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理论

国际分工理论（精选6篇）

国际分工理论 篇1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 是二战后世界经济领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70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 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 科技革命加剧, 跨国公司的崛起以及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推动, 多数国家逐步开放国内的服务业市场, 使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趋势不断增强, 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扩大, 并以高于货物贸易增长的速度而迅速发展。而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形成、发展和深化, 是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

一、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发展原因

(一) 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

本世纪60年代初, 主要西方国家都已完成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 开始步入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国内经济重心向服务业偏移。由各国经济能力增长所带动的产业升级使得世界产业结构发生大规模的调整, 产生了对服务业的更大规模的需求, 使全球服务性产业的贸易总额有了高速增长的潜力。

(二) 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投资增长的带动

在货物贸易高速增长的带动下, 同货物进出口直接关联的传统服务贸易项目, 如国际运输服务、国际货物保险、国际结算服务等, 都大规模地增长。而国际投资的迅速扩大和向服务业倾斜, 也带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迅猛增长, 特别是国际投资收益作为要素服务项目, 其迅速扩张本身就构成海外服务贸易的扩大。

(三)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生活国际化的促进

随着现代人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国际化, 出国旅游、接受教育以及聘请专门人才等活动大量增多。在过去40多年间, 旅游业成为国际上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同社会生活国际化相关的服务贸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人们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 增加了对服务消费的需求, 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医疗保险、通讯、教育等服务行业的分工和发展。

(四) 服务的可贸易性提高

科学技术革命大大拓展了传统服务贸易的领域和范围, 高技术产品中附加的服务价值不断增加。60年代一个计算机系统的服务 (软件) 成本只占总成本的20%;而今天已发生巨变, 倒过来硬件成本只占20%, 服务成本占了80%。电脑和电讯技术的发展正促使服务性活动的贸易性不断增强。

(五) 服务业本身具有多重特点

几乎所有部门, 如电信、信息及咨询服务等, 服务业具有与高科技紧密融合的特点, 它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也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 在某些部门, 如旅游、商业批发与零售服务等行业, 它又具劳动密集型产业特点, 从而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

二、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

(一) 服务的提供力和消费力是分工的基础

服务是一种劳动产品, 也受市场规律的调节, 一国服务进出口的数量和种类由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的国际化程度、产业结构及开放程度决定的。一般来说, 经济比较发达和科技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 (也就是人力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 , 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人们花在服务上的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会逐渐增加。服务需求的放大和需求结构的多样化成为服务贸易量扩大和服务贸易模式多元化的推动力。

(二) 影响服务业分工的基础因素

1.各国自然历史条件

一般来说, 自然历史文化等资源决定了一国在传统的服务行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英国、荷兰和丹麦等一些海岸线相对于其国土面积而言较长的国家,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都曾在国际航运史上处于霸权地位, 由此带动这些国家的货物运输贸易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中医中药神秘有效, 对外国颇具吸引力。按国际服务贸易界定的四种方式来分析 , 我国服务贸易的优势在于“境外消费”。入境旅游、入境医疗、中医教育与培训等“境外消费”呈上升趋势 , 并已成为中国扩大服务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重要途径。

2.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

目前, 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处在从工业经济社会向服务经济社会过渡的阶段, 低收入国家则在第二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 逐渐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服务业的发展是服务贸易发展的深厚基础, 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产业支柱。

由于各国的技术条件、资本数量、生产规模不同, 决定了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发达国家在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某些服务部门具有相对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梯度”竞争优势。

3.经贸政策

从国家角度来看,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因其国内服务业竞争力较强, 一般主张服务的自由化, 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服务市场, 以便他们具有优势的服务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市场。美国曾凭借政治经济实力, 迫使日本、韩国等开放保险和建筑市场。发展中国家因技术落后, 经济体制等一些原因则不得不对其服务业进行保护, 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各种限制性规定。但有时为了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服务, 不仅开放某些服务项目, 还常常以税收减免等优惠, 鼓励外国的服务业进入本国市场。

4.其他因素

一国国民收入水平与偏好也决定了对服务贸易的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 人们可以将资金更多的用于娱乐, 投资需求也会增加, 这就拓展了旅游业、咨询业、金融业的发展空间, 具有此类优势的国家的相应行业市场得以扩大。另外, 一国的基础设施完备与否, 如交通信息网是否通畅, 也会对其服务行业竞争优势及服务分工地位产生根本性影响。

(三) 提供力和消费力的转化

1.转化能力取决于竞争能力

有了提供力和消费力, 还有转化为竞争力的问题, 提供力和消费力是静态的, 竞争力是各种要素功能的协调组合并创造出整体优势。

当优势或某种服务提供力是同类行业中独一无二时, 即具有了垄断竞争力。在服务业, 自然文化资源的特殊性更易形成垄断竞争力, 例如我国的兵马俑、长城, 埃及的金字塔等, 这是其它国家不可能具有和模仿的。当有不止一个国家在某项服务领域具有供应力和消费力时, 这时就产生了相对的竞争能力。例如许多大银行在筹资方式、筹资能力、开展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等方面不相上下。然而, 花旗银行先于其它公司投资于一个经营系统, 该系统可使公司参与每天24小时的世界市场, 它运用系统的能力为它提供了使它与许多金融服务机构区别开来的手段。

2.影响竞争能力的因素

第一, 竞争能力应有要素作为载体。构成服务贸易的要素除了有前面提到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技术水平外, 还有资本规模、管理水平等。

第二, 竞争能力形成于各种要素的组合能力, 即如何形成价值和增值的能力。以旅游业为例, 它需要涉外饭店和航空业等关联产业的支持, 需要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的内在措施, 同时大力开发特色旅游新产品, 优化产品结构, 使旅游产品供给更加符合国际旅游市场的需求, 培养熟悉国际旅游和善于旅游宣传促销的管理人才等, 使潜在的旅游资源价值得到充分挖掘, 提高旅游业的竞争能力。

第三, 竞争力需要媒体的宣传。服务也是在提供商品, 不过是无形的, 不能给人直接的感观刺激;服务的提供和消费又是同时进行的, 一般无法退换。所以, 消费者在选择服务提供者时会谨慎的多。而且在当今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 国际服务市场的开放, 行业竞争加剧, 除了突出自己的特色外, 还应加强与媒体的合作, 利用国际互联网, 提高国内外的知名度, 吸引消费者。

(四) 服务业国际分工形成机制的表现

服务业的竞争能力影响着各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取利益的能力。在服务业具有较强垄断竞争力或相对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会通过各种贸易组织来推动贸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 他们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分工是主动的。

现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是技术、知识、资本的竞争, 发达国家优势明显, 一般是主动参与国际贸易。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 虽然它们迫切需要进口包含大量先进技术信息的现代服务, 但一旦放弃服务贸易的控制权, 它们的新兴服务业如银行、保险、电讯、航运和航空等将直接暴露于发达国家厂商的激烈竞争中, 损害产业发展和危害国家安全。服务业落后的国家经常是被动地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分工, 它们对发达国家开放本国服务市场的条件是以服务换产品。

三、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参与形式

(一) 总体层面上的参与形式

从总体上看, 世界各国参与服务业国际分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1.全面参与型。也就是说, 一国全面参与到12种服务业的国际分工中来。

2.部分参与型, 也就是说, 一国在服务业的国际分工上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 有选择的参与, 开放本国处于优势的服务行业, 对本国的相对薄弱的行业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

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可以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衡量。显示性比较优势 (revealed comparatively advantages, RCA) 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于1976年提出的一个具有较高经济学价值的竞争力测度指数。将其用于服务业, 则反映一国服务贸易出口量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量的比重。具体来说, 如果RCA指数大于2 .5, 则表明该国服务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2 .5～1 .25之间, 则表明该国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1 .25～0 .8之间, 则认为该国服务业具有中度的国际竞争力;倘若RCA<0.8, 则表明该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用这一公式计算结果表明, 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泰国、新加坡的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 很显然, 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德国、日本、加拿大、韩国、菲律宾、巴西等国的优势指数处于0.7～1之间, 属于服务业中等发达国家, 而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则只有0 .45左右。我国服务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多年来徘徊在0 .6到0 .7之间, 均属于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的国家。可见,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国家在国际服务业中的优势地位。

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与发达国家相比, 起步晚, 总体发展水平低, 许多行业还处在幼稚时期。同时, 有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构建当中, 服务市场发育不完善、服务企业竞争力弱, 服务业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期内还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服务业进行自由竞争。在服务业越来越依靠技术知识进行国际竞争的今天, 发展中国家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服务市场上已难以进一步实现服务贸易量的扩大和结构的改善。加之, 服务业本身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广泛性等特征, 它们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各不相同, 如金融业已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 通讯、数据处理、运输等服务部门则关系到国家政治、军事及商业方面的机密, 而广告业、影视业、娱乐业、旅游业等服务部门又涉及公共道德、精神文明建设等。因此, 现阶段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实行服务贸易适度保护政策, 逐步推进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 部分参与到世界服务贸易的分工体系中来。这种参与世界服务贸易的分工形式使民族服务业既受到外国服务提供者的适度挑战, 又防止因竞争过度给国内服务业造成巨大冲击。

(二) 服务业的行业分工

服务贸易的生产中包括三种因素:第一, 体力因素, 它主要是由非熟练劳动力提供;第二, 人力资本因素, 它是人们长期工作经验或经过教育投资、在职培训投资和医疗卫生投资的结果, 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是其具体体现;第三, 实物资本, 它对运用先进技术设备的服务, 如电讯、数据处理, 以及对技术不很先进、但传统上依赖于资本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服务, 如公路、海洋运输等尤为重要。这三种要素确定了服务价值的大小, 从而也决定了某个国家在这种服务项目上有无优势。

经验分析表明:实物资本与运输服务的优势有直接的联系, 人力资本与保险、金融服务等优势有密切的联系, 旅游方面的优势则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资源。由于不同服务使用的要素结合不同, 又由于服务部门的多样性, 它的范围从高技术行业如信息、数据处理到简单的劳动力输入与输出, 这使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可能在某些服务项目上拥有比较优势。发达国家, 由于人力资本、实物资本丰富, 在国际投资、国际运输服务、金融服务、技术服务项目上拥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众多, 劳动力资源丰富, 工资较低, 在劳务输出、建筑工程承包等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其中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同, 于是形成了今天的国际服务贸易格局。

摘要：二战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 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点, 而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形成、发展和深化, 是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本文主要探讨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发展原因、形成机制和参与形式。

关键词：服务贸易,服务业,国际分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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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界贸易组织网站:http://www.wto.org/.

国际分工理论 篇2

按生产技术分工

按参加国际分工经济体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工业发展情况的差异来分类，可划分为二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分工形式。

(1)垂直型经济分工

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分工。垂直分工是水平分工的对称。它分为两种。一种是指部分国家供给初级原料，而另一部分国家供给制成品的分工型态，如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这是不同国家在不同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原一种产品从原料到制成品，须经多次加工。经济越发达，分工越细密，产品越复杂，工业化程度越高，产品加工的次序就越多。加工又分为初步加工(粗加工)和深加工(精加工)。只经过初加工的为初级产品，经过多次加工最后成为制成品。初级产品与制成品这两类产业的生产过程构成垂直联系，彼此互为市场。另一种是指同一产业内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与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产品之间的分工，或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工序与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工序之间的分工，这是相同产业内部因技术差距引致的分工。

(2)水平型经济分工

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或接近的国家(如发达国家以及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在工业制成品生产上的分工。当代发达国家的相互贸易主要是建立在水平型分工的基础上的。水平分工可分为产业内与产业间水平分工。前者又称为“差异产品分工”，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虽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程度，但其外观设计、内在质量、规格、品种、商标、牌号或价格有所差异，从而产生的分工和相互交换，它反映了寡头企业的竞争和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工业部门内部专业化生产程度越来越高。

部门内部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各种加工工艺间的分工越来越细。这种部门内水平分工不仅存在于国内，而且广泛地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后者则是指不同产业所生产的制成品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有先有后，侧重的工业部门有所不同，各国技术水平和发展状况存在差别，因此，各类工业部门生产方面的分工日趋重要。各国以其重点工业部门的产品去换取非重点工业部门的产品。工业制成生产之间的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由此形成水平型分工。

(3)混合型国际分工

混合型国际分工即垂直型和水平型混合起来的国际分工。从一个国家来看，它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既参与“垂直型”的分工，也参与“水平型”的分工，列如，德国是混合型国际分工的代表，它对发展中国家是垂直型的，而对其它发达国家是水平型的。

按产业差异分工

按照分工是否在产业之间或产业内部，则分工包括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

(1)产业间经济分工

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生产的分工专业化。也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为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工业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

(2)产业内经济分工

产业内分工是指在同一产业内产品的“差别化”分工和产品生产工序中的分工，即中间产品与组装成品的分工。一般来说，技术含量高的关键部件和组装成品由发达国家的企业控制，大量的一般元器件由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生产。而产业内部分工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同类产品不同型号规格专业化分工。在某些部门内某种规格产品的生产专业化，是部门内分工的表现形式。第二、零部件专业化分工。许多国家为其他国家生产最终产品而生产的配件、部件或零件的专业化。这种生产专业化在许多种产品的生产中广泛发展。特别体现在我国，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FDI实现了引进资本和成熟技术与国内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成为世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心和OEM制造中心。在这样的产品内分工体系中,中国承担着产品生产工序的最后一个环节———加工组装,然后向全球出口产品。第三、工艺过程专业化分工。这种专业化过程不是生产成品而是专门完成某种产品的工艺，即在完成某些工序方面的专业化分工。以化学产品为例，某些工厂专门生产半制成品，然后将其运输到一些国家的化学工厂去制造各种化学制成品。

总之，经济分工可进行如下分类：一是工农业生产的分工;二是部门间的分工，即分工处于部门一级上，主要是工业内部门间分工。三是部门内分工，表现为产品、零部件生产和工艺的专业化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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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国际分工走向分歧点 篇3

东南亚各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今年1月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外资制造业不断涌入，由于经济增长和人手短缺，新兴经济体的工资在10年里已经涨至22倍，预计这一倾向仍将加速。仅着眼于工资水平的制造业“国际分工”已经站在十字路口。

工资水平上升最为明显的是东盟（ASEAN）。印度尼西亚决定将首都雅加达的最低工资自1月起提高44％，提至每月220万印尼盾。而越南也自1月起将全国最低工资提高16％～18％。而泰国在曼谷适用的每日300泰铢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普及到了全国。包括补贴在内的工资一般都超过最顸工资规定。

最低工资上涨的背景是外资企业等的工厂掀起了进驻东南亚的高潮。运营“优衣库”的日本迅销计划扩大在缅甸和越南的代工生产，而富士施乐旗下的越南工厂将于11月投入运行。由于中国大陆的人工费出现了上涨，因此很多企业正在加快将工厂转移到工资相对较低的东南亚。

最低工资上涨不仅限于东南亚。巴西政府已于1月将每月最低工资提高至678巴西里尔，比去年提高了9％，在圣保罗，韩国现代汽车旗下的新工厂发生了罢工，最终该工厂被迫将工资提高了约24％。而南非则发生了数万名矿山劳动者参加的大规模罢工，结果经营者同意大幅提高工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一直在向工资低廉的新兴经济体转移。模式是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新兴经济体生产产品，然后出口。在过去，日美欧的制造业是转移的重点，而在最近10年，韩国等地的企业也在将工厂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因此竞争正日趋激烈。

由于外资系工厂不断进驻，新兴经济体的工资水平出现了快速上升。新兴经济体主要14个城市的2012年工厂劳动者平均工资（换算为美元）已经达到2003年的2.2倍。而日本企业的工资水平在同一时期以日元计算则下降了约9％，即使换算为美元，也仅上涨四成左右。而美国也仅仅上涨三成左右。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间的工资差距正在缩小。

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经营者协会称“包括2家日资公司在内的10家公司正在讨论撤出印尼”。泰国大型精糖厂商则取消了原定在缅甸和柬埔寨建设工厂的计划。日本贸易振兴机构（IETRO）曼谷事务所助川成也主任调查研究员认为：“新兴经济体作为廉价劳动力供给地的时代已经结束”。

外资企业将新兴经济体的工资上升视为内需扩大的良机，将积极调整生产体制。丰田将投资约169亿日元在泰国建设新工厂，而本田则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扩大生产。各企业正力争转向在新兴经济体生产、在新兴经济体消费的经营模式。

（据《日经中文网》）

国际分工与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篇4

【摘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传统的以垂直型分工为主转变为以产业链分工为主，我国的制造业位于产业链的底端，国际分工的利益较低。因此，必须参照新型国际分工模式，通过产业链的整合与升级，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我国的外向型经济转型才能成功。

【关键词】外向型经济； 转型； 国际分工； 模式

自2008年以来，受资源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和美国次贷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出现了众多企业倒闭或者经营难以为继的现象，外向型经济风光不再，国内要求外向型经济转型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我们应当立足全球视角，放在新型国际分工的格局下去考虑问题，最终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促进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趋势及特点分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际分工的格局是动态演进的，不同阶段的国际分工格局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体上可以将国际分工的格局划分两个阶段。

（一）垂直型分工阶段

此阶段的国际分工是基于不同技术水平下的垂直型分工，即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该阶段大体上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国际分工处于传统的工业国和农业国这样一个分工格局。其主要特点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工业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则主要生产和出口农矿产品，形成了工业制成品生产与初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80年代，发达国家将技术发展相对成熟、成本相对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技术密集型和一部分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和一部分附加值较低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新格局。

（二）产业链分工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分工逐步深化、细化，传统的垂直型分工的格局被打破，代之以产业链分工为主，即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具体而言，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即上游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工艺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培训、原材料采购等分环节；生产环节，包括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与库存管理等分环节；下游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经过多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致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等上、下游环节，而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型”。

可见，此阶段的分工不再是单纯的产业间分工了，而是产业内分工，是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环节之间的分工，在这一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或者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发展中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劳动或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了，而变成了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中也包含着劳动密集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也包含着技术密集型产品，只不过两种类型的国家在产品的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说，发达国家并不承担产品的生产或者加工环节，而是致力于该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来讲，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上不承担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环节，而是负责该产品的加

工或制造环节。因此，此种分工模式下的产品实际上不一定是发达国家生产的，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很大程度上是多个国家共同完成的，产品多是“万国牌”。因为，这不是单纯的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垂直型分工模式了，而是基于产业链条上的产业内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模式。

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策略

当前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太低，加之以发展制造业为主，而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制造业越发展，为别人创造的价值越多，但我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大，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环境严重污染，得到的价值却很少。因此，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认清当前国际分工新形势，以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为基础，以产业链的整合为轴心展开，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占据它的核心环节，在关键环节上构筑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使这个能力扩散到整个产业链，以实现核心能力的链式效应。唯有如此，外向型经济转型才能取得成功。

（一）转变经济政策

为了鼓励出口行业的发展，多年来，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政策采用以压低要素价格的办法来赢得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土地、矿藏、淡水、能源、劳动、外汇等价格长期偏低，市场化程度不高，扭曲严重。许多地方和企业在政策的支持下，从追求短期效益出发，更愿意依靠大量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来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而取胜，而缺乏人力资本投资和自主技术开发的动力。因此，必须转变以扭曲要素价格，谋求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建立起以鼓励创新，放弃短期利益而谋求长期利益的外向型经济政策。为此，一是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要素价格长期扭曲的局面，实现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引导资源流向效益高的行业和企业；二是要建立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以便加快技术进步。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自治和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建立以科学发现首创权为核心的奖励体系。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政府对研究开发项目提供资助或补贴的制度，弥补市场的不足，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扶持相关产业内领先企业间制定技术标准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并力争使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在成为全球标准的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不仅可以增强企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本国的企业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加快服务业发展

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必须有发达的服务业作支撑，因此，要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首先要求改变长期以来的“重制造，轻服务”的产业政策趋向。其次，要放宽对服务业的管制，改善服务业的经营环境。除某些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外，要取消所有对社会投资不合理的规定和限制，以强化服务市场的竞争。再次，要加强政府在促进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最后，加快制定和完善与服务业及其市场运作有关的法规，包括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服务范围、竞争秩序、价格收费、奖惩规则和纠纷仲裁等；同时，要加强执法，对违反相关法规和行业标准的行为要依法管理，保护服务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三）实施通道建设

通过做强销售环节和通道，构筑需求导向型的产业链。在产业链实物形态运作过程中，接单环节获利润20%，品牌获利润30%，网络获利润40%，亦即大量利润（除研发、创新、设计外）被销售环节所汲取，所以，做强销售、做活通道是OEM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实

际上，利润丰厚的根本点在消费者手中，所以，通过建立通道，直接控制产业链终端，强化服务功能，是产业链构筑的关键环节。

总之，国际分工的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产业升级和国际分工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外向型经济转型的需要，我们必须站在新型国际分工模式的高度审视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以产业链的整合为轴心，重新构筑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即寻求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提高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实现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成功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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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工理论 篇5

摘 要 本文对东亚国际分工模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影响东亚国际分工模式及其对区域贸易影响的因素。具体包括中国的崛起对原有东亚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影响；全球经济与贸易模式的变化对东亚的分工与贸易的改变；新力量的加入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延伸和转变。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东亚未来的区域分工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可能要经历从传统面相要素的分工，转向面相市场的分工；从区域分工的单级结构转向多元化发展；从传统的垂直分工转向分工网络化的转变，而贸易模式也必然随国际分工的变化而变。东亚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在未来也可能会有所弱化，更多的分工可能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广阔的产业领域展开，而并不局限于东亚生产网络。

关键词 东亚 国际分工 区域贸易 生产网络

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相对整体性较强，其主要特色是区域性生产网络发达，梯次结构清晰，产业内贸易以及产品内贸易发达。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东亚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攀升，这样的特征更是越来越突出。可以说，东亚国际分工与区域贸易之间是硬币的两面，国际分工格局对东亚区域贸易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早期曾经出现的“雁行模式”到近年来取而代之的“区域生产网络”和“梯次分工体系”，都对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规模、结构和具体形式具有主导作用。国际贸易体系实际上是国际分工关系在东亚国家间的具体体现。

一、东亚国际分工模式的历史演进

二战战后，特别是197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东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联日益紧密，且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呈现出与日本国内产业分工研究结果类似的情形，因而部分学者将“雁行模式”应用于对东亚国际分工模式的描述之中。如小岛清最早将东亚区域内部的国际分工和经济关联形式描绘为“雁行模式”。“雁行模式”是东亚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1960-1970年代对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在“雁行模式”的驱动之下，东亚区域国际分工的格局得以形成基本框架，东亚主要经济体实现了全面快速的经济增长。

进入1990年代，东亚区域“雁行模式”日渐解体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生产关联形态——区域生产网络（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根据Borrus等（2000）的定义，国际生产网络是“旗舰企业为组织其全部生产经营活动而建立的企业内部及企业间的各种分工合作关系网络，其经营活动涵盖产品的研发、界定和设计，投入品的供给，产品制造（或服务的生产）、分销以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商业行为。”显然，跨国公司是国际生产网络的组织者。在跨国公司内部，以往以企业间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国际经贸关系，转变为由企业内部贸易方式来实现，而跨国公司通过选取不同国家特定要素比较优势的过程就实现了企业内部贸易的国际化。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就是原来在固定国家或地区完成的最终产品的生产，由跨国公司通过企业内部或企业间贸易的方式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进行组织生产。它使得全球范围内最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各生产参与国比较优势有着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

区域生产网络是国际生产网络在某一特定地理单元中的具体体现，它属于国际生产网络的区域子系统。就东亚的生产贸易实际而言，笔者认为宽泛的区域生产网络定义更能解释各经济体的合作关系，因此可以将区域生产网络界定为厂商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与其他厂商之间建立的，及厂商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建立的分工合作关系。分工合作的内容可以涵盖包括产品研发、产品设计、投入晶供应、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国际生产网络既包括牵头企业（Lead firm）与其分公司、子公司的跨境合作（公司内部的合作），也包括牵头企业与外部供应商、分包商等企业的跨境台作。

与以往“雁行模式”不同的是，东亚的区域生产网络中，跨国企业是分工结构的基本单元，是实施国际分工的主体。而“雁行模式”中，国际分工的主体依然是国家或其他经济地理单元。这种区别导致在区域生产网络中，各国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分工关系更为细致，分工的架构更为灵活而有弹性。在传统的“雁行模式”下，东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联动主要是通过跨境投资的方式实施的，即便伴随着直接投资会存在知识溢出效应，各国间的经贸联系仍然是直接和简单的。然而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国际分工是通过垂直一体化的方式进行组织，各国间的经贸联系变得更加复杂、有机。加之通过诸如外包、OEM、许可生产、技术合作等形式的市场化行为，区域生产网络因细致而充满弹性的结构，带来的是生产要素更加有效的组合，而跨国经济合作的溢出效应也会更加明显。

二、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区域国际贸易的现状

（一）东亚区域贸易的整体变化趋势

从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东亚国家是经济全球化和出口导向战略的受益者。正是借助出口的拉动，东亚国家才完成了经济起飞。当前，东亚区域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出口来源地和进口目的地。如图1所示，在全球全部贸易品中，东亚的出口在1992年时就已经达到32.2%，这一数据在2007年进一步达到40.3%。说明东亚区域出口能力在这一时期是不断提升的。相比之下，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比例均有所下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的全部贸易品进口方面。图2所示，东亚的全部贸易品进口比例从1992年的20.1%上升到2007年的28.1%，而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进口比例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东亚地区已经超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成为全球最为活跃的国际贸易区域。特别是出口方面保持的高比例和快增长的势头，这与东亚积极参与世界生产网络以及世界贸易体系格局的演变直接相关。

数据来源：联合国 COM TRADE数据库

数据来源：联合国 COM TRADE数据库

从东亚区域内部的结构上看，作为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核心的日本出口比例明显下滑，并且已经失去东亚区域第一大出口国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其出口占比从2.1% 上升到14.5%，正是由于中国在出口上的快速上升才带动了东亚整体出口份额的增加。与中国类似有着快速增长的还有韩国和东盟，其中韩国在15年间也使出口实现了翻倍。这两个经济体也对东亚出口份额的上升作出了贡献。进口方面，日本的进口份额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东亚发展中国家整体的进口比例有显著提高，从1992年的17.6%上升到2007年的24.5%。这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同样来源于中国，从2.2%上升到9%，中国几乎贡献了东亚国家全部的进口份额增长。东盟国家、韩国和中国香港的份额基本上都保持了稳定。

（二）东亚区域内分工与贸易结构的变化

东亚整体贸易地位的提升是东亚生产网络垂直分工体系发展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体现在东亚生产网络中零部件贸易的快速增长上。同时，东亚各经济体零部件进出数据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反应出东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显示出一定水平分工的特征。

图3 零部件出口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 COM TRADE数据库

图4 最终组装品出口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 COM TRADE数据库

与全部贸易品比重变化的情况类似，东亚国家在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出口比例均出现了增长。如图3和图4所示，东亚零部件出口的增长幅度更大，从1992年的29.6%增加到2007年的42.8%。而最终组装品的出口增长幅度表现的十分保守，仅有3.4个百分点。两相对比会发现，东亚国家贸易的增长更多的来自于零部件贸易的快速增长，而制成品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位置并未明显变化，说明东亚贸易增长主要是由区域内垂直分工体系的发展拉动的。从结构上看，东亚发展中国家仍然是拉动零部件出口的主力，它们填补了日本零部件出口规模下降所带来的市场空间，并将之拉得更高。中国在其中的作用更是十分显著，无论是零部件出口还是最终组装品出口，中国的增长速度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总之，从零部件的出口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更加深入的参与东亚生产网络提升了这些国家上游产品生产的能力；从最终组装品出口看，中国基本上是这些年中唯一显著提高其出口份额的经济体，反引出中国正越来越成为东亚的组装车间，成为最主要的最终产品出口国。

与出口比重变化互为表里，进口比重的变化印证了其对东亚区域分工结构变化的基本认识。首先，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最终组装品进口比重大幅度增加，分别从1992年的8.5%和7.5%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17.9%和15.9%，说明欧美国家是东亚国家产品的主要目的市场 。其次，欧美国家零部件进口比重大幅度下降，说明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欧美国家的“去生产化”趋势明显存在。再次，东亚国家中，发展中国家仍然是进口结构变化的主要来源。两组数据中，日本的比重基本上保持了稳定，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比重都有明显的上升。最后，中国依然在进口结构变化中扮演主力角色。

综合零部件和最终组装品进出口比重分布的变化结果，东亚区域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变化依然比较清晰。东亚贸易的崛起是全球贸易体系失衡的结果，欧美国家在“去生产化”过程中逐渐成为最终产品消费国，相伴而生的是东亚世界工厂地位的不断确立，尤其是中国迅速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更加速了这一进程。中国虽然仍处于东亚分工链条的低端，但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已经为东亚生产网络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基础。

三、东亚国际分工发展趋势及其对区域贸易发展的影响

东亚区域内贸易，特别是零部件贸易的数据显示出东亚生产网络中，垂直分工体系带来的产业内、产品内贸易的快速增长。同时还显示出东亚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发生的变化。如同“雁行模式”一样，东亚当前的分工模式也并不稳定，如下几个全球及东亚经济条件的变化将推动东亚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的不断变化调整。

（一）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有东亚经济格局的稳定

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东亚生产网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已与2006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这种发展势头所带来的冲击也将在未来改变东亚生产网络与贸易模式的现有格局。近几年来，中国已经开始从第四梯队向更高级分工地位上升，一些东盟国家已经为中国替代，原有的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平衡发展的梯队结构逐渐解体。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未来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核心，而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区域生产网络，相较于“雁行模式”和当前的生产网络将更具有弹性和深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内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也十分突出，中国目前在地域上形成东、中、西三个梯次的区域经济形态。从资源禀赋条件看，中国既有大量的劳动力，也逐渐成为资本密集的大国。虽然目前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有待提高，但基础和发展势头仍可期待。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中国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多层次产业并行发展的格局。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为中国发挥区域生产网络中心作用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可以同日本、“四小龙”等技术禀赋优势经济体展开生产合作；资本密集的优势可以结构东盟国家或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劳动力优势结合；而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也可以与日本等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具有广阔的分工合作空间。

中国崛起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另一影响体现在大国的需求能力上。中国的经济总量巨大，同时也有着庞大的人口，两者合力形成的市场需求将对东亚贸易模式整体外向型依赖提供另一种选择，同时也对扭转本已畸形的全球生产-消费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东亚作为全球最终产品的制造基地，对欧美等主要消费市场具有依赖性。这一点从次贷危机以来欧美消费市场萎缩对东亚国家外需的影响就可见一斑。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需求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努力扩大内需以满足国内已经局部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中国的需求还未东亚其他国家的产品提供了新的市场。可以预见，在中国的消费需求得到充分释放之后，东亚区域生产的自足性将会提高，区域贸易结构也将有单纯的生产型贸易向生产—消费相结合的贸易来兴转变，其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

中国崛起还会促进东亚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融合，推动东亚合作分工从原来的以区域内垂直分工为主向多层次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转变。在此过程的带动下，东亚贸易也会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二）全球经济与贸易模式的变化的冲击将改变东亚的分工与贸易模式

首先，东亚传统的加工贸易模式已经出现难以为继的迹象。东亚的优势在于制造业，作为全球工厂，东亚从国际市场进口能源等初级产品，并把最终产品供应到欧美市场。东亚的区域内分工也是在当前的国际分工基础上展开的。但随着传统的全球经济模式难以为继，特别是“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之后，欧美对最终消费品的超额消费能力已经出现萎缩，国际经贸关系的格局已经出现松动。东亚在外需骤降的情况下，区域内部的最终产品市场发展就尤为重要，只有充分扩大区域内的消费需求，才能更好地为东亚的生产能力找到稳定的市场，才能有利于东亚区域经济贸易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全球产业的升级转变已经开始打破原有的分工与贸易体系。19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到信息经济时代，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信息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发展动力。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是全球消费模式的变化，互联网的出现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者对知识、信息、娱乐、沟通的需求迅速增长，发展成为最为主要的消费方向之一。信息产业的创新性高，并依赖于需求的规模经济效应和网络的扩张性。这已经触及了传统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当世界新兴产业贸易格局不在完全依赖各国要素禀赋，转而依赖最终消费市场的网络特征时，世界经济与贸易格局的改变就在所难免。东亚传统的生产网络和贸易结构也会受到信息产业的发展而有所改变。以移动通讯产业为例，1990年代全球移动通讯产业快速发展之初，以索尼为代表的日本企业仍然是该产业在东亚区域的领跑者，东亚其他国家依次跟进。但2005年以来，传统的移动通讯产业逐渐为移动互联所替代，智能手机崛起的过程中，日本企业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以美国苹果、韩国三星和中国台湾省的宏达（HTC）为代表企业成为智能手机领域的新贵，并引领消费电子产品和移动互联应用产业的发展。在这次浪潮中，依托于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也逐渐改变着原有在东亚分工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在第三代移动互联技术中，中国自己的技术标准已经开始和国际通行标准分庭抗礼，而中国在第四代移动互联技术发展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可以说，全球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使东亚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更趋多元化，技术创新已经不再是日本的独门绝技，东亚各国都可能在技术升级过程中改变自身的分工和贸易地位。

再次，国际服务贸易的崛起也对东亚传统分工模式造成冲击。第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正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交易成本下降的巨大促进，才使得新兴国际服务贸易得以大规模开展。如服务外包、技术合作、国际咨询等产业的发展正是基于信息成本降低而展开的；第二，金融自由化推进下的金融开放为金融业跨国开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促进了东亚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东亚更具活力的金融中心，在东亚金融服务贸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三，更为开放的国际环境促进了国际旅游、跨国教育的发展。旅游与教育服务贸易并不依赖于要素禀赋，而是更多地依赖历史文化等软实力。东亚国家趋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地理条件将促进旅游贸易的发展的多元化。而拥有更为开放的教育体系和较高教育质量的经济体也会在跨国教育服务贸易中占据优势。总之，当前国际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是开放与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将促进东亚区域贸易的多元化，也为后进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先前的发展道路。

最后，国际贸易绿色化限定了东亚区域贸易模式发展的方向。东亚国家的发展是以大量消耗能源与牺牲环境为条件的。在低碳与节能成为全球发展共识之际，当环境的可持续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之时，东亚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必须有所调整。以中国为例，作为全球工厂和东亚分工链条的低端，中国制成品的廉价是以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换来的。人为扭曲的国内资源价格和基本上毫无成本的环境污染虽然保证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却是无法持续的。当中国因必须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而提高资源和环境价格时，中国的低端制造业优势也将消弭。如果找不到接续力量，东亚的分工体系就不可避免的面对解体的局面。而在未来清洁能源和低碳发展的大环境中，东亚国家谁能在区域分工中抢到先机，目前尚不明朗。但国际贸易的清洁化与低碳化对东亚贸易模式的改变将是必然的。

（三）新力量的加入延伸了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并促使其转变

近年来，南亚次大陆的崛起也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和贸易结构构成冲击。以印度为例，自1990年代初改革开始，印度的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已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贸易力量。印度商品出口从1990-1991年度的181.43亿美元增加到2009-2010年度1787.51亿美元；进口也从240.75亿美元增加到2883.73亿美元 。同期印度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也从74.64亿美元增加到1634.04亿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 COM TRADE数据库。单位：%。

印度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开始融入东亚贸易体系。表1给出了中国同东亚主要国家以及印度的双边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比重状况。从具体数据来看，印度同中国的贸易份额在2000年以后有大幅度的增长，其规模已经超过印尼、新加坡与泰国对中国贸易的比重。尽管印度在融入东亚生产网络方面并无明显进展，但印度与东亚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增进却是不争是事实。

同中国类似，印度具有庞大的人口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为其成为中国在东亚国际分工的接续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实际上，印度同东亚的分工和贸易联系的确在日益密切。但印度自身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与中国之前的道路相同。印度相对发达的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产业与相对落后的制造业并存，致使其并未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相对于东亚，印度更倾向于融入世界生产和消费体系。但无论怎样，印度等新兴亚洲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势必会对东亚生产网络构成两种冲击：一是作为中国的接续者，印度可能通过加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对区域生产结构和贸易模式的维持起到作用。二是通过参与新兴国际分工和贸易，进而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作用构成竞争关系，这有可能改变东亚原有的贸易模式。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东亚当前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并不稳固。未来的东亚区域分工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可能要经历以下几种转变：从传统面相要素的分工，转向面相市场的分工；从区域分工的单级结构转向多元化发展；从传统的垂直分工转向分工网络化，而贸易模式也必然随国际分工的变化而变。东亚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在未来也可能会有所弱化，更多的分工可能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广阔的产业领域展开，而并不局限于东亚生产网络。

参考文献：

[1]Borrus, Michael, Dieter Ernst, and Stephan Haggard (2000). “Introduction: 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Michael Borrus, Dieter Ernst, and Stephan Haggard, eds.,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ia: Rivalry or Riches? (London: Routledge), 1-30.

[2] Ito，Takatoshi.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ts Features Idiosyncratic or Univers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I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at Tunis，December，17-22，1995.

[3] Urata Shujiro, 2004, The Shift from Market-led to Institution-le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late 1990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4-E-012．

[4]张伯伟,胡学文.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动态演变——基于零部件贸易产业链的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11(3):81-86.

国际分工理论 篇6

德国《经理人》杂志表示，南车北车的合并给西门子等国际巨头很大的冲击。这一新的世界最大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商具有技术、人力和生产能力等优势。杂志说，中国正打造“中车”这样的新的跨国公司。在铁路公司合并后，中国有望在航空业以此为蓝本，合并两大国有飞机制造商，参与对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的竞争。中国政府要求提高效率，创造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南北车合并，实现“1+1>2”

“合并是好事，是大势所趋，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在业务类型上高度一致，但又各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轨道交通专家王梦恕向记者表示，中国北车在高铁软件技术上略胜一筹，中国南车在大容量电机机车制造等方面则技术领先，双方合并实现了优势互补、强强联手，并将加快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推动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进一步走向世界。

最令王梦恕欣慰的是，合并后将告别过去两家企业争相压价、恶性竞争的状态。由于两家业务上不分伯仲，在很多招投标项目上两家为了中标竞相压价，有时甚至是不计成本的，尤其在海外项目招投标上，这样的情况也多次上演，这样不仅压低了企业的利润，使得渔翁得利，而且价格上的不稳定也让外方对我国高铁技术产生怀疑，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和国家的尊严。

“中国高铁在技术上尤其在机车制造技术上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价格的恶性竞争阻碍了其做优做强。合并后，企业不用想着整天跑项目、搞关系，可以集中力量用在技术创新上，成本更低，结构更优，避免了浪费和重复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高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合力，一致对外，将大大提高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和议价能力。”王梦恕表示。

德国轨道交通权威机构出版的《世界铁路技术装备市场》显示，目前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市场中，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分居前两位。其后分别为加拿大庞巴迪、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美国GE和日本川崎。中国两家合计销售收入几乎相当于这5家企业的总和。

根据公告，本次合并采取中国南车换股吸收合并中国北车股份的操作方式。合并完成后，新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将承继及承接南北车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业内人士分析，合并后新公司的业务范围和产品类型将大幅增加，且由于两家企业各业务板块分布于不同的地理区域，涉及下属子公司较多，组织架构整合可能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

目前，高铁市场已经是世界市场，南北车也已经由原来的单一输出产品向输出“产品+服务+技术+基地建设乃至项目总包”转型升级。王梦恕认为，合并后的新公司将有望在技术创新上实现大的飞跃，并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两家企业也表示，将融合双方技术优势，加速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新产品开发速度，提升研发效率和创新能力。

中国北车董事长崔殿国表示，南北车合并不仅能强力加速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而且还将有力推动中国高端装备业的产业升级，大力带动信息产业、电子工业、材料工业等相关产业链整体素质的提升，推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相比海外制造商的产品，中国高铁在性价比、交货能力、产品技术平台、售后服务上拥有一定优势;但相对来说，品牌知名度不高，国际专业人才缺乏，在海外竞争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南北车的合并，重要意义在于形成技术、管理、资源及市场等多方面合力，助推中国的高铁技术和高端装备产业走向世界，打造中国品牌，提供绿色、便捷、舒适的交通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中国南车董事长郑昌泓表示。

王梦恕认为，合并后新公司将加快“走出去”步伐，“不再只是产品‘走出去’，而是高铁设备、技术与标准全方位走出去。要把更多的制造工厂建到国外，一方面减少国内能源压力，同时也满足所在国就业需求，构建全球化产业布局，树立中国高铁的国际品牌”。

南北车合并后会不会导致垄断？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一方面包括高铁在内的铁路建设在多数国家都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另一方面，南北车的主要产品都卖给中国铁路总公司，中铁具有较强议价能力。只要南北车合并以后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就不会产生垄断行为。

他建议，合并后的新公司要建立起“内外有别、统分结合”的科学运行机制，一方面保证其参与国际竞争时充分实现与中国高铁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相匹配的价值;同时面对国内市场，要在企业内部形成良性竞争的运行机制，确保企业始终具有持续活力，防止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给上下游企业造成压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衰减。

“技术领先者拥有绝对话语权。国外很多国家的高端装备制造都是以一家公司为主进行国际竞争。他们常常是一家独大，在技术上对我们进行垄断，从而攫取高额利润。中国高铁正在国际市场上打拼，我们现在担心还不够强大，在技术上还不够领先。”王梦恕指出。

专家：隐现重塑国际分工格局的全球雄心

著名财经专家刘杉撰文认为，中国正在创造“大公司”，这是南北车合并后发给世界的直接信号，由于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新名片，中国“大公司”注定会成为这一领域的全球市场领先者。而在中国“大公司”战略背后，则隐现着中国重塑国际分工格局的全球雄心。

与“大公司”战略相伴的，是早已实行的“走出去”战略，如果把“大公司走出去”看作是一个完整战略，那么中国跨国公司战略正出现新的变化。

其一，打造制造业世界级公司。

中国目前货物贸易量居全球第一，但仍不能算制造业强国。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必须拥有全球领先的大公司。中国跨国公司或利用全球经济低迷，发达经济体企业效益不佳的有利条件，通过各种并购手段加速超级大公司的建造过程。除了国内合并外，中国企业可能加快海外并购过程，目前发达经济体还存在一定保护措施，但可以预见，中国既然看到千载难逢并购机遇，就会加快诸如中美投资协定等谈判，并推动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投资贸易便利化谈判，以为中国打造世界级公司创造条件。

其二，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位置，制造业以出口加工为主，而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也是重新构筑国际分工格局的过程。目前中国推行的双边和区域一体化战略，即是应对美国挑战的务实策略。在区域自由化过程中，中国需要跨国公司公司占据产业链高端位置，而若在制造业领域占先，则需要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公司来获得研发和销售优势。因此，大公司战略，是中国占领国际分工制高点的重要步骤。

其三，利用大公司实现国家政治战略。

中美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仍是悬念，但以资本输出为手段，利用大公司来输出影响力，则是新的国家战略。由于大公司实力雄厚，其在东道国的投资和贸易项目都比较大，因而对当地的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利用大公司经营中国公司声誉，有助于中国利用经济力量实现影响力。

目前中国国内在强调经济“新常态”，而未来全球竞争格局的新常态是，中国的超级公司将不断出现，中国步入“大公司”时代。

事实上，南北车的合并也拉开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组大幕。在日前结束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张毅表示，国企改革要主动做减法，支持企业兼并重组、优胜劣汰。专家预计，在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及优化产业布局、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政策背景下，2015年将有更多国企通过优化重组做强做优，增强核心竞争力，从而带动中国整体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推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