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际私法

日本国际私法（共12篇）

日本国际私法 篇1

当前教育国际化成为各国发展教育的共识,教育国际化包含诸多层面的内容,其中国际理解教育是开展教育国际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教育国际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政府将国际理解教育定位在国家“国际化对策”的框架内,与民间秉承的以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存在分歧。本文考察日本在不同时期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演变、国际理解教育的历史发展、当前日本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日本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

“二战”结束后,基于促进世界和平,推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一届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的口号。1974年,联合国大会为顺应新的国际形势,又提出“国际教育”的概念。此后,“国际教育”代替“国际理解教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倡导的活动之一,但“国际理解教育”的说法至今仍然沿用。

“国际理解教育”在欧美有“世界学习”(World Studies)、“全球学习”(Global Studies)、“地球市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持续可开发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多元文化教育”(Multi-element Culture Education)、“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等不同提法,学术界认为这些概念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从属与兼容关系。

对于“国际理解教育”的标准定义,日本学术界一直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术派别、官方和民间都有各自不同的表述,分歧较大。据东京学艺大学文献索引统计,日本国际理解教育相关研究论文在20世纪50年代仅为15篇,60年代为14篇,70年代增加到34篇;到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理解关注度的提高,相关研究论文达到119篇;到90年代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如火如荼,仅1990年就达到159篇,几乎相当于60~80年代的总和。[1]截至2015年9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检索到的国际理解相关记录条目达到1,509篇。

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小学馆出版的《教育基本用语》对国际理解教育的解释是:以世界各国国民跨越国家相互理解、相互尊敬、相互信赖、相互合作、实现世界和平为理念的教育。1995年,东京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扫盲教育10周年国际会议,日文的“共生”(living together)一词首次在大会使用,同时成为国际理解教育的新热点。[2]“国际理解教育”也因此称为“共生教育”,亦有“世界公民教育”的提法。

2005年,日本“初中等教育国际教育推进研讨会”的报告《为培养国际社会人才》将“国际理解教育”解释为:在国际社会中,培养具有全球视野、拥有采取行动时必需的态度和能力的教育。但从2006年起,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文献中正式用“国际教育”一词,代替以往的“国际理解教育”。“国际教育”较之“国际理解教育”,其内涵更为宽泛,不仅包含国际理解、国际合作、国际和平教育、人权和自由教育,还包括开发教育和环境教育等内容。2014年,文部科学省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出版的《全球化时代国际教育状况国际比较调查最终报告书》认为,“文部科学省多用‘国际理解教育’,而外务省国际合作机构(JICA)多用‘开发教育’,‘环境教育’、‘国际教育’等用语,但其定义和概念随时代而变化、扩展、相互重合。此外,国际教育实践组织还采用‘全球教育’、‘持续发展教育’等用语,各种用语有其固定的背景和发展历程,据此形成不同的团体”。[3]

由此可见,直到2014年,日本官方文件对“国际理解教育”的说法依然莫衷一是。

国际合作机构曾经以教师为对象,对以上词汇的认知度进行了调查,结果对“国际理解教育”的认知度达63%,而对“开发教育”认知度仅为10%。在以爱知县全体小、中、高、盲、聋及养护学校师生为对象的调查中,“国际理解教育”认知度高达86.5%,而“开发教育”认知度仅为10.4%。[3]因此,本文采用认知度较高的“国际理解教育”。

二、日本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

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最初是在联合国的推动下起步的,此后走上了具有日本特色的道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侧重不同,基本可分为“外国理解”、“本国理解”、“世界理解”、“多元共生理解”几个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认为由于种族、民族、国家、地域历史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隔阂和误解是战争的原因之一,因此为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必要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增进彼此理解和沟通的活动。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并为此专门设立了国际理解处,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以和平教育、各国相互理解、人权教育、理解联合国等为核心内容。此时日本正在进行民主改革,也从强调“国际合作精神”入手,开展国际理解教育。1947年,日本仙台地区的民间人士自发成立了“仙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协会”,这是日本第一个、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协会。此后,京都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合作协会,日本一共成立了近300个合作协会,积极开展相关工作。[5]1953年,联合国开展合作学校运动,在全世界开始实践国际理解教育。1954年,日本成为最早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建设世界共存社会为宗旨的教育合作实验活动计划”的国家之一。[5]这一时期,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精神基本一致,但其后逐渐呈现出日本独有的特色。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间人员往来日益增多,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本朝野开始关注有关异质文化和自身历史文化的问题。后来,随着60年代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各国开始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和开发,日本也认识到培养适应国际社会人才的重要性。[7]从战争结束到60年代,国际理解教育以“外国理解”为主要教育实践内容,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内容之一,也是当时大量日本人走出国门与世界进行交流的现实需要。

到70、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海外归国子女数量增加,日系劳动力和外国人纷纷涌入日本,日本的社会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日本本身国际化”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国际理解教育的紧迫性再次凸显出来。这一时期,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与联合国倡导的内容有所不同,具有日本特色,即以帮助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日本归国子女认识日本,同时督促日本人对自身进行再认识和评价为主,即以“理解本国的教育”为主。

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出现、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尤其是互联网时代通信和信息手段的迅猛发展,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双方以及多方的人员流动、商品流动、资本流动、信息交流呈几何级数不断增长,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随之产生的南北问题、东西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环境破坏和资源共享问题、宗教和政治、军事、信仰和地球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不断涌现,各种政治纷争、贸易摩擦、地区冲突不断,世界范围的竞争与合作同时并存,使得国际间的合作和沟通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因此国际间的相互理解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全球教育、发展教育、世界性问题研究等新教育理论的影响下,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融入了对全球教育、发展教育、世界性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可以说此时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主要着眼于“理解世界的教育”。

20世纪末以后,在日本社会老龄化、少子化、“新外来人”等外籍居民增加以及人权意识提高的背景下,多元文化共生的教育实践开展起来。进入21世纪,多元文化理解、培养“世界公民”、“共生”成为国际理解教育的重点,其出发点就是探讨在同一个国家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应该怎样相互理解、共同生活的问题,解决文化交流中“同化和排斥”现象,对不同价值观持包容的态度。换句话说,多元共生理解不仅要理解对象国的文化,还要重新审视理解本国文化,达到求同存异的目标,以至衍生出新的多元文化。[8]鉴于日本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排异”特征,因而其国民性难以国际化,此时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希望通过多元文化理解,培养学生包容异己、尊重差别的态度。[8]

三、日本国际理解教育政策

日本政府主导的国际理解教育主要是在文部省(2001年后为“文部科学省”)的指导下逐步展开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地发挥了由各界代表组成的各种审议会的作用,即审议会提出各种政策建议,由文部省贯彻到学校课程改革等领域。

1966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简称“中教审”)提出报告,明确要求学习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1974年,“中教审”在《关于教育、学术、文化的国际交流》咨询报告中提出,积极培养“具有国际素质的日本人”,建议派遣中小学教师和社会教育指导者到国外进行文化体验,以此加强教育者本身的指导力。

20世纪80年代,临时教育审议会的第一次到第四次报告,均倡导“世界中的日本人”。例如,1985年6月的临时教育审议会报告,主张进行爱国教育,强调在理解日本文化的同时,要深刻理解各国的文化及传统。1986年4月的临时教育审议会报告再次提出,首先要理解日本本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世界不同国家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认识近邻诸国的社会风俗及相关知识。1987年4月的临时教育审议会报告强调对异己者的关心与理解,重点提出接纳回国人员子女及外国人的子女,增强对他们的理解与交流。1987年8月的临时教育审议会报告,开始倡导从全人类的视角出发,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为人类和平繁荣积极贡献力量。同年,日本开始实施“青年交换与合作教学”项目。1988年,文部省出台政策,鼓励高中生赴海外游学。[10]1989年3月的《中小学教育纲要》则要求,“培养既尊重本国文化与传统、且深刻理解世界文化与历史、能在国际社会中生存的日本人”。1989年的中小学课程改革方案提出,要加深理解世界与日本的关系,国语课程要加深国际理解、培养国际合作精神,中学重视外语课程,在道德课和特别活动课程中培养世界意识,世界史成为高中阶段必修课程。[11]

1998年,教育课程审议会的报告倡导“共生资质和能力”的培养,[12]另外在《关于教育课程基准的基本方向咨询报告书》中,要求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发挥主体能动性,进行国际理解,具体规定从小学到高中的各个阶段,所有学科都要积极利用电脑等信息工具进行教学活动。[13]同年,小学综合学习时间开始英语会话教学,中学外语课程成为必修课。[14]2002年教学大纲(日本称“学习指导要领”)的基本理念是“生存能力”的培养,并明确将“国际理解教育”内容导入“综合学习时间”,这一举措使得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得以飞跃性发展。[3]

2005年,文部科学省举办的“初中等教育国际教育推进研讨会”在报告《为培养国际社会人才》中提出,从停留在异文化理解、交流的“国际理解教育”向“在国际社会中,培养学生具有全球视野、拥有采取行动时必需的态度、能力”的“国际教育”转变,即注重培养自我认同与共生能力,还包含跨越国界的民间、个人基础上的人员交流和往来。从2006年起,日本开展“友谊日本计划”,促进各国青少年的交流,增进国际理解。2008年,小学的外语课程增加了70课时,初中增加了105课时,加大了外语教学的份额。[16]

在高等教育领域,日本以“国际XX”命名的学科从1988年的38个增加到1998年的112个,1988年全国大学外语课程为50种,1997年增至70余种。[17]继1983年的“10万留学生计划”后,日本政府在2008年又提出“30万留学生计划”。另外,“青年交换与合作教学”项目截至2013年末,参加者共有来自63个国家的121,113名外籍人士,有效促进了日本各地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18]

除文部科学省外,自1980年以来,日本还以开发教育协会(DEAR)为中心,通过非政府组织(NGO)和教师活动开展“开发教育”。另外,外务省国际合作机构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为国际理解提供开发教育援助。[3]正因如此,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意志与行为,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

四、日本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

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从开展机构看,可以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从活动形式上看,可以分为课程教育和实践活动;从实施部门看,既有政府教育部门的官方行为,也有企业团体、民间个人行为;从接受教育的对象看,不仅包含以中小学为主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在校生,也包括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公司职员、社会人员等一般民众,尤其是居住在日本的海外归国子女、在日外国儿童、留学生、在日外国研究人员、日本赴海外留学的大学生、高中生、有志于赴海外留学、研究的日本人等。长期以来,纳入官方活动的具体项目有:国际教育合作活动项目、海外日语教师派遣项目、国际教育推进项目、外语教育国际交流员和语言助手项目,等等。

1996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报告《展望21世纪我国教育的状态》指出,国际理解教育不仅是知识的理解和学习,而且更应进行体验学习和课题学习,培养实践的态度、素养和能力。在该方针指导下,日本各类教育机构和民间团体开展了多元、生动的教育实践活动。现选取有代表性的事项,举例如下:

(一)校园内进行的国际理解教育

日本校园内进行的国际理解教育以“综合学习时间”为中心,小学的6成时间、中学的3成时间都用于国际理解教育实践,[3]社会、英语等科目和俱乐部活动、学校文化活动都有涉及。例如,在某市小学六年级的英语课堂上,英语教学由日本老师和英语国家的老师共同上课,教学内容不仅是单词句子的认读,更多是结合文化理解进行语言学习。学生的英语课本中不仅有英语日常用语,还有汉语、韩语、俄语、法语等日常问候语。地理、历史、公民教育等学科的教材以及教学过程也包含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另外,学校还在综合学习时间开展关于国际理解的体验活动。

校园内的国际理解教育形式多样,例如,某县市教育委员会举办的中小学生体验留学活动,先由在当地居住的外籍学生家长向教育局提出申请,教育局根据家长的希望和实际居住学区指定接收学校,向家长开具接收留学生的书面信函,同时通知接收学校予以接待。家长按照规定交纳每天250日元(折合人民币13~15元)的午餐费用,即可进行体验留学,留学结束后由校长颁发体验留学证书。体验学校的班级为迎接来自中国的新同学集体学习了汉语问候语,精心设计了黑板,特意写上中文的欢迎辞,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会。课堂上,老师请中国同学协助日文汉字教学,在综合学习时间请中国学生和日本老师一起做中国茶文化的介绍。体验学生与日本学生一起上课,担任值日生,一起就餐,练习毛笔书法,一起在冬天只穿短裤踢足球、跑步,培养团队精神。短短一个月的体验留学项目不仅让居住在日本的外国儿童体验到日本小学教育的全貌,也让日本小学生接触到来自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增进了不同国度学生的相互了解,使双方学会尊重对方的主张,团结合作。

(二)走出校园的国际理解教育

伴随着2011~2012年教学大纲的修订,日本中小学各学科课时增加,综合学习课时减少,国际理解教育实践课时随之减少。为弥补课时的不足,一些学校积极开展校外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活动。例如,“世界餐桌”体验活动。活动组织者免费提供厨具,设立各国食品卖场,并从当地大学邀请各国留学生们身穿民族服装参加活动,来自各个学校的师生和日本市民可以在文化广场现场观摩食品制作过程、低价品尝各国风味小吃。与世界餐桌同时举办的还有“世界语言”学习活动,中小学生手持多国语言习得证书到各个不同国家的摊位前,向留学生们请教该国问候语和各国风俗习惯,获得该国留学生的签字认可。在以上系列活动结束后,学生们回到集中地,在老师的指导下,逐一发表对各国文化了解的心得,用不同国家的语言问候大家,展示自己获得的多国语言习得证书。留学生作为嘉宾,现场回答老师、学生和市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展示各国民族服装、表演各国歌舞等。整个活动由教师、学生、市民、留学生共同参与,内容丰富、有条不紊,成效显著。

(三)民间开展的国际理解教育

例如在偏僻的小山村,当地很少有外国人居住,居民邀请大城市的留学生到村民家中住家体验,村小学邀请留学生到小学和孩子们共同上课,一起做日本竹马跑步,跟随村里的老人一起制作日本传统玩具竹蜻蜓和民族工艺品及制作食品。留学生分别报告各国不同的习俗。另外,还有民间报告会、外国人演讲比赛等活动。

这些国际理解教育及其实践不仅设计了多元生动的活动项目,而且充分发挥了外国留学生和外籍居民的作用。在活动安排上,有详细周密的计划。老师还指导学生进行国际理解活动的分析,就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相互关系理解以及沟通交流能力等几个方面提出具体的达成指标,如理解他人就要求发现与他人的差异,思考为什么存在这些差异,如何尊重这些差异等。

综上所述,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及其实践是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在民间自发活动的基础上,由文部科学省发出倡议,由教育审议会、教育咨询机构的专家学者开展相关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和实施草案,政府制定政策,在中小学教学大纲以及公民教育计划中给予明确规定,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包括地方教育委员会下属的终身学习机构等积极组织实施的,政府、社会、学校、学者、学生多方参与。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从最初响应联合国号召,到为消除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隔阂,再到应对大量日本人到海外旅游,接纳日本归国子女、外国人研究者和劳动力在日本国内生活的现实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文化隔阂与冲突、促进对话与交流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及其实践在各个时期的理解与定位不同。有学者认为,在理论层面,目前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并存现象,即政府“培养爱国精神前提下的全球化教育”与民间的“跨越国境前提下的世界公民教育”的分歧。[21]民间秉承联合国基本理念,关注全球命运,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同时兼顾国家利益;官方则强调国家利益,导入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传统教育。对此,日本民间组织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在教育,尤其是国际理解教育中导入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传统教育,有退回到战前军国主义教育的危险,且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理解教育终极目标———世界和平背道而驰。[21]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目前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发展急需解决的课题之一。

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还存在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关于自身民族认同与尊重历史的关系处理问题。中央教育审议会在1996年提交的第一次咨询报告《展望21世纪的我国教育》中强调,必须加强日本历史、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别的文化和国家。2002年,日本政府建议将培养“爱国情感”作为课程目标之一,以爱国程度来评定六年级社会学科目的成绩等级。[23]2012年,日本进行中小学课程改革,在新的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日本需要开展民族认同教育,培养民族自豪感。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方针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日本的右翼势力,片面地把民族认同与粉饰侵略历史、美化战争划上等号。日本部分教科书中对侵略战争公然地回避,甚至是美化。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责任、南京大屠杀、强征各国劳工等问题上的表述,与历史客观事实有很大出入,未能像战后德国一样深刻反省自身责任,未能对侵略战争给中、韩、东南亚以及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进行深刻反思。日本的右翼势力始终不能正视战争责任问题,不能正确理解和解释自身行为,不能充分理解受害国民众的感情,当然也无法更好地与对象国进行国际理解和沟通。不仅如此,近年来日本首相和国会议员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也成为影响中日、韩日以及日本与亚洲各国相互理解的壁垒,成为友好交流的巨大障碍,成为制约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痼疾。

除历史问题外,与民族发展同伴生的新国家主义也成为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障碍。在2015年4月9日参议院预决算委员会会议上,文部科学省要求所有国立大学在入学和毕业仪式上升国旗、唱国歌,此举遭到学者的强烈反对。2015年9月,安倍政权不顾上万民众的抗议,深夜通过了新安保法案,日本从此可以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这一行为更是与联合国所倡导的世界和平背道而驰。此外,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还存在着欧美中心主义、日本文化沙文主义等倾向。

2015年,中东地区极端组织杀害日本人质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较大的震动。日本右翼势力的诸多举措将激化日本与世界的矛盾,造成更多的隔阂。在宗教冲突、地区冲突、能源以及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日本应该重新意识到加强国际理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除诉诸政治、军事、外交途径以外,广泛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宗教冲突和地区冲突,化解隔阂,为实现世界和平稳定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面对国际理解中对他种文化的不理解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有识之士提出“唯有旨向共生、理解‘异己’的过程才是国际理解教育摆脱困境、解决全球问题的正解”,主张从“和而不同”理念的局限转向“‘异己’共生”的国际理解教育新模式,探索与“冲突的他者”(Conflictothers)进行沟通合作的途径与方法。[24]

综上所述,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在最初阶段主要是反思“二战”中对他国人民乃至自己的伤害、促进世界和平的活动;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为日本消除贸易顺差、增进日本好感度的有效手段;随着日本国内的国际化,多元共生理念成为日本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抑或在社会文化领域,其存在的问题均需要日本进一步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一方面培养国际化人才,为增强日本国家的竞争力服务;另一方面创造多元共生的国内环境,吸引国外优秀人才补充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创造和谐的国际环境,为开拓海外市场服务。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既取得了成绩,促进了日本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同时也成为政府推行国家战略的工具。未来如何处理民族认同与尊重历史的关系问题、如何应对新国家主义泛滥等,是日本国际理解教育能否获得健康、长足发展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探索与“异己”的沟通与合作已成为日本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

摘要：国际理解教育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日本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一直存在官方和民间之间、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争论,在不同历史时期其侧重不同,呈现与时俱进的特点;多元文化理解教育成为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生动的文化体验成为其显著特色。日本政府关于民族自身认同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关系的处理等成为制约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痼疾。

关键词：日本,教育国际化,国际理解教育

日本国际私法 篇2

日本留学指南：王子国际语学院

学校人数School number:110人 国际生比例Student proportion:未公布 每年学费Annual fee:680,000円 学校简介

院校介绍王子国际语学院于2008年9月经财团法人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正式认定的日本语教育机构。王子国际语学院是为希望升入日本的国、公、私立大学及各类专门学校的外国人留学生教授日语，并辅导高中基础科目，同时也进行升学指导。学校还组织学生修学旅行、社会参观等课外活动。学生不仅在教室内学习日语，还将积极参与日本社会活动，扩展见识。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在我校度过愉快的留学生活，我校重视学生日常生活指导，培养学生自我管理意识。我校愿与同学们共同努力，培养自立和超越自我意识，营造光明的未来。学校位于埼玉县蕨市，近邻东京市区，交通方便，JR京滨东北线[蕨站]步行4分钟。我校连续4期入管获批率为100%。办学规模定 ? ? ? 员： 110人 ? ? 教职员工：12人 学生国籍： 中国 越南 学 ? ? ? 费： ?68.5万日元/年 住 ? ? ? 宿：28,000~45,000日元/月名师简介校长：刘士新 我于1992年从中国大连外语学院毕业以后，进入辽宁省教育委员会（现在的辽宁省教育厅），从事中日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1996年来日本留学，作为留学生亲身体验了日本完善的教

资料来源：教育优选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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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制度和高教育水准，以及充实的留学生援助制度。之后我在专门学校教授留学生日语，同时也教授日本学生汉语…

日本人的国际秩序观 篇3

尊卑有序的等级意识

日本传统文化中拥有根深蒂固的权威观念、等级意识、序列意识及位置意识，近代以来又接纳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等级意识遂投射和浸润到日本人的对外认知中。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正如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一样，日本人对国际关系的全部问题也都是用等级制这种观念来看待的”。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每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等级。“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固定起来的世界中”，各民族应“各守本分”。

基于尊卑有序的等级意识划分原理，日本人将本国、美国及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因循实力进行定位与排序，认为世界体系是由美国居于“金字塔型”等级构造的顶端，日本和欧洲诸国居于第二层级，其他国家则居于底端。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在日本的国际秩序序列中属于排在自身“下位”的发展中国家，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已经跃升至第二层级，形成与之平起平坐的态势，日本人国际秩序观中的等级感和平衡感随之受到冲击，导致心理严重失衡。

服膺强者的实力意识

日本民族崇尚实力、服膺强者的性格更多地发端于前近代的武士道文化，具体体现在对外交往中，即是日本惯于“与国际体系中最强者”进行结盟的传统。始终与强者为伍的民族根性，使其成为观察“国际体系重心”所处位置的“风向标”，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重心位置发生转移，日本的外交战略都会随之发生转变和调整，最终义无反顾地倒向强势的一方。战后日本通过日美结盟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后冷战时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日本依然秉承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外交传统，一再强化日美同盟，力图倚重美国的实力，旨在达到平抑和消解来自中国崛起的“战略压力”。

崇尚强者与蔑视弱者是日本民族性的“一体两面”，尤其是在明治维新之后，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不免怀有自卑感，而明治维新成功后又对落后的亚洲具有溢于言表的优越感。爱知县立大学教授田中宏认为，“日本人对于欧美非常崇敬，但对于邻近的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却始终心存蔑视”。伴随着中国和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国际地位的迅速攀升，日本的优越感逐渐丧失，导致其罹患难以治愈的“身份焦虑症”，具体表征即是在历史认识、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一再挑战国际正义和公理的“底线”。在处理与亚洲邻国的外交上，呈现出歇斯底里式的狂躁状态。

内外有别的阵营意识

所谓“内外有别”的阵营意识，滥觞于日本集团主义的政治风土。“内外有别”的思维模式直接影响着日本人的交际行为与价值取向。这种“内外有别”的文化意识，造就了日本人注重集团内部的协调与合作，但在对外方面，则表现出竞争与排斥的特征。在日本人看来，身处国际秩序当中的交往准则也势必应该界定亲疏，区隔内外。日美同盟及与其所谓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当属于“内”，不在此列的其他国家关系则为“外”。这也是安倍等政治家推行“价值观外交”的逻辑起点。

日本始终认为在“国家类型”上，日本和美国都是“西方”民主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在政治体制上与其迥然有异，这种基于意识形态划线的“阵营观念”和冷战思维，每每成为日本推行“联美抑中”战略的思想渊源。在冷战业已终结的形势下，日本仍然反复操弄“价值观”议题，突出和强化“阵营意识”，一方面体现了日本希望通过此举在国际舞台上破坏中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日本已经呈现出了高度的恐惧和不自信。

与邻交恶的敌对意识

日本学者白井聪在《永久战败论》一书中指出，日本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及军事层面陷入“对美从属”的构造中无法自拔;另一方面在面对亚洲诸国时，则体现为与邻交恶的排外性民族主义。

实际上，目前的安倍政权有意通过渲染和夸大周边邻国对日本的威胁，将中国打造为推动其实现军事大国化的“动力装置”，在安倍看来，仅仅宣传来自朝鲜的核威慑及军事威胁，难以达到国民舆论动员的目的，毕竟朝鲜与日本存在着悬殊的国家实力，而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能够为其强军修宪提供更充足的“证据”。由于中国崛起态势明显，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与日本临近且存在领土争端，所有这一切“指标”均能成为安倍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增加国防预算和支出的“口实”。而渲染和夸大“中国威胁论”，更是能起到在国民中间引起对中国的警惕和恐慌的作用，从而达到国民动员和民意诱导的目的。日本政治家信奉所谓“国强必霸”的逻辑，因为近代以来日本强大后就亲身演绎过侵凌亚洲邻国的“活剧”，因此他们认定强大起来的中国也一定会对日本构成所谓的“威胁”。虽然基于对中国历史的熟稔，其内心也并不相信中国会走近代以来日本走过的老路，但是基于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则不惜主观恶意误读，肆意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

具体到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日本方面奉行的是一种以策略掩护战略的手法，日本故意不断推动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步步升级，一方面能为其大刀阔斧地在国内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争取国民理解与支持铺平道路;另一方面通过在国际层面渲染和放大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旨在挑起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警惕与不安，从而为其构筑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争取国际舆论。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之下，日本依然固守着富有前近代色彩的等级意识，缺乏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平等观念，一味尊崇弱肉强食的实力意识，鲜有真诚理性地应对国际交往的合作理念，执迷不悟地划地为牢区分内外，缺乏坦诚真挚的共生意识，基于这种国际秩序观而制订与推行的外交政策，不免失信于亚洲邻国及国际社会，日本似乎也就无法摆脱“亚洲孤儿”乃至“国际弃儿”的宿命。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日本国际私法 篇4

1946年12月2日, 在《国际捕鲸管理协定》及其议定书的基础上, 世界主要捕鲸国签订了《国际管制捕鲸公约》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Regulation Whaling, 简称ICRW) , 并建立了国际捕鲸委员会 (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简称IWC) 管理全球商业捕鲸活动, 旨在适当地保护鲸类并能使捕鲸渔业有秩序地发展。澳大利亚和日本均加入了该公约, 并分别于1948年11月10日和1951年4月21日对各自生效。该公约第五条:“委员会得依据通过关于鲸类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则, 就以下各点得随时修改附件的规定……”, 赋予了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修改附表形式来限定捕鲸的地区、范围、种类、方式等的权利。1982年, 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了修改附表的形式通过一项禁止商业捕鲸行为的禁令, 尽管日本提出了异议, 但后来撤回了异议, 1986年该禁令对日本正式生效。尽管禁止商业捕鲸, 但是该公约并没有完全禁止捕鲸活动, 其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尽管有本公约的规定, 缔约政府对本国国民为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对鲸进行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 可按该政府认为适当的限制数量, 得发给特别许可证。按本条款的规定对鲸的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 均不受本公约的约束。各缔约政府应将所有发出的上述的特别许可证迅速通知委员会。各缔约政府可在任何时期取消其发出的上述特别许可证”, 为以“科学研究”名义的合法捕鲸提供了合法通道。依据该规定, 在商业捕鲸禁令对日本生效后, 日本于1987年推出了基于“科学研究”名义, 以特别许可证的方式批准的南极捕鲸计划 (JARPA, 即第一阶段日本南极鲸研究项目) 。依据该计划, 自1987/1988到1993/1994共7个捕鲸季内, 每季捕杀约300头小须鲸, 但自1995/1996捕鲸季提高到400头 (上下浮动10%) 。实际上, 在日本JARPA研究项目18年的时间 (1987-2005) 内, 共有超过6700头南极小须鲸被捕杀。[1]2005年, 日本开始实施“第二阶段南极鲸类研究项目” (JARPAⅡ) , 计划每年捕杀850头 (上下浮动10%) 南极小须鲸, 50头长须鲸以及50头座头鲸。[2]依据该计划, 2005/2006季, 日本实际捕杀了853头南极小须鲸, 2006/2007季为505头, 2007/2008季为551, 2010/2011季为170头, 2012/2013季为103头。总体来说, 自JARPAⅡ实施以来, 平均每季约450头南极小须鲸被捕杀, 另外还包括18头长须鲸 (日本指出其在2007年取消了座头鲸的捕杀计划) 。[3]日本的以“科学研究”名义开展的捕鲸活动受到了国际环保组织的抨击和反对。 (1)

2010年5月31日, 澳大利亚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认为“日本基于JARPAⅡ的大范围的捕鲸行动违反了日本在《国际管制捕鲸公约》下应承担的义务以及其他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和海洋环境的国际义务”, 具体包括: (1)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附表第10条 (e) 款规定的与基于商业目的杀鲸有关的零捕捞限额的义务; (2)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附表第7条 (b) 款规定避免在南大洋保护区从事对长须鲸的商业捕捉的义务; (3)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附表第10条 (d) 款规定的禁止使用捕鲸母船或其所属的捕鲸船捕获、击杀或处理除南极小须鲸以外的鲸。同时, 澳大利亚要求国际法院判定宣布JARPAⅡ不符合《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所规定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规定。 (2) 澳大利亚要求国际法院判决:一、日本不再授权或执行不符合《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规定的捕鲸许可;二、立即停止执行JARPAⅡ;三、撤销执行JARPAⅡ的任何授权、批准或许可证。日本则辨称:首先, 国际法院无管辖权;其次, 日本JARPAⅡ是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 应当属于《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规定的“科研捕鲸”的例外;要求驳回澳大利亚的诉请。[4]2014年3月31日, 国际法院作出判决日本败诉。

二、案件的焦点问题及国际法院的判决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 除管辖权问题外, 实体部分的焦点是日本JARPAⅡ是否适用《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规定的例外, 这其中涉及到条约的解释、行为的合法性等众多问题, 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一) “科学研究”和“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之辨

针对该案的审查焦点问题, 国际法院首先指出, 该案应当审查日本JARPAⅡ是否符合《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的规定, 而不是解决适合的鲸的保护或者捕鲸政策问题 (这些是国际社会的关注点) 。为解决这个焦点问题, 国际法院首先审查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的意思, 首当其冲就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含义问题。国家法院将该问题分成两个部分, 一是“科学研究”的含义, 二是在“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中的“以……为目的”的含义。

针对“科学研究”的含义, 澳大利亚和日本都引入了专家证人对其进行论证。澳大利亚专家证人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四个基本特征:为了获得保护和管理物种的重要知识而具有的明确可行的目的 (问题或假说) ;合适的方法, 包括仅利用其他方法无法达到研究目的时使用致死性方法;同行审查;避免对物种的有害影响。日本专家证人未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理解, 但日本对这四种特征的细节问题进行了争辩。最终, 国际法院认为, 这些标准只是反映了专家证人在科学研究领域对“科学研究”的理解, 不能作为对公约条款的理解。而且, 国际法院认为, 没有必要对“科学研究”设计一个标准或者作出一般的定义。

接着, 国际法院转向了对“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中的“以……为目的”的含义的考察。澳大利亚和日本都认为在设计和执行“以科学研究为目的”捕鲸项目和商业捕鲸在一些关键点上是不同的。澳大利亚提出了两点:一是尽管《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允许销售作为“以科学研究为目的”捕鲸项目副产品的鲸肉, 但是如果数量过大, 则会带来是否是以“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质疑。二是超出“科学研究”的其他目的的存在证明其不符合《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针对这两个问题, 国际法院指出, 仅有鲸销售和以其收入资助研究本身不能带来违反《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的后果, 但是, 任何成员方不能为了资助研究而超出原定目标的击杀样本规模。而一国在制定一项政策时通常会寻求多个目标, 只要包含“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满足了条件, 但是, 其他目标的存在不得导致击杀样本规模超出所称的“科学研究”目标的合理范围。由此可见, 国际法院尽管回避了一些表面看来符合商业捕鲸的现象的定性, 并不将其作为决定性因素, 但是为了防止以“科学研究”之名实施商业捕鲸, 对其规模作出了“合理性”的限定, 而何为“合理”, 则成为其判决的关键。

(二) 致死性方法的合理性

国际法院认可致死性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并注意到, 致死性方法是日本JARPAⅡ的核心, 而这正是争端双方的焦点。日本认为它使用致死性方法没有超出科学研究目的的必要性的范围, 因为JARPAⅡ的某些目标无法通过非致死性方法取得, 而且非致死性方法取得数据也缺少可信度, 从而带来了时间和金钱不切实际的花费。为了论证日本JARPAⅡ采用致死性方法的合理性, 国际法院认为日本JARPAⅡ (在制定时) 应当对作为减少击杀样本数量的非致死性方法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这个观点基于三个理由:一是国际捕鲸委员会的相关措施和指导原则要求成员方考虑使用非致死性方法是否可以取得研究目标, 而日本认为有义务慎重考虑。二是日本认为使用致死性方法没有超出必要性的范围, 而且非致死性方法不具可行性。三是澳大利亚提供的专家证人指出非击杀技术已经大大发展, 部分可以用来实现日本JARPAⅡ的目标。[5]国际法院要求日本提供已经对非致死性方法予以考虑的证据, 而日本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基于此, 国际法院认为日本无法证明其采用致死性方法的合理性。

(三) 捕杀数量的合理性

日本在实施JARPAⅡ时期, 将击杀鲸的预算额度从JARPA的每年400头南极小须鲸提高到了每年捕杀850头南极小须鲸, 50头长须鲸以及50头座头鲸。为了解释它的合理性, 日本表示JARPAⅡ的研究目标比JARPA要多, 但是国际法院审查认为这两个计划总体上非常相似。而且, 国际法院发现, 日本开始实施JARPAⅡ, 并没有等待科学委员会 (国际捕鲸委员会的下属机构) 对JARPA的最终审查结果。日本解释说是为了保持研究数据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避免1-2年的数据缺失) , 而这正说明了JARPAⅡ与JAR-PA关注点的重合性。另外, 既然JARPAⅡ前两年是为了避免数据缺失, 就应当将捕杀数量限制在最高440头南极小须鲸的范围内 (JARPA最后一年的预算额度) , 但实际却捕杀了835头南极小须鲸和10头长须鲸, 而这正证明了JARPAⅡ的捕杀数量和开始时间并不是基于严格的科研考虑。同时也证明了澳大利亚的相反主张:日本的目的是维持捕鲸操作不中断, 就像商业捕鲸禁令实施后日本开始实施JAR-PA的第一年一样。

而在审查日本JARPAⅡ捕杀数量的合理性时, 日本提出了“标本数量需求与相关指标的关系表”, 澳大利亚质疑其统计基础, 认为它是依据现在的预算额度而特别制作的。国际法院指出它不评估哪个方法 (使用多少标本) 更优的问题, 而只关注相关证据是否能够得出使用这些标本来获得研究目标是合理的这个结论。

(四) 捕杀鲸种类的合理性

日本JARPAⅡ增加了50头长须鲸以及50头座头鲸的捕杀计划, 日本解释说是为了计算“在性成熟期明显的妊娠率和年龄”的科研目的。日本指出, 其科研人员采用了12年作为这两种鲸的研究周期, 从而减少对标本数量的需求。 (3) 但是国际法院提出了质疑:南极小须鲸的研究周期是6年, 而长须鲸和座头鲸的研究周期是12年, 很难看出这对日本JARPAⅡ“在性成熟期明显的妊娠率和年龄”的科研目标的实现有多大的意义。第二, 日本JARPAⅡ提出, 对于“性成熟年龄”的研究上, 每种类型至少需要131件标本, 而日本的预算额度远远不够, 日本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第三, 对于“生态系统和多物种竞争”的研究目标, 长须鲸和座头鲸的研究周期是12年, 而JARPAⅡ的研究周期是6年, 很难在6年后会得出该目标的研究结论。而以上这些质疑对于评估日本JARPAⅡ的设计对实现其研究目的的合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 预算额度与实际数量的差别

实际上, 日本JARPAⅡ的捕鲸预算额度与实际捕杀量有很大的差别。 (4) 澳大利亚认为该差别是由于日本的政治考虑、国内鲸肉市场变化, 而不是基于“科学研究”的考量。日本则辨称:一、较少的数量也能产生有用的信息;二、可以通过延长研究时间弥补;三、降低数据的准确性要求。国际法院对于这种不确定性发出质疑:预算额度对于实现JARPAⅡ的科研目标是否是合理的。而日本还提出, 对于研究“生态系统”的科研目标, 可以依赖于非致死性方法, 这就表示使用致死性方法与实现科研目标之间没有严格的科研必要性。国际法院认为, 预算额度与实际数量的差别一方面动摇了日本JARPAⅡ作为“为了科学研究目的”的项目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表明其规模超出了“科学研究”所需的合理范围。

综上, 国际法院作出判决:日本JARPAⅡ含有可广义上成为“科学研究”的活动, 但是相关证据并没有证明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能够合理地实现其表明的目标。因此, 日本JARPAⅡ作出的击杀、捕获或处理鲸的特别许可不符合《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所称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在此基础上, 国际法院认定日本违反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附表第10条 (e) 、 (d) 款和第7条 (b) 款所规定的义务。对于澳大利亚的诉请, 国际法院支持了第二、三项, 没有支持第一项, 认为“不再授权或执行不符合《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规定的捕鲸许可”本身就是成员国的义务, 并指出, 在日本将来在授权基于《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规定下的捕鲸许可时将考虑判决中的理由和结论。

三、对判决的评论及对鲸的国际保护的前景展望

“南极捕鲸案”虽是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就捕鲸问题的国际争端, 但背后却凸显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内部赞成捕鲸国和反对捕鲸国这两股政治力量的长期角力。[6]国际法院显然有意识地避免陷入两大阵营的争端之中。从本案的判决来看, 国际法院的部分观点为以后两股势力的长期抗衡提供了支撑点,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国际法院没有对“科学研究”做出解释或者定义

尽管原被告双方极力证明自己对“科学研究”的看法, 并提供了专家证人, 在论证上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可见, 在原被告双方的观念中, “科学研究”的定义是该案裁判的一个核心。但是, 国际法院在列举了双方专家证人的观点和双方的主张后, 直接认为:这些标准只是反映了专家证人在科学研究领域对“科学研究”的理解, 不能作为对公约条款的理解。而公约应当作出怎样的理解, 国际法院确认为:没有必要对“科学研究”设计一个标准或者作出一般的定义。这就使得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日本以‘科学研究’名义开展商业捕鲸行为” (5) 难以认定。

(二) 捕鲸中大量商业行为的存在并不影响“科学研究”的目的

这也是国际社会激励谴责捕鲸国家名义上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 实际上是在从事着大量的鲸肉销售的商业行为, 应当将其认定为是商业捕鲸。但是国家法院的看法却保持了中立, 它认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允许销售作为“以科学研究为目的”捕鲸项目副产品的鲸肉, 因此不能直接从表面的鲸肉销售断定日本从事商业捕鲸。同时, 国际法院也作出了限定, “不得导致击杀样本规模超出所称的‘科学研究’目标的合理范围”, 无论是基于资助“科学研究”的目的, 还是其他例如同时提供就业、维护捕鲸设施等附属目标。但是, 对于“量”的把握, 国际法院则依据“证据”来判定, 即依据于日本提供的鲸的“科学研究”的样本需求。尽管澳大利亚提出该样本需求是日本根据事后情况专门制作的, 而且没有对数据的合理性进行解释, 但是因为没有相反证据, 国际法院没有认可。由此可见, 正如国际法院所述, 其没有追究“科学研究”需求的合理性问题 (那是科学界要解决的问题) , 而只是依据证据对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裁判, 其实是给成员国很大的自主权, 为以“科学研究”为名义开展其它活动提供了方便。

(三) 采用致死性方法的限度问题, 国际法院予以回避

面对澳大利亚提出的, 致死性方法只有在非致死性方法无法获得相关数据的情况下才能适用的主张, 而日本某些“科学研究”的数据可以通过现代非致死性方法获得的质疑, 国际法院没有予以详细深入的考察, 而认为那是“科学界的问题”, 反而考察日本对非致死性方法开展“科学研究”是否进行了“考虑分析”的证据。也就是说, 如果日本对致死性方法和非致死性方法进行了“考虑分析” (有证据显示) , 并具有致死性方法比非致死性方法更合适的理由 (例如数据来源、数据准确性、研究成本等) , 那么该项主张就难以得到国际法院的支持, 而不论其限度如何。

总的来说, 该案对日本长期以来的南极海域的捕鲸行为暂告一段落, 日本也宣布“取消在南极地区的捕鲸活动”, 但是其他海域的捕鲸活动依然继续进行。 (6) 实际上, 国际上赞成捕鲸和反对捕鲸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国际社会对鲸的保护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首先,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在制定之初, 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妥协性, 其第五条规定:国际捕鲸委员会可以随时修改附件 (关于鲸的保护种类, 捕鲸的地域、时间、方法、强度、设备等) , 但是各国政府均可提出异议, 而该修正“对提出异议的任何政府在未撤消其异议之前不生效”, 这就为某些国家不接受条约规定提供了合法途径。事实上, 挪威、冰岛均提出对1986年商业捕鲸禁令的反对或者保留, 目前依然开展商业捕鲸活动。 (7) 据统计, 从1986年到2012年, 挪威进行商业捕鲸共捕杀鲸10570头, 冰岛捕杀524头, 再加上日本、前苏联在1986年从事的商业捕鲸活动, 公约缔约国共捕杀鲸17752头。其次,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规定允许了为“科学研究”的名义开展捕鲸活动的例外, 这就使得为“科学研究”目的捕杀鲸名正言顺, 其中不乏某些国家以“科学研究”之名, 行商业捕鲸之实。事实上, 从1986年到2012年, 公约缔约国以“科学研究”之名捕杀的鲸的数量达15563头。 (8) 而本案是第一个涉及《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规定的案件, 尽管日本最终败诉, 但是国际法院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态度, 可以预见, 以“科学研究”之名的捕鲸活动依然存在。 (9) 再次, 国际社会赞同捕鲸的国家逐步结成“捕鲸同盟”, 以图促使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决议解除商业捕鲸禁令。例如, 在国际捕鲸委员会第58届全体大会, 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表示支持恢复商业捕鲸的意向性议案, 但因未能达到75%的赞成票, 因此商业捕鲸禁令依然有效。最后, 《国际捕鲸管制公约》是一项国际条约, 缔约国无疑受到条约的约束, 但是没有加入公约或者退出公约的国家所从事的捕鲸行动不受公约约束, 如无其他条约约束, 其捕鲸行为将游离于国际社会对捕鲸的管制之外。由此可见, 作为专门的国际捕鲸管制机构的国际捕鲸委员会在对鲸的保护和对捕鲸行为的国际管制上任重而道远。

摘要：澳大利亚诉日本捕鲸案是涉及《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科研捕鲸”例外的第一起案件, 国际法院最终判决日本因不符合《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第八条的规定而败诉。国际法院在该案的判决中对某些争论焦点采取了回避态度, 未能根本解决国际社会对鲸的保护态度的对立。国际捕鲸委员会要真正实现对鲸的保护和对捕鲸行为的国际管制还需要解决自身的许多问题。

关键词：日本捕鲸案,国际捕鲸管制公约,科研捕鲸

参考文献

[1]See ICJ Judgment,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Japan:New Zealand Intervening) [Z].31 Mar, 2014:104.

[2]See ICJ Judgment,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Japan:New Zealand Intervening) , 31 Mar, 2014:136.

[3]See ICJ Judgment,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Japan:New Zealand Intervening) , 31 Mar, 2014:201-202.

[4]See ICJ Judgment,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Japan:New Zealand Intervening) , 31 Mar, 2014.24.

[5]See ICJ Judgment,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Japan:New Zealand Intervening) , 31 Mar, 2014:137.

[6]刘丹, 夏翼.从国际法院2010年“南极捕鲸案”看规制捕鲸的国际法[J].武大国际法评论, 2012, 15 (1) :311.

日本国际私法 篇5

1精度定义

一般说来，精度是指机床将刀尖点定位至程序目标点的能力。然而，测量这种定位能力的办法很多，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

日本机床生产商标定“精度”时，通常采用JISB6201或JISB6336或JISB6338标准。JISB6201一般用于通用机床和普通数控机床，JISB6336一般用于加工中心，JISB6338则一般用于立式加工中心。

欧洲机床生产商，特别是德国厂家，一般采用VDI/DGQ3441标准。

美国机床生产商通常采用NMTBA标准(该标准源于美国机床制造协会的一项研究，颁布于1968年，后经修改)。

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标准，都与ISO标准相关联ISO

标准在所有现行的精度测量过程中，沿轴向分布的各个目标点上都假设存在一条正态分布曲线(图1)。由于是多回合的测量过程，因此对应于每个目标点来说，都存在一个实际测定点系列分布，通过对这种分布的标准偏差计算(累积，多次S)，即可定义该正态曲线。

一个±3次标准偏差(记做±3s--亦即共6s)可以覆盖无限个实际点中约99.74%的位置分布情形。而这个发散度即称作重复精度，它是指某一指定目标点处的重复精度。

正态曲线是指从单方向接近目标点的曲线(称为单向)，如果从反方向接近目标点(称为双向)，将会出现第二条正态分布曲线，两次不同方向时的结果偏差称反向误差。理论上它是由于系统的反向间隙所产生的。很明显，同一机床采用单向检测的数字结果要比双向检测时好看得多。

为了标定机床的定位精度，必须在运动轴向上建立一些目标位置点，然后根据目标位置点对应的一系列实际位置点计算±3s的分布。如果一条理论正态曲线──或双向时的两条──在每个目标点上形成，在经过3s分布之后，所有正态曲线中最上端曲线与最下端曲线之间的展宽即ISO230-1标准中所指的定位精度(图3)。轴向重复精度指目标点处一条正态曲线最大展宽(单向)或两条正态曲线(双向)之和的最大展宽。

一个最简单的理解：重复精度大约为定位精度的½，但也有例外，并且有时出入还很大。图3中目标点的正态曲线旋转了90°，目的是为了更加直观地表达展宽的概念。由于这种分析方法基于最差的定位精度情形，并且几乎覆盖100%的可能的不准确性，因此可以期望用它能较好地评价数控机床的实际性能。JIS标准日本工业标准

JIS远比前述任一精度标准简单，自然也远不如前述任一精度标准准确。JIS B6336仅要求一次往返目标点检测(双向)目标点与其对应实际点列之间的最大定位偏差即为定

用这种方法计量出的数控机床的精度结果给人的感觉是无论比ISO标准还是NMTBA标准计量的都要高，数值比例为1:2。JIS标准的重复精度是指目标点处的最大分散度。这种通过7次双向测量得出的最大分散度除以2，然后冠以“±”值，即表达出重复精度

总之，单根据样本等资料标注的精度数值，很难一下判别孰精孰粗，用户必须仔细分析，切莫上当。

国际化与日本劳动力流动 篇6

关键词：日本；国际化；劳动力；人口流动

一、 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国内有过许多关于日本劳动力市场的问题研究，终身雇佣制、女性就业的特殊性等等。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日本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尤其是“少子化”，女性就业障碍和人口老龄化这三个方面表现比较突出。

1． “少子化” 带来年轻劳动力减少。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工作消费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男女关系、家庭观念等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日本女性婚姻形态的变化，即近年来日本晚婚和未婚女性人数的增多，导致日本出现了“少子化”现象。在日本媒体上也经常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所谓少子化，是指女性一生所生孩子数量的平均值不断减少的趋势。 据统计数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婴儿出生率呈逐步下降趋势，并最终降至2%以下。据《日本未来人口推测》称，至2050年，现今20岁左右的日本女性中，终生不婚的比率将为六分之一，而当前数据只为二十分之一。另外，3成以上的女性会选择终身放弃生育，而目前这一比率只有十分之一（2002年中位推计）。

诸如此类结婚形态和婚后生育观的变化引发的“少子化”的深化，带来了许多与经济相关的问题，其中在劳动力市场问题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年轻劳动力的减少。

2． 女性就业障碍。在20世纪50 年代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政府在方针政策上是奖励家庭主妇的，其表现之一就是配偶控除制度（配偶者控除制度）的创设。所谓配偶控除制度，就是当妻子的收入在一定数额以下时，丈夫在扶养家人所交纳的税费方面就会得到优待。为了迎合这种制度，已婚女性就会通过调节工作时间，而把收入额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在1973年石油经济冲击之后的经济低成长期，由于女性工资廉价，雇用开始有所增加。1985年日本又制定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即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了男女享有平等的工作机会。虽然在雇用方面仍有许多不利因素存在，但是近年来由于女性的高学历化，晚婚化，未婚化的发展，参与工作的女性呈增加趋势。女性就业发展被视为当前日本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

然而，从总体上看女性的就业障碍仍然是很严重的问题，还存在很多不安定要素。 配偶控除制度等政策到目前为止仍对女性的就业存在着不利的影响。 因生育而不得不中断工作，甚至辞去工作转而做家庭主妇的女性仍然大量存在。在日本女性就业障碍仍然是劳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3． 人口老龄化导致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比率的降低。据2005年10月统计数据，日本总人口1亿2 776万、与2004年（1亿2 778万）相比减少了2万人，是战后第一次呈现总人口减少趋势。据平成18年度高龄社会白皮书统计，198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为1 247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10．3%，即此年度日本老龄率首次超过10%。自此之后日本老龄人口（65岁以上）呈高速增长，并于2006年达到2 560万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突破了20%。据专家推测，至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3 473万人，占总人口的28．7%。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测数据，2025年日本国民的老龄化比率会达到4人中有1人为65岁以上。

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有很大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比率的降低，以及缺乏劳动能力的人口的比重的提高。另一方面，老龄化导致看护劳动力的不足，女性更难以从家庭劳务中解脱出来，正常参与社会工作。

二、 日本的人口国际化现象

1． 日本的人口流出与“归还型移民”。不少人认为，日本人由于自身的岛国思想，形成了“向内看”的社会意识，对于移居国外一直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然而近些年这种情况正有所改变。日本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流动和扩散，加速着世界各国日系共同体的深化。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数据，1989年侨居海外的日本人有约59万之多。而2005年这一数字增至约91万，提高了55%。其中的约70%居住在北美洲、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的大洋洲，以及中国、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国家。

在外流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 日本的返还型流入人口也在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或者怀着落叶归根的心理，或者出于实际生活工作需要，他们背负着非日本人也非外国人的社会认同再次返还日本，并形成一个介于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定位模糊的社会群体。“归还型移民”对日本社会、日本经济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十分值得关注和期待。

2． 日本的国际婚姻。二战之前，外出打工的移民多以男性为主。而1960年以来，各国的劳动移民中女性的比重逐渐增加。近些年，除了移民的全球规模化、移民的加速化和移民的多样化之外，移民的女性化倾向十分显著。

移民的女性化在日本则主要表现为菲律宾女性移民的大量增加。自1979年左右起，以余兴艺人（在娱乐场所以唱歌跳舞等演艺来助兴的工作）的身份来日本的菲律宾女性逐渐增多，并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俱乐部。伴随着这股浪潮，日本男性和菲律宾女性之间的国际婚姻呈剧增趋势。1995年，“菲律宾女性+日本男性”的婚姻组合形式占国籍分类婚姻件数的34.6%，位居第一；并且“菲律宾女性+日本男性”婚姻件数占日本婚姻总件数的比例由1995年~2005年的十年内由0．907%增长至1．434%。

移民的女性化在日本还表现为日本人与日系血统巴西人、中国人的国际婚姻件数也不断增加；在日朝鲜韩国人的结婚对象大多也是日本人。据统计，在1970年~2005年的35年内，“中国女性+日本人男性”的国籍分类婚姻件数由280件增至11 644件；在日本婚姻总件数的比例由0.027%增至1．630%。

在全国范围内，不仅是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的大都市，连长野县、群马县、山梨县等经济和人口流动相对滞后的乡村山部地区，国际婚姻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在山形县等生活较为艰苦的地区，由于当地女性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女性劳动力不足和男女比例失调。这些地区便开始积极引入亚洲其他国家新娘，致使国际婚姻比率大幅度攀升。据统计，在山形县，每14组县民婚姻中就有1组是国际婚姻。

国际婚姻的剧增既反映了日本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影响。以工作初衷流入日本的外国女性人口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成为她们定居日本甚至国籍归化的最大要因。而国际婚姻的增加和伴随之而来的混血儿的大批诞生，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人口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3． 日本劳动力流入的障碍。日本的单一民族神话是在战后扎根的，然而由此形成的单一民族认同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却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弱点。由于高额的办公经费、英语的不普及、面向外国居民的教育基础设施的滞后等方面原因，日本对外国投资家来说并不是一块有魅力的市场。

甚至有意见认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已经成为最排斥劳动力移民入境的国家。许多学者认为，日本对外国投资家来说缺乏魅力的原因与其劳动市场的封闭性不无关系。拒绝定居型移民入境的政府，对多元主义大多也是持反对态度，并把多元主义看作是国家统一认同的威胁。而这种倾向则有可能导致民族主义，致使移民遭受边缘化或歧视待遇。2005年，在日本国内定居的外国人比10年前约增加了50%，达201万人之多。即便如此，就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的比例来讲，日本仍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只有1．55%。而在瑞士这一数据为19%，德国为9%，英国为4%，美国为5%。与通过年龄、英语能力、职业能力等符合国家利益的制度为接受移民标准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相比，日本的移民政策还是相当逊色的。

与亚洲其他各国相比，在对外国劳动力的输入方面，日本也是远远不及的。近些年，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早已从劳动力的输出国转变为输入国。例如，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新加坡积极地从周边亚洲各国输入建设劳动者和家务劳动者，至2000年，新加坡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比重已达四分之一。另外，据韩国财政经济部—统计厅—法务部的联合统计，韩国的登陆外国人比率在1992年（为0．1%）~2005年的13年内增长了十倍，并在2002年（0．53%）~2005年（1%）的3年内翻了近一翻。日本政府在80年代后期，面对不断增加的外国劳动力的流入，名义上采取了积极引进专业技术劳动者，而慎重接受单纯劳动者的方针。然而，据统计2002年驻日外国劳动者中专业技术领域的人员只占23.5%，并且即使是所谓的专业技术劳动者，其中的70%左右也不过都是余兴艺人。与此相对，技能实习生的比例为1.6%，留学生（资格外劳动）的比例为10.9%，日系人为30.6%，不法就劳者所占比例竟高达28.9%。因此，有学者指出，在日本只有在就学生、留学生的资格外劳动（即所谓的勤工俭学），以及以工作进修为名的非熟练劳动领域方面，外国劳动力的利用是有所发展的。

三、 国际化区域内日本劳动力市场问题的解决

1． 日本国际劳动力输入的必要性。2004年日本财务省发表了日本对中贸易额超过对美贸易额的消息。也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亚洲对日本起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有大量日系人和日本人定居的大洋洲对日本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由此可见，未来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大洋洲地区的经济联系会越来越紧密。

为顺应这一潮流，日本须在政策上做出改善，以保证该地区内各国人员能够顺利获得入境及在日滞留资格。早在2002年1月14日，日本首相就在新加坡的演讲中提出，设立以日、中、韩、A S E S A N、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主要成员的共同体，即“东亚扩大共同体”的构想，希望以此来促进自由贸易的扩大、统一地区的形成和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合法化。

由此可见，一方面，日本的国际经济地位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在政策上做出改善；另一方面，在国内，由于“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障碍，以及老龄化带来的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增加等诸多问题导致的劳动力缺乏，也要求他们不得不在政策改善问题上加快步伐。因此，日本也很有可能不得不通过人口流动的对外开放，来解决家务和护理劳动力短缺问题。

2000年的联合国报告书（未查到详细名称）称，日本如要维持1995年的经济发展力，则需在今后的50年内，保证持续每年引入60万的外国劳动力。日本越来越紧迫地面临着，继续“人力锁国”进而导致经济衰退，还是积极引入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大国地位的抉择。

2． 日本国际化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推进。日本的移民制度在很多方面仍不完善。今后迎接日本的将是本国劳动人口的不断减少和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面对少子化“少子化”和老龄化日渐严峻的现实，为适应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需求，日本政府对外国劳动力流入的政策的改变成为当务之急。日本政府应采取积极主动态度，学习其他发达国家和周边亚洲国家的经验，营造一个适合外国人生活工作的社会环境。

观察可以发现，近些年日本政府自身也已经充分认识到引入国外劳动力以解决国内劳动力市场问题的必要性，正致力于促进外国劳动力的流入。例如，日本和菲律宾之间EPA交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日本厚生劳动省已发表从2007年开始接纳菲律宾护理师的决议。接纳菲律宾护理员的措施标志着日本在应对国内劳动力市场问题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然而，仅是积极接纳外国劳动力和外籍配偶，日本或许还是难以彻底有效解决国内劳动力市场的诸多问题。日本政府应采取更有利的政策加速推进国际化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形成。

首先，为“归还型移民”和专业技术型外国劳动力提供永久居留和取得日本国籍的权利。

其次，在教育生活环境方面。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进度或许还很慢，但日本确实正在坚实地朝着多民族社会的方向发展。由于混血儿和外国儿童的骤增，日本应该致力于多文化教育的发展。例如，在人口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从小学阶段开始就录用双语人才或外籍教师。这不仅对日本儿童培养国际化观念有益，也对引进外国投资有带动作用。

再次，社会认同方面。对于外国人的流入和永久居留，应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一种不否定其出身国文化认同的多文化共生理念。

3． “归还型移民”与日本国际化劳动力市场的推进。政策的制定问题是可以迅速解决的，然而国民观念的改变并不是短时间范围内可以实现的。的确，日本需要的是真正的政策开放和国民意识的彻底转变，然而作为岛国日本在短时间范围内对外国人口的流入和“门户开放”也许需要一定的勇气。为促进以及最终实现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一定的契机和试金石成为必要。

笔者认为，在引入海外劳动力和资金方面，日本或许可以从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关系中获取一些新思路。纵观亚洲各国，只有中国较少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持续高度成长。这与海外华人资本的大量流入有着密切关系。1996年进入中国的海外投资约有约4．2亿美元，而其中的70%以上均为海外华人投资。另外，有调查称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接收的外资的五分之四为华商资本。由此可见，中国是十分重视和海外的华人的经济文化联系的。与此相比，日本政府及企业对和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海外日系人还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

亚洲经济危机时期，中国基于优惠政策从海外华人的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力量，海外华人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不久的将来有可能陷入劳动力不足的日本，在对待海外日系人的政策方面，是否应该设立一定的优待政策，来更大程度上吸引他们对日本国内劳动力和经济市场的关注。

日本一直被认为是在接受海外移民（即人口流入）方面采取保守态度的国家。然而，追溯历史可以发现，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向世界各国移民（即人口流出）的历史。目前生活在海外的日系人和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和日本的直接关联或许是在逐渐弱化中，然而即使是移民的第2代、第3代，也仍然在文化认同或工作经济方面和作为他们的“根”的日本有着难以切断的联系。2002年驻日外国劳动者中日系人的比例高达30.6%，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大批的日系“归还型移民”可以成为将来大量接受外国劳动力的试金石和催化剂。一方面，移民至国外的日系人已经不是纯粹的日本人，长期的海外生活必然导致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异，即使他们以日系人的身份返回日本，日本国民也仍需要进行一定的心理调适来接受他们。另一方面，尽管有着和日本本土国民不同的背景和经历，“归还型移民”毕竟在文化认同上更接近日本国民，相对更容易被理解和接纳。因此，吸引“归还型移民”，既可以防止因不特定多数外国人的流入而带来的国内民众的不适和忧虑，也能在资金劳动力方面得到一定的支持和保证。

在更多地吸引一定的“归还型移民”和海外日系人投资的基础上，可以再逐步地“开放”被普遍认为是“保守”国家的日本。只有日本国民在某种程度上做好海外移民流入的心理准备，日本“真正的开放”也才能逐步实现。当“真正的开放”，也就是外国劳动移民能够作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被承认、接受和实现时，日本才有希望顺利解决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尾茂夫．日本经济再生的条件．筑摩书房，2003：181-195．

2．厚生劳动省．平成18年度《婚姻相关统计的概况》．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

jinkou/tokusyu/konin06/konin06-3．html，2007年5月2日读取．

3．厚生劳动省．平成17年度《人口动态统计年报》．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suii05/marr2．Html，2007年5月24日读取．

4．国际日本语普及协会．与日本人结婚的在日外国女性的支援推进调查研究．平成9年：29-38．

作者单位：王碧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日本的大学国际化人才战略分析 篇7

日本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及人口减少问题, 客观上决定了日本除了加大国内人才的国际化步伐之外, 还需要吸纳更多的海外人才。因此, 日本的国际化人才战略实质上是以促进国内人才的国际化和大力吸纳海外人才为路径。这些战略均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大学始终作为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核心主体。因此, 解读日本的国际化人才战略, 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日本大学的国际化战略。实际上, 大学服务于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的大政方针在20世纪80年代后就被频繁地列入日本教育发展的关键课题[1]。

日本的国际化人才战略和大学的国际化战略为我国制定大学国际化战略提供了借鉴。

一、日本推进国际化人才战略的背景

日本近年推进国际化人才战略缘于多种原因, 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4个方面。

1. 经济全球化和日本企业国际化所带来的国际化人才需求的增长。

人才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导致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流动的必然结果, 而日本的经济结构和全球化步伐更决定了其国际化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经济上的相互需求, 日本与亚洲经济的纽带日趋紧密。从出口来看, 日本2013年出口总额的54.3%来自亚洲。在日本最大的10个出口贸易国家和地区中, 亚洲占了7个。从进口来看, 日本2013年进口总额的44.3%来自亚洲。在日本最大的10个进口伙伴国家和地区中, 亚洲同样占7个。而2014年4月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表明, 日本在海外开设的企业数日趋增长, 其中有65.2%集中在亚洲, 中国则占据33%。亚洲对日本企业而言, 既是重要生产基地, 也是巨大的市场, 而伴随亚洲各国科技水平的提升, 其作为研发基地的要素也在不断增强。培养和吸收面向亚洲的多元化国际化人才已经成为日本企业的重要课题。

2. 国际科技合作的日益密切。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已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目前, 气候变化、环境、能源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 科技人员和科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加速进行。同时, 由于科学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 许多科技问题必须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科技合作才能解决, 而通信、互联网和交通领域的不断进步, 在很大程度上为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创造了技术条件。

在国际科技合作方面, 日本正面临不少问题, 如国际合作论文较少、到海外从事中长期学习和研究人员逐年减少等。大学是实施国际科技合作的主要机构, 国际合作论文的不足和赴海外从事中长期学习和研究人员的减少, 从侧面反映出日本大学研究人员参与国际合作的不足, 也必然影响培养下一代国际化人才。日本政府担心长此以往会造成日本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的孤立和国际化科技人才的短缺, 并将直接导致国际竞争力的下降。

3. 日本国内人才国际化步伐的滞后。

日本国内人才国际化步伐滞后, 还体现在日本留学人口的大幅减少等问题上。日本的海外留学人数在2004年达到顶峰之后, 开始逐年下滑。赴美留学人口更是从2000年的4万多名降到2011年的1万9千多名[2]。阻碍日本学生赴海外留学的主要原因, 除了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影响之外, 还有诸如留学让学生常常错过企业招聘的重要时期, 国外所修学分在日本大学的认定问题, 需要推迟毕业, 从而影响就业等。这些从多方面造成日本学生不愿意到海外留学的局面。

4. 日本的少子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预测, 到2055年, 日本人口将减至8900万人, 之后更会以每10年1000万人口的速度递减。显然, 少子化已经导致日本社会出现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 以及日本经济复苏和发展潜力的弱化。为改善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抑制劳动人口的减少, 日本政府除了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女性就业和推迟在职人员退休之外, 还通过启动多种优待制度, 进一步加大吸纳海外人才的力度[3]。

二、日本的国际化人才战略

为满足日本经济发展和国际科技合作对于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改善日本国内人才国际化步伐落后的局面, 同时弥补日本国内人口结构的失调。日本政府近年连续出台了“新成长战略”“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和“产学合作培养国际化人才战略”等一系列国际化人才战略, 在政策上为培养国际化人才指明方向。

1.“新成长战略”。

2010年6月, 日本内阁政府公布了“新成长战略”。该战略从经济、科技、金融、旅游、就业和人才等方面指明日本到2020年发展路径的同时, 将包括人才战略在内的六大战略作为日本今后发展的重点。其中, 人才战略时刻将国际化作为目标。而同步出台的“新成长战略路线图”针对如何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从政府层面强调了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性, 为制定国际化人才战略指明了大方向。为进一步落实“新成长战略”, 日本政府和主要部委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意见。

2.“国际化人才培养推进委员会”及《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审议报告。

日本政府于2010年5月设置了“国际化人才培养推进委员会”, 委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国家战略担当大臣、外务大臣、文部科学大臣、厚生劳动大臣和经济产业大臣。

“国际化人才培养推进委员会”在广泛听取大学和企业相关人员意见的基础上, 于2012年6月公布了名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4]的最终审议报告。报告指出, 日本目前主要存在学生赴海外留学人数大幅减少、公司员工不愿意到海外工作等问题, 并强调为应对人口减少和社会老龄化问题, 加上日本经济灾后重建的需要, 亟需培养更多富于创造性的青年才俊。报告进一步指出了国际化人才需要具备的内涵, 即除了需要具备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之外, 还必须具有主体性、积极性、挑战性、协调性、柔软性、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对海外文化的理解能力。为达到上述目标, 该战略提出日本必须举全社会之力, 只有政府、大学、企业和家庭共同行动, 全面改善社会机制, 才可能真正培养出国际化人才。具体措施包括强化英语教育、推动高中生赴海外留学、改善和充实大学考试制度、确立国际通用的大学教育制度、战略性推进留学生交流、实施秋季入学制度、加强企业和大学的衔接并在就业和培训上提供支持等。

3.“产学合作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委员会”及《产学合作培养国际化人才战略》报告。

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 文部科学省起着核心作用。由文部科学省担任事务局的“产学合作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委员会”设置于2010年12月, 其委员主要来自于大学和企业。设置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通过强化产业界、大学和政府相关部门间的合作, 推进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委员会主要就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模式、“全球30计划” (1) 、大学的世界展开力强化事业 (2) 等议题进行具体审议。

经过数次审议, 该委员会于2011年3月公布了《产学合作培养国际化人才战略》[5]报告。报告提出为了培养国际化人才, 大学必须面向世界开放, 同时推进和健全日本人到海外留学、以及接纳外国留学生的相关体制。此外, 只有包括产学官在内的全社会均致力于大学国际化和培养国际化人才, 才能实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整体环境的国际化。报告分别对政府、企业和大学的作用做了以下阐述: (1) 政府的作用:开展高等教育外交、创造和完善产学官合作的环境、推进全球化事业、加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和合作。 (2) 企业的作用:改善企业的就业环境 (更改企业招聘时间、明确企业所需人才标准、为外籍员工提供升职空间等) 、资助日本学生出国留学和海外学生到日本留学、为大学提供支持和帮助。 (3) 大学的作用:向世界提供具有魅力的高等教育环境、实现大学自身的国际化 (招收优秀的外籍教师、实施9月入学制度、加强外语教学、与海外大学合作办学等) 、推动日本学生的海外留学、招收优秀的海外留学生、为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帮助。

通过以上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战略的出台。可以看出, 在国际化人才的推进体制上, 日本强调产、学、官之间协同性的同时, 国际化人才战略实质上是以大学为核心实施机构来完成的。

三、日本的大学国际化战略的路径

培养具备坚实基础和专业知识的人才及通过卓越的研究来创造和发展知识是大学的职责。在知识全球化的进程中, 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国际化流动变得更加活跃[6]。日本的国际化人才战略主要是以大学为载体, 并通过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来实现。日本实现大学国际化的路径可以归纳为: (1) 设置一元化国际战略部门, 为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提供支撑和保障; (2) 实现大学自身的国际化, 从而构建具有魅力的国际化环境; (3) 设置海外事务所, 加大和海外大学间的教育研究合作, 促进国外学生到本校留学; (4) 加强和产业界的密切合作, 培养和社会相接轨的实用型人才。

笔者以入选“全球30计划”的13所大学为例, 剖析日本的大学国际化战略的特征和举措。这13所大学包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在内的日本最著名的国立和私立大学, 其大学国际化战略不仅具有代表性, 还具备推广性和辐射性。

1. 设置一元化国际战略部门。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国际化。而国际化办学理念的制定和实施, 需要学校设置能够进行一元化管理的国际战略部门。长期以来, 日本各大学除国际交流处外, 还设有国际交流委员会。因为院系的教授会在学校拥有自主权, 国际交流委员会只负责咨询, 而具体的表决必须取得各院系教授会的同意方可。这种机制不仅使学校的各种国际事务在实施和具体操作上严重滞缓, 而且院系分隔和相互沟通上的欠缺容易造成学校缺乏统一的国际战略, 因此这种机制的变革势在必行。2005年到2010年所实施的“大学国际战略本部强化事业”在日本全国选定了20所大学 (1) , 通过政府的资助和学校的自主性变革, 这些大学的国际部门从名称和实质上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大学国际战略本部强化事业”的实施, 不仅让所指定20所大学的国际部门的运作方式和职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而且影响和衍生到其他大学, 使日本大学的国际部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九州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在“大学国际战略本部强化事业”实施过程中入选“全球30计划”, 一元化国际战略部门的建设正不断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而为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从机制上提供了保障。

2. 实现大学自身的国际化。

在大学校园里要构建培养和吸引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的实践环境, 必须实现大学自身的国际化, 使大学校园充满国际化的学术氛围。大学自身的国际化包括教师和学生的国际交流、加强外语教学、与海外大学合作办学等多种措施。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拓展, 人员的国际交流不仅变得空前活跃, 其重要意义也受到高度关注。首先日本全部高校正式在编外籍教师占整体在编教师比例, 从2008年的3.46%逐步增长到2013年的3.96%。而入选“全球30计划”的13所大学的平均外籍教师比例则达到7.3%,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 以学生的国际交流为例, 入选“全球30计划”的13所大学的国际学生所占比例均呈现大幅度的增长, 2013年多集中在10%左右。如东京大学为10.36%、筑波大学为10.62%。而单从研究生阶段来看, 各校国际学生所占比例则更高, 如东京大学为18.59%、筑波大学为18.2%。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 但是大学国际化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世界范围内统一的模式, 相反是以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存在为前提, 所以大学间的差异性是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吸引人才的重要基础。尽管如此, 大学间差异性的载体仍需要借助于语言工具。日本大学意识到要想进一步从世界各国吸引优秀的学生, 语言问题无疑正成为主要障碍。因此, 为了促进国际学生的流动, 日本正在努力拓展英语课程项目的设置。在最近几年, 以入选“全球30计划”的大学为主, 全英文教学学科出现了较快的增长。2013年底, 用英语取得学位的学科达到156学科, 既为不会日语的海外学生到日本留学提供有力的支撑, 同时也为日本学生将来到海外留学创造了环境, 培养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 包括交流的技巧和外语的能力以及培养学生对当今国际形势和国际事务分析、批判和思考的能力。

此外, 需要实现教育合作的国际化。其中包括充分利用国际教学资源、和海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互派学生和教师进行交流和学习, 乃至双方共同设立联合学院以及结成学校战略联盟。使若干学科与海外的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建立实质性的战略合作关系。如早稻田大学和北京大学设立了环保方面的联合研究生院等。同时建立内部学分转换体系, 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上, 创立一种简化的、可转换的和可比较的学位体系, 从而促进最广泛的学习流动。在签署交流项目时, 就学分的互认达成一致, 从而积极构建标准化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

3. 设置海外事务所。

在海外设置事务所成为日本大学国际战略的重要一环。据文部科学省2013年的统计结果, 日本各大学共在海外开设有431所事务所, 这些海外事务所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南亚和英美各国。日本大学在海外设置事务所的主要目的包括:加大学校宣传, 加深海外对自己学校的认识和了解;促进海外学生留学日本;促进学校和海外大学间的教育研究合作;加强特定研究领域的合作等。

为加大海外资源共享, 文部科学省还从入选“全球30计划”大学所设置的事务所中指定了9所事务所作为大学共同利用设施。这些海外事务所除了设置大学之外, 可以供所有的大学使用, 从而为日本大学加快国际化步伐提供了在海外的前沿阵地, 同时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合理利用资源。

4. 加强和产业界的密切合作。

在国际化人才战略的制定和推进过程中, 除了政府和大学承担核心职能之外, 大学要和企业界有机结合, 力使国际化人才能够和社会接轨。

日本每年定期召开的“产学合作论坛”是“全球30计划”入选大学和产业界开展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会议期间, 产业界、大学和政府的相关人员会围绕大学国际化的现状和问题、企业招收国际化人才的现状和需求、产业界和大学合作的方式等问题开展深入探讨, 会议成果将直接反映到双方下年的年度计划中, 大学会根据产业界的需求对国际化战略进行调整的同时, 产业界也会在招聘计划和时间上和大学的国际化战略相呼应。

产业界会对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提供资金上的帮助。为促进日本学生到海外留学,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设置“经团联全球化人才培养奖学金”, 每年资助入选“全球30计划”的13所大学的30名学生到海外留学。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还以留学回国的学生为对象, 组织企业开设专场招聘会, 为学生留学解决担心就业问题的后顾之忧。

为让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内容和企业的需求接轨,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大学共同开设教学课程, 并派遣企业专家就企业的全球化理念、全球化活动内容、所需国际化人才的素质等给学生授课。

四、日本大学国际化人才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了解日本的国际化人才战略, 可以看出, 日本的国际化人才战略实质上力图通过大学的国际化来实现。大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应有之义。大学国际化的核心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人才, 这也是大学的核心使命。

首先, 通过在学校设置和充实具有一元化机能的大学战略部门, 为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从机制上提供充分保障。我国大学普遍存在因教育管理体制问题所导致的学校在国际化问题上缺乏自主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校层面的国际化人才战略部门的设置, 除了可以从学校层面制定整体人才战略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强调合作和分工, 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

其次, 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高校外籍教师多集中在语言领域, 留学生也多集中在大城市高校, 学校普遍缺乏全英文教学课程。因此, 在教育目标和教育课程的设置上, 我国除了应大力地推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支持鼓励互换学生、实施学分互转、学历互认, 研究建立双学位制度, 扩大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规模外;同时, 还要研究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开展各种形式的高水平的科研合作, 推动形成以学生交流为纽带, 巩固教授学者之间的交流, 带动科研合作项目的局面, 推动学校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第三, 日本大学在海外设置大学事务所的形式也可为我国高校所借鉴。目前, 我国高校在海外的活动主要依靠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化宣传和学校宣传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 领域多偏重人文社科, 而且仅仅为孔子学院的设置校所使用。借助日本大学海外事务所的形式, 除了可以对学校进行有效宣传, 推动留学生的接收和派出之外, 还可以促进和海外校企间的交流。此外, 大学事务所还应消除学校间的壁垒, 能够为更多的学校所用, 使之成为国家整体推进外交战略和大学国际化战略的一环。

第四, 大学国际化要立足于官产学研的合作。在国际化人才战略的制定和推进过程中, 除了政府和大学承担核心职能之外, 大学要和企业界有机结合, 力使国际化人才能够和社会接轨。

中日两国在教育观念和制度方面有不少的共同点, 因此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非常必要, 今后应该加强双边和多边层面的沟通与协调, 使两国间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更加地繁荣和丰富。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需要积极开展与国外高校的交流合作, 拓展信息渠道, 积极学习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管理体制,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参考文献

[1]熊博晖.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及启示[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7 (03) .

[2]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本人の海外留学者数」及び「外国人留学生在籍状況調査」について (日本人的海外留学人数以及外国留学生在学状况调查) [EB/OL].[2014-03-25]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ryugaku/1345878.htm.2012年之后的日本留美人数尚未公布。

[3]白石勝己.留学生“30万人計画”と“受入れ戦略”[J].アジアの友.2010 (08) :9.

[4]グローバル人材育成推進会議.グローバル人材育成戦略[EB/OL].[2012-06-04]http://www.kantei.go.jp/jp/singi/global/1206011matome.pdf

[5]産学連携によるグローバル人材育成推進会議.産学官によるグローバル人材の育成のための戦略[EB/OL].[2011-04-28]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 Files/afieldfile/2011/06/01/1301460_1.pdf

日本国际私法 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广场协议”,汇率制度

20世纪60年代以前, 日本当局运用货币政策有效地维持了固定汇率平价和国际收支平衡, 1971年日本开始实行灵活的汇率政策, 但是, 从“尼克松冲击”开始, 日元汇率就频繁波动, 这造成了70年代日本恶性通货膨胀。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署使得日元迅速升值, 虚拟资产发生泡沫, 日本出现“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崩溃以后, 长达10年日本经济都处于萧条状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特别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以来, 日元汇率频繁波动, 宏观经济政策频频失误, 日本经济萧条萎缩。我国现在人民币升值面临压力, 与日本出现的情形类似, 日本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给我们留下经验教训:

一、要采取得当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

日本在“尼克松冲击”之后两年内, 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35%, “广场协议”之后两年内, 日元对美元利率升值率更是高达70%。但是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 而是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错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尼克松冲击”为例, 当时根据国际协调需要, 日元汇率调整已经不可避免, 但日本不但不积极主动进行经济政策国际协调, 而且政府还坚持汇率水平不变, 同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直接造成了1973-1974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广场协议”期间, 日本政府为了消除日元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 选择了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巨大的资产泡沫, 从而直接导致之后近15年经济萧条。

二、货币的升值要与经济发展的步伐相适应

一国货币的升值、贬值要与本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特别是不应让一国货币在短时期内急剧升值或急剧贬值, 这对该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该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良性的、与国际协调要求相一致的货币升值或贬值不应是短期内的频繁、急剧波动, 应该是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要综合考虑到国家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之后再做出决定, 不可以从经济以外的因素出发让本国货币升值或贬值。日本在“尼克松冲击”和“广场协议”期间乃至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元升值或贬值的幅度都很大, 而且在日元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又采取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 最终导致经济的停滞。因此, 一国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 应慎重考虑货币升值、贬值问题。

三、注意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和选择的时机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同, 财政政策能够很快的影响经济的发展, 财政政策一旦实施, 会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 财政政策的效应较短。货币政策则不同, 货币政策非常灵活, 而且有明显的滞后性, 货币政策实施以后政策效果可能在一两年之后才有效果。日本在“尼克松冲击”和“广场协议”期间都加大了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 在货币政策实施选择错误的前提下, 忽视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性, 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发生。

从汇率角度而言, 确定汇率政策实施的时机也非常重要。“史密森索尼安协议”曾规定美元对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308日元。1972年, 假如日本政府没有固守这一汇率, 假如日本银行提高了贴现率, 本有可能避免恶性通胀。同样, 如果1987年和1988年日本银行及时收缩货币供给而不是继续实行扩张政策, 日本的资产泡沫也不至于如此膨胀。从利率角度而言, 一般地说, 利率的降低可以减少储蓄、刺激投资和消费, 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但是, 低利率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是要取决于利率政策与特定经济金融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吻合程度。日本在1955年到1970年间实行低利率政策适应了当时的金融体制和经济环境, 因此, 当时的低利率政策减轻了财政负担,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80年代, 特别是“广场协议”之后, 日本政府采取的低利率政策却无法改变“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经济萧条, 日本当时国内总需求不足, 政府调控的余地很小, 持续的低利率政策根本无法改变当时经济现状。利率政策的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能一步到位, 利率本身是一个典型的市场调节工具, 它的合理水平应当由市场形成, 政府实行低利率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利率政策的实施时机, 还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政策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利率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起到积极作用。

四、汇率制度的选择要有长远的发展战略和全球化战略

日本国际私法 篇9

国际版是指由在中国A股发行上市的境外企业所组成的板块。

而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由国别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中国政府希望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 因此中国资本市场就要向国际开放, 并通过国际版中的人民币直接交易规则使人民币成为各国储备货币中的一部分, 由此来实现国际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2009年4月14日, 《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意见》由国务院正式颁布, 并明确指出要“适时启动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股票”。同年9月, 商务部部长在第十三届中国投洽会表示中国将允许具备条件的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2010年后, 国际版建设步伐加快。在2011年5月陆家嘴论坛中, 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王建军表示推出国际版的条件快要成熟了, 于规则制定, 技术准备, 监管都有了很大进步。数日后, 于5月20日,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表示, 目前推出国际版越来越近, 进一步释放了国际版推出在即的信号。同年6月, 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表示:“推出国际版所需的四大基本条件已经基本准备到位”。

从近年来管理层对于国际版的态度, 可见国际版的推行成了必然, 关键在于时机。而国内专家学者对于国际版的推出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些学者认为, 当前中国国际版的推出时机已经成熟。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 推出国际版的基本条件确已具备, 但同时也指出, 若要未来国际版蓬勃发展, 仍有依赖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配套机制的完善, 需要配套政策保证证券市场供给增加的相应需求的增加 (《经济参考报》, 2011) 。中国证监会国际部主任童道驰也表示外国企业来国际版上市, 是完善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一种体现, 是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版可以成为均衡配置资产、分享全球经济成果的非常重要的机制 (《中国证券报》, 2011) 。

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 目前中国推出国际版的时机尚未成熟。经济学家华生认为,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存在很大的差别, 在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 我们的定价水平、估值结构和估值水平跟国际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特别是不在加快A股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方面做比较充分的准备, 贸然开出国际版, 会对国内A股市场产生重大的冲击, 需要慎重 (《证券日报》, 2009) 。蔡恩泽表示国际版的推出需要比较好的国际资本市场环境“烘云托月”, 需要有一个平稳的窗口平台。而近期欧美主权债务危机闹得人心惶惶, 国际资本市场环境险象环生。动荡的国际资本窗口不利于国际版的推出, 如果贸然推出, 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圈钱的良机 (《凤凰财经》, 2011) 。余云辉也提出, 金融政策和金融活动的成败完全是由时机和条件所决定的。中国推出A股国际版这一重大金融行为的时机是不成熟的、条件也是不成熟 (《经济参考报》, 2011) 。

2 日本国际版风雨路程

对比中国当前对国际版的热烈讨论, 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便推行出类国际版的外国部。但一路走来, 伴随着日本的日元国际化浪潮, 日本的国际版可以说是失败的。在近40年来, 除了1985年金融自由化浪潮后的短暂繁荣外, 外国企业纷纷在日本上演了一场“东京大逃亡”, 从壮大繁荣再到衰败, 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反思。

第一波日元国际化 (一般传统认为日元国际化是1985年后开始推行, 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已经开始慢慢推行日元国际化的前期工作) , 始于70年代初, 也就是日本“迷你泡沫时期”。

当时日本东京推出外国证券交易市场是为了应对上个世纪60、70年代日本所处的经济高速发展却不稳定时期所面临的高通胀, 地产泡沫的巨大压力。但经过第一次石油危机, 石油价格下降, 缓解了日元升值的压力。经济由高速转为低速增长, 保持在4%左右。

尽管实行浮动汇率制后的日本, 经常项目收支盈余不断增长, 资本输出上升, 国际资本交易需求大量的增加, 使得日本政府撤销对外限制, 并于1973年推出国际版。但由于日元国际化程度不高, 日本证券市场开放程度不高, 国际版推出后的市场反映其实并不是很强烈, 外国上市公司进入日本国际版并不多, 没有造成大量的外资圈钱等现象。

由日经225指数变动便可见, 日本证券市场对外国公司开放对于市场指数的冲击是有限的。虽然曾一度上提升了日元国际化的程度, 但影响也是有限的。

而第二次日元国际化, 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泡沫”的结束。

《外汇法》改革推进了日元国际化使得日元地位上升, 同时日本BIG BANG计划下的金融创新也加速了国际版的推行。在1985年以后,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不断深入, 日本资本市场暂时出现了繁荣, 外国公司迅速增加, 曾一度达到129家, 占总市场7%, 而且主要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

泡沫经济过后, 外国公司看到的是经济的长期萧条, 尽管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再度加大金融改革, 并采取放宽制度, 进一步开放日本国际版, 进一步加大日元国际化。但这些举措已无回天之力, 至2009年6月底, 东京交易所只剩下15家外国企业。

从国际版的演进中我们可以看出, 国际版是日元面临升值压力, 国内资金大量富裕, 日元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产物。这也是日本证券市场进一步开放, 金融自由化的表现, 同时也是日本在两次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下的缓兵之计策。但由于日本推行的时间点和当时日本整体经济形势, 可以说国际版是失败的。

3 日元国际化推动下的日本国际版失败的原因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3.1 日本国际版失败的原因分析

那么日本国际版最终为什么归于失败呢?日本国际版在不断推行和改进成长中到底存在什么弊病呢?资本市场供给的增加没有配备相应的需求的增加, 再加之日本当时的整体社会经济背景, 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1) 市场需求不足。

在日本推行国际版的道路中始终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 即没有足够的投资者和发行人。这是国际版失败的根本性原因。供需失衡导致了均衡的失调, 导致国际版无法真正活跃起来, 具体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①日本证券市场封闭性削减了需求的吸引力。

虽然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 日本开始了金融自由化, 日元国际化的金融变革, 但由于日本经济长期的相对封闭性, 仍有一些不利于外国企业的制度, 过于排外和国内保护主义。这些都对于外国企业日本上市产生了不利影响, 使得日本市场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下降。

②苛刻的证券监管降低了需求的积极性。

相比世界上其他的大型证券交易所, 日本对外国企业来日上市融资有苛刻的监管。

首先, 上市条件要求十分苛刻, 要满足包括国内股东人数, 税前利润, 净资产等多项条件。

其次, 相关部门审查十分苛刻, 券商, 会计师都需要强调公司信息披露和内部监管。

最后, 审核批注苛刻, 周期冗长。一般符合条件的外国公司需要1.5-2年时间的等待, 而且不少公司也只能挂牌不能筹资。

③成本费用数额降低了需求的可持续性。

日本国际版存在严重成本费用数额过高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挂牌上市费用, 维持上市费用和监管成本。这些成本的叠加占融资比重很大, 直接打压了企业的盈利空间, 使得企业处于成本收益角度选择推出市场。例如, 作为老牌蓝筹股的IBM由1974年开始就在日交所上市, 由于交易冷清, 成本过大而在2005年3月退出了东京证券交易所。

(2) 市场的宏观环境。

日本国际版推行的过程, 他的起落始终伴随着日本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宏观经济形势势头不好, 高通胀, 低利率, 资金大量富裕, 汇率大幅变动就会导致国际版形势趋平, 无法加速日元国际化。而当经济形势好转, 资本市场活跃情况下, 国际版才会内会继续焕发活力。

而日本在迷你泡沫和泡沫经济结束后三次加大国际版的推进, 由于泡沫时期大量资本投入股票, 房地产, 整个市场都倾向于投机, 无法进行产业升级与更新。等到泡沫后, 很多企业的股票房地产收益转为乌有, 打击了日本经济实力, 加之金融机构的融资削弱, 使得日本国内市场已经萎缩, 无法有效大规模投资新兴产业。

3.2 日元国际化推动下的日本国际版失败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国际版从推行后不断壮大繁荣最后又归于失败, 其中的得失对我国国际版建设有何借鉴和反思之处呢?

首先, 国际版的推行确实是实现货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

在第一次推出国际版后, 日元占国际储备资产的比例 (表2) 在不断的上升,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这与国际版的开放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者进入日本市场, 并以日元作为支付货币是分不开的。因此中国推行国际版的举措是必然的, 也是可行的。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

因为中国国际版上实行人民币交易规则, 是人民币迈出国际化的关键一步, 使人民币成为各国储备货币中的一部分, 通过资本市场来推行, 无疑一种很好的方式。

在国际版交易上, 首先上市的境外公司都要将获得人民币融资。而外国公司所获得的资金用于本国投资必须将人民币于中央银行兑换成当地的货币, 而人民币自然成为了该国的储备货币。其次, 国际版的人民币交易规则以为所有参与者以人民币清算、结算, 推动了人民币作为储备和全球流动货币的进程。

第二, 推出国际版的时机要成熟, 要有稳定的国民经济作为支撑和保障。

从日元国际化中国际版的推行可以看到, 国际版的繁荣发展与日本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紧密的关系。

没有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就不可能单纯借助政策变革创新来推进而获得货币持续国际化的成功。我国在清醒地认识到类似国际版这类的政策不过是促进金融资源更有效利用而自然过渡到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种手段。同时在很多学者进行的计量经济学研究中的数据显示, 国家经济的发展始终是统计检验中唯一的重要因素。

再次, 开放规范的资本市场, 综合治理, 改进当前的发行、激励、约束, 发审制度。

日本股市存在的相对封闭性, 国内保护主义严重, 从而降低了吸引力。而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 中国证券市场起步比较晚, 市场化程度不高, 金融创新力度不强。虽然经历了推行最高上限佣金制度、开设创业板、实行股指期货等改革, 中国证券市场仍旧是一个不很成熟的市场。中国券商、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经营理念、风险控制能力仍然需要规范。同时, 针对市场化不足, 对于发行、激励、约束、发审制度仍需改进, 借鉴国际先例, 形成有自己特色却不失活力的资本市场。例如, 中国上市企业实行核准制, 与很多发达国家注册制有明显差异, 透明度降低带来的隐性成本提高。同时会计, 法律体系的中西差异也带来制度成本。如何通过完善, 改革我国的资本市场制度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来华上市投资成了一个重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 配套政策来保证供给增加的同时相应需求的增加, 吸引中小投资者。

日本国际版最终的失败, 和投资者有效需求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国际版的推出, 必然导致市场供给的增加, 从而会严重影响股市的走向。因此政府就需要通过政策来保证需求的增加, 一方面货币政策不再度趋近, 甚至需要根据情况适当松动;另一方面可考虑适当降低合格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的门槛, 扩大QFII规模, 允许更多的国际资金进入国内证券市场。

4 国际版推进的可行发展模式

鉴于中国国内国际版各种准备工作已经相对比较充分, 在法律、会计、登记、结算等做了很多技术上的工作, 但完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 所以国际版应该是慢慢推进, 而不可一蹴而就。

第一步, 国际版开放应首先让世界著名企业在中国的国际版上市交易, 由于这些企业经营业绩较好, 市场对其监管, 风险控制也比较容易到位, 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冲击将会大大减少。而外国企业只能上市交易而暂时不能发行融资, 可以有效避免国际版开放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过大冲突。

第二步, 允许世界著名企业发行人民币A股, 同时让具有良好中国市场业务的公司上市交易。在市场走出试探性的第一步之后, 可以安排这些企业上市融资, 近一步放开了市场。

第三步, 允许世界著名企业和具有良好中国市场业务的公司上市交易, 并发行人民币A股, 对其他外国企业开放上市交易许可。

最后一步, 实现所有外国企业的上市交易和发行人民币A股, 中国国际版的完全开放。

通过这一系列渐进的过程可以有效减低风险, 最终实现中国的完全国际版, 并由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程。循序渐进才是面对当前国内外环境下的可行发展模式。

但我们也知道, 国际版的实现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全面分析国内国际形势, 完善我们的证券市场, 步步为营, 才是利用国际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正确举措。

摘要：目前, 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建立国际版的问题众说纷纭。国际版的建立似乎成了一种必然趋势, 因为国际版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它的人民币交易制度能够加快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步伐。但是如何建立, 在建立过程中要注意哪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日本的国际版推行后不断壮大繁荣最后又归于失败的过程中, 针对其中的得失分析其失败的原因, 并提出反思, 探索中国国际版的可行模式道路和在建设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国际版,货币国际化,可行模式

参考文献

[1]罗清, 刘鸿儒.日本金融的繁荣、危机和变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与特点 篇10

19世纪, 伴随着欧洲各国的侵略扩张和日本德川幕府的垮台, 明治政府明确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方针, 其中“文明开化”即是指要兴办教育, 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这一时期, 日本高等教育已经开始国际化的交流与活动, 特别是重视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和高薪聘请外国教育专家、学者到日本任教。

1869—1870年, 日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174名。1870年, 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 宣布要大量派遣留学生去欧洲国家, 让他们了解欧洲国家, 研究其制度、学术、技艺等, 以帮助日本走上开化之路, 期望实现国家富强。从此之后, 留学生人数逐年增长, 到1873年, 已近400人。[1]除了派遣留学生, 日本还积极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到日本讲学。明治初期, 日本每年高薪聘请100多名外国专家, 1868—1912年, 明治政府共聘用外国专家达3000余人。1877年建立的东京大学早期的39名教授中, 外国人占了一半。此外, 东京大学1908年就特设招收留学生的预科并接纳60名清朝派遣的留学生。[2]

二、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引进型”发展时期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

两次世界大战时, 日本着力于军国主义教育, 其高等教育国际化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二战后日本进入恢复重建时期, 日本认为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积极作出贡献, 因而逐步开展国际交流。[3]这一时期, 日本本着“从国外引进思想”的传统留学观, 着力于发展留学生教育, 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经验, 为本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服务。

1956年, 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关于推进教育、学术、文化的国际交流”中, 提出推进国际交流的初步设想, 并提到要大力促进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国际交流以增进国际了解。教育审议会继而在1966年题为《关于理想的人》的咨询报告中提出:“处于世界政治和经济之中的当代日本人, 必须充分地面向世界, 应付世界的复杂形式。日本人应当做顺应世界潮流的日本人。”1968年, 日本官方《经济白皮书》首次提出“国际化”概念。1974年, 中教审发表《关于教育、学术、文化的国际交流》咨询报告, 要求日本推进国际性的启蒙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 扩大师生的国际交流, 完善国际交流体系, 为日本制定教育国际化的具体政策提供了依据。

日本在这一时期, 一是开始形成国际教育组织架构, 如1951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1957年成立国际教育协会;二是恢复师生国际交流的举措, 如1950年恢复派遣大学教员出国进修的制度, 1952年设立资助外国留学生的专项奖学金, 1968年制定留学生选派制度;三是开始发展接受留学生的举措, 如1954年创设国费外国留学生制度并接受23名留学生, 1958年建立留学生会馆, 1964年设置留学生课程。

三、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输出型”[5]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

1980年,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0%, 完成了赶超欧美工业先进国家的任务。随着经济力量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其大国意识也不断增长, 开始要求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 国际化至此才真正成为日本高校的重要议题, 开始倡导“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的观念。临时教育审议会还提出具体培养目标, 即“懂技术、通外语、会经营管理, 具有较强的国际意识, 通晓国际贸易、金融、法律知识, 能够适应国外工作和生活环境”。[6]这一时期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已超越传统的出国留学观, 要求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化社会, 既派出留学生学习他国, 又吸纳大量外国留学生输出本国文化, 因而其国际交流开始重视输出。

(一) 政府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高度重视, 完善了相关政策法规。

1982年, 文部省颁发《国立或公立大学外国教员任用特别措施法》, 明确规定应该在非语言学科任用外国教员。1984年设置的作为总理大臣咨询机构的临时教育审议会, 从1985—1988年发布了四次咨询报告, 都把适应国际化的需要作为重要课题之一, 并为高等教育适应国际化需要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 应该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做一个出色的国际人, 才能做一个出色的日本人”。第二, 重新考虑日本高等教育, 特别是大学制度及其实践的模式。如大学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国际化;改革大学管理体制, 包括转学、入学制度的国际化、国内外学分互换制度。第三, 采取措施加速国际化进程, 如1.改进大学的教学方针, 在学期的划分、转校、转系等方面作出灵活性的规定;2.重新考虑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 以利于与各国大学顺利地进行交流;3.在大量吸收外国留学生的同时, 增加日本学生在国外学习的机会;4.增加外籍教师的聘用名额。1988年, 日本文部省设置“大学审议会”, 同年提出大学改革方案, 其中直接与国际化有关的措施有:1.培养在国际社会中能够生存的日本人;2.设置与国际化有关的学部、学科和机构, 推进国际性课题的研究;3.充实研究生院, 使之成为向世界提供高水平研究成果的教育科研据点。1989年, 日本内阁设立国际文化交流推进会并实施历时5年的“国际文化交流行动计划”, 其后, 外务省相继组建国际化问题咨询站、国际化问题咨询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信息中心、国际交流基金 (1972年成立) 及国际交流相谈室等机构。

(二) 积极发展留学教育, 吸引外国留学生。

1983年, 21世纪留学生政策委员会 (COSP) 在《关于21世纪留学生政策的建议》报告中提出了日本在2000年接受10万名外国留学生的目标。日本政府增加投资, 为其中1万名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 为另外9万人中的1%提供减免学费等经济支持的机会。同时, 日本正式推出大学国际化政策, 包括扩大和改进日本高等院校的留学生教育计划;改善外国留学生住房条件政策;加强留学生日语教育;推进企业和民间组织提供外国留学生资助;为学成归国人员提供善后服务, 等等。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 赴日留学生逐年增加, 1983年有1万余留学生, 1989年增至3万余人, 成为世界上7个接纳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之一。1995年的《教育白皮书》, 要求继续扩大接受留学生的规模, 并提出到21世纪初, 至少每年接受5000名短期留学生。日本通过改革外国语教育, 提供多种选课机会, 为学生提供选择课程的广阔天地, 以期吸引更多的留学生。1995年接受的留学生达到53, 847人, 但距离接收10万人的目标还相差甚远。由于日本自1992年开始经济出现衰退, 影响了日本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投资, 使得日本的留学生数一降再降。为此, 1996年10月份, 日本法务省管理局决定撤消外国留学生 (包括就读于日本语学校的外国学生) 的身份保证人制度, 因为该制度手续复杂而且寻找身份保证人比较困难;1997年允许专科毕业生赴日留学或就职;1998年缓和了对留学生打工的规定;此外, 还正式承认以前被置于留学生政策之外的民间日语学校作为赴日留学的入口之一, 这意味着留学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措施的实施, 使得日本的留学生人数从1998年开始有所回升, 到2001年, 留学人数达到78, 812人。为了加快实现预期目标, 2001年10月日本又出台了一项新的留学生制度——年轻领导人计划 (YLP) , 该计划旨在培养将来有可能成为亚洲和中欧国家领导人的年轻人, 形成各国领导者间的联系网络。在日本政府不断提供优惠政策的条件下, 到2003年5月, 日本终于完成招收十万留学生的计划, 留日学生达109508人。[7]

四、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球化”发展时期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国际学生和教职员的流动, 国际化渗透到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随着地区和全球层面的高等教育合作越来越多, 区分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含义越来越困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 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朝向全球化演变。[8]日本的高等教育在这种背景下, 无论是政府宏观层面, 还是课程、信息交流等微观层面, 以及国际合作的实践层面都日益呈现出向全球化发展的趋向。

(一) 政府层面的全球化趋向。

1990年日本与澳大利亚、韩国、泰国、新西兰等国联合发起成立了“亚太大学流动计划” (UMAP) , 举办了多次政府间会议, 而且力图效仿欧洲伊拉斯莫斯计划, 以推动亚太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文部省在1995年的《教育白皮书》中特别指出, 大学应该积极促进交流活动, 即1.改善接受和派遣教师、学生的经济条件, 校方在经费上应予以资助;2.实行全额工资半年休假制度, 派遣更多的教师到国外讲学及从事研究工作;3.为迎接频繁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 并使日本在会议上起主导作用, 各大学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4.设置专门进行国际交流的组织, 并且配备具有国际化思想的职员, 进一步改善涉外机构和提高涉外人员的水平。

2001年文部科学省制订“大学结构改革方针”, 其宗旨是促使日本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充满活力, 使之更具国际竞争能力。主要措施包括:对国立大学进行重组与合并, 使之成为与独立法人不同、采取民间经营方式的新模式法人;引进竞争机制并实行第三者评估, 推动大学间的竞争, 一视同仁地把优秀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建成世界“优秀研究中心”级大学。

2002年, 日本文部科学省“21世纪COE计划委员会”选定并重点资助50所大学、113个项目。2002年拨款182亿元, 2003年预算拨款364亿日元, 以期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大学。

(二) 国际教育合作的发展。

1. 积极创办海外分校、国际性大学。

日本高校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海外建立分校, 到90年代中期已在7个发达国家开办了26个分校, 其中在美国有15个, 在英国有3个, 在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各有2个, 在丹麦和新西兰各有1个。如日本在英国设立了主教英国学院、四天王寺学院、晓星国际学院;在法国有阿鲁扎斯成城学院;在德国有秀明布列绵国际日本学院;在美国收买或开办高校的势头更大, 日本东京大学以2000万美元收买了具有101年历史的西弗吉尼亚州的沙林学院。另外, 90年代还兴起创办以日本人为主要对象、提供以留学为目的的预科教育或完整的美国大学课程的美国大学分校。

2. 与海外大学签订国际交流协议数目增长迅速。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积极与国外大学签定双边协定, 包括联合培养、合作研究等方面, 1984年签定了763个协议, 而1994年增加到3023个。[9]另外, 专司国际交流的管理机构也不断增长, 80年代没有大学建立的国际交流管理机构, 到了1994年已经有不少大学设置了独立的管理机构。

3. 学分互换制度的完善发展。

1991年, 文部省的新学分互换制规定学生在相应的海外大学获得30个学分就等于取得国内所允许毕业的学分数 (124个学分) 。1993年共有206个日本大学与其他高校进行学分互换。1996年实行学分互换制度的日本大学达342所, 同年共有3861人在国外取得的学分被日本大学认可。

(三) 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的全球化趋向。

1991年, 日本文部省决定对大学课程进行更深入调整, 使其弹性化, 以增强与海外大学在课程设置上的可比性或可沟通性:一是重视开展外语特别是英语教学。许多大学都用英语开展课堂教学, 而且允许用英语撰写学位论文;二是有些大学或创设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对外贸易等系科, 或增设信息科学、比较教育、比较文化研究、欧洲史、亚洲史、西洋文学、西洋人等包含有国际内容的课程;三是大力开展国际或区域研究, 如欧洲研究、亚洲研究等;四是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 如东京工业大学开展的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调查的教育研究、早稻田大学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和教学项目等。

(四) 国际信息交流。

日本高等学校近年来特别重视与别国开展图书资料、教学音像制品的交流, 重视教育理论、高等学校管理经验的交流, 乐于参加和承办国际学术会议。日本高校还普遍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姊妹学校”保持着经常性的信息交流。另外, 日本还大力发展网络大学, 使国内外的学术信息可以通过网络自由流通, 如2000年在日本琦玉县莲田市建立的三维立体虚拟大学“人类综合科学大学”。[10]

参考文献

[1]邱艳萍.近代日本高等教育政策的特点及其启示[J].世界教育信息, 2006, (03) .

[2]王留栓.日本大学国际化发展战略及其经验探析[J].世界教育信息, 2004, (04) .

[3]张光.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J].比较教育研究, 1997, (02) .

[4]王留栓, 小柳佐合子.日本大学国际化的进程与回顾[J].日本问题研究, 2001.1.

[5]概念引用自史亚杰.简论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特点[J].高等教育研究, 2002.3.18, (1) .

[6]熊博晖.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及启示[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9.27, (3) .

[7]王晓霞.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趋势[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004.12.5, (4) .

[8]朱晓文.中日两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比较[J].淮阴工学院学报, 2008.4, 17, (2) .

[9]李盛兵.日本大学的国际化理念、政策和实践[J].比较教育研究, 2000, (增刊) .

日本国际私法 篇11

“武器出口三原则”早已名存实亡

很长一个时期，日本政府一直声称坚持“武器出口三原则”，谨慎出口武器这一国策和“无核三原则”等限制性防卫政策，共同构成了战后日本国家形态——和平国家的基础。

“武器出口三原则”，即“坚持不向共产党国家、受联合国决议制裁的有关国家以及国际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是1967年4月佐藤荣作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正式提出的。1976年2月，三木武夫内阁进一步加强了武器出口限制 ，“慎重向三原则范围以外的地区出口武器、与武器有关的设备或准武器”。1981年1月，日本国会作出了《关于武器出口问题的决议》，日本实际上成为完全禁止武器出口的国家，不仅不能出口武器，也不能与外国联合开发和生产武器。虽然1983年中曾根康弘内阁把提供给美国的武器技术排除在“武器出口三原则”之外，但总体来说，日本历届政府基本上禁止出口武器以及与外国联合开发、生产武器。

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小泉、安倍等新保守主义的上台，形势发生了变化。2004年小泉内阁制定了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方针，“日美两国或以美国为主多国联合研发生产的武器，以及与支持反恐和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有关的武器”将不再受到武器出口限制。2004年12月，日本以“朝鲜发射导弹”为契机，决定与美国共同开发拦截导弹并允许向美国出口相关武器及零部件。这是日本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第一次实质性突破。2006年6月，日本首次以政府开发援助方式向外国提供武器，决定向印尼提供三艘用于反恐及打击海盗的巡逻艇。

2011年10月27日，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决定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日本企业被允许参与美澳或北约的武器研发和生产，并允许在以“和平与人道”目的下向有关国家提供武器装备。12月27日，野田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发表谈话，将“武器出口三原则”修订为“允许向和平贡献、国际合作个案的海外转移防卫装备品、允许在保证目的外不使用和不向第三国转移等严格管理前提下出口、允许向与日本有安保关系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合作开发、生产有利日本安保的情况下出口”。这是日本政府40多年来首次根本性放宽武器出口政策，标志着日本武器出口政策出现重大转变。

根据上述转变，2012年日本开始筹划与美国之外的国家研发武器装备。2月，日韩开始探讨在隐形战机研制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3月初，日本决定与英国政府就四个项目联合开发武器，其中包括155毫米榴弹炮的“自动装填装置”。7月初，日本政府开始与法国方面就联合研发和生产武器装备进行协商。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尝试向国外提供或出售武器装备。2012年3月23日，日本政府表示将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8月下旬，自卫队开始向印度尼西亚、越南、东帝汶、柬埔寨、蒙古和汤加等国提供扫雷和医疗等方面的技术援助。12月18日，日本在与海地达成“不转为军用目的”协议后把陆上自卫队赴海地救灾用手枪等武器装备提供给海地政府。这是日本2011年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以来首次向海外提供武器装备。2013年12月，安倍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提出将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

从上面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逐步放宽了“武器出口三原则”，从出口内容与出口对象上都获得了突破：先是对同盟国美国出口军事技术，然后是与美国联合开发，再同意向美出口武器及零部件；又把出口及合作开发对象由美国一国扩大至向“和平贡献、国际合作个案的海外”、“与日本有安保关系的国家”。“武器出口三原则”早已名存实亡。

从“原则禁止”转变为“原则解禁”

2014年4月1日，安倍政府终于彻底废除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出台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将在下述情况下允许出口武器装备和技术：1，有助于促进和平贡献和国际合作；2，有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3，日本还可与以美国为首的安保领域合作国共同开发和生产武器装备。由此，日本大幅放宽出口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完成了从“原则禁止”武器出口到“原则解禁”武器出口的根本性转变。

2014年5月2日，安倍首相在伦敦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举行会谈，双方协议“推进两国共同开发防务装备产品”。5月5日，安倍又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谈，商议“以无人机领域为中心推进双边防卫装备合作”。日本企业正纷纷加快进军国际市场的速度，打算通过与世界领先的美国或欧洲企业合作，提高出口竞争力。如三菱电器决定与英国大型军工企业MBDA携手开发红外线传感与诱导系统，以提高空对空导弹命中率；住友精密工业等企业已经开始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展开协商，讨论共同开发战斗机着陆冲击力缓冲装置等。

6月19日，日本防卫省敲定了新防卫产业扶植战略，由“政府主导积极参与国际共同开发”的新战略，代替了原来的“推进防卫装备国产化”的旧战略。日本政府认为，在防卫产业国际合作进展迅速的背景下，要培育本国防卫产业，必须依据“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由政府主导参与防卫装备的国际联合开发，加强国际合作，以提高日本防卫装备及相关技术的国际竞争力，这可以汲取他国先进技术、削减研发和生产成本。这是44年来日本首次调整以防卫装备国产化为基调提出的方针。为此，防卫省计划于2015年新设防卫装备厅，统一管理负责研发采购的技术研究部和装备设施本部。

潜在市场有多大

日本国际私法 篇12

“问题学校”“问题学生”时常困扰着广大教师, 引发热烈议论, 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要把“问题学校”与“问题学生”的概念搞清楚, 笔者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研究及在中学短期实习之后, 认为被称为“问题学生”的主要是指言行举止常违反校纪校规, 同时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而“问题学生”多了, 则可称之为“问题学校”。当然, 这个歧视性的概念是我们迫不得已扣在他们头上的。笔者针对“问题学校”与“问题学生”现象, 谈谈自己从日本的一所高中学到的经验。

2. 材料的收集渠道

由大阪府立大学的樊士进向江苏师范大学张露露口述大阪府立北淀高中参观见闻, 之后两位共同查阅了日本文部科学省汇编的国际教育课程样本和大阪地区中学校本课程介绍等许多资料, 联系中国实情, 完成了这篇论文。

3. 课题说明

大阪府立北淀中学在八九十年代是大阪地区所谓的“问题学校”, 上课迟到、课上睡觉、顶撞老师、校内骑摩托车、厕所里打架斗殴等是家常便饭, 与中国的许多“问题学校”如出一辙, 但自本世纪初, 该校编排了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规划, 并在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付诸实践, 使得学校混乱不堪的场面大为改善, 尽管很难用数据说明学校在哪些方面有多大进步, 但一所允许组团来参观的学校已很难再与问题学校联系到一起, 参观者听到的介绍和亲眼目睹的学校管理, 令人印象深刻, 相信这些举措与理念可为中国的“问题学校”提供参考。

4. 对国际理解教育的介绍

国际理解教育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二战后提出, 时代发展, 教科文组织对它的定义也在调整。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上重新将其定义为“国际间相互理解与合作, 国际和平, 以及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教育”。日本国际理解教育的广泛开展是2002年文部科学省将“国际理解”写入“学习指导要领” (类似于中国的课程标准) 之后。此后, 大阪地区的中小学普遍将尊重和保障每位学生学习的权利, 公平善待每位学生等衍生出来的学校管理理念付诸实践。

国际理解教育是当今日本中小学的热门课程。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学会编集的《现代国际理解教育事典》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和目标做了阐述, 指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培养生存所必需的素质和能力的教育。它的目标被分成四个, 分别是体验目标、知识理解目标、技能 (思考、判断、表达) 目标和态度 (感兴趣、意愿) 目标。

其中体验目标强调体验的过程。学生在过程中感悟和发现。具体的体验目标包含人际交往, 尝试挑战, 参与社会。

知识理解目标包括了文化多样性、相互依存、安全和平共存。

技能目标包括沟通能力, 信息识别评价能力, 以及问题解决能力。

态度目标包括对人格的尊重、宽容和理解。

5. 国际理解教育大显身手

这所学校在90年代曾是大阪中学教育界著名的“问题学校”, 学生厌学、抽烟、酗酒、打架斗殴、顶撞老师等扰乱班规校纪的行为是家常便饭, 与我们国内所说的“问题学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当全校领导、教师一筹莫展之时, 大阪教委在大阪地区调拨了一批优秀教师, 为北淀会诊并利用人事交流制度请名师长期驻扎北淀。

5.1 任职教师的调查

据该校老师了解, 该校有的学生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北淀高中的, 穿便装出门, 到了学校附近的车站后再把校服给换起来。为了更好地把握学生的内心独白, 时任北淀高中, 现任大阪府立大学的伊井教授, 在其所任教班级作了问卷调查, 内容是关于考取北淀的动机及对北淀的评价。全班40名学生中只有4人是抱着积极的心态来北淀的, 其他36名学生均属无奈地进入这所学校, 进校前已听说这里风气差, 有地痞流氓、进去人就变坏等传言。这里的学生大部分在进校前已对学校失望, 对前途心灰意冷。

另外, 该校生源大多以大阪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和单亲母子家庭的孩子为主, 且大部分学生从小学开始掉队, 硬是被拖到了高中。可见, 学生不仅在学习上有很大欠缺, 而且多数学生由于家庭环境影响, 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北淀中学的老师认为, 反反复复的不及格, 会导致学生自我效能感、个人存在价值感逐渐缺失, 进而导致自尊的缺失, 最后就是自我放弃。比起重点中学的学生, 自己就是另类。学生学业上的欠缺, 家庭环境的影响, 最终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

5.2 残酷的现实给学生带来的影响

5.2.1 没有校园归属感

学生不遵守校纪校规, 教师管不好学生, 整个校园萦绕着一种不良校风, 学校臭名远扬。校风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比道德和纪律有更加鲜明的约束力, 这是通过人们心理产生的一种约束力。良好的校风是全校师生共同的情感氛围和共同的行为倾向。“问题学校”不良的校风, 不和谐的情感氛围, 导致学校学生没有校园归属感, 师生之间也没有了共同的行为倾向, 学校逐渐丧失凝聚力。

5.2.2 导致逆反心理。

伊井老师认为:“少年时期从学校获得的自己学业情况的评价, 会和社会上的价值判断作用在一起, 对人的成长产生莫大影响。”北淀高中所收获的社会评价很糟糕, 学生的成绩单也是惨不忍睹, 他们失去自尊自信, 放弃了对未来的期盼与憧憬, 有可能演变成为反社会、反学校的极端行为。学科成绩跟不上, 又缺乏表达苦闷的渠道, 还要应付家庭望子成龙的期待和学校各种死板的规定, 学生内心的焦虑被久久地封存起来, 持久得不到治愈, 久而久之, 这种焦虑苦闷失落通过叛逆行为表达。假如老师是想靠师道尊严打压他们, 依据严格的规章制度匡正学生的行为, 则只会加剧逆反情绪。

5.2.3 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

学校名声在外, 学生感受不到社会带有好意的评价, 开始丧失信心, 放弃对未来的憧憬, 可以说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上课听不懂, 考试不及格, 学生自我评价持续走低, 谁还能有继续学习的动力呢?学习兴趣也会荡然无存。考不上大学和上不起大学的学生占了大半。学校升学数量、质量逐渐下降, 这也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5.3 国际理解教育的探索

面对这样一个难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理解教育理念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针对学校的困境, 老师们先是与教科文组织相关机构联系, 申请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学校项目网络组织ASPnet (UNECOSCHOOLPRO-JECTNETWORK) , 之后, 在JICA (国际协力事业团) , 大阪国际中心等联合机构的帮助下, 制订了培养自尊心与自信心的课程计划, 开设了相关的讲座、视频课程, 与外国劳工对话等基于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实践活动。以下作具体介绍。

5.3.1 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设计

课程A: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思考全球性问题 (包括人口过度增长, 沙漠化, 公害, 贫困, 识字率, 女性不平, 以及这些问题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 思考这些问题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全球性的问题切入主题, 让学生从单调的应试学习中解放出来, 意识到自己作为地球的主人, 与整个世界是连成一体、休戚相关的, 在自我价值与潜能的挖掘过程中重获自尊与自信, 收获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 激发学习兴趣, 培养学习能力。

案例展示:教材的内容及对学生能力发展所提的要求。

a.生活千差万别, 情况复杂。存在上述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让学生带着好奇与期待发现, 知道现实的残酷。 (观看NHK纪录片《lamachild》)

b.绘制世界局势图, 让学生发现这些问题常常发生在特定的地区和国家。

c.让学生明白这些问题不是个别发生, 而是一个有机体, 有密切关联。

d.这些问题往往和贫困有关, 让学生在养活一个人口不断增加的家庭的模拟环境中感受贫困。

e.贫困从何而来?列举肯尼亚支柱产业红茶的生产和流通路径的例子, 剖析贫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对课程A的总结:让学生知道自己与这个世界各个角落里生活的人们是相互关联的, 希望激活他们重新发现自我的意愿, 仅这些还不够, 这并不能保证学生在行为和态度上改观。学生缺少自尊和自信, 不被社会承认的思维定势必须打破, 在学习中, 希望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存在, 体验到自尊, 完成自我意识的更新, 而自我更新带来的正面效应必须内化到学生的习惯和人格当中, 成为学生的精神动力。这时, 老师精心设计的学习成功体验或提前准备好学生定能听懂的内容是必需的, 还要让学生感受到自己是被尊重、被重视的。要让学生发自内心地享受到与以往的偏见歧视截然相反的外界评价。

课程B:“问题学校”与大阪的国际合作组织、语言学校、尼泊尔的劳工合作。这些与校外的机构合作教学使得效果大增。学习目标当中, 若仅是给学生提供一些难得的学习体验机会, 则很难保证学生能够真正有所成长和进步, 所以, 请各路讲师做报告, 不仅仅是介绍一些理论知识, 也期望能借此给学生以教育和心灵的震撼。

负责尼泊尔农村开发的卡马露先生来到该校, 让大家分组讨论日本的优势和不足, 最后K做了总结, “不仅国家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能看到自己的优点就会很开心”。在非洲的赞比亚支教的M先生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在日本人们用手机联系朋友, 但在赞比亚, 人们在纸片上写信, 然后交给不认识的人传达。M先生在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说:“一定有人在等你, 大家要相信。”就这样, 会场被感动的气氛包围了。在与以上国际合作组织的11名外国工作人员的互动中, 日本学生明显感到自己准备不充分, 英语说得也不好, 但是国际合作组织的成员在听到学生的理想后给予鼓励, 并极力夸赞大家英语讲得好。学生瞬间喜笑颜开。

在以上活动开展完之后, 该校教师做了一个反馈, 收集了学生的收获和感想。

学生甲:11个月的收入才能买一辆自行车, 这也太惊人了, 我一个月打工的收入买一辆自行车还有结余。想到非洲那些想上学但付不起学费的人, 我们在课堂上打瞌睡太不应该了。

学生乙:国际合作组织的人来给我们上课很新鲜, 这是我上高中以来第一次向老师提问。

实践B的总结:在讲座及与国际成员的相互交流实践活动实施后, 学生明显发生了巨大变化。自己的发言被倾听和理解, 他人对自己的肯定都是未曾体会到的。在以后的交谈中发现, 学生很少再发出无奈的叹息声, 自我效能感明显有了提升, 且变得更加自信、向上了。

5.3.2 将尊重学生的理念运用于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

5.3.2. 1 不厌其烦, 齐心协力

北淀高中老师不厌其烦地提醒学生养成好习惯, 且齐抓共管。比如学校规定教学楼内严禁喝饮料, 目的是防止饮料洒出来把地板弄脏, 但常有学生违规。面对这个问题, 并未因是一件小事就放松了要求, 这种保持公共卫生的行为的习惯值得培养。如有学生从一楼的自动贩卖机购买饮料时, 老师看见了就会提醒他不要带进教室, 这时学生的反应可能是不屑的, 甚至反击老师, 当这位同学上到二楼, 二楼的老师看见他边走边喝的同学, 也会提醒他相同的内容, 到了三楼, 同样的提醒会来自另一个老师, 进了教室偷偷喝饮料的话, 被发现了还要接受教育。这样一来, 学生反复被不同老师不断地提醒, 怎么可能培养不了一个好习惯。教育学生仅靠班主任的力量很难全盘操控局面, 北淀老师齐心协力, 收效明显。

5.3.2. 2 细节着手, 防患未然

如北淀中学常有学生在厕所偷偷抽烟, 甚至打架斗殴, 老师们为了还学生一个安全的如厕环境, 在课间每个厕所都有老师值班, 这里值班是指把每个厕所的门卸掉, 老师直接站在厕所门口观望, 当然适当的隐私是得到保障的。这听起来很匪夷所思, 但在笔者注意观察的几个小时里, 亲眼目睹了老师们放弃课间休息为学生站岗的“奇观”。他们解释说, 我们的学校很乱, 不这样做真的不行, 与其说是监视学生, 不如说是我们在看护他们, 让可能发生的悲剧在发生之前就能被遏制。

此外, 他们的许多政策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比如教学楼顶层的通道门是一扇坚固的大铁门牢牢焊接在了墙上, 避免发生学生私闯楼顶的事件。学校化学实验室配备有一些有毒、有危险性的化学原料供学生实验, 但考虑到有的学生桀骜不驯, 所有可能引发爆炸火灾或剧毒的化学药剂一律撤掉且相应的实验通过视频学习。

5.3.2. 3 全员参与, 共同进退

运动会, 文化节这些校园文化活动, 全体老师都会出席, 以显示对学生的关心。学生与老师通力合作, 这种被爱护, 被重视, 拥有许多观众的个人体验让学生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成就感、幸福感油然而生, 乐于与老师好好相处, 不听话的学生也收敛了。

6. 对“问题学校”实践探索的思考

融合先进理念, 开展相关实践活动, 北淀高中几年间“脱胎换骨”。紧张冰冷的师生关系融化了, 相当数量的问题少年逐渐改邪归正, 变得积极向上, 这些变化必然会对其学业产生积极影响。学校的教书育人成果也逐渐深受社会认可。此外他们还不间断地申请各项联合实践活动, 教师们不断发掘教育的力量, 共享教育成果, 给予了深刻启示。

6.1 教育是世界的教育

北淀高中的转变得到了认可。回看它一步步的变化历程, 他们首先是关注到国际教育组织的先进理念并且寻求相应援助, 在与国际组织合作, 开展一系列活动之后, 学生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改观。我国也存在许多类似的问题学校, 我们有时候应该放宽眼界, 加强合作与交流, 学习先进理念, 谋求共同进步。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区域、国家、地区的人们可以相互合作、相互借鉴, 共同解决教育上的难题。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是让学生通过对不同文化的认识, 得到不一样的心灵震撼, 从而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和生存方式, 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定位, 形成新的学习动机。

6.2 教育是人人的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视作人权, 人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不论贫富、社会背景的差异, 任何人都应当平等地、有尊严地得到教育。而现今社会认定的成绩排名只能一定程度反映人的能力, 用它衡量、甄别学生是不妥的, 学校的排名更不能为学生代言。“问题学校”也许存在许多问题学生, 但是学校不能放弃任何一名学生, 这是对人权的尊重, 也是教育最深的理念。

北淀高中之前存在很多“问题学生”, 这些“问题学生”的存在给学校带来很坏的影响, 也让学校教师很头疼, 尽管学校名声已经很差了, 但学校并未放弃这些孩子, 而是想方设法将他们拉回正轨。反思我国现今的教育, 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一点?笔者实习期间在某班听课, 发现小组讨论的时候最后一排某位单独坐的男生并未参加其他同学的讨论, 课后了解得知, 原来那位男生学习成绩不好且不守纪律, 于是老师就将他调到最后独自一座, 在校期间很少搭理他, 连小小的课堂讨论都将他置之度外。这件事让我很心痛, 教师的职责是教好每一位学生, 不放弃每一位学生, 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受到有尊严的教育。

6.3 教育是每一位教师共同的职责

教育是一条漫漫长路, 在这条道路上, 你不知道要付出多少, 也不知道能做多少, 但是我们只知道自己要不停地做, 要齐心合力做。一次提醒, 两次提醒, 三次提醒, 学生害羞了, 慢慢就会改变, 这就是教师的期待。日本北淀高中因为学生喝饮料的小事, 每位教师都承担起教育引导 (并不是严厉和训斥) 的任务。教育不是一个老师的事, 它关系到一整套教育系统。正所谓:“团结力量大。”倘若在面对学校共同的难题, 教师能够联手, 共同承担起责任,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每位教师都要对得起这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不要做没有生命的知识输送工具, 要共同承担起育人的职责。

6.4 教育从细节着手

学校无小事, 事事皆教育, 教育无小事, 事事皆育人。重视细节, 防患于未然。千里之堤, 毁于蚁穴, 这些话都充分说明了细节的重要性。真正做到对每一件事都细致入微, 周全考虑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学校, 为了防患于未然, 让老师在厕所门口值日, 从学生如厕这件小事, 来关心、爱护学生。很多学校的师训也明确规定教师要爱岗位、爱学生, 但是笔者从小学一路走来, 极少在学校看到过像日本的老师这样负责的教师。也许我国的很多教师是爱学生的, 也是负责任的, 但是我们也不妨借鉴一下日本老师的做法, 因为有些细节更能体现真情。宽而泛的教育谁都会, 从细节做起, 从小事做起, 持之以恒, 必定能帮助学生改掉许多不良习惯, 规避许多教学意外的发生。

6.5 教育从内心开始

看到学生不完成作业, 不是简单地用教师的威严教训学生, 强制他们服从你, 而是将学生犯错背后的情况了解清楚, 找到源头, 站在学生的角度替他们思考, 给予他们充分的理解与发自内心的关心, 师生之间的距离会更进一步。

师生关系是教学中的动力系统, 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状态, 从而以积极的态度学习。日本教师能够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参与学生活动, 与他们玩成一片, 师生之间彻底打破了那层不平等关系。我国也有很多这样的校园活动, 比如运动会之类, 但每每看到的是班主任在忙于指挥和管理, 其他老师则大多是放假休息, 这是多么珍贵的师生互动机会, 如果每位教师都能参与学生的活动, 那么学生再也不会畏惧老师, 而是会发自内心地把他们当成真正的朋友。参与学生的活动, 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 能够让学生从内心感到自己被尊重与重视, 感受到老师的好意, 从而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正所谓:“亲其师, 信其道。”师生关系融洽, 学生也会发自内心地热爱学习。教师尊重学生, 肯定学生的一点点进步, 学生自我认同会慢慢增加, 这不仅对个人来说是前进的动力, 而且是学校正方向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学会编集.现代国际理解教育事典.2012, 6.

[2]日本文部科学省编集.国际理解教育实践实例集.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