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调查问卷的编制论文

教育调查问卷的编制论文（共4篇）

教育调查问卷的编制论文 篇1

摘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幼儿父母进行访谈, 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整理形成幼儿父母教养观念的理论建构, 设计出问卷的初稿。调查问卷收回后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 最终形成《幼儿父母教养观念调查问卷》。本文对调查问卷的效度和信度分别进行了检验, 检验后发现《幼儿父母教养观念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 可用于相关的研究和调查。

关键词：幼儿父母,教养观念,调查问卷,信度检验,效度检验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幼儿父母进行访谈, 访谈采取开放和半开放相结合的方式。经过对访谈内容的分析整理, 形成了幼儿父母教养观念的理论建构, 包括幼儿父母的儿童观 (儿童独立性、儿童能力、儿童主体性) 、幼儿父母的发展观 (发展的影响因素、发展的阶段性、发展的个别差异、敏感期) 、幼儿父母的角色观 (父母的重要性、父母的角色) 、幼儿父母的期望观 (对学习的期望、对性格的期望、对家庭贡献的期望) 、幼儿父母的教育观 (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养方式方法) , 5个维度16个方面的内容, 在参考了已有有关幼儿父母教养观念、幼儿父母教育观念的相关研究 (李凌艳、庞丽娟、易进、夏勇的研究《2—6岁儿童母亲教育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刘利丹在刘云艳教授指导下的硕士学位论文《家长关于早期教育相关问题观念的调查研究》等) 的基础上形成调查问卷的初稿, 然后对问卷进行了三次修改, 并且进行小范围预测。预测问卷收回后, 对家长未回答问题或集中于一种回答的题目进行修改或删除, 最终形成《幼儿父母教养观念调查问卷》。

《幼儿父母教养观念调查问卷》包含63道问题, 全部由幼儿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任何一个人填写。问卷共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选择题和填空题, 有8道题目, 涉及问卷填答人的性别、幼儿父母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幼儿的性别、年龄以及是否为独生子女;第二部分形式为单项选择题, 有63道题目, 调查幼儿父母的儿童观、发展观、角色观、期望观和教育观。幼儿父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想法从“完全符合”“比较符合”“不能确定”“不太符合”和“完全不符”五个选项中选择一个合适的答案。

问卷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 (Likert) 五点计分法。第二部分按照符合程度递减, 对“完全符合”“比较符合”“不能确定”“不太符合”和“完全不符”五个选项分别给予5、4、3、2、1分, 数值大说明符合程度大, 最大分值为5, 最小分值为1, 其中第3、8、17、20、25、26、29、32、38、43、44、45、46、49、50、51、53、57、58、59、62题为反向计分题。

一、问卷的效度检验——因素分析

在本研究中, 有关幼儿父母教养观念的调查集中体现在“问卷”的第二部分。上面已对其题目构成和计分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为了进一步检验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可行性, 笔者首先对该部分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一) 反向编码

调查问卷中第3、8、17、20、25、26、29、32、38、43、44、45、46、49、50、51、53、57、58、59、62题为反向记分题, 本研究首先对这些题目进行了重新编码, 即从“完全不符”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为1、2、3、4、5分。得分越高表明幼儿父母的教养观念越不理想。

(二) 因素分析的适合性检验

为了检测收集到的数据是否满足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 要进行取样适当性与Bartlett球形检验, 结果见附表1。

从表中可知, 本研究的KMO系数达到0.819, 大于0.80, 说明取样的适当性较好, 可以对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此外, Bartlett球形检验X2值为8067.215达到显著, 表示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 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三) 主成分因素分析

对重新编码后的63道题目进行了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主成分萃取法, 通过对预先设计好的因素个数进行控制, 将公因子定为5个, 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 对经过重新编码后的数据进行因素分析。

经过因素分析发现, 部分题目因子负荷量低于.40, 如将该部分题目排除后问卷的结构效度将大大提高, 因此, 去掉了Q1、Q2、Q5、Q7、Q8、Q9、Q11、Q13、Q16、Q19、Q20、Q28、Q33、Q34、Q41、Q42、Q43、Q53、Q58、Q62等20个因子负荷量低于.40的题目, 发现预先设计的因子并没有与因素分析得出的结论完全吻合。主要表现在:

根据问卷的设计, 儿童观、发展观、教育观、角色观、期望观五种教养观念分别包括11个、15个、12个、12个、13个题目, 然而, 从因子分析中, 我们发现, 假如从63个题目中适当地剔除个别题目, 问卷效度将会得到提高。针对以上情况, 在分析幼儿父母教养观念时, 本研究排除了首次因子分析时负荷值较小 (<.40) 的20道题目, 而只采用了负荷值较高 (>.40) 的43道题目。第二次因素分析后发现, 发展观、教育观、角色观和期望观所对应的题项与各自的因子基本相符, 而儿童观的5个题项与预期相差很大;且项目数偏低, 与其他4个因子在数目上悬殊较大, 所以欲剔除因素分析后儿童观所对应的题项 (Q29、Q38、Q46、Q47、Q51) 五个题项。然后进行第三次因素分析, KMO=.825, Bartlett球形检验X2值为4388.248达到显著。在对38道题目进行因子分析后, 只有Q48的因子负荷值在.40以下。基于此, 对负荷值较高 (>.40) 的37道题目进行了第四次因子分析。因此, 最终本研究中4个因子分别包括的题目为:发展观包括Q6、Q10、Q15、Q17、Q21、Q23、Q24、Q30、Q32九个题目;教育观包括Q31、Q35、Q39、Q52、Q54、Q55、Q56、Q60、Q61、Q63十个题目;角色观包括Q4、Q14、Q18、Q22、Q27、Q36、Q37、Q40八个题目;期望观包括Q3、Q12、Q25、Q26、Q44、Q45、Q49、Q50、Q57、Q59十个题目。因此本研究的“幼儿父母教养观念调查问卷”包括如下37个题目。每个因子所对应各个题目的负荷值见表2。

从表2中我们可看出, 每道题目在相应因子上都有足够强度的负荷 (>.40) , 因此本研究所保留并采用的这些题目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二、问卷的信度检验

效度分析之后, 为进一步检验调查问卷的可靠性, 接下来分析问卷的信度。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即Cronbach’s alpha系数来检验本问卷四个因子所包含的题目的内部一致性。结果发现幼儿父母发展观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小于0.6, 经观察Alpha if Item Deleted一栏, 发现如果去除Q17和Q32后, 幼儿父母发展观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可达到0.6以上, 于是去除Q17和Q32。信度检验的具体结果见附表3。

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到, 四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0.8之间, 说明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由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 本问卷第二部分题目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即具有较好的信度。

总之, 《幼儿父母教养观念调查问卷》具有较为科学合理的效度和信度, 可用于相关的研究和调查。

参考文献

[1]吴明隆.SPSS统计应用实务[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1.

[2]马文军, 潘波.问卷的信度和效度以及如何用SAS软件分析[J].中国卫生统计, 2000 (3) .

教育调查问卷的编制论文 篇2

国防生是指军队依托普通高等学校培养的、从应届高中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中招收的、毕业后定向分配到军队工作的大学生, 是生活在地方大学的“准军官”, 是没有军籍的在校大学生军人。自从军队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军队干部的工作开展以来, 全军接收国防生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但同时, 由于小部分国防生违约、成绩不合格等原因导致无法履行合约的现象, 使得国防生培养成本增高。据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生选培办2007年4月的统计数据表明, 学校从2000年开始招收海军国防生, 到统计截止之日已毕业人数为391人, 但这批毕业生中入伍工作人数仅为281人, 因违约、成绩不合格及身体原因而没有入伍的人数为110人, 占毕业总人数的28.1%。因此如何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上提高国防生培养质量成为一开始就必须关注的问题。高校作为国防生军人职业生涯的起点, 在此阶段研究其择业心理, 从而制定出适合国防生特点的军事教育模式, 是确保国防生在大学阶段做好充分的职业预备和职业适应的有效前提。

在职业心理学研究领域, 国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职业承诺进行了定义。Blau (1985) 将其定义为“个人对职业或者专业的态度”。Hall (1971) , London (1983) 则将其定义为“在职业认同基础上追求职业成熟的动机强度”。本文认为, 职业承诺是一种对职业的态度及选择和留在某一职业的意愿或原因。由于国防生未来职业的相对确定性, 本文将其职业承诺定义为个体选择自己未来职业的主要原因和对所选择职业的一种认同、接纳的程度。

学术界对职业承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认为职业承诺是一种相对单纯的构想, 包括单维态度论和单维动机论;二是以组织承诺的结论为基点的职业承诺多维态度论, 分别从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文化的角度来全面把握人对职业的态度。与之相应, 职业承诺理论问卷的编制也有两种思路:一是从单维论的角度进行问卷编制。如Blau (1985) 从Price&Mueller (1981) 的专业承诺、Downing (1978) 的职业承诺、Liden&Green (1980) 的职业取向三个量表中提炼出8个项目组成一个问卷。该问卷测量的主要是职业情感方面, 包括留在现任职业的愿望和对职业的喜欢程度。二是从承诺的多因素理论入手编制问卷, 如Meyer等 (1993) 主张将职业承诺分成3要素, 即组织承诺、经济承诺和规范承诺;Blau (1988) 又在研究职业承诺和职业壁垒的基础上提出了职业承诺的四维结构模型, 认为职业承诺包括情感承诺、规范承诺、代价承诺和机会承诺;而凌文辁、张治灿等 (2000) 在其研究中提出了组织承诺五成分论, 即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机会承诺。他们根据不同的维度, 重新编制项目, 将符合要求的项目合在一起构成职业承诺问卷。

研究表明, 组织承诺能提高个体对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投入度、减少职业转换和懈怠。并且开发员工的组织承诺和忠诚度策略是组织维持竞争优势、获得高回报的前提 (戚振江, 朱纪平, 2007) 。因此, 本文基于职业承诺理论, 编制国防生职业承诺问卷, 为了解国防生的择业心理提供有效的工具, 对高效率的培养国防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1、国防生职业承诺问卷的编制

国防生职业承诺问卷的编制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初步假设国防生职业承诺具有五因素结构, 即感情承诺、理想承诺、规范承诺、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 在半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上, 编制预测问卷;其次, 对编制的预测问卷进行调查, 通过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 确定正式的职业承诺问卷, 并对形成的正式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 验证问卷的重要心理测量学指标。

半开放式问卷的调查对象为分层随机抽样, 从四个年级分别随机抽取的共60名华中科技大学海军国防生。调查内容是研究者根据资料和访谈材料自行设计的半开放式问卷。根据国防生职业承诺理论构想模型和半开放式问卷分析, 采取选编结合的方式, 编制了52个项目的预测问卷。预测问卷经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 形成了一套三因素的包含19个项目的正式问卷。

2、研究对象

在本研究中, 除了要考察国防生职业承诺的结构、其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外, 还想考察其影响因素及与其他变量的相互关系。本研究所设计的人口学因素主要有年级、家庭月收入;相关因素主要有军事择业想法萌发阶段、择业满意度。其中军事择业想法萌发阶段的题项为“如果您想选择做军人, 这种想法源自于:1) 小学阶段2) 初中阶段3) 高中阶段4) 上大学期间”;择业满意度的题项为“您对自己以后能够进入军队工作感到:1) 很不满意2) 不太满意3) 一般4) 比较满意5) 非常满意”。

本研究被试由华中科技大学全体在校海军国防生组成, 总人数为273名, 回收有效问卷259份, 有效回收率94.9%。其中大一78人, 大二78人, 大三57人, 大四46名;家庭月收入0-1000元80人, 1000-3000元127人, 3000-6000人42人, 6000以上10人。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探索性因素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

三、研究结果

1、国防生职业承诺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编制问卷时为了更好的收集项目, 曾假设国防生职业承诺包含5个维度, 为了验证假设的5个维度是否稳定, 寻找最理想的结构模型, 必须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的可行性检验中, KMO指标为0.908, Bartlett’s球形检定值为为2810.949, 达显著水平 (p<0.001) , 说明数据很适合进行因素分析。运用主成分法抽取因素、斜交旋转法进行了一系列因素分析, 逐步剔出负荷低于0.50或具有多重负荷而且负荷比较接近的项目以及因素归类不当的项目, 得到了包含19个项目的比较清晰的三因素结构。其中, 因素1表示社会规范承诺, 指受社会伦理规范内化的影响而从事该职业的因素, 是个人对职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社会服务意识的指向;因素2表示自我发展承诺;对因职业符合自己的职业理想及兴趣, 个人喜欢从事、愿意呆在该职业的强烈愿望, 此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指向个体内部, 既个体更关注自身需求的满足;因素3表示风险规避承诺, 对于国防生而言, 这一因素表明他们通过选择成为国防生而进入军队工作的经济学考虑, 是指由于个人自身条件的制约或权衡这一选择将会带来的利益后, 认为应该做出该选择的想法。

2、国防生职业承诺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对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 得到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值为0.856, 各因素与总问卷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61、0.849、0.712。同时问卷的分半信度系数为0.861, 分半问卷的同质性信度分别为0.673和0.806, 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同时表1表明, 问卷具有较好的会聚效度和区分效度。

3、国防生职业承诺特征及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表2显示, 国防生职业承诺整体水平中等偏上, 三因素皆高于平均值。表3、表4显示:不同年级国防生的社会规范承诺、自我发展承诺有显著差异, 风险规避承诺差异不显著;不同家庭月收入的国防生在风险规避承诺上有显差异。采用最小显著差法 (LSD) 对差异进行进一步检验, 发现:大二的国防生的社会规范承诺和自我发展承诺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的国防生;家庭月收入在0-1000元的国防生风险规避承诺显著高于其他家庭月收入的国防生。

4、国防生职业承诺与军事择业想法萌发阶段、择业满意度等变量的关系

由表5和表6可知, 不同择业萌发阶段和择业满意度的国防生在社会规范承诺和自我发展承诺上存在显著差异。采用最小显著差法作差异的进一步探讨, 可知大学阶段才萌发选择进入军队工作的国防生在社会指向承诺和自我发展承诺两方面对军队的承诺显著低于小学、初中和高中, 而在风险规避承诺上没有显著差异;不同择业满意度的国防生在社会规范因素和自我发展因素上有显著差异, 且择业满意度越高, 这两个因素的承诺程度越高, 通过回归分析可知, 自我发展因素是影响国防生职业承诺的最强因子, 见表7。

四、讨论

国防生整体社会责任意识较强, 对于自己所选职业的社会职责、任务和使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另外国防生也比较看重自身发展, 希望能通过成为一名军人来实现自身价值。而因为经济状况、找工作等规避风险的想法选择做一名军人的想法并不多, 由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澄清外界对国防生的一些误解。

大二的国防生在社会规范和自我发展两因素上承诺表现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的国防生, 这说明大一刚入校的国防生对未来职业态度的理想化程度比较高, 希望能够通过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能够充分职业化, 顺利进入军队工作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大二的国防生往往会出现激情消退后的低落期, 同时由于学业的增加, 而且离进入职业角色的时间还比较长, 因此, 大二的国防生对军人的职业承诺出现回落的现象。大三的国防生在这两个因素上均有回升, 说明进入大三, 国防生逐渐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职业选择, 因此, 开始有意识的关注职业信息, 清理自己的择业想法。大四的国防生面临实际的择业选择, 由于此次参与调查的大四国防生均为可以顺利毕业分配的学生, 因此他们表现出比较高的承诺水平, 且此时他们对自我发展因素的关注高于社会规范因素。

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国防生容易因为规避风险而选择成为国防生导致被动选择军人职业。说明许多家庭较为困难的学生因为有强烈的改善生存环境和物质条件的意识, 为了及时就业把部队作为了比较好的选择职业, 没有能力顾及自我的发展。

大学阶段才萌发选择进入军队工作的国防生在社会指向承诺和自我发展承诺两方面对军队的承诺显著低于小学、初中和高中, 而在风险规避承诺上没有显著差异。金斯伯格 (Ginzerg) 等人的职业发展理论将个体职业心理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幻想期 (4-5岁) 、试探期 (11-18岁) 、实现期 (18岁以后) , 并认为在实现期之前即18岁以前, 个体已经初步确定了职业方向, 早期的职业心理发展对人生职业选择有重要影响。因此, 可见在大学阶段才萌发军事择业想法的国防生其军事职业心理发展并不成熟, 容易出现承诺低, 不稳定的情况。对于此部分国防生, 更应加强其军事职业化的训练

回归分析发现, 自我发展因素是影响国防生选择满意度的最强因子, 说明成长环境比军校生更开放自由的国防生, 对个人价值最大化更为看重。

五、结论

针对以上数据分析的结果, 本文认为提高国防生的职业承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 国防生培养过程中, 应更加重视大二学生的军事职业化教育, 针对大二学生的自身特点建立有效的职业辅导方式、实地军事训练等;第二, 设置多种类奖学金, 针对不同个性、不同层次的学生实行不同的激励手段保证贫困生能有更多的精力顾及自我发展和社会职责的履行第三, 打造国防生核心价值观, 彰显他们在军队及国防事业中的重要性, 尊重并鼓励其对自我价值的追求, 使他们觉得在部队可以真正的有所为。

最后, 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 国防生职业承诺包括社会规范因素、自我发展因素、风险规避因素;

(2) 大二的国防生职业承诺显著低于其他年级的国防生;家庭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国防生会因为规避风险而选择军人职业;

(3) 大学阶段萌发当军人想法的国防生其职业承诺显著低于小学、初中及高中阶段萌发此想法的国防生;不同择业满意度的国防生在职业承诺的社会规范承诺因素和自我发展因素上表现出显著差异, 且通过回归分析, 表明自我发展因素是影响国防生择业满意度的最强因子。

参考文献

[1]Blau G J.The measurement and prediction of career commitment[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Psychology, 1985, 58:277-288.

[2]Blau G J.Further exploring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career commitment[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88, 32:284-297.

[3]Blau G J.Testing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a career commitment measure and its impact on employee turnover[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89, 35:88-103.London M.Toward a theory of career motiv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3, 8:620-630

[4]Meyer J.P, Allen N.J, Smith C A.Commitment to organizations and occupations:extension and test of a three-component model[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3, 78:538-551.

[5]Blau G, Testing for a four-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occupational commitment[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3, 12:469-488.

[6]凌文辁、张治灿、方俐洛等, 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结构模型研究[J], 管理科学, 2000.3 (2) .76-81.

教育调查问卷的编制论文 篇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对无居民海岛的定义是“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2]。我国无居民海岛陆地面积基本上都小于5 km2, 在现阶段面临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更为严重。无居民海岛的物种登记工作既是保护生物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工作, 也是对无居民海岛进行规划、保护和开发利用评价的基本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规定, “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 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无居民海岛所有权”;第五条规定, “国务院海洋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管理工作,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开发利用管理的有关工作”;第十九条规定, “国家开展海岛物种登记, 依法保护和管理海岛生物物种”。2010年年底, 根据上述法律精神, 国家海洋局海岛管理办公室下达了“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规范编制”的任务。

但是, 目前对我国无居民海岛进行物种登记还是一项全新的课题。为了保证物种登记的技术指导文件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以“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规范编制”工作为依托, 面向国内有关专家设计并开展了问卷调查。

1问卷设计

根据《海岛调查技术规程》[3]《海洋调查规范》[4]等标准, 问卷的内容主要从立项决策、项目执行和成果验收3个层面进行设计, 基本覆盖了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的诸多方面。整套问卷共20个问题, 以选择题为主要形式。其中:立项决策层面主要设计了经费来源、技术支持、组织形式、调查范围和内容等问题;项目执行层面主要设计了调查优先权、调查时长/频次、实施方式、有效期等问题;成果验收层面主要设计了成果内容、标本采集和报告编写等问题。

此次调查共发出26份专家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26份, 回收率为100%。调查对象在中科院、“985”高校、国家海洋局综合研究所和业务中心以及浙江自然博物馆等10家单位工作, 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海洋地质、海洋技术、海洋管理等专业领域的科研和业务人员, 其中高级职称15人, 中级职称7人, 初级职称4人。受访对象的专业门类宽泛, 科学素养高, 知识面广, 认知程度深, 问卷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立项决策层面的问卷调查分析

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工作是一项长远的战略型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短期内经济上不会有回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国家所有, 国家开展物种登记工作。因此, 在对经费来源问题的回答上, 所有专家都认可由国家出资, 少部分专家 (约12%) 认为地方政府以及开发无居民海岛的投资人可以辅助性出资, 作为国家经费的一种补充。

技术力量是影响物种登记工作成果质量的控制性条件, 尤其是物种的鉴定专家对登记成果的可信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在问卷调查中, 所有的专家都认可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的技术力量应该主要依赖于海洋、中科院、大学、农林、环保等部门现有的生物调查与研究力量, 而不认同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重新建立自己的技术力量。在组织形式上, 有85%的专家认为应该由海洋部门牵头, 联合环保、林业、农业、国土等部门实施, 仅15%的专家认为应该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包揽。

与大陆不同, 无居民海岛是由岛陆、潮间带和环岛海域组成的一个完整而独立的生态地域系统。我国的岛屿星罗棋布, 分布在广阔的海域, 考虑到任务的可行性, 在物种调查过程中是否应包括潮间带和环岛水域 (即潮间带向外的海域) , 以及环岛水域应控制在多大的范围之内, 各位专家有不同的意见。65%的专家认为调查范围应该是海岛陆地、潮间带和环岛水域的总和;27%的专家认为调查海岛陆地和潮间带即可, 只有8%的专家认为调查海岛陆地物种即可。可见, 大部分专家还是认可将岛陆、潮间带和环岛水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物种登记。但是, 在环岛水域的扩展范围上, 专家们意见不尽相同, 30%的专家认为应该自潮间带下限向海延伸至20 m等深线, 19%的专家认为应该自潮间带下限向海延伸1 km, 有8%的专家认为应该自潮间带下限向海延伸、延伸距离为与海底陆地等面积圆的半径的5倍, 有12%的专家认为应该是以上范围最大者, 有31%的专家认为应该在具体实施的时候, 先选用几个方案做试点和对比, 再根据调查结果而定, 并且不同的海岛应该因地制宜, 不宜“一刀切”。

根据“908”专项调查, 我国有10 312个海岛, 是真正意义上的万岛之国, 其中无居民海岛约占总数的94.4%[5]。每个海岛由于天然的地理隔离, 都是一个相对独特的生态系统, 那么哪些物种在这个小的生境中占据较高的生态位, 哪些物种 (包括外来物种) 对于脆弱的海岛生态会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对于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具有重大意义。在对“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的调查对象”问题的回答中, 所有专家都认同将陆地野生动物和陆地野生植物纳入调查对象;超过80%的专家认同将高等植物、低等植物、大型真菌和潮间带底栖生物纳入调查对象;仅有23%的专家认可将家禽家畜纳入调查对象。对于调查对象“是否应该包括岛陆水生生物”的问题, 58%的专家持肯定态度, 42%的专家持反对意见。基于我国无居民海岛基本小于5 km2, 且缺乏稳定的淡水水源和淡水水体的情况, 笔者认为在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工作不必包括岛陆水生生物。

3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执行层面的问卷调查分析

“调查优先权”的问题, 考虑的是物种登记的工作顺序, 应该优先调查那些物种极易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的无居民海岛。结果显示:应该优先调查已列入可开发利用名录的无居民海岛的专家支持率为52%, 应该优先调查特殊用途的无居民海岛、或者邻近大陆和有居民岛的无居民海岛的专家支持率为42%, 优先调查边远无居民海岛的专家支持率仅为6%;也有小部分专家建议, 大于某一面积的较大无居民海岛或者和邻国有争议的岛屿应该优先调查。

对于“调查时长/频次”的问题, 问卷结果显示:“至少1年、4个季节”和“至少1年、2个季节”的专家认可率较大, 都为35%, “至少1年、3个季节”的专家认可率较小, 为7%;也有23%的专家认为应该根据物种习性而定。

关于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成果的有效期 (或者无居民海岛物种调查工作的更新频次) , 受访专家见仁见智, 意见不一, 多数认为应该每10年更新一次。

实施形式可以保证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空间上, 对于纳入物种登记规范调查对象的生物种类, 58%的专家认为应该按照陆地植物、陆地动物、潮间带生物、海洋生物等分类实施, 23%的专家认为应该一次性进行所有物种的调查与登记, 19%的专家认为应根据现有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的具体内容有选择地实施。时间上, 88%的专家认为物种登记应该业务化、分片区、分时段完成, 12%的专家认为应作为国家专项, 一次性、全覆盖完成。

4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成果验收层面的问卷调查分析

成果是检验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准。问卷调查显示, 超过80%的专家认为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成果应该包括调查报告、物种名录、现场记录、成果图件和影像记录。对于生物标本是否是强制性的成果, 65%的专家持赞同的态度, 专家认可率有所下降, 主要原因是与一些特殊物种的保护原则相冲突, 同时标本的采集和保存也存在现实的困难。因此, 问卷设计进一步考虑了“需要保留哪些生物种类的标本”这一问题, 结果显示, 总体上专家对于采集标本持保留态度, 超过50%的专家认为无居民海岛优势物种、特有物种和新发现物种可以采集生物标本, 其他物种在实地工作中如若采集标本, 应谨慎实施, 尽量使用影像记录。需要指出, 生物学背景的专家全部赞同保留生物标本。

调查报告的编写, 可以检验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工作的条理性, 是归档的重要成果形式。54%的专家认为应该以每个无居民海岛为基本单位提交报告, 再按县、省、国家三级汇总, 形成一套体系, 便于日后管理 ;31%的专家认为应该每个岛提交一份整体报告;19%的专家认为应该每个岛按生物物种大类提交专题报告, 再汇总一份单岛整体报告。

5几点建议

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工作是一项全新而浩大的工程, 涉及多个部门, 需要众多的专业人员参与。如何保质保量完成工作,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重视。

(1) 在物种登记工作前期, 应该首先建立生物物种鉴定的专家库, 广泛吸纳海洋系统、农林系统、中科院、高校及地方专业机构的生物分类学家, 以便在标本采集和物种鉴定上得到有力支持。

(2) 物种登记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实践, 建议先选择几个试点海岛, 对多种方案和方法进行检验, 再择优实施。

(3) 在实地工作过程中, 应该明确物种登记的目的, 充分考虑海岛物种分布和资源现状的特殊性;参与登记工作的人员要加强物种保护观念, 避免破坏和损毁, 避免引进外来物种。

(4) 注意协调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工作与该岛附近海域已经进行过的类似调查工作的衔接。如果周边海域已经有过完整的生物物种调查, 则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工作的重点可放在陆地和潮间带;如果周边海域没有完整资料, 可在适当海域内进行小范围调查。

(5) 在自然条件下, 某个海岛物种应该较为稳定, 因此, 10年的更新周期对无居民海岛物种登记工作较为合适;如果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建议将更新周期缩短为5年。

参考文献

[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总报告编写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4.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5.

[3]夏小明.海岛调查技术规程[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5.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GBT_12763.9-2007海洋调查规范[S].2007.

教育调查问卷的编制论文 篇4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些年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政策的大力支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在升学与就业方面压力的不断增加, 社会舆论引导等因素使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看法逐渐改变。2014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698.3万人, 同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相当, 毕业生达577万人, 就业率高达96.68%, 中职在校学生已达1 960.2万人。

与如此巨大规模相比, 目前我国关于中职教育的相关研究还存在关注程度不高、深入程度不够的问题。中职学校自身对于存在的问题缺乏重视, 在解决问题上重表面效果轻根源分析, 也是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之一。中职学生在经历、认知、心理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同龄高中生的特点[1]。由于多种原因, 目前中职学校的学生一般都是初中阶段成绩不理想的学生, 同时由于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 心理方面多少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目标不明确、自我意识不健全、表现欲望较强、容易形成小团体等[2]。这决定了中职学生有必要作为一个独立群体进行研究。

移动社交网络来源于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 (Social Network Service) 最早起源于e-mail, 经过若干年的发展, 现阶段我国国内主要是以微信、微博、百度贴吧等网站和应用为基础, 包括新兴的豆瓣、知乎等新型社交平台在内, 共同构成了以相互分享信息为主要目的的社交群体的一种新形态。国内社交网络的规模近年来一直保持迅猛增长势头, 目前用户规模已经超过5亿。同时, 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移动互联网的爆炸式增长。更加自由的互联网使用形式、新的位置服务、语音和影像服务、个人信息跟踪统计等独特功能使得移动设备在社交网络方面表现非凡, 甚至出现了微信这种基本上完全基于移动设备的社交网络应用。在短时间内, 我国社交网络便大规模的转移到移动设备上。而移动设备自身的特征也使得人们的生活与社交网络联系的紧密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3]。

伴随现状而产生的问题就是移动社交网络依赖, 事实上, 有关网络依赖并非是一个新话题, 相比成年人, 青少年的心理成熟度、自控力等各方面还不健全, 而且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因此网络依赖问题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更大。现阶段, 网络依赖的主要对象已经由网络游戏转变为移动社交网络, 在访谈中能够发现, 中职学生因心理上不够健全、来自社会和家庭压力大、中职学校管理相对宽松等原因, 表现出比同龄学生更加严重的问题。相比传统的网络应用, 移动社交网络与日常生活结合更加紧密, 对现实生活影响更大, 虽然移动社交网络用户普遍存在着依赖问题, 但由于中职学生更强烈的认同感, 更加渴望表现自己等心理特征, 对移动社交网络的依赖也更加强烈。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有关于移动社交网络依赖问题, 国内外有一些相关研究可供参考。有关青年人手机依赖倾向问题, 有研究者提出过耐受性、强迫性、戒断性、联结性、冲突性五个维度[4];也有人在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中提出过戒断性、社会功能、生理反应三个维度[5];在研究手机依赖与孤独感的相关性中, 选用了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四个维度的观点[6]。而国外Brenner对于互联网使用时间和依赖程度的关联性分析[7]和Davis提出的病态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动模型[8]等早期研究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近年来Rosen在他的著作《i Disorder》一书中详细对因网络依赖产生的交流障碍、强迫症、注意力缺陷等症状进行了描述与研究, 对于这一问题的预防与治疗提供了新思路[9]。不过以上的研究第一是部分研究缺乏足够的数据分析和统计, 也没有足够完善的模型, 参考性有限;第二是没有针对中职学生进行的研究, 忽视了这个庞大的群体;第三是没有针对移动社交网络进行的研究, 移动社交网络依赖是近些年才产生发展的, 它同网络上其他内容 (例如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等) 的依赖有着不同的心理根源, 自然应该分开研究。因此, 本研究将针对性的解决以上三个问题, 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补充与完善。

3 评价指标设计

本研究评价指标主要基于过去有关网络依赖、手机依赖等调查的内容, 结合对中职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访谈进行问卷设计, 进行一轮预测试, 对测试的结果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找出表述中职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依赖程度的主要影响要素, 再据此整理设计出信度效度可靠的评价模型。利用此模型对更大范围的中职学生进行测试, 对测试结果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一方面验证模型的可靠程度, 另一方面统计数据可以用于评价中职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依赖问题现状。

本次测试选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学校进行, 该校建于1965年, 前身为内蒙古根河林业学校, 1987年更名为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学校, 位于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牙克石市, 属于呼伦贝尔市直属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现共开设电气运行与控制、机电技术应用等10多个专业, 每年计划招生约300人, 学生主要来自于大兴安岭林区各林业局所在乡镇的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 是较为典型的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3.1 前期调研

本研究综合前人研究的问卷内容, 结合访谈结果, 共设计76道问题, 综合各种分类模型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具体包括:使用社交网络时获得的喜悦感、认同感、满足感;失去社交网络的影响;使用时间与场合;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对现实世界的认同障碍;等等, 至于这些方面是否能够较好描述移动社交网络依赖, 维度选择是否正确, 是否可以删除或合并, 可以通过参考预测试结果进行调整。

3.2 预测试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学校, 各专业共35名 (男21名, 女14名) , 发放问卷35份, 回收35份, 回收率100%。

平均年龄:17.2岁 (标准差=1.33) 。

调查方法:在教师的配合下, 于上课时间发放问卷并当场回收。

调查时间:2015年4月。

调查内容:个人基本信息 (性别, 年龄, 所在学年) ;有关移动社交网络依赖的问题43个 (李克特五点量表按1-5计分) 。

3.3 预测试结果与数据处理

测试信度:利用SPSS可靠性分析, 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973 (公式为á= (n/n-1) (1-∑Si/St) , á为信度系数, n为测验题目数, Si为每题各被试得分的方差, St为所有被试所得总分的方差) , 可知因题目数量较多使得n值较大, 因此问卷信度很好。且未有删除后信度系数可以明显提升的题目, 可知在信度检验部分, 各题目均信度良好。

预测性因子分析方法:抽取方法为主成分法, 分析方式为相关性矩阵, 抽取特征值大于1因子, 旋转方法为Promax (Kappa=4, 最大收敛迭代次数=25) 。

结果分析:在计算结果中, 首先观察描述统计量表格, 除去天花板效应的题目2道 (均值>3.5且标准差<1) , 具体题目为“我每天都会使用社交网络和他人交流”“我觉得社交网络不能够完全替代面对面的交谈”;除去地板效应的题目2道 (均值<2.5且标准差<1) , 具体题目为“失去了社交网络, 我将无法正常生活”“为了维护我在社交网络上的形象, 我不惜通过欺骗手段来实现目的”。去除题目后对剩余39道题的数据再次进行分析, 观察模式矩阵, 本次处理去除因子负荷较低的题目 (各成分因子负荷量均<0.4, 与单一指标相关性不够显著) 和因子负荷不单一的题目 (有两项因子负荷量过大, 说明观测指标的单一性不够) , 经过以上处理后, Cronbach's Alpha保持在0.971上, 即使用剩下的题目仍能够保证一定的测试信度。最终剩余题目32道, 在模式矩阵分为5个成分。具体模式矩阵如表1所示 (因子负荷量已按由大到小排列, 每个成分主要负荷的相关题目已经标出) 。

因子间相关性矩阵如表2所示。

可以看出, 因子间相关性维持在0.3~0.6的范围, 因子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 虽然因子间有一定相关, 但最大相关系数仅为0.587, 仍在可以接受范围内。

4 评价维度选择

基于预测试结果, 综合考量模型复杂度、拟合程度与可解释性。对于预测试结果中体现的五个成分解释如下。

成分1题目内容主要与精神上的依赖和失去社交网络的影响等方面构成, 可以命名为“精神依赖”维度。具体题目包括:如果离开了社交网络会觉得失落与不安。无法想象没有社交网络的生活。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会首先想到在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寻求帮助。因为在意社交网络上的信息, 做其他事都无法集中精神。如果出门发现忘记带手机了, 我会回家去取。总是频繁查看社交应用, 确认是否有新的信息。共计9个问题。

成分2题目内容主要反映网络上的交流对于使用者心理的影响, 可以命名为“社交焦虑”维度。具体包括:等不到对方的回信, 会觉得不安。如果给对方发了信息, 因为很在意对方有没有回信而频繁查看社交应用。一直都没人给自己发信会感到不安。查看社交应用时, 如果一条新信息也没有, 会有寂寞的感觉。共8个问题。

成分3题目内容主要反映使用社交网络时长方面的内容, 可以命名为“使用时长”维度。具体包括:半夜12点后, 仍然会使用1小时以上的社交应用。因为长时间使用社交网络, 睡眠时间变短了。一旦开始浏览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上的信息, 就很难停下来。连续使用社交网络应用的时间会超过1小时。使用社交网络的时间会比自己最初预想的长。共7个问题。

成分4题目内容主要反映不同场合下使用社交网络方面的内容, 可以命名为“使用场合”维度。具体包括:吃饭的时候也会浏览社交网络上的内容。上课的时候如果收到来自社交网络信息, 会立刻打开查看。上厕所的时候也会带着手机浏览社交网络上的内容。上了公交车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拿出来。和他人对话的时候, 会一边说话一边浏览社交网络上的内容。共5个问题。

成分5题目内容主要反映因使用社交网络对于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及人际关系的影响, 可以命名为“对面对面交流的影响”。具体包括:觉得面对面交流要比在社交网络上交流困难。相比在社交网络上交流, 觉得面对面对话很麻烦。朋友和家人之间的交流, 在社交网络上比面对面更多。共3个问题。

可以看出, 以上五个评价维度同其他相关研究中选择的维度有相似之处 (见本文综述部分) , 但并不完全相同。基于预测试得出的五个评价维度, 在AMOS中设计出结构方程模型, 如图1所示。在之后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中, 可以在AMOS中使用这个模型来检测模型的拟合程度。

5 调查实施

利用上面得出的模型进行更大规模的测试, 在检验模型的同时, 测量中职学生的移动社交网络依赖情况。同时在测量中增加使用时长和移动社交网络依赖自觉性两个问题, 用以结合统计数据结果来评价目前中职学生群体的移动社交网络依赖问题。

5.1 正式调查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学校, 各专业学生共142名 (男79名, 女63名) , 发放问卷142份, 回收142份, 回收率100%。

平均年龄:17.0岁 (标准差=1.29) 。

调查方法:在教师配合下, 于上课时间发放问卷并当场回收。

调查时间:2015年5月。

调查内容:个人基本信息 (性别, 年龄, 学年, 专业) ;有关移动社交网络依赖问题的评价模型中五个维度共32道题;学生自己填写平均每日使用的时长 (以小时为单位) ;有关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依赖自觉性的问题 (分为没有依赖、自己也不清楚, 有一定依赖三个选项) 。

5.2 测试信度与模型拟合

测试信度:利用SPSS可靠性分析, 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972, 且未有删去可显著增加信度系数的题目, 可知测试整体信度良好。

高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将数据导入AMOS进行高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得到卡方为628.753, 自由度为459, 相对卡方CMIN/DF=1.254, 按照通常标准 (大于2或3时, 保守使用就要拒绝该模型) , 该模型可以被接受。残差均方根RMR=0.061 (数值越小拟合越好) , RMSEA=0.029 (一般认为RMSEA<0.05即表示模型拟合良好) 。剩余指标中, CFI=0.0985, TLI=0.984, IFI=0.985, 虽然NFI、RFI、GFI未达0.9, 但一般认为样本量大于1 000时, NFI、RFI等Baseline Comparisons指标才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样本量小于500时, SRMR指标为最合适的指标, 其他拟合指标表现较不稳定。对SRMR进行计算得到SRMR=0.0421 (一般认为SRMR<0.05则模型肯定正确) 。综上所述, 本次调查因样本量较小, 因此在主要参照指标SRMR, RMR, RMSEA均指示模型拟合良好的情况下, 认为假设的模型正确。

5.3 测试结果的分析

全体学生平均总分达到97.4789, 平均使用时间达到1.75h, 以使用时长和人数绘制柱状图, 如图2所示。

以自觉性为分组变量对整张问卷总分和时长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图2及表3可以看出, 认为自己没有产生依赖的学生总分和使用时长均低于全体样本的平均值, 这部分学生在全部学生中所占比例最大, 可以认为他们仍处在正常使用社交网络的阶段。不清楚的学生比例占到约1/3, 这部分学生总分均值已经接近整体平均水平, 但使用时长已经超出平均水平, 推测有部分学生感觉自己每天花费很多时间在社交网络上, 但并没有认为达到依赖的程度, 自己并没有比其他同学更多的使用社交网络, 即认为自己处于一种大众化的状态中。剩余大约1/4的学生已经感觉到自己对于社交网络有一定的依赖, 他们平均使用时长和问卷得分均明显超过整体均值, 且通过图表可以看出有少部分学生每天使用社交网络达到3h、甚至4h, 已经对正常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了影响, 超过了在社交网络上获取和分享信息的必要限度, 必须采取一些办法帮助他们摆脱对于移动社交网络的严重依赖。

综上所述, 在目前中职学生群体中, 移动社交网络依赖问题明确存在并且到达一个不可忽视的程度, 学校和教师应当积极关注此问题, 在学校生活中正确引导学生使用移动社交网络。

5.4 男女间差异

在SPSS中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对整张问卷总分和五个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置信区间百分比=95%) , 结果见表4。

可以看出在总分上, 男女总分均值相差大约1分, 且差异显著。证明中职学校中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对社交网络产生依赖。维度1、3、4均体现出女生比男生在精神依赖、使用时长和适用场合方面依赖性更强。维度2与维度5的sig均大于0.05, 表明在社交焦虑维度和对面对面交流的影响这两个维度上, 男女并不能体现出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也支持了青年人群中, 女生比男生具有更多的学业压力和负面情绪观点, 具体原因可以解释为女生会因为体验到较多的压力、孤独等负面情绪便会倾向于利用手机去构建自己的社交圈, 同外界保持联系, 在社交网络中释放压力, 同时寻求帮助。因此, 女生会更多更频繁的使用社交网络并且在精神上产生更多依赖[10]。

5.5 年级间差异

在SPSS中以年级为分组变量对整张问卷总分和五个维度的总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所得sig均>0.05, 可知中职学生对于移动社交网络的依赖程度与年级无明显相关性。关于原因分析, 可能是由于学生接触移动社交网络较早, 在中职学校就读期间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使用习惯。此外, 年级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认知能力和知识建构水平等方面, 同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关联不大。

5.6 各专业间差异

由于调查群体中, 各专业的男女比例差异太过悬殊, 同时考虑到上面的统计结果中, 男女学生之间依赖程度差异显著, 在此种情况下, 无法得到有效可信的统计结果, 因此这部分未进行计算分析。

6 结论

通过以上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 可以得出:目前在中职学生这个群体中, 确实存在一定的移动社交网络依赖问题, 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不可忽视的程度, 而原因既包括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大环境, 还包括中等职业学校对这类问题缺乏相应观察和引导这类客观原因, 同时也与目前中职学生群体自身特点和社会对于这一群体的认知等主观因素有关。改善这一问题应当立足于客观环境, 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校为平台, 学校、社会、家庭三方共同努力。

同时, 本研究发现, 女生相比男生对移动社交网络依赖程度更深, 而年级则与依赖程度相关性不强, 中职学校可以以此结论为参考对学生进行引导教育。通过提供心理咨询、更多组织集体活动等途径, 让学生有更多的方式释放压力, 降低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学校在注重教学水平的同时, 应当更加积极的肩负起引导学生心理健康的责任。

本研究通过统计分析, 构建了中职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依赖的相关评价模型, 并对中职学生目前移动社交网络依赖问题的现状做出了分析, 本研究得出的评价模型能够较好的反映相关问题, 在日后进行深入研究时可以直接使用, 例如本研究后续计划研究学生的家庭背景同移动社交网络依赖之间的关系以及移动社交网络依赖对于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这些研究中可以直接应用本研究的模型, 简化过程, 节省时间和精力。同时, 本研究对于其他用户群体的移动社交网络依赖问题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黄莉.中等职业教育现存的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赖晓红.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

[3]夏虎.移动社交网络结构和行为研究及其应用[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4][10]刘雪.青年人社交焦虑、应对方式和手机依赖倾向的相关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5]徐华, 吴玄娜, 兰彦婷, 等.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的编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01) :26-27.

[6]刘红, 王洪礼.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倾向与孤独感[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 (01) :66-69.

[7]V.Brenner.Parameters of Internet use, abuse, and addiction:The first 90 days of the Internet usage survey[J].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7, (80) .

[8]R.A.Davis.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1,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