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与描写

叙述与描写（共4篇）

叙述与描写 篇1

小明今年六岁，小明家对面住着一位局长，小明见过局长，局长的肚子大大的，象怀了个宝宝似的。

小明发现每天都有很多车来局长家，都是晚上，关着车灯，不响喇叭，静悄悄的来，静悄悄的走。

有一天，小明看到局长家来了一辆车，白天来的，车顶上闪着五颜六色的灯，还响着刺耳的喇叭。

从此，小明再也没有看到来局长家的车。

加上标点，总共146个字，一目了然很出色，细品细读更优秀。

正是这般地笼统，所以笼统出了味道，有意思。

由此，我想到了唐代开创打油诗的那位张打油，谁都知道他信口吟出了一首咏雪的打油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在此，我们无暇具体分析每一句的意思和它创造的意境，最起码这首诗被后人传诵，被不少人喜欢，看似挺俗，也挺俗中见雅的;即使你说它不雅，但挺让人咂摸的。更重要的是，就是由于这首诗，张打油开创了打油诗的先河。开某事物先河者，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只要这种形式被认同并被继承与发展，其价值与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

连诗都可以叙述，记叙文的关键不更该重在叙述吗?可是我们许多同学恰恰忽略了它。自从我们开始接触语文，不断接受的写作方法与技巧大多是描写，什么外貌描写肖像描写环境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不一而足，而且我们在不厌其烦地被灌输着这方面的讲述与练习。更麻烦的是我们被引导到了详细描写的极至——谁描写得最最细致入微谁就成为了最好。实则这是一个误区。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曾说过：“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大家想一想，我们多少被表扬的例文恰恰不是画眼睛而是在画头发。相反一谈到叙述，我们了解的不过是顺叙插叙与倒叙。我们中的多少人做过专门性质的叙述训练与练习?可以这样认为，记叙文中最最重要的记叙手段被我们忽略得一带而过，我们酱在了永无休止的描写描写描写里。

其实，根本不必把叙述与描写严格地区分，简约的描写就是叙述。有人将鲁迅先生在《五猖会》中引用《陶庵梦忆》中的一段文字称为经典的白描，但是按照叙述与描写的定义，我们实在很难区别它到底是什么———

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无至，人马称娖而行……

短短的一百多字，高度涵盖了要寻之人的体貌;搜寻的过程;遍及城、郭、村、山以及相邻的州、府、县的地域;找到之后又用重金相聘;接下来人马还排成长队谨慎而行……从时间到空间，这里有多大的跨度，从主体到客体，包含了多少烦琐?但是正因为作者驾驭叙述的娴熟精妙，才居高临下张弛有致融会贯通的。怎么会是白描呢?———当然也有缘由，鲁迅先生接下来说，“这样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因为鲁迅先生道出了“白描”，那当然是白描的经典了!

不，鲁迅的“白描”不见得就是修辞学家意义上的白描;即使真是，那也不过是细致生动的叙述，不亚于描写甚至胜于描写。任何人的判断都不是金科玉律，我们应当为这般大容量且鲜活的叙述叫好!

认识叙述的重要迫不及待。我们要花大功夫好好琢磨琢磨叙述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不知有多少同学用“心”思忖过，人家的文章写得那么好，他到底写的是什么?又是怎么“讲述”出来的?如果你有强烈印象的文章都会让你在这两个问题上反复咂摸细心思忖，你一定会发现叙述才是关键与要领。一旦彻悟，你就再也不会酱在描写中笨手笨脚啦。

魏润身，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协会员。

细品描写、叙述句之“趣” 篇2

情趣。情，有思念之柔情、慷慨之豪情、婉讽之谐情、愤怒之激情……这些情在文章中各具特点。如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中的一段：“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已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全段由三个句子组成。第一句“始终……呻吟”用两个“死掉了”表示对牺牲者的哀痛并揭露敌人的凶残，用“这是真的”“为证”“为证”“呻吟”，肯定中充满悲痛和愤怒。第二句“当三个……伟大啊！”是对死难者的高度赞扬。“从容地转辗”说明面对敌人屠刀的无所畏惧，“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又是对反动政府对比性的揭露：枪弹是文明人发明的，而政府的行为却恰恰是不文明而且凶残之极的。感叹句“这是怎样的……伟大啊！”表示对烈士们的精神的极大肯定。“伟大”前用“惊心动魄”充分说明“伟大”的程度。第三句是深刻的讽刺，将所谓的“伟绩”“武功”和“几缕血痕”放在一起，揭露了“中国军人”“八国联军”屠戮革命者的本质。第二、三句是两个对比句，这一对比使善良伟大者更显善良伟大，使反动凶残者更显反动凶残，交织着热烈赞扬和愤怒的情感。品完本段，我们自然就体味到作者对革命青年们的高度赞扬和对敌人的深切愤怒之情。很多作品在描写、叙述人物的情感时，符合生活，符合人性，很讲分寸。例如作家写崇高的革命觉悟，往往不离开人之常情，增强了真实感和可信度。孙犁在《荷花淀》中写水生告别妻子时的柔情和妻子的坚强，是通过那段对话，特别是水生妻的一连串编席动作表现出来的，这既合乎人物的高度觉悟，又合乎女人留恋丈夫的性格；既写出了水生妻的爱家，又写出她的爱国。

动趣。现实生活中，人和动物在运动，日月风云在运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在运动。作品中的一些人、物的 “动”趣只有细品才能体味出来。郑振铎在《海燕》中是这样写家乡和远在千里之外海上的小燕子的“动”的：“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之上，唧的一声，已由这里稻田上，飞到了那边的高柳之下了。”三句均显“动”：“斜飞”于天空，“唧的”叫了一声，“飞到了那边”。这传神的三“动”，写出家乡小燕子的活泼，表达了对故乡的思恋。 “再几只却隽逸的在粼粼如縠纹的湖面横掠着，小燕子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了开去。”“横掠”“偶沾”“荡漾”这三“动”，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有趣的小燕戏水图。“小燕子却从容的憩着了。它们展开了双翼，身子一落，落在海面上了，双翼如浮圈似的支持着体重，活是一只乌黑的小水禽，在随波上下的浮着，又安闲，又舒适。”憩息时它们“展翼”“落水”“浮圈似的”，安闲舒适，把海上小燕子的动作、神态写得十分逼真而有趣，令我们情不自禁地想到家乡人们平静、悠闲、惬意的生活，由此表达挥之不去的思乡之情。再如写人的动态，巴尔扎克《守财奴》中写守财奴：“老头儿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这一“纵”一“扑”，把葛朗台的贪婪刻划得淋漓尽致。这些“动”的字句，绘成了一幅“动”的图画，让读者看到了作者表达的情感，从而去进一步理解小说主题。

静趣。这些描写叙述句写出了静，但这些静决不呆板，充分地写出“静”的冷静美、沉着美、幽雅美……请看归有光《项脊轩志》中写的静：“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这五个四字句，整齐、铿锵、简洁，既有图画美，又充满浓浓的诗意，读这样的月夜是美的享受。写这醉人的静夜是为回味在项脊轩读书时的幸福时光，进而说明对项脊轩的留恋，以表达对故去亲人们的思念。经这一品，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便慢慢显现出来。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写静夜：“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月光如流水”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晶莹、清亮、幽静、自在。这里不仅写出了作者当时的淡淡的喜悦，也给读者身临其境的闲适、自由美的享受。“静静泻”除承上再次写出静外，把月光的铺天盖地、月光的流动感、月光对叶子和花的沐浴全写出来了，这就使此时的叶和花更美丽动人。“薄薄的青雾”中的雾是“青”的，在一统的月光下突然出现一点青色，整个荷塘就是一幅醉人的水墨画。薄雾更增添了静夜的朦胧、清凉。读者此时除感受到作者淡淡的喜悦外，也感受到了淡淡的哀愁。我们在细品静物之静趣时还可发现，以动写静则更静，如上例句中，和“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写“静”一样，写三五之夜的静就用了动句“风移影动”，写荷塘的“静静”也用了动句“泻”“浮”。

色、声、味趣。色、声、味写真切了，就能增强人、物、事的真实感、感染力。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写道：“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这里把视觉中的色写得十分具体、逼真。例如“碧绿的天色”把此时的天色写得准确，可爱。“牵牛花（朝荣）的蓝朵”以牵牛花的颜色表现勃勃生机。这些“色”的描写，写出了故都之秋的美，透视出作者的幽闲、惬意，表达了热爱故都之秋的情感。《荷花淀》中写妇女们的划船声最具情境特点。开始，“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旁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颗菱角来……”三个拟声词“哗”用三字三停顿，表现了妇女们轻松、乐观的情状。当鬼子追赶她们时，则“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地哗哗，哗哗，哗哗哗！”这里的拟声词与前用得不一样，后面的显得紧张。在后面用的拟声词中，前两声是两“哗”相连，后一声是三“哗”相连，三种“哗”声生动地写出了此时的紧张情势，进而写出了妇女们既坚定、沉着，又为摆脱敌人时的拼搏、奋进精神。写味道的，如《荷塘月色》中写荷花清香：“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里运用的通感手法，一是把香味写成像丝缕一样可见，一缕一缕的，写出了清香的绵细、悠长；二是把香味写成像美妙歌声一样好听，以听的美好感觉传出美妙味道。从效果上讲，更好地表达了作者此时的淡淡喜悦之情。

在想象与叙述之间 篇3

新文化运动出现不久,周作人就说,白话文的出现实际不是在今日之事,乃是明末就有了的。于是把新文学的源头推到了三百年之前。细想起来,也不无道理的。周作人的欣赏明代文学,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人多有影响。与友人私下通信时,讲过多种心得,见解可取之处很多。比如与钱玄同讨论野史中的流寇杀人之事,含着对明代文化史的别样的看法。我偶读明人文集,对其语言、逻辑,都觉有趣,和我们今人的思路相差无多。《史可法文集》里的家书,所谈族里亲疏之意,似乎是现代人的文本。比如家庭伦理、朝野礼仪、主奴关系,亦仿佛是在写近人的生活。雍正时代的一些文献,就表达的方式而言,去今不远,有时候甚至像现在人的陈述,没有什么隔膜的。阅雍正时期囚犯的口述资料,完全是大白话,《清代文字狱档案》中这样的句式极多,都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许多问题。从明清到民国,其实有精神的链条在的。

周作人谈明代文学,很易让人曲解。而沈启无等人的见解,也限于书斋的思路,似乎把世间的血腥都过滤掉了。至于随着他们而大谈张岱、袁宏道的林语堂,总是表层的陈述居多。胡风等人对周作人周围的明人气息,颇为反感,曾有过批评的话,但未必都看到其间的要害。倒是鲁迅能从苦雨斋的群落中,嗅出内在的不平之音。理解他人,也并不容易的。

新文学作家里的“明人气”,在京派的群落居多。而那时正是风雨飘摇之日,他们的锐气自然不及左翼作家们,显得老气与过于儒雅。阿英在三十年代写过一本名叫《夜航船》的书,其中《明末的反山人文学》,暗示的就是新文化营垒的分与合。他写明代的灭亡与一些清谈的名士过多有关,自称是“山人名士”,是大有问题的。原因是退居山林,自命清高,而不理国事。讲的都有道理。作者认为,“山人名士”的文学出现,同时也有反“山人名士”的作品在。这个看法,也许缘于他的左翼立场,是意识到问题的要害的。阿英自己是喜欢周作人这类作家的,但又认识到其明代文人式的气质折射的要害。他自己警惕滑到旧路上去,也是颇有道理的吧。

当林语堂大谈明代小品的好处的时候,鲁迅是不以为然的。那就是,明代的小品文,表面看去是闲适的,实则也有愤世的形迹。所谓闲适的文字,亦含有幽怨的因子,怎么能不染上红尘呢?关于明代文人的认识差异如此之大,那是立场或学识的原因所致,还是别的什么思路影响的结果,难以说清。在纠缠里,反倒可以看到士大夫文化的一种心结。

新文学与明代文学的关系,其实是读书人的血缘的例证。研究新文学的人,一旦进入历史的景深里,大概会有独特的体味的。赵园对明代文学与历史的考释,解决了许多接受美学中的问题。她由现代文学的思考而进入明清之际的历史,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视角。近读《想象与叙述》,看到关于历史认识的辨识,使我想起周氏兄弟对明代文化不同的认识。历史观也是人生观,我们的基因里还有远去的韶光里的隐含,那是只有深入史料的人才能触摸到的。

进入历史,必然存在材料的问题、想象的问题,最后是如何叙述的问题。赵园在本书里都涉及到了。我由她的研究里想到一个问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的确限于想象与叙述的有限性里。明代离我们也就三百余年,然而其间的隐曲、教训,后人多不明了。人们凭着各自的理解而走进过去,那自然各有千秋的。

明代文化有两个部分令人关注,一是士大夫的生态,二是游民的群落。在专制的网络里,两者给那时候的社会带来了许多变数。后世读书人欣赏明代的衣食住行里的诗风,那多是把对象世界想象得过于美好的缘故。一旦读那些野史与乡邦文献,则会有另种感受。民国知识分子一再检讨国民性问题,与晚明的记忆不无关系。

人与历史的关系,其实不都是事件的缠绕,那里的诗情——悲愤或绝望而引发的天人之际的感慨,似乎更接近原态。政治事件下的日常生活,由巨变带来的生死与悲欣,大概是人们阅读历史的兴趣之一。明末清初的士林,惊奇的故事多多,每每阅读,都有震动人心之处。清人刘廷玑的《在园杂志》里曾写到士大夫在易代之际的苦楚,令人不寒而栗。操守与人伦之间,社稷与生命之间,都到了紧张的极限:

明末浙东冯宦,曾为某省抚军,予告家居,实遭国变,城破,登楼欲投缳尽节,其子及家人环绕而泣,遂偷生投顺。其后愧悔悲号,不食,三月而卒。

这一段文字,似乎写下了那段士大夫的心境。积存了许久的儒家因子,深刻在士的内心。由此而知,儒家的设计,在现实面前怎样地与人生为难,实在是与生命价值不同的存在。李贽曾抨击孔学的失当,不无道理。在国家沦丧的时刻,中国士大夫的苦境,真的使他们潇洒不起来的。

只有读史,我们才会觉得国民性的问题由来已久。赵园一再强调历史比我们想象要来得复杂,真是悟道之言。作者讲“民变”、“奴变”,写到易代之际的平民的杀戮,由奴变为暴民,令人想起鲁迅关于游民的论述,读后倒吸一口冷气。甲申之变后,读书人的日常问题暴露无遗,而民间原有之痼疾亦浮出水面,显现出我们民族文化中的本然。“反奴为主,易主为奴,不出主奴之间;易卑为尊,也无非人上人下,过一把做主子的瘾。”这在明代如此,在晚清乃至民国,何尝不是这样?梁启超、鲁迅对国民的内在性的理解,就有明代的阅读记忆在。鲁迅说二十年代末的中国还像明季,时光无论怎样流逝,一切照旧,独与岁月无关,那也真是我们民族的宿命。暴君的政治,必然产生暴民。而暴民一旦掌权,其残酷甚于当年的主子无疑。鲁迅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以暴易暴的惨剧在那时候发生,真的不足怪也。

对那样的历史,士大夫者流也是关注到的。《立斋闲录》、《思痛记》、《虎口日记》都有涉猎。钱谦益致龚云起的信中,谈到战乱之苦。杀人屠城之惨,非今人可以想象。后来的学者在唐甄在《潜书》里也涉猎于此,读之甚觉历史腥味之浓。钱玄同民国时期注意到《思痛记》的内容,曾推荐于胡适与周作人,以为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教材。其感叹亦与钱谦益当年的程度不差,一句“触目惊心”,背后是无量的悲哀。

士大夫在兵乱之际,其态多为近人所不齿。软骨症表露无遗。《再生记》所载读书人“缩首低眉,僵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之状,是士林之奇辱。国家沦亡之际,儒生除了有杀身成仁者外,多被强暴者所囚,或俯首称臣。当年只能念些四书五经的人,其实成了无用的奴才。像钱谦益那样的人,晚年闭户读书,在念佛中超度自己,也是无力感的表露。一方面忧虑有明一代精神的沦丧,一方面在独处中以诗文自娱。他与友人的通信里喜欢用“遗民”的字句称颂别人,而自己能做的,不过窗下的笔墨之乐。他在巨变时期的内心活动,很能代表士大夫的状况,江山改易,四海焚如,内心的焦虑都有象征意义,或者不妨说是儒文化衰微的象征。深读文献,不能不觉得读书人的可怜。

明代后期的文人五光十色。关于那段历史的叙述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像顾炎武、黄宗羲一直被后人推崇。傅山的精神为一般人所不及,有着英雄的气概。这也是阿英所说的“反山人名士”的代表人物。顾炎武被人称颂,是因为有操守与气节,那是儒家的道德标准的体现。但到了民国,人们对士大夫的表现有了另类的眼光。对儒家的气节、操守不免怀疑起来。为一个专制的魔王守节,值得么?围绕此点,争论多多。直到九十年代,张中行还著文谈明代文人的所谓气节,不过奴性。于是招致争议,有人甚至斥之为汉奸言论云云。较之于各类观点,赵园更相信士大夫选择的严肃性,而非将道德的尺度相对化。作者从遗民与忠烈的悲壮里,也有感于人性的光泽,其间坚不可摧的气韵,乃一种遗产。中国的进化,和这份遗产的存在也不无关系。在这一点上,赵园坚守的无疑是鲁迅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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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对明代历史知之甚少。王夫之之深切,钱谦益之渊博,袁宏道之洒脱,都让我感动。在朝廷腐败,江湖险恶之日,读书人退隐山林,或读经念佛,不说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也是一种精神的逃逸。钱谦益自己就嘲笑己身的无能,不过像众人一样“皆习于偷安,竟无能以仇虏为念”。但另一些文人,便在苦涩中悠然于山水之间,精神远离尘世,搞的是性灵之作。审美的路异于别人,自成一家,遂与世俗分离了。

三十年代北平的文人大谈明代小品,精神上未必没有呼应的地方。也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也未可知。按周作人的理解,像袁宏道这样的人,在乱世里有别样的文章,实在不易。但他们的消极与逃逸,不是西洋宗教式的参玄,而是一种政治态度。这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他对明代文学的理解要比林语堂、沈启无等人深切,是有文化的忧虑在的。周作人欣赏明代的一些作品,却并非认同一切。他在精神的深处是寻找一种文化的呼应,也是自己的本色。在为林语堂的重刊袁宏道的作品所写序言里,也批评了明代文人的一些精神,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的一味说好。借着古人说事,乃一种策略。其间也融下了他对世俗世界的不平之音。明代文人给他的亲切感,与古希腊的著作多少相似,虽然内容大异,但血缘的因素还是有的。跟随他的人未必都有这样的情怀,以致被许多人所误解,那也是无可奈何的。

历史的诡秘在于,大事件下的人生体验,总是不同的。同一件事情,学人总有不同的看法。明代历史的表述是一直存在差异的,连亲历时代的士大夫,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的版本。赵园注意到,王夫之、黄宗羲对事实的记载,就有不同的语调,偏袒、回护的地方也是有的。历史在不同的人那里,折射的是各异的光泽。到了民国间,读书人有不同的阐释也属正常。历史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但也未尝没有规律。从明清到“五四”,读书人重复着一种模式,打破它的,也只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那代人才可以做到。

考察这一段历史,便能理清后来社会的一些线索。赵园近年对明清之际士大夫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就有一种现代史理念的投射。她大概是带着民国后的历史的记忆进入明末清初,并没有隔膜的感觉,反倒得心应手。经历过“文革”的人,倘深入到明清的文献,其经验一定会有所作用。对应明清之际的文化,也不无神似的地方。这样的研究其实也是生命的自问。较之于那些为课题而课题的经院派研究,赵园的劳作,是有精神的温度的。

我疑心明清之际的文人一再被关注,可能是乌托邦主义的消散所致。历史的循环论在许多人的叙述里是隐含的因素。周作人当年讲明代文学,其实就是太阳底下无新事理念的闪现,也恰是他玫瑰色的梦破灭的时候。知道未来的期许有虚妄的地方,于是退到书斋,与古人为伍,找的是自己心仪的对象,或从前人的文字里体验生命的内蕴。今人讲明史,其实未尝不是在讲我们今天的体验。不同于“五四”后期文人的历史读解,当代的一些读书人,借此是照照镜子,寻找士大夫原点的存在。赵园的明清士大夫研究带有强烈感受的部分,那些生命的体味与神往,是打动读者的地方。只有被历史打动,才能在叙述中打动别人,作者无意中做到了此点。她说:

打动我的,始终是那些贴近士大夫的人生境遇的思想,更直接地反映着他们在这一历史瞬间的感受与命运,他们以之回应冲击、震撼的思想。还应当承认,某些言论材料的被我选中,也因了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士大夫的“精神气质”也系于他们言说的态度与方式,这一点往往被忽略,言说被抽离了具体情境中的具体生命,不再是曾经鲜活的个人的言说。无论明清之际士人的经世、任事,还是清理他们有关井田的谈论,我们都曾感动于明代、明清之际士人立身处世的严正。

对中国现当代文人的理解,倘参之明清的资料,当能看到血缘的脉络。而高低起落之间,写的恰是今人的心理原形。不过,恰如赵园所说,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在多变的时代,文人记载的只是一小部分,其余的多沉没到时光的黑洞里了。而那一小部分,也因了己身的经验的局限,不得向真实的旷野洞开,实在也是可怜的事情。叙述的过程也是遗漏的过程。也许只有那些情感的余波,才更能传达彼时的情境吧。

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在赵园那里是互动的存在。一旦交织在一起,就会有异样的力量。其中的声音、表情、心结,都可以回味再三。《想象与叙述》开头部分写明朝的灭亡,用的是史料,但叙述中史料的连缀却有强烈的画面感。我在那些陌生的资料的排列里没有芜杂的感觉,反倒觉得是一种精神的调色板的移动,纷至沓来的刀光剑影,血与火的流散,烟雾下绝望的呻吟,都可在文字中体味到。读者不觉得是文学的叙述,但却有极强的文学效应。真的迥别于前人,是学术里的诗剧,颇可一览。赵园关注的是细节,是日常里读书人的喜好、信念。她对士大夫于生死之际中表现出的对生活的热爱及紧张里的闲逸的心境,给予了诸多的关怀。“废园与芜城”一节,是史与诗的萦绕,在大量的日记细节的梳理中,书趣、乡愁、人际关系,历历在目。这样的还原,比读那些抽象的教义要生动得多。

我由此而明白了作者对明清之际的考量,为何有如此深的感叹。赵园的书没有多少明人味儿,倒多了“五四”的气息。以“五四”的记忆重返明清之际,那眼光自然是另一个样子。几百年过去了,我们究竟在多大的层面上跨越了古人呢?士大夫的流音不绝,才会招致动荡中的某些不幸。鲁迅当年对京派文人的旧文人气的警惕,不是没有道理的。

借着古人的遗迹而想象昨日,倘能还原场景里的气息与温度,那就有了生命的质感。历史也是生命的组合,聚散的背后是诗的闪光。司马迁写《史记》,用的是智者的目光,诗情内嵌着,最感人的还是那些呼吸间的活灵活现的场面。《史记》的叙述里不乏想象。要不是那些画面,我们对远古的理解,也许少了颜色的。史家的大境界不是简单的非议与认同,而是在史料的组织里隐藏着人与事的理解。晚清之后,激进的文人喜欢简单地对待逝去的存在,那是没有耐心静观的缘故。只有体贴地解读了前人,也就会冷静地对待我们自己。冷而有热度的叙述,才不至于把想象夸大。赵园的《想象与叙述》,小心翼翼地勾勒着旧迹,在浩若烟海的文献里寻找对象的原态,精神的冲动一直被控制着。和那些把历史简单化的作者比,复杂的体验中的诗情,更有庄重感。我们回望过往的生活时,类似的态度就显得异常珍贵。

二○一○年二月六日

(《想象与叙述》,赵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九年版,33.00元)

对应叙述与经典重释 篇4

关键词：冯梦龙 警世通言 对应叙述 主题建构

引言

冯梦龙的《三言》选录若干历史人物为故事的题材，并在重编时赋予人物有别史载的人格或遭遇，造成文本形象与历史印象的偏差，但历史的存在同时又为读者提供参照，致使相似题材文本旨意不仅停留于叙述层面，而应顾及编者对相关历史原貌的改编与处理，如《警世通言》第二卷所载《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以下简称《庄子休》）[1]即以道家人物庄子为重心，叙述其因路遇妇人“扇坟”有感，故假死并化身楚王孙以试其妻之贞节，结果其妻因越轨事发而羞愧自缢，庄生将其火化后鼓盆而歌，遂得闻其道。仅就文本叙述的层面的考虑，改编者着意刻划田氏的负面形象，使庄周丧妻后鼓盆的行为变得合理，但对照相关故事的历史记述而知，冯氏的敷演明显背离了传统的经典诠释，兹篇之撰，旨在以《庄子休》为重心，尝试从文本叙述的读解到文学思潮背景的考察，揭示冯梦龙建构主题的方式及动机，进一步展示《三言》故事与时代语境的关系。

一、对应式叙述结构与主题的关系

从文本叙述的表层观察，叙述者对庄妻的描述着墨颇多，其讉责意味由此亦显得相当突出，就其外貌而言，叙述者谓田氏“肌肤若冰雪，绰约似神仙”，想亦颇有姿色；就行动而言，撇除有关妇女守节等反讽性较强的誓言，按文本所叙，田氏确也曾“穿了一身素缟，真个朝朝忧闷，夜夜悲啼。每想着庄生生前恩爱，如痴如醉，寝食俱废”，可见田氏对庄周亦曾真心相待。

然叙述者的叙述笔触与田氏对庄周的忠贞，在楚王孙出现以后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田氏尚能为夫守节，叙述人笔调亦相对中性，然自述及田氏有意于楚王孙后叙述笔调有所变化，即就人物称谓而言，文本原来径称“田氏”，但自楚王孙出现后则称之为“婆娘”，语气相对严厉，反映了叙述者对故事人物的态度。除此以外，叙述者对田氏之淫性亦不殚白描揭露，如述其初见楚王孙而“动了怜爱之心，只恨无由厮近”，又谓其“每日假以哭灵为由”以亲近楚王孙，俱从田氏之行动直接塑造其负面形象。另外，叙述者亦借助心理刻划加强对田氏负面特征，如写田氏与楚王孙“情熟”后“所喜者深山隐僻，就做差了些事，没人传说。所恨者新丧未久，况且女求于男，难以启齿”等心理考虑、托老苍头通情后“恨不能不条细绳缚了那倘后生俊脚，扯将入来，搂做一处”、求楚王孙不遂后“只得回房，捱更捱点，又过了一夜”等内心活动，侧重写其淫心荡漾。

由此可见，叙述者对田氏的描述大抵可以楚王孙的出现为分界，前期对田氏的外貌、行动及言语描写相对较为正面；后期则从称谓、行动及心理描写揭示其不贞之举，写来较前期更为细致，初步塑造了田氏的负面形象，但田氏讉责主题的确立实为编者重新敷演故事新义的重要开端，冯梦龙随后增添若干情节或对话的对应式叙述，进一步深化田氏的负面形象。

（一） 人物语言的对应

“对应式叙述”就其宏观而言主要关注文本内情节间的相互对应，然就其微观立论，倘人物语言在同一事件上表述或对象相同，则两种话语便能相互印证，但古典小说的人物普遍被安排为对同一事件意见各异，而从不同人物的取向暗示或隐藏评判故事人物的线索。细考《庄子休》所录的人物对话，作者亦尝运用人物话语的对应以强调田氏之负面形象，而这两种对应的人物话语，恰好发生在楚王孙与田氏及庄周与田氏之间。从其表相而言，是田氏对两人的话语对应；但就其实质而言，楚王孙亦为庄周化身，所谓三人间的话语对应，实在只是庄周夫妇之间在语言上的相互交流而已，只是叙述者有意借语言揭示田氏的虚伪，这种借对应以强调人物形象的手段较直接的白描刻划更为深刻。

第一组人物话语的对应发生在楚王孙与田氏之间。相对而言，其内容的对应并不明显。田氏通过老苍头与楚王孙互通情意，但王孙碍于与庄子的“师徒”关系，不便与田氏相好，其后田氏以王孙未曾亲聆庄子之教释其疑虑，旨在促成其事，孰知王孙对两者关系仍有所顾虑，遂借老苍头之口拒绝，值得注意的是王孙拒绝田氏的第二理由：“二来庄先生与娘子是恩爱夫妻，况且他是个有道德的名贤，我的才学万分不及，恐被娘子轻薄。”事实上，文本中安排田氏在回应王孙三事时亦以第二件之回应尤其长，以下抽绎田氏有关王孙第二事之回应引述如下：

第二件，我先夫那里是个有道德的名贤？当初不能正家，致有出妻之事，人称其薄德。楚威王慕其虚名，以厚礼聘他为相。他自知才力不胜，逃走在此。前月独行山下，遇一寡妇，将扇扇坟，待坟土干燥，方才嫁人。拙夫就与他调戏，夺他纨扇，替他扇土，将那把纨扇带回，是我址碎了。临死时几日还为他淘了一场气，又甚么恩爱？（《警世通言》卷二）

田氏之回应每多歪曲事实之词，此读者对照文本相应叙述段落即可得知，如其谓庄子乃“薄德”之人，然文本明言“田宗重其人品”方以女嫁之，则田氏谓庄子其人无德，岂非连骂其父乎？又如田氏谓庄周“不能正家”以致出妻之事亦不副实，据文本所述，庄子前妻是“有过被出”，此在古代礼法中是可行之事，亦不应算为“薄德”之例；再如田氏指庄子乃“自知才力不胜”而却楚王之邀，则文本亦曾交代庄周辞却之时尝叹曰：“牺牛身被文绣，口食刍菽，见耕牛力作辛苦，自跨其荣。及其迎入太庙，刀俎在前，欲为耕牛而不可得也。”[2]此虽与史书所记未尽相符，但大体意思同为不欲为名利所累，亦非因“才力不逮”而却聘；而田氏有关庄周调戏扇坟妇人之指控更是无稽，据文本所述，庄周是路见不平而助之，即以所赠“纨扇”亦非庄周所强夺，而为妇人自愿所赠，且更已却其所赠银钗，可知庄子本无调戏之意。叙述者刻意在故事设置田氏为求尽快成其与楚王孙之好事而大放阙词，同时在文本相关段落交代事实以为读者对照之用。叙述者正通过这种对故事人物虚假陈述的揭露，将田氏急色之心活现在读者眼前。

另一组人物话语的对应发生在庄周与田氏之间，同样的确立田氏负面形象。庄周死而复生，除使田氏“吓得腿软筋麻，心头乱跳”外，亦借两者之言语交流进一步加强田氏的负面形象。在斧棺事件上虽让田氏以“方才听得棺中有声响，想古人中多有还魂之事，望你复活，所以用斧开棺”，此一似是而非的理由蒙混过去，但在田氏服饰及棺木位置的问题上却为庄周所究难：就其服饰而言，田氏为嫁楚王孙，确也浓妆艶服，据文本所述，田氏于再婚当天“把孝服除下，重勾粉面，再点朱唇，穿了一套鲜色衣”，又谓其与楚王孙一则“簪缨袍服”，一则“锦袄绣裙”，“双双立于花烛之下。一对男女，如玉琢金，美不可说”，可知田氏盛装之容。然新婚之夜亦是斧棺之时，田氏未及更衣，而为庄生“娘子守孝未久，为何锦袄绣裙”一语道破，只得试图以“开棺见喜，不敢将凶服冲动，权用锦绣，以取吉兆”之说开脱，但此说明不为庄周所接受而只应以“罢了”一句；就棺木的放置而言，田氏因楚王孙之请求而将棺木移于后山破屋之内，至为庄周以“棺木何不放在正寝，却撇在破屋之内，难道也是吉兆”此略带嘲讽的口吻相问时，田氏无言以对。然而，叙述语言对田氏谎言的直接揭露并未止息于此，而在田氏“煨热”庄周不遂后彻底被揭破。有关斧棺之事，本已为田氏蒙混而过，然文本借庄周醉后诗句“若重与你做夫妻，怕你巨斧劈开天灵盖”，实亦透露庄周早已洞悉田氏“斧棺”之真正用心，也是在文本叙述内将田氏的虚假陈述一一揭破，故作者虽未对田氏再作任何白描式的贬损描述，但读者在谎言与实情的对应之间已能对田氏有所评判。

（二）“假死”与“诈病”

“病”与“死”程度不一，但存其共性。但就其共通性而言，恰如文本设计庄子与楚王孙虽形为两人，实则同由庄子一人分饰，故叙述人为两人分设了“假死”与“诈病”两组对应情节，藉田氏于两组相似事件的表现，使田氏的“反讽”[3]形象更为巩固，而庄周借“假死”而离开故事，及后借楚王孙“诈病”而重回文本，可知此组对应叙述亦具备一定叙述功能。庄周的“假死”源于与田氏的争论，也出于试探妻子的动机，故在临终之前，特别提及田氏再嫁的问题，触发了田氏以下的一段誓言：

田氏道：“先生休要多心﹗妾读书知礼，从一而终，誓无二志。先生若不见信，妾愿死于先生之前，以明心迹。”（《警世通言》卷二）

田氏信誓旦旦，更表明以死相从的决心，使读者对田氏产生了有别于扇坟女子的预期。然而，随着楚王孙的出现，使上述誓言产生动摇，但导致其根本破灭者，即在楚王孙“诈病”一节，叙述者有意安排与“假死”相类一节，以提醒读者相关情节所蕴含对人物的贬损意义。楚王孙在成婚之日假装“心疼难忍”及“痛极不语，口吐涎沫，奄奄欲绝”，并借老苍头之口说道只有“生人脑髓”可医此病，但叙述者并没有安排老苍头直接要求田氏以庄子之脑髓治之，而将此提意归于田氏所提出，文本如此记述：

田氏道：“生人脑髓，必不可致。第不知死人的可用得么？”老苍头道：“太医说，凡死未满四十九日者，其脑尚未干枯，亦可取用。”田氏道：“吾夫死方二十余日，何不斫棺而取之？”老苍头道：“只怕娘子不肯。”田氏道：“我与王孙成其夫妇，妇人以身事夫，自身尚且不惜，何有于将朽之骨乎？”（《警世通言》卷二）

叙述者刻意安排田氏主动提出取庄子脑髓事，其间老苍头并未推波助澜，反之老苍头“只怕娘子不肯”给予田氏“回头”的机会。然而，田氏决意对已死前夫痛下毒手，并道出“何有于将朽之骨乎”等麻木之句，突显其“贪新忘旧”，不单未能恪守其于庄子逝前所发誓言，也表露了田氏为保眼前楚王孙而甘愿斧斫前夫之事实。对照之下，田氏言行之前后相异正好构成了反讽，使田氏在企图斧夫取髓之外复加违背誓言的道德指控，使田氏的负面形象更为确立。

（三）“扇坟”与“斧棺”

叙述者在田氏“斧棺”前设置了“扇坟”的情节，两组叙述同与妇人再嫁相关，但在性质及象征意义上略有差异，在叙述结构上亦起着不同的作用。“扇坟”发生在庄周“假死”以前，故事述庄周路经山下见一妇人于冢旁举扇，后问而知妇人遵夫遗命，而必得于坟土干后方得再嫁，因而举扇扇之以增其速，后庄周借道法而助之，坟土顿干，妇人遂以纨扇相赠，叙述者并借妇人“笑容可掬”及“欣然而去”等词一再强调妇人之意。此则故事与“斧棺”在象征意义上正好相对，该妇人与田氏同欲再结新欢，但前者尚待坟土干后方敢行事，而田氏则在庄周尸骨未寒之际已春心难当，两者虽同属背夫再嫁，但程度有别，表现为前者虽行事较缓，后者则较为性急，与各自所持物件“扇”所代表的柔弱与“斧”所代表的刚烈的象征意义在性质上正负相对。而“扇坟”作为庄周慨叹夫妇之道的缘由，则又可视为“试探”田氏之根源；“斧棺”使田氏再嫁之梦成空，庄周亦得见“夫妻之情”的真实内涵，则又可视为“试探”的结果。在此一开一合的首尾之间，使田氏对扇坟妇人的种种指责更具备反讽的意味：田氏在“试探”之先尚骂“扇坟”妇人为“千不贤、万不贤”、“如此薄情之妇，世间少有”，但在“试探”的过程中表现出较“扇坟”妇人更为急躁的行径，致有“斧棺”远较“扇坟”更为天理不容之事。从田氏在“扇坟”及“斧棺”两事之间表里不一的表现及两事缓急之别，使田氏对夫妻之情的破坏更是责无旁贷。文本中用以扇坟的“纨扇”为田氏所毁，而用以“斧棺”的斧头虽未被破坏，但夫妻之情却因而破裂至无可挽回的局面，无独有偶，其破坏者实亦田氏本人，与纨扇之破灭亦正好对应。然而，在故事的结末，田氏所毁灭的不单是与庄周的夫妻情谊，同时也直接毁灭了自己。

以上通过“扇坟”与“斧棺”对应叙述及象征意义的分析，我们发现叙述者有意以此两事为“试探”之缘由与结局，并以田氏在前后的言行矛盾来加强讽刺意义，又借“纨扇”毁灭于田氏之手而寄寓故事中各项事物最终亦毁于田氏之手，将责任始终置在田氏此一失节的女性人物身上，使田氏的反面形象更为明显，更有助谴责主题的表达。

总之，冯梦龙重编故事时通过不同的对应叙述强化田氏的负面形象，反映其讉责田氏的态度，这或许与冯梦龙“重情”思想或本身经历相关，但《庄子休》涉及传统经典的诠释，故讉责主题并非就反映文本旨意的全部，而应视为将故事情节合理化的手段，而非主题建构的全部。

二、对经典阐释的敷演与调侃

上文从文本内各种对应的叙述结构考虑了作品的题旨。然而，主题的建构不仅限于显性结构的显示，亦可通过作者有意设置混乱与距离等“非个人的叙述”模式以确立主题，[4]而其读者理解文本的阅读及阐释习惯亦在作者考虑之列。从《三言》的整体出发，以道教人物为题材者有《喻世明言》之《张道陵七试赵升》及《陈希夷四辞朝命》、《警世通言》之《福禄寿三星度世》及《旌阳宫铁树镇妖》与《醒世恒言》之《吕洞宾飞剑斩黄龙》等数篇，然考其内容均非以阐明道家及其学说为目的，更多属于藉助耳熟能详的人物以为调侃之例，其主旨并不涉及哲学命题的讨论，故冯梦龙虽在《三言》序跋中一再强调小说的教化观点，然其实际的改编处理则与此相悖，而反以游戏的笔触重释传统经典的哲学命题，此或许受当时心学盛行的影响。明中后期的哲学思潮表现为一种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朱熹对经典的解释一方面因考试制度而成为典范，但文人对八股文制度所衍生出的不满，又使当时思想界对朱熹的“致知”方法提出质疑，如后世视为明代心学导源者的陈献章即曾提倡闻道者“非得之书也，得之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道学传序》，《白沙全集》卷一），至王守仁时更强调本体的心对闻道致知的作用，所谓“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答徐成》，《王阳明全集》卷二一），反拨传统为学与修养皆以经典为权威的标准，两者的说法虽与冯梦龙在时空上并非重叠，但冯梦龙又确实曾与丘长孺、袁宏道等与心学关系密切者交游，[5]心学之流衍当对冯梦龙之改编产生影响。《庄子休》既赋予庄周丧妻以田氏不忠的解释，本身也有调侃严肃题材的意味。布斯《小说修辞学》曾提及部份作品“有意造成读者关于基本真理的混乱”，认为作者“对真理有意的改动，目的在于打破读者关于真理的信念，以便在提供真理时他容易接受”，[6]再如韦勒克在其《文学理论》中亦提及部份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比拟人事，把人事的一般表达转换成其它的说法，从而赋予诗歌以精确主题”，[7]然则，冯梦龙对经典题材作如厮处理，其最终目的为何？体现了改编者怎样的考虑？

（一）“庄周梦蝶”诠释的背离

“庄周梦蝶”原见《庄子·齐物论》篇末，通过梦里梦外庄子与蝴蝶之难分，述及“物化”等哲学命题，而传统理解亦多视之为庄周对“物化”观念的形象化表述，陈鼓应《老庄新论》认为庄周假借“梦蝶的一段美妙故事，由梦觉不分说到‘物化，以譬喻物我界限的消解融和”；[8]崔大华《庄学研究》则以“梦蝶”之喻与“大鹏”及“浸假”之喻性质相同，均旨在描写“物与物、物与人之间无界限、无条件的自由转化”；[9]而牟宗三《庄子齐物论义理演析》亦认为“庄周梦蝶”故事喻世人当泯灭物类界限及成心，[10]至吕思勉解《庄子·齐物论》亦谓：“此篇极言世界上物，虽形形色色，各有不同，然其实仍系一物”。[11]然而，《齐物论》涉及“物化”讨论的故事在冯梦龙笔下却被赋予了新的定义。《庄子休》入话述及庄周梦蝶故事，但意蕴与《庄子》原书不同，故事指庄周梦蝶乃因其前生为“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蝴蝶”，及后因为王母娘娘位下守花的青鸶啄死而托生为庄周，致使他生下来即“根器不凡、道心坚固”，并析庄子“资质非凡”之由，这种将严肃的哲学命题转换为显浅的因果关系的结果，使小说更贴近民众的水平。诚如上文所述，冯梦龙原意既非宣扬教义，而只考虑小说的教化作用，故其改动相对更着眼于小说的趣味性上，即如何激发民众的阅读兴趣以加强小说的教化效果，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历史人物的故事及传说，又或借用耳熟能详的故事重加改编，以满足民众对历史人物及经典诠释的好奇心理。更为重要者，这种对经典故事的另类解读在当时并无是非之分，理由是明中后期心学的兴起加以局势的混乱，传统已非权威，只要能言之成理的解读即能接受。冯氏在故事早段极力强化田氏的负面形象，或亦出于加强故事合理性的考虑，但其最终目的，或是借此庄周故事按己意再作演绎，表现了一种对权威挑战的思想。

（二）对“庄周丧妻鼓盆”故事的重新演绎

庄周于丧妻后鼓盆而歌事，原见《庄子·至乐》，主述看破生死的问题，其原文本通过惠施的质疑让庄周对死生之事有所表述，其中所述观点与《德充符》“以死生为一条”及《大宗师》“死生存亡之一体”[12]相互呼应。正因庄周参透其中生死变化，故丧妻而不觉哀伤，是庄子超脱生死的表现。然而，小说在庄周丧妻高歌前通过对应叙述塑造田氏夫死而春心荡漾、急欲再嫁而不择手段的负面形象，藉以为“庄周丧妻鼓盆”提供有别传统经典诠释的理由——将《庄子》原书所涉及的生死观念转换为较易为读者理解的情节，使庄周的悟道归因于幸灾乐祸的心态，本身已可视为冯氏对《庄子》的调侃。尤为巧妙者，作者更特意在《庄子·至乐》之外另拟鼓盆而歌之曲词，其中“人之无良兮”、“伊吊我兮，赠我以巨斧”明显为庄周对田氏的揶揄，将经典故事所涉及的元素皆按私意加以发挥改造，此举既顾及了读者的接受水平，也反映了文学思潮语境对冯梦龙的影响。值得留意的是，冯梦龙对《庄子》“庄周丧妻鼓盆”故事的重新演绎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大的责难，相反产生了一定影响力，今考如清初严铸《蝴蝶梦》传奇以“讥世俗妇女之侈谈节烈，而心口不相应者”为题材即明显继承冯梦龙的说法，[13]可见冯氏的改编在当时亦能取得认同。

综上所论，叙述者通过套入民众较易认可理解之“因果循环”及“寡妇失节”等原型以对传统经典故事作有别于主流的解释，这可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冯梦龙虽一再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但《三言》终非宣扬教义之作，哲理的表达正确与否非其首要考虑，故作者改编并未按经典原意敷演，反而加入其他元素，使传统的故事更具趣味，以促进小说传播；其次，本篇题名为“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但所谓“大道”之成缘于妻子失节之举而来，其于妻子死后之能鼓盆而歌，某程度上也缘于幸灾乐祸的报复心态，整个经典故事基本为冯梦龙私意的合理化开展，与当时心学讲求摆脱传统经典诠释的束缚正好吻合，可视为《三言》对当时学术语境的一种反映。

三、结语

《庄子休》采用对应式叙述结构以揭示田氏在言行上的差异，并通过“扇坟”及“斧棺”等象征意义进一步强化田氏之负面形象，从而有效地彰显故事对田氏的“谴责”主题，为传统经典故事的重新演绎奠定基础，使原来严肃的哲学命题得到通俗化的表达，照应了民间阅读经典的渴望，也顾及小说传播所衍生的趣味性问题，且其改编又与时代思潮相呼应，《三言》以历史人物为故事题材，不单未有削弱冯梦龙原创或改编之功，相反，在历史文本或传统印象的对照下，改编后的故事主旨往往能有更大的发挥，也更能反映改编者的参与，对当时作家心态及文化语境更具反映意义。

注释：

[1]本文所据版本为题署可一居士评：《警世通言》，东京：ゆまに书房，1985年。以下引述故事内容悉据此本，恕不另行标出，大段引文者则仅署页码。

[2]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录，庄子辞楚王聘时亦曾述及与冯梦龙所记相类之话，然冯作止于象喻，史书所记则较为明晰。庄子于牺牛之喻后云：“子极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从“无污我”、“无为有国者所羁”等句可知，庄子不出仕的原因，一则不愿同流合污，再则不愿为政务所羁。引文见[汉]司马迁，杨燕起译：《史记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1页。

[3]“反讽”简单而言可理解为小说中“表里不一”的描述，而这种表里相异的落差又往往构成了对当事人物的讽刺，有助揭示人物形象的阴暗面。“反讽”之说在国外小说论者较普遍使用，其定义可参Robert Scholes & Robert Kellogg,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pp. 240. 亦可参Andrew H. Plarks, ‘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Ming Novel (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123-126. 其中后者即蒲安迪教授更以“反讽”为中国明清时期“奇书文体”的主要修辞特征。

[4][美]韦恩·布斯，付礼军译：《小说修辞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412页。

[5]冯梦龙与明代心学思潮的关系，详可参宋克夫，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第八章“物欲的认可——《三言》的物欲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296页；左东岭：《阳明心学与冯梦龙的情教说》，《明代心学与诗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370页。

[6]《小说修辞学》，第297页。

[7][美]雷·韦勒克，奥·沃伦；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0页。

[8]陈鼓应：《老庄新论》，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8页。

[9]崔大华：《庄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10]牟宗三讲述，陶国璋整构：《庄子〈齐物论〉义理演析》，香港：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6-220页。

[11]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13]语见《小说考证续编·卷二》引《花朝生笔记》，参谭正璧编：《三言两拍资料》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

参考文献：

[1][清]王先谦撰．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汉]司马迁．史记全译[M]．杨燕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