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货币合作

2024-09-23

区域货币合作（精选9篇）

区域货币合作篇1

摘要：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 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关键词：区域货币合作,最优货币区 (OCA) 理论,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 (简称OCA理论)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 (OCA) 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 (Robert Mundell) 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 (OCA) ”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 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 1970) 和弗莱明(J·M·Fleming, 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 、托马斯·维利特 (T·Willet) 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

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 1985) 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 (Krugman&Obstfeld, 1998) 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 欧洲货币一体化。

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 拉美国家美元化。

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 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 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 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 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 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 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 非洲区域货币合作。

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 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 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主权这一传统的国家主权要素从国家主权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 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2]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国际问题研究》, 2006年第12期

[3]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可行性、路径与中国的战略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区域货币合作篇2

【关键词】人民币区域化；货币；可行性

一、引言

近10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边境贸易、跨境旅游和对外投资等经济活动的扩大，人民币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人民币逐渐被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在市场上流通，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的功能。

在一个区域内，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和相互关系的强化，使货币突破一国国界而成为流通范围更广的区域货币，即出现货币区域化。人民币区域化作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当前人民币能否进行区域化得到了当前大多学者的研究与关注。

二、关于货币区域化的定义

总的来说，第一，货币区域化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即在一个地理区域内使用的共同货币；第二，从货币职能的角度看，货币区域化是指该货币在区域内行使各项货币职能；第三，经过长期的货币合作，一些成员国将会放弃对本国的货币发行权，从而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例如欧元的区域货币；第四，货币国际化与货币区域化之间并没有一个先后关系，例如美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元的国际化进程便是先国际化再区域化。这种的货币区域化实质是在政府与部门的操作下，直接取代他国货币从而实现货币区域化职能的。

三、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行性分析

1.中国具有支持人民币区域化的综合经济实力

货币区域化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支撑的。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国际区域关键货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市场选择的基础主要是由货币发行国要所具备的强大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纵观历史，当美元与英镑称霸世界之时，美国和英国都是当时世界经济的领军国家。那时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而美国的经济实力也在全球范围内不容置疑。另一个例子，当马克和日元逐渐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的主要国际货币时，德国与日本当时的经济发展都呈现出大幅增长的态势。反观现在，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2001-2015年更是保持了GDP年均超百分之七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越了德国与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经济增长率大幅放慢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6.9%的经济增长率。

除此之外，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必须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近年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呈现稳步上升的態势，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截至201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更是突破了3.95万亿美元。这也反映了中国完全有能力有资本运用充足的外汇储备参与世界经济的安排以及货币互换交易中，从而可以支持并建立一个对本地区投资和贸易发展积极向上的金融合作机制体系。

2.人民币区域化的内部金融环境不断改善

中国是当前不仅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重要的生产基地、外资流入国和最活跃的贸易体。随着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以及金融业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的人民币区域化的内部金融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之中。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区域化需要外资银行可以进入中国。从当前中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早在2001年就允许在华外资银行在全国开展各类客户的外汇业务。截至2015年末，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市场格局已经实现了由“分行主导”向“法人主导”的平稳过渡。总的来说，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促进了中资银行综合竞争能力的增强，对我国银行业深化改革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人民币区域化正面临难得的外部环境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固定汇率制已经解体，美元依然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货币，而美元贬值及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爆发使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面临着严重问题，如果国际社会对美元失去信心，国际金融贸易秩序就会陷入浑南，从而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国际金融贸易的不断发展与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息息相关。早在2000年，蒙代尔就曾预言，未来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将会出现一个稳定的金融三岛，即以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为区位中心。在现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过程中，区域因素对于一国汇率制度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人民币若想摆脱现阶段存在的美元贬值危机乃至有助于东亚地区发展，必须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从而可以使得美元霸权所产生的一系列不平等经济关系不复存在，从而实现预期经济最终进步的目的，最终在确定共同货币的加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人民币国际化的边境贸易之路[J]，宏观中国，2003.

[2] 陈焕永，离岸金融市场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论文，1998.

全球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实践篇3

一、区域集团化潮流

（一）欧美以区域经济合作谋霸权

欧洲欲重振雄伟。二战后，欧洲经济逐步恢复，但其全球地位已大幅下降，且面临严重的美国经济渗透和苏联军事威胁;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更将欧洲排挤在国际货币体系外围，西欧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对美严重贸易逆差下，不得不面临美元荒造成的支付危机。为重新提高国际地位，夯实经济实力，欧洲一体化在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和1951年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中拉开帷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欧元横空出世，成就人类经济货币史的一大创举。

美国欲巩固霸权。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深感威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来自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的竞争日益激烈，连后院拉丁美洲的市场都已被欧盟渗透。为巩固经济实力，维护霸权，美国的美洲经济一体化提上日程。1990年6月，布什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1992底，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9月，“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隆重推出。与此同时，拉美的美元化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91年，阿根廷推出《自由兑换法案》，采用联系美元的货币局制度;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均于2001年实行了完全美元化，美元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危地马拉也在2001年将美元流通合法化。

（二）区域集团化冲浪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日显重要。一方面，区域内经济互补与趋同创造整合利益，加强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货币金融合作可以帮助抵御全球化中资本流动等因素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冲击，区域信心的树立还可有效预防危机发生。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区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旨在建立货币联盟、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1981年，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立;1991年签订的《阿布贾协定》和2000年施行的非盟宪章勾勒出非洲一体化的蓝图;同年，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等四国签订《亚松森条约》，并于1995年启动了南方共同市场;1993年底，东南非共同市场成立;亚洲也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开始走向区域金融合作之路。

二、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实践与最优货币区理论

（一）理论指导实践最佳范例的欧洲货币一体化

20世纪60年代，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争论的成就之一就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诞生。早期争论的主要是孰优孰劣，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形成的共识是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理论争论转向更为务实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国家适合固定汇率。1961年，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汇率制度选择进而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开创了理论先河。之后，关于建立最优货币区所需条件的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如麦金农提出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凯南认为经济多样化是前提、英格拉姆将金融一体化作为货币一体化的基础、哈伯勒和弗莱明提出的通胀率趋同要求，以及演化至后来的经济政策相似、趋同等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现。经过20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及共同市场的逐步建设，欧洲将货币金融合作提上议程。1971年，《维尔纳报告》提出货币合作十年过渡规划，以期1980年形成单一货币并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之后，虽然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造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在各国实行独立的浮动汇率制中搁浅，但1978年欧共体又发布《不来梅宣言》，正式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建议，设立欧洲货币单位，形成稳定汇率的机制;并在1989年《德洛尔报告》和1992年《马约》中详尽安排货币、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条件，要求成员加强货币、财政、汇率等政策的配合与趋同。最终，欧元区于1999年成立，欧洲有了对国际货币金融领域进行联合干预和抗衡的一股力量。

（二）多元货币一体化模式推动理论发展

效仿欧洲并结合自身实际，发展中国家推出货币一体化热情高涨。GCC通过20年的努力，借助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带来的优势，成功完成了自由贸易区、关税联盟到共同市场的过渡，通胀、利率、汇率、财政等各项指标高度趋同并保持良好状况，于2009年12月，宣布海湾货币联盟进入实施阶段。加勒比海于1968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虽然区内成员国际收支及债务问题曾严重影响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进程，一度破坏了区域多边清算机制，但本着强烈的合作意愿，经过近40年的努力，终于2006年初建成加勒比共同体单一市场。阿根廷在形成关税联盟两年后，即于1997年就提出建立南方共同体货币联盟，期望快速进入货币一体化轨道。南非在存有8个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的情况下，已计划在2034年前完成货币一体化进程。

面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货币一体化的意愿与进度，传统的货币区理论已难以提供支持。于是，20世纪9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有了新发展，成本-收益理论、内生化理论占据主导。成本-收益理论权衡成立和发展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认为当一国加入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区吸纳新成员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应该积极推进合作与一体化。内生化理论则暗示，即便候选国的各项经济、政策指标趋同条件未能满足，在加入货币联盟之后，也会逐步通过货币金融合作达到趋同，实现最终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目标。

对于发展中国家，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往往收益大于成本。收益表现在：首先，货币金融合作降低区内的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增强价格透明度，提升经济效率;其次，合作帮助防御危机;最后，提升政策公信力，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成本则表现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会受到限制，而这些可由区域通过基金或财政转移机制来弥补。

发展中国家货币一体化困难重重，但困难遇到越来越强的合作意识，结果会是区域金融合作越来越多样化。巴西、阿根廷因危机将南方共同市场联盟搁浅近10年后，于2008年建立贸易本币结算。2009年10月16日，玻利瓦尔美洲国家联盟同意创立新的地区货币“苏克雷”(SUCRE)，从而逐渐减少使用美元。

（三）欧洲债务危机与货币一体化质疑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引发了对欧元区的质疑。2010年5月23日，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外长会议上，轮值主席穆罕默德·萨巴赫指出，鉴于欧元区最近爆发债务危机，正在推动成员国走向货币统一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应“仔细考虑”这一计划。

事实上，欧元区的合作效力似乎在2003年就减弱了。欲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欧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从1999年的17.9%上升到2003年的25.2%之后，就不再有大起色，上下徘徊了6年之后，2009年虽有突破，也只有27.3%，而且2010年又回到26%以下。 (1) 欧元区相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在2004年出现拐点，占全球GDP比重一路下滑，遭遇危机，更是雪上加霜。欧元区内成员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也从2003年开始日益扩大，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值之比从2002年的4.1(同1999年)扩至2010年的7.6 (2) ;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预测，2011年希腊实际GDP增速为-5%，卢森堡、德国分别有3.6%和2.7%的增速，区内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或许，欧元区的坎坷部分印证了克里门科在1998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俱乐部”理论。最优货币区类似公共产品，随着成员国的增多，后续成员加入成本将不可测，政策协调出现低效率，或者后续成员存有趋劣性，都有可能致使“俱乐部”崩溃。

现实世界瞬息万变，最优货币区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注重实质、符合区域发展状况，形式可灵活应变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将无疑是未来全球竞争的主要形式。

三、教训吸取与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展望

危机暴露全球经济失衡，同时引出未来世界经济新一轮激烈的贸易、经济竞争。新能源、环保技术将是未来竞争的焦点。如何加快亚洲金融经济合作，以调整经济结构、深化资源有效配置、将未来的亚洲从制造中心向真正的经济中心转换，将是亚洲需要努力探索推进的。

面对当今区域金融合作遇到的种种困难，需要反思，在既面临着多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调整，又面临各国经济发展、体制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才起步的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稳妥推进。

首先，亚洲合作应当与时俱进、加强协调，连续发展。

亚洲金融协调与合作的概念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中国际性金融组织和欧美大国的袖手旁观，让亚洲自我求助意识加强。1997年9月，日本率先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因美国的反对而搁浅。1999年10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2000年，东盟十国和中日韩(10+3)则将合作从概念升华至行动，就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共识，形成“清迈协议”，以便能够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之后，亚洲双边货币互换取得了实质性的推进，2009年以来，中国还与12个国家签署了总额为10212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此次国际震荡下增强亚洲区域金融经济稳定作出了贡献。

遗憾的是，“清迈协议”向前再迈一步已是又一轮危机之后。早在2003年温家宝总理就提出应该将清迈协议多边化，建立一个货币储备的集合，以在危机时提供贷款和流动性支持。然而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该问题才再次得到关注。2010年的3月24日，清迈协议多边安排正式生效，“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建立，资金规模达1200亿美元。但是，亚洲已错过了过去几年利用外汇储备集中发展区域经济的机会。

趁热打铁、连贯发展，应当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态度。作为经济增长中心，又面临新经济增长难题的亚洲更是如此。一轮冲击刚过，又担心欧美国家可能带来的下一轮冲击，各国合作意愿非常强烈，持续稳步推进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是重要课题。

其次，保障安全，强化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

危机已为流动性提供机制的缺失敲响警钟。欧元区自成立以来就存在流动性提供机制缺失的缺陷。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的“不救助”条款，加上欧元区没有顺畅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导致欧元区成员国一旦陷入危机，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希腊债务危机就是典型，致使主权债务信心丧失，危机放大到整个区域。作为救助措施，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已达到1万亿欧元。阿根廷则因为2001年IMF拒绝向其提供13亿美元紧急援助贷款，从而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债务危机，致使“南方共同市场货币联盟”计划被搁浅。

亚洲金融合作应危机而生，且当前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汇率制度也从固定到浮动呈多元化，汇率稳定机制难以建立。更重要的是，亚洲国家急需解决的是如何降低开放性经济体可能遭遇的外部冲击，流动性提供机制的作用更为突出。

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已建立，以在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救助。但储备库基金由各国自行专项管理，在需要时经区域领导集团同意，安排资金调度，实现多边货币互换。该安排适用于单个国家发生危机时的应急救助，一旦传染性危机发生，则协议难以实施;而且，目前1200亿美元的规模尚小，难以完成抵御危机的使命。因此，继续促进货币双边和多边互换、扩充区域外汇储备库以及加强亚洲开发银行作用是当前更为现实的努力方向。

需要强调，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与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危机救助机制并不冲突，相反，二者互补，但区域机制不应依附于国际机制。上世纪末IMF对亚洲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提出的经济紧缩与结构调整等约束条件可能给亚洲国家留下阴影，但应当承认，无论是来自区域、各国政府还是国际金融机构，完善、成熟的贷款和流动性提供机制都是抵御危机，维护地区金融、经济安全的坚实盾牌。目前，清迈协议多边安排的实施条件还是依附于IMF的贷款条件，这一方面会造成亚洲国家轻易不敢求助于该安排;另一方面造成安排不能根据亚洲经济与危机发生的特点来灵活发挥作用。因此，既寻求提高亚洲在IMF、G20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以加强其对亚洲的重视、放松对亚洲国家的救助条件、加大对亚洲国家发生危机时的救助力度，又努力完善区域内独立、反应快、成本低的自身救助机制和监控体系，对未来危机的防御和整个地区的金融稳定非常重要。2011年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成立，以及亚洲积极参与G20峰会以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都符合亚洲合作发展方向，需要再接再厉。

然后，形成亚洲特色货币联盟。

退出盯住美元是第一特色。在亚洲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变的情况下，不论从单个国家还是货币联盟的发展来看，盯住美元都不是长久之举。东亚各国贸易多样化，贸易方向也不对称，盯住美元使外部冲击对进出口造成不对称的影响，增加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和调控的难度。况且，亚洲作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一支重要的力量，不能为美元霸权再添砝码。

灵活的汇率稳定机制是另一特色。亚洲货币单位于2007年设立，但单一货币联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亚洲来讲不会实现。亚洲的汇率制度逐渐向弹性较大的管理汇率制迈进。在共同的管理制度中，通过政策协调努力，汇率稳定机制有待形成，亚洲货币储备库可提供稳定机制保障。亚洲货币单位则可从清算、支付开始，逐步发挥作用，朝着欧洲货币单位的方向发展。

再次，充分利用亚洲货币储备库。

亚洲货币储备库为应对危机而建，但在非危机时期，可以投身亚洲经济、金融市场的建设。一方面寻求自身的扩张，另一方面，寻求亚洲技术进步与未来经济新增长点。储备库资金在亚洲区域内投资的过程中，还有助于拉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应积极推进储备库扩张和运用。储备库可部分化解我国外汇储备过多、收益率低下的难题。将储备从美国国债中拿出来，投入到亚洲经济发展和崛起当中，在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同时，还能提升中国的亚洲地位乃至国际地位。

最后，拓展亚洲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要成功，也要驾驭全球化的浪潮，实现跨区域合作。欧债危机演化至目前阶段，已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诉诸救助。这说明货币金融合作程度越高，区内救助困难与博弈也越多。

亚洲区域有必要未雨绸缪，加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盟友关系。国际经济的治理权是零和博弈，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有助于维护亚洲区域的经济利益，提高区域合作效力。亚洲国家在IMF中的治理权还很弱，东盟+3占基金15.7%的份额，占15.2%的投票权;东盟+6，即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一起，拥有20%的份额和19.2%的投票权，显然与超过世界总产值34%的亚洲国际经济地位不相符合。

2011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发布了《三亚宣言》，旨在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2011年11月，戛纳G20峰会承认了应对外部冲击进行资本流动管理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利益得到国际组织的考虑和回应，显示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成效。新加坡成立小国论坛和环球治理组织，受邀参加G20峰会，都有利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整体话语权的提升。

实质性跨区域合作持续深入开展无疑将与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相辅相成。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 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日显重要。旨在建立货币联盟、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区域纷纷建立。虽然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全球经济失衡, 引发了对欧元区的质疑, 但注重实质、符合区域发展状况, 形式可灵活应变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 将无疑是未来全球竞争的主要形式。加快亚洲金融经济合作, 以调整经济结构、深化资源有效配置、将未来的亚洲从制造中心向真正的经济中心转换, 将是亚洲需要努力探索推进的。

关键词：货币金融合作,区域集团化,货币一体化,最优货币区理论,欧洲债务危机

参考文献

[1]金砖国家领导人.三亚宣言[R].三亚:金砖国家首脑第三次会晤.2011.

[2]高海红.后危机时期东亚货币合作的路线图[J].国际经济评论, 2011, (5) .

区域货币合作篇4

关键词：SVAR模型；货币政策；区域性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2）29-0019-02

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一直以来是金融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货币政策效应一般包括数量效应和时间效应。但货币政策在货币区内的效果如何，是否有效，这个课题在近几年才开始盛行。货币政策效应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不一致的研究，一般分为三个方面：第一，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第二，货币政策效应的时间非一致性。第三，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效应，或者称空间非一致性。由于前两者，国内外已经有了大量研究，所以本文将就第三个方面，即货币政策效应区域性的存在性进行实证研究。

虽然我国建立市场机制的时间不长，而且中国人民银行真正行使中央银行只能始于1985年，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化差异越来越明显，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也开始得到了理论的重视。丁文丽（2005）运用最优货币区理论，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对东，中，西三个经济区货币政策效力的差异进行分析。张晶（2006，2007）从金融结构角度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进行了研究。宋旺和钱正生（2006）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实证验证了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性。杨晓和杨开忠（2007）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对东中西三个经济区域经济的影响。蒋益民和陈璋（2009）则在SVAR模型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区域金融结构和区域产业结构都是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因素，相对而言，区域金融结构更能削弱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本文先选取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大西北地区分别作为经济发达区，经济不发达区的代表，在这两个样本的基础上对比分析，建立SVAR模型，以期获得一些结论和启示，然后再将其余6个经济区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1 实证结果与结论分析

1.1 模型的建立

Quah和Cooley Leroy Blanchard对VAR模型进行了修正，在一般VAR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隐藏在误差项中的内生变量的当期关系，即结构向量自回归模——SVAR模型。由于该模型不设内外生变量，所以它仅需少数约束条件。同时可以运用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宏观政策的传递效应。

本文货币供给量采用广义货币量M2来衡量。由于平减指数的计算基础比CPI更广泛，涉及全部商品和服务，除消费外，还包括生产资料和资本、进出口商品和劳务等，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走向，是对价格水平最宏观测量。所以物价只能用平减指数来测度，经济增长量则将会用GDP来度量。为了消除各个变量的指数趋势，本文对各变量采取自然对数。即货币供应量用lnm2表示。

考虑到中国地区差异性大，在区域划分上采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发布的报告将内地区域划分为八个综合经济区域，即：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东北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本文正是采用这种经济区划分进行区域化分析。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首先将东北沿海综合经济区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在SVAR模型框架下进行分析。所以在取对数后他们的GDP分别表示为lngdp-h，lngdp-l，平减指数分别表示为lnj-h，lnj-l，实际贷款余额lndk-h，lndk-l。这样子就形成了lnm2，lngdp-h，lndk-h，lnj-h 和lnm2，lngdp-l.lndk-l.lnj-l两组时间序列。通过交叉相关性检验，具有较强的同期相关性，说明SVAR模型的采用是合理的。本文利用1978～2009年全国和各省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其中，M2、GDP、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主要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部分资料来源于《新中国60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其中平减指数是作者根据各省市名义GDP和GDP指数计算得出。

1.2 ADF检验

为建立VAR模型，需要检验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由表1，表2可知，将时间序列lngdp-h，lngdp-l，lndk-h，lndk-l，lnj-h，lnj-l差分后，已是平稳的，可以建立差分平稳SVAR模型。在建立SVAR模型的时候，本文将选取实际贷款余额的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实际M2增长率和GDP平减指数增长率作为内生变量，分别表示为dm2，dgdp，ddk，dj，建立AB型SVAR模型。

1.3 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分析

为检测两个地区对国家货币的正常响应是否存在差异，本论文将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检测，对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本文选用10a。

结果显示1：两地区第二期都是负响应，第三期均取得最大值，然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但是很明显，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波动大于大西北地区的波动。说明，当M2增长率提高时，对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GDP影响要大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对货币供给的依赖性比较强，而东部沿海地区的GDP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

结果显示2：两地区的前三期都是负响应，第四期达到最大值。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第七期又处于负值，然后处于上升状态，直到趋近于零。然而大西北地区则从第四期起一直处于缓慢下降状态，直到趋近于零。

结果显示3：东部沿海区最大值出现在第二期，然后下降，于第七期接近于零。大西北地区最大值则出现在第三期，然后下降，于第六期接近于零。上面数据说明，对于一个货币冲击，东部沿海地区的近期响应一般大于西北地区。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对GDP和平减指数的近期效应的冲击强度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均强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但是在持续性上面，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GDP持续性强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平减指数的持续性则相对要弱。

因此，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是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区域和发达区域的典型代表，那么上述的规律是否推广至其他6个区域？为此，我们对其他6个区域也建立了SVAR模型（不再具体描述）。在这里我们将各地区的货币脉冲响应最大值如下：

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cz）：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平减指数为0.014，GDP为0.015；东北综合经济区（db）：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平减指数为0.01，GDP为0.006；黄河中游综合经济（hz）：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的平减指数为0.009，GDP为0.010；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dy）：上海、江苏、浙江的平减指数为0.026，GDP为0.02；大西南综合经济区（dxn）：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平减指数为0.016，GDP为0.008，大西北综合经济区（dxb）：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的平减指数为0.003，GDP为0.003，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ny）：福建、广东、海南的平减指数为0.023，GDP为0.022；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by）：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的平减指数为0.007，GDP为0.01。

通过上表数据可以看到GDP值和平减指数值中排在前两位的都是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综经济区，排最后两位的则是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和东北综合经济区。

2 原因分析

货币政策效应是中央银行，金融体系，企业和居民等主体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区域性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区域金融结构指标，生产力水平指标，产业结构指标求出对GDP，平减指数的货币脉冲响应最大值的相关系数，总结原因如下：

①经济发展的差异。本文采用GDP来表示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实证分析来看，区域生产水平指标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较大。生产水平越高的地区，GDP生长越有内生性。

②金融发展的差异。本文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来表示金融体系对货币供应量的反应变量。各地分金融发展水平不一样，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效果不一。

③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异。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怎么样，最后体现在产出与物价上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最终反映在物价与产出上。

3 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不同经济地区对全国统一货币政策的反应有比较大的差别。因此在制定统一货币政策时，中央银行应在考虑整体经济状况的同时，还应该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的发展情况。建议如下：

①在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地区差异性。实行分层次全国的货币政策，或区域性货币政策，或差别货币政策。

②利用分层货币政策去调节技术、项目和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的恰当配置。

③协调发展资金市场和货币市场，增强两个市场间的互动能力，这对提高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的传导效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旺，钟正生.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原因——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J].经济研究，2006，（3）.

[2] 杨晓，杨开忠.中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财经研究，2007，（2）.

区域货币合作篇5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国际背景

20世纪后半叶, 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随着金融一体化的发展, 货币区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国际大背景的变革将促使东亚地区寻求有效的货币联盟手段, 应对潜在的种种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

(一) 金融全球化。

1970年以后,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各国之间主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导致以某一特定货币计量的资产的价格随之波动, 从而产生了投机套取差价的机会。而70年代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世界经济“滞胀”难题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世界各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管制逐渐松动, 金融自由化拉开序幕, 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球外汇交易量大增, 资本的大量国际间流动。如今流动的资本中, 直接投资和长期资本的比例在减少, 短期投机性资本的规模和速度都在扩大, 这种境外资本流动到新兴市场中, 大量用于投机项目而非生产性行业的投资, 形成潜在的巨大风险, 有可能引起金融动荡。一旦国外资本大幅撤资还会引发羊群效应, 对邻国产生传染效应, 外资也会从周边国家撤出, 引发传染性危机。

(二) 国际区域货币体系时代的到来。

2002年, 欧元的顺利启动和拉美国家的“官方美元化”使得在全球内推行区域货币合作的设想成为现实。区域性货币合作要求区域内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货币领域中进行协调与合作, 形成一个汇率统一、货币统一、货币管理机构与货币政策统一的货币联盟。通过区域性货币联盟, 各国虽然在名义上放弃了本国的货币自主权, 让渡了货币的发行权, 但却提高了整个区域内成员国抵抗金融风险能力和福利水平, 换取了成员国更大的共同利益。欧洲货币联盟经过30年的谈判, 成功地走过货币区、联合浮动、欧洲货币体系等阶段, 在1999年顺利地进入到最高阶段——欧洲单一货币区。而与此同时, 拉美地区一些国家也纷纷开始讨论在官方市场上采用美洲内部具有可靠信誉保障的强势货币——美元, 作为本国的流通货币, 从而保证区域内汇率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欧元的诞生体现了发达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区域货币一体化以实现价格稳定与消除汇率波动, 而拉美的“官方美元化”则表达了同一区域内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于稳定汇率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共同诉求。国际区域货币体系的发展, 促进了东亚各国的合作意愿并为各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三) 美元霸权依然存在。

由于美元执行着国际货币的职能, 其它国家又广泛使用美元, 美国因此可以通过铸币税和货币的贬值在世界任何一个使用美元的角落掠夺收益。国际铸币税指具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得到的收入与成本之间的差额, 比如美国以印发纸币的极低成本换得他国用资本、劳动、技术生产的真实资产。美联储也可以通过增发钞票导致通货膨胀, 使美元贬值, 实际是向他国普遍征收了一种通货膨胀税。世界上开展国际贸易的国家为了使贸易、投资和投机顺利进行, 必须采用国际货币, 即使美国发生通货膨胀, 也不会放弃习惯性使用的强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 因为没有另外一种强有力的货币替代美元的职能。如果某区域内各国能形成协调一致的汇率制度安排, 乃至统一货币, 则可以最大程度地规避各种金融风险, 美元的强制使用性也就会削弱。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 具有经济开放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 工资价格具有充分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笔者通过结合东亚各国现状进行分析, 认为东亚地区进行区域货币合作是完全可能的。

(一) 经济开放程度较高。

麦金农提出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评价标准, 对于相互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来说, 组成一个货币区并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 可达到稳定汇率、减少国际交易成本的目标。从表1中提供的数据可知, 东亚大多数国家 (地区) 的经济开放度都比较高, 且呈逐年递增趋势, 但各国 (地区) 之间亦存在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 对外开放度很高;中、日、韩等国开放度指标较低。不过就总体水平而言, 东亚地区的经济开放度高于欧元区。越是开放的经济体, 其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贸易的以来就越大, 对汇率波动就越敏感, 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东亚国家总体上都对稳定汇率有着强烈的需求, 这构成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基础。

资料来源:IMF IFS 2004年各期数据

(二) 工资价格具有较强弹性。

工资和价格的高弹性有利于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并获得内外均衡, 减少汇率调整的必要性。东亚地区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首先, 东亚地区是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区内大多数国家正处于出口导向型经济阶段, 产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 劳动力供给很充分, 总体劳动力价格偏低。第二, 东亚国家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有待完善且执行力度不够, 工资主要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 受最低工资法、就业保障法的约束不大, 工资随市场变化的幅度较大, 有较大的弹性。第三, 东亚国家工会力量弱小, 劳动保障制度也不健全, 导致工资刚性不强。与欧元区国家相比, 东亚地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 可以通过货币工资的提高和降低调节市场、使经济恢复均衡, 汇率的调节有时不再是必要手段, 放弃汇率的成本相对较小。

(三)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具有一致性。

货币区内成员国之间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越大, 则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更趋于一致。在现阶段, 区域内各国完全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协调合作, 东亚经济体表现出较高的增长相关性, 这无疑是一大有利条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和国债占GDP的比率也是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一致性的重要指标。在这两项指标上, 东亚基本与欧东亚经济体基本和欧盟国家保持在相同的水平上, 东亚各国有望进一步合作, 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目标。

(四) 东亚各国经济依存度较高。

东亚各国呈明显的“雁行”发展模式。日本作为区内发展最早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重化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过渡的产业结构升级, 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国, 同时也是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国, 属于“雁头”。以韩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主要出口机器设备和其它中低端工业品, 产业结构相对于日本略显落后。而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国家主要出口能源产品、原材料和初级工业制成品, 接受外部的资本和技术输入, 处于“雁尾”。正是由于区内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各国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 互为对方的主要供给者和需求者, 因此有着较强的经济依存度, 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态势。

根据最优货币区域理论, 东亚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弱是主要的不利条件。东亚各国大多处于经济的起飞阶段, 对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流出限制仍然很严格。比如中国的资本项目才刚刚开放, 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甚至再度加强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 而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对外国资本投资和控股本国公司的限制也很多。由于政治、语言、和宗教文化的影响, 跨国劳动力就业在东亚地区十分困难。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

虽然根据传统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 可以发现除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较弱以外, 东亚国家基本符合最优的条件,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 理论上有形成区域货币的可能, 但是东亚货币合作仍然有诸多制约因素。一国选择是否参与货币联盟、参与何种层次的货币合作, 取决于其对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大小的判断。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东亚诸国在各个方面存在着较大不同, 尤其是经济发展情况各异以及政治因素, 东亚的区域货币合作之路也许会比欧元更加漫长和坎坷。现阶段讨论东亚货币区核心货币的选择, 是人民币区、日元区还是亚元区, 还为时尚早。货币合作虽然可行, 但是现阶段只能先从较低的层次做起。

(一) 东亚区域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多以出口导向型为主, 年均GDP增长率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依然居世界前列。从表2中可以看出, 中国在最近十几年内一直保持平稳高速的增长, 而以韩国、马来西亚等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虽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但是跟不上中国的发展节奏。作为该地区最大经济体的日本, 则在最近十几年内一直在低增长与零增长之间徘徊, 没能走出经济衰退的阴霾。根据经济发展的质量, 东亚国家可以被分成三类:中国、日本和其他新型工业国。从图1可以看出, 中国在GDP高增长的同时保持了平稳, 日本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但是增长率偏低。其他国家的增长率居于中日两国之间但是都出现了较大的起伏。东亚诸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 而区域货币合作则要求各国的经济政策要向一致的目标靠拢, 一旦合作形成, 如何保证政策能兼顾各方的经济发展要求, 会成为一个难题。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统计年鉴》

(二) 日本与其他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存在矛盾。

参考《世界经济统计年鉴》, 可以发现东亚诸国除了日本之外都保持持续的低水平通胀, 消费价格水平 (CPI) 的年增长率基本控制在5%以下, 其中中国的通胀水平是保持得最好的, 1998-2006年平均增长率为0.78%, 这种高增长、低通胀体现了我国较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只有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两位数, 但自2003年以来也下降至6%的水平。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 在长时间内都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 1998-2006年平均为紧缩0.27%, 国内存款利率徘徊在0-1%之间。日本已经透支了通过调低基准利率刺激经济的空间, 但是效果平平。随着全球经济逐渐从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恢复, 东亚各国将继续GDP的较高增长水平, 其货币政策不可能过度宽松, 这与日本形成了巨大的对比。随着货币合作的加深, 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必然会削弱各国政策的独立性、灵活性, 而日本与其它国家基本目标的冲突会阻碍这种一体化进程。

(三) 金融体制差距较大, 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低。

东亚诸国的金融体制, 尤其是开放程度, 可以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作为金融中心, 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 资本流动自由;以日本、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发展金融比较早, 正在逐渐实行金融深化, 政府管制也逐渐放松;第三类国家以中国和韩国为代表, 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 金融业起步较晚, 尚存在较多的政府管制, 资本流动不甚灵活。各国在汇率制度安排上也有差异, 比如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菲律宾实行单独浮动汇率制度, 泰国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整个东亚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各不相同, 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资本在不同地区的流动性有强有弱, 如果开展较高层次的货币合作, 那么调控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四) 亚洲地区缺乏明显的核心货币。

东亚各国很难围绕某一国的货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基于综合国力的考虑, 该地区只有中国和日本两国的货币有可能充当区域主导货币, 但是世界上这第二、第三两大经济体的法定货币都有着各自明显的缺陷, 无法充当核心货币的职能。

日元不能担负起主导货币的责任主要因为近二十年来日元的汇率波动太大, 将日元作为核心货币或储备货币存在一定的风险, 而日本自身经济政策的错误不断。调控能力受到质疑。诸如历史、政治等因素也决定了其他东亚国家无法接受日元成为核心货币。

相比较来说, 人民币没有上述日元所具有的硬伤。中国是东亚乃至世界发展最快、最稳定的经济体, 但我国的金融体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薄弱, 人民币也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中国还不具有是人民币区域化的承受能力。

(五) 政治矛盾的挑战。

与欧元区和拉美“官方美元化”的国家相比, 东亚地区在政治、历史、文化上的矛盾更加尖锐。从意识形态上来讲, 欧元区和拉美诸国基本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东亚地区却有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区分, 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思路也不尽相同。从历史上讲, 日本曾经作为法西斯国家对东亚各国进行侵略, 这种历史积怨短期内难以化解, 并偶尔引发外交争端, 而各国之间也长期存在着领土纠纷、外交对峙和贸易摩擦。从文化上说, 欧洲有着相对一致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信仰, 而东亚地区既有佛教国家, 也有伊斯兰教国家, 更有像中国这样宗教烙印不明显的国家。东亚的文化圈相对于欧洲缺少一些共性, 而多了一些摩擦和纷争, 这就决定了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会伴随着不同文化的碰撞。从历史经验上来看, 多文化组织总会比单一文化的组织出现更多的内部问题。进行货币合作必然使各国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 如何在合作过程中减少摩擦, 避免民族主义、政治自主的思潮阻碍一体化进程, 将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四、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前景

东亚的区域货币合作符合各国的长期利益, 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尽管根据以上的论述, 区域内合作尚有重重障碍, 但是随着形势进一步发展, 逐渐进入实质性合作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区域货币合作是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即使那些发展水平相当的欧洲国家最终走入欧元区也花了五十年的时间。现在摆在面前的是路径选择的问题, 即结合自身特点、考虑到各国利益选择一条适合东亚的货币合作渐进式发展策略。

现在比较成功的范例有欧元区和美元区, 它们分别符合单一货币联盟和主导货币区域化的特征。由于日元和人民币都不具备成为区域主导货币的能力, 因此主导区域货币化不适用于东亚地区。至于单一货币联盟, 即欧元模式, 则超出了东亚目前的承受能力, 不可能忽视种种阻碍因素勉强在区内实行单一货币。目前比较现实的方法就是循序渐进, 先着手建立多币种的货币联盟, 在实现区域内固定汇率、统一货币政策之后再向单一货币联盟过渡, 到了那个层次才有讨论选择人民币、日元还是亚元作为单一货币的意义。

2000年的《清迈协议》已经为区域货币合作初步奠定了基础, 它在“东盟+3”的框架内扩大了东亚国家间的货币互换安排, 通过在东盟成员国与中、日、韩之间建立双边货币互换与回购协议网络, 促进东亚各国的货币合作和金融稳定。在此基础上, 各国家可以通过磋商进行更加细化、覆盖面更广的制度安排, 建立强有力的地区性最后贷款人, 从而形成区域性危机自救组织。该组织应该尽量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种种弊端, 做到成员国享有较为平等的话语权、总体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内部互相救助更加有效。东亚国家之间很强的经济相关性决定了只要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出现危机, 区域内其他国家不可能毫发无伤。共同的利益决定了区域性危机自救组织对于本区域内国家的救助会更加有力。这种组织的建立需要仿照IMF的模式, 要求各成员国按份额出资, 建立基金, 因此随着该组织的发展, 它会形成一个类似于IMF的轮廓, 可称为东亚货币基金组织。

东亚的区域性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以后, 各国虽然有了危机互救制度, 但各自货币的汇率依然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而上下波动。此时的区域货币合作处在低级的阶段, 各个国家都是各自钉住美元或一篮子货币, 尚不能与美元、欧元相抗衡, 难以摆脱西方国家的影响。如果此时泰铢相对于美元升值, 那么意味着它对区域内其它货币也会升值, 区域内不稳定因素并没有被根本消除。在时机恰当的时候, 东亚诸国可在区域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内实行联合汇率浮动机制, 钉住一篮子货币, 实行有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 将各自的汇率控制在特定的浮动范围之内。这种联动机制的建立需要一个由弱到强、有分散到集中、由次区域到全区域的过程。由于各国的对外贸易比重和发展状况都不相同, 因此在选择所钉住的一篮子货币的种类和比例以及浮动的范围上会发生一定的分歧。首先应由发展状况相近的国家, 如中国和韩国, 或老挝和柬埔寨, 建立小范围的次区域联合浮动体系, 再逐渐推广到整个东亚地区。这个过程需要多次的磨合及协商, 将是十分漫长的。

区域货币合作篇6

1994年1月, 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兑换;1996年12月, 人民币实现了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2005年7月21日, 人民币汇率盯住“一篮子”货币, 从而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这标志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边境贸易和境外旅游服务活动当中, 人民币已经成为受欢迎的货币, 我国与俄罗斯、朝鲜、越南、老挝、巴基斯坦、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贸易已广泛使用人民币结算。同时, 在我国居民的旅游目的地中, 韩国、东南亚各国、欧元区国家都欢迎直接使用人民币消费。在我国港澳地区, 人民币更是与其他国际货币具有同等的流通效力。可以说, 人民币已经是区域性的国际货币。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随着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范围的扩大, B股市场对境内投资者开放, 合资证券机构出现, 资本的流入流出规模在不断扩大,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进程需要加快。

但是, 无论是WTO协定, 还是IMF协定, 都没有明确要求成员国做出货币完全自由兑换的承诺。IMF协定中的第六条第三节规定:成员国应对国际资本运动采取必要的控制, 但是任何成员国对这类管制的实施不得限制经常性交易的支付或者过分延迟资金转移以及各项承诺的交割。人民币自由兑换应当视我国金融深化与发展的进程以及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而定。

近年来, 我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境经贸往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 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已逐渐认可和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和国际清算工具, 大量人民币在境外流通。由于周边国家国情及经贸往来形式的差异, 因此形成了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动的区域性特点和差异。从使用上看, 一类是在中蒙、中越、中缅、中老、中俄等边境地区, 人民币主要在边境贸易和旅游消费中充当流通工具;另一类在我国港澳地区, 人民币的流动主要随人流或以单纯的资金流方式进行, 主要往返于两地的资本市场之间, 以及用于两地人员往来的旅游、购物消费。而且, 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和办理人民币其他业务。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自由流通已受到“第二美元”的待遇,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还把人民币作为一种储藏手段。可见, 在官方层次上, 人民币区域化的安排已经被提上了日程。

因此, 人民币实现区域化必然从在边境贸易中履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起步, 进而不断扩大边境贸易计价的范围, 在达到一定的规模和信用度之后, 转而到一般贸易中履行结算功能。这一过程基本上还是在国际贸易的推动下进行的。只有国际贸易达到相当的规模, 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完善, 人民币自由兑换即将完全实现的时候, 人民币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和投资货币, 进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二、理论回顾

Mundell (1961) 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Mckinnon (1963) 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开放度的标准。Kenen (1969) 强调产品多样化的重要性, 指出一个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国家对抗部门差别冲击的能力更强。Tavlas (1993) 提出最优货币区的国别标准, 用以判断一国是否具备加入一个货币联盟的条件。Eichengreem和Bayoumi (1997) 提出最优货币区的联盟标准, 用以判断数个给定的国家是否能组成货币联盟。

GG-LL模型提出若一国与货币区之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一体化程度, 那么在其加入货币区时, 就可以避免货币区内的固定汇率结算、交易成本损失以及浮动汇率带来的不确定性。Dixit (2000) 将政策一体化程度和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中。Frankel和Rose (1998) 指出, 根据著名的卢卡斯批判, 不能根据历史数据来判断欧洲国家是否适合加入欧洲货币联盟, 因为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很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Jarko Fidrmuc (2004) 利用欧洲国家的数据检验了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假设, 结果表明这个假设是成立的, 并指出贸易结构对于经济周期的一致性有重要作用。

Kwan (1998) 认为, 人民币不可能成为亚洲的关键货币。这主要是因为亚洲其他国家通过贸易和投资与我国建立的经济关系还很脆弱, 而我国是亚洲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王立军、陈增灵 (2004) 指出, 虽然建立最优货币区对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最具有吸引力, 但是现阶段东亚地区既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经济条件, 也不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政治条件。巴曙松 (2003) 认为, 目前所讨论的人民币国际化, 基本上局限于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作为支付手段而履行结算功能。姚仲枝 (2004) 指出, 人民币的亚洲战略目标应该是谋求人民币在亚洲的关键货币地位。同时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使人民币在维持亚洲汇率稳定方面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是人民币成为亚洲关键货币的最重要的战略部署。

综观最优货币区理论衡量标准的整个发展历程, 可以发现在一般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 大多数文献都强调潜在最优货币区成员国内部资本要素流动的深入性, 成员国之间的资本要素的流动程度越大, 那么成员国就越适合采用共同的货币。

三、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依据

我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由来已久。早在1992年, 我国就已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1993年, 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成立。此后, “10+3”和“10+1”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起来。与此同时, 我国也积极推进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以及澜沧江-嵋公河次区域合作, 并参与了《曼谷协定》的签署。2002年5月, 我国和东盟十国先后举行了经济高官会议和谈判委员会会议, 这意味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式启动。2002年11月, 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决定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届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创造一个拥有18亿人口、1.7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和1.23万亿美元贸易规模的自由贸易区。据东盟秘书处测算, 到2010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时, 区内总人口将增至20亿,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 区内贸易额将接近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额, 经济总量将增至3.5万亿美元, 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届时, 我国向东盟国家的出口将增加55%, 东盟国家对我国的出口也将增加48%。

对于我国来说, 目前应当通过积极推进中国-东盟区域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使人民币参与到区域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当中, 成为区域性的关键货币。另外, 我国既应借鉴欧元模式的局部推进与系统整合相结合的成功经验, 也要吸取其他国家货币国际化失败的教训, 使人民币区域化与经济贸易合作同步推进、分层次推进, 最终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目标。

四、资本要素流动程度分析

以资本为主的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是实现最优货币区的基础。要素的流动性越强, 出现经济的非对称性冲击时, 放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冲机制的成本就越低。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货币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 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 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另外, 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维持固定汇率并且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 就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的转移机制, 而这个机制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来实现。只有这样, 货币区内各国的货币之间才能维持固定汇率制度, 以确保实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在这一部分, 对于诸多最优货币区的讨论标准, 笔者将从资本要素流动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资本要素流动是经济体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之一, 它反映了各国宏观经济形势、财政和货币政策、汇率变动等。资本要素流动的目的是, 资本要素最大化逐利的本性和规避风险的特性加剧了各方利益相关者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引起资本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动, 从而导致资本要素从收益低、风险高的国家流向收益高、风险低的国家。资本要素的逐利运动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所以资本要素运动也是永恒的, 只有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资本要素收益或风险大体相等时, 资本要素流动才会出现相对静止的状态。在生产要素流动性的标准中, 资本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劳动力流动。资本要素能够跨国家自由流动, 这个流动性比例可以消除供求不对称冲击的负面影响。

单位:百万美元

注:表中n.a.表示数据不可得到, 下同。

为了测算我国与东盟的资本流动性, 本文运用我国对东盟各国FDI增量与GDP增量之比来表示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比例。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是从需求角度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 它由最终消费 (消费需求) 、资本形成总额 (投资需求)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流出) 三部分构成。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V为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比例, 它代表资本的流动性。该比例越高, 流动性越强;反之, 则越弱。FDI增量为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的比率, GDP增量为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比率。从上式定义的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的比例来看, 在当期FDI增量不变的情况下, V与GDP增量成反比例关系。在GDP增量不变的情况下, V与FDI增量成正比例关系。

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 可以把我国与东盟各国资本流动性分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显著流动性 (局部年份的|V|值在1以上, 即|V|>1;大部分年份的|V|值在0.5到1之间, 即0.5<|V|≤1) , 我国与新加坡、泰国、越南属于这一类型;二是低度流动性 (大部分年份的|V|值在0.3到0.5之间, 即0.3<|V|≤0.5) , 我国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属于这一类型;三是弱流动性 (大部分年份的|V|值在0到0.3之间, 即0<|V|≤0.3) , 我国与柬埔寨、文莱、老挝、缅甸属于这一类型。

可见, 从FDI流动性指标来看, 东盟十国的资本要素流动性较弱。这一结果表明了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具有低资本流动性。这样, 资本要素流动程度会成为影响货币区政策决定的重要变量。这表明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资本要素流动程度较低, 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

五、结论

人民币区域化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后必然要走的道路。通过我国与东盟十国的资本要素流动性分析, 本文认为我国与东盟的大部分国家的资本要素流动程度较低, 这表明我国与东盟的经济对称性特点不突出, 区域内经济环境并不具备人民币区域化的前提条件。因此, 在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中, 要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流动的改革, 为人民币区域化的实现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 资本要素总是因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流动着, 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一定会加速区域的经济增长。

当然, 我国正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 这将成为人民币发挥区域货币功能的客观基础。从东盟国家贸易结构调整的趋势来看,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 区域内贸易逐渐向产业内贸易转变, 这将有利于我国与东盟的资本要素流动。但是, 人民币成为区域化货币的条件并不充分, 其区域化的基础还比较薄弱。除了经济实力的因素, 我国的资本要素市场的发展也制约了人民币的区域化。人民币区域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国应顺势而为, 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

摘要：本文借鉴国外最优货币区的实证研究方法, 从资本要素流动的角度对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进行了实证分析, 以期对人民币未来的发展路径及人民币区域化的研究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资本要素流动,东盟,人民币

参考文献

[1].刘群.世界货币:人民币走向强势货币的必然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6

[2].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以港澳地区为人民币自由兑换试点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南方金融, 2006;1

[3].孙健, 魏修华, 唐爱朋.从三大货币发展历程看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路径选择.亚太经济, 2005;2

[4].曹勇.人民币国际化论纲.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4

[5].李晓, 李俊久, 丁一兵.论人民币的亚洲化.世界经济, 2004;2

[6].焦继军.人民币跻身于国际货币之列的效应分析.经济问题, 2005;1

区域货币合作篇7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在我国范围内的应用

二战后,在对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优劣比较中,蒙代尔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他认为,在单一货币的流通区内,人们无需兑换货币,节约了社会资源,也无需承担汇率风险,扩大了经济交易范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而,一种货币的流通范围越大就越能促进微观经济效率。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经济周期也不完全同步,此冷彼热是经常现象,这时就需用货币政策加以调节。从这个角度考虑,货币区就该尽量细分,货币区越多越好。这样,当某一地区经济紧缩时可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避免经济衰退。反之,如出现经济过热,则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经济降温。如上所述,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需要增加货币种类,缩小货币流通范围,微观经济效率则需扩大货币流通范围,减少货币种类。那么,货币种类的最恰当范围,即最适度的货币区是怎样确定的呢?蒙代尔认为,判断一个货币区是否最优货币区,关键在于要素的充分流动性。如果一个货币区域内要素能充分流动,区域外则存在流动性障碍,该货币区便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指出,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最优货币区理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蒙代尔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最优货币区的划分标准,提出了多种见解,比较典型的有经济的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

正如蒙代尔指出的那样,最优货币区既可能大于一国范围,也可能小于一国范围。一个国家使用一种货币并不等于说该国就是一个最优货币区,除非在经济方面满足一系列条件。因为一国通行一种货币主要是国家主权的表现,由政治力量主导,其货币流通范围取决于国家政权力量所能达到的地域,而最优货币区则主要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但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国家的货币联合组成一个更大的货币区上。实际上,这隐含了一个条件:各国本身已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对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均衡的小国来说,或许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但对一个大国,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着差异,该国本身是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或者说,是否存在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条件是值得探讨的。下面,我们按照上述对最优货币区划分标准的典型观点,对我国是否是最优货币区加以判别。

从生产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来看。我国户籍制度管制严重,各地差异甚大的社会保障标准,都极大地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另一种主要要素———土地,其高度流动性更是无从谈起。

从经济的开放度来看。经济开放度可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整体经济开放度在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地区之间外贸依存度存在着巨大差距,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放度高,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从通货膨胀的相似性来看。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方面的具体条件不同,我国各地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很大差异,如1994年全国通货膨胀率达21.7%,最高的陕西(25.9%)与最低的上海(15.6%)相差10.3%。在其它时期,地区间的通货膨胀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物价水平的不一致,使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相当困难。

二、统一的货币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按世界标准来衡量,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达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水平;而落后地区仍处于世界最贫穷国家(地区)之列。存在这么显着的地区差距,无论从哪个判断标准看,我国都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困难。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看,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也引起了一些地区或明或暗的抵触。

首先,由于东部在全国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因而全国经济状况的判断就主要是基于东部地区的形势而做出的。东部地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其经济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比较敏感,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东部地区要快于西部地区。现实情况就很可能是东部已过热,而西部则仍属正常范围。此时,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就对东部来说是适宜的,就全国整体来说,也可能是适宜的,但对西部这一局部范围来看,则不啻于一记闷棍,使发展势头良好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而,我们说这种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改善整体经济状况的同时阻碍了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二,货币政策最终效应取决于宏观经济主体与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灵敏程度。货币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货币资金的运动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为显着。而在货币化程度低的西部,在经济发展中有一个货币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因而即使相同的货币政策力度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实际作用也不同。就“基础货币-货币乘数”机制来说,简单地,货币乘数=1/(法定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由于法定准备金率是全国统一的,而西部地区的货币化程度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其现金漏损率较高,再加上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资金漏出,使西部地区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从而使西部地区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少于东部地区,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较发达。一般而言,受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影响最大的是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小,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对东西部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要比西部小。

第三,同样的利率客观上造成对东西部的差别利率,东部在享受“优惠利率”。根据经济理论,利率的范围在0与利润率之间。资金的使用效率受到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等多方面影响,而在诸多方面东部都要优于西部,造成东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企业的利润率较高。企业是否借用资金,关键在于,所借资金获得的利润能否补偿成本后仍有剩余。就是说所借资金的边际利润率是否高于借款利率。由于全国统一的利率政策,东西部的借款利率基本一样,而资金的边际利润率存在差异,东部要高于西部。东部资金利润率高于西部而实行统一利率,其隐含意义就是东部地区实际上在享受“优惠利率”,不可避免地造成西部资金需求旺盛但同时又有大量资金流出的现象,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

三、用区域货币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地区差距是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度被广泛认为只是暂时现象,市场力量将使之达到平衡,但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对市场的迷信。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认为,存在地区差距时,既有回波效应,即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劳动力、资金、资源并增加发达地区有效需求,从而有利于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也有扩散效应,即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传播技术、购买原料等有利于不发达地区发展的力量。但在市场的力量下,回波效应通常总大于扩散效应,也就是说,更可能造成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缩小本国地区间差距上,都是通过自觉的调整来促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不采取有差别的区域性货币政策。如美国颁布了地区再开发法,成立区域开发机构以保障区域扶持政策的落实;意大利则对到相对落后的南方地区投资的,给予特殊优惠和信贷支持。

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差距问题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将带来不小的影响。这一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也采取了一些财政转移支付措施,但收效不明显。前面我们论述了我国范围内本身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因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宜的。实践上,我国原来实行的统一货币政策,客观上是对东部地区的“优惠”,进一步加大了地区差距。自然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实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以缓解地区差距,是目前可行选择。

1、针对东西部地区差距,实行有差别的利率、准备金率

目前,我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中央银行可对西部地区实行有别于东部地区的贷款利率,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以弥补贷款利率所带来的损失。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也对西部实行优惠,同时规定西部银行必须为所在地提供较大比例的贷款,防止银行资金通过拆借等形式流出西部。我国现行存款准备金主要作为资金调节的工具而非作为安全性的保证措施,可将东部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定得稍高于西部,使发达地区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的调节流入西部地区,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2、在各地经济冷热存在明显差异时,根据一地的经济冷热决定实行紧缩或松弛的货币政策

我们已说明了由于全国的经济周期不同,西部地区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慢于东部地区,根据东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实际上形成了对西部经济的损害,对西部而言难免有“瞎指挥”之嫌,这也就是为什么西部对治理整顿屡有怨言的关键所在。我国中央银行已建立大区分行,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扩大其制定本辖区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针对本区实际决定实行松或紧的货币政策,或者至少在松紧幅度上具有自主权。

3、适当放宽西部企业直接融资条件,为西部发展筹集更多资金

论民国小区域货币的监管问题篇8

一、小区域流通货币的问题

1. 私商钱票的兑现问题。

巨大的商业利益是私发钱票的内在驱动力。私商发行钱票只为图利。“一可扩大商业资本;二可得纸币发行额的利息;三可获群众破损、火焚的纸币金额;四可取汇兑、信贷手续费。”[1]29清中后期私商钱票已十分盛行, 虽有挤兑发生, 但未酿成重大金融风潮。到民国时期, 民间私发钱票已变得不可收拾, 山东、河北、东北、四川等地已变成“纸币世界”、“角票世界”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是私发纸币的高潮, 由此造成的挤兑风潮亦更加频繁, 危害更大。

私发纸币成灾, 地方史料常有记载。民初湖北应山县, 私商广出市票。“广水的‘熊义兴’药铺, 企图利用发行市票开矿发财, 结果亏本倒闭, 所发600串市票全部倒塌。县城‘张顺新’木匠铺发行市票200串, 不到半年店铺倒闭, 持票人只好当着张的面将市票掷地乱踩, 愤然痛骂。”[2]181福建“各县钱庄、商会、典当、商店以及小贩, 亦均印行主辅币券, 以资取利”。“此项土票, 当全盛之时, 数额约在一千万元以上, 通行范围, 有仅限于一乡一镇者。不但准备毫无, 数额无定, 而发行商号, 且有时倒闭, 对于小民生计影响殊大。”[3]32江西省议员鲍英在提请省长严禁损害市面之计条市票的提案中说:“省城各钱店及外属各行商, 自由发行市票, 几乎到处皆是……最近如九江方面, 发生倒闭钱庄风潮, 在倒闭之家, 固已饱载远扬, 自幸得计, 而一般劳苦小民, 收有此项花票者, 顿归无用, 生计促迫。”[4]82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山东临朐丝业不振, 财源枯竭。“流氓士绅但趁机发行私票, 银币与铜元几乎是断绝了踪迹。土票蝗飞, 简直是成了纸币的世界。几十万的土票, 都落在农民的腰里, 完全变成了废纸。”[5]343

2. 官钱票的泛滥与失信。

各地县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收入, 都纷纷打出地方票的牌。1926年, 山东费县旱灾, 政局混乱, 知事董大年为稳定时局和弥补京钱短缺, 决定由县财政处印发多种面额的“费县钱票”和“费县临时通用钱票”。其中临时通用钱票发行20万吊, 并规定该钱票可流通市面, 并可做完粮纳税、征收田赋丁银之用[6]41。同年, 山东沂水县政府发行地方财政处铜元手票20万吊, 作完粮纳税之用。山东“财政管理委员会”发行山东省第五区流通券, 共发行50万元。因发行量过大, 造成了当地通货膨胀。

地方军阀常借武力把持一县或数县地盘, 竭尽搜刮之能事, 发行流通券是手法之一。1921年, 吴新田任陕南边防总司令, 率部驻汉中时, 开设兴元、瑞昌银号, 发行油布票。仅兴元银号油布票就达十万元。1928年, 吴新田携款移防他处, 留在汉中百姓手中的八万余元油布票无法兑现[7]64。福建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卢兴邦以就地筹饷为名, 于1925年设立广豫汇兑庄, 发行大洋票, 强迫其辖区尤溪、永安、大田、沙县等地商民流通使用。1933年卢以有人伪造为借口, 突然宣布停止兑现。“大洋票”顷刻之间等于废纸, 商民无不受损[8]37。刘存厚于1933年被蒋介石派驻达县堵截红军入川。刘存厚发行“川陕边防督办署临时军费借垫券”, 以解决部队给养。该借垫券前后共发行60万元。同年底, 刘存厚被国民政府免去军职, 该借垫券停废[9]44。此外, 河南永城县长刘子仁在该县山城集印发“永城县地方纸币”, 在城南城北四五个区流通, 发行量大。据《路西通讯》称, 从1940年至1944年, 共发行5000万元, 引起通货膨胀。

二、对小区域流通货币的监督与管理

1. 市场的内生监管机制。

在市场自发形成的监督机制下, 发行商号被迫规范自己的行为, 并自觉遵守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客户监督是市场监督的一种。持票者作为发钞票的客户或债权人, 同时也充当着监督者的角色。阎锡山之父阎昌春1920年间在河边村开设庆春茂、庆春泉商号, 发行钱票。某年腊月, “一穷汉曲富天禄, 持500文钱票一纸到庆春泉兑现, 阎愈荣未允兑给。曲富天禄愤怒之下, 即在庆春泉门首以鞋底捶打那张不能兑现的钱票”[10]47。这是发行商故意不兑现。陕西蓝田县几家当铺, 如德元当、敬信当发行钱票“绺子”。当有人拿衣物当押时, 当铺就付给自出的绺子作为现款。当押到期即可用绺子赎取衣物, 也可用银元、铜元。“这种绺子的兑现价值, 随着原发行商号的兴衰为转移。商号的生意好, 绺子的信用就好。”[11]146

商号间的竞争是市场监督的又一形式。发票商号除了应付客户的兑现外, 还有的因资金不足受到竞争对手的勒索。河北迁安县一家粮店出钱票后, 被其对手存收一大半。拿去兑现时兑不出, 掌柜只好设宴招待, 百般恳求并奉送千吊钱了事。但资信卓著者不会遭此暗算。因此出票能否牟利, 还取决于资金雄厚与否、经营能力及群众信誉。强者能扩大资金, 增加货源, 加大营业额, 获取高额利润。弱者票子流不出去, 就地砸脚跟, 依旧本小利微。当然, 对倒闭的商号, 钱局有权封闭其财产, 以保证群众兑换其票子的一部或全部。因而群众时刻关注手中存留票子之商号的动向, 以免受经济损失。这样监督者就有客户、管理者和商业对手三方。

2. 政府的监督与管理。

从民国初年到1942年法币归中央银行统一发行, 财政部先后出台一系列法令, 但大多效果不佳。根据法规内容和钱票流通, 将政府监管分为民初、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和30年代中后期三个阶段。

1914年1月, 财政部发布《关于严禁官私立银钱行号私发纸币致各省民政长训令》:“民政长迅即通告官私立银钱行号, 嗣后不得私发私印……其已印票, 应令悉数缴呈销毁, 报部存案, 以维币政。”[12]31次年10月, 财政部公布《取缔纸币条例》九条, 明确规定了纸币的范畴、收回办法及违规处罚措施。“凡新设之银钱行号, 或现已设立向未发行纸币者, 皆不发行”;“有特别条例之规定, 准其发行者, 于营业年限内, 仍准其发行, 限满应全数收回”;“发行之纸币, 至少须有五成现款, 准备兑现”;违者“科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之罚金”等[13]284。财政部于1920年颁布《修正取缔纸币条例》14条。包括非银钱行号发行纸币者, 限一年内全数收回;暂准发钞的行号至少须有六成现款准备等[14]79。

1929年1月, 财政部《取缔各地方钱庄商号私发纸币》布告全国:取缔各省市地方钱庄、商号等私发纸币, 并勒令限期收回。但边远地区, 市场辅币奇缺, 加上私发纸币的利益所在, 私票不可能禁绝。为规避政府检查及禁令, 该地商号便将钱票装扮成“支票”的形式[15]23。两年后, 财政部发布通令, “各省市银钱行号, 往往擅发各种纸币, 行使市面, 希图取利, 迭经该部严加取缔, 乃迩来仍阳奉阴违之商店, 假借支票、汇票等名义发行纸币, 必须严加取缔”。1932年, 山西平定县商会还统一印制五角银元支票样式的纸币流通市面, 现存实物分别有广成楼支票、合裕成支票、德聚公支票、永顺长支票等[16]393。

1934年6月, 《财政部为取缔私铸银铜币及私发票币至各省市政府咨》训令各地, 对于银行、钱庄、商号发行类似纸币之票券, “一律限于文到三个月内兑现收回销毁, 嗣后不得再有发行”[17]670。国民政府法币改革方案出台后, 私票在整体上得到控制, 但仍然在一定区域存在。抗战爆发后, 私票又开始回潮。华北伪政权成立后, 于1939年10月发布《取缔私票流通办法》, 限期严禁私票流通。同时, 华中、华南也受到汪伪政府的查禁。在国统区, 货币发行权逐步集中到中央银行手中, 国统区的私票大量减少。

三、禁令受阻、私票盛行及其原因

1. 私商钱票难以禁绝。

东三省民国初年私帖流通甚广, 对私帖的取缔问题一再提起, 并相继出台一系列禁令。但收销私帖工作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才稍见效果。1917年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制定了《收销各县私帖章程》共七条, 规定“收销私帖无论数目多寡, 统限制民国七年八月底止, 分作五期一律收清”[18]60。但到1920年1月, “省财政厅派员到各县调查的情况反映, 各地私帖仍猖獗无阻”。尤以辽中、台安、黑山、通辽等县最为典型[19]20。同年9月, 王永江与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联合出面, 呈请张作霖饬定《查禁私帖考成办法》, 责成各县知事, 严格遵守奉行, 违者重惩。此后收销工作才较为迅速。30年代, 日本侵占东北初期, 东北私帖又死灰复燃。

长江中游湘鄂赣等省私商钱票一度泛滥。地方政府的禁票行动也一波三折。在湖北, 大小商号发行市票甚多, “少则数百串, 多则上百万串”。发行量最大的属沙市。“沙市的大小商店几乎都发市票, 1925年的发行量就达3500万串, 到1927年秋以后则猛增到7500万串。”[20]99终酿成沙市票潮。在江西, “省财政厅还派出视察员分赴各县检查督促, 严禁花票发行。虽经省财政厅限期兑现收回花票, 而有些商号或发行机关每多借口持票人不来兑取, 无法收回, 甚至有的收回又复发出, 终难禁绝”[4]83。湖南省财政厅指令调查各地发行市票的商户数、发行额、兑换方式等时, 晃县商会主席黄先祯呈报:晃县龙溪口发行票币共24家, 总额20100文, 每户仅20文, 流通于本埠。但此后该地市票满街飞, 物价飞涨。由此推断商会呈报并非属实。1931年, 湖南省财政厅向晃县政府发出取缔市票的指令。县长李奉三布告全县, 市票“限于六月底一律收回”, 并责成商会召集各发票商店关于具结收回市票的会议。具结虽已签订, 但市票流通依然如故。李奉三于次年向县财政局、警察局、常备队发出“密令”, 要求政、警、军各方协作, 对有商店流通市票者, 严惩不贷。在军警干预下, 市票流通才告终止[21]95。

2. 小区域货币盛行的原因探究。

(1) 地方官府的利源。各县公署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往往对上隐瞒敷衍, 致使上峰来令梗阻在县, 难以下达。1917年奉天财政厅调查各县私帖发行时, 本溪县报“本县境内向无私立银行, 无从填报”[22]57。两年后, 吉林省各县乡屯流通的私帖为数甚巨。“各县长官对于私帖阴有维护之倾向, 故各屯商铺凡对本地具有一种信用者即可发帖行使当地云。”[23]190沙市票潮时, 财政部咨湖北省长:“江陵县知事余联辉纵容奸商紊乱货币……省、县查禁委员敷衍了事, 禁如未禁, 查如未查。该委员等收受奸商贿赂以后, 私票更多于前, 贻害地方不浅。”后来获悉, 湖北省财政厅训令“江陵县查禁市票委员田星阶等四名接受奸商贿赂3000余串, 移送沙市法院讯办, 用儆贪婪”[24]102。地方官对中央禁令“明禁暗纵”, 是钱票查禁受阻的重要原因。 (2) 地方经济的切实需求。据1915年统计, 奉天省贸易额为“五六千万元”, 奉票发行量仅“不过一千五六百万元”。奉票发行量与奉省经济发展状况与实际需要, 极端不适应[19]20。官票不敷使用是东北部分地区私帖盛行的客观原因。而另一些地区, 如广西等省官票发行过巨, 导致币信丧失, 这是民间私发纸币受欢迎的又一原因。“本省 (广西) 纸币, 民国以降, 每经一度政变, 必废旧币而另发新币……以致信用日衰, 尤使乡人寒心, 纸币所以未能畅行乡村, 职是故也。”[25]48

区域货币合作篇9

(一)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特征。新世纪的中国宏观政策框架更加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基础之上的宏观可持续发展。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众多宏观调控政策中,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不同区域金融总量的存量和流量结构,对不同区域之间产生出不对称的政策效应,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由于货币金融要素而导致的非均衡发展的作用力。这一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生性宏观政策因素以及其政策效应,使得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着区域分配性效应,造成货币政策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在各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弱化稳健货币政策促进宏观增长和协调发展的实效性,并可能进一步加剧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从而进一步加剧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分配性效应。因此,系统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区域性分配效应,以便提出在操作目标和执行机制层面配合总量性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货币金融政策建议,从而弱化货币政策区域分配性效应对区域经济和金融协调发展的影响。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鉴于货币政策分配性效应在影响区域金融总量和区域真实经济方面的重要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对货币市场的不完善性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并对单一货币政策在欧盟各成员国、美国和加拿大各区域等是否会产生不同效果进行了系列研究。Arnold和Vrugt(2002)提出了在EMU各成员国国内也可能存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Carlino和DeFina(1999)对美国48个州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产生区域效应,而利率渠道是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Owyang和Wall(2004)对美国八大经济区的研究表明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都对美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一定的解释力。

国内学术界也对该主题进行了探讨。宋旺、钟正生(2006)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卢盛荣(2006)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分析框架,对如何测度货币政策的地区效应提出了一些有借鉴价值的相对指数方法。

上述研究,为该主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献。然而,由于该主题涉及特定金融结构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结构分析,结合我国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分配性效应的有影响力的文献尚不多见。因此,本文从区域金融总量差异的视角,以区域层面的国民收入、银行贷款余额和物价水平为参数组合,建立了一个基于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的中国货币政策区域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框架,从货币政策和区域银行体系信用创造方面实证考察了中国货币政策区域分配效应的现象。同时,基于实证结果所揭示的结构性观点,本文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货币政策区域结构优化的针对性建议。

(二)理论框架:金融总量的作用与货币传导机制

1. 实证框架的思路

分配性效应的存在,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兼顾政策的结构平衡和公平目标,并成为货币利益在不同企业、行业和区域之间进行分配的人为性干预因素。货币政策分配性效应可以归纳为两种形式:基于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分配性效应,以及基于信用创造机制的分配性效应。前者可以存在于一般企业、金融企业和不同产业之间,后者主要存在于同一货币主权的不同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

为了在实证层面能深入研究货币政策的区域分配性效应,本文拟采取区域金融总量为参数,来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区域之间的可能存在的非对称性影响。在参数特征上,区域金融总量已经包含了货币政策分配性效应两种作用机制在区域层面上的传导结果,因此本文的实证模型逻辑是通过区域层面的金融总量作为代表货币政策结果的参数,来考察货币变量对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物价水平的实体经济影响。

2. 区域金融总量的政策作用机制

关于金融总量,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定义。最广义地来看,金融总量可以包括金融体系中所有金融资产,包括货币、信贷、证券、衍生证券等所有金融资产的总和。(1)此处,为了强调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分析,引用Gurley和Shaw对金融总量的定义:用借款人在不用削减当期和将来支出的条件下合理地负债吸收的能力,所形成的宏观层面的金融能力来衡量金融总量。(2)从信用关系链的产生过程来看,负债吸收能力有两个来源:一是经济主体之间在既定的流动性条件下相互形成的债权、债务;二是信用关系产生的流动性创造,并且流动性的保证是负债吸收能力的约束条件。从而,我们可以认为金融体系是经济体系中金融总量的总供给者,金融资产形成的信用放大机制就是金融总量的产生机制。在银行等金融中介提供信贷融资的环境中,一般以信贷总量表示金融总量,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金融流动性。

在信用创造条件下,金融总量的形成有两种互动的途径:(1)银行体系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2)金融资产市场中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这两种机制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反馈关系,使得金融总量往往成倍大于实际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其根源是信用货币的放大机制。

在这样的金融总量产生和运动机制中,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的货币传导机制也就产生了相互的作用。实体经济的货币传导关注的是以投、融资为根本目的的资本配置和流动性,而虚拟经济的货币传导关注的是纯粹的金融交易,两者根本的共同点在于货币金融运动的增值性,而且这种增值性最终是要以实体经济的物质和劳务价值作为支持的。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条件下的转化。

在金融总量的产生机制中,我们可以看出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是金融总量产生的最终来源。银行的信用创造行为,与经济周期的变化存在着相互作用的机制。在金融总量产生机制周期性结构不对称的作用下,货币传导机制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效应。

区域金融总量作为货币运动在区域的存量和流量运动的结果,已经包含了货币政策分配性效应的区域性影响。因此,可以从区域金融总量角度去考察货币政策在不同的区域之间有可能形成的分配性效应。

二、模型选择、数据检验和计量模型建立

(一)计量模型选取和变量选择

本文将采用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及其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分配效应。

关于变量的选择,本文选取国内产生总值(GDP)作为全国和区域层面的产出指标,选取全国和区域层面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物价指标,选取全国层面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DK)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这些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和产业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和各省统计信息网的统计公报以及中国金融统计(1949—2008)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下面将重点介绍数据的处理过程。

说明：P值是ADF检验统计量的P值，可用于辅助决定是否接受(拒绝)原假设。使用规则：如果P<α，在α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反之，则接受原假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区域层面的数据指标构造过程中,我们使用区域内各省CPI的简单平均作为区域CPI,用区域各省贷款余额绝对量相加后计算出的增长率作为区域贷款增长率,用区域内各省GDP绝对量相加后计算出的增长率作为区域GDP增长率。

(二)数据处理和检验

1. 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以时间序列为研究对象,首先要确保该序列的平稳性,如果序列是不平稳的,则通过OLS估计出来的结果用于预测将不再准确。因此,首先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也称单位根检验),这里使用的方法是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数据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原始序列都是不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则全部平稳,说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的。

2. Johansen协整检验

为了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分配效应,必须检验国家层面(GJ)和区域层面的贷款、GDP以及CPI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了配合VAR模型,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具体结果如表2至表5所示。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贷款和GDP以及CPI之间都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这为本文建立VAR模型奠定了基础。

3. 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两个变量Xt和Yt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则可以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或是双向因果关系(即互为因果)。虽然贷款、GDP和CPI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但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形式的准确认识,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定位以及用货币政策调控国家或者区域经济的有效性。检验结果如表6至表9所示。

Granger因果检验显示,贷款是GDP的Granger原因都很显著(西部不太显著),而GDP是贷款的Granger原因则都不显著(除了东部)。这就为我们在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合理性以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判断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依据。

(三)VAR模型建立和估计

本文使用1985—2008年24年的年度数据,建立以下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四个VAR模型:(1)国家层面使用国家贷款(GJDK)、国家GDP(GJGDP)、国家CPI(GJCPI)建立了VAR(4)模型;(2)东部地区层面使用东部贷款(EDK)、东部GDP(EGDP)、东部CPI(ECPI)建立了VAR(4)模型;(3)中部地区层面使用中部贷款(MDK)、中部GDP(MGDP)、中部CPI(MCPI)建立了VAR(4)模型;(4)西部地区层面使用西部贷款(WDK)、西部GDP(WGDP)、西部CPI(WCPI)建立了VAR(4)模型。

上述模型滞后期选择是基于LR、FPE、AIC、SC和HQ准则的。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给出具体的模型形式。(3)

三、中国货币政策区域分配效应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一)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内生变量对误差变化大小的反应。具体地说,它刻画了当误差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通过VAR系统,又把该变化传递给其他内生变量。如此循环,整个VAR系统就产生了动态反馈。

本文对国家层面、区域层面的VAR模型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

在国家层面上,GDP对M2冲击响应值远远小于它对贷款冲击的响应。这说明国家如果要大幅刺激或者振兴经济的话,增加贷款将比增加M2更奏效;在区域层面上,同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各区域层面GDP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响应。东部地区响应是最大的,货币政策效用持续时间是最短的,时滞也是最短的,说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东部的经济刺激作用更明显;中部和西部经济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响应完全不同于东部。中部基本上不会出现负的影响。西部则不同,负的影响要持续近两年,随后政策效果才会显现。

由于各区域经济对货币政策响应的不同,客观上造成了货币政策的区域分配效应。脉冲响应示意效果如图1和图2所示。

以上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表明各区域、各省都有不同的响应现象。集中表现在:(1)货币政策的时滞不一样。有的省份长达3～5年,有的省份只有2年,有的省份时滞在一年之内;(2)货币政策发生时效的期限不一样。有的省份可以持续长达5～6年,有的省份4年,少数省份则在1～4年之间,不过大部分省份都在4年左右;(3)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幅度不一样。有的省份的响应值相当大,有的则很小,负的影响也是类似的。(4)

国家层面、区域层面的GDP对贷款响应存在着响应差异。与此相对应,区域物价对货币政策的响应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国家层面上,同样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国家CPI对两种政策工具(贷款、M2)响应完全不一样,国家CPI对国家贷款响应的程度是最激烈的,波动幅度最大。另外,政策发生正效用的时间期限完全不一样,M2显得时效更长一些,贷款冲击中间出现了很长的负效用期限;在区域层面上,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各区域造成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东部的波动幅度是最大的,不过是负的波动;西部相对小一点,政策时滞也是不一样的;中部的时滞最长,东部和西部次之,这就造成了货币政在区域间的影响非对称性。响应效应具体如图3、图4所示。

(二)方差分解分析

在方差分解时,由于不同的分解顺序对整个VAR系统造成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考虑到这一点,本文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分解顺序:

序列I:DK GDP CPI

序列II:GDP DK CPI

两种分解顺序对应了货币政策的不同“角色”,即货币政策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序列I的逻辑是:贷款增长→GDP增长,这时对应的货币政策是外生的;序列II的逻辑是:GDP增长→贷款需求上升

→贷款增长,这时对应的货币政策是内生的。基于这样的逻辑思路,我们来检验全国层面、各区域层面各自GDP的结构。

在国家层面上,两种政策工具(贷款、M2)对经济的解释比例相差很大,这就为我们在选择货币政策工具时提供了理论指导。贷款手段适合于经济从复苏到繁荣中前期,而M2则适合用在繁荣后期。因为繁荣后期如果改用M2而减少贷款,那么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比例将大幅下降,这有利于国家控制经济过热。但为了预防经济硬着陆,适当地增加M2对经济有温和的刺激作用—抵消部分贷款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区域层面上,区域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和外生性的敏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自身变化本身就很大。其次,在相同条件下,各个区域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解释比例也是不一样的。不管如何分解,贷款对西部经济的解释比例都是最高的。当货币政策是外生的时候,西部的经济属于典型的贷款拉动型的。这一实证依据符合我们对实际情况的经验感知,这也说明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层次)是最低的。因此,如果用相同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对各个区域形成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和上面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同时也说明中国货币政策区域分配性效应的客观存在性。

注：此图根据中国金融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四、区域金融总量差异的现状分析

前面已经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地区、各省经济的不同效果。此处我们结合上述的分析结构和分析结论,从区域金融总量差异的角度来理解相关的分析结论。

从贷款余额的增速来看,不管是地区还是省级层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不管是从区域贷款增速还是从区域贷款所占全国贷款比例的比重来看,东部区域都有明显的优势。贷款占全国比例方面,中部和西部很接近但略高于西部并且趋势趋同。

东部区域贷款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远远大于中部、西部地区。从1996年以后,中部和西部比重有下降趋势,而东部且加速上升,前面的方差分解已经说明贷款所代表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权重很高,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各区域之间无形中产生了对经济资源进行再分配的结果。

另外,从M2角度分析,各区域也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由于M2是全国范围统计的,省级以及地区层面没有这个概念,因此本文以各区域内各省份存款近似替代。从而说明M2差异也是导致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之一。从图6、图7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96年以后,东部和中部、西部的M2差距加速拉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异不太大。

从图6、图7中可以看出,在区域金融总量上,不管是贷款余额还是存款余额,东部有绝对的优势,这也是符合实际的。并且从1997年以后,东部地区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增速加快,和中部、西部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虽然东部贷款占全国大部分比率,但它的GDP也占全国最大比率。为了深入分析到底各区域不同的贷款的经济增长贡献效率如何,本文用单位GDP所耗费的贷款资源这一指标,来分析各个区域对贷款资金利用效率的差别。分析结果如图8所示。

从图8中可以看出,东部经济的贷款的依赖越来越大,而中部和西部则有下降的趋势。这是否说明如果给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更多的资金,那么会有更快的发展呢?这一点有待考证。(5)

然而,图8的分析揭示了另一种可能,就是东部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使得它的单位GDP耗资远远高出中部和西部。结合我们在经验上了解的东部经济崛起过程中的技术模仿和国际产业转移承接的特征,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东部经济的结构性发展已然走到一个经济周期和产业周期的转折点。从而,按照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东部经济以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突破这一发展模式瓶颈将是很有必要的,而中西部经济在以投资为导向的技术模仿和国际产业转移承接模式中还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6)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脉冲响应分析到方差分解,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了货币政策(不论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各区域经济有不同的作用,小到各个产业,大到整个经济体,对货币政策都有不同的响应形态。由于各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以及金融总量(不管是贷款余额还是存款余额)的差异,客观上导致了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对各区域的经济资源进行了分配,这便是货币政策的区域分配效应。

从国家到地区再到各省,它们的金融总量都是不同的。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方面是各区域(省)存贷款余额的绝对数量差异,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各区域(省)的存贷款的增长速度差异,这便是区域金融总量差异。前文已经分析了各区域经济对贷款冲击脉冲响应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横向上表现为同一区域内各经济变量(GDP、CPI、各产业产值)对贷款所代表的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是有差异的,纵向上表现为同一经济变量(GDP、CPI)对贷款冲击的响应是不一样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对各区域经济具有分配效应。

(二)政策建议

在本文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合理的政策建议:

1. 货币政策对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及

其效应达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最优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框架;

2. 货币政策的贷款数量调控手段,在中国国家

层面和区域层面都是一种效果明显的政策手段,但是基于东中西各区域的Granger因果显著性差别,有必要考虑更为优化的区域贷款规模和引导规划;

3. 基于GDP对贷款和M2的冲击响应分析,贷

款是比M2更有效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工具;M2是比贷款更合适的非扩张性货币政策工具;基于方差分解分析结论,贷款手段适合于经济从复苏到繁荣中前期,而M2则适合用在繁荣后期;

注：此图根据历年金融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4. 由于各区域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货币政策响应,

有必要考虑一种结构优化的补充性区域货币政策框架。具体而言,就是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的西部贷款定向增加(比如政策性金融)的补充,东部结合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的贷款引导政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部货币政策取向;

5. 由于分配性效应的存在,统一的货币政策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