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城镇地区（精选10篇）
藏族城镇地区 篇1
中心镇是指在村镇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与一般建制镇和乡集镇相比聚集功能相对较强、辐射范围相对较广的建制镇,其组成包括县城镇和部分发展程度较高的建制镇[1]。作为城镇体系的末梢,中心镇即承接着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同时也是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中心,是农村物资和人流的初级集散地。中心城镇对于培育农村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培育农村市场体系[2],较快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3]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文献梳理表明,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心镇建设,对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中心镇的发展关注不够[4]。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形势下,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中心镇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其承接城市文明和带动周边乡镇的功能[5],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包括碌曲、玛曲、夏河、卓尼、临潭、舟曲、迭部和合作(市)等七县一市,总土地面积4.5×104km2,2010 年区域总人口72.35 万人,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6]。全州共辖1 个县级市(合作市)、7 个县城镇(玛艾镇、尼玛镇、拉卜楞镇、柳林镇、临潭城关镇、舟曲城关镇、电尕镇)和8 个一般建制镇。2010 年,全州非农人口16.3 万人,其中合作市和7 个县城镇非农人口12.9 万人,占全州非农人口的79.2%。合作市是州府所在地,是全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7 个县城分别是各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般建制镇中除郎木寺镇和临潭新城镇发展相对较好之外,其余城镇无论从城镇规模、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面,都处在初级发育阶段;因此,可以确定合作市和7 个县城镇为甘南州的中心城镇,是甘南城镇化的主要承载地。甘南州是青藏高原“黄河蓄水池”、“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地位十分重要[6]。
1 甘南州城镇化的特殊性
1.1 城镇化条件的特殊性
(1)资源的丰富性与生态文化的脆弱性。甘南州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拥有亚高山草甸草场2.7×104Km2,占全州总土地面积的59.98%。森林面积约占甘肃省的30%,野生动物、珍稀植物种类繁多,纯天然野生中藏药材850 余种,中藏药材蕴藏量为5.243×104t。在已探明储量的23 种矿种中,有14个矿种储量居甘肃省前5 位。水资源总量为254.1×107m3,可利用量215×104Kw。旅游资源不仅有高峻巍峨的名山奇峰(如莲花山),辽阔美丽的草原(如甘加草原),挺拔丛生的原始森林(如大峪沟),浩淼的湖泊(如尕海湖)和多姿多彩的雪山,而且有成群的牛羊和稀有的野生动物,浓郁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名寺古刹(拉卜楞寺、郎木寺等)。甘南州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构成了甘南产业发展并推进城镇化的资源基础,但由于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接过渡地带、北方农牧交错带甘青宁农牧交错区、汉藏文化过渡结合部,区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脆弱,对外界的人为干扰行为的抵抗力弱[6],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开发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极易受到破坏,并且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另外,甘南州位于黄河、长江的上游,其水源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任务艰巨。
(2)人口的民族多元性与人才的稀缺性。甘南州共24 个民族,人口在100 人以上的民族有藏族、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满族、东乡族、和蒙古族8 个民族,其中藏族占总人口的54%、汉族人口占40%、其他各民族人口占6%。就人口受教育程度看,2010 年,各类受教育程度人口占6 岁以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分别为:未上学16.81%、小学52.38%、初中16.08%、高中及中专7.27%、大专及以上7.46%,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区域人口决定了城镇规模的大小,甘南州人口总量小,城镇发展必须兼顾城镇的聚集辐射力和城镇的覆盖度。民族结构的多元性,使在城镇化建设中,既要考虑各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性,又要实现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由于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加之自身吸引能力有限,大量的专业人员更愿意去发达地区工作,进一步加剧了相关人才的紧缺,这也势必影响区域城镇化的进程。
(3)产业发展的低层次与就业的农业主导性。2010 年三次产业分别达到了15.89、16.04、35.76 亿元,三次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3.47%、23.70%和52.83%,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了“三二一”型结构,但产业总量小,工业中电力生产供应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产值占的比重分别为:35.51%、31.94%、14.13%、12.38%;第三产业中非营利性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和住宿餐饮业为主所占比重分别为:62.15%、8.70%、7.43%、6.56%、5.28%;农业主要以传统农牧业的生产方式进行,效率低下且产业化程度低。在甘南的许多地区社会分工薄弱,农牧民自给自足,手工业和农产品的加工仅仅作为农牧业的副业与其结合在一起,绝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传统的农牧业中,第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非常弱,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71.30:9.59:19.11。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制约着区域消费需求的扩大和区域城镇化的进程。
(4)地域的广阔性与城镇化的弱质性。甘南地域广阔,面积4.5×104km2,城镇密度极低,平均每万Km2有城市0. 22个,县城1.56 个,一般镇1. 78 个。就城镇密度而言,呈“北密南疏”的状态,北部5 县市(合作市、卓尼、临潭、碌曲、夏河)分布了全州城镇3/4,南部三县(舟曲、迭部、玛曲)城镇只占城镇总量的1/4[7]。就城镇规模而言,规模最大的合作市区城镇人口只有5 万多人,县城人口大都在1-3 万人,其余城镇人口都在5000 人以下,城镇规模普遍偏小,城镇产业发展不足,难以发挥城镇的聚集和辐射作用。由于城镇经济职能不突出,城镇间职能联系突出表现在政治文化的联系方面,中心城市无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城镇间缺乏互动效应,无法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资源得不到共享和有效分配,影响着甘南州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1.2 甘南城镇化功能的特殊性
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缘关系,早已使该区域的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民族稳定成为事关民族团结和国防安全的政治任务[8]。其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强调其在全国的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地位,侧重国家利益确定的战略目标[9]。因此甘南城镇化不仅要重视协调与资源环境社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优化和利用国家扶持区域发展的各项政策,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促进区域本土城镇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走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城乡统筹、城镇协调发展、个性鲜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10]。城市(镇)作为区域经济的主体,其数量、规模和功能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充分利用国家扶持区域发展的各项政策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优先培育和发展中心城镇,提升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适当聚居,不断优化农牧村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于促进甘南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育、社会文化传承的协调,实现区域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3 城镇化动力的特殊性
建国后,甘南城镇化的政策导向显著,政府是城镇化动力机制的主体(图1)。一是甘南城镇的发展与政权建设密不可分。建国后,为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涌现出了一些城镇,1962 年,城镇数量达到5 个。1984 年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制镇标准的报告》,放宽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建制镇的标准;2002 年甘肃省开展了“撤乡并镇”的工作,实行“小乡并大镇”。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城镇数量由1999 年1 市4镇发展到2002 年1 市15 镇,其中,合作市在1999 年由镇改市,成为甘南州及周边藏区的唯一一个县级市。二是国家为了扶持甘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项目,改善了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为城镇经济职能的增加奠定了基础。同时,国家扶持藏区发展的政策和项目,带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城镇,扩大了城镇的规模。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的改善,进一步促进了城镇旅游服务、餐饮等行业的发展。三是围绕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甘南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进一步推动了区域人口空间聚集程度(如游牧民定居点大部分选择县城定居和乡镇定居)。由于甘南城镇化核心动力来源于政府政策和项目,造成了甘南对外部项目和资金的依赖,城镇普遍缺乏自然发育和自觉成长的过程, 缺乏内在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活力,城镇化的动力系统单一。
2 中心城镇发展与农牧村城镇化
2.1 实施中心城镇优先发展战略,可以有效化解甘南州城镇化弱质与建设资金短缺的区情
城镇对区域的辐射带动力与城镇的规模密切相关,当城镇人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聚集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较大的极化效应与规模效益,甘南城镇只有完成足够的人口聚集,才能减小自然地理的限制因素,形成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口规模,发挥城镇的相关功能以及对整个区域的带动作用。学者研究认为我国中心镇的有效规模下限应为5 万人左右[11]，[12](甘南由于城镇自然地理、区域人口规模等的限制,规模可适当下调),甘南中心城镇人口规模大部分在1-3 万人之间,尽管合作市区的人口规模达到了5.6 万人,但要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规模明显不足。因此,在经济基础相对较差、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弱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外部项目和资金(如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背景下,走分散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极不现实、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甘南城镇化道路应选择集中突破、分步发展的策略,现阶段应重点建设7 县1 市的县城(市区),培育出一部分能有效带动区域发展的中心城镇(市),才能使甘南走出农牧村城镇化“小马拉大车”的困境,才能使甘南城镇化发展由外生动力为主转变为以内生动力为主的道路。
2.2 中心城镇可以降低进城农牧民的转移成本,并享受到与大中城市居民接近的现代文明生活
农牧民进城的转移成本,包括转移的生活成本、运输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等。中心城镇空间上与农牧村接近,文化氛围与农牧民接近,使进城农牧民能较快地融入到城镇;中心城镇生活成本较低,就住房来说,由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棚户区安置房等的建设,甘南大部分中心城镇房价稳定(2010 年为2200-2500 元/m2),因此,进城农牧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对于已经在县城安置的农牧民(如在生态保育工程中在中心城镇定居的农牧民),虽然有一部分家庭老人和孩子在中心城镇生活,家庭主要劳动力仍然在农牧村从事农牧业生产,但由于中心城镇距离生产地相对较近,经常回城与家人团聚也相对方便,同时,从长远来说,也有利于已安置农牧民工作由农牧村向城镇的转换。在各级政府的援助和帮助下,甘南州城镇建设(特别是中心合作市、以及各县县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城镇(市)道路、给排水、环卫设施等市政设施日益完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城镇的服务功能日趋完善。如合作市在1999 年由镇改市以来,城镇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2010年,城市路网线密度为3.90Km/ km2;城市供水干管总长50Km,城区污水管网覆盖率达70%;集中供热普及率达90%;市区有中小学11 所,市属医疗卫生机构2 所;有文化馆1座、图书馆1 座。因此,在中心城镇(市)生活,即可以降低进城农牧民的转移成本,又可以使进城农牧民就近享受到与大中城市居民接近的现代文明生活。
2.3 优先发展中心城镇,可以有效协调甘南州生态环境保育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甘南州的经济类型是以草地放牧为主体的粗放型、低效益的传统经济类型,随着甘南牧区人口急剧增加以及对畜产品需求的不断扩大,农牧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威胁到整个黄河、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6]。为了缓解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的矛盾,甘南制定和实施了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长江上游白龙江流域甘南段(碌曲·迭部·舟曲三县)生态功能修复与水土流失及地质灾害综合整治项目等生态保育工程;其中,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包括该州的临潭、卓尼、夏河、碌曲、玛曲和合作,总面积3.057×104km2,占甘南土地总面积的67.9%;补给区划分为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及经济示范区,各功能区占补给区的比重分别为44.26%、50.74%、5%。要达到工程的预期目的,一是要实现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人口向经济示范区的有序转移,二是要逐渐改变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中心城镇发展基础相对较好,通过培育和建设,可以实现人口、信息、技术、物质和能量的有效聚集,因而可以有效承载不适宜农牧业生产区转移的人口。同时伴随着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相应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扩散,尤其环保意识的提升和生态文化的发展将为区域生态安全提供了主观条件[6];而人口、资金及技术等要素的聚集,城镇规模的扩大,将会进一步加快区域经济的增长,从而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2.4 加强中心城镇建设,为区域招商引资,吸纳、存留人才创造良好条件,可以同时缓解区域发展中资金和人才短缺的状况
甘南州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及旅游资源优势,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强区域“造血”功能,就必须通过城镇的发展来带动。一是通过重点对中心镇的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增强城镇的服务功能;二是城镇服务功能的完善、将进一步带动城镇规模的扩大,从而减少企业的投资成本,增加获利机会,有利于吸引人才与新的投资商进入,为特色产业在发展中引入资本,壮大规模,提高企业创新和竞争力[13]。三是城镇的发展,将会促进城镇人居环境和人才待遇的改善,为区域吸纳、存留人才创造良好条件,可以有效防止和减少区域人才的流失。如玛曲县城尼玛镇从1962 开始建设以来,县城规模不断扩大,2010 年,初步形成了“三横三纵”的方格网状路网骨架,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得到了快速发展,县城商业、居住、行政功能分区逐渐明晰。2005 年10 月,玛曲县城工业园区成立,占地面积0.82km2,截止2010 年,已吸引13 家企业入驻,园区基本形成了以畜产品加工、中藏药材加工、商贸生态旅游服务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工业园区的发展,将为玛曲高原畜牧业、藏医药产业、特色旅游业等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和牧区劳动力向县城转移创造了条件。
3 中心城镇发展路径
3.1 按照城镇的资源环境容量,确定合理的城镇规模
正确预测城镇(市)人口规模,科学测定城镇(市)人口容量,既是城镇(市)规划的目标,又是制定一系列具体技术指标与指导城镇(市)布局的依据[14]。城镇的资源环境容量主要包括土地容量、水资源容量、生态环境容量等[14]。甘南水资源比较丰富,可供开发利用的浅层地下水资源分布均匀,江河两岸无大的污染源,水质纯净,未来可通过工程措施增加城镇的供水能力(如正在实施的“引洮济合”、“引洮济潭”工程),因此,水资源不构成合作市区及各县城未来发展的约束条件。甘南州大部分中心城镇都属于河谷型城镇,如:分布在洮河河谷的碌曲玛艾镇、卓尼柳林镇,分布在白龙江河谷的迭部电尕镇、舟曲老城区和新区,分布在大夏河河谷的夏河拉卜楞镇等,因此,用地空间是甘南大部分城镇未来发展的主要约束因素,根据合作市及各县城城镇土地利用现状、民族地方的实际和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首先确定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结合各县城总规确定的建设用地,可以确定各城镇的合理规模(表1)。在确定城镇合理规模的基础上,应处理好城镇发展的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关系,在近期内应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对的中心城镇建设的引导作用,城镇建设用地的空间拓展应当注重其内部的增长,不断调整用地结构,充分挖掘城镇建设用地的潜力,促进城镇建设用地集约高效的利用,实现中心城镇的“精明增长”。
注:表中数据舟曲城关镇人口来源于 《舟曲灾后恢复重建》(2011),其中“()”中的数据,为舟曲峰迭新区的相关数据;其余各镇(市)人口均从各县县城总体规划(2010-2030)整理得到。其中,舟曲城关镇和峰迭新区城镇建设用地有限,城镇人口规模已达到合理容量,未来城镇发展需要开辟新的空间。
3.2 大幅度增强中心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供给能力,实现公共设施的网络化发展
经过多年的建设,甘南州各中心城镇已建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但公共服务设施普遍存在着规模小、分级不明确、配套不完善、服务半径过大等问题,且普遍缺少文化娱乐设施和体育设施。如合作市区城市路网线密度只有3.90km/ km2,远远低于国家关于小城市的路网密度指标(6—9 km/ km2);供水普及率较低(90%);现有污水处理厂规模较小,且只能处理生活污水;作为甘南州的州府,缺少综合型甲级医院和大型的文化娱乐设施等。因此,要使中心城镇在吸纳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和承担更多的责任,首先必须大幅度增强中心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供给能力。一是依据国家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相关规定、规范和标准,充分结合民族地方的实际,不断完善中心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实现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网络化发展;同时,在规划和建设时必须立足长期目标,即使不能一步建设到位,但必须规划留足发展空间。二是建立多元化的中心镇建设投融资机制。充分利用国家扶持藏区发展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地区之间对口援助等政策,积极申报和争取相关项目;鼓励和吸引私人资本、社会资本、境外资本参与中心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多途径、多渠道解决建设中的资金瓶颈问题。
3.3 壮大城镇产业,提升中心城镇的非农就业吸纳能力
一是加快中心城镇特色工业的发展。对当地企业发展、要素供给、市场需求等进行综合分析,培育和扶持一些根植性较强、关联作用较大的核心产业[1],在此基础上,建立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如合作市可依托现有的乳品加工企业,建立乳品加工企业集团;玛曲可依托天马生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畜产品加工企业集团;夏河可依托水电优势、安多集团、畜牧业资源优势,打造融清洁能源和畜产品加工为一体的综合工业园区等。通过健全各种要素市场、确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制定比其它地区更加优惠的特殊政策,吸引和集聚与自身优势相关联的产业,实现中心城镇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工作,实现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充分发挥大企业、大集团的带动作用,提升行业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二是加快改造提升传统商贸业和专业市场,依托甘南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快旅游业等各类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大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服务和商务服务等产业,努力提高三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三是大力整合农牧村的教育资源,积极发展农牧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建立农牧民职业培训体系,把市场需求与农牧民就业需要相结合,提高农牧民生产技能和文化素质,增强农牧民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能力[6]。
3.4 注重城镇特色化建设,保障和延续民族文化特色
城镇特色是城镇凝聚力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中心镇建设的灵魂[15],在甘南州中心城镇的建设中,由于开发建设的无序性,对城镇景观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城镇特色逐渐淡化。如夏河县城拉卜楞镇整体上依地形而建,初步形成了以藏式建筑风格为主、带状网格型城镇空间格局,但是城镇各类用地混杂,造成城镇整体景观层次不够清晰;城镇建设忽视了滨水空间的有效延续性,没有形成连续的河道景观界面;部分新建建筑地方色彩不突出,且城镇民用建筑与拉卜楞寺院建筑色彩重叠、色彩冲突和混乱明显。因此,在中心城镇的建设中,必须按照城镇功能定位,把培育城镇个性、塑造城镇形象作为城镇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内容。一是要把城镇的现代化与传统色彩,开放性与民族性、地方性有机地融合起来,既着眼于现代城镇发展,又要实现传统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传承。二是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明确在城镇建设中,必须进行“布局景观”和“建筑风格”评价,以建筑风格是否体现当地文化特色、建筑物景观同整个城镇建设风貌是否协调为评价标准,规范和约束城镇建设项目[8]。三是城镇建设要着眼于长远发展,重视城镇规划在城镇特色化建设当中的引导作用,避免城镇大拆大建。
3.5 加强中心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为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在中心城镇发展当中,如果不注重生态问题,不注意解决在城镇建设、人口和产业聚集时带来的环境保护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城镇污染(如水污染和工业污染等)加重、土地资源的生态功能降低、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所以,在中心镇建设中要切实做好保护生态环境:一是在城镇规划和建设中要注意合理利用土地,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各功能区布局,尽量避免因为城镇建设而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加重荒漠化;二是要对计划发展的产业从环保角度进行选择,对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个别城镇(如舟曲老城区),要限制以发展工业和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城镇化建设,防止出现生态环境的再破坏和可能造成的生态灾害[6];三是充分保护原有的生态资源,特别是要保护好植被和河道;四是加快推进集约型规划、建设和管理,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努力实现以最少的资源能耗,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五是完善城镇环境保护体系,健全城镇环境保护监管队伍,加大城镇生产、生活污染的治理力度,推动中心城镇环境建设健康发展。通过以上措施,实现中心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城镇人居环境,保障中心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藏族城镇地区 篇2
【关键词】迪庆;藏族;寺庙;医药学
【中图分类号】G420
引言
“太阳最早照耀的地方，是东方的建塘，人间最殊胜的地方，是奶子河畔的香格里拉。”这不是《失去的地平线》中亦幻亦真的仙境，这里是迪庆，这里是香格里拉。迪庆位于国家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的中心地带，包括中甸、维西、德钦三个县。这里不仅是滔滔江水、绵绵雪山的汇合之处，还是千里草甸、碧塔纳帕永恒的归属。本文将紧密结合实地调研法和作者的亲身考察，通过分析其他学者的观点来深入探讨发展旅游经济与弘扬民族医药学的必然性。通过查阅资料作者发现，学界内有关谈到这一问题的文章寥寥可数，因此更有值得思考的价值。
二、噶丹﹒德钦林寺旅游文化内涵
噶丹﹒德钦林寺始建于1509年，它是由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赐名，“德钦”一词在藏语中的释义就是“吉祥如意，平和安宁”。就是这座吉祥如意的寺院，在它历经百年的洗礼之后依旧闪烁着佛性的光芒。噶丹﹒德钦林寺还有一个这样的传说见载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上）中：德钦林寺主活佛松东二世圆寂后，在西藏左贡县一小孩随父母前来梅里雪山转经，途径德钦林寺并前往求布施。当见到二世松东活佛曾用过的念珠，糌粑盒等遗物时便上前抓住不放，并声称自己是这些物品的主人。管事的大喇嘛见状大为惊奇，取出其他遗物并混杂上一些相似的东西让他辨认，屡试不爽。后来这位小孩被认为是二世松东活佛的转世灵童而认定他为三世松东活佛。①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上），云南民族出版社，第203页也正是因为这些颇具神圣色彩的传说，使得噶丹﹒德钦林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信徒和游客。
现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在“香格里拉”品牌效应的带动下，建立了以噶丹﹒松赞林寺为首，集合格鲁派噶丹﹒东竹林寺、噶举派噶丹﹒德钦林寺等寺庙的旅游文化路线。每一座寺庙不仅是生动的藏传佛教“历史博物馆”，更是蕴含藏族文化精髓的宝库。在这里会看到坚固无比的藏族木式建筑，还会欣赏到最为古老的唐卡画作。每一座寺庙都宛如一块璞玉，浑然天成般镶嵌在云贵高原上，伴随着高原特有的爽朗气候散发出令人神往的宗教气息。
三、迪庆藏族自治州寺院旅游与藏族医药推广的双赢
迪庆藏族自治州处在滇、藏、川三地交界，更有三江并流这一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这里孕育了可供牲畜食用的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约有70科，498属，2638种，其中野生品种为2575种，栽培物种为63种。知名的藏族药材蕴藏量为：卷叶贝母12300千克、黑皮芪30000千克、珠子蔘19000千克、雪莲花20500千克、茯苓305000千克、猪苓101000千克、岩白菜259000千克、续断170400千克等等。可以说，迪庆藏区就是一个药材的大宝库。这里不仅有如此丰富的藏药，更有历史悠久的藏族医药学历史。“藏族医药学将人体生理、病理概括为‘龙、‘赤巴、‘培根。藏医诊断包括望、问、切，区分疾病为寒症和热症两大类。治疗有催吐、攻泄、利水、清热等方法。除内服藏药外，还有针灸、拔罐、放血、灌肠、导尿、冷敷、热敷、酥油烫、药水浴等法”②
魏强、嘉雍群培、周润年：《藏族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2010年我在噶丹﹒德钦林寺参观完唐卡后，导游介绍说由于是旅游旺季，因此在噶丹﹒德钦林寺有来自寺庙周边的藏医院的大夫组成的无偿义诊队为游客进行会诊。寺庙特意开辟出一个大厅由藏式幔帐分隔开，每一个小隔间有一位藏医坐诊，通过号脉和观舌苔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对身体状况进行诊断。诊毕游客只需要对藏医说一句“扎西德勒”表示感谢，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买些当地珍贵的藏药回家自行调养。
四、针对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经济与弘扬民族医药学所进行的思考
很多人会质疑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是否还需要民族医药学？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在现在医药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依旧有着诸多无法破解的生命难题。民族医药学是广大少数民族同胞长期同自然疾病斗争的产物，因此它从诊断、病理认识以及用药方面都有着民族地域特色，也是我国医药学系统不可或缺的分支。
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学符合宗教旅游开发的参与性原则。关于这个问题，学者张贵桥提出了：旅游中的一切学习、参与、体验宗教文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社会化”，脱离了社会目标的宗教旅游活动，最终会还原为一种纯粹的宗教活动。在开发方式上，要从观光旅游向体验旅游转变，改变以往参观陈列式宗教景观、建筑和塑像等为主的单调旅游方式。③
张桥贵：《云南宗教旅游开发的思路、原则和措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8卷第1期，第28页参与型旅游模式不仅是现代宗教旅游的全新探索，更是将民族医药学纳入宗教旅游范畴的有益尝试。
五、总结
迪庆藏族地区所采取的寺庙旅游文化与藏族医药学并举方式不仅符合现代旅游的要求，更是弘扬少数民族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重要举措。游客在游览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到不同的知识，不仅放松了身心更充实了自我，这样才可以做到旅游形式丰富化、游览内容多样化、传统文明延续化。在此我也提出一点希冀，希望学界内会有更多的作者注意到少数民族旅游与民族医药学相结合的现象，以此提出更多的新视角。
注释
①《迪庆藏族自治州志》（上），云南民族出版社，第203页
②魏强、嘉雍群培、周润年：《藏族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③张桥贵：《云南宗教旅游开发的思路、原则和措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8卷第1期，第28页
参考文献
[1]毛继祖：《藏医药学发展史简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第91-103页
[2]魏冬：《当前藏传佛教文化认知现状及其对策》，《中国宗教》，2011年第10期，第58—59页
[3]覃江：《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看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藏区社会发展》，《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142—143页
藏族地区民居室内装饰风格探源 篇3
藏族地区有着极为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藏族民居形成了特有的风格, 特别是民居的室内装饰, 从用色到装饰素材的选择都体现出了强烈的高原气息与民族特色, 也体现出其与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相适应的装饰特点。
藏族地区室内装饰风格特点
藏族平顶民居, 也就是汉人俗称的“碉房”, 一般都为两层小楼, 外墙材料多为土石结合, 建筑多呈现出上小下大的梯形形制。建筑的门、窗、檐口部位常常配以鲜艳的颜色, 有时候甚至用彩绘进行装饰。这种风格由外而内地延伸至室内装饰。
藏族民居室内装饰的重点部位一般都集中在室内四壁、柱子、梁等部位, 以彩绘的方式为主。
壁面。藏族民居中重点装饰的空间是堂屋部分, 堂屋多为单独的房间, 有的和厨房相连。大多数人家都在堂屋中安排有餐桌, 四壁上设置有很多壁龛, 将各种生活用具, 如酥油桶、酒壶、酒桶、糌粑盒等, 擦得锃亮整齐排列在其中。壁龛多为传统吉祥图形, 与周围的纹饰结合在一起, 传达出浓郁的民族风情。没有设壁龛的墙面通常以壁画做修饰, 壁画内容有佛教故事、动植物纹、瑞兽祥云, 内容比较丰富。
柱子。藏族民居的柱子十分有特点, 由柱础、柱身、柱头及托木部分组成。民居中柱子的装饰集中在柱头与托木部分, 柱头部分常常采用长城箭垛式或者是短帘垂玲式形制, 极富装饰味。托木是承接梁、柱的结构件, 分为两层, 上为长弓, 下为短弓。托木的下边缘经常用类似云纹的曲线进行装饰。民居中的柱头与托木的装饰形式较为多样, 根据各家的财力不同, 有的会采用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复杂手法, 简单一点的可能连彩绘都省略掉了。
梁。梁上的装饰呈现连续、有规律的美感, 多以某种事物或主题形成重复的装饰, 比如莲花图案或各种曲线的卷草纹。梁上方如果承接橼头的话, 橼头表面也会进行花卉图案的装饰。
总的来说, 藏族民居的室内装饰以表现性装饰为主, 语言中叙述和说明的方法直接表现其内容, 观看者从其表面形象特点中获取美感。而藏族民居室内装饰所采用的视觉语言又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 色彩鲜艳明快, 以高纯度色彩为主。不难发现, 藏族民居室内装饰色彩以白、黄、红、蓝、绿五色为主, 且都采取高纯度的原色。色彩非常鲜艳明丽, 与皇家建筑上的和玺彩画色彩感觉类似。因为外部环境的色彩纯度都较低, 所以一踏入室内, 会让人产生一种“五色晃耀, 目不暇接”的感觉。
第二, 纹饰的符号化。藏族民居中所采用的纹饰, 除了传统的卷草纹、龙凤等吉祥纹饰外, 还包含了大量的符号化纹饰, 比如法轮、莲花座、鹿、宝瓶、华盖等, 这些符号或者传递某种佛教教义、或者是某个佛教典故, 这些纹饰不光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 还传达出一定的语义, 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藏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
藏族地区室内装饰风格形成原因
环境心理学认为, 人类所有的技术与艺术成果都是人类在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进行反观自照, 产生了自然观, 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形而上的诸如哲学思想、社会意义、道德规范及宗教信仰等内化层次的一种外化表达。
因此藏族民居室内装饰呈现出的独特性, 正是其背后所指向的内化层次所引发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究:
自然环境的影响。藏族民居所分布的区域大多数是在高原地区, 海拔都在三四千米, 山高风大, 天气寒冷, 但是日照时间长, 这些都为这个区域造就了独特的地貌, 圣洁的白云围绕着连绵不断的高山, 大大小小的海子遍布其中, 潺潺的小溪与山脉相伴而行。在这样的环境中, 不由自主会感慨自身的渺小, 对自然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神山圣水能够给人以灵魂的洗涤和精神的愉悦, 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的藏民来说, 自然界呈现的画面和色彩似乎总是一成不变的, 自然色彩体验大部分被不同纯度的绿色、白色、蓝色所占据, 从视觉心理上来讲, 人们难免会觉得单调, 自然环境造就了藏民独特的审美情趣, 因此在人造物的用色上, 特别是室内装饰上运用了大量纯度较高、与外部环境差别较大的色彩, 进行一定的心理补偿。
藏传佛教的影响。考察过程中常常听到藏民们这样的说法:“最纯正的佛法在藏区, 最好的马匹在滇西北, 最优秀的汉子是康巴汉子。”佛教传入西藏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 在几乎同一时间内分别由我国内地和印度两路传入的, 既有我国内地佛教也有印度佛教施加的影响, 后在青藏高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通过与苯教的斗争和融合, 发展为藏传佛教的特殊形式, 继而扩展到蒙古和其他民族地区, 发展为民族性的、地域性的宗教, 到公元18世纪达到极盛时期。 (1) 藏族社会在长期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下, 藏传佛教影响着藏民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 也渗透到藏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路上随处可见的大大小小的玛尼堆、转经筒就是藏民虔诚信仰的体现。室内装饰作为生活与文化的一个交融点, 藏居室内装饰的色彩与纹饰均受到了藏传佛教很大的影响。
色彩方面:在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中曾经提到过佛教密宗的五种元素, 即“地、水、火、风、空”, 并且用不同的色彩形象来象征这五大元素, 白色代表地大、黄色代表水大、红色代表火大、绿色代表风大、蓝色代表空大。同时佛经中“息”、“增”、“怀”、“伏”这四种范围的色彩形象也在上述五色之中, 佛经上认为世间所有事业均包括在这四种范围之内, 其表现方法是:“息”表示温和, 以白色为代表;“增”表示发展, 以黄色为代表;“怀”表示权力, 以红色为代表;“伏”表示凶狠, 以黑绿色为代表。因此, 在藏居的室内装饰色彩中通常都采用了这五种颜色。
纹饰方面:运用符号来进行语意传达是各类宗教的一个共同特征, 比如佛教文化中常见的轮回图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 图中出现的每一个图形都代表着双重或三重意义, 图形演变成了符号, 每一个都承载了远远超出图形自身的意义, 抱住轮回之盘的鬼王代表着轮回的永不停止, 分割的每一块场景都代表着六道轮回的不同境界等。藏民几乎都是佛教信徒, 因此藏传佛教中的各种宗教符号对他们来说非常熟悉, 他们对自己的居室进行装饰的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选择了各种宗教符号。当然与寺庙中的装饰相比, 他们选择的宗教符号更多的是为了趋利避害, 祈求福祉, 少了几分狰狞与威慑力。此外, 因为藏传佛教是印传佛教、内地佛教与原始宗教——苯教的融合, 因此它也带有苯教的一些特点, 比如自然崇拜、动物崇拜, 因此在藏居室内装饰中也会用到水纹、动植物纹饰。
结语
一个地区的环境意向应该是由场所的实体形态特征、场所中人们的行为事件及由此引发的场所营造理念共同组成, (2) 而环境意向背后所指向的则是更深层次的地区文化品质及形成这种品质的文化主体意识。在“负责任的全球化”的呼声中, 对于各种优秀传统艺术, 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和继承, 藏族民居的装饰艺术是积淀丰富和弥足珍贵的, 其所代表的营造传统与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可以为当代和后世所利用;其营造过程中的装饰技艺体系也是当代营造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因此, 藏族民居装饰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是极有价值的, 无疑, 这些传统是应该被传承的。
摘要：藏族传统建筑历史悠久, 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 藏族建筑表现出浓郁而强烈的高原气息和民族特色。本文从分析藏居室内装饰入手, 总结了其特点并且对其风格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指出强烈的文化本体意识才是设计风格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藏族地区,民居,装饰风格
参考文献
[1]丁汉儒、温华、唐景福、孙尔康:《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1年版。
藏族城镇地区 篇4
【关键词】藏族地区 中学美术 唐卡课程 教学 思考
【中图分类号】G633.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4-0210-02
唐卡在翻译上又被翻译为唐噶或者是唐喀，是藏语的不同拼写方式，在意思上进行理解，可以将其理解为藏区卷轴绘画。唐卡在藏族的文化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有必要通过学校办学的方式，将这门艺术继续传承下去。
一、唐卡的概念及分类
（一）唐卡的概念
唐卡在翻译上又被翻译为唐噶或者是唐喀，是藏语的不同拼写方式，在意思上进行理解，可以将其理解为藏区卷轴绘画[1]。首先唐卡其属于西藏地区的一种绘画艺术，起源于西藏，其次唐卡多绘画于纸面或者是布面之上，因此在携带上可以直接卷起携带，也被称作卷轴画；最后还需要理解到的是，唐卡和我国传统刺绣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属于一种笔和颜以及布面结合而成的的绘画作品。
（二）唐卡的分类
在不同研究方向下，唐卡的分类也会出现很大的不同，从题材上进行观察可以将唐卡划分为宗教唐卡和非宗教唐卡两种。其中宗教唐卡又可以划分为造像类唐卡、佛本生故事唐卡、曼陀罗唐卡、人物传记唐卡以及宗教伦理类唐卡五种；非宗教唐卡其存在十分广泛因此在分类上也十分多元化。例如按照年代划分可以划分为新唐卡和旧唐卡两种，按照起源地划分又可以划分为西藏唐卡、尼泊尔唐卡和青海唐卡三种，而按照画派划分又可以划分为勉唐派唐卡、噶玛嘎孜画派以及仿古唐卡三种，此外还有按绘画材料、颜色内容等诸多划分的方式。
二、藏族地区中学美术唐卡课程教学的优势和不足之处
（一）优势
因为唐卡本身就是藏族的艺术因此对于藏族地区的唐卡教学而言，本身就具备一定的优势。藏族地区主要的学生为藏族人，因此从小就对唐卡有一定的认识，同时在心中对于唐卡较之其他地区的学生也会多一份敬重之情，加之是自己民族的艺术，因此在学习热情上也会更加高涨，加之有信仰的支撑和教师的引导，就整体教学而言是十分顺利的；此外在教学的当地有很多优秀的唐卡画家，因此在教学资源上也十分丰富。
（二）不足
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集中于学生年龄上。因为藏族学生的上学时间一般很晚，因此学生在学习唐卡的年龄一般都是处于叛逆年龄，因此对于教师的话都会有一定的抵触心理。虽然有信仰方面的支持，但是毕竟受限于年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唐卡的学习而言，在学生心境上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唐卡課的开展教师必须十分注意学生的心境和心情变化。但是就实际的教学效果观察，由于年龄方面以及民族方面的原因，致使在教学中对学生的情绪掌握很难，这些都导致教学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2]。
三、结合国家的新课改内容，唐卡课程教学的新思路
国家新课改在教学内容的改变上很多，但是就唐卡教学而言，影响主要集中在生物科学素养、探究性学习、面向全体学习以及注重实际展开教学几方面。根据新课改的改变内容以及目前在唐卡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需要在唐卡课程教学上有新思路、新途径，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需要强化对唐卡作品以及知识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唐卡这门艺术，进而可以增加学生对于唐卡学习的兴趣；其次在唐卡课程设置上，也需要尽量实现多样化、多元化，要尽可能的避免课程设置的单一化，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唐卡课程属于一项艺术类的课程，因此在进行课程设置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实践教学的占比，尽可能让学生通过亲手体验，更好的认知到唐卡的艺术性；再者需要在教学的内容上，实现精简化的学，并且加强唐卡教学和生活之间的联系，在教学模式上也要避免单一化的教学模式，将多媒体技术也引进教学之中，切实提升教学的生动性；再者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因此不同地区的在对文化的认知上也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加之唐卡和宗教也有所联系，因此在教学中也特别注意针对性、类别化的教学；最后是教学的评价过程，必须采用积极客观的评价方式，并且要以正向为主，不能打击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也要保障通过正确的评价，能够让学生认知到自身在学习中存在的不足之处[3]。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唐卡在翻译上又被翻译为唐噶或者是唐喀，是藏语的不同拼写方式，在意思上进行理解，可以将其理解为藏区卷轴绘画。目前在藏族地区的教学中存在一定优势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文章在细致分析新改革内容之后，加之对唐卡教学内容的联合思考，提出而来唐卡课程教学的新思路，希望可以给相关人员以参考和启迪。
参考文献：
[1]王可刚.藏族绘画唐卡中的色彩审美与精神化符号表现[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3）：143-150.
[2]康·格桑益希.藏传噶玛噶孜画派唐卡对汉地青绿山水技艺的吸纳[J].西藏大学学报，2010，25（1）：49-56，73.
简述都兰地区藏族丧葬文化的特点 篇5
关键词：丧葬文化,特点,意义
一、塔葬
都兰地区藏族的塔葬主要形式是骨灰葬。这是将活佛和大喇嘛的法体火化后, 将其骨灰或舍利子安置在佛塔内的一种丧葬方式。在以火化的形式安葬活佛或大喇嘛时, 通常要把圆寂后的活佛或大喇嘛屈膝盘坐, 再将其安放在高高堆起的木架上, 由藏传佛教的佛门弟子点燃。浓烟直冲云霄, 也意味着将活佛或大喇嘛的灵魂引向天堂。火烧尽后, 将没有烧尽的骨灰或舍利子等捡回装入小木匣内用砖石等把塔建好并将其安葬在里面。都兰地区除活佛和喇嘛外, 还有两类人可以用塔葬。一些在村子里有威望的、能得到全村人尊敬的、并且有学问的智者或为村子、村民做过很大贡献的人也可以用塔葬。并把塔建在村口或一些风水宝地上, 供人们参拜。另一类就是家庭很富裕的藏族商人或者一些农牧主也可以用塔葬。他们把塔建在自己家中或门前, 以求亡者保佑家庭平平安安, 永远富裕。以上的两种塔葬方式大致相同。就是把尸体火化后将其骨灰和泥土混合, 放入刻有佛像的模子中, 做成佛像的模型葬于塔身中。同时还有许多金银珠宝等随葬品。
二、天葬
都兰地区的天葬和其他藏区的天葬几乎相同, 普遍有着复杂的程序。天葬场或天葬台由高僧或活佛勘定。这是由于活佛和高僧有着慧观能力或懂得风水原理。天葬台边挂有许多经幡。在藏族人心目中天葬场是灵魂得到拯救、能免除轮回之苦、更适合做超度亡灵的场所。
在当地, 送葬的日期通常由活佛选定, 通常都是单数。一般都是死者去世后的第三天或第五天, 最长不超过七天, 送葬时间都为凌晨。先由死者的儿子或者其他晚辈把尸体抱出帐外, 然后把捆成一团的死者和一个装满土的皮口袋栓在一起, 搭在牦牛上向选定的天葬场出发。一般情况下送葬者都为男人, 主要以亡者的儿子或女婿为主。假如无儿无女, 则由村民代劳。大概五六人到十几人, 这也是都兰天葬的主要特点。他们赶着牦牛缓步而行并不可回头, 在半路上不准歇息。每个人必须保持庄严肃穆的神色。在安放死者时, 必须注意男女安放的方法。男性一般尸体朝左侧屈卧, 女性则靠右侧屈卧, 即平常所说的“男左女右”。之后送葬的人们剪下死者的乱发放在石缝中, 再把亡者的皮袍等割碎, 并把拖过尸体的牛鞍毁掉, 而这些东西都要丢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还要在尸体旁边煨桑 (1) , 并集体诵念“嘛呢”经 (2) 。煨起桑火后让浓浓的烟缕飘升天际, 这样就可以把附近的秃鹫引来。当秃鹫落得差不多时, 天葬师把尸体固定在一个桩子上, 这样在秃鹫撕食过程中不至于将尸体拖到别处, 然后按一定的顺序将尸体脊背皮肉划开。让秃鹫们吃掉人体的软肌肉组织后, 天葬师用刀锤将关节等进行切割分成小块, 再用糌粑拌好让秃鹫再次食之。最后砸开头骨, 让秃鹫把脑壳等吃掉。有些家人把亡者的遗骨等装在一个白色的布袋中拿回家, 用红泥拌好然后撒在一些有灵气的地方。都兰地区的天葬师主要是由本教寺院的专门人担任, 或者是从外地来的一些常年在外修行的僧人。他们的报酬一般是由寺院提供, 一些进行天葬的蒙古族需要供养现金和衣物等, 当地藏族人不提供供养。
三、土葬
在都兰地区的藏族中, 农区的卓仓藏族主要以土葬为主。它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尸体葬, 另一类则是骨灰葬。土葬在都兰地区由来已久, 近年来在都兰地区考古挖掘的许多大小墓葬都证明了这点。尸体葬主要以以下程序进行。当确定死亡后, 在尸体还未僵化之前将其以坐禅样双手合十放在胸前或额头部位, 再用哈达绑住固定好姿态, 然后装在佛龛式的棺木盒子中, 当地叫“卡儿”。再用柏树枝将其空隙填满装牢, 防止尸体摇晃。然后将龛棺抬到灵堂内供放三天或五天, 最长七天。近亲来吊丧时带来的都是馒头和哈达, 闻讯赶来的人们都给龛棺上献哈达, 然后再磕头致敬。在这期间还需请喇嘛念诵经文, 最少三天多则五天。最后由自家或亲朋好友家的男性抬至埋葬处。下葬时, 男性小辈们都必须到场跪在坟前, 一直到葬礼结束方可起身。埋好回家后由妇女们为大家准备一些饭菜, 吃完后就算整个葬礼结束。到第二年的这时, 有条件的人家在举行一次周年的祭拜活动。
而骨灰葬则是在送葬时把龛棺抬到事先做好的焚烧台上, 在龛棺上浇上酥油或清油, 再将其点燃, 最后再把烧剩的骨灰等装入一种瓷罐中, 再举行埋葬, 其余仪式则和尸体葬一样, 土葬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尸体或骨灰埋葬在地下, 和大地合二为一。
四、火葬
都兰地区的火葬, 大多和土葬时举行的骨灰葬仪式几乎一样, 所不同的就是最后把骨灰撒在有灵气的山、河、湖中, 如昆仑山、青海湖等地。另一种就是由于时间紧急, 事前没有准备的, 比如车祸而死或溺水身亡或是自尽的一般不需要龛棺, 直接把尸体放在临时搭建的焚烧台上, 浇上清油将其火化, 再把骨灰撒到青海湖等地, 没有特殊和复杂的仪式, 因为这种身亡者代表不详之兆, 应将其草率了事便可。
结束语:
由以上可以看出都兰地区丧葬文化的特点, 塔葬不仅在都兰地区, 就是在整个藏区都归为一种最高尚的丧葬方式。塔葬不仅可以供人们参拜使人们从心灵上得到一种安慰, 还可以教育后人要以此为榜样, 奋发图强。也许对其他民族来说, 天葬过于残忍, 将尸体解肢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又将解肢的尸体喂给秃鹫。但就藏民族本身而言, 死后将尸体喂给秃鹫则是一种高尚的丧葬形式;因为在藏区, 人们把秃鹫看成是“神鸟”, 而把尸体喂给秃鹫则意味着秃鹫可以把灵魂引向天堂而不坠入地狱。按科学的说法也可以解释为融入到食物链中。在天葬中既包含了科学理论, 又有着民族的特色和习俗, 可以说天葬是一种完美的丧葬方式。土葬则注重的是和大地合二为一, 因为人从出生开始一直到死亡, 都在向大自然不断地索取, 死后能和大地合二为一也算是对生前所索取的做了一个回报, 也可以认为是人们平常所提倡的“入土为安”。以死后因回归于自然, 这样才符合食物链的规则, 这样才符合人类的发展。
注释:
(1) 桑:主要以柏树枝、茶叶、糌粑和青稞等混拌而成, 主要用于祭拜神灵, 在大中型活动中都为必备品。
(2) 嘛呢经:一般指“六字真言”。
参考文献
[1].尕藏才旦著《圣民之灵—雪域民俗文化缆胜》下册西藏民族出版社出版2008年3月
浅析藏族地区的一妻多夫婚姻 篇6
一、国内外对藏族一妻多夫婚制的研究概述
一妻多夫制指的是一个女子同时与几个男子结为夫妻的婚姻形式。它与一夫多妻制都被认为是人类婚姻的例外形式，并不是普遍流行的。一妻多夫制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类为兄弟共妻，一类为非兄弟共妻。藏族地区的一妻多夫制绝大多数属于前者。非兄弟婚可包括父子共妻、叔侄共妻、舅甥共妻和朋友共妻等亚型。
藏族有多种婚姻形式，除一夫一妻制外，还有一妻多夫制和少见的一妻多夫制婚姻形式。这些不同的婚姻形态很早就引起了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恩格斯于1884年在其巨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便说到：“印度和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关于它起源与群婚这个无疑是不无兴趣的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在恩格斯之后，许多学者的著作也都涉及到了一妻多夫婚姻。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在《人类婚姻史》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全球的一妻多夫婚。该书提及到西藏一妻多夫婚，表明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在远古即已盛行，存在于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广阔地区。1962年，法国学者石泰安记述了西藏的婚姻，说:“最典型的婚姻形式似乎还是一妻多夫制。无论在农业人口中，还是牧民中，几乎到处都通行这一制度，仅仅是在安多未曾出现过。”1963年彼得在他的研究中提出：“在藏族文化影响的民众中也会发现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婚姻……但是，一妻多夫却是藏族婚姻中最不寻常的婚姻形式”。1992年，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对于西藏贵族婚姻的研究说明：“离婚，再婚，一妻多夫的例子是常见的”。
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现有的资料进行的论述，比较缺乏实地调查研究。为了更深层次的研究，研究者便试图对西藏的婚姻问题开展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以图在实证性资料和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分析形成这种特殊婚姻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原因，并试图运用实地调查的材料把婚姻类型同社会分层体系和土地制度、继承制度等制度性安排联系起来。
1965至1967年，美国人类学家戈德斯坦对定居印度的主要来自江孜县的藏民做了田野调查，主要研究了土地制度与一妻多夫婚姻之间的关系。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阿齐兹女士数次到尼泊尔做实地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博士论文《定日人》和专著《藏边人家：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对一妻多夫家庭做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另一位美国女人类学家南希·列维也是到尼泊尔进行田野作业，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于1988年出版了《一妻多夫婚姻的动态》。这些实地调查及对田野材料的深入分析，对深入认识和解读西藏的一妻多夫婚有重要的意义。
直到上世纪40年代，我国仍没有以一妻多夫为专题的真正的学术研究。50年代初，我国政府开展了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在藏区的调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当地的婚姻和家庭情况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并对各种婚姻形式做了简介。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出版了一些有关藏族婚姻的研究专著。如陆莲蒂的《藏族》，吴从众的《民主改革前西藏藏族的婚姻与家庭》，武建华等的《西藏人口婚姻状况分析》和蔡文媚等的《西藏自治区人口的婚姻家庭结构特点》。
近年来，一些国内的学者也对藏区的一妻多夫制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利用大量的田野资料对此类婚姻形态进行分析。如王大奔等所著的《西藏藏族妇女的婚姻与生育》、张建世的《康区藏族的一妻多夫家庭》和坚赞才旦的《论兄弟型限制性一妻多夫家庭组织与生态动因——以真曲河谷为案例的实证分析》。
二、学者对一妻多夫婚姻存在原因的探讨
1. 韦斯特马克关于生存环境与一妻多夫关系的研究
韦斯特马克曾经指出一妻多夫制的四种起因：第一，经济的贫困。鉴于财产有限，兄弟无力各娶一妻，故一妻多夫便成了合适的选择。第二，男性的过剩，男性多于女性。第三，丈夫经常外出，不能应付妻子一人独自留家时被侵袭的危险及生活、生产的困难。第四;生子的欲念。由于男性不育，使妻子未能生育，便选择与他人共妻，以图得到后嗣。
2. 戈德斯坦关于土地制度与婚姻形式之间关系的研究
戈德斯坦从西藏历史上存在过的封建农奴制度出发，介绍了藏族历史上不同的社会阶级与分层，从高到低依次为：贵族、差巴和堆穷。在西藏的封建农奴体制下，差巴和堆穷被划分为农奴。根据他的调查，差巴为“纳税人”，而堆穷为“小户”。戈德斯坦把差巴的婚姻特点归纳为“单一婚姻原则”和“单一婚姻主干家庭”，即差巴家庭中的每一代只能建构一个婚姻。差巴家庭世袭继承的“差地”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承担家庭向领主应尽的责任，同时也享有自己对于家庭财产的权利。为了防止子女各自结婚所引起的在责任和权利上的纠纷，便采取一代中只能组成一个正式婚姻的方式，几兄弟共同娶一个妻子。这种婚姻形式在各个家庭成员得到生理需求的同时，又能保证家庭财产不会被两个婚姻的当事人或各自的后代所分割。家庭财产整块的、完整的被后代继承了下来，利于家庭整体利益的获得和提高。
由于堆穷对于其使用的土地和付出的劳役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来计算，所以在堆穷家庭中，兄弟各自结婚分开居住，实行一夫一妻制。只有极少数富裕并试图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堆穷家庭出现一妻多夫婚姻，其原因也是担心财产的分割造成家庭的整体贫困。
总的来说，这与西藏历史上存在过的封建农奴制度直接相关。戈德斯坦认为存在于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土地制度，使人们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选择了“一代一个婚姻”的形式，当有几个兄弟时，便采用一妻多夫婚姻的方式来避免家庭陷入贫困的境况。
3. 吕昌林对现代西藏一妻多夫制存在原因的研究
吕昌林从社会和经济等原因分析了西藏地区一妻多夫制存在的原因。在社会原因上，他认为一妻多夫的家庭劳力多，更能够适应恶劣的环境和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现状，相对于富裕家庭的势力和影响在当地较大，无形中便在一些群众中形成了一种兄弟共娶一妻为上等家庭，一个媳妇能共聚兄弟几人则为贤妻的畸形的传统观念。在经济上，一妻多夫家庭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所致。一妻多夫家庭因劳动力多，抚养的子女较少，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边远贫困地区则相对比一夫一妻制家庭更为富裕。
4. 张建世关于社会文化原因与现代一妻多夫婚姻存在的关系研究
张建世的研究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即藏族老百姓的“主位”认识来看。农牧民对一妻多夫婚持肯定的态度。一些藏族同胞认为几兄弟娶一个妻子，不但家庭财产不分散，而且家里男人多，有的做生意，有的干农活，有的放牧，家里会越来越兴旺。此外，据他的研究，这还与藏族同胞对性与婚姻方面的禁忌有关。在他们的文化系统里，兄弟共妻或朋友共妻并没有违反传统观念中在婚姻和性关系方面最基本的血缘禁婚的原则，不会受到文化的反对。
恩格斯提出了婚姻的两个功能：一是家庭与后代的经济利益的保持与提高，二是家庭成员与后代的社会地位的保持与提高。综合上述各种观点可以看出，一妻多夫家庭得以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其中经济和文化的原因占了重要作用，人类婚姻形式与人们对于社会结构和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是密切相关的。
三、如何看待和评价藏族地区的一妻多夫婚姻
我们不应该简单的认为藏族的一妻多夫是一种原始残余，它也决不是一种孤立的婚俗，它与该区域诸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制度存在密切联系。这种婚姻制度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西藏一些地方的传统规范，也顺应了当地的文化机制，并且与藏区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连。当一妻多夫婚姻的影响因子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种婚姻形式存在的理由就不会完全失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存在的理由势必会越来越小，从理论上讲也应该会逐渐转向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
参考文献
[1]、马戎:《试论藏族的“一妻多夫”婚姻》, 载于《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2]、张建世:《康区藏族的一妻多夫家庭》, 载于《西藏研究》2000年第1期。
[3]、坚赞才旦:《论兄弟型限制性一妻多夫家庭组织与生态动因——以真曲河谷为案例的实证分析》, 载于《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
藏族城镇地区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分层抽取甘肃省临潭、卓尼2县1 099名0~6岁儿童,其中藏族儿童567名(男童300名,女童267名);回族儿童532名(男童290名,女童242名)。
1.2 方法
采用HemoCue Hb 301型血红蛋白仪,采取无名指尖血检测;诊断标准:Hb>110 g/L为正常,Hb<110 g/L为贫血;考虑高海拔对人体血红蛋白的影响,以原诊断标准×[1×4%×该调查点海拔高度(m)/1 000]校正计算血红蛋白[3]。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3进行数据整理,百分率的比较运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藏族与回族儿童贫血率比较
藏族儿童贫血率为27.86%(158/567),回族儿童贫血率为19.55%(104/5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458,P<0.01)。
2.2 不同性别儿童贫血率比较
藏族男、女儿童贫血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68,P>0.05);回族男、女儿童贫血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63,P>0.05)。见表1。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2.3 不同年龄儿童贫血率比较
藏族儿童各年龄组贫血率在17.50%~42.77%之间,各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550,P<0.01);回族儿童各年龄组贫血率在12.30%~30.85%之间,各年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313,P<0.05);儿童贫血率均以3个月~1岁之内最高。见表2。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3 讨论
据全国营养调查资料显示,近10 a来我国儿童的营养状况虽有很大改善,但营养不良发生率依然较高,饮食不均衡导致的贫血是儿童少年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4]。本次调查表明,藏族儿童贫血率明显高于回族儿童,可能与藏族人群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藏区哺乳期儿童多以牛奶、酥油为主食,一般添加的蔬菜、水果不足,故而儿童很少食用水果之类食品,食谱里也很少有蔬菜类,且主食及零食类型单调;而回族人群居住在交通便利、相对开放发达的村镇,且自身经济文化水平高于藏族,有一定的科学育儿知识和相关的婴儿保健知识,相对能够合理安排婴幼儿膳食,食谱种类多样,故动植物蛋白摄入均衡,并且零食多以水果为主。 3个月~1岁阶段婴幼儿生长发育迅速,藏族和回族添加辅食基本是单一的面糊类,致造血原料相对不足,可能是贫血率高于其他年龄组儿童的原因之一。我国已将贫血列为儿童少年需重点防治的疾病[5],因此对儿童饮食习惯的干预是防治贫血的有力措施之一,要改变少数民族儿童不良的饮食习惯,多食水果、蔬菜、奶类,以预防贫血的发生,提高少数民族人群的身体。
关键词：贫血,患病率,儿童,少数民族
参考文献
[1]弓巧玲,杨建国,邵声波,等.儿童血红蛋白测定结果分析[J].医药论坛杂志,2007,28(1):49-50.
[2]李立明,饶克勤,孔灵芝,等.中国居民2002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5,26(7):478-484.
[3]周浩武,郭晚花.青海省627名学龄前儿童贫血监测结果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杂志,2010,31(5):594-595.
[4]冯燕霞,刘清,杨发.兰州市城乡小学生血红蛋白检测结果分析[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09,19(7):1639-1640.
藏族城镇地区 篇8
甘南藏族地区教育底子薄、与内地差距较大。对于甘南藏区以藏语为母语的藏族学生来说,英语无疑是一门学困课。
(一)普通类英语教材过难,和学生实际知识能力及理解水平不符。
在甘南藏区汉语教科书要比普通类学生教科书容易得多,而英语教科书却同步于普通类教科书,比汉语教科书难。以藏语为主语的学生英语基础弱汉语掌握得也不好,以汉语为主语的学生英语不好藏语也不懂,两类模式的学生都无法理解所教授的英语知识,却都使用全国普通类英语教材,上课进度也同步于其他地区,导致许多学生对大部分英语单词,句意无法理解,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存在着双重困难。
(二)缺少藏汉英三语通教师。
甘南藏区学生汉语水平偏低,英语教师大多为汉族不会说藏语,少部分藏族英语教师不会说汉语,藏汉英通的教师奇缺,且大部分学生汉语水平低,授课过程中沟通难。这一现象导致英语课无法顺利进行,教师如果不用藏汉两语作辅助,便无法深层次地帮助学生理解、接受英语教学中必需进行的教学任务,日积月累,英语教学中的困难越来越多,学生慢慢丧失了学习英语的兴趣。
(三)对英语教育重视程度不足。
甘南藏区对英语教育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要科学地改变教学方法,由于纯藏族学生的高考英语考试成绩不用算进民族类院校录取成绩,因此英语课程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是“多余”的,这就导致了学生、家长及学校领导对于英语这门学科都不重视,也是由于这一原因英语成了名副其实的“副科”。领导及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有待转变,对英语教学缺乏督促检查;学校对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宣传不够,英语教学投入不足,激励机制比较欠缺;所用教材不适合甘南藏族地区的学生,学校领导也不重视,不采取相应对策,听之任之。学校每周仅安排四节英语课,而且大多安排在下午,忽视英语语言的识记规律,常常处于低效教学状态,课上快了学生难以理解,上慢了学生又跟不上英语教学进度。学校教学设施落后,没有语音室、磁带,更没有合适的教辅材料,英语专业的教师奇缺,专职英语专业或本科毕业的英语教师长期缺乏。
二、藏族中学学生英语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一)藏族学生学习兴趣不浓。
绝大多数学生刚入校时,学习英语的兴趣较浓,但一段时间以后,不少学生尤其是男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逐渐减弱。初一学生刚开始学习英语时会有新鲜感,但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多、学习难度的增加、文化内涵的深入等种种因素堆积起来,很多学生慢慢掉队并逐渐放弃了英语的学习。小学基础好稍微懂汉语的少部分学生由于学习观念弱,对教师的授课逐渐失去新鲜感,很多自以为都懂了的学生不愿好好听课,而基础差的学生一开始有兴趣,但因为到后期跟不上教师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深度,慢慢被教师忽视,从而失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好奇心,彻底放弃了英语学习。
(二)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目的不明确。
大部分藏族学生认为学习英语是为了考大学,而考民族本科不计算英语成绩,所以不学;英语难学,每次考试成绩都不理想,打击次数多,不学;英语作业难度大考试不及格受教师家长批评多,学生觉得英语离他们的生活比较遥远且不实用,不学;学习难度增加,其他科目的增多,导致英语学习时间被占用,不少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畏惧心理,大部分学生逐渐将学习精力放到自己感兴趣的科目和高考算成绩的科目上,即使能完全学好的学生也慢慢放弃了英语的学习。
(三)学习方法欠佳。
不少学生的学习方法缺乏科学性。一是多数学生不注重课前预习,把所有的问题留在课堂上,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教师身上;二是许多学生听课注意力不集中,不做笔记,甚至会有部分男生在课堂上睡觉;三是一半以上的学生不会进行课后复习;四是不少学生认为做作业是为了完成任务,遇到不会做的题,很少向教师或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请教,而是选择直接抄袭其他同学的作业,养成了懒于主动思考的习惯。
(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没有有机结合。
由于教师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不够,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差加上几乎没有学习方法指导等诸多因素,导致他们无法形成科学的语言学习技能。大部分学生学习单词时,不重视音标的学习,自我学习单词能力差,积累单词量时缺乏耐心,教师督促少且学生学习方法不对,导致英语教师难教,学生难学。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忙于赶进度,忽视学生实际情况。因教材内容多,单词词汇量大,学生几乎没有听说练习,英语学困生逐渐积累。
(五)教师的评估评价体系亟待转变。
教师以自己的水准要求评价学生,认为学生接受慢,掌握少,赞少批多,把学生的缺点放大,而微小的优点却忽视不见,在课堂、作业及考试中,总是以“正确”为评价标准,按照成绩高低评价学生的好坏,忽视了学生所做的准备和努力。
三、藏族地区英语教学问题对策
(一)从改变教育教学方式入手。
在英语课堂上,教师要少批评,多发现学生的优点,并及时表扬。作业布置不要随意化,检查、督促和课外辅导要及时到位。教师上课时多利用体态语言、实物、图片及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帮助藏族学生理解教学内容。调查分析学生英语学习中和教师教学中常见的问题,寻根问源,及时采取措施帮助学生纠正不良习惯,指导他们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二)从改变教师教育观念入手。
藏族中学都是寄宿制学校,宿舍中合理安排懂汉语的学生人数,方便互相学习,这样既促进了汉语的普及,又从侧面帮助了英语的学习。编制或订购一套有藏语、汉语辅助的英语教材,多培养一些三语通的英语教师,在初一尽量用三语教师,少说藏语,学生理解难时再用藏语;初二用英汉教师,稍懂点简单的藏语课堂用语,尽量少讲藏语;初三用英汉通的教师,此时学生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听能说汉语能力,这样循序渐进,再加上高中三年,学生的汉语及英语都会取得很大的进步。
(三)从改变学生心理入手。
课堂上的表扬加上课后谈心,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教师都要尊重藏族学生的民族风俗习惯,和他们多亲近,虚心向他们学一些日常交流的藏语以及课堂上用得到的藏族口语,加强亲和力,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的困难,拉近教师和学生间的心理距离。良好的师生关系会促进学生的学习,教师从学习、生活上各方面都应关心爱护学生。
藏族城镇地区 篇9
【关键词】藏族地区 职校学生 汉语写作 教学方法
引言
现代社会，文字是信息传递的基本载体，人类基本是依靠文字记载的方式储存、传承文化知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汉语的交际功能更加显著，汉语应用文的使用也愈发普遍。藏族地区职校学生如果能正确掌握汉语应用文，并且熟练应用汉语进行写作，就能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式需求。然而，受到藏族地区本土语言环境的限制，大部分职校学生无法正确掌握汉语应用文，汉语写作课堂教学质量得不到提高。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藏族地区职校学生汉语写作的现状，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提高藏族地区职校学生的汉语写作水平。
1 藏族地区职校学生汉语写作现状
1.1缺乏汉语思维能力
藏族地区基于自身少数民族的特性，拥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字想要灵活运用汉语进行写作，就必须熟练掌握汉语内在化的语言知识以及表达方法，用汉语的思维进行表达和创作。然而，藏族地区职校学生在进行汉语写作学习的时候，难免受到母语思维的干扰[1]。因此，藏族地区职校学生写出来的作文往往不带有任何感情基调，也缺乏必要的逻辑性。
1.2语法混乱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汉语语言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汉语通常是由主语、位于、宾语等成分组成。在组织句子时，如果缺少任何一个重要成分，或者忽略了各个成分之间的正确配合，都会影响到句子的阅读和理解，造成语法混乱的现象。藏族地区职校学生由于对汉语知之甚少，在使用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成分残缺或者语序颠倒的问题。
2 造成藏族地区职校学生汉语写作问题的原因
2.1生活环境的制约
西藏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与汉族地区交流较少，交通、信息相对闭塞，对汉语的不熟练、对汉族地区的陌生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藏族地区职校学生的汉语写作水平。在汉语写作过程中，由于写作的主题远离他们的实际生活，因此藏族地区职校学生往往感到无话可说和力不从心[2]。此外，由于藏族地区居民生活圈子固定，接触的事物有限，因此藏族地区职校学生无法准确运用汉语表达自身的思想。
2.2自身原因
藏族地区职校学生受到语言环境和成长环境的束缚，平时对汉语接触的时间较少，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运用汉语与其他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因此在汉语写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学生害怕犯错的心理往往会驱使学生自信心下降、不敢于大胆尝试，这些都是制约学生写作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3 提高藏族地区职校学生汉语写作水平的教学方法
3.1培养汉语思维能力
想要提高藏族地区职校学生的汉语写作水平，教师就必须从学生的个性、学习情况、生活环境等基本信息入手，尊重并利用学生之间的差异性，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对策。由于西藏地区地理位置以及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必须逐步培养藏族学生汉语思维的习惯。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表述上存在一定的矛盾，教师应当注重引导学生对两者之间的差異进行有效区分，及时消除语言上的矛盾，克服思维上的障碍，掌握语言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帮助学生更好地组织汉语语言。
3.2扎实汉语基础
汉语写作是一项输出型的学习模式，必须立足于扎实的汉语基本功，只有一定量的汉语知识储备输入，才能保障输出的高质量[3]。基于此，职校的教师必须从拼音和文字入手，帮助学生正确阅读汉字读音，不仅要记得字形，更是要理解字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掌握汉语的用法，为今后对词语、句子、文章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具备一定的汉语基础之后，教师应当引导学生系统地学习语法知识，避免在写作过程中出现语法错误，帮助学生灵活运用汉语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3.3培养写作兴趣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也是学生开展一切学习活动的基本前提。对于藏族地区职校学生而言，汉语是第二语言，想要摆脱母语的困扰进行对第二种语言的学习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枯燥性。因此，培养写作兴趣，是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关键。藏族学生对于汉语写作感到吃力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写作主题脱离生活实际，基于此，教师可以从藏族学生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获取写作素材，可以利用藏族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或者民族活动作为主题供学生参考。此外，汉语是中国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随着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因此教师应当让学生充分了解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4借助先进的教学设备
藏族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交通和信息也较为闭塞，对于藏族地区职校的学生而言，对于大都市的事物和生活都具有一定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在这种背景之下，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运用多媒体、网络等先进的科技设备，让学生了解、感受大都市的生活，教师可以通过播放短片、视频、电影等方式促进藏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文化、语言交流，拓宽学生的视野，帮助学生累积更多写作素材。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写作是一门综合性的语言实践课程，也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运用的有效输出手段。写作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还能够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得以不断发展，提高藏族地区职校学生汉语写作能力，能够为藏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曲珍. 对中等职业学校藏族学生汉语写作教学的建议[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15：160-161.
藏族地区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思考 篇10
关键词：藏族地区,图书馆,服务
公共图书馆是传承人类文明, 导航信息知识的专门机构。一直以来, 公共图书馆对提高劳动者素质, 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 人们信息观念的转变, 作为人类知识宝库的图书馆正面临着现实与时代的挑战。甘孜藏族自治州是我国第二大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5.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110万藏族、汉族、彝族、羌族、回、纳西、壮族、苗族、土家族等十多个民族的群众, 其中藏族占80%。由于人口居住分散, 自然环境较差, 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很不均衡, 所以甘孜州图书馆面对的读者与内地和发达地区读者相比有很多不同, 可以说读者需求更具有广泛性和个性化。如何发挥“没有围墙的大学”的职能, 如何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已成为藏族地区公共图书馆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结合多年来在藏族地区图书馆工作的实践, 就做好图书馆的服务工作, 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做好藏族地区读者服务工作, 提高服务质量
1. 为读者提供优美和比较有藏族地区特色的阅读环境。
应注重藏族地区图书馆馆内阅览室等场所环境设计, 既要体现地区民族特色, 又要从读者的角度考虑, 从细节入手, 为读者营造一个温馨、舒适、高雅、文化氛围浓郁的读书环境。如阅览室桌椅、书架的购置及布局、花木盆景的选配都要有藏族特点, 让每个读者走进阅览室就能感到很浓的民族特色, 留下美好的印象, 吸引读者再次走进图书馆。
2. 加强读者的需求研究。
藏族地区公共图书馆藏书建设要结合读者的实际需求, 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订采选计划, 根据读者和社会需求采购书刊文献和网络信息资源。可以让读者参与、监督采访工作, 尊重读者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知识信息需求。如在实际读者服务工作中了解到有些读者对康巴地区的历史发展感兴趣, 有些读者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藏族传统文化很着迷, 有些读者对“康定情歌”文化很专注。图书馆就应在已收集的《四川老区概览》、《中国土司制度及发展史》、《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进一步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形成较完善的《甘孜州历史和发展》专题文献。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基础上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和资料建立《格萨尔》专题文献。加强收集、整理流传民间的康定情歌文献资料和口碑文献, 发掘和整理各种“溜溜调”, 形成《康定情歌》专题文献。如此, 我们的读者服务工作才能更具有针对性、主动性, 读者的需求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
3. 推行多元化服务方式。
藏族地区读者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知识结构各不相同, 人员构成也很广泛, 既有科研人员、公务员、工人, 又有商人、农民、牧民, 既有老年、中年、青年读者, 又有大、中、小学生, 既有汉族读者, 又有藏族等少数民族读者, 所以读者的需求非常广泛, 藏族地区图书馆必须适应形式发展的要求, 创新服务方式, 开展个性化服务, 延伸服务领域, 尽可能满足广大读者对信息和服务的个性化的需求。如, 为读者提供定题、定点服务, 对读者需要的重点学科和重要科研项目进行跟踪服务, 了解它的动态, 利用图书馆馆藏资源对其进行定题检索、查新、编译、科研调查服务, 深层次开发馆藏信息资源, 使馆藏资源价值增值。又如, 开展预约借阅服务, 便于准备工作的安排, 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满足读者的要求, 节省了读者的时间。再如, 设立流动图书点, 现甘孜州图书馆就在社区、机关单位、学校、乡镇设立读书点, 在军营设立“拥军读书点”, 图书馆工作人员定期开展送书换书活动。这些服务措施都得到相关单位及读者的欢迎和高度赞许, 也更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
4. 稳定读者和发展读者。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 特别是网络信息资源的迅猛发展, 越来越加深了对网络的依赖程度, 藏族地区也同样受到影响, 到图书馆的读者呈明显减少的趋势。所以藏区图书馆必须重视读者发展工作, 积极采取措施, 促使更多的人利用图书馆的馆藏图书丰富自己, 从而实现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只有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 图书馆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如, 根据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设立“老年读者阅览室”、“地方特色阅览室”、“社会热点阅览室”、“畅销图书阅览室”等特色阅览室吸引不同类型读者走进图书馆。图书馆还应加强宣传工作。将图书馆的馆藏、图书馆的服务、图书馆的设备和现代管理理念介绍给公众, 让社会对图书馆多些了解, 同时借助新闻媒体的传播, 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 树立图书馆的形象。
5. 加强阅读指导工作。
做好藏族地区读者入馆后的导读工作———即阅读指导与馆藏文献的推荐工作, 真正做到“为人找书, 为书找人”, 尽量满足每一位到馆读者的需求。因为藏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 很多群众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 文化素质低, 有的甚至不懂汉语。因此我们每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都要转变服务观念与意识, 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耐心解答读者咨询, 尽量帮助不同文化程度和各种年龄的读者找到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引导读者正确使用馆藏文献。藏区图书馆工作人员还要向广大读者用藏、汉两种语言进行宣传, 推荐代表当代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优秀图书和杂志, 帮助不同类型的读者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取最新的知识。要对各层次读者进行研究, 对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倾向、阅读内容、读书方法进行科学引导, 有的放矢地进行阅读指导, 充实读者的阅读生活和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有些读者到馆借阅书籍大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阅读内容大多属于浅显、通俗的文艺读物, 工作人员可采用新书介绍、读者心得等专栏形式和组织各种读书活动, 潜移默化地把读者的阅读情趣引向高雅文化。有的读者想了解农业或牧业方面的最新知识, 这些读者中有的是农民也有的是牧民, 文化素质比较低, 工作人员必须耐心了解读者需求, 帮助他们找到相关最新的文献资料。
二、做好藏族地区馆员的培训教育工作, 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1. 加强馆员政治思想教育。
加强藏族地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教育, 要把馆员培养为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热爱藏区图书馆事业, 有事业心、责任感和团结协作精神, 精通业务的高素质人才。馆员要自觉树立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 对读者负责的思想, 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 急读者之所急, 想读者之所想, 以文明礼貌的语言、主动热情的态度和良好的职业形象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让每一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能以饱满的激情积极地投身到藏族地区文化大发展的工作中去。
2. 加强馆员业务学习培训。
现在的图书馆服务工作, 已经远不是单纯借书还书、看门守摊、取书归架的一般性服务工作, 在文献信息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 人类社会正向信息化过渡的大趋势中, 藏族地区图书馆工作人员要有紧迫感, 图书馆的服务工作已向更高层次发展, 不但要传递信息, 而且要产生信息。目前, 藏族地区图书馆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人员是非图书专业, 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短缺, 服务人员的能力构成和知识水平直接影响着服务质量和水平。所以藏族地区图书馆馆员必须通过主动学习, 接受继续教育等多种途径, 加快培养, 打造一支知识结构完善, 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综合分析能力, 熟练掌握计算机信息技术, 了解藏族地区文化历史, 会藏族语言, 具有较高的反应能力、适应能力、吸收能力、表达能力的专业服务队伍。
三、做好藏族地区阅览室管理工作, 提高服务水平
阅览室是供广大读者利用馆藏文献资料、开展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场所, 是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前沿阵地, 是图书馆工作人员与读者直接接触的地方, 它承载着读者到馆后的绝大部分服务工作。藏族地区阅览室的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馆藏文献的有序、合理、安全、可持续利用, 关系到藏区读者服务的质量, 所以必须强化阅览室的管理工作。阅览室为广大的藏区读者提供了方便的阅览空间, 它使图书和杂志与藏区读者直接结合, 使读者能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图书杂志, 提高图书杂志的利用率和利用深度, 充分发挥书刊资料的利用价值和使用效益, 发挥了借阅服务的最大优势, 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 提高了藏族地区广大读者的文化素质。但同时也增加了管理工作上的难度, 在阅览室内吃零食、乱扔垃圾、喧哗、图书乱架等不文明行为经常出现, 甚至丢书、损坏图书等现象也时有出现。因此应加强阅览室管理力度, 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明确管理人员的责任, 制定实施完善的管理制度。同时要对读者进行爱护图书、文明阅读的教育引导, 培养文明读者。
参考文献
[1]刘振良, 高风炬.论新时期区县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创新[M]//县级图书馆生存发展启示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