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地区

城镇地区（共12篇）

城镇地区 篇1

廊坊市位于京津两个特大城市之间, 地处我国城镇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大北京核心区域的腹地, 受京津的带动和影响, 目前已进入城镇化与城镇发展的加速阶段。对于廊坊这样的快速城镇化地区, 科学、有序的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城镇建设迈上新的台阶显得尤其紧迫和重要。

一、廊坊市城镇化与城镇发展的现状与特征

(一) 城镇数量较多, 城镇化水平较高

改革开放以来, 廊坊市城镇数量迅速增加。目前, 廊坊市共有省辖市1个、县级市2个、县城6个, 县城以下建制镇52个。城镇密度比河北省城镇密度高出1倍左右, 比全国城镇密度高出3倍, 是我国华北东部城镇密度较大的区域之一。

自1990年以来, 廊坊市的城镇化发展一直领先于河北省平均水平, 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实际居住人口口径计算, 城镇化水平由1980年不足10%提高到45%左右, 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 城镇空间分布是构筑在以北京为首位城市基础之上的城镇分布格局

廊坊与北京同属一个经济区, 共享同一区域基础设施网络, 共享同一区域资源和市场。廊坊与北京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 其密切程度远远超过省会石家庄, 北京理所当然的成为廊坊市城镇体系中的首位城市, 廊坊市区居第二位。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行政界限使廊坊市行政辖区形成两个独立的城镇分布单元:“北部三县” (简称北三县) 与“南部六县” (简称南六县) 在地理上分离, 是廊坊城镇空间分布的重要特征。北三县分布有三河市、大厂县和香河县, 集中了全市总人口的20%, 现状城市化水平48%左右;“南六县”包括廊坊市区、霸州市、永清县、固安县、文安县、大城县, 总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80%, 现状城镇化水平42.0%。

长期以来, 由于京津两市极化作用, 城镇发展陷入“抑大促小”的尴尬境地。时至今日, 廊坊市区对全市的带动、辐射能力仍然很弱, 尚未成为全市的经济中心, 相反, 对京津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 逐步演变为京津两市的高科技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工业基地、食品供应基地、会展中心和产品销售市场。另一方面, 小城镇发展呈现突飞猛进的态势, 近年来, 燕郊、三河、霸州、胜芳、固安、大厂、夏垫、香河等城镇在京津二市的辐射、吸引和带动下得到迅猛发展。

(三) 城镇空间分布受制于交通线的影响, 主要城市沿交通干线集聚

1897年京山铁路建成通车, 并在廊坊设站, 廊坊由一个鲜为人知的偏僻小村逐步发展成集镇, 铁路建设对廊坊城镇发展起到了主导和支配作用, 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建国后交通条件仍是廊坊市城镇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廊坊市区沿京沪铁路、104国道和京津唐高速, 固安县城、霸州市区、霸州开发区沿京九铁路和106国道, 燕郊开发区、燕郊镇、三河市区、夏垫镇沿京秦铁路、102国道, 其它城镇亦都沿铁路或省级以上公路分布, 主要城市都有铁路和高速公路通过。交通干线沿线既是廊坊市经济开发和生产力布局的主要地带, 也是城镇分布和发展的主要轴线。

(四) 城镇规模结构头轻、身重

廊坊市城镇人口主要分布在众多小城市, 城镇规模结构“头轻、身重”的特征十分明显。目前廊坊市区 (包括主城区、万庄区和开发区, 下同) 首位度仅为3.6, 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廊坊在北京、天津两个超大规模城市的挤压下规模偏小, 实力不强, 在全省城镇网络中的等级地位不高, 难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尚不具备中心城市应有的综合型、多功能的职能, 难以带动所辖区域的发展;另一方面, 小城镇数量多, 大多依托本地资源, 重复建设严重, 职能雷同, 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服务功能不强。

(五) 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发展仍不平衡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廊坊市城镇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城镇建设产生了质的飞跃, 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提高, 借助京津得天独厚之利, 廊坊形成了极为发达的交通体系, 公路密度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城乡统一供水工程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但与廊坊京畿城市来衡量, 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污水处理和垃圾无害化处理还处于起步阶段, 距离国家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只有少数城镇在7平方米以上。

二、廊坊市城镇化与城镇发展的初步构想

廊坊市城镇化和城镇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首先是河北省政府对加快壮大中心城市促进环京津城市群快速发展极为重视。其次, 密涿、大广、廊沧、密涿支线和京津南通道河北段高速公路、首都第二国际机场落户廊坊, 城际铁路、北京轻轨和公共交通引入廊坊, 南水北调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 将大大改善廊坊市的发展环境;此外, 廊坊近邻京津, 区位优势、科教人才优势也日益显现, 这些良好的发展条件将有力地促进廊坊市城镇化和城镇的发展。

本着“强市、壮县、富民”的目标, 廊坊市要按照“做大做强中心城市, 集中发展县城、县级市, 培育、扶植新的区域增长极, 促进城镇群带的形成与发展”的思路, 走出一条与快速城镇化地区相适应的新型城镇化和城镇发展之路。

(一) 做大做强中心城市

中心城市是一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廊坊中心城市发展不够, 规模小, 实力弱, 辐射能力严重不足。要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生产要素集聚能力, 增强城市经济实力, 完善区域功能, 不断提升辐射带动能力, 发挥领跑和带头作用, 实现率先发展的目标, 要壮大规模, 争取2020年之前城市人口规模达到100万人以上, 真正成为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区域中心城市。

(二) 发展壮大县城、县级市。

廊坊共有8个县城、县级市, 除霸州城镇人口17万、三河城镇人口12万以外, 其余城镇人口规模都不大, 在5—8万之间, 但辖区较广, 县城、县级市成为连接主城区乃至北京和周围乡镇的桥梁和纽带。要进一步发挥这些县城、县级市的优势, 把县城、县级市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 在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基础上下功夫, 吸引并承接京津二市的产业转移, 带动人口向县城、县级市集中。霸州、三河要利用区位优势, 率先进入中等城市行列, 其他县城要按照现代城市标准进行规划建设, 尽快形成一批高标准的小城镇。

(三) 培育扶植新的区域增长极。

以工业园区为依托, 积极整合城镇发展资源, 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首先要改变廊坊工业园区布局分散、规模不大、实力不强、标准不高、基础设施不配套、资源难以有效利用、就业岗位不足等问题。工业园区要实现由分散式向集中式转变,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要打破地域界限, 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 根据各工业园区的发展基础和产业特色, 实行区域整合、基础整合、功能整合和产业整合, 要促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和合理配置, 为城市化提供产业支持, 实现城镇规模的有序扩张。优先培育扶植三河、大厂、香河、固安、永清等地工业园区的发展, 率先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

(四) 促进城镇群带的形成与发展。

从国际上看, 国外很多大城市周围已发展成为巨型的城市连绵带。廊坊城市发展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要借鉴相关经验, 从单一的城市发展, 向形成强有力的城市群体转变, 引导形成“城市群带”。目前, 廊坊城镇分布相对密集, 人口和产业比较集中, 已形成连绵发展的态势。要积极引导, 优势互补, 实现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促进城镇群带和环京津卫星城市带的形成和有序发展, 率先实现城镇化, 引领全省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按照上述发展方针, 到2020年, 廊坊市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左右, 将有100万以上中心城市1个, 中等城市2个, 小城市6—8个, 中心镇15—18个。形成以北京为核心、以廊坊市区为支撑、以连接城市间的城市发展轴线为纽带、大中小城镇协调、“一体两翼、六个城镇群带”的城镇体系格局。

“一体”指廊坊市区, 形成三点 (廊坊主城区、万庄和开发区组成的城市组团) 一体的组团式城市结构。“两翼”是指以三河市和霸州市为两翼, 建设两个区域次中心城市。“六个城镇群带”中的京哈夏安线城镇群带是以大厂、淑阳镇、泃阳镇、燕郊、夏垫、蒋辛屯、安平为重点, 形成北三县“京津后花园”城镇群带;京开京九线城镇群带是以霸州、固安、牛驼、南孟、新镇、史各庄和兴隆宫为重点, 形成轻工业、机械、食品加工、蔬菜花卉、商贸等各具特色的小城镇群带;津保线城镇群带是以霸州、胜芳、信安、堂二里为重点, 形成机械、塑料加工、钢木家具、服装、地毯等中小企业发达的小城镇群带;廊大线城镇群带是以大城、胜芳、码头、里澜城、左各庄、堂二里、滩里、旺村、里坦为重点, 形成以轻工、服装、塑料、胶合板、食品加工为主的小城镇群带;津保南线城镇群带是以大城、阜草为重点, 以摩配城建设为突破口, 带动周边地区摩托车配件加工生产的城镇群带;廊霸线城镇群带是以霸州、永清、韩村、龙虎庄为重点, 以瓜果、蔬菜等无公害农业为主的城镇群带。

上述“一体两翼、六个城镇群带”集聚了廊坊绝大部分城镇, 也是廊坊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和最具活力的地带, 在京津冀城市群乃至全国城镇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推进廊坊市城镇化与城镇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廊坊市要实施城镇化及城镇发展的宏伟构想, 进而实现“强市、壮县、富民”目标, 必须充分地利用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 有效地承接京津辐射和带动, 这是廊坊市城镇发展的首要考虑因素, 要围绕毗邻京津这一区位条件做足文章。结合廊坊实际和发展需要, 提出如下的对策和建议。

(一) 发挥区位优势, 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 实现与京津产业的互惠、互补

随着京津两个巨型城市的快速膨胀, 北京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已由吸纳资源、人才、资金和产业为主演变为向周围地区辐射和扩散为主, 要抓住京津传统产业向外转移的机遇, 借助京津区位优势、人才密集优势、技术密集优势和产业密集优势, 以优势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优势资产和优惠政策, 吸引京津的产业资本率先向廊坊转移。

廊坊市产业发展要在地区分工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必须强调与京津的产业分工和错位发展。要扬长避短, 避免与具有优势的京津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竞争, 要利用、弥补京津产业发展的不足, 因势利导, 重点发展。

(二)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主动与京津沟通和对接, 实现共建共享

积极促成首都第二国际机场落户廊坊, 创造条件引进京津城际铁路、轻轨和公共交通, 形成公路、铁路和航空相结合的高效、立体、多功能的综合交通体系。积极推动供电、燃气、供水、通讯等市政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与京津对接, 共建共享, 为承接京津城市功能转移和城市辐射奠定基础。

(三) 实现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

廊坊市的生态环境状况对京津两市影响重大, 因此, 在加快城镇化和城镇建设中要特别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处理好城镇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充分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 全面推进土地、水、能源的节约与合理利用, 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发展模式,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深入挖掘现有自然要素和城镇历史文化要素, 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加快生态城镇建设步伐。廊坊市区按照“园林式、生态型、现代化”的要求, 建设具有绿色隔离空间的宜居城市;其他城市也要按照生态型城镇的要求, 打造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生态和谐的新型城市。

(四) 加大城镇建设投入, 增强城镇发展后劲

城市化和城镇发展要有相应的投入, 尤其是在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上要加大投入力度。廊坊市近几年的建设资金投入虽然不断加大, 但与城镇发展需要仍有不小的差距。要运用市场经济手段, 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增强城镇及城镇化发展后劲。

要合理安排专项资金的投入。政府有关部门在安排专项资金时, 对符合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的项目, 要优先考虑, 提高城镇科技、文化、教育、交通、园林绿化、水利、电力、通信、卫生、环保、消防和市场的建设水平, 辐射和带动区域发展。

(五) 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 科学、有序的布局城镇

要及时修编、完善全市各城市总体规划, 及时编制控制性详规和修建性详规, 及时编制各项专项规划;结合新农村建设, 编制县域村庄空间布局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既要注重规划超前性和可行性, 又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 确保城镇化和城镇建设积极稳妥地进行。此外, 要审慎、有序的调整、改变廊坊市小城镇多而分散的状况, 结合有关规划, 对一些经济无特色、资源较贫乏、辖区小, 人口规模少的集镇,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与相邻的集镇进行合并,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浪费。

城镇地区 篇2

特殊病种医疗管理暂行办法

为巩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果,充分保障参保职工灵活就医,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医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藏劳社厅发[2001]24号)、《关于调整我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待遇的通知》(藏人社厅发[2011]18号)、《日喀则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转发地区劳动局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医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日署办发[2006]86号)精神，结合地区实行，制定本暂行办

法。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我地区参加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的人员。

一、门诊特殊病种类

门诊特殊病是指参保人员患有如下20种疾病之一，需长期或定期在门诊进行治疗的疾病。

1、恶性肿瘤的化疗、放疗，对症治疗(基本条件：经化验、病理或特殊检查确诊为恶性的疾病)。

2、慢性肾功能衰的透析(基本条件：终未期尿毒症以及难以纠正的高血容量，水肿、心衰、高压血症、严重代谢性酸中毒)。

3、器官移植术后的抗排异反应的治疗(基本条件：有手术签定)。

4、精神分裂症(基本条件：经三级医院或二级专科医院以上签定需长期维持治疗)。

5、糖尿病及并发症(基本条件：血糖化验证实为糖尿病及合并心脏病、周围血管病变、肾脏并变及脑血管病变的病人)。

6、再生障碍性贫血(基本条件：血常规及骨髓穿刺检查确诊)。

7、多血症(基本条件：血色素≥200克／升；红细胞＞6.5×1012／升；红细胞压积＞50％。三项中有两项符合者)。

8、慢性高原性心脏病（基本条件：左心增大，左心衰：呼吸困难、咳嗽、咯血；右心增大，右心衰：颈静脉扩张、肝肿大）。

9、高血压（基本条件：排除继发性高血压，血压持续150／95mmHg,有眼底改变）。

10、恼血管意外恢复期的治疗（基本条件：偏瘫恢复期和脑血管意外的其他后遗症,病人生活不能自理,需长期维持治疗的病人）。

11、慢性肝硬化（基本条件：肝功能检查、免疫学检查、超声检查,三项中有两项证明肝硬化,或其中一项证实肝硬化且伴有腹水的病人）。

12、类风湿性关节炎（基本条件：类风湿因子阳性,X线拍片有类风湿病理改变,皮下结节,关节肿大,四项诊断标准中有三项符合）。

13、系统性红斑狼疮（基本条件：十一项红斑狼疮的诊断标准中至少有四项符合）。

14、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基本条件：肺功能检查有气流受阻证据,FEVI＜70％, 桶状胸）。

15、痛风（基本条件：血尿酸大于430mo／Ｌ，并出现局部症状）。

16、慢性肝炎（基本条件：肝功能检查，病毒标志物检测，免疫学检查，超声检查，四项中有二项证明慢性肝炎者）。

17、冠性病（基本条件：①曾经在二级及其以上医院确诊为ＣＨＤ，临床上有心绞痛，心力衰竭，新律失常，曾有心肌梗塞和猝死，经住院治疗症状缓解；②曾有心电图提示：心肌梗死表现；③曾经行冠脉造影提示≥50％狭窄）。

18、慢性肾小球肾炎（基本条件：①有蛋白尿、血尿、高血压等肾炎合症临床表现。②检测尿蛋白≥1.0g／24h及尿蛋白≥＋＋两次以上；持续血尿：尿红细胞≥5个或红细胞计算≥10000个／mi。③有半年以上病史及肾活检病理报告）。

19、甲状腺功能亢进（基本条件：血清甲状腺功能检查指标异常）。

20、心血管系统介入术后治疗（基本条件：有手术签定）。

二、门诊特殊病的认定

参保人员患有本办法所列特殊病种之一符合基本条件的,可申请门诊特殊病种治疗。特殊病种门诊治疗由医院填写《日喀则地区城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认定表》,附二级以上医疗保险定点医院有效的检查、化验报告单,用人单位及居委会开具证明并本人提出申请后,由各参保单位或居委会统一向日喀则地区医疗保险中心申报,门诊特殊病三个月（特殊情况除外）核定一次。

地区医疗保险中心接到申报后,组织日喀则地区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专家组进行逐一审核,对有疑问的项目有权要求参保人员医疗复查。

对参保人员的相关材料审核无误后,专家组提出意见,由地区医疗保险中心审批。确定为门诊特殊病后,通知本单位或居委会到地区医疗保险中心领取《日喀则地区门诊特殊病种就珍手册》,参保人员凭手册到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三、门诊特殊病种的就医管理

1、特殊病种门诊证有效期为一年,从认定之日起算,有效期满后在行认定。患门诊特殊病的参保人员只能在定点医院进行门诊治疗。

2、门诊特殊病种的治疗期限每次最长不超过6个月,确需延长治疗的,凭定点医疗机构相关证明,经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批后,可适当延期。

3、到非指定医疗机构就珍、自购药品或由非门诊特殊病种产生的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4、在认定门诊特殊病时,按专家组要求需复查而产生的费用全部由参保职工个人承担。

5、定点医疗机构应设立门诊特殊病种医疗费用结算窗口,对参保人员所发生的医疗费用逐项登录,诊治须由主治医师签名,用药须符合特殊门诊规定,诊治处方要加盖地区医保中心统一配发的“特殊门诊章”,与普通门诊区分。

6、门诊特殊病种医疗费用支付比例为：在职职工（含下岗进入就业服务中心职工）和退休人员为80％（1959年3月28日之前参加工作的支付 比例为85％）。一个自然内个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与住院费用合并计算）的最高支付限额为当地上平均工资的4倍,超出部分不予支付；城镇居民特殊门诊报销比例为75％,统筹支付金额合并计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内。

7、应由个人自付的门诊特殊病种医疗费用,可从个人帐户支付或现金自付；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由定点医疗机构现金自付；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由定点医疗机构按月向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核拨。

四、门诊特殊病种诊疗项目和用药管理制度

1、门诊特殊病用药一般为5—10天,需按疗程治疗的病种为一个疗程。

2、名贵药品一次使用不得超过二种以上,超过二种须由医院开具证明,并报地区医保中心审批。

3、对不属于特殊门诊用药或乱用药、乱开处方等不规范诊治所发生的费用,医保中心一律不予支付。若患者强行要求医生开与特殊门诊病无关的药品、诊治项目或处方时,医生可向地区医保中心举报。对于不按规定执行的医生,将追查相关责任,情节严重的追求医院责任,年低罚扣医院保证金5％。

4、凡在我地区特殊门诊用药和诊治检查的,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全部刷卡处理,手工发票一律不予报销（特殊情况除外）。

5、门诊特殊病治疗急需药品我地区医院没有的,参保人员可向医院医保办或地区医保中心申请。基本原则是：就近就医,以人为本,先抢救,后办理。

6、门诊特殊病患者区外就医只能在定点医疗机构诊治,医疗费用以各地方财政或税务监制的统一电子发票为准,同时须提供所用药品处方及病情证明。

7、门诊特殊病种患若需住院治疗,从住院之日起,门诊就诊治疗自行中断,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结算按相关规定执行。出院后如需继续按门诊特殊病种治疗的,可持《门诊特殊病种就诊手册》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8、在异地所发生的门诊特殊病就诊医疗费用手工发票,地区医保中心一律不予报销。

本暂行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原《日喀则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转发地区劳动局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医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日署办发[2006]86号)同时终止。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研究 篇3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

一、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作用

(一)城镇化将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

从当前就业形势看，大中城市为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就业机会越来越有限。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城镇建设和市场的形成给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西部民族地区小城镇充分发挥了吸纳劳动力的优势。

（二）城镇化将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的快速增加，人与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乱砍滥伐，造成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自然灾害频繁。农村工业工艺和环保措施落后且分布分散，环境污染大大高于城市。推进城镇化可以有效地解决或者缓解这些矛盾。

（三）城镇化将促进西部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

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可以引导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加速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具有比农村齐全的基础设施，先进的技术力量、方便的运输条件、快捷的信息传输渠道等优势。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使农村市场从彼此封闭、分割的格局逐渐转变为开放、统一的市场，有利于推动乡镇企业迅速壮大，

（四）城镇化将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

加快发展民族地区城镇化，有利于构建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步伐，解决“三农”问题，保护人民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民族地区城镇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有利环境和条件，不断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更重要的是保护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安定团结，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构成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结构。

二、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面临的问题

（一）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也大幅度提高，200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为36.22%，东部地区为46.11%，中部地区为32.97%，西部地区为30.82%，西部民族地区为19.21%。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起步晚，发展慢。城镇缺乏现代工业支撑，城镇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落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低。经济动力是城市发展的最基本动力，西部民族地区薄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速度。

(二)西部民族地区城镇体系结构发育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各项政策的实施，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体系已基本形成，但是从满足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来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城镇体系的发育尚不发达。一是城镇平均人口规模偏小。二是城镇体系发育欠完善。主要表现在城镇体系中大中城市少，城镇规模小，城镇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合理。三是城镇体系发育受各种自然和人文条件的制约，布局结构比较复杂。

（三）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体制与政策仍不完善。

推进城镇化建设本质上是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实现城乡经济共融。近年来尽管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有所打破，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正在削弱，但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体制障碍并未彻底根除。对农民进城就业仍有—些限制性规定、城乡劳动者就业以及其它社会福利等并未平等。体制与政策上的障碍仍在相当大程度上阻挠农民的城镇化进程。

（四）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规划工作与基础设施滞后

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规划滞后，现有规划比较僵化，缺乏弹性。基础设施落后造成发展空间和辐射区域狭小，使得城镇经济难以繁荣起来，城镇功能的发挥也受到极大影响，导致小城镇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并且不利于集中财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

三、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对策

(一)深化改革，促进人口向城镇集聚

进一步推进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切实解决城镇职工和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要坚持城乡统筹就业的改革方向，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要结合退耕还林促进土地的合理流转，积极实行转包、租赁、作价入股、互换、拍卖和抵押等各种行之有效的土地流转办法。

（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作。小城镇产业结构调整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发挥各地优势，从有利于增加就业，节约资源，提高农业增加值和保护环境着眼。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走农业产业化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的路子；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培植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

(三)合理利用和保护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构成了建设和发展小城镇的自然基础，要把这种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坚持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的原则，搞好开发建设的环境监督管理。因此，在西部民族地区实施城镇化建设的战略中，在充分利用西部民族地区资源优势的同时，要加强其环境生态价值的建设和保护，对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

（四）加大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

西部民族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便是资金障碍，加快小城镇建设，需要国家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建设的财力扶持力度。中央财政预算应安排专项资金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发挥国家投资对民族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拉动作用。要改革转移支付制度的办法，保证支持资金专项用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调节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才发.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及其法律保障［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6.

［2］游涛.浅谈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J］.贵州民族研究，2008,（1）.

［3］张克俊.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的对策思路［J］.经济问题探索，2005,（7）.

城镇地区 篇4

1 宿迁市城镇体系现状

1.1 宿迁概况

宿迁市位于江苏省北部、长江三角洲北部地区, 市域面积8 555 km2, 是江苏省最年轻的地级市。至2013年年底, 下辖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及宿豫区、宿城区, 市域常住人口约481.9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1 706.3亿元, 位列全国前百强。

1.2 城镇体系情况

目前, 市域辖104个乡镇、1 442个行政村。其中, 省级重点镇8个、市级重点镇15个 (见表1) 。

1.3 存在问题分析

1) 中心城市地理位置较偏, 空间结构布局分散, 综合吸引力有待提升;2) 中心城区对三县城的辐射力、带动力明显不足, 对乡村辐射力不足;3) 市级以上重点镇数量较多, 但综合服务功能不强、发展成效不明显;4) 城乡二元平行发展的现象明显, 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

2 现行城镇体系规划分析

2.1 城镇等级结构规划

宿迁市现行城镇体系规划于2012年编制完成, 规划形成“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中小城市—重点镇—一般镇”五级等级体系 (见表2) 。

2.2 城镇空间结构规划

规划形成“一极、两副、三带”的城镇空间格局, 根据区域发展不同特点差别化引导。其中, 一极即以中心城区与沭阳县城为核心组成城镇发展极化地区, 是宿迁城市竞争力集中体现的区域;两副是以泗洪、泗阳县城为市域城乡空间发展副中心, 加强与周边城镇的协调, 增强城市辐射带动能力, 成为统筹周边城乡发展的核心;三带即东南带———沿淮徐综合交通廊道, 由中心城区、洋河新城、泗阳县城、晓店镇、中扬镇、新袁镇组成, 是最具宿迁特色的市域城乡空间发展主轴, 东北带———沿宿连综合交通廊道, 由中心城区、沭阳县城、大兴镇、陇集镇、华冲镇组成, 南向带———沿宁宿徐综合交通廊道, 由中心城区、泗洪县城、龙河镇、归仁镇、梅花镇组成。

3 空间结构优化原因分析

3.1 对接区域发展的需要

随着新一轮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沿海开发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等因素的出现, 宿迁快速发展环境受区域的影响日益突显。对接区域发展态势, 特别是呼应宿迁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沿宿连、宁宿、徐宿淮三条发展轴发展成为重要议题 (见表3) 。

3.2 加快新型城镇化的需要

城镇化是宿迁发展的机遇和重点, 更是宿迁发展自身独特的红利所在。目前, 宿迁城镇化率为51%, 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关键时期。需要科学的城镇体系规划来指导全市城镇发展, 才能够少走弯路。

3.3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

要实现全面小康,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只靠中心城区和县城拉动是不够的, 而靠面广量大、重点不突出, 人力、物力、财力相对缺乏的乡镇拉动也是不够的。城乡统筹发展关键是要抓住城市结构中的重要节点, 分层拉动, 梯度带动, 以适度的中心强化和适度的均衡带动来实现城乡发展的新突破。

4 城镇体系优化研究

4.1 空间结构优化

结合市域空间发展政策分区引导, 规划在宿迁市域范围内构建“一轴、两副、九市、多点”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 根据各区域发展不同特点差别化引导城乡空间集聚。

一轴即以中心城区、洋河新区与泗阳城区为核心组成城镇发展轴, 强化城市功能、产业布局、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衔接;两副即以泗洪、沭阳为副中心, 加强与周边城镇的协调, 增强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九市即来龙、贤官、马厂、韩山、王集、新袁、双沟、龙河、界集为空间集聚的小城市;多点即若干一般镇。

4.2 等级规模优化

根据城镇发展战略, 规划形成“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小城市—一般镇”四级体系 (见表4) 。

4.3 职能结构优化

结合市域空间政策分区建议, 合理规划市域城镇职能, 强化中心城市, 差别引导, 促进市域城乡快速发展。

1) 宿迁中心城区:长三角北部地区新兴工商城市, 辐射带动千万人口的区域中心城市, 滨水旅游城市。2) 洋河新区:中国白酒产业基地;现代生物科技和临港临空产业集聚区;中心城市发展轴中部增长极;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3) 泗阳城区:长三角北翼的绿色产业基地, 市域东部核心城市, 生态宜居城市。4) 沭阳城区:沿东陇海城镇轴的重要中心城市之一, 交通枢纽型城市;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以及专业服务业。5) 泗洪城区:滨水工贸旅游城市, 带动市域南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城市;以旅游、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为主。6) 小城市:根据区位、发展基础等条件, 规划贤官、韩山、马厂、新袁、王集、来龙、龙河、界集、双沟等9个小城市。具体职能详见表5。7) 一般镇。一般镇是推动宿迁市域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市域空间促进发展的重要载体, 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发展。特色镇的职能定位以农产品加工、无污染工业、涉农服务和社会事业服务为主, 成为适度规模的人口居住中心、镇域农村地区的服务中心。

摘要：针对以快速城镇化地区的阶段性问题, 以宿迁市为例, 基于城镇体系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结合区域协调、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等发展要求, 对市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职能结构等进行了优化, 以期促进宿迁市的快速平稳发展。

关键词：城镇体系规划,优化,空间结构

参考文献

[1]崔功豪, 魏清泉, 刘科伟.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宿迁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30) 纲要[Z].2011.

城镇地区 篇5

一．社区服务在思想观念上的困惑

（一）社区服务是什么？简单的做一个调查，社区服务这个概念除了街道几个干部知道，其他居委会主任都茫然不知，一方面我们社区要开展服务，另一方面大部分站在最前线的居委会主任却都不知道社区服务，于是产生了排斥力。对社区服务这项新生事物认识不足，意义宣传不够，仅做为部门的业务工作在小范围内的一个系统内的宣传是不是已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推动力的。社会服务重要的是调动社区内的所有成员的参与积极性，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动氛围，并且造就一大批志愿者服务队伍，因此特别需要社会理解。当前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发生明显的变化，社区服务这种带有互动、奉献特点的活动更需要大力唤起人们的参与觉悟,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当然不是说空洞宣传，要善于利用社区中的矛盾，困难和给人以方便的服务项目来教育社区成员，在实践中宣传，在宣传中提高。可见，社区服务完善成熟的确需要一个过程。

（二）社区服务怎么做?社区服务应当开展哪些服务？低级阶段的社区服务和高级阶段的社区服务分别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针对市场经济下的新情况，如何调整社区服务发展思路？这都是在实践中，缺乏明确的回答，在居委会中，也缺乏具体指导。在实践中，没正确处理好这样集中关系：（1）大与小的关系，在社区服务只在便民、利民，适宜补缺上做文章，尤其小城镇在收益性服务上几近为零，（2）社区服务不应像所见这样单单是依靠组织者新办设施来开展服务，实践之初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远远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主要还是要调动社会力量，因此可见社区的领导者要善于作好协调工作、监督工作，上为有关职能部门出谋划策，下为社区成员指点经营之道、生活之道。（3）利和予的关系，搞社区服务人为是无利可图，只讲奉献、爱心，不讲利益，这是不现实的，社区服务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动友爱精神，营造和谐人际关系，欢迎无私奉献、无偿服务，但绝对不排斥有偿服务、赢利服务，这是解决经费问题的非常实际的办法。

（三）社区服务由谁做？在小城镇最好由政府做，抓城市建设，社区服务应当是重要内容，它应当和水、电、煤气、公交、环卫等一样列入建设规划，把 居委会推到前沿，成为事实的社区服务组织、领导者是不对的，它不过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社区服务的参与者。居委会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利，缺乏统一、协调能力。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社区服务就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现阶段，由民政部门具体承担社区服务有它的现实意义和优势，居委会作为自治组织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起始阶段的服务重点仍然是传统的民政对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区服务范围和对象的扩大，这一体系已经显出弊端，不利开展工作。社区服务最终建成目标是在政府领导下，开展多层次、全方位服务的社会事业。

二． 社区服务工作中存在的矛盾

（一）服务渠道与对象的矛盾。所谓服务渠道是由谁服务的问题。小城镇目前服务渠道一般有两条：一是民政对象服务的民政工作人员；二是为谋求生计的个体劳动者。这样的服务渠道和格局，只能适应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的低层次服务需求，对于市场经济是极不适应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镇，成员急剧增加，地域不断扩大，经济繁荣，生产专业化，人口老龄化，劳动商品化，住宅楼群化，服务需求多样化，它必然影响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发展。因此，小城镇的社区服务对象，必须是“立足民政，面向社会”，以民政对象为重点，逐步覆盖社区全体成员，这是小城镇社区服务的基本发展方向，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实现目标。但是，小城镇不象大中城市社区服务实力那样雄厚。国家、集体投资的公共福利设施甚少，工厂、企业福利项目辐射能力较差，缺乏专、兼职志愿者服务队伍。社区服务渠道狭窄与服务对象扩大的矛盾十分突出。

（二）服务功能与服务需求的矛盾。小城镇的社区服务工作，不论当地政府有没有抓起来，有无发展规划和具体组织实施，但它总是伴随着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而自发发展的。乡镇企业的兴起，增加了社区福利设施，农业分流出来的能工巧匠进镇，增加了社区服务的自发无序性，必然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其服务功能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一是服务层次低，尤其缺少多功能综合型服务设施；二是服务项目不齐全，精神咨询、职业培训、保健康复、家庭服务、邻里互助等项目设施偏少；三是服务机制不灵活，有些建制镇的原有设施如电影院、文化室，不能发挥作用，民政福利设施未能面向社会开放；四是反弹效益不明显，有些小城镇的社会制安、精神文明等方面有了设施和服务渠道，但效果不明显，社会治安不理想，刑事犯罪率高

（三）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的矛盾。社区服务即要讲究社会效益，又要讲求经济效益。小城镇社区服务的整体效应与大城市有很大的差异，大城市公共福利设施多，福利因素比重大，社会效益显著，因此，大城市的社区服务工作，要强调抓好经济效益，保证社会效益。而小城镇则不同，公共福利设施少，有偿服务占据社会服务的主体地位，因此，小城镇社区服务工作要求在维护正当经济效益的同时，发展社会效益。不论抓社会效益还是抓经济效益，关键性的环节在于提高服务质量。当前小城镇社区服务质量普遍偏低，其原因是：设施简陋陈旧，技术落后，服务水平不高 ；服务人员素质不齐，有的态度傲慢，甚至有欺诈行为；服务环境不理想，管理工作未能跟上，服务质量标准不规范，定价不统一，出租车的受费标准比大城市还高。由于服务质量不均衡，直接影响社会效益，致使社区服务工作不能扩散，因而也制约了经济效益，形成恶性循环，影响社区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发展。

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探讨 篇6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各地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过程，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但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交通拥堵、空气污浊、垃圾围城等“城市病”在一些地方日益突出，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使大约一亿具备条件、也有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各类城市和城镇；通过加大棚户区、城中村的改造力度，使大约一亿生活在棚户区和城中村的常住人口改善居住条件；通过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就近的城镇化。”

作为中西部地区，要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机遇，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各自实际的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以新型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观察到一个规律性现象，即消费的增长基本稳定，未出现大的起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有较大的或然性，总体上说占一个较小的比重；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增长。

据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拉动。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长处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经济转型必须从依靠投资向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并重的转变。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既可以通过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做大城镇规模来拉动投资，也可以通过有序推进农业人口的转移拉动消费。

就全国而言，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全国如此，中西部地区差距就更大。

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看，内需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文化、体育等功能性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也将会给各地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系列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政策和措施，全国各地深入改革和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应承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这股强劲东风，着力深化四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基础，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按照国家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具体要求，逐步破除户籍管理对城乡居民自由迁移的束缚，建立起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保证户籍、人口管理的统一性。

二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农村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三资转换”有益模式，盘活农村“沉睡”资源，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积极发挥市场配置农村资源要素的积极作用。

三是积极健全就业体制机制，以提高素质为核心，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充分就业。积极建立城乡统筹的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劳动保障、劳动信息和职业培训体系，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探索建立就业普惠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就业等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

四是依托财政、土地、住房等改革措施的探索和实施，逐步完善社会保障、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政策配套，加大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立健全小城镇和农村新社区管理服务的体制机制，提高小城镇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覆盖面，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水平适度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真正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走产城融合、集约高效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产业发展可以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撑和动力，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而城镇化发展又为产业发展聚集要素，为产业加快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正确处理好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至关重要。

一要积极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作用。城市建设规划科学性与否，直接影响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成本和效率，决定城市的功能、品位、档次和竞争力。要在规划建设中实现城镇化发展的集约高效，必须统筹空间布局、产业规划、基础设施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用好用足土地资源，合理规划建设城市群、布局城市功能聚集区、完善配套基础设施。

二要积极发挥园区的集聚承载作用。实现城镇化的科学发展，不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就是坚持走“产城一体”的发展模式，实现“产城融合”。探索把产业园区城市的一个功能区，作为产城融合的重要结合点，以大园区承载大产业，小园区发展特色产业，协调和处理好产业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关系，全力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做到城市发展有产业作支撑，产业发展以城市为依托。

三要积极发挥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中，新区已经逐步成为承载产业结构调整、探索新经济发展模式的“主战场”。新区建设要严控规模、建有所需、确有必要，不能跟风、贪大求洋。对于已经获批建设的新区，要把新区建设作为城市经济圈建设的核心坐标，承担区域间协调发展的经济辐射功能，根据产业园区建设需要合理布局城市新区，通过城市新区建设服务产业园区发展，增强城镇建成区的辐射功能。

“文化”与“生态”城镇发展质量并重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注重传承文化、生态文明的重要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中西部地区推动城镇化发展中充分发掘、保护和利用城市文化资源，并以包容、吸纳和融合的心态，努力整合城市和城镇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以绿色、循环、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让生态文明和文化传承与新型城镇化结伴而行，着力提升城市发展的品位和质量。

一方面，要充分彰显地域文化特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一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也是发展的未来。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发挥各地自然资源和文化的“比较优势”，挖掘、保护和开发宝贵的自然文化资源，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融入现代元素，延续城市历史文化脉络，为城市和城镇建设冠以历史文化记忆、山地旅游特色。

另一方面，要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关系到城市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点，必须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过程。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要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努力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青水秀，形成产业、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布局，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更是加快推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推进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以人为核心这个基本理念，正确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产业支撑，更加注重改革创新，更加注重凸显特色，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外延诠释得更富时代气息，奋力开创发展新局面。（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甘肃中部地区城镇化问题研究 篇7

一、城镇化现状及问题

(一) 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

当前, 中国城镇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 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9年的46.6%。但是, 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却十分明显, 2009年定西市城镇化率仅为13.8%, 比甘肃省32.6%的水平低18.8个百分点, 比全国46.6%的水平低32.8个百分点, 甚至比1978年全国17.9%的城镇化率还低4.1个百分点。

(二) 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国际城市化规律显示, 城镇化率应高于工业化率10%左右。2009年定西市工业化率为14.22%, 高出城镇化率0.42个百分点, 表明定西市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决定了定西市工业化进程中吸纳的劳动力过少, 导致人口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突出, 城市承载能力弱。定西市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不是因为工业化发展太快, 而是因为城镇建设缺乏大项目带动, 城镇发展缺乏大产业支撑, 工业化基础不稳, 城市经济力量薄弱所致。

(三) 城市规模小, 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

城镇的人口聚集及一定的人口规模深刻影响着产业的聚集, 影响着城镇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由于定西市城市人口增长有限, 城市规模多年变化不大, 而且小城镇数量多, 小于5万人的建制镇数量占绝对优势, 区域中心镇、特色镇不多。一方面, 定西市的城镇经济规模比较小, 辐射范围有限, 难以对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中心聚集和扩散带动作用;另一方面, 市政府驻地安定区缺乏在省级中心地体系中扮演二级中心城市的角色, 而且对于作为定西区域内的首位城镇发挥影响, 也受到很大制约, 当前主要是发挥了地区行政中心的管辖职能, 没有完全起到地区中心城市的综合带动作用。

(四)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

定西市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 已经很难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需要。一是市、县城区生活、办公、商业区域布局不够合理, 城镇服务功能不完善。二是市政基础设施不配套, 城镇交通、供水等基础设施人均拥有量远远落后于城镇化发展的需要。2009年定西市城市人均道路面积8.82m2, 自来水普及率84.53%, 城市污水处理率52.88%,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5.76m2, 均远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三是小集镇服务功能不齐全, 许多低层次城镇与一般乡村聚落相似, 工业和乡镇企业不发达 (见图1) 。

二、问题原因分析

(一) 要素约束

1. 自然资源约束。

当前, 定西市城镇化发展严重受制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欠缺。从水资源方面来分析, 定西市水资源总量为62.9亿m3, 其中自产水资源总量15.287亿m3, 人均占有530 m3, 不足甘肃省人均的1/2, 是全国人均的1/4,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370-500mm, 而平均蒸发量则高达1400-2000mm, 是典型的水资源缺乏地区。从土地资源状况来分析, 定西市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 水土流失严重, 境内沟壑纵横, 大面积的平坦土地稀少, 城镇规划受地形限制, 多采用“挖山填沟”的建设方式, 建设成本过高。

2. 工业化约束。

城市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阻碍了定西市城镇化发展。城市化发展初期是以工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 但定西市长期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总体上仍然是农业经济占据主体。2009年定西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31∶24∶45, 二产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仅为24%, 落后甘肃省23.6个百分点, 落后全国25.6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所占总量和份额严重不足, 多数工业企业没有达到合理规模,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少, 退出现行工业企业统计范畴的企业居多, 导致定西市工业发展十分缓慢。2009年定西市人均GDP仅为4491元人民币, 折合670美元, 离1000美元关口尚有不小差距, 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3. 资金约束。

作为国家级扶贫攻坚重点地区, 定西市自有财力严重不足, 长期依靠国家扶持。2009年定西市大口径财政收入9.47亿元, 财政自给率仅为13.03%。财政预算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少, 加之缺乏有效的融资手段, 还没有普遍形成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投资渠道, 城市发展中利用民间投资的能力未能充分发挥, 导致城镇建设资金缺乏, 综合公共服务设施难以配套完善。

(二) 制度机制约束

1. 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与劳动力市场配置的矛盾。

农村人口转移与户籍制度改革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基于现实的民生考量, 前者承担着分梯次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转移的任务, 重在解决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与此同时, 由人口转移带来的人口聚居, 又为城镇化提供了资金、消费市场和自由劳动力。在定西市城镇化进程中, 存在着大量流动就业于城市的农村人口。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知识、家庭等原因, 逐渐开始离城返乡, 第二代农民工成为主力军。如何使两代农民工能够进的来, 留得住, 使他们成为市民, 这是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难题。而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严重滞后于现实生活的发展, 限制了人口合理流动。突出表现在:其一, 定西市中小城镇不仅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而且其本身能够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非常有限, 大部分农村人口宁愿外出去发达地区打工, 也不愿意在本地小城镇落户。其二, 农民进城落户限制过多, 进城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险等方面缺乏保障, 教育、医疗等相关政策也不配套。其三, 人口迁移过程中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流动人口难以管理。

2. 土地产权问题。

随着定西市“城中村”改造进程的不断加快, 由于拆迁主体、拆迁政策等多种原因造成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 影响了城镇和谐发展。截止目前, 定西市6县1区共计征用农民集体土地22395亩, 完全失地农民已占失地农民总数的10%左右。其中一些农民尽管已长期从事非农产业, 所承包土地由他人耕种, 但在转户中要他们完全放弃现有建房收租、土地分级所获取的巨大利益, 普遍感到难以接受, 农民也很难凭借放弃土地使用权得到的收益迁入城区安家立业。笔者认为, 现行农村土地产权权能缺陷是土地纠纷频发的根源。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多元化造成产权界定不严、所有权主体代理不明确、产权边界模糊, 土地所有权、收益权和管理处置权缺乏人格化的主体, 造成失地农民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对于集体土地的征用和转让, 农民没有平等产权人权利, 没有定价权, 即使要集体主张维护自身的权利, 其维权成本也过于高昂。

3. 金融政策。

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问题, 一直是企业界、有关部门与银行的议论焦点之一。定西市国有大型企业较少, 中小企业是区域内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促进地方经济繁荣、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从当前还是从战略上考虑, 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定西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强劲的推动力。当前, 定西市中小企业仍处于资本积累、规模扩张的阶段, 对于资金的需求量巨大, 因此在发展中小企业过程中如何解决融资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规模小、经济效益欠佳, 受资信等级评定限制以及抵押担保困难等因素的影响, 定西市中小企业难以得到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 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缺口还在继续扩大。据统计, 定西市国有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的贷款不足全部贷款的30%。

三、对策建议

(一) 发展特色产业, 壮大经济规模

定西市城镇化的推进, 必须建立在不断做大做强产业、强化产业支撑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产业发展作为基础和支撑, 没有经济总量的扩张, 城镇化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在这一过程中, 定西市应从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出发, 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化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近年来, 定西市马铃薯、中药材产业持续发展, 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300万亩以上, 鲜薯产量在450-500万吨, 中药材在全国市场上所占份额达到20%。通过打造“中国薯都”和“中国药都”, 良种繁育、精深加工和市场建设不断加快, 延伸了产业链条, 增强了城镇的集聚效应。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有了进城的愿望, 为推进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持久动力。

(二) 积极探索中小企业融资新途径

定西市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围绕马铃薯、中药材这两大主导产业, 衍生马铃薯脱毒、中药材基地种植、良种繁育体系和贮藏、淀粉和饮片加工及营销等相关产业。直接融资应是企业最可靠的融资渠道, 但从定西市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单独一家企业要达到上市公司的条件还需时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 可以将关联度比较高的中小企业组建集团公司, 由产业集团集中发行企业债券, 集团根据筹资规模再分解给各相关企业, 这将为定西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建立一个良好的融资平台 (见图2) 。

(三) 依托交通干线发展城镇带

以中心城市为辐射点, 以交通干线为发展轴线, 据点式与轴线发展是西部地区城镇化的主要特征。交通干线作为资源要素流通的纽带, 在定西市城镇化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定西市的众多乡镇也都呈现出沿主要交通干线分布的特征, 表现为密集的城镇带。如定西市位于兰州都市圈和“西龙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的东段, 是兰州核心经济区“东联西拓、南联北展”的战略地带, 陇海铁路和310、312、212、316国道穿境而过。兰州一小时经济圈建设将为加快定西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兰州、白银、天水、平凉等周边大市场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对定西支柱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辐射作用趋于明显, 形成各类生产要素汇集和各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城镇体系。兰渝铁路、平定高速公路、天定高速公路、宝兰客运专线开工建设, 也将极大地改善定西市的对外交通, 使定西市东西大通道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这些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必将对定西的城镇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 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逐步放开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目前地方的户籍改革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尚未给予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同等的购房、教育、社会保障的权利。事实上, 就创新户籍制度来说, 作为贫困地区的定西市具有后发优势, 因为城市的土地、空间资源和人口的压力比较小。为了尽可能减少创新成本, 应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人口管理政策, 有导向地放开县城和中心镇的户口迁移限制。逐步实行“以居住地为条件划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 以所从事职业为标准划分农业劳动力和非农业劳动力”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 必须完善政府其他有关部门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 需要继续弱化和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附加利益, 逐步使户籍管理恢复到本来只承担民事登记的社会管理功能。

(五) 推进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经验来源于经济发达地区, 在甘肃省推广比较滞后。为了走出土地制度改革的新路子, 定西市应进行大胆的实践和探索。一是建立异地开发、补充耕地制度, 推行较大范围内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土地置换政策。二是成立土地收购储备机构, 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 加强对土地二级市场的管理, 有效提高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能力。三是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管理, 全力提高土地市场运营水平, 增强土地综合利用效益。定西市在出让土地时, 要结合城镇规划, 按照经营性用地向黄金地段集中, 公益性用地向片带集中, 工业用地向园区集中。四是加快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推动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通过出租、作价入股等方式进入土地市场。

(六)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完善城镇功能

1. 加快完善各级城镇道路系统, 构筑较发达的道路网络。在定西市市区重点建设完善城市主干道和环路, 形成城市快速交通道路网络, 合理规划建设城镇内部路网和对外通道, 改造连接主要功能分区的城市干道, 加强进出城通道建设。乡镇重点加大市镇道路建设力度, 实现镇区道路全部硬化。

2. 加快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和改造。进一步提高城镇供水普及率, 中心镇以上城镇排水管网实现雨污分流。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密闭转运, 提高垃圾处理能力。

3. 搞好城镇绿化和美化,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结合《定西市城市总体规划》, 对城镇建设规模、发展形态和开发方式进行分区控制。合理划定城区范围内的绿化空间, 建设公园绿地、社区居住区绿地和企业绿地, 围绕城市干线建设绿色走廊, 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绿地系统。

(七) 强化经营城镇理念, 走开放式城镇建设道路

推进城镇化进程, 政府引导是前提、是基础, 市场推动是根本。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定西市, 必须走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相结合的城镇化发展路子, 通过运用市场机制来建设城镇, 经营城镇。

1. 面向市场, 拓宽思路, 牢固树立经营城镇的理念, 不断拓宽城镇建设的融资领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把城镇的各种要素作为一种资源和商品, 以资源换资金, 以存量引增量,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建设的多元化投入体制, 逐步实现投融资主体多元化、筹集手段市场化、资金来源多样化。

2. 促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经营、管理逐步走上市场化、规范化的轨道。政府应适度开放对一些盈利性、竞争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垄断性管制, 采取公开向社会招标的形式选择供水、供热、公共交通、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企业的经营单位。通过招标发包方式, 选择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物业管理等非经营性设施日常养护作业单位或承包单位, 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完善市政公用事业的价格体系, 进一步理顺公用事业收费标准。

3. 培育多元化市场,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面对需求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不可能通过财政、国债等包办一切。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鼓励民间资金投资城镇建设, 激活民间闲置资金。大力推行基础设施有偿使用, 公用事业合理计价, 引导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建设由公益性向公益性与经营开发性并举、以经营开发为主转变。

摘要：中国城镇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 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城镇化水平目前仍然比较低, 城镇化进程也遭遇诸多困难。本文以位于甘肃中部地区的定西市为例, 分析了当地城镇化发展特征, 探讨了加快其城镇化发展的途径和机制。

参考文献

[1]傅伯仁, 李爱宗, 张亮.甘肃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0 (3) :59-63.

[2]刘伯霞.甘肃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EB/OL].http://special.gscn.com.cn/html/gslr/7_4_7.html.

[3]定西市统计局.2009年定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Z].2009.

[4]李宇, 董锁成, 周长进.甘肃省定西地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4, 18 (1) :17-22.

[5]聂华林, 马增明.甘肃农民失地问题调查与分析[J].甘肃理论学刊, 2010 (3) :81-86.

[6]赵常兴.因地制宜推进西部地区特色城镇化[J].经济研究导刊, 2009 (11) :88-90.

对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思考 篇8

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过程,是近现代以来推动人类前进的引擎和文明进步的考量尺度。探寻适合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改变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落后状况,使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和其他区域的发展协调同步,实现均衡发展,不仅会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步伐,而且对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总体目标、构建文明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

(一)城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Henderson(2003)的研究发现,历年世界各国的城市化率百分点与人均GDP对数值的相关系数基本稳定在0.85 的水平。我国1978—2012 年城镇化率百分点与人均GDP对数的相关系数高达0.991。由此可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从几个角度进行认识。一方面,城镇化表现为城市经济依托规模和集聚优势快速发展,城市产出在总产出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城市人口的集聚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久动力,产业结构的优化使劳动力的配置也不断优化,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另一方面,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与工业化发展密不可分。城镇化和工业化存在必然内在联系。根据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经济规律驱使,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城镇发展加速,从而使城镇化与工业化乃至非农产业的关系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实现城市化是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民族地区的发展,应以实现民族地区民族、经济、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而城镇化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石,也是必然选择。

(二)城镇化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城镇化的过程不仅是提高城市人口聚集程度和转化的过程,也是产业不断升级和提升的过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在西部地区,经济和区位与发达地区比较无优势,但却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深度开发和利用、优化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打造拳头产品、名牌产品应是其主要内容。城镇化为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搭起了桥梁。资源的优势是低层次的优势,产业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城市产业的集聚为这种优势的转化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对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给予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城镇化拉动了内需的扩张,刺激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了“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因此,城镇化成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城镇化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少数民族地区除了经济落后,社会的开放程度、思想观念、文化教育也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无疑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人力资本的聚集,而提高城镇化率就是要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接受新的观念、思想。提升了民族地区的人文素质,也使社会的发展取得了进步。民族地区城镇化率的提高加速了民族地区城镇的发展,推动了民族地区劳动力的转型,因此,使得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在经济发展能力得到加强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普及,实现了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步。

二、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

不同的城镇化模式的选择是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基础。城镇化进程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日趋同构,如何凸显不同民族区域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优势)优势,选择不同的民族地区的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对于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不断发展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一)资源型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

就城镇发展对资源资源的利用和依赖程度而言,有文献把资源分为特色型资源与必需型资源。必需型资源是指土地、水、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民族地区一般在我国西部,大都拥有十分丰富的矿产等资源,如何有效地对这些资源进行深度开发,打造资源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形成产业联动,实现产业集群化,以此提升和拉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应是资源型城镇化模式的发展之路。当然,这种开发和开采应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建立在有序开发和开采的基础上,也要建立在运用和引进高新技术的基础之上,避免陷入粗放型、低层次的开发开采。

(二)环境型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地理自然环境,一定的地理自然环境条件是推动城镇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而言,同样也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束缚和制约,资源的有限性的粗放式开发成为了一些民族地区发展的固有模式,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为保护和有效利用民族地区富集的生态环境资源,应屏弃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化发展,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实现资源开发和环境利用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与包容型发展道路。环境型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可以以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资源、特有的民族风情为依托,着力发展具有少数民族风情和特色的民族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同时,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化率。

(三)产业型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

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应以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为依托,发展本区域内的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和引导主导、支撑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形成产业不断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使产业不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用产业的发展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城市转移,使产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促进产业化,形成良性互动。当然,产业主导型城镇化模式也与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以及政府的扶持不可分离,还应发挥好主导产业的示范效应,形成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运用、自然资源得到合理使用的内生性增长。

(四)文化型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的思想精髓,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符号。然而,在社会经济日益进步的今天,民族传统文化固守的领域不断地受到冲击,致使具有鲜明个性的传统文化日渐流失和不同程度的废弃,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迫在眉睫。文化型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就是要充分利用、大力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形成和打造民族文化产业,使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的有机互动,把民族的语言文化、艺术文化,节庆文化、宗教信仰文化与现代文化元素相融合,以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

三、对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思考

(一)城镇化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选择

城市化是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而产生的,且以工业文明为发展动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加深,出现了诸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文化变迁等问题,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对“城市化”现象进行定位和思考。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就存在着“要城市化”和“去城市化”的博弈。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要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另一种是认为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会破坏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经济生活方式,城市工业发展会影响其生态环境,改变民族地区现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且造成不良不利影响。其实,后一种观点是对于现代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缺乏充分的认识,简单地把城市化的发展理解为工业化,且认为城市化的发展一定会造成破坏生态环境的结果。这是对城市化发展有失公正的理解。当然,不可否认城市化过程中会出现传统文化流失、民族固有生活方式改变,甚至会出现“城市病”,但是,城市化对经济强大的促进和拉动力,对改变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生产力水平低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可以规避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落后,在少数民族地区,以城市化推动产业化、以城市化促进社会进步化、以城市化带动现代文明普及,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良性发展。毫无疑问,城镇化应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民族地区城镇化是民族地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衡量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东部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这些地区的城市化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东部城市较高城市化率的引领下,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推动了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型,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升级和优化,有的地区还形成了产业集群。这充分证明了民族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但是,随着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呈现出“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特征,民族地区城镇化率的推进出现了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土地、矿山、淡水、森林等约束因素不堪重负,已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可持续城镇化发展道路上的巨大瓶颈因素。民族地区的城镇化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也拉动了城市化进程,但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应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的,我们需要的是绿色城市化,我们需要的是绿色GDP。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正确选择。

要实现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从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人口素质、推行环保理念、加强在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的立法等方面着手。第一,要树立全面的科学的发展观念,坚持和谐发展的理念、协调发展的方针,全力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第二,民族地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协调好城市发展与资源基础的关系,要实现土地资源、水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实现既有分目标,又有目标统一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三,少数民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鼓励和发扬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和民族传统文化,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城市形象,促进民族交流,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民族地区的城市社会、经济、环境。

(三)民族地区城镇化要实现包容性增展的城镇化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土地政策、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不断进步完善。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高速持续发展的阶段,32年间,城镇化率由1978 年的17.92%提高到2010 年的47.5%,提高了29.58 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92 个百分点。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为GDP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城镇化率持续提高的同时,也表现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质量不高、制度缺失、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一方面是城市化高速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利益成果,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人们不能共享这些物质利益成果;另一方面是城市化发展与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保障制度的进步并不同步,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保障制度滞后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在城市化发展中出现了公平缺失和社会排斥现象。这些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制约着城镇化的良性发展,也成为城镇化发展中的消极和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1)城镇化发展中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2)城镇化发展中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衡。(3)城镇化发展中失地农民和城市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弱势群体。(4)对资源环境无尽攫取和无序开发的发展方式使得城镇化的发展建立在排斥下一代人的基础上,结果导致了城镇化发展中的排斥现象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缺失。而实现包容性发展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包容性发展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概括起来它包括4 个方面的内涵:(1)包容性发展是机会平等的发展;(2)包容性发展是共享式的发展;(3)包容式发展是益贫式的发展;(4)包容性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同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同样也适合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也应在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指导下,实现机会平等的发展,共享式的发展,益贫式的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民族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的城镇化。民族地区城镇化走包容性增长的城镇化发展道路,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创新城镇化发展理念。(2)实现就业、户籍、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使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走共享式发展的道路。(3)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4)民族地区城镇化需立足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城镇化应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必须是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对环境负责的,同时又是具有社会效益的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道路,统筹安排,全面发展,综合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健康并可持续地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雅红.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0.

[2]常艳祺.包容性发展理念下的我国新型城镇化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3.

[3]王振中.中国的城市化道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城镇地区 篇9

(一) 空气污染严重。

我国2007年空气质量达到和超过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数量比重达到60.5%, 劣于三级的比重下降至3.4%, 城市空气质量相比2001年已有所好转。但据资料显示, 我国平均每天能源消费量除燃料油在2006年的12.0万吨减少到11.2万吨外, 其他的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都从1990年到2007年逐年增加, 这些燃物的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 都给我国城市的空气带来严重的污染。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如成都、重庆、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几大城市的空气质量达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分别是87%、81%、82%、73%、72%, 而整个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区是完全能够促使这些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更加好转。2008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为1, 991.4万吨, 而西部十二省的总排放量为706.0万吨, 占全国的34.46%,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西藏地区在2008年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1万吨, 从而可以推断出其他省份的排放量相对值较大。如, 内蒙古为125.9万吨、四川为96.9万吨、陕西为80.7万吨、重庆为62.7万吨。同时, 全国生活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29.9万吨, 西部就占43.13%, 为142.3万吨。西部城镇居民, 尤其是处于工业聚居地的居民的空气环境质量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四川省L县城中央有条鹅江河, 但是在河的上游地带建有许多厂矿, 最为严重的是一座棉纺厂, 该厂每天都会排放大量的废气, 致使在该城的居民每天饱受恶劣空气的影响。2007年的四川省统计年鉴显示, L县的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为253天, 只占全年的69.3%, 其数字相当低下。该县近年工业烟尘排放量达标量分别是2004年9.5%、2005年20.3%、2006年19.2%、2007年85%。

(二) 水体污染严重。

目前, 全国各种规模和性质的小城镇已近48, 000个。随着众多小城镇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小城镇的水污染问题也日益提上议事日程。据统计, 小城镇污水年排放量为270亿吨, 日排放量达到7, 400万吨, 到2010年, 小城镇污水年排放量将增加到420亿吨, 日排放量达到1.15亿吨。西部地区地域辽阔, 居民相对比较分散, 所以设置的县镇数目较多, 他们在综合治理污水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等方面都比东中部落后, 同时又缺少相互的协调, 致使西部地区的大江、大河污染得不到彻底的清除。

西部地区城镇水体污染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生活用水造成的污染, 一方面是工业用水造成的工业水污染。2008年全国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为178.2升, 其中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人均日常生活用水量分别为197.3升和253.6升。两地区都处于长江上游地段, 人们的生活用水多必然产生更多的污水, 如果处理不当, 不仅影响本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 还会给下游的人们带去不便。西部地区小城镇企业数量众多、工艺陈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能源消耗高, 绝大部分企业没有防治污染设施, 使污染危害变得非常突出。2008年西部二氧化硫的总排放量为848.5万吨, 占全国的36.55%, 排放量的前十位中, 西部有三位。

L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日处理生活污水30, 000吨。该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 于2004年7月开建, 2008年3月建成。此项基础设施是针对江河水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实施的, 过去每年夏天河里的污水都会造成水里的鱼类出现反常现象, 大量鱼类死亡, 居民更不敢食用河内的鱼。虽然新建的污水处理厂缓解了严重的城市水污染, 但是河岸两侧的休闲娱乐场所每天自由排放到河里的污水也未减少, 上游的工业厂, 如棉纺厂、新建的“川渝合作试验工业基地”工厂排放的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这样, 即使再好的污水处理厂也难以承受这种循环的污染。

(三) 城镇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

全国城市每年产生垃圾1.6亿多吨, 占世界总量的1/4以上, 且仍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累计堆存量超过70亿吨, 占地5万多公顷, 200多个大中城市已被垃圾包围。俗话说:“垃圾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财富”。城镇工业固体废物如果能经过处理利用, 不仅保护了生态, 还创造了价值, 实现“生产-产品-垃圾”到“生产-产品-垃圾-产品”的转变。西部各省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偏低, 有8个省份的利用率低于80%。

2008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79.91%, 西部有8个城市未达到平均水平, 而且综合利用率的前十位中, 西部只占两位。对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方面, 全国的平均水平为66.8%, 西部省份中有4个低于其平均水平, 而且最好的北京市与最差的甘肃省相差65.4%。总体来说, 西部主要城市的工业固体废物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相对于东部发达城市偏低。

二、我国西部地区城镇环境污染现状危害及原因

(一) 环境立法不足。

《宪法》是我国制定各项法律法规的根本原则, 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 造成对环境问题上的认识不足, 从而导致宪法规定出现一定的偏颇。如, 宪法对环境问题强调防治污染, 而忽视资源保护;宪法关于环境问题中强调国家对环境的保护, 而忽视普通公民的参与等等。

地方环境保护法是在中央环境保护法即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下, 针对地方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在于保护地方环境不受侵害的法律法规。在环境侵权纠纷中存在着群体受害者, 由于受害对象大多是许多单个的人或单位, 单个受害者往往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受害者的极小部分, 势单力薄, 又考虑成本与收益的问题, 往往不愿参加诉讼。而我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在环保问题上只是呼吁相关部门对污染环境的责任人负起责任, 实际效果确实可想而知的。西部地区各省都有环境保护条例, 这些法律都有效地保护了西部地区的环境,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为什么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还在加剧呢?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环境立法的不足, 虽然我国近些年来环境立法逐渐增多和完善, 但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相互之间的协调力度不够。这个问题不解决必然影响主要围绕环境与资源保护和发展为主旋律的西部开发。

(二) 环境执法不力不严。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我们依法办事的原则, 我国相关环境保护法已经比较完善, 但是执法体系出现问题, 环境污染依然得不到有效解决, 环境执法成为保护环境的关键。由于环境法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环境执法既包括司法机关执法, 又包括环境行政机关执法。我国环境执法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保护的艰巨性。从目前我国法律实践看, 有80%以上的环境法律是由环境行政机关执行的, 80%以上的环境纠纷也是由环境行政机关处理的, 所以, 加强环境行政执法是环境法实施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环境行政执法不力的客观原因在于, 地方政府与所辖企业在经济利益方面捆在了一起, 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倾全力维护企业的发展, 而对企业的环境损害行为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甚至出现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主观原因在于, 政府官员政治创租和抽租, 政治创租就是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企业的利润, 人为地创造租, 诱使企业向他们“进贡”, 以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抽租则是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 迫使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政府官员分享。

任何一项环境执法工作都有可能会因为“经济建设”的需要而被叫停, 地方各级环境执法部门对污染行为听之任之, 放任自流的做法加剧了我国城镇的环境污染。西部地区参与环境执行队伍人员的素质相对比较低, 对环境保护执法这一关键环节的作用认识不深刻, 所以执法中带有主观性, 随意执法, 随意忘法。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室竹立家认为:“虽然中国有很多的环保法律和法规, 但是执行是个大问题。环保部门利用他们的职责和权力来谋取福利, 中国环保方面的贪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挪用或滥用治污资金;另一种是利用权力接受贿赂。”

(三) 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范围狭窄。

我国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在逐渐加强, 2009年广州市一些居民在市政府前抗议在他们的居住地附近修建一座垃圾焚烧炉的计划。该地政府2006年提出选址修建一座焚烧炉, 但是居民2009年才知道这项计划。基斯先生曾提出:“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具体参与是环境权的真正体现, 它不仅使个人行使他所享有的权利, 还使他在这方面承担了应承担的义务。而且, 公众因此不再是消极的权利享有者, 而要分担管理整个集体利益的责任。”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行动一方面有利于保护自身的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也是给相关政府部门提醒, 对现在的环境污染处理不当将会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 从而引发政府信任危机。

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根据本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颁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实施条例》, 详细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程序, 使美国形成了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环境管理公众参与制度。我国环境治理的重大挑战之一是, 一个项目从始至终资金的使用都不透明, 另外还包括缺乏环境影响评估, 项目监管等大众参与监督问题。

三、我国西部地区城镇环境污染治理对策

(一) 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虽然我国已颁布实施了众多有关城镇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法律及地方法律, 但就整体而言, 城镇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还很不完善, 也缺乏协调性, 这样会造成执法中法律法规的“打架现象”, 而且有些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制定出来的, 随着情况的变化, 原有的一些法律条文已不适应变化后的情况, 对这些不适应新情况的法律法规应及时修订。长江、黄河的发源地都在西部, 西部地区天然的自然生态占全国的大部分, 保护这些资源免受污染是全国人民特别是西部人民不可推卸的责任。《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机构执法程序法》等都有利于保护西部环境, 望这些制度早些提上日程。

(二) 环境执法必须坚持法制方针。

城镇环境污染的防治离不开环境执法, 环境执法是实现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关键环节。环境执法是一个动态的全过程, 各个执法机关必须严格遵照我国法律的要求,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执法过程中不可将目光落到某一点或某一个阶段上, 而应该实行全程监管, 改革传统的工业化那种“三高、两低”的发展模式,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放弃过分的追求城市化发展速度, 这种超出国情的“冒进式”城市化给城市生态环境带来了多方面的压力。城市相较于农村具有更高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和人均废弃物集中产生量;抛弃以GDP增长为唯一政绩的政绩观, 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法条例规定的办法, 如《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 并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定期考核。企业事业单位的环境保护工作应作为考核单位领导实绩和企业升级、评选先进、文明单位的重要内容。

(三) 完善环境保护监管体制。

保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独立性”, 避免外界干扰监督执法, 党的十七大就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总思路。首先, 要提高监管部门执法人员的素质, 逐步形成“无缝隙管理”的整合模式;其次, 优化环境监督标准, 以全国甚至世界的环境监督高标准来衡量各城镇的环保效果;最后, 完善环境监督信息检测发布标准。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统一协调和权威的环境监督信息收集和分析机制, 以便让公众能及时地了解环保部门的监管情况。

(四) 建立公众参与城镇环境管理的畅通渠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西部大开发有力地推动了西部科教文卫的全面发展, 城镇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公众参与能力正在逐渐加强, 而我国城市的环境治理职能几乎由政府承担, 导致了政府负担过重、行为短视和公众参与不足。特别是治理污染的资

提要旧城改造 (又称城市更新、市区重建) 是当代城市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产物。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一个城市国家, 经过40多年来的发展, 已成为人们心中的花园城市, 其旧城改造的经验值得借鉴。本文主要分析新加坡旧城改造过程中有关概念规划、旧城改造管理、融资、城市保护等方面的经验, 并得出对我国旧城改造的启示。

关键词:旧城改造;新加坡;概念规划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独立前的新加坡 (20世纪五十年代) 大量的失业、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存在, 其城市问题已到了难以解决的地步, 面临着艰难的转型, 如何做好城市更新工作迫在眉睫。为此, 新加坡政府从概念规划开始做了一系列使土地使用最优、保持经济和城市发展之间平衡的工作, 到目前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城市国家, 20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开始迅速增长, 1971年人均GDP为1, 972美元, 到2003年上升为39, 270美元 (1995年不变价格) 。尽管新加坡的建筑物占到国土面积的50%, 加上占国土面积11%的道路, 但其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平方米 (使用面积) , 且空气洁净, 环境良好, 是人们心目中的“宜居”和“花园”城市。

新加坡旧城改造的成功, 其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结合旧城改造项目的难点, 从新加坡旧城改造管理、概念规划及其执行、融资等方面来介绍其经验。

金和环境执法监督等方面压力较大。2000年以来, 全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均由政府承担, 企业自筹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占环保投资总额比重不足18%。应发挥公众的力量, 集结社会自足筹资, 争取NGO的大力支持, 其中团体诉讼制度的建立能有效地利用团体诉讼的法律知识、专业知识较强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等优势, 来改变单个受害者的弱者地位和帮助受害当事人。印度《环保法》第19条规定了公民诉讼, 其含义是任何受到私人、公司侵害的人, 可以依法寻求适当的法院予以补偿。这意味着任何人均可以对违反环境法的行为起诉, 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保护下的污染企业。

四、结语

新加坡旧城改造经验及启示

□文/贝贝1李刚2

二、新加坡旧城改造经验分析

(一) 城市更新管理部门。

新加坡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其城市更新管理部门经历多次的演变, 从SIT (改良信托局) 到URA (城市更新局) 。其城市的发展与规划由国家发展部主管, 具体职能部门是URA, URA通过定期出售土地给开发商, 来落实每十年修订一次的发展指导蓝图计划。

1、1960年之前, SIT (改良信托局) 根据

1952年通过的新加坡发展条例进行初级岛屿规划及诊断调查, 制定总体规划和开发方针。

2、1960年HDB建屋发展局综合二次开发

(重建更现代化的、设施齐全的住宅) 和规划局制定中长期的规划, 承担SIT的规划职能。

3、1964年URA (城市更新局, 属于HDB) ,

1966年随着前殖民地政府土地征购法案的修订, 升级成为征购私有土地的城市更新处, 承担了中心区外围区域的国有土地上两个先导项目 (南1号和北1号项目) , 来安置因中心区核心区域拆除受到影响的家庭;1974年URA从HDB脱离。

我国西部城镇环境保护是一个综合型的问题, 它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公民、NGO等主体共同的努力下才能达到效果, 从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监督再到公众的参与监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都会影响到环境保护的全局, 因此西部城镇环境保护任重而道远。

4、1989年9月, 新的URA (原有URA与

MND的规划部门、研究统计中心合并) 以更有效的方式对全岛进行综合和整体规划, 是国有土地用途的策划部门, 其任务是确保新加坡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并树立其世界城市的形象, 确保各项发展计划的条理性和合理性, 使之符合URA的策略和规划指导原则。

可知, 为能更好地实施旧城改造, 有效管理改造所涉及到的各个环节, 新加坡不断完善其部门职能, 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旧城改造。

(二) 概念规划。

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新加坡原先的城市规划已不能满足其城市发展的长期目标, 需要变革指导了其城市发展30年的规划系统。为使城市发展顺利进行, URA实施两级计划。第一级:修订概念规划, 从策略上提出城市长期发展的愿景;第二级:55个DGPs, 在1991年修订概念规划实施的基础上, 对每一块土地进行更详尽的规划。

1、修订概念规划。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从1987年就开始修订全岛的概念规划。新URA成立后, 修订了1971年的概念规划, 达到以下

参考文献

[1]于峰, 林建光.我国小城镇水污染治理措施探析[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 2009.27.9.

[2]李翔等.垃圾包围城市的“怪圈”[J].中国城市经济, 2007.3.

[3]任凤珍, 徐强盛.西部开发中的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立法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 2002.20.4.

[4]董险峰, 李宇兵, 高学敏.加快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创新的对策[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2000.16.4.

[5]秦芳.环境执法不力的原因及对策[J].法律园地, 2009.9.

[6][法]亚历山大.基斯.张若思译.国际环境法[M].法律出版社, 2000.21.

[7]陆大道.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空间扩张[J].中国城市经济, 2007.10.

[8]金贤锋, 董锁成.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J].城市问题, 2009.9.

城镇密集地区产业园发展初探 篇10

关键词：城镇密集地区,产业园,产业发展

1 概述

城镇密集地区有别于明确独立的行政单元,作为一个经济区存在。在城镇密集地区内,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协调[1],即协调城镇密集区内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要使目前的“竞争—抑制”关系转变成“竞争—合作”关系,使冲突得到化解并最终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协调不能只解决设施的共享,更要关注产业的合理分工,要通过制定合理的规划来引导产业发展。苏桥产业园位于南(南宁)—柳(柳州)—桂(桂林)城市密集地区内,并且作为桂林城区与柳州相连,区域协调更显重要,本文力求从区域要求、自身资源禀赋出发,通过广佛都市区内南海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明确苏桥园区产业发展并引导产业空间布局。

2 城镇密集地区产业发展研究理论探讨与启示

2.1 关于城镇密集地区产业发展的理论探讨

2.1.1 城镇密集地区概念[1]

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日益成熟的时代,城镇密集地区的发展成为城市化的一种特殊现象[2]。一些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地区逐步形成具有某些特殊属性及功能的整体,如美国东海岸城市群及日本东海道太平洋沿岸地区,类似这些地区都与经济的高度发达联系在一起[3]。南柳桂城市密集地区是南宁城市圈的南北发展主轴,依托湘桂铁路和桂柳高速通道,建立由南宁和两个主要城市(桂林和柳州)为主构成的“南柳桂城市走廊”,苏桥产业园位于桂林与柳州的交界处并紧邻桂林城区。

2.1.2 城镇密集地区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

1)区域发展理论。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本质来说,为区域提供服务是城市的基本活动,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承担城市基本活动的主导产业的内容、规模和变化,决定着城市功能的演替。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就城市论城市”不符合城市是一种开放系统的本质特性,城市发展要走“区域”路线,从区域角度定位城市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客观需求。2)比较优势理论。产业定位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分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绝对比较优势理论。绝对优势理论在产业定位上的应用通常表现为地方政府对“人无我有”产业的培育。相对优势理论在产业定位上的应用表现为当地政府利用相对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发展“人有我有”产业,以实现其赶超型发展战略。3)竞争优势理论。竞争力是通过城市产业的综合竞争来表现和实现的,离开城市产业而空洞地讨论城市的竞争力没有意义,产业结构状况决定一个城市产业价值体系状况,从而影响其城市竞争力及未来变化。对城市产业的选择不仅要从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更重要的是要看产业的选择是否能够提升城市在整个城市网络中的竞争地位,是否能够促进城市保持良好持续的竞争力。

2.2 对苏桥园区产业发展的启示

城镇密集地区最本质的特征是区域内高强度的联系和有机分工,城市之间发生着高强度的经济、社会与信息联系,在市场机制下形成了一种相对有机分工的格局,从而使区域产生了整体倍增效应。基于南柳桂城市密集地区的苏桥产业园应在区域发展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承接区域产业分工,大力发展优势产业集聚区[2]。特别是作为桂林市中心城市组团的苏桥,针对桂林城区和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产业发展方面应灵活采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与错位发展两种不同思路,以实现区域内产业的合理分工与合作。

3 南海东部地区产业发展实证分析与启示

3.1 南海东部地区产业发展分析

3.1.1 产业发展背景

南海区处于广州和佛山城区之间,与广州城区相接。南海区作为佛山市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经济社会保持着快速、健康发展。随着广佛都市区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两市在城区空间、交通、产业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处于广佛几何中心位置的南海东部地区,完全处于双方的合力之下。

3.1.2 产业发展现状

目前,南海东部地区已逐步融入广州城区,其产业发展以工业、居住、专业市场、都市型农业等为主。产业发展具有以下特点:承接广州城区居住功能的外溢;形成以“专业镇”为特色的制造业基地;形成区域性专业市场的集中地;承担都市型农业区功能[4]。

3.1.3 产业发展新定位

在广佛“共赢”理念的指导下,南海东部地区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地,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其在广佛都市区中的定位。广佛都市区协调发展下的南海东部地区未来发展定位是区域性物流商贸基地和区域性零售商业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兼有生态廊道和都市农业区功能[5]。

3.2 对苏桥园产业发展的启示

其经验借鉴及启示,园区的持续发展全部依靠新区的产业发展,产业的推动力是新区发展的基本动力,从而开发区最终形成城市新区。新区的持续发展依靠城市功能的完善,充分利用政策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共赢思想的指导下,南海东部地区产业发展根植于广佛都市区,依托广州城区发展商贸物流业、先进制造业、都市型农业的做法;与苏桥园区根植于南柳桂城市密集地区,依托桂林城区发展的思想存在许多共同之处,苏桥主导产业的选择与整体功能的定位从南海东部地区的发展中可以有诸多启迪,商贸流通业、先进制造业、房地产业、都市型农业在苏桥所处的城市密集地区都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4 苏桥产业园的规划实践

4.1 产业发展定位

4.1.1 发展条件分析(SWOT分析)

苏桥产业园位于桂林市西南,北距桂林市区26 km,距桂林两江国际机场仅8.5 km,总规划面积65 km2,是桂林市规划面积最大的园区。历史上苏桥镇发展定位一直都为桂林工业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苏桥产业园接受周边辐射带动能力将大大增强,具有良好的历史基础和发展优势。园区地处荒山较多,地形起伏不大,地基条件比较稳定,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成片的土地储备为发展一般制造及重工业产业基地,建设配套服务区具有良好的土地开发条件和用地优势。目前园区基本形成了汽车制造、重工机械、光电产业、生物制药及能源、轻工产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和产业基础。园区内具有良好的“山—林—水—田”的田园风光,既为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又为新区建设经营多样化和受益最大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加快桂林城镇化发展,自治区政府提出“桂林要大力发展工业”及“保护漓江、城市向西、再造一个新桂林”的发展思路。为桂林带来转型期的机遇并为基础设施的落实带来新机。产业园的定位发展与周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深远的挑战性。

4.1.2 产业发展取向与定位

苏桥产业发展可以从大区域范围内进行定位与研究,应抓紧本身在南柳桂城镇密集地区中以及在东盟经济圈里的重要区域位置,大力承接外来资金,发展先进制造业、商贸流通业;效仿南海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进行房地产开发,形成桂林城区居住后花园;保留部分的特色农业,发展都市农业,即发展集农业观光、生态旅游度假于一体的第三产业。由此可见,苏桥产业园可定位为:“广西区北部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示范区;桂林新的经济增长极;桂林最具优势的产业集群高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示范区;桂林工业化的先导示范区;高品位度假休闲、娱乐服务中心;宜居的城市新城。”

4.2 产业空间布局

4.2.1 基于“宏观分析”确定产业园空间发展策略

从苏桥产业园所处的宏观背景来看,要加强苏桥与周边、区域的协调建设,促进桂林西部区域城市功能与产业的互动,基础设施连接与共享,构筑开放、统筹与协调发展的西部整体城市空间;积极关注园区山水生态特色要素,建立可持续发展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利用,处理好城市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构建山水城市的特色形象;构建合理的空间格局,以现状建设的基础为核心向周边拓展,构筑分工明确、有序推进园区的空间结构。

4.2.2 产业空间布局

在上述的基础上,结合布局影响因素分析,尊重农田、河渠等自然因素生态廊道肌理,规划以“注重山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念,采用“反规划”手法,以“建设园林城”、是“生态示范区”的目标,按“再造一个新桂林”城市发展要求,形成再现桂林特色、又不乏现代新颖的空间布局;以“生长的城市与生态自然契合”的生态理念,构筑各具特色的城市中心与组团,形成“两轴多心多组团”的城市结构。结合空间构想与产业布局的要求,整体形成“一核三区四组团”用地布局功能结构。

4.3 总体城市风貌设计层面

4.3.1 基于“自然山水资源的理念”确定总体城市设计策略

充分珍惜“山体、江河、水库、基田”不可多得的自然资源,突破故有的“山环水绕”景观构架,充分挖掘“城市在一系列山水田间的半岛上生长”的城市特征,通过精心的城市设计,创造“山—水—田—城”多位一体的山水田园生态城市风貌[6]。延续苏桥城市发展历史文脉,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名胜和地方民俗风情,形成有特色的城市文脉氛围。尊重自然,保护和强化苏桥山、水、田的自然生态景观,结合环城生态绿化的建设,建构“人—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城市境界。

4.3.2 整体风貌架构

伴随着园区经济的发展,苏桥将经历从一个农村自然景观向城市人造景观的景观风貌转变历程,一个新的景观风貌体系也将构架。在凯文·林奇的设计理论设想中规划实践结合中部青龙湖、凤鸣湖水库及公共核心打造城市核心景观焦点,沿土榕大道、木兰路形成城市景观风貌轴,以横贯开发区南、中、北,连接东西山体与水系的三条城市绿地形成自然景观带,串连各景观风貌区、景观节点,整体形成“一核、一带、两轴、三廊、五区、多节点”的风貌结构。

充分利用“山、水、城”等景观要素,建立“城在湖上、湖在城中、山城辉映、城景交融”的城市景观意象,城市景观成为自然景观的点缀,塑造生态型山水园区,形成人、自然、园区三者的共生与共创:人徜徉于园区之中,园区融于自然之间,自然赋予人类生存的资源与灵性。

园区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山水自然风景和城市绿地系统建设花园式的人居环境,成为桂柳经济走廊产业生长区的宜居典范。苏桥经济开发区将形成“一枕碧江半绕城,千山叠翠绕苏桥”的山水田园新城景观风貌。

5 结语

本文认为依据区域发展理论进行园区的产业定位要从区域角度出发,遵循产业演替规律促进现有产业的良性演替和价值链的延伸,从竞争优势理论出发,选择产业要考虑所选产业是否能够提升园区的竞争力,促进城市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在产业空间布局上注重区域尺度的“宏观分析”,明确园区发展的主导方向及用地发展模式,科学确定各类用地的布局;在城市总体空间结构上注重“人—城—自然”,既强化城市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和谐,又要重视山水田园新城景观风貌的协调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卫琳.关于城镇密集区协调发展规划的实践与思考[J].规划师,2006(7):47-48.

[2]王雅娟.国外城市密集地区形态发展现象综述[J].城市规划汇刊,1994(6):66-67.

[3]王学锋.城镇密集地区规划编制与管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4]赵嘉新.异地拓展: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发展实践与运作机制[J].规划师,2007(10):81-82.

[5]李阎魁,杨立峰,袁雁.发展都市工业[J].规划师,2004(12):96-97.

城镇地区 篇11

关键词：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中部地区；PVAR.模型；对策建议

一、 引言

1978年～2012年，中部地区六省城镇化水平（UR）和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 Rate，FIR）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且呈现同向上升趋势（表1）。金融相关率反映金融机构存贷款量（选用全国和中部地区六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年末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为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GDP选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地位，即金融发展（Financial Development），为城镇化提供了大量资金。本文将通过面板数据影响模型和P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二、 模型与数据

根据国内外学者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选取城镇化和金融发展相关指标，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UR=F（FIR，DE，ID）

城镇化水平（UR）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UR越大说明城镇化水平越高，该地区人口向城镇集聚程度越高。金融发展水平（FIR），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之和与GDP的比率，FIR越大，表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金融发展规模（DE）选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GDP的比率，DE越大，说明金融发展规模越大。金融发展效率（ID）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与储蓄的比例，ID越大说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越强，金融发展效率越高。

选取1978年～2012年中部地区六省各指标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数据来源于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为剔除通胀因素对变量的影响，在计算与GDP相关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和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时，将各省GDP数据统一进行价格调整，换算为以1978年为基期的GDP指数。

三、 实证检验

1. 面板单位根检验。在进行PVAR模型估计前，先对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避免模型估计出现“虚假回归”，确保估计结果有效性。如果变量平稳，则用传统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估计和检验；否则，需采用协整检验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选取LLC检验、IPS检验等五种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均采用带时间趋势和截距的检验类型，在所有显著水平（1%、5%和10%）下，各变量原始数据都不平稳，一阶差分序列都平稳（表2），说明各变量一阶单整，可进行协整分析。

2. 面板协整检验。由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通过面板协整检验，分析变量之间长期稳定关系。选取Pedroni（Engle-Granger based）和Johansen面板协整检验，滞后阶数选取1。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表3）结果表明，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由于本文采用的时序数列具有一定的随机游走特性，且协整向量包含截距项，因此选择第三种情况进行Johansen面板协整检验。Johansen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表4）表明，变量城镇化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规模和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上述两种检验方法均表明，中部地区六省城镇化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 面板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方法包括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Hausman统计值为10.159 666，对应概率为0.017 3，说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随机影响模型的原假设，建立固定影响模型，模型中的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相关。

选取Panel EGLS（Period Random Effects）方法，建立固定影响模型（表5），在5%显著性水平下，中部地区六省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与城镇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规模系数最大，对城镇化水平影响显著；金融发展效率系数较大，对城镇化水平影响较显著；金融发展水平系数较小，对城镇化水平影响较小。

4. 面板VAR。由于固定影响模型结果较显著，能够较好地估计中部地区六省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最终建立如下面板模型。

（1）PVAR。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PVAR）是面板数据模型与传统向量自回归方法的结合，把面板数据模型系统中所有变量视为内生，较真实地呈现各变量间关系。根据AIC和SC准则，并结合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条件，将PVAR最优滞后阶数定为1（表6）。所有金融发展指标的一阶滞后项对城镇化水平的系数都为正，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规模和效率对城镇化水平的正向影响。其中，金融发展规模一阶滞后性系数相对较大，对城镇化水平影响较为显著。

（2）脉冲响应函数。由于对PVAR单个参数估计值的解释比较困难，可通过观察系统脉冲响应函数，了解内生变量对误差变化的反映。采用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使误差项正交，变量序列为UR、FIR、DE、ID。同时，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还需建立相应的置信区间，利用GMM估计出系数和方差-协方差矩阵随机生成的大量系数，并重新计算冲击反映。选择进行100次本过程，Monte Carlo模拟给出两个标准误差置信区间以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图1给出了金融发展三项指标对城镇化水平的冲击影响，横轴为追溯期数，纵轴为因变量对各变量的响应，中间实线为响应函数曲线，外侧两条虚线为两倍标准差置信区间。

图1-a反映了城镇化水平对自身冲击有不断扩大趋势。图1-b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城镇化水平影响为正，且有逐渐增大趋势，反映金融发展水平对城镇化水平的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不断扩大。图1-c显示金融发展规模对城镇化水平影响为正，但随着金融发展规模增大，对城镇化影响并无增大趋势，说明既要保持金融发展规模稳步增长，更要注重效率提升，才能更好地推动城镇化进程。图1-d反映金融发展效率对城镇化水平的正向冲击，且随着时间推移，有不断增大趋势，说明金融发展效率越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越高，越有利于城镇化水平提高。

（3）方差分解。方差分解可进一步度量金融发展对城镇化水平冲击作用的构成。由表7可以看出，从第1个到第10个预测期，城镇化发展变动主要来源于自身，但随着预测期增多，受自身影响逐渐变小。在金融发展指标中，金融发展水平对城镇化发展影响最大，且随着预测期增多，影响力度增大。金融发展规模对城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且随着预测期增多影响变大，但相比金融发展水平来说影响较小。金融发展效率对城镇化影响也是随着预测期增多不断增大，但影响力度在金融发展指标中最小。

四、 结论与对策

1. 主要结论。上述实证检验表明，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产生正向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规模和效率对中部地区六省城镇化水平均有较显著影响：（1）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推进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规模和效率与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关系密切。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规模越大、效率越高，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就越高。（2）不同金融发展指标对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同。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金融发展各项指标对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影响显著，但仍有一定差别，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水平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程度分别为显著、较为显著和一般显著。（3）金融指标协调发展才能有力地推进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从长远发展来看，只有金融三项指标协调发展，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金融发展规模并非增长越快越好，在保持金融发展规模的同时，更应注重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和效率提升，才能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力度。（4）不同省份金融发展指标对城镇化水平影响差异明显。金融发展规模对中部地区六省城镇化水平影响都显著，金融发展水平对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五省影响较为显著，金融发展效率对河南、湖南和江西城镇化水平影响较为显著。

2. 对策建议。根据上述实证研究，要求中部地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做好如下金融支持工作：（1）保持金融发展规模稳步增长，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各级地方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深化金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完善金融发展内外部环境，努力推动金融发展规模持续稳步增长，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应有的资金支持。（2）优化金融机构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支持效率。金融发展必须兼顾水平、规模和效率。金融机构要进一步优化自身资源配置，提高信贷效率，充分发挥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杠杆作用，以便于提供更有效的投融资支持。（3）积极开发特色金融产品，提升金融精准支持。中部地区六省比较优势明显（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重化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等），要根据其产业特点等差异，积极开发特色金融产品，精准支持特色经济发展，提升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针对性。

参考文献：

[1] 杨胜刚，朱红.中部塌陷、金融弱化与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J].经济研究，2007，（5）：55-67.

[2] 郑长德.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7，（3）：12-18.

[3] 孙浦阳，武力超.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基于政府治理差异的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11，（2）：43-52.

[4] 韦福雷，胡彩梅，鞠耀绩.省域城镇化金融支持效率及影响因素[J].金融论坛，2013，（10）：3-8.

[5] Hausman J.，W.Taylor.Panel Data and Unob- servable Individual Effects[J].Econometrica， 1981，（49）：1377-1398.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号：16XNH099）。

作者简介：郭方（1989-），女，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市场与风险管理。

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研究 篇12

一、四川藏区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影响因素

四川藏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 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 由“两州一县”组成, 土地面积为四川省土地面积的51.6%, 是全国仅次于西藏的第二大藏族人口聚居区。2008年, 藏区总人口200.5万, 其中农业人口165.6万, 占总人口的82.6%,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7.4%。同年, 四川藏区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仅为26%, 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生产要素城镇化并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 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同步

根据城镇人口占比不同, 城镇化在时间上表现为平缓的“S”型曲线 (诺瑟姆曲线) :即当一个区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0%～30%时, 城镇化进入发生阶段, 30%～75%之间为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 超过75%后城镇化又进入相对缓慢的成熟期。2009年底, 我国城镇人口6.22亿, 城镇化率46.6%, 已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期, 呈现出城镇化高速发展态势。但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性, 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明显, 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仅处于城镇化的发生期。

四川藏区城镇化的区域差异明显且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密切相关。人口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指示性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也越高。尽管四川藏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 但在大区域范围内依然存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 进而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区域差异。本文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以人均GDP为例, 藏区的汶川、九寨沟、康定、马尔康等县已越过万元大关, 马尔康县达2.2万元。这四个县的人口镇化水平也最高, 马尔康县为41.8%。四川藏区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两个县石渠、德格, 人均GDP仅4478元, 城镇化水平仅为7.7%左右 (见表1) 。

从表1可见, 四川藏区大部分县经济发展水平偏低, 城镇化水平同样偏低。其中, 有15个县的城镇化水平在10%～15%之间 (包括15%) , 人均GDP为8146元;有8个县的城镇化水平在15%～20%之间 (包括20%) , 人均GDP反而只有6974元。有3县城镇化水平在20%～25%之间, 人均GDP达8470元。由于非农业人口是按户籍统计 (未包含居住在建制镇的农业人口) , 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口城镇化的真实水平。尽管如此, 以非农业人口占比衡量的城镇化水平来看, 藏区各县之间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最高的马尔康县与最低的石渠县之间相差31.4个百分点, 人均GDP相差4.57倍。

人均GDP与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明显。根据对32个县2008年的截面数据分析, 藏区城镇化随人均GDP呈正向多项式相关, 相关系数为0.4825 (见图1) 。

与第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呈多项式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0.5254。这充分说明, 人口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非农产业发展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 2008年32个县的截面数据同时表明, 人口城镇化与第二产业的相关性很弱, 相关系数仅为0.1204, 正的弱相关。这又暗示四川藏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转移能力较弱, 这与该区域第二产业的构成有关。表现最突出的是甘孜州九龙县与白玉县, 近年来县域经济发展强劲增长, 九龙县人均GDP逾20000元, 但城镇化水平只有13.1%。该县水电产业快速发展, 成为GDP的最主要贡献产业, 但水电产业的资本与技术构成高, 对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低。白玉县人均GDP逾万元, 城镇化率仅10.1%, 同样源于该县矿产业的高资本技术构成对劳动力的低吸纳。

(二) 藏区城镇化首先表现为人口小镇化

人口小镇化是指城镇人口的空间聚集是以县城类建制镇为主要载体, 以非县城建制镇为辅助载体, 缺少城市作转移支撑的一种城镇化方式。从城镇体系结构来看, 四川藏区目前的城镇结构为“县城—建制镇—集镇”三级, 缺少城市设置, 因而城镇人口是以县城和建制镇为聚集区, 形成一种典型的小镇人口城镇化模式。城镇人口基本形成以县城为主的聚集地。集州委、政府与县委、政府于一体的康定县与马尔康县, 县城聚集城镇人口最多, 成为藏区人口城镇化率最高的县城并形成明显的城镇服务经济特征。2008年马尔康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68.5%, 康定为43.8%。

此外, 汶川县在县城外形成了5个建制镇 (漩口建材产业、映秀水电产业、卧龙保护与旅游产业、水磨农业产业、绵篪旅游产业) , 集聚境内大部分产业型非农业人口, 但该县半数以上非农业人口仍然聚集在县城。对于仅有一个建制镇或除县城外还有一两个建制镇的县级行政区而言, 县城是最主要的城镇人口聚集区, 非县城类建制镇仅能聚集少部分城镇人口。如理县的薛城镇、松潘的川主寺镇等。但不管是县城还是二级城镇, 均属于小镇特征, 人口城镇化也就是人口小城镇化, 这种城镇化模式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三) 建制镇数量对城镇化产生重要影响

人口城镇化随建制镇数量增加而增多, 两者呈二项式正相关判定系数为0.4546关系 (见图2) 。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 我们将两个州政府驻地所在县扣除后, 发现建制镇对人口城镇化影响作用更明显, 相关程度更高, 判定系数到0.524。这说明藏区建制镇数量越多, 人口城镇化水平也越高。建制镇最多的汶川县 (6个建制镇) , 非农业人口占35.3%。而仅有一个建制镇 (县城) 的17个藏区县, 城镇化水平只有13.5%。

二、四川藏区小城镇面临的发展约束

(一) 城镇体系发育滞后与空间分布失衡约束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城镇体系通常由城市、建制镇与集镇等构成, 城镇数量结构呈“金字塔”型特点, 塔尖是城市, 塔底是农村集镇和村落, 城镇体系中的人口结构则向“倒金字塔”演变, 即塔顶的城镇人口越聚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并趋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 (即城镇化的成熟阶段) 。但四川藏区城镇体系发育滞后, 断层严重。全区土地面积达25万km2 (占全省土地面积的51.5%) , 却无县级市设置。区内县级行政区域32个, 乡镇级行政单元578个 (其中建制镇58个, 占乡镇总量的10%) 。不仅如此, 建制镇的区域分布极不均衡, 17个县级行政区域范围内仅有县城为建制镇, 占藏区土地面积的55.5%和藏区人口的46.8%;9个县级行政区内有2个建制镇, 占藏区土地面积的31.5%和人口的27.9%;3个县级行政区内有3个建制镇, 占藏区土地的8.9%和人口13.6%;2个县 (理县、泸定) 境内有4个建制镇, 占藏区土地的2.6%和人口的6.4%;仅有汶川县境内有6个建制镇, 占藏区土地面积的1.6%和人口占5.2% (见表2) 。

以上数据说明, 四川藏区城镇体系并不健全, 建制镇空间分布失衡严重。

(二) 单体建制镇服务半径过大约束

在单体建制镇的13.87万km2范围内, 每个建制镇的服务范围是8158km2、服务人口5.5万人;在双建制镇的7.87万km2的范围内, 每个建制镇的辐射区域是4372km2、服务人口3.1万人;在三建制镇的2.22万km2范围内, 每个建制镇的服务区域是2467 km2, 服务人口3.0万人;在四建制镇的0.65万km2范围内, 每个建制镇的服务区域是813km2、服务人口1.6万人;在6个建制镇的0.4083万km2范围内, 每个建制镇服务区域是680 km2, 人口为1.7万人。可见, 随着建制镇数量的增加, 服务区域逐渐递减 (“8158→4372→2467→813→681”) , 从8158 km2下降倒681 km2;服务人口同样逐级下降 (“5.5→3.1→3.0→1.6→1.7”) , 从5.5万人下降倒1.7万人。考虑到区内大量无人区, 建制镇的实际覆盖范围略小于计算数据。尽管如此, 依然有部分农村人口 (尤其是年龄较大群体) 未去过县城乃至建制镇。笔者2005年在德格县温拖区调查时发现, 接受调查的普通村民均未到过德格县城。在这种情况下, 城镇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对农村的影响十分有限, 相反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仍保持了浓浓的乡村生活气息。

(三) 建制镇发展的产业支撑约束

从四川藏区城镇的发展历程来看, 大体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由古代茶马贸易沿线的集散地发展而来, 如康定的炉城镇、松潘的进安镇等;二是从古代的军事要塞发展而来, 如泸定县的泸桥镇、金川县的金川镇等;三是由古代交通中心发展而来的, 如甘孜县城、理县县城等;四是由宗教中心、土司驻地逐渐发展而来, 如德格县城、炉霍县城、道孚县城等。此外, 依托现代交通、旅游以及矿产水电开发等而形成的城镇也不少, 如松潘的川主寺镇、汶川的映秀镇、黑水的卡龙镇、汶川的卧龙镇等。各类建制镇在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后, 已逐渐成为藏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区, 基本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非农支柱产业, 如映秀镇的水电、漩口镇的建材、进安镇的旅游、川主寺的商贸服务等。

但总体上看, 藏区现有建制镇的主导产业发展依然较弱, 限制了建制镇就业带动能力以及人口转移聚集能力, 集中表现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上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到2008年底, 阿坝州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比是64%, 甘孜州为71.4%, 木里县为85% (见表3) 。

同期四川省社会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已调整为46.1:23.4:30.5。受藏区特殊自然环境与生态主体功能定位影响, 藏区工业化发展受到长期限制, 甚至成为制约城镇化的产业瓶颈。从目前城镇发展情况来看, 有相当数量的城镇是服务型城镇, 承担行政服务与商品服务等功能, 也有少量建制镇依然发挥着农村集镇功能 (如黑水县的卡龙镇, 全镇人口仅千余人且90%以上为农业人口) 。

(四) 城镇发展的人口规模约束

藏区人口对城镇发展的约束,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口分布与人口总量约束。四川藏区人口总量较少、密度低, 平均人口密度为8人/km2, 其中最低石渠县仅为2.7人/km2, 最高的泸定县也只有38.5人/km2。按照我国建制镇与县级市的设置标准, 人口规模与非农产业发展是建镇与建市的重要指标。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 建镇指标相对宽松, 许多风景名胜区、工矿区等均为建制镇。但对于建市却无特殊标准, 仅两项人口指标 (县城非农业人口6万人和县域内从事非农产业人口比重20%) 的规定就让四川藏区的绝大部分县级行政区止步于“县级市”门外。以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汶川县为例, 尽管非农业人口占比超过30%, 但县城聚集的非农业人口难以达到6万人, 根本不能满足建市标准。二是城镇人口规模约束, 受制于人口总量的限制, 单个城镇人口规模普遍在5万人以下, 有的建制镇常驻人口甚至不足千人, 仅相当于内地一个村落。城镇人口过少,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动力, 城镇功能难以正常发挥。三是人口贫困约束。2009年, 四川藏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600余元, 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5%, 区域性贫困与经济贫困问题突出, 缺乏向城镇迁移的经济动力。四川藏区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 2006年, 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年, 藏区仅为5年, 缺乏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五) 城镇发展的自然环境约束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 某种程度上, 区域发展无法摆脱自然环境的影响。城镇建设与发展受自然环境制约更明显。四川藏区自然环境条件恶劣, 属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区, 小地貌则属横断山区, 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恶劣的自然条件不仅限制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对城镇建设与城镇支柱产业——工业的发展, 也形成强制性的环境约束与政策发展约束。受到地形地貌以及耕地约束, 藏区局部区域人口密度极高, 如黑水县的芦花镇、汶川县的威州镇、德格县的更庆镇等, 县城人口密度已超过绝大部分平原地区, 对周边自然环境形成极大的人口压力, 同时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又对境内聚落形成危害与威胁。据调查, 四川藏区受泥石流危害或威胁的县城有18个之多, 甘孜与阿坝两州政府驻地所在城镇 (马尔康、康定) 同样受到泥石流威胁。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人口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藏区产业结构以及当前城乡人口结构特点, 也预示着藏区人口城镇化已步入城镇化的准备与发生发展期。当前, 藏区人口城镇化的关键与核心是促进现有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 通过小城镇建设与功能完善, 加快小城镇经济转型, 形成生产要素与人口在空间上的城镇集聚。

(一) 完善现有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与城镇功能, 拓展城镇发展空间, 促进生产要素向小城镇聚集

短期内, 四川藏区要完成县级市的建市设置与大规模增加建制镇数量并不现实, 但32个县城与非县城建制镇以及部分基础设施较好、人口规模较大的集镇, 已成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生产要素的集聚区。完善这类城镇的基础设施与城镇功能, 既是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也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人口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当前,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一是加强小城镇的路网建设, 改善小城镇交通物流环境, 促进物资和商品流通, 拓宽城镇发展空间。二是抓好小城镇的电网、水网建设, 为城镇发展提供能源保障。三是抓好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配套设施建设, 改善小城镇人居环境。四是积极推动县城和建制镇周边村落的城镇改造, 引导农民向居民生活方式转变。

(二) 做好藏区城镇与村镇体系的空间布局规划

根据四川藏区人口发展规模、区域自然环境条件、产业分工以及现有城镇布局等, 结合藏区的主体功能区建设, 做好区域城镇与村镇体系的空间布局规划, 以此确定不同城镇的主导功能与主导产业、人口规模, 逐步引导区域相关产业与人口等生产要素的城镇集聚。同时, 应根据四川藏区生产要素聚集度以及产业演进水平, 积极推动条件成熟的县升级为县级市的工作, 完善藏区城镇体系结构。再次, 应适当增加建制镇数量, 可将一些特色鲜明的集镇升级为建制镇。提前对一些功能比较完善、特色突出的集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产品完善工作, 提升集镇经济发展水平。

(三) 培育建制镇的主导产业, 形成依托产业

发展而聚集人口转移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主导产业是城镇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城镇化的基础是产业从农村向城镇转移, 产业转移先于人口转移。只有城镇产业形成并逐步发展, 才能形成人口的转移与聚集。目前, 藏区城镇最大的不足在于主导产业发展问题。对此, 应根据藏区的资源禀赋条件与区位特征, 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培育和发展, 形成区域特色鲜明的主导特色产业。可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有旅游及关联产业、特色农业产业、水电开发及其关联产业、建材产业、中藏药材产业、高原畜产品交易与加工业、特色农产品交易与加工等, 形成一镇一业、特色鲜明、地域文化浓郁的小镇特色。此外, 应依托已有资源性企业, 如水电矿产等, 延伸产业链、聚集劳动就业人口, 进而带动抚养人口的城镇聚集。

(四) 大力发展藏区民营经济, 依托民营经济发展小城镇

民营经济是建制镇发展的经济基础, 民营经济尤其是个体私营经济具有投资少、劳动密集等特点, 很容易在建制镇类小城镇安家落户。藏区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甘孜州民营经济占比仅为29.6% (2007) , 阿坝州为34.4% (2007) , 同期成都市的民营经济比重为50.8%。民营经济涵盖的产业范围较广, 除藏区大型矿产资源开发、大型水电资源开发等对资金、技术等需求较高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外, 其它诸如旅游、农业、农产品加工、市场贸易、手工业、中藏药产业等, 均是民营经济大显身手的领域。九寨沟县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好且形成以旅游为主的民营经济强县, 人口非农化程度达30%以上 (2008) 。相反, 九龙、白玉等地矿与水电型产业, 人口城镇化水平较低。应积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形成民营经济类人口集聚模式。

(五) 加大对四川藏区农村扶贫工作力度, 提升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水平, 为城镇化储备人才资源

农村贫困问题看似与城镇化不相关, 实则联系紧密。由于藏区农村的普遍贫困, 农牧民收入低, 消费水平低, 城镇的经济辐射功能难以发挥。同时, 贫困人口居住分散, 与现有城镇相隔离, 极像两条平行线。而城镇化的发展与繁荣, 依赖于农村的发展与繁荣。农村有效需求是小城镇产业发展与商贸经济发展的基础。应关注农村扶贫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形成农村与城镇的互动发展格局。 (本文转载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10期)

参考文献

[1]朱希刚, 李澜, 等.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问题探究.论城乡统筹发展与政策调整[M].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2]戈兰.坦纳菲尔德, 等.发展城市减少贫困——城市发展与管理导论[M].科学出版社, 2008.

[3]蒋彬, 白珍, 等.四川藏区城镇化初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4 (12) .

[4]沈茂英.山区聚落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M].巴蜀书社, 2006.

[5]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山区城镇泥石流及非工程建在措施研究报告[R],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