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的网络秩序（精选5篇）
缺失的网络秩序 篇1
摘要：诚信作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内容, 既是传统商业道德的基本准则, 更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运作的重要规范。现代商业运作中诚信的缺失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商业诚信的重建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分析中小企业商业道德缺失的根源, 思考商业诚信和道德的重建问题。
关键词：中小企业,商业诚信,探讨
1 中小企业商业伦理缺失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的30年, 随着计划经济的打破, 大量私营企业迅速地发展起来。截止2009年底, 中国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超过400万家 (香港、台湾不包括在内) , 个体工商户口4242万家, 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6%, 其中95%的中小企业是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5%, 出口创汇占68.3%, 上缴税收占48.2%, 占社会销售额58.9%, 解决了75%城镇就业机会。同时, 由于中小企业具有反应快速、机制灵活的优势, 在技术进步和机制创新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66%的专利由中小企业发明, 74%以上的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 80%以上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开发的, 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小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商品流通的同时, 也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 那就是屡禁不止的假货, 从假烟、假酒、假鞋, 乃至日常生活使用的卫生纸、香皂都有冒牌货, 买到假的东西小则让人用得很闹心, 严重的使用后会导致损伤人的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于是大家买东西都认大厂生产的商品, 要去大超市买东西, 觉得社区的小超市不可靠, 买什么都要提防买到假货。企业的商业诚信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商业诚信降到了冰点。商业伦理问题已经触及到了我们的道德底线[1]。
市场经济中, 企业发展目的是追求最大化的利润。但企业在追求利润和回报的同时, 更应意识到自己同样是社会的细胞, 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是企业的生长环境,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源, 企业依赖社会, 同样要回报社会, 理应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但近几年来, 不唯三聚氰胺事件, 食品安全成为影响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诸如苏丹红、毛发酱油、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福寿螺、红心鸭蛋、多宝鱼等问题层出不穷, 而且也不单是食品行业出了问题, 这些都折射出对企业商业道德的担忧。制造问题的这些企业没有起码的道德良知约束, 只追求经济利益, 不讲社会责任而见利忘义, 不顾产品质量和老百姓的健康。这些问题都是企业道德沦丧的体现。难道真的是“吃不死人、用不死人”就是我们企业制造产品的最高标准吗?“三聚氰胺”这一原本陌生的化学名词如魔魇般引发了奶制品生产企业灭顶反应。这一有机化合物在损害我们生命、重创某些企业品牌的同时, 也深刻提醒我们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肌体内急需道德“造血”。
2 中小企业商业诚信缺失的根源
2.1 从文化根源来探讨中小企业诚信缺失的根源[6]
2.1.1 商业信用的标准
欧美等西方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 包括信用的基础也是与基督教有关。在欧洲, 朋友是朋友, 商业是商业。朋友信用, 商业信用, 陌生人的信用都是一样的地位。但是在中国, 先做朋友, 后做生意, 朋友信用比公司信用更有效, 公司信用又比陌生人信用好, 就是因为中国人远近亲疏的传统文化。凡事讲人情, 因此营造了中国千年的酒文化, 很多企业的生意都是在酒桌上促成的, 靠送礼和拉关系做成的, 而不是靠商业规律和产品的物美价廉。
2.1.2 企业家的素质
欧洲文化中企业领导人由于有基督教作为人生追求的终级信仰, 才能把企业带到更高的境界, 才能让世界级的企业持续发展。把做企业作为一种社会使命, 当企业做大时, 往往会想着如何回报社会。把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具有这样胸怀的企业往往就会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中国的企业家没有信仰, 尤其是民营企业处于一个没有文化真空和缺乏崇拜对象的发展阶段, 也没有可以依托的地方, 当企业做起来以后就容易自我膨胀, 对于企业的发展, 往往难以顺应客观规律, 而是走到极端。一旦挫折, 也容易压力过大, 一切全靠自己, 没有依托和放下的地方, 容易精神压抑, 时间久了往往就容易疲倦孤独, 这样就会影响到企业的生命周期延续, 短期行为的存在往往又会造成企业杀鸡取卵。
2.1.3 法制和道德的补充关系
在欧美信仰为法律制度的尊严提供了保证, 使得法制法规的执行成本大大减少的同时, 还维持了全民较高的道德水平, 道德和法律法规相互补充, 使得社会平稳和谐。但是中国因为缺乏自我约束和敬畏之心, 也就没有对于法制规则的尊重, 意识淡薄。法制的无力和道德的混乱, 使得社会秩序管理难度很大, 在执法中资源效率不高。凡事讲关系和亲疏, 在单位讲派系, 法制建设不是很健全, 徇私枉法影响着司法的公正性, 当看到媒体报道某一高管或企业高管腐败落马被“双规”, 人们潜意识里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的后台不硬, 这是国情的悲哀。
2.2 从制度层面来理解商业道德缺失的原因
2.2.1 商业社会价值没有得到体现
企业商业流通中一方面是通过市场获得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又通过满足人们的需求提供社会价值, 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利他”是为了更好地曲线“利己”。但这种意识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2.2.2 政府监管和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是导致商业缺乏诚信的重要原因
体制的不完善加上商业社会价值的观念不到位, 使得商业在我们的社会中缺乏应有的独立生存发展的地位和空间, 其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各级管理部门。这为权力寻租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有了权力作为保护伞, 有些不法商人就敢大肆欺诈消费者, 进行各种不诚信的交易。比较常见的就是以减少必要成本来增加自己的利润。而一般这样做是有道德和法律风险的, 但由于社会道德监督能力的失效和权力的保护, 使得这种风险大大降低,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商业诚信危机[2]。
2.2.3 教育的缺位是导致商业诚信缺乏的直接原因
传统教育在方式上不适应现代商业的发展。传统教育比较重视规范的应试教育, 缺乏以培养创造性为核心的素质教育, 更缺乏现代商业经营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这使得一部分即使受过比较高的教育的人进入市场后, 也不可能按照书本上规范化的手段进行市场操作,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有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参与竞争, 也加剧了商业领域的诚信危机。
2.3 从中小企业自身来看商业道德缺失的根源
2.3.1 中小企业管理水平和生产制造工艺能力低下
中小企业实力不强, 资金有限, 造成了引进的人才素质相对较低, 造成了管理水平低下, 管理流程难以固化。同时由于中小企业的生产设备通常都很简陋, 并且没有实现规模化生产, 同时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占有率是不能确定的, 造成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普遍都不是很乐观, 中小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容易出现质量问题。
2.3.2 中小企业处于弱势地位, 饮鸩止渴是无奈的选择
首先是中小企业自身实力太弱, 而市场的竞争又很强, 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其实就是政府的分支, 有先天的占有垄断资源的优势, 拥有很多的扶持和优惠政策,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中小企业却境遇相反, 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政府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从来都是保大放小, 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 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中小企业。同时中小企业大多从事完全竞争行业, 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有时为了生存下去, 能赚一笔是一笔, 短期行为在所难免, 越过道德底线有时也是形势所逼。
3 商业伦理道德秩序建立的解决之道的讨论
我国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同仁堂, 经年不衰, 与其长期秉持“炮制虽烦, 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 必不敢减物力”的理念有很大关系, 都佐证了“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这一道理。义利合一的道理最早是由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不是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善心才让我们有了心仪的晚餐, 他们考虑的都是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必须明白, 不是他们的人道主义, 而是他们的自利, 让我们有了心仪的晚餐。”这里的“自身的利益”、“自利”, 指的是通过诚实和辛勤的劳动, 满足客户的需求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就是开明的自利。这种“自利”的最好阐述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双赢的概念[4]。
但是商业伦理道德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还需要法律约束、制度规范、宣传教育、社会监督等多管齐下。涉及开展专项整治、打击商业欺诈、保护知识产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开展宣传教育和社会监督等方面[7]。
3.1 加强法制建设和政府监管执行力度
目前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 政府的法制建设, 乃至政府的监管力度明显滞后, 存在很多漏洞, 经常让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和打擦边球。今后新的经济条件下, 政府法制建设和监管能力的提高, 是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3]
3.2 开展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通过商会、协会推动企业的信用实践是当前推动信用建设的有效途径, 同时包括银行系统、政府监管系统等方面都应该建立黑名单制度, 对缺乏诚信的个人和机构除了承担经济惩罚和刑事民事责任外, 还应排斥在行业外, 而目前的情况是即使被政府监管部门公示过的不合格产品, 过一段时间, 同样的商品又在市面上流通。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建立商业诚信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以让商业不诚信的企业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从而推动良好秩序的建立。
3.3 开展诚信教育和宣传
讲诚信和讲伦理道德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美德, 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是当代民族虚无主义泛滥的社会背景下的当务之急, 除了学校要加大对学生的诚信教育, 同时在社会也要积极地对商业诚信进行宣传, 使之成为一种社会的主旋律。
3.4 社会监督和公众舆论的作用的放大
目前对商业质量的社会监督主要是工商部门的315热线, 曾经出现了一个打假英雄王海, 但明显不够。首先是手续繁琐, 很多人觉得麻烦后就能忍就忍了。但社会监督和公众舆论的作用是无限大的, 政府监管和行业监管有应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使消费者的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 并且在保证消费者利益的同时, 保证整个社会商业道德体系健康和良好的秩序。
商业诚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企业及每一个有良知公民的共同努力。作为未来的创业者和企业工作者, 请守住你的道德底线, 做一个有良知的企业人和社会人。社会呼唤诚信, 只有遵守企业道德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大浪淘沙、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1]http://www.baby169.net/space.php?uid=26021&do=blog&id=60280.
[2]孙红红等.商业诚信与法制环境[J].技术职业, 2006, (6) .
[3]蒋亮智等.略谈法制建设与商业诚信建设的关系[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2005, (6) .
[4]周立功.信价更高——商业诚信价值论[J].上海企业, 2003, (4) .
[5] (美) 多娜.肯尼迪-格兰斯著, 曾嵘, 姜君懿译.企业诚信管理工具与案例[M].
[6]郭红, 吴晓林.浅议我国商业诚信文化建设[J].商场现代化, 2007, (10) .
[7]汪振和.商业诚信体系建设初探[J].江苏商论, 2007, (8) .
[8]杨小红.儒商文化与商业诚信[J].商场现代化, 2008, (3) .
缺失的网络秩序 篇2
一项心理学研究表明，网络成瘾者与正常群体相比，表现出注意能力缺失，记忆能力下降，从而导致他们生活、学业、工作、人际交往能力下降，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全国心理学博士生学术论坛上，来自中山大学心理系和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的陈晓曦、陈彩琦、金志成以《网络成瘾者的特征捆绑机制》一文，论述了上述观点，
他们认为，心理学阐述的捆绑能力涉及注意的内在品质，正确的捆绑有利于人们对外界事物形成准确的、一致的认知，它更是思维能力，如问题解决、推理、决策等能够高速有效进行的前提。但是他们的实验表明，网络成瘾者的捆绑机制受到了明显损害，捆绑能力明显缺失，这使他们的注意力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群，使他们注意力不集中、不持久，并在记忆水平上表现出记忆机制的损害。他们认为，因为捆绑能力的损害，使得网络成瘾者即使做出足够的意识努力，但仍会在人际交往能力、安排有规律的日常生活能力，以及在学业和工作上能力下降。
网络传播中的秩序、谣言与治理 篇3
思考网络传播秩序的框架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传播秩序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并成为评估社会稳定风险的一个指标。目前来看，尽管政府对治理网络传播秩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但对包括微博在内的新媒体形式的监管仍显力不从心。这主要是因为微博用户众多，并持续增加，通过运营商一类的外界力量不能保证秩序从内而外形成。
当我们谈论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的时候，往往只关注讨论治理的框架和方式，容易忽视信息的总量。这好比当我们讨论规范交通道路秩序的时候，无法忽视公路上运行着的交通工具的数量，因为数量的增加很可能造成拥堵，在无法及时得到解决的时候便会进一步扩散和恶化。实际影响交通状况的有一些重要的内生和外生变量。首先，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在物理上被区隔在不同的道路上，对于过马路的行人还有专门的斑马线与交通灯保障其安全；其次，全部机动车司机都要经过学习和训练，掌握交通法规，这确保了最基本的道路规范和共识；再次，政府可以采取发牌、拍卖、限购等措施，控制交通流量；第四，交通部门还可以和电信部门合作，通过追踪定位车辆及时疏导拥堵；最后，政府还会采取专项行动，整治某些带有安全隐患的交通工具，例如电动摩托车。上述变量中，当其中一个或几个因技术、政策或经济原因而发生改变的时候，治理交通的思路就要发生改变。例如，当对私家车的需求不断高涨时，很难预期现有交通状况会立即发生实质变化、容纳新的需求，可行的方案要么是投资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把蛋糕做大），要么是通过价格等杠杆疏导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重新分配蛋糕）。
治理网络信息传播秩序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思路来分析。政府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治理互联网内容的框架和协调机制，并正在逐渐和既有的媒体管理机制相互衔接照应。但这样静态的治理框架很难对不断扩展的动态网络信息内容进行实时关注和追踪。互联网的特点有别于上述提到的交通运输系统：（1）各种信息形态和服务模式都通过数据传输提供，各种媒介之间早就开始打破限制并相互融合，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除了广电系统还在牢牢控制着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的内容集成之外，各种信息都可以被自由转载，使ICP（网络内容服务商）牌照制度失去一定意义；（2）不同于线下媒体的记者，活跃在网上的网民几乎没有任何门槛即可以使用互联网，他们缺乏对网络规则的共识，无法达成一致的辩论规则和道德规范，而可以匿名地发布不受责任约束的内容，这就很难确保最低限度的共识达成，群体极化现象严重；（3）政府试图通过实名制限制使用某种网络服务的用户数量，但效果并不明显，中国的网民数量仍在持续增加，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极大地帮助扩展了手机上网人群，上网成本十分低廉；（4）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舆情监测系统试图掌握本地互联网信息，监控重点网站，但很难就位于外省市的网站信息或网民采取行动，或者成本很高，无法成为常态；（5）政府同样会对某类网站内容采取专项整治，由于信息量巨大，无法一一甄别，为了在短时期内完成指标，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在给无辜网站带来损害的同时，没能建立起长效机制。
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网民数量会持续增长，但因为上面提到的规则、共识、信任、良好的行为模式和秩序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这涉及上亿人的重复博弈，还有线上与线下言行的差别），对政府而言，净化网络环境的任务就显得尤为艰巨。管理者面临的困境在于，政府对网络信息的监管既面临着国内民意的压力，又担心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结果往往是对“最坏状况”的想象和假定导致做出某些极端的整治措施。实际上，如何平衡诸多价值和利益是互联网内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一政策的目标是维护和建设一个作为公共领域的网络空间，那么这个世界的秩序只靠严格的法律法规来维持和封堵是无法实现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网络秩序将如何形成，其与现实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现有的管理手段能否帮助塑造新秩序。
如果网民并不把互联网想象成和现实世界有所区别的“空间”，而是后者的延伸，或者就是后者的一部分，甚至是工具，那么就不太可能指望单纯通过互联网改变网民的行为模式，后者可能会破坏前者正在形成的新秩序。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考虑逐渐改善这种状况，第一，在现实中改进人们的交往模式，培养规则意识，并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网络空间对其行为的约束实际上大为降低。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同样面临着多重博弈的问题。第二，进一步发现和研究不同网站、社群正在兴起的某种秩序，分析现实世界中的日常规范是否影响了前者，具体要素例如成员的身份、网站技术的架构、群体内部的互动规则、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程度，等等。这些要素可以对网民形成不同程度的约束，而无序就意味着它们基本上都不起作用。
剖析网络谣言
以微博为例，近来讨论最为激烈的便是网络谣言，特别是由于微博的兴起便利了无法证实的各种言论的传播。形成网络谣言的原因有很多，不同内容的谣言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为传播谣言的主体，网民在发言时较少考虑到可能的后果，除了拥有众多粉丝的公共人物或加V的大号外，普通人几乎无法预料自己的转发会有什么后果。现实是，大部分微博内容都无法证实或证伪，也不会被注意到，只有少数信息可以被其他大众媒体捕捉，或通过中心节点放大影响，形成所谓的公共事件，而它们也转瞬即逝，因为用户很快就会转向下一个热点。因此，为了使谣言成真，让众人接受和相信，造成巨大影响，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很多谣言事后看来觉得很自然，但如果与每天微博上生产出的海量信息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从内容上看，政治性谣言、涉及政府官员的谣言、商业推手谣言以及缺乏科学知识的谣言更容易得到广泛传播。由于中国政治一定程度的封闭特征，使得议论此类事件都可以成为毫无根据的说辞；而由于官员腐败的事件不断曝光，使网民对这一群体的整体评价不佳，以至于有任何批评或传闻都能够被立即相信为可能。至于商业谣言，背后有众多网络水军和僵尸粉支持，实际上是一种营销和公关手段，目的仅仅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或促进自己产品的销售。因此，前一种谣言主要由于信息的不透明所致，人们有议论此类信息的需要，而谣言正好可以满足这种需要；这在公众的认知模式中形成恶性循环：越是有这样的谣言，人们越容易相信，这符合他们对所涉对象的认知和想象，因而很难改变。后一种谣言，商业推手将自己伪装成无私的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掩盖了背后的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更加剧了网络空间中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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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信息传播服务相比，微博的架构更加便利此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微博本质上就是要通过信息迅速地生产和传播而获利，刺激网民不断寻求新消息，保持与他人的沟通，增加流量，从而获取更多的广告收入。网民大量生产的信息则通过用户协议默认为微博运营商可以永久使用的资产，从而确保微博上永远有信息可以吸引网民。140字的上限催生了标题党和个人意见的流行，这些意见没有多少证据和道理作为支撑，这就变成了谁的声音大，谁的文字更能吸引眼球、迎合受众、获得关注的竞赛，而不是为了理性地讨论问题。这样以猎奇和发声为目的的微博就不太可能形成稳定而封闭的群体，而会是少数公共人物可以获得大多数人的关注，形成一个长尾结构，他们的声音也更加容易地被人听到。如果某种谣言通过这些中心节点传播，就可能比普通用户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可以相对准确地预知自己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也可以通过对粉丝数量、传播速度等变量加以计算，从而将微博平台上的影响力排序，其原理与搜索引擎相似。
面对上述情形，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仅凭法律规定能否有效治理微博谣言。
谣言治理：原理
一般而言，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可以考虑的约束对象有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和传播平台。对信息发布者来说，只要谣言带来的收益大于被发现的概率与惩罚强度之乘积，发布就有利可图。这一点可以较好解释商业推手的存在，因为雇佣水军发帖成本极低，但却可以给竞争对手造成巨大打击，收效也比一般的广告为佳。按照目前的法律，对此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强度不高，同时监管者能够通过推手发现幕后的公关公司也较为吃力，组织专项整治成本更为高昂，也即被发现的概率相对较小。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不难想象商业推手在微博上大行其道。对传播者而言，由于任何谣言都是众多网民集体行为的结果，甚至很难预测谣言何时停止、何时扩散，若事后要求转发者皆承担相同的责任，成本过于高昂。除非遭受损失的当事人有动力寻找幕后推手，否则判定传播者与发布者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也仅仅能够起到威慑作用。更何况在一个传播网络中，很难证明每一个人明知其行为带来的后果，以及其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转发者通常是由于从众和扩大声誉的非金钱利益的动机而实施传播行为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率的办法是要求微博平台服务商承担第三方侵权责任。如上所述，因为服务商极大地依靠大量信息生产和转发而获利，它们没有动力主动清理和鉴别谣言，反而还可能与推手组织相互合作。中国目前的《侵权责任法》尚未将“通知--删除”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对网络服务商的某种威慑，即利害相关人可以不经通知而起诉，而这就需要相当仔细地搜集充分证据。
上述思路体现了针对不同网络谣言内容而采取的不同治理方式，其指导原则是“成本--收益”分析。如果我们把每一个谣言传播都看成是潜在风险的话，就面临着是否动用某种资源进行事前预防还是事后救济的选择。成本就是抑制该（可能的）谣言传播付出的一切费用，包括政府成本和社会成本，例如人力、财力和技术的投入，以及机会成本（与其他价值冲突，资源可以用于其他领域）。在打击政治谣言上，可以看到主要是由行政力量主导，并要求服务商加以配合，以事前预防为主，并辅以事后的整治。尽管政府也试图打击商业谣言，却动力不足，投入的资源无法和前者相比。收益则是相关代理人服从命令得到的好处，以及是否能够较为彻底地根除谣言土壤，并增加公共信任。实际上，谣言并非完全是需要打击的非法存在，毋宁说其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只要存在信息模糊和不公开的情形，就会有谣言存在。而消除谣言的最好方式不是压制和打击，而是及时公布真实的信息，扭转人们的心理倾向性，将通过谣言获利的空间降至最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尽管通过微博传播谣言迅速，但及时辟谣才是真正有效的救济方式。与其将大量资源投入至封堵和整治，不如用于加强信息公开，改善社会整体的认知和预期环境，这同样是一种事先预防，但收效更大。我们已经在诸多民间科普网站上看到了科学传播的初步效果。
治理谣言还可能和言论自由发生冲突。如果用户并不清楚自己的言论能够带来哪些后果，受“最坏状况”思维影响的事先禁严的预防原则就容易过度，对言论施加了不必要的影响。所以，在没有可预见的现实危害之前不宜对网络言论加以限制，否则会导致自我审查、分享和创新意愿的降低。我们需要综合地考虑政府治理方式与其他重要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
从压制到沟通
政府应当鼓励各种媒体、社会团体和个人提高发布真实信息的能力，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要动员社会资源以降低其成本。特别是一些和人们生活相关的谣言，例如食品和药品安全，应当由专业研究人员和机构及时向公众介绍相关专业知识，或引起讨论和关注，供公众和业界选择，并深化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了解。这一过程本质上是提高公共信息质量，互联网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生产高质量的信息、如何加强公开以及如何让公众及时接触到这些信息，免受垃圾信息的干扰。就事后救济而言，政府也应当尽量将关于个人的谣言和诽谤交给私人主体处理解决，把有限精力放在培育良好的信息环境上面。
相反地，目前采取的专项整治措施，其效果值得探讨。技术上的封堵和追踪尽管可行，却十分单调、粗暴，没办法回应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微博实名制政策施行以来，尚没有专门研究微博上的谣言、诽谤和不良信息是否得到抑制。这一政策可能的直接后果是减少了僵尸粉的数量（一个身份证号码只能对应一个微博账号），降低了商业谣言和诽谤出现的概率，净化了网络公共空间。这一政策还可能减少实名注册的用户，但这未必能在整体上降低谣言的规模（既有用户已经有很多，需要逐渐完成），也无法改变谣言传播的结构（中心节点一般而言已经实名，而只有经过他们才可能造成大规模传播），更无法消除谣言出现的土壤（源于信息不对称和强烈需求）。如果按照2012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规定全面加强网络实名制，就抑制不良信息传播而言，可能收效甚微。可以预见，一旦时机成熟，各种网络谣言还会再次发生，这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最为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将在数字技术时代延续下去。我们并不能指望彻底消除各种谣言，更加理性有效的办法就是信息公开，通过及时发布真实信息、强化主流媒体的合力来推动网络空间信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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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并非仅仅是公布一些基本的事实，而是涉及信息传播的环境、传播的结构、受众的态度。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网民，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所处的社会状况实际上也多少决定了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群聚与交往。尽管前台的匿名性确保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交谈对话，但事实上不同的人会逐渐寻找和自己相似的人，最终在网上形成不同的小圈子，这在很多web2.0服务中很常见，但在微博上并非一目了然。我们可以列出一些良好的网络社区，其中大部分成员的背景相似，有着共同的语言，遵守共同的交往发言规则，每个人都理性地探讨问题，也更容易达成共识。而混乱的网络社区平台刚好相反：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背景范围广泛，除了体育、娱乐之外缺乏共同语言，也不大可能就某类交往规范达成共识，导致网络空间极度无序。一个明显表现是微博上的激烈言辞，反映了不同思想意识的冲突。微博的架构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公共讨论的空间，人们能够看到的仅仅是各种不同的意见，缺少有实质内容的证据和逻辑。一旦这样的信息环境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导信息平台，谣言的出现就很难避免，公众的思维也将变得越来越简单，盲目相信意见，缺乏反思和追问的能力，这正是谣言生存的丰沃土壤。
因此，政府应当在提升公众认知和讨论能力的基础上重视网络社群的发展。由于使用互联网的人数逐年增多，即使通过旧有网络服务而形成的稳定社群如今也随着商业模式的变化而被新服务所替代。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规范尚未经过充分的交流而得到共识就不断被新加入的用户冲毁。可行的解决方法不是依靠向新型服务投资，而是在既有平台上，充分利用平台的特点，帮助塑造具有相同背景网民各自的群体。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公民自由结社的过程。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的结社行为受到严格限制，成本很高，公民通过社团而实践学习的民主过程严重缺失，互联网则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只有通过这样的结社与民主互动，加强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公共讨论能力，才可能为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打下坚实基础。
网络空间是一个混合体，各种利益群体的声音，都在其中争夺公共空间话语权，但尚没有哪个群体能够主导微博平台上的舆论。将网络舆论空间简单地划为政府宣传和民间声音显然是有偏差的，毋宁说，微博的出现导致网络空间进一步碎裂化，也导致中国社会在各种议题上更难以达成共识。
全面的碎裂化和全面的群体化都有其负面影响。前者可能意味着一盘散沙，没有任何声音可以主导，群体之间缺乏信任感，网络空间充斥着未加证实的缺乏责任感的言论。后者则意味着群体之间毫无交流，自说自话，形成严重的群体极化。两种情况在社会遭遇重大危机和风险的情况下都会导致民众对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不敏感，无法安排自己的生活，遭致损失。应当承认，中国网民数量众多，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公共空间碎裂化不可避免。如上所述，政府一方面应当努力促成更多的基于共同经验、职业和兴趣为纽带的虚拟社群，自下而上地产生有公信力的意见领袖，并训练网民在不同群体中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使碎裂化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合；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国家应当增强政府公信力，加强信息公开，与不同群体积极互动，提升自身的文化舆论主导权。这将是一个重塑共和国舆论生态系统的复杂过程。
这一过程还意味着需要摒弃过去仅仅将沟通（communication）看做宣传和传播的单向角度，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信息和事实的公开与确认是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应有反复和争辩，但这个过程本身有很大的价值。它提醒参与对话的人，事实的澄清需要证据证明，并需要平和与有建设性的心态。
新挑战
这一过程虽然漫长，第一步却很容易走出，那就是通过技术手段认清微博平台乃至整个网络空间中各阶层、松散社群的基本情况，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政策分析。网上每天都在生产出海量的信息，政府可以在尊重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对像腾讯、百度、新浪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上生产的信息进行系统分析，了解各种舆论及其代表的群体，从而有的放矢地加强信息公开和交流。商业力量青睐大数据，因为这对他们是无价而免费的信息原料，亟待开掘发现无穷商机，但对国家而言则事关公共利益。体现一国网民真实心态和舆论的数据可以精确反映某些细小但重要的征兆，从而提供关于风险和灾难的线索，提前采取措施提供预防；还可以提供公众的健康、偏好、习惯、职业等通过传统问卷调查才能获得的数据，并为公共卫生与安全提供一手资料。无序的非结构性数据需要加以不断整合分析，社会科学在数字时代将大有用武之地。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的成因探析 篇4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道德教育
一、大学生自身因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讲到，事物的变化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内因决定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人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不仅会受到周围环境因素的制约，同时和自身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现如今，计算机网络飞速发展，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问题严重，这和他们自身发展不同步的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正处在转型期的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自立意识增强，心理承受能力也在提高，对自我认识也趋于客观化，但是遇到挫折时，有些大学生还是无法独立解决，这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长期的校园生活，使大学生缺乏相应的社会实践能力，社会经验不足，对社会缺乏辩证和科学的认识，辨别是非能力不高，容易受到外界的各种诱惑和欺骗。然而，此时的大学生又无法快速融入成年人行列，徘徊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间，矛盾的状态使他们选择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抒发自己的情怀、畅谈自己远大的理想以及宣泄自己情绪的不满等。大学时期正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个性张扬的时代，他们追求自我、勇于表现自我，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积极响应班级号召，踊跃参加学校组织、社团组织的各项活动，大学生们的精彩表现渴望得到大家和观众的认可。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如愿以偿，有些人对自我的认识还有所欠缺或者对他人的预估不准确，最后导致自己积极努力地做了很多事情，却不尽如人意，并且灰心丧气。此时，失意的大学生急需一个可以发泄情绪的方法，而互联网恰好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开放和虚幻的网络世界为大学生带来了良好的心情，这很容易误导转型期的大学生，使得他们以后在现实社会中一旦有无法解决的事情，就会求助于网络，甚至迷失自我、价值观歪曲。
大学生由于自身素质和知识水平的差异，导致其自律能力也千差万别。大学校园是一个管理相对轻松的地方，部分学生为了专业课的学习和工作的压力，无暇顾及自己道德水平的提高，缺乏自律意识。网络世界的特性，也为大学生无所顾忌的网络言行提供了便利，使得大学生在摆脱现实社会束缚的情况下为所欲为。相关调查研究也证实了大学生网上道德自律情况不佳。神秘的网络世界犹如蒙娜丽莎的微笑般吸引着每一个想要了解它的人，对万事万物充满了好奇心的大学生当然也不例外。很多大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浪费青春只为在网络上寻求刺激和新鲜感。或许他们开始只是抱着好奇的心理浏览色情网站，观看暴力视频以及玩暴力游戏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好奇成为习惯，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愈发严重。他们忘记了自己学生的身份，忘记了自己学生的天职，抛弃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整天泡在网络中游戏人生，这严重腐蚀了大学生的心理，影响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同时，从众心理也驱使着原本不打算进入网络的大学生不由自主地跟随他人一起肆无忌惮地沉浸其中，甚至不能自拔。在攀比和盲目从众心理的作用下，有些大学生荒废学业、无所事事，甚至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地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网络道德教育的缺失
教育在学生的成长和成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互联网已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使得更多的学生和家长提前接触到网络，家庭教育对于大学生网络道德的良好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每年大量的案例，比如，学生因追星而自杀，因沉迷网络铤而走险，又因模仿电视或者网络情节而犯罪等，这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说明家长对子女的成长和道德教育并不是可以放任不管的，反而要对他们的道德行为给予言行上的指导和教育。然而，由于家长自身素质和网络知识的缺乏，对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也就落后于社会发展。
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专门场所，理应培养把新时期的大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然而，高校网络道德教育工作却相对匮乏，全国仅有几所大学开放相关课程。计算机网络开放性、全球性、虚拟性等特点，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如果学校能及时加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对其加以正确地引导，那么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问题也会有所减少。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着重强调的是理论原则，忽视了大学生实践性培养。针对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问题，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探析，发表了相关文章，但大都停留在调查、分析阶段，对此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专著较少。学校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构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做出更多贡献。
三、社会环境的影响
良好的社会环境容易影响良好道德意识的形成，然而，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环境也逐渐变得复杂和多样化，这也使得大学生网络道德缺失现象日益严重。作为对大学生成长和成才起着重要作用的三维空间之一的学校，它的地位无可替代。然而，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社会责任不明确，社会对于大学生网上言行的保护也较为欠缺。
作为网络主力军的大学生，其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这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社会环境日益复杂，首先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随着网络全球性、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的明显加强，西方社会的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等正逐渐威胁着我们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这容易使好奇心过重的大学生随波逐流，在人云亦云中迷失自我。其次，快速发展的经济时代，文化构成的多样性，也使得大学生眼花缭乱。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流思想，如今却是文化思想百花齐放的局面，大学生所受到的是五花八门的文化影响。再者，社会环境因素增多。计算机网络的逐渐普及，使得网络环境复杂的同时，社会环境因素也增多。
虽然计算机网络在国际舞台上早已大展身手，但引进我国的时间并不长。因此，相應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学生网络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也为网络犯罪提供了温床。同时，社会舆论与各大媒体对网络消息宣传报道的多是负面新闻，似乎这样的新闻更加吸引人的眼球，这使得大众忘却了互联网还有积极的一面。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净化网络舆论环境对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缺失的网络秩序 篇5
1.学业求知的冷淡漠视
网络社会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为青少年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和学习方式，进行虚拟实训，改变传统的学习模式，应该说，网络社会是青少年学生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也是弥补他们社会经验不足、社会实践机会较少的阵地。然而，青少年学生大多只是把网络当作娱乐的空间，很少用来学习，表现了对学业求知的冷淡和漠视，即使老师布置一些任务要求在网上完成，也只是任务式的完成和处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网络就是用来娱乐休闲的，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网络社会中还有学习学业的要求，导致网络沉迷和网络成瘾。
2.个体自我的膨胀放大
部分青少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有一些不自信，特别是面对社会生活有一些迷茫，这是他们在走向成熟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然而，正是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心理，导致了青少年学生在网络社会中极容易走向反面，即个体自我的放大和膨胀，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补偿，另一方面却导致了青少年学生自我责任意识的缺失。在网络社会中，青少年学生可能显得很自信，甚至有点自负，在网络人际交往和网络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忽视甚至是故意做一些有悖于责任的事情，这其实就是青少年学生个体自我膨胀的表现，从来不会去考虑自我该如何正确对待这种行为。
3.价值取向的摇摆不定
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因多年来所受的价值观教育而基本趋于稳定，并且相对延续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在网络社会中，青少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却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表现为摇摆不定的特征。如现实中人们一般不会轻易卷入口舌之争中，但网络上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却很容易跟风就势，在处理矛盾和冲突时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于是很容易形成网络群体极化问题。青少年学生在网络社会中的这种价值取向的摇摆不定，其实就是自我责任意识缺失的表现。因对自我责任意识的不明确，青少年学生在网络社会中时而表现为一个积极向上、蓬勃有为的青年学子，时而表现为一个消极颓废、萎靡不振的失足青年，主流价值的迷惘导致青少年学生在网络社会中价值取向的摇摆不定，也造成了相应的网络文化危机。
4.行为自律的松懈偏离
青少年学生在上网时，大都采取匿名的方式进行交往，于是就觉得“想怎样就能怎样”，反正“没人认识我”，许多青少年学生本来在现实生活中或者说在有人监督的社会生活中，基本上能做到自我约束，但这种自律在网络社会中却松懈、消失了，从而在网络社会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网络失范行为。例如：浏览色情网站，将他人成果复制粘贴、改头换面、略加包装便变成了自己的成果，随意上传下载不文明的图片，甚至有意恶搞，更有甚者随意删除别人的软件及作品，窃取别人的网上密码，跟踪骚扰他人的网上活动等等。大量的网络失范行为，既是青少年学生自律意识淡薄的表现，也是其责任意识严重缺失的写照。
二、 网络社会中青少年学生责任意识缺失的原因
1.网络主体的观念错误
青少年学生在网络社会里，往往以虚拟的生活取代其真实的生活情境，在网络游戏和网络聊天的时候，往往迷失了自己的身份，甚至认为网络社会反正是虚拟的，自己充其量不过是网络的匆匆过客，不是网络行为的主体，自己的行为也不会被人识察，即使做一点出格的事也不要紧，不会造成什么损失，更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正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逐步模糊了自己就是网络行为主体的意识和界限，对自己的行为也就淡化了责任意识，从而做出许多失范行为。
2.社会监管的相对缺失
现实社会中对人行为的监管是由法律和道德共同组成的，通过规范和权威而使人们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然而，“在网络这个自由时空的领域里，现实社会中由熟人目光、社会舆论和感情因素所筑成的他律道德防线，就很容易在自由的虚拟空间里崩溃，不能再对人的网络行为产生约束和监督作用。”[1] 也就是说，道德和监督作用是极为有限的，虽然网络立法已经渐趋完善，但网络执法问题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来说，还处于对社会道德的认知和践履初期，要他们从自我内心深处能自觉地遵守网络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条款，还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这种社会监管的相对缺失，无疑对青少年学生的网络社会责任意识形成了冲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现实社会中学校对他们所进行的责任意识教育，导致他们可能把网络社会的无责任意识泛化到现实社会中来。
3.责任教育的缺位乏力
青少年学生在中小学阶段，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注重的是知识素质的形成，责任意识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他们在学习中更加注重功利和现实价值，忽视或者不愿意接受责任教育，这是学校教育本身不可避免的问题。在这种模式下，责任教育自然就成为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活儿，青少年学生的责任认知和责任意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与引导，现实社会中的责任意识就差，到了网络这个无人监管的自由空间里，无责任甚至是反责任的行为和意识更是得到了渲泄和奉行，也就直接造成了网络社会里青少年学生自我责任意识的缺失和错位。
三、 网络社会中青少年学生责任意识的培育
1.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加强网络社会中的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的责任伦理观“以‘仁民爱物’的仁爱精神,‘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义妇贞’的家庭道德,‘内圣外王’的王道信念及‘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为核心内容,力求培养人的为他责任人格”[2]，历经了数千年的演化与传承，所提倡的责任伦理道德思想对我们今天讨论和研究网络社会的责任伦理仍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应引导青少年学生有效吸收传统责任伦理观的核心内容，并运用到网络社会中来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
2.结合网下思政工作，加强网络社会中的责任教育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从来就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网络社会往往是现实社会在网络上的虚拟表现。因此，要加强青少年学生的责任意识，就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要把网上责任意识的培育与网下思想工作的开展结合起来，让青少年学生能把网下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行为延展到网络社会，同时借助网络平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责任意识教育活动，引导他们把现实社会中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观念融合到网络社会中，从而有效规范学生的网络行为，提高其网络责任的意识，避免网络社会中无责任或反责任行为的发生。
3.结合网络行为他律，加强网络社会中的自律教育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一样，也需要一定的约束才能确保其健康发展，也就是说在依靠网络责任主体的道德自律基础上，还需要结合他律的力量来加强青少年学生在网络社会的责任意识，这种他律主要是发挥和利用法律的外在强制力量来实现。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教育是青少年作为一个学生和社会公民所应学习的重要内容，网络社会的法律是促进责任意识养成、促成責任行为发生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社会的重要他律力量，因此，我们应结合网络社会的强制力量，来加强青少年学生在网络社会的自省、自律，最终提高其在网络社会的责任意识。
4.结合宏观社会环境，加强网络社会中的监管力度
青少年网络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整个社会的宏观管理，特别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监管，及时制止和打击网络社会里逆责任和反责任的行为，才能培养网络社会的责任意识，有效构建网络社会的责任体系，真正形成网络社会的良好社会风气。“作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责任就是建立健全起多方面的立体的控制体系，防患未来责任事故的发生。这种控制体系应是前瞻性的,而不仅仅是防范性的，确保既要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网络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又能促进网络技术的顺利发展。”[3]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从而清楚知道什么是应当什么是不应当，特别是当网络行为与道德责任发生冲突时，能做出正确的或理智的取舍，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朱理鸿，陈曙.青少年的网络自律教育探讨.中国校外教育，2007（7）.
[2] 邓凌.中国传统儒家责任伦理思想浅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3] 李涛.网络社会伦理：一种基于责任伦理的构建.道德与文明，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