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物化

2024-10-22

血液物化(共3篇)

血液物化 篇1

摘要:目的:评估血尿酸、血液物化及胆红素联合检测对冠心病患者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5年1月在笔者所在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152例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 所有患者均采用全自动血液流变系统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液物化、血尿酸及胆红素水平, 选取同时期在笔者所在医院进行体检的健康人群作为正常对照组, 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冠心病组患者其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水平明显降低, 而其血尿酸水平显著升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冠心病组患者血浆黏度, 全血黏度低、中、高切, 全血还原黏度, 红细胞刚性指数, 红细胞聚集指数, 纤维蛋白原及细胞比容均高于对照组, 而红细胞变形指数则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血尿酸、血液物化及胆红素联合检测对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诊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关键词:血尿酸,血液物化,胆红素,冠心病,临床价值

冠心病是一种由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动脉粥样硬化的一种心血管类疾病, 其发病率和致死率较高, 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身体健康[1,2]。近几年来, 血清胆红素、血尿酸和血液生物物理化学检查 (简称为血液物化) 与冠心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广大临床医生的关注。本文对2014年1月-2015年1月在笔者所在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152例冠心病患者血清胆红素、血尿酸和血液物化等进行研究, 并与同时期在笔者所在医院进行体检的健康人群进行比较分析,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5年1月在笔者所在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152例冠心病患者作为冠心病组, 所有患者诊断均符合WHO制定的有关冠心病的诊断标准。152例冠心病患者中女50例, 男102例, 年龄40~80岁, 平均 (60.5±2.7) 岁, 疾病类型包括心力衰竭30例, 心绞痛122例;同时选取同一时间段内在笔者所在医院进行体检的150例健康人群作为正常对照组, 其中女59例, 男91例, 年龄45~77岁, 平均 (62.3±3.1) 岁。冠心病组和正常对照组研究对象均无红细胞增多症、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恶性贫血、铅中毒、继发性或原发性痛风、四氯化钛中毒及氯仿中毒等明确可引起血尿酸、血清胆红素及血液物化等变化的疾病。两组研究对象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研究对象均在早晨空腹状态下抽取5 ml肘静脉血, 待分离血清后, 采用德国罗氏诊断产品 (上海) 有限公司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患者间接胆红素 (IBIL) 、直接胆红素 (DBIL) 、总胆红素 (TBIL) 和血液尿酸 (UA) 水平;采用迈瑞公司生产的BC5300全自动血液流动学系统检测血液黏度等指标。所有样品在24 h内完成测定。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冠心病组和正常对照组患者间接IBIL、DBIL、TBIL、UA水平及血液物化指标变化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微软EXCEL和SPSS 18.0统计学软件分别对所得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 计量数据以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字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尿酸和血清胆红素水平比较

冠心病组IBIL、TBIL和DBIL水平低于对照组, UA水平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两组患者血液物化检测结果比较

冠心病组患者血浆黏度, 全血黏度低、中、高切, 全血还原黏度, 红细胞刚性指数, 红细胞聚集指数, 纤维蛋白原及细胞比容等血流动力学指标均高于对照组, 而红细胞变形指数则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3 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作为冠心病发病时的重要病理基础已经被大家所熟知。血清胆红素已经作为肝胆系统疾病诊断的重要指标被临床广泛应用[3]。1994年Schwertner等最先报道低水平状态下的血清胆红素是引起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 并提出冠心病的发病与血清胆红素的水平呈现负相关, 同时Schwertner等还发现血清胆红素与冠状动脉狭窄呈现出负性相关性。大量临床研究报道, 血清胆红素是机体内一种内源性的天然抗氧化剂, 可有效抑制LDL的氧化, 降低机体内自由基水平和脂质过氧化, 进而起到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4]。此外研究还发现, 减少冠心病患者血清中间接胆红素水平时具有保护LDL和脂质被氧化的作用, 而LDL和脂质的氧化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以血清胆红素水平的减少可作为冠心病患者一种独立的危险性因素[5]。

尿酸主要是机体内嘌呤酸分解代谢后所生成的最终产物, 在机体内形成后由肾小球滤过, 而90%又经肾小管重吸收, 剩下部分中的40%由近曲小管吸收, 未被吸收的尿酸最后与尿液一起被排除体外[6]。近几年来, 临床研究者发现尿酸排泄降低或者产生过多可逐渐增加机体内的尿酸水平, 而尿酸浓度过高会伴发血液粘滞性增高, 数量较多的尿酸结晶在血管壁上直接沉积, 进而损伤动脉内膜血管, 进一步加重肾脏动脉粥样硬化, 引起血液流动速度减慢或淤阻, 此外红细胞变形减少, 其聚集情况增加, 导致组织缺氧、代谢紊乱及循环障碍, 致使血液黏度增加, 最终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另外, 尿酸结晶会引起血管内膜损伤, 加速血小板聚集粘连, 从而增加冠脉内血栓的形成。临床研究报告发现, 冠心病患者血尿酸含量与其心功能水平呈现出负性相关性, 心功能降低其尿酸含量升高, 可能原因为冠心病患者心功能降低时血液灌注减少, 引起尿酸排泄降低, 因此尿酸含量可对心功能情况进行反映[7]。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冠心病组患者其血尿酸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冠心病患者其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及总胆红素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这表明冠心病患者血清中胆红素水平较正常人群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血尿酸含量则显著高于正常健康人群。

血液黏度的升高可加速血栓的形成, 血栓的形成一般由纤维蛋白、血小板和红细胞组成, 冠脉血流与血液黏度之间呈现出负性相关性, 血液黏度增加可减轻血液的流速, 而且随着血流流速的改变患者血液黏度也会发生对应变化, 当血液流速降低时患者血液黏度明显增加[8]。当血液的黏度增加, 血液流动速度降低时, 红细胞会因为纤维蛋白原参加而发生聚集, 促进血液黏度升高, 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本文对血液黏度采用全自动血液动力学系统进行检测, 结果发现冠心病患者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比容、全血还原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及纤维蛋白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健康对照组, 而红细胞刚性指数则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这表明冠心病患者其多数血液物化指标的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由此可知, 血尿酸、血液物化及胆红素联合检测对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诊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刘爱华.冠心病患者血尿酸、胆红素水平分析及其影响因素[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14, 35 (24) :3448-3450.

[2]程素君.老年糖尿病肾病血尿酸浓度与冠心病相关性研究[J].国际泌尿系统杂志, 2015, 35 (2) :184-187.

[3]张晶, 李广平, 王伟, 等.血尿酸水平与冠脉狭窄及冠心病的关系[J].山东医药, 2011, 51 (5) :13-15.

[4]贺娜娜, 张菲斐, 韩战营, 等.冠心病患者血尿酸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冠脉病变的关系[J].实用医学杂志, 2012, 28 (7) :1088-1090.

[5]陈简庆, 张民乐, 吴伟军.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血尿酸、脑钠肽、高敏C反应蛋白与左室射血分数的相关性分析[J].实用医学杂志, 2012, 28 (2) :239-240.

[6]陈琳, 袁如玉.冠心病患者血清胆红素、血尿酸水平与冠状动脉钙化的关系[J].天津医科大学学报, 2015, 21 (2) :134-135, 142.

[7]刘颖颖, 王林, 马金萍, 等.血尿酸水平与冠心病及其严重程度的关系研究[J].天津医药, 2012, 40 (4) :320-322.

[8]王审, 陈云鹏, 董志兵, 等.血尿酸对冠心病患者血管内皮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 2011, 14 (13) :1431-1433.

物化与文明 篇2

英文中的文明 (Civilization) 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 意思是城市的居民, 其本质含义为人民和睦的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引申后意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 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 其涉及的领域广泛, 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

布罗代尔认为, 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 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的特殊联结, 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合, 并与这种现象的其他变种共存。由于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都是史学家, 所以在他们的定义中文明的概念总是和历史的某种集合密不可分。社会主义的早期支持者埃米尔·德克海姆认为文明是一种包围着一定数量民族的道德环境, 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环境。以《西方的没落》而闻名的斯宾格勒看来, 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 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 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构, 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萨缪尔·亨廷顿对于文明的定义是这么说的: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法国的思想家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文化和文明都涉及了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 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从而提出21世纪核心的政治角逐是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这样定义文明:“文明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也就是说, 文明是指人类调整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类自身之间关系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衡量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能力。

可以看出, 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 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观点, 每个人都不能否认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的思想对于文明进程的影响。

物化概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概念。1923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提出了“物化”概念, 以概括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所呈现的异化现象。在卢卡奇看来,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 而人的解放是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与人的自我意识的呈现, 进而与阶级意识的觉醒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当年为卢卡奇所揭露的物化现象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更为广泛、更为严重。物化现象的出现以及对商品拜物教的崇拜, 使得人类文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而对于物化和异化现象的出现, 无一例外是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产生的, 新的异化形式及现象更加普遍, 与阶级统治并存并为统治阶级所掌握的的技术统治更为强大, 人完全沦为技术工具的仆役, 并且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与精神上的压抑。发达工业社会使人成了“单面人”, 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病态社会, 一切阶级阶层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到物化———异化的旋涡之中。

必然的, 在这种社会下生存的人的思维以及创新意识定然会被磨灭, 意识也成为千篇一律的复制与拷贝。在商品丰富, 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 产生了新的匮乏, 即精神的空虚和痛苦:人们成了商品的俘虏, 他们被动地接受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 这些广告制造虚假的、强迫性的需求, 人们的审美观在不知不觉中完全被大厂商调度和控制, 毫无理性地一味追求高档、名牌商品;在虚假的满足中, 人丧失了自己的天性, 甚至丧失了痛苦的感觉, 这并不是说明痛苦不存在, 而是说明人已被异化得失去了自我, 在这种混沌的状态下, 真正的文明也被商品拜物教冲击的千疮百孔。

既然文明是衡量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能力, 那么随着社会异化-物化现象的越加明显, 人类自身的整体生存能力究竟是呈上升趋势还是下降趋势呢?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先说说人与自然的能力。伴随人类发展的一个显著的事实那就是科学的发展。科学毫无疑问改善了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 我们战胜了许多疾病, 人均寿命显著延长, 明显减轻了许多自然灾害的的危害, 人类从基本的生存中危机中逐渐解放出来, 衣、食、住、行都有极大的改善, 过上更舒适的生活。然而正如大家讨论的科技的弊端一样, 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人与自然的矛盾与问题。环境的破坏、污染也如此严重, 许多物种灭绝, 是不是人类命运的预演呢?寿命延长, 如果在病床上度过, 与死亡相比哪个更好呢?新的、破坏力更强的疾病正不断的出现, 下一次大的、让人类束手无策的大瘟疫什么时候到来?资源正以加速的方式被消耗掉, 完了以后呢?那些损失惊人的自然灾害人类自己又要负多少责任呢?

由于异化性的高消费、高生产, 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早已不复存在, 双方处于极度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中;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驱使人不加节制地开发自然, 这实际上成了盘剥和破坏自然。

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说, 文明就是把人类单个的人, 然后是家庭、种族、民族和国家结合在一个大的统一体中, 即人类的统一体中。基于这样一种定义,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明不是个体专有的, 它是整个人类统一体所共有的。既然是人类统一所拥有的, 那就说明一个区域或者一个个体的进步不能认为是文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为了更大程度的追求剩余价值, 使得劳作阶级, 也就是工人阶级人的生活受到控制, 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破坏, 人成了“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机器”。也即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未带来人类幸福与进步的增长, 而是统治者力量的增加以及人性的压抑。故而统治力量的单一文明并不能认定是整体的社会文明。

以与野蛮相对的文明概念来衡量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 文明的水准是同社会的规则以及进步呈正比的, 社会物化的程度越高, 社会中人的理性战胜了欲望, 人的行为越加规范, 社会体系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稳固。但是更多的人衡量文明的标注是以宏观的, 也就是“整体化”的标准来评判, 社会的物化程度越发达, 人的个性和自由、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一步步被扼杀, 文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便会止步不前甚至有微弱的下滑趋势。这种下滑是相对定义上的下滑, 因为文明本身在高度发达的科技及经济的刺激下会有缓慢的上升趋势, 但是这种上升更多的被物化社会中人性的丧失而掩盖甚至抵消, 所以从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衡量, 也就是以一种相对比的观点来审视, 文明不会再更大的发展。

摘要:弗洛伊德认为, 文明是指人类调整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类自身之间关系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衡量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 异化—物化现象也愈发突出, 文明的进程在这种物化社会中的发展呈现曲线状态。

关键词:物化,文明,曲线发展

参考文献

【1】卢卡奇, 《历史和阶级意识》, 重庆出版社, 1989

【2】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顾良、施康强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3

【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尤来寅等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4】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 《西方的没落》, 吴琼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5】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等译, 新华出版社, 1998

设计源于“玩”的物化 篇3

人们在“玩”物的过程中不断构想、琢磨才有不断的创新,而且“玩物”一旦到了痴迷的地步就有可能成为发明创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玩”物的痴迷并没有什么不好,痴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精益求精,不断完善,事实上我们在“玩”物的过程中也在不知不觉地进行着创造。虽然有的创造是初级的、原始的、甚至不被人所重视,但是一种创造,玩的“物”与“事”的规则、标准都是人在玩的过程中精心设计完善的过程。

“玩物”语出《尚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那么,“玩物”是否就一定“丧志”呢?刘谦痴迷于魔术,把魔术玩得丰富多彩,花样百出。爱因斯坦曾说过:“拉琴于我思考大有裨益。”这哪里是“玩物丧志”?分明是“玩物得志”,同为“玩物”,结果却大不相同。

“玩物丧志”,我们往往把“志”作为志向、目标来理解,如果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玩”不仅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且我们可以在“玩”物的过程中创造和发现新的事物,试想一下,人类的任何发明创造哪一个不是人们过度“痴迷”而创造出来的。关键在于“志”是否坚定纯洁。爱因斯坦坚持正确的人生态度,并不断建立起新的奋斗目标,虽玩物,却不丧志。所以,“玩物丧志”,不是要约束“玩物”,只要把握积极向上的目标与正确的人生态度,就不怕“玩物丧志”。

“玩物”是人手与心的创造,在“有固定形态的造物活动中,人们将对该物品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按一定的设想与计划物化为一定的表现形式,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最直接意义上的设计”。可以说“玩物”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造物”、“设计”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我们先人为了节日快乐、热闹发明了“鞭炮”、“泥哨”、“乐器”、“皮影”戏等,人类为了美化自己用兽骨、天然的玉石等材料制造项链、手饰等装饰品,为了生活的需要创造出陶器、铜制品、瓷器等,为了祈福在器物上描绘一些吉祥、祝福的图案等,所有这些发明创造无不是人们由于“玩”物的痴迷而创造出来的。“造物”与“设计”活动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个阶梯,也是人类对物质的转化过程。

人类在最早的“玩物”过程中就已经形成了人与物的关系,并且“玩物”中已经蕴含有实用、娱乐的成分,有美化、装饰的成分,从而形成“造物”活动。“玩物”也是人类对于生活方式与价值的综合追求,像民间的泥玩具,自制的“铁环”、“轴承车”、“滑雪板”、“弹弓”等,虽然有很多的玩物看起来并不很专业,而现代的许多设计发明都与人们执著于“玩”的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玩”与“造物”不仅仅是物质的转化和原始生活行为的再现,它还是以人的创造力开发物质潜能、提高行为效率、提升生活质量,开拓更完美的生活环境的行为。

“造物”活动是人类迈向社会文明的开始,从人类造出第一件人造物到现在,始终没有停止过文化和文明的追求,而是致力于如何将物品造得更好一些、更实用一些、更安全一些、更美观一些。例如,我国古代的陶器水壶,就已经知道利用力学的原理将壶身造得对称、尖底小口,一旦沉入水中即可自动横于水面,将水汲满之后又利用重心的原理而自动恢复到垂直,这样的“造物”尽管材料简单,却反映出人类对功能完美与省力方便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古代人类的智慧。

“造物”活动是设计的真正起源,尽管在人类没有形成语言与文字的早期文明中,没有“设计”的概念与社会分工,但作为对人造物(工具)的设想、认定、选择等活动都始终贯穿于人类走向自身完善与适应自然的发展全过程,人类正是通过“造物”过程中的工具加工与使用,使自己变得强大、灵巧、智慧起来,这也是人类走向“智者”的开始。虽然早期的人类造物活动中,“设计”的表现非常单纯,使用者与设计、制造者直接对话,而且是个别的行为,是直接用于造物行为的活动。但到了现代社会,人类生产活动与经济活动变得空前复杂,设计就不再是单层次的活动形式,人类需要的“设计”内容变得极其复杂。

《易经·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应当是有形的人造物的统称。人类通过造物活动,熟悉了自然材料,熟悉了物质的机能,熟悉了加工的媒介,熟悉了工艺的技巧,从此出现了一个人类自己的双手所创建的第二自然。人类通过造物活动,不断强化了自己与自然共处的能力,人口繁殖,生命延长,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有了频繁的接触与合作,产生了语言,从此形成人类社会。通过造物活动,人类发现了造物的形式规律与审美的意识,而且从物质的形式中产生出某种审美与精神寄托。

在现代生活中,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各种因素已基本实现人工化、标准化,使得产品设计、生产与人的生活方式之间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所说的设计实际就是生活方式的设计,正因为如此,今天的设计担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成功的、完美的设计可以将人类引向更幸福的未来。

事实上,大家在“玩”的过程中总是在不断使自己的“玩物”做得更加完善,希望与众不同,今天的“设计”是在痴迷的“玩物”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进而产生新的创造物,正如《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这里所谓的“圣人”,事实上是神化了的人,人类创造物品,是人的本能与本质力量的显现。事实上可以理解为“玩物”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一旦玩到一定的层次、一定的高度就可能成为设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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