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冲突（精选4篇）
传播冲突 篇1
“科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绕不过去的话题。“科学传播”概念的引入具有时代性意义。然而, 科学传播在西藏的发展, 具有特殊性。一方面, 加快西藏科学化建设步伐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 面对的是以宗教文化为代表的藏族传统文化的积累。经过历史的变迁, 宗教之所以能够生存并得以发展,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自身调适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科学化程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代化的标志, “科普”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过程。在西藏, 是面临的时代话题, 宗教文化是西藏历史性的特征。促进西藏以宗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以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和谐发展, 有关西藏未来的发展。
1 科学传播与宗教传统
1.1 科学传播
最早提出“科学传播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概念的是英国学者贝尔纳, 其在代表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中, 他认为科学传播承担着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 促进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二是, 科学教育以及科普工作的需要。[1]虽然没有对“科学传播”进行明确定义, 但是指明了一个可以切入的角度。“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2]科学传播的内容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等信息。其研究范畴包括农业、医学、军事、工业等方方面面, 渗透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科学传播最初主要是科学类期刊杂志等出版物形式, 信息的传者与受者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 使科学传播在形式和受众范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使原来仅限于上层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流逐步向大众层面延伸。
1.2 宗教传统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命题, 指明了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 同时也暗含了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差异性, 甚至是冲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采用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 是“颠倒了的世界观”。[3]宗教以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指引下, 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和日常行为。尤其是在全民信教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 宗教信仰可能直接导致对科学的排斥。如果认为“科学”是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现象, 那么有很多信众坚信“宗教既是科学”。宗教的长期存在, 也将直接导致宗教传统影响的长期存在。
2 科学传播与西藏宗教传统的冲突性与调适性表现
浓厚的宗教传统影响着藏族民众的日常生活。西藏宗教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信仰观念、崇拜对象、生活方式以及习俗等方面[4], 涉及到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领域。引导西藏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 是当下各界谈论的热点问题。通过对科学传播与宗教文化传播的冲突性与可调适性分析, 将有利于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探索。
2.1 经济领域
西藏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地区, 藏族民众在佛事活动上的花费占家庭支出的很大比例。2014年7月, 通过对拉萨堆龙德庆县的田野调查可知, 每户家庭用于礼佛费用大约占到家庭费用总支出的10%~20%。政府所发放的补助、救济资金很多流入了寺院等佛事场所, 这与我们所倡导的市场经济, 鼓励资金流入市场有比较大冲突。另外, 佛教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也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竞争理念相对立。长期以来, 藏传佛教的信徒, 深信自己今生的贫富由前生的因缘所致, 消弱了劳动的积极性和改变自身命运的主动性。伴随着国家扶持力度的增加, 很多民众养成了“靠、要、等”的心理, 进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藏族的宗教信仰中, 对与人们生活密切的山、水十分崇拜。有“神山圣水”的说法, 以及“敬山敬水”的传统, 这对于发展生态经济是十分有利的。西藏之所以直到现在, 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完好, 和宗教文化的积极作用有很大关系。生态经济正是科学传播的核心信息之一。不论是在国内的传播场域还是对外传播场域, “生态西藏”是精心打造的西藏形象之一。
2.2 政治领域
在政治领域, 突出表现为随着宗教的发展而逐步确立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是经过了政教的较量、教派的争斗等社会发展中经常发生的事件。“最后, 一部分宗教上层分子变成了一批占有大量土地、牧场、牲畜, 力量强大的地主阶级分子。这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得以形成的阶级基础。”[5]西藏废除农奴制度之前, 权力始终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 掌握宗教封建特权, 广大的藏族民众始终没拥有过民主权利。直至西藏和平解放, 废除农奴制度, 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我国坚持“政教分离”原则, 规定宗教不得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西藏的民主改革, 社会主义发展是大势所趋。然而, 十四世达赖集团利用其宗教领袖地位企图分裂中国, 恢复政教合一的制度和权力, 实属逆历史潮流而行。
在历史的长河中, 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事物总会展现出它的生命力。例如西藏现代化法制建设的推进, 用事实说明宗教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相适应。正如, 纪录片《西藏一年》所真实再现, 饭店经理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时帮助其汉族朋友用法来维权, 依法治国的阳光已然渗透到西藏广阔的土地。在政治领域, 藏族群众法治观念的树立、维权意识的增强、民主权利的使用, 正是社会科学传播源源不断的素材。
2.3 文化领域
著名的作家、社会评论家龙应台曾说:“日子怎么过, 就是文化”, 文化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了婚、丧、嫁、娶的传统习俗, 也包括了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行为方式。这也是科学传播与宗教传统矛盾最激烈的部分。在纪录片《西藏一年》中, 乡村医生拉姆运用医药给其他百姓治病, 同时, 自身也患胃病, 祈求活佛的加持来去除病患。在西藏很多地区, 直到现在也存在请法师“吐口水”来驱散病魔的方式来治病的情况。这样不但不能有效的医病, 还有可能造成病菌的交叉感染。从本质上来说, 科学是指符合事物发展的物质规律, 是唯物的。而宗教中的规律, 很大程度是唯心的。
西藏宗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有其合理的成分。藏族民众保护动物的意识普遍比较强, 这有效地维护了生态平衡;禁止妇女不戴围裙或头巾穿行于田间地头, 以免触怒主宰神灵而得不到秋天的丰收, 这在高原地区, 有效地阻挡了阳光对皮肤的伤害。不可否认, 宗教导致陋习还很多, 这对于科学来说是传播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 也是科学传播所承担的重要职责。
3 正确认识西藏现代化建设中科学传播的作用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是任何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西藏地区谈现代化建设, 不能脱离其民族传统, 同时也要正确认识科学传播的作用影响。
3.1 个体形象的呈现作用
西藏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 甚至是世界各界关注的焦点, 处于舆论高地。如何展现真实的西藏, 是对外对内传播过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也是重点、难点所在。由于西藏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高原气候条件, 在科技领域的研究中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 需要科学传播对这些新特点做出说明和解释。在西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 也需要大众传播媒介从医学、农业、工业、科技、生态等各个角度来展现西藏的变化。把真实的西藏传达好, 让西藏发出正确的、真实的声音, 是传媒的责任。
3.2 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
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信息传播功能, 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提供信息。在“涵化作用”下, 受众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 向有利于社会发展、个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方向进行转变。例如, 在《西藏一年》中, 冰雹法师肯定了青霉素的医用价值和大炮驱散冰雹的作用, 通过接受科学传播信息, 在衡量和对比中, 更新已有的知识和想法。宗教传统比起科学传播, 要早几个世纪, 但是, 科学传播的效果在西藏已经有所萌动。我国尊重各民族的信仰自由, 同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西藏的特殊语境下, 对藏族民众来说, 既要爱教也要爱国, 既要保护传统文化, 也要为现代文化打开一扇门。科学传播与宗教文化传播有可能也应该和谐发展, 能够求大同, 存小异。对于观念上的转变, 科学传播作为科普的主力军, 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3.3 民主权利的延伸作用
科学与民主,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同时两者也是相伴相生。科学自身的发展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 是规律性、系统性的知识。科学的发展, 最终服务也将是公民。科学信息以各种形式进行传播的过程中, 切实给民众带来的成果。除了可以迅速转变为生产力的技术外, 也有潜移默化的改变。这种改变的重要形式是提供可选择性, 让民众有选择性的、主动的改变自身的生活。从近几年在西藏拉萨、山南等地的田野调查结果中可知, 公民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在农牧区, 村民在看过电视等媒体所展现出来的各项政策、各种技术之后, 会主动向驻村工作队、村委会等部门来反应情况, 工作人员通过向上一级反应情况, 县政府、乡政府会安排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下乡培训、公开讲座, 来满足村民们的需求。
4 结论:构建西藏特色的现代化
西藏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是历史的要求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期盼。一方面, 必须认识到宗教文化是建设现代化西藏的现实基础, 是重要区情, 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现代化对于西藏来说, 意味着历史性的变革。讨论西藏现代化建设, 不是要斩断西藏所有的历史沉淀。藏族作为一个古老民族自古在雪域高原生息繁衍, 积累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 应当有“扬弃”的继承和发展。同时, 当科学叩响这个古老民族的大门, 也应该引导西藏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适应。正确的认识西藏的宗教文化、传统文化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方式。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 同时也要尊重各个民族发展的个性, 这种个性基于文化的积累与沉淀。
摘要：科学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 与科学传播密切相关的是文化现代性的话题, 也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宗教传统是西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梳理了科学传播的基本概念, 通过分析科学传播与西藏宗教传统的冲突性与可调适性, 探析科学传播在西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关键词：科学传播,宗教传统,现代化,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体芳,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41.
[2]翟全杰.对科学传播概念的若干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8)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
[4]陈立明, 曹晓燕.西藏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0:281.
[5]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8:47.
传播冲突 篇2
1 新闻传播中伦理冲突的相关内容介绍
1.1 新闻传播中, 公民隐私与新闻真实程度的伦理冲突
以周克华新闻为例, 其前任妻子、恋爱中的女朋友、母亲、孩子, 甚至连曾经的同学和乡亲都因此事遭到曝光, 让我们认识到舆论力量的可怕之处。目前, 媒体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 但是媒体良性思维却没有得到发展。媒体工作者有义务以及权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还原最真实的新闻, 但是当公民隐私与新闻的真实性呈现发生伦理冲突时, 新闻工作者应该首当其冲保护以及尊重公民的隐私权。现阶段媒体方面容易把新闻传播侧重点放在吸引广大群众眼球上, 不断的挖掘新闻的卖点, 往往侵害了他们的隐私权。为了构建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媒体工作者应该致力于还原新闻的公正性, 从而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提高。
1.2 新闻传播中, 职业道德与隐性采访的伦理冲突
以记者暗访某男科医院为例, 媒体首先接到了消费者对这家医院的举报, 于是将茶水冒充尿液到此家医院进行尿检, 医院的监测结果是在茶水冒充的尿液里存在炎症。从此项报道中, 我们发现媒体工作人员并没有真实而又客观的去呈现事件的实际情况, 而是采取主观制造新闻的办法, 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针对于此次采访, 记者可以选择将自己的尿液到该医院进行检测, 如果出现检测结果异常, 媒体再进行相关报道才更具有客观性, 也增加了报道的说服力, 并合理的引起卫生相关部门对此事件进行关注。由此可见, 社会道德与新闻传播伦理之间的关系紧密。在新闻传播中, 媒体工作者是以主体地位存在的, 因此, 记者一定要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 这样才能为群众引导正确的新闻取向。另一方面, 隐性采访是作为采访的辅助手段和工具存在的, 应该把握其尺度, 维护隐性采访的公共利益原则。
1.3 新闻传播中,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伦理冲突
目前, 媒体行业通常应用的管理机制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 这就将其经济效益摆在了首要位置。由于受到市场激烈竞争的冲击, 新闻工作者往往不能够遵循新闻伦理, 甚至以无中生有的态度去挖掘新闻, 同时以煽情的手法来制造新闻或处理新闻。这就对新闻的分析、公正、平衡和客观原则进行一定程度的藐视。新闻传播不应该与娱乐传播混为一谈, 不能只是一味的增加受众的感官刺激, 还要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使新闻的品格以及格调进行提升。
1.4 新闻传播中, 新闻报道为首与扶危救难的伦理冲突
以南昌市北京东路窨井无井盖新闻报道为例, 在无盖的窨井旁并没有任何警示标志, 导致一名妇女摔伤。一些居民便在窨井旁边放置了一些杂物作为警示提醒。但是某网站的媒体相关工作人员为了可以拍摄到居民避让窨井的照片, 将杂物挪去, 该项新闻传播中, 新闻报道为首与扶危救难就发生了伦理冲突。新闻照片的拍摄角度方面也许会增加一些警示说服务, 但是它并没有从人性化以及安全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也缺失了最基础的职业道德精神, 这样的社会良知缺失的行为在媒体行业中是不提倡的。
2 新闻传播中理论冲突应对策略分析
2.1 媒体工作者要时刻坚守正义原则
针对于新闻传播活动。新闻工作者的主要义务与责任在于维护最根本的社会正义, 同时其道德指向坐标是正义感追求的方向。伦理学的有关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念的理论之一就是正义, 作为一名合格的媒体人一定要坚持正义的职业素质, 这也是其所要坚守的底线, 这样才能使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得到还原。
2.2 媒体工作者要时刻坚守隐匿原则
媒体相关工作者具有为消息源进行保密的权利被称为新闻隐匿权, 倘若未经消息源允许, 媒体绝不能将消息源透露给第三方, 这也是媒体人员所要承担的一项基本义务。媒体的新闻隐匿权主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在一定条件下, 要以最适当的方式对消息源进行描述;其二, 相关媒体工作人员要对不可求证或匿名证人的匿名消息持有警惕态度, 并全面对该消息进行调查, 确保消息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其三, 对于比较单一的匿名消息源, 媒体不能够持有依赖的态度, 力求多方面求证该消息其他信息源。
2.3媒体工作者要时刻坚守适度原则
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 因此, 媒体的发展情况能够对社会舆论导向产生直接的影响。社会舆论的指向标准时媒体, 在新闻报道中, 如果发生伦理冲突情况, 媒体工作者要坚持适度的原则, 对负面的新闻报道要充分考虑报道的尺度、角度和量度等方面, 并从中寻找该新闻的正能量。此外, 媒体工作者要在保障新闻报道真实性的情况下, 还应对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新闻媒体对一系列的社会现象的评论与揭示应该对其平衡点进行把握, 不能一味的制造舆论压力与政治压力, 并兼顾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避免发生集体失语和传递消极信息的情况发生。
2.4媒体工作者要时刻坚守避害原则
目前, 由于媒体更注重经济效益的原因导致其过度的迎合受众, 使得部分受众的情感天平收到了不同程度潜移默化的影响。媒体工作者进行暴力或血腥的新闻相关报到时, 要引导群众看到该新闻事件仍是存在正能量的, 保证与社会源源不断的传达正能量。此外, 媒体工作者进行暴力或血腥的新闻相关报到时也也要积极应对伦理失范的问题, 坚持最小伤害、保护未成年人和仁爱原则, 使新闻传播更加符合新闻传播的法规和伦理, 从而对新闻传播伦理冲突问题进行有效的改善, 并加以解决。
3结论
综上所述, 对新闻传播伦理冲突进行解决的关键是媒体工作者, 其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原则。媒体是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组成的重要部分存在的, 同时对于媒体工作者也赋予了更多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媒体工作者进行相关新闻信息播报时, 要从人们群众的利益出发, 引导其正确而理性的新闻舆论走向。
摘要：在新闻传播活动中, 伦理的反射和投射被称为新闻伦理, 其本质内容是指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行为规范, 其中从事方向主要包括:编辑、采访、管理和出版等, 而此行为要通过相互关系的有效调整来规范。但是, 由于媒体工作者在心理上或者思想上容易出现懈怠的情绪, 长期以往, 会导致在新闻传播中出现一系列失范伦理的行为。解决新闻传播中的伦理问题是每一位媒体传播工作者都应该积极应对的。
关键词：新闻传播,应对策略,伦理冲突,舆论走向
参考文献
[1]赵志立.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冲突[J].当代传播, 2012 (6) .
[2]何玉芳.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道德冲突与伦理救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3) .
传播冲突 篇3
信息传播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西方自由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认为是从“言论自由”发展出来的。新闻自由现在已为一些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确认并保护,联合国人权保护公约和各种区域性人权保护公约中也有类似的新闻自由的法律条文。但应意识到,信息传播自由不是绝对的,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
2 隐私权
通常所说的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所享有私人的安宁生活以及个人信息与秘密依据法律受保护,并且保证这些信息不被别人非法收集、利用、侵扰、知悉、和被公开,而且法律上这样的权利,界定了人们是有权利决定是否需要公开隐私以及公开隐私的程度与范围。
3 信息传播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主要表现
在中国现今社会,人们在传播信息自由的同时,存在与隐私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3.1 知晓权与隐私权
知晓权是保障信息传播自由的主要内容之一,信息传播自由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也主要体现在知晓权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人们有权利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信息,以满足其政治与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而且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人们也有权利不公开其个人隐私,不让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其他私人事物让他人接近、侵入、公开和传播,也同样要受到法律保护。协调知晓权和隐私权,保持二者的平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2 隐私权与舆论监督
社会上的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在社会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监督功能,媒体对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正常运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安定团结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隐私权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保护他们自身私生活不被侵害的基本权利。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公民隐私权与舆论监督权之间也存在某些冲突。因此,隐私权与舆论监督权两者间必须达到相对的平衡状态,既能充分保护了公民监督权,也保护了公民隐私权。
3.3 隐私权与新闻采访
新闻中采访的自由是当前新闻自由重要体现,如果没有采访的自由,那么记者就无法真正获得事件的真相。这将影响到公众对知晓权的实现、而且没有新闻自由也就没有舆论的监督职责。但在实际采访中,如没有必要不应去涉及被采访对象个人的私事。需要注意,在对他人进行采访时,正常情况下应该让对方知晓自己是正被采访的。如果确切要进行隐性的采访时,则应该特别注意新闻采访的自由和隐私保护这两者间界限,采访时避免隐私权被侵害。
4 信息传播自由与隐私权的协调
4.1 加强立法,确定使隐私权受到保护
一切法定权利都只能够在法律规定的界限之内得到保障。因此,如果隐私权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地位,那么公民的这一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首先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4.2 加强社会责任感,以是否正确引导舆论为标准
大众传播必须对社会负责,媒介的舆论引导功能不容忽视。媒介是处理大量社会信息的“过滤器”,新闻工作者则是决定信息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的“守门人”。大众有高尚的追求,也有一些不良的兴趣,媒介不应一味迎合他们的低级趣味。在报道涉及他人隐私时,应考虑这类报道是否有利于正确引导舆论。媒介的从业人员应该主动努力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切实履行道德义务;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功能,提高公众的品位,以便确立高尚的情操。
4.3 加强新闻工作者的法律意识,保护尊重公民的隐私权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在采写、传播新闻中,充分的尊重隐私权这个法律赋予公众的合法权益。这也是现代社会中必须应该具备最基本法律的常识之一。所有新闻工作者应加强法律学习,熟悉并掌握已有法律中有关隐私权的内涵及相关法律解释,从而做到心中有数,在工作上应该尽量避免去侵犯公众隐私权事件。在提高社会对隐私权认识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使公民隐私权真正得到保障。
4.4 加强自律,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
在新闻的职业道德及修养上,应正确的去理解新闻自由真正内涵。新闻工作者要加强自律,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加强道义上的自我约束,坚决维护在宪法上规定的权利。在实际采访中,不揭人的隐私、不诽谤人,对于新闻报道要通过正当和合法手段获得,充分尊重被采访者正当要求与声明。在采访与报道中如果涉及公民的隐私时,首先应当先征得被采访者同意。这是对权利的尊重,也是为了防止隐私权被侵犯的最直接的方法。自由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新闻的自由同样也如此。
5 结语
总之,信息传播自由与隐私权都是文明社会的特有产物,两者都是保护了社会公民的基本的权利。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为了避免两者冲突,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对两者进行协调使其达到平衡。
参考文献
[1]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李莉.黄鹏.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法律保护[J].广西社会科学,2010(9).
传播冲突 篇4
一、当涂民歌传播中的“形式”与“实质”间的冲突表现
在韦伯宏观社会学理论中,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最初是一对用于分析经济学的概念,后又将其延伸至社会文化生活之中。 形式合理性是指人们在追求自身的理性和特定目标时运用何种手段最为有效,故其又被称为工具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是指:“决定于对某种包括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1]是指人们判断事物的一种主观的合理性,主要体现为目的和后果的价值,其中会涉及到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判断关系,因而又称价值理性。[2]基于韦伯对“合理性”的表述,在现代社会中非遗的传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反映在“形式”与“实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表面上形式合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但事实上却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日益合理而“实质上”的日益不合理的倾向。[3]人们在知识修养、道德伦理方面逐渐有了自我的见解,个人理性判断背后会做出感性的审视。在当涂民歌的传播中“形式”与“实质”间的冲突尤为明显。
(一)传承人物:“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涂民歌广泛流传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境内,其曲调优美,节奏轻快,富有江南水乡民歌的独特风格,经过历代文化人的艺术加工后,分别在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当涂民歌的传承人物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传”、“授”的重要作用,其形式合理性表现为传承人理应采用“老带少、壮年帮少年”等方式,传授技艺培养下一代。而鉴于韦伯对于实质合理性的解释,实质合理性指涉为一种价值判断,对于传承人来说即为迫于生活无奈,权衡利益之间的价值取向而往往更愿意选择放弃传唱。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利益冲突明显,传承人物往往想在“形式”上继续传授推进民歌文化的传承但却迫于“实质”的无奈而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
(二)政府相关部门:给予与紧缩
自2006 年5 月20 日当涂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马鞍山市人民政府便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其形式合理性体现在政府相关部门采取了相应的“手段”大力宣传当涂民歌,以实现当涂民歌在新时代的广泛传播而不被历史遗忘的境地,达到有效传承的目的。其“手段”包括马鞍山市政府每年将“当涂民歌”保护、发展经费作为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投以相应的经费用于老歌手的补贴、培养新歌手、在市博物馆开辟专题展览、音像制品出版、《当涂民间歌曲集》等图书的编辑出版、汇演和及对外宣传等方面。[4]而实质合理性表现往往是给形式合理性当头一棒,政府相关部门考虑到财政的紧缩也会相应减少开支,这无疑包括在非遗宣传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政府相关部门“形式”的给予和“实质”的紧缩往往导致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三)社会大众:理性认可与无所作为
社会大众在当涂民歌的传播中扮演着“接受者”的重要角色。其形式合理性表现为尽管社会大众在受教育程度、价值观、对民歌的喜好程度等方面截然不同,但面对非物质文化传承问题大众都会理性对待,认为当涂民歌文化是历史的“活态”见证,不应被遗忘而应继续流传下去,作为社会的一员理应承担起社会责任,以期达到保护并有效传承人类历史文化的目的。而实质合理性却表现为在结合理性认识之后,大众根据其自身价值观等情况所作出的合理性价值判断,具体表现为社会大众虽理性认可“非遗”的价值但实际行动上却“无所作为”。大众在“形式”和“实质”方面的落差使得大众在理性认可当涂民歌的传承价值的同时,实质上受内心所“主宰”,不愿做出任何承诺,更不愿在行动上给予过多支持。
二、造成冲突的成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导致当涂民歌传播中“形式”与“实质”间的冲突凸显的原因不仅与传承人物和政府自身的现状有关,人们在潜意识中对当涂民歌的“旧成见”导致其对民歌文化的疏远也是影响社会大众抉择的原因之一。
(一)老龄化,接班少
传承人物在当涂民歌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授教育人的重要角色,充分肯定当涂民歌传承人物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及价值是民歌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保障,所以传承人物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与重视。但现实生活中当涂民歌文化所面临的却是“老龄化、接班少”的问题。即处于老一辈的传承人早已年过古稀,身体各方面素质已不及当年,回唱当涂民歌的机会少之又少;而当涂民歌的内生发展的新新人群却寥寥无几,他们生活的世界被太多的摇滚流行音乐所淹没,故很少有人真正愿意去学去唱当涂民歌,后继接班的人群少之又少。传承人物的“老龄化”危机与青年学员的稀缺致使当涂民歌的传承受到严重的阻碍,若不加以保护与支持,在未来很可能演变成“人走歌尽”的危险境地。
(二)政府财政紧缺
马鞍山是中国十大钢铁基地之一,马钢所在地。马钢也是马鞍山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之一。但在2012 年,由于年度钢材销售价格下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744 亿元,相比上年下滑14.33%,相当于马钢巨亏损了38.6 亿。[5]马钢的营业收入陷入危机,这无疑影响了马鞍山市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虽近些年马钢推出新的发展战略以克服危机局面,但已远不及前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权衡利益价值之间的关系,政府相关部门也会在非遗传播的宣传方面相应减少开支,这无疑影响了当涂民歌的有效传承。
(三)大众意识中的疏远
赖特·米尔斯曾表述道在这个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人们只是感觉到自身处于困境而道不出缘由,更不知用何困扰来形容它,这即为大众意识中最容易忽视的一个盲点,这也是为大众意识中的冷漠与疏远孕育了思想的土壤。尤以处于新时期的大众为例,其思想受新时代氛围所熏染,意识形态超前,他们追随时尚潮流似乎更符合新新人类的思想,而民歌中所体现的农耕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已很难体会。尤其是对于80 后的青年,他们从小生活在机械化代替人工劳力的社会中,无法体会到民歌中所反映的风土人情,生活中的疏远推动了其思想的疏远。并且新时代大众在思想上的显著特点便是乐于接受新事物而容易遗忘旧事物,而作为“旧事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涂民歌,因其在大众的意识形态中已是“古老”、“过时”、“陈旧”的代名词,大众更多的是选择不去“触碰”这些“老古董”。尽管平日里会耳濡目染,但其内心早已对其定义,意识中会不自觉产生疏远。
三、价值无涉理论在传播冲突中的指导
当涂民歌传播中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明显的价值冲突,迫使那些希望问题解决的群体不得不在关于合理性的判断选择中进行伦理价值的取舍,群体的主观主义选择占主导地位。“价值无涉”理论正是韦伯在面对“客观”问题与“主观”问题的冲突上所表现的一种价值中立态度,其强调的是在客观描述所研究的问题时要全面的收集相关资料,利用科学方法具体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必须破除个人主体所带有的价值偏向态度。虽然韦伯的“价值无涉”理论主要针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但将其延伸至文化领域的“非遗”传播中,用以平衡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冲突也具有指导性作用。
(一)重视价值关联的意义
谈到价值无涉理论必定要涉及其一个概念即“价值关联”。作为价值无涉理论的逻辑前提,价值关联与日常具体的文化事件有着直接的联系。韦伯对价值无涉理论的解释十分注重与我们兴趣息息相关的价值观念的制约问题,他表示惟有这一部分才是对我们有意义,而它之所以富有意义,是“因为它表明了那些由于与价值观念的联结而对我们变得重要的关联。”[6]而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价值与人类文化的延续息息相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就意味着中华文化链的“断裂”,其后果会给人类文化的延续性造成巨大的损失。
对于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演唱、口耳相传的当涂民歌文化来说,政府相关部门和传承人物理应要重视“非遗”的文化价值,理清当涂民歌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传播作用,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中找到一个适度平衡点,达到“形式”与“实质”双面兼顾的目的。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做到以重视传承民歌文化为根本出发点,以自身财政的情况为兼顾因素,以关爱与重视传承人物为基本立足点,以宣传与鼓励为首要方式,将当涂民歌适度化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作为民歌文化传承人物,对当涂民歌的传承更应做到“不抛弃,不放弃”,始终坚持站在宣传的第一线,始终坚持维护当涂民歌文化的延续性,始终秉持“授教于人”的培养方式,将民族文化延续下去。
(二)破除大众价值判断偏见
为了规范学术的客观性,韦伯还提出了“价值判断”这一概念,即我们所关心的现象是应该给予“肯定”还是“指责”而作出的实际态度评价。在韦伯看来,科学探讨能够帮助行动者了解各种终极的价值判准,至于做出价值判断的个人是否应当遵循这些终极的价值判准要遵循其个人的意志和良心,但前提是必须将个人的经验知识排除在外。[7]因为韦伯所强调的学术的道德原则是价值中立,对一件事物的评判应摆脱了个人的主观偏见,经验知识本身是为事物的判断提供一种“参考”而不是“参与”,更不是阻碍或影响个人价值的判断。而在当涂民歌的传播中,社会大众对当涂民歌的价值判断偏见往往是有效传播的最大影响因素。大众本着生活经验或许在没有接触到当涂民歌之前就已经将其定义为“古老”、“过时”的代名词了,而这种价值判断偏见使其不愿去了解甚至去接触当涂民歌,大众内心的抵制使得当涂民歌文化的传播备受考验。因此,破除大众价值判断偏见是有效传播民歌文化的当务之急。
韦伯进一步指出人是通过概念和范畴来达到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所以要改变人们对当涂民歌的价值判断偏见就应从人们所踏足的外部世界着手。一方面利用节日狂欢文化将民歌搬上舞台,巧妙地将当涂民歌融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体平台所提供的便捷,将平日里不常接触的民歌文化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再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才能改变人们对当涂民歌的原始印象。
(三)“非遗”的理想类型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科学系统都不可能重视全部具体现实,也没有哪一个概念工具能完全顾及到具体现象,人类文化科学或社会科学概念形成具有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不可或缺的构成形式,即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虽用“理想”一词来形容但韦伯却一再强调其建构的思想不是研究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他在此进一步阐述:“理想类型越是被构想得清晰和明确,因而在其本来意义上也就越抽象,越不现实,它在术语表示上、在分类上以及在前提假设方面就越能发挥其功能。”[8]他还着重强调理想类型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构建,更不是现实世界的摹写,因此切不可将人类的主观意志强加其上。将其理想类型思想延伸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可从以下两点获益:
其一是借鉴全世界“非遗”保护中的“理想类型”,综合研究其成功经验用于我国非遗保护。借助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想类型”,逐个研究其基本案例,以世界民歌保护案例为例,对从中所发生的现实情况和采取的行动措施作出比较和观察,从而获取有益经验。
其二是关于大众心里的“非遗”理想类型切不可随心所欲的构建,而应尊重其“原始活态”。现关于要改造“非遗”融入新时代的呼声逐年高涨,不少大众希望通过改造“非遗”的“原始活态”从而建构新时代的“理想类型”。要知道大众心中的思想瞬息万变很难具有统一性,硬是要将大众的主观意志强加到“理想类型”的建构中,随意改变“非遗”的“原始活态”只会令“非遗”失去其原有价值,变成现代社会发酵剂中的“次品”。
四、结语
现代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体现在“人性的接受”层面上,尽管相关部门不断推进传播宣传工作,但其实质却往往抵不住人群渐渐疏远的危机。作为皖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当涂民歌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面临着其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伦理冲突问题。为此,韦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不断地重复使用“适应”这一概念,“选择自己基本的价值观,而适应各种现实的和想象的机会”,[9]其实质则是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做出基本的道德取舍。然而,我们生活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中人性的冷淡往往是很难改变的,正如赖特·米尔斯所述:“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什么威胁,这就是一种漠然的状态,如果对所有价值皆如此,则他们将变得麻木不仁。”[10]诚然是社会改变了“人心”,而唯有在“人心”上做改变才可以跨出思想的羁绊。
参考文献
[1].冯钢.马克思韦伯:文明与精神[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2] .谢唯彬.韦伯“价值无涉”学说之述评[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