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分工地位（共11篇）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1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分工。前三章分别从 “分工”“分工的起源”“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三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探讨。因为有了分工才有 了生产力成比例的增长,才有了每个工人除了满足自己需要以外,还有大量的产品可供自由交换; 早期的人类进行以物异物,只有通过交换才有了自己需要而自己又无法生产或者独自生产的生活必需品,此时人类就有了分工的意向; 但是市场很小的时候,我们无法把生产剩余的产物去随意交换其他所需产物,那么人类发展就需要分工,宏观上讲也就是市场的扩大,所以运输尤为重要,强大运输能力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大型市场的形成,此时人类有了交换剩余生产产品的能力,分工就会带动社会生产力大幅度的提高。当分工使得人类社会中的剩余产品积极地交换到需要的人手里时,一种普遍的富足感就会充盈整个社会,国家就会富足,这也就是《国富论》中的“国富”一词最基本的含义。
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从事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到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国富论》的第一章就提到了分工是社会生产力成比例增长的关键因素,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恰恰是分工的国际化开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分工地位的高低,根据《国富论》的理论,低端的地位就会导致中国在分工中的不公平,“国富”中的富足成分会向其他处于分工高端地位的国家流动。因此中国制造业必须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上,才能保证“国富”的实现。
中国制造业在这条价值链中一直处于下游,可以说所处地位相对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国家地位实在不高。在生产环节中我们的制造业制造的更多的是比较低端的生活基本用品,比如鞋、衣服等,而对于一些高科技产品而言,中国的制造业任重道远; 在销售环节中,中国自主研发品牌的竞争力有所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也开始得到世界商品市场的认可; 回收处理的过程应该是中国企业做得最不好的一个地方,这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问题,政府要求的程度和民众的意识素质都是制约这一重要环节的阻碍。究其原因就是中国融入的程度不够或者说还没有真正融入进来,“参与”和“融入”是两个相近又不一样的词汇,“参与”代表我们进入其中,表现自己,程度较浅; 而“融入”却指全身心的投入与开放。而现在中国制造业的情况就好像我们只是做了最低等的工人,却没有资格进行管理与决策,这无疑是对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打击与巨大限制。所以,使中国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来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影响重大。
2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 的影响
2. 1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积极 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于全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而这个标志却是历史的必然。《国富论》的第三章核心内容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经济全球化直接作用于市场,将市场扩大到了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极限, 这就使得分工的必要性更加明显,分工产生的条件更加充分。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也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国富论》的划时代意义就体现在它对于世界经济的成功预判,市场的扩大导致分工程度的加深,中国制造业利用自身的条件正在成为全球价值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比如稀土资源的半垄断性等,中国比较成熟的产业正在向世界输送价值万亿单位的商品,在某些强势领域甚至可以影响全球同类商品的走向和未来,不得不说中国本身自然资源环境的优秀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中国制造业地位上升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另外,排除中国自身的影响,从融合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考虑,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化发展在资源共享的过程中收益颇丰,例如石油天然气等现代主流能源的进口, “取百家之长,融自身之短”。融入全球价值链,掌握了更多地信息与资源,中国制造业在其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自然会提高。
2. 2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消极 影响
虽然中国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收益颇丰,但是许多不利因素也开始显现。
《国富论》第二章中指出一个现象,当每个人都专注于一项工作可以提高生产力,而每个人多余的产量又能通过和别人多余的产量交换来保证得到其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于是这就鼓励了每个人投身于某一特定的职业,形成分工。
这个现象本来是分工的起源现象,但却揭示了一个中国制造业目前存在的尴尬情况。每个人都投身于某一个特定职业本身没有什么毛病,但就是这一点长期稳定的存在使得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许多方面处于低端,而这种现象却有成为常态的趋势,这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问题巨大。综合来说: 中国制造业会有在全球价值链中某些方面的低端地位被锁死的风险。并且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中许多方面没有办法与发达国家进行抗衡,使得中国制造业自己的优秀资源只能经过粗加工甚至不加工就输入发达国家的产业链中。而这些好的资源本来可以等技术成熟时由我们自己使用,可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代价就是“身不由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技术等因素的不成熟而痛失价值升级的良机。1
3 如何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3. 1 发展科学,掌握尖端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真理是世界公认的, 只有掌握了高端的科技才能处于高端的分工地位。市场变大了,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正在更加细致地划分,中国制造业只有掌握了更加高级的科学技术,才有在全球价值链中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不是做被动廉价的地位低下的工人,以目前受世界关注度极高的高铁举例,中国的高铁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世界先进甚至世界领先的地步,李克强总理在许多外交场合公开“推销”中国高铁,成绩斐然, 在高铁这个制造行业里面,中国掌握着核心技术、尖端科技,我们就有在全球价值链“上游”控制全局的能力与权力,这样我们才是这条漫长价值链制造业国际分工的上位者。
3. 2 建立自己的运输网络,多角度提高国际竞争力
上文提到过,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表现中来看,是“参与”,而不是“融入”,我们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来提升国际竞争力。比如在《国富论》的第三章中提到了运输能力对于分工的重要性,这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世界运输的脉络就掌握了国际分工的主动权,不再受制于人,所以中国制造业应该积极建立自己的运输网络,按照亚当·斯密的超前意识来完成对于世界市场份额的掌控和输出。
3. 3 政府的有效引导
中国的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的行为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如果政府在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发展之路上提供更多地有效引导,那么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机会得到更加主观的改变,而不是靠产品去缓慢的占有市场,这样才能更高效,不走弯路。
4 结束语
《国富论》给了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许多划时代的启发和点拨,尤其是前三章对于分工的解说更是从起源开始,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做了本质的解释,这也给了中国制造业许多启示,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有积极影响,这是机遇,而同时也会有消极影响,这是挑战,时代就是这样,机遇与挑战并存,把握好分工的尺度与分工的“上下游”关系,积极发展尖端科技,建立自己的运输网络,多角度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加上政府的积极有效引导,中国的制造业就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中国正在崛起复兴的道路上勇敢的前行,最大的中国梦就是国富民强,中国制造业受世界瞩目,全球价值链给了我们复兴崛起的机会,我们应该抓住机会,并且在国际分工上游地位中占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当那个时候,亚当·斯密的设想就会实现,中国就会真正的民强,国富!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2
摘要 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就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随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扩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字 中国 国际影响力 国际地位 国际形势 金融危机 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光阴如水，岁月如梭，弹指一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仍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安全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面对新的挑战，各国应超越传统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加强交流合作，密切相互协调。应当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立适应各国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保障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发展的权利。应当充分尊重各国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各种文明和各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也就是说，和平、缓和与发展，合作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大国都寻求与中国合作，中国的市场潜力与综合国力是众所瞩目的。大国关系主旋律是协调、良性互动。美国一超多强中的超级大国，但是尽管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目前没有变化，但它政治上失策、经济上失控使它不得不放弃单边主义，更注意寻求大国间的合作支持。欧盟的战略地位有所上升，国际参与力度进一步增强；俄罗斯进一步抗衡西方的战略挤压，特别是北约东扩。俄格冲突表明俄不会牺牲战略底线，但不寻求同西方的对抗，不会回复到冷战时期。日本寻求大国地位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但也十分注意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强，西方大国在处理国际热点时寻求与它们的合作与协调。大国关系力量对比的这些变化会牵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不少国家已提出要建立新的地区经济体或货币体系。新的地缘战略正在酝酿调整之中。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他主要力量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美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冲击。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兴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增大。
变化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在美欧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一再表明，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可以说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传递着战胜危机的“中国信心„‟。
2.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断行动。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欧盟财政规划和预算事务委员达莉亚•格里葆丝凯特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虽然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还需各方的磋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轮金融危机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的。”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可望在危机后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变化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提高，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粮食和能源问题等其他重要国际议题方面中国的主张和建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资本市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人们相信中国将成为国际舞台上更为引人瞩目的力量变化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一些舆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相继失败之后“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了世界发模式的未来潮流。如果说欧洲“莱茵模式”和美国“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引领风骚“中国模式”‟将主导21世纪。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中国模式”的影响在全球范围日益彰显。
4.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关注度日益上升，把中国发展当作自身新机遇，同时也担心竞争的一面。
拉美国家在经受了上个世纪90年代“拉美模式"的失败之后对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关注度日益上升。拉美国家认为中国模式不同于已经失败的苏联东欧模式也不同于他们眼下不时要面对的西方模式。他们对中国发展模式最感兴趣的是怎样以本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既维护政权稳定又实现经济以较快速度持续发展。
非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态势，使中国对非洲的需求比60年前有了明显的上升，这正是非洲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非洲“向
东看”的主张进一步增强。很多非洲经济学家算了一笔账，非洲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经济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达到40%的规模就有数亿人要进入中产阶层的行列这跟一百年前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崛起的情形一样必将极大拉动全球包括非洲经济的发展。
中东伊斯兰国家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经济大国更是一个在全球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他们希望中国成为国际格局中的一支平衡力量帮助他们减轻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带来的压力。同时也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帮助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上，能使局势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从文化上讲，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全世界掀起学习汉语的热潮，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开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与一些国家互办“文化年”活动，也是中华文化影响的例证。奥运会、世博会在中国召开，更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认可，也是更好的将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的途径。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在外交上有明显的体现，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这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展现了一个大国的风采。
第一，经济实力地位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达到4.4万亿美元，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在此轮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也提升了自己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今年2月16日，日本内阁府(Cabinet Office)发表的统计速报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08年四季度（10月至12月）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实际下降了12.7%，创下自1974年以来近35年的最大跌幅。1974年日本经济因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影响，当年一季度GDP曾下跌13.1%。反观中国，GDP逐年增长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不得不谋求与中国的合作，日首相鸠山在与中国主席胡锦涛会晤期间提出其按欧盟形式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其方式可能包括采用单一货币等。胡锦涛未对该提议表示同意，但他表示希望通过解开争端症结以实现海域的和平与友好。早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就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时候明显是为侵略所找的借口。但现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明显是日本的民主党派认为中国可以帮日本脱离美国，寻求更好的发展，东亚共同体的主导国必然是中国，统一的货币必然是人民币，这难道不能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升吗？
第二：除经济实力外，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中国的投入较之前有很大提高，使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
第三，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上升的同时，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国际地位持续下降，更加显示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上升。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显著下降。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声誉下降，不得不有所调整。此外俄罗斯等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也持续下降。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虽然发展速度不慢，但其实力和国际地位始终无法追赶中国。
第四，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对外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在联合国事务、国际经济金融改革、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海盗等方面的行动和表现，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认可。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和平转型时期，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首先我们应解决好自己内部的问题，如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制度建设的滞后性，生态与资源问题等.并且应该统筹国内与国外的
两个大局，处理好两个关系。在国际上随着自己地位的提高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体现自己大国的地位。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件好事情。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为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自己强大的一面，还应该正视我们依旧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许多外国人来到北京、上海等繁荣城市的外国人都说他们不相信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给世界带来的震撼一度使外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阵营。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3
一、中国、东盟和美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入，国际分工迅速由“产业间”、“产业内”向“产品内”分工深化。以美国苹果公司生产的iPhone 4为例，除了程序开发、外形设计和极少核心零部件是由苹果公司总部完成以外，整部手机包括零部件的制造及组装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完成的，涉及的国家有中国、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及东盟国家等。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2012年数据显示，中间产品贸易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所占比重为58%，占区域内贸易的一半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在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垂直分工体系，催生了大量中间产品贸易造成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贸易可体现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层次。
（一）中国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2002年至2012年，中国中间品的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都在40%以上，初级品在12%左右，最终品在47%左右。中间品占比在2012年是42.1%，但比重在逐年下降，产品内分工的强度有所下降。零部件出口比重从2002年的8.2%上升至2012年的9.4%，而进口比重则从13%下降到11%，虽然零部件进口一直大于出口，中国是零部件净进口国，但逆差额在不断缩小，正向着零部件出口国转变的趋势。这说明中国虽然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比较低，处于分工体系的中后端，扮演加工制造业和组装业的角色，但随着跨国公司FDI通过价值链的跨国延伸，促进了生产网络内部的知识在不同国家的消化吸收，参与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和参与范围的不断扩展，中国的技术水平会得到不断提升，出现沿产业链向上移动的趋势。由于老挝和缅甸数据的缺失，本文统计了东盟八个国家的产品内分工程度数据。
（二）美国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美国中间品的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从2002年的41.1%下降到2012年的37.1%。初级品比重在12%左右，最终品占比在50%左右。最终品占比大于中间品占比。从中间品的组成来看，零部件进口大于出口，是逆差。零部件占中间品的比重在十年间呈下降趋势，从2002年的51.1%下降到2012年的42%，而半成品则从48.9%上升到58%，中间品当中的半成品比重大于零部件比重。可见，美国虽然处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的高端分工环节，但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小，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更多的是处于生产核心零部件、消费最终品的地位。
（三）东盟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东盟中间品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在61%以上，超过了初级品和最终品的总和。东盟国家是零部件顺差国，零部件出口大于进口，在跨国FDI主导的生产网络中处于零部件生产的位置。从中间品的组成来看，半成品占中间品的比重近年来在60%左右，零部件比重在40%左右。半成品比重大于零部件比重，说明东盟虽然是零部件生产国，但出口仍主要集中在初级零部件和半成品，而半成品主要用于纺织服装、家具制作、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投入，属于相对低层次的分工领域。
二、中国、东盟和美国贸易不平衡问题
（一）中国与东盟、美国的贸易失衡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是由国际分工决定的，我国的贸易状况主要是由我国在跨国公司FDI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分工地位决定的。表2显示的是2002年-2012年我国与美国、东盟的贸易差额变化。从表2可见，中美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从2002年的427.2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189亿美元，增长了4倍左右，除了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出现下降外，总体上呈扩大趋势。中国与东盟贸易方面，中国基本上处于逆差状态，并呈波动状态。2010年之前，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最高点出现在2004年，为200.8亿美元，随后几年逐年下降，2009年降到最低值的4.2亿美元，但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逆差迅速回升，并逐年增加，在2012年贸易逆差达到193.2亿美元。
从产品内分工来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除了初级品是逆差之外，中间品和最终品都是顺差。2012年，初级品逆差占总逆差比重在16%左右。中间品当中的零部件和半成品所占比重为9.4%和13%左右。中美贸易顺差最大的是最终品当中的消费品。消费品贸易顺差占总贸易差额的50%以上。
图1显示的是中美两国贸易差额比重的变化情况。初级品逆差比重一直在加大，半成品比重变化比较小，零部件比重从2002年的5.8%一直增加到2012年的13.1%，有扩大的趋势，而零部件产品大部分是精密仪器、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工具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附加值比较高，属于相对高等次的分工领域。零部件顺差比重逐年增大，说明中国在追赶美国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随着知识资源、技术资源的不断积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缩小，中国并没有被锁定在低端的生产分工地位 。
从最终品组成的贸易差额来看，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在2012年都在50%左右，但资本品比重从2002年以来一直在增加，而消费品在近5年来一直保持在53%左右。资本品和消费品是中美顺差最大的贡献来源，两者相加组成的最终品占中美贸易差额的80%以上。这说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消费品出口国，美国消费了大量的在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最终品，中国的加工贸易特征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充当了加工贸易和组装的承接者以及最终品供给者的角色。美国在研发、设计和营销上占据优势，处于生产分工的高端位置，是最终品的消费国。
（二） 美国与东盟、中国的贸易失衡
表4显示的是美国与东盟2002-2012年的贸易差额占美国总贸易逆差比重的状况。美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波动中逐年上升，但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却是不断下降的，比重从2002年的7.8%下降到2010年的5.9%，除了在2005年和2012年有所回升之外，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比重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的，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差额的比重在逐年上升，比重从2002年的22%上升到2012年的43.2%，10年时间里中美贸易逆差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扩大了一倍。美国是世界贸易的逆差国，总的贸易逆差在2008年达到峰值的8162亿美元，近两年以来一直保持在7200亿美元左右。
从美国与东盟贸易产品组成来看，2012年美国与东盟最终品贸易在总贸易中的比例为60%左右，中间品贸易占比是30%左右，而初级品大概是10%左右，初级品比重有上升的趋势。从贸易差额来看，东盟对美国是零部件进口国。
（三）东盟与中国、美国的贸易失衡
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顺差从2002年的76.1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93.2亿美元，除了在2008年和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出现下降外，双方贸易差额处于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东盟对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国。中国—东盟将在2015年全面实行贸易零关税，双方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发展。虽然东盟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从2002年的364.2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475亿美元，但贸易差额占美国总差额的比重是一直下降的，也就是说，东盟与美国的贸易差额相对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是处于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顺差在增加，而东盟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减少。
从产品组成来看，东盟对中国贸易方面，初级品和中间品为顺差，最终品贸易是逆差。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初级品比重上升，说明中国对东盟国家原材料和能源等产品的依赖性在增加。2012年，东盟出口至中国的中间品差额占双方贸易差额的45%。中间品当中的半成品和零部件，是东盟对中国贸易逆差最大的贡献来源。
三、三方的贸易格局形成原因分析
（一）中国、东盟、美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2002年-2012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而同期东盟整体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8%，只相当于中国增长速度的53%左右。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对全球所有国家的划分标准，除了新加坡和文莱之外，东盟其他成员国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内需不足。因此，东盟对中国最终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向中国进口少是导致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同时，向高收入、过度消费的美国输出大量最终品也加剧了中美的贸易顺差。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充当了加工贸易和组装的承接者以及最终品供给者的角色。因此，欧美对中国制成品和最终品的过度需求要求中国从东盟进口大量的中间品，并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导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中美顺差已成为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而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产品内分工格局是造成三方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二）三方产品内国际分工位置
产品内分工使得国家之间的分工表现为产品生产链上不同环节的分工，而不是最终产品生产上的分工。一国只要在某个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利润最大化原则，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原理在全球构建生产网络，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产业链条中。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在简单零部件的制造和加工组装业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在这种产品内分工体系中， 欧美、日本等从事高附加值的上游（研发设计和核心零部件生产） 和下游（营销和售后服务）， 中国参与低附加值的中游部分（加工装配） 和部分上游部分（零部件生产），东盟则主要从事简单零部件生产以及出口至中国进行加工组装，这导致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虚高”的现象。因此，我国贸易顺差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产品内分工格局体现了我国外贸两头在外，高顺差、低附加值的特征，更揭示了处于全球生产网络高端位置的欧美把贸易失衡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的事实。只要三方在全球生产网络产品内分工中的相对位置不变，贸易不平衡的格局将会持续发展，
（三）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贸易方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而且外商对华投资中加工出口贸易的投资比重较高，致使加工贸易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的贸易格局自90年代初由逆差转变为顺差，此后，对外贸易一直维持在顺差状态。其中，中国对欧美、香港地区主要是顺差，而且顺差比较大，对日本基本平衡，对东盟、中国台湾和韩国是逆差。2007、2010、2012年，加工贸易顺差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分别为2491亿美元、3229亿美元和3546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比重为96%、176%和154%，加工贸易顺差已超过了我国一般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顺差在持续扩大，而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机电产品、笔记本、运动装备、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加工制造业。
（四）东亚产业转移和产业链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等以电子行业为主的跨国公司在亚洲进行电脑、通讯产品的投资，并逐渐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和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进入21世纪，随着工资成本、资金成本以及税负的加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已经开始把更多的位于价值链中低端，低附加值的产品或生产环节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低廉的中国内陆，由此形成了日本、“四小龙”、部分东盟国家等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来源地，中国为最终产品的加工装配基地，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销售市场的贸易格局。由于我国从事贸易品最后的生产环节（即加工装配）， 东亚产品内分工网络对欧美国家的出口便成了我国的出口。向中国转移的原东亚国家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为中国自身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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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4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 随着国际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各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变化, 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 在分工形态上发生了深刻变化。
1、混合型分工新形态的形成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形态不断深化发展, 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形态。所谓产业间分工, 即国际分工在不同的产业间进行。如发展中国家从事资源类初级产品的生产, 发达国家从事制成品的生产。在这种分工形态下, 产业边界是清晰的, 形成以垂直分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格局。所谓产业内分工, 即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具体而言, 产业链条可分为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这三大环节。在这种分工形态下, 发达国家着力于研发、品牌营销和控制核心技术环节, 而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 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 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 承接着各种产业环节转移, 着力于加工制造环节。而产品内分工, 指国际分工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配件的不同技术含量进行。当代国际分工形态正向着三者混合的方向发展。
2、价值链分工形态的出现
如今, 商品价值实现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大环节。首先是技术环节, 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其次是生产环节, 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再次是营销环节, 包括销售后勤、批发及零售、广告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就增值能力而言, 这三个环节呈现出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型走势, 因此, 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当国际分工深化发展成为增值过程在各国的分工即价值链分工后, 就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生产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生产之间的分工, 甚至是设计与制造的分工。这种价值链分工的细化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更多地体现为其在全球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 而非传统的最终产品优势。国际分工总体的边界已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 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这种分工形态的出现使国际分工的产业边界在弱化, 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作用在提升, 使各国争夺价值链顶端的地位成为未来产业发展升级的指导方向。
3、国际分工地位的决定因素
一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的U型价值链中的位置, 取决于其知识要素等高位经济资源的拥有状况。在知识经济时代, 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 而是体现在价值链分工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真正决定国际分工地位变化的, 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结构如知识型劳动力、知识、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等高位经济资源的拥有状况。
二、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地位的研判
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应从所取得的成绩及尚存的不足来全面判断。
1、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 中国摩托车占世界产量的43%, 电脑键盘占39%, 家用空调占32%, 洗衣机占26%。2001年, 日本通产省的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产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迅速上升。另外, 从2001年到2005年5年间, 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5.1%, 外贸进口年均增长24%, 分别比“九五”时期高出14.2和12.7个百分点, 是历史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十五”后期我国对外贸易连续两年突破1万亿美元关口, 稳居世界第3大贸易国位置。据此, 可以看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
2、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仍较低
我国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中仍处于较低层次, 接近U型链条的最底端, 因此获取的分工利益很低。从我国产业发展历程看, 即使是最具竞争力的工业产业, 其大部分工业行业及产品与发达国家占据具有垄断地位的战略环节、获得价值链上最多增加值相比, 还有相当的距离。例如, 从大纺织角度来看, 在服装类制品中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十分显著, 而在纺织纤维类, 即作为大纺织的上游环节、并且具有较高附加值的面料环节中我国并不占优势。如再考虑到第一、三产业不够发达, 更能说明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中我国处于较低层次。
三、我国产业所处国际分工地位的原因分析
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和价值链底端的现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比较优势的负作用
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大优势, 不仅吸引成本驱动型的外商对华投资, 而且承接国外公司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一方面这种优势为我国经济增长及解决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另一方面这种优势同时也造就了我国在当前国际分工地位中低层次的分工局面。以这种比较优势, 我国成为加工制造业强国, 但事实上我国加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家电、服装、纺织品、鞋帽、箱包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大多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工、组装以及部分非核心零部件的生产, 即处于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低端。
2、我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受各种因素影响, 我国产业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 缺少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已经超过50%, 但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在与彩电相关的104项关键技术中, 我国只掌握了其中的60%;在65项手机相关的关键技术中, 我国只掌握了50%。另外, 在57项DVD关键技术中, 我国仅掌握了15.8%。这种缺少核心技术能力的状况, 导致了我国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行业。
3、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
我国产业发展主要依赖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的大量投入, 未完全摆脱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国内许多产业的高速增长仍然主要依靠高投入尤其是资源的高消耗, 以产品数量扩张和低价策略参与竞争。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我国产业在参与国际分工中主要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低利润为主要竞争方式进行的, 自然会导致我国当前的国际分工层次低。
四、我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策略
1、强化产业开放意识
全方位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将与世界市场经济及其运行规则全面接轨, 而且我国产业发展也将以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为基点, 参与全球国际分工。那么, 很有必要从“产业开放”的角度, 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具体而言, 一方面要紧跟当代世界产业发展的主流, 通过具有超前意识的产业开放思维, 把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放在本国之内考虑, 而且要放在全球产业大环境中进行考察, 进而实现产业国际化经营。另一方面, 顺应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外向化、国际化的客观趋势, 要求以全球资源 (能源、原材料、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 为基点, 以全球市场为导向, 把在全球地域空间上实现其调整和升级纳入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的视野。
2、指导国际分工的理论应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 受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思维的影响, 我国一直把劳动力成本优势作为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 并相应地大力发展诸如纺织、服装等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忽视了对传统高科技产业、生物制药等新兴朝阳产业和未来世界性主导产业的重视和培育。这导致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具有“比较优势陷阱”的特征:出口过于集中于低技术含量的产品, 低技术含量产品的比较优势比较明显, 高科技含量产品的比较优势相对较弱。为此, 国内指导国际分工的理论应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 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传统的以增量方式实现的贸易增长是粗放型贸易增长, 而集约型贸易增长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通过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的方式来实现贸易增长。实现外贸出口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引导我国参与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分工和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国际竞争。
4、加强自主创新, 促进技术进步
当今国际分工地位中长期处于优势的产业主要依赖于先进技术。我国要提升产业竞争力, 改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就要重视技术进步, 强化自主创新, 掌握核心技术。
5、培育自主品牌, 强化营销网络
培育自主品牌, 不仅有利于提高市场占有率, 而且能提高盈利率和增值率。我国出口产品众多, 但是在国际市场中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不多。然而, 很多发达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大多着力于研发、品牌营销和控制核心技术环节, 以此居于价值链的高增值环节, 所以一定要着力培育我国产口的自主品牌。
摘要：国际分工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劳动分工, 它是一国内部社会分工不断发展和深化进而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当代国际分工格局呈现出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三者的混合型分工新形态, 并最终向价值链分工形态演进。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国际分工形态新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我国所处分工地位的研判, 探讨提升我国分工地位的对策。
关键词：国际分工,分工形态,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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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5
前言
弹指挥间，时至年终，又到形势政策交论文时。这次的话题是“中国国际地位分析”。事实上，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分析虽然早已成为舆论热点，但对我而言，这个题目并不好写，最主要的原因是的这个题目综合性太强，必须从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等方面分析，缺少其中一个方面来谈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显得片面。而就我个人的知识面来说，要全面分析中国国际地位却是有些吃力。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文字材料，虽然真正属于自己的预言并不多，但在这过程中确实学习到了很多。在分析中国国际地位之前，我先去了解了一些基础的知识。
有关国际地位的一些知识
国际地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学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情况。
2008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国际影响扩大最快的一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
中国经济实力地位的上升
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达到4.4万亿美元，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在此轮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也提升了自己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今年2月16日，日本内阁府(Cabinet Office)发表的统计速报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08年四季度（10月至12月）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实际下降了12.7%，创下自1974年以来近35年的最大跌幅。1974年日本经济因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影响，当年一季度GDP曾下跌13.1%。反观中国，GDP逐年增长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不得不谋求与中国的合作，日首相鸠山在与中国主席胡锦涛会晤期间提出其按欧盟形式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其方式可能包括采用单一货币等。胡锦涛未对该提议表示同意，但他表示希望通过解开争端症结以实现海域的和平与友好。早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就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时候明显是为侵略所找的借口。但现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明显是日本的民主党派认为中国可以帮日本脱离美国，寻求更好的发展，东亚共同体的主导国必然是中国，统一的货币必然是人民币，这难道不能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升吗？
中国军事、科技、软实力的增强
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中国的投入较之前有很大提高，使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2008年9月25日晚21时10分04秒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9月27日下午16时30分航天员翟志刚首次进行出舱活动, 成为中国太空行走第一人。中国的航天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令世人另眼看待的地步了，法国等一些国家也纷纷找中国帮忙发射卫星，这不也是变相的承认中国航天科技的发达吗？
2009年中国60周年国庆大阅兵上，中国展示了歼十战斗机、新型主战坦克、新型战略导弹、“空警-二000”和“空警-二00”预警机、。“直-九” 新型武装直升机、改进型九五式枪族。在中国建国以来的第十四次阅兵中以全部是国产的先进装备出现在阅兵方块中，歼十的横空出世，令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第三代战斗机的国家；ZTZ-99式新型坦克综合性能处于世界第三代坦克的前三位；九五式枪族再次说明中国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够独立研制轻武器的国家之一。在这一系列的名头面前还有哪个国家敢于以身试险呢? 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上升的同时，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国际地位持续下降，更加显示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上升。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显著下降。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声誉下降，不得不有所调整。此外俄罗斯等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也持续下降。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虽然发展速度不慢，但其实力和国际地位始终无法追赶中国。
另外，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对外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在联合国事务、国际经济金融改革、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海盗等方面的行动和表现，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认可。
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和平转型时期，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首先我们应解决好自己内部的问题，如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制度建设的滞后性，生态与资源问题等.并且应该统筹国内与国外的两个大局，处理好两个关系。在国际上随着自己地位的提高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体现自己大国的地位。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件好事情。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为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自己强大的一面，还应该正视我们依旧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许多外国人来到北京、上海等繁荣城市的外国人都说他们不相信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给世界带来的震撼一度使外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阵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地大物博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原本发展就不好，领土辽阔导致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由于政策和地理位臵的原因发展迅速，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内陆地区，西部的经济并没有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许多山区的交通、教育仍旧处于落后阶段。人口的基数大，增长速率快所带来环境问题，法制建设不够全面等问题、奥运会境外火炬传递、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台湾问题虽然有所收获但仍旧未能统一等。在国际上，仍旧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国际争端，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争端、中印边境西段阿克塞钦地区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中韩苏武岩问题、南海群岛问题。看似一小块面积的问题其实牵扯出了巨大的利益，双方都不可以无条件放弃，唯有中国足够强大才能震慑住这群妄图侵吞中国财产的饿狼。在西方国家的眼里中国人给她们的印象也不怎么样，大量的偷渡客只能让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连自己的人民都不愿待下去的国度，偷渡客越多正是因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所导致的。
我们在世界的形象有两个：一个是强国，越来越强；另一个是“坏国”，批评我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是世界的主流，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没有法制、没有信用，这是西方世界比较普遍的看法。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他们说我们是强国这是事实说明的，对我国的负面印象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在骄傲的同时也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客观的心态来看待如今的地位。现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走在世界的前列，就这两点就可以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精神文明建设没跟上脚步，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相信在不久后中国就能摆脱名声不够好的困境了，毕竟这也是西方国家有意渲染的结果。
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看的一本篇文章，作者表示，美国某杂志称中国为“超级大国”其实只是一些西方国家的“糖衣炮弹”。当需要中国分担更多责任时，某些西方国家便会适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我们不妨一同浏览一下这篇文章——
中国成超级大国是个伪命题 据美国研究机构最近的统计数据，过去10年中，中国的崛起甚至超过伊拉克战争和“9·11”恐怖袭击，成为世界头号新闻。而在美国《福布斯》杂志15日的一篇文章中，人们发现其题目竟然“赤裸裸”地用了“中国已是超级大国”。对此，俄罗斯专家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近日撰文指出，虽然中国竭力证明它对超级大国的地位既不艳羡也不憧憬，只专注于国内问题的解决，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及规模不可避免地提升了它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分量。
在即将过去的2009年，中国表现得更像是一个传说中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仍旧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7.1%。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牵引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引擎之一。据有关机构估计，中国今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50%。与此相应，有一个很微妙的事实是，在今年以来的重要国际会议上，“听中国怎么说”已成为一种常态。
那么，中国真的已经是“超级大国”了吗？很显然，这是一个伪命题。单就经济数据而言，中国的“超级大国”头衔就名不副实。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8日在哥本哈根出席气候变化大会时说得很明白：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一些西方媒体如此“抬举”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崛起和影响力提升的一种肯定，但在这背后，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西方国家居心叵测的动机。所谓的“超级大国”其实只是“糖衣炮弹”。当需要中国分担更多责任时，某些西方国家便会适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比如，在刚刚闭幕的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西方媒体就热炒所谓“中美共治”的概念。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促使中国为发达国家造成的恶劣后果埋单。无独有偶，当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淖之际，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竟宣称，中国应介入阿富汗战争。但谁都知道，这对中国来说无疑会引火上身。
“超级大国”这顶高帽子，在很多时候还会让中国成为受攻击的靶子，它让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悄然抬头。事实证明，这是西方国家挑拨中国与他国关系并在其中扮演平衡角色的一贯伎俩。当中国-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管道14日正式通气的时候，许多西方媒体将中国称为中亚能源的“重量级玩家”。言下之意就是，中国正在中亚地区排挤他国的势力存在。而事实上，中土天然气管道开通只不过是中亚国际天然气出口多元化战略和中国天然气进口多元化战略的结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中亚国家与其他国家在欧洲争夺市场的压力，是一项多赢的举措。
后记
诚然，作为一名大学生，得知国家国际地位取得上升，兴奋之余应当学会居安思危，理性的分析国家现在存在的主要矛盾及应对措施。所以我要感谢形势政策这门课程，给我一个机会，在忙碌的学习及社会活动之余多去接触和了解时事的动态，同时提醒我要用辩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一名医学生，不要以为时事、政治与自己无关，别忘了，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最后，我要用李开复博士的一本书名来激励自己：“世界因我不同！”
当今国际形势分析
通过本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我对当今变幻多端的国际形势有了一定的了解。有助于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思想的成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通过了解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来了解整个时代的主题。当今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很快且十分复杂，正处于旧格局解体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分析当前的国际格局，应该说还是一个以美国为超级大国，以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为大国及国际集团的形式。
利比亚战事至今已经持续九个月，随着反对派的节节进逼，政府军被迫退缩于以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为核心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城镇。反对派政府“全国过渡委员会”水到渠成地入驻首都的黎波里，其实已经宣告了卡扎菲政权的覆灭，而这场举世关注的利比亚战争就此也到了最后的收官阶段。利比亚战争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战争，也不是什么民主与独裁之间的战争，其实质是利益之争。利比亚虽是小国，却是一个石油大国，欧美列强愿意出钱出枪甚至赤膊上阵资助反对派推翻政府，就为着石油利益。国际关系一切都取决于利益。3.11特大地震灾害使日本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也成为亚太国际关系格局进一步转型的动力。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发生的灾难性地震、海啸与核事故具有很强的外溢性。有证据表明，3.11特大地震灾害使日本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也成为亚太国际关系格局进一步转型的动力。美国作为头号超级大国的地位在短期内是不会动摇的。首先它的经济地位是不会动摇的，第二，它的军事地位是无法取代的，第三，是科技实力的优势。这些都为美国的大国地位及奠定了基础。
欧盟的发展也极为迅速，欧盟的发展是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抗衡，因为欧盟的东扩实质是在侵占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从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俄罗斯作为苏联的后继者不能控制整个东欧。相反，欧盟抓住机会，利用欧洲共有的信仰和理念拉拢东欧，对俄罗斯形成威胁；欧盟的扩展也是在蓄势对美国抗衡，试图摆脱美国的阴影，此前的欧洲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而现在欧盟正在建立自己的军事共同体和导弹防御体系。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军事上可以与美国叫板的国家。俄罗斯的科技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比如说航空航天业，它拥有航天航空的核心技术。只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我国政治持续稳定，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高。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增大，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加强，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格局的重大积极因素。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难以阻挡，被迫调整对华政策，但遏制中国发展、“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不会改变。随着西方各国对中国市场的争夺更趋激烈，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显露，我国在国际上将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持原则，不失灵活，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同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了改善和发展，所有这些，进一步改善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
经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 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 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 一个成功人士！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谈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摘要 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就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随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国际影响力也扩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都少不了中国的参与。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格局发生重要的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更加凸显了出来，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更离不开中国。
关键字 中国 国际影响力 国际地位 国际形势 金融危机 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
正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光阴如水，岁月如梭，弹指一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
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仍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此起彼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安全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面对新的挑战，各国应超越传统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加强交流合作，密切相互协调。应当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立适应各国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保障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发展的权利。应当充分尊重各国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各种文明和各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也就是说，和平、缓和与发展，合作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大国都寻求与中国合作，中国的市场潜力与综合国力是众所瞩目的。大国关系主旋律是协调、良性互动。美国一超多强中的超级大国，但是尽管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目前没有变化，但它政治上失策、经济上失控使它不得不放弃单边主义，更注意寻求大国间的合作支持。欧盟的战略地位有所上升，国际参与力度进一步增强；俄罗斯进一步抗衡西方的战略挤压，特别是北约东扩。俄格冲突表明俄不会牺牲战略底线，但不寻求同西方的对抗，不会回复到冷战时期。日本寻求大国地位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但也十分注意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强，西方大国在处理国际热点时寻求与它们的合作与协调。大国关系力量对比的这些变化会牵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不少国家已提出要建立新的地区经济体或货币体系。新的地缘战略正在酝酿调整之中。2.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等国际事务上发挥着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他主要力量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实力地位发生变化。美在伊战后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受到冲击。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欧盟一体化进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面临新困难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新兴大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增大。
变化二: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
1.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在美欧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经济复苏。中国一再表明，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可以说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传递着战胜危机的“中国信心„‟。
2.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姿态和果断行动。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展现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欧盟财政规划和预算事务委员达莉亚•格里葆丝凯特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虽然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还需各方的磋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轮金融危机是无法完全得到解决的。”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可望在危机后进一步提升甚至有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变化三: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
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拉开序幕。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深陷衰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新兴大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维护其利益各国对中国的借重明显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提高，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粮食和能源问题等其他重要国际议题方面中国的主张和建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开称:“历史学家将会审视2009年发生的一切.看到中国在稳定全球资本市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人们相信中国将成为国际舞台上更为引人瞩目的力量变化四:“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
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一些舆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相继失败之后“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了世界发模式的未来潮流。如果说欧洲“莱茵模式”和美国“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引领风骚“中国模式”‟将主导21世纪。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中国模式”的影响在全球范围日益彰显。
4.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关注度日益上升，把中国发展当作自身新机遇，同时也担心竞争的一面。
拉美国家在经受了上个世纪90年代“拉美模式"的失败之后对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关注度日益上升。拉美国家认为中国模式不同于已经失败的苏联东欧模式也不同于他们眼下不时要面对的西方模式。他们对中国发展模式最感兴趣的是怎样以本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既维护政权稳定又实现经济以较快速度持续发展。
非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现在的发展态势，使中国对非洲的需求比60年前有了明显的上升，这正是非洲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非洲“向东看”的主张进一步增强。很多非洲经济学家算了一笔账，非洲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经济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达到40%的规模就有数亿人要进入中产阶层的行列这跟一百年前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崛起的情形一样必将极大拉动全球包括非洲经济的发展。
中东伊斯兰国家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经济大国更是一个在全球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他们希望中国成为国际格局中的一支平衡力量帮助他们减轻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带来的压力。同时也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帮助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上，能使局势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从文化上讲，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全世界掀起学习汉语的热潮，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开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与一些国家互办“文化年”活动，也是中华文化影响的例证。奥运会、世博会在中国召开，更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认可，也是更好的将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的途径。
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在外交上有明显的体现，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这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展现了一个大国的风采。
第一，经济实力地位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达到4.4万亿美元，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在此轮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也提升了自己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今年2月16日，日本内阁府(Cabinet Office)发表的统计速报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08年四季度（10月至12月）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实际下降了12.7%，创下自1974年以来近35年的最大跌幅。1974年日本经济因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影响，当年一季度GDP曾下跌13.1%。反观中国，GDP逐年增长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不得不谋求与中国的合作，日首相鸠山在与中国主席胡锦涛会晤期间提出其按欧盟形式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其方式可能包括采用单一货币等。胡锦涛未对该提议表示同意，但他表示希望通过解开争端症结以实现海域的和平与友好。早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就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时候明显是为侵略所找的借口。但现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明显是日本的民主党派认为中国可以帮日本脱离美国，寻求更好的发展，东亚共同体的主导国必然是中国，统一的货币必然是人民币，这难道不能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升吗？
第二：除经济实力外，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中国的投入较之前有很大提高，使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2008年9月25日晚21时10分04秒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9月27日下午16时30分航天员翟志刚首次进行出舱活动, 成为中国太空行走第一人。中国的航天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令世人另眼看待的地步了，法国等一些国家也纷纷找中国帮忙发射卫星，这不也是变相的承认中国航天科技的发达吗？
2009年中国60周年国庆大阅兵上，中国展示了歼十战斗机、新型主战坦克、新型战略导弹、“空警-二000”和“空警-二00”预警机、。“直-九” 新型武装直升机、改进型九五式枪族。在中国建国以来的第十四次阅兵中以全部是国产的先进装备出现在阅兵方块中，歼十的横空出世，令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第三代战斗机的国家；ZTZ-99式新型坦克综合性能处于世界第三代坦克的前三位；九五式枪族再次说明中国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够独立研制轻武器的国家之一。在这一系列的名头面前还有哪个国家敢于以身试险呢?
第三，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上升的同时，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国际地位持续下降，更加显示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上升。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显著下降。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声誉下降，不得不有所调整。此外俄罗斯等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也持续下降。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虽然发展速度不慢，但其实力和国际地位始终无法追赶中国。
第四，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对外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在联合国事务、国际经济金融改革、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海盗等方面的行动和表现，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认可。
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和平转型时期，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首先我们应解决好自己内部的问题，如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制度建设的滞后性，生态与资源问题等.并且应该统筹国内与国外的两个大局，处理好两个关系。在国际上随着自己地位的提高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体现自己大国的地位。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件好事情。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为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自己强大的一面，还应该正视我们依旧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许多外国人来到北京、上海等繁荣城市的外国人都说他们不相信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给世界带来的震撼一度使外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阵营。中国，六十年以来的巨变，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也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还会越来越富强，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60年！中华民族的崛起，必将让世界为我们自豪！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我们要继续努力，实现中华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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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
从1949年到2011年，新中国走过了62年的历程，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在世界媒体的报道中已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所有这些都能使人直接地体会到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如何解读和把握这种变化的意义和启示？
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
1，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开始转移到中国的企业主要集中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然后渐渐上升到中高端产业。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结束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为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
3，中国深入参与国际体系调整，将牵动世界格局走向。从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到发展中国家有一席之地的20国集团（G20），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作为金砖四国中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从世界舞台不太中心甚至一度边缘的位置向中心位置靠近。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进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备受瞩目。
二、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机遇与挑战
1．全面认识中国国际地位的复杂性：实力上升并不一定导致地位上升和影响力上升。中中国是一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突出反映在经济上，中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但仍非经济强国。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跻身世界前二，占世界经济总量7.25%，接近美国的1/3。但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GDP仍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仍然排在全球95位。分配差距扩大的状况值得警惕。如城乡收入差距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1，扩大到了3.3：1，而世界上城乡差异的一般水平是2：1左右。2．面临的风险挑战：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它必须应对不断抬头的商品和房地产价格通胀。通胀的根源在于，中国为确保高投资和高增长所需的资金，显著加大了对信贷（信贷质量有时存在问题）的依赖。但政府化解通胀根本原因的政治意愿很低，也不愿利用市场机制来设定利率和合适的资本价格。中国还必须加紧推进再平衡过程，也就是说，摆脱以投资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转到基于消费和服务的增长模式。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很可能导致明显的经济波动——而且极具政治意义。它需要把现由既得利益者（企业、沿海地区、军队和省级党政精英）掌控的权力重新分配给被落在后面的阶层，包括消费者、农民工和农村地区——7.8亿中国人仍依赖农村维持生计。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6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中国对外贸易得到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背景及现状，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并提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中国对外贸易；国际贸易；背景；发展
一、引言
对外贸易是指两个国家之间进行商品、技术、劳务等方面的交换活动，对外贸易包括进出口两部分，对外贸易的性质和作用由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潮流，中国顺应社会潮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推进世界的繁荣发展。
二、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及发展
1.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背景及现状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10年内中国的进出口量增长迅速。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进口国，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同时制约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在经济后危机时代，欧洲主权债务风险上升，世界经济复苏动力后劲不足，因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投资需求疲惫，财政金融政策空间 有限，“流动性陷阱”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受到制约，限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经济贸易摩擦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的爆发、局势动荡等多方面因素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不可预料的冲击。
2015年，全球经济总体复苏乏力，发展前景艰难曲折，国内经济发展压力较大，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的常态，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4.59万亿元，较2014年下降7%，出口额达到14.14万亿元，比2014年下降1.8%。进口额达到10.45万亿元，比2014年下降13.2%，贸易顺差为3.69万亿元，扩大56.7%，但中国货物贸易仍保持全球第一的地位，出口市场额较上一年也有所提高，由此可以看出，在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各国对外贸易都受到影响，中国对外进出口总额也有所下降，但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贸易的地位仍处于不败地位。
2.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一大出口国，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2015年12月17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根据WTO月度统计，1—9月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下降了11.1%，其中经济大国如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南非、巴西分别下降了6.2%、12.8%、9.2%、6.6%、7.9%、16.8%，达到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的最低谷，而中国国际市场份额由2014年的12.4%提升到13%，继续保持着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温和复苏形式，国际竞争将会更加激烈，中国在经济平稳发展的背景下，将不断调整外贸结构，发展新兴动力，力争保持国际贸易的不败地位。
3.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策略
（1）革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目前，中国出口以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国对中国商品需求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出口商品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中国应顺应时代需求，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对外贸易制度，加快自主品牌建设以提高世界贸易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快自主技术创新，使中国外贸增长可持续发展；借鉴国内贸易增长模式，创新贸易体制，减少资源浪费，保证贸易增长速率与质量。
（2）冲破技术性贸易壁垒
对外贸易中要保持有力的竞争地位就要保证贸易产品的质量，严格执行管理标准，从制度上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要注意产品的知识产权和品牌，提高商品价值，对于技术性产品，要注重产品的检验，积极投入研发费用，在保证产品技术的同时注意环保，避免或预防贸易摩擦的发生，当贸易摩擦发生时，需要政府干预，努力取消技术性贸易壁垒，降低企业损失；政府方面要设立预警机制，对我国的对外贸易进行保护，政府相关部门时刻关注主要出口国家的贸易动态，掌握国际经济金融信息，及时了解贸易壁垒动向，并定期发布最新动态，提醒相关企业及时做好应对措施，同时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扶持高科技、先进管理、绿色环保的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为企业开阔市场提供更多途径；设置进出口技术标准体系，对外贸易进行监督管理，企业对外出口要在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生产销售，避免贸易摩擦，对内进口要注意产品的质量，对过期、变质产品坚决抵制，保证国民的健康安全。
（3）加强政府管理体制建立
政府要充分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加强与外国的交涉，在对国内贸易进行监督的同时，监督相关合作国家修订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认证标准，避免反倾销政策措施。同时，加强规范竞争秩序，设置合理经营管理体制，保证外贸产品符合国际质量标准，對贸易发生的摩擦，要据理力争，确保中国对外贸易的合法权利。
三、总结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凭借广阔的市场为中国经济从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中有更广阔的发言权，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但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外贸出口也应该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中国未来的外贸发展应以技术为主，方可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梅园. 浅析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及发展[J]. 中国市场，2014，02：81-82.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7
一、东亚贸易模式演变与贸易失衡原因分析
(一)东亚贸易模式的演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入,东亚地区呈现出了新的三角贸易模式: 由于具有较丰富的知识、技术和资本要素,日本主要从事生产环节中的核心环节,生产、出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占据东亚区域产业链的最高端; “四小龙”主要从事部分产品开发、采用资本品和一般中间产品的生产,处在东亚产品价值链的中间环节; 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凭借富裕的劳动力禀赋,处于产品内分工体系的最低端,更多地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以及最终消费品的出口,成为东亚地区的制造装配中心。东亚这种贸易模式是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主的,也可以称为产业内贸易或者区域生产网络,这体现了东亚国际分工内容由产品分工发展为工序分工,但东亚国际分工的基础依然是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在上述东亚贸易模式下,日本和 “四小龙” 通过产业内分工,将低附加值、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产业转移至中国大陆,也通过中国大陆将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市场( 主要是欧美市场) ,从而形成中国大陆对东亚其它地区的贸易逆差局面。 伴随着中国大陆加工贸易的飞速发展,以及东亚地区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使得东亚其它国家对美国等的顺差转移到中国大陆,致使中美贸易不平衡越显严重。因此,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讲,以垂直专业化为主的东亚产业内分工体系是中国大陆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
( 二) 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方式
作为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后来者,中国大陆参与东亚区域分工的历史并不长,但贸易增速却很快,20年来在总额方面( 见表1) 有了飞速发展,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韩国、东盟的贸易量均取得了数十倍的增长。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国大陆与亚洲各国( 地区) 的贸易总额占到中国贸易总额( 36 419亿美元) 的52%,而中国大陆与东亚各经济体的贸易总额占中国大陆与亚洲地区贸易额的比重达到70%,这表明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关系十分紧密。中国大陆与东亚贸易量占总贸易量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0. 8% 上升至1992年的61. 9%,随后又缓慢下降,这一比例到2011年为36. 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适时承接了东亚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融入世界贸易分工体系。中国大陆加工贸易额由1981年的26. 3亿美元,跃升至2007年的9 860. 4亿美元,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上升至2007年的45. 4%。加工贸易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是实现产业内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也可以说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大陆参与国际分工的突破口。
资料来源:中国历年统计年鉴整理所得,东盟五国为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
从表1和表2来看,东亚地区垂直专业化的分工基础是比较优势。在东亚的分工体系中,日本的中间品和资本品部门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中间产品上显示了一定的竞争力, 东盟五国则是在原材料出口上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相反,中国大陆的比较优势体现在最终产品上。这说明东亚各经济体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优势,决定了它们在国际产业分工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陈建安,2008)[2],这种互补性也是促进东亚地区贸易发展的内在条件。
东亚地区的主要贸易方式是中间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占比为50%。1992年至2011年,日本的中间品贸易占比保持在50% 至60% 左右,东盟五国的中间品贸易比维持在60% 至70% 区间,而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中间品贸易也在65% 至75% 左右波动。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中间品贸易增长更为明显,从初期的40% 上升至现在的60%。这一比例不仅超过了最终产品贸易比例,也明显高于中国大陆与东亚区域外的各国、各地区的中间品贸易比例( 约为35%) 。
( 三) 中国与东亚的贸易失衡
东亚各经济体在对外贸易失衡方面表现各异,但在整体趋势上,韩国、东盟五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都表现为贸易顺差增大,而唯独日本贸易差额总体呈现下降态势,且2011年变为贸易逆差( 324亿美元) 。中国大陆的贸易差额增长最为明显,从1992年的44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1 549亿美元,占东亚对外贸易顺差额的比重更是高达57% ; 同期, 东盟五国的变化也非常显著, 从1992年1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发展为2011年91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变化稍微缓慢,2011年贸易顺差额分别为268亿美元和308亿美元。
数据来源:按RIETI-TID 2012年数据编制。
在中国大陆对东亚经济体贸易差额方面,不管是对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还是对东盟五国,中国大陆几乎一致地表现出逆差,而且总体趋势在逐渐扩大。相比其它经济体,中国大陆对贸易总额相对较小的台湾地区却一直保持着最大的贸易逆差,2011年逆差达到了898亿美元。就制成品贸易而言,中国大陆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差额主要体现为对日本和韩国的制成品贸易逆差,2011年分别为533. 5亿美元和717. 5亿美元; 对东盟五国的差额相对较小,为6亿美元的逆差。具体细分至商品结构,SITC7类商品( 机器和运输设备) 的差额最大,2011年中国大陆对日本SITC7类商品贸易逆差达542. 7亿美元,对韩国和东盟五国则分别为409. 2亿美元和243. 7亿美元。按SITC分类,零部件主要集中于SITC7类商品,中国大陆对东亚经济体在零部件贸易上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这也反映了中国大陆参与东亚垂直专业化的分工地位。
( 四) 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失衡原因分析
在中国大陆向东亚各国和地区进口中间产品, 而向欧美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中国大陆对东亚形成了持续的贸易逆差。
第一,东亚各国、各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是保障东亚区域内垂直专业化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大陆与东亚贸易失衡产生的内因。垂直专业化分工在本质是生产工序的分工,包括劳动密集型工序、 资本密集型工序和技术密集型工序。各生产工序是不同质的,并不能完全的相互替代,也是不可或缺的。鉴于产品工序的可分解性,卢锋( 2004) 提出用产业内分工概念描述国际工序分工现象, 以便揭示分工的本质特征[3]。正是因为这种国际分工,使得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中国大陆可以参与到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但仅限定在劳动密集型工序阶段。而技术的不可替代性保障了技术密集型国家和地区对技术的垄断地位,进而使其在技术密集型工序上具有竞争优势。东亚各国、各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强化了各国、各地区在不同生产阶段和工序的分工协作,也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第二,东亚FDI规模的不断扩大是深化国际分工垂直专业化程度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大陆与东亚贸易失衡产生的外因。21世纪以来,无论从流量还是存量,东亚FDI保持了增长趋势,尤其是来源于东亚区域内的FDI增长了很多。中国大陆吸引FDI的表现更为突出,中国大陆FDI也主要是来自东亚区域内,2011年其比重达到70%。在垂直专业化体系下,跨国公司的整体规模和绝对数量相比过去,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成为垂直专业化程度发展的重要载体。一方面,日本、韩国借助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的出口;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东盟国家的加工组装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主要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由此可见,FDI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东亚地区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深化。
二、中国大陆与东亚地区贸易失衡的实证研究
(一)垂直专业化的测度
本文选择采用Hummels、Ishii和Yi ( 2001)[4]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测量方法,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进行测度,计算公式为:
其中假设有n个经济部门(行业),用Mi表示i部门进口的中间产品,Yi表示i部门的总产出,Xi表示i部门的总出口,VSi即为i部门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一个国家的VS值为各部门VS值的总和,计算垂直专业化分工占总出口比重的公式为:
使用投入产出表,并考虑间接的进口投入品,可以将(2)式转换成矩阵形式:
其中 μ是1 × n维的元素为1的向量,AM为n × n维的进口系数矩阵,I为单位矩阵,AD为国内消耗系数矩阵,则( I - AD)-1表示的是国内直接和间接使用的用来出口的进口投入品,XV是各行业出口向量,X为总出口。中国大陆参与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主要从东亚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装配,最终产品对欧美出口。因此,本文参考了国内学者林季红、孟静( 2012) 的方法,测算中国大陆对美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比率,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中国大陆对美出口中来源于日本、韩国、东盟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比重,最后再结合中国大陆对东亚的贸易差额进行实证分析。
由于投入产出表逢2、7年度编制,而最新的只有到2007年,可利用已有的投入产出表代替相邻年份,结合各年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行业的VSS值。再通过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得到各年各行业对美国的出口量及所占比重,及从各进口国的进口量及所占比重,从而求出各进口国的进口投入矩阵。最后,便可求出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比率,以及主要投入品进口国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比率。
( 单位: %)
资料来源: 转引自: 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林季红、孟静，2012) ; 由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数据未能获得，故此部分没有考虑台湾地区。
近20年来VSS值显著上升,由表3可以看出中美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不断加强,而其中来源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部分更是增长明显。2010年来自日本、韩国、东盟3个国家、地区的中间品,在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垂直专业化贸易中占比更是达到了近50%。日本虽是中国大陆对美出口中最大的中间品进口来源国,但来源于东盟和韩国部分的中间品进口上升速度更快,这说明中国大陆与东盟、韩国的中间品贸易发展迅速。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大陆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失衡加剧的原因,这些VSS值的变化也反映出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趋势。
( 二) 计量模型与数据检验
本文从现实角度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中国大陆与东亚贸易失衡的情况,也从指标上分析了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比率。本节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模型,以便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中国大陆与东亚各国、各地区的贸易失衡问题。
1. 变量和模型。根据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定义,以及中国大陆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实际情况,本模型以中国大陆与东亚间的贸易差额作为因变量,考察VSS值对中国与东亚贸易失衡的影响。
设定模型(1):LnTB=β0+β1VSS+μ1。
变量解释:( a) LnTB : 被解释变量,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差额的自然对数。
( b) VSS : 解释变量,此处的VSS为中国对美国出口品贸易中包含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即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该数据越大表明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中来自国外其它各国和地区的中间产品进口量越多,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差额也越大。
(c)μ1为残差,β0、β1、β2为参数。
根据上述对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算,将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来源分解为日本、韩国和东盟部分,对其进行比较,实证检验哪一部分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更大。因此,可以设定模型(2):LnTB=γ0+γ1LnVSSi+μ2。
变量解释(d)i可以取1、2、3,VSS1、VSS2、VSS3分别表示为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中来源于日本、韩国和东盟五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标。
(e)μ2为残差,γ0、γ1、γ2为参数。
数据来源: VSS指数参照表3,中国大陆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差额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 变量的检验。经初步检验,这些解释变量的水平值并不平稳,采用协整检验的方法比较合适,而协整检验要求所有变量都必须同阶单整。因此,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剔除和其它变量非同阶单整的变量。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通过ADF检验方法,ADF统计量显示各变量均未通过平稳性检验,即其原始序列数据都存在单位根。但一阶差分后,各变量数据都接受了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他们是平稳的,总体检验结果是所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由于LnTB和VSS系列值都是一阶单整的序列,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注: 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统计量在10% 、5% 和1% 的置信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以下同。
本文采用E. G ( Engle. Granger) 的两步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先以LnTB为被解释变量,以VSSi为解释变量,利用OLS法,建立二者的协整回归方程,结果见表5,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进一步表示成协整方程:
其中调整后的R2=0.914,且常数项和VSS的回归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然后分别用et、et1、et2、et3表示上述四个方程的残差项,并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变量LnTB与VSSi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表6对残差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各项残差的统计值在5%置信水平上都是显著的,即通过了ADF检验,表明残差序列拒绝了单位根假设,数据是平稳的,从而可以推断出LnTB与VSS、VSS1、VSS2、VSS3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式(4)就是LnTB和VSS的协整方程。
既然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就有必要观测变量之间短期波动的影响,对此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 ECM) 进行判定,见表7。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只有第2个方程不显著,而垂直专业化指标的滞后一期只有第1个方程是显著的。误差修正项的回归系数为负,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这也表明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大陆与东亚贸易失衡的短期影响得到了实证的支持,第1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可表示为:
3. 回归分析结论。通过以上计量模型与实证检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从长期看,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比率,对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差额影响是显著的。具体地说,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比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差额就会上升0. 23%; 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中来源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VSS指标每上升1%,则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逆差额会分别扩大1. 34%、0. 98%和1. 01%。
( 2) 从短期效应来看,参数的统计显著性表明前期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差额的波动,对当期波动的影响是显著的( 系数为0. 663) ,而当期垂直专业化程度对贸易差额的波动影响不大( 系数为0. 077) ,前期的垂直专业化比例波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甚至是负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大陆与东亚地区贸易的统计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大陆凭借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基地地位,发挥自身作为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 参与到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在这种 “新贸易三角”的分工模式下,中国大陆从东亚地区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组装,再将最终产品销往欧美市场,获取贸易利益。也正是这种分工体系造成了中国大陆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中国大陆对美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和中国大陆对东亚的贸易逆差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尤其是来源于东亚部分的垂直专业化比率,对中国大陆与东亚的贸易差额影响更大。
由于中国大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人力资本优势日渐丧失,经济和贸易发展速度放缓,此等条件不利于改善中国大陆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2010年中国大陆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成为推动东亚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一个良好契机。中国大陆需要充分利用与东亚地区的贸易互补性,不断加强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等国的区域贸易合作,同时更应注意到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深化所带来的贸易失衡问题。因此,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推进生产技术创新,推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国大陆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零部件等中间品贸易的净进口国,只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更多培养科技创新人才,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优势,才能有效改善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走向微笑曲线的高端。此外,中国大陆正面临不断加剧的老龄化问题,人口红利也正趋于消失,也会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大陆可以适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同时加大教育投入,从而提升劳动力要素禀赋的质和量。
第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当前中国大陆服务业相比发达国家还十分落后,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 不能很好地为进出口贸易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也跟不上对外贸易发展的步伐。因此,有必要完善金融政策、提升整体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此外,还应重点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增强中国大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8
关键词：新形势,国际分工,比较优势,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直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曾经帮助中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 并为我国赢得“世界工厂”的美誉。但是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在从事世界产业分工中利润最低的低端加工产业, 与其说是“世界工厂”不如说是“世界工厂的加工装配中心”。近几年随着中国内地人口老龄化的加重, 造成了劳动力急剧下降。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 劳动者的素质和工资水平不断上涨, 劳动力优势不再明显。以上种种现状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本文试图对中国在劳动力优势削弱情况下如何参与国际分工进行探讨。
一、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历史与现状
比较优势理论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用以指导经济建设和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理论, 曾经对中的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时过境迁, 随着中国国内民生和经济状况的深刻变化, 再用旧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活动进行指导是不切实际的, 甚至是危险的。就中国经济建设的新情况我们进行具体的的产业结构分析, 并以产业结构分析的结果为依据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提出合理性建议。
在任何一个国家之中对外贸易都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分布的缩影, 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参考, 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的三十年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206亿元猛增到2013年的4.1万亿增长了两百倍, 年平均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5%以上, 单就增长额和增长率而言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经济体。但是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中国贸易出口产品的结构方面:1980年在我国出口商品中资源和原料密集产品、劳动密集产品以及资本密集产品所占比重分别是21%、15%和10%而2010年这一比例分别变为16%、62%和40%。从这一系列的数据和数据前后的变化可以看出,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明显增加, 而资源和原料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减少, 说明我国的产业转型做的很成功, 我国的产业正向着深加工, 精加工和高技术含量产业的正确方向阔步前进。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的生产能力和生产力的结构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其产业结构中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出口贸易中占据半数以上的份额, 而回看我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这一数据说明虽然我们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产品结构也有相当程度的优化发展, 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国际分工中的最底层, 而且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 我们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高度集中在较为低端的零部件加工和机械组装领域。我国仍然处于世界产业分工的最底层。而之所以产生今天这样的状况, 原因有很多也是多方面的。
1. 宏观经济方面
受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的客观情况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结构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主体的, 大量的家电和日用品生产厂家诞生。这样的产业结构设置不仅满足了人民迫切的生活用品需求, 又发展了经济拉动了就业, 可以说在当时是非常适应中国的现状的。在此之后, 中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内的主要目光又都集中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经济建设中开始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倾斜。全国企业又开始蜂拥而去搞基础设施建设,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一直是这样被国民需求牵着鼻子走。没有预见到经济发展的前头, 一直跟不上国际贸易发展的脚步。
2. 微观经济方面
国内的企业和企业的领导者鼠目寸光,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由于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落后, 对各种生活用品的需求强烈。工厂的生产只要有产品就不愁没市场, 生产企业自然乐不思蜀, 不断的扩大生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 而根本不考虑投资进行生产科技的升级换代, 不考虑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短缺经济结束, 人们不再迫切的需求生活用品, 而开始对商品的质量、品牌和科技含量有所要求。这意味着卖方市场的结束, 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买方市场。而中国的企业在上一个时期的大规模重复建设, 让让他们在这一时期吃尽苦头, 因为生产量极为庞大, 导致市场上的产品严重供过于求, 竞争极为激烈, 市场上的价格战此起彼伏, 恶性竞争严重, 这样的竞争模式必然导致企业利润微薄, 库存积压严重, 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直到这时中国企业才醒悟, 应该进行产品升级换代或者转产进入其他行业, 但长时期的恶性竞争已经将企业的资金消耗一空, 无法逾越高不见顶的退出壁垒, 于是大量的资源和企业拥挤在几个低端产业中相互内耗, 每年的产值“看上去很美”但对经济发展的助益却微乎其微。
二、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定位与战略
在国际经济变革的新形势下, 中国如何在改革和发展的浪潮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采用什么样的战略。利用后发优势扩大我国制造业的市场份额, 尤其是中高端的制造业。将我国打造成新世纪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真正的“世界工厂”, 将是我们国家未来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方向和目标。
1. 后发优势与中国
(1) 后发优势理论是俄裔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对二战的两个战败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战后重建和重建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跨越式发展现象进行研究, 根据两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的国际公认的经济发展理论。这种经济发展理论认为, 在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中, 他们经济发展中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落后也是他们的优势, 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没有人走过的新路上“摸石头过河”式的探索, 而落后国家则不会经历探索过程中的曲折和失败, 能够借助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走最直、最快的发展道路, 甚至在发达国家“蓝本”之上结合本土的优势进行发展和创新, 能够超越发达国家, 这种“从成功走向成功”的蛙跳式发展不仅在理论上无懈可击, 在现实中也真实存在。二战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正是成功的利用了自身的后发优势而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创造了亚洲经济的奇迹。这种同在亚洲, 同用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实例对中国经济建设有着良好的示范作用。
(2) 当前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形势是有利于中国发挥后发优势的。从近几年的国际经济环境看:随着以IT行业为主的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到来,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产业转型, 升级换代的新形势, 国际、全球的产业结构重新调整正在进行, 发达国家转型的关键在于将国内的上一次产业革命的产业, 其中主要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转移出去, 为新的以IT产业为主的产业链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上的资源。而对于旧产业的转出, 装备制造业对转入国家也有较高要求, 要有完备的基础设施, 要有一定的资本实力, 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 要有能实现就地销售的庞大的市场, 就这几项而言中国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经济建设, 中国的经济发战水平已经今非昔比, 不仅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 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从整体上讲, 中国已经告别了资金短缺的时代, 进入到资本相对充裕的时期。这几十年的发展, 尤其是在被世界封锁的几十年中, 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立了完整的国民工业体系, 无论纺织服装, 冶金化工, 汽车制造等产业我们都有所建树。第三, 我们的技术实力也不容小觑, 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 我国企业不断的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 并在其基础上进行研发和创新, 我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逐渐拉近, 甚至在许多领域我们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第四, 随着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我们国家的人才紧缺问题已经大大缓解, 人才的数量, 质量和种类都极大地丰富。
2. 对中国新“世界工厂”建设的建议
(1) 宏观方面;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 坚定改革信心对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绝不姑息手软。转变政府职能, 确立服务型政府模式, 提高办事效率。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真正站在世界的角度, 用全球化的眼光指导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尽快形成以汽车和住房为代表的新的国内消费的热点, 以之带动国内经济的快速、合理的发展, 之所以选择这些产业是因为这些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 也因为这些产业有着更长的产业链, 有着更多的下游企业, 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就能拉动产业链上的所有其它钢铁、能源、建材、高新材料、基础设施等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另外还可以促进金融、保险以及其它的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这将十分有利于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 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够更好的加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综合竞争力。其次要不断的完善法律法规,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培养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好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环境, 完善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鼓励创新, 保护创新, 奖励创新。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培养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吸引和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来。
(2) 微观方面, 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 首先要正视这次的产业结构升级, 不能“等靠要”, 要主动出击抓住这个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重新洗牌的机会。把眼光放长远做长远的规划, 把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 其次是要洞悉市场的一丝一毫的变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只有了解市场才能把握机会一举成功, 如果毫不调查就盲目的冲进市场,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做好市场调查也要做好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才是真正能将企业与市场联系起来的渠道, 能够时时刻刻的了解消费者的想法和消费心理, 准确的预判市场变化, 做好产品的更新换代, 搞好产品的研发升级, 对于产品的研发投入不能吝惜, 因为只有发展变化才是唯一不变的真理, 而想要赶上发展的浪潮就要不断的开发创新;重视人才的培养, 人是一切发展活动的根本只有抓住人才的培养才能保证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 只有抓住人才的重点才能不断的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结论
新形势下的国际分工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只有奋勇向前, 抓住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针对新时期社会分工的特点, 结合我国国情提出适合我国发展的产业升级路径, 全面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更加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和世界形势的潮流, 让中国的企业和国际接轨甚至走在国际前列。为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包括良好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国际环境, 让中国的企业和在中国的外国企业都感觉到, 这里, 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公正的社会主义市场国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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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9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国际分工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在空间上分散化展开,分布到不同区域,每个国家专业化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最终形成跨区域或跨国家的生产链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分工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最开始的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现在的产品内分工,国际分工体系越来越细化。随着发达国家不断地将其制造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产品内分工方式在全球迅速蔓延。在此背景下,中国也逐渐加入到以生产工序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凭借自身在制造业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及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
文献综述
关于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原因,有许多相关的研究。张苏在《论新国际分工》中认为,产品内分工的出现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关税下降;运输成本下降;信息成本下降。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使得个人信息传递成本几乎接近于0。张纪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动因、机制与效应研究》这本书中,列出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外在条件有技术进步、全球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自由化,以及全球范围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变革;内在条件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制度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唐铁球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动因与收益研究》中提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产品内国际分工,分别是:生产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制度和政策演变。孙文远、魏昊(2007)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迅速发展的原因,总体来说,与产品本身特征、各国要素的异质性和比较优势差异、制度、技术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因素有直接的关系。胡昭玲、张蕊(2008)归纳了三个产业内分工的决定因素,依次是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其它因素。其中,其它因素有贸易自由化与开放程度,国内经济状况,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
我国制造业的现状
1. 技术水平低
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低,核心的技术自给率低,高科技技术高度依赖进口,经济发展主要靠外来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支撑。图1反映了我国高科技技术近年来进口额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局网站
2. 制造业企业组织结构小而散,产业集中度低
没有建立起适应国际市场要求的、产业集中度合适的生产体系。企业组织结构散乱的状况,在我国制造业中十分突出。与跨国企业相比,我国制造业企业竞争力较弱,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众所周知,苹果的手机、笔记本电脑、MP4等电子产品价格昂贵、利润很高,但苹果在我国的代工成本却十分低廉。加上目前代工市场也存在不少竞争对手,小型的代工企业其利润更是低得可怜。根据isupply报告显示,苹果的"中国组装"费仅为每台11.2美元,与最低售价499美元的ipad相比,这一费用低廉得可怕。中国产品在国际道路上本来就步履维艰,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冲击了部分国内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再加上国内近年来通货膨胀严重、原材料成本上升、土地等生产资料稀缺、能源价格上涨、环境承载能力削弱、银根紧缩等等,让制造业企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3. 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
在高端产业领域和主流产业,我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受核心技术的制约短期内将难以实现。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劳动密集型领域,我国面临着巨大隐忧。越南和印度虎视眈眈,我国制造业失去优势,发展乏力。图2是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的制造业工人月平均工资对比。
(数据来源:《2009年国际统计年鉴》,数据根据当年的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进行了调整,便于进行国别间的比较)。
由图2可以看出,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制造业的人工比较优势较为明显,但与菲律宾为代表的欠发达国家相比,优势正在消失。2006年以前,菲律宾的制造业工人月平均工资一直高于我国,2006年被我国超过。与印度等一些低人工成本地区相比,我国的制造业工人月平均工资更是超过了3到7倍。
4. 人力资源结构性缺乏
当制造业逐步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时,我国制造业出现了人力资源缺乏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高。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需要众多的技术熟练的人才。因此,尽管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但符合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要求的人力资源却十分匮乏。
模型的设定和说明
1. 设定回归模型
与理论分析相对应,在产品内分工的视角下,对我国制造业出口额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应用我国1996~2009年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根据前两部分的分析,我们认为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对我国制造业出口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要素禀赋,技术进步,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基于此,将以上的各个因素包括进来,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EX代表制造业出口额。由于近年来,工业中的制造业贡献了将近90%的出口额,我们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近似代替制造业出口额。其他的变量FA、TE、CD、ES、IN分别代表要素禀赋、技术进步、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
(1)要素禀赋FA。要素禀赋是决定产品内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选用资本密集程度指标。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本密集程度较低,我们认为,制造业需要较高的资本密集程度,人均占有固定资本程度高,有利于企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假设:人均占有固定资产投资高有利于企业参与产品内分工。
(2)技术进步TE。技术进步的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年鉴》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基本情况R&D经费内部支出。假设:R&D支出多,有利于企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制造业出口额增多。
(3)比较优势CD。我们选用制造业各行业平均工资指标来表示比较优势。数据来源,各年份统计年鉴中,分行业职工平均的工资。假设:制造业工资较高,不利于我国成本优势的发挥,即制造业工资与制造业出口额负相关。
(4)规模经济ES。用制造业生产总值来表示。其中,制造业生产总值近年来占到工业生产总值的80%左右,我们用工业生产总值近似替代制造业生产总值。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假设:制造业规模与制造业出口额正相关。
(5)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IN。本文采用国家财政收入,来表征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国家财政收入,是我国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财源。国家财政收入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数据来源,国研网数据库。假设: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越完善,制造业出口额越大。
2. 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注: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5.1)
从表中可以看出,给出显著水平10%,总体回归模型及其包含的、除lnIN外各解释变量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各变量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均与理论分析相符合。即在产品内分工的视角下,制造业出口额与人均占有固定资本、R&D经费内部支出、制造业增加值、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正相关,与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负相关。lnIN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与数据的选择有关,因为,反映基础设施情况的指标有很多,单选国家财政收入可能有失偏颇,但总体上不影响模型的解释能力和假设。
建议
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思路必须进行调整。
1.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直接面向全球市场
我国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组装加工业领域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在向世界各国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商品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和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跨国外包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但近几年制造业工人工资的上涨,影响了我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如何在产业升级和制造业工人就业之间做出选择,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积极培育大企业,提高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制造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这是导致我国制造业利润偏薄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从而带动出口增加。制造业是规模效益十分显著的产业,应采取措施积极培育大企业,提高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
3. 激励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纵观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开放度大、竞争充分的产业都比较好,而封闭和竞争强度弱的产业就发展迟缓。因此,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实证分析也证实了我们的结论,使“中国制造”跃升为“中国创造”,建设创新型国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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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10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垂直型国际分工正向混合型国际分工转变,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以至产品内分工的多层次发展格局。产品内分工是指产品的研发等关键环节在发达国家进行,而组装等技术含量低的环节则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即按价值链增值环节进行国际分工。与国际分工向产业内、产品内深化发展的新趋势相对应,新兴的国际分工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跨国公司成为当代国际分工要素的主导
跨国公司是国际要素分工的主体,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配置。为了更好地利用生产要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展成为跨国公司。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1990—2006)》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全球母公司的数量由1990年的3.7万家增长到2005年的7.7万家。跨国公司一般从事处于价值链上游的研发工作,而对于增值较弱的非核心环节,跨国公司一般会“外包”给其他厂商或者全球采购。
2.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生产环节一般属于劳动密集型过程,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向劳动力成本低、租金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例如,苹果公司的产品i Phone由英业达、富士康和华硕等企业代工。以富士康为例,在大陆的深圳、北京、昆山、太原、烟台等地设有20多个工业园区,超过100万人雇员,主要负责组装苹果的iPhone。
3.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在价值链中,产品的研发环节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位于整个价值链的上游,同时也是整个价值链增幅最大、利润率最高的环节。一方面,为了提高本国竞争力,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注重科学技术的进步。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美国硅谷建立高新技术产业的集中地,如印度的班加罗尔、中国的中关村等。另一方面,迫于成本压力,跨国公司将其生产环节向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环节中的一部分技术就形成了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从而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中国制造业连续快速增长。根据《国际工业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从事制造业的机构已超过40万个,100多种制造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09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制造大国。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已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见下页表1)。
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不只体现在各种数据上面,在日常生活中“Made in China”的字样亦是随处可见。现今,虽然中国制造业已有10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绝大多数的制造业的产品都来自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自主的制造业品牌微乎其微,因此,中国的制造业的竞争力不强。
1.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中国制造业已经连续二十多年增长速度位居世界第一,主要得益于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劳动力成本、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优势。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存在,这为中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地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加之经济发展持续快速的增长,国内市场需求巨大。尤其自2008年份2004 2005 2006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实施各种措施“拉动内需”,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使得中国制造业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更快地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
2.中国制造业的劣势
在新兴全球分工体系中,制约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人力资源、中国制造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产品缺乏知名品牌效应。中国人力资源现状是:一方面缺少现代经济所需要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导致中国制造业在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企业管理上与跨国公司有一定的差距,在产业价值链中只能从事装配生产等低附加值的环节;另一方面是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人均产值不及美国的5%,造成对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消耗。而且,中国加工制造类企业多处在价值链中附加值最低的生产、装配等环节,技术管理含量低而劳动密集程度高,不仅附加值低,而且容易被取代。再者,根据《2011年世界品牌500强》显示,中国仅有21个品牌入围。缺乏知名品牌不利于中国制造业在新兴国际分工中提升竞争力。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汽车的产销量已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但由于自主品牌缺乏竞争力,外资和合资品牌占据中国汽车市场90%的份额,因此中国汽车市场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被外商收入囊中。
3.中国制造业的机会
在新兴国际分工体系下,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国内稳定的经济环境、相对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产业结构自身不断升级。第一,中国经济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另外,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走出去”发展战略,尤其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开展各项国际竞争与合作,在政策、经济、技术上提供支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发展。第二,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一方面,“土豆效应”会使理性消费者在经济衰退时期购买中低端消费品。中国制造业很多产品物美价廉,消费数量将因此增加。另一方面,危机导致发达国家许多企业倒闭或低价出售工厂与其他资产,为中国制造业进入外国市场提供了机遇,特别是许多国家政府为摆脱经济危机而积极制定出许多政策吸引中国的直接投资,都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和地位。第三,这几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愿望原来越强烈,很多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已经感受到压力,开始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4.新兴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风险
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健康发展也面临一些潜在或明显的风险,这包括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等。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使得我们的制造业出口长期受到国外各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外的市场需求萎缩,各国为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发展,纷纷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政策,导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增幅由2008年的16%下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3.8%。并且,自美欧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有较大的升值,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由于中国制造业生产的多为弹性较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性的产品,人民币汇率上升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产品价格优势进一步削弱,因而会威胁中国制造业在新兴国际分工的竞争力。为保护本国产业,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产品、生产检测标准,构筑起坚实的技术贸易壁垒。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国内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比重均已超过80%,日本更高达90%,而中国至今才达到40%多。按照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参与国际竞争,对中国制造业产品无疑是关隘重重。
三、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经济危机以后,全球制造业发展低迷,面临机遇与挑战的中国制造业也应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和策略。
1.扩大出口同时积极巩固国内市场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具有优势的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有劳动成本优势,也有一定的生产技术优势。在将来的发展中,应该进一步发挥已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加强产业的集中化程度,形成规模经济,扩大出口。同时鼓励这类制造业加强对国外的直接投资,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份额和影响力,使其成长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全球型产业。
这几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受到重创,政府为了稳定国内经济的发展,鼓励扩大内需。中国的制造业应实施巩固国内市场的发展战略,不断扩大其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在发展中,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成果,加大自主创新能力,不断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做好各项售后服务工作,巩固国内市场。
2.加强制造业企业国际品牌建设
中国制造业多为“贴牌加工”或者“代工生产”,这也是位于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的原因,导致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21世纪是高科技飞速发展,创新品牌竞争的时代,谁的品牌具有市场优势,谁就能拥有有利的产品利润分配地位。因此,加强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品牌建设是提高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一条必然途径。
首先,要有创建国际品牌的决心与信心。创建品牌不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在品牌成长的过程中还要承受各种风险,因此,必须要有坚持不懈的恒心和决心。
其次,研发有核心技术的产品,打造业界标杆。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是中国制造业走品牌战略的必由之路。而打造业界标杆,则需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等各个环节遵守国际标准,以免陷入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的“陷阱”中。
最后,加强和国外品牌的合作。想要快速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的地位,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可以通过战略并购、向国外购买品牌等一系列与国外品牌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加快中国制造业的品牌建设战略。
3.以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提升科技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
促进产业升级,就是把传统的中国制造业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为以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提升中国制造业在新兴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例如,中国装备制造业等科技密集型产业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其中80%以上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资手中。对此,我们在加大中国科技研发力度的同时,应实施此类制造业“请进来”的发展战略,鼓励外商在华的投资,从侧面带动中国科技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措施,以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提升科技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
摘要：自国际分工理论创立以来,国际分工实践上经历由产业间的国际分工到产业内的国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历程。伴随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各国按照其制造业竞争力分布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制造业竞争力强的国家分布在价值链的高利润环节,制造业竞争力弱的国家则分布在价值链的低利润环节。在研究中国制造业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试图运用经济与贸易的知识,从新兴国际分工体系的视角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增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措施建议。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篇11
关键词：金融支持,国际价值链,资本市场
1 引言
回顾过去30 多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全球化快速推进的阶段。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相结合,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诸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近些年来,我国促进企业国际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法律法规、财税金融体系也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金融业对中国企业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需要金融业提供跨境结算、融资安排、信用支持和风险防范等多方面的金融服务。
2 相关理论综述
2. 1 全球价值链理论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一门新兴的理论,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 世纪80 年代,当时以Porter为代表的国际商业理论研究者最早提出了 “价值链”理论。他认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分解为许多不同的具体环节,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环节在企业的组织协调下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序列,这就是价值链。其中各个环节利润空间见下图。
2. 2 金融支持政策
金融支持政策是指政府实施管制性金融剩余动员,并通过差别化贷款利率管理和银行信贷干预等措施,为经济部门配置超过市场竞争均衡水平的信贷资金,并提供相应金融租金补贴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3 我国企业国际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3. 1 我国企业价值链地位特征
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级较低,主要扮演“加工车间”的角色,尽管我国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品发展迅猛,但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从中获取的分工利益也极为有限,目前仍处于新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位置。在国际价值链视角下,我国企业表现出如下两个特征。
第一,在产品内分工主导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低附加值的最终消费品阶段,资本品阶段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高附加值的零部件阶段仍处于比较劣势,专业化生产流程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
第二,我国的制造业部门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生产规模得到快速扩张,行业结构也有了明显优化。然而,制造业中的优势部门仍然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纺织服装、木材加工等传统行业,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比例虽然上升较快,但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国际竞争力。
3. 2 我国企业国际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相较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金融支持现状,我国的企业国际价值链地位提升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3. 2. 1 信贷资金的投向不科学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渐渐趋于饱和,各种商业银行的同质化经营加强了相互竞争,在某些领域甚至已经发展成为恶性竞争。某些银行为了顺利完成考核任务,将目光全部投放在效益良好的大型企业,为了从中分一杯羹,大幅降低企业准入门槛。尤其是我国信贷资金的去处大多向国有企业和大公司,导致国有企业资金运用效率不高,同时小公司又没有可融通资金的尴尬局面。
3. 2. 2 银行业垄断程度高
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一般集中在省一级分行,中小企业贷款审批与大企业并不一样,需要通过复杂的流程和严格的条件,因此大型商业银行对于中小企业贷款的所有制歧视转变为企业规模歧视,中小企业融资仍旧步履维艰。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开始成立股份制商业银行,但政府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依然严格限制银行业的准入,严格监管银行业的经营及管理。
3. 2. 3 民间金融存在弊端
民间借贷市场一直存在于我国金融体系之中,但却远离正规金融、远离政府监管。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着很多弊端,我国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一直得不到政策的引导,不能使民间借贷市场市场化、正规化、合法化,从而给中小企业从民间借贷完成融资造成法律上、政策上的障碍,也容易引起法律纠纷,阻碍中小企业发展。大量民间资金纷纷流入虚拟经济中,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很难满足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支持的需求。
4 我国企业国际价值链地位提升中的金融支持方案研究
企业国际价值链地位提升的过程中涉及很多因素,也有很多种途径来解决,从国际价值链视角下企业的升级的角度看,企业升级的内容有很多种,有产品升级、工艺的升级、链条升级和功能的升级; 从不同主体层面的角度看,企业升级又分为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政府层面; 从企业升级的动力来看,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来源于知识的积累。本文从金融支持的角度给了如下四种具体的解决办法。
4. 1 银行信贷的支持作用
我国企业在国际价值链上依靠知识的积累必然会产生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此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显得非常重要。通过实施适当的差别的信贷政策,有意识的使附加值较低的金融支持力度低于高附加值企业的金融支持,使企业自觉地、本能地对提升国际价值链产生需求。对于更加优惠的金融支持领域,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提供优惠的信贷政策,减轻企业的偿债压力。可得出结论: 银行的信贷支持对企业转型升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 2 完善风险投资机制
建立支持企业转型发展的风险投资体系,培育和发展促进资本与企业相结合的一套新的金融机制和模式,不仅对提高企业经济竞争力的长远战略目标会起到相应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是调整全社会的融资、改善金融结构的重要举措。我们要注重发现高效的风险投资主体,保证风险投资的同时不违背支持高新技术发展的初衷,积极并正确发挥政府在风险投资基金建立中的重大作用。
4. 3 依托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风险投资建立和退出机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资本运作过程中,发达的资本市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鼓励我国企业采用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直接融资,或采取金融租赁、信托、商业票据等方式参与间接融资。争取政府放宽转型升级企业的上市条件,适当增加其上市额度,鼓励转型升级企业买壳上市,为转型升级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中介服务。
4. 4 建立中小企业担保机制
我国加工制造业企业具有总体规模偏小的特点,所以对于一些企业所有者来说,担保体系往往比风险投资获取资金更为有利。一方面,努力促进我国商业性担保机构的增加和发展,从多渠道筹措担保资金; 另一方面,政府担保机构要始终坚持 “政策化资金、法人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经济基本原则,发展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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