侵的秦国军队。伐燕，征楚，攻秦。统三国联军，攻陷秦国函谷关，秦国求和。后六国再无入函谷关者。

10.赵奢——（？—？惠文王孝成王）

赵马服君，指挥阏与之战，一战封神

秦

1.蒙恬——(？—前210)中华第一勇士，秦国将军，灭齐有功。后率军三十万，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经营河套平原。后被秦二世赐死

2.王贲——（？—？）将领，王翦之子，通武侯。秦始皇灭六国主要将领，灭魏、燕、齐

3.章邯——（？—前205）

秦少府，将领，雍王。大秦帝国最后一根顶梁柱，率军转战四方，消灭各地起义军。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秦朝的灭亡，杀死项梁。巨鹿之战投降项羽，后败于韩信。自杀而亡。

4.冒顿单于——（前234—前174）匈奴单于，杀父自立。雄才大略，即位初期，忍辱负重，麻痹强大敌人东胡，而后将其一举击败。统一漠北草原。随后征服西域二十多小国，控制西域。“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缔造了最为强盛的匈奴帝国。汉建立后，刘邦亲自出征匈奴，冒顿用计围刘邦于白登山，绝汉军粮，刘邦用陈平计，侥幸得脱，遣使求和，为汉朝奇耻大辱。

楚

1.项羽——（前322—前202）西楚霸王，名藉，字羽。中国勇战派代表。“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初起兵，展现无双武力，独自格杀百余人。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消灭秦国主力军队。掌天下，分诸侯。彭城之战，以三万兵急袭刘邦联军五十六万，大获全胜，雎水断流。然而四面皆敌，不断作战，且未能有稳定后勤保障。最后为刘邦统天下之兵所围。突围至乌江，最后一次展现无双武力。身杀汉军数百人，自刎而死。

汉

1.韩信——（前230—前196）兵仙，西汉开国元勋，军事家，战略家。齐王，楚王，淮阴侯。大将军，相国“王侯将相”荣加一身。汉初三杰，武庙十哲。萧何称其“国士无双”，刘邦乃拜之为大将。独自领军作战，出陈仓，定三秦，平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与刘邦会合围项羽于垓下，全歼楚军。天下无能与其争锋。汉之疆土三分之二出自韩信之手。“功高无二，略不出世”。后人称“言兵莫过孙武，用兵莫过韩信”。楚汉之际，天下局势皆在韩信之手，向楚则楚强，向汉则汉胜，自立则三足鼎立。后因功高震主，不知收敛。被斩于长乐钟室。

2.英布——（前？—前196）“汉初三大名将”，楚九江王，汉淮南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楚汉战争期间，隔岸观火。后被刘邦策反，共围项羽于垓下。归汉后造反被杀。

3.彭越——（前？—前196）“汉初三大名将”汉梁王。常年率兵扰乱项羽后方，袭其粮道，使其疲于奔命。堪称游击战争鼻祖。后因被诬造反，被刘邦杀死。做成肉饼

4.樊哙（前242—前189）汉开国将军，舞阳侯，相国。早年从刘邦起兵于沛县，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作战勇猛，攻城先登，临阵杀兵。刘邦称帝后，帮助刘邦平定各路反王，稳定刘氏统治。

5.曹参——（前？—前190）汉平阳侯，丞相。从刘邦起兵于沛县，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破二国，一百二十二县。汉开国功臣第二位。继相位，与民休养生息。恢复大汉生气。

6.周勃——（前？—前169）汉开国功臣，绛侯，丞相。随刘邦起兵于沛县。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攻城好先登。刘邦言“安刘氏必勃”。吕后死后，与陈平共铲诸吕，保存汉室。

7.灌婴——（前？—前176）汉开国功臣，颍阴侯。丞相。作战勇猛，统领汉军骑兵，屡立战功。用兵迅速且勇猛。潍水之战，韩信败龙且，灌婴手下斩龙且。垓下之战，项羽突围，灌婴紧追不放，逼项羽自杀。刘邦称帝后，帮助刘邦平定异姓诸侯王反叛，吕后死，协助铲除诸吕

8.周亚夫——（前199—前143）汉军事家，条侯，丞相。周勃之子。治军严谨，驻军于细柳军营时，文帝入营，尚需通禀。景帝时七国之乱，统帅汉军，三月平叛。挽救汉朝。后因事下狱，绝食而死。

9.李广——（前？—前119）飞将军，汉朝大将。初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夺旗扬威。后长期驻守边境，与匈奴交战。作战勇猛，保境安民。匈奴畏惧，数岁不敢入侵。但自己也经常损兵折将。后随卫青北征匈奴，迷路，自杀。

10.卫青——（前？—前106）字仲卿。西汉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多次北征匈奴，为汉开疆拓土，战功赫赫。用兵深入，出奇制胜漠北之战，与霍去病深入漠北，几乎消灭匈奴有生力量，威胁汉朝的匈奴边患，基本解决。

11.霍去病——（前140—前117）卫青外甥，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勇猛果敢，骁勇善战，精于骑射。用兵灵活，擅长千里奔袭，出奇制胜。继承卫青战法并发扬光大，将骑兵机动性发挥到最大。古代最优秀骑兵将领之一。自18岁初上战场，多次北征匈奴，使匈奴闻风丧胆。漠北之战，与舅父卫青深入匈奴腹地，大破匈奴，使之元气大伤。漠北之役，霍去病封狼居胥，饮马瀚海。成为中华民族武将最高荣誉之一。因病去世

12.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西汉将领。早年从李广利征讨匈奴，被匈奴大军围困。充国率百余人突出重围，身受二十余创。后以古稀之年，督边西陲，下令屯田，长期与羌人对峙，只打必打之战，瓦解羌人各部联合，收买人心。“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平定羌人叛乱。

13.陈汤——（前？—前？汉元帝）西汉将领。出任西域都护府副校尉时，审时度势。果断率领胡汉杂军，突袭匈奴，斩郅支单于。解除匈奴对汉威胁。边境安定半个世纪。“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出自其口

14.吴汉——（？—44）字子颜。东汉开国元勋，广平侯“云台二十八将”协助刘秀平定河北，击败收编各地农民军，壮大刘秀势力。消灭公孙述，平定川蜀。治军不严，为人诟病

15.耿弇——（3—58），字伯昭。东汉开国元勋，将领，好畤侯。“云台二十八将”，从刘秀平定河北，消灭农民军。率部转战山东，以寡军消灭张布十万军队，尸横遍野，平定齐鲁之地。军事指挥艺术高超，作战灵活，首创围城打援。

16.岑彭——（？—36）字君然，东汉将领，舞阴侯，“云台二十八将”。率军南征，平定荆襄

中国古代伞的历史 篇3

皇帝出行为什么要打伞？

说到伞，有一个歇后语最为流行，叫“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除了僧人不蓄发和打伞会遮住天空的客观事实外，就是因为古代用伞有规制，包括和尚在内，不能随便打伞——只因称为“华盖”的伞，曾是中国帝王和贵族的御用品。

这个制度的出现，源自一个传说。西晋崔豹《古今注·舆服》“华盖”条中有这样的说法：“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古今注》里所说的“华盖”，实际上是一种伞状的吉祥云。伞状的五色祥云被认为是上苍显灵，护佑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正因为这一传说，后来作为天子的封建帝王，出行都要乘华盖车，撑华盖，类似的“翠盖”、“芝盖”、“凤盖”、“鹤盖”、“罗盖”等，也都是高贵者的专用伞。但到先秦时还未出现“伞”这个字，伞具在当时多称为“盖”。

皇帝出行用伞除了吉祥用意和挡风避雨、遮阳防晒外，还是皇权的象征，代表荫庇天下黎民。帝王对伞的迷信，还与虞舜的传说有关。《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是黄帝的八世孙，其父是个瞎子，人称“瞽叟”。虞舜的母亲死后，瞽叟再婚，生了儿子“象”。瞽叟偏爱象，想烧死虞舜，虞舜借助“笠”逃出了火海。此笠是何物？有的译为斗笠，其实不然。助虞舜逃生的笠应该是一种叫“簦”的雨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簦，笠盖也。”也就是说，簦是一种带手柄的笠，这不就是伞吗？

历代用伞有何特殊规定？

皇帝用的“华盖”，除了传统的圆形外，有的还制作成方形，又称“方伞”。

帝王用伞在制作、用料上自然十分讲究。《清会典图录·舆卫·方伞》称： “方繖，缎殊红紫二色，皆方五尺，不施绣纹，四角出铜龙首，垂五彩流苏，直柄，顶及柄尺寸，俱如九龙曲盖之制。”

历朝历代对用伞都有严格规定，伞的质料、色彩、尺寸等，就像头上戴的乌纱、身上穿的朝服一样，要区分官职大小和身份尊卑。《周礼·春官》中“巾车”条规定，王及王后的车辇用“羽盖”，就是用漂亮的鸟羽装饰的伞，罩在车上。汉代规定二千石以上的“三公九卿”可以用“皂盖”，就是用黑伞。

南北朝时，对官仪用伞已有规定，帝王、贵族出行用“罗伞”;皇帝所用罗伞，都是黄色的，俗称“黄罗伞”。

在隋代，“紫盖”是皇帝及三司以上官员的专用伞，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用“青盖”;官大的最多可撑8把，级别低的只能撑1把。

宋代天子用的伞是红、黄二色，臣僚的伞是青色。宋真宗赵恒在位时曾禁止民间用布帛伞。据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当时京城汴梁有点身份的人都使用青凉伞，难分上下尊卑。公元1012年九月，赵恒规定：“惟许亲王用之，余并禁止。”

在明代，只有到了知府级别的官员才有资格使用“青凉伞”。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贫寒，称帝后却极其讲究等级，曾下旨禁止民间使用上好绢帛做的“罗绢伞”。青凉伞可谓是当时明代官场中人的毕生追求。

伞是何时走入寻常百姓家的？

伞在先秦时期是一种贵重用具，孔子当年就为没伞而尴尬。据《孔子家语·致思》记载：“孔子将行，雨，无盖。”作为当时有名的大学者，连把雨伞也没有，门人建议孔子去向其弟子子夏借把伞，但孔子担心弟子不借，拒绝了，因为子夏太吝啬。

那么，在伞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古人挡风避雨使用什么物件呢？更多的是蓑衣、斗笠一类的雨具。《诗经·小雅》中的《无羊》诗即称：“尔牧来思，何蓑何笠。”从中可以看出，先秦时，人们外出放牧，防止下雨，是带着蓑衣和斗笠的。

一直到了唐宋时，蓑衣和斗笠仍是古人防风避雨的主要用品。唐朝诗人柳宗元在《江雪》一诗中的名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描写的就是柳宗元当年被贬到永州后，看到渔民穿蓑戴笠于下雪天在江边钓鱼的情景。宋朝大文豪苏轼在《渔父》诗中也称：“自庇一身青蒻笠，相随到处绿蓑衣。”从苏轼的诗中可以看出，做斗笠的材料不只是竹子，还有用蒲草编的，即“蒻笠”。

唐宋时期民间用伞逐渐放开，但只能使用纸伞。制作纸伞成为民间一种新兴的手工业，伞的一个别称“高密侯”，就是因制伞发家而来。

据宋陶穀《清异录》记载，南唐时，有个叫周则的人，以制造雨伞为业。他早年贫贱，后来却大富大贵。南唐后主李煜问他怎么发达起来的，周则说，当年为了有口饭吃，每天制两把伞来卖。当时正遇连月阴天，伞特别好卖，慢慢地日子就好过了。李煜听罢说：“非我用卿而富贵，乃高密侯提携而起家也。”意思是，原来不是我提拔你才富贵的，是伞让你发家致富的呀。

民间制伞所用纸，可不是普通的纸，而是一种“油纸”，就是涂抹上防水油脂的厚纸，“油盖”、“油伞”等别称皆因使用油纸而来。宋代陈师道在其《马上口占呈立之》诗中即提到这种伞：“转就邻家借油盖，始知公是最闲人。”

宋代民间制伞水平已很高，到明代更是形成了一门独特手艺。明代纸伞多使用“小皮纸”，当时，民间最时尚的纸伞是一种用绿油纸制作的伞，也称“青凉伞”。这种伞曾是婚嫁风俗中的一道风景。

在现代，伞是谈情说爱的极佳道具，在古代亦然。北宋时，有身份的媒婆都会打“青凉伞”。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条是这样说的：“一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这是不是大有现代流行歌曲“我们俩一起拿着一把小雨伞”的意境？

伞到底是谁发明的？

伞到底是谁发明的？迄今并无定论。从过去制伞业所供奉祖师和行业神来分析，至少有下面三种说法。

一说，伞是鲁班的妻子云氏发明的。当年，鲁班在外做工，云氏常给丈夫送饭。她看到鲁班和工匠们冒雨干活，很辛苦，便想到应有个遮雨的用具。受丈夫所搭屋顶的启发，她采摘回藤条，编成一个大斗笠，由此发明了伞，云氏也因此被尊为伞业祖师。这一传说见于《鲁班经》上的《鲁班仙师源流》，上面记载了鲁班的妻子云氏曾发明很多东西，比鲁班还厉害。

另一个版本说，伞是鲁班的师娘发明的。为了便于人们外出避雨，鲁班师徒曾每隔十里造一个“歇脚亭”。鲁班师娘说，亭子可以歇脚，但人也不能不走啊。于是她开始用竹子做骨架，扎成小亭子模样，制成了能随身携带的“亭子”，于是出现了伞。

还有说法称女娲发明了伞。这或许与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神话有直接关系，伞匠视下雨为“天漏”，造伞如同补天。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女娲因此被奉为制伞行业的神。

实际上，伞在上古时就已经出现了。宋高承在《事物纪原》引东汉服虔《通俗文》称：“张帛避雨，谓之繖盖。即雨伞之用，三代已有也。”

古代历史 篇4

一、古代档案在朝代更替中的作用。

(一) 以史为鉴, 促进政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汉承秦制。

1. 承袭地方行政体制。

秦统一后,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郡县制。《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皆为郡县……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 《汉书·百官公卿表》“县大率方百里, 其民稠则减, 稀则旷, 乡、亭亦如之, 皆秦制也。汉朝建立后, 实行郡国并行制。

2. 承袭中央集权制度。

秦朝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监察等各种权利都操于皇帝一人之手, 实行君主一人专制独裁,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从中央的丞相到地方上的郡守、县令, 都由皇帝直接任免。汉朝建立后, 承袭秦制, 未有所改。其次, 汉承袭了秦朝实行的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制。

3. 承袭监察制度。

秦代的中央监察机关称御史府, 亦称御史大夫府、御史大夫寺。御史府之长是御史大夫, 《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 秦官, 位上卿, 银印青绶, 掌副丞相”。

汉代的监察制度是与秦朝一脉相承的, 但也有改革和发展。中央的监察机构仍袭秦制:御史府之长——御史大夫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官, 又是“宰相之副, 九卿之右”。御史大夫的副贰——御史中丞专掌纠察百官。在地方, 汉高祖刘邦放弃了对地方的监察, 《后汉书·百官志》:“秦有监御史, 监诸郡, 汉兴省之。”另外, 汉朝还承袭了秦朝的法律制度、赋税制度、官吏管理制度等等。

(二) 以史为镜, 促进社会各方面的改革。秦暴政对汉朝政治的影响。

秦朝推崇韩非子的法家思想, 主张以法治国。主要表现在:

1.“事统上法”, “法令由一统”的指导思想。

秦朝统治者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

的封建官僚制度, “命为制, 令为诏”, 法自君出, "事统上法", 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秦朝统治者强调法令由"一统", 他们在秦国原有法律的基础上, 加以修订, 补充、制定了统一的法律, 颁行全国。

2.“事皆决于法”的“法治”思想。

有了统一的法律, 就要将政治、军事、工业生产、市场管理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纳入法律来规范, 做到凡事“皆有法式”, 凡事都由法律来规范。

3. 严刑峻法, “深督轻罪”的施行方针。

秦朝继承了先秦法家崇尚严刑峻法的思想, 主张对人民轻刑重罚, 刑罚残暴严酷。据说秦始皇对臣下的"督责"十分严厉, 对百姓则严刑统治。

4.“以法为教”的文化专治思想。

秦朝统治者在思想领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消灭思想言论自由, “焚书坑儒”。定法家学说于一尊, 要求“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秦朝统治者沿着严刑峻法的方向将法家的学说发展到了极端, 成为他们实行横征暴敛、严刑残民政策的指导思想, 采用单纯的严刑峻法进行统治, 激化了社会矛盾, 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汉朝以史为鉴, 总结了秦亡的教训, 在汉初推行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其在政治、法制实践中运用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有以下内容:

(1) 主张“无为而治”, “与民休息”的治国策略;

(2) 文武并用, “德刑相济”的法律思想;

(3) “罚不患薄”, 约法省刑的施行方针;

(4) “轻徭薄赋”, “以粟为赏罚”的经济政策;

汉初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 约法省刑、轻徭薄赋相对地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 为农民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 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社会矛盾有所缓和, 对汉初的统治取得了成效。

二、古代档案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一) 古代档案在编史修志方面的利用。

春秋时期, 战乱频繁, 社会动荡不安, 随着王室衰落、世卿制度、贵族地位下降,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这时期各国养士之风盛行, 原统治阶级的档案流散到社会上, 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与此同时, “学在官府”逐渐走向“学下私人”, 扩大了对档案的收集、传播和利用的范围, 这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私家修史:这时期, 在搜集和利用档案方面, 孔子和墨子具有典型性, 其中尤以孔子突出。孔子开创了私家修史的先例, 并把史书通过讲学的形式传播于民间。一方面, 他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流传下来的史官记住和官府文书。另一方面, 删定六经,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是对原有档案的整理和编纂, 基本上是档案原件的编纂。

史官利用:史官亦利用档案编修史书, 如鲁国史官左丘明编修的《左传》和《国语》。史官还利用其所积累的天文资料, 编纂天象书籍, 如《甘石星经》。

春秋时期, 档案在档案利用上面的成果主要是《尚书》《春秋》。

《尚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档案文献汇编, 从前身是按朝代分编的历史档案汇编;从文体看, 包括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书种类、

《春秋》的编纂从内容到问题明显带有脱胎档案的痕迹。从内容看, 记载政治活动居多, 都是统治活动的国政大事记录, 是公务文书的会纂;从文体看, 类似大事记, 一条记一事, 文句极其简短, 看来基本上是史官记载的会纂。

(二) 古代档案在学术发展方面的利用。

在文化学术方面, 汉代利用档案文件编纂史书和从事各种著作, 并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司马迁, 著《史记》, 掌天时、星历、卜巫并保管汉王朝历史典籍。《史记》中利用档案的痕迹十分明显。夏商周三代历史尽管年代久远, 文字概括, 但也看出利用了确凿的档案材料。商周历史大量的利用了《尚书》的材料, 而《尚书》又是我国古代文书的汇编。同时还采用了周的谱牒档案。《史记》利用档案最多的是记载秦汉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史事。周秦以来金石档案也有录集。诏令奏疏在本纪、列传、书、表中更散见各处。司马迁在选用档案材料方面有抄录、有摘引、有的归纳、有的综述。《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班固, 著《汉书》, 利用兰台史令职务之便, 广泛的利用档案图籍。班固死后, 班昭“就东观藏书阁, 锺而成之”。《汉书》的《十志》汇集档案材料广泛详尽, 一些帝王列传, 更收录了许多重要的诏令和奏疏。断代为史始于班固, 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 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讫今, 无改斯道”了。可见, 其史学地位之重要。

三、通过古代档案事业看我国封建集权制度

(一) 封建王权的体现。

秦始皇为了突出自己的皇权, 显示自己的权威, 制订了一系列的专用文书和文书体式。首先, 确定了皇帝专用文书, 改“命为制, 令为诏”。臣僚专用文书, 规定文书名称和用途, 主要有“奏”和“议”。其次, 秦朝建立了公文抬头制度, 文书避讳制度以及皇帝玺印制度, 以此显示皇权的威严。这同时也体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集权制度。

(二) 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工具。

明代后湖黄册库, 主要保管黄册和鱼鳞图册。黄策是户口清册, 详细登记了各地居民的丁口和产业;鱼鳞图册是土地清册, 详细记载各乡各户土地亩数和方圆四至。这两种档案交织在一起, 户口册上有田赋, 田赋上有人户, 一经一纬地编织成极其严密的罗网, 使全国民户悉数无遗地控制在王朝中央。我国古代封建王朝通过赋役制度对广大人民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 而这过程中, 档案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 档案使用。

我国古代档案的使用有很大的局限性。无论是适用范围还是使用程序都有很严格的规定。档案只是少数人的工具, 代表了少数人的特权和利益。这集中体现了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和集权制度。

宋代关于档案借阅利用, 规定“遇有检用, 委员壹员, 监视出入”“遇借监官立限, 批注交受, 纳日勾销, 按察反季点官点检”。

明代后湖黄册库中的档案的查阅, 规定只准查阅与其值守有关的部分, 不准代查代抄。还规定, 不准工作人员与外界来往, 开船开库均有规定的时间, 每旬一、六两天才开船运送往来人员和补充岛上给养, 过河船只平时加以重锁。

综上所述, 档案的作用从古至今, 一直都很重要。历史证明, 能够正视档案的价值, 很好的保存档案并加以合理利用档案, 就会对当时时期的发展产生积极促进的作用, 相反, 忽视档案的价值, 没有很好的利用档案, 就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 只有正视历史, 并从中加以借鉴才能更好的应用于现在的发展, 忽视历史, 就不能从中吸取教训, 就难免重蹈覆辙。由此观之, 我们应该重视档案价值, 重视档案事业的发展, 同时, 应该在档案利用方面下功夫, 在公共档案馆建设上下功夫, 扩大档案的利用范围, 创新档案的利用形式, 使档案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 是档案真正能为社会发展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黄立新.国家档案事业历史发展回顾简述[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09.

[2]陈玉琴.漫谈我国古代档案机构的变迁[J].兰台世界, 2009, 第7期.

[3]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12月第一版.

[4]晁霞.中国古代文献档案发展史研究[J].山东档案, 2010年05期.

古代历史故事 篇5

大约在三千多年前，也就是我国的商代，文字就已经出现了，但当时并没有纸。那时，我们的祖先把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甲骨文”。

由于作为纸用的龟甲兽骨并不很多，所以甲骨文在当时并不普及，只有帝王或贵族为了记录重大事件，或进行占卜时才使用。

后来，由于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甲骨再也不能满足人们记录文字的需要，人们就将竹子劈开截成大大小小的竹片，这就是记事用的竹简。

竹简太重，占地也大。据说，汉武帝的大臣东方朔有一次给皇上写了一份长长的建议，竟用掉三千根竹简。东方朔的这封“信”要两个壮汉才抬得动。汉武帝读这份建议足足用了两个月时间，真是很不方便。

以后又出现了造价昂贵的嫌帛，因为用它写字代价太高，仍未能普及。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了限制。两汉时期，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迅速发展，原来记载文字的材料，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总结造纸经验，就成了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

公元1，东汉的汉和帝手下的太监蔡伦被任命为“尚方令”，专门负责监制皇宫里使用的器物。蔡伦少年时饱读诗书，也爱写一些文章，深知缺纸的困难。

少年时代，小蔡伦看到许多跟自己同龄的孩子因为贫穷，没钱买昂贵的嫌帛来习字读书，只能同他们的父母一样，种地、放牛;而一些富贵人家的子弟有钱买帛学习，却又不珍惜，把好好的帛都白白糟蹋掉了。年少的蔡伦认为这很不合理，他觉得应该让穷人也可以买得起帛，也能写字，也能做官。

入宫后，蔡伦念念不忘此事，总想发明一种便宜的东西代替帛，方便广大百姓。在负责主持各种皇室用品的制造时，他经常和工匠一起工作，吸取工匠们精湛的技艺和创造精神。这些，都为蔡伦发明造纸术奠定了基础。

当时人们大都穿麻布衣服，用麻料制衣前先要沤麻，这很像用茧做丝棉要经过漂絮一样，最后在蔑席上残留下一层麻质的薄膜。蔡伦由此想到，如果仿照沤麻的办法来造纸，那么造纸的材料不就可以取自种植方便、价格低廉的麻了吗?

于是他和很多能工巧匠商量，经过无数次试验，蔡伦创造了一个用麻造纸的程序:一分离，二捶捣，三交织，四干燥。在漂麻造纸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改革了造纸方法，把树皮、麻头、破布、废鱼网等东西铡碎捣烂成装状物，然后把浆状物薄薄地平摊在细帘子上，漏去水分。干燥后，留在细帘子上的纤维薄片，便成为植物纤维纸了。

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使用新造纸法造出的纸写成奏折奏报朝廷。汉和帝看过后很赞赏他的发明，并马上通令天下采用。

这样，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传遍7全国各地。汉和帝后来封他为龙亭侯，百性们便把他发明的这种纸叫做“蔡侯纸”。

有了丰富的材料来源和比较容易掌握的制造方法，造纸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纸张的大量生产，使得不只是皇家贵族才有纸可用，平民百姓也可以用纸来写信记账，这就大大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公元751年，在恒逻斯城的一支唐朝军队被中亚的大食军队击败。被俘的唐军中的造纸工匠被送到了大食首都撒马尔罕，去传授造纸术。

这样，中国的造纸术开始西传。公元795年，在巴格达建立了造纸工场，中国的造纸术又进而传到埃及、利比亚、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俄国等国。在1690年又传到英国的殖民地北美洲。

造纸术的发明和推广，对于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而蔡伦作为造纸术的发明者，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

但不幸的是蔡伦最却终卷入了的后宫争斗之中，自杀身亡，这也是他被后人诟病的一个原因。但身处那个年代，蔡伦也只是一个依附宫门的宦官，“身似浮萍雨打沉”，在波涛汹涌的斗争中，他要么被彻底掀翻，跌入无底的深渊;要么顺应时势，随波逐流。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四大丑女 篇6

古代最出名的丑女,当首推嫫母。形同夜叉,丑陋无比。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中云:“嫫母倭傀,善誉者不能掩其丑。”但她为人贤德,智慧非比寻常。为此,黄帝娶她为妻。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传说,黄帝败炎帝,杀蚩尤,皆因嫫母内助有功。

二、无盐

人们常用“貌似无盐”来形容丑女,这“无盐”指的是战国时代齐国无盐县(今山东东平县东部)的丑女钟离春。书上说她“四十未嫁”,“极丑无双”,“凹头深目,长肚大节,昂鼻结喉,肥顶少发”,而且“皮肤烤漆”。她额头前突,双眼下凹,鼻孔向上翻翘,头颅大,头发少,颈部喉结比男人的还要大,皮肤黑红,好大年纪未出嫁。当时执政的齐宣王政治腐败,国事昏暗,性格暴烈,喜欢被人吹棒,全国上下人心惶惶。钟离春虽然貌丑,但饱读诗书,志向远大,她为了拯救国家,冒着杀头的危险,当着齐宣王的面一一陈述他的劣迹,并指出如果不悬崖勒马,就会国破家亡。齐宣王听后不但没有杀钟离春,反而大受感动,把钟离春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并封为王后。元人还将她的事迹编成杂剧,赞扬她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三、孟光

“举案齐眉”就是东汉贤士梁鸿的妻子孟光的故事。相传孟光随梁鸿至吴地为人佣工。梁鸿归家,孟光每为具食,举案齐眉,以表示对丈夫的敬重。但这位贤妇的模样却“粗陋无比”,“肥丑而黑”,能“力举石臼”。据说梁鸿未婚前,就名气很大,许多人家都要把女儿嫁他,他都不答应。孟光未嫁时,有人给她做媒,她都不肯嫁,说是“必嫁梁鸿”。夫妇婚后第二天,孟光就脱去新娘绮罗之服,换上粗布衣衫,操持家务。后随梁鸿隐居霸陵山中,男耕女织,吟诗弹琴,夫妇唱和,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

四、东晋的许允之妻

我国古代版画之历史探源 篇7

一、版画的起源

古代的版画起源一直有争议, 有汉朝、东晋、六朝、隋唐朝等说。我国的西北和吴越等地都曾发现唐及五代时期的版画, 可见版画的历史相当悠久。而在四川成都出土的至德本版画, 推测应是至德年间所做, 至德是唐肃宗的年号, 即756—758年之间。但目前我国现存的版画中, 镌刻有确切年代的, 最早的应是咸通本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首图, 咸通是唐懿宗李漼的年号, 即860—874年之间, 根据题记, 这本经书应作于868年。唐及五代这一时期的版画特点是古朴俊秀、奏刀有神, 且多表现的是宗教经卷的内容。至宋元时期, 佛教版画在前朝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山水景物等图形也开始出现在经卷中。早期的版画多用于对宗教的宣传, 先是佛教, 然后出现在道教与儒家中, 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后, 在诸如科技知识、文艺门类等其他题材的书籍、图册里也开始大量出现版画。由于版画是附着在中国传统的印刷术之上, 而我国印刷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在宋代, 宋元时代的刻书业中心在福建的建安和浙江的杭州, 因此两宋时期的汴京、临安、苏州、福建建安、四川的眉山、成都等地, 都成了各具特色的版刻中心。而在同一时期先后与宋朝对峙并存的西夏、辽、金等三国的版画也很发达, 我国和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画, 就是辽代套色漏印彩色版《南无释迦牟尼佛像》, 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另外, 由于实用的要求, 在宋代也出现了用于印制纸币和广告的铜版印刷。元朝统一中国后, 印刷业版刻业仍然保持了兴旺发展。而与宋代相比, 元代的插图雕刻水平又有一定的提高。我国的连环版画的前身, 便是元代的平话刻本。由此可见, 中国的版画制作, 在明朝以前便已经十分发达, 插图可见于各类书籍中, 全国南北各地都遍布雕版作坊, 而雕刻技巧也相当圆熟, 版画中不仅出现了连环画, 还出现了套印版画, 这些都为明清时期我国版画艺术飞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36。

二、版画的兴盛

明朝是我国古代版画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首先, 明朝的生产力有比较大的发展, 特别是明朝中后期, 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许多行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并出现了很多新技术。其次, 在文化方面, 尤其是小说与戏剧方面, 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并雕刻出版, 这些都刺激了出版业的繁荣兴旺, 明朝小说中大都附有插图, 而版画作为一种吸引读者的手段, 在作者、书商与刻工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加速发展。在明朝前期, 天下初定, 版画创作仍维持着元代的水平, 在恢复中寻求发展, 但在朝廷或较有财力的官僚富商组织刻印的书籍中, 仍能看到高水平的精美插图。在中国版画史上, 彩色套印版画的作品在明代最多, 成就也在明代达到最高峰, 标志着版画发展高峰到来的是饾饤版和拱花版版画的出现, 这是在套版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更趋向于精密化的版画。饾饤版和拱花版版画代表着中国古代版画工艺的最高水平。套版的特点是用数块色版套色印制, 有几种颜色就用几块版, 一般分两色本、三色本及六色本等。在明代中晚期大量出现套版的版画, 但其最大的缺点是各种色彩的浓淡不容易调和好, 不容易调出色调的层次。至明代晚期, 我国优秀的版刻家胡正言, 在长期的实验与摸索中, 创造出饾饤版和拱花版, 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版画刻印工艺达到了最高水平。所谓饾饤版, 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的颜色, 每种颜色刻成一块小木板, 然后分多次分浓淡套印或叠印, 最后印制形成完整的彩色画面。印一幅彩色画, 少则十几块, 多的能用上千块版。因为一块块镌雕的小木板形似饾饤, 故称饾饤版。饾饤版的出现, 确立了中国版画刻印事业的真正独立。而拱花版能够使纸面出现凹凸花纹, 是饾饤版的补充。用饾饤版和拱花版印刷出来的画面, 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色彩的浓淡深浅、阴阳向背, 与原作所差无几, 令人叹为观止。饾饤版和拱花版使中国的版刻和印刷在经过细致的分版制作套印后, 能够达到有笔、有墨、有色, 而且水色滋润, 浓淡相宜, 与画家手绘同等的效果。自宋元以来, 人们一直在不断摸索改进木刻彩印技术, 至此产生了质的飞跃。正是这些工艺的出现, 促使画谱的出版盛况空前。通常的书籍中, 插画是对文字的一种说明, 而画谱则是以版画为主的一种版画集。画谱的主要作用是供人临摹, 这说明版刻木刻印刷术, 已经有了极高的以假乱真的水平。饾饤版和拱花版套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 达到了“浓浓淡淡, 篇篇神采;疏疏密密, 幅幅乱真”的境界。除此之外, 明代的版画在雕刻工艺方面还可以制作墨版, 即直接用木版做底色, 使印刷出来的效果黑白分明, 对比强烈。这些优秀的技艺都促使古代版画在明代中晚期达到了异彩纷呈的高潮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雕刻工匠, 由于父子、师徒相传的体系, 因而形成带有个人风格的版画流派, 并因此出现了几大流派和生产基地。按生产基地的形成大致分建安、金陵、徽州、吴兴、杭州、苏州等版画流派系统。其中最大的流派就是徽州版画, 徽派版画典雅、精巧, 以白描手法造型, 富丽精工, 在15世纪即以刻制闻名于世, 对中国雕刻木刻印刷术特别是版画工艺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饾饤版和拱花版创始人胡正言便是出自徽派。除此之外, 徽派还留下许多传世名作, 如《方氏墨谱》、《程氏墨苑》、《水浒叶子》、《楚辞》、《太平山水图画》、《西厢记》、《环翠堂园景图》、《海内奇观》、《唐诗画谱》等。到清代, 古代版画工艺没有再进一步的发展, 但对明代的版画工艺作了很好的延续和继承。清代统治者比较重视版画, 使北京成为当时版画刻印的中心, 由此形成殿版版画的风格流派。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参与, 使绘图开始带上欧洲透视画量度写真的风格。清代时期的版画代表作品有《九歌图》、《离骚图》、《太平山水图画》、《芥子园画传》、《红楼梦图咏》等[2]90。

三、古代版画的特色

在明代, 有几类版画相当有特色。一类是科技图书的插图, 如《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 还有带图解的百科全书性质的书籍, 如《三才图会》、《海内奇观》等。一类是比较大型的连环画图册, 代表作有《古烈女传》、《帝鉴图说》等。还有一类是民间娱乐用的酒牌, 是一种用于游戏和赌博的纸牌, 又称叶子, 优秀作品有《水浒叶子》等。清代民间书坊版画对明代进行了延续, 但插图在戏曲小说中已成衰退之势。但是, 与大多数在世的绘画作品相较, 版画的社会功用相当突出。版画可以以一化无数, 传播宣传功能突出, 这一点得到清朝统治者充分利用, 清代的内府刻书相当注意图版, 供应内府的画家和雕刻工匠都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 刻工更是如此。图片主要使用在两大类书籍中, 一类书籍是关于国民生计、文教卫生, 其中有不少科学著作, 如《授时通考》、《仪象图》, 还有铜活字排版、木刻版画插图的《古今图书集成》。地图和地方志中的版画插图也非常多, 如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十排全图》、乾隆《皇舆全图》等。另一类则是替清王朝宣传文治武功的书籍, 其中大型图录式的书籍很多, 如康熙《避暑山庄诗》配画插图、雍正《圆明园四十景诗》配画插图、康熙《万寿盛典》、乾隆《南巡盛典》等等, 都是带有极强纪实性质的社会风俗画卷。虽然统治者利用版画来为政权宣传, 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版画也同样成为了普通民众表达自己思想和情绪的一种有效的宣泄途径。于是产生了反映被压迫人民对伸张正义渴望的《剑侠图传》, 在一个时代面临崩溃时对农民英雄进行歌颂的《水浒全传》, 还有寄托亡国之恨的《离骚图》等等作品。版画还直接参与到科学创造之中, 在被称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中国军事百科《武经总要》、伟大医学著作《本草纲目》等书中, 都有大量的版画插图, 这些插图刻画得栩栩如生, 无论是从科学或是艺术的角度来看都是上乘之作, 具有相当高的价值[3]38。

参考文献

[1]周安平.由敦煌雕版佛画管窥中国古代版画的美术历史作用[J].敦煌研究, 2005 (2) .

[2]陈铎.古代版画的图式转换及文化意义[J].新美术, 2007 (2) .

中国古代档案发展历史剖析 篇8

关键词：古代,档案,发展,历史,因素

“档案”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杨宾 (1650-1740) 的《柳边纪略》中, 认为书于木中的文字, 在贮存年久之后便称之为档案, 当时曰档子。在清朝康熙年间 (1680) 在《康熙起居注》中也出现了档案一词 (部中无档案) (1) , 但对档案一词进行溯源, 可以发现, 事实上古代的档案发展历史可上溯至殷商时代, 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始于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历史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绵亘不断的状况与局面, 并最终形成浩繁的历史典籍, 与不同时期档案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联系。

一、档案的源起

现阶段, 中国公认的最早有文字记录的档案出现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 当时以甲骨作为基本载体进行记录。在殷商时期, 统治者顾问朝政均需要求神问卜, 将兽骨、龟甲等一类的器物放置于火上进行烧烤, 之后通过对其裂纹进行分析, 来解释某种发展趋势与变化, 而占卜的结果也会被记录在兽骨与龟甲之上 (2) , 形成特定的文字记录, 这就是最早的档案记录方式。殷商时期, 甲骨档案是最重要的文书, 其内容涵盖王室重大活动、农业活动、祭祀活动以及战争活动等。通过专业考古人员对殷商时期甲骨档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那些甲骨档案均是经过精心整理并装订起来的, 同时有些王朝还制定相应的政策对这些材料进行埋藏等, 初步形成了一定的档案保存与管理模式。

档案法规随着档案工作的出现而出现, 历代王朝均借助档案立法来实现档案的完整性与安全性, 以有效维护封建统治。据相关资料考证自从档案工作产生之后, 档案法规也就随着产生, 在《禹刑》与《汤刑》中已经存在与档案管理工作相关的律令。正是古代档案法规的出现与持续发展, 才推动了后期中国档案法规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从而保障了整个封建王朝档案工作的基本框架与体系构建。

二、中国古代档案发展思路与发展脉络

(一) 古代档案的萌芽

中国古代档案工作体系化形成最早出现在夏商周三代, 随着国家机关的建立及行政管理工作制度的形成, 档案工作也作为一项行政管理内容开始出现。在夏商及西周三代, 国家机关在其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了一大批文告、策命、法典等公文及档案, 分别记录于兽骨或者青铜器上。夏商周三代人冶炼技术的发展及后期青铜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的出现与发展。发展到三代时期, 铸器的目的最终变为勒铭, 将铭文铸刻在青铜器上, 也即后世人所说的“金文”。金文是当时帝王及奴隶主贵族的主要记事档案, 主要用于保存宗族及宗庙的重要历史及某一时期统治阶级的重大历史事件, 比如征战、赏赐、册命等, 具有显著的历史史志性意义和价值, 因此那一时期的档案也称作金文档案。在那一时期还有简册档案, 即写在木板或者竹片上的书籍。一般写在竹片上的为“简”, 写在木板上的为“牍”, 两者通称“简牍”。事实上, 档案工作发展到周朝已经形成了相对全面的档案管理体系, 设置了专门的大史对档案文书工作进行管理, 各诸侯国也需要根据周王的典制, 来依法对档案进行管理。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 又出现了缣帛档案及石刻档案, 其中缣帛主要是一些表面光洁的丝绢, 柔软易携带, 因此从战国开始, 缣帛便取代了传统的竹木, 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书写材料。发展到秦汉, 很多帝王均将一些重要的历史记载与事件记录在石头上, 便形成了石刻档案, 石刻档案的形成起因与石材的坚固、易保存, 同时还弥补了古代书写材料相对较少以及青铜器造价太高且容易腐蚀等缺陷。

(二) 古代档案的纵深发展

中古古代的档案进行快速发展的时期始于两汉时期, 随着“蔡侯纸”的问世, 以纸张作为基本的书写材料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的发展, 也直接促使了纸质档案的产生。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纸张已经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绵薄、竹木等而成为文字记载的主要载体。中国现存的“平复帖”是现今世界上保存历史最久的纸质档案。从两汉开始, 政府的档案便出现规模化发展的趋势, 档案保管工作也更加集中, 且专门设置尚书台、御史台等对档案进行收集与管理, 地方机构也设置注曹对档案进行管理, 当时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发现档案的重要性。

档案工作发展到唐朝, 随着封建社会鼎盛发展时期的到来, 档案工作的快速发展时期也开始出现, 唐太宗及房玄龄非常重视对一些文牍典籍的收集与储藏, 以文牍典籍为基本载体所编写的史志内容, 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记载。另外, 唐朝还设立了甲库, 专门对人事档案进行保存与管理, 同时还形成了严密的保存管理制度, 发展到贞观年间, 档案的管理制度已经开始涵盖撰拟、令签、分拣、保密、传递、销毁等程序, 而且不用的管理步骤均有明确的规定, 比如移交档案要根据档案内容及立档单位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标记, 不同类型的档案要根据不同的管理、保存与移交规定进行相关的管理程序。

(三) 古代档案成熟体系的建立

档案工作发展到明清时期, 其资料的收集、保存、移交、控制内基本工作流程便更加严密的表现出来, 在明朝建立之前, 朱元璋就曾多次下令收集敌方的档案资料,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不久, 便专门设立通政司对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进行管理 (3) , 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档案工作的专门化管理。通过通政司的管理, 档案管理工作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尤其是关于朱元璋起义以来的多种文书资料等, 均进行了很好的收集与整理。另外还设立起居官来对材料进行记录与标准, 宋王朝从中央到地方, 设置了大量文书档案机构及相关的照磨、管勾人员。在洪武年间, 又建立了“赋役黄册”, 专门用于记录全国经济事件, 朝廷为了有效保存黄册, 还专门规定了用纸、装订及裱糊的材料以及册籍的尺寸、贮册架阁的制造等, 这些均展现了明朝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档案工作发展到明朝之后, 出现了更加繁荣、更加系统的发展局面。在清朝建立之后, 顺治一方面录用降清的明朝官吏, 另一方面还十分重视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收买, 当时清朝多种管理制度均以明代为范本, 在各级档案管理机构中, 均根据管理工作的繁简程度配备均等的满汉人员, 对档案进行汇抄、缮修、保管等。同时清朝关于对档案管理人员的任用状况及奖励惩罚状况等也做出了规范的规定, 从而深入完善了古代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清朝的档案管理工作在吸收前朝档案管理规范的基础上, 开创了许多新的档案管理制度, 比如雍正年间规定的朱批奏折“封固”回缴制度等,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保密工作的发展。另外, 在雍正年间还出现了严格稽查文件的办案制度, 要求各衙门需要每月将所奉事件进行分类, 包括“未结”和“已结”两种, 交内阁保管, 内阁需要按日进行记录, 并按月进行汇齐奏报。档案文件复本制也是雍正年间形成的, 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档案的安全。清朝军机处的独特权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 规定军机处需要对档案进行定期的修缮, 还要清档清查、统计总目进行编制清册, 要求档案记录要清楚明了, 档案保管要严密安全。

三、影响中国古代档案发展的关键因素分析

(一) 档案的保护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均认识到了档案作为其有效统治工具的重要价值, 因此均设立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对档案进行管理。比如周朝的“藏于宗庙、放之于天府”、秦朝建立的宫廷与政府档案机构、汉朝设立的石渠、麒麟等、唐代的甲库、宋朝的三司、元朝的架阁库、明朝的后湖黄册库、清朝的国家藏书机构等, 均是针对档案有效保管所设立的专门机构,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的严密性保管, 也只有设立相关的机构与部门, 对档案进行有效保管, 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档案的保密性, 促进档案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 档案管理人员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首先, 对档案管理人员的重视。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有多种称呼, 比如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兰台令史、中书舍人等;同时对档案管理人员的任用程序也十分严格, 从其政治、文化到外貌均有严格的要求, 而且很多的档案管理人员均承担重要的官职。也正是因为历代王朝军重视档案管理工作人员, 才有效保证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发展。

其次, 对档案工作的重视。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发展过程中, 可以说无一例外的任何一个朝代均对档案工作进行了有效的规范规定,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规定本国册令及各国往来书文等均需要进行有效记录;比如在《唐律·职制律》中规定:“漏泄大事应绞;非大事者, 徒一年半, 漏泄于蕃国使者, 加一等, 转传大事者, 杖八十”;在清雍正时期, 分别对文书档案的上缴、汇抄、修缮及保管等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四、结论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的档案工作的有效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家政权的巩固与文化的繁荣, 但受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束缚, 使档案工作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与阶级属性, 比如档案的御用性、档案机构作为封建王朝实现专制统治的垄断性等, 尤其是发展到封建社会的后期, 政府及官员的腐败对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很大的阻碍性作用。通过对档案发展历史进行研究, 最终得出结论, 认为只有建立完备的档案法规体系的基础上, 对档案进行妥善的保管, 推动档案管理人员充分重视档案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档案工作的持续与顺利发展。

注释

1陈玉琴.漫谈我国古代档案机构的变迁[J].兰台世界, 2009, (13) :77.

2许翠花.论我国古代档案发展的关键因素[J].兰台世界, 2011, (6) :36-37.

中国古代皮革及制品历史沿革 篇9

战国后, 皮靴逐渐在各地普及开来, 其中, 较著名的为六合靴。六合靴最早始于隋朝。《隋书》记有“帝王贵臣多服乌皮六合靴。”隋文帝上朝亦着。六合靴即为历代所称的皂靴, 隋、唐、宋、元、明代皆穿用, 以皮革为之, 清代才改为布靴。所谓“六合靴”, 即使用六块皮缝合而成, 但有着特别的寓意, 是东、西、南、北、天、地六合之意[27]。唐代靴制袭隋代的六合靴, 至马周时改长靿靴为短靿靴, 并加以毡。唐代穿靴之风极为兴盛, 唐代男女、官庶、汉人、胡人都有穿靴者, 这与胡风盛行、尚骑马、女着男装有着密切的关系[28]。

隋朝关于着履规制甚严。《礼仪志》曰:“凡舄, 惟冕服及翟服著之。履则诸服皆用, 惟褶服以靴。”隋唐时皮弁者着乌皮履已形成制度。《隋志》曰:“乘舆鹿皮弁服时着金饰乌皮履。”[3]即坐车戴鹿皮帽时要穿金饰的乌皮履, 其中“皮弁”即为皮帽。唐代还规定, 帝后太子及群臣着各类服饰时应穿相应鞋子。唐代按等级和场合规定了着靴制度。如唐天子冠服制规定:“平巾帻穿靴。着黑介帻拜陵时穿乌皮履。”唐群臣冠服制规定, “武弁穿乌皮靴 (图2-10) , 平巾帻穿乌皮靴。”五代时, 自王公以下服章规制:“弁服, 自天子以下内外九品以上着乌皮履, 乐舞者穿乌皮履, 武舞者穿乌皮履。”[3]这种极其严格的穿用“皮鞋”的规制, 对提高制鞋技术有所裨益, 但对皮革生产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唐百官志》记载:“少府监诸州市牛皮以供用。”[28]唐有右尚书, 专掌马辔加工, 以及刀、剑、甲胄等御用物, 兼领毛皮作坊[8]。随着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纺织业突飞猛进, 服饰中盛行的革制品, 渐渐被纺织品取而代之。隋唐时期出土的鞋履实物中就多为锦履、麻线鞋、蒲鞋等[15]。

8 宋元明清时期的皮革及制品

自隋代六合靴出现后, 以后的靴制多沿袭前代制度, 都没有出现改革。而自隋唐开始, 除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多用皮革制品以外, 之后历代都没有出土革制品的相关文物, 这也不得不说是革制品历史的一大遗憾。这应该也与隋唐后历代严苛的穿鞋制度对皮革制造业造成的限制有关。宋代的鞋式初期沿袭前代制度, 在朝会时穿靴, 后改成履, 文武都穿, 各官职穿着不同的颜色依服色而定。宋代帝王服饰制规定, 着朝服时穿皮履, 皇太子着公服时穿靴或用黑皮革仿履, 并加靴筒的革履[3]。宋初始有皮角场, 隶军器监[29], 即宋代初年, 为了军事上的需要, 在军器监这个部门设有大规模的制革厂, 当时名叫“皮角场”。

元代是皮革生产的鼎盛时代, 当时已有采用植物鞣料鞣制皮革的方法。元有甸皮局, 熟造红甸羊皮二千有余[29], 即元代有朝廷设立的制革工业部门, 名叫“甸皮局”, 已使用植物鞣法生产红甸羊皮。在元代, “一代天骄”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军队, 都穿用坚硬水牛皮或牛皮做成的防御铠甲。成吉思汗远征作战时, 驮运军需品的大象身上, 也蒙上坚厚的皮革作保护。在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访问记中, 也谈到了精致的皮盾以及忽必烈汗军中高级军官的盔甲[14]。元代天子冬服所用紫貂、银鼠、白狐、玄狐、猞猁皮毛和金棉等, 材质极其珍贵。元代官员常在袍外套裘皮衣服, 比马褂长, 成为“比肩”, 男女均穿[26]。元代的蒙古族主要是穿靴子, 俗称蒙古靴。蒙古靴的形制是两个对称的部分组成的靴筒和靴帮。靴筒高度基本相当于胫骨高度, 而且从上端到下端幅度基本相同。靴帮很硬, 有细密针脚与靴筒下端缝合。靴底厚而硬实, 靴帮与靴底紧密缝合, 而且没有皱褶。蒙古靴是按照骑马快速奔驰能够踩蹬支撑躯体, 并且适应坚硬的鞍鞒, 也能随时调整姿势的特殊需要而形成的[30]。因此蒙古靴具有结实、耐用和不易变形的特点。

明代的服制中, 对鞋式的规定很严格, 无论官职大小, 都必须遵守服制。在何种场合得穿着何种鞋式, 如儒士官员等允许穿靴;校尉力士在上值时允许穿靴、外出时不许穿;其他人如庶民、商贾等都不许穿靴[2], 只能穿皮扎 (革翁) , (革翁) 是一种将有统的皮履扎缚于行縢之外的鞋式。明代最有代表性的鞋履, 莫过于军戎服饰中的军鞋了, 形状多样, 从将帅到士兵穿着的鞋有:短靴、朝靴、云纹头皮靴等。明代还有皮靴、青布鞋、软底皮鞋等[1]。明朝时皮革工业已相当成熟了, 明代文学家吴承恩在其名著《西游记》第四十二回中写道:“悟空道:这一踩翻下去, 却不湿了虎皮裙?走了硝, 天冷怎穿?”[8,9,10,14]说明400多年前, 我国民间毛皮与皮革的鞣制加工方法, 还是使用硝面法 (即用芒硝与面粉) , 并知因芒硝 (硫酸钠) 易溶于水, 皮毛制品遇水后, 芒硝会溶出, 致使皮制品“走硝”, 从而皮纤维粘结, 回复为生皮的硬态, 并变硬难以再用。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 记述了皮革的生产技术数语:“麂皮去毛, 硝熟为袄裤, 御风便体, 袜靴更佳”, “硝熟为裘”[14]。这再次确认:明代的制革加工技术仍是以芒硝为主的硝面鞣法。这说明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 我国制革科技进步的步伐却十分缓慢, 在民间手工作坊里世代相传地使用着古老的烟熏法和硝面法。进入明代中叶之后, 由于受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 我国皮革科学技术的发展迟缓, 逐渐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在清代, 漆皮相当流行, 有的军需装备正是以漆皮制作的, 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收藏有太平军石达开部遗留在广西的漆皮头盔[14]。清朝鞋制沿明代制式, 文武各官及士庶可着靴而平民、伶人、仆从等不能穿靴[2]。南方雨天穿着钉鞋, 北方冬天则出现了冰鞋。清宫《穿戴档》记“道光二年正月初一元旦令节穿石青缎羊皮里皂靴……”[3]清宫自皇上至文武百官一般皆着缎面皂靴, 秋冬季节通常采用羊皮作夹里。清代只许帝王有资格穿着皮靴, 且一般均在非正式场合。直至辛亥革命后, 皮鞋的穿着才广泛普及开来, 并且不再受礼制的规定和约束。

采用现代鞣制皮革技术, 使用近代机器生产, 却是近百年的事情。在铬鞣法发明以后, 1898年我国出现了第一家近代化制革厂——天津北洋硝皮厂, 该厂是最早采用现代鞣革技术和机器设备的制革厂, 当时采用的制革工艺和化工材料, 均属19世纪末期欧洲最新型的[13,14]。我国的制革加工, 虽可溯源有文字记载的商代, 但迄至19世纪中叶, 在生产技术上仍一直沿用着芒硝、烟熏、明矾、树皮等祖传土法, 生产规模也长期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 没有使用过转鼓等近代的成套机器设备, 所以, 清代规模较大的制革厂一般都叫做硝皮厂[14]。

9 小结

中国古代皮革及制品历史沿革 篇10

皮革是为人类服务的历史最早和年代最长者,直接从动物身上剥下来的毛皮叫做“生皮”,生皮经不同方法的鞣制加工后,带毛的称为“裘”,无毛的叫做“革”,它们是动物的毛皮经过不同的加工处理后形成的具有不同特性的革制品材料。我国古代已对动物皮革进行了开发和利用,皮革及其制品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本文力图把中国古代的皮革科技历史与服饰文化中的革制品的历史融为一体,阐述皮革及其制品的历史沿革,以此来填补革制品历史研究的空缺。

从制作工艺本身来说,鞋及甲胄都是艺术品,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与民俗学、工艺学、美学、考古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它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表现[1]。所以本文就从艺术考古的角度来对革制品的历史沿革做出总结归纳。革制品的艺术考古,主要是从提到皮革及革制品的古代文献,还有现如今出土的革制品文物来对其进行研究。在此研究的革制品以服饰中出现的革制品为主,所以出土文物的主要对象还是皮制的鞋履及皮甲胄。本文试图通过大量文献的考证以及出土文物的佐证,通过对革制品不同时期工艺的水准、制作技术以及文化内涵的一些梳理,解析革制品的制作工艺及皮革技术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筛选出革制品历史有重大意义的古代文物来进行考古复制,为对革制品文物的科技考古提供历史依据。

服饰文化中的革制品主要体现在“鞋”以及武士们所着的“铠甲”上。其中,“鞋”的研究意义相对而言更重要。在传统文化中,鞋文化的地位是很高的,它不仅注重于实用,同时有着审美装饰的功能;有些鞋子还代表了等级的标志和礼仪的规范,并且深刻反映了历代人们的良好祝愿,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从“鞋”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某一特定时代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气候、文化背景等自然社会因素;还可以透过人们对鞋的选择瞥见穿着者的品味、仪态和社会地位等个人因素;而从“铠甲”中,我们又能对某一特定时代的军事力量以及制造业的成就有一定的认识。

鞋本为服装中的足衣。古代鞋有许多名称,如履、舄、屦、靴、屣、屩等字均为鞋的别称[2]。古代履种类繁多,以质料来分,有布帛、草葛和皮甲三种。其中,皮甲履有生皮和熟皮之分,以生皮制成的称革踏,以熟皮制成的称革鞮[1]。上古时常以兽皮制鞋,因此鞋的名称多以“革”为偏旁,诸如鞋、靴、鞵、鞮、鞜、靰鞡、鞔、鞨及靿等[3],由此也得知,皮革无疑是中国鞋履材料的起源。

2 原始社会的皮革及制品

人类开始制革的确切时间至今无法考证,但人们普遍认为,制革的历史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从猿到人的爬行到直立演变的历史过程之中。普遍认为,制革史是人类发展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息息相关[4]。由此,革制品的历史源头也能从制革史的开端起航。

皮革在人类服装中的应用要远远早于麻、丝、棉等。《礼记·礼运》说,古人“未有丝麻,衣其羽皮”[5],《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6],《后汉书·舆服》也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7]。追溯人类利用动物皮的历史,从北京西南约50公里的周口店北京猿人文化遗址中挖掘出的旧石器来研究,考证出北京猿人早在距今50~60万年前已经会使用刮削石器与尖状石器剥取兽皮了[8]。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以各种简单的石制工具捕获动物。在得到动物后,就带到自己的洞穴里,“食其肉而用其皮”,这就是历史上“茹毛饮血”、“食草木之实,衣禽兽之皮”的猿人时期。为了不受外界的气候条件以及地面条件的影响和威胁,他们不仅制作兽皮衣来抵御风寒,并且知道用兽皮来保护脚,就是用兽皮简单地将脚裹住,达到不受冻,不被刺伤的目的[1]。这种用小皮条将带毛的兽皮裹在脚上的“兽皮袜”或“裹脚皮”,就是中国最初的“鞋履”[1,3,8]。

但在对皮革的使用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湿的生皮时间长了容易腐败;二是生皮皮板干燥后十分僵硬,难以处理。为克服以上缺陷,人类利用野兽的脑浆、骨髓或油脂涂抹在生皮表面,经过揉搓等机械作用使它变软,穿着更加舒适[4,8,9,10]。原始的油鞣法就在人类祖先长期的实践和揣摩中诞生了。约在公元前5万~前1万年,随着火的使用人类逐渐发现,用点燃木材所产生的烟来熏生皮[4,8,9,10],可以防虫、防腐,后来就形成了古老的烟熏鞣法(实质为醛鞣法)。约在公元前1万多年,人类又发现,搭在树枝或木材上的湿生皮,时间长了会显出颜色,从而受到启发,逐渐知道树皮里含有一种成分,用热水可以浸提出来。把动物皮放在这种浸提液里浸透,干后的生皮既不收缩,也不腐烂,可以制成各种较为柔软而坚韧的用具,并可长久保存,这就是植鞣法的开端[4,8,9,10]。

从简单原始的对皮革的利用到真正地制作革制品,至少经历了数十万年以上,这一观点主要取决于我国骨针的发现。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了的这枚骨针(图1),针身稍弯,尾部穿孔,针长8.2 cm,针身最粗处直径0.33 cm,针眼处直径0.31 cm,针身圆滑,尖端锐利,为刮削磨制而成[3,8,9,10,11]。由于当时人类还不会纺纱织布,所以这根骨针只能是用来缝制兽皮的,足以说明距今两三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使用兽皮制品了。以骨针作为探求制革历史的线索,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古文物中,又发现了较多的精致的缝衣用骨针,还有当时狩猎的斑鹿、水鹿与竹鼠等的兽骨[8,9,10]。这表明距今6000年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的人类已较普遍地掌握缝制兽皮服装的技术了。

骨针的发现是人们利用兽皮做服饰材料的最直接证明,要缝合兽皮需要有缝纫线。从大量出土文物尤其是新疆原始社会出土文物来看,最早的缝纫线是“筋纤维”。那时,人类已懂得将动物身上的筋晒干,然后用棒子捶打,从而获得一根根动物纤维[4,11]。正是有了骨针和纤维线,一种比“兽皮袜”进了一步的“缝纫皮鞋”出现了。但是,原始缝纫并没有使原始鞋履有划时代的突破,它仍然是一种帮底不分的最简陋的“兽皮鞋”。

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革技术也在同一时期快速发展。约在公元前10000~2500年人类发现,将湿的生皮放在温暖而潮湿的地方,经数天后毛即自动脱落,此即发汗脱毛法[12]。此法发现以后,就开始了带毛的毛皮与不带毛的皮革并存的时代。

我国皮革科学技术的产生及发展相传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黄帝时代,当时已经具有了严格意义上的皮鞋。《世本》曾记载,黄帝在世时,其臣子于则“用革造扉,用皮造履”[13]。《史记·帝王世纪》就曾记载:“黄帝始去皮服,垂衣裳”[11,14],说明兽皮仍然是当时人们主要的服装材料之一。在我国青海大通县孙家寨一座属于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氏族时期的一件陶器,上面一人,足上已穿鞋,而且鞋尖上翘[1]。鞋翘,是中国古鞋最典型的特征之一。马家窑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据测定,其具体年代为5000~5800年,约相当于我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尽管后来有了布匹、丝绸,兽皮在衣着服饰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初期的原始社会,我国的祖先们就已经具备了原始的制革手段,并已具有初步的毛皮及其制品的手工生产技术。

(a.甲骨文“裘”字b.金文“裘”字c.金文“革”字d.篆书“硝”字e.隶书“硝”字f.篆书“矾”字g.隶书“矾”字)

3 夏商周时期的皮革及制品

在我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可以查到“裘”字(图2a,b),其中甲骨文中的“裘”字形似披着皮毛的野兽。“裘”字的出现,说明我国生产毛皮的年代很早,到殷周时期,皮革生产技术已大有进步,皮革制品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已经占有相当地位。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周时代的戍革鼎上,刻有“革”字(图2c),形似剔去肉的野兽,也状如人披甲[8,9,10]。由此推断,我国最早使用的革是用兽皮制造的,也是用于防御的整片皮甲。

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的西周铜器的铭文中记录有“给业两坑群甬子皮”的字样,铭文中还记载了当时生产皮披肩、皮围裙、生皮索、鼓皮、鞋筒子皮、染色皮和生皮板等的历史[3,8,9,10],其中染色皮的记载说明西周时代已有了皮革的染色技术。铭文中用了一个字,其简体为“煣”,意即用火烘烤木材使之弯曲,看来可理解为用火烟熏兽皮,使鞣制变为柔软可弯曲的革,那时已使用了烟熏法的原始鞣革技术[3,8,14]。这些发现为我们构画出了殷商时代制革业和“皮鞋”业初具规模的生产情景。表明了当时的制革业已初具规模。发汗脱毛法流传很久以后,公元前2500~前800年,人类又发现了老石灰液脱毛法[8]。这种方法与发汗脱毛法原理基本相同,都是微生物酶在起作用,但后者的效果要好得多。

(新疆楼兰铁板河出土,新疆考古所藏)

(新疆哈密五堡古墓出土,新疆考古所藏)

在新疆罗布泊北面铁板河地带(古楼兰国境内)古墓中发现有距今约4000年的女尸,古尸被称为“睡美人”,其脚穿生牛皮短靴(图3),形式虽不规范,却保护了脚面与脚后跟[15]。这双皮靴,整双靴由靴筒和靴底两大部件组合而成,已完全脱离了用整块兽皮裹在脚上的原始鞋的状态,基本上符合今天帮底分件的要求[3]。它是迄今留在世上年代最久远的皮靴,它的帮底分件是中国鞋史中的划时代成就,是世界制鞋史上的一大奇迹,被誉为“世界第一靴”。可见,我国古代已具有较好的毛皮及其制品的手工生产技术。

社会发展到了青铜时代早期,曾发现距今3000年前的哈密五堡乡古墓群葬。哈密五堡乡古墓出土的衣冠服饰丰富多彩且形式清晰。哈密五堡乡古墓,“是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阶段的一种考古文化……由于死者入葬时的衣着、鞋、帽、铺垫的皮、毡大多未腐……提供了研究当时生活的丰富的实物资料。死者头戴尖顶毡帽、穿毛皮大衣或皮革大衣,着长筒皮裤、高靿皮靴……各种毛织物,色泽鲜艳如新……皮革鞣制、脱脂水准亦高,革制品柔软。这是研究我国早期毛织、制革手艺难得的实物资料。”[15]哈密五堡乡古墓出土的古尸脚上所着的“高靿皮靴”(图4),也已帮底分件,但制作仍十分简陋。

由以上两例考古实物可证明,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较普遍地掌握了制鞋中最基本的帮底配合知识:即底比帮容易磨破,需选择不同牢度的皮制成帮和底[3]。

我国生揉革的起源,古书中记载比较早的是皮甲,它是人们在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战争中,为了保存自己而特有的防御性的武器[9]。《尚书·费誓》正义引《世本》:“杼作甲”,注“少康子杼也”。谓甲始于夏第六世帝杼。《管子·地数篇》则谓铠甲由蚩尤所发明[16]。从考古挖掘的实物来看,迄今为止最早的例子是殷商时期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墓的南墓道中发现的皮甲残迹。发现的两处残迹,是皮革腐烂后遗留在土上的纹理,最大径都在40厘米左右,看来还是一种整片的皮甲[16]。商代军队已经普遍用铜盔和皮甲等作为防身装备,山东省滕州前掌大村南晚商墓地11号地曾出土一批皮—铜复合型铠甲,它们是以皮革为主体,铜件为附属的商代甲胄实物[11]。

(新疆扎洪鲁克古墓出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藏)

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布料、丝绸等物亦用来制作鞋子,并与皮革、麻草组合应用,出现大量的鞋饰品。到了殷商时期,鞋的式样、做工和装饰已十分考究,用材、施色、图案亦都根据服饰制度有了严格的规定[2]。殷商时代,贵族阶级穿的是翘头船式样的翘尖鞋,武士穿的则是薄底翘尖皮履,这种具有鞋翘的皮履式样可以从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玉人的着装上看到[1]。商代时,为了区别贵族与平民,须贵族才能着色彩华丽的革履。周代皮制鞋履已经流行,鞋饰作为服饰生活的一部分也被纳入“礼制”范围,《周礼·天官》记载有专门的“屦人”来掌管和分配天子和王后的鞋履。沈阳曾出土过西周武士的铜泡钉皮靴,靴筒和靴底用的是同样的皮料[11]。另外,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南缘车尔臣河流域一带的扎洪鲁克古墓也曾出土公元前九世纪(相当于中原奴隶社会的西周时代)的长筒薄底软皮靴[15](图5),鞋形清晰美观,鞋头有皱纹,全鞋经过仔细搭配缝制而成,这说明当时制鞋设计工艺已具较高水平。

古代新疆形象的历史叙事与建构 篇11

关键词：历史叙事；新疆形象；他者化

中图分类号：K20； K18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2.029

在中国古代史上，清朝前并无新疆这一概念，在各种文献中，叙述者常把它与“西域”相对应。本研究中所涉及的西域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诸问题，均指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亦即狭义的西域概念：玉门关、阳关以西至天山南麓的古西域诸国。所涉因要保持与史料之一致而超出狭义之西域者，其目的不外为研究行文之便，因此本研究有时可能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如无特别说明，则“西域”与“新疆”两个概念在本文中所指大致相同。

一、天朝心态视角下的历史叙事

本文主要立足于官修正史及其研究文献，希望通过文献的梳理来把握历代史官笔下的有关新疆的描述，而历代史书上关于西域的描述大多出于《西域传》以及其它与西域少数民族有关的传、记等。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史书记载都不是建立在传播西域形象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所有的记载都无法得到一个真实的西域形象，它是历代统治者为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而进行的有选择性的表达，也正是这种有选择性的表达和相对单一的视角决定了“新疆形象”的偏差。或者可以说，在西域问题上，历代史书编纂者因为各种原因，对材料的剪裁与取舍实质上不是建立在“秉笔直书”的史笔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天朝心态”的框架下。也就是说，关于西域形象的表达，是立足于中原封建礼制秩序下的俯视，在历朝历代的记述中，我们很难见到仰视，充其量可以见到绝少的平视。而这种视角直接导致了历朝历代关于新疆的描述最终形成一种惯例。

西域的历史叙述没有一个可供确定的时间点。正史之前的先秦典籍诸如《尚书》、《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虽然学界关于上述诸籍成书时间仍争讼不断，但笔者为行文方便，以描述时代为限将其定为先秦以远）等已经出现了流沙、大荒、火山、昆仑等有关新疆地理物产之记载。但这些记载因为不能确切地认定为信史，而且往往也只是片言只语，对于了解新疆形象并无多大帮助。而依正史作为分析文献，《史记》算是开先河者。《史记》中与西域相涉的篇章主要包括《大宛列传》、《匈奴列传》两篇。《大宛列传》所载之“西域”实际上是张骞首次使西的一个较为模糊的记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1]3160司马迁这篇传记关于西域风物人情的记述并不详尽，甚至可以用简单来形容，但是张骞的此次西使奠定了天朝经略西域之政治基础大概是少有人否定的。因为张骞东归后向汉武帝提出了经营西域的宏图大略：“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且诚得之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偏于四海。”[1]3166“这一策略根本上符合所谓大一统理念（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它不仅被汉武帝接受，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对西域的经营。‘来远人，致殊俗从此成为西域经营的最重要内容，也成了各史‘西域传编者认知和阐述的轴心”[2]。也就是说，西域相对真实的印象始于张骞西使，不过此次出使并没有让更多的人具体了解到新疆的风物人情，汉武帝更多的是从张骞之描述来想象新疆，从而期待远人来朝的宏大场面的出现。也正是这种想象改变了治者的想法，在这种对西域特有兴趣的左右下，我们看到最初关于西域的表达，一些内质的因素诸如文化、宗教、习俗等等并不多，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只是星星点点零散地躺在史书的各个角落。它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中原人对新疆认知的偏差，经过历朝历代的积淀，最终表像成了真相，成了新疆印象，而这一印象的形成就历史描述来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军事视角，一个是物质占有欲望。政治军事视角方面，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新疆是一个能协同御敌但又是离开天朝的“远方”，弃用两难。物质占有欲望方面，新疆对于中原来说是一个有殊物而欲得的宝地，统治者的态度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1]2544。

说到天朝心态，非为上层统治者如此，这在当时社会各阶层或许已成共识，因为即便求真求佛的玄奘也有意无意地表达了这种心态。《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自己求经的过程，同时也在表达出一种大唐盛世、我朝威武的自大。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地理文献，关于今天新疆的描述并不占主要部分，但是作者“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动静无常，取舍不同，事难穷尽，非可仰说”[1]1033的纪实手法值得关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中原”心态更值得关注。

《大唐西域记》关于新疆的记录主要有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库车）、跋禄迦国（今阿克苏）、乌铩国（今英吉沙、莎车）、佉沙国（今疏勒），斫句迦国（今叶城）、瞿萨旦那国（今于田）、尼坏城（今民丰）等地，其中还略提高昌、大流沙（塔克拉玛干沙漠）、且末故城、楼兰等地。记述虽简明扼要，但不难发现西域的山川境壤及国俗民风之一斑。

玄奘出高昌故地，先至阿耆尼国：“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葡萄、梨、柰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3]48。当时阿国虽“四面据山，道险易守”，但是四季气候温和，舒畅宜人，一片田园胜景。其国人风情则是：“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3]48阿耆尼之后的屈支国则“宜糜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3]54。除了对自然物产的描述外，玄奘对屈支国的政治统治、民族个性与风情亦稍有所及：“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3]54而跋禄迦国在“土宜、气序、风俗、文字、法则同屈支国”。乌铩国则是“土地沃壤，稼穑殷盛，林树郁茂，花果具繁……气序和，风雨顺，俗寡礼仪，人性刚犷，多诡诈，少廉耻”[3]999。佉沙国则：“多沙碛，少壤土，稼穑殷盛，花果繁茂……气候和畅，风雨顺序，人性犷暴，俗多诡诈，礼义轻薄，学艺肤浅……”[3]995

《大唐西域记》所述诸国，民风治国或异，但自然物产与气候大致不差，而其中所述的“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之地，虽非今之新疆所辖，但其所绘与我们所认识的吉国相去何止万里：“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3]995。玄奘之笔与史家之笔相较有所变化，这大概与其“截此芜辞，采其实录”的行文原则有关。可是其所谓“智谋寡昧”，“勇而寡略”，“国无纲纪、法不整肃”，“礼义轻薄”等结论显然受到了中原文化与汉文化的影响，以中原规则来衡量西域诸国人之行为，以唐之纲纪律法来界定西域诸国之政治统治，这依然是天朝心态的流露，玄奘的《进西域表》曰：“伏惟陛下握纪乘时，提衡范物。刳舟弦木，威天下而济群生。鳌足芦灰，堙方舆而补圆盖。曜武经于七德，阐文教于十伦。”[3]1120玄奘虽求真经于西土，但是却对王主赞扬不减，恭敬有加，对西域则以天朝视角去关注，说明玄奘的“自我中心”观念业已形成。

二、政治联姻话语表达下的远方

翻开历史的卷轴，中原与西域开始交往起于汉代武帝之时。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长怨匈奴，无与攻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1]3157显然，那时候西域各国征伐，月氏因不敌匈奴而无奈逃遁，此时的汉朝也正与匈奴交恶，于是为寻找战略盟友遣张骞西使，这也是西域诸国与汉联盟之始。与汉使到达西域不同，西域各国使节抵达中原感观上则大为不同，当他们立足中原，眼前豁然开朗，见到了一个“人众富厚”的天朝大国形象。《史记》记载：“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1]3169在这样的基础上，强弱之势立分，而汉之天朝心态毕露无遗。《史记·大宛列传》中的那段“炫富”的描绘很有趣：“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矣。”[1]3173这种炫富心态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为了让“外国客”有一种“见汉之广大，倾骇之”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汉朝统治者那儿是美好的，帝王矗立中原而四顾，苍茫云水间，都是敬仰的随众。

《史记》之后，《汉书》亦然。《汉书》牵涉西域的主要篇章是《张骞李广利传》和《西域传》。因《匈奴传》对西域仅稍有提及，故在此不作分析。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与《史记·大宛列传》文字大同小异，而《汉书·西域传》是对西域的地理方位、民俗文化概略介绍的第一篇史传文，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从《西域传》中不难看出，张骞始开西域之迹的背景是当时“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4]3928。史中所述也大抵为西域诸国与汉之争斗角力。而在班固视角下，西域诸国的地理位置则多以“长安”为起点，向西延展，而其中西域之文化民风绝少提及，这种看似地理方位的表述，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汉族起点论”或者“汉族中心论”。《汉书·西域传》记载宣帝时，匈奴日逐王叛单于，“将众来降，获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4]38733874。归德者，归附于德政也，安远，使远方安抚也。这种心态对于西域而言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四顾雄视天下的霸王之资。也正是这样的态度，让西域诸国与汉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4]3930。显然，汉朝之于西域在威在德，在威主要是威加匈奴而及于四方，保西域诸国平安，德则是服远人，致殊俗。可以肯定，有汉一代，通西域之目的在政治为结盟，渴望西域之国最终成为“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愿请属都护”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心理支撑实际上就是天朝心态。也就是说，新疆在有汉一代已经开始作为一个天朝心态下的“他者”形象存在，而建构这种形象的起点是一个使者，一个中原的“汉使”。《汉书》关于西域的描述较之《史记》虽有了很大区别，但本质上依然将西域视为一个具有明显政治意味的符号，此时西域之于汉代的关系已经暗含着一种中心与边缘的概念。班固“去阳关……里”，“去长安……里”的表述虽不能绝对地判断其中心话语方式，但其后的“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则是汉朝渴望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汉代以降，西域与中原的关系逐渐从周穆王与西王母那种较为平等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属国关系，而这也是新疆融入中原之始。

汉代虽将西域视为一个具有明显政治意味的符号，但其“统领诸国的都护在政治上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匈奴势力及于这些地方，保护以西诸国与汉之间的交通贸易安全，并不追求从这些地方征取过重税物的经济上的利益，也不过多干预当地之实际政治”[5]。这种较为松散的属国关系在当时显然更容易被西域诸国认可。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时汉虽领属诸国，但与匈奴之苛敛诛求有大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导致西域大国如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4]3930。汉文帝之时，中原统治者也清楚不能单以威权让远人归附，必加以德行，使其自愿通好。这也为自汉而下的中央诸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方法在历史上只是末节而非主流，统治者更多的是选择了威权手段使西域诸国得以归顺和臣服，这种手段的利弊是显而易见的。

三、用无博弈中的丝绸之路

如果说天朝心态是统治者的对西域的统治基调的话，那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政治之下，不废经济。其时，统治者的心里很清楚：“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帅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知不为益，弃之不为损。威德在我，无取于彼”[4]3930。这恐怕是汉朝部分统治者的一种心态，西域对于“我”而言不过是“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的有用无用关系。得之则为保证“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3928。弃之则是因为国力不济，道里悠远，无甚用处。在这样一种政治思想指导下，西域与中原多次通绝互易。西汉之末，“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6]。东汉复兴，“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导致三绝三通的主要原因恐与东汉政权对待西域诸国的“用无”政策不无关系。因为西域地处边远，防守至为不便，领属西域的目的相对简单。所以随着国力渐弱，关于是否仍屯田西域的争论风行于朝，《后汉书·梁慬传》记载了龟兹吏人领兵围攻龟兹，戍守梁慬大破反兵之事。而这次事变，也导致了朝廷内部的争论：“道路尚隔，檄书不通。岁余，朝廷忧之，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永初元年，遂罢都护”[6]。显然，一种基于有用无用的西域视角因着国力减弱在政治家的脑海游弋。历经魏晋、隋唐之际，随着突厥帝国日渐式微，唐朝对塔里木盆地的重新统治成为可能，即便在盛大的唐朝，西域是否有用依然是朝野争论的焦点。魏征曾谏于上曰：“陛下即位，高昌最先朝谒。俄以掠商胡，遏贡献，故王诛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扶其人，立其子，伐罪吊民，道也。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士数年一易，办装资，离亲戚，不十年陇右且空。陛下终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国费，所谓散有用事无用。”[7]太宗不纳魏征之议，改西昌州为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时黄门侍郎褚遂良与魏征同谏，认为“河西为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耗中华事无用”[7]？从魏征、褚遂良的政治观点不难看出，“有用与无用”，“我心腹与他人手足”是朝野关于西域的观点。也就是说，有唐一代，即便是一些精明的政治家也未将西域之地纳入到有意识控制中，而这种态度的出现与西域偏远耗财耗人不无关系。这种观点实际上一直影响着历朝历代对新疆的统治，以迄于今。

宋代因国力孱弱，无力西进，元代蒙古族实现了对新疆的统治，明清两代是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确立时期，而关于新疆统治，至清乾隆始定天山南北。虽定天山，但统治者仍以稳定为主、理民为辅的用无思想为统领，所以就有“新抚之地，关于军政者多，故中央所简派之官吏，只有将军大臣等武员，而无直接理民之文吏”[8]547的统治思想。这一做法依然是前所述治疆态度的延续，而这种延续也决定了清统治者治疆的目的：“新疆初僻，以屯务为最要，其理事大臣，率量期轮替。粮务则由陕甘总督酌委道员同知以下，照西藏驻防之例，三年更代。且将军得量地繁简，随时设官，恒无定额，至光绪时改建行省，始稍稍与内地之组织趋于一致矣”[8]549。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与新疆回、准二部且战且和，势成拉锯，准部因中央政府路途遥远，兵之不竞因此屡入其庭，如入无人之境。中央政府则欲以怀柔之策，而这一切都因为“准地辽远，我往则我师徒劳，彼来则彼师受困，惟当诱致邀屯，是为万万之策”[8]843。时至清代，统治者依然采取的是“量地繁简，随时设官，恒无定额”的因用设官方式，依然把新疆看做一个隶属于中央但较为松散的区域。其管理方式与内地大为不同。而这种不同，从实质上表现出对于新疆的“鸡肋”观，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9]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屏卫中国，巩我藩篱”的基础上的。可以说，历朝历代关于“西域”的文化、习俗、宗教、制度诸多因素的随意而零散的记录中，绝大多数是中原视角下的“用无”解读，而这一视角的逻辑起点是一种“物欲”需求，其至多达到了战略的需求，却一直缺乏一种深层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综合历史叙事我们不难看到，西域对于历朝统治者而言一直在“天朝”与“器物”间徘徊，或以扬威为主，或以物用为主，而这种治理方式直接导致了新疆与内地文化交流沟通融合的缺失，相互间因互不理解而固守成规，这也导致了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而少有弥合。即便偶尔进入同一轨道，也仅仅停留在“器”的层次而绝少关注“道”的融合与交流。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不同的心态下，西域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在天朝心态下，西域是中原扩展的一条征伐之路；在用无心态下，西域是拜物者心中的丝绸之路；在求真心态下，西域是朝圣者心中的取经之路。

在历史的深处，新疆虽然已经成为中华的一部分，但是其形象的传播与演变告诉我们，整体而言，新疆更多的是政治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和空间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从没有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西域诸国和各民族文化始终处于独自发展阶段，虽然张骞、班超、玄奘的远行彰显了“汉胡文化”的交融，但是这种交融更多的是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形成新文化的过程。可以这样说，在古代的新疆，因天朝心态和用无观念的博弈，政治疆界也许统一过，但是文化疆界却一直处于隔裂中。而这也导致了在天朝心态视角下西域的他者化：西域是秩序的他者——礼仪轻薄的西域；西域是进步的他者——勇而寡略的西域；西域是大一统的他者——散乱零落的西域。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关于新疆（西域）的历史叙事是立足于中土封建礼制秩序下的俯视，是“我族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下的建构，而这种视角也直接导致了历朝历代关于“新疆”的描述几成定式。那就是“新疆”被看成一个具有明显政治意味的符号，暗含着一种中心与边缘的架构，而这种“中心话语”方式自汉开始，以政治、军事、遣犯为主要事务，整体上缺乏文化交流痕迹。“中心话语”方式成为历代治者的心理定势而频频使用，描述关键词也表现出蛮荒与边疆的话语暗示，新疆最终演变成为一个遥远的“他者”。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个民族，由于文化结构的不同，文化形成过程中各要素之间具有差别，因此集体的文化诉求也不相同。而我们在历史的某个时段将自我需求或者政治利益集团的需求强加给他们，施加在某一个民族身上，从而造成了一种在他们看来集体的压抑和痛苦，而这种集体的压抑和痛苦不为我们所知，或者虽然我们清楚，但是因为政治的需要而一意孤行，这显然会影响他们的文化发展。虽然这种自我需求对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人是合理的，或者在可以看得见的某个时段是合理的，但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文化发展的维度）来看，将造成其文化的衰微，那此种做法会造成他者的反感甚至反抗。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化建构了一个创伤性的文化想象，而这种文化想象使矛盾延宕，在历史的某一个时期，历史会重演，如果渴望历史不再重演，那么需要我们打破已经建构的印象和态度，唯有这些印象和态度的消失方能代表另一个“新疆”的出现。

以古鉴今，在历史上积淀的文化烙印有一些对于我们是先进文化，但是有一些文化习惯在影响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在传播学语境下，我们需要通过历史文本反思过去，审慎对待那些已经定格的历史，以确保新的新疆形象的建构不至于再次落入他者的陷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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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2.

[3]玄奘，辩机原.大唐西域记校注[M].季羡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羽田亨.西域文化史[M].耿世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25.

[6]范晔.后汉书[M/CD].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CD].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8]萧一山.清代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侯德仁.《新疆图志》史学价值论析[J].求是学刊，2004（5）：114120.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Since the Han Dynasty， the expression about the “Western” had been based on the overlooking of Central Plains，in which the essence is the different of “China” and “barbarians” from political perspective.It is this distinction that led to gaps between the shaping image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Xinjiang in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literary images.“Western Region” represents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mentality.In the heavenly mentality，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road of conquest for Central Plain' extending.In the mentality of “use”，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Silk Road in the heart of the fetishism；In the truth seeking mentality，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road to sutras in the hearts of the pilgrims.No matter what the image of Western Region （Sinkiang） is，it is overall an image built from an “I ethnocentrism” perspective， which finally has turned Xinjiang into “the other” of Han culture.

从历史演变看中国古代服饰的变迁 篇12

关键词：历史演变,古代服饰,变迁,内涵

服饰, 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又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外, 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它的产生和演变, 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地理、历史以及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 都有密切关系, 相互间有着一定影响。本文以时间为序来展示中国服饰文化潮流的变迁及背后所反映的各个时代文明的演进。

一、秩序井然的服饰——自夏至西周时期

周朝作为最强盛的奴隶制王朝, 为了巩固统治, 制定了一套非常详尽周密的礼仪来规范社会, 安定天下。表现在服饰上, 如不同场合要穿戴不同的服饰, 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这些服饰严格区分了天子与官僚、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差别, 形成了一整套的冠冕制度模式, 影响了自商周以来三千年封建社会的服饰文化。从此, 服饰开始标识每个人的社会角色, 以便“分贵贱, 别等威”。

二、从百花齐放到趋于一致——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战国时期七国崛起, 各自独立。在服饰上也各显其地方风格与文化风采, 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 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彩的景象。如春申君的3千食客中的上客皆着珠履;平原君后宫百数, 婢妾均披绮披纱;卫王宫的卫士穿黑色戎衣;鲁国的儒者服长衣、褒袖方履, 等等。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的实现, 服装风格也逐渐趋于一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 重新制定了祭祀服制与朝服制度, 形成了正式完备的冠服制度。

三、胡汉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内部分崩离析。正是由于战争, 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西域文化与汉族文化碰撞、融合, 使得中国服饰文化进入到一个追求时髦、胡汉交融、奇装异服盛行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 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汉服中的紧身、圆领、开叉, 就是融合了胡服的特点。同时, 受先进的汉文化和风气的影响, 北朝各族纷纷推行汉化运动, 仰慕汉族衣冠服饰, 形成了“群臣皆服汉魏衣”的状况。

四、开放浪漫、异彩纷呈——隋唐五代时期

唐朝,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 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 造就了独特的开放浪漫风格的唐朝服饰。尤其是唐代的妇女服饰, 是历代中的佼佼者。唐代的女装颜色鲜艳, 造型雍容华贵, 装扮配饰富丽堂皇。如在衫、裙之外还有披在肩上的长围巾“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 套穿在长衫外面。这种装扮使唐朝女装形成袒胸、裸臂、披纱、大袖、长裙等极为开放的风格。

五、质朴保守——宋朝时期

宋朝统治者注重文治, 竭力推崇程朱理学, 把朱熹“存天理, 灭人欲”的思想, 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倡导, 其目的在于去掉人们的任何反抗意识。这种理学观念影响到人们的着装, 使宋朝的服装一改唐朝服饰旷达华贵, 恢弘大气的特点, 服装造型封闭, 拘谨保守。颜色严肃淡雅, 色调趋于单一。另外, 两宋时期, 边患不断, 统治者的软弱无能, 官僚队伍和军队的壮大, 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 为此统治者三令五申, 要求服饰简约淡泊, 力戒奢侈铺张, 从而形成了以后质朴淡雅为宗的一代审美标准。

六、异地胡风——辽金元时期

作为古代史上民族融合的又一高潮, 这时期的服饰既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色又有融合的色彩。服饰大多用毛织品并且制作较为简单、实用, 易于马上作战射猎。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 足下着长筒靴。元服则吸收宋服形式, 官服款式较特殊为窄袖、盘领、缝掖, 独具特色。

七、继承创新——明清时期

朱元璋统一天下, 建立大明帝国后, 对服饰也有统一的要求。先是禁胡服, 继而又以明太祖的名义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对民间的男装也有规定, 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 头上戴四方平定巾。

清朝作为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的前夜, 在服装史上也是改变最大的一个时代, 清服是中国古服与近代服的交接点, 它的存在是以后发展到近代男士的马褂长袍、女士的旗袍的前提。清代还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清代中期始, 满汉各有仿效, 到了后期, 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 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 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

八、古代服饰共同的内涵

中国古代服饰潮流演变中真实地反映了历朝历代政治经济生活和风貌。虽然各有特色, 但是又有共同内涵。

中国传统服饰中包含着“天人合一”的理念,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早在上古时代, 就产生了“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盖取之乾坤。故上衣玄, 下裳黄”。乾即天, 坤即地。天未明时, 天空是黑色 (称“玄”) , 上衣如天, 所以用玄色。而大地为黄色, 下裳如地, 服色即用黄色。人们穿着上玄衣下黄裳, 拜祖先、祭天地, 以此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崇拜, 从而实现天下大治。

中国古代, 等级制度森严, 受这种等级制度“礼”的影响, 服装除能敝体之外, 还被当作分贵贱, 别等级的工具。《礼记》中对衣着等级作为了明文规定:“天子龙衮, 诸候如黼, 大夫黼, 士玄衣裳。”《中国历代服饰》记载:秦汉巾帻色, “庶民为黑、车夫为红, 丧服为白, 轿夫为黄, 厨人为绿, 官奴、农人为青。”

中国古代服饰还体现了大一统观念。几乎每个统一的王朝都对服饰有统一规定。秦始皇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规定——以黑为最上。元朝初建, 也曾令在京士庶须剃发为蒙古族装束。此外, 明朝流行的一统六合帽和平定四方巾也都带有大一统的色彩。

中国古代的服饰在相当长的历史里, 不断吸收其他外来文化和异族的服饰文化元素, 造就了内涵丰富, 风格独特、永远流行的中国服装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如今中国服饰在不断地融入国际潮流, 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个符号, 焕发出越来越瑰丽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服饰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缪良云.中国衣经.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3]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