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分工合作（共12篇）
区域分工合作 篇1
京津冀三地拥有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曾经的近代中国经济中心, 三省市占地18.37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总面积的1.9%, 常住人口10558.6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7.8%, 2012年三地共实现增加值5.73万亿元, 占全国GDP总量51.93万亿的11.03%, 近几年三地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北京和天津核心地位显著。
由于京津冀三地资源禀赋有所不同, 使得这一区域在分工与合作上存在着必要和可能。分工会使得区域内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产业更加专业化和节约更多的成本。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是基于各区域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区域内城市在制定产业规划时, 也是在考虑该城市产业基础, 结合本城市的优势产业来做出规划, 本区域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产业一般情况下是该区域的主导产业。
一、京津冀三地比较优势
2012年北京市实现增加值1.78万亿, 比上年增长7.7%;天津市实现增加值1.29万亿, 比上年增长13.8%;河北省实现增加值2.66万亿, 比上年增长9.6%。三次产业结构比依次为北京0.8:22.8:76.4, 天津1.33:51.72:46.95, 河北省12.0∶52.7∶35.3。
从三地三次产业结构比可以看出,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和综合性产业城市, 其功能定位是国家的首都、国际都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重点发展第三产业, 以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为主要产业。同时, 充分发挥大学、科研机构, 人才高度密集等优势, 积极发展高新产业, 以发展高端的服务业为主, 逐步向外转移低端制造业。
天津是传统的工业城市, 随着近年来进行的结构调整, 天津工业走出了一条嫁接、改造、调整的创新线路, 传统的产业得到了优化升级, 工业已成为了拉动天津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进入快车道, 国家乙炔大项目等高端项目在这里聚集, 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工业的发展势头, 使得天津工业发展进入了重化工急剧加速阶段。空客A320总装线投入运营, 北疆电厂电水盐联产工程开始设备的安装, 新一代运载火箭、无人驾驶飞机、一汽丰田多功能运动型轿车、百万吨乙炔千万吨炼油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和陆续投产使天津工业如虎添翼。天津城市的功能定位是构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宜居生态城市。天津主要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国防科技和轻工纺织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现代商贸、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并适当发展大运量临港重化工业。
河北省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电气、煤炭、纺织、冶金、建材、化工、机械、电子、石油、轻工、医药等优势产业。工业生产中的一些行业和产品在全国居重要地位。其中, 保定的新能源产业积聚区——中国电谷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长城汽车、天威保变、英利集团、唐山钢铁等企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河北省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作为原材料重化工基地、现代化农业基地和重要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域, 是京津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及加工配套基地。此外, 河北省在第一产业中着重发展农业和牧业, 作为京津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二、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1. 缺乏有效的总体规划和协调机制
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然而处于处于自身利益发展需要, 在制定发展规划时, 三地对整个区域发展关心不够。由于对行政区内利益的过度追求, 因而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造成并强化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个问题是通过集聚效应的作用形成, 北京和天津以自己的区位优势, 加速从河北吸取优质的生产要素, 以至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均无形中向京津两市集聚;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扩散效应发挥不了造成, 京津两市没有把产业转移到区域以外, 因而对周边地区并没有形成持续和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 同样河北省也把区域整体利益放在了从属的地位, 所以就造成了三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
行政分割在旅游交通, 金融等方面都有体现。虽然北京首都机场与天津的滨海机场实现了跨区域联合, 但首都机场又修建了区域联合外的机场跑道, 显示出跨区域联合流于形式。2005年北京提出了北方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 但天津同期也明确宣布要通过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地位。在相对狭小的地域内要建设两个金融中心其难度可想而知。京津产业的重复建设不仅使大规模投入得不到有效回报, 甚至造成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等资源浪费。三地在生产要素市场、产品市场、服务市场等方面各自为政和不规范竞争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中京津两地为了各自的发展, 从周边地区抽取了大量资源, 但却并没有有效地反哺区域经济, 使得京津的发展对周边带动作用不强, 不能使各自产生足够的辐射能力, 不仅不利于其自身发展, 也严重制约了京津冀区域分工合作与发展。
2. 产业结构趋同与产业链断裂并存
产业结构趋同与产业链断裂是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产业格局影响的必然结果, 但追究问题的根源还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合作没有得到有效而深入的展开, 区域内各城市、各地区缺乏合理的分工协作以及区际分工弱化和无序竞争导致这一结果。
京津冀区域内产业链断裂现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中心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与周边城市经济落差很大;北京、天津两中心的产业发展定位较高、速度较快, 但由于周边地区产业发展滞后, 因而在京津冀区域内产业的传递梯度落差就会很大, 导致在整个区域内根本无法形成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链;其二京津冀三地相互间整体协调的意识不强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制约了着产业链的形成和有效衔接, 既缺少形成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所需要的政府推动力, 也没有珠三角地区发育程度较高市场;此外加之京津两中心城市产业链建设主要着力于消化本地区企业产品, 因此种形式的产业链也就根本谈不上对产业发展与区域的经济协同发展促进作用。
京津冀三地在产业梯度方面存在着不合理现象。依据产业梯度转移规律, 出于各地区产业不断升级的需要, 一地区相对落后或者不再具比较优势的某些产业可以向其它与该地区存在产业梯度的地区转移, 成为其它地区相对先进或者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 并进一步提高产业吸纳方的产业结构层次和水平, 因此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减轻负担, 着力来发展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业, 后进的地区则可以以较低成本引进较先进的产业与技术, 用“后发优势”尽快提高自身产业的层次和水平, 实现转移方与被转移方的“双赢”。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成功主要在于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了区域周边的发展, 结果在实际过程中不但形成了较紧密的产业链条和产业梯度、实现了城市间的良性互动, 还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相反, 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相对封闭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是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资源抽取造成了周边地区发展比较缓慢, 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发展又无形中遭到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制约。在京津冀区域, 大城市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而其它城市不能很好的进行衔接, 这样不仅导致北京、天津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力不强, 同时, 也决定了周边城市对北京、天津的经济支撑力相对不足。
三地在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许多问题。京津冀地区至今尚未形成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 同时也没有区域内便捷的路网和物流系统。这就使得整个区域内产销两个环节难以联系起来。这种局面势必会危及到整个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京津冀区域, 铁路与公路网络都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外部放射, 使得关内外交流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交流均必须经过北京或者天津。这样增加了过境运输的需求, 干扰了北京和天津两大核心城市的交通体系的顺畅运行。除此之外, 京津冀区域内城市之间和重要交通枢纽之间的联系仍然十分不便, 尤其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市到河北省南部的交通网络要远远滞后于相互间的经济关联度, 这就导致了其相互的经济合作进程速度提不上去。除此之外, 天津港作为京津两大核心城市共同的出海口, 本应在北京的出海发展战略上发挥重要作用, 但由于天津港在行政上隶属于天津, 两城市协同机制不通畅, “京唐港”的建立就是基于北京利用天津港不便的状况。京唐港虽投入巨资建立起来了, 北京与津唐港之间的距离超出了京津距离一倍, 再加之京唐港本省港口优势不明显, 以至于北京的货物仍然大部分还是从天津港出海。唐山的某些货物、如唐山钢铁公司的货物也要从天津港出海。可见津唐港的作用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即使如此, 京唐港在十五期间扩大投资10个多亿建设第二个港池, 天津港, 黄骅港也都不断实施几十亿的大项目, 这样的港口投资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过度竞争现象。
港口建设项目紧凑且超前, 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却相对滞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北京到河北东部 (唐山、秦皇岛) 、河北南部 (石家庄、邢台、邯郸) 、河北东南部 (沧州、衡水) 等地区的城际高速铁路的项目启动缓慢, 既影响北京的专业技术人才等重要生产要素向河北省流动, 同时也制约了京津核心城市对落后地区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 要求京津冀的需要紧密合作来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
三、京津冀产业分工与合作发展对策
京津冀整体规划纲要中最三座城市的定位已经明确了三地未来的发展方向, 规划中对京津冀三地区的产业分工也做了明确的界定。北京借助资金、技术和金融等优势大力发展服务业, 天津借助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以及天津港的区位优势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物流业, 河北省凭借自身的资源能源优势主要发展农业旅游业, 城市发展应该是为京津服务为方向。
从整体的规划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京津冀产业分工合作的重点应该是在两个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 河北省做好准备承接产业的转移。天津的滨海新区以其自身的优势做好与北京重点产业的对接, 这将使整个京津冀的产业分工合作向纵深发展。
1. 统一规划做好协调工作
建立一套有效跨区域协调机制, 可采取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由中央直接建立一个跨区域的协调机制, 来服务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 第二种模式就是三地省市共同建立一个跨区域的协调组织机构, 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京津冀区域内是行不通的。第一种模式的组建机构权威较大, 模式也简便, 其协调功能易于发挥。当然不管建立哪种模式, 协调组织职能应该是从整体作为出发点, 统筹整个区域经济活动的重大事件, 当然也需要兼顾三地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特点。在制定整个区域总体前景规划时, 也要协调好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的矛盾。
协调组织在制定区域整体规划的同时,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区域规划中法律的制定。不仅仅对区域的规划写到法律条文当中, 还要把规划发展中所存在问题, 区域内的产业规划、区域的发展差距的问题都需要法律的保障。
2. 加快京津重点产业对接
京津需要对接的重点的产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业、软件产业、汽车制造业、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信息业产业主要包括移动通信, 互联网等。北京电子信息产业的战略重点要向创新链条的高端挺进, 侧重总部和研发环节的发展, 加速实现电子信息产业自造环节和技术成果向滨海新区的梯度转移。滨海新区应重点开展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应用研究和开发, 尤其是工程化技术研究开发, 承接北京及国内先进技术的转移, 进行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
北京突出研发中心地位, 着力开发拥有自主产权的电子信息技术及产品, 同时成为电子信息高端产品的制造基地。滨海新区应利用制造业基础好的优势, 提高质量扩大规模, 积极发展成为电子信息产品规模研发转化基地。
京津两地的软件产业的合作分工体系良好, 应进一步合作形成软件生态产业链, 京津两地政府应共同推进建立产业共同体, 实现技术、人才、资金和市场的互通、互补、互惠和互动。
在汽车制造业方面, 京津应发挥各自优势, 打造跨区域的产业集群, 应积极培育区域外向型及依托型汽车产业, 打造跨区域的汽车产业链条, 推动企业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兼并和联合。着重建设北京现代、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北汽福田、天津一汽、天津丰田等五大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支持建立汽车零部件企业战略联盟, 滨海新区将进一步发展汽车产业集群, 依托现有汽车产业基础, 积极参与我国汽车工业调整重组, 采取合资、合作等方式, 发展中高档轿车和豪华大客车。
京津鼓励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 通过区域间互补优势和联合互动, 开展市场化的外包分工和社会化协作, 形成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协作体系, 提高区域配套能力及区域产业竞争力, 推动环渤海经济圈装备指导也的协调发展。京津两市应鼓励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壮大和推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产业链、价值链提升的同时, 积极开展市场化的外包分工和社会化协作, 共同打造国家的装备自造研发和制造基地。
在石油化工产业发面, 京津应合力建设石化产业创新集聚区和生态工业示范园。依托北京雄厚的技术力量, 以滨海新区100万吨乙炔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为基础, 重点发展关键技术;突破一批石油化工领域共性关键技术, 形成具有自主产权的石化下游产业链条, 形成独具特色的石化产业创新集聚区和生态工业示范园。
3. 加大技术与人才的合作机制
生产要素的流动是趋利的。技术、人才会从价格较低的区域流向价格较高的区域, 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追求更高利润, 产业会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决定这一切流动的因素是市场中所形成的价格决定的, 京津市场中生产要素的价格一般要高于河北省, 河北省应加大鼓励技术开发和吸引人才的政策扶持力度。
产业转移以企业作为载体, 同业企业也决定着产业转移的规模和层次, 企业的技术进步直接影响着产业的技术进步, 应首先制定鼓励企业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 集中技术资源扶持高新产业;其次, 增强金融对企业科研、开发的支持力度, 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 让企业成为研发的主体;另外, 提高企业的生产方式、技术和管理水平, 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北京的资源优势是科技、人才、资金, 而河北省相对比较缺乏, 但是河北省具有相对较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 北京的一些高校已经在河北省建设一些独立的学院, 如北京交通大学就在黄骅市建立了一个二级学院, 河北省可以通过廉价的土地来引进人才资源。河北省的港口如秦皇岛港、黄骅港应该争取一些有实力的项目, 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与技术, 来加强区域之间经济发展联动性。
4. 加强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
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当务之急, 是完善区域间的基础设施建设, 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启动区际间的高速路、快速路、城际铁路建设, 积极统筹区域内港口、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与布局, 真正形成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具体说, 目前应尽快解决京津去往河北沧州、衡水等地的快速交通问题, 另外在港口的共建与共享方面, 现在区域内的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四大港口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尚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所以现阶段京津冀三方应该共同出资, 在充分提升现天津和秦皇岛两大港口现有吞吐能力的基础之上, 积极地开发利用京津港、王滩、港区和曹妃甸港货运能力, 让北京能依靠天津新港的升级改造和京唐港改造扩建来拓展自己的出口通道。除此之外, 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 如设立一些共同基金, 这些基金用于解决跨地区、跨城市的交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京津冀三地资源丰富, 各具优势, 具有良好的产业分工合作的基础。但是由于区域内的二元经济结构严重, 阻碍了扩散效应的发挥, 这严重阻碍了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的协调发展。应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发展一批上具规模的中型城市, 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载体。中等规模的城市的发展可以缩小核心城市北京、天津与河北省的区域经济差距, 为产业转移打下良好的基础, 也为区域内产业转移做一个充足的准备, 为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的协同发展做一个良好的铺垫。
区域分工合作 篇2
现甲乙双方就青岛鲁杰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招生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共识。
一、双方责任
（一）乙方责任
乙方代理甲方在＿＿＿＿＿＿＿＿＿＿＿的招生，招生项目＿＿＿＿＿＿＿＿＿＿＿
乙方必须按甲方的要求告诉学员培训费用（按甲方提供的宣传单上所列标准），不得私自变更收取标准。
1、乙方应及时将所报学员的相关信息上报给甲方作好记录，乙方应定期主动向甲方汇报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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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不得以甲方名义做任何违法和有损甲方利益和形象的活动。
4、在培训开班前，有学员退学的乙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二）甲方责任
1、甲方定期监督乙方工作。
2、甲方提供乙方招生中所必须的宣传单页和海报。
3、甲方为乙方在招生中提供相关的咨询保障。
4、在乙方将学员信息上报甲方后，由甲方负责学员的相关事务。
5、在培训开班前，有学员退学的甲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应全额退还学员本人。
6、甲方应维护乙方的合法利益。
二、双方权利
（一）乙方权利
1、乙方按甲方的要求，招得学员时，甲方应在学员培训开班一周内给予乙方协议所规定的费用提成。
（二）甲方权利
1、甲方有监督管理乙方招生的权利。
2、在乙方违反协议规定时，甲方可撤销乙方招生代理点。
三、费用约定
1、乙方在该项目上，甲方给予乙方相应的报酬。
2、如遇学员退费的，乙方不收取退费学员的招生提成。
3、甲方应在学员培训开班一周内支付乙方招生提成。
4、甲方只支付乙方招生提成，不另付其他费用。
四、本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年————月————日，协议期满后，如双
方延长合作期限，另行签订协议。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开始生效。
区域合作的“奥运牌” 篇3
城市的“蛋糕”
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秘书长陈剑对《经济》记者表示，奥运对城市会产生一个持续、强劲的推动力。在历史上不乏其例，像巴塞罗那在奥运会后，一直持续吸引着大量的境外游客。
奥运持续推动城市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北京的街巷都在大兴土木，修缮轨道交通以及相关设施，完善城市功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投资引发产业带动。在北京，奥运场馆及周边地区，房地产、文化体育、旅游会展等第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
城市的品牌得以提升，这不止体现在城市面貌的改观，加大产业的结构调整，还给人文环境更深刻的诠释。北京以浓缩近代历史人文的资源以及真实的民俗生活为载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奥运提升城市品牌的内在价值。北京的风土人情，甚至传统小吃都被人熟知，更广泛地传播出去。北京的文化底蕴被挖掘和延伸，城市的人文内涵更加丰富。
对于国际化程度低的城市，奥运扩大它们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城市文化的推广。青岛利用奥运帆船项目的机会，以“帆船之都”提升城市形象。奥运的影响跨越五年，青岛已经在城市功能上更完善，经济发展更协调。陈剑表示，奥帆赛还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给青岛带来显著的“乘数效应”。青岛以城市形象、宜居的城市环境延伸出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
反之，一些城市吸引力有限，城市品牌提升的空间也受到制约。
多点互动
奥运的磁石效应已经辐射到京外地区。据测算，投入100亿元，对北京之外地区的影响为40%左右。这些项目举办城市也成为炙手可热的区域，引来各方争先投资。
北京通过区域合作联合发展，实现高端、低端相结合。北京为各地提供旅游线路平台，并与这些城市进行实质性的一些合作，包括在北京周边的一些地区的自驾游，降低通行费用，景区和景点之间联合。
天津和北京之间的快速轨道建设的开通，拉近了两个城市的距离。作为北京的毗邻之地，天津正在筹划实施大区域资源整合，开发优势旅游资源。作为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加强跨区域口岸合作，推进港口城市和内陆城市口岸功能互为延伸。
秦皇岛有12场足球预赛。河北借助天时地利，加快实施奥运在北京、预赛在河北、训练在河北、休闲在河北的旅游工程。加快旅游资源共享和合作机制，鼓励产业间合作，产品、市场、信息、客源和利益的共享。
山西与奥运隔山相望，却一水相连。以山西旅游为主题的宣传，不失时机地出现在北京的地铁站、首都机场等客流量大的场所。山西在信息化上先行一步，实现政府网和旅游网的连线，即时互换推广节目和栏目。
陈剑对记者称，区域互动涉及到行政，市场化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推进。北京是一个生态资源受制约的城市，比如水资源的缺乏，要与周边省市预订备用水源供应，实施“南水北调”。奥运期间，污染企业被限制开工。他还表示，区域之间要真正形成实质上的深层联系，在经济、地域和文化上达成彼此认同。比如在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相对比较成熟。上海作为中心城市，以经济优势的磁石效应辐射到其他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的良性发展。
相对而言，北京的带动力还稍显薄弱，吸引力远大于它的辐射带动力。区域间内在联系松散。城市间的合作要形成规模和系统。
区域分工合作 篇4
当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盲目发展的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二是区域冲突的内在机制未见好转，三是区域合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随着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2007年7月)下发，意味着区域经济政策的制订、实施将更有针对性，2008年区域政策已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六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势良好
第一，京津冀都市圈机遇比较好，发展值得期待。作为国家战略的天津滨海新区和河北曹妃甸正快速发展，这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而首都北京作为核心区是京津冀都市圈中最显著的优势之一。另外，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为京津冀都市圈带来了新的生机。在奥运的带动下，区域内的合作将会增加，一体化进程将会加快，后奥运经济也将持续为区域发展注入动力。
第二，长三角地区经济仍将保持稳步较快增长的态势。近年来，长三角紧紧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机遇，努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产业发展的协调性有了一定改善。另外，投资需求的理性化得到加强，收入和消费增长步入快车道，服务业发展进入提速期，消费扩大对经济增长拉动力将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继续平稳发展的格局下，预计2008年长三角经济稳步较快增长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第三，中部地区经济仍处上升阶段，增幅回落有限。2008年，中部崛起政策将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部地区“3个基地、1个枢纽”在全国的地位，中部地区受到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的概率比较大。同时，国内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进程明显加快，国家将逐步引导和促进加工贸易向中部地区转移。另外，中部地区资金、土地、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资源, 将加快流向现代工业部门，将增强中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从总体上看，2008年中部地区增长速度虽可能有所放缓，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第四，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2008年，国家在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的同时，将继续强化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项政策实施力度。随着政策效应的显现，全国产业布局、投资流向都会出现新的变化，为东北地区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其自身看，支柱产业高速发展的势头不减。特别是随着国企改革逐步深入，东北地区企业竞争能力及适应市场能力不断提高，国企改革成果逐步释放，会吸引众多战略投资者，并将有助于做大做强企业，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因素。
第五，广东经济有望沿其内在惯性延续发展。尽管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效应对广东出口的影响将在2008年逐步显现，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持续增加的城乡居民收入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这些因素将为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并将明显增强广东经济的内在动力。虽然受金融房地产政策调整影响，广东第三产业增速可能有所放缓，但工业对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较低，第二产业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
第六，西部开发将继续加强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和人才开发等薄弱环节，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上。继续打好长远发展基础，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完善促进西部地区长远发展的资源开发管理体制、融资体制、公共财政体制、人才流动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继续加强东西互动，着力推动重点区域加快发展;注重节能减排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保持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发展势头。坚持重点突破，加大力度引导重点区域加快发展，积极推进成渝、关中-天水、环北部湾(广西)等重点经济区发展，使其成为带动西部发展的增长极。
区域经济发展三大特点
第一，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大。目前，大中城市已基本完成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初创阶段的主要任务，初步建立了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市场推进机制，奠定了产业发展基础，比较明显地体现了创新资源的聚集优势。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多数高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为培育所在城市的新兴支柱产业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国家鼓励自主创新政策的不断完善，高新技术区的扩散效应将进一步提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不断上升。
第二，区域消费增幅基本相当。2007年，欠发达地区的消费开始活跃，各地区消费增长差距趋于减小。2 0 0 8年，随着国家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建立以及相应政策措施的实施，从区域的角度看, 最大获益者可能是中西部地区。这是因为, 实行这一制度将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结构要调整为追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而使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贫困地区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由于中央财政支出方向的调整, 相对降低了不同城乡居民在人均享受公共福利水平上的差距, 将促使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变相增长。这样, 过去那种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领先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 中西部地区消费增幅有望提升, 各区域消费增幅基本相当, 差距不断缩小。
第三,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中部地区继续领先。2008年, 随着国务院部门落实中部崛起有关政策措施, 中部地区投资有望继续保持领先增长。比如, 根据交通部联合中部6省交通主管部门编制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划纲要》, 到2020年, 中部地区铁路建设总规模将达4500亿元左右, 新建铁路6500公里, “十一五”期间, 中部6省省会城市机场将全部进行改扩建。商务部决定选择中部地区作为全国投资促进规划准备工作的试点地区, 制订中部地区投资促进规划, 将切实改善本地区投资环境, 提高吸收外资工作的质量。海关总署也出台10条措施, 支持中部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 以推动中部6省的经济发展。同样, 西部和东北地区受政策以及东部产业转移的影响, 也会保持比较高的增幅, 而东部地区受土地资源的约束, 增幅会略低一些。
政策建议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六大建议
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区域差异或区域分工，协同与合作是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实践基础，区域经济和谐发展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协、折中、放弃或牺牲。建议从六个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一，完善区域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的协调运行和区域管理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和进行。其主要职能是通过鼓励或限制性的措施，为区域内各经济活动主体的市场行为提供一个基本的活动框架和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区域管理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区域管理制度基础完善的重要内容。
第二，加快建立开放公平的国内市场。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政府应通过建立统一的体制环境，取消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区域壁垒，使各个区域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自主发展，公平竞争，依据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局面。
第三，积极引导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沿海经济核心区加快产业升级，对到中西部和东北投资的外资和沿海企业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如土地、财政贴息和税收刺激等，积极引导沿海地区产业转移。
第四，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加强区际横向联合。区域间的横向联合，其根本动因在于区域间生产要素的差异以及比较优势的存在。加强区际横向联合，从长远看，将达到多赢的局面。因此，应巩固已有的区域经济协作组织，争取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形成开放型区域市场。从目前看，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地区产业合作与协调机制。二是建立区域间经济补偿机制。
第五，组建负责区域发展管理的综合性权威机构。在横向联合中，在跨省际的区域经济合作与协同发展中，为了保障有效的利益形成、增长与分配，必须建立一个在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为依据、以产业发展为特征的区域经济政策框架下的法律法规体系，并通过建立相应的协调发展机构，运作促进区域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市场，以实现区域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盲目竞争，滥用资源，浪费一体化发展的机遇。需要成立负责区域发展管理的综合性权威机构，管理跨区域的事务。
区域战略合作初协议 篇5
甲方：
电话：
传真： 地址： 乙方： 电话： 地址：
甲、乙双方均为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公司，为实现强强联手，共同拓展区域的地产相关业务，本着诚信、合作、分享的原则，决定建立战略联盟伙伴关系，甲、乙双方在友好、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现达成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合作模式
1、甲、乙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建立战略联盟，共同打造以顾问有限公司合作平台，共同开拓地区地产相关业务；
2、该合作模式以甲方为地区代表，并在成立办事处并挂牌，由甲方无偿提供甲方公司所在地的办公场所作为办事处的经营场所并处理相应的对接工作；
4、该合作模式双方自发成立的民间合作团体，暂不进行相关的民政注册程序，同样也不涉及各合作公司主体自身的内部法律手续，仅在战略合作的前提下，乙方授权甲方在省行使战略联盟下应有的权利，同时甲、乙双方也同样拥有该权利；
4、甲、乙双方均同意授权战略联盟下所有成员使用其他联盟成员的公司品牌、公司业绩等的自身资源，作为战略联盟下统一宣传、推广的权利，同时也有为战略联盟统一宣传、推广的义务；
5、双方均可作为战略联盟代表洽谈省地区地产项目的咨询、顾问、代理、策划、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等双方所能提供的服务的代表方，创造战略联盟下各方订立合同的机会；
6、在战略联盟下各公司优势互补的原则下，各方均可利用战略联盟成员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服务内容、公司优势等洽谈相关业务，为其他联盟成员创造机会；
7、在战略联盟成员获得订立合同机会时，如需要战略联盟下的成员协助，各成员应尽最大能力积极配合，已达成合同签订的目标；
8、无论战略联盟下任何成员在利用以上原则获得能够订立合同机会时，如因合作内容的专业性、可操作性等要求，均优先考虑战略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并以统一公司形象（体现在名片和网站等宣传推广资料上）进行合作及项目操作，同时以合理的利润分配原则进行分配，以达到战略合作联盟在江西地区长期发展的目的；
9、原则上由合同获取方的公司签订合同，如特殊情况也可由战略联盟下其他成员签订合同（如公司资质要求、品牌要求、税收处理的问题等等），相关的办法可另行协商并订立补充协议；
10、本着资源共享、利润共享的原则，如以战略联盟的形式洽谈合同，在签订合同后报酬以本合同第二大条作为参考或另行约定； 第二条：合作报酬计算方式
战略联盟平台下，取得项目由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进行的，按照以下模式进行报酬分配； 方式一：如一方介绍项目、洽谈成功，并支付洽谈项目前期费用，同时负责发展商公关的，则由合同签订方提供收益的15%作为报酬。
方式二：如一方介绍项目、协助洽谈成功，则由合同签订方提供收益的10%作为报酬。方式三：如一方介绍项目，则由合同签订方提供收益的5%作为报酬。
第三条：战略联盟下的职责及权利、义务
（一）、战略联盟成员下各公司自身的职责及权利、义务
1、参与战略联盟的公司可各自利用自身公司品牌进行相关业务，不受战略联盟约束；
2、参与战略联盟的公司各自负责自己公司品牌统一宣传推广，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为战略联盟成员提供优质的自身公司资源；
3、如其他联盟成员需要，联盟成员均可提供自己团队的成功操作案例给对方，并可以使用该资料于战略联盟的推广，创造获得签订合同的机会。
（二）、各公司成为战略联盟成员的职责及权利、义务
1、为实现战略联盟成员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目的，联盟成员在自身条件不符的情况下，应积极为其他联盟成员获得项目创造机会，并在有可能合作的前提下优先考虑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以达到统一的战略服务平台的目的；
2、各成员均有义务为战略联盟做统一的推广和宣传，创造和扩大战略联盟的影响力，以获取更宽的业务渠道；
3、战略联盟下其中一方成功为其他战略联盟下的成员带来业务的，获得业务的一方在合同签订后，应及时为其提供所商定的报酬。
第四条：协议期限
1、本协议期限为一年一签，本次战略联盟合作协议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2、协议期满后，如不续签本协议的，视为自动退出战略合作联盟，不在享有本协议的有关一切内容
第五条：保密条款
战略联盟之间互相负有保密义务和责任。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非合作方披露对方的合作信息及双方共同制作的材料或信息或联系方式；同时不得向他方披露或者恶意地利用在合作过程中获得的对方的一切商业秘密。
第六条：协议的其他条款
1、战略合作期内，如因其中某位联盟成员方对其他联盟成员的品牌运营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其他联盟成员公司品牌受损，受损方有权收回其品牌使用权，在其他联盟成员同意下将取消其联盟成员资格，涉及到法律后果的，追求其法律责任；
2、如本协议期满后联盟成员无意继续合作，退出方应在本合同终止时消除任何与战略联盟有联系的迹象；
3、本协议履行过程发生的争议，联盟成员应首先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起诉。
第七条：本协议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有壹份，具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补充，与本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符的以补充协议为准。备忘录、补充协议均作为本协议的附件，是本协议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充。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签约时间：
****年**月**日
签约时间：
区域合作再成热点 篇6
从科学发展观来看，“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倡导，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CEPA的签署加快促成了大珠三角经济区的崛起，并为泛珠三角经济区的提出和启动提供了客观基础。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大珠三角经济区的主要弱点是经济腹地不足。泛珠三角经济区的提出，既体现了粤港澳经济能量集聚亟需扩大释放经济腹地的内在要求，也反映了周边省区接受粤港澳经济辐射的强烈愿望。
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符合中央关于“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要求，对内地省区整体上提高对外开放、对内拓展的水平，提高整体竞争力，营造经济发展的多赢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这种着眼于大区域协调的战略，受到了区域内有关各方的欢迎。九省（区）普遍认为，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符合区域内各方利益，既体现了珠三角经济能量集聚亟需扩大释放腹地的内在要求，也反映了周边省区接受粤港澳辐射的强烈愿望，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中国的三大经济区看，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目前的合作水平，离经济一体化还有很大的距离。有关专家认为，行政区域阻碍了经济区域的形成。此外，就是区域内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发展水平相近、产业同构，往往相互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
区域分工合作 篇7
关键词：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安徽经济
一、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及其重大现实意义
2008年胡锦涛同志在安徽视察时指出, 安徽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劳动力资源优势, 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 主动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 不断加强同兄弟省份的横向经济联系与协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长三角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高地, 大力推进长三角与周边地区的分工, 形成泛长三角合作区, 是促进东部与中部互动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同时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不利影响的重要举措。因此, 胡锦涛同志提出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合作问题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泛长三角区域概念的提出与范围的界定
“泛长三角”是相对“长三角”而言的。关于“泛长三角”概念的提出, 在学术界最早是2002年4月6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的蓝鲸管理论坛上由专家提出的。专家们认为, 以往长三角多指上海及江苏、浙江的部分城市, 带有区域不稳定性、行政不对称性、目标不确定性, 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或是最高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此, 专家们提出了泛长三角经济区概念, 即“3+1”模式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专家们认为, 泛长三角经济区克服了长三角的缺点, 具有地理发展的延展性、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和发展水平的梯度性[1]。
2004年,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无锡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徐长乐先生发表文章, 认为泛珠三角模式的付诸实践, 给正在寻求合作与发展的长三角带来了启示:从长江经济带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 积极探讨与进一步增强长三角与长江上中游区域合作的大计, 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根据目前长三角区域合作仍以“15+1”个城市利益主体单位的现状, 以及近年来浙江金华、安徽马鞍山和江苏苏北等市要求加盟长三角, 长三角区域外延有待不断扩大的客观要求, “15+1”的狭义长三角应当逐步淡化, 取而代之并应进一步强化的将是以江浙沪三省市为合作主体和更高行政级别的经济合作交流模式。为此, 他认为, 首先, 要加强长三角与长江下游省份安徽的战略联盟, 通过与安徽省全面合作、地区互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 共同打造以申、苏、浙、皖三省一市为合作主体的“泛长三角”, 形成长江下游及河口地区的整体联动发展新态势[2]。
嘉容在《新时代论坛》上的文章《论泛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 是比较早也是比较系统地研究关于泛长三角经济区的文章。该文针对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启动长三角和京津冀区域规划编制试点问题, 提出了泛长江三角洲及其区域发展规划的理念和构想, 并对泛长三角及其规定性和泛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及其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该文将泛长三角范围界定为:以上海为中心, 上海和江苏、浙江三省市的一部分或者上海和南京、杭州三个特大城市所构成的长三角是泛长三角的第一层级;包括安徽和江西的一部分在内, 是泛长三角的第二层级;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一部分以及安徽的大部分或者全部, 是泛长三角的第三层级。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和福建及其以外地区, 包括重庆、四川等长江中上游地区则可能构成泛长三角的第四层级或者外围空间层级。这样一个递进的和渐变的空间地域结构, 就构成了泛长三角经济区域概念。
2008年7月中旬,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2008年年会、十七大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合肥召开, 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与合作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7月25—26日由苏浙沪三地社科院主办的“首届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上海举办。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安徽、江西、福建和台湾的专家都参与了此次会议。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表明:在国际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入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加大的宏观背景下, “泛长三角区域发展与分工合作”问题, 再次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在学术界关于泛长三角的各种讨论中, 根据上海会议上所通过的《泛长三角合作发展建议书〈讨论稿〉》的建议, 学者们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先将上海和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 (市) 列入泛长三角合作区域;同时把在长三角投资活跃的台湾也纳入这一范围, 形成“6+1”格局。除了“6+1”之外, 泛长三角格局尚存“3+N”的动议。其中, “3”是指沪苏浙一市两省, “N”是几则说法纷纭———N是2, 那就是安徽、江西;N是3, 即应加上福建;N如果大于3, 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重庆都可能在其列。
笔者认为“6+1”的提出, 以这些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来看有其合理性, 但在这种格局中, 同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行政体制, 即参与省市的行政区、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以及台湾, 从操作层面上看, 目前难度较大。作为“3+N”概念, 即苏浙沪加上沿着长江溯源而上的沿江省份, 从长远发展来看, 有其必然性, 但这种划分区域范围过于庞大, 经济形态过于繁杂, 且超出目前长三角可能辐射的半径。泛长三角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概念, 泛的要求是既超出原有的范围, 但是受一定规律的约束又不能无限扩大。具体说就是这些区域内部之间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 具有经济要素的组合优势、经济成长的后劲优势、交汇融合的环境优势等, 客观上具备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条件与潜在条件。因此, 从推进我国东中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 当下泛长三角区域由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构成比较合适。即采取“3+1”区域合作模式, 由东部地区的苏浙沪二省一市和中部地区的安徽省共同构成。
(二) 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重大现实意义
1. 有利于增强长三角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2008年8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 在说到长三角的方向、功能和要求时指出, 长三角要“加强与周边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联合与协作, 强化服务和辐射功能。”这也是对胡锦涛同志关于泛长三角指示的具体落实和推进。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实力最强的城市群, 但与国际上的几大城市群相比, 这里的区域太小, 辐射带动性不强, 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2007年长三角地区土地占全国1%, 人口占6%, GDP占全国的18.7%。即便与国内城市群相比体量也处于较低的地位。京津唐地区面积是长三角的1.7倍。泛珠三角地区9省的人口、GDP占全国的1/3, 土地占全国的1/5。长三角地区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通过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战略目标实施, 使之成为全国发展动力源, 不仅对该区域而且对全国都有重要意义。
2. 有利于促进中部崛起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加强东部与中部区域合作, 促进中部崛起, 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完成这一任务, 目前尚没有成熟的经验和很好的措施。泛长三角地区内, 一方面, 东部苏浙沪二省一市与中部地区的安徽省相互之间的差距很大;另一方面, 中部的沿江地区又具有加快发展的诸多条件, 处于经济崛起之中。特别是安徽省可以发挥“居中靠东”的优势, 做好“左右逢源”的文章, 有效地改变“不东不西”的尴尬地位和局面。长三角则可以利用泛长三角区域合作, 带动周边的中部地区经济走向繁荣, 同时在合作中求得自身发展, 进而起到在区域合作方面的示范作用。
3. 有利于促进区域分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当前, 为了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区域分工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目标, 一批产业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已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只有在核心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才能更好地向周边地区进行产业转移, 而大量的传统产业转移出去迫使核心区要有新的更高层次的产业填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合理的区域分工, 使价值链均匀分布在合作区内。核心区向产业的高端发展, 把中低端的产业向周边扩散, 推动周边地区企业的专业化分工、集群化发展, 把各地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最好是通过把区域一体化的分工深入到产业内部, 即相互之间形成围绕统一产品进行研发、生产、营销、策划、售后服务等分工模式, 由此既可以促进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 又有利于统一利用品牌、人才和技术等稀缺资源, 还有利于降低营销成本, 提高服务水平[3]。而在这方面, 目前全国还没有成功的典型与案例, 泛长三角“3+1”模式将在全国的区域分工与产业升级中起到先导性作用。
二、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
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在合作区域范围内客观上存在着地理发育的延展性、生产要素的互补性、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发展水平的梯度性和区域文化的相通性。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 与其他地区相比, 区域分工合作具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和诸多有利条件。
(一) 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现实基础
长三角地区企业资源市场扩展与安徽省有参与区域分工的客观要求是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现实基础。这主要表现在:
1. 当前长三角迫切需要在中部地区开辟新的发展腹地。
长三角地区在经过多年的扩张和大发展之后,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各类企业都达到了相当多的数量和规模, 生产要素、环境容量、发展空间已经到达相当紧张的程度, 迫切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 建立有效的高新技术转移促进机制, 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益和水平。这就需要营造一个更强的大后方作为支撑, 其对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中部地区的安徽省虽然各类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与东部长三角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但近几年也有较大的发展, 已基本具备提供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的优良条件, 区域内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基础。目前, 安徽省外投资的一半以上来自于苏浙沪。当前, 中部的安徽正在成为长三角需要开辟的新腹地。安徽省已与长三角地区开展了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合肥、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黄山等城市已程度不同地与长三角融为一体。
2. 安徽省具有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客观要求。
安徽省的最大特征是劳动力资源丰富, 但与长三角相比在技术、人才和资本等方面则比较稀缺, 而要实行丰富资源与稀缺资源的置换, 从分享苏浙沪经济繁荣中获取比较利益, 只有参与到发达地区的市场分工中去, 才能得以实现。苏浙沪具有向其他省区转移和扩散劳动密集型甚至技术、资本密集型加工业的要求, 而安徽也具有接纳这种转移和扩散的需求和能力。同时, 这种需求和能力正由被动式转向通过区域分工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共同繁荣的主动创新方式。安徽省在泛长三角分工与合作中正在抢占先机, 争取率先发展。2008年8月, 安徽省党政代表团专程赴苏浙沪开展为期七天的学习考察活动。学习考察中, 安徽省党政代表团分别与苏浙沪两省一市召开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座谈会, 共同探讨安徽与两省一市交流合作新途径, 全面推进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在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号召下, 目前安徽省一些城市已经行动起来, 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中去。例如, 靠近浙江的宣城市, 90%以上的省外投资来自苏浙沪, 85%以上的农产品销往苏浙沪, 80%以上游客来自苏浙沪, 70%以上的劳务输向苏浙沪。
3. 资源的优势互补是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经济基础。
安徽省与东部的苏浙沪相比, 在土地、森林、矿产、劳动力和水资源等方面具有着丰富的资源优势, 决定了其在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中的重要地位。苏浙沪自然资源禀赋缺乏, 而其他生产要素, 如技术、人才、资本等方面则具有相对优势。苏浙沪所稀缺的正是安徽所丰富拥有的;而安徽所稀缺的, 也恰是苏浙沪所丰富拥有的。东部的苏浙沪与中部的安徽省在资源优势上有很大的互补性, 这就奠定了泛长三角实现区域合作的经济基础, 而且也决定了各自在泛长三角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地位。
(二) 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有利条件
1. 天然的地理人文历史联系为区域分工合作提供了良好区位条件。
虽然安徽是中部的成员, 但却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那就是居中靠东, 具有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区位优势。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在地域上要连成一片。安徽位于长三角腹地, 同属长江中下游地区, 地理连绵, 民情相通, 历史传统一脉相承, 文化习俗合而不同, 具有天然的融合性。延绵起伏的江河原野平川, 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积淀, 深沉厚实的血缘亲情连结, 紧密交往的经济文化关系, 形成了“3+1”区域合作模式的地缘优势。这种天然的地理人文历史联系为泛长三角区域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区位条件。
2. 经济的层次性差异性特征形成了区域分工合作的经济社会条件。
泛长三角区域内既有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和平原, 又有经济比较落后的山区、老区和库区;既有代表产业发展先导的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 也有还处于较落后水平的一般种植、简单加工、初级开采等传统产业。泛长三角区域内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地域分布特点明显。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经济结构形态多样, 市场发育参差不齐, 物质技术基础各异, 生产力呈明显的多层次性, 地区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而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文资源又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有这些, 为泛长三角区域多种形式的分工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条件。
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区域分工合作提供了难得的社会历史机遇。
国家战略意志是区域合作的最终导向。新的历史时期, 国际经济形势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快速扩散和蔓延, 东部沿海许多企业已受到严重冲击, 曾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多年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里,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扩大国内需求, 走内源型经济增长道路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协调东中西地带互动发展, 形成强大的国内需求, 已经成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泛长三角经济带, 是目前国内外普遍认为实力最强、势头最好、前景最优的区域。泛长三角仅涉及三省一市, 且都处于长江中下游广阔平原和丘陵地带, 这里人口众多, 市场潜力巨大, 容易形成庞大的国内需求, 加快建设泛长三角区域经济带已经成为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选择, 这将给“3+1”区域合作提供难得的社会历史机遇。
三、安徽在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中的经济发展对策
安徽省资源丰富, 生产成本较低, 交通十分便利, 腹地市场广阔, 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同长三角梯度差异明显, 互补性较强, 是长三角产业转移最为有利的承接地。与苏浙沪相比, 安徽省的环境容量和市场潜力有一定空间:煤电、冶金、建材、汽车、家电等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优势, 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 与之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安徽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 可以在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1.打造泛长三角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长三角为安徽省开拓农产品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长三角居民收入水平较高, 是一个巨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仅上海市每年农产品消费需求就高达1 000亿元, 其中约有800亿元农产品要靠外地输入。安徽省农业资源丰富, 地处我国南北过渡带, 动植物品种多, 粮食、棉花、油料、肉类、茶叶、淡水水产、蚕茧和蔬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且紧靠长三角, 鲜活农产品销售半径小, 运输成本低。安徽是长三角重要的“菜蓝子”供应来源, 每天超过200吨水产品、400吨蔬菜等销往长三角, 常年生产的生猪、牛羊等40%以上销往长三角。据统计, 安徽农产品70%销往长三角。随着长三角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 安徽省作为泛长三角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2.打造泛长三角重要的劳务输出基地。目前, 在长三角的外来务工人员已达3 000万人, 安徽70%以上的劳务输出集中在长三角。2007年安徽跨省外出务工1 000万人, 其中有760万人流向长三角, 仅在上海的就超过210万人。随着长三角经济的迅速发展, 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每年需求增幅约在70万～100万人。上海市目前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来自安徽等地, 已达400多万人, 超过本市从业人员的1/3。安徽省针对当前东南沿海部分中小企业因受金融危机严重冲击, 使农民工返乡回流明显增多的新情况, 利用阳光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农民创业培训工程等, 优先做好对需要培训的返乡农民工的专业技能、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和维权等方面的培训, 为他们外出再务工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打好基础, 并主动加强与长三角地区用工企业联系, 争取务工岗位, 为返乡农民工再务工提供服务。随着长三角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形成, 安徽省作为泛长三角劳务输出基地的功能将会进一步增强。
3.打造泛长三角能源原材料基地。长三角煤炭、原材料等资源缺乏, 90%以上的一次性能源需求和30%的电力需求需要从外部调入。安徽历来是华东地区能源供应基地, 安徽34%的煤炭输向长三角。2007年, 安徽向长三角输出煤炭3 100万吨, 比上年增长12%。安徽11%的发电量输向长三角。2007年安徽省向华东电网输出电量107亿度, 2008年预计达到300亿度, 同比增长180%。“皖煤东运”、“皖电东送”在为长三角提供巨大能源支持的同时, 也有利于安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随着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安徽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也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4.打造泛长三角装备制造业基地。在安徽省建设泛长三角的装备制造业基地, 不仅能减少相互竞争、扩大市场份额, 而且能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目前, 安徽省装备制造业企业由2000年的803家增加到2007年的2 404家, 主营业务收入由363亿元扩大到2 232亿元。汽车产业发展迅速, 涌现出奇瑞、江淮、星马、昌河等知名品牌;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3%、20.5%、14.7%和7.6%, 均居全国前列。因此, 安徽省依托现有众多知名企业完全可以打造成为泛长三角的装备制造业基地。
5.打造泛长三角科技创新基地。安徽省科技实力潜在优势明显, 已基本形成了以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技术、精密仪器、光机电、新能源及高效节能领域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 成为极具潜力的新的增长点。目前, 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达1 141家, 实现产值2 518亿元。特别是合芜蚌三市已成为科技资源较为密集的地区, 共有高等院校69所, 占全省的77.5%, 科研院所63家, 占全省的51.2%;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个, 占全省的3/4;2007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45.3亿元, 占全省的62.2%;从2008年起, 省政府每年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和1亿元创业风险投资引导资金, 正在形成合芜蚌自主创业实验区。随着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安徽省与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合作会进一步密切, 将会把安徽省打造成泛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创新基地。
6.打造泛长三角旅游休闲的“后花园”。安徽省山川秀美, 著名旅游胜地众多。安徽的黄山、九华山、天柱山、齐云山、太平湖、巢湖、太极洞、蓬莱仙洞等旅游景点, 紧密相连, 可以说集山、水、洞为一体。近几年来, 随着泛长三角四通八达交通运输网络的建立, 安徽省的旅游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 长三角已成为安徽省旅游最大的外来客源地, 2007年来皖旅游人数达2 402万人次, 占全省外来客源的52.6%。随着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旅游设施不断升级, 安徽省的旅游资源优势会加速转化为旅游产业优势。因此, 通过旅游资源的有机整合完全有可能把安徽省打造成为整个泛长三角地区的旅游休闲“后花园”。
参考文献
[1]朱舜, 高丽娜.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77.
[2]徐长乐.“泛珠三角”模式对长三角发展启示[J].江南论坛, 2004, (7) :16-18.
区域分工合作 篇8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统筹区域发展,协调区域关系,对区域生态补偿研究提出了迫切的实践需求。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构建了一种新的区域分工模式,为研究和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创建了很好的基础平台。当各个地区在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两者兼得的权衡中选择了各自不同的产业方向,就有了分工交换的要求,也就产生了区域之间新的均衡问题。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协调区域关系的手段与制度安排,解决的是区域之间的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矛盾,目的在于实现区域间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1 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协调的区域分工模式
面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多目标决策,区域的专业化分工已经不仅仅是生产的行业分工、产品分工乃至多样化的产品内部分工的均衡,而可能更为广泛地拓展到经济、社会和环境职能之间及其组合的区域分工。与传统的区位均衡模式不同,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协调的区域分工格局,着眼于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整体最大化目标,更加体现以人为本、人地和谐的理念,关注经济开发活动强度的适宜性和生态保护的必要性。
1.1 假设
——两个地区,分别称为工业化地区(地区A)和生态地区(地区B),A地区建设用地具有禀赋优势,而B地区在生态品上则具有禀赋优势。这种禀赋优势可能来源于自然条件,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两个区域内只有两个产业部门,即生态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分别生产工业品和生态品两种产品。
——为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供给层面,假设居住在两个区域的人口有相同偏好,也就是假设两个地区的无差异曲线具有相同的形状。
——A地区在建设用地上具有禀赋优势,则A地区在工业品上具有相对较强的供给能力;B地区在生态用地上具有禀赋优势,则B地区在生态产品上具有相对较强的供给能力。
1.2 封闭经济下的区域分工
一个国家内部地区间可能因市场相对分割而形成封闭经济。在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地区间市场行政分割比较常见。运输条件等自然原因也容易造成地区间市场分割,巨大的运输成本,使得地区间产品不能自由流动。
在地区间封闭的情况下,地区间缺乏交换的市场,没有土地转化成本和交换的运输成本,地区生产自给自足。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将A、B两个地区的生产情况表示出来,如图1,纵轴表示工业品产量,而横轴代表生态品产量。A地区在工业品具有相对较强的供给能力,则A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与B地区生产可能性边界相比更偏向于纵轴,即工业品轴,而B地区则刚好相反。
由于两个地区消费者偏好相同,亦即A地区的社会无差异曲线(I)与B地区的社会无差异曲线(I*)相同。这样,从图2中可以看到,A地区生产点和消费点为C,B地区的生产点和消费点为C*。通过C点和C*点,生产可能性边界与社会无差异曲线相切的切线斜率分别为生态品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之比,分别为PB/PM和P*B/P*M,两者斜率的差异表明,A地区的工业品具有较低的相对价格,而B地区生态品具有较低的相对价格,或者说A地区在工业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B地区则在生态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均衡时,A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的产量分别为Q
1.3 开放经济下的区域分工
假定工业品和生态品可以在两个地区完全自由流动,并考察这种变化对于开放经济下两个地区分工状态的影响。
由于两个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相对价格存在差异,地区间市场一体化将出现商品在地区间的流动。具体来看,A地区将向B地区提供工业品,而B地区也将向A地区提供生态品。其结果是A地区工业品相对价格上升而B地区生态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最终是两个地区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趋向一致,介于两个地区封闭条件下各自的相对价格之间。这将对两个地区的生产状况产生限制,如图3所示,A地区的生产点由C转变为C点C′,B地区生产点由C*转变为C*′,两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
按照比较优势,促进两个地区的分工合作,显然有利于两个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地区间市场开放以后,通过地区间分工与贸易,A地区和B地区的消费点分别达到D点和D*点,超出了生产可能性曲线,社会福利水平高于封闭经济情形。显然这种福利水平的提升来源于地区间市场开放使得两个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上述分析存在两个基本假定:(1)不同用途土地之间进行转换不存在转换成本;(2)地区间产品流动不存在运输成本。事实上,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土地表现出较强的专用性特征,也就是不同类型土地之间的转换存在成本,尤其是从短期来看更是如此。同时,产品地区间流动存在运输成本,运输成本的存在也会对地区间分工产生影响,下面对这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
首先以A地区(工业化地区)为例来说明土地转换成本对于该地区生产的影响。
A地区在市场一体化之后工业品产量将会提高。这意味着建设用地数量将会增加,并出现将非建设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的情形,显然这种转换是需要成本的。可以将这种土地转换成本进行一个处理以使分析变得较为简单,具体来看就是将土地转换成本表示为价格的一部分,假设为工业品价格的(1-a)倍,其中0<0<1。这样,地区A工业品价格升高,相对生态品的价格就由原来的PM/PB下降为aPM/P。,在图形上考虑土地转换成本后A地区面临的相对价格可以用虚线的斜率表示。图4可以看出在不存在土地转换成本的情况下,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使得A地区生产点由封闭条件下的1点转移到2点,生产专业化水平提高;而如果存在土地转换成本,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使得A地区生产点由封闭条件下的1点转移到3点,生产专业化程度低于不存在土地转换成本的情形。因此,土地转换成本的存在降低了地区间专业化程度。A地区工业品现实最优产量要低于无转化成本时的情形。当然,土地转化成本对于生态地区生产的影响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得出,亦即考虑到土地转换成本,地区间市场一体化以后,生态地区生态品的最优产量低于不考虑土地转换成本时的情形,生产专业化水平降低。
运输成本对于地区间分工的影响同样可以进行类似的说明,亦即可以把运输成本表示为产品价格的一部分,按照同样的分析思路,容易得出结论,运输成本的下降有利于专业化的发展。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甚至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在不断下降,生态地区和工业化地区将表现出更强的专业化倾向。
2 区域分工的效率、公平与区域生态补偿的提出
2.1 区域分工的效率与公平
区域分工的均衡格局,就是通过各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的合理空间配置,促进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均衡,获取整体经济和生态的较大效益。
生态品的产出,可以理解为在一定时期该地区生态资产所释放出来的效用,即生态效益。以建设用地占用为自变量的生态品产出(生态效益)的变化曲线如图5中QBA、QBB,建设用地占用越多,代表工业品对生态品的挤占越多,生态效益越低(即对生态价值的破坏越大)。由于各个地区的生态资产及其承载有较大差异,使用生态资源的单位产出效率是有差异的。总的来看,生态更重要地区,对开发的敏感响应大,建设用地同样的占用比例,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下降更多,因此B(生态)地区的效率线的I临界值要小于A(工、业)地区的临界值,之后的斜率要大于A地区。
工业品产出,则指投入一定资源成本获得的经济产出或效益,以建设用地占用为自变量的工业品产出的变化曲线则是正相关曲线,如图5中的QMA、QMB。A、B两个地区的经济产出效率有较大差异,因此A地区的产出曲线的斜率要明显大于B地区,这样建设用地增加所带来的工业品产出增长大于B地区建设用地减少而造成的工业品产出的损失。
从总体效率看,工业品和生态品的均衡分工,带来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更大化,而土地等投入成本更小化,资源利用更集约化。然而,一些局部区域(A地区)是经济效益趋大化、生态效益趋小;另一些局部地区(B地区)则相反,随着生态品增加,生态效益趋大,经济效益会有可能减少。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各个地区的工业品和生态品组合不同,各地的收入水平和生态效益会有一定差别。因此,仅仅是这种空间均衡的分工,还不能解决区域公平的问题,需要寻求区域合作的途径乃至制度保障,才能处理好区域极化与福利公平的问题,真正达到区域协调发展。
问题在于,工业品的开发权可以直接换算成经济价值,而由于生态品生产和生态空间保护,是一个极具正外部性的事件,部分的生态品发展(如旅游)能够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一定的货币价值和生产总值的体现,但大部分生态品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当其发展不能进入交易市场并体现交易价值的时候,生态地区的生态维持和保护,就不能转化为价值。
提供区域性生态品、特别是纯自然生态品的地区,居民的福利有可能受到两方面的损害:(1)居民可能会丧失就业的机会,减少收入来源,从而没有能力来改善生活水平;(2)区域政府会丧失经济发展带来的财税收入,没有能力来为公众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满足区域内居民的需求,如无法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提供基本教育、医疗卫生等设施及服务等。
因此,在区域开发与约束的分工基础上,必须借助于必要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区域分工范式所带来的极化问题,在制度上很好地协调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协调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矛盾。
2.2 区域分工的约定和规则
分工,是根据生态——经济比较优势,选择甄别工业地区和生态地区的重要因子,进行生态品和工业品在各个地区不同份额的分配,界定区域开发强度、集约度和限制程度,进而把不同地区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开发与保护兼具的适宜类型。
每个地区工业品和生态品产出目标选择及其强度组合,可以通过生态重要性指数和经济重要性指数的组合来判断。总体上看,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重要性指数和经济重要性指数,建立矩阵列联表(表1),按照各评价单元所处的矩阵位置,根据各地区的工业品和生态品的组合比例差异,确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适宜性分工类型,分别代表工业品份额较大——工业品份额减少、生态品份额增加——生态品份额较大的各个空间点的均衡组合。
在总体效益最大的前提下,政策空间可能针对不同区域的适宜开发类型,给出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什么目的、在什么期间、给多少资源等一整套规定。其中,配置生态品为主的地区,从保护生态功能和规避生态风险的角度出发,不适合集聚过多的生产要素和过多的人口。从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到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是工业品份额减少、生态品份额上升的变化,也是使用的集约度和优先序不断下降、而使用内容和规模限制约定都不断增强的过程(图6)。其中优化、重点开发区域以高强度和适度强度的工业和城市开发为主,保护、限制开发区域以农业、旅游和生态保护为主,因而对投资和产业的准入需要有一定的制度规定。
2.3 区域生态补偿的提出
由于地区间存在自然地理条件的绝对差异,部分区域在生态资源的提供上具有绝对比较优势;同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生态资源的效用性和稀缺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区域间由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不同区域在从事消耗资源的经济活动和提供生态资源方面有不同的相对比较优势。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为生态资源跨区利用和交易创造了机会。生态资源可以通过政府手段和市场机制不断流向生态资源更为稀缺而可能获得更高效用的经济发达地区,以实现生态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区域间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均衡。
当然,这也就同时提出了一个跨区域的生态资源价值补偿问题,而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就是为解决跨区域生态补偿问题所设立的制度安排,将区域生态保护、生态建设或损害的外部性予以内部化,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改变生态地区免费提供生态品的情况,通过为生态地区提供财政转移和生态补偿等方式实现财富转移和社会均等,以保障生态地区较为稳定的社会收入和地区福利水平。当然,这种机制的建立既要有上级政府的监督,也需要平行区域之间补偿责任的确认。
3 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3.1 强调平行区域之间的补偿责任
我国现有的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更多的是有上级政府参与的间接的区域生态补偿,是一种嵌入于政府“科层”和政府体制的生态补偿模式。而为了促进区域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应建立多种补偿主体、多种补偿方式相结合的多元化、全方位的补偿结构体系,在补偿主体确立中,应当强调平行区域之间的补偿责任。对于因维护整体利益而承受利益损失的区域进行补偿是协调关系的重要手段。必须明确有关省、区、市作为分摊生态补偿投入的主体责任,并平衡区域之间的责任。
3.2 建立区际生态补偿基金促进生态补偿
在生态服务上存在联系或存在生态矛盾的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常常难以进行,区域间的交易又因产权界定、初始分配、价值核算等种种问题无法实现时,如果由两地共同的上级政府建立区域之间的合作基金,专门用于解决两地间由于环境外部作用问题引发的矛盾,或用于维护两地共同的生态环境,将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区际生态补偿基金的主要资金可来源于资源税;资源有偿使用收益;针对负的生态效应外溢所形成的生态惩罚性收入;土地出让金;环境补偿费等。
3.3 推进区域生态合作的制度建设
生态产权制度的完善是区域生态合作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生态资源具有典型的公有性,长期以来的区域生态产权不明晰,给区域生态补偿实施主体的责任、范围的划分带来不便,更加限制了区域生态补偿工作、乃至区域生态合作工作的开展。
而产权的明确界定无论对生态资源的市场交易还是对消除区域间生态合作障碍、提高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都十分有效。尤其在加强区域生态合作方面,在明晰区域责任、权力与义务的基础上协调区域关系,有助于区域整体环境效应的优化,进而实现人地关系的改善。
在开展区域生态合作时,常常需要政府部门出面协商,针对补偿方式、补偿标准、补偿数额、补偿途径以及区域生态合作的细节等具体操作内容与生态补偿利益相关各方的沟通、协调工作,开展与补偿双方的谈判以及起草有关条款的利益补偿协议。
3.4 创造有利于生态经济的地区发展格局
高生态经济价值的创造能力依附于先进的价值生产方式,而产业升级和转移又是生产方式进步的重要手段,只有引导产业资本为追逐更优资源配置、更高生产效率与更大生态经济价值而在不同区域反复流动,提高生态经济价值的目标才有了保证。
有利于生态经济的地区发展格局要实现一种有序的产业升级与转移,而产业资本的流动不是高代价经济增长在地区间的重复,而是借助资本流动拓宽价值生产的进化途径,实现生态经济价值的不同提升层次,进而增加整个经济生产的生态经济价值创造力,在更有效的资源利用、更高的生产效率与更好的环保能力下实现生态经济竞争力的提高。
摘要：协调区域关系,既要基于各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长期差异性,通过区域供给能力与开发——保护的需求相匹配,实现区域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调;也要通过区域之间分工协作,形成经济社会开发和自然生态保护的最优空间配置,实现区域供需总体平衡与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区域分工模式。与此相配套,需要一定的制度保证。在区域分工模式基础上,运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分工合作和资源空间合理配置,达到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与统一。
关键词：区域,分工模式,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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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工合作 篇9
一、武陵山片区概况和区域合作现状
1、武陵山片区概况
鄂湘黔渝四省市结合部的武陵山地区,称为武陵山片区。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其区域范围、人口总量和地区生产总值也大相径庭。
一是社会层面的武陵山片区。从长期形成的经济交往密切程度和当地广大社会民众习惯认同的角度看,武陵山片区包括渝东南六个区县、恩施州、湘西州和铜仁市,32个县级(自治县,市、区)行政单元,国土面积8.03万平方公里,2013年底户籍总人口1498.45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206.6亿元。
二是政府层面的武陵山片区。除以上32个县级(自治县,市、区)行政单元外,还包括张家界市和怀化市,48个县级行政单元,国土面积约11.73万平方公里,2013年底总户籍人口2192.47万人,地区生产总值3658.38亿元。
三是国家连片扶贫开发层面的武陵山片区。涉及地处和邻近渝鄂湘黔四省市交界范围经济社会发展较低的地区,包括71个县级行政单元,国土总面积17.18万平方公里。2013年底户籍总人口3578.35万人,经济总量5731.48亿元。
由于历史、自然、经济、社会等多种原因,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是全国最不发达的区域之一,也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作为全国其他连片特困地区的先行示范,该片区区域合作也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重视,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武陵山片区已进行的区域合作
武陵山片区有较好的合作条件,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或者是地缘文化,都具有“同质性”,可谓“山同脉、水同源、族同宗、经济文化同类”。近年来,该片区合作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从制度层面看,2009年10月,首届武陵山片区经济协作会议在重庆市黔江区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章程》,讨论签署了《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合作框架协议》等。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了《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发展规划》。2011年,国家从连片扶贫攻坚的角度把武陵山片区合作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以重庆与相邻省合作为例,一是渝黔合作。两地共同推进渝黔铁路新线、乌江彭水电站、浩口电厂、煤电化基地等重大项目,共同推进煤、铝、锰等矿产资源勘查和加工建设,探索解决两省邻界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协作区问题。二是渝鄂合作。由全国政协牵头,轮流召开了旅游工作论坛会议,在共同打造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上达成了共识,共同举办了中国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在交通、能源、水利、旅游资源开发和毗邻地区发展方面,尤其是共同打通“断头路”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三是渝湘合作。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共建无障碍旅游区、加强文化旅游产业合作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在重庆黔江共同举办了四省边区参加的“武陵山民族文化节”。但是,该片区合作的实效还是停留在“分别合作”上,即合作主要是在相邻两省之间进行,三省一市一体化的合作尚未真正形成。
3、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存在的“四重问题”
正是由于“山同脉、水同源、族同宗、经济文化同类”的“四同”现象,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的同质性太强。基于差异化发展与合作的区域协调发展,目前难以形成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政策互惠、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区,而“四重”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了该片区的区域合作。
一是关系“重叠”,导致区域性的系统经济活动被行政分割。在武陵山片区,由于四个省市“分而治之”,六个大片区、71个区市县(自治县),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省市、不同的州市,很难形成区域合力。如国道319公路重庆市秀山县雅江镇至贵州省松桃县迓驾乡段,曾经出现“两不管”,公路交通治安问题频发。即使在同一经济区域甚至是同一行政区域内,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问题也难以协调。如属于重庆市黔江区的神龟峡风景区,是因大河口电站大坝而成,电站蓄水成湖、放水发电成沟,旅游和发电分别属于旅游公司和电力公司两个部门,发生矛盾时通常由上一级行政部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
二是区域“重合”,导致有利共争,无利不管。在四省市相邻的武陵山民族地区,“抬腿就出省,一脚踏三县”之处不是个别,因行政区划产生的属地管理和地方保护同时存在,涉及跨区域的管理问题,政府及民间通常受“利益”左右,“管”与“不管”的随意性很大。对过境经过的车辆、林木、外来经商、开矿等,曾经以罚代法,滥用管理权;对边界地区的互相乱砍滥伐、人口流动、河流污染等问题放任不管。
三是建设“重复”,导致过度竞争,公共资源浪费。由于前几年“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驱动,导致重复建设十分普遍。武陵山片区为四省市交界之处,在各自的“入口”、“门户”、“桥头堡”树立各省的形象工程更是普遍。湘鄂两省交界处的湖南省龙山县和湖北省来凤县,两个县城相距七公里,曾经仅靠一座“团结桥”相连,较短的一个桥,两端各设一个收费站。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又影响了通行速度,阻碍了区域合作。幸好随着“湘鄂情大桥”的开通和全国取消国道二级公路收费站后,这一现象才成为了历史。
四是产业“重构”,导致恶性竞争,资源优势难以形成区域竞争能力。资源禀赋和行政政策文化资源基本相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过度竞争,“人有我一定要有”的产业发展现象难以避免,畸形重构,甚至恶性膨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高阶收购邻县的蚕茧、苎蔴、烤烟等原材料现象,结果使成品价格过高而失去市场,各厂纷纷倒闭。
行政分割、市场分割、资源分割的叠加形成的“区域分割”,让长期的扶贫开发在区域整体效益上大打折扣,给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和严重的制约。
二、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障碍分析
1、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的有形障碍
(1)贫困面积广、程度深,合作基础脆弱。贫困地域比重大,武陵山片区贫困县(市、区)71个,占全国592个的12%。农民收入低,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000-5000元的有15个县,最低的是古丈县4127元,仅为全国8896元的46.39%,7000元以上的只有9个区县,最高的是石柱自治县为7765元,也只有全国的87.26%。
(2)经济发展水平低且交易分散化,缺乏合作动力。2013年,全国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为10.02∶43.89∶46.09,武陵山片区中的所有县级行政单元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共同特点是第一产业明显偏高,第三产业严重发展不足。2013年城镇化率,全国为53.73%,重庆市为58.34%,而武陵山片区城镇化率较高的重庆市黔江区也仅有43.79%,分别低于全国全市9.94和14.55个百分点。由于缺乏区域中心城市带动,这里各县级单元的商贸物流、资金流等都分别向所属省会方向流动,呈现武陵山地区向周边分散化状态,跨省级合作缺乏经济原动力。
(3)对上负责强于横向需要,合作失去保障。从已经启动区域合作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看,各个县级行政单元基于各地方政府目标差异、追求政绩的考虑,这种行政意识直接阻碍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按照行政管理要求,他们只对自己的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而不会考虑横向的互利合作,从而阻碍市场规律对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调节,使武陵山经济合作区流于形式或者停留于“会议合作”和“文件合作”层面。
2、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的无形障碍
这一片区合作的无形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分税制。按照国家建立武陵山经济合作区的要求,要取消一切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规章制度。由于该地区地方税基薄弱且不稳定,各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税收来源,稳定税基,有意阻碍本地企业流出或者阻碍行政区外企业进入等方式提高壁垒。
(2)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横向转移支付缺乏,使得武陵山地区财力分配不均衡,严重影响政府参加区域合作与推进经济跨地区联动的积极性。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是从中央-地方-基层层层纵向转移,还没有跨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区域之间财力分配不均衡问题很难解决。
(3)金融管理体制。现行金融机构管理体制严重制约跨区域合作。武陵山地区现在还没有相互跨区域设立银行,现行银行管理体制仍然是以省级为单元垂直管理,不能跨行政区信贷,不能跨区域调剂资金余缺,严重阻碍资金的跨区域流动,使跨行政区的资金优化配置难以实现。
这些障碍,主要是因为国家制度以及重庆形成的“诸侯经济”造成的。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市场分割,这不仅会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还会导致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形成“小而全”的规模不经济。另外,阻碍有效竞争,降低经济效率,形成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且难以突出发展特色。
3、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的杂糅障碍
有形障碍与无形障碍同时存在并交互作用,称为杂糅障碍。在现实的区域合作中,不是出现有形障碍,就是出现无形障碍,二者杂糅出现。
其一,四个省级行政单元战略目标差异选择形成的合作障碍。湖南、湖北两省属于中部地区,自然文化基础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相对较高,且主要战略目标是实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武陵山片区的贫困区域较小、贫困人口较少、贫困程度较轻,在国家同等支持力度下,容易较快的完成扶贫开发任务。而重庆市和贵州省是西部地区,山区面积比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处于武陵山地区的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其发展战略目标主要是解决贫困人口的全面小康问题。由各省市的战略目标差异,下属的县级行政单元对本省市必须保持其战略目标的一致性,从而形成跨行政区划的各自为政,缺乏战略目标和实现措施的一致性,容易形成合作障碍。
其二,行政单元组织构架及权力结构差异所形成的合作障碍。渝鄂湘黔四省市中,重庆为直辖市构架,没有中间管理环节,直接管理到区县。黔江区尽管行政级别是正厅,但仍然行使的是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权力。其他三省现行构架设有市或自治州,其市(州)下还有若干个县级行政单元;同一个片区不同省市的行政架构不同,带来行政管理层级、人事管理制度、财政、税收、投融资等经济运行模式,都存在较大差别。无论是省际合作还是县际合作,都存在着不同体制带来的无形障碍。
三、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的机制选择
1、规划编制及实施合作机制选择
(1)编制统一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规划与制度一体化。要促进跨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有一个超行政区域利益的政府部门作为牵头单位,统一组织片区内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规划与制度一体化。依据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武陵山片区所涉政府定期召开规划会议,协调各地发展利益,立足片区内各地优势,制定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规划,实现资源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完整有序的市场体系。
同时,各行政区应当加强促进区域协作的各项制度的衔接,积极探索平等吸纳外来人口落户的户籍制度,建立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和跨区域接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大胆先行先试,加快形成有利于武陵山片区协作的制度架构。
(2)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武陵山片区区域合作实施示范项目。第一,打破“县县有园区、园园皆弱小”的单打独斗模式,探索创造“多策叠合+多方联动+共享收益”,实行合作办园、异地办园的园区开发新思路。“异地办园”合作机制已在三峡库区进行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成功经验,主要考虑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利益平衡。一是要有效探索土地指标占用补偿或跨省(市)平移。即提供土地方应有相应的土地收益,或因用地指标短缺,或对方有对等利用土地的权益。二是收益分层共享。园区所在县每年按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的实物量或资金量支持跨地办园县发展;合办园区内级省(市)收入的全额和区县级收入的一定比例返还跨地办园县,保障跨地办园县利益和增强发展的“造血”功能。三是搭建就业的共同平台,合理安排双方劳动就业,实现劳动就业一体化。
第二,成立毗邻区县合作开发公司,构建跨区域企业合作机制。在武陵山地区政府合作机制下,组织设立区域合作开发公司,如设立武陵投资有限公司、武陵经济联合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武陵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对于企业间的合作,可充分运用市场方式实行利益分配,而对于合办企业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利益分配外,在对地方经济利益的分享上,也可实行GDP划转和税收分成。
2、政府合作机制选择
任何跨行政连片区域的合作,都离不开政府之间的合作。政府间的合作需要相应的机制来维系和保证。武陵山片区横跨渝鄂湘黔四省市,共处于特殊的山地区域内,域内资源相对贫乏,产业属性雷同性高,如果缺乏区域内政府间的协调,很容易形成“小而全”的产业结构雷同性。因此,建议由非制度性协作向制度性合作发展,设置高效跨省市的政府性区域合作机构。
一是成立协调小组机制。由鄂湘黔渝四省市分管经济发展的副省(市)长任组长,发改委、交委、农委、旅游局等各有关政府组成部门为成员单位,成立“武陵山片区经济协作区协调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辖区的合作事宜;由四个协作小组轮值协作会议,讨论、解决合作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建议协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发改委,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西部司指导工作。
二是建立党政领导联席会议机制。片区各方政府有关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交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研究、协商重大问题。共同策划、推进合作项目,及时沟通衔接有关情况。
政府合作机制,要有利于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沟通协调,发展进程中相互关联重大问题的经济;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增强武陵山区域发展的整体优势和竞争力。因此,政府协调机制的选择和建立应当宁缺毋滥。
3、省管县行政机制选择
(1)加快推进省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减少区域合作的层级障碍。当前,在武陵山所涉地区,除重庆是直辖市外,其它三省均为省、市(州)、县、镇(乡)构成的超多层级的政府管理体制。国家应当在连片扶贫开发地区积极探索“省直管县”制度改革,除自治州涉及民族自治政策与法律问题比较敏感的地方外,尽快取消地、市级中间结构,变省级对县级的“弯管”为“直管”。这种行政体制改革,既可以减少因行政层级过多造成的由上往下的资金、项目的运行的速度甚至质量,又可以减少区域合作的层级障碍和资源配置能力层级递减效应,增强区域协作的效果。
(2)减政放权,增强县级行政单元推动片区协作的能力。加快省辖县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武陵山片区率先进行区域中心城市管理职能授权改革。目前,国务院定位的武陵山地区的黔江、恩施、张家界、湘西、铜仁、怀化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应当赋予或部分赋予社会公共服务、经济片区协作的管理权限;在没有完成“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的格局下,尽可能采用“权力清单”方式,赋予县级更大更多的管理权力,以全面提高和增强县级行政单元推动片区协作的能力。
4、财税金融机制选择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利益机制。改革现行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区域合作的利益机制,是推进区域合作的关键。一是要从国家层面改革税收制度,适当在老少边穷地区增加独立的税种(如推广资源税改革),增加税权,维护和巩固税源。二是加快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首先,以推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通过完善财政补贴、产业扶持、税收增量返还等制度,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其次,由中央、省(市)根据地方经济差距、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要求,建立省际之间、县际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体系,确保老少边穷地区公共服务建设的基本财力。三是在老少边穷地区推进改革某些行业的增值税为消费税试验,把利益分配由投资产出环节改为设置再消费环节,抑制重复建设冲动,可削减地方政府间对抗的利益动力。
(2)消除金融体制约束,构建区域合作金融机制。一是对于在这些地区起着支撑作用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灵活的经营政策,放宽经营区域限制,允许在区域合作框架范围内(如武陵山经济协作区)跨区域吸储放贷,实现金融资本跨区域横向流动。二是要大力鼓励支持非国有商业银行在老少边穷连片地区设立经营机构,充分发挥其可以跨区域经营的灵活机制,为老少边穷地区区域合作提供金融支持。
(3)设立区域合作发展基金,构建跨区域投融资平台。鉴于金融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难度较大,推进较慢,在短期内难以建立起跨区域经营的机制;非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益导向下,不太可能将太多的经营资源放到老少边穷地区。为此,可通过建立区域合作基金的方式来提供区域合作发展的金融支持,可采用各地政府出一部分资金,市场筹集一部分资金,由各地政府联合出面组成投融资公司,实行市场化运作,即各地政府联合拥有,授权经营。如设立武陵山交通投资股份有限集团、武陵山旅游投资集团、武陵山能源投资集团等公司,形成产业发展的投融资平台,对相关基金实行运营管理。
参考文献
[1]重庆市黔江区统计局[Z].黔江统计年鉴2012.
[2]国务院:武陵山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151cc88471fe910ef12df87e.html
[3]张利华、徐晓新: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比较研究[J].区域与城市经济,2010(5).
[4]邓正琦:渝鄂湘黔交界民族地区经济联动的体制阻碍及破解[J].探索,2009(3).
我国区域能源发展合作初探 篇10
一、我国能源的区域划分
区域划分是探讨区域发展的前提和制定区域政策的基础。能源区划通过能源自然赋存、自然分布、自然丰度及技术经济条件差异进行区划研究和经济评价, 中国的人口、能源消耗和资源储藏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对能源进行区域划分为实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实现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提供科学依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利用2005年我国各省市区经济发展指标和能源发展指标以及污染排放效率指标, 对全国各省市区的亲疏程度、近似度进行测量。在上述分析结果的基础上, 考虑空间上相互毗邻, 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结构相近, 经济发展水平接近, 经济上相互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 社会结构相仿, 区块规模适度, 适当考虑历史延续性, 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型等区域划分因素, 依据各省区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水平, 借鉴国家发改委《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和国家环保总局的区划方案, 将全国各省市区划分为八大区域:东北 (辽吉黑) 、华北 (京津冀鲁) 、华东或长江中下游 (沪苏浙) 、华南或东南 (粤闽琼) 、华中或中部 (湘鄂豫皖赣) 、黄河中游 (晋陕蒙宁) 、西南 (云贵川渝桂藏) 、西北 (新甘青) 。
二、我国能源的区域特点
(一) 我国能源的分布特点
总体上来说, 我国煤炭、水资源相对丰富, 石油、天然气相对贫乏, 能源资源以煤炭为主。在区域分布上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平衡性, 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方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而在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能源的主要消费地区, 能源资源较贫乏。煤炭资源分布的面积比较广泛, 但90%的储量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地区, 尤其是晋陕蒙三省区, 储量占全国总量的63.5%。从东西方向看, 煤炭85%分布于中西部, 沿海地区仅占15%。在煤炭资源比较贫乏的大区中有相对较富的省份, 如东北区的黑龙江、华东区的安徽和华中区的河南;而在能源比较富裕的大区中又有相对贫乏的省份, 如西北区的甘肃、华北区的京津两市。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集中在东北、华北和西北, 约占全国探明储量的80%以上。水能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12省、自治区, 在全国技术可开发资源量中占80%以上。与化石燃料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相比较, 水能资源与之在空间上有较强的互补性。我国常规能源资源以煤炭和水能为主, 水能资源仅次于煤炭, 居重要地位。
正是在资源分布条件的约束下, 我国形成了北煤南运、北电南送、北油南运、西油东输、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等地区间能源交换的稳定模式。
(二) 我国能源的消费分布情况
我国一次能源的地区产销格局是:西北、西南基本平衡, 略有多余;华北产多于销, 煤炭、石油均大量调出;东北石油大量调出, 煤炭却需调入;华东、中南地区能源生产不足, 需要大量调入, 特别是江南九省市区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 能源产需矛盾最为突出。我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区域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而能源消费大省有河北、山西、辽宁、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广东, 这八省市的能源消费合计占全国能源消费的一半多。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四区域能源消费分别占全国的11%, 20%, 14%和9%, 四区域合计占全国的56%;华中能源消费占全国的17%;黄河中游能源消费占全国的11%;西南、西北两区域能源消费分别占全国的13%, 4%, 两区域合计占全国的17%。
三、我国能源资源和能源消费的区域差异
(一) 能源资源配置和能源消费存在交叉不平衡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等西部地区的煤炭、天然气、石油资源都相对丰富, 但其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重很低。而华东、华南等主要的能源消费地区, 其自身的资源又有限, 无法满足消费的需求。
(二) 区域资源配置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
山西、内蒙古、贵州、广西、安徽、云南等以煤炭为主要能源资源的省份其能源消费中煤炭比例高;辽宁和黑龙江等以石油为主要能源资源的省份其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比例相对较高。
四、我国能源的区域发展合作
(一) 晋陕蒙地区
晋陕蒙地区是我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大部分煤田开采条件较好;同时天然气与煤层气蕴藏丰富。现已开辟多条运煤通道, 同时已形成较大规模的晋北、晋中、晋东南与积极建设中的神东、陕北、黄陇等煤炭基地和大多数骨干矿区, 是供应国内煤炭的绝对主体。
晋陕蒙地区应核心建设大型煤炭基地, 主要进行煤炭开采加工、火力发电, 同时开发天然气与煤层气, 发展炼焦、煤化工及其他能源工业和高载能工业。
(二) 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多种能源资源, 其中准噶尔、塔里木、吐哈、柴达木和鄂尔多斯盆地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主要含油气区, 己探明的石油可采储量占全国的17%, 天然气占55%, 具有很大的资源开发潜力。此外, 新疆、宁夏等地还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西北地区具备以油气资源为核心, 煤炭开发为辅助的能源生产基地的条件。
在基地建设中, 应主要开发和利用石油、天然气, 同时开发煤炭和水能资源, 发展一批石油化工与高载能工业, 在增强基地能源供给的同时, 通过能源工业的发展, 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 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拥有我国最丰富的水能资源。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西藏六省市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达24286万千瓦, 占到全国总量的60%以上。西南也拥有比较丰富的煤炭与天然气。煤炭主要集中于贵州和云南, 煤质优良, 煤种齐全, 有一定基础的矿区建设, 华南是最近的区外煤源。天然气主要在四川, 是全国四大气区之一, 除满足区内需要外, 也能支援中南地区。
西南能源生产基地的建设方向应以水电为主, 同时进行天然气与煤炭的开发, 建成能够满足本区需求同时支援中南、华南地区的能源生产基地。
(四) 建设专业型能源生产基地
在我国能源生产基地建设中, 除了在以上几大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建立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能源生产基地外, 在次级区域或小范围某一能源资源富集条件较好的区域建立专业型能源生产基地, 对保障我国能源供给, 实现区域能源协调发展也有重要作用。
结语
我国要想实现能源资源富集区域能源资源的充分利用, 同时带动能源生产基地经济的发展, 就需要建设能源生产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 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能源消费中心能源需求的紧张压力, 形成各区域能源协调发展的局面。
摘要：我国能源的可持续供应面临着如何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的需要, 如何引导能源资源在区际之间的合理配置等诸多问题。本文对我国能源的区域发展合作进行初探。
关键词：我国能源,区域划分,发展合作
参考文献
[1]崔选民.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2]陈国新, 瞿正昌, 刁一云.中国能源资源[M].北京:科技普及出版社
[3]戚本超, 景体华.中国区域发展报告2008-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8
[4]王倩.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区域旅游合作网络模型研究 篇11
[关键词] 区域旅游合作四阶段理论框架网络模型
一、引言
旅游业发展依赖于人类共有的环境资源。然而，这些资源却被各级不同部门分割管理，这些部门的管理规划往往与各地区具体的旅游管理规划既相关又彼此独立，由此在共有资源的利用上产生冲突并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使旅游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就要求各地旅游业管理规划框架与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划框架充分沟通并有机结合。此外，合作已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大趋势，块状经营已无法应对激烈的市场，不同旅游项目的各类参与者在更大范围内必须有一个实质性合作。过去那种仅由旅游行政部门独立做出旅游规划的模式必须让路于多部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广泛深入地合作规划的模式。
本文将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统一为原则，对Gray and Selin的旅游合作理论框架进行优化整合，提出了区域旅游合作四阶段理论框架。并将此理论框架运用于区域旅游合作网络模型的构建中，以期系统完整地解释区域旅游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全过程。
在进行阐述之前，有必要先说明它的假设前提：一是旅游合作各方均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通过战略合作规划能对他们所处的环境施加影响;二是合作各方收益的最大化来源于资源的充分整合，各方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去谋求自身利益，否则整个合作网络将无法有效运行。已有研究表明基于资源（局部利益）部分让渡与共同拥有的重大合作事件的共同参与决策是网络组织治理中保证决策科学性的基石;三是旅游合作是过程导向式而非片段式。强调合作的片段式，会导致合作部门对复杂的执行结果反应不灵敏。
二、区域旅游合作四阶段理论框架
区域旅游合作网络模型反映的是区域旅游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全过程，模型设计以区域旅游合作过程理论模型为基本理论背景，动态的反映这一过程。Gray设计了一个三阶段的理论模型来说明合作发展的过程：第一阶段是问题确定（确定主要合作者和合作事项）；第二阶段是确定共同的追求目标；第三阶段是执行阶段。Selin发展了Gray的模型，将区域旅游合作过程概括为以下六个阶段：旅游合作环境分析——问题确定（此阶段着重强调让各合作方认识到，合作的利益大于单独行动）——确定共同的追求目标——构建具体的合作框架（在这一阶段正式的合作组织建立，同时完成合作规则订立、协议缔结、監督机制确立等）——执行结果——对各阶段的反馈分析。Selin关于第一阶段的补充很好地强调了弄清合作内在动力的重要性，而合作的环境是动态变化的，对信息的反馈分析应是随时跟踪，定期或非定期进行集体讨论，因此本文认为第六阶段不应单独分出来。此外Steve Parker通过实证指出，Gray的模型是非正式的松散的组织合作模型，它缺乏系统性和制度性，这些都会影响合作的成效。本文通过整合Gray和Selin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区域旅游合作四阶段理论框架（见表）。
三、区域旅游合作网络模型设计
动态网络组织由结构、过程和目的等要素构成，是以专业化联合的资产、共享的过程控制和共同的集体目的为基本特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其优点突出表现为：第一，它能变静态分工为动态分工，有利于智力互动，形成动态的协作网络;第二，它能使信息、知识等资源无障碍流动和全体成员共享。Pascal Tremblay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旅游合作采用网络组织的形式能有效地对资源进行整合创新。
本文将动态网络组织运用于区域旅游合作中，认为区域旅游合作的网络组织模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合作组织内部正式的合作网络。这种正式的合作网络是指在共同遵守的合作规则和协议的正式约束下形成的网络，它可以避免由于合作关系过于松散而造成合作流产，在图1中由实线来表示;二是合作组织外部各个行为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非正式的合作网络。这种非正式的合作网络不受正式合作规则和协议的约束，但仍以一致的合作目标为己任，是在高度相互信任的随机沟通与协作中产生的，它能更快速的传递相关信息，使临时出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得到快速、有效的解决。
完整区域旅游合作网络模型的基本组成要素主要包括：组成网络的主要结点，各个结点之间的链条,以及网络中流动的各种资源（资源的流通通过链条来表示）。
1.区域旅游合作网络中的主要结点
区域旅游合作网络中的主要结点代表各合作参与方，Jamal 和 Getz的研究认为主要包括：当地政府及其他对资源拥有配置权的公共部门（如交通部门、土地规划部门、旅游部门和城建部门等）；旅游企业联合会；当地居民组织；社会公共机构（如医院）；特殊利益团体（如来自于社会的环保组织）。
2.区域旅游合作网络中联系各结点的链条
区域旅游合作网络中联系各结点的链条，代表的是各种资源交换、扩散的关键渠道。由于旅游业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因此网络组织中结点的联系是直接的和点对点的,发现的问题和机遇能更及时地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链条链接而获得。图中正式联系由实线链条来表示，非正式联系由虚线链条来表示。所有链条均为双向箭头，表明整个合作过程都及时反馈给各方。由于同一行政范围内纵向横向的非正式链接很普遍，在图中未标明。图中虚线链条表示的非正式联系主要体现的是跨部门和跨区域的非正式沟通。
3.区域旅游合作网络中的信息处理平台
为了使模型能反映更一般的共性，将模型设计为最简单的三层（如图）。每一层的外包圈表示一个同等级的横向沟通平台，虚线表示这一平台具有开放性。
图中的最高一层为区域旅游合作中心机构，由所有参与合作的代表组成，浅灰色圈表明广泛平等的参与机制，黑色圈为合作决策核心部门，它由所有参与合作的最高层代表组成。整个区域旅游合作中心机构负责合作中的第三、第四阶段的工作执行和任务分配，这一层形成正式的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关系，在图中用实线过程框表示。
中间层为旅游目的地各级地方政府或具有相当权利的合作方，是旅游合作协议的主要缔结者和协作执行者。他们通过与旅游目的地各部门、团体和当地居民代表（图中用aA、bA来简单表示）的充分沟通，分析旅游环境，发现困难和挑战，并积极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寻求合作以求解决问题。这两个阶段是非正式的合作阶段，在图中用虚线过程框表示。
4.区域旅游合作网络模型的基本特征
区域旅游合作网络模型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一是动态性。由于区域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性，故各行为主体必须保持动态的发展，以保持合作网络的活力及其外部适应能力，使区域旅游竞争力得到持续发展;二是系统性。合作网络的价值创造过程是整体系统作用的结果。任何相关结点的不合作都会降低网络合作的成效甚至破坏网络的正常运行;三是开放性。任何单一、过强的本地化网络都可能导致网络信息的失效和网络整体的封闭性与同质性，进而阻碍整个区域创新的进一步提升。区域旅游合作只有不断提升竞争力，努力融入更大范围的合作才是区域旅游业的最优选择。所以，区域旅游合作网络在与外部的联接过程中，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
区域货币合作理论与实践 篇12
关键词：区域货币合作,最优货币区 (OCA) 理论,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 (简称OCA理论)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 (OCA) 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 (Robert Mundell) 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 (OCA) ”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 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 1970) 和弗莱明(J·M·Fleming, 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 、托马斯·维利特 (T·Willet) 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
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 1985) 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 (Krugman&Obstfeld, 1998) 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 欧洲货币一体化。
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 拉美国家美元化。
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 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 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 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 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 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 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 非洲区域货币合作。
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 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 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主权这一传统的国家主权要素从国家主权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 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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