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融合

冲突融合（精选12篇）

冲突融合 篇1

摘要：本文以《刮痧》为切入点,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刮痧》中的矛盾冲突进行了分析。故事中中国移民和当地美国人的矛盾冲突正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从两者由矛盾到理解, 我们看到中西文化由碰撞到交流并融合的发展前景。同时也提出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缓解文化差异造成的矛盾, 如何从冲突走向融合, 从而提高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质量。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冲突,融合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学就是专门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 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科。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思想、价值观念、社会形态、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对跨文化交际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刮痧》故事梗概

《刮痧》是当代作家王小平的一部走红小说, 是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学的专著。后来经著名导演郑晓龙改编成为一部移民题材的电影, 并曾一度刮起了一股文化热潮。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北京青年许大同和妻子简宁移民美国八年,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可爱的儿子, 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收入。然而, 从北京到美国和儿孙团聚的父亲许毅祥,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为孙子丹尼斯用中国民间刮痧疗法治病而留下淤青, 被儿童医院的医生发现, 许大同顶替父亲被美国医院以虐待儿童罪告上法庭。于是, 这个家庭的灾难来临了:丹尼斯被儿童福利院收养, 法院宣布许大同为危险人物, 遭到警方逮捕, 父亲也无奈回国。职业被辞、朋友背弃、父子分离、夫妻分居……灾难接踵而来。圣诞之夜, 许大同想见一见儿子, 只好扮成圣诞老人, 他顺着楼外下水管道爬向八楼的家时, 再次引来呼啸而的警车……不过最后两种文化在碰撞交流后终于还是走向融合, 故事以大团圆结局。

2 故事主要矛盾冲突

毫无疑问, 故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的。首先就是中西医的差异, 刮痧是故事中冲突引发的导火索, 刮痧疗法在中国民间很常见, 是中医传统疗法。确实能够治愈中暑、急性肠炎、食物中毒等一些常见病。但是, 这种疗法到了美国, 却成了施以暴力的罪证。还有就是中国人的“面子观”, 在故事开头, 许大同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向老板的儿子道歉, 便动手打了自己儿子一下, 老板看了觉得不可思议, 许大同对约翰解释这一举动说:“我为什么打我儿子, 那是出于我对你的尊重, 那是我给你面子。”这样的解释让这个西方人困惑不已, 他并不能理解这个东方人的奇怪逻辑。他只知道, 打人是违法的, 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法律观念的不同在故事中也表现明显, 在西方社会, 事事靠法律, 事事讲证据。而中国人则比较看重人情。如美国的法庭及儿童福利院虽被大同真挚而忘情的诉说所震慑, 却仍要求有“爱的证据”, 以供法庭判决。许大同对此就深为不解:父亲爱儿子天经地义, 还需要证据吗?还有就是不同的家庭观。这也是《刮痧》中冲突的本质所在。许大同对付美国社会的生活和工作都游刃有余, 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成长中耳濡目染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就已经烟消云散。在许大同心中, 家庭才是他的精神支柱。三世同堂, 其乐融融, 是他奋斗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为了父亲能顺利拿到美国绿卡, 他替父“顶罪”;为了儿子能回家, 他和妻子分居;为了父亲能看一眼孙子, 把儿子从福利院偷了出来;在法庭上, 许大同爱子心切, 甚至和对方辩护打了起来;为了给孩子送圣诞礼物, 不顾危险爬到八楼, 完全有可能“坠楼而亡”……这种爱超越了自尊、自由、平等甚至人权。而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都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 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如此巨大!

3 产生矛盾的文化根源

3.1 中西哲学思维差异

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天与人, 或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问题。中国人信奉“天人合一”, 即人与自然是整体、协调、有机的联系。“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 以人与自然的亲和为其文化的价值基础。它包括对家人的关怀与责任、对乡土的眷恋与归依, 也有一团和气与息事宁人的柔顺。而长期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思想的统治也使中国人具有保守、求稳、求统一的观念。这在中国人对待家庭的态度上有非常明显的表现。相对于中国而言, 西方各国四面临海, 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他们必须与这种恶劣条件做斗争, 进而去征服大海、征服自然。因此, 他们一定要产生哥伦布式的冒险人物, 向远方开拓。那种斗天斗地的思想是一定会产生的, 这些都与他们的生存条件息息相关。因此, 自然和他们的关系是对立的, 不是战胜自然就是成为自然的奴隶。所以西方人容易产生“天人两分”的思想。所以, 西方文化主要是理性文化, 西方哲学是实证论, 而西方医学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因此中医传统刮痧就被认为显然是“非理性”的。

3.2 中西方价值观念差异

价值观念是社会或文化中的人们所回避不了的指令。人们的行为规则、思维方式、认知准绳、处世哲学、演绎推理模式、评价事物的规范、道德标准等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烙印。

中国的伦理主张“礼”, 认为人对人之尊敬, 其目的是使人际关系和谐。家庭在中国社会居于中心地位。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社会团体, 同时还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模型。因此, 要孝顺父母、爱护子女。亲情价值观在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这种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 如法制观发生冲突时, 它总是处于上风。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 西方社会看重的是法制。西方的人权宣言, 明确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的权利。在强调个人权利为基准的社会里, 人与人之间的情义道德常常受到冷落, 而法律受到重视。他们深信, 在法律条文中可以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3.3 中西方宗教差异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现象, 要深刻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就不得不涉及这一领域。

在宗教方面, 中国的宗教精神是重今生轻来世。人们相信天命, 以现世的幸福为目的。而西方宗教精神则是轻今世重来世, 基督教弘扬顺从服从乞求来世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们缺乏反抗精神, 但却也更多地表现出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圣经》认为:世上的一切人, 不论老幼, 都是上帝的儿女, 人人平等。这对于西方人的人权意识有很大的影响。

4 冲突在交流中融合

随着科技日益发展,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不同民族、不同国度间的语言文化不同, 人们的看法、行为和表现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跨文化之间的主要障碍不是语言, 而是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要完完全全地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极其困难, 但是文化鸿沟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有理解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回避交流、放弃自我、相互对立都不是解决文化冲突的途径。就像《刮痧》故事中的美好结局一样, 只要交际双方理解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消除民族偏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 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就能够被克服。

《刮痧》无疑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好的跨文化交际的成功范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空前频繁,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 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才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跨文化交际研究应顺应时代变化, 突破惯有的思维模式, 培养全球意识, 克服民族中心主义, 避免自我文化的优越感, 尽量理解对方文化, 努力消除对异质文化的隔膜。随着交际双方不断熟悉对方的文化, 因为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困惑就会逐渐减少, 交际质量也会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王小平.刮痧[M].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1.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版社, 1997.

[4]邓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影片《刮痧》的文化解读[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1) .

[5]顾嘉祖.跨文化交流[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冲突融合 篇2

冲突・融合・超越-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之间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中国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正是这一判断的真实写照。本文试图对文化作广义的.超历史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文化的传统与现代”问题的思路。 现代化本身到底有没有含义?这是我们切入问题时首先碰到的不容回避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对任何时代的人来说，其所生活的时代就是现代，又怎么能使其现代化呢?……

作 者：佘俊臣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法学院刊 名：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A年，卷(期)：“”(12)分类号：G04关键词：

文化的冲突　血脉的融合 篇3

这些华裔女作家大多从家庭事件中寻找素材，最后提升到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谭恩美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间从隔阂到融合。她在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中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中国母亲和在美国有着文化困惑的美国女儿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描写得淋漓尽致。

《灶神之妻》以女儿珍珠作为主要的叙事主角，她向母亲隐瞒了自己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情，而母亲也向女儿隐瞒了她在中国和第一个丈夫文福的不幸婚姻经历，以及第二任丈夫美国人吉米·路易帮助她摆脱在中国的痛苦折磨来到美国的经历。母亲仍然是中国式的，而女儿却是完全的美国化，两人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有着很深的隔阂。这种文化的纠纷和冲突主题，不单单是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它几乎是一个母题，在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中反复吟唱，同时在海外游子心中萦绕。

中华伦理和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儒家文化中，强调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要求中国女性“未嫁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灶神之妻》中的母亲江雯丽在书中却没有尊崇“三从四德”。江雯丽出生在20世纪初上海的一个富商之家，由于母亲是二姨太，并且和情人私奔，她被父亲一怒之下扔到崇明的叔叔家，从小就没有“未嫁从父”。长大嫁人后，她的丈夫是个心胸狭窄、自私小气的施暴者，虽然是个飞行员，但是没有文化，对她百般凌辱。他在外吃喝嫖赌，在家不顾亲生女儿的死活。江雯丽忍无可忍，决意离婚，他们来到上海时，她曾幻想依靠父亲的权势来摆脱与文福的婚姻。可当了汉奸、破了产的老父反而需要在国民党当过兵的女婿的支撑。她只好再次忍气吞声，直到父亲死后，才得到一个爱她的美国人吉米·路易的帮助，到了美国。母亲在中国的婚姻中，也没有“嫁后从夫”。来到美国，丈夫死后，她也没有依靠任何一个子女，自己开花店，自给自足。母亲夫死后也没有“从子”。

母亲江雯丽虽然不是一个自觉地反抗封建伦理纲常的女子，但是她所作的一切符合美国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观。“天赋人权”也是母亲最终享受到的。中国的封建伦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这样的故事情节让强调“自助者天助”的美国读者拥有了强烈的阅读期待。

在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母亲最终选择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时，作者又安排了美国人吉米·路易给予母亲无私的爱和帮助。吉米是西方的男性，他体魄魁梧而且彬彬有礼，崇尚自由、平等、民主。而母亲是东方的女性，美丽聪慧却被暴虐的东方丈夫统治，缺乏爱情和安全感。母亲通过吉米的爱情和移民帮助逃离父权统治的行径，最终被东方主义理解为西方解放了东方。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总是代表落后原始、神秘、奇特多为女性的象征，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多为男性的象征。在20世纪初，西方的文明终于将东方文明发现并解救出来。谭恩美的《灶神之妻》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这也正契合了西方人眼中所希望看到的东方。

母女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观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现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并以此反映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差异。”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作者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中，母女之间关系怎样由隔阂走向融合和理解。而在第二部同样畅销的小说中，她依然通过第一代移民的中国母亲和本土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不同文化带给人们的快乐和忧伤。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作为血缘关系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既代表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又意味着子女对其依赖关系。“血缘关系”伴随着“孝道”的产生，所谓“百善孝为先”。但是在女儿珍珠14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的时刻，她做了让母亲很难原谅的事情。女儿拒绝悼念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为了这件事情，女儿和母亲关系一直很紧张。正如文中所说：“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

结婚后，女儿看望母亲也只是像例行公事而已，珍珠在从母亲的家回到自己家的路途中，“望着窗外急驰而过的风景：水库，起伏不平的小山坡，还有我路过上百次的同样的房子，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我母亲之间，把我们分开了。”这中间的距离就是文化的差异和隔阂。虽然女儿珍珠有着中国人的脸，但是她自小长在美国，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是美国式的，她主张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母亲对她的管教仍然是中国式的，需要严格地服从和遵守，一旦女儿反抗，母亲便觉得触犯了中国的“忠孝”观念，更不用说不看一眼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了，那在中国简直是大逆不道，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她不知道，女儿其实也是爱父亲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血脉的融合消弭了隔阂

中国有一句古话：“血浓于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更迭中，宗族主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文化的冲突和隔阂中，血缘关系对于移居在他乡的华裔来说，也是最好的黏合剂。虽然中国只是存在于女儿珍珠几乎模糊的记忆中，但是毕竟自己中国人的外貌和族群认同心理是不能磨灭的；虽然美国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国”是更具有象征性的、具体无意识的“家园”。

无论文化如何的产生隔阂，总是有最无法割舍的血脉维系着母女的关系。母亲终于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她发现女儿将父亲的逝世日期记在一张卡片上，同时上面盖着黑纱。当时，母亲想到：“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即女儿)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母亲立刻理解了女儿当时因为愤怒和绝望而没有与垂死的父亲告别的心情。女儿没有从行动上安慰父亲，但是在心中却一直深深地缅怀着他。

女儿则通过母亲的叙述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和母亲一起追忆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母亲经历了怎样的沧桑生活和情感纠葛后才更了解母亲的。通过这次文化寻根和精神砥砺，女儿自觉寻找和确认自我在现实与精神上的归属。寻根这个主题，作者在前一本书《喜福会》上已经通过四对母女的故事阐释过，《灶神之妻》继续通过“母亲和女儿”这条生命链来追溯。谭恩美的文艺理论观跳出了“美国叙事”或“中国记忆”单一的思维模式，她站在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熔铸和反映出跨文化特征的华裔文学《灶神之妻》。

跨国企业文化冲突与融合探析 篇4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文化或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它不仅包括跨国企业在他国经营时与东道国的文化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冲突, 又包含了在一个企业内部由于员工分属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而产生的冲突。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行为规范给地区间的经济以及企业的管理带来了更多的不明确性, 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产生的各种文化冲突错综复杂, 若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容易激化员工之间的矛盾, 降低企业运营效率, 失去竞争优势, 甚至导致经营失败。因此, 对跨国企业中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形成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是跨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一、跨国企业文化冲突产生的根源

1、沟通障碍。

跨文化沟通指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群体和组织之间的沟通。由于语言、文字、符号及表达方式的不同, 加之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文化共享性差异存在使充分沟通存在难度。跨文化沟通中, 语言和非语言、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会产生偏差, 甚至南辕北辙。沟通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 良好的沟通决定企业的管理质量、组织绩效和员工士气。跨国企业的沟通障碍使企业管理效率下降, 影响企业发展。

2、价值观差异。

价值观具有极强的主观性, 是文化的核心, 它决定着人们的态度、信念和行动。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价值观体系, 每个人也会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独特的价值观。跨国企业中具有差异性的价值观接触在一起, 必然会相互摩擦、相互碰撞, 每一个体都出于本能, 极力维护自己长时期形成的价值观, 轻视别人的价值观, 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行为准则。这种价值观差异的冲突往往表现为更深层次的、更广泛的矛盾, 其造成的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并难以消除。

3、企业文化间的差异。

不同国家的企业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 在成为跨国企业之前, 企业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企业文化。具体表现在管理理念、员工激励、组织沟通、领导职权和人力资源等方面, 企业之间存在大大小小的差异。跨国公司的各层次管理人员及员工因循守旧, 沿用以前的企业文化模式, 往往导致甚至加剧企业文化冲突。

二、跨国企业文化融合策略

1、正确认识和理解文化差异。

首先要承认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 克服狭隘主义思想。每种文化都是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逐渐形成的, 都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 正因如此, 对世界各国的文化都应当理解和尊重。文化冲突在给跨国企业带来威胁和挑战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实现了人类的不断进步。恰当、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表现出来的差异, 继承和发扬不同文化的优势, 相互补充可为企业发展创造商机。

2、建立沟通和培训机制。

沟通交流的机会越多, 分享思想和经验的机会越多, 越能增加对彼此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接纳。高层管理者和全体员工应就沟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建立相应制度保证沟通顺畅。在彼此尊重和理解的前提下, 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沟通, 利用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来确保信息畅通, 保障有效的沟通, 营造和谐氛围, 增强凝聚力。同时, 可以将不同企业文化背景下的经营管理人员、普通员工结合在一起, 展开多渠道、多形式的跨文化培训。通过培训培养员工观察能力和沟通能力, 推动对彼此文化了解并形成正确认识, 引导员工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 强化员工对不同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 学会用不同视角来看待同一问题, 从而减少和消除文化偏见和误解, 提升解决文化冲突的能力。

3、进行企业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法有三种:一种是凌驾, 即组织内的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成为统治文化, 组织决策和行为方式都受这种文化支配, 这种方法容易引起处于弱势地位文化群体的反感, 虽然避免了短期的文化冲突, 但长期看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二是折中, 即不同文化都做出妥协和退让, 回避彼此的文化差异, 从而实现组织内的和谐和稳定, 这种解决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冲突, 暗藏危机;三是融合, 即承认彼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 相互尊重, 相互补充, 相互协调, 建立一个全新的企业文化, 是化解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新的企业文化不是原来企业文化的简单相加, 但需有足够的包容性, 能为全体成员共同理解和认同并自觉践行。这是一项复杂、艰难的工作, 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 确立竞争优势有重要作用。共同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体现, 企业文化的融合可以从共同价值观着手, 建立和完善企业共同价值观, 统一员工思想, 形成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凝聚力, 激励员工斗志。员工有共同的目标和经营理念并朝之努力, 企业内部的文化冲突就会减少;其次, 建立企业制度并通过各种手段宣传贯彻。企业文化的基本理念体现在各项规章制度中, 使企业的决策制度化和规范化。再者, 加强物质文化建设, 树立企业新的形象, 如统一着装, 统一标识, 强化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 增加归属感。

摘要：本文对跨国企业的文化冲突及其形成根源进行分析研究, 针对跨国企业文化冲突, 识别不同文化差异, 并提出文化融合应对策略。

关键词：跨国企业,跨文化,文化冲突,文化融合

参考文献

[1]朱筠笙.跨文化管理:碰撞中的协同[M].广州经济出版社, 2003.4.

[2]秦学京.企业跨国经营中的跨文化冲突与融合[J].经济与管理, 2006.5.

冲突融合 篇5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020－85212252

lyzh@scnu.edu.cn 1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引言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一、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建构与运行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迥异的文化基因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 2 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相向而行的体育文化逻辑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 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不同的宗教观念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理念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二、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选择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一）奥林匹克文化具备强者文化的特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岁。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 宗旨，那么，21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奥林匹克文化的支撑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 6 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和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 7 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解决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世界体育文化单一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 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几乎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二）中国体育文化对重建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还，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三）对“东方运动会”的殷切期待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在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校企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研究 篇6

关键词：校企文化;冲突与融合;高等旅游教育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发展前景广阔，其蓬勃势态需要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高技能人才作为支撑。近年来，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对口就业率持续走低、人才严重流失的现象已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据调查，校企文化的冲突是造成学生转行就业的重要原因。学校需要加强与企业的互动，促进文化融合，使学生顺利完成角色转变。

一、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的比较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定义，“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成员或其群体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服饰、婚俗和家庭生活、工作模式、宗教仪式及休闲方式等。”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文化内容本身，如无形的信仰、观念和价值;也包括表现其内容的有形载体，如实物、符号或技术。文化就类型言，大体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不同群体在各自长期相对封闭的交往过程中会形成独特的文化。高校校园文化和旅游企业文化正是基于教育与职业、学习与劳动相分离前提而产生的典型群体性文化。

从价值取向看，校园文化是一种以公益性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文化。以传播知识、培养技能、输送人才为基本功能、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使命的高校，恪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理念，不追求办学利润，也不以短期内的效益衡量成败，师生的市场竞争意识、经济效益意识远弱于旅游企业员工。校园文化特别关注学生的自主发展，着力营造一种宽松、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氛围。学校虽然也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其保障主要来自教与学活动本身的内在激励。旅游企业文化是一种经营性的文化，企业若经营不善就会有倒闭危机。因此它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强烈的成本观念和效益意识。在外在的社会效益与自身经济效益相冲突时，企业往往选择后者。从生产过程上看，企业的市场调研、产品开发、原料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密切相关，因此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执行奖惩机制。所以企业特别强调各岗位员工的通力合作，强调纵向的控制与权威。这和校园里学生学习行为、教师工作行为的相对独立性形成鲜明对比。从物质文化层面看，二者也存在巨大差距。校园建筑景观的设计旨在陶冶学生情操、激发灵感和使命感，其重心在以学生为本。企业建筑设施则多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秉持顾客为本的理念。从交往对象看，学生在校园中面对的是熟人社会和程式化的生活，一切基本在预测之中;步入旅游企业后，面对的是不特定、复杂的客户群体，加班加点打乱了原有的生活节奏，陌生人社会所带来的压力令其倍感困惑。总之，由于社会分工的影响，学校与企业文化在观念、制度和物质三个层面均有较大差别，这增加了学生毕业后适应社会的难度。

二、国内旅游管理专业校企文化对接中存在的问题

国内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多界定为“培养适应旅行社、风景区、饭店等单位需要的一线管理人才”，人才规格介于纯操作岗位和研发岗位之间。要求“学生毕业时应具备从事旅游服务的基本知识和职业道德，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强，能吃苦耐劳，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及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然而实践中这样的理想目标却很难实现。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是主导和主体的关系。作为主导者的教师的价值观及工作能力如何，对校企文化融合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调查发现，旅游院校的师资队伍的来源所限，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普遍不高。旅游管理专业的应用性很强但在我国开设的历史却并不长，其师资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由高校内部的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中文、地理等学科背景教师改行，二是新招聘的对口专业的应届研究生。前者既没有受过正规的旅游专业理论教育，也没有旅游企业的实践经历。后者的理论功底扎实，知识面比较广，但由于缺乏足够实践经验，往往难以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近年来高校招生竞争日趋激烈，教师整体学历层次无疑是招生宣传的亮点。为此，学校在招聘教师时一般设置了硕士以上学历的门槛，这等于把兼具本科学历和丰富实务经验的应聘者挡在了门外。兼有高学历和企业经验的人深受学校欢迎，但这样的人才少之又少。于是整个师资队伍的特征表现为“实践能力与学术研究能力严重不对称”。

实践环节训练的安排违背认知规律也是造成文化冲突的重要原因。文化冲突指不同文化的性质、特征、功能和力量释放过程中由于差异而引起的互相冲撞和对抗的状态。文化融合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加强群体间的交流与对话，各自获得对方的认同。二是文化适应，即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通过不断接触，使双方最初的文化类型发生变化。无论上述何种途径，异质文化的融合都需要足够时间。文化差异越大，在促进融合时越应该采取一种循序渐进式的、谨慎的态度。从国内旅游专业的实践训练环节来看，多数学校在时间安排上采用了一种集中理论学习加上集中实习的方式，即一般安排在最后一年实习。由于实习前与企业的接触较少，教师的实习指导流于形式，学生突然面临巨大的文化冲突，心理上没有准备，无所适从，最终多数学生离开了旅游行业。

旅游专业课程文化未充分体现专业的应用性特征，亦加大了校企文化融合难度。旅游业的服务性质决定了其需要的人才为应用性的人才，课程设置必须考虑旅游业本身的状况。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行业，包括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等不同性质的活动，其形式有参观、游览、度假、休闲、疗养、探亲等，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旅游业的综合性意味着学校在开发课程时必须首先考虑岗位能力的需要，而不能完全遵循学科的逻辑。若完全按照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组织教学内容，势必严重脱离工作实际。旅游教材是是实施教学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有个别院校出版了一些精品教材，但总体上质量不高，表现为理论性知识较多，操作性知识较少，未反映旅游实践方面的创新。

在校园物质环境文化融合方面，少数专门的旅游院校有成功的举措，如开设有校办旅行社、酒店等，为学生近距离感受企业文化提供了良好条件。但多数旅游专业学生就读于综合性或多科性院校，除一些简单的实训室外，尚无机会耳濡目染式的体验旅游企业的真实情景。学校寻求一种脱俗的学术性环境可以理解，与外界物质文化的过度割裂并不利于技能的培养及职业精神、职业理念的形成。

和其他所有应用性专业一样，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离开了企业支持，将很难实现培养目标。这要求企业树立大教育观，将自身和学校并列，同为育人主体。现实中，我们看到却是另一番景象：企业要么拒绝学生实习，要么无视学生全面提升技能的正当诉求，将其固定简单的操作岗位上。企业不愿意适当抑制其营利文化、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动机，折射的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后果是学生从此远离行业。

校企文化的融合需要双方的频繁互动，基于各自利益计算，当前总的形势是学校一边热、企业一边冷。由于政府政策引导的缺位，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难以建立，师生和企业员工难以共享相同的价值观。例如多年来学校一直在呼吁解决学生实习难问题，但鲜有鼓励企业接受实习生方面的法律规定。事实上，旅游教育本身是一项正外部性相当明显的事业，在自发的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时，政府的干预是很有必要的。一些地方校企合作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点。

三、国外旅游管理专业校企文化融合的实践

旅游教育发轫于欧洲，一般认为创建于1893年的瑞士洛桑旅馆学校（现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培养旅馆管理人员的学校。旅游教育自产生后，经过多年发展演化，目前典型的人才培养方式主要有瑞士洛桑、美国康奈尔、德国双元制、澳大利亚 TAFE 等模式。

瑞士的旅游教育侧重于酒店管理专业，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办学质量蜚声全球，据称和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并列第一。洛桑模式之特点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强调校企物质文化的紧密结合。店校合一，“学校即酒店，酒店即学校”，学生处于一种“上学如上班、上课如上岗”的仿真环境中。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拘泥于学科体系，而是强调各个岗位的实际需要，以客户管理为例，设置了基于操作程序的5门相关课程。通常每学完一门理论课程，随之就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实习，以巩固理论学习成果。二是精神与制度文化的融合贯穿于学习过程的始终。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行为习惯和接人待物能力，如对学生的着装提出严格要求，在读期间应以职业人的标准形象出现，包括整齐利落的发型、清洁的指甲、规范的职业装等。从进校之日即培养服务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新生要从事5个月的酒店基本工作训练，以小组为单位，每周一项工作内容，完成厨房餐饮备料、酒吧管理、客房整理、迎宾等一整套实践。为吸纳企业精神，学校要求任课教师一般具备5年以上酒店工作经验。事实上，不少教师还曾经担任过著名酒店的高层管理职务。三是行业中介机构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了校企合作。如作为官方组织的瑞士饭店协会（SHA），负责调节、整合行业发展和行业教育，其成员包括多个学校及2000余家酒店。

在美国，创建于1922年的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被公认为业内的卓越代表。校企文化对接的具体实践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强调教师的实践能力，要求其与企业人士共享价值观。聘任的教师除具有博士学位外，还须获得美国饭店协会（AH&LA）对其资历及能力的认证，应在一流酒店担任过资深职务。二是对实习进行严格管理，四年制本科生在实习时长上不得少于800小时。实行“酒店学院合一”的教学模式，学院拥有自己的教学酒店。三是产学交往密切。学院牵头成立了酒店管理研究中心，研究成员来自学界和产业界管理层。每年举办多次圆桌会议，共同商讨酒店业发展、酒店教育改革的重大议题。

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联邦政府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职业资格体系，并规定证书是上岗的条件。为此各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都重视与国家职业能力标准的对接。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企业每年会接受教师工作一段时间，以保持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学校也邀请企业人士担任兼职教师、教学顾问等。兼职教师的比例一般在50%左右。

德国以实践为导向的双元制模式举世闻名。该模式强调学习过程直通生产岗位，突出能力的培养。具体表现为：学习者同时具备在校学生和企业学徒两种身份;教师包括学校的理论教师和企业的实训教师两类;学习内容分为校内的专业理论教学和企业的职业技能培训;考试分为企业组织的实训技能考试和学校组织的专业知识考试两种。教育与产业的无缝对接在该国表现尤为明显。为确保校企合作顺利运转，德国政府出台了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对企业、行业协会、学校等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界定。政府的强力支持与引导被公认为该国教育成功的重要原因。

四、促进国内旅游管理专业校企文化融合的对策

从对有关国家考察可以看出，国外旅游院校和企业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谓浑然一体、水乳交融，这与国内两者界限泾渭分明的现象形成对比。由于两个群体互动频繁，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宽容局面，因此在这些国家，文化冲突并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反观国内，一方面绝大多数毕业生不在业内就业，另一方面旅游企业虽用工需求量极大，却难以招到合适员工。这种浪费旅游教育资源的遗憾局面需要学校、企业、政府等多方共同努力予以改变，促成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是一个根本思路。

教师的文化认同是校企文化融合之关键，因此在旅游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要大力推行“双师”制。这里的“双师”针对学校专职教师而言，这部分人既要受过系统的旅游理论教育，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书;也要通过旅游行业的任职资格考试并具备一定年限的实务工作经历。要杜绝任《导游业务》课教学的教师没当过一天导游，上《饭店管理》课的人没在饭店工作过一天的现象。为把握行业的发展动态，教师每年都要抽出一定时间到企业挂职锻炼，例如在寒暑假。为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在职称评审方面，不能仅依据学术成就，行业实务成果也应成为必备条件。同时从提高授课效率、节省教学成本出发，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兼职者必须是具备长期工作经历的实务专家，如旅行社、酒店、风景区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旅游企业实践是连接校企文化的重要纽带，要加强和改善学生实践环节的管理。学校要将旅游企业视为办学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办学规模较大的院校，可考虑在校园附近自办或与社会力量联办旅游企业（如酒店），让学生有固定、方便的实习基地。同时，就近与所在地的旅游企业签订实习基地共建协议，通过人员互聘加强双方的联系，即教师聘为企业兼职管理层或顾问，企业管理层聘为学校兼职教师。文化认同尤其是精神文化的融合有着复杂的机理，需要较长的时间。为减低文化冲突的强度，要对当前理论课结束后集中实习的做法进行改革。本文主张一种与教学交替进行、螺旋式开展的实习模式，即实习从大一结束即开始，分三段分别在放在三个年度进行。实习过程中，学生心理状况会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教师要加大指导力度，力戒放任式、自由式实习。

旅游企业也要转变观念，尊重学校的非营利性文化，从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自觉将自身视为大教育系统中的一员，积极参与学校教育活动，履行社会责任。例如，与学校一道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教材、制定学生毕业考核标准、积极接纳学生实习并为其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当然，学校也要正视旅游企业的营利诉求，如在旅游的旺季对教学内容做适当调整，为企业输送紧缺的人手。

政府要出台鼓励校企合作的规章制度，积极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例如举办旅游产学论坛;组建旅游教育合作委员会，成员包括旅游企业和旅游院校;对接纳学生实习的旅游企业予以政策优惠;鼓励学校开展“订单式”培养;支持行业协会开展校企合作等。

在课程文化建设方面，在满足通识教育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要坚持以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为根本，适当增加实践课的比重。传统的学科中心主义指导下的课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系统性、连贯性，其便于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原理，学会科学思维，易于设计和编排，也方便教师教学。但其忽视教学内容的横向联系和纵向应用，呈现轻视操作技能的倾向。从文化融合角度出发，本文主张学校应重点开发以任务为中心的课程，即以学生能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为中心，把多门学科知识及技能围绕解决问题交织起来。

重组企业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篇7

一一、重组企业间可能引起的文化冲突

企业就象人一样, 没有两个人的个性特征是完全相同的, 同样, 也没有两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是完全类同的。有企业的地方便有文化, 不同企业有不同的经营环境、经营思想、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工作作风, 也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不同企业的企业文化在重组合作中必然要引起碰撞、引发冲突。由于文化心理的不同, 容易出现以下冲突: (1) 思想观念上的冲突。不同企业由于企业的性质、经营环境、企业环境不同, 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 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不尽一致, 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行为方式不一致, 容易造成重组双方员工的不和谐, 日常工作中的不协调, 甚至产生矛盾和隔阂。 (2) 情感上的冲突。强弱重组的企业各自心理感受不同, 一般来说, 强势企业往往有优越感, 弱势企业往往有自卑感, 强强联合的企业心理感受也是错综复杂的, 来自不同“山头”的员工在新组成的群体中往往表现出明显的亲疏差异, 影响队伍团结。 (3) 价值观的冲突。不同企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 对有关事物所持有的价值评价的群体意识和主观模式可能是不一致的, 对一些重大问题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认识、取向和处理方式, 这些问题往往会在员工和领导层造成比较大的分歧、不和谐甚至不同的行为选择。 (4) 行为规范上的冲突。不同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 员工所遵守的行为规范是不一样的, 员工的行为规范的差异, 体现出素质的差异。 (5) 人文背景的冲突。不同企业由于历史沿革、体制机制、行业特点、组织结构的不同, 所形成的人文环境也不尽相同, 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不同企业的员工的言行都折射出不同的人文风格。

二二、防止文化资源流失

应该看到, 在重组中文化资源流失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由于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 重组企业发生大的变动;有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一套适应市场竞争、符合行业特点的经营理念、战略方针和自己的价值观, 由于企业隶属关系、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扬光大, 随之自生自灭;众多企业组合在一起, 各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光荣的传统”, 都有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因缺乏有效整合难以形成一体, 不能发挥作用;有的作为并购重组主体的企业重视企业重组中的有形资产的“硬件”重组, 而对企业文化“软件”资产熟视无睹, 不能像对待并购企业的优质有形资产那样, 吸取其企业文化的精华, 使之成为重组后将企业做强做大的文化资源, 使这些文化资源被冷落和闲置, 造成重组过程中企业文化的巨大损失;有的相对弱势一方不能看到自身宝贵的文化资源, 不能主动吸取重组各方企业文化精华, 发挥自身功能、作用, 在企业重组中妄自菲薄, 使自身企业文化优秀资源消失殆尽。对于有形资源而言, 优质文化资源的形成更加不易。因此, 文化资源的流失较之有形资产的流失应更加引起普遍重视。

重组企业面临着债务处理、主体与客体定位、调整结构、技术创新、清理整顿、人事安排等一系列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任务。搞好这些硬性因素固然很重要, 但文化精神的因素更不容忽视。重组企业往往会遇到种种思想上的困惑、精神上的彷徨、心态上的失衡。企业重组之患, 不患于有形资产, 而患于无形的文化。

在企业重组中, 强强联合的企业一般都有各自优秀的企业文化, 双方要克服自大、排斥、封闭的思想, 加强交流沟通, 吸纳对方精华, 努力铸造统一的价值观, 形成共同的理念, 以共同的价值观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 激励斗志;以统一的规范自觉从严、养成习惯、推进工作。

在强势企业重组弱势企业的过程中, 要辩证地看待自身和弱势企业的企业文化。要认识到:一是强势企业本身也可能存在一些落后的不合理的文化因素, 弱势企业一般处于业务上的劣势状态, 但并不代表弱势企业的企业文化就是落后的惰性文化, 强势企业要以宽容和耐心, 容忍对方, 寻根究源找到双方融合的切入点;二是要“和而不同”, 承认差异, “对外独树一帜, 对内百花齐放”, 对外打出统一形象牌、树立整体形象, 对内要按照有利于生产经营管理、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提高竞争力的原则, 对符合自身实际的先进企业文化要给予认同, 鼓励发展;三是弱势企业不能消极被动, 甚至学习强势企业消极落后的文化, 而是要学习强势企业的企业文化精华, 弘扬自身的优秀文化。

三三、培育共同理念, 创新企业文化

企业家在企业重组中文化融合问题上, 心态要宽, 要有宽广、宽容的胸怀。对待重组双方的企业文化, 只有心胸宽广, 才能眼界宽广、思路宽广, 才能整合重组企业优质文化资源, 做到丰富性与统一性和谐一致, 做到“大统一, 小自主”;才能尊重和引导不同的文化心理, 使兼容性与先进性相辅相存, 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才能在企业重组融合中的, 不断创新企业文化, 使企业在重组的过程中获得再造和新生;才能以人格的力量, 感召重组双方企业互相吸取精华, 剔除糟粕, 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 把企业重组中经济和文化这两篇文章统筹起来。要积极地促成融合, 科学地实现融合, 在融合中统一认识, 培育为大家认同的共同价值观。

首先, 以加强教育为前提, 着力点放在促进员工的思想转变和技能提高上, 以整体素质提高为重组企业的企业文化打下坚实基础。要采取走进去的办法, 把先进企业文化带进去, 强弱势企业的领导要一起摸清重组企业的企业文化内涵、职责和作用, 让广大员工认识到企业的理念、经营思想、行为规范、管理制度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如针对被重组企业员工的失落心理, 可以将弱势企业员工安排到强势企业学习培训, 通过企业的内外部环境熏陶, 使员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增强对企业文化的认同。

其次, 强化制度建设, 让制度文化成为新生企业的最基本的文化结构。一般来说, 要清理被重组企业的制度, 在此基础上建立与弱势企业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配套齐全的规范制度, 引导员工在工作中适应, 加强教育培训主动去适应, 扎扎实实推进重组工作。

第三, 是以情感为纽带, 着力点放在平等诚信的双方交流之上。企业文化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不是靠强制命令和强权压制, 而是一种信任、信仰、信念, 是广大员工对企业家人格力量的信服, 进而转化为一种上下同欲、积极向上的氛围、作风。作为企业领导, 在具体工作中, 要用“心”去做事, 才能以文化人。要多换位思考, 不要主观臆断;要多沟通疏导, 少命令强制;要多融合渗透, 少分裂分离;要循序渐进, 稳步推进, 切忌轻率武断、鲁莽行事。

冲突融合 篇8

《喜福会》出版于1989年,是美国华裔小说家谭恩美的代表作。该小说采用中国传统章回体叙事方式,描写了四对华裔母女之间的矛盾冲突,从中折射出新旧两代华人移民的观念差异,以及中国与美国两种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

《喜福会》全篇由十六章构成。作者着眼于人物微观情感世界的亲情书写,讲述了四位母亲从中国到美国的人生经历以及女儿们在美国的新生活。母女之间性格特征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对立,无疑是谭恩美在小说中关注的焦点。通过四段故事,她开诚布公地将这种差异和对立摆在了麻将桌上,小说中两代人轮流坐庄,各自在牌局间讲述着彼此曲折的人生故事。从宏观角度来看,母女之间的观念交锋实则展现出故土和异乡、东方和西方、中国与美国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然而,小说结尾母女两代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则暗示了中美两种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喜福会》是美国华裔文学中探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和解的范本,为破解全球化语境下的二元对立提供了解决之道。

二、《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从最平常不过的母女亲情诠释了文化差异这一宏大命题,视角独到而又亲切感十足。从小说家本人来看,谭恩美作为美国华裔,其自身经历对这部小说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她自幼生长在美国,同时受到中美两国传统的影响,在她的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中美文化的冲突和碰撞。或许在她的成长经历中,也有着跟小说里一样,因为两代人文化观念的差异而导致母女关系紧张的桥段;或许还有着对极具差异性的两种文化能够“和平共处”的期许。

在《喜福会》中,母亲们所代表的是崇尚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大家长”。仅仅因为移民到美国就要放弃传统的教育理念, 顺从美国化的教育方式,这是四位母亲难以理解和认同的。然而女儿们,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移民后代,自幼便割断了和中华文化圈的联系,深受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浸染,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生活:独立、自主、对人生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不为家长的权威意识所控制,融入当地白人的主流生活圈。她们不希望母亲再用中国式的观念来衡量此时此刻在美国的价值观;不希望再用中国式的母女相处之道来处理当下在美国的母女关系。母女之间俨然已处在两个阵营,二者的分裂和碰撞代表着新旧两代移民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国的主流文化关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接受或排斥。在这样一组二元对立中似乎没有第三条路可供选择,然而,在《喜福会》中,谭恩美从亲情的角度将关乎“政治正确”的沉重命题轻轻放下,为处在文化撕裂状态下的美国华裔提供了第三种解决方案——母女之爱。

三、《喜福会》中的文化融合

纵然中美两个文明之间有千变万化的差异,但是无论对白种人还是黄种人来说,母亲对孩子的舐犊之情,孩子对于母亲的反哺之义都是人类永恒的天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小说中,吴素云为了能让女儿出人头地,她受苦受累,然而这些努力并未得到女儿吴精美的认同,反而遭到她的强烈反对,双方之间产生了间隙。恶语相向也许不是这对母女最初的意图:母亲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关心爱护着女儿,而女儿却听不到这种爱的声音。面对女儿的叛逆,素云固执地没有让步,也没有过多地责怪女儿,依然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关心她。比如,在吃晚餐时,她把断腿的螃蟹留给自己吃,把完好的螃蟹让给女儿吃。因为在素云的认知中,断腿的螃蟹代表着厄运和不幸。素云希望自己能帮女儿抵挡人生中的一切苦难,而把美好和幸福都留给她。当精美从父亲那里得知了母亲年轻时的经历之后,她开始了解母亲、体谅母亲,并懂得了“素云”和“精美”两个名字背后的美好意义。站在母亲立场,精美仿佛感同身受地看到了母亲一路走来的身影,逐渐理解了母亲的用意,并接受了母亲的爱。毫无疑问, 尽管两代人背后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水火不容,依然可以在“爱”的名义下达成共识。素云和精美之间在母女关系层面的和解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和解,暗示着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在全球化语境下,人种的世界性迁移日趋频繁,《喜福会》 中素云和精美以母女冲突为载体的文化冲突不仅存在于美国华裔移民身上,而正成为全世界各种族移民所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和谭恩美一样,在第41届法国电影“凯撒奖”获奖作品《法蒂玛》中,导演菲利普·福孔以讨论母女关系为出发点,将视角聚焦于母女两代移民的文化冲突。影片中的主人公法蒂玛是法国阿拉伯裔移民。作为单亲母亲,她用微薄的薪水抚养着两个女儿。 法蒂玛的法语很差,而生长在法国的女儿们却不和她用阿拉伯语交流,因此,法蒂玛每天都在为如何跟女儿交流深感忧虑。某天法蒂玛不小心从楼梯上跌倒,不得不卧床休息。休假期间,她开始用阿拉伯语给女儿们写信,道出了以前很难用法语表达的情感。这种书信形式的母女对话,最终拉近了法蒂玛和女儿们之间的距离。同样讲述着母女间势同水火的复杂关系,同样是移居到了一个不同文化的国度,女儿们试图摆脱自己本来的“样貌”, 想急速融入异国他乡的主流生活,而忽视了和母亲的交流,切断了自身与故国文化传统的渊源。然而,在尖锐的文化对立中,两部作品的结局都是母女在“爱”中包容了对方,达成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和解。

四、结论

移民现象作为人类文明交融的产物,一方面打破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地理界线,促进了世界各国的交流对话;一方面也将原本潜伏的文化冲突与矛盾具体化、形象化,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所必须面对共同议题。在《喜福会》中,母亲和女儿分别代表着故土和异乡两种文化,虽然二者之间原本矛盾重重,但当她们能够彼此倾听、真诚沟通,实质上也就打破了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开始互相理解,彼此认同。通过反思母女间的矛盾从对立到化解的过程,谭恩美也表达了自己的愿景:在生活中要不断地倾听各种声音,开始倾听也就预示着新的开始——从对立走向融合。

参考文献

[1]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

[2]杨靖.试论华人小说《喜福会》的思想文化内蕴[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2):106-108.

外来词中汉语与外语的冲突与融合 篇9

先来谈谈何为外来词。在汉语中, 一般来说, 外来词是指在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 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 并在不同程度上汉语化了的汉语词。它既包括汉语与外语不断冲突融合形成的汉语词汇, 也包括中国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自上古时期至今接触交流形成的词语。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前者。

二.外来词中的冲突

不同的文化形成于不同的地理历史条件, 也反映着人们迥异的思维方式。这些文化之间的交汇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摩擦甚至是冲突。

例如, “激光”一词早已被我们熟知, 它指的是当受激辐射多于受激吸收, 就会有光子射出从而产生的光。作为国外率先研制出来的科技成果, 最初它的中文名叫做“莱塞”, 然而“莱塞”一词专业性太强, 且不符合中国人的理解习惯, 与汉语语言传统产生了较大的冲突, 因而难以在国内获得广泛的认同与使用。直到后来, 钱学森先生根据它的科学含义并结合中国人通俗的理解习惯, 将其意译为“激光”, 才使这一事物的表达迅速普及开来。而后又出现了港台译法“镭射” (也作“雷射”) , 这两种译法沿用至今。

从这一实例我们不难看出, 一个外来词若要推广使用并获得长期的认可, 是要经历阵痛并不断受到改变和完善的。在这一过程中, 汉语与外语进行正面碰撞, 时而是汉语让步于国际化的外语, 时而是外语妥协于本土化的汉语, 二者都有着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特色。这些冲突实际上是中国人在走向世界、适应世界的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 汉语外来词必将越来越丰富。同时也应该看到, 外来词形成的过程, 是汉语与外语不断斗争、磨合的过程, 如果词语难以真正融入汉语的语言环境, 那么改变甚至牺牲也是在所难免的。

三.汉语与外语的巧妙融合

在外来词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汉语与外语的对立与斗争似乎始终不曾停止。然而在这看似有些不愉快的冲突中, 语言文化的融合已经在进行, 和谐的元素也就此展现。在我看来, 真正展现语言和谐的外来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将外语发音与汉语语义进行结合的词语。之前所举的“镭射”便是很好的例子, 既吸收了事物原本英文名称的元素, 又体现了国人所能理解的科学原理。再如我们在哲学中所说的“辩证法”一词便属于这类情况。“辩证法”最初由西方哲学家提出, 名为“dialectics”, 后来日语将其译为“benshoho”。如今我们所说的“辩证法”便是上述英语语义与日语发音的产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它依然经过了汉语相应的加工, 才得以成为一个“汉语外来词”, 因此也依然是汉语与外语融合形成的杰作———“辩证”及“辩证法”等说法, 已被包含学术界在内的中国社会广泛接受, 无论从读音朗朗上口, 还是含义易于理解的角度, 都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外来词实例。

汉语与外语这种奇妙的和谐统一, 正如百家争鸣中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 虽千差万别却又殊途同归, 是人们为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而努力的成果, 最终融成中华民族历史上长久传播、不可磨灭的文化财富。

四.外来词的规范与发展

有人根据外来词数量少, 试图说明汉语不够开放, 不够进步;也有人认为外来词数量多, 会使汉语纯洁性遭到破坏甚至使国人颜面丧尽。这些都不是对外来词应有的客观科学的态度。

首先, 外来词对一个民族及其语言的丰富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世界每天在进步, 我们在学习和引进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 引入或借用其外语, 也在情理之中。这既是我国适应全球化发展、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从而获得自身发展的需要, 也是汉语本身随着时代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必经之路。因此, 说它“破坏汉语纯洁性”是有失公允的。而另一方面, 外来词的引入也需要遵循适度原则, 如果任其泛滥, 不仅会打破汉语与外语的平衡, 也会使汉语自身体系变得混乱。由此看来, 汉语外来词若要获得长足的发展, 必须要加以规范, 使其真正能为大多数人所用。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和融合 篇10

跨文化传播在我国的表现

全面考察跨文化传播可以发现, 实施这种传播的主体常常有两种媒介集团, 一种是国家传媒集团, 一种是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

那么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国际传媒集团在我国的表现。

美国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于1996年10月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2001年, 在上海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 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体最高层会议, 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 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 默多克一再声明他支持中国申办奥运会, 并希望中国申奥成功。

美国维亚康姆公司总裁雷石东表示, 他们进入中国是要把中国音乐介绍到国外去, 是挖掘中国音乐的素材及演唱者, 经MTV国际化包装, 再通过MTV的国际化推销网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这一系列行为显示着国际传媒集团对中国的重视和对中国市场的更大期待。

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的交往如此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并彰显着它勃勃的生机, 但是面对国际传媒集团在我国的运行手段, 我国的一些学者还是表示了他们的担忧。

前段时间, 美国好莱坞将我国民间传说《花木兰》改编成电影, 让花木兰从一个优雅、坚定、孝顺的女性变成了一个热衷打杀、热衷寻找男朋友的新女子;日本人也积极利用中国文化资源, 将《西游记》进行了近乎改头换面的包装, 改编后的《西游记》在日本市场掀起一片《西游记》热, 但同时也在中国民众中掀起了极大的讨论热潮。

有学者认为, 像《花木兰》、《西游记》这样的“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文化认同的节点和标志, 是维系民族社会存在的底线。”对此, 笔者十分赞同。但是接下来该学者又说“这样的底线如果在跨文化传播的商业逻辑掩盖下遭到毁坏, 不仅使民族历史延续的谱系失去, 而且将使民族情感失去着落点, 将为外来文化提供新的生长点”。

对此, 我们怎么看?当然, 对于美国或日本在没有征得我国相关群体的许可, 并且没有给予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就擅自使用我国文化资源, 笔者和这位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 即坚决反对。抛开这个问题不讲, 他国使用我国文化资源, 并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 这是否会引起学者的极大反感呢?

谈到这个问题, 笔者联想到了近两年在国内十分红火的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这档节目基本就是针对中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学者的解读。其讲解的内容基本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由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也由于某些商业运作的需要, 一些学者在“遗产”讲解中, 对于本已“约定俗成”的观点进行了些许修改。这让台下的学者们便有些坐立不安了, 有的更是在《环球时报》等媒体发表对于“歪”讲“文化遗产”的担忧。

笔者认为, 台下的学者不必对台上学者“歪”的评说表示担心。试想, 在台上学者讲解文化遗产之前, 都是哪些人在关注这些文化遗产?他们都关注到什么程度?但凡对文化遗产有所关注的人, 难道会因为台上学者的只言片语就改变自己曾经的认识方向吗?而对于之前根本就不曾关注文化遗产的人来说, 台上的学者, 至少起到了知识启蒙的作用, 尽管台上学者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释成小孩, 极大地考验了中国广大学者的智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她的解说至少让那些整天只关注英语发音的孩子们知道了中国原来还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么一句古话。于丹讲《论语》后, 书店里《论语》的销售热潮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

笔者在这里啰嗦于丹和《论语》, 其目的还是想说明跨文化传播问题。抛开“跨文化”这个大框架不谈, 其实美国之于《花木兰》不正像于丹之于《论语》吗?如果真的把地球看成“村子”, 很多学者便不会那么紧张了。

面对中国文化, “他文化”采取了如上的使用方式, 而面对“他文化”, 中国本土又是怎样的反应呢?麦当劳、肯德基的标志, 成为全球所有城市瞩目的标志, 也成为中国百姓奖励孩子和众多青年男女约会的首选;中国特色的饼干竟然也宣称:“真正的美国口味, 我爱吃!”流行歌曲、摇滚、肥皂剧、好莱坞影片等让西方人如痴如醉, 也让中国人乐不思蜀, 其实这与中国人的崇洋媚外都关系不大。谈到这儿让笔者想起了在2006年网络上十分流行的美国电视剧《越狱》, 其因环环相扣的情节和主人公超乎常人的智谋以及影片中俊男靓女的组合吸引了不少中国人的眼球, 在网络中红极一时。而令笔者哭笑不得的是, 最近某电视台居然推出了一部电视剧, 其故事情节甚至与《越狱》如出一辙。笔者并非一个崇洋媚外之徒, 但是面对这样的剧作者, 令笔者实在是感到可悲, 如此没有创意的“创作”其价值何在?既然没有创意, 其剧作者何不游说买其电视剧播放的电视台直接播放《越狱》岂不更加省力?笔者不反对学习, 而且还鼓励支持学习, 有学习才有进步嘛, 然而面对如此近乎照搬的模仿, 倒不如照搬了。

下面我们用数字再直观地看一下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1年中国图书、报纸、期刊出口额为1764万美元, 进口额为6904万美元, 进口是出口的4倍;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4倍。中国媒体产业的贸易逆差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究其原因, 从上文中, 我们也可见一斑。如此的差距, 其原因何在?又该如何处理呢?需要引起业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怎样看待跨文化传播

就我国来说, 我们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 “在任何正常的一天, 大约会有报刊读者5亿, 广播听众7亿, 电视观众8亿, 网民1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 受众队伍日益扩大, 且受众对媒介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他国家都企图在中国听到自己的声音, 他们在中国的声音越大, 就意味着他们更多地吸引了中国的受众, 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力量越大。所以, 某些国家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

就此, 有学者提出“正确认识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的话语如果是在闭关锁国的年间说出来, 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现在看来, 这些宏大模糊的逻辑和脱离现实的说辞 (指跨文化传播在当下具有更多积极的作用) 似乎隐含着一个立足点的问题”, 认为跨国传媒集团主要的争夺目标就是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 而这一点正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对于这样的观点, 笔者认为其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了。

西方的大众文化往往有两面性。

一方面因为西方率先进入全球化, 因此对于大众文化的挖掘要远远早于我们, 也远远深刻于我们, 正是由于其对于人性深刻而更加准确地把握, 才使得其创作的作品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正所谓: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另一方面, 西方人以自己的全球化想象去制作大众文化, 显然会有其自身的出发点。因为出发点不同, 难免会有接触中的误差和碰撞, 但我们不必就此放弃交流和沟通, 甚至产生了认为对方动机不纯的心理负担。哪怕是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中国想象令人遗憾, 我们也一定要知道, 一切只是戏说, 不必过于认真。

我们在打开国门迎接“客人”的同时, 也要坚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思想认识。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赞同文化交流的同时, 也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

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国应有的态度

在所有的态度中, 首先需要的便是一个理解的态度。这不仅是对中国自身的要求, 也是对他国的要求, 所谓相互理解才能和谐相处。

首先, 通过国际谈判, 确立国际文化交流原则, 确保中国利益。前文中, 我们虽然提到不反对外国传媒机构对于中国文化的采用和改编, 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 即保证中国利益。这一点坚决不容置疑。之前的损失我们可以原谅, 但是之后的对策, 笔者还是呼吁有关部门能够尽早采取行动, 在国际社会中与相关机构和国家进行谈判, 维护我国应有的利益。

冲突融合 篇11

关键词：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 跨国经营 民族文化

1.解决员工文化冲突，促进员工文化融合对的意义

1.1 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是指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所产生的竞争和对抗状态，文化的冲突是由文化的“先天性”或者文化的本性所决定的，是文化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必然现象。

1.2 文化融合。文化融合是指具有的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间接触、交流沟通进而相互吸收、渗透，学习融为一体的过程。文化融合是文化调整的方式之一，两种比较接近的文化体系接触后，原来的文化体系随之消失或改变其形貌，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

1.3 有利于促进中外员工的合作交流，提高工作效率。我们知道在一个公司内，如果出现员工们的不和，就会影响员工们在工作合作，生活上交流帮助，特别是在一个拥有中外员工的公司中，国外员工和国内员工本来就属于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因此对待事情价值观是不同的，同时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是由于受到文化习俗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好公司内中外员工间文化冲突的调和者，促进文化融合，才能够出现员工们合作交流和现象，才能够提高员工们的工作效率，为公司的经营发展提供动力。

1.4 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健康发展。公司的健康发展不仅仅还在于公司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正确的战略目标，更是要团结公司内部，让公司的内部拧成一股绳力量，才能推动公司的发展，保障公司的健康经营。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公司内部的团结是多么重要，有利于保障公司的健康发展，我们知道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进入国际市场的四家外经公司之一，先后承揽实施了坦赞铁路、尼日利亚铁路修复改造、博茨瓦纳铁路更新改造等等，因此它属于跨国公司，所以公司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外籍员工，因此要想公司的不断壮大和健康发展，走出国门成为品牌，就必须解决好内部员工的文化冲突，让公司内部能够得到团结，一心向上，推动公司的向前发展。

1.5 有利于营造本公司独特的企业文化。每个公司都有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这个企业文化来源于公司内部，是公司在发展中为人展现的一种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对于公司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公司内对于中外员工间的文化冲突我们需要调和，让中外员工的文化能够相互吸收、渗透，学习融为一体，进而产生公司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团结，奋进，拼搏向上的是属于公司独特的文化企业。因此解决员工文化冲突，促进员工文化融合，有利于营造本公司独特的企业文化软实力，提升公司发展的竞争力。

2.中外员工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价值观差异

2.1价值观差异。所谓价值观的差异就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价值观对比所体现的不同。价值观差异是中外员工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对于中外员工来说，他们之间的生活习俗大都可以接受，但是唯独价值观的差异不能接受，因为价值观的差异会导致员工间的意见不合，甚至出现冲突。价值观的差异的具体变现有以下几种：

2.2 风险观念不同。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因此风险观念也存在不同，在我们国家由于受到政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让我们对待风险的观念是“稳中求胜，求稳怕变”因此我们中国的员工在工作上大都缺乏冒险的精神，做事都是小心翼翼的，因此难于把握出现的机会，但是外籍员工对待风险的观念却是不同的，以西方国家为例，西方国家的人们喜欢挑战，喜欢刺激，他们认为生活就是一个风险，胜败乃兵家常事，所以在工作上敢于创新和冒险，所以这就与中国员工在工作上的作风产生了分歧。

2.3 对工作和成就的态度不同。中外员工对工作和成就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外籍员工在工作上信奉拼命干活，拼命享受的价值观，因此在工作时外籍员工都会具有主动性，按时完成任务，把工作当做一种享受。但是我国的大部分员工对待工作的态度往往就是能歇就歇，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是一种懒散的表现。在对待成就上外国员工便显得很实事求是，就当做是一种享受，但是我国员工却不同，一般都好大喜功，妒忌心强，这样会使得员工间的关系相处的不好。

2.4 对待向下级关系的态度不同。外国员工一般都是受西方精神文明的影响，在工作中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过亲密，反对工作中存在亲情和感情，因此对待上下级的关系完全是工作任务关系，但是我国的员工长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做人，做事上注重“人和”，因此工作中常常带有感情，这样促进企业之间人际关系的谐和，但是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例如相互推脱，窝里斗等等，所以对于公司中的中外员工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会存在问题，外国员工对待上下级的关系和我国员工对待上下级的关系态度显然不同，这就会使得企业间的员工关系更加复杂。

3.公司在对待处理中外员工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3.1 公司对文化冲突管理不足。公司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盈利，由于这个观念导致了许多公司在对待中外员工文化冲突的管理意识上比较淡薄，一些领导认为员工要以公司的利益为主，因此对外员工文化冲突的管理缺乏，使得在处理中外员工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中的问题上一直没有进展。

3.2 公司的文化氛围缺乏。好的文化氛围和工作环境，能够让公司在处理中外员工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中存在的问题上更加有利，但是存在的问题是公司只注重经营，却忽视公司文化氛围建设，着使得公司的融合工作难以开展。

4.企业在处理中外员工文化冲突的方案

4.1方案一：凌驾。对待员工文化冲突严重的情况下，采取凌驾的手段是一种不得已方案，凌驾于员工冲突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来进行的，是把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镇压，让企业的組织和利益在其之上，这种方案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企业内部中外员工的“和平相处”但是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企业内部中的中外员工的文化冲突，时间一久反盾会更加尖锐，到时候冲突会更加剧烈。

4.2方案二：折中。企业在对待中外员工文化冲突的问题上采用折中的方案，那就意味着妥协和退让，可以的回避文化冲突，牺牲利益维护内部的和谐与稳定。这种折中的方案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是存在不稳定性的，弄不好危机会更大，这种方案适用于员工之间文化冲突非常小时候。

4.3方案三：融合。对待企业中的中外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采取融合的方案是最佳的，它能够让员工们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借鉴，在彼此相互尊重差异的基础，相互补充和协调，从而融合成企业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提高企业發展和壮大的软实力，特别是跨国经营企业，以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例，如果通过融合的方式，处理好公司内部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增强公司的凝聚力，有利于公司在跨国经营和发展中提高竞争力，因此融合方案是我们在

解决中外员工文化冲突的最佳方案。

5.如何实现融合方案，处理好员工文化冲突，促进员工文化融合

5.1 尊重文化差异，一视同仁。公司在处理中外员工的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时，最首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员工之间的文化差异，对员工一视同仁。差异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可以让员工们相互学习和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习俗，这样能够使中外员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双方存在哪些不同和差距，便于引起双方对对方文化的兴趣，才能做到相互尊重，才能够实现中外员工文化的融合，相互尊重，平等的团结合作。

5.2努力为员工营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好的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能够让员工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把公司当作家，这样在面对文化冲突时，员工们都会以公司利益为主了。因此公司要想处理好中外员工文化冲突，促进中外员工文化融合，就必须要为员工们营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员工们最好的发展空间。

5.3 树立起企业员工的共同价值观。中外员工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就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公司要想处理好员工的文化冲突，促进员工的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途径那就是在公司内树立起员工们共同的价值观，例如以企业的未来发展，企业的利益就是自己的事的价值观，让员工们抛弃文化差异，减少文化冲突，为公司的发展共同努力。当然这必须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的基础之上。

6.结束语

总之，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做好公司内部中外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如果公司内部由于文化的冲突导致公司的经营和发展都存在隐患，那么这个公司将会被淘汰，因此处理好公司内部的文化冲突是迫在眉睫的。处理好员工的文化冲突，不仅有利于公司建设好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环境，进而提升公司的软实力，让公司员工团结奋进，努力开创，实现公司的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1] 欧阳飞雪.文化差异对跨文化营销方式的影响及其对策[A].中国市场营销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9年.

[2] 颜纯钧.全球化：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A].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第二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文集[C].2002年.

冲突融合 篇12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聚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其优秀的聚落文化和“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已成为其民族文化的载体。然而,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 在21世纪的今天已显现出全新的面貌, 正如勒·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里所描写的高架桥、摩天楼和大片绿地。但是,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 人们不禁又怀念起往昔的岁月, 田园牧歌、森林河流、“世外桃源”。而今,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高耸密集的混凝土森林, 拥挤乏味的街道里巷, 没有特色的城市空间, 匆忙冷漠的生“活”环境所组成的现代“人居”。相信传统聚落的文化精神最终会回归到现代人居环境中来。

一、传统聚落格局——和谐的人聚空间

1. 与自然环境的契合

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通过实践思考和感悟来设计自己的聚落环境, 在艺术、技术、环境协调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中国文化在思想上体现的是整体协调、辩证统一, 自然观上提倡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贯穿着其体系的始终。“葬者乘生气也, 气乘风则散, 界水而止;古人聚之散, 行之使有止, 故谓之风水。”出自晋人郭璞所著《葬书》, 这是“风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风水”成为中国人追求理想生存环境的代名词, 近年的科学研究表明, 其少数民族聚落的选址方面有许多科学合理之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聚落的选址也受到风水理论的影响, 背山面水, 后高前低是一个基地的基本特征, 一块风水宝地往往三面或四面环山, 背阴向阳的内敛型盆地或台地。现代地理学研究表明, 这样的地形中存在着“卡拉奇风效应”, 即气流上山迎风凝结为云雨, 后在背风坡下沉时有增温减湿现象。这样的地理环境易于形成微气候, 为居住着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这种追求聚落格局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 体现一种和谐的人聚空间, 对现代生态规划和环境危机有深刻的启示。

二、经典实例分析

1. 白族传统聚落的建构

大理白族自治州, 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 市境东巡洱海, 西及苍山脉。这里气候温和, 土地肥沃, 山水风光秀丽多姿, 是中国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 远在四千多年前, 大理地区就有原始居民的活动。大理有“风花雪月”的美称, 海拔2090米, 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83.7%, 坝区面积占16.3%, 东西最大横距达320多公里, 南北最大纵距达270多公里。

大理白族传统聚落 (大理古城、喜洲、周城) 位于云贵高原, 坐落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坡地上 (苍山为南北走向, 常年盛行西南风和海风东风为主) , 它的选址在与自然契合中有较高的科学性 (如图1) 。

受风水学背山面水择居文化的影响, 白族传统聚落格局为做西朝东, 挡住了秋冬的寒风。为了争取更多的日照和减少风灾的影响并尽量少占平地。主房一般靠山面海, 海风常年袭来, 因而白族人民设计的照壁主要是起挡风作用。当地人认为照壁还具有避邪的作用, 防止海风直接穿过堂屋。因此, 气候与地理因素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影响着白族传统聚落的格局。其独特的聚落格局和人聚空间,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被称为“滇西的一颗明珠” (如图2、3、4) 。

2. 元阳哈尼族传统聚落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

云南元阳县哈尼族经过长期的实践活动, 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最佳结合的典型产物梯田稻作系统和水循环体系。元阳哈尼聚落积淀着深刻、独特、丰富的民族历史价值和自然美学价值, 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哈尼族传统聚落的生态自然观是哈尼族人民与哀牢山大自然的相融相谐、互促互补天人合一的人间奇迹, 是文化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

哈尼族传统聚落选址、布局最为核心的要素是:

(1) 从村寨选址方面, 哈尼聚落依托自然的村寨选址。

(2) 从村寨布局结构方面, 哈尼村寨契合自然的规划结构 (如图4) 。

(3) 从村寨的空间形象、视觉识别、梯田景观等方面, 哈尼村寨效法自然的空间形态。

(4) 从村寨的设施、设备、梯田水循环系统、水磨房等方面, 哈尼村寨顺应自然的设施设备等。

除上述四要素, 哈尼村寨还有如下特点:房屋顺山面阳修建, 朝向基本一致, 各户分台而筑, 高低错落、街道随房屋的自由布局呈不规则形态。

三、传统聚落文化——自然的人文精神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聚落的选址、布局等, 都包含了深刻的人文和心理因素, 是文化心理与环境的统一。传统聚落体现了精神上的“天人合一”和原始的趋吉心理, 人类与山水相依, 与大自然共生, 过着天然纯朴的聚居生活。聚落在选址上的基本原则和格局是以“负阴抱阳, 背山面水”为最佳选择, 讲究精神团聚, 藏而不散, 有屈曲舒缓的流水。具有上述自然环境和相对封闭的空间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和小气候。背山屏挡冬季北向寒风, 面水迎来南向季风, 朝阳具有良好的日照, 缓坡避免淹涝之灾和保持水土等。

四、传统聚落和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凉风的引入

白族传统聚落坐西朝东, 面向洱海有利于引进夏季海风和形成小气候;哈尼族寨子背后的山林, 弯曲的道路, 错落的建筑布局等。

2. 水循环的利用

哈尼族以寨子为单位聚居, 寨子以上有着茂密的森林 (树林) , 寨子以下是肥沃的田野 (图5) 。茂密的森林 (树林) 涵养了丰富的水源, 为灌溉梯田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这种循环的生态农业中, 创造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梯田稻作文化。哈尼梯田在调节气候、保水保土、防止滑坡、维护动植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湿地功能。2007年11月15日, 国家林业局批准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湿地公园为国家湿地公园。

哈尼族寨子上方的森林是每个哈尼寨子必不可少的部份。那是“护寨林”、“掌握着哈尼族的命运”, 严禁砍伐, 违者严惩。

从哈尼族本民族来看, 保护“护寨林”是他们的神圣责任;从生态学来看, 保护“护寨林”等于保护了不可估量的天然湖。这就是为什么哈尼山区有“山有多高, 水有多高”之美誉所在。从哈尼族的“护寨林”和梯田稻作文化不难看出, 这些“低技术”的应用, 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可持续发展, 对现代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五、现代人居环境——回归的人文精神

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居住者的健康考虑, 探索依靠合理规划和景观设计来创造宜人的人居环境, 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少数民族传统聚落给类似气候条件地区的规划和设计提供了启示。如选址应尽量靠近山脚处, 道路不宜笔直, 错落布局建筑等, 这样有利于引来凉风并使凉风在各方向流动。

现代的人居环境尽管在物质条件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可人们依旧觉得缺乏安全感, 缺乏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爱, “漠然”是城市居民普遍的态度。由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体量太大, 人们无法较直接地感受到其界域。过多的人, 过多的地方, 过多的信息量使人们难以控制其生活的环境。大理白族传统聚落的四方街、古戏台、本主庙, 哈尼族聚落的水井等, 都体现一种秩序向心感、归属感。

六、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聚落面临的挑战和启迪

1. 挑战

由于地理环境的闭塞, 社会经济发展层次低下, 以及种种历史原因所造成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聚落落后的生活方式, 正严重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聚落的保护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主要表现在:

(1) 对传统聚落空间形态和更新发展作出怎样的选择?

(2) 如何解决传统及现代之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使之既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生活要求, 又能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 传统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2. 启迪

云南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的每一种聚落形式, 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理单元, 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适应的。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构筑的主要优秀思想有:

人的自然性调适;自然环境的雕琢效应;民族文化与地形的巧妙结合;材料的忠实塑造等。

七、结语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聚落经历史的沉淀、凝聚、结晶, 蕴涵了厚重的自然生态观。其优秀的聚落文化和“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已成为其民族文化的载体。但是在这个崭新的时代, 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 人类生存再一次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吸取少数民族传统聚落中优秀的思想文化, 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的人聚空间来度过这场危机。

现代人居环境呼唤失落的和谐人聚空间;

现代人居环境呼唤迷失的自然人文精神;

现代人居环境呼唤遗忘的梦中“桃花源”。

坚信传统聚落的和谐人聚空间精神最终会回归到现代人居环境中来。

参考文献

[1]何溥:中国古代文化全阅读:宅经灵城精义葬书,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07

[2]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12

[3]大理自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4]张增祺:云南建筑史[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 l999

[5]杨大禹:《云南少数民族住屋》, 天滓大学术版社, 1997

[6]王昀:传统聚落结构中的空间概念,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