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合作机制（共12篇）
区域合作机制 篇1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沿线国家与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既有联系、也有差别。从总体上看,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可视为规则主导型。以自由贸易区为例,参与者首先要通过谈判就合作的内容、方式、争端解决机制等制定规则,甚至对哪些国家有资格参加谈判也要制定规则;各方就规则达成一致后才步入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实施阶段。“一带一路”建设没有采用这种合作机制,而是立足于实现沿线各国共同发展,是一种发展导向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开放包容性。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以古丝绸之路为联系纽带,但并不限制其他国家参与。所有接受“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寻求共同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成为它的成员。“一带一路”建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创造了条件,把开放包容的原则真正落到了实处。相比之下,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尽管也标榜开放性,但受规则主导型合作机制的制约,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机会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以互联互通为基础,适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基础设施落后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成为制约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与跨国合作的“瓶颈”。然而,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尤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通常不会把互联互通建设作为前提和基础,而是更倾向于通过确立规则降低贸易壁垒。研究显示,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实现互联互通,要比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更能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
“一带一路”建设适应各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努力构建多元化的合作机制。比如,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借助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平台,同时会完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合作机制;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合作平台等等。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假如在短期内构建统一的自由贸易区,就很难兼顾各国的实际发展需要。当然,伴随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程度的加深,将来并不排除构建统一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机制的可能,但这种合作机制必然会建立在各国协商的基础上。
“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了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导向,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互补充。“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打造共同发展、共谋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其确定的五大重点合作内容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对当今全球治理是非常有益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导向型特征、成员国的差异性、合作机制的多元化,决定了它不需要也不可能像自由贸易区协定那样对关税减让幅度和实施时间等作出明确要求。“一带一路”建设更强调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与沿线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对接。这意味着,它不会取代现有规则导向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而是能够与后者并行不悖、相互补充。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是立足于实现沿线各国共同发展,是一种发展导向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摘要：<正>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沿线国家与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既有联系、也有差别。从总体上看,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可视为规则主导型。以自由贸易区为例,参与者首先要通过谈判就合作的内容、方式、争端解决机制等制定规则,甚至对哪些国
区域合作机制 篇2
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因，简单地说，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东亚货币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迫切需要东亚各国加强合作，以便在危机再次来临时形成一个相对完备的区域金融危机防范救助机制;第二，在日元/美元汇率频繁波动的背景下，东亚汇率制度的缺陷使其更容易陷入内外失衡的矛盾与冲突，对汇率制度改革与区域协调提出了客观的要求;第三，关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新发展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货币合作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在这方面，欧洲的经验对亚洲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得到了区域内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在区域汇率合作方面提出了许多倡议。本文在对诸多方案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东亚汇率合作方向与路径选择提出建议。
一、东亚汇率合作方案及评述
1.东亚美元本位
麦金农分析了东亚汇率制度的困境，提出了“东亚美元本位”的构想。在这一构想下，东亚区域内各国(地区)将本币与美元建立一个长期的固定的比价关系，区域内货币间的汇价也相对稳定，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汇率合作区。
麦金农对东亚货币钉住美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在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活动中，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为该地区的国内价格稳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名义锚。在一个更微观的层面上，单一钉住美元有助于单个贸易商和银行家更好地对冲他们的外汇风险。其次，东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称之为“原罪”)，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内投资要么存在着币种上的不匹配，要么存在着期限上的不匹配(称之为货币“错配”)，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为了降低风险，最优策略当然是建立、健全国内债券市场;较为现实的次优策略是政府逐日或逐周地稳定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防范汇率风险。他通过超风险溢价模型的分析得出了存在名义锚的钉住汇率制优于浮动汇率制的结论，并指出危机之后东亚各国货币高频钉住美元的现象反映出钉住美元的合理性。
对于为什么集体钉住美元的原因，麦金农认为，东亚地区是一个“自然的货币区”，其中任何国家(地区)能否成功地将美元作为名义锚、钉住美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经济伙伴或竞争对手能否牢固地钉住美元。因此，东亚地区应实行一种“集体名义锚”，即东亚美元本位制。在实际操作上，东亚美元本位制的最大优势在于简单易行、转换成本低。目前相当多的东亚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浮动被控制在很窄的幅度之内，实行统一的美元本位制不用对既有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
评述：东亚美元制的优势在于，通过维持本币对主要货币(美元)的汇率稳定来提供一个明确的名义锚和一个非正式的风险屏障，确立了本币的长期预期，从而避免了浮动汇率的频繁波动性，减少了投机带来的汇率超调和以外币债务共同导致的金融不稳定。对于小经济体来说，如果区域内所有国家都钉住美元，那么区域货币合作自动达成，东亚区域金融将实现稳定。但是，这种汇率安排的构想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1)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日元的作用。东亚经济关系具有多元性，无论在贸易、投资金融领域，东亚其他经济体与日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东亚其他经济体钉住美元而日本保持浮动汇率时，日元兑美元汇率波动必然通过日本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金融交易渠道导致经济的波动，进而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源泉，19的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如果如麦金农教授所说，让日元也加入东亚美元体系，对美元汇率保持固定，目前来看还不具有现实性。
(2)集体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无法避免钉住汇率制的缺陷。首先是钉住国要承担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所带来的成本;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东亚经济体不能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将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非对称性的冲击。这是因为虽然汇率固定了，但是经济周期等诸多影响汇率变动的经济因素的变化难以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发生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背离，成为又一次金融危机的隐患。
(3)仍然难以摆脱以一国货币为钉住目标的“特里芬困境”。东亚事实上钉住美元长期以来积累的对美顺差和美元贬值的压力表明，东亚事实上存在着“特里芬困境”，不可避免的，在未来集体单边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将更多受制于美国经济走势及美国行为的影响。
2.日元区
关志雄、大野健一等日本学者提出了东亚构建“日元区”(YenBloc)的建议。其核心内容是把日元作为东亚地区的基轴货币，使日元在东亚承担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以日元作为驻锚货币建立起区域性汇率联动机制。
这一建议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YungChulPark和Won-AmPark认为，日元区不具备建立的可能性。原因在于，第一，日本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缺乏吸收亚洲更多进口的能力。第二，日本的先进技术和较高的储蓄率使得亚洲国家的货币常常要对日元贬值，以防止它们经常收支的恶化。第三，亚洲国家不愿放弃货币的自主权，也不能容忍通货膨胀——失业平衡的恶化。第四，以日元为中心的货币同盟不可能缩小成员之间的通货膨胀的差距。最后，亚洲国家担心货币同盟会为政治同盟铺平道路。
评述：日元作为地区共同货币存在诸多障碍。除了日本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足以吸收亚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外，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封闭、日元国际交易市场不发达，以及日元作为国际贸易计价手段日趋呈下降趋势等，都使日元不具备担当起区域本位货币的可行性。而且，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没有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短视行为，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本地区其他经济体对日本的不信任情绪。总的来说，由于东亚对外经济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钉住单一货币的做法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弊端。无论是建立美元区还是日元区，都不可能避免来自外部的金融冲击。不过，对于与日本存在着较为密切贸易联系的东亚小国来说，在其钉住的货币篮子中增加日元的权重，将会对减少贸易流的波动比较有利。
3.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
对于钉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方案，主要涉及三方面问题：一是应采用严格的钉住制度还是采用可调整钉住制度?二是钉住的货币篮子是由区域内货币构成还是钉住区域外货币?三是在货币篮子中，各币种应占多大比例，即最优货币篮子的权重选择的依据应当是怎样的?根据目标货币篮的构成和钉住方式的不同又分为四类方案。 方案一：一篮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BBC规则)。
关于钉住汇率是否可调整以及调整幅度问题，Williamson提出了一篮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Dorabush和Park将其称作BBC规则(Basket-Band-Crawling)。BBC规则的主要内容包括：(1)东亚各国实行钉住美元、欧元和日元一篮子货币的货币制度;(2)各国根据整个区域对外贸易的比重来确定区域内各国钉住主要货币的权重;(3)区域内每个国家宣布一个钉住一篮子货币的中心平价水平，并单边确定平价浮动的范围;(4)合作阶段每个国家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汇率制度;(5)采用了麦金农的“复位法则”，当受到大规模货币投机性冲击时，各个国家可以暂时中断钉住汇率，但此后必须把汇率重新调整到旧的或者是新的均衡水平;(6)鉴于各国的经济基本面变化和相应的汇率失调是难以避免的，可以允许区域内成员根据经济基本面变动调整中心平价水平或者是平价波动范围;(7)建立类似于欧洲短期金融便利的融资机制，帮助成员国抵御货币投机的冲击。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比较灵活，便于操作，增强了区域内各国汇率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缺点是容易强化对区域外货币的过度依赖，而且各个经济体选择相同的货币篮子权重，忽视了各国贸易方向的差异，可能导致各国在权重选择问题上的分歧。
方案二：钉住由东亚区域内和区域外货币共同构成的混合货币篮方案。
即建立一种由东亚区域内的基轴货币和区域外的基轴货币共同构成的货币篮，并将本币同这种“混合驻锚”型的货币篮建立固定比价关系，从而实现同时稳定区域内货币与区域外基轴货币间汇价，以及稳定区域内货币间汇价的目的。对最优货币篮构成的研究结果有：(1)日本学者Ito和Ogawa就美元和日元在货币篮中的构成比例进行了计算，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口产品竞争力低于日本的泰国和印尼希望货币篮中美元和日元保持相同比例，而对日本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韩国、新加坡等希望提高日元的比例。(2)日本富士综合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亚洲各国(地区)共同钉住货币篮的最佳选择是美元、欧元和日元各占1/3。(3)Ogawa和Kawasaki认为，由于东亚贸易结构在近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包括区内的贸易联系，又包括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联系，而且与各区域的贸易联系有加强的趋势，所以，东亚应该建立由美元、欧元、日元和其他区内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各种货币权数的选择应该与对外贸易联系相一致。
方案三：钉住区域内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同时对区域外货币保持浮动。
Oh和Harvie提出建立亚洲汇率机制的方案，即钉住东亚货币篮子方案。在这一方案中，(1)由东亚地区所有国家的货币经过加权组成货币篮子，但不包括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在内，在这个货币篮子的基础上创立一种类似于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2)与欧洲货币联盟中的权重不同，亚洲货币汇率机制给每个国家分配的权重是该国在整个地区贸易中的份额;(3)同1993年后的欧洲货币体系中规定的一样.成员国在汇率中心平价15%的波动范围中上下浮动，一篮子货币中心平价不能单边决定;(4)各国家有义务将各自的汇率水平保持在汇率目标区内。这一方案相当于东亚货币对外实行联合浮动，对内保持汇率稳定，与欧洲货币体系初期以欧洲货币单位为基准的宽松的汇率目标区制度比较类似。
方案四：钉住区域内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同时对区外主要货币保持汇率稳定。
Williamson认为，一组将区域外货币构成的货币篮作为汇率本位的国家，同样也可以创设某种由区域内货币组成的货币篮以作为共同货币的雏形。小川英治等日本学者也倾向于区域内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同时保持对区外主要货币的汇率稳定，并给出了ASEAN+3共13国货币构成的亚洲货币单位(ACU)的测算方法，ACU的测算同时考虑到了区域外货币的加权和区域内货币的加权，实质是双重货币篮。
综合评价：共同钉住货币篮的汇率制度本质上是介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之间的一类汇率制度。这种汇率体制与固定汇率制相比，增加了一定的灵活性，使其在面临各种冲击时能够做出一定的调整;同时，放弃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而钉住一篮子货币，也有利于减少主要货币波动带来的投机冲击;区域内货币汇率之间的超稳定状态对促进区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也是非常有利的，可以降低汇率以邻为壑竞相贬值的风险。
但是，实施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仍然会面临一些问题，第一，正如没有任何一种汇率体制是可以完全不受危机冲击的，货币篮子并不能防范危机。Flood and Rose，Eichengreen，Edwards等人的研究表明，钉住汇率制度与地区金融稳定并无必然关系。第二，共同钉住汇率制度可能缺乏透明度。Frankel等人指出，相比复杂的中间汇率体制而言，人们更容易对简单的钉住或浮动汇率制进行检测和监控。建议实施货币篮子的Williamson也承认缺乏透明度是实施篮子汇率区间制的一个缺陷。第三，后两种货币篮子的权重计算比较复杂，由于缺乏明确公开的、指导汇率管理的各种经济参数，可能给相邻国家开展政策协调带来困难。
4.平行通货方案
Eichengreen提出平行通货的汇率合作方案。基本设想是首先创建一个亚洲货币单位(ACU)，由亚洲内部各经济体货币构成货币篮定值，并允许其与各经济体国家货币在区域内同时流通。Eichengreen认为，这一方案有三个优势，第一，不必强求构成货币篮子的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从而减少了脆弱性;第二，从东亚地区总产出和总出口来看，平行货币比任何一国的货币更稳定，因此将成为促进地区贸易和投资的有效工具;第三，最终是否转向单一货币由经济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决定，只有当绝大多数生产商、出口商和投资者全部采用平行货币时，才能够确定亚洲经济体具备了统一货币的可能性。 评述：平行通货方案的设想来自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经验，上个世纪70年代设立的欧洲货币单位成为欧洲统一货币的基石。但是，结合欧洲的历史，平行货币能否在特定用途以外广泛流通起来，以及在区域合作中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等问题尚需探讨。在强大的国家货币存在的情况下，先需要克服历史货币的惯性问题，因为平行货币的使用会受到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的影响，最终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使用会缺乏吸引力。另一个障碍是美元的国际地位，欧洲货币单位推行过程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ACU能否与美元有效竞争，恐怕除了靠平行货币的自然选择过程，更多要依赖于政府间的协调和积极推进。
二、东亚汇率合作的路径选择与机制建议
1.以ACU为契机围绕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开展汇率合作
上面介绍的几种区域汇率合作方案中，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一篮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BBC规则)特点是在机制上比较灵活;而钉住区域内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同时对区外主要货币保持汇率稳定的方案(双重篮子钉住)更加符合东亚经济体对内经济一体化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多元化、全球化的特征。借鉴欧洲的经验，我们认为首先构建由区域内货币组成区域货币篮，进而围绕一篮子货币展开汇率合作比较符合东亚的现实情况。
近期亚洲开发银行即将推出亚洲货币单位(ACU)。ACU是作为亚太地区共同的外汇指标推出的，按照亚行的说法，推出亚洲货币单位的目的在于“监测亚洲区域货币对美元和欧元等主要货币的整体动向，帮助各国及地区的货币当局采取灵活的外汇政策，并促进区域合作的发展。”除了衡量作为整体的东亚货币相对于区域外货币的变化，ACU也能够反映区域内货币对ACU相对价值的变化，并为区域内货币之间的价值调整提供依据，这无疑给东亚汇率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未来3-5年内东亚汇率合作可以考虑分两个步骤进行。(1)东亚国家可以首先考虑以ACU作为汇率计算的`参考标准，并据此制定汇率政策，积极推进区域内的汇率协调。(2)当经过一段时间成功实验后，如果各国自愿接受共同参考汇率，同意接受ACU，可以考虑采取集体行动，引入适合大多数国家的有管理的汇率体系。可考虑通过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ACU来稳定区域各国的有效实际汇率。共同钉住区域货币篮子方案的实施，将使东亚国家能够免除主要货币波动(主要是美日汇率波动)的影响，对于东亚经济体的经济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东亚各国、各地区对外经济贸易模式仍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下，应适度放宽波幅的限制，在保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灵活性，随着市场参与者信息的增加，逐渐收缩浮动区间。
2.东亚汇率合作可能遇到的主要制度阻碍
区域汇率合作是一个由易到难、逐步深入的推进过程。对东亚各国来说，在这个向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过渡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除了需要克服政治层面的阻碍，东亚地区还必须面对制度层面的严峻挑战。
(1)从钉住单一货币向钉住一篮子货币的转换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类似囚徒困境的难题。从国家的角度看，区域汇率合作与汇率制度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决策博弈的过程，对于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合作来说，区域协调机制尤为重要。Eiji Ogawa and Takatoshi Ito用两国博弈理论模型分析了在选择汇率制度方面协调失败的情况。文章通过比较两国货币当局在两种情况下的损失，阐明了协调失败，就好比一个囚徒困境：假定一国从钉住美元制度转向货币篮子制度，而其他国家仍然采用钉住美元制度，那么采用货币篮子制度的国家贸易余额波动会扩大。因此，这会使每一个理性决策的货币当局都会保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即使他们一同选择钉住货币篮子制度，他们的贸易余额波动都会达到最小。按照这一理论，如果多数货币当局都是风险规避型的，那么他们可能采取观望等待的策略，或者不得不选择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虽然他们应该知道这是一个纳什均衡，还存在一个优于纳什均衡的最优解。
(2)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可能遇到经济趋同的阻碍。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在统一的货币区当中，各国必须具备趋同的经济标准。对此，蒙代尔从生产要素流动性与要素市场一体化、麦金农从经济开放度与经济规模、凯南从经济多元化和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从金融市场一体化、托维尔和威力特从政策相似性、哈伯勒和弗莱明从通胀率一体化、明兹和科恩从政治一体化等多角度都进行过论述，并确立了一系列最优货币区的指标。
最优货币区的经济趋同标准告诉我们，如果各成员国的主要经济指标不能达到趋同的标准，相去较远的国家极易遭到不对称性冲击，最终不得不退出共同货币区。对东亚经济体来讲，虽然具有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但是距离最终的经济趋同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3.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需要有效的制度保障
正如前面分析的共同钉住汇率制不可避免的缺陷，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区域融资机制为国际收支失衡的国家提供及时的短期融资便利，或者没有一个有效的协调监督机制使区域内所有国家对汇率政策达成共识，东亚汇率合作实行起来将是困难重重。因此，东亚国家能否从目前多样化的汇率安排过渡到共同钉住一篮子汇率制度，共同钉住汇率制能否向着类似欧洲的货币体系及货币区的方向发展，以及能够走多远，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亚区域汇率协调机制和危机防范解救机制的完善，这两者构成了有效的东亚汇率合作机制的基础。
(1)建立强有力的区域协调与共同监督机制。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在向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迈进的过程中，显然仅仅依靠东亚各国自己的决策是不行的，是“囚徒困境”，还是最终的合作博弈，这将决定东亚汇率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从历史来看，东亚各经济体都有强烈的货币主权观念，即使独自钉住美元的同时，相互间也保持着汇率的浮动关系，力求推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金融当局之间缺乏政策协调的历史，相互之间没有制度化的汇率协调机制。这些都给共同货币篮子的推行带来了不利影响。总结欧洲货币合作的经验，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重视制度的重要性，对东亚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当务之急是尽早着手制度建设来推动合作，奠定各国政策、制度等方面互信与协调的基础。有必要在lO+3范围内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区域协调监督机构，不断健全区域政策协调机制和共同监督机制，使各国对保持汇率协调的政策做出承诺，这不仅是防止区域货币竞争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东亚区域汇率合作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
(2)完善区域危机防范救助机制。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一个重要契机，是接受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力图通过合作，建立起预防和化解金融动荡的机制，以维持本地区的金融稳定。正如前面提到的，在东亚各国距离经济趋同标准还有一定差距的情况下，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不能避免投机的冲击。Eichengreen指出，根据货币危机的第一代与第二代模型，在缺乏政治合作的行动与意愿、缺乏政策协调与大规模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东亚大范围的共同钉住汇率体制不仅是脆弱的，而且容易诱发危机。这就需要各经济体在共同利用外汇储备资源、发展地区性融资市场方面加强合作，以避免其像以往的中间汇率制度那样，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
区域合作机制 篇3
【关键词】东北东部;区域合作;机制
一、扩大宣传，争取东北东部区域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东北东部区域合作已从民间交流走向政府推动，东北四省区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已开了两届，东北东部区域合作圆桌会议历经三届，也从开始的形成框架期。虽然东北东部区域合作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宣传力度，走出东三省，走向全国，争取让东北东部区域合作早日上升为国家战略。丹东在推进这个过程中，应从这几个方面切人：第一，组建东北东部区域合作信息平台。一是筹划组建东北东部区域合作网站。二是创办东北东部区域合作的相关刊物。三是加强媒体联动。继续推动平面媒体和广电媒体的联动宣传，形成网站、媒体和刊物多重宣传的强劲势头。第二，协助举办东北东部区域合作圆桌会议。丹东刚协助牡丹江筹办了第三届圆桌会议，在鹤岗市举行的下一届圆桌会议上，还将积极地协助鹤岗办好第四届圆桌会议。第三，编制规划，申报同家战略。积极协调市发改委编制东北东部区域合作发展规划，并向省发改委、国家发改委申报国家战略，争取国家对东北东部区域合作的重视和相关政策上的倾斜。
二、合理分工，加强同东北东部各城市的产业合作
1.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方面
丹东在汽车产业及零配件方面与东北东部各市州进行产业合作时应根据各自不同的产业优势，进行产业的错位发展。与本溪和通化的钢铁产业整合，让本钢和通钢为我市的汽车零配件提供原材;再与牡丹江、白山的汽车零部件的制造协商，避免因产业重复造成的不必要竞争，同时这两市的汽车零配件可以为我市的汽车产业做配件牛产;最后丹东的汽车零部件为鹤岗、佳木斯、七台河延边等市（州）的矿山机械、农业机械做零部件的配套牛产。这样整个东北东部会形成一个以汽车及汽车配件行业的完整产业链，且各市之间避免了产业重复，各市产业明确分丁，产业错位发展，有利丁各市根据各白的资源禀赋形成各白的产业优势。
2.仪器仪表产业方面
丹东“十二五”规划将重点发展流量表、智能仪表、医疗设备及器械、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设备和光学仪器等，建立国家级检测中心。在仪器仪表方面与东北东部各市的合作中，应积极承接大连的产业转移，同时其他各市（州）提供支持。比如“十二五”期间东北东部各城市都将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丹东的医疗设备及器械方面將重点发展钼靶X射线乳腺机、医用超声波诊断机、等离子体灭菌器等产品，可以为各城市的医药发展提供支持。
3.牛物制药产业方面方面
独特的地理气候使丹东拥有了丰富的中药材资源，近年来，丹东中药材种植发展迅猛，大梨树的五味子、振江的石柱参、农科院的短梗五加、宽甸和风城的细辛天麻等产量都十分可观。“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发展以野牛动植物资源为主的牛物制品，开发新型药用包装材料。“东北东部各城市在“十二五”期间几乎都把牛物制药、牛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重点产业，这为丹东的医药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生产的药材资源可为东北东部各城市供给原材料资源。
4.硼及其硼深加工产业方面
丹东素有“中国硼海”的美誉，硼铁资源储量丰富，资源禀赋优势明显。在硼及硼深加工方面可与东北东部进行产业合作。以牡丹江为例，“十二五”时期牡丹江将打造“中国硅硼类超细微粉及工程陶瓷牛产基地”。但牡丹江却缺乏硼资源，其牛产所需的原材料硼砂主要从俄岁斯进口。随着东北东部区域合作的不但深化，两市可在硼原料及硼深加工方面进行合作，我市为牡丹江市的硅硼基地提供硼砂、硼酸等原材料，同时丹东也可借助牡丹江市在硼深加工方面的技术优势，进一步拉长“硼”产业链。
三、港口管理，畅通东北东部物流集散通道
丹东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加快发展物流业，逐步建设成为东北东部区域性物流中心和东北亚物流中心主要节点之一。在与东北东部城市进行物流合作时，要从这几个方面做起：第一，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东北东部铁路通道“通化一灌水”、“庄河一前阳”段还在修建中，尤其是“通化一灌水”段铁路，修好后，东北东部铁路到丹东这一段将全线贯通，“铁海联运”将大大降低东北东部区域城市的物流运输成本。第二，编制区域物流合作专项规划。东北东部区域合作应依据此规划编制东北东部区域物流合作规划，以推进区域物流“无缝”对接。第三，继续加强丹东港管理。东北东部各城市的物流合作日益密切，这考验着丹东港的运输承载能力，因此加强港口管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繁荣港口经济，为东北东部区域大物流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第四，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产业。传统的物流业无法满足东北东部物流一体化的发展需要，这要求丹东应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产业。首先，树立现代物流观念，增加现代物流产业意识;其次，科学规划和建设现代物流同区和物流中心;然后，整合港口资源，重点发展第三方物流，并致力丁第四方物流研究;最后，推进电子商务物流，建立东北东部区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参考文献：
[1]韩同宽.推进区域经济联合构建东北东部经济带[J].中国财政，2010（5）
区域之间经济合作机制研究 篇4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信任与动机,形成过程
0 引言
当前经济发展全球化浪潮已经到来, 各级区域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显著提高。从区域发展过程来看, 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愈来愈受到学术界和业界的广泛研究和探讨。区域之间经济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涉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 本文仅对区域之间经济合作的概念和内涵进行解析, 对其本质和运行过程等内容谈点看法。
1 区域经济合作的内涵
区域经济合作是在经济发展当中, 以横向经济联系为纽带, 以自愿为前提, 按照共享互惠、协同发展的原则, 打破区域和体制的边界, 而产生的一种行为与组织。在这种行为与组织中, 信息、人才、市场、资本等生产要素能够在这个区域范围里相互作用。
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行为的主要表现:时间上, 合作各方沟通协作;空间上, 各区域之间的现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和信息流等形式的流动。现金流是指各类资本和借贷的流动等;人才流主要指人才在区域之间的流动, 具体包括人口迁移和人才配置等;物资流主要涉及原材料、煤电等能源、各种生产装备和各型号产品在地域之间的流动;信息流是各类信息从各组织之间相互传递的过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主要包含不同区域或者不同级别之间的企业集群或集团化公司、经济合作组织等。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深层次发展, 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区域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 专业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区域之间的紧密合作, 形成了各种级别的互联网络。区域发展的本质就是整合配置各种资源、资本、人才等要素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的问题是区域组织和组织效率。区域经济联合是由各区域间的相互依赖、组织效率、合作竞争与控制所决定的, 这种联合是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区域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零散聚落形成阶段;城市出现阶段;中心———外围二元空间形成阶段;城市系统扩散阶段。到最后一个阶段, 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阶段, 区域经济合作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如果没有这种联合与协作, 区域经济就得不到均衡协调发展。
2 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质
2.1 信任
信任在生产和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任广泛存在于各种形式的生产和生活当中, 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社会与经济交互程度, 而且在人与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建立在信仰、习俗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信任是构建区域乃至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之一, 信任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规模和社会组织的大小。
信任通常是在合作伙伴从认识、评估、沟通再到签约等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 是合作各方经过无数次的正反馈产生的结果。当合作各方对彼此都产生投资兴趣之后, 就会力求通过建立长期的关系来获取更多的利益, 并通过激励机制来长久保持经济合作关系。
在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的强制性指令和规划常常替代经济信任, 信任体系尚不健全。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相关制度等信用体系也得到了相应的逐步完善。信任日益成为了维系各组织间有效经济联系的关键, 同时也使得信任危机严重影响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
2.2 动机
区域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区域内部的需求成为经济合作的动机。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力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 经济全球化浪潮造成了各国市场的不稳定, 使得世界市场总体表现为供过于求, 同时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 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显著提高;其次, 各地经济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谋求区域利益的最大化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动力之一, 成为处理区域关系的主导;最后, 区域规模经济能够有效减少竞争性成本。规模经济是正确的大小和业务规模带来的经济利益, 范围经济是一个多元化的商业模式, 具有效率和经济性。表明这种联合推广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和合作使得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行为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综合上述所讲内容, 区域经济联合的驱动力主要有市场因素、利益集团因素和地方行政因素:包括市场营销, 引进外资, 产业结构调整、发挥带头作用比较劳动市场因素。
3 区域经济合作的运行过程
3.1 区域经济合作的选择标准
理想的经济合作区域的特点是:大型、有吸引力和良好的经营环境。从宏观层面来说, 区域经济联盟的合作伙伴的选择考虑区域比较优势 (包括地理区位, 自然资源, 人力资源和政治等方面的优势) 、潜在市场的大小和支撑条件。从微观层面来说, 选择目标区域一般都是通过标准化的筛选过程, 目标区域和市场需求分析和评价的联合演出, 具体包括:潜在需求, 经济发展水平, 行政效率和政策和地方性法规, 社会文化, 有竞争力的条件, 还要进行实地调研。
3.2 区域经济合作的利益分配
在现代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 竞争与合作是协同存在的。各地区在获取各自最高利益实现共赢的同时也再所难免存在着利益冲突。各区域对共同利益的认识, 不但要考虑到各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来增进彼此之间经贸关系的深化, 而且要考虑到利益分配和协调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目前, 大多数典型的区域经济合作都是在竞争与合作协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谋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促使各方具有一种大局意识和观念, 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做到求大同, 存小异。通过沟通协调各方政策, 达到相互承认的具有共同约束力的权威协议, 在竞争、合作中实现双赢。
也可以把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分配看做是一种博弈。区域之间经常存在某些共同利益, 追求利益的本质促使各区域之间结成联盟, 并以这个联盟为依托共同来进行博弈。当联盟获得利润后, 内部的各区域就会按照先前约定好的协议原则进行既得利润的分配。联盟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 决定着这种联合是否能够存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利益分配机制主要包括事前商谈和事后分配两个环节。事前商谈要求联盟内各区域, 各自策略要让联盟内的所有区域都能实现各自的利益。通过有效沟通, 合作各方共同建立一个事后利益分配的协议。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让联盟各方获得基本均衡的收益。而且在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 联盟内部的利益补偿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事前商定的协议实现。
4 结语
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表明, 要想保证区域经济联合进一步扩展就要增强社会整体的信任度。设置高效率和高利润的经济合作机构, 连接中央和地方以及区域地方政府间的沟通, 实现政府与独立企业间的自主合作经营, 充分实现、发挥和保障政府在经济合作过程中的向导作用, 促使企业全面参与区域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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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同与分异研究[J].人文地理, 2004 (3) :36-40.
区域推广合作协议1 篇5
甲方：四川XXXX有限公司； 住址：鼓楼南街XXXXX号；
法定代表人：XXXXX，总经理。
乙方： 住址：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乙方结合自身条件、当地市场资源等多方面因素，经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双方就区域培训学校事宜，订立本合作协议。第一条 总则
1.1．甲、乙双方均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合法经营者，双方在这期间不存在任何隶属、投资、雇佣、承包关系。乙方及其员工不是甲方员工，甲方对其劳动关系及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1.2．乙方为独立经济实体，自觉维护甲方利益，服从甲方的统一布臵和管理，切实强化市场建设与管理，业务上接受甲方的督察和指导，对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对内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
第二条 代理事项、区域
2.1．乙方代理事项：经甲方授权在 地区配合 确立学校及其培训单位，开展招生工作。具体代理事项包括商务洽谈、促成商务合作（但不具有签署合约、协议、承诺书等法律文件的权利）、经甲方核准向签约加盟的客户提供其他服务。
第三条 培训学校期限
3.1．乙方代理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3.2、合同有效期内，未发生乙方违约或违规行为，合同届满，乙方享有续约优先权。
第四条 甲方权利义务
4.1．为乙方提供相关的培训政策信息。4.2．为乙方免费提供产品的政策法规培训。
4.3．甲方有权对乙方及合作伙伴运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4.4．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
5.1．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在其区域发展除乙方以外的同类培训学校商。
5.2．乙方可自行发布广告招商，发布广告之前，乙方须将相关招商政策，营运政策等书面提交甲方审查、批准备案后方可正式实施。
5.3．乙方保证其与培训学校应按甲方的相关规定，接受甲 方的监督及指导，以保证培训学校的服务品质、维护品牌形象及顾客利益。
5.4．乙方应协助、配合甲方督促签约培训学校履行合同义务，并监督培训学校的经营行为符合甲方要求，对加盟的违规、违法行为应及时通知甲方。
5.5．乙方应维护甲方整体市场形象，不得从事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与其他代理之间不得进行恶性竞争或者其它不正当竞争。
5.6．乙方应对其提供的培训学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准确性负责，如因乙方违反本合同给甲方带来任何损害，乙方应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5.7．乙方有权向甲方了解甲方与培训学校的签约及实际履行情况。
5.8．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第六条 加盟合同及附件的签署
6.1．乙方于七日内将与培训学校已签字盖章的《合作培训合同》同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联系方式等资料递交甲方审查，经甲方审核批准，由甲方与培训学校签署《合作培训合同》。
6.2．上述签约事项所用《合作培训合同》及附件文本均由甲方统一制作。
6.3．培训学校提交资料不全的，甲方应通知乙方补齐。第七条 违约条款 7.1．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违反在本合同中所做的保证、承诺或其他条款的，均构成违约。因违约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7.2．乙方若不符合规范中的考核标准，或者有损害甲方信誉和宗旨的，或者违反本合同，以及给客户或者甲方造成严重损害的，甲方有权随时取消其代理资格
（自通知送达乙方之日即生效），追究其法律责任。
7.3．除本条款之外，本合同对违约赔偿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第八条 合同终止
8.1．如遇以下情形之一的，双方均有权终止本合同： ① 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合同的；
② 因一方严重违反本合同约定，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
③ 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合同终止不影响违约方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
8.2．合同届满或终止之日起3日内，乙方应将全部资料退还给甲方（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保密条款中所列内容及乙方从甲方获得的各类合同文本资料等）。第九条 保密条款
9.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内容以及甲方的资料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顾客资料、市场信息、项目业务内容、商业计划、策划方案、财务数据、文件资料等）透露给第三方。2．甲乙双方对在履行本协议中获得的对方商业机密负保密责任，此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而失效。
3．甲乙双方保证其雇员及培训学校人履行本条的保密义务。第十条 不可抗力
10.1．遇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导致双方或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有关义务时，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但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或双方应于不可抗力发生后十五日内将情况告知对方，并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10.2．在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的合作时间内，一方或双方应当继续履行本协议。本协议期限因此而顺延；
10.3．因不可抗力而造成损失的，双方就各自部分承担损失。10.4.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致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属于本协议10.1不可抗力的情形。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11.1.甲乙双方应以友好协商解决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经协商无法解决争议时，双方同意提请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二条 合同效力
12.1.协议附件均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二者有不一致的，以协议正文为准。第十三条 特别约定
13.1、乙方承诺在合同有效期内完成以下任务： A、在合同有效期内第一季度甲方不给予乙方代理额任务；
B、在合同有效期内第二季度甲方根据第一季度乙方的成绩确定第二年的任务，根据乙方完成任务的情况，甲方有权对乙方做出奖惩；
C、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如完成任务可续约继续培训学校；如未能完成甲方可解除乙方在 地区代理权。
13.2、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取得另一方事先同意前，不得将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者。乙方不得以甲方名义对外签署协议或以甲方名义从事任何经济行为。
13.3．本协议为框架合作协议，具体事宜，双方应另行签定协议予以明确，以便双方进一步完善合作内容。
13.4．有关甲方的运营政策、经营规范等，均以甲方发布或通知的内容为准，相关解释权归甲方。第十五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正本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授权代表签字：
区域合作机制 篇6
【关键词】幼儿英语师资 职前培养 职后培训
幼儿英语教学培训市场广大，发展迅猛，但是学前英语教育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不能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现有的幼儿英语师资结构不合理、学历水平不高、专业素质欠缺，即将走向教学岗位的在校生或英语水平有限，或缺乏幼教经验，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极大制约了幼儿英语教育的发展。
作为培养幼儿园师资的主要场所，高职院校应当积极与区域幼儿园合作，共同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打造优秀的幼儿英语师资队伍。
一、校企合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高职教育具有区域性的特点，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毗邻京津，我省的教育资源和生源水平都严重落后，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形势下，省内高职院校应担当起重担，通过学前教育专业的改革，促进我省幼儿园师资水平的提高，带动幼儿英语教育的发展。高职教育还具有职业性的特点，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具备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因此要养培育出合格的幼儿英语教师，学校必须要依托幼儿园，共同深化教育改革，探索合作途径。此外，高职教育还具备公益性的特点。我省各地市之间、城乡之间幼儿英语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均存在差距，向落后地区输送优秀的教师，为当地幼儿英语教师提供培训，高校责无旁贷。
二、校企合作的途径
1.校企合作共建幼儿英语教师职前培养模式。幼儿英语教师，要具备良好的英语能力，更要掌握学前教育教学理论和方法，以及幼儿英语教学理论与方法。高职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是幼儿英语师资的主要来源，因此，改革大学英语教学，开发学前教育专业英语，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幼儿英语教学水平，是提高幼儿英语师资水平的有力保障。
（1）改革学前教育专业大学英语。整合教学内容，弱化篇章学习，加强听、说等实践性教学；学习内容不仅要紧扣校园生活、日常交际、跨文化知识以及社会热点，并且可以加入幼儿英语的相关话题。强化语音训练，改变了以往内容形式单一的讲练结合，将职业元素纳入教学资源，加入幼儿英语词汇、歌谣以及故事，增强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和参与度。采用“任务引领型教学+语言实践”的交互式教学模式，以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为核心。
（2）开发学前教育专业行业英语。行业英语课程设计要基于工作过程，需要高校英语教师与幼儿园一线教师合作，把幼儿园工作过程中的任务划分为学习领域，设计课程内容。学前教育专业行业英语课程内容可分为生活情境和教学情境两大模块，从日常生活用语、课堂用语到幼儿英语教学方法，使学生全面掌握幼儿英语课堂组织的各项技能，实现语言能力与职业能力的无缝对接。在教学过程中应全程模拟幼儿园实践，构建“基于幼儿园工作过程的行动导向教学模式”，充分锻炼学生的幼儿英语教学能力。
（3）打造英语特色班。扎实的英语能力是幼儿英语教师的必备素质之一，在现如今高职院校生源水平整体不高的形势下，无法要求所有学生都达到这一标准，因此，挑选英语水平较高，有从事幼儿英语教学意向的学生成立英语特色班，也是培养幼儿英语师资的有效途径。在具体实施上，可以通过优化师资、增加学时、全英教学、小班授课、和幼儿园课堂观摩、专师指导和校外实习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和教学能力。
（4）引进名师、建立校外实训基地。高校教师理论水平高，英语能力强，但是缺乏实践经验，因此有必要将优秀的幼儿园英语教师请入校园。涉及幼儿英语教学法、课堂组织与实施的实践实训课程，可以由一线教师来讲授和指导。同时，高校师生都需要走进幼儿园，真实体验幼儿园的保教工作，学习经验、发现问题、自我反思，以提高自身技能。因此高校必须与地方幼儿园建立长期稳固的合作，相互提升，共同发展。
2.校企合作共同开展幼儿英语教师职后培训。现有的幼儿英语师资培训工作，也需要高校与幼儿园取长补短、整合资源、共同开展。
（1）培训内容多元化。幼儿英语师资的来源比较复杂，学前英语教育专业的教师人数较少，多数来自学前教育专业，还有部分出自英语专业和其它专业。学历不同，专业不同，培训的需求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高校与各幼儿园合作，对区域内幼儿英语教师的培训进修需求进行彻底的调研，然后再由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和幼儿园各自发挥所长，开发关于英语、学前教育理论、幼儿英语教学法、幼师资格证考试等内容多元化的培训项目。
（2）打造名师团队，开发学习资源包。职后培训在提高师资队伍水平上的作用受到培训水平、培训规模、培训条件等多方面元素的影响。打造一支由高校教师和优秀幼儿园一线教师组成的骨干教师团队尤为重要，同时，为了扩大培训范围，增强培训效果，教师团队应当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编写培训教材、制作教学课件、录制微课、观摩课，利用网络平台让更多教师学习培训内容，建立师生交流渠道。
（3）定期开展高校与区域内幼儿园的交流研讨。幼儿英语教育在不断发展，高校教师和幼儿英语教师都应当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用理论来充实自己，反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定期举行高校与园所，园所与园所之间的交流学习，或聘请外来专家授课指导，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推动我省幼儿英语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浅析亚太区域一体化合作机制 篇7
一般地,亚太地区是指亚洲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区域的全称。学术界对亚太区域概念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理解,并没有统一严格的地域界定,关于亚太地区范围的界定则根据研究者的实际需要来确定。亚太地区属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术语,其地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地区即常说的狭义的亚太地区。广义上的亚太地区从地理学角度讲应该是泛指环太平洋地区,不仅包括太平洋西岸,也包括太平洋东岸的南北美洲,如美、加、墨等南北美洲国家及中、日、韩、朝、东盟各国和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俄罗斯远东地区也在此范围内。本文所指的是广义上的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富有活力,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增长热点,有人说21 世纪将是亚太世纪。环太平洋地区在自然和经济方面具有丰富的多样性,经济发展上世界排名前三的国家有美国、中国和日本。亚太地区集聚着近一半的世界人口,能源资源丰富,如石油、天然气等。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国家蕴藏天然气资源多。同时亚太国家区域是世界油气资源最大的消费地区。亚太地区散布着政治体制相异的众多国家,但是总体比较稳定,以对话合作方式增强互信是这一地区国家的共识。冷战后,亚太地区涌现许多新兴经济体,一体化进程开始起步。21 世纪,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开始大幅加速。亚太地区已经存在了各种双边和多边贸易机制和协定,各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参与,推动着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东亚和南亚已经出现包括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和东盟在内的多个经济圆心,正在形成相互拉动、共同发展的地缘经济格局。亚太地区经过多年发展,已是一台重要的经济“发动机”,推动着世界整体经济向前迈进。该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显著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该地区商品贸易增长近300%,投资增长约400%[1],可见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密切程度。
二、亚太地区主要的一体化机制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快速迈进,出现了各类自贸协定和组织,主要以多双边的形式存在。
(一)亚太经合组织(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经合组织,其英文缩写是APEC,全称为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是当前亚太地区涵盖范围最广的区域合作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的重要工具。1990 年代,亚太区域一体化趋势加强。1964 年,日本学者小岛清首次提出亚太经济合作倡议。此后数年,亚太区域合作发展缓慢。后来,澳大利亚总理认为有必要探讨亚太经济合作加强这一议题,提议召开部长级会议。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于1989 年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名字于1993 年启用并沿用至今,它以经济问题为重心,政治及安全问题不是其主要议程。然而,APEC却也发挥着某种政治对话的作用。亚太经合组织实行领导人定期会晤,它的宗旨和目标是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实现,是具有开放特点的地区性组织,而这一点恰恰和其他经济合作组织有所不同。1994 年,APEC发表了《茂物宣言》,指出发达国家应于2010 年前,发展中国家应早于2020 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个目标的确定促进了亚太地区内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开放。
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APEC机制为各成员国提供了展示各自外交技能的平台,尤其是东道主国家一向成为亚太乃至世界地区关注的焦点。目前,APEC已经是最大的亚太经济一体化组织,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并推动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前进。亚太经合组织虽然是一个官方协商合作的政府组织,运行机制松散,但是其合作形式多样且具有面向全球的开放性。APEC框架内的贸易目前超过了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贸易,同时APEC成员对于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也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截至2013 年9 月,APEC内部的贸易协定有150 个,占了近70%[2],正成为世界新的经济发展源头。
(二)东盟(ASEAN)
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英文全称为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缩写为ASEAN。东盟于1967 年8月在曼谷成立,以《曼谷宣言》发表为标志。刚成立时东盟由5个国家组成,它们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以及印度尼西亚。东盟最初是以传统国家安全为主要议题的政府间、区域性的一般国家组织,后来开始关注和重视组织内及对外经济合作和交流。东盟首届领导人会议确定了东盟平等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宗旨,并参与国际和区域性组织的合作。东盟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柬埔寨的加入,形成了东盟十国的格局,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区域合作机制,令世界瞩目。
东盟成立之初主要关注东南亚国家范围内的合作,议题也以传统国家安全事务为重点。随着世界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东盟意识到必须要积极深化合作领域,扩大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东盟10+”机制是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自贸区框架,“10+1”构成东亚机制的基础,“10+3”是核心,东亚峰会是东盟向外扩散的平台。东盟合作框架下有诸多“10+1”机制,而东盟+ 中国是此类机制中最富有成效的,中国- 东盟自贸区是欧盟、北美自贸区之后发展中国家组建的最大自贸区。东盟+ 中日韩(10+3)机制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实现途径。这种合作机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已经深入到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简称RCEP),是东盟主导的另一重要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由东盟- 中日韩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组成,也是通常所说的“10+6”。它是以东亚峰会论坛形式存在的一种合作机制,目标是建立这16 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囊括在亚太区域自贸区的体系之中。RCEP在2005 年举行首次峰会。2010 年,东亚峰会第一次邀请了16 个国家之外的美国和俄罗斯,“10+6”开始迈向“10+8”,使得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后,经过会议磋商东盟出台了建立RCEP的草案,并表示待RCEP相对成熟时再考虑适时接纳美俄的加入。RCEP机制最终是为了实现东亚的一体化,它的组建增强了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话语权,削弱了美国对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
(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简称,是亚太区域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合作机制。小布什政府时期由于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美国把重心放在了中东一带,对亚太的关注度减少。在此期间,亚太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当西方深陷国际金融危机的泥潭时,亚太地区的各种区域经济组织经贸联系加强,该地区出现大量的贸易协定,一体化机制发展迅速。奥巴马政府执政时,白宫提出重返亚太战略,重新强调美国在亚太的存在,意欲树立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美国把TPP当做一种战略工具以助其重返亚太,意图就是对亚太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掌控。TPP与APEC没有任何关系,可它就是面向APEC的[3]。
TPP早在2005 年就被四个国家(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提出签订,并于次年正式实施,因此也称P4。2009 年,TPP因美国的加入谈判而从名不见经传的机制发展成为颇受关注的亚太合作机制,由普通贸易协定走向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影响不断扩大。在美国之后,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也宣布加入TPP谈判,P4 变成了P8,呈现出向亚太地区参与国家扩大的趋势,美国主导谈判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2010 年TPP首轮谈判开启,此后其规模阵容越来越庞大,加拿大、墨西哥加入谈判,日本、韩国等大国甚至中国台湾也有意加入。不可否认,美国积极推进TPP谈判是其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部分,TPP的发展大有将所有亚太国家纳入其范围的趋势。美国想以TPP为基点,吸纳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加入,最终实现美国主导的亚太政治经济格局。TPP是一个排他性的高标准的机制,目标是将来形成一个高标准和高质量的自贸区,建立一种新自由贸易区模式。此外,亚洲尤其东亚地区对美国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利益,鉴于东亚一体化发展迅速,美国不想成为亚太地区区域合作机制的局外人。美国为维护其亚太利益以及弱化中国的影响力,因而自然对TPP重视。
三、亚太区域一体化机制发展前景
有关国家为获得经济、政治利益的最大化,顺应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势,主动加入和实施对自身有利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亚太地区出现了几大代表性区域合作机制,如APEC、东盟、RCEP、TPP等,这些机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亚太地区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众多机制的同时推进、各国竞争的加剧也使亚太地区未来的合作前景充满变数。另外,亚太地区国家众多,政治体制不一,文化差异大,大国关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不平衡,各国都想在亚太地区施展影响,主导该区域合作机制发展的进程,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博弈也使亚太区域一体化合作的走势难以预测。从目前形势来看,大国主导权之争将伴随整个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亚太地区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整体感弱且分散,很难达成像欧盟那样的一体化组织,其一体化进程将是域内各方相互博弈、重组的过程。未来,亚太地区多双边自贸协定将继续被强化,TPP或成为亚太一体化的可能框架,因为其有追求完全自由贸易、标准高于现有任何自贸区协定的优势。但是,TPP谈判国家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敏感问题很难谈妥。TPP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意图大于经济诉求的战略,而近期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也成为热议的焦点,因此,TPP的发展前景同样令人担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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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机制的构建 篇8
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的三要素包括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单元 (U) , 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模式 (M) 和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环境 (E) 。
共生单元指根据区域旅游的研究范畴, 区域旅游合作系统的共生单元就是构成旅游区域的各个行政单位, 共生单元的个数就是行政单位的个数。共生模式是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模式是指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 它既反映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单元之间的作用方式, 也反映作用强度。共生环境是指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各共生单元之间的关系即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模式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单元之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共生环境。
2 区域旅游合作系统的共生机制
在区域旅游合作共生系统中, 共生机制与共生界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每个共生机制都包含有共生界面的内容, 而每个共生界面也必须通过各个共生机制产生作用。各机制对区域旅游合作共生系统的作用如图1。
2.1 政策机制
2.1.1 区域旅游合作政策
区域旅游合作政策包括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的合作政策和建立区域旅游合作市场。区域旅游合作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代表着区域旅游合作的深入发展。着力提升区位优势、整合区域资源、加强合作交流, 加快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框架, 使得旅游区域能够无缝链接, 实现无障碍旅游。
2.1.2 功能政策
区域旅游合作系统的功能政策主要是指其政策目标具有直接调节和服务于区域旅游合作总体政策目标的本质。可分为竞争政策、地区政策、社会政策、旅游部门政策。竞争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消除一切阻碍、限制或扭曲区域旅游合作的自由竞争行为, 保证区域旅游合作中公平竞争的和谐有序进行;地区政策是针对区域旅游合作成员之间的旅游业发展水平不同使其在处理地区旅游问题上的能力存在着差异而予以旅游政策协调;社会政策和旅游部门政策主要是确保行业规范行为和对旅游从业人员相关保障的政策。
2.2 协调机制
区域旅游协调机制是指区域内不同地区或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协商、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旅游组织等方式对区域内旅游业的关系联合调节。跨区域旅游多属自发的市场行为, 其亟待突破机制瓶颈是建立起具有制度性的区域旅游协作机制。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区域旅游协作机制。制度性安排和组织机构设置是推进旅游合作的关键, 类似“旅游部长级会议”“旅游高官会议”“旅游合作论坛”等行之有效的区域旅游协作机制都有待建立。区域旅游各成员也可在推进旅游合作开发、联合开展营销推广活动、统筹旅游交通设施建设、加大旅游联合执法力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 使整个旅游市场对经营者和消费者实现双赢的局面。
2.3 信息机制
区域旅游信息资源整合是将本区域多种形式、来源、分散的旅游信息资源, 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进行筛选、融合、类聚、排序等重新集成与组合, 构成一个高效能的区域旅游信息资源体系, 以便全面、完整、有序、准确揭示区域旅游信息资源。同时, 搭建统一的旅游信息查询、检索、发布平台, 提高区域旅游信息资源的使用率, 实现旅游信息资源效用的最大化, 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层面用户需求,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在区域内部构建“区域旅游合作信息高速公路”已成为共识。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大促进了区域旅游业的发展, 对区域旅游信息资源进行集成和整合, 使之有序化, 便会达到为区域旅游业服务,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
2.4 市场机制
旅游市场包括旅游供给的场所 (即旅游目的地) 和旅游消费者 (即游客) , 以及旅游经营者与消费者间的经济关系。区域相当于一个市场,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通常是通过区域市场进行的。但是,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 地区间在旅游资源共享、旅游基础设施共享、旅游客源市场共享等方面出现了“伪合作”的倾向, 常会为了各自利益发生争夺客源、争夺资源的恶性竞争, 使原本就难以统一的区域市场发生混乱, 通过建立旅游市场的联盟, 可以使得在这个市场内的旅游商品、旅游者、旅游工作者和资本都实现自由的流通。建立统一的旅游市场 (支柱和核心) , 统一的旅游市场的运营, 使得这一市场内的旅游商品、旅游从业人员和资金都需要实现其自由的流通。
2.5 培训、研究机制
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建立, 必然需要大量的掌握相关技能的旅游人才, 而人才梯队的建立对于旅游行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成员之间应建立一个合作培训机构, 通过培养和再深造等形式培育出符合区域旅游发展的相关人才。区域旅游合作培训机制工作的重点就是培训具有专业合作的旅游从业人员。对于具体的培训工作而言, 合作方以外包或内部操作的方式建立培训机构, 但必须建立一个总的培训考核和输出机构, 统一组织, 统一审核, 把握全局情况。而建立区域研究机构, 可以通过论坛, 会议等形式, 对区域旅游内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及时解决, 积累经验。
2.6 监督控制机制
监督控制机制是整个区域旅游合作共生系统中最微小的机制, 但它也是不可或缺的。它起着对区域旅游各种方针、政策、措施所起作用的反馈和效果监控功能。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中, 对于“质量保证体系”的运行方式所提到的“PDCA”循环中, “C”即“Check”就是“检查”的意思, 也是指为了保证整体结果质量的监控机制。它能在区域旅游合作的过程中, 连续地跟踪旅游合作计划和合作项目的实施情况, 对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信息进行收集, 与原定的旅游合作计划进行对比, 找出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并分析原因, 制定出纠偏措施, 对区域旅游合作的项目进行纠偏。监督和控制机制必须始终贯穿于区域旅游合作共生系统的运转过程中, 通过合作机制的建立, 区域旅游合作将走向“质增长”的区域发展模式, 这种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为“共同稳定、同步发展的区域化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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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作鼎.浅议我国东西部旅游合作开发.福州师专学报, 2002, 4.
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一种探索 篇9
假设某个区域生产n种产品, 并且该区域划分为m个次级区域, 设区域i为m个次级区域中的任意一个区域, Sij为i区域第j种产品的供给量, Sj为第j种产品的市场供给总量 (Sj=该区域j种产品的供给量+区域以外其他区域j种产品的供给量) , Cij为i区域生产第j种产品的成本, Pj为第j种产品的市场价格, Ei为区域i的总利润, 则
若各次级区域间不合作, 各自按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决定其产量。假设资源充足, 则规划问题为:
对上述问题求解:
即可得到区域内各次级区域的最大化利润。
若次级区域间合作, 在同一市场上按共同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各自的产品供给量。则规划问题为:
对上述问题求解:
即可得到整个区域最大化利润。
对比以上两个规划问题, 可知, 若区域内次级区域间不合作, 各自按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决定其产量, 对整个区域而言, 很可能就偏离了共同利益最大化目标;对区域内各次级区域而言, 也不是帕累托最优, 因为仍有改进的余地。区域内次级区域间的合作就是对不合作情形的一种帕累托改进, 如果在区域内能够建立起较完善的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 就可以保证在不降低任何一方利益的基础上, 提高区域整体的利益, 增加的这部分利益, 再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分配, 就增加了各次级区域的利益, 所以, 区域合作是对不合作的一种帕累托改进。由以上分析可见, 对整个区域而言, 区域内部次级区域间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二、区域合作机制的探讨 (以三方博弈为例)
假定区域内有3个次级区域对相互间是否合作进行博弈, 它们是有限理性的 (与实际情况相符) , 根据对相应问题背景的分析, 得到如下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得益矩阵:
不难发现, 该博弈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 (不合作, 不合作) 和 (合作, 合作) 。两个均衡中, 后者明显帕累托优于前者。如果博弈方之一有“不合作”的可能, 或者两博弈方相互怀疑对方可能“不合作”, 前者就是相对于后者的风险上策均衡。因此, 如果是在完全理性的博弈方之间进行这个博弈, 预测结果应该是 (合作, 合作) , 但我们考虑的是有限理性的情况, 那么风险上策均衡 (不合作, 不合作) 可能是更好的预测。
1. 从宏观层面模拟区域合作博弈的过程。
假设3个次级区域分别处于3个位置上, 每个区域都与各自相邻的区域进行是否合作的反复博弈, 各博弈方当期策略的调整都是针对对手上一期的策略作最优反应。
假设Xi (t) 为t时期博弈方i的邻居中采用“不合作”策略邻居的数量, 则采用“合作”策略邻居的数量为2-Xi (t) 。针对第t期的相关情况Xi (t) , 博弈方i“不合作”的得益为:Xi (t) ·a+[2-Xi (t) ]·b, “合作”的得益为:Xi (t) ·c+[2-Xi (t) ]·d, 当Xi (t) ·a+[2-Xi (t) ]·b>Xi (t) ·c+[2-Xi (t) ]·d, 即时, 博弈方 (d-b) + (a-c) (d-b) + (a-c) i在t+1期会采用策略“不合作”, 反之, 当时, 博弈方i会采用策略“合作”。
这里, (d-b) 度量了当假定对方合作时, 自己合作 (可以获得长期利益) 比不合作 (可以获得短期利益) 给自己带来的更多利益;可广义的理解为: (d-b) 是对合作过程中“利益驱动”大小的度量。同理, (a-c) 度量了当假定对方不合作时, 自己也不合作 (可以减少风险) 比合作 (增加了风险) 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更多利益 (或减少的风险) , 是对“风险成本”大小的度量。
如果 (d-b) ≥ (a-c) , 当时, 有Xi (t) >1, 由于Xi (t) 只 (d-b) + (a-c) 能取0、1、2, 所以, Xi (t) =2, 此时, 博弈方i在t+1期会采用“不合作”策略;当时, Xi (t) 取0或1, 博弈方i在 (d-b) + (a-c) t+1期会采用“合作”策略。以上分析表明, 当“利益驱动”≥“风险成本”时, 对任一博弈方, 只有当它的两个邻居在上一期都采用“不合作”策略时, 它才会在当期也采用“不合作”策略;若两个邻居中至少有一个在上一期采用了“合作”策略, 该博弈方在当期会采用“合作”策略。
若 (d-b) < (a-c) , 当时, 有Xi (t) =1或2, 此时, 博 (d-b) + (a-c) 弈方i在t+1期会采用“不合作”策略;当时, Xi (t) =0, 博弈方i在t (d-b) + (a-c) +1期会采用“合作”策略。以上分析表明, 当“利益驱动”<“风险成本”时, 对任一博弈方, 只要它的两个邻居至少有一个在上一期采用了“不合作”策略, 它就会在当期也采用“不合作”策略;只有当它的两个邻居在上一期都采用“合作”策略时, 它才会在当期也采用“合作”策略。
稳定性分析:在初次进行博弈时每个区域都既可能“不合作”, 也可能“合作”, 因此, 初次博弈总共有23=8种可能情况。通过对博弈过程的所有可能情形进行模拟后可知:当“利益驱动”≥“风险成本”时, 只有一种是稳定于所有博弈方都采用“不合作”策略的状态, 其于7种都会收敛到都采用“合作”策略的状态, 合作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当“利益驱动”<“风险成本”时, 只有一种是稳定于所有博弈方都采用“合作”策略的状态, 其于7种都会收敛到都采用“不合作”策略的状态, 合作成功的可能性较小, 稳定性较弱。所以, “利益驱动”与“风险成本”的相对大小是决定区域合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2. 从微观层面模拟区域合作博弈的过程。X*=0, X*=1, X*= (d-b) d-b) + (a-c)
从微观的角度出发, 仍以上述区域合作博弈为背景, 进一步研究区域间的合作博弈过程。
以整个区域中所有企业为研究对象, 假设所有企业中, 选择“不合作”策略的企业占整个企业群体的比例为X, 那么, 选择“合作”策略的企业占整个企业群体的比例就为 (1-X) 。每个企业都既可能遇到“不合作”类型的企业, 也可能遇到“合作”类型的企业, 前者的概率是X, 后者的概率是 (1-X) 。
根据图1得益矩阵的信息可以计算出两类企业的期望利益和企业群体平均期望得益:
选择“不合作”策略企业的期望得益:
选择“合作”策略企业的期望得益:
企业群体平均期望得益:
从动态的角度出发, 两类企业在经济交往过程中, 具有相互学习、模仿的能力, 而学习和模仿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模仿对象的数量大小 (用相应类型企业的比例来表示) , 关系到学习和模仿的难易程度;二是模仿对象的成功程度 (用模仿对象期望得益超过平均期望得益的幅度来表示) , 关系到对学习和模仿激励程度的大小。
这里以采用“不合作”策略企业的比例为研究对象, 其动态变化速度可以用以下微分方程表示:
将 (1) 、 (2) 、 (3) 带入上式得到:
令, 得:X*=0, X*=1, X*=, 从而, 当X=X*时, X的变化 (d-b) + (a-c) 速率为0, 企业相互间的学习和模仿过程结束, 此时的状态为相对稳定状态。
稳定性分析:如果在相对稳定状态下, 有少数企业偏离了该状态, 经过新一轮的调整, 若还能够恢复到原来的X*状态, 该稳定状态才是我们需要的稳定状态。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 只有满足条件F′ (X*) <0的稳定状态, 才是我们需要的稳定状态。
因为:
所以, X*=0和X*=1才是我们需要的稳定状态。当初始的X落在内时, 最终状态将收敛于稳定状态X*=0, 当初始的X落在时内, 最终 (d-b) + (a-c) 状态将收敛于稳定状态X*=1。由于初次进行博弈时, 企业群体采用“不合作”和“合作”策略的成员比例落在[0, 1]区间任一点的概率相同, 那么, 最终实现X*=0这种稳定状态的概率是, 而实现X*=1这种稳定 (d-b) + (a-c) 状态的概率是
根据前面的假设, X是选择“不合作”策略企业占企业群体的比例, 我们希望实现X*=0这种稳定状态, 而实现这种稳定状态的概率是, (d-b) 是对合作过程中“利益 (d-b) + (a-c) 驱动”大小的度量, (a-c) 是对“风险成本”大小的度量, 由此可知, 合作成功的概率取决于“利益驱动”与“风险成本”的相对大小。
三、主要结论
首先, 第一种模拟过程可理解为宏观层面的合作过程, 第二种模拟过程可理解为微观层面的合作过程, 则:
第一种情形:当“利益驱动”≥“风险成本”时, 如果“利益驱动”远远大于“风险成本”, 合作的重点应放在微观层面, 促进次级区域间企业的合作;如果“利益驱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大于“风险成本”, 重点应倾向于宏观层面, 此时, 各次级区域政府间的合作 (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宏观层面的合作) 就显得很有必要。
第二种情形:当“利益驱动”<“风险成本”时, 如果“风险成本”远远大于“利益驱动”时, 合作的重点应倾向于宏观层面;当“风险成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大于“利益驱动”时, 区域合作的重点应倾向于微观层面。
另外, 第一种情形下, 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 合作的成功率都相对较高, 而在第二种情形下, 合作的成功率非常低。因此, 在第二种情形下, 提高区域合作的成功率关键是改变“利益驱动”<“风险成本”的局面, 找到合理途径, 使之转变为第一种情形。
在区域合作过程中, 当宏观层面的合作与微观层面的合作发生冲突时, 可以按照上述分析的各种情况, 以促进合作为目的, 根据实际情况, 有所侧重, 选择合理的搭配方式, 找到最优的合作途径。另外, 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合作过程是模仿和学习速度相对较慢的过程 (需要长时间的模仿和学习, 群体内部的调整过程较长) , 所以, 企业对应于理性层次较低的博弈方;而宏观层面的研究对象能够快速的针对对手上一期的策略作最优反应, 因此, 对应于理性层次较高的博弈方。但是, 从本文的分析可知, 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 理性层次稍高的博弈方对合作的宏观干预并不一定能得到比理性层次稍差的博弈方对区域合作从微观层面进行影响更为理想的结果, 所以, 各次级区域政府在进行宏观干预时, 应该把握好度, 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最后, 鉴于这样一个事实:各次级区域政府虽然对应于理性层次稍高的博弈方, 但毕竟是有限理性的, 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宏观干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从而, 更高一级政府对各次级区域政府的协调功能就显得至关重要, 这种协调功能应该得到重视和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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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机制 篇10
关键词：区域创新系统,共生理论,共生机制,合作创新模式
自英国学者库克(Cooke,1992)率先提出区域创新系统概念[1]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机制、功能、作用以及案例等进行了广泛研究,采用的理论方法大体上有三重螺旋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系统动力学理论等。无疑,上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区域创新系统研究,但尚存在一些不足。如三重螺旋理论仅强调产业、政府、大学及科研机构三者之间的协同合作,而忽略了其他部门和环境的作用;产业集群理论强调了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的重要意义,而忽视了以开放式创新的方式充分利用区域内的所有创新要素;系统动力学理论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联系可以用因果反馈控制理论来加以诠释,并对区域创新主体要素或子系统进行长期的、动态的和战略性的定量仿真分析与研究,但该理论方法忽视了区域创新的主体要素是互为因果、协同共生的,将各主体要素和子系统进行机械还原性地分析不能更完整地认识区域创新系统的涵义和作用;库克所描述的区域创新系统的构成是相对短期的区域创新单元之间的互动等等。从实践上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区域创新经济正迅速推进。研究发现,区域创新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科技因素,同时涉及制度、生态环境、人口、文化及观念等方面的因素。换言之,区域创新系统是存在复杂关系的有机共生体。基于区域创新各主体交互合作的内涵及目标,本研究拟引入种群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采用共生理论分析方法,将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合作方视为具有复杂相关关系的生态有机种群,从而探究区域创新系统的共生机制及其实现模式。
1 共生理论及其分析方法
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率先提出了共生概念。作为一个生态学上的概念,他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种属生物按某种物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并认为共生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2]。共生理论作为种群生态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主要研究种群之间信息传递、物质交流、能量传导及合作共生的关系。随着共生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共生”的思想和方法引起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等的关注,一些源于生物学的共生概念和方法理论在诸多领域内正得到运用和实施。我国袁纯清博士最早运用共生理论研究小型经济,他认为共生是指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3]。
生物共生系统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个要素构成。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它既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互动方式、强度,也反映它们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互关系。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总和则构成共生环境。共生系统的三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反映着共生系统的动态变化和规律。共生三要素相互作用的媒介称为共生界面,它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和载体。
共生的理论分析就是在认识和掌握共生关系的基础上,分别深入分析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弄清共生的条件、共生的影响因素和共生的动力机制,从而探索共生进化的实现条件和模式。共生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主要有共生度分析方法、共生界面分析方法和共生模式分析方法三种。
2 共生理论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适用性
在共生理论视野下,区域创新系统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通过在生产体系中引入新要素,或实现要素的新组合而形成的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共生网络体系。该体系包括主体性要素、资源性要素和环境性要素,主体性要素是指各产业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地方政府、金融及中介机构等参与技术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资源性要素是指这些主体拥有的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人力和知识资源等。环境性要素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硬环境主要是指科技基础设施,而软环境则包括市场环境、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等[4]。运用共生理论分析方法,可以把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各要素变换成区域创新共生系统中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界面,从而更有效地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深入研究。
2.1 区域创新系统的共生单元
若把区域创新系统看成一个共生体,参与创新合作的主体性要素即各产业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地方政府、金融及中介机构等和他们各自拥有的资源性要素(信息、技术、人才、资金、政策等)就是共生单元,它们是形成区域创新共生体的基本构成条件和能量单位。
在衡量区域创新共生体的共生程度时,共生度与关联度是两个重要的指标。共生度主要强调共生单元或要素之间由于各自内在属性而相互影响的程度,而关联度则强调共生单元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两个指标都是刻画共生单元之间的联系程度。一方面,共生单元之间存在联系的纽带;另一方面,共生关系形成过程中,对共生伙伴的选择要求共生单元间关联度不低于一个临界值。任何单元都会以能力强、匹配性好的单元作为优选共生对象。不过这种选择会受到区域创新系统的近邻优势影响,近邻优势包括地理距离的接近和经济、组织、社会、文化等的共享[5]。这一规律为区域创新共生合作模式选择提供了基本依据。在区域创新合作中,要使合作持续稳定发展,并产生创新能量,提高“共生度”与“关联度”相当重要。
2.2 区域创新系统的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内部的相互作用通常以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来实现。对特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存在“社会根植性”优势的区域创新共生体来说[5],共生环境具有正向、中性和反向作用的多种可能性。
在区域创新合作的环境中,参与创新合作的共生单元与其所在的共生环境间可实现双向激励是一个必要条件。为此,必须建立包括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在内的持续有效的区域创新合作机制。既要增强企业、金融及中介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等共生单元在推进创新合作中的积极性,又要在平等、互利、协作的前提下,规范共生合作各方之间的利益转移,以实现整体利益在各个共生创新单元之间的合理分配。
2.3 区域创新系统的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对共生关系形成与共生系统达到均衡有重要影响。畅通的共生界面为共生单元之间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政策等方面的交流提供顺畅的通道,使共生过程中的新能量源源不断地产生,促进共生创新系统的演化与发展。反之,若共生界面呆滞,则共生单元间的交互通道不畅,会导致共生创新能量不足,共生能量的不足势必弱化共生单元之间的激励,产生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区域内共生关系的衰亡。
对区域内各共生单元之间的创新合作来说,交通运输、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是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政策流等不可缺少的物质载体或媒介,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资源将无法流动。反之,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无疑会加速资源的流动,提高市场配置效率,使创新合作的交易费用相对降低。因此,提高基础设施质量和水平是保障区域创新共生界面畅通,促进区域内外创新合作的必要条件。
3 区域创新系统的共生机制与合作创新模式
3.1 区域创新的共生机制
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如同生存于同一生态系统中居于同一食物链或营养链的生物群落一样,同一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多样性主体单元是互相联系结网共生的,每个单元均有属于自己的生态位,各自具有适应性。鉴于创新活动既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非线性过程,也是一个蕴涵着“干中学”与“用中学”的过程。随着全球知识产权竞争的加剧,技术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不断提高,企业很难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有效把握创新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企业必须积极寻求多种协同创新的模式。事实上,合作创新已经成为各国应对的主要措施之一[6]。因此,创新不是孤立的行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共生单元在创新过程中需要与外界大量交换信息,包括显性知识(编码化知识)和隐性知识。当显性知识更容易获取时,独特能力和独特产品的创造将依赖于隐性知识的产生和使用[7]。由于空间的接近性有利于隐性知识的有效产生、传播与共享,创新集群和区域就显得至关重要[8]。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及竞争优势的形成要求各种创新相关主体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与学习关系,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区域共生体的集体努力[9]。区域共生创新系统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中介机构之间在共同利益和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学习、合作来增进彼此的竞争能力,加速彼此能力成长,从而实现整个区域内共生创新能量的增加。
3.2 区域创新共生系统的合作模式
区域创新系统内的主体单元通过互相联系结网共生促进相互学习,进而促进共生度和关联度的提高。根据共生理论中共生单元的组织程度和行为方式,以共生度和关联度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为标准,可以把区域创新系统共生合作模式区分为“间歇性偏利共生”型、“连续性非对称互惠共生”型、“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型和“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型等四种实现模式。
(1)“间歇性偏利共生”型合作创新。从共生组织模式上看,间歇性共生虽然还存在随机性生成的成分,但整体上其合作创新的共生界面已经具有某种必然性和选择性。不过,其共生创新界面包含着多种共生介质,一方面能实现共生界面的分工与合作功能,另一方面能使不同性质的物质、信息和能量能够通过不同的介质完成交流。在界面的稳定性上,间歇共生模式已表现出某种界面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是不连续的、间歇的,因而作用也是有限的。
从共生行为模式上看,偏利共生必定存在一种共生单元具有强烈的利他倾向,并且这种利他倾向并不影响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在封闭体系中,偏利共生对非获利方既无害也无益,而对创新获利方则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开放体系中,如果环境具有一种对非获利方的补偿机制,那么非获利方也会得到创新。
可以用示意图(组图一左上)标示“间歇性偏利共生”合作创新模式,方框表示为区域共生环境,内有共生单元Ⅰ、Ⅱ、Ⅲ、Ⅳ、Ⅴ,用虚线表示它们之间的共生合作创新关系是间歇性的,单向箭头示意利益和能量分配是偏利性质,共生关系1、2可以表示高校、科研院所对企业的输出,共生关系3可以表示企业的新投资,共生合作关系4可以表示高校的人才培养和输送。
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现实存在的“间歇性偏利共生型”合作创新有:地方政府不定期举办的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共生单元的合作交流会、高校到企业寻求产学研合作共同培养创新型人才、企业到高校或科研院所寻找适用技术进行投资等,这类共生合作创新在时间上具有不连续和间歇性,在利益上可能只存在偏利性,但对非获利方也无损失。这类合作创新的稳定性取决于地方政府、中介机构等共生介质的稳定性,其调节能力越强,共生关系的稳定性越好。
(2)“连续性非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从共生组织模式上看,区域创新的连续性共生界面生成具有内在必然性,只有体现共生单元特性和环境要求的共生界面才会成为连续共生界面。在界面的稳定性上,连续性共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并且,连续共生模式反映了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时间段内的连续、稳定的合作创新关系,这种关系能推动区域创新共进化在较高水平上实现。
从共生行为模式上看,非对称性互惠共生的主要特点是:其一,这类共生以共生单元的分工为基础,产生新能量;其二,这类共生所产生的新能量由于共生界面的作用而形成非对称性分配;其三,这类共生往往不仅存在双边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机制,而且有多边的交流机制。
可以用示意图(组图1右上)标示“连续性非对称互惠共生”合作创新模式,用实线表示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关系是连续性的,箭头两两双向但粗细有别示意利益和能量分配是非对称性质,连续性共生合作界面A已经建立起来,共生关系1、2可以表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连续稳定的产学研合作,企业在区域共生环境中获利较大,共生关系3可以表示企业与创业投资等融资机构之间的连续性合作关系。
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现实存在的“连续性非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相对较多:如地方政府每年定期举办的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共生单元参与的技术交易市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享的技术交易平台、企业与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的国家倾斜支持的创新融资合作协议等,这类共生合作创新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在利益上互惠共生,但是存在非对称不均匀的利益分配。这类共生合作创新的稳定性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非对称性分配的程度和范围,非对称性程度越低,范围越小,共生稳定性将越好;二是共生界面的性质与功能,共生界面的功能越全,性质越稳定,共生单元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频率越高、成本越低,因而对共生单元的稳定作用越强。
(3)“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从共生组织模式上看,区域“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型和“连续性非对称互惠共生”型在区域共生单元之间的合作创新关系方面基本类似,其差别在于创新单元之间在利益和能量分配机制是对称互惠的。因此,“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型模式更容易使区域共生合作创新长期保持下去。
从共生行为模式上看,“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的共生界面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任何单元的简单变动不会影响界面的性质与功能。对称性互惠共生有以下特点:其一,以共生单元的分工与合作为基础,产生新能量,即通过共生单元的分工与合作具有更高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生产和交换效率;其二,共生界面具有所有共生单元之间实现对称性分配的功能特性,所有共生单元都同等程度获得进化;其三,共生过程中存在双边和多边的交流机制。共生能量的广普而均匀的分配与多边交流机制的结合使共生体系的进化具有其他低级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可以用示意图(组图1左下)标示“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合作创新,方框表示为区域共生环境,实线表示共生单元之间的共生合作创新关系是连续性的,连续性共生合作界面A已经建立起来,箭头两两双向且相互对称显示利益和能量分配是对称性质,共生关系1可以表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稳定且对称互惠共生的产学研用合作,共生关系2表示另一种连续性共生互惠合作关系。
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现实存在的“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有:区域内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参与的技术交易市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享的技术创新平台(基地),区域内官产学研合作联盟,企业与区域内外创业投资或私募基金机构达成的创新融资合作协议等。这类共生合作创新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在利益上互惠共生。对称性分配机制使各种共生单元处于较为理想的共生状态中,物质、信息和能量的生产和交换都达到高效率状态。但如果决定对称性分配机制的共生界面发生变化则共生稳定性也会随之而变化。
(4)“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从共生组织模式上看,一体化共生模式具有最明显的共进化特征。在一体化共生模式中共进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其一,分工形式由其他共生模式中的事中、事后分工发展为以事前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全过程分工。其二,主导共生界面的形成使共生过程中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更有效率,同时也更加稳定,从而为共生体和共生单元的同步进化创造良好的界面环境。其三,共生体的特征共生介质是共进化的重要物质条件。
从共生行为模式上看,相对于“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而言,“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的共生界面一旦形成即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一体化互惠共生有以下特点:其一,通过共生单元之间的一体化分工与合作具有更高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生产和交换效率;其二,一体化共生界面具备所有共生单元之间实现对称性分配的功能特性,所有共生单元同等程度获得进化;其三,共生过程中存在双边、多边和一体化的交流机制。
可以用示意图(组图1右下)标示“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合作创新,方框表示为区域共生环境,共生单元之间的合作创新关系是一体化的,共生关系类型1表示共生单元相互开放边界,交叉融合为一体,共生关系类型2可以表示由政府或强有力机构将各共生单元纳入形成一体化,各共生单元边界逐步消融,从而融为一体而对称互惠共生。
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现实存在的“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主要有:大企业、中小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高校参与的由政府引导建立的高度一体化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器等。作为一种最高程度的共生创新模式,“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是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中着力培育的理想实现模式。
4 结论与启示
在共生理论视野下,区域创新系统内的各主体要素均是区域创新共生体中的共生单元。区域创新能量的增加是在区域创新共生网络中的各共生单元通过联盟、协议、伙伴关系、合作、相互帮助和协同作用等共生合作机制发挥作用实现的结果。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在区域创新共生网络基础上的各种以企业为主体的共生合作和依赖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地增长。如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SEMAT-ECH)就是一个有政府参与的研究共生联合体,企业与其他组织间合作种类形式多样,从R&D伙伴关系到股份合作企业,再到合作制造、复杂的市场营销安排和研究联合体等[10]。
区域创新系统的共生合作模式分别为“间歇性偏利共生”型、“连续性非对称互惠共生”型、“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型和“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型四种,其各种特征和实例如表1所示。区域创新系统的共生合作创新模式在条件具备时可能发生,但并不一定发生,关键取决于合作创新的模式是不是在可能的条件下使区域共生经济最大[11]。在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实践中,可以根据区域内外的共生单元数量、共生界面层次和共生环境状况等具体条件,对实现区域创新提高的共生单元合作创新模式进行选择性构建。例如若某一创新区域内外的共生单元数量较少、共生界面层次不高、共生环境较差,就会导致该区域内各创新单元的共生度和关联度很低,区域创新系统的共生合作模式可能只是低级的“间歇性偏利共生”型合作创新或“连续性非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对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负责的所在地方政府必须做创新共生网络的“穿针引线”工作,通过内引外联,在市场中培育共生单元,扶持建设共生界面,营造共生环境,提升区域内外共生创新单元的共生度和关联度,就能不断地增进实现共生创新能量,区域创新系统的共生合作模式就能够实现从低级的“间歇性偏利共生”型合作创新或“连续性非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向“连续性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和“一体化对称互惠共生”型合作创新的转化,就能减少和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区域综合创新竞争能力。可以考虑先在全国各高新技术开发区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共生创新模式,集聚区域创新能量,形成创新“高地”,再予以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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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彬.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研究[J].软科学,2010,24(11):27-31
[10]张伟峰,万威武.复杂性技术创新与企业创新网络的共生演化[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25(5):56-59
区域合作机制 篇11
一、 地方人大间合作的必要性
面对区域性公共问题，与地方行政机关间合作相比，地方人大间合作更具“超脱性”和“权威性”，特别是随着我国法治化国家建设步伐的加快，人大作用的凸显，地方人大间合作会成为一种必然。
（一）地方人大间合作是地方间合作的一个重要层次
当今世界，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有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政府管理体系，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方面正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是构成政府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意义上的地方政府分为三个层级：省级、县级、乡级。而从实际上来看，“我国的地方政府从纵向上可以分为四个层级，即省级、市级、县级、乡级（有的地方分为三级，有的地方分为五级），横向上更是形态各异，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政府，也有民族自治的地方政府，还有世界首创的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政府”[2]。地方政府是一个广义概念，不仅包括行政机关，而且还包括立法、司法机关，区域性、跨区域性地方政府间合作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仅限于行政机关的合作是远远不能透析各方合作的本源，地方人大间合作应是构成地方间合作的一个重要层次。
（二）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的需要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要事项”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汉江水环境保护是关乎汉江流域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大民生工程，地方人大责无旁贷，必须从履职的高度介入到水环境保护工作中去，而不是仅仅将水环境保护列入人大议案，监督、督促行政机关去治理。水环境整体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复杂性特点，仅以一地之力根本不可能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地方人大应该从履职和对人民负责的高度加强与其他地方人大间合作，形成整体合力，达到对汉江母亲河的综合治理与保护。
（三） 开创地方人大工作新局面的需要
在我国，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地方人大上下级之间是法律监督、业务指导和工作联系关系。实际中，自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以来，地方人大之间的关系也仅仅限于以召开会议、互传文件的形式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而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停留在对人大制度建设、工作方法和机关建设等方面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地方人大横向间交流与合作很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合作更是少见。在针对汉江母亲河保护中，河谷两地人大常委会合作倡议，拟共同出台治理与保护方案，初步形成了一些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开创了地方人大工作新局面。
二、地方人大间合作困境分析
（一）认识不足，开放意识缺失
上下级人大关系比较松散，本级人大常委会只对本级人大负责，上下级之间没有主动合作与联系的动力与必须。现有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开开会，交流交流，游山玩水，“坐一坐、谈一谈”，流于形式。在传统意识中，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能够认真贯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已属不易了，根本没有必要与其他地方人大合作，这些人工作眼光仅仅局限于本辖区内，主动走出去的意识不强，缺乏开放思维。
（二） 法律性、程序性强，缺乏灵活性
人大工作具有法律性、程序性强的特点，在介入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中，不像行政部门那么灵活，人大工作主要还是以法律、法规输出为主，站在贯彻法的高度督促行政机关去解决。在汉江母亲河保护上，只有列入人大的议案，人大才能行使职权监督政府去办理。地方人大对议案的选择和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各方合作的力度，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的整体性与地方人大对议案选择的碎片化，导致地方人大间合作缺乏客体，必须加强合作。
（三） 规范性不强，制度不健全
地方人大间联系有组织、有计划的少，多数都是松散型、自发的行为，常因领导之间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而发生联系，缺乏制度化的沟通方式。包括行政机关间合作在内，汉江母亲河的保护至今没有形成一份规范化的地方间合作协议，地方人大间规范化的合作方式更是没有，目前仅仅是河谷两地人大常委会共同倡议出台方案保护汉江水环境是远远不够的。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的合作方式，最终会导致合作随时搁浅、夭折。
三、地方人大间合作机制的构建
地方人大间合作能否有效地运转，构建科学合理的机制是关键。
（一） 构建规范化的组织结构体系
区域性公共事务的治理，必须建立制度化的组织载体统一行动。相对于行政机关的合作，地方人大间的合作规格更高、权威性更强。汉江流域地方各级人大可以安排城环工委工作人员作为专职联络员，具体负责地方人大间沟通与合作，力争在全流域内建立地方人大间统一、规范的组织协调机构。
（二） 构建制度化的沟通联络机制
1.定期的会议制度。会议作为最重要的制度化沟通渠道，地方人大间合作也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有效的沟通方式。汉江流域的地方人大间可以协商轮流主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邀请包括行政官员、专家学者、群众代表等在内共商汉江母亲河保护大计。
2.联合组织视察。针对汉江水环境保护，地方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和委员视察调研时，应邀请其他地方人大组织代表和委员参与进来，并倡议以后的视察活动要互派代表和委员，并通过城环工委牵头，形成制度化的沟通联络渠道。
3.信息共享与通报制度。汉江流域地方人大间要将在水环境保护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好的做法与存在的问题，及时相互通报、共享信息。
（三）相互监督机制
地方人大不仅要监督地方政府强化对汉江水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同时地方人大间也要相互监督。“人们自己不会监督规则的执行，即使这些规则是他们自己设计的。”[3]汉江母亲河老河口段的污染一定程度上是由上游丹江口无污水处理厂，加之水上餐饮暴增，屠宰场多，水污染严重造成的。丹江口发展造成的外部性却让老河口、谷城付费，从市场交易公平原则来看，明显不公平、不合理，但由于水资源不可分割性而造成产权不清晰、责任主体不明确，“谁污染谁付费”的市场原则是行不通的，必须借助公共部门力量进行干预。地方人大作为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理应发挥积极作用，构建地方人大间相互合作监督机制。针对汉江水环境保护，老河口人大应与丹江口、谷城等地方人大建立沟通联络机制，互相监督水环境治理与保护情况，努力构建“合作—监督—合作”良性循环模式，通过各方的共同合作来达到汉江水环境良好治理与保护效果。
针对汉江母亲河的保护，地方人大间合作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沟通联络渠道，形成区域内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整体合力，让“谁污染谁付费”的市场原则能够真正地贯彻执行下去。
参考文献：
[1]乔·B.斯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杨晓维等译，2003年版，第122～123页。
[2]沈荣华：《中国地方政府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2012年版，第53页。
区域合作机制 篇12
一、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现状
自《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获批以来,“三省四市”积极落实规划,多措并举,使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一是尝试经济一体化合作发展。永济、潼关、灵宝、芮城四市县签署了《关于建立灵潼一体化新工业区的合作协议》,尝试在豫灵镇工业区进行四县市共建一体化新型工业区。二是加强投资合作经验交流。“三省四市”政府共同签署了《黄河金三角经济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行动纲领》。三是深化旅游合作宣传。“三省四市”广播电视台共同签署了《黄河金三角地区广播电视旅游联盟协议书》。四是交流商标保护经验。“三省四市”工商局共同签署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商标保护协作协议》。五是提升绿色节能合作。召开了绿色节能建筑建材博览会,交流建筑新能源与暖通空调节能新技术。六是增进文化体育交流。“三省四市”相继开展了体育发展协作、无线电管理合作、书画作品展览、法治论坛等活动,并建立了侨联联谊机制和医疗养老示范区,推行三门峡市—平陆县新农合异地结算等。
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合作意识淡薄
自古以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就有着密切的交流合作,推动着“三省四市”不断发展。然而,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各省强调建设自身经济体系(工业体系),加上物资供应匮乏,省际边缘区域关卡林立,交流合作一度中断,“断头路”比比皆是,一座桥梁分属两省,桥梁宽度、质量明显不同,政策法规制度存在差异等。这种各自为政、合作意识薄弱的做法严重阻碍了“三省四市”间的交流,对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
在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三省四市”各自考虑自身利益得失,如运城市着重强调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协调机构应常设本市;三门峡市作为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强市,着重强调建设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渭南市、晋城市在合作中着重强调自身利益的获取,否则将持“无所谓”的态度。
(三)政策法规不统一
一是“三省四市”分别隶属于我国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渭南市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而其他三市则不具备相应条件,不享受优惠政策。二是“四市”分别隶属于晋、陕、豫三省,省际政策制度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四市”合作运行过程中的人为不平等时有发生,影响合作进程的实质推进。
(四)议事机制不健全
在实际的合作运行过程中,由于“三省四市”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同,项目推进侧重点也不同。例如山西省侧重于运城市合作机构编制的审批,河南省侧重于经济职能部门的对接,陕西省渭南市、山西省晋城市则侧重于能否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待遇。
(五)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具有行政指令无法替代的作用。“三省四市”思想认识中的“定式思维”、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制度的差异等,都制约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运行过程中的市场机制的构建,影响合作效率的提升。
(六)实质性合作内容相对较少
自《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批复以来,“三省四市”区域合作交流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在经济发展领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内容则相对较少,合作依然停留在文化、体育、法制交流以及旅游合作宣传等事项上。
三、创新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合作共赢理念
合作是共赢的前提条件,没有合作就没有共赢。“三省四市”各级政府部门应克服“单独发展”的思维模式,解放思想,求同存异,努力树立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有效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二)成立合作协调机构
合作的前提是有效的沟通协调。“三省四市”应尽快成立由省、市政府主要部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合作协调机构,加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交流的协调工作。
(三)建立健全议事制度规则
为保障合作协调机构的正常运行,可建立议事规则制度,明确行政规划协商范围。合作协商事宜由“四市”人民政府的合作协调机构分年度轮流主持,对《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中的事项一一落实,相关合作事项可直接报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三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四市”合作协调机构无法解决的事项可提交“三省”合作协调机构进行协调,“三省”合作协调机构无法协调的事宜可提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协调。
(四)出台扶持优惠政策
三省交界地区多贫穷落后,应及时出台相应的扶持优惠政策,使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享受到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并进行试点推广;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补充纳入到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推动省际边缘落后地区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应避免行政越位和形成新的行政区经济,提高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运行效率。通过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改变“三省四市”原有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局面;通过市场机制、劳动地域分工和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建设形成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提升区域竞争力。
(六)有序拓宽实质合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