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秩序（精选7篇）
国际传播秩序 篇1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2011-2015) 提出统筹布局新一代移动通信网、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卫星通信等设施建设, 形成超高速、大容量、高智能国家干线传输网络。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 体现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历史上通信技术不断演变过程中, 出现了全球管理的诸多联盟。随着信息国际化与全球化而来的是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又一次调整。深刻把握网络新技术对当今国际传播的影响, 分析国际传播新秩序在新环境的新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传播信息新秩序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全球殖民帝国主义体系走向崩溃,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一大批独立国家。随着殖民地的接连独立, 原有的军事扩张结束, 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经济、文化的途径对原殖民地国家展开新的殖民。20世纪70年代,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就南北信息流动不均衡和信息资源不平等状况开展了一场重大辩论, 许多国家呼吁建立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一般认为《阿尔及尔宣言》是“新世界信息秩序”之争明朗化的开端。正式号召建立“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是在1976年8月不结盟国家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首脑会议。两个月后, 发展中国家向第31届联合国大会和第1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提交旨在建立新秩序的议案。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为争取建立“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斗争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1980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次会议通过《麦克布莱德报告》, 这个文件第一次将信息和传播相关的事件提上了全球日程。该报告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对外信息的传播过程中的平等权益, 试图改变多年来受到发达国家压迫的状况。[1]国际传播新秩序包括机会均等的双向传播、建立公正的新闻秩序、以民族独立国家的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等。发展中国家的努力终于获得了短暂的胜利。但好景不长, 到了1984年美国与英国毅然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放弃了世界信息新秩序的口号, 提出了“交流新秩序”。随着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由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的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在日内瓦和突尼斯召开。
从20世纪70、80年代国际社会相继提出“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以及通过《麦克布莱德报告》以来, 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传播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何在新时期重建国际传播新秩序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传播信息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应该保持怎样的态度等问题都是新的战略议题。
二、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相关议题
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首先是涉及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 二战后又受到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影响。试图改变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面貌, 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可以通过信息和技术传播的方式进行。发展中国家日益认识到传播在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技术和传播手段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成为后发国家的共识。但在传播技术向发展中国家不断渗入的同时, 人们也认识到由经济地位引发信息的自由流动导致一个全球性的状况, 即许多后发国家的文化自治越来越依附于传播出口和强大的以市场为主体经济的方式。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新技术的引进, 也可能遭致新一轮的殖民。西方国家提供的现代化传播技术以及传播的内容, 实质上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传播秩序的产物。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要求, 是合乎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 但是发达国家不会放弃国际传播的控制权。面对这种状况, 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要在国际上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另一方面则通过提高政府投入, 加强自身的发展。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立需要公众的技术与社会参与, 才能促使发展中国家更好地摆脱贫困。
国际传播新秩序, 不仅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技术结构上的差异, 还体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新的文化帝国主义。国际传播信息流失衡有着复杂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来看是经济强势和民族立场所形成, 从主观方面来看是政治霸权和文化侵略的结果。相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进程, 国际信息传播的秩序与规则, 似乎大大滞后于政治经济秩序。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信息秩序, 不仅直接影响国际传播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当今一些矛盾和问题的因素。[2]信息作为一种基本资源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含有特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 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也产生重要影响。信息和传播上的劣势, 意味着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受控制和受支配的劣势地位。发达国家媒体对发展中国家的报道充满了偏见、刻板印象甚至恶意攻击;他们利用传播工具进行不客观、不公正地报道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 正是要尽力减少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实报道和言论。
三、新媒体环境与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新议题
新媒体环境下, 不仅技术发生了变化, 社会进程也发生突破与改变。该如何认识网络新媒体对国际传播带来的影响, 在新的技术发展阶段如何重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是现阶段需要着力研究的新课题。
(1) 国际传播新秩序与新数字鸿沟研究。信息传播过程中, 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可能对信息获取产生影响。知识沟理论已检验证实了这种差异的存在, 当今的知识沟已经表现为信息领域的数字鸿沟, 因此国际传播新秩序应当重视信息资源配置中的公平问题。有众多学者表现出对新技术的推进和应用的悲观态度, 认为新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更加加剧信息技术使用造成的“马太效应”, 比如互联网系统与应用已经成为信息供给领域的主要增长点, 在美国大公司和国家力量的干涉下权力日益集中, 信息化发展仍然不均衡。[3]然而, 随着下一代互联网和移动新媒体更加先进、高效技术的推进, 可能会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信息获取、使用等方面的距离。莫利纳认为在发达国家接触技术的机会逐渐达到充分饱和状态的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最有可能增加接触技术的机会, 从而减少与发达国家机会量上的差距。[4]下一代互联网最潜在的影响在于经济方面, 提供了更为可行和经济可承受的宽带接入, 重新获得信息的权利。[5]在信息“上限效果”的状况下, 信息获取原有的结构性不平等将得到逐步缓解。目前国际上的贫困国家都有逐步发展的趋势, 也有利于信息享有的逐渐平等。网络新媒体能否在信息享有逐渐平等的基础上, 重建国际传播新秩序, 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条件下与发达国家享有的平等权利是新媒体环境下国际传播新秩序研究的新议题之一。
(2) 国际传播新秩序与国家安全研究。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 下一代互联网在安全性方面将更安全, 可进行网络对象识别, 身份认证和访问授权, 具有数据加密和完整性。下一代互联网络从体系结构上为安全付出必要的努力, 提供可信任的网络服务, 确保地址和位置的真实可信、网络对象可识别和网络攻击可防范等;无缝、高效地解决可控性问题;提供更方便、灵活的管理手段。[6]互联网的后续发展具有在安全防控方面的新特点, 这有助于世界各国运用先进的技术对国家安全的管理与社会的管理。在互联网技术尚未成熟的条件下, 会产生相应的网络黑客、网络隐私泄露等全球网络安全问题;而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应用, 将提高网络安全方面的保障, 为国家和社会的信息安全、社会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互联网新技术运用过程中, 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从而提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扶持与帮助;充分利用技术的优势, 造福发展中国家, 促进世界信息的安全与稳定, 以助于世界的新发展。加强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增进各国之间技术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发达国家在新信息的推进过程中起到不可推脱的职责。2012年9月18日, 由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互联网主管部门共同举办的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在北京举行, 我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王晨指出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挑战, 需要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积极推进新兴国家互联网领域的交流合作, 为全球互联网繁荣发展做出贡献。国家安全问题应当成为新媒体环境下国际传播新秩序研究的新议题之一。
(3) 国际传播新秩序与发展中国家机遇研究。国际传播新秩序开始建立之初是传统媒体盛行的年代, 21世纪以来的互联网时代仍然需要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保障。在互联网实行IPv4技术阶段, 美国等少数国家占得先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少有的持续繁荣。但在互联网IPv6技术阶段, 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已经不再明显了, 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下一代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7]中国在IPv4时代是一个弱者:中国一共分到的IPv4正式地址数量大约是900万, 而美国斯坦福大学是1700万, IBM公司则达到3300万。IPv6为中国的网络新媒体事业提供了缩小差距的良机。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技术研发的推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 也为中国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推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要把移动互联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建设上升到国家层面, 加大投资与关注力度, 举全国之力建设中国下一代互联网。在对外传播策略方面, 中国在建构和谐的世界传媒格局过程中, 需要遵循世界传媒新秩序的语境、充分利用新兴媒体等, 开启文化发展的新时代。由于下一代互联网的核心基础具有可扩展的特征, 因而可能从本质上改善世界信息传播资源的稀缺性问题, 并可能帮助创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资源分配原则, 以取代现有的不平等逻辑。[8]因此, 中国应该抓住机遇, 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通过呼吁和对话, 发挥在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构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也应当成为研究的新议题之一。
摘要：本文考察国际传播新秩序提出的背景和发展历程, 分析新媒体环境下对国际传播秩序的影响。新媒体环境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新议题表现为新数字鸿沟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机遇等议题。
关键词：新媒体,国际传播,新秩序,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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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下传播秩序的重构 篇2
一、风险传播中的议题博弈
在风险的治理中, 我们不能忽视客观存在的风险, 同样也不能忽视影响风险判断、认知的信息。风险信息能否公开、透明、科学的传播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
风险信息与普通信息相比具有以下两点特性:第一, 风险信息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风险认知与判断处于一种混乱的、模糊的、不知所措的状态。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核心范畴, 不确定性, 包括科技导致不可控制的事故, 人们无法对之进行准确的预测;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甚至使人不再能确认那些本来只属于自己的行为;人类活动还会产生环境变化等长期后果, 现代风险超出了人们预先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 也超出了目前保险手段所能覆盖的范围。SARS爆发前人们对之几乎一无所知, 转基因食品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而这种“人为的不确定性” (manufactured unce rtainty) 恰恰是自反性 (re fle xive) 现代化的产物。 (1) 第二, 风险信息不足、失真与扭曲, 使公众缺乏准确判断的完整信息, 导致社会的极度恐慌和过度反应, 即集合行为。集合行为中主要的信息形式是流言。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认为, 在一个社会中, 流言的流通量 (R) 与问题的重要性 (i) 和涉及该问题的证据暧昧性 (a) 之乘积成正比。流言发生具有两个特点:其一, 流言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涉及切身自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其二, 来自正式渠道的有证据的信息不足、状态的暧昧性增加, 会推动人们去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
目前中国公开、透明、科学的风险信息传播受制于三种力量——政府、媒体、公众所构成的舆论格局, 是三方共同博弈的结果。可以这样说, 信息将这三者联结在一起, 使其发挥作用, 相互影响、相互制衡, 形成了一个动态的风险信息传播系统。
在传统媒介时代, 政府、媒体、公众在信息传播中相互影响和相互制衡大多数时候只能停留在理想之中。由于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交往不发达, 信息传播和通讯技术手段落后, 公众的信息来源、渠道也相对单一, 政府“内松外紧”的宣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控制媒体, 从而控制危机和风险信息防止社会的恐慌和骚动。
在新媒介 (2) 时代, 特别是网络、手机的兴起以后, 传播的主体、客体、技术、内容、形式, 以及传播信息的数量、速度、传播观念等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民间越来越多显示出与政府、媒体对话的可能。在新媒介生态下, 民间通过新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 加入了舆论格局的博弈当中。同时, 新媒介还改变着信息传递的方式, 信息传递由单向度向双向互动转化, 或者向多向互动转化。政府原先对信息管理的独占遭遇了双重“洗礼”, 一方面, 新媒介提升了信息传输的效率:它支持点对点和互动性的传播, 改善了政民沟通并创造了资源共享。另一方面, 新媒介使政府对信息管理的权威受到了摇撼:政府一旦丧失了舆论影响力的主导权, 会处于一种劣势, 一种失语的危险状态, 其权威性和信任度就会受到挑战。简言之, 当今中国正处于政府、媒体与公众信息传播博弈阶段, 这在风险传播议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博弈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即政府议题V.S媒体议题与公众议题, 媒体议题V.S政府议题与公众议题, 公众议题V.S政府议题与媒体议题。
1、政府议题V.S媒体议题与公众议题
2002年11月起发生在中国广东部分地区的非典型肺炎 (SARS) , 几个月之内蔓延成本世纪第一场疫情灾害, 并由疫情酿成了一场社会危机和媒体信任危机。在4月5日前, 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封杀, 媒体表现为沉默、失语。笔者在权威的人民网网站上, 检索到有关非典的最早的报道竟然是2003年2月11日的《广州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 甚至到了3月间, 广东一家报纸有关SARS的报道仍被认为不合时宜。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发布完整的疫情, 导致“肺炎流行”的传言开始大面积扩散。据广东移动通讯的短信流量统计, 从1月16日起三日内, 用户共发了12600万条短息。而极度泛滥的信息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大恐慌。
与SARS的信息发布形成鲜明对比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信息发布, 地震发生在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 中国政府在14时46分就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方式第一时间公布信息, 让民众能及时了解到地震的发生, 解除民众的焦虑, 维护社会稳定。国家领导人及地方政府官员对于事发后的及时抢救, 抗灾情况及捐助情况的信息, 都能在第一时间公开。这一次, 政府信息公开的真实性走在了谣言的前面, 为抗震救灾的胜利赢得了舆论。
2、媒体议题V.S政府议题与公众议题
2008年的震惊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 可以说是媒体议题主导议题的典型。2008年9月11日, 《东方早报》刊登的《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报道, 是引发这场中国乳品行业质量安全问责风暴的导火索。在这篇公开报道中, 首度对甘肃14名患病婴儿的罪魁祸首三鹿奶粉进行了点名曝光。
出于各种顾虑, 说到患肾病婴儿食用的奶粉时, 都未直接点名, 而用“某企业”来代替。就在9月10日, 一家网站上的一篇报道称, 婴儿患病的原因可能是食用奶粉, 但没有相关的证据只是怀疑, 报道也没有点名是哪家企业生产的奶粉。
简光州的这篇报道被中国各大网站大量转载, 迅速掀起了“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高潮。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在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披露后, 共有162篇报道, 分布情况如下:全国性报纸报道了40篇, 地方性报纸报道了122篇。大量的报道促成了政府、执法部门的重视并解决这起风险事件。
3、公众议题V.S政府议题与媒体议题
传媒技术的平民化趋势、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 以及从多方面获得信息的可能, 使得公众议题设置成为可能。2007年1月12日, 新华网发布消息称陕西镇平县农民周正龙在山上拍到了已在中国消失30年的野生华南虎, 并随文配发了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照片。这一消息当天即被各大新闻媒体转载报道, 随后, 照片真实性受到来自部分网友、华南虎专家和中科院专家等方面质疑。2008年6月29日, 陕西政府通报周正龙华南虎照片造假。2008年9月27日, 周正龙一审获刑两年零六个月。11月17日, 周正龙终审承认造假, 获刑2年半缓期3年。“周老虎案”是典型的公众设置议程的案例。
“华南虎事件”是一起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政府议程的一次博弈。由于陕西省林业厅的政策议程没有关注“新主流媒体”议程和公共议程, 将政府的新闻议程设置功能丢在一边, 失去了舆论的主导权。
二、现有风险传播格局的缺陷
目前中国公众、政府、媒体在风险信息传播中的博弈格局是否意味有助于风险控制和解决呢?固然中国公开、透明、科学的风险信息传播受制于三种力量——政府、媒体、公众所构成的舆论格局, 但是这三种力量对信息的掌握程度是不对等的, 导致信息博弈常常是不均衡的。
宏观而言, 政府部门掌握着社会信息资源中有价值的信息和多个数据库, 同时媒介专业化机构的性质及其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其在信息的掌握上占据“先天优势”。尤其是在风险传播中, 政府—媒体—公众所拥有的信息是逐层递减的关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媒体, 同时媒体对于信息获取的渠道和数量上也要远远多于普通公众, 这种情况就被称作“非对称信息”。根据这种情况,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模型, 即拥有信息的人这里主要是政府、媒体可以决定如何传递信息, 不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主要是公众只能消极地等待拥有信息优势的博弈方传递信号, 或者在现代人际传播手段比较发达的情况下, 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信息, 但这些信息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与政府和媒体所掌握的信息不可同日而语。
微观而言, 就公众、政府、媒体主导的下的风险议题也有着种种缺陷。在公众为主导的风险议题的传播中, 公众的媒介素养、科技素养以及“邻避情结”成为我们反思风险沟通成效的重要因素。所谓“邻避情结”, 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不要在我家后院”, 这是一种自利的、意识形态的或者政治的倾向, 很难进行理性的说服。Ogburn在其文化迟滞理论中指出, 社会需要时间来适应主要的科技变迁。公众对于突然接收到的风险信息, 通常很难立即适应, 即便他们没有收到即时性的伤害, 但是情绪过急也是在所难免的。另外, 公众主导的议题设置普遍采用新媒介, 固然新媒介的使用打破信息的控制和垄断, 有效地监督危机的处理, 但是另一方面, 新媒介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角色不复存在, 兼有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特征, 造成了信息发布和传播没有严格的规范与标准, 较为自由随意。
在媒体主导的风险议题的传播中, 同样也存在着问题。正如许多文献指出的那样:大众媒体作为风险沟通媒介与行动者, 因为不同的因素而常常造成不一样的效果。 (3) 在中国媒体面临的风险信息沟通的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科技与社会理性对话的机制与民主程序。表现在:信息透明度不够, 以及农业与人口大国的现实需要, 遮蔽了相关的风险话语, 其次是缺乏科技与社会沟通机制。另外, 媒体还受制于资本要素, 在市场力量主导下, 片面追求新闻价值已屡见不鲜——媒体对于风险议题的短期狂热而忽视信息的完整性;媒体不断地复制与放大相关的危险画面, 遮蔽了其他社会事实;新闻业与风险产业的公关联手操纵“依赖媒体、可被操控”的社会大众;电视的标准化与疏离效果慢慢将人从自身的生活情境中抽离, 电视取代“大街”成为政治的重要场域……
2007年3月13日, 《广东信息时报》刊发《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等报道, 报道了广州香蕉大面积感染被称为“香蕉癌症”的巴拿马病毒。由此传出香蕉有毒等谣言, 导致消费者极度恐慌, 香蕉价格急剧下降, 海南蕉农损失惨重。这条新闻本来无可厚非, 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 它消除了原有的“不确定性”, 但却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出了新的不确定性:该新闻刊登的第二天就有读者询问患有蕉癌的香蕉是否能食用。而其他媒体在转载该新闻的过程中断章取义, 更导致了“香蕉有毒”等流言的产生, 致使消费者恐慌。
以政府主导的风险议题也存在着一定缺陷。尽管目前中国的风险信息发布还主要依赖政府部门, 但中国政府机构均为各自为政, 独立行事, 它们应对比较单一的风险信息尚游刃有余, 但面对大范围、较复杂的风险信息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中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专门应急机构, 在紧急时刻迅速协调和整合各职能部门的抗风险作用。
在贝克的分析中, 有一个概念特别值得重视, 即“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反映了现行治理模式在风险社会中的困境。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 关系紧密, 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 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 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风险责任主体时, 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之利器而进行“有组织地不负担真正责任”的活动。因此, 要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 改善治理方式, 更要培育和发展市场、公民社会的功能, 以弥补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和缺陷。表现在风险信息传播上, 需要行动者——政府、公众和媒体协同合作, 重构信息传播新秩序。
三、风险传播秩序的重构
信息的大量积累和传播, 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凸显, 也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尽管现代社会存在着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两种似乎是互相矛盾的趋势, 但是用一个理由就可以解释它们为什么能同时并存:新的信息有时消除了原有的不确定性, 但是以它们表面更快的速度创造出新的不确定性。有关不确定性的知识以及相伴而来的关于风险的知识, 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知识范畴。为了解决不确定性和风险引发的问题, 需要我们从社会的逻辑和科技的逻辑的结合点出发, 增进对现代社会的信息流动及其社会后果的理解, 建立风险社会复合治理模式。
人类是有序存在的, 秩序使人类能集体应对风险。风险社会的到来是对现有传播秩序形成了挑战, 也为构建新的、更加安全的传播秩序提供了机会, 尽管这个重建的过程是漫长而坎坷的。秩序的结构体现了社会中诸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在风险传播中, 诸行动者可以分为政府、公众以及媒体。尽管等级和层次是这三个行动者共同的特征, 政府是典型的等级结构, 公众则是典型的水平结构, 媒体则介于两者之间, 但是社会传播之相互的总体结构并未这三者的简单相加, 而是其互动的结果, 现阶段中国风险传播面临的关键就是调整这三者的关系, 使其向良性互动转变。
1、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大卫·格根的一语——“新闻界既不是朋友, 也不是敌人, 它只是一种力量,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道出了媒体的重要性。的确, 媒体不仅是现代政府信息传播和引导公众舆论的宣传工具, 同时也是公众对政府表达意见和实施监督的重要渠道, 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信息交往的平台和枢纽, 直接影响着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媒体在现代、公共关系管理中已成为构建政府与公众和谐关系的合作对象——政府不仅要强化媒体对政府意志和政务信息的传播效果, 通过新闻报道和新闻观点引导公众对政府的理解和认同;而且要在风险事件报道中确立和掌握应对媒体的策略和方法, 通过积极、有效的媒体沟通, 树立政府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
在制度和技术双重力量的作用下, 中国媒体发生着四大深刻变化:一是在媒体的运行体制上, 已从过去以传者为中心的、单一的媒体事业形态, 逐步向以受众为中心的、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媒体产业形态发展, 因而媒体自身表现出事业与产业的双重属性,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个方面的诉求都十分强烈;二是在媒体的覆盖空间上, 已从过去受制于行政边界的局部性、区域性覆盖, 发展到借助于卫星和互联网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覆盖, 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内宣”与“外宣”的区别, 任何媒体的报道都可以传播到受众所需要的地方;三是在媒体的属性分类上, 从过去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单一化的媒体类型, 发展到平面、立体、网络等多种传播方式复合化的媒体形态, 跨媒介、多媒体、集团化已成为媒体发展的新平台;四是媒体在所承载信息上, 从过去的相对稀缺, 发展到目前信息量过剩、受众注意力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 如何在信息传播中吸引受众注意已经成为媒体传播的常态化策略, 媒体的传播定位愈来愈倾向于受众本位。
媒体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为政府及时调整与媒体的关系提出了挑战, 那就是将中心话语从“喉舌论”向“引导论”转变, 即主动协同媒体, 充分发挥媒体的信息传播、新闻监督和舆论引导等社会功能, 借助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树立和巩固政府形象, 化解社会风险。
2、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 首先要认识到争议解决是一个政治的过程, 只有通过充分的沟通与公众的参与, 才能降低风险议题的争议性。早在1996年Waddell将风险传播定义为:“风险传播中, 价值、信仰和情感不只来自公众, 技术信息也不只来自专家。相反地, 这是一个信息的互动交换, 在此所有的参与者均沟通、诉求、参与价值信仰和情感。通过这个过程, 公众政策决定被社会建构出来”。 (4) Katz与Mille r认为, 该定义强调风险信息沟通网络的互动性, 有助于培养“参与式民主”。 (5)
然而公众对风险议题的参与,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相互沟通的信息通道。我们知道, 当国家与社会并存而没有相互沟通的信息通道时, 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大体为两种情况:要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过近, 国家高度统合社会;要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过远, 国家无法控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缺乏张力的结果常常导致公众对公共权威的畏惧, 公众的“权力距离”感上升, 进而导致泰勒所称的“公民与国家之间距离”疏远的不良局面, 对于现代国家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的形成产生不利的影响, 亦不利于社会公共生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依据泰勒的理论, 在这种境况下, 社会封闭程度高而民主化程度低, 国家同社会分化程度不高, 公民社会的发展的空间狭小;社会风险与潜在冲突被强制性镇压, 而得不到“公民社会”的缓解, 致使冲突积压而变得更具毁灭性, 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社会制度的脆弱性与风险性。
当代正处于发育状态中的中国公民社会, 在风险社会中可能发挥四项基本职能:一是填补了国家和市场治理机制所遗漏或无法达到的领域。二是它充当了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连接的过渡带, 减少了公共权力直接干预到私人生活, 同时也能把私人领域中形成的共识通过言论、行动转达给公共权力。三是减少了市场对社会的过度侵入。它倡导社会自愿合作与互助的价值理念, 发动各种以实现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为目的的社会运动, 这些无疑是对利润至上价值观的抵制。四是自律功能。公民社会的发育水平体现了一个社会的自组织和信任程度。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 专家系统日益成为人们判断未来和减少风险的重要依据。专家系统必须加强自律, 公正而全面地为公众提供信息咨询。 (6) 因此, 我们在完善和壮大市场经济的同时, 要积极培育公民社会, 提高其自组织能力和自我规范能力, 充分发挥其治理功能, 尤其要使其成为市场过度扩张的有力制约。
3、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探讨风险沟通对于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特征, 对于克服公众无谓的恐慌心理, 必然会有所助益。媒体在风险社会中正确发挥呈现功能, 注定了它们必然是负责任的媒体。新闻媒介应负起正确引导公众舆论并进而引导公众参与政治的社会责任。
首先, 媒介应充分尊重公众的意见, 为公众提供一个平等交流、讨论的论坛, 而不能压制公众的意见, 甚至让公众发表和自己意见“假一致”的观点。我们知道, 媒体与公众的风险沟通是一个特殊的沟通过程, 虽然学者们都强调这一过程应该是一个双方相互作用的过程, 但事实上, 对于众多的风险事件, 尤其是公共性的风险事件, 处于沟通双方的主体地位并非是等同的。公众一方总是处在接受信息, 询问信息的位置。因此, 沟通的另一方——媒体是否能将公众视为伙伴 (partner) , 对于沟通的有效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味采取DAD模式, 即决定、宣布、辩护 (decide, announce, defe nd) , 进行沟通, 那么很难在沟通的双方建立起真正的信任。
其次, 媒体应以服务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 进行风险预警和风险传播。媒体肩负风险告知的责任, 当风险发生时, 媒体透明、及时、准确地报道事实, 能战胜流言, 树立媒体自身的权威性, 同时也能避免大规模宏观风险发生的可能。相反, 媒体反应迟钝或隐而不报, 极容易将风险治理置于尴尬的位置。当然, 现实生活中怕引起社会恐慌不做报道的例子并不少见, 但是从风险治理的角度来说, 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信息的益处远比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大, 尤其在这个信息发达, 信息渠道多元化的时代, 公众不能通过正规媒体获知信息, 就有可能转向把关人滞后的互联网、手机短信等信息渠道。恐惧常常是由无知造成的, 与其让社会在流言的传播中恐慌, 不如让公众在媒体发布的信息中明白自己真实的处境。
再次, 对严肃的社会问题媒介应以严肃、公正、客观的态度去对待, 而不能任其“娱乐化”, 败坏公众对严肃社会问题的思考能力。落实到操作层面, 对于任何不确定性的信息, 传媒的作为只能止于客观如实的报道, 而不能取代专家系统来做任何的解释甚至是判定, 更不能任意煽情炒作风险, 造成社会恐慌。强化风险意识, 面对不确定信息,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不仅是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忠实实践, 对于有效规避社会风险也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 全社会都要提高公民的传媒素养。在风险社会中, 媒体除了向公众传授有关风险的基本知识, 更重要的是引导公众正确地、积极地应对风险。艾滋病曾是人人闻之色变的现代疾病, 这些年, 媒体通过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 让公众充分了解其传播途径和特点,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反对歧视艾滋病人, 呼吁全社会关爱艾滋病人及其子女, 这些举措体现传媒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也润物无声地传承了友爱、互助、平等的健康文化。
注释
1[1]肖巍:《风险社会中的协商机制》, [J].《学术界》, 2007 (2)
2[2]新媒介是相对于旧媒介的一个概念, 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介形态, 包括BBS, 博客、播客、手机、数字电视、移动电视等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媒介”。学者曼诺维奇曾提出了新媒介的五个特征:以数字的方式展示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 (2) 模块化 (Modularity) ; (3) 自动化 (Automation) ; (4) 可变性 (Variability) ; (5) 转编码性 (Transcoding)
3[3]WillisJim, 1997.Reporting on Risksthe Practice and Ethics of Health and Safety Communication, London:Praeger.
4[4]Waddell, Craig.“Saving the Great Lakes: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icy.”Green Culture:Environmental R hetoric in Contemporary America.Ed.Carl Herndl and Stuart Brown.Madison:U of Wisconsin P, 1996.142
5[5]Katz, S.&Miller, C.The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siting controversy in North Carolina:Toward a rhetorical model of risk communication.In C.Herndl&S.Brown, Green Cul-ture:Environmental R hetoric in Contemporary America.Madison:U of Wisconsin P, 1996
国际传播秩序 篇3
一、技术与网络维度:从快速跨越 到深度渗透,为新媒体传播提供有 力支撑
2013年,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更为深入,移动通信4G发展的正式启动和以3G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网的深度渗透为中国新媒体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新一代的高速、泛在、智能、弹性、开放的宽带网络,进一步推动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应用的出现。在新媒体技术方面,高钢认为,移动互联网、智能便携终端和云计算这三大核心技术将形成千姿百态的信息服务,改变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流的模式与样态,从而使公共信息的提供方式,社会关系的经营方式,社会结构的演进方式发生革命性改变。杨然认为,在宽带战略的引导、激励和示范下,LTE成为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无线技术,光纤接入也已成为固定宽带市场中最大的增长点。而在3G、4G技术之后,5G移动通信系统的发展和软件定义网络(software-definednetworking, SDN)技术等新热点均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大数据发展方面,邬贺铨认为,在科学研究领域, 基于密集数据分析的科学发现成为继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个范例。与此同时,诸多研究者对大数据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给予了客观提醒。雷震洲认为,大数据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巨大价值,但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由于数据集十分巨大,而测量颗粒又十分精细,有可能造成“虚假发现”的风险。另外,由于分析数据的数学模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可能得出不公平或有歧视的统计推断。从这年的新媒体研究中, 既可以感受到新媒体技术的深刻影响,也可以观察到研究者对于人本核心在新媒体技术发展中特殊意义的思考。
二、终端与应用维度:从泛在化智 能到社会化应用,推动进新媒体传 播泛化渗透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开放平台上的应用服务就成为新媒体传播的核心基础。这年, 涵盖手机、电视、阅读器、可佩戴设备等在内的智能终端的发展趋势倍受关注,微博、微信、微电台、微电影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典型应用方兴未艾,移动互联网的深度发展使得新媒体传播的社会化趋势日益强劲。在智能终端方面,张洪忠通过分析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户看电视和读报纸杂志的时间变化情况,发现两种移动终端的使用都会使近三成用户减少对电视和报纸的使用。黄升民等认为,和其他新兴技术形态相比,OTT TV对电视行业的改变更加深远、更加快速,也更具颠覆性。赵子忠、徐琦认为,可穿戴设备的流行令数据日趋成为数字化内容的新形式,“量化自我”逐渐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在微传播方面,喻国明认为,微博作为当下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平台,实现了两大类信息的传播——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传播。微博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和重要传播工具,其有效使用是有规则、讲规律的,因此人们可以准确把握住微博有效传播的内在规律。方兴东等认为,微信体现出来的融“即时化、社交化”为一体的特征, 以及基于移动终端,呈现跨网络、跨终端的特点使微信的传播机制与规律都呈现出新的特点。而微博和微信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成为研究者关注的 焦点之一。
三、内容与业务维度:从数据新闻 到社会化服务,深层改变传播内容 结构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中,融合的特质在新媒体传播表象之下奠定着新媒体传播的未来形貌,不同入口、不同屏幕成为新媒体内容争夺战的前沿。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基于移动宽带网络的内容、业务、服务、应用成为新媒体传播发展的核心部分。在内容方面,新媒体技术在新闻领域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令人关注。彭兰认为, 在大数据等技术支持下,新闻信息资源的结构性变化,也会导致新闻业务形态的变化。方洁、颜冬认为,数据新闻是新闻业面临时代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它使“众包新闻”这种合作共享式的生产方式得以在现实中成功运转, 进而改变了专业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模式。周葆华认为,新媒体实际上是在重构新闻业的工作场景, 从“后台”到“前台”的“可视化”过程打破了既定的场景秩序,也在深刻改写新闻和新闻工作的定义。在社会化传播对于新闻的影响方面,喻国明等认为,微博成为新闻生产中的重要环节,整个新闻生产因微博的介入而从以前封闭的专业化组织生产演变成人人都可能参与的社会化大生产。蔡雯等认为,如果能突破现有瓶颈,微信对于新闻媒体将不仅是一条新的内容推送渠道, 更是一次发掘用户资源、将传统媒体品牌优势向新媒体领域延伸拓展的难得机遇。在技术背景下,虽然内容的重要性并未削弱,但是技术的变革却使得围绕内容的相关环节和组织发生了本质变化。
四、媒介与组织维度:从融和媒介 到开放组织,促进媒介组织独立开 放
新媒体传播中的媒介和组织是承载新媒体传播活动的重要主体。因此新媒体传播中的媒介和组织如何选择方向,如何创新发展,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从去纸媒化到去电信化、去广电化,可以感受到新技术对于传统传播领域的冲击和重塑。在新旧媒介关系方面,胡正荣认为, 用传统媒体的思路做全媒体是做不起来的,必须破除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胡翼青认为,新旧媒体竞合关系之辩,不是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传统媒介转型发展方面,唐润华认为,创新发展模式是报业实施战略转型的核心,如果不能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那战略转型就是一句空话。沈阳、罗婷认为,传统媒体转型,全局影响力靠微博,全局盈利能力靠自研APP,全局信息分享量靠门户和推荐型新闻客户端,精细的用户沟通则依靠微信。在试错中寻找正确方向是传统媒体的宿命。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媒介组织,尤其是传统媒介组织的变革已经从被动性变革向主动性变革深刻演进。
五、舆论与影响维度:从复调性喧 哗到网络化社会,凸现新媒体传播 社会影响力
当一些观点纠结于互联网舆论是否能够代表中国民意的同时,互联网舆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舆论形态并在不断扩展着自己的领地。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互联网舆论变得越来越复杂、丰富,具有不可阻挡的突破性和渗透力,在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方面留下深刻的印记。在舆论研究发展方面,李良荣、于帆研究发现,网络的匿名性并没有减轻人们发表不同意见时的社会群体压力,过于自由的言论反而纵容了情绪化和极端化言论的产生。喻国明等认为,借助大数据,舆情研究的视角将更加多元化,社会舆情研究将真正成为一门与多学科交叉的社会显学,成为一门学科,改变目前舆情研究“策为上、术为主、学匮乏”的尴尬学术现实。在舆论场冲突方面,芮必峰认为,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需要通过适当方式交换资本,形成合力,找到规律,规避可能产生的符号暴力,以期寻找到一条和谐的互动之路,重建舆论场的“符号权力”。朱春阳等认为:从当代中国的社会格局演变来看,“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不能再被人为地塑造成对立关系,而是应该强调两个舆论场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在舆论场主体多元化研究方面,李良荣等研究发现“公众共同的利益诉求”“事件发生地”“首发媒体”“首发 位置”“中央媒体参与报道”等因素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关键成因。王全权等认为,各级政府不应过分放大网络技术赋权对环境抗争的负效应, 而应看到草根民众在此过程中的诉求无奈。在舆情管理方面, 邱新有等通过计算政府、传统媒体、微博三方信息博弈中有效信息量的不同,推导出在突发事件中政府应采取及时发布信息、引导信息流向的有效策略。惠志斌认为,应以微博刚性把关机制和微博柔性把关机制相互融合的管理模式来推动微博事件信息扩散的科学引导。此外,在互联网整治进程中,我国所出现的互联网舆论从微博平台下沉到微信平台的现象,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六、战略与产业维度:从国家战略 到数字生态,推动信息传播产业转 型升级
新媒体传播领域,不是一个孤立的发展领域,而是中国信息传播领域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动力核心。从国家战略维度来看,信息消费、4G牌照、宽带中国战略、移动业务转售、信息安全、三网融合、智慧城市等等都已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主题。而新 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电信、互联网等领域,基于新一代信息传播技术、网络、应用融合而成的新媒体传播领域则共同构建成一个大型的数字生态系统。在新媒体国家战略方面,王润珏认为,自从中共十八大提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的发展方向以来,以新媒体为核心内容的现代传播体系构建成为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与目标。杨培芳认为,电信业深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网业分开,更确切地讲,应该分为网络、平台、业务三个层级的分管体制。只有理顺基础公共服务的价格形成与管理机制,才能促使我国电信行业走出自由主义和行政垄断的双重误区。在新媒体产业发展方面,胡正荣、李继东认为,随着数字常态时期的到来,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传媒业日趋于电信业和信息技术业交融,跨界和跨区域运作方兴未艾,传媒产业范围不断扩大,传媒业延伸到信息传播业。曾剑秋、郭燕认为,由于缺乏三网融合相关立法、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管理体制不到位,监管效率较低等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推进的过程中,广电、电信的表现并不如人意,三网融合依旧面临着诸多困境。总之,新媒体产业的开放度和活跃度仍显不足,在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融合产业应该进一步发挥其在整个信息传播产业中的创新之核的推动作用。
七、体制与治理维度:从制度安排 到治理共识,引发顶层设计变革
随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新媒体传播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也将日益凸显。基于公共治理的共识,基于公共治理“善治”目标的追寻将成为新媒体传播领域研究者新的研究方向。在传播治理方面,郭小平认为,新媒体为公民记者赋权, 促进基于新媒体平台的社会与国家的互动, 拓展了民主的政治空间。新媒体构成环境善治的重要社会机制, 而环境风险的“善治”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商与理性妥协以及民主过程的开放和有效。张显龙认为,“自上而下”的管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模式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将是互联网信息安全管制最佳模式,它既解决了参与各方的利益共享平衡问题,又保证了模式可实际操作的效果。在实名制管理方面,顾理平等认为,中国政府强制推行微博实名制的成本过大而收益甚微,微博实名制总体上是一个不经济的规制策略。张文祥等认为,在公共言论领域,不仅不应强推实名制, 政府还应承担保障公民网络匿名表达的义务。在公共性研究方面,王蔚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中的污名化愈演愈烈,这个一度令知识分子骄傲的称谓,正在遭受知识分子自身的唾弃。公共知识分子在话语中的“消逝”,将为中国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建构带来更多的迷思。安珊珊认为,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创建,既担负着促成自上而下政治治理观念改革的使命,也在推动着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孵化。胡菡菡认为,微博的社区属性对促进协商民主的作用最为明显,既能带动广泛的政治参与也能促进身份平等和理性交往。总之,探讨互联网治理的研究成果有一些,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但是也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总体上缺乏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八、理论与研究维度:从中国语到传播前沿,推动新闻传播学研出现新变化
新媒体传播研究逐渐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镇和主流。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也自然濡染上浓郁的中国色彩和中国气象。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媒体传播研究是确立中国传播学研究世界影响的重要基石之一。李良荣、张华认为,互联网与新媒体的迅猛发展, 推动了传统新闻学、大众传播学又逐渐走向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信息传播为重心、以沟通互动为目标的“大传播”领域。彭兰认为,研究“个体”这样的社会最基础“单元”发生的变化,不仅是研究Web2.0及其他新技术影响的重要角度,也是研究今天及未来社会变迁的基础。Web2.0及正在兴起的各种新技术,不仅在重新定义数字化的个体,更在重新定义未来的传播格局和社会走向。廖圣清、柳成荫、申琦、秦绍德认为,传播学与外部学科互引程度加强,反映传播学开放性的提高,但与信息科学互动不足,可能成为传播学未来发展的隐忧。韦路则建议研究者将诠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 这年,研究者普遍对于新媒体传播能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未来研究格局带来更为深刻的变革给予很高的期许。
旧有信息传播秩序产生的原因分析 篇4
一、文化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关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输出对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实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的讨论。[1]首先对这一概念进行解读的是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席勒。这主要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新格局的制定, 尽管相当一部分国家摆脱了被殖民的地位, 但经济上却无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所以文化帝国主义仅仅依靠观念及信息的渗透, 就能够从精神上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主导。由此, 文化帝国主义对旧有信息传播秩序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 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
强大的经济实力意味着两个问题:一是二战以后对和平世界所建构的新格局的领导权, 二是有条件进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与投入。而处于媒介发达时期的今天, 发达国家的传播科技不得不使第三世界国家对其产生依赖, 那么信息传播的话语权也就控制在了文化帝国主义者的手中。
更为重要的是, 强大的经济实力使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有资本生产文化产品, 进行文化资本及对自身有利的信息内容输出。而发展中国家则无暇顾及生存之外的文化产业发展, 必然要承受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 同时被动接收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内容。
(二) 信息流处于不平等状态
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促使信息的流向出现了一种常态趋势的不平等。第一世界流向第三世界的信息量要远远超过第三世界流向第一世界的信息量。也就是说, 信息的流向是不平等的交换过程, 而这个交换的操盘者则在第一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手中。据粗略统计, 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比例占据全部信息的四分之三。
在这一不平等的流向传播中, 信息的性质发生了偏转。事实上, 信息本身不具备任何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性质, 信息陈述事实是中性的。但通过不同的传播者进行添加, 信息就有了偏转, 至于偏转的方向则与文化语境相关。第一世界国家在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信息输送时, 必然会站在自身立场上去对原信息进行新的赋义, 并通过这种赋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思想及文化进行潜在控制。
二、尚未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及政治依附
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 第三世界国家对第一世界国家的依附普遍存在, 这主要源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所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 造成传播信息的工具被发达国家所掌控, 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只能被动接受信息传播, 并在经济、政治依附的基础上产生信息源的依附。一旦这种依附成为惯性常态, 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将对信息内容无条件、无质疑地全盘接受, 从而丧失对信息本来面目的探究意识。也就是说, 传播什么样性质的信息、通过怎样的渠道进行传播, 都由发达国家决定, 掌握了信息传播渠道, 也就掌握了信息传播内容。这一现象不仅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公民分享并传播信息的公平公正性, 还直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进步。
三、传媒歧视带来的弊端
在媒介时代的信息传播过程中, 由于信息对媒介自身的依赖性很强, 因此导致了代表某一阶层集团利益的媒介所有者及控制者对信息接收方的态度不尽一致, 在偏向某一阶层或群体的同时, 歧视了其他阶层或群体, 这是媒介歧视的具体表现, 而导致的结果则是信息获取机会的不平等。
带来媒介歧视的原因有很多, 可以从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进行不同阶段的划分总结。
在信息传播的初始阶段, 媒介的拥有者出于媒介自身利益的考虑, 对信息受众群体采取了倾斜, 其自身利益的最典型呈现就是媒介经济利益, 这也是媒介市场化的必然趋势。例如, 媒介为获取广告收益, 就在信息传播中考虑广告受众群体的需求。 还有, 在CNN对中国报道的新闻搜索中, 出现频率远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 即使有相关内容出现, 也带有一定的负面色彩。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 获得先进媒介载体工具的群体总是会率先获取媒介信息, 并获取更广泛的媒介咨讯。而拥有先进媒介工具的群体大多生活于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 这从另一个层面加重了媒介歧视的地域性鸿沟。
在信息接收端, 拥有良好教育的阶层更容易自主选择信息传播渠道, 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内容;相反, 没有机会享受良好教育的群体, 则不得不被动接受媒介拥有者所强制传播的信息内容。
媒介歧视的蔓延, 不仅在不断地破坏着信息传播的公平性原则, 同时也影响了媒介自身的健康发展, 使其丧失自身在公共信息领域的话语价值及话语权威。更重要的是, 信息流通越是频繁, 信息马太效应就越是明显。这一鸿沟的加大, 迟早会导致传媒市场的结构失去平衡, 传媒生态遭到破坏, 甚至出现竞争恶化、媒介市场混乱等不利局面。
四、结语
就我国当前状况来看, 面对全球化信息时代及媒介时代信息传播秩序的不平衡, 既存在严峻的挑战, 同时也拥有很大机遇。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及科技实力在信息传播中享有很大的优势, 但其新兴的、全球普及的媒介技术资源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用, 以缩小信息与受众之间的差距。
从被动的信息接收, 到主动的信息自主选择, 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变。
摘要：旧有信息传播秩序产生的原因总是和旧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密不可分。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侵略、文化帝国主义等现象为基础的传统信息传播秩序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对当今信息传播生态环境的担忧。本文将针对旧有信息传播秩序产生的原因进行历史分析、社会背景分析以及政治生态条件分析, 进而探寻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 为建立全新的信息传播秩序寻找恰当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信息秩序,信息传播,文化霸权,文化输出
参考文献
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 篇5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艰难, 发达国家至今还没有真正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发展中国家也面临许多新的冲击, 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状态中。造成当今国际经济困局的原因很多, 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深层因素。为今之计, 必须加快构建适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日益失衡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沿袭至今。以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前身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架马车”为标志, 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 进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历史地看, 美国主导下的这种国际经济秩序对于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 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积极功能日见衰退, 某些不合理的方面日益突出, 甚至一定程度上转变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
当今世界经济重心已经明显东移。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 新兴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规模迅速增长,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快速上升, 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出现大幅增长, 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超出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新兴国家等目前面临许多新的困难与挑战, 但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仍然没有做出合理的调整。另一方面, 美国当初构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持久化, 出于一己私利, 美国总是极力阻挠国际经济秩序的更新与重构。日积月累, 导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缺失和功能性失调。
一是垄断性, 持续增高后来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国家的准入壁垒。以美元为本位的全球金融体系, 迫使后进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过程中必须支付额外的货币交换成本, 承担较高的汇率变动风险。网络的根资源掌控于美国一家之中, 既越来越不适应全球信息交流快速增长的趋势, 也加大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信息安全风险。在航空工业和电子商务等战略性产业部门由少数国家操纵的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等, 正在越来越多地阻碍后来的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 公平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全球市场竞争。
二是单边性, 少数国家常借方便之机损害多数国家的经济利益。利用自身的市场垄断优势或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主导地位, 少数发达国家不时对外转嫁自身的经济危机, 常常从国际市场交换中榨取超额利润。
三是排斥性, 神化西方经济模式, 阻碍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不同探索。在日常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过程中, 西方国家往往居高临下, 设置种种前提条件, 时常利用“规则”来教训和打压他人, 或是极力推销自身的价值标准, 制造借口和罪名诋毁抹黑竞争对手。比如西方国家利用所掌控的评级机构等, 把自身的经济运行方式奉为经典甚至是唯一正确的模式, 歧视贬低其他国家的企业制度和宏观管理方式, 否定不同的国情应当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更有甚者, 主要西方国家时常运用市场力量比如动辄实施经济制裁等手段来追求自私的政治目标。
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特征
国际经济秩序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广义的游戏规则, 包括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 它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 其重要意义甚至是资本或技术等实物要素都难以比拟的。判断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多数国家的利益。规则的权威性起源于多数的认同, 规则的有效性依赖于多数的遵从。必须改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过于偏向少数发达国家利益的格局, 形成更有利于促进多数国家经济成长的良好环境。不能把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人为地加以固化, 应当与时俱进构建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空间。基于全球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 尊重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各国国情不同决定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方式不一样, 微观企业制度与宏观管理政策都会存在差异。因此, 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不应强求对方与自己一致,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过程中不应以某个模式为标准来制造理由, 干预企业的市场行为。
其次, 保障各方话语的平等性。当今时代不同国家日益广泛地汇聚在特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 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比以往时候都更为复杂。促使未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走向更加公平, 既是诱导各国持续参与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要保障, 也是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因此, 应当也必须保障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享有平等的话语权。
再次, 扩大国际治理的兼容性。现有一些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受发达国家的操控明显, 导致对一些重大国际经济事务做出决策时往往偏袒发达国家的利益, 排斥其他国家的合理意见, 忽略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因此, 大力改造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无疑已成题中之议。要让已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有更多的新型国际组织和机构来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保障未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合理更均衡。
更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进程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需要通过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来支撑国民经济持续成长的新阶段, 国际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事关全局而不得不争的战略制高点。去年我国GDP总量已经迈上10万亿美元的台阶, 标志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稳定提升, 中国有义务引导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走向合理化, 也有能力适时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更新进程。一方面, 更新国际经济秩序不只是中国的需要, 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愿望。经济全球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理应也必然要形成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共同规则。另一方面, 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为世界第一, 引进外资多年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 近年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张,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名列前茅, 中国已经是国际市场上重量级的角色, 理应享有其他国家已经拥有的地位和权利。近期来看, 我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启动国际经济秩序更新的进程。
首先, 优化空间布局, 提升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不同形式的自贸区是今后一个时期支配全球经济竞争态势的关键因素。我国要抓紧时间把“一带一路”战略做实做好,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安排等逐步形成有实质意义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同时, 也要更为积极主动地推进其他方面的自贸区建设, 因势利导加快与不同类型国家的自贸区谈判进程, 更为积极有效地引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其次, 完善国际机构, 扩大对国际经济事务的话语权。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相应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机构将发挥出更为重要功能, 我国应当也必须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参与其中。一方面, 要积极推动对现有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改造, 比如, 努力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早日落实, 以更好地体现和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 更要大力加快金砖国家银行、亚洲投资银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设步伐, 考虑设立更多的国际化基金和政府间合作组织, 让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有更多的选择。
国际传播秩序 篇6
法治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是,现代法治决不只是历史上的“法治”理念的逻辑展开,更不是传统“法治”在数量或规模上的扩大。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尽管可能同样使用了法治这个语词,但其社会实践的内容却有一个巨大的质的变化,而引出这一变化的则是现代化这个巨大的工程。同时,法治又是这一工程的一个构成部分。毫无疑问,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形成,已构成了现代化工程的前沿部分之一,其实践性正在使传统法治发生着质的变化,相应的网络法观念就成为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网络社会法观念传播对法治进程的意义
互联网的出现为更广泛的人提供了平等交流的平台。网络社会中传播的特点在于其资源共享性,也在于其互动性。它使许多法治思想得以持续、快速地发表,并且受众范围极广。同时网络也促进了法律的外部研究,即关注“影响法律制度形成和维持的各种非法律因素,以及法律与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许多其他领域的职业学者也得以涉及法学,法学的壁垒不再那么森严,法学不仅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而且与其他学科形成良性互动。法学家们也涉猎其他领域研究法学,使法学在更广的范围内获得理解。美国大法官杰伊说:“将正义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徒法不能以自行,即使有最好的法律,如果先进的法治观念不能得以传播,那么建设社会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也就难以实现,而网络社会正为法观念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因此网络社会中法观念的传播对我国法治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
2 网络社会的市场经济基础,决定网络社会法观念的现代性
首先就中国的传统法治而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其主要表现为乡土社会的乡土秩序。但相反的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的现代化要求人们在更大的、更为均质化的空间跨度中交流、交易和交往。正是在此基础上,网络社会得以形成。该社会里,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的市场化(包括国内市场化、国际市场化)与知识化,使网络社会中的法观念与狭隘的“乡土秩序”毫无缘分,而与现代法治不可分割。
其次,网络社会中的法观念的现代性是网络发展与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网络与身俱有的技术性与开放性,使网络社会成为一个既特殊又现代的陌生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交流与合作都可超越“熟人范围”而在世界范围的陌生人之间进行,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而在传统社会中,乡土社会的秩序往往基于儒家所指出的(而非其主张的)人类普遍存在的“爱有差等”的自然情感,这种秩序发生在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关系紧密的小型的熟人社会,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也往往具有很大的狭隘性,即所谓的“胳膊肘向里拐”。它优先关注和满足内部人的利益,一旦内部人与外来的陌生人发生冲突和纠纷,往往会以牺牲外来者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社区的利益。而由于这一点,又往往加剧其封闭性。而开放与陌生的现代社会必然要求建立全新的秩序与规则,网络秩序与网络规则因此成为需求,进而网络社会的法观念就变得很重要。
另一方面,网络的技术性为陌生人的虚拟提供了可能,这使网络社会的现代化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现代化。这种虚拟性,给网络秩序的建立带来更大的困难,也使网络社会的法观念传播显得更重要。因为,现代性带来的秩序问题并不仅仅是词与物之分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流动空间不断增大,社会开始转向一个陌生化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人们有更多的只是因为短期利益而进行的交往,由此形成的关系既是临时的,也是单维度的;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关系是非人身性的;而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博弈是一次性的。在这种环境中,机会主义的倾向更容易发展起来:即使规则为人们了解,人们也往往不守规则,如果不守规则可能带来个人的更大好处的话。如今,不仅“和尚”可以跑,跑得很快、很远;而且由于财产表现或存在方式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庙”也可以跑了。熟人社会中曾有效的、每个个体都拥有的以“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手段保证遵守规则的方式往往失灵。不难理解,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将使上述情况发生的容易度成倍增加。因此,网络社会中法观念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实难题,也是网络发展与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3 网络社会法观念传播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推动力
我国缺乏法治发展的政治经济条件,如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民主法制制度还不够健全。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缺乏法律文化和对法治的信仰。这样的环境造成了中国法治化不得不自上而下的发展,法治过程主要由国家推进。然而,“一个过分依赖国家强制力的法律体系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作用于社会的法没有根本上得到社会的认可”。法律的权威源于政府权威;但法治的本质却要求法律权威超越政府权威。这种权威不是源于写在纸上的宪法和法律,而是源于人们头脑中的公民意识。我国公民法观念落后、发展缓慢以及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我国法治进程有巨大的阻碍作用。而网络社会中网民间的开放性,平等性和自由性以及网络的无地域性恰恰可以在网络社会中形成享有主权要求的公民共同体,进而构成了现代民主与法治的重要社会基础,为现实社会中法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和寓所。
3.1 网络社会法观念传播有利于立法民主
实现法治首先要有良法,有法可依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法律制度只有通过立法形式才能创立和确认下来,因此首先必须规范立法活动,使其制度化。具有良好的公民意识的成熟公民才能积极参与立法活动,使立法不留于形式,成为人民意愿的真实表达。要让人们理解法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们参与立法。只有首先在立法方面人人平等了,才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立法权在所有的权力中是最重要的权力,在不代表甚至损害公民利益的法律面前,是不可能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的确立也需要立法过程的真正民主,因为对于制定过程中自己毫无参与的法律,人们是不会十分重视和服从的。每一项法规都关系到公民的利益,这就决定了每一位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立法,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当前网络社会中几乎我国所颁布的每项法律、法规在其起草阶段就会引起网民的极大关注,并引发大规模的讨论,充分体现了参与意识,也即在网络社会中公民意识不仅表现为一般参政,而是更深层次的、对立法的参与。
3.2 网络社会法观念传播有利于司法公正
司法是法律实施的最终方式,对法律问题的解决具有最终性,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对建立法治社会尤为必要。只有享有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才能行使司法权。在司法领域,公众对司法活动的参与,是司法在实际上取得民主性、公正性结果而不流于形式的重要环节。司法民主的重要表现,是在诉讼中实行陪审或者参审制度,允许民众直接参与司法审判,而这些机制的良性运作在当前我国的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然而在网络社会中,却可以轻松实现,网民关心社会正义在司法领域内的实现,关心自己的自由权利,关心自己的自由权利同时还能推己及人地关心他人的自由权利在司法活动中的保障。因此,网络社会法观念传播对于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作用。
3.3 网络社会法观念传播有利于严格执法
法的执行,也叫做执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执法是法律实施的核心方式,法律的绝大多数是通过执法来完成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严格执法。我国的司法机关在依据法律、严格执法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在执法过程中还仍然存在着为保护地方利益进行行政干预,以及面对金钱对执法的冲击。可以说,权利的干预和金钱的腐蚀已经构成当今严格执法的两大障碍。要抵御权力对法律的干预,就要首先搞清权大还是法大。网络社会法观念传播因其平等性故其内在价值包含了权利本位思想,通过法观念的传播在人们头脑中广泛形成一个权利本位的共识,使人们意识到法律是用来平衡权力与权利的,或者说是用来限制权力、防止滥用权力,和保护权利的工具,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赋予。在这种法观念的指引下执法人员才能自觉抵御金钱的诱惑。当执法人员在网络社会法观念传播影响下认识到权利对于公民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时,他们才不会滥用执法权利,才能更好的遵守法律,起到权威和表率作用。
3.4 网络社会法观念传播有利于法律监督
法律监督是法治的重要保障。监督制度主要包括:对立法活动的监督,即对立法机关立法有无法律依据、立法成果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立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进行监督;对法律实施活动的监督,即对执法、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而进行的监督。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归根到底就是要用宪法来限制政府的行为,保障公民权利,而这一点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一般性的法律所不能完全实现的。通过网络社会法观念的传播使公民认识到在国家权力之上还有宪法权威的限制,使国家权力成为一种派生的权力,使国家权力的存在服务于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网民在网络上国家主人翁的身份监督政府的活动,还可以保证公民通过网络这一途径有效地监督政府的各项行为,尤其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合宪性和合法性。
3.5 网络社会法观念传播有利于培养公民法律至上的信仰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实现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至上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与法律相冲突,任何社会权力机关都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否认法律的权威和效力。法治建设除了制定完备的法制,还需要有公民对法的权威的认识和对法律至上的信仰。法律要求获得普遍服从,法治要求每一位个体都守法。法律的权威,不是法治社会的专利,但法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却只能在法治社会里得到实现。依法治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法律必须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享有最高的权威。而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中国的最大障碍也正是法律的权威难以确立。从历史原因来看,中国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人治传统,正如邓小平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不重视法律是中国封建政治传统的典型特征。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既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又有一定的社会根源。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以前,被迫不能利用合法斗争;夺得全国政权以后,又彻底摧毁了旧的政权机关和旧的法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几次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轻视法律的心理。所以,邓小平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网络社会作为一个陌生人社会,需要一种法律至上的信仰,通过在网络社会中法观念的传播公民可以进一步对自己在社会与国家中所处地位、自己在法律中的地位和意义认识和认知,并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任、依赖以至于对法律至上的信仰。
摘要：网络社会的市场经济基础,决定网络社会法观念的现代性,网络社会法观念传播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推动力。本文试论网络社会中法观念传播对现代法治秩序的重要意义。
国际传播秩序 篇7
一、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所面临的问题
1. 国际贸易由开放型向保守型转变
经济危机的影响十分深远,这同时驱使西方发达国家想通过改革国际贸易政策来提升国内的经济环境,但是经济危机使全球的经济需求量大幅度的降低,世界各国都形成了贸易保护措施。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发生了转型,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形成了新的国际秩序,贸易保护主义也成为了缓解西方各大金融集团和贸易秩序的有效措施。世界各国都对本国的金融机构及企业进行保护,以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改革最为有效,它们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进行大范围的国民信贷,并且在信贷的过程中国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同时这些陷入经济危机的金融组织在获得国家的资金注入后,将自身的部分股份国有化,这样就完成了自身经济结构的重建,但是这种办法对未来国家信贷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2. 国家保护主义
很多国家针对大型企业进行国家财政保护,并且要求本国加大对自身国家产品的保护力度。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购买美国货”计划,在这项计划中,只有和美国成为自由贸易区的国家才能够获得美国政府的采购协定,这样虽然刺激了美国国内企业的经济增长,但却使美国在国际金融贸易中的地位大幅度下跌。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在这种“只顾自己”的政策下,促使欧洲各国纷纷效仿。它的战略伙伴英国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把英国的工作机会留给英国人”的口号,使世界发达国家真正的完成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同步发展。在“只顾自己”政策的带动下,金融机构对于国家的依赖性不断增强。虽然这种做法能够帮助发达国家度过经济危机的难关,但同时产生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成为了影响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块“顽石”。这不仅减缓了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进程,更加使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秩序受到了致命的影响。
二、维护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秩序是未来发展的主题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秩序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将反对贸易保护作为了主要的控制任务,世界贸易组织一直竭力维系国际贸易的秩序,并且制定非歧视、透明的秩序关系。国际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曾经说过“刺激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快完成多方发展谈判”。这说明要想维护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秩序必须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要将国际贸易中的不确定因素最大程度的改观,使经济能够逐步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际多边规则将重新划分世界经济改革。世界经济危机使世界金融机构将恢复自身经济能力,提高经济增长作为了发展目标。尤其是很多国家对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异常关注,这就使新能源、环保产品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政府最先做出反应,制定了“绿色经济刺激方案”,以求通过科技力量在全球的环保产品和新能源应用上站稳脚跟。同时国际贸易组织也制定了针对环保材料、新能源的远景规划。只有节能的、低碳的产品才可以涌入国际市场,并且形成新型的贸易协定书。这些举措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十分重大。
三、经济危机后时代全球经济的发展形式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增长十分缓慢,同时在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金融资金的流通上更加动荡,这将直接减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是无论在任何环境下全球经济化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结果。
首先,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要想提高全球经济就必须进行世界经济性的改革,经济危机以后,世界的经济增长需要经过很长的复苏时间才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需求成正比,所以欧美等发达国家进行的负债式消费理念将发生变化。同样也会使贸易自由化的速度减慢。但是在贸易保护政策下,贸易自由化会受到影响,靠此来促进的国际贸易发展的机制也会被削弱。在科技领域,进行大范围的技术贸易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由于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深入,科技研究将成为提高国际贸易发展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国家会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发展中国家将会对自身市场急性开放,利用良好的市场环境,来吸引新技术的加入,这也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未来科技发展的主力。同时针对和发达国家中的双边贸易将在供求不一致上发生冲突。
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下一轮高速增长,将依赖于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为了提高技术创新的收益,尤其是为了在世界经济中掌握技术领先和技术进步的制高点,为了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保持技术优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强调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加强保护;另外,美国已经将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当作下一轮技术革命的突破点之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只有提高传统能源的相对使用成本才能实现,因此需要通过提高油价或者提高环保标准来推动。环境保护并不局限于对二氧化碳和“温室效应”的控制,而是成为了欧美等国家发展经济,提高国际贸易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所以欧美等国制定了新型的环保标准,并且根据这些标准开展形式材料和技术的研究。但是针对科学技术并不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强大消费市场使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基础。所以发展中国家要积极调整自身的发展观,不要过分的追求环保技术,要结合自身的优势项目发展市场,最大程度的避免环保标准损害其经济增长的能力及在全球经济交往中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经济规则的制定中仍然将推进市场开放当作主要目标。尤其是,当发展中国家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环保标准理解为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形式时,双方利益的不一致将引起更加严重的规则制定上的冲突。
四、金融创新的步伐可能放缓,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提高
经济危机促进了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力度,随着经济危机的影响,金融自由化已经不能够在世界贸易的过程中发挥足够的作用了,并且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监管体制也即将瓦解,加强金融监管已经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危机后的主要改革方向。金融监管的加强,势必减缓金融创新的步伐,国际资本通过新的金融工具在国际间进行流动的机制也将受到削弱,国际金融危机也引起了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欧元等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因而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在发展中出现储备上的转变,国家货币的储备能够引起多个国家利益间的冲突,使国际资本流动的稳定性降低。这使多元化的不当竞争发生改变。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对美元的影响不断加大。同时货币竞争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和变化。将会在很多储备币种的结构上发生变化。例如,这种变化使石油输出国的国家经济重新进行了配置,使以迪拜为首的石油输出国家的资本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另外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也将引起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与汇率预期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将加大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
五、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都具备着十分成熟的市场经济,并且在经济发展的方面已经做到了大跨度的增长。多数国家在发展中将出口导向和经济增长相互挂钩,并且在城市的工业化、市场化等方面,通过对成功案例的模仿实现了经济方面的进步使其能够更好的融入到全球经济增长中,在全球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通过贸易和资本回流使自身的国家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使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经济的高增长态势,国际资本在这一时期也看中了发展中国家具备的潜力,将国际资本大范围的流入到发展中国家手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积累和生产投资等方面为国际资本打开了“绿灯”,两者之间形成了互利互惠的局面。
六、结束语
就目前的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秩序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全球资本链正在慢慢的转换,老牌的欧美国际贸易中心已经发生了变化,取而代之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态。就目前来看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结构已经和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相互接轨,同时在经济危机的作用下,有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已经完成了对国际资本的收购和连结。这同时也为国际企业度过金融危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未来,发展中国家能更好的融入到国际贸易中,并且具备影响国际金融秩序的能力,使全球的经济活动得到统一,最大程度的提升全球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发展中国家是未来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秩序的主要推动力量。
摘要：现阶段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频发,国际贸易以及金融秩序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传统的欧美负债消费模式和全球经济的缓慢增长使国际贸易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减缓了世界经济中心化的形成。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大大抑制了世界经济复苏的脚步。
关键词：经济危机,格局转变,环保技术,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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