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通用12篇）
国际秩序 篇1
判断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多数国家的利益。必须改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过于偏向少数发达国家利益的格局, 形成更有利于促进多数国家经济成长的良好环境。不能把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人为地加以固化, 应当与时俱进构建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空间。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艰难, 发达国家至今还没有真正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发展中国家也面临许多新的冲击, 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状态中。造成当今国际经济困局的原因很多, 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深层因素。为今之计, 必须加快构建适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日益失衡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沿袭至今。以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前身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架马车”为标志, 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 进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历史地看, 美国主导下的这种国际经济秩序对于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 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积极功能日见衰退, 某些不合理的方面日益突出, 甚至一定程度上转变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
当今世界经济重心已经明显东移。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 新兴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规模迅速增长,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快速上升, 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出现大幅增长, 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超出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新兴国家等目前面临许多新的困难与挑战, 但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仍然没有做出合理的调整。另一方面, 美国当初构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持久化, 出于一己私利, 美国总是极力阻挠国际经济秩序的更新与重构。日积月累, 导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缺失和功能性失调。
一是垄断性, 持续增高后来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国家的准入壁垒。以美元为本位的全球金融体系, 迫使后进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过程中必须支付额外的货币交换成本, 承担较高的汇率变动风险。网络的根资源掌控于美国一家之中, 既越来越不适应全球信息交流快速增长的趋势, 也加大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信息安全风险。在航空工业和电子商务等战略性产业部门由少数国家操纵的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等, 正在越来越多地阻碍后来的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 公平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全球市场竞争。
二是单边性, 少数国家常借方便之机损害多数国家的经济利益。利用自身的市场垄断优势或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主导地位, 少数发达国家不时对外转嫁自身的经济危机, 常常从国际市场交换中榨取超额利润。
三是排斥性, 神化西方经济模式, 阻碍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不同探索。在日常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过程中, 西方国家往往居高临下, 设置种种前提条件, 时常利用“规则”来教训和打压他人, 或是极力推销自身的价值标准, 制造借口和罪名诋毁抹黑竞争对手。比如西方国家利用所掌控的评级机构等, 把自身的经济运行方式奉为经典甚至是唯一正确的模式, 歧视贬低其他国家的企业制度和宏观管理方式, 否定不同的国情应当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更有甚者, 主要西方国家时常运用市场力量比如动辄实施经济制裁等手段来追求自私的政治目标。
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特征
国际经济秩序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广义的游戏规则, 包括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 它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 其重要意义甚至是资本或技术等实物要素都难以比拟的。判断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多数国家的利益。规则的权威性起源于多数的认同, 规则的有效性依赖于多数的遵从。必须改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过于偏向少数发达国家利益的格局, 形成更有利于促进多数国家经济成长的良好环境。不能把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人为地加以固化, 应当与时俱进构建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空间。基于全球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 尊重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各国国情不同决定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方式不一样, 微观企业制度与宏观管理政策都会存在差异。因此, 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不应强求对方与自己一致,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过程中不应以某个模式为标准来制造理由, 干预企业的市场行为。
其次, 保障各方话语的平等性。当今时代不同国家日益广泛地汇聚在特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 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比以往时候都更为复杂。促使未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走向更加公平, 既是诱导各国持续参与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要保障, 也是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因此, 应当也必须保障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享有平等的话语权。
再次, 扩大国际治理的兼容性。现有一些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受发达国家的操控明显, 导致对一些重大国际经济事务做出决策时往往偏袒发达国家的利益, 排斥其他国家的合理意见, 忽略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因此, 大力改造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无疑已成题中之议。要让已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有更多的新型国际组织和机构来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保障未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合理更均衡。
更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进程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需要通过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来支撑国民经济持续成长的新阶段, 国际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事关全局而不得不争的战略制高点。去年我国GDP总量已经迈上10万亿美元的台阶, 标志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稳定提升, 中国有义务引导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走向合理化, 也有能力适时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更新进程。一方面, 更新国际经济秩序不只是中国的需要, 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愿望。经济全球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理应也必然要形成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共同规则。另一方面, 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为世界第一, 引进外资多年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 近年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张,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名列前茅, 中国已经是国际市场上重量级的角色, 理应享有其他国家已经拥有的地位和权利。近期来看, 我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启动国际经济秩序更新的进程。
首先, 优化空间布局, 提升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不同形式的自贸区是今后一个时期支配全球经济竞争态势的关键因素。我国要抓紧时间把“一带一路”战略做实做好,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安排等逐步形成有实质意义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同时, 也要更为积极主动地推进其他方面的自贸区建设, 因势利导加快与不同类型国家的自贸区谈判进程, 更为积极有效地引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其次, 完善国际机构, 扩大对国际经济事务的话语权。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相应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机构将发挥出更为重要功能, 我国应当也必须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参与其中。一方面, 要积极推动对现有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改造, 比如, 努力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早日落实, 以更好地体现和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 更要大力加快金砖国家银行、亚洲投资银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设步伐, 考虑设立更多的国际化基金和政府间合作组织, 让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有更多的选择。
再次, 转换开放模式, 增强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自主权。要把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转移到培育和发挥新型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来, 尽早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中进行重新定位。国民经济的长足发展已经在重构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态势, 现在开始应更积极地拓展海外直接投资来拉动国内高端装备和技术出口, 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价值, 进一步扩大出口市场份额。要更为主动在国际贸易等方面推行人民币结算, 扩大人民币国际互换的规模, 形成新型的国际竞争优势。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不能再是简单地听从别人发号施令, 而必须着眼于形成和增强自身的引导能力。
国际秩序 篇2
主权这
一习惯 国际 法基 本 原则 。 这 些 国 际 软 法 对 于 改 变 不 合 理 的 国 际 经 济 旧 秩 序 、立 公平合 理 的 建
国际经济 新秩序 起 到 了重 要 作 用 。所 以 ， 际软 法 国
国 际 软 法 虽 然 不 属 于 《 际 法 院 规 约 》 三 十 国 第 八条 第一 款列举 的 国际法 主要 渊 源 ， 是 与 国际法 但
具有 密不 可分 的关系 。 国际软法规 范属 于非条 约协
通 过 与习惯 国 际 法 相 联 系 ， 建 立 公平合 理 的 国 际 在
法 律秩序 方面能够 起到 积极作 用 。 国 际 软 法 除 了 与习惯 国 际 法 关 系 紧 密 外 ， 与 还
议 ， 身 不 具 有 条 约 那 种 直 接 法 律 约 束 力 。但 是 ， 本 国
际 软 法 当事 方 在 宣 言 、议 、南 等 国 际 协 议 中 一 旦 决 指
国 际条 约 相 互 联 系 ， 同对 国际 法 律 秩 序 发 生 作 用 。 共
国 际 软 法 与 国 际 条 约 之 问 的 互 动 作 用 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几方 面 。
4 3
作 出 承 诺 ， 不 仅 仅 具 有 “ 治 ”和 “ 德 ”上 的 意 就 政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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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际 软 法 的 一 些 基 本 原 则 能 够 为 相 关 国 国 际 条 约 的解 释 、用 提 供 指 引 。 适 关 于 条 约 的解 释 ， 维 也 纳 条 约 法 公 约 》第 三 十 《
一
域 的 国 际 治 理 。 国 际 组 织 根 据 科 学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实 践 的需 要 ， 针 对 性 地 制 定 出 各 种 国 际 软 法 ， 实 施 有 为
框 架 性 条 约 义 务 提 供 具 体 的 规 则 和 技 术 标 准 。 例
如 ， 际原 子 能 机 构 （AE 充 分 利 用 其 《 安 全 守 国 I A） 核
条第 三款 规定 ，应 该 结合 文本 ， 虑条 约 当事 方 “ 考
之 间在 事 后 达 成 的 关 于条 约 解 释 及 其 条 款 适 用 方 面 的 任 何 协 议 ”。 因 此 ， 《 合 国 宪 章 》 行 阐 述 的 对 联 进 联 大 决 议 或 者 宣 言 ， 够 对 宪 章 提 供 权 威 解 释 。 例 能 如 ， 9 0年 1 17 0月 联 大 通 过 的 《 于 各 国依 联 合 国 宪 关
则 与 原 则 》 法 规 则 ， 《 安 全 公 约 》 《 燃 料 管 软 为 核 和 乏
理安全 和放射性 废 物管 理安 全联 合 公 约》 供 配套 提
补 充功 能。这种 配套立 法模式 能够对 环境风 险进行
有 效 规 制 ， 特 点 是 “随 着 科 学 理 解 的 进 步 和 政 策 其
章 建 立 友 好 关 系 及 合 作 之 国 际 法 原 则 之 宣 言 》 对 ，
《 合 国宪 章 》 定 的 “ 止适 用 武 力 或者 武力 威 联 规 禁 胁 ” “ 和平方 式 解 决 国 际 争 端 ”、各 国 主权平等 ” 、以 “
等 基 本 原 则 进 一 步
作 出解 释 ， 以便 更 好 地 理 解 、彻 贯 宪 章 精 神 。 同 样 ，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 E 负 责 联 UN P）
优 先 目标 的 变 化 ， 些 具 体 的 规 则 能 够 容 易 作 出 改 这
变 或强化 ” 凹。 最后 ， 际 软法 与 国际 条约 之 间 的关 系还 体现 国 在 前 者 通 常 被 后 者 援 引 ， 而 增 强 了 国 际 软 法 的 约 从
束力 。
一
制 定 的 《 于 危 险 废 料 运 输 的 开 罗 指 南 》可 以 看 作 关 是 对 《控 制 危 险 废 料 越 境 转 移 及 其 处 置 巴 塞 尔 公 约 》 定 的 “ 境 无 害 管 理 ”（ n i n na y su d 规 环 e vr me tl o n o l
ma a e n ） 务 的 进 一 步 权 威 阐 释 。 因此 ， 际 条 n g me t 义 国
些 得 到 国 际社 会 广 泛 遵 循 的 国 际 软 法 规 则 经
常 得 到 国 际 条 约 的 援 引 。例 如 ， 9 2年 《 合 国 海 18 联 洋 法 公 约 》（ UNC O 合 并 了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 MO） L S） I 许 多 建 议 和 决 议 ； 公 约 要 求 各 国 “ 受 由 国 际 组 该 接 织 或 者 普 遍 外 交 大 会 制 定 的 各 种 获 得 广 泛 接 受 的 规 则 和 标 准 ” 凹因 此 ， 然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根 据 其 章 程 。 虽 没 有 权 力 制 定 形 式 上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决 议 ， 是 但
约成 员方 大会通 过 的各种决议 或宣 言能够对 相关条 约 一 些 关 键 条 款 提 供 权 威 解 释 ， 利 于 条 约 的贯 彻 有
实施 。
其 次 ， 际 软 法 为 多 边 条 约 的制 定 奠 定 基 础 。 国 国际组 织或者 多边外 交会议 制定 的国际软法 使 广大成 员方 对 于相关 领 域 的各 种 规则 达 成 了共识 ， 在 实 践 中 逐 渐 熟 悉 了相 应 内容 。 为 了 加 强 对 相 关 领 域 的 治 理 ， 成 员 方 意 识 到 有 必 要 加 强 相 关 规 范 的 各 法律 约束力 ， 因而 在 国 际 软 法 基 础 上 制 定 多 边 条 约 。
以 国际软法 为基础 制 定 多边 条 约 的例 子 不胜 枚举 。
《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 U C O ） 能 已经 使 其 中 一 联 （ N L S可
些决议 间接 成 为 具 有 法律 约束 力 的义 务 。 ∞许 多 针 对 私 人 的 国 际 指 南 或 者 行 为 守 则 的 规 范 条 款 ， 以 可 被 私 人 合 同或 者 国 内 行 政 机 关 援 引 ， 而 增 强 这 些 从
规 范 的约束力 。
国 际 软 法 除 了 经 常 与习惯 国 际 法 和 国 际 条 约 发
生 互 动 关 系 外 ， 经 常被 国际 司 法 机 构 援 引 ， 国 际 还 在
例 如 ， 14 在 9 8年 联 合 国 《 界 人 权 宣 言 》 础 上 ， 世 基 1
6 9 6年 联 大 通 过 了 《 民 及 政 治 权 利 国 际 公 约 》 公 、《 济 、会 、化 权 利 国 际 公 约 》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经 社 文 ；
（ AE 的各 种 指 南 为 1 8 I A） 9 6年 迅 速 签 订 的 《 早 通 及
法 律 秩 序 中 发 生 积 极 规 范 作 用 。 以前 南 斯 拉 夫 问题
国 际 刑 事 法 庭 为 例 ， 法 庭 在 审 案 时 不 仅 依 照 有 约 该 束 力 的 国 际 刑 法 ， 且 援 引 大 量 相 关 的 国 际 软 法 文 而
件 。 在 杜 斯 科 （ u k a i ） 案 中 ， 判 庭 使 用 了 D s oT dc 一 审
报 核 事 故 公 约 》 定 了 基 础 ；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制 奠 联
定 的 《 源 海 洋 污 染 指 南 》 19 陆 为 9 0年 通 过 的 《 护 保
包 括 《 合 国 秘 书 长 报 告 》 《 于 建 立 国 际 刑 事 法 联 、关 院 特 别 委 员 会 报 告 》、际 法 委 员 会 起 草 的 《 害 人 国 危 类 和平与 安 全 罪条 约 草 案 》 许 多 国 际 软 法 文件 。 等
这些 实践 表 明 ， “当 人 们 在 判 定 对 国 际 行 为 标 准 的 遵 守情况 时 ， 非 经常 区分软 义务和 硬义务 ， 是利 并 而 用 各 种 可 以 获 得 的 与 法 律 相 关 的 文 件 来 尽 量 表 达 合
适 的 期 望 。 ”
四 、语 结
海 洋 环 境 免 受 陆 源 污 染 科 威 特 议 定 书 》 供 了 范 提
本 ； 洲 经济委员 会 19 欧 9 1年 制 定 的 《 境 跨 境 影 响 环 评 估 公 约 》 是 以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通 过 的 《环 境 就 影 响 评 估 指 南 》为 基 础 。 因 此 ， 际 软 法 是 整 个 国 国
际立 法 过 程 的一 个 重 要 环 节 ， 够 为 多 边 条 约 起 铺 能 垫 作用 。
再 次 ， 际 软法 能 够为 国际条 约 的实施 提供 配 国
套补 充功 能 。
为 了解 决 环 境 、权 等 领 域 的 各 种 国 际 问 题 ， 人 晚 近国 际 组 织 或 者 多 边 外 交 大 会 制定 了 一 系 列 包 括 决
环 境 领 域 的 国 际 治 理 与 科 学 技 术 的 发 展 密 不 可 分 ， 类 对 环境 的认 识 处 于不 断 发展 之 中。环境 领 人
域 的 多 边 条 约 一 般 都 是 框 架 协 议 ， 约 内 容 比较 宽 条
议 、言 、南 在 内的 国际软法 。这些 国际软 法很好 宣 指
地 规 范 了包 括 国 家 、际 组 织 、政 府 组 织 、国公 国 非 跨
泛 ， 在 已经 取 得 的 科 学 知 识 范 围 内 制 定 的 原 则 性 是
规 则 。 随 着 人 类 实 践 的 展 开 和 科 学 技 术 的 重 大 突
司等跨 国行 为者在 内的 国际行为 。 国际软法 本身虽 然不具 有直接 法律 约 束力 ， 是 在 规 范 国际 关 系方 但 面
起 到 了积 极 作 用 ， 够 产 生 一 定 法 律 效 果 。 国 际 能
破 ， 有 的框 架条 约 已经 难 以完 全 适应 国际环 境 领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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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 法 的 兴 起 不 仅 与 国 际 社 会 面 I 各 种 复 杂 问题 有 临的
（ Rbr A dm ， Te n l b R loS t wit ￣ oeo no o ‘h I a al o f o L n h ） t vu e e fa e
D vom n o n r l om i tc ’ ppra aWok eep et U i s rsi Bo h s ， ae t r－ l f e v aN n ei so o t r nzdb eG r a nsyo o i f i hpj nl o ai yt em nMi t fFr g Af r i y g e h ir e n as
a d t e e ma UNE C n G r n h S 0 C m s in B r n 1 F b u r o mi o ， e l ， 5 e r ay s i
关 ， 与 传 统 国 际 立 法 模 式 无 法 有 效 适 应 变 动 的 国 也 际社 会 有 直 接 关 系 ， 多 种 因 素 共 同 作 用 之 结 果 。 是 国际软 法 的兴 起 是 全 球 治 理 时 代 在 各 个 “ 威 领 权 域 ” 求 “ 则体 系 ” 反映 。 追 规 的 国 际 软 法 与 传 统 国 际 法 密 不 可 分 。 国 际 软 法 与 国 际条 约 相 互 配 合 ， 同 对 全 球 化 带 来 的 挑 战 进 行 共 规 制 。 鉴 于 国 际 软 法 的 积 极 规 范 作 用 ，近国 际 社 晚 会经 常对某 一领域 的规 制 同时采取宣 言 、议 、南 决 指 和条约 这种 “ 硬兼 施 ” 方 式 。这种 采取 “ 硬兼 软 的 软 施 ” 法 模 式 的 典 型 是 19 立 9 2年 里 约 环 境 与 发 展 大 会 。里 约 环 境 与 发 展 大 会 同 时采 纳 了 软 法 和硬 法 文
2 0 ．Av a l t ＜h t ／ w w． n s o d ／ 5 7 h ml 07 ml e a ： b t p： ／ w u e c ． e 1 0 ． t ＞．
⑧ Dnh S e o ，C m i e n o pi c ，O f d i hh n o mt n a C m l ne x r a mt d a o
（0 0 ，P 1． 2 0 ） ．2
（ Ii． a P 1． ￣ b ， t ．2 ）d ⑩ C on r h e a S t n fet o nacc ．Jye，T Lg l t u a E c A ri e as d sf t ta
R cm ne aue，（ 9 9 8It ao a L gl t i eo m ddMesr e s 18 ）2 ne tn ea Ma r n r il e―
as P 1 5―1 6
l ．P ． 7 7．
⑩ Dn h S eo ，Cm t n n o pine xod ia hl n o mi t ad C m l c ，O fr t e m a
（0 0 ， ．3 ． 20 ） P 6
件 ：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原 则 里 约 宣 言 》 《 1世 纪 议 《 、2
程 》、生 物 多 样 化 公 约 》、气 侯 变 化 框 架 公 约 》。 国 《 《
际 软 法 与习惯 国 际 法 更 是 存 在 内在 的 联 系 ， 多 国 许 际 软 法 已经 逐 渐 演 变 为 重 要 的习惯 国 际 法 。虽 然 不
⑩J N oea ，T eD n mi fGoai t n o ad ． ．R snu h ya c O l lai ：Tw r s b zo
a prt nl o ltn nS cry Daou 19 ）2 ， nO eai r ai ，i eui i ge（ 9 6 7 o F mu o a t l
P．2 47．
具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文 件 仅 仅 通 过 简 单 的 重 复 无 法 获 得 约 束 力 ， 是 “ 系 列 的 决 议 可 能 表 明 新 的 法 律 但 一 规 则 成 立 所 需 要 的法 律 确 信 正 在 演 进 ” 管国 际 司 法 。
机 构 经 常 援 引 国 际 软 法 。 大 增 强 了 国 际 软 法 的 法 极
（ C r t eC ikn N r ai 却 m a eIt － ￣ hii hni，‘ o t D ） sn m v e eti t e nh n r
a i a． nt nl g 1s m’i Cmmt n adC m l ne ia o a L e 如 n o i t n o pi c ，Dnh me a
Se o ，O f d（ 00 ， ． 1 hl n xo 2 O ） P 3 ． t r
⑩ H r u ign e ，‘ fehLo t o Lw’， uo um t lebr A r ok S a Hl g s a f t E r－
e nJ ra o e a oa L pa un fIt nt n w（ 9 9 ，V 1 1 o 3 ． o l nr ila 19 ） o． 0 N ． ，P
51 5．
律 效 果 。 国际 软 法 在 国 际法 律 秩 序 中所 起 到 的作 用 越 来 越 大 。 如 果 说习惯 国 际法 和 国 际 条 约 是 国际 法 律秩 序大厦 的 主架 ， 么 国际 软法 就 是 国际法 律秩 那 序 大 厦 的支 架 。要 建 立 法 治 的 国 际 社 会 离 不 开 国 际 软 法 的 规 范 功 能 。 国际 软 法 在 国 际 法 律 秩 序 中 为 传
统 国 际 法 提 供 辅 助 和 补 充 功 能 ， 者 相 得 益 彰 ， 同 二 共
（ laya aa layA ti si a g i t i － ￣Mi r n P rmi r cv i n a an c
i d t i t it n d e sN a
rga （ i r u au Nc a a仉 U idSa s ，M rs 9 6IJR p ag ne tt ） t e e t，18 C e． i
1 tp r s 1 3―1 6 4 a a a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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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 fAme c n S cey o tr a o a w，P 3 5 n so i r a o it f n e t n lL I n i a ．1 ．
为 建 立 和 谐 的 国 际社 会 提 供 规 范 作 用 。
注 释 ：
①A． a e，‘o a nEsy o n r t nl n T mm s S Lw’i s s nIt n i a d t f a e ao a
C m aai w i H nr fJd e rds（ 93 ， ．17 o p rteL oo ug a e 18 ） P 8 ． va n o E
＠Se e c v s s eou o ay 丘 n r e T aoOee tl m Cm n 6 a x ra P r e p A b
R￣ bi （ 97 3It aoa Lw R p r 8 ， aa8 ． euZ 17 ）5 ne t nl eot3 9 pr 7 c n r i a s
＠ FacsoFacoi Itn t nl L w ： o ― ）rnec rnin，‘n ra a “ a ” A Cn e i o t p rr s s et i iyYas ￡ I e ai l ut e o yAs s n ’ nF t ero k r tn ro m a em f f t n no C a o f
Jsc ， s y nr Sr rJnig ， ． ．Lw n ute Es s nH o i舶 t enns A V o e d i a io f o a
⑩ A E ol， S m eet n n t e t nh ． ．Bye ‘ e Rf c s o h r ai i o o l i o e l o pf s
Te i n ｜ L w’，ne a oa C m aav a ur r rae a s a t sd It t nl o p t eLw Q a e－ n r i r i t l 19 ） 4 （ ） P9 5 y（9 9 ， 8 4 ， ．0 ．
M．Ft ui ， d （9 6 ， ．6 ． imar e es 19 ） P 17 z c
⑩Se18 N Cnetn
o eLw o Sa A ie e 92U ovno nt a f e， rc s i h t l
2 7 ―2 2 0 1．
③ D J ar ， ae a rilo e ai a w， ．．H rs C ss n Ma t s nI r t nl i d a n n o L t a
6hen（ O4 ， ． 2 t d 2O ） P 6 ．
①A E ol ‘o eR fcoso eraosi o ． ．By ， Sm ee n nt e tn p f e l t h li h i
Tets n o w’ It ao a C m a t e wQ at y rae dS fL i a t a ，ne t n o p ai ur d n ri l r vL a e （9 9 ， 8 4 ， ．0 ． 19 ） 4 （ ） p9 6
④ D hh n It nt nl a n e teN r ai． ．S eo ．‘n r i a w a R l i om ti ea o L d av v
秒’i tra oa L w， D vn ， d 20 ） P 16 nI e t nl a M． ．E as e （0 3 ， ．6 ． n ni
（ 协议 （gem n） 英语 语境 中是 一个 比较宽 泛的用 are et在
语， 用来表 示 当事方 “ 思相 交” 心 。它 可 以涵 盖合 同（ o． cn
￣ C r t eC ikn N r ai e l m n i n r ）hii hni ，‘ o t D v oe t nt It － sn m v e p h e e e
a ia g lS s n t n l e a y tm ’i o o L e n C mmi n n o l n e D n t ta d C mp i c ， i a me a h
t c） 条约（ra ） r t、a t t 或者 其 他 法律 约束 力 比较 弱 的各 种 文 ey
件 。因此 ， 同、合 条约都是 协议 ， 但是协议并非一定是合 同或 者条约。参 阅 BynA a e， lc ’ w Dc oay t ra ．G r r Bak s itnr，8 n a L i h eio ， s G u 20 ） P 4 dtn Wet r p（0 4 ， ．7 ． i o
⑥ A E ol，“ o eR f c oso h e t nhp o ． ．B y e S m eet n n t rl i si f l i e ao
Set ， xo （00 ， ．6 hl n O fr 20 ） P 3 ． o d
￣Lgl t Tr s oN ca e os 19 ） e at o h a o Ue ul r a n （96 if y e r t f e W p
3 n en t n lL g t r l ，P 8 9 a a a
7 ． 5 I t r ai a e a Mae as ． 0 tp ． 1 o l i r
说 明 ： 文获得教育部 20 2 0 本 0 7― 0 8年度 国家公派 留学
项 目资助 。
Tet s dSfL w ，ne a oa C m ￣ t e wQ a e y r i o a ” It t nl o p ai ur r ae a n t n r i vL a tl （ 99 ， 8 4 ， ．0 ． 19 ） 4 （ ） p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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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厦门理工 学院 讲师 ）
［ 责任编辑 ： 雨
风］
国际新秩序来了？ 篇3
自
二战结束之后，尽管西方在政治理念、军事实力和世界经济方面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针对“权力”概念的重新构架总是不断地在演变。二战的终结，使得美苏这两个意识形态彼此对立的国家都得以兴起。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两大强权就开启了冷战，竞相寻求各自社会模式的全球霸权地位。美苏霸权的兴起，同时标志着法国和英国的衰败。作为殖民时代的强权国家，英法一度左右着世界的命运，其时间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二战是毁灭性的，但世界也从中意识到，仅仅靠军事强权，是不能建立起长久持续的世界霸权的。这一点从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的惨败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前苏联与美国的胜利表明，在实现社会共同目标方面，拥有某种清晰的、可被他国效仿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会是多么重要。另一方面，就英法两国在这一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而言，都经历着一次重大转变。尤其是法国，它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最终认识到其殖民帝国的终结：法国殖民地发生了一系列的流血和屠杀事件，比如1945年在阿尔及利亚塞蒂夫，1946年在越南海防，以及1947年在马达加斯加发生的冲突事件。由此，与其殖民主义相伴随的文明化论述最终土崩瓦解，并遭到广泛的谴责。对于这些前殖民主义强权国家来说，还要被迫应对美苏新兴强权所高举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就后者自身的一些政策来评判，美苏两国的反殖民主义也是很成问题的（直到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非洲裔美国人才最终获得与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
主权独立并非真正解放
在1954-1962年间，欧洲的传统殖民地纷纷独立。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其典型特征就是原则上已经独立的以非洲诸国为代表的大批新生国家得以加入联合国。但是，这些新兴国家中的精英们，多半仍处于前殖民宗主国的影响和控制范围内。究其原因，则可能是为了换取特权地位和对其腐败行径的容忍。对于那些真正想实现自我解放的非洲精英，其理想却往往受挫，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强权的善意行为和阴谋诡计（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刚果（金）的卢蒙巴，以及布基纳法索的桑卡拉）。因此，随着冷战格局在东南亚、非洲、拉美和欧洲的全面开启，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新秩序也被建立起来。
在这一新秩序之下，通过债务、原材料价格以及不平等贸易等经济手段，以及政治上的各种方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其“老主子”和美苏新兴强权的附庸。对于后者而言，它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到处发动代理人战争，以推广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背景之下，发达国家加速其工业发展，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和资源。只有这样，发达工业国家才能够不断地获得低价格、持续性的供给，并且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其剩余的工业产出。很显然这是一种工业优先于农业的发展模式。对于这一模式，考茨基其实早在1914年9月就予以揭示。这就是他发表于德国《新时代》杂志的那篇著名的《论帝国主义》一文。在此模式下，发展中国家将经济发展寄希望于本国工业，因此他们授予发达国家的公司以特权，以为其基础设施项目争取外资支持。但是，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效却总是偏离其初衷。其背后原因在于，国际资本都是高度流动的，而发达国家榨取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冷战结束，历史并未终结
冷战和新殖民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是，其运行仍然立足于传统的权力观念：不可触碰的边界、主权的幻想、权力的平衡以及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无视人类自身，而仅把他们作为权力运行的工具。在国家形象背后，人类本身依旧是不存在的。然而，国际秩序的管理者本应该警惕于某些民众反抗的例子，比如越南人民反击美国侵略者，巴勒斯坦人民的觉醒和武装斗争，甚至也包括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民众的觉醒也让前苏联领导层感到刺痛：数量难以想象的东欧人逃到西方，这强烈地反映出苏维埃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败。前苏联模式已经蜕化为一种全能主义的寡头政治，由于和普通民众日益疏离，将不可避免地退出历史舞台。自2011年之后，同样类似的现象再次发生在阿拉伯世界。
前苏联于1991年12月的解体致使一些过于天真的分析者提出了“历史终结”的论断，这一概念由政治学家福山提出，即历史的终结不仅烘托出自由体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胜利，也表明了美国模式是唯一可行的模式。但是这样的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前苏联垮台后的十年，实际上在经济领域产生了很多动荡，进而波及全球。新的经济体开始在传统的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巴西或者南非出现，但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崛起。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内部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以及政治上的动荡不安。这些问题致使新中国相对地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尽管它已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给予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援助计划非常受欢迎。但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需要帮助的缺口太大，这些援助计划的作用仍十分有限。而在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突然就找到了自身发展的方式。而从长期而言，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同时找到了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方式。
中国成为新的平衡力量
中国的这次崛起具有历史特殊性，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在国际秩序的既有历史中，无论是之前的殖民帝国、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还是美国和前苏联，它们都是通过武力获取其强权地位，而唯有中国是凭借其经济发展实现了崛起这一点。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经济发展的基础一直都是剥削那些被武力所征服的地区，这也包括美国早期对印第安原住民的大规模驱除灭绝以没收其土地和财产。伴随这种占领而来的，则是强行要求当地居民接受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陌生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国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迫使中国领导者们不得不思考如何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而关于这一点，传统的韦伯主义认为，世界大国的建立至少需要拥有能对主要潜在敌人产生威慑力的军事实力。实际上，由于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成为国际新秩序的中心。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成就让西方自由世界不断感到担忧，尤其令对于拥有无可匹敌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的美国更为忧虑。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历史特点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它处在了国际关系发展历史的新十字路口。世界开始进入一个强国概念逐渐弱化的新阶段，这一点使得新的国际秩序开始显现，但现阶段仍然很难去定义这个新秩序，甚至很难确定其长期的发展方向。很显然，新兴大国在这个观念转型期的正常想法是建立一支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抵御外部威胁，避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到破坏。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也会通过武力来维护其在国外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地的安全。有了这样的军事力量，再加上作为安理会成员所拥有的逐渐加深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就能不断提高其国际地位。
中国崛起的同时，我们还目睹了现有国际秩序中各种问题的大爆发，这一点也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所处的地位。这些问题主要是，西方出现了经济危机以及西方大国自身的问题，国际多边体系的危机即其运作模式已经无法应对世界所面临的现实危险。此外，随着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扩张，民族国家的地位也日益衰落，宗教或历史纷争则使得一批国家陷入冲突和分裂。另外由于身份争夺引发的紧张局势，这造成一些微型国家的出现，而这些国家实际上并没有主权地位。除了上述问题，还存在着一个美国领导力危机问题，该危机不仅存在于经济维度，同时也存在于道德维度。前者是指对其自由阵营的领导，后者则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上所犯下的一连串错误，以及由此引发的日渐严重的双重标准问题。
极端主义侵蚀国家界限
冷战结束后，强权国家试图让世界各国更加遵从一套它们认定的价值观。但能为全球接受的价值观本应该充分遵从国际社会所有主要国家的意见，尤其是新兴国家的想法，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未能参与其中，国际社会的许多成员都质疑这种价值观，但它们却遭受强权国家的压制。反过来，西方国家的这套价值体系被伊斯兰主义所利用并激化了身份争夺的紧张局势。这使得那些国家社会的新成员绕开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寻找办法来实现他们自身的目标。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而这些事件不再有合理的政治诉求而仅仅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的。因此，面对这些暴力事件，许多国家也变得越来越无力应对，例如伊斯兰国及其非洲分支的成长壮大。
美国单边主义其实促成了偏离国际体系发展的情况。就这些偏离主体的异常化战略而言，它们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美国霸权，同时也反对所有形式的国家本身，这一战略不再仅仅以战胜其他国家为目标。今天我们所目睹的军事圣战现象，进一步证实了哲学家霍布斯的古老命题：敌人偏移规则越远，权力就越没有意义。因此，各式各样的社会群体，不论其采取何种组织形式，都在寻求对国家的复仇。与传统权力相比，这些战略极具破坏性，并且效率非常高。民众的这次觉醒被理解为权力概念的转变，同时也导致主权国家的进一步削弱以至于难以维系和保护其主权。一些政治演变例如不断出现的欧盟地区化，逐渐使得一些国家丧失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主权。同时，具有宗教性质的跨国运动尤其是伊斯兰运动，同样以较快且令人担忧的速度侵蚀或者试图侵蚀国家的界限。
主权削弱也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即使得一些军事强国参与进来。他们打着“这些国家已经破产”的幌子，在弱小地区扮演着警察的角色并试图主宰历史。但是他们很愿意利用手中拥有的任何办法，特别是利用联合国来掩盖他们自身行动的目的，以保护他们的绝对主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美国拒绝批准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协定，这样就可以保证其对外军事干预行为免受国际法约束。然而在民众的压力下，不断转变的国际规则在理论层面因“韦伯-涂尔干”的分歧而举步维艰，针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始终被分为两派：一方支持强权国家论（以美国为主），另一方是主张社会团结。这一点深受欧盟拥护。权力平衡的概念在欧洲自文艺复兴和神圣同盟以来就开始产生，而如今这个平衡概念已经让位于多种完全不同的权力：包括主要国家、跨国金融力量以及宗教性质的跨国运动和媒体产生的力量等。
在国际新秩序仍然处于变化之中的情况下，与之前强权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至今并没有输出一种特定的社会模式，以吸引拥有其它特定意识形态的民族来参照使用。美国赢得民心是通过在政治上奉行自由理念，在物质上奉行消费理念，前苏联则是通过承诺实现绝对的平等来赢得民心。那么如今的中国除了能在有限的物资层面有所举动之外，在其他可行的空间上还不太清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中国公司在国外的行为（如最近在尼日尔的项目），中国被认为或表现出令人怀疑的投资项目（对中非新运河的投资），西方媒体公开反对中国的宣传影响，中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当地居民难以融洽相处的问题以及中国商贩所引发的竞争问题（通常是旅居海外的中国人的配偶所引发）等。
但是不同于过去几个世纪的经历，中国并没有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极”，这是因为极化的国际关系首先意味着权力性的吸引：它建立在想要被保护并为之寻求保护的基础上，也或多或少源于计划好的通过让渡部分自治甚至是主权来获得比自己实力强的国家的保护。极化的国际关系有一个代价：它的产生只能是为了利益交换或者源自对某一制裁的恐惧。两极格局中一极的消失改变了一切：对于威胁的感知不再来自对立阵营，这一点也不再是弱小联盟提出服从或跟随所引用的说辞或借口。如今美国作为“一极”的角色日益淡化逐渐形成了权力真空，即一些传统的追随华盛顿的国际社会成员到今天已经不再接受这一同盟或半同盟关系的约束；而那些过去就公开反对美国的国家和组织，今天就更加公开地要求同美国谈判以应对那些难以控制的新型威胁。甚至有些国家和组织已经开始谋划建立新的联盟而将美国或多或少地排除在外。这一现象，在今天的亚洲愈发明显。
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定位
正在成型的国际秩序很接近于一种非极化的混沌状态，一个有别于新现实主义理论所设想的无法可依的国际社会。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中，没有权威能约束每个国家，国家对其公民也可能缺乏完全的主权甚至缺乏法律和规则。这样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架构，其特征包括传统大国政治和国际体系的衰败，非国家主体对传统规则的持续挑战。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无法对旧有的问题提出一个明晰的社会和治理模式，也缺乏一个清晰的价值观以替代西方的旧有价值体系。对于工业化的西方来说，其地位已经被严重削弱。这背后的原因很多，包括不断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国际影响力下降，以及国内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后者已经在欧洲穆斯林社区以及美国执法体系中的种族主义中得到充分体现。此外，还有极端主义的盛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地位的削弱就会继续下去。
强权国家衰落了，两百年来困扰世界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所谓的国际价值体系也逐渐面临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定位，甚至应该在日渐迷失的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向导的地位。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发展援助、参与国际合作以对贫困国家提供帮助并提高其生活水平、在国际组织中实现权力的再平衡。这些努力有助于减少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那些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隔阂。但是中国必须避免前车之鉴，即在尊重主权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时，还要认识到这个国家背后人民的疾苦，致力于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人民要求参与改变自身命运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一点在几百年来都遭到了忽视。在当今社会，这样的诉求应该被现在的大国领袖们视作首要任务，以阻止威胁人类生存的行为，比如说伊斯兰国所宣扬的那种危险理念。这种理念就像一头怪兽，诞生于屈辱、绝望、对物质需求的否认。当它被阴暗势力所利用，世界的一些重要地区就会面临极大威胁，而中国也是置身其中。
浅析国际秩序的新变化 篇4
1 新兴力量发展迅速, 世界多极化有新的发展, 各种政治力量为争夺国际新秩序的主导权而展开既斗争又合作的互动
苏东剧变后国际政治形势急剧改变, "雅尔塔体系"崩溃, 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因为一极的消失而不复存在, 其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经济恢复, 国力回升;同时, 德、日、中国等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 以中、印、南非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 其世界经济贡献率不断增长, 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和作用显著上升, 成为推动多极化趋势发展、牵动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 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主体逐渐增加, 从而增强了各国之间的制衡, 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 各种政治力量为争夺国际新秩序的主导权而展开既斗争又合作的互动, 霸权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依然存在。
2 各国将政策调整与变革当成重要政策取向
为应对全球化挑战, 力求在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先机, 各国纷纷调整内外政策, 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变革。美国提出并实施变革外交, 与多边机制和大国合作增多;我国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这一新理念;俄罗斯提出大国"集体领导";欧盟积极推动多边主义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3 国际社会存在着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趋势
一是民族化和一体化共存。冷战后, 一方面, 由于民族矛盾上升, 民族分离主义猖獗, 许多主权国家分裂;另一方面, 随着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 国家之间日益联合, 地区一体化发展迅速。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共同成为这一时期的特征。二是世界总体局势趋向缓和, 局部紧张。三是总体和平, 局部战争。四是总体稳定, 局部动荡。五是国际关系准则与国际关系实践的矛盾。
4 地区一体化进展较快, 酝酿地区性的制度安排, 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孕育深刻变动
欧洲和亚太将是建立地区新秩序的重点地区。欧洲各国之间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较为一致, 因此欧洲的新秩序相对来说难度较小, 《巴黎宪章》的签署为欧洲新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东北亚局势相对缓和, 东北亚、朝鲜半岛安全合作机制建设问题提上议程;东盟、南盟、上海合作组织等深化区域务实合作, 亚太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性增大;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孕育深刻变动。
5 世界经济整体增长趋缓,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世界经济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近年来, 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突出, 风险挑战增多, 主要表现在原油价格震荡、主要矿产品价格继续攀升、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美国次贷危机、国际投机资本炒作、美元贬值等, 全球生产、消费和投资活动受到抑制, 世界经济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6 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备受关注
恐怖主义、武器扩散威胁依然严峻, 国际军控、裁军进程停滞不前, 跨国犯罪、毒品走私日益猖獗, 能源安全问题持续升温, 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这些全球性问题不断推动全球性合作, 促进国各种新的合作机制加快形成。
参考文献
[1]方长平.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秩序观比较[J].国际政治研究, 2012 (04) .
国际秩序 篇5
摘 要：本文从公共秩序保留的概念特征出发，追溯其理论沿革路径，进而观察在当今国际形势下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司法实践及各国司法实践的差异问题，着力探讨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立法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及发展。
关键词：国际私法、公共秩序保留、限制适用、国际惯例的排除、最密切联系原则
abstract：the essay begins with describing the definition,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y of the 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then observe its limitation,jurisdiction and diversities of the proceeding in the present world.further prob into its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keywords：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the 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 restricted application, exclusiv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e principl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引言
公共秩序保留是国际私法中最古老的制度之一，是一项拒绝适用外国法律的法定理由。作为一项制度，公共秩序保留维护着本国法律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得到了各国理论和实践的普遍认同，对此我国也一直持肯定态度。然而，在什么是公共秩序保留、其适用条件及其立法司法实践运作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
一、公共秩序保留的概念、特点与作用
（一）概念
对于公共秩序，国际上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它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各国立法中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总的来说，公共秩序是指一国的根本利益问题，关系到一国的国内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公共秩序一词有两层含义：从静态角度讲，是指一国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利益或法律和道德的基本原则；从动态角度讲，是指国际私法中一项可排除被指定适用的外国法的基本制度。公共秩序保留（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在英美法系常称为“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在大陆法系中称为“公共秩序”(ordre public)或“保留条款”(vorbehaltsklausel)或“排除条款”(ausschie bungskla。
法律政策”这个极富伸缩性的概念，它与一国的司法政策很相似。他认为，当依外国法所取得的权利与英国成文法、法律政策和主权利益相抵触时则不在英国的保护之列。即“英国不承认基于他国法律而获得的权利，如果这种承认是与英国的法律政策或英国所支持的道德原则或英国的政治制度不相容的。”
（八）英国戚希尔的理论
戚希尔从维护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角度出发，提出了新的概念——“特殊政策”，只有英国的“特殊政策”才能优先于外国法。当外国法与英国基本的道德观念和公平正义观念相抵触或者侵犯了行动自由观念或者损害了英联邦及其友好国家的利益时，则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
（九）美国辛森的理论 辛森从政府利益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法院在决定准据法时，必须考虑适用何国的法律能提高两国的利益，以及更有利于国家或国际秩序的维持。他认为必须考虑两项包容利益：（1）州际和国际之合作关系；（2）美国各州间与世界各国间之贸易活动，并特别强调第一个包容利益的影响。
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主要从法律分类的角度来确定公共秩序的概念，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习惯于列举适用公共秩序保留的场合，从而探讨公共秩序的内涵。
究竟何为违反公共秩序，主要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主观说强调的是外国法本身的可恶性和有害性，而不注重在具体案件中适用该外国法的结果是否损害了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此种说法虽然运用方便，但因外国法的恶劣性违反法院地国家的公共秩序的情况鲜有耳闻，所以各国很少采用。与主观说不同的是客观说侧重于查看个案是否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其中又有两种主张，一种是联系说，排除外国法的条件除了该法违背了公共秩序外，还要求个案与法院地国有实质联系；另一种是结果说，强调外国法的适用结果危及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结果说注重个案的实际情况，区分外国法的内容还是外国法的适用结果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既能维护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又有利于个案的公正合理解决，故为各国实践普遍采用。
总而言之，公共秩序是涉及到一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并随时代推移而变迁的笼统而含糊的概念。我们并不能苛求见解一致，虽然公共秩序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是那些国际法和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准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任意排除的。
三、公共秩序保留的立法
虽然各国立法都接受了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但是措辞千差万别，如“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原则”、“法律秩序根本原则”、“国家和法律秩序的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宪法规定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国际公共政策或善良风俗”、“公共政策”、“法律政策”，等等。英美法中多采用public policy，即公共政策。法国采用公共秩序（public ordre），德国法采用善良风俗（bonimores），日本法采用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可谓殊途同归，目的均在于限制外国法的适用来保护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一）立法方式
1.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采用此立法方式的规定一般以单边冲突规范的形式出现，只指出内国某些法律具有绝对强行性，或者是必须直接适用，从而当然排除了外国法适用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定往往通过有权机关解释之后才能在国际私法领域内适用。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23条规定：“凡因诈欺或胁迫而为的意思表示应为无效。”除了法国、德国有过这样的规定外，很少有国家采用这样的立法方式，就连法国1967年提出的有关国际私法法规的草案也摒弃了这种立法方式，而是采用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规定为“任何与国际关系中公认的公共秩序不相容的外国法，都不得在法国适用”。无独有偶，1896年《德国民法施行法》第30条规定：“外国法之适用，如违背善良风俗或德国法之目的时，则不予适用。” 2.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此立法方式具有简便易行的优点，往往在冲突规范中明确规定，外国法的适用不得违背内国的公共秩序，如有违背不得适用。同时，其缺点就是，至于何为“违背内国的公共秩序”，则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实践中的伸缩性较大，这就容易产生滥用公共秩序保留的情况。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有利于法院或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作出适当的判决，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采取了这种立法方式。
3.合并限制的立法方式。在同一法典中兼采直接限制与间接限制两种方式。这样，既有有关法律的直接适用的强行性规定，又赋予法院在立法不能预见或未能预见的情况下援用公共秩序保留条款的自由裁量权，因而更为完善，更有利于保证内国法的基本原则得以实现。
（二）立法内容
1.在采取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时，多以单边冲突规范为立法内容。例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3条第1款规定：“有关警察与公共治安的法律，对于居住在法国境内的居民均有强行力。”
2.在采取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的国家中，根据对公共秩序内涵的不同理解，有的国家以外国法内容为标准，例如，日本、波兰、土耳其等；有的则以外国法适用的结果为标准，例如，德国、泰国、希腊、埃及、奥地利、匈牙利等。
此外，有的国家只规定了外国法的排除，例如，日本、波兰、泰国、希腊、埃及等。而有的国家不仅如此，还规定了排除外国法适用之后的解决方案，例如，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阿根廷、秘鲁等。
四、公共秩序保留的司法运作及各国差异
（一）各国差异 1.英国
对于违反英国公共政策的外国法，英国法院也是拒绝适用的，只是，其作用和地位不那么重要。因为英国法院常采用识别手段将外国法视为公法性质的法律，从而以公法的严格属地性得到排除。在一些涉及人身的权利的涉外案件中，英国根据当事人在英国是否有住所来确定是否具有管辖权，一旦确定了对此案的管辖，就只适用英国法，根本用不着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了。可见，英国千方百计地避免援引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归根结底还是英国法院不太情愿宣布一个已经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法律规则违反了英国的正义和道德的基本原则，甚至认为这样做“是严重违反国际礼让的”。因此英国法官强调将公共政策保持在适当的界限之内，以免破坏整个冲突法制度的基础。2.美国
法院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适用外国法的案件，多于法院地有重要连结关系，比如，财产所在地、信托关系、契约履行地和侵权行为地、住所地以及审判地。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公共政策不仅适用于国际案件，也适用于州际案件。并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在美国冲突法中的重要性日渐衰微。3.法国
早在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就规定了公共秩序制度。法国在实践中把公共秩序当做一种例外来对待。判断外国法是否违反法国公共秩序以诉讼时的法院地为准，并且必须考虑案件与法院地的法律秩序是否有联系。公共秩序不用于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法院不承认外国公共秩序在法国的效力，除非该外国的公共秩序与法国相似。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之后代之以法国法。4.德国
在萨维尼的影响下，德国也把拒绝适用外国法视为一种例外。1896年的《德国民法施行法》规定：“外国法之适用，如违背善良风俗或德国法之目的时，则不予适用。”这一规定将否定外国法和贯彻德国法并举，综合体现了公共秩序保留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然而，法院对“德国法之目的”的理解往往不一致，因此，1986年德国修改后的民法施行法规定：“如果适用某一外国法律将导致违背德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尤其是与基本法发生冲突时，则不适用该外国的法律而适用德国的法律。” 5.日本
在援引公共秩序保留时，法院以结果说为标准，主张平等对待内外国法律，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外国法的具体妥当性以及案件与本国的关联性。
（二）注意问题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以其不确定性、灵活性和伸缩性，有利于法官根据本国的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需要，随机应变地决定是否排除经冲突规范指引的外国法。但是，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片面地强调本国利益，滥用公共秩序保留，长远来看，将会不利于一国的发展。在运用公共秩序保留时，要注意以下问题。1.必须区分国内民法上的公共秩序和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国内民法上的公共秩序并不能作为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根据。一般上，为保护个人利益的强行法，如法定婚龄、行为能力年龄等，性质上属于“国内公共秩序”；而那些既保护个人利益，又保护一国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等有关的强行法，如关于禁止赌博和走私的规定，才属于“国际公共秩序”。在实践中，必须要注意区分二者。
2.援用公共秩序保留不应与他国主权行为相抵触，并且应与外国公法的排除厘清界限。在过去，西方国家的法院常引用公共秩序保留来否认外国国有化法令的域外效力。其实，一国实行国有化是一国的主权行为，只要不违反国际法，他国就应予以尊重。《戴赛和莫里斯论冲突法》一书也认为，承认外国没收私人财产的国有化法令并不违反公共政策。但它同时还指出，如果该法令是“惩罚性”的，即该法令是针对特定的种族，或特定的外国国籍的人的财产，承认这种没收就会违反公共政策。另外，一国法院不适用，诸如刑法、行政法和税法等公法，这是因为公法具有严格的属地性，其本身并不具有域外效力。一国法院也没有直接实施外国公法的当然义务，因此，排除外国公法和用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的适用是不同的问题。
国际秩序 篇6
全球治理出现了新变化和新发展，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这是历史对中国的考验，中国应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的新模式。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近十几年来全球治理出现了新变化和新发展，有人说是不是进入了新全球化时代？我觉得倒是可以考虑。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治理的格局和形式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甚至与2008年相比都有很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些思考。我梳理后觉得有这些方面的变化：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发展与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相趋通，它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版图和格局，也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乃至国际秩序从过去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二是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越来越多地朝这个方向转变，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的变化。从美国和西方国家来看，总体上是接受这个趋势的，但还是不太适应，有一种战略焦虑感。这种焦虑感逐步在上升，相互调整适应的过程还是比较曲折反复的，所以，反映在大国关系上就是越来越复杂和紧张。
第二，与世界经济有关。之前，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是按照美国，特别是由美国所制定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等理论来指导全球经济治理。2008年到现在为止，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表明这一经济增长模式不太管用。目前，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模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以及国内治理的成功经验获得了各国的欢迎，形成了一个反差。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一缺陷突出表现在治理的碎片化或者治理跟不上经济格局的变化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增大的矛盾比较尖锐。比如我们谈到的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系实际上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唾弃，西方发达国家其实对此不太感兴趣。多哈回合也好，其他贸易谈判也好，进展非常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的推动力和支持力在主要发达国家是缺乏的。同时，我们看到取而代之的是双边的FTA，多边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安排都做得风生水起。
我认为，今后几十年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焦点就是规则争论。
规则之争，谁对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有更大的影响力、有更大的发言权？其实不是中国。中国是受益者，中国是真心实意地想维护现在的体系。当然，中国也想改变，我们讲的是完善、改进、改革，我们一直在做加法。有些国家也在做加法，但是，是全新的加法。以美国的TPP为例，TPP其实是在改写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新规则。这个新规则不是坏事，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但问题在于它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干扰。
有些国家想自己制定规则，不想让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参与和影响它们制定规则，其目的是要维护整体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格局，希望重新分配某些领域，不想让中国继续获得更大的利益。这里面有地缘政治的干扰，显然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应该平等化的基本准则。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坐下来商量如何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共同制定，不是一家来制定，也不是排挤其他国家。
第四，全球化的进程中有很多负面因素，去全球化、逆全球化以及它们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在上升，这影响了全球化进程，影响了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投资体系。
现在反对自由贸易的并不一定是政府，很多是一些国家的老百姓。因为他们对全球化不是太理解，正因为全球化的负面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有一定情绪，加上政府没有很好地适应这种情绪，使得这种情绪被不断放大。这种逆全球化的情绪，我比较担心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势头，而且在政治舞台上已经形成了力量。它会改变政治生态，而一旦政治生态被改变以后，一定会影响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进程。美国大选我们看到了，发生的现象很奇怪。英国脱欧同样如此。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政党都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席位。我们可以预料，未来十年欧洲激进政党一定会在欧洲某些国家掌握政权，这种进程如果进行下去，会对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产生影响。
中国的新使命
因此，我们要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应该怎么办，这也是历史对中国的考验。
第一，我们正在做和坚定不移要做的是要维护二战以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同时进行适当的改革，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样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的新模式。
我们要反复讲中国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捍卫者、贡献者，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破坏者、修正主义者，想另起炉灶。另外，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以WTO为代表的自由、开放、公平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并且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期间说到，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会更加开放，会坚持改革开放，会更加深入地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
第二，面对过去旧的经济治理模式不行了、经济新自由主义也不那么盛行了的情况，大家感到困惑的时候，中国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按照总书记所说的，从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提出具有中国思想的中国方案、提出中国针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方案。现在，到了中国提思想、提方案的时候，并不是只提个别秩序和个别措施，或者探讨哪个措施不对、哪个措施对，而是应该提出一套想法来。
今后全球治理应该怎么走，用什么指导思想？我们提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思想的提出，G20杭州峰会推出的把发展问题列入议程就是讲的这一点，要共同发展，一家发展不是发展，大家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所以，中国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体现在这个方面，而不仅仅是经济能够增长多少。当然，经济的发展也很重要。
第三，中国要坚持和平与发展走向。这听起来有点老套路，但却很重要。因为只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只有各国都响应和平发展的战略，我们才能避免地缘政治的狭隘考虑和偏见，才能摆脱地缘政治的一些纠缠。
现在大家都陷在很多因素里面，很难专心地考虑经济问题，地缘政治就占了很多的精力。要处理好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就要防止陷入所谓的修正主义的陷阱，要真正地维护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自由投资体系，为这个体系创造有利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因为中国从自身发展过程中已经体会到了，如果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发展，如果没有发展就没法确保和平。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就经济论经济，比如我们走到非洲国家，很多国家自然条件不错，也有一些治理人才，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因为没有发展的条件，没有政策和安全的条件。
第四，中国现在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全球治理或者说全球治理的总环境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对中国来说，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联系日益紧密，很难说中国国内政策对国际没有影响，或者国际发生了什么事对中国国内没有影响，两者已经密不可分。所以，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中国在对外战略方面要更加积极主动进取，积极地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更加积极坚定地维护联合国体系，包括WTO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要有效地利用联合国、WTO其他的专门机构，还有G20和金砖机制等有效的平台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同时，中国要主动与其他大国沟通，特别是中美之间要加强有效的沟通，这样才能为新世纪国际秩序的重塑、为全球治理不断地改善做出我们的贡献。
国际贸易法治秩序的构建探讨 篇7
1 国际贸易的法治
在历史条件与社会条件不断的变化中, 法治也被丰富了其含义与原则性, 在法治以正义、秩序、和平的权力制衡中, 其良法之治, 以及对权力和法治的公开化程序的确定性等方面, 均有符合于法治的含义与原则问题。法治的原则已成为在历史的进程中的根基, 因此, 在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进程中, 法治的秩序也成为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 也自然成为了理性的诉求结果。在国际贸易的活动中, 规定了其法治, 而国际贸易法已经成为了在全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法治部分。它的历史不仅悠久, 并且为世界经济贸易在全球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取得了尚未有的动力。在国际贸易的法治秩序中, 其本质就要为解决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因其增加成本的问题, 维护各国间的贸易安全, 实现降低资本的资源配置。而当前的国际贸易法治, 它主要包含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国际运输货物的问题、国际货物运输的保险问题以及国际货物的买卖问题等因素, 都是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贸易。例如, 在国际贸易中所制定的反垄断法, 它所指的就是在违反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和政策方面以及社会的公共利益问题, 通过协商安排签订了相关的协议, 再通过不正当的经济地位优势, 来控制和排挤其他人的正常经济运作活动, 然后在流通和生产的领域中限制和扰乱正当竞争的行为。当前, 在国际贸易的市场竞争中, 其秩序混乱的主要因素就是严重的垄断问题, 国际贸易间的不正当垄断行为, 它不仅扰乱了公平、公正的竞争方式, 同时也扰乱了国际贸易间的秩序。在国际贸易的多边法治中, 它主要包含了国内法、国际法以及公法与私法, 但是, 国际贸易的条约与惯例是最为重要的。在国际贸易的经济条约中也充分概括了其贸易买卖问题、贸易的技术问题、贸易的管理问题以及国际贸易的支付问题等等, 都在国际贸易的领域之内。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进程中, 这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创造出了一定的机会, 更加体现在外贸中间, 在国际的投资带动资本的流动, 但是, 在这同时, 也显现出了不少的缺陷, 在金融市场的开放中, 也增加了一定的隐形风险因素, 在把知识产权的资产领域进入这个市场当中, 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利益, 但给发展中的国家却形成了一种的负荷。所以, 国际贸易法治秩序的统一平等, 是适用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2 国际经济间的贸易法治秩序
法治的基石就是权利。在法治关系的内容里, 权利和义务是基本, 其法治的结构基点与核心力量就是权利。从法的本质出发, 在法治的秩序中, 权利创造出了义务, 但又牵动于义务, 限定于义务, 所以没有权利就不会产生相对的义务。所以法治的的出发点就是权利, 权利的本位就是法治, 在国际贸易中, 从法治形式特征观察, 它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义务来保护和规范权利的, 所以法的基石就是权利。在法治过程中, 只有权利才能反映其主体性, 也更能真实的反映出价值的属性。国际贸易的法治是为了维护其各国间的平等往来, 所以在法治的构建中, 在一定的条件下, 要正当合理, 享受其共同的利益, 其法治的权利能效是为了保障各国的自由贸易、自由组织以及自主决定的条件。但是, 所指的权利功能是在法治的角度阐述的, 因为它是法治的基础, 在其他的一般原则当中, 也适用于国际贸易的自由往来, 但在主体方面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在WTO的贸易往来中, 一般是各国的政府或是企业, 而政府成员则是权利的统一体, 所以, 在它们之间只能形成权利的关系。在受到国际贸易的法治制约时, 这种权利也是会受到相应的制约, 所以法治秩序的根本目的是有助于保护贸易的往来, 其主要表现在:
(1) 要加强国际贸易程序决策的透明度。在国际贸易经济制定的规则中, 这是经济全球经济化的时代要求, 在这其中国际贸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也是重要的角色。在国际贸易法治秩序的制定中, 它是由多边贸易的会谈建立的, 只有通过在全世界国家的贸易领域里同等权利的参与其中, 各国可以发表其看法, 从而才能保证法治秩序的合理有效性。
(2) 在国际贸易的法治中, 要逐步的加强完善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定以及待遇。加强对已有的待遇优惠方面的有关规定, 其实施的情况要进行检查, 把有关的条款内容精细明确化, 加强力度, 把贸易间待遇落在点上。
(3)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 要平衡的维持好各国间的利益, 提倡公平、平等。所谓公平不仅是在形式上的平等机会, 而且在全球经济化发展中, 要促进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在发展进程中, 不能抛弃发展中的国家, 在公平的分配进程之外, 所以, 对于国际贸易法治构成的作用要充分的认识, 在建立多边贸易的体制中, 首先要构建国际经济的法治秩序, 促使经济全球化的共同发展。
所以, 在国际贸易的秩序中, 其主要的追求和保障就是贸易的有序往来, 而在WTO中, 它所建立的宗旨就是在正常的法治秩序中, 以一个完整、开放、持久以及健全的多边贸易管理体系, 从而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进程。
3 国际贸易法治秩序的进程
(1) 在国际贸易法治有效规范的治理中, 国际贸易的法治秩序的规范为全球的发展治理提供了基本的规范原则。如果没有形成国际贸易法治规范则国际的贸易合作往来会产生一定的阻碍, 乃至无力的进行。所以, 在国际贸易的法治秩序构建中, 这给全世界的贸易交往提供了透明度和确定性, 在各种行为的主体之间透视出了可靠的预期, 通过国际贸易的法治从而得到了有效的引导作用。用构建的国际贸易的法治秩序提供出一个规范的领域平台, 改善其行为主体的主观认识, 从而提高了合作的态度。因此, 在国际贸易的法治秩序中, 加强规范了在国际社会领域中的责任感, 以及归属感。
(2) 在全世界的治理实践中, 它是有利于形成国际贸易法治秩序的有效规范。在国际贸易的法治形成规范中, 它是在全世界领域的各个国家中理性的选择以及互相博弈的结果中产生的, 也是在有效的运行主体接受的范围内。在伴随全世界的实践治理展开, 很多行为的主体在全世界的不同领域中经过了多次反复的运行, 从而开成了这种惯例, 同时, 在实践的惯例中也就形成了相关的国际贸易法治的秩序规范。在世界各个国家之外的其他主体方面, 都是根据自身的建议来提供对国际贸易法治秩序, 并且, 在世界的背景治理下, 在国际权威组织的强加下, 国际贸易的法律规范必将起到相关的作用。在全世界的治理过程中, 主要是通过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以确立共同认可的目标以及合作的方式, 进行管理。所以, 对于国际贸易的法治构建, 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也是在国际贸易的体制中, 达成了共赢的目标。
4 结语
总之,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国际贸易的主体系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这也促进了全球经济贸易的繁荣。而同时, 国际贸易的大体形势也趋于严峻, 更加复杂化, 所以, 国际贸易法的构建对于经济的发展, 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前, 国际贸易为了可以适应不断的形势发展, 在实现构建国际贸易法治秩序对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可以起到一定的控制与威慑作用, 发挥出法治的能效。
摘要：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下, 各国之间经济合作以及贸易往来愈来愈频繁。为了保障各国之间贸易活动可以安全地进行, 推动和深化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解决各国贸易间的冲突和矛盾, 有必要构建相应的贸易法治秩序, 以此来推动国际贸易间的有序健康发展, 本文针对国际贸易间法治秩序的构建问题做相关探讨。
关键词：国际贸易,法治秩序,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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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峰会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篇8
为期两天的G20国集团匹兹堡峰会在各国喋喋不休的争吵结束了, 然而关于世界经济领导权的争夺大戏或许永远不会落下帷幕。65年前, 在距此处不远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里, 战后亟待重建的44国代表召开了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 会上所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和所明确的一系列国际经济秩序一同构成了指导战后经济重建和发展的经济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65年后, 在昔日的世界“钢铁之都”, 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又相聚一堂, 商讨金融危机阴霾下世界经济与金融的恢复和发展问题。如果说前一次会议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美元从此成为世界货币, 美国也籍以获得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绝对发言权的话;那么, 此次会议无疑是颠覆一个不合时宜的经济秩序——即使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尚未确立——的开端。
掐指算来, 此次匹兹堡峰会正值G20组织的10岁生日, 但是这么隆重地为她庆祝生日还没几遭, G20真正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不过是从2008年伦敦金融峰会开始。自2008年11月至2009年9月, 20国集团领导人马不停蹄地聚了三次, 每次聚会都有新的议题、新的共识、新的争吵, 但是唯一没有变的是世界经济新版图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改变。
二、匹兹堡峰会成果
综观此次峰会取得四大突破性进展。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发言权提升, 会议决定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配额至少提高5%, 即从目前的43%提高至48%。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治理结构也被认为是本次会议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其次是G20组织本身常态化, 与会各国领导人均认可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G20领导人峰会有望每年定期举行, 2010年6月和11月将分别在加拿大和韩国举行, 各方期望今后峰会每年举办一次, 2011年在法国举行。再次, 加速国际金融体系监管改革, 《声明》承诺在2010年前就各方均能接受的基础上, 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 规范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最后, 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 支持经济活动, 直至经济复苏得到明显巩固, 在退出机制上, 各国虽然没有统一的时间表, 且短期内避免退出机制, 但应着手准备退出策略, 各国应根据本国情况因地制宜, 但也应注意国际协调。而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则是第一点。
相继召开的三次G20峰会成果一次比一次丰硕, 一次比一次具体, 与前两次相比本次峰会给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得到更大的体现。明显可以感觉到本次峰会中国因素等代表新兴经济体利益的成分明显增加。按照峰会的说法, G20同意增加新兴国家5%的IMF份额和3%的世界银行发言权。近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IMF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展委员会亦发表联合公报, 重申投票权公平分配和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性。并表示将在世行和IMF2010年春季会议前就投票权改革达成协议。公报再次重申将落实G20峰会上各方就投票区问题达成的共识。IMF总裁卡恩表示, 2011年完成重组后, 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将获得最大增幅。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上, 各国领导人就金融危机的起源、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经济增长等议题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并呼吁改革世界金融体系防止类似危机。今年4月份的伦敦金融峰会上最引人瞩目的则是各国共同推出的总额约1.1万亿美元的经济拯救计划, 其中5000亿美元将用来充实IMF的资金库, 其资金规模将由现在的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 以更好的帮助陷入困境的国家。此外, 与会各国领导人亦决定在两年内提供2500亿美元用于支持贸易融资, 并就国际金融改革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三、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目前, 美国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别占17.09%和16.97%, 日本占6.13%和6.02%, 欧盟占31.98%和32.38%, 其中德国占5.99%和5.88%, 英国和法国均为4.96%和4.86%, 意大利占3.25%和3.2%, 西欧小国荷兰和比利时也分别占到了2.38%、2.34%和2.12%和2.09%, 超过了印度和巴西, 以单个国家比较, 中国第六分别为3.72%和3.66%, 金砖四国合计为9.77%和9.63%, 不足10%, 远远不能代表上述四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体现的重要价值。然而, 根据卡恩的说法, 即使中国独享5%中的最大增长2%, 中国在IMF的份额仍然低于德国和日本, 与中国现在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仍不匹配。但是, 毕竟要看到IMF的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与1980年中国重返IMF时2.34%的配额和2.28%的投票权相比, 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行的情况与IMF几乎如出一辙, 根据最新的数据, 美国在世行的投票权最高, 达16.36%, 其次为日本7.85%, 再次为德国4.48%, 然后一次为英国、法国, 均为4.3%, 中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沙特、印度均为2.78%, 荷兰2.21%, 巴西2.02%, 比利时1.8%。应当看到的是投票权变化的背后是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 经济学家普遍相信, 以中国和日本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表现, 中国经济超越日本不会拖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 综合汇率因素考虑, 或许今年或许明年, 中国就有望摘下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桂冠, 日本长期霸占了20多年的亚军可谓朝不保夕。金砖四国其他三国的表现亦为抢眼, 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 美国经济乏善可陈, 欧盟亦似垂垂老矣、步履蹒跚, 日本更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机。唯有新兴经济体国家, 虽然也受到危机的影响, 但得益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很快便能使危机负面效应最小化, 率先走出泥潭, 恢复生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角色引领世界经济这节列车往前发展, 然而随着各国经济规模扩大, 这节经济列车上的乘客越来越多, 美国日益力不从心, 虽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是缺少了像中国这样的新鲜力量很难想象世界经济能仍旧呈现平稳增长态势。正是新兴市场国家日渐蓬勃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消费需求, 才带动了世界经济, 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持续增长。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否认, 这正是IMF改革的最主要动力和最根本原因。根据IMF的统计, 2008年, 中国GDP占世界全部GDP的比重为7.25%, 而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仅为3.68%, 两者的巨大反差正是改革得以进行的关键。而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更能调动发展中国际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积极性, 对于提升信心, 促进增长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
而G8的降格, 正反映了欧美国家正面面对国际经济新秩序, 承认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然而, 近年来,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 G8捉襟见肘, 自顾不暇, 正慢慢失去对全球经济的掌控力, 国际地位江河日下, 最后只能让位于G20。可以说G8成也危机, 败也危机。G20对G8的取代, 不仅显示中印等新兴经济大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更深层次地预示着金融海啸之后世界经济权利的大转移。毫不夸张的说G8到G20, 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世界开始进入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时期。可以肯定, 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帆风顺, 必定伴随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斗争和妥协, 但最终博弈的结果必然是各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劳永逸, 也不会一蹴而就, 但一定是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利益, 这也必然促进世界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
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议
(一) 倡导国际关系平等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便是公平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 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 再怎么被粉饰也掩盖不了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 表面上的平等, 再平等也难以做到操作上的平等。因此要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 必须要做到国际关系的平等, 国不分大小、强弱, 平等相处。
(二) 支持国际机构改革
当今各国经济关系千丝万缕,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 复杂的经济关系需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来协调, 抛弃现存的基本成熟和定型的国际组织, 重起炉灶成本巨大且前景难测, 但如果完全在现存的国际经济组织架构内办事, 发展中国家难以在各个组织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 既要利用现有的条件, 又要改进之, 才能扩大自身的话语权。
(三) 打破旧的不合理分工
旧的不合理的分工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积贫积弱的根源, 发达国家利用剪刀差掠夺了发展中国家大量财富, 因此要跳出受压迫的窠臼就必须打破旧的国际分工, 使各个国家在相对合理的情况下展开经济贸易合作。
(四) 强化弱国经济主权
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均取得了民族独立, 都能独立掌握国际政治权利, 但是普遍地不能掌握自身的经济主权、财富主权, 最明显的就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往往垄断了许多国家的矿藏、金融等诸多行业, 长此以往, 各国的政治主权亦不得长久。因此, 第三世界国家要重视掌握自己的经济主权, 将之提升到与政治主权相同的高度上来。
摘要：60多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了战后经济的规则, 60多年后的匹兹堡峰会可以说是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画上句号的同时开启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篇章。
关键词：G20,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赵景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与发展中国家.当代亚太, 2003, (9) .
[2]闫正.国际经济新秩序简析.法制与社会, 2009, (2) 上.
国际秩序 篇9
一、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南北冲突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 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分工依然存在。现在垂直型国际生产分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形式, 单一的传统分工开始转变为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 但是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还是处在最高层, 发展中国家则处在最低层。
第二, 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治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此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小, 而且也有所降低。世界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不断发展和扩大,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 而初级产品贸易虽也有所扩大, 但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则有所下降。从总体上来看, 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在全球发达国家十大进出口国中, 服务贸易占到了全球的一半以上。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着发达国家。另外发展中国家仍深受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尽管为了提高出口的收入, 发展中国家努力提高原料加工的能力, 但还是遭到发达国家非关税壁垒的阻碍。发达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名目很多, 涉及到进口限制、海关手续、卫生安全技术质量标准和特定的包装装潢条例等, 总数达1000多种。区域经济集团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受挫。发达国家区域内贸易比重增大, 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
第三, 不平等的国际金融治理体制。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财政拮据, 资金也严重短缺, 没有办法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积累起必要的资金。要发展经济仅仅从有限的出口中得到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吸引到外资和接受援助外,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国际金融市场借款。但是国际金融市场几乎完全操纵在发达国家及其金融集团手上, 它们企图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出资金, 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及进程, 并且获取巨额得利润和利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 主要是通过私人直接投资、私人商业银行贷款及官方发展援助等几种主要的形式。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由于发达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 以应对国内的通货膨胀, 官方发展援助在资金转移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才使得条件苛刻的私人商业性贷款的比重提高。私人商业性贷款由于偿还期短和利率很高, 极大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还本付息负担, 使它们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当中去了。发展中国家为了借新债来弥补国际收支的逆差, 被迫接受债权者的种种严苛条件, 甚至被迫要调整本国的财政经济政策。与此同时,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又处于无权、少权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金融治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机构, 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国际资金的流向。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比重很小, 在按份额比例确定投票权大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世界银行里面, 发展中国家也处于类似的处境。
二、南北双方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共识
第一,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前提与共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南北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从现实主义原则出发, 发达国家渐渐认识到调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南北双方就在承认相互依存的历史前提以及必须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取得了共识, 并且有了一些具体的行动措施。
首先, 为共同阻止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 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1985年秋, 美国提出了由其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起草的“美国关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计划”。该计划强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B) 为中心, 进行国际机构和民间银行协商融资;发达国家应积极购买发展中国家产品, 确保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动, 发展中国家和负债国也应相应调整有关经济、金融政策, 扩大经济自由化程度。1987年底, 美国又提出以债券交换债务为主要内容的计划。1989年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提出了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布雷迪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相应增加了发展援助基金, 等等。这些具体措施反映了发达国家在调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上有一定的愿望, 并做出了有限的变革。
其次, 在国际贸易治理领域内对维持初级产品价格和减少贸易壁垒作了一定的努力。1975年, 欧洲共同体 (EC) 9国与非洲、加勒比地区和亚太地区共46国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了有名的《洛美协定》。《协定》包括保护非、加、亚太地区初级产品价格, 欧共体对这些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等内容。至1989年, 洛美协定已签订了四个。1976年5月, 联合国第四届贸发会议通过了商品综合方案决议, 建立了国际存储共同基金, 用以改善初级产品市场, 承诺稳定商品价格和各国进出口贸易中某些商品的数量。
尽管南北双方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存在一定的共识, 但分歧更为明显。所以, 要从根本上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 将危害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 而发展中国家则理所当然地希望建立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二, 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是确保对本国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二是改革国际贸易治理制度。改革国际贸易条件, 提高并规定初级产品的合理价格, 建立共同基金, 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初级产品建立一定的国际储备, 以调整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发达国家应扩大“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范围, 取消不合理的贸易壁垒, 实行公平的技术转让。三是改革国际金融治理体制。国际金融机构增加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和信贷范围, 扩大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投票权, 减少大国对它的操纵。四是增加发展援助和减轻债务负担。五是改革国际经济机构, 实现各国经济均衡发展。
第三, 发达国家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美国力图保持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从整体上维持旧的经济秩序的意图并未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的分歧是相当严重的, 这大大阻碍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面对发达国家的强硬立场, 发展中国家开始务实地提出新的改革方针。1989年, “七十七国集团”主张南北问题全球谈判应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讨论紧迫问题, 第二阶段解决国际经济结构问题, 但这一方案并未得到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还得做艰辛的努力。
三、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所作的努力
第一, 争取和推动南北对话。南北对话从开始至今, 经历了一个复杂艰难的历程, 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1954年, 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著名的“万隆会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开始形成。1961年9月, 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初步涉及到反对旧秩序的问题。1964年3月, 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召开, 拉开了南北谈判的序幕。发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成立了“七十七国集团”。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首脑会议1964年10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 这次会议通过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 要求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公正的经济秩序, 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1974年, 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由“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及《行动纲领》文献, 1974年, 第29届联大又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20世纪90年代, 随着亚洲和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和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程度的加深, 南北对话有了新的进展。主要体现为1996年首届亚欧会议和1998年第二届亚欧会议的召开以及1999年欧拉会议的举行等。在区域经济联盟上, 表现为1993年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1989年成立的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
第二, 实行南南合作, 建立区域经济联盟。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在集体自力更生基础上, 以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 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国际合作。它与南北对话共同构成南北关系的主要内容。南南合作加强了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的总体力量, 增进了团结, 开拓了市场, 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也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 对于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20世纪80年代, 由于南北对话陷入僵局, 南南合作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南南合作国际会议是新德里磋商。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 44个南方国家聚集一堂, 召开了南南会议。来自中国的代表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南南合作的五项原则, 强调南南合作应该朝着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加强集体自力更生的方向来努力, 并且按照平等互利、互相照顾的原则来进行, 加强团结和加强对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 推动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到了20世纪90年代, 南南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形式和成果就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迅猛发展。
现在, 发展中国家大都参加了南南合作与区域经济集团化运动, 南方国家谋求集体自力更生的目标不会改变,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之下, 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联合获得了新的力量, 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上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第三, 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历次斗争。20世纪50-60年代, 发展中国家通过亚非会议, 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奠定了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力量基础。20世纪70年代, 发展中国家掀起了维护经济主权和本国资源, 反对霸权的斗争高潮, 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首先是维护石油权益;其次是反对海洋霸权;再次是保护原料资源。
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和希望
第一,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影响当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南北力量对比很悬殊。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由仍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 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才能越过重重困难从而取得胜利;二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分歧很大。发展中国家在日益分化;发展中国家内部民族、领土、宗教矛盾有加剧的趋势。
第二, 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希望。我们看到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南方国家发展的要素, 但是也并不能说明南方国家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道路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我们可以从国内环境、国际环境这两方面来看, 发展中国家都有突破困境的希望。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很迅速;二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并推进南北方面的合作。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仅加深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而且也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本、商品流通和金融等各个方面。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扩大资本利润范围的本质, 但在客观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合作的历史机遇。南方国家在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中, 能够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 并在由电子技术传递信息的地球村时代, 能通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改变北方国家轻视无视南方国家的错误态度。政治多极化趋势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 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发展, 这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都知道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 广大发展中国家才能集中精力, 做出长远的经济发展规划, 将有限的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投入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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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国际秩序 篇10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人民币,国际化
一、序言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随着发展中国家多年来的努力, 以及全世界期盼和平发展的正义力量的大力支持, 使得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上取得了非常显着的成绩, 尤其是以发展中国家中国, 日益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美国金融危机凸显了“美元独大”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弊端, 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增强, 为人民币迈向国际化征途提供了可能性。但是,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尚处于初始阶段。在努力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征途中, 人民币汇率必须保持稳定性, 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平稳发展, 也符合广大投资和贸易主体的利益。作为新兴经济大国, 中国在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 面临新的复杂局面, 同时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二、人民币国际化是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关键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 “经济不平衡”这一观点成为了西方经济学舆论中的主旋律, 尤其是人民币迈向国际化对美元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刻的变革。
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一开始, 就有人说这是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因储蓄和消费不平衡所导致的金融危机。然而当危机结束的时候, 又有人站出来说导致这次危机发生的不是消费与储蓄的不均衡而是债权国所持的现金与债务国不均等, 并认为因为亚洲国家接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 所以能够阻止现金流回到债务国, 因此能够大量储存硬通货以防万一。通过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那就是从长远角度来说, 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依靠别人的钱来管理自己的财富, 如果这个国家对国际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已经有很多西方著名的经济学者们开始意识到, 要想解决国际金融结构不平衡的问题, 关键是要让人民币开始国际化的道路。因为只有实行人民币国际化, 才能够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元货币结构去真实反映国际经济力量的分布, 并取代已经跟不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美元货币体系。
虽然西方学者的理论有一定的道理, 但没有一个西方经济理论可以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现在的经济现实。因为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和政府管理同市场经济之间的能动关系、内在的政治稳定、精英选拔的体系、劳动力的充沛、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强调教育的传统、文化的凝聚力、重视和谐的社会底蕴等,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所产生的动能, 远远超出了欧美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
如今, 2012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让人民币为国际货币充当后盾。因为人民币有统一的政治实体、金融体系、货币方针、财政政策、资本市场, 甚至统一的军事力量做其后盾。仅从这些条件来说, 人民币比世界上任何一种货币都更具有优势。
任何一种货币在成为国际货币之前, 都需要经过一场斗争。这需要该货币自己去努力实现而不是等到被别人认定之后再开始努力, 否则, 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用人民币发放债务和进行贸易结算都是很好的开端。尽管起步会是很艰难, 但万事起头难, 但是人民币的确有它代表的经济实力, 那么, 只要坚持就会有逐步扭转局势的可能性。人民币只有成为国际货币, 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水平才能不被以美国及美元所代表的金融霸权秩序约束。
有人会说, 如果人民币没有自由交易的市场, 那么人民币就不可能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在国内应当至少有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掉期合约, 这样, 起码可以在不转换所有权的情况下调剂使用外币的需要, 解决黑市换币的问题。不过, 要考虑国际市场的现实情况, 如果没有必要使用或者交换人民币, 那么这样的市场, 如果有也知识用来投机的。
中国因贸易顺差取得大量外汇储备, 但是这是通过廉价劳动力所艰难换来的顺差。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出口原材料去积累外汇储备, 那么, 随着原材料的不断减少, 出口条件不断变差, 那么顺差的优势也就会逐步减弱直到完全消失。然而中国一直在为出口商品而改善条件, 如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积累管理经验、增强商业运作水平以及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这一切都在为改善出口条件而努力。
三、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产生的影响及意义
第一, 为我们的外贸企业规避风险。以当前国际贸易来说, 主要都是拿美元来结算, 美元结算完了以后有一个换汇, 强制性换汇, 换成人民币, 这其中有一个汇率的变动, 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很大的情况下, 为了防范汇率的波动, 所以我们采用人民币的直接结算。从这个短期措施来看, 主要是为我国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第二, 利用美、欧、日这三大世界货币走入低谷的情势, 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结算的范畴, 改变中国“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尴尬。
第三, 降低当前海外外汇储备的风险, 适当减少外汇储备的规模, 规避捆绑美元所致的损失, 为人民币摆脱依附美元, 并使其成为完全可流通和国际储备货币。
第四, 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 中国资本的国际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是立基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以后, 中国的金融体系才能国际化。从这个视角来说, 人民币国际化是先头部队, 金融市场国际化是后援部队, 这两个全面完成了,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就真正崛起了。同时也可以提振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地位和发言权。
第五, 能够以发行纸币的方式换取人民币持有者的资源, 增加铸币税收入。
四、结语
在可预见的将来, 中国仍会本着渐进性、可控性、主动性的原则, 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推动人民币在更大范围实现跨境结算, 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性货币。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中, 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上升有助于完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以国际金融新秩序为前提。无庸置疑, 人民币迈向国际化这条道路已经正式起动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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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长江.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道路.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杨素芳.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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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贾辉艳.离岸人民币市场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 (1)
现有的国际秩序到底来自何处 篇11
战后秩序的多重结构
最早在1942年，罗斯福就在筹划对战后秩序的设计。二战后期，从德黑兰会议一直到雅尔塔会议这几次重大会议，形成了战后秩序的框架。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完成了从理念到制度的跨越。罗斯福对战后秩序的设计有几个出发点：第一要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有名无实、不起作用的教训；第二是防止战败国像一战后的德国那样东山再起；第三是巩固和扩大根据《大西洋宪章》形成的美英联盟；第四是限制苏联的扩张行为。这四个目标到冷战初期就只剩下一个——遏制苏联，而前三个都归零了。当时罗斯福的设计就是五个战胜国管住三个战败国，但是后来罗斯福自己也改变了说法：一个警长（美国）、三个警察（英法中），管住一个强盗（苏联）。有人认为，如果罗斯福活着，就不会发生冷战。但是罗斯福已经表明了要管住苏联的意愿。可见，罗斯福最初的设计和他最后确定的战后秩序，其核心目标是有变化的。
战后的实际情况是，罗斯福设计的战后秩序并没有实现，而是变成了冷战秩序。这个变化的过程只有18个月：从1945年5月德国投降到1946年11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冷战格局初步形成，原来设想的战后安排就完全改变了。杜鲁门沿用了罗斯福的一些思想，但是并不完整。
时至今日，有人认为，目前中美之间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像当年的美苏关系那样很快变成冷战。我认为历史不会重复，但是这个例子有其逻辑力量，即盟国有可能迅速变为敌人。这是一个历史教训。
当时有些突发事件推动了盟国秩序向冷战秩序的转变。希腊内战和第一次柏林危机等一系列事件都是在这一年半时间里出现的。说到底，这是因为美苏两家早就不想合作了。乔治·凯南的电报也好，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也好，只是把早就准备好的东西在此时拿出来而已。当时美苏两家刚刚经过二战洗礼的战争机器还非常完整地保存着，而且双方划分的界线非常清楚，越过这条分界线，那就是战争。它们进行的战争准备是很充分的。这些都与现在的中美关系不一样。现在中美都希望合作、避免对抗，进行战争准备的程度很低，双方也没有划定楚河汉界。历史背景完全不一样，中美关系重走当年美苏老路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不管怎样，战时的联盟变成了两个集团、两个体系、两个市场，这就是战后的秩序。所以，这个战后秩序完全不是罗斯福当初所设计的那样，他所设想的五个战胜国控制三个战败国的秩序根本就没有出现，一个警长三个警察管一个强盗的秩序也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两个集团对立的秩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战后秩序”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冷战秩序。如果事实如此，所谓“维护战后秩序”这句话就不符合事实。应当说“维护二战胜利果实”，这个“果实”被冷战所扭曲，维护难度至今仍很大。
战后出现的冷战秩序，在其结束前已经发生了三个重大的质的变化。一是出现民族解放运动，形成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这个群体，这一支力量在冷战秩序初期还不存在，但到上世纪70-80年代已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二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从中苏分裂到中苏对抗，到中苏冷战，再到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三是在西方世界中出现了两个经济强国——德国和日本，由此产生欧洲一体化进程，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在西方世界中一家独大的秩序有所变化。在苏联解体前，冷战秩序已经改变，已经不是两大集团秩序了。一般认为，冷战秩序是在1989-1991年苏东剧变以后终结的，这个结论有待再讨论。冷战秩序终结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1972年中美缓和后冷战秩序就开始走向终结了。因此，冷战秩序终结是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终于2001年9.11事件的历时30年的过程。
冷战的多重遗产
但是，冷战真的终结了吗？其实冷战留下了巨大遗产，至今影响着国际秩序，成为当前世界秩序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一个遗产是原苏联集团的碎片化。在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解体、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都与此有关。在独联体内部一些国家，发生再分裂和再冲突，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危机。在整个独联体范围内，包括俄罗斯内部，这种碎片化仍在延伸，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领土分割和经济利益纠纷。原来是一个政治经济体，现在变成几十个国家，利益分割非常复杂，需要很长时间。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是促使前苏联集团碎片化的主要外力。这些问题在短期内、甚至可能30年至50年内都看不到解决的结果。冷战秩序的这一大块遗产会持续很长时间，影响未来国际秩序很长时间。它不会产生新的冷战，但会产生很多碎片化的小冷战。世界并未重新陷入冷战，却存在冷战的碎片化。在新的国际秩序里，怎样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困难。
第二个遗产是中东的失序。中东失序成为冷战遗产中第二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中东的原亲苏政权全面崩溃造成了这种失序，而美国发动的三场局部战争又加重了这种失序。中东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无法形成新的秩序建设力量。如果再把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放进去，中东失序就是整个世界失序的缩影。如果问当代国际秩序中哪里最没有秩序，答案就是中东地区。世界范围的冷战刚刚结束，美国总统老布什就要从中东地区开始建立世界新秩序，这是美国进行海湾战争的目的之一，结果这里成了最没有秩序的地区。
第三个遗产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体系转型。冷战结束，华约解散，美国的盟国体系失去了目标，北约原来的一整套结构和同盟体系都失灵了。冷战后北约不断东扩，但东扩使它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个转型难以实现。美国希望北约实现全球化，这是北约要实现的第二个转型，但这导致欧洲国家的反对，它们不愿承担北约全球化的责任。亚洲盟国的北约化，是第三个转型，是否实现也难以预料。最后就是北约转化为反恐联盟或是志愿者联盟，甚至更进一步要变成价值观联盟或民主联盟，这就更意识形态化了，也更做不到。北约是个冷战遗产，它面临的很多挑战根本无法解决。
第四个遗产就是所谓“颜色革命”。“颜色革命”不是革命，西方阵营支持和发动这个“革命”，表面上是意识形态需要，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的战略需要。直到现在，这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仍在西方战略争夺的范围内。“颜色革命”的动力还来自当地政权的治理秩序崩溃。网络信息手段的普遍增强，使这些国家的结构解体速度大大快于常识性的预判，产生“雪崩式”的骨牌效应。不管怎么样，它是冷战延续下来的。如果追溯到当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确有其相似之处。
上述这些都是冷战遗产带给国际秩序的巨大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在今后将会长期存在。实际上，冷战还有很多局部的存在。朝鲜半岛的冷战还存在，而近期古巴和美国关系的变化是冷战的又一次缓和。伊朗情况也是冷战的遗存，现在也在发生变化。局部存在的冷战残余正在发生变化，还会产生新的小冷战。冷战秩序并没有真正终结，它只是在大格局上发生变化，它产生的后果是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国际秩序的新因素正在生长
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有几个重要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大国权力的全球转移加快进行，这是冷战时期所没有的现象。冷战展现出的表面现象是西方全胜，那么，西方应该掌握全部权力、全部利益、全部优势，这本应是冷战在理论上的结果。但实际上，从冷战结束到现在，西方的权力却在下降、在向外转移，主要向新兴大国转移，这是各方都没有预料到的。
其次是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出现，这也是冷战秩序中基本上没有的，如气候、反恐、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毒品等，还有网络、太空、深海等公域的治理。
第三是联合国体系的改革。早在冷战时期就提出了改革，但没有被列入议程。现在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联合国体系改革的问题，包括安理会改革、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等功能的改革等。能否把联合国体系改革与全球治理结合起来，是联合国未来出路的所在。如果不能结合起来，联合国就将名存实亡。如果能够结合，它就可能复兴。但是这种结合难度极大。
第四是全球经济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地位下降，欧盟几乎要解体或部分解体。20国集团（G20）和金砖国家这些冷战中根本没有的全球治理主体得以产生，而且会发展下去。美国试图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这些新的全球规则，中国也在提出和建立一些新的体系。这种全球经济秩序是冷战秩序中完全没有的新发展。
最后是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超出了国家的作用。还有“准国家”的问题，有正面的准国家行为，还有负面的如伊斯兰国这样的准国家体。还有网络问题，也是超越国家的。这都是国际秩序中从来没有过的问题。如果加起来加上前面冷战秩序和新的秩序当中的很多生长点，不管正面还是负面，我们维护什么秩序、改革什么秩序、构建什么秩序，都是很难解决、但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充分地观察国际秩序的整体走向。中国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促进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创新：一，维护战后政治秩序，回到罗斯福设计的战后秩序框架，特别是要维护和完善联合国体系。二，改革国际安全秩序，不能由美国军事力量来单边解决国际安全争端，改变一家独大、任意动武的局面。三，重构国际经济秩序。这个条件正在逐渐成熟。联合国改革与其以安理会为主，不如以改革联合国的经济机构为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应与G20、金砖国家等结合，形成全球经济（治理）理事会。
国际秩序 篇12
任何金融体系的改变都是慢慢发生的。不存在外界说的“崩溃”或者“颠覆”。正如林毅夫在《世界金融新秩序》中所言, 从“复本位”“金本位”“金本位解体”“金本位重建”, 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再从布雷顿森林的黄叶飘散, 到“石油美元”的黯然落寞, 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渐进的演变之中。每次演变, 都反映了市场 (主要是贸易、投资及其随之而行的资本流动) 和政治环境条件的双重演变。或者说, 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是国家间政治权力的博弈和重建国家间财富分配格局的过程, 是大国之间博弈的一种规则。尽管“与19世纪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相比, ‘二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组织结构、运行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运行结果尽管保证了一定时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但最终维护的是美元霸权”。一如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所言, 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 通过建立并操控诸如十国集团黄金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种国际会议, 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调整和改造, 以巩固自己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纵使霸权地位正历史性地“衰落”, 美国也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 或许布雷顿森林依旧葱郁, 不过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世界货币金融秩序向来是内生于历史的, 适应历史变化, 树立并秉持强烈而清晰的前瞻意识, 以及广阔的国际视野, 是正确认知并有效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改进创新的前提。世界经济大萧条不但埋葬了一切与黄金挂钩的梦想, 还敲响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丧钟。目前, 以美元为核心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弊端重生, 造成了世界经济周期性失衡和金融危机频发, 旧的体系正在瓦解, 新的体系在逐渐探索建立之中。“我相信, 在2020年之后, 全球金融体系将需要重新启动并进入一种新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黄金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而美元则将失去作为惟一储备货币的地位, 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则会变得更加强大。”一如欧洲知名金融家米卫凌 (Willem Middelkoop) 在《大洗牌:全球金融秩序最后角力》一书中所言, 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下, 中国不但是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规则制定者和协调者, 还是国际新金融体系变革中的重要塑造者。从历史经验来看,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就像一架环环相扣的精巧机器, 一旦某个器件“磨损”, 整个机器就将分崩离析。所以, 无论怎么强调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都毫不过分。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 到“石油美元”体系, 新兴经济体都只是规则的接受者。“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在管理机构方面做了一些调整, 但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 仍旧是不够的......” (阿卜杜拉赫曼·A·哈米迪) 。或者说, 不要指望美国会主动稀释在世行的投票份额, 更不要指望有朝一日新兴经济体会在这个组织中实现与美国平起, 惟一且可行的路径便是打造新开发金融体系。如果这个体系能够兼具国际普适性, 则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标杆。中国主导创立的“金砖银行”和“亚投行”不仅对国际金融领域有着显著的意义, 还在金融领域之外有着深远的影响。或者说, “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正是打破旧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有益尝试。一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言, 倡建“金砖银行”和“亚投行”“不存在打破现有秩序的问题”, “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 中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建立一个更加高效和有弹性的国际货币制度, 核心是确保货币汇率和资本流动稳定有序, 重点是调和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这既是打造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必然, 也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会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20国集团会议的核心主题 (或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