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国际分工（共8篇）
产品内国际分工 篇1
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飞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技术基础,使得国际分工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国际市场日益走向一体化的同时,国际生产的形式却逐渐走向非一体化,产业间分工逐渐为产业内分工乃至产品内分工所取代,产品内分工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
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国际分工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在空间上分散化展开,分布到不同区域,每个国家专业化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最终形成跨区域或跨国家的生产链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分工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由最开始的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现在的产品内分工,国际分工体系越来越细化。随着发达国家不断地将其制造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产品内分工方式在全球迅速蔓延。在此背景下,中国也逐渐加入到以生产工序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凭借自身在制造业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及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
文献综述
关于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原因,有许多相关的研究。张苏在《论新国际分工》中认为,产品内分工的出现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关税下降;运输成本下降;信息成本下降。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使得个人信息传递成本几乎接近于0。张纪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动因、机制与效应研究》这本书中,列出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外在条件有技术进步、全球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自由化,以及全球范围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变革;内在条件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制度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唐铁球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动因与收益研究》中提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产品内国际分工,分别是:生产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制度和政策演变。孙文远、魏昊(2007)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迅速发展的原因,总体来说,与产品本身特征、各国要素的异质性和比较优势差异、制度、技术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因素有直接的关系。胡昭玲、张蕊(2008)归纳了三个产业内分工的决定因素,依次是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其它因素。其中,其它因素有贸易自由化与开放程度,国内经济状况,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
我国制造业的现状
1. 技术水平低
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低,核心的技术自给率低,高科技技术高度依赖进口,经济发展主要靠外来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支撑。图1反映了我国高科技技术近年来进口额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局网站
2. 制造业企业组织结构小而散,产业集中度低
没有建立起适应国际市场要求的、产业集中度合适的生产体系。企业组织结构散乱的状况,在我国制造业中十分突出。与跨国企业相比,我国制造业企业竞争力较弱,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众所周知,苹果的手机、笔记本电脑、MP4等电子产品价格昂贵、利润很高,但苹果在我国的代工成本却十分低廉。加上目前代工市场也存在不少竞争对手,小型的代工企业其利润更是低得可怜。根据isupply报告显示,苹果的"中国组装"费仅为每台11.2美元,与最低售价499美元的ipad相比,这一费用低廉得可怕。中国产品在国际道路上本来就步履维艰,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冲击了部分国内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再加上国内近年来通货膨胀严重、原材料成本上升、土地等生产资料稀缺、能源价格上涨、环境承载能力削弱、银根紧缩等等,让制造业企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3. 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
在高端产业领域和主流产业,我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受核心技术的制约短期内将难以实现。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劳动密集型领域,我国面临着巨大隐忧。越南和印度虎视眈眈,我国制造业失去优势,发展乏力。图2是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的制造业工人月平均工资对比。
(数据来源:《2009年国际统计年鉴》,数据根据当年的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进行了调整,便于进行国别间的比较)。
由图2可以看出,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制造业的人工比较优势较为明显,但与菲律宾为代表的欠发达国家相比,优势正在消失。2006年以前,菲律宾的制造业工人月平均工资一直高于我国,2006年被我国超过。与印度等一些低人工成本地区相比,我国的制造业工人月平均工资更是超过了3到7倍。
4. 人力资源结构性缺乏
当制造业逐步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时,我国制造业出现了人力资源缺乏状况。我国劳动力素质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高。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需要众多的技术熟练的人才。因此,尽管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但符合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要求的人力资源却十分匮乏。
模型的设定和说明
1. 设定回归模型
与理论分析相对应,在产品内分工的视角下,对我国制造业出口额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应用我国1996~2009年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根据前两部分的分析,我们认为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对我国制造业出口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要素禀赋,技术进步,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基于此,将以上的各个因素包括进来,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EX代表制造业出口额。由于近年来,工业中的制造业贡献了将近90%的出口额,我们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近似代替制造业出口额。其他的变量FA、TE、CD、ES、IN分别代表要素禀赋、技术进步、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
(1)要素禀赋FA。要素禀赋是决定产品内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选用资本密集程度指标。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本密集程度较低,我们认为,制造业需要较高的资本密集程度,人均占有固定资本程度高,有利于企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假设:人均占有固定资产投资高有利于企业参与产品内分工。
(2)技术进步TE。技术进步的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年鉴》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基本情况R&D经费内部支出。假设:R&D支出多,有利于企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制造业出口额增多。
(3)比较优势CD。我们选用制造业各行业平均工资指标来表示比较优势。数据来源,各年份统计年鉴中,分行业职工平均的工资。假设:制造业工资较高,不利于我国成本优势的发挥,即制造业工资与制造业出口额负相关。
(4)规模经济ES。用制造业生产总值来表示。其中,制造业生产总值近年来占到工业生产总值的80%左右,我们用工业生产总值近似替代制造业生产总值。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假设:制造业规模与制造业出口额正相关。
(5)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IN。本文采用国家财政收入,来表征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国家财政收入,是我国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财源。国家财政收入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数据来源,国研网数据库。假设: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越完善,制造业出口额越大。
2. 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注: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5.1)
从表中可以看出,给出显著水平10%,总体回归模型及其包含的、除lnIN外各解释变量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各变量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均与理论分析相符合。即在产品内分工的视角下,制造业出口额与人均占有固定资本、R&D经费内部支出、制造业增加值、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正相关,与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负相关。lnIN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与数据的选择有关,因为,反映基础设施情况的指标有很多,单选国家财政收入可能有失偏颇,但总体上不影响模型的解释能力和假设。
建议
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思路必须进行调整。
1.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直接面向全球市场
我国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组装加工业领域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在向世界各国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商品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和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跨国外包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但近几年制造业工人工资的上涨,影响了我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如何在产业升级和制造业工人就业之间做出选择,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积极培育大企业,提高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制造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这是导致我国制造业利润偏薄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从而带动出口增加。制造业是规模效益十分显著的产业,应采取措施积极培育大企业,提高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
3. 激励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纵观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开放度大、竞争充分的产业都比较好,而封闭和竞争强度弱的产业就发展迟缓。因此,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实证分析也证实了我们的结论,使“中国制造”跃升为“中国创造”,建设创新型国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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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内国际分工 篇2
一、中国、东盟和美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入，国际分工迅速由“产业间”、“产业内”向“产品内”分工深化。以美国苹果公司生产的iPhone 4为例，除了程序开发、外形设计和极少核心零部件是由苹果公司总部完成以外，整部手机包括零部件的制造及组装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完成的，涉及的国家有中国、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及东盟国家等。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2012年数据显示，中间产品贸易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所占比重为58%，占区域内贸易的一半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在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垂直分工体系，催生了大量中间产品贸易造成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贸易可体现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层次。
（一）中国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2002年至2012年，中国中间品的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都在40%以上，初级品在12%左右，最终品在47%左右。中间品占比在2012年是42.1%，但比重在逐年下降，产品内分工的强度有所下降。零部件出口比重从2002年的8.2%上升至2012年的9.4%，而进口比重则从13%下降到11%，虽然零部件进口一直大于出口，中国是零部件净进口国，但逆差额在不断缩小，正向着零部件出口国转变的趋势。这说明中国虽然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比较低，处于分工体系的中后端，扮演加工制造业和组装业的角色，但随着跨国公司FDI通过价值链的跨国延伸，促进了生产网络内部的知识在不同国家的消化吸收，参与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和参与范围的不断扩展，中国的技术水平会得到不断提升，出现沿产业链向上移动的趋势。由于老挝和缅甸数据的缺失，本文统计了东盟八个国家的产品内分工程度数据。
（二）美国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美国中间品的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从2002年的41.1%下降到2012年的37.1%。初级品比重在12%左右，最终品占比在50%左右。最终品占比大于中间品占比。从中间品的组成来看，零部件进口大于出口，是逆差。零部件占中间品的比重在十年间呈下降趋势，从2002年的51.1%下降到2012年的42%，而半成品则从48.9%上升到58%，中间品当中的半成品比重大于零部件比重。可见，美国虽然处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的高端分工环节，但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小，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更多的是处于生产核心零部件、消费最终品的地位。
（三）东盟的产品内分工程度
东盟中间品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在61%以上，超过了初级品和最终品的总和。东盟国家是零部件顺差国，零部件出口大于进口，在跨国FDI主导的生产网络中处于零部件生产的位置。从中间品的组成来看，半成品占中间品的比重近年来在60%左右，零部件比重在40%左右。半成品比重大于零部件比重，说明东盟虽然是零部件生产国，但出口仍主要集中在初级零部件和半成品，而半成品主要用于纺织服装、家具制作、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投入，属于相对低层次的分工领域。
二、中国、东盟和美国贸易不平衡问题
（一）中国与东盟、美国的贸易失衡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是由国际分工决定的，我国的贸易状况主要是由我国在跨国公司FDI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分工地位决定的。表2显示的是2002年-2012年我国与美国、东盟的贸易差额变化。从表2可见，中美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从2002年的427.2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189亿美元，增长了4倍左右，除了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出现下降外，总体上呈扩大趋势。中国与东盟贸易方面，中国基本上处于逆差状态，并呈波动状态。2010年之前，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最高点出现在2004年，为200.8亿美元，随后几年逐年下降，2009年降到最低值的4.2亿美元，但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逆差迅速回升，并逐年增加，在2012年贸易逆差达到193.2亿美元。
从产品内分工来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除了初级品是逆差之外，中间品和最终品都是顺差。2012年，初级品逆差占总逆差比重在16%左右。中间品当中的零部件和半成品所占比重为9.4%和13%左右。中美贸易顺差最大的是最终品当中的消费品。消费品贸易顺差占总贸易差额的50%以上。
图1显示的是中美两国贸易差额比重的变化情况。初级品逆差比重一直在加大，半成品比重变化比较小，零部件比重从2002年的5.8%一直增加到2012年的13.1%，有扩大的趋势，而零部件产品大部分是精密仪器、机械制造、交通运输工具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附加值比较高，属于相对高等次的分工领域。零部件顺差比重逐年增大，说明中国在追赶美国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随着知识资源、技术资源的不断积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缩小，中国并没有被锁定在低端的生产分工地位 。
从最终品组成的贸易差额来看，资本品和消费品比重在2012年都在50%左右，但资本品比重从2002年以来一直在增加，而消费品在近5年来一直保持在53%左右。资本品和消费品是中美顺差最大的贡献来源，两者相加组成的最终品占中美贸易差额的80%以上。这说明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消费品出口国，美国消费了大量的在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最终品，中国的加工贸易特征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充当了加工贸易和组装的承接者以及最终品供给者的角色。美国在研发、设计和营销上占据优势，处于生产分工的高端位置，是最终品的消费国。
（二） 美国与东盟、中国的贸易失衡
表4显示的是美国与东盟2002-2012年的贸易差额占美国总贸易逆差比重的状况。美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波动中逐年上升，但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却是不断下降的，比重从2002年的7.8%下降到2010年的5.9%，除了在2005年和2012年有所回升之外，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比重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的，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差额的比重在逐年上升，比重从2002年的22%上升到2012年的43.2%，10年时间里中美贸易逆差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扩大了一倍。美国是世界贸易的逆差国，总的贸易逆差在2008年达到峰值的8162亿美元，近两年以来一直保持在7200亿美元左右。
从美国与东盟贸易产品组成来看，2012年美国与东盟最终品贸易在总贸易中的比例为60%左右，中间品贸易占比是30%左右，而初级品大概是10%左右，初级品比重有上升的趋势。从贸易差额来看，东盟对美国是零部件进口国。
（三）东盟与中国、美国的贸易失衡
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顺差从2002年的76.1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93.2亿美元，除了在2008年和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出现下降外，双方贸易差额处于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东盟对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国。中国—东盟将在2015年全面实行贸易零关税，双方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发展。虽然东盟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从2002年的364.2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475亿美元，但贸易差额占美国总差额的比重是一直下降的，也就是说，东盟与美国的贸易差额相对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是处于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顺差在增加，而东盟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减少。
从产品组成来看，东盟对中国贸易方面，初级品和中间品为顺差，最终品贸易是逆差。中国从东盟进口的初级品比重上升，说明中国对东盟国家原材料和能源等产品的依赖性在增加。2012年，东盟出口至中国的中间品差额占双方贸易差额的45%。中间品当中的半成品和零部件，是东盟对中国贸易逆差最大的贡献来源。
三、三方的贸易格局形成原因分析
（一）中国、东盟、美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2002年-2012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而同期东盟整体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8%，只相当于中国增长速度的53%左右。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对全球所有国家的划分标准，除了新加坡和文莱之外，东盟其他成员国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内需不足。因此，东盟对中国最终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向中国进口少是导致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同时，向高收入、过度消费的美国输出大量最终品也加剧了中美的贸易顺差。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充当了加工贸易和组装的承接者以及最终品供给者的角色。因此，欧美对中国制成品和最终品的过度需求要求中国从东盟进口大量的中间品，并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导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中美顺差已成为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而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产品内分工格局是造成三方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二）三方产品内国际分工位置
产品内分工使得国家之间的分工表现为产品生产链上不同环节的分工，而不是最终产品生产上的分工。一国只要在某个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利润最大化原则，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原理在全球构建生产网络，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产业链条中。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在简单零部件的制造和加工组装业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在这种产品内分工体系中， 欧美、日本等从事高附加值的上游（研发设计和核心零部件生产） 和下游（营销和售后服务）， 中国参与低附加值的中游部分（加工装配） 和部分上游部分（零部件生产），东盟则主要从事简单零部件生产以及出口至中国进行加工组装，这导致了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虚高”的现象。因此，我国贸易顺差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结果。产品内分工格局体现了我国外贸两头在外，高顺差、低附加值的特征，更揭示了处于全球生产网络高端位置的欧美把贸易失衡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的事实。只要三方在全球生产网络产品内分工中的相对位置不变，贸易不平衡的格局将会持续发展，
（三）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贸易方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而且外商对华投资中加工出口贸易的投资比重较高，致使加工贸易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的贸易格局自90年代初由逆差转变为顺差，此后，对外贸易一直维持在顺差状态。其中，中国对欧美、香港地区主要是顺差，而且顺差比较大，对日本基本平衡，对东盟、中国台湾和韩国是逆差。2007、2010、2012年，加工贸易顺差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分别为2491亿美元、3229亿美元和3546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比重为96%、176%和154%，加工贸易顺差已超过了我国一般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顺差在持续扩大，而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机电产品、笔记本、运动装备、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加工制造业。
（四）东亚产业转移和产业链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等以电子行业为主的跨国公司在亚洲进行电脑、通讯产品的投资，并逐渐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和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进入21世纪，随着工资成本、资金成本以及税负的加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已经开始把更多的位于价值链中低端，低附加值的产品或生产环节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低廉的中国内陆，由此形成了日本、“四小龙”、部分东盟国家等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来源地，中国为最终产品的加工装配基地，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销售市场的贸易格局。由于我国从事贸易品最后的生产环节（即加工装配）， 东亚产品内分工网络对欧美国家的出口便成了我国的出口。向中国转移的原东亚国家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为中国自身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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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产业产品内分工分析 篇3
国内学者中, 卢峰 (2004) 较早提出了产品内分工的概念, 指出“产品内分工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 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 因而有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同时, 他还介绍了产品内分工的发生背景和部门表现、基础和决定因素以及当代内分工发展的原因, 初步提出了一个关于产品内分工的基本分析框架。
同时, 在国内学者开始研究之前, 许多国外学者已经对产品内分工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Dixit和Grossman (1982) 提出的多阶段生产模型 (Multi-stage production) , 他们利用这个模型考虑了要素结构变化和政策变化对一国比较优势边界的影响。Bhagwati和Dehejia (1994) 用“万花筒式比较优势” (Kaleido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 定义产品内分工, 他们综合考虑了北方国家将产品的低区段放在南方国家后, 北方国家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的工资率各自受到影响。Feenstra (1998) 使用“生产非一体化”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和“贸易一体化” (Integration of trade) 的概念来表述产品内分工盛行的现代国际贸易和全球生产的特点, 并且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世界中间产品贸易迅速扩张的现实和原因、生产全球化对非技术工人就业和工资率的影响及现实状况下世界各国贸易战略政策的调整。Elisa Giuliani (2005) 则以拉丁美洲的产业集聚现象为例, 探讨了价值链升级 (upgrading of the value chain) 问题。
纵观西方学者的研究, 虽然在理论的深入性和模型的复杂程度上都比国内学者更胜一筹, 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数据缺乏而无法进行定量分析的问题, 对产品内分工现象仅仅停留在了假设环节。同时, 国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产品内分工对发达国家工人尤其是低技术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谈及如何通过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方式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时, 尤其是有关中国的情况时, 大多语焉不详。本文将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 在这方面展开一些探讨。
2 汽车产业产品内分工
汽车产业的产品内分工现象, 尤其是国际产品内分工现象始于20世纪60年代。卢峰 (2004) 指出, 汽车业产品内分工具有几方面特点。第一, 产品内分工体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结构特点, 其中品牌制造商处于中心支配地位。第二, 产品内分工大量发生在发动国家之间。由于汽车生产很多环节仍具有资金和技术比较密集性质, 同时又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属性, 所以更有可能在经济水平接近国家之间展开分工。典型事例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汽车行业内部分工和欧洲内部分工, 同时也表现为美、日、欧之间的交叉分工合作。第三, 汽车产品内分工范围对距离相对比较敏感, 并且显著受到区域性贸易优惠安排的影响。这类贸易安排通常发生在距离相近的国家之间, 有助于减少大宗零件和子部件的运输成本。
传统的汽车业产品内分工主要有3种模式:第一种是福特的垂直一体化模式。1922年, 福特公司开始缔造它的汽车王国。福特首先收购林肯 (Lincoln) 汽车公司,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通过大量的并购交易, 沿产品价值链向上、下游不断纵向一体化, 以追求生产的“规模经济”, 福特公司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汽车工业主要的制造商,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组装商。垂直一体化组织应运而生。这种模式不仅被通用公司这样的汽车生产商效仿, 甚至包括IBM、苹果等IT厂商也是为圭臬。
第二种是韩国大宇的完全外包型模式。大宇长期依靠与美国通用合资来获得技术。1979-1981年期间, 大宇在改进产品和工艺技术上的投资仅为韩国另一汽车制造商“现代”的19%, 缺乏自身的核心技术。
第三种是Toyota的及时生产系列化模式。它是一种以通过消除所有环节上的浪费来缩短产品从生产到客户手中时间的生产理念, 是丰田汽车公司在过去六十年的实践摸索中逐步完善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其目标是要实现平准化生产, 两个主要支柱是准时化生产和自动化, 这种生产模式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可以做到无库存管理, 从而消除浪费, 把生产效率提升到最大。
纵观这3种生产模式, 其相同点在于:整车总装企业或者OEMs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总装企业下单给零部件供应商, 提供设计和工程规格等, 后者按照合同条款, 照单生产。但是,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这些分工模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首先, 旧的分工模式有很多逐渐消失。伴随着股市持续下滑、普遍的通货紧缩和两位数的医疗保健费用增长率, 福特大肆宣传的规模经济并没有达到当初认为可以达到的效果。累赘不堪的产业链和复杂的内部业务流程都使福特汽车承受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于是在上个世纪末, 福特汽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重新调整了福特公司的组织机构, 将附属于它的零部件供应商分离出去, 成为独立的分部。这表明纵向一体化模式被破除, 其后不久, 通用公司也打破了纵向一体化模式, 改为向更加灵活的市场模式转变。
其次, 零部件供应商在分工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蒲华林 (2006) 指出, 据Henderson估计, 20世纪90年代后期, 全球汽车零部件的市场额度大约520亿美元, 包括420亿美元的原装零部件和1000亿美元的维修用零部件。
第三, 汽车金融服务行业在整个产业链中逐渐体现出其重要性, 汽车金融服务行业, 即汽车销售过程中对消费者或经销商提供的融资及其他金融服务, 包括对经销商的库存融资和对用户的消费信贷或融资租赁。张生武 (2006) 指出, 在整个汽车产业链中, 消费金融服务环节产生的利润最大, 一辆汽车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 流通和售后服务环节所带来的利润要占到全部利润的2/3。
3 中国汽车产业产品内分工中的主要特点
3.1 产业集群的现象比较明显
我国目前的汽车生产主要是集中在四大区域:东北三省, 上海与江苏浙江共同构成的长三角地区, 北京与天津, 湖北与重庆。每一个生产区域均包括了产品技术, 零部件采购, 汽车制造厂商和销售服务体系, 形成了自己的完整产业链。各大区域均是以自身的几大龙头企业为核心, 实现汽车业务一条龙服务。本区域内的企业合作就少之又少, 更无法谈及各区域之间的产品内分工。简而言之, 中国的大多数汽车企业还处于传统的垂直一体化模式, 这种模式在发展初期对企业提升效率和做大做强会起到比较明显的作用, 但弊端也比较明显。尤其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僵化的管理体系和过于庞大的产业链条会使企业背上沉重的负担, 失去发展的动力。
3.2 在企业集群内, 存在分散、企业规模小和混乱的特点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这一地区汽车产业目前的总资产、企业数量与其工业总产值和市场份额与其在全国的地位是相对应的。根据2003年的数据, 长三角地区的汽车产业总资产、企业数量和工业总产值、市场份额基本上都为30%左右。但是, 对该地区每个省份具体分析可以看出, 浙江和江苏的企业数量与其工业总产值、总资产和市场份额是不相称的。2003年浙江、江苏的汽车企业数量分别为781家和503家, 占到全国汽车企业总数的15.07%和9.7%.然而市场份额却分别只占5.55%和7.10%, 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国的5.77%和7.16%, 总资产也分别只占5.46%和7.35%。这说明江苏和浙江2省的汽车产业存在着集中度低、散而小的特点, 各汽车企业在产品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也比较混乱。
3.3 汽车金融服务行业取得了一定发展, 但是现代化意识不强, 发展弊病较多
近十年以来, 我国的私家车数量增长激烈, 相应于汽车产业的发展, 我国车贷等金融业务自1998年推出以后, 以年均200%以上的速度递增。2001年全国汽车消费信贷余额为436亿元, 2002年汽车消费信贷余额达到了945亿元, 到2004年6月末, 金融机构汽车贷款消费余额为1833亿元, 占到金融机构全部消费余额的10.2%, 是仅次于个人住房贷款的重要的消费信贷品种。但是这个时期主要是以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内汽车消费市场的信贷主体。商业银行在汽车服务方面存在较大的劣势, 主要表现为:银行业务范围广泛, 而汽车金融服务行业的技术性相对较强, 银行缺乏相关知识和专业人才, 对客户的支持和开发不如汽车金融公司专业;贷款利润率相对较低, 授信操作和控制成本过高, 风险较大。
4 对汽车行业的发展建议
4.1 在安排汽车产业的布局时, 要充分考虑各产业集群之间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在分工上要更加精细化
汽车工业的规模经济需要以产品内分工为前提, 而这里的规模经济不仅是整车的规模经济, 也包括零部件等的规模经济。我国汽车工业各集群总体上均是大而全模式, 这对于整体利益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各地应根据自己的资源状况, 按照发挥区域优势, 统筹各地安排, 减少资源浪费, 以促进汽车工业的发展。
4.2 完善汽车金融服务行业的发展
笔者认为, 引入西方的专业汽车金融公司来管理中国的汽车金融市场, 这一举措不过是权宜之计, 其实更应该将之看作是一种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行为。最终中国的汽车金融服务行业还是要交给中国金融公司来管理。为了达到这一个目标, 中国汽车金融服务行业应该:第一, 要抓住一切机会向西方同行学习经验, 不能浪费以宝贵的市场换来的知识获得机会;第二, 要大力引进和培养相关人才。服务性行业人才的重要性不亚于其他行业, 而制约我国汽车金融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就是人才缺乏。国内目前开办的与汽车制造修理加工相关的院校及专业有很多, 但是专门的汽车金融服务专业似乎还没有, 这一点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第三, 要完善中国的金融信贷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 良好的法律环境是任何一个行业健康发展的保证, 汽车金融行业也不例外。我国的金融服务体系目前总体来说完善度不高, 只有在各项业务能够规范化运作, 从法律角度为各种风险提供保障时, 中国的汽车行业才有希望获得长足的发展。
摘要：汽车产业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中国汽车产业内分工处于什么状态?造成这样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扬长避短, 使中国汽车产业获得更大的发展?通过观察和分析, 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初步的解答。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汽车贸易,价值链,中国汽车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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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产品内分工的测度 篇4
20世纪后期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已经从产业间、产业内进一步深化到产品内分工的新型格局之下, 参与国际贸易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分工的细化使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再停留在最终产品, 更多地体现为全球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生产区段或生产工序上。传统的产业间、产业内分工暗含着一个基本假设是产品生产是在一个国家内独立完成的, 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 而新型的产品内分工则打破了这一基本假设, 认为一国只需具备生产产品的某一区段或工序的生产能力即可参与国际分工, 即将比较优势理论从产品层面深入扩展到工序层面。
产品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在于发展中国家通过产品内分工能进一步参与到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 并通过技术外溢、模仿创新、干中学等实现产业结构的渐进有序升级过程;挑战在于产品内分工很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 面临“高端产业低端制造”的困局。以2011年数据为例, 中国出口高达1.899万亿美元, 但加工贸易占比4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近5487.9亿美元, 占总出口额的28.9%;尤其是知识与技术高度密集型的软件和芯片出口不到1.74%;全国申请的专利达到96.05万件, 但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占比82%, 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不到18%。这种低端的发展模式激化了资源与环境的矛盾, 严重阻碍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在新形势下, 如何科学定义产品内分工的内涵, 如何准确测度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水平, 如何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破解我国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困局, 以适应经济的持续发展。回答这些问题, 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文献综述
20世纪60年代, 垂直两阶段生产模型的构建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对产品内国际分工进行研究, 其中以Balassa (1967) 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初, Dixit and Grossman (1982) 将垂直两阶段模型进一步扩展为垂直多阶段模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大规模发展, 经济学家开始对产品内分工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Ardnt (1997) 首次提出“产品内分工”的概念, 认为产品内分工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与技术进步有相似之处, 有助于提高分工效率, 增加产品产出, 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Krugman (1994) 认为产品将不同生产环节配置在南北方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模式是一个“双赢” (Win-Win) 的过程。进入21世纪, 学者们对产品内分工进行了更为充分的研究。David Hummels, Jun Ishii and KeiMu Yi (2001) 认为垂直专业化即嵌入在出口产品中的进口投入品的价值, 在此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测度垂直专业化的方法, 即VS方法。他们利用OECD 10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及4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计算了这些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水平。
与国外学者相比, 国内学者对产品内分工的研究较为滞后。理论研究方面, 卢峰 (2004) 通过比对产品内分工与其他分工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分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 初步建立了一个以产品内分工概念为核心的分析框架;高越、高峰 (2005) 在总结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基础的前提下, 根据1997年和2002年我国对外贸易数据, 研判我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 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出战略选择。实证研究方面, 刘志彪、刘晓昶 (2001) 利用Hummels的VS方法, 首次测算了中国17个产业部门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将其与OECD国家和爱尔兰、韩国、墨西哥等国家及地区1970—1990年的结果相比, 我国的VS份额较大, 说明参与垂直专业化的水平较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6) 同样利用Hummels的VS方法, 采用我国投入产出表及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 分别测算了1992—2003年中国总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及中国对美出口中垂直专业化比率。唐海燕、张会清 (2009) 对40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
3 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测度
3.1 产品内分工的内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就有学者开始关注到国际垂直专业化现象 (Balassa, 1967;Findlay, 1978) 。20世纪90年代, 伴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日益深化, 垂直专业化这一新型的国际分工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学者们分别以各种不同的术语来概括这一崭新的经济现象:Hummels、Papoport and Yi (2001) 将“垂直专业化”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定义为进口中间投入产品以生产出口产品的活动。“垂直专业化”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 产品的生产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连续的阶段 (multiple sequential stages) ; (2) 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提供了价值增值; (3) 至少有一个国家在产品的加工阶段中必须使用进口投入产品, 而且这一使用进口投入产品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部分地用于出口。
卢峰 (2004) 认为“产品内分工”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是展开结构, 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在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 因而有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
一言以蔽之, 产品内分工是国际分工模式的深化, 使分工对象从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 实现了生产布局在全球范围内的区位选择。本文为更好地传承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向产业内再向产品内分工的研究脉络和逻辑顺序, 统一采用“产品内分工”这一表述。
3.2 产品内分工的测度方法
对产品内分工的测度方法应用主要集中于两种, 一种是Feensra and Hanson (1997) 将进口中间投入品作为衡量参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指标;一种是Hummels, Ishii and Yi (2001) 将嵌入在出口产品中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作为衡量参与产品内分工及贸易的指标。
Feensra and Hanson (1997) 根据对产品内贸易的界定 (1) 提出用进口中间产品度量产品内分工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思路是将美国每一产业中购买的每种类型的投入品价值乘以其进口份额, 得出该产业进口投入品的价值, 然后将此产业中所有进口投入品的价值进行加总, 最后再将各产业中所进口的投入品的价值加总, 这样就可以计算出这一产业中间投入品的价值。i产业中间投入品的价值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Iij表示i产业购买的中间投入品j的价值;Mj表示进口中间投入产品j的价值;Yj表示需要的全部投入品j的价值 (本国生产+进口-出口) 。将所得各类产业中进口的中间投入品价值进行加总, 进而得出一国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总价值。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测算依赖于能够准确区分进口产品中的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 尽管将产品区分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产品究竟是作为中间产品还是最终投入品, 只有在真正使用中才能加以区分。因此, 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测度实践操作性不强。
为克服将进口产品区分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的困难, Hummels, Ishii and Yi (2001) 缩小了垂直专业化的界定范围, 将垂直专业化定义为一国进口中间投入品是为生产用于出口产品的活动。具体方法是运用VS指标, 结合投入产出表来衡量嵌入在出口产品中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公式可以表示为:
上式中VSj代表j行业的产品内贸易额, 其中表示j行业进口的所有中间投入品 (根据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最终用途分解为M1和M2, M1指加工成最终产品后用于出口的中间投入品, M2指加工成最终产品后用于国内消费的中间投入品, 由定义可知计算VS用M'的数据) , M1ij是j行业进口的i行业的中间投入品;Yj指j行业的总产出;Xj指j行业的出口总额。若一国经济中存在n个部门。那么, VS是一个绝对值, 其经济内涵是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用于出口的部分。而一国产品内分工的比重是一个相对值, 具体公式如下:
换言之, 一国产品内分工的比重就是某一行业出口额的加权平均。将 (1a) 中VSj的定义代入 (1b) , 可得:
令, 表示生产一单位j行业的产品, 需要投入aij单位i行业的进口中间投入品。则上式可以进一步表达为:
, 写成矩阵的形式如下:
上面公式中, u= (1, 1…1) 指1×n维单位行向量;表示n×n维进口系数矩阵;为n×1维出口列向量。
更为一般的情形是, 进口投入品出口之前, 在本国经过多个阶段循环, 那么利用完全消耗系数上述公式可以表达为:
AD为国内消耗系数矩阵, A是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其中AM+AD=A。
虽然VS和VSS指标同样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但相对于Feensra and Hanson (1997) 将进口中间投入品作为衡量参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方法而言, 其有效地克服了区分中间投入品与最终产品的难点, 而且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能有效揭示产业之间的联系。因此, 本文将选取VS和VSS作为产品内分工的测度指标。
3.3 数据的选取和来源
由于OECD编制的投入产出表是非进口竞争型的, 有效地将中间使用、中间投入以及最终使用区分为国内和进口两部分, 便于根据Hummels的垂直专业化的分析框架计算VSS, 进而衡量产品内分工的水平。于是, 本文根据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编制的中国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五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 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业12个细分行业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业、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木材及制品业、纸浆、纸张、纸制品、印刷和出版、焦炭、炼油产品及核燃料、化学制品 (不含制药) 、橡胶和塑料制品、金属制品业、办公、会计和计算机设备、电气机械和设备、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铁路机车及其他交通设备 (去掉了数据缺失和指待不详的行业) 。
在此借鉴文东伟、冼国明 (2009) 的方法计算VSS份额, 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中提供了总使用表、进口使用表及国内使用表三类投入产出表。从总使用表中可以获得各个行业的总产出的数据;进口使用表提供了各行业进口的中间投入矩阵, 再结合各行业的总产出数据, 可以计算出各行业单位产出的进口中间投入系数矩阵, 即AM;国内使用表给出了各行业国内中间投入矩阵, 再结合各行业的总产出数据, 可以计算出各行业单位产出的国内中间投入系数矩阵, 即AD。根据以上数据, 利用SAS 8.2软件进行矩阵运算, 可以测算出我国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水平。由于投入产出表的不连续性, 采用近似替代的方法, 根据1995年的进口中间投入矩阵推算出1996年的产品内分工水平, 根据1997年的进口中间投入矩阵推算出1998年、1999年的产品内分工水平, 根据2000年的进口中间投入矩阵推算出2001年的产品内分工水平, 根据2002年的进口中间投入矩阵推算出2003年、2004年的产品内分工水平, 根据2005年的进口中间投入矩阵推算出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的产品内分工水平。
3.4 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 计算出了1995—2009年中国制造业12个细分行业的VSS指数、均值及差值 (见下表、图1及图2) 。通过计算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VSS均值可以看出,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垂直专业水平差异相对较大, 这说明各行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有所不同。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的行业依次为办公、会计和计算机设备 (38.85%) 、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 (35.17%) 、电气机械和设备 (22.53%) ;垂直专业化水平较低的行业依次为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 (7.43%) , 木材及制品业 (14.27%) , 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 (14.89%) 。
通过VSS差值不难发现, 1995—2009年,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 (除橡胶和塑料制品) 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这说明, 中国近年来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日益加强。增长幅度较大的行业依次包括办公会计和计算机设备 (17.6%) , 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 (16.4%) 、金属制品业 (10.2%) ;增长幅度较小的行业为木材及制品业 (1.2%) , 焦炭、炼油产品及核燃料 (2.9%) , 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 (3.3%) 等, 特别的是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6%) 十年间差值为负。
总体上来看, 我国垂直专业化主要发生在办公、会计和计算设备及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 而且其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增长也较大。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计算机、通信设备的迅猛增长。而垂直专业化水平较小的是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木材及制品业、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所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而且其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增长也较低。
以上数据是根据OECD编制的1995—2009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UN COMTRADE的出口数据整理而得。
4 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SAS 8.2软件, 借鉴垂直专业化指数 (VSS) 对我国制造业部门12个行业1995—2009年的产品内分工水平进行了测度, 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越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垂直专业化水平越大, 越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垂直专业化水平越小。本文将提出如下建议:
4.1 积极融入产品内分工, 促进价值链升级
在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分工格局下, 我国制造业仍然要积极参与到劳动密集型生产的生产环节中, 促进价值链从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向价值链高端的上游和下游升级。在产品的生产价值链上, 跨国公司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主导产业布局, 控制着具有核心技术意义的主要零部件的生产制造, 处于价值链的高端, 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缺乏关键技术而只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近期内, 这种产品内分工格局不会改变, 我国制造业仍然需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积极参与到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分工中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虽然附加值较低, 但参与其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比较优势积累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资本;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加强同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联系, 并与之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从而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由低附加值, 低加工度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提升至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的环节。
4.2 加强创新能力, 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创新不仅是一个企业发展的灵魂, 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是技术的不断创新, 只有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才是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不断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要义所在。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中, 企业生产的产品和加工工艺只有通过不断创新, 才能获得较强的竞争优势, 提升国际竞争力。创新需要在以知识创造及知识应用为特征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实现, 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的商业化运作为目标的研究开发活动, 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 为此可以从以下三点着手。一是加大科研投入和科技开发力度, 科研投入的水平直接影响着企业技术的高度。加强科研投入, 将为企业的科研教育活动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持, 也是科研开发与创新活动的有力保障。二是加快人才培养, 建立研发中心, 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有效转化, 使企业向更高利润的生产环节推进。三是企业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 承接国外研发技术, 加强学习能力, 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进而逐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 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4.3 改善人力资本, 优化劳动力结构
为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 我国需积极强化人力资本积累, 改善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本状况, 更好地优化我国劳动力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仍然处于比较劣势。资本主要包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 我国更是明显不足。政府方面, 由于其组织庞大、对外界需求反应存在时滞, 难以和产业需求衔接等原因, 在培育专业性生产要素上并不具有优势, 可以侧重于服务所有行业的一般性项目, 如基础教育和科学研究, 并致力于创造自主培育生产要素的竞争机制;企业方面, 由于其组织形式较为灵活, 是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孵化器, 可以发挥在培养专业性要素上具有的天然优势。因此, 企业在投资生产要素时, 可以侧重于打造适于企业发展的培养专业化劳动力的平台。
4.4 引导资金流向,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资金是产业发展的保障, 在资金市场化的同时, 还要积极引导资金从传统产业转移到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业, 促进我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通过优先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可以进一步发挥其渗透性强、带动面广等特征, 提升其在产品内分工中的附加值。另外,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带动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通过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来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水平的提高。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产品内分工的研究文献, 探讨对产品内分工的科学定义, 选择合适的指标测度我国产品内分工的水平并对如何破解新型国际分工条件下制造业存在的困局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制造业,产品内分工,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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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产品内分工理论比较分析 篇5
一、国外对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
早在1967年, Balassa就首次用“垂直专业化”来概括产品生产过程跨越国界所形成的上下游企业间之间的纵向关系, 之后这一问题陆续引起西方研究产业组织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学者的关注。但是由于产品内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中间产品, 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 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产品性质上很难说有什么区分, 引起最终产品贸易的原因也可以是引起中间产品贸易的原因, 因而已有的贸易理论是可以用来分析中间产品贸易的, 并不需要再发展一个单独的中间产品贸易理论 (克鲁格曼, 1985, 1988)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现实的情况正发生着较大的变化, 并对理论提出了挑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模块化的生产方式已经出现, 运输成本, 通讯成本以及组织协调跨区域生产的成本大幅度下降, 西方许多公司为了削减成本, 都争相将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生产工序与零部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生产, 跨国境的垂直专业化与中间投入品贸易都有了显著增长。对垂直专业化与产品内贸易的研究, 已经吸引了许多国际贸易理论学者的注意力, 投入品贸易已经成为西方国际贸易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Feenstra、Hanson (2005) 建立了全球外包模型用于分析中国的加工贸易问题, 模型的基础是Grossman-Hart-M o o r e产权理论和H o l m s t r o mMilgrom激励制度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中, 当事人利用对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权来减轻因为不完全契约造成的敲竹杠问题。
Antràs (2003) 揭示了关于公司内零部件贸易的一些事实, 并结合Grossman Hart-Moore关于企业的观点和Helpman-Krugman关于国际贸易的观点予以证明。Antràs揭示的公司内零部件贸易的事实是:一是从不同行业观察, 出口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 美国公司内贸易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越高。如, 美国企业从自己的附属企业进口化学品, 而从独立企业进口纺织品。二是从不同国家观察, 出口国的资本——劳动比率越高, 美国公司内贸易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越高。如, 美国自瑞典的进口来自企业边界内, 而自埃及的进口则来自企业边界外。这两个事实引发的问题是:一是为什么资本密集型产品交易发生在企业边界内, 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大多发生在企业边界外?二是为什么跨国企业来自资本丰富国家的公司内进口份额更高?
Antràs将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引入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别的要素比例一般均衡国际贸易模型。在交易成本最小化和比较优势的相互作用下, 资本丰富的国家能够获得另一国家对资本密集型产品更高的进口份额。Antràs模型同时也强调如下观点:即使当FDI对发展中国家不重要的时候, 全球外包对发展中国家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Helpman (2006) 结合不完全契约理论和行业内企业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异质性分析了跨国企业的组织选择决策, 分析认为, 同一行业内企业在劳动生产率上存在较大差别, 只有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 劳动生产率次之的企业会选择海外外包, 劳动生产率再次之的企业会依次选择在国内投资、国内外包。Helpman认为, 行业内企业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异质程度和一国的契约制度质量构成了比较优势新的源泉。
二、国内产品内分工研究
国内文献中, 盛洪 (1991) 对分工问题做了理论性研究其中对分工决定机制、分工与交易成本关系问题分析, 对研究产品内分工有借鉴意义。林毅夫 (2001) 近年有关比较优势战略的研究文献, 对生产区段国际分工现象提出观察和评论, 他指出中国参与某些劳动密集区段的生产和出口贸易活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吴敬琏 (2003) 注意到当代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特点之一, 是跨国公司把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分配到全球最适当地区所带来的产业转移。国内近年对产业内贸易研究论文, 也从不同角度涉及到对产品内分工贸易现象的观察和评论。例如, 张谊浩 (2003) 分析汇率变动对“零部件”和“装配”国际分工贸易的, 虽然该文把这类贸易称为“产业内贸易”, 实质上具有产品内分工贸易的性质。张小济 (2003) 讨论了中日韩之间某些产品内分工和贸易现象。李俊 (2000) 提到跨国公司在国外建立子公司, 有时需要从“母国输入资本货物、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盛文军等 (2002) 观察到了“垂直专业化贸易”具有产品内分工贸易属性。应用产品内分工理论, 赵文丁 (2003) 认为当代的国际分工正由垂直型分工向混合型分工转变, 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的格局, 并从实证的角度, 分析了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调整与变迁。
卢锋 (2004) 提出产品内分工概念, 刻画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比较了产品内分工概念与其它常用分工概念联系和区别, 观察了产品内分工的产生背景及其在若干行业的表现, 分析了工序国际分工的利益源泉和决定因素, 考察了产品内分工这一新分工形态过去几十年间空前发展的具体原因, 初步建立了一个以产品内分工概念为中心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对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领域研究具有认识价值, 对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当代开放成长的内在机理具有启示意义。高越2005) 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同一产业或行业内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国际分工, 基于比较优势的垂直专业化分工, 其表现形式是包含中间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其分工和贸易模式是可预测的。我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是进口半制成品并加工装配成消费品, 然后出口, 其主要形式是加工贸易。高越在文中所说的垂直化专业分工就是产品内分工的一种形式。田文2005) 研究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决定与利益分配问题, 提出发展中国家应以比较优势切入产品内部分工, 并调整发展战略, 不断提高自己在分工链条中的地位。田文 (2005) 进一步就产品内贸易的定义以及计量进行了比较分析。张纪 (2006) 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收益分配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认为处在产品内分工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所获收益是不一样的, 各分工环节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其所获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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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锋, 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 No. C2004005, 2004, (05)
产品内国际分工 篇6
一、经济全国化与共同富裕
经济全国化(Economic Nationalization)是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对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措施促进技术、知识的扩散,使所有的地区都参与到分工体系之中,建立统一竞争的市场,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共享现代文明成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对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巨大差距,选择了非均衡发展的超越性战略,集中全国的力量,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国家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向部分地区倾斜,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有学者曾用“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来概括中国的地区差距。“四个世界”是指:第一世界,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如上海和北京;第二世界,高于下中等收入国家、但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如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辽宁;第三世界,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如河北、以及东北和华北中部地区;第四世界,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如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除了收入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还体现在科技、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等方面。因此,经济全国化也是一个全国现代化的过程,即通过技术、知识、文化、商品等的扩展,使所有地区的人们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从内涵来讲,经济全国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一是从收入角度看,经济全国化是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不同区域共同富裕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发展外向型的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经济全国化就要求通过政策措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二是从市场经济角度看,经济全国化就是打破地区市场分割,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的过程。即打破地区保护主义,实现资源和商品在不同地区的自由流动的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地区、城乡之间的市场分割,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全国化要求打破城乡、地区界限,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三是从分工角度看,经济全国化就是使全国各地都参与到工业化的分工体系之中,共同分享产品内国内分工带来的技术进步和财富增加的过程。一些落后地区落后的根源在于从事落后的农业或工业生产,没有参与到世界和全国的工业分工体系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就在于参与到了世界分工体系之中,在加工贸易过程中逐渐“干中学”,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和水平,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经济的全国化,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也需要中西部地区参与到东部地区的分工中来。形成产品内的国内分工。四是从知识和技术角度看,经济全国化就是知识和技术在全国不断扩散的过程,也就是使全国各地共享知识和技术进步成果的过程。
经济全国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拉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通过经济全国化,使西部地区融入国内分工、世界分工体系中来,解决西部地区就业问题,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缩小地区差距。二是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经济全国化,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提高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加快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拉动内需,改变传统经济对出口、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的局面。三是有利于拉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使落后地区参与到全国分工体系,进而参与到世界分工体系之中,共享科技进步的成果。四是有利于维护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通过产品内国内合理分工,既从整体上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又可以维护中国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的教训表明,过度放纵虚拟经济的发展,会导致经济结构的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减少而就业率降低、收入下降,产业空心化也会使财政亏空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只有保障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国内合理的产业分工,既促进了中国产业的整体升级,又保持了实体经济的合理比重,有利于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整体上升,又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安全。
二、欧美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产业结构的挑战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出现了后工业化的趋势,即把一些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东亚等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国内主要从事产品研发、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业。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又进一步把产业转移到了中国、印度、越南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虚拟化,从而使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进一步突出。“1980年至200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1.1%降低到12.6%,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21.6%降低到9.1%。”过度虚拟化的经济必然难以抵抗金融海啸的冲击。与这种产业空心化相适应,必然要求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工业产品,导致了大量的对外贸易逆差。产业的空心化也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导致了财政危机的爆发。面对这种情况,西方一些国家重新开始重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出台《制造业促进法案》、《鼓励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国策略》,支持制造业及就业回流。法国政府筹资2亿欧元直接向制造企业发放‘再工业化’援助资金。英国出台了‘制造业振兴’、‘促进高端工程制造业’等政策举措。”2009年英国公布了“制造业新战略”,提出制造业的五大竞争策略。日本将制造业作为产业政策核心,制订了《制造基础白皮书》,决心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加强信息家电、环境与能源、纳米与新材料、医疗与生物工程等领域的技术研究开发,拟将日本建成进行最尖端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以及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据点。“法国新产业政策”中明确将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提出了法国制造业产量的增长目标及具体措施。
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必然减少对“中国制造”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渐提高,2010年达到58.5%。因此,如何未雨绸缪,应对西方国家产业政策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维护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提高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包括成本的竞争力和技术的竞争力。提高成本的竞争力就要在中国国内寻找成本更低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这就要求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把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参与到国内和国际分工体系中来。而提高技术的竞争力就要提高技术水平,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这就要促进东部地区的转型发展,提高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
三、产品内国内分工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分工是指人们经济活动的独立化、专门化,是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的表现为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已有生产力的单纯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工越细密,其生产力水平也就越高。“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和航运业、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分工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间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的过程。产品内分工是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程序、生产环节之间的空间分散化的过程。根据产品分工的边界不同,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产品内分工:一种是产品内国内分工,是一件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不同工序、不同的零部件等分散在国内不同的空间地区进行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自行车制造业中组成自行车的数百个零部件的生产被分散在国内不同的企业来完成,属于国内产品内分工”。另一种是产品内国际分工,是某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不同工序、不同的零部件等的生产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现象。产品内分工是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国内有关产品内分工的研究主要是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是提升中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从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国际分工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希望借助分工合作的知识溢出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改善分工地位,实现价值链位置由低端向高端跨越的最终目的。”相对来讲,产品内国内分工的研究则较少。然而,笔者认为,产品内国内分工是缩小国内差距,实现经济全国化的根本途径。
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中国产业结构层次低、分工不细密是导致中国经济缺乏竞争力,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底部,从而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被剥夺的地位的根源。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历次金融危机来看,无论是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1世纪初期的世界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中国在每次危机中都能够化险为夷、平安渡过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大的比重。“2008年,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6.75%,增加值占GDP的37.25%,首次在总量上超过日本。从世界角度看,2007—2008年,中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二位,2009年,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17%,居第一位,200多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世界第一,成为绝对的制造业大国。”因此,正是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保证了中国经济能够抵挡金融危机的冲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固然需要发展服务业,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使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有合适的比例。而不应当一味地追求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而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所以,对于中国经济来讲:一方面要提升产业层次,积极参与到世界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中,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这样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制造业占整个经济的合理比重,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协调产业升级与制造业比重之间矛盾的方式就在于通过促进产品内国内分工,使东中西部地区都参与到国内分工体系之中,再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参与到世界分工体系之中。通过产品内国内分工,促进经济全国化。
四、产品内国内分工与先富带动后富
从本质上讲,经济全国化的过程就是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共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1988年9月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即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等东部地区富起来之后,东部地区再支持和帮助西部地区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从分工角度看,经济全国化是分工突破了省、市、县、乡的地区限制,在全国形成合理的分工的过程。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成本上升,致使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土地成本优势等逐渐丧失。因此,促进产品内国内分工就要形成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对于一件产品的生产来说,东部地区利用科技、人力资本等优势,主要从事产品研发,而中西部地区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主要从事产品下游的加工生产。即像传统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模式一样,发达国家主要从事研发,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加工生产。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采取类似的分工合作,促进中西部地区参与到国内分工,从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经济全国化。
产品内国内分工是指对于一件商品的生产,一国国内不同的地区依据其生产优势从事分工中的不同工序,共同协作进而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东部地区较早进行了改革开放,具有人才、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而西部地区由于户籍制度的放开,具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和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及资源成本等优势。因此,从一件产品的生产来讲,东部地区利用技术和人力资本优势主要从事产品的研发部分,而中西部地区主要从事产品的加工生产部分。这样使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都卷入到分工体系之中,通过分工,解决就业,解决收入问题。先富裕起来的东部地区带动后富裕起来的地区,在分工中实现共赢,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五、促进产品内国内分工实现经济全国化的对策
促进产品内国内分工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根本途径。产品内国内分工是使一件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不同工序、不同零部件的生产在国内不同的地区完成的过程。因此,促进产品内的国内分工即形成国内不同地区在一件产品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合理分工。从政策角度看,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促进不同区域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达到经济全国化。
1. 促进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芯片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高科技生产可以进行芯片的集成和电脑的程序化控制操作,减少了生产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从而使更多的劳动者融入到分工体系之中。但是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房价的提高、生活成本的上升,东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越来越高,东部地区渐渐失去了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采取一些税收、贷款、土地等政策鼓励一些劳动、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西部地区,这样既可以保持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地位,避免一些企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外迁到其他国家;又可以通过使西部地区参与到工业分工体系中,解决就业问题,增加收入,加快经济的发展。
2. 促进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参与到国内分工体系的前提是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中西部地区要通过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以适应参与分工的需要。同时还要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吸引东部地区的人才去西部地区就业、创业。
3. 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频发的经济危机迫切要求中国从总体上提高产业层次,以提升中国在世界价值链中的地位,从世界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东部地区较早地进行改革开放、较早融入到世界分工体系,率先进入了现代化,下一步的发展应该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更多地从事技术研发创新、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为目标,从而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4. 促进中西部地区交通、通信业的发展。
产品内的国内分工要求有便捷的物流体系相适应,这就要求西部地区改善交通、通信条件,减少物流成本以适应把最终产品从西部地区运到东部港口再出口海外的需要。发展铁路促进内陆地区之间的商品贸易,发展内河航运体系,减少交通运输成本,因此,要建立起内河、铁路、公路、航空与东部港口城市之间的集成运输体系,促进产品内国内分工,促进中国经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实现经济全球化。
六、结论
产品内国际分工 篇7
产品内分工是指特定的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各个国家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特定环节,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形式。
目前我国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被削弱,我国加工贸易应该由纯粹加工装配环节逐步向产品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移。以产品内分工理论指导加工贸易升级,提升我国加工贸易在产品价值链中的位置,不仅能够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取较高的利润,而且能够使相关产业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中获取有利地位,是比较符合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的。
二、产品内分工与加工贸易
产品内分工的内涵将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散化。加工贸易符合产品内分工与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产品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发达国家可以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集中从事资本密集型环节,节省本国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则利用本国的劳动力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干中学”中积累经验和资本,利用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降低学习成本和缩短学习时间。因此,产品内分工不仅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合适的条件,也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加工贸易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研究我国加工贸易的问题,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三、产品内分工条件下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现状
2013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2012年的出口额达到9881881万美元,与2011年相比稍微有所下降,但依旧保持着较高数额。2012年进料加工贸易额从2011年的72763304万美元增长到了76385772万美元,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劲头。加工贸易进口设备金额也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金额保持较高数值。但出料加工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相比出口金额较小,2011年只有19858万美元,2012年下降大约399万美元。我国加工贸易主要在中间产品环节进口国外的半成品或原料,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完成加工装配环节,再将制成品运送至国外厂商进行贴牌营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其次为高技术产品,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小。如图1所示,2010至2014四年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持续增长了约8千多亿美元,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也有明显提高,初级产品出口额基本持平。
四、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中国加工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 我国加工贸易技术水平不高,处于全球价值链最底端
如图2所示,“微笑曲线”的两端,价值链上下游分别为附加值高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底端是加工组装环节。产品价值链和“微笑曲线”都表明,在产品内分工中,在上游环节加大研发和设计的投入,产品增值程度和收益率上升;在下游环节建立品牌及营销渠道,产品增值程度和收益率也会随之上升。而位于中游则是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少的加工组装环节,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取代。中国加工贸易技术水平不高,只能利用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从事中间环节的产品加工组装,处于全球价值链最底端的位置。
2. 我国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飞地效应”明显
我国加工贸易方式主要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容易形成“飞地效应”,即从国外进口具有高技术水平的零部件,在国内完成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发达国家。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采购率低,导致加工贸易的产业关联度差,这就阻碍了我国加工贸易中间产品供应能力的增长以及加工贸易配套产业的发展,导致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链上无法延伸。
3. 劳动力成本优势渐趋衰弱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且廉价,但大多数劳动力并不符合加工贸易企业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这就产生了结构性需求矛盾,成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发展障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日益增强,我国加工贸易面临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
4. 民族品牌缺失,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以简单装配,贴牌生产方式为主,在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十分薄弱,大多数加工贸易企业尚未具备核心竞争力。再者,由于民族品牌缺失,加工贸易企业在国际中辨识度低,可替代性高,严重阻碍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
五、基于产品内分工理论分析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路径及策略
1. 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产品价值链
一是沿着产品分工链向上游延伸,不断提升研发设计能力,提高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企业必须形成自主研发设计,高技术水平零部件生产的能力,才能真正改变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中的底端位置。
二是向下游拓展。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要努力打造自有品牌,扩展自身的销售渠道,完善物流体系,在商品流通中也能得汲取到更大的利润,提升在品牌运作和营销服务环节的竞争力。
2. 提高中间产品的国内采购率,完善配套产业
应鼓励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在中间产品的投入中多采用国内原料,并自主生产高技术水平的零部件。在政策上对为生产加工配套中间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充分发挥政府、科研单位的作用,为有能力进行配套生产的企业提供人才培训、技术研发等各项服务,推动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
3. 充分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土地、水电等低成本生产要素上,而中间产品的原料主要以进口为主。这就需要在原有静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外溢来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加速资本积累,并通过教育和科技政策转变比较优势,提高技术水平及劳动力素质,实现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升。
4. 创建世界知名品牌,充分发挥跨国公司促进作用
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我国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着重要作用。跨国公司不仅为产业发展投入资金和技术,同时还会产生竞争效应、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因而,必须加大力度扶持本土跨国公司的发展,支持其创建更多的世界知名品牌,更大程度地提升跨国公司在国际产品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其促进作用。
六、结论
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把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游离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之外,就必然会丧失发展良机。面对国内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周边国家优势日渐突现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及民族品牌,提高加工贸易技术水平,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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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内国际分工 篇8
20 世纪60 年代,垂直两阶段生产模型的构建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对产品内国际分工进行研究,其中以Balassa(1967)为代表。20 世纪80 年代初,Dixit and Grossman(1982)将垂直两阶段模型进一步扩展为垂直多阶段模型。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大规模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对产品内分工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Ardnt(1997)首次提出“产品内分工”的概念,认为产品内分工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与技术进步有相似之处,有助于提高分工效率,增加产品产出,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Krugman(1994)认为产品将不同生产环节配置在南北方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模式是一个“双赢”(Win-Win)的过程。Feenstra and Hanson(1999)具体地研究了外包对“大国”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包有助于增加非生产性工人的相对工资。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垂直专业化对要素价格、生产和贸易模式及福利的影响。
进入21 世纪,学者们对产品内分工进行了更为充分的研究。David Hummels,Jun Ishii and Kei-Mu Yi(2001)认为垂直专业化即嵌入在出口产品中的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在此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测度垂直专业化的方法,即VS方法。Gene M.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2005)运用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分包活动地理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对产品内分工的研究较为滞后,下面从理论研究层面和实证研究层面进行梳理。理论研究方面,卢峰(2004)通过比对产品内分工与其他分工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在观察产品内分工的产生背景及服装行业、汽车行业、电子行业的表现的基础上,分析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初步建立了一个以产品内分工概念为核心的分析框架;高越、高峰(2005)在总结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区别于一般国际分工的影响因素,并根据1997 年和2002 年中国对外贸易数据,研判中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出战略选择。孙文远(2006)从产品内分工的基本内涵出发,将产业间、产业内、产品内分工之间的差异加以区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品内分工的决定因素、特点、影响及启示。
实证研究方面,刘志彪、刘晓昶(2001)利用Hummels的VS方法,运用中国1988 年、1994 年和1997 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首次测算了中国17 个产业部门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同样利用Hummels的VS方法,采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及联合国进出口贸易数据,分别测算了1992—2003 年中国总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及中国对美出口中垂直专业化比率。结果显示,十二年中,以上两个指标的上升率都达到了50%以上。唐海燕、张会清(2009)对40 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主要是基于人力资本、服务质量和制度环境等前提条件下的高层次分工及合作的贡献。
二、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文献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初步形成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国外学者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始于20 世纪70 年代。钱纳里(1996)运用库兹涅茨的统计归纳法,深入研究了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整个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重中之重。19 世纪70 年代到90 年代初期,重型制造业的发展快于轻型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仍然存在。J.Humphrey and H.Schmitz(2000)从企业和产业集群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四种不同层次的升级模式,分别是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功能创新和价值链提升。
国内学者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更多关注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殷醒民(2001)通过分析中国制造业技术结构升级的轨迹研判未来十五年制造业技术结构升级的方向,认为制造业的发展重点在新兴技术产业上。郑海涛、任若恩(2005)为探讨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劳动生产率的多国比较分析框架。分析结果表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制造业相对价格水平是参与比较五国(中、英、德、日、韩)中最小的,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单位劳动成本一直在波动中下降。隆国强(2007)在全球参与价值链的背景下,总结了后起国家产业升级的三个方向:一是传统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间升级;更重要的是沿着全球产业链从劳动密集的环节向两端攀升,即一是向价值链上游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价值环节提升,另一个是向价值链下游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提升。蔡昉等(2009)利用大国雁阵模型分析中国地区制造业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格局变化,认为通过实现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重新布局,即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并转移至中西部地区,以此可以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
三、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文献
发达国家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关于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研究较少。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品内分工对本国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对参与国相对工资水平及产业结构的影响。Feenstra and Hanson(1997)发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本国保留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的行为,导致了参与国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间相对工资及相对就业的差异,这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Gereffi(1999)指出,嵌入到全球生产链条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获得产业结构升级的机会。Amiti and Wei(2005)利用美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研究了外包对生产率与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均对生产率的影响有正向作用,但前者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正值工业化发展时期,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较多。就现有文献看,直接相关的文献有从细分行业(汽车制造、玩具等)研究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徐勇、杨晓娟;徐敏兰、罗建兵),也有从宏观层面研究产品内分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间接相关的文献集中于产品内分工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研究。
胡昭玲(2007)从理论上将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归纳为比较优势、规模经济、技术扩散,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中国工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对行业竞争力的影响。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促进了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提升,但各行业的影响程度不一,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正向影响力高于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力。范爱军、高敬峰(2008)运用Hummels等人根据垂直专业化的定义及计算方法对中国1997—2006 年十年间中国制造业产品内分工进行分析,从要素禀赋特征与低附加值特征两个方面检验了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比较优势特征,认为产品内分工主要发生在中国制造业中的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产业,但劳动要素优势依然是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张明志、李敏(2011)基于投入产出表对相关指标的计算结果表明,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参与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主要发生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