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理论（精选11篇）
冲突理论 篇1
任何一个官能正常的人, 大都会感觉到各种媒介中体育的魅力。体育的奇异魅力, 不仅仅由于优胜的成绩能使国旗高扬和国歌鸣奏, 更表现在她无孔不入地向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渗透, 使许多国家的居民生活出现了一种“体育情结”[1]。正是由于这种“体育情结”使体育运动和体育明星们受到体育爱好者、商家的关注和追随。正是由于体育迷们心甘情愿为体育买单, 体育明星们不再单是一项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心中崇拜的偶像, 更是一种商品的发言人。运动员身上的商业利益潜力在不断开发的同时, 也伴随着冲突的不断演变。本文基于冲突理论, 从冲突理论的发展历程极其内容来阐释体育当中存在的不平等的社会现象。
一、马克思的冲突思想与体育
马克思的冲突思想主要体现有四点: 第一,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是冲突的根源; 成功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国家须符合诸多硬件条件, 包括举办地的环境、经济、交通、服务等。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 许多贫穷国家都与奥运会举办权无缘。第二,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社会是由不同阶级构成, 不同项目的体育运动员也体现出不同的身份。有学者们还指出下层阶级在20 世纪开始有意识地塑造一种不同于中产阶级的体育观念, 来发泄他们的不满, 将其视为对抗中上层群体的意识形态武器[2]。第三,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体育以其竞争的方式, 呼唤着人们投入到这一神圣、崇高、无比壮观的运动中去, 呼唤着人们表达自己久欲表达但又不易表达的那种“征服”欲望[3]。体育下层阶级在自我不断进取革新的过程中, 通过努力来宣告自己的存在, 从而来获得一种“征服”感。这种“征服”感的获得无意识中推动了体育的发展。第四, 马克思还指出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体育作为一种人造的游戏, 作为一种超越于自然进化的文化, 人们在体育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感觉, 受到人们的喜爱。每一项体育运动, 都有其本身的固化规则, 差异化的体育人在竞争中注定会遭遇“阶级斗争”, 以进入到最高层阶级。
二、齐美尔的冲突理论与体育
齐美尔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出发, 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并且不可避免的。齐美尔对社会冲突理论的贡献在于对社会冲突的“激烈程度”和“积极功能”等内容的研究[4]。体育冲突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冲突, 不同程度的冲突运动员采取的解决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运动员对某种战术持相反意见时, 往往会首先采取交流的方式来化解冲突。齐美尔认为影响社会冲突“激烈程度”的因素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的。第一, 冲突过程中人们“情感卷入”的程度; 在体育赛事中, 一方运动员对另一方运动员表示不满, 如果这种不满是不影响自己赛事的投入程度, 那么这种冲突是可以自身消解。第二, 冲突的内容“涉及基本价值观”的程度; 若运动员视起冲突的内容为意义重大, 冲突的解决方式就可能比较暴力。齐美尔认为社会冲突是有一定的积极功能, 特别是在增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增强冲突群体间的整合方面。体育冲突的发生往往是一个群体利益受损而试图寻找挽回损失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对外的冲突, 明确了群体的界限; 更利于群体内部权力或权威的集中; 并且还降低了对群体内的越轨行为和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对外的冲突越激烈, 越能增进群体内成员之间的团结。并非所有体育冲突都是有害无利的, 低烈度的、经常的冲突有益于社会释放相互之间的“敌意”; 低烈度、经常的冲突有益于鼓励人们创造出规范或协议来调节冲突的内容, 运动员通过一些途径来改变冲突的内容, 得到解决的结果往往是冲突双方妥协的结果。体育群体之间越是存在产生激烈冲突的威胁, 各群体之间就越会寻求联合, 且联合也越持久。
三、韦伯的冲突思想与体育
韦伯认为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差异并不对人们有重要的制约意义。由此指出不平等的产生, 也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提出了“财富、权力、声望”三种标准、“三位一体”地解释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异、阶级差异的原理。这种三种标准在体育领域尤显突出。一般有声望的运动员同时拥有了财富和权力, 能够在关键时刻其偶像作用。韦伯认为导致出现“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有三个[5]。第一, “财富、权力、声望”三者在分布上“高度重叠”; 现代体育组织的官员大部分是由较为优秀的退役运动员充当, 这些运动员同时拥有财富、权力、声望。然而一些运动员则是处在大众视线之外, 甚至生存条件很差。第二, 社会成员在获取三种“资源”过程中机会的差异过大; 第三, 三种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差。财富、权力、声望往往是由一小部分人拥有, 这一部分人形成了一个圈子, 并对试图进入这个圈子的人予以否定。
四、结语
冲突理论认为体育中的冲突是体育发展过程的必需, 利益是冲突存在的根本原因, 把体育看作是追求各自利益的不同群体, 某些群体将比其他群体获得更多的利益[6]。冲突理论不仅解释体育社会现象当中消极面, 更重要的是它多维度地阐释了冲突的积极面。尽管冲突广泛存在, 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维护体育组织或系统稳定的重要功能。
摘要：体育不仅和谐的一面, 还隐藏着诸多冲突, 包括积极意义的冲突、消极意义的冲突。这些冲突多是由于权力的不平衡、利益的不对等等因素引起。本文基于冲突理论,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体育冲突现象进行分析, 以期对体育冲突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关键词：冲突,和谐,权力
参考文献
[1]李力研.野蛮的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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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力研.野蛮的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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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建华, 杨铁黎.试析体育社会现象之性质-社会学的视角[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0, 23 (04) :436-439.
[6]张登峰, 居向阳.功能、冲突与互动:论社会学视域中的体育[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2011, 25 (01) :35-38.
冲突理论 篇2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以T·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对于维系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将冲突看作健康社会的“病态”，努力寻求消除冲突的机制。50年代中后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稳定的消退和冲突现象的普遍增长，一些社会学家开始对帕森斯理论的精确性产生怀疑。他们吸取古典社会学家，特别是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等人有关冲突的思想，批评和修正结构功能主义的片面性，逐渐形成继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之后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流派之一，这就是冲突理论。
最早使用“冲突理论”这一术语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尔。他反对帕森斯认为冲突只具有破坏作用的片面观点，力图把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社会冲突分析模式结合起来，修正和补充帕森斯理论。科瑟尔从齐美尔“冲突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的命题出发，广泛探讨社会冲突的功能。他认为，冲突具有正功能和负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正功能。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美国的L·柯林斯，德国的R·达伦多夫，英国的J·赖克斯等。冲突理论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它以率先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而著称。冲突理论产生后，在西方社会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它很快渗透到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的经验研究中去，在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种族关系、社会分层、集体行为、婚姻家庭等领域出现了大量以冲突概念为框架的论著，在当代社会学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冲突理论的主要流派
冲突理论主要有三个流派：
①辩证冲突论，以联邦德国的达伦多夫为代表，认为社会内部权力分配不均是产生冲突的根源，冲突是社会生活中自发的、普遍的、基本上不能消除的因素，它应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并使其制度化。
②积极功能冲突论，以美国的科泽为代表，认为冲突对社会的组合、保持群体团结、巩固人际关系、控制社会变迁等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具有促进相互理解的功能。
校园暴力冲突事件成因的理论分析 篇3
一心理学的角度
心理学中解释青少年暴力行为成因的理论包括人格发展与人格特质、认知与道德发展、青少年发展阶段特征等。
1人格发展与人格特质理论
对于青少年的犯罪心理可以从人格特质的观点探讨。人格特质是由个人的认知结构、动机结构、兴趣、态度与价值观、自我观、品格、情感方面的基础、情绪经验和对刺激反应等各结构的混合经统一整合而成,它是一个人内在的感受、体会和外显的行为举止两方面调和形成的特有模式。Allport[1]认为每个人的人格结构中均包含两种特质:一种是个人特质(individual traits),是个人在其独有的遗传和环境条件之下形成的;另一种是共同特质(common traits),是属于同一种族、文化、生活方式的人群所具有的共同人格特质。他强调人格的个别差异,而人格的个别差异主要决定因素为个人特质。人格结构会影响青少年人格特征的发展并影响其个人行为,有攻击行为倾向的青少年性格通常处于偏差状态。反社会性格倾向严重的偏差者,其行为与社会规范抵触,并以本能观念的满足为主,在其寻求本能满足的过程中极易发生暴力或其他犯罪行为。
根据以上理论可以总结出:第一,青少年若在其幼年时期与父母的关系中有伤害或缺陷等问题,如未能感受到爱与感情或者遭受到遗弃、虐待及其他生活的创伤等,通常会影响青少年人格特征的发展,促成其侵略攻击的行为倾向。第二,多数青少年性格通常的偏差状况同时兼具其他类型,如疑心、依赖、歇斯底里、自恋等性格倾向。少部分暴力青少年具有病态人格特质,如不具有罪恶感、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以本我为中心、缺乏超我(super-ego)、无爱人与接受爱的能力、无社会适应人格等。第三,学业成就困难、低度社会关系、身心失常与青少年犯罪多和父母管教上的敌意与拒绝有所关联;相反,生活在温暖家庭氛围中的子女较少出现这种情况。
2认知与道德发展观点
Piaget[2]的认知发展论认为,青少年已进入形式运算期,其形式运算的潜能,只有在充是的教育环境与良好的情绪适应情况下方能达成。Kohlbeg[3]所建立的道德发展论本质上是以认知过程作为个体道德推理的基础。因此,道德发展论也被视为认知发展论的一种。基本上认知涉及记忆、想像、智力以及推理的概念。但认知也可以从思考的意义解释。认知与道德发展观点有助于了解青少年犯罪成因。许多犯罪人有其独立的思考形态,但未能注意他人的需求,或有缺乏时间感、不负责任的决策、认为自己是受害人等认知。通常有较多情绪困扰,或有低自尊、攻击性强、自我决定差等人格问题。青少年犯罪者则表现为对父母的敌意与拒绝管教、无法自我控制或采用适当的方式去处理面对的失败和挫折问题,倾向采用暴力的方法应对。在学校发生的案例,多以学生因为不甘于被他人辱骂,意气用事而动手攻击,发泄和消除内心的痛苦。
3发展阶段的叛逆期
根据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等人的看法,人有基本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与隶属的需求、自尊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由于青少年正处于叛逆期,在以上需求无法满足时,常会缺乏耐性,转而以更强烈、激动与暴力的手段来达成其心理需求的满足。若从心理异常的观点来解释,暴力行为倾向于“反社会型人格异常”,反社会人格异常者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不遵守社会规范,也不重视别人的权利,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性格异常。这种倾向者多是由于人格发展时出现各种问题所致。
暴力青少年认知风格中的认知冲动部分并未与一般青少年有显著差异。但暴力青少年的自尊与自重感比一般少年低落,且拥有较多的生活挫折与烦恼,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从而不利于在同学间建立良好的互动与人际关系。因此一旦遭遇外界不适的刺激,容易未经思索而产生过度反应,从而引发冲突或暴力言行。如果常与人发生口角或冲突,自然无法在校园里良好地生活与学习,以致形成恶性循环。
二社会学的角度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学校是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运作机构,也是青少年自我发展的场所。然而,校园内的暴力冲突往往带给人们学校教育失败的形象。Atwater[4]认为,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均能采取适当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只有少部分青少年在行为表现上不良进而引发校园危机。而这些无法适应其生活环境的青少年,就其犯罪行为的成因而言,家庭因素与社会因素比自身的因素要多。
参考犯罪社会学的理论,可以社会结构理论、社会过程理论及社会回应与冲突理论等观点对校园暴力事件作分析。
1社会结构理论
社会结构理论强调,底层地位的邻里街区中独特的文化、风俗及规范等,容易影响或促使少年产生犯罪行为。社会结构理论又可分为文化偏差理论及紧张理论。
(1)文化偏差理论(Cultural Deviance Theory)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少年犯罪地带理论、Sellin(1936)的文化冲突理论(Theory of Culture Conflict)及Miller(1958)的下阶层文化冲突理论等均属于文化偏差理论。文化偏差理论学者认为贫民区居民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遵行下层社会地带的价值体系与规范,他们不但不否定与排斥偏差行为,反而将此价值体系与规范传递给下一代。他们独特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与大社会中产阶级的价值体系与规范相违背与冲突。
(2)紧张理论(Strain Theory)
紧张理论着重讨论在青少年无法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与财物上的成就时,内心会产生挫折与愤怒的紧张动机与压力,从而导致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由于学校追求的社会化价值都属于中上阶层的目标和价值,例如升学和考试,而可能忽略某些其他能力和文化的发展,易使中下阶层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产生挫折与焦虑,加上无法采用社会认同的方式去达到目标时,则可能有偏差行为的情形出现。
2社会过程理论
社会过程理论认为,少年犯罪的发生与不良社会文化结构并与个人未能和社会重要机构,如家庭、学校、司法体系等维持适当关系有关。社会过程理论的两大范畴为学习理论及社会控制理论。
(1)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
学习理论的观点认为,青少年是一个具有弹性与适应力的行为体系,当环境改变时其反应类型也就随之发生改变。因此,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理论是针对传统行为学派的缺陷而产生的理论,不仅强调外在环境因素的重要性,而且更强调人类心灵在学习过程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Bandura[5]所发展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认为,青少年通过观察历程就能进行学习,并不需要个人亲身体验或直接接受奖惩。这一理论认为青少年的暴力行为是从他人的互动过程学习而来。因此,特别强调态度、道德、行为、技巧学习在少年犯罪中的重大影响力。
(2)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ies)
社会控制理论强调,犯罪与偏差行为的发生源于社会的急速变迁解体,使得传统的社会控制功能下降,传统规范的约束力松懈,在个人未能适当地接受良好价值的洗礼时,倾向于不良的社会化并以自我为考量中心,导致犯罪偏差行为的发生。
3社会反应与冲突理论
社会反应与冲突理论在理论内涵上迥异,但都反对传统偏差犯罪行为理论集中于讨论少年犯为何违反社会规范的视角。它们更着重探讨社会机构在制造偏差与犯罪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法律的制定与规范如何影响到偏差与犯罪行为的产生。换句话说,这两个理论的核心看法认为社会的强权及有财势者控制了社会与经济地位,从而造成居于劣势者的行为容易被判定为偏差人格,尤其他们对于弱势少年行为的看法和观点决定了这些行为被认为是合法还是犯罪。
(1)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
标签理论认为,所谓偏差行为或暴力行为是由于有了规范才有偏差行为或暴力行为的发生,且标签理论认为给这些行为者“贴标签”是一条不归路。由于社会界定其行为为偏差或暴力,导致这类人群不能为社会所容忍,因而被社会所排斥,导致偏差行为或暴力行为一再出现。例如对青少年偶尔犯错的第一次偏差行为若予以严厉谴责、羞辱并加上不良标签后,会使得青少年产生适应上的困扰,转而自暴自弃,进而以更严重的偏差或暴力行为来否定社会。此亦是学校在处理学生暴力行为时所应当注意避免的问题。
这一理论从对于偏差或暴力行为少年的观点论述强调社会群体的反应对于个人人格与心态行为的影响。近年来,标签理论主要应用于对少年偏差行为的解释,它对于偏差行为形成的过程以及社会标签对于偏差犯罪者影响的论述理论贡献巨大。
(2)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
在一向强调和谐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倾向于排斥冲突、漠视冲突,甚至视冲突为异常现象。因此不愿正视与探讨冲突的意义、成因、形态、功能与处理方法,导致传统组织的经营管理者善于处理正常与平顺的事务,却在发生冲突时束手无策,导致小冲突演变为大危机,造成对个人与组织巨大的损失与伤害。冲突学派(尤其是激进冲突理论学派)强调,少年犯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由于中上阶层控制社会经济条件,以致下层少年较容易发生偏差行为而被标签为犯罪,其后发展成为以团体利益冲突为主线的“多元文化冲突理论”及“激进冲突理论学派”。
三教育学的角度
多数社会研究对青少年的犯罪或暴力行为从心理和社会层面做解释,主要着重对家庭和社会两个场域的观察。但由于青少年学生发生暴力行为的场所主要是在学校,关于学校内部促成学生暴力冲突的结构性因素或互动过程性因素也应引起重视,包括学校领导、师生关系、学习适应与校园次文化等。
1学校领导
学校的领导是指学校师长对于学生的带领与互动方式。包括校长、行政主管带领师生、教师带领学生时是否采取稳定、公平、一致原则的领导方式,这些会影响到学生对于学校领导的感受。因此学校的领导与管理方式与校园暴力行为有极高的相关性。Baker[6]研究发现,当学校对暴力学生施以粗暴的训练方式或体罚时,不但无法抑制学生产生同样的暴力行为,还会使学生对学校产生疏离感。
2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主要包括师生感受与教师间的关系,例如:学生是否和教师不亲近或感到没有被关心,以及教师处理事情不公平等都会影响到学生是否产生暴力行为。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应避免情绪性的言语与行为,并应避免体罚学生,多关心鼓励学生,使学生能在温暖的师生关系中学习与成长。
3学习适应与次文化
学习适应包括学业能力和学习表现。学业能力和表现是观察犯罪行为和偏差行为的指标之一。学生的学习适应情况如何,例如:学业成绩表现及是否有兴趣学习等,会影响其是否产生暴力行为。但也有研究发现,学业成就高低与偏差行为没有显著关联。
不被社会接收的青少年常会结合一批相同命运及利害关系的少年,共同认定他们不归属于正常社会,而是归属于特殊团体,从而进一步合理化自身的行为,逐渐形成次级文化,共同以反社会行为来解决其适应困扰问题。
四综合分析校园暴力冲突事件的成因
从不同学派的研究显示,校园暴力冲突的发生是有其脉络可循的,通常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成,包括个人的生理因素与心理特质、家庭因素、学校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与学习适应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交互影响。综合来看,校园暴力冲突行为有以下主要成因:
1个人生理因素
(1)性别。据有关研究表明,在12-17岁的青少年中,男生犯罪的比例是女生的八倍;有研究者发现,男性荷尔蒙浓度与暴力行为成正比。
(2)遗传。个性冲动、追求刺激或攻击性人格都有遗传倾向。然而先天的遗传因素必须配合家庭与社会等因素才会影响人的暴力行为。
2个人心理特征
个人的人格发展有创伤或缺陷,如在成长的早期就出现攻击或暴力倾向、容易冲动、自我概念薄弱、低自尊、低挫折承受力、低自我情绪控制,部分可能还具有较严重的病态人格等,都是暴力行为学生常见的特征。
3家庭因素
(1)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会使得在儿童时期缺乏适当的教养,或有家庭暴力行为的父母做了不良的示范,使得孩子无法习得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2)父母的管教方式会影响子女性格,专制型父母或溺爱型父母对于子女常造成两极化的价值观。
(3)父母本身有心理问题,无法扮演称职的亲子角色,甚至对孩子施以身心的虐待,造成创伤经验,这些都会提高青少年出现暴力行为的风险。
4学校因素
(1)学校领导的管理不当,过度重视智育教育,造成在学业上低成就的学生不喜欢学校。
(2)学习适应不良、学习成就低,在学校无法表现或受肯定。
(3)师生关系不佳,老师对学生缺乏适当的关怀或照顾。
(4)同伴关系不良,行为不被接受,误交不良朋友,成群结党或参加帮派等。
(5)学生与学校间的连结度低,与外界的接受度高时,都会增加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5社会因素
除社会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因素外,传播媒体和电脑网络的发展带来多元的信息,然而青少年正处于发展阶段,对于这些信息缺乏自我辨识的能力,由于耳濡目染和观察模仿的结果,也容易习得偏差的态度与暴力行为。
目前对于校园暴力事件在许多学术研究领域都建立了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其研究成果显示出校园暴力冲突成因的复杂性。各个理论的解释都有其不足或局限之处,因此,对于校园暴力冲突成因的研究应发展整体或多元的理论,以对此作出全盘的解释。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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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理论 篇4
医患冲突的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对医患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卫生财政投入方面;2医疗资源配置及医疗资源可及性方面;3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医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方面;4医患情绪、医患沟通方面;5社会角色理论下的医患角色方面;6医疗行为风险方面;7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方面;8医疗体制机制和医疗改革方面。
运用社会冲突相关理论对医患冲突进行分析的研究很少。本文探索运用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理论对医患冲突进行研究。
1 社会冲突功能理论:主要思想及运用
科塞因对“社会冲突的功能”的发展性研究而享誉学术界。科塞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社会冲突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onflict)一书中,他认为社会冲突在不涉及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具备正功能,它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正功能主要体现在:促进新组织的诞生、激发新规范的建立、带来群体的整合、释放社会敌意等方面,同时社会冲突也有显著的负功能,主要体现在:带来群体边界的明晰和裂痕、破坏社会秩序、损失社会资源、形成路径依赖、伤害社会心理等。
自1996年中国学者王彦斌发表《科塞与达伦多夫的冲突论社会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以来,科塞的学术思想逐步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国内学者对科塞学术思想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单纯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放在跟其他冲突思想的比较下完成的,如《现代社会冲突论:从米尔斯到达伦多夫和科瑟尔──三论美国发展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4]、《科塞与功能冲突论》[5]、《从阶级冲突到社会冲突观—马克思与科塞的冲突思想》[6]等文章。二是运用科塞冲突论思想观察、分析、解决我国实际冲突问题的文章,比如《冲突与和谐———从科塞的冲突功能理论看我国农民工与市民的利益冲突》[7]、师生冲突的概念界定与分类探究———基于刘易斯·科塞的冲突分类理论》[8]、《论科塞功能冲突论及其安全阀理论在我国的应用》[9]等,涉及领域包括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政策制定、新闻报道与网络民意等方面。除《社会安全阀理论视角下的医患冲突》[10]、《社会冲突理论对解决医疗纠纷的启示》[11]等少量文章外,社会冲突相关理论在医患关系的研究中运用甚少。
运用科塞的“社会冲突功能”理论来分析目前中国的医患冲突,可观察到医患冲突的负功能是何情况、如何有效控制,其正功能实现水平、如何改进,从而给社会治理相关方带来启示:如何将社会冲突控制在最合理的范围内,在这个合理范围内,其正功能得到最大程度彰显,其负功能受到最大制约。
2 研究结果
2.1 医患冲突对医患两个群体的割裂
医患两个群体的割裂主要体现在医患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医患之间的冲突和医患信任互为因果,冲突导致信任降低、信任降低更易导致冲突。朴金花,孙福川(2013)对哈尔滨市某三甲医院进行问卷调查,得到的结果是医方认为医患之间互相不信任的为23.83%,患方认为医患之间互相不信任的为19.96%[12]。刘俊香等(2011)通过研究认为病人、公众对医务人员、医疗机构的信任度很低[13]。医患之间的对抗呈公开化趋势,除患者暴力伤医事件外,医方组织化对患者群体的谴责行为和示威行为越来越多。医生群体通过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对“医闹”、暴力伤医者进行惩罚的诉求,近年就有河北永清县、河南洛阳、重庆市儿童医院等地医护群体的游行示威活动,表达对患者群体的不满。2012年哈尔滨杀医事件后,腾讯发起的投票调查显示:在6161个投票人次中,4018人选择高兴,占65%;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分别只有879、410和258人,分别占14%、7%和4%[14]。表明医患之间的割裂正在进一步加剧。
2.2 医患冲突破坏社会秩序、损失社会资源
医闹等群体往往通过在医院、科室等区域设立灵堂、打砸等行为阻挠正常行医秩序,为了形成博弈上的优势,医闹常有聚众和暴力化的趋势。2009年发生在福建南平的医患冲突事件,死者多位家属聚集,通过到医院门诊大楼打横幅、摆花圈、烧纸钱,封堵大门通道等手段讨要说法,并扣留部分医生,影响正常的行医秩序,随后南平市第一医院80余名医务人员聚集到市政府门口集体上访。政府也出动警力维护现场秩序,投入大量精力协调解决医患双方的冲突。原卫生部的统计数据也显示,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发生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大量的医患之间针对对方的冲突行为对社会秩序形成了破坏、对社会资源造成了损失。
2.3 医患冲突易形成路径依赖
医患之间的某些冲突形式往往形成示范效应,如“医闹”就形成了“小闹小赔、大闹大赔、不闹不赔”的非理性状况,一些“医闹”在纠纷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越来越多的“医闹”就会纷纷效仿,形成路径依赖。据成都市2014年卫生统计年报显示,针对531家医院的统计数据中,2014年共发生医疗纠纷(登记备案)1829起,其中经司法途径解决的有121起,占比为6.6%,经第三方调解解决的有122起,占比为6.7%,经过卫生行政部门调解的有164起,占比为9.0%,不经过上述三种解决途径(主要是私下解决)的有1422起,占比为77.7%。正规途径的堵塞,为私下解决甚至形成“医闹”创造了土壤和基础。
2.4 医患冲突在促进新组织诞生中的功能不足
冲突会导致冲突方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重组,从而诞生新组织。如草原牧民在长期争夺水草的斗争中,为了共同利益,形成了诸多部落,部落就是随冲突而产生的新组织。在医患发生互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代表不同医患群体利益的组织产生,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组织代表个体对对方进行监督、谈判和约束,会降低个体产生摩擦和冲突的机会。目前,医方组织主要有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女医师协会、中国护理协会等纵向组织以及医院等,患方组织主要是一些罕见病组织,我国目前有陕西四叶草公益中心、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北京蝴蝶结结节性硬化症罕见病关爱中心、北京正宇粘多糖罕见病关爱中心等,调节医患之间关系的组织有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
医患组织总体不足是我国目前的现状,它表明医患冲突对新组织的激发功能还不够。医患组织的缺失一定程度上使医患双方直面冲突,缺乏组织作为缓冲,加深了对双方的伤害。患者组织可以使患者在信息获取、心理安慰等方面得到援助,同时因为患者在医患谈判中处于劣势,亟需代表自身利益的第三方代表自己与医方相关利益代表进行议价,而目前第三方的缺失导致患者在与医方发生纠纷时的议价能力不足,从而导致极端行为(暴力伤医)事件和非正式第三方(医闹)的产生和介入。作为医方组织最重要的医院,在维护医护权益方面也经常面临缺席,发生医疗纠纷后,为了考核指标和声誉,医院往往愿意采用与患者协商解决的方案,从而对医生丧失基于公正性的保护。此外,还需更多的第三方组织介入医疗服务过程中,如保险机构、社会资本等,从而减少医患双方的交易成本,保障医疗服务的顺利进行。
2.5 医患冲突在激发新规范建立中的功能不足
冲突发生后,为了对新的权力和利益进行再分配,就需要新的规范确定新的规则,当规则不适应新的关系时,就会再发生冲突,再次呼唤新规则的建立,这即是制度变迁的一种模式。本文选择的调整医患关系的规范以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为主。主要梳理了近年来卫生部、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为主体起草的主要相关法律条文。
从以上法律条文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规律:总体来看,2000年前后颁布的规章制度,主要对医疗技术或过程的规范比较多,后期对医生医疗服务态度、医师作风等方面的规范多起来,近年来对患者有了行为规范,比如《刑法修正案》(九),即是普通意义上的“医闹”入刑。
目前法律规范存在的主要不足:对患者规范的法律条文颁布时间较迟(2015年颁布),法律条文的贯彻执行和习惯养成还需要时间。且《刑法修正案》(九)中主要针对医闹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进行规范,对暴力伤医,包括语言侮辱和身体接触等方面的规范未包括。对医方权利的关注较少。在医疗服务行为中,医方往往也暴露在风险中,据《中国医患关系调查研究》显示,在焦虑或沮丧方面,医务人员有中度及以上问题的比例为18.1%,明显高于普通居民的5.0%。79.8%的医务人员反映工作负荷重,医务人员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为53.4小时,远超过每周40小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医务人员对目前执业环境仅有20.1%的人员表示满意,42.1%表示一般,37.8%表示不满意。26%的医务人员遭受过患者的语言侮辱或躯体暴力15。种种数据表明,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中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风险的防控方面,分散、缓解医务人员风险的规范还不足。
在带来群体整合方面,医患冲突使医生群体更为团结,但加深了医患之间的鸿沟。在释放社会敌意方面,医患冲突往往成为患者泄愤的一个手段,因此,医生往往成为受害者。
3 社会冲突功能视野下的医患冲突:意义与启示
3.1 在看待医患冲突的问题上
冲突论认为冲突是社会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在不涉及价值等基础问题上,冲突有其正功能。目前频发的医患冲突,从一定角度来说,是医患双方进行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表明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中诉求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冲突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双方都可接受的规范。治理者对医患冲突应有合理认识。
3.2 目前医患冲突的特征呈现频率增高、烈度加强的趋势
通过正式途径解决医患冲突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增加具有其合理性,如法院接受的医患纠纷的案件、第三方协调机构调节的医患纠纷事件等。它表明医患双方的利益分歧、认识分歧在一个时期内分野明显,政府、社会应投入更多资源来解决这种分野。但同时治理者应注意在医患冲突中暴力性冲突、非正式第三方(医闹等)参与的冲突所占的比例,这两类应是法律规范、国家机器强制禁止的冲突。正是这两类冲突,使冲突的负功能十分显著。建立畅通渠道让医患双方的合理诉求得以表达,对医患两个群体的行为进行规范,避免暴力伤害等极端事件的发生,是治理者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3.3 在新组织方面
治理者应鼓励建立更多的医患组织。民政等部门要鼓励成立不同患者群体的基金会、帮扶会、特殊病组织等,填补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信息劣势、监督劣势和议价劣势。允许第三方机构介入医疗费用支付中,建立激励相容的制度,让第三方机构对医疗行为、医疗费用有更主动的监督,弥补患者议价能力不足的劣势;允许第三方机构介入医疗纠纷的处理中,分别代表医患双方进行讨价还价和责任鉴定,避免医患双方直接面对纠纷和冲突。
3.4 在新规范方面
志愿者应急管理冲突理论设想探讨 篇5
动力源的不同，是造成志愿者应急管理冲突的主要原因。以“动力源——理念——行动”作为冲突分析的框架，对应急状态下志愿者的分类管理、志愿者的保障、志愿者与政府沟通与协调进行了剖析，提出构建志愿者组织、志愿者、政府三者良性互动制度化应急管理体系的设想。
一、问题的提出
志愿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有较长的历史。20世纪后期，一场有组织的志愿运动和创建各种非营利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团体革命”席卷全球?，作为“第三域兴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志愿者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志愿者、志愿者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无疑相当必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开始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丁元竹认为，中国志愿者服务的困境在于保障制度不配套、公众了解程度不够，强调应通过项目管理妥善处理志愿者的招募与培训、评估和激励 j。缪建红、俞安平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将志愿者管理分为规划、招募与甄选、环境介绍与指导、训练与发展、绩效评估、激励和终止关系程序7个阶段_3j。王妮丽、崔紫君在社会交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非营利组织与志愿者之间是一种平等交换关系的观点，认为非营利组织为志愿者提供实现其意愿的环境对于志愿者管理至关重要_4j。吴冠之则认为对于雇佣大量志愿者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加强志愿者管理是搞好其营销的基础l5j。孙吴概括志愿者的动机多元化、志愿组织结构松散性的特征，认为无论是非营利机构还是公共管理部门，志愿者管理的关键在于永续性激励l6 j。林建锋、曹立人总结了高校青年志愿者管理存在的精神“俗化”、组织发展“稚化”、管理“行政化”和“社会化”障碍4个问题_7]。江汛清分析指出志愿者的报酬应当因志愿者类别的不同而有差异，认为使用志愿者的组织是多元的，既可以是非营利部门，也可以是公司和公共部门，对志愿者服务进行评价应注重量化l8]。温颖娜提出可通过运用社工工作实务，建立网络认同规范，开发同伴自助团体与拓展社会资源来实现志愿者社会资本的最大化。张文静提出加强非营利组织内部建设、满足志愿者对增长自身社会资本的需求是提高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径。
根据现有资料，国内学术界对志愿者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志愿组织的角度，应用社会交易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对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管理进行研究；二是分析了志愿者管理的运作机制、招募机制、培训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等；三是探讨志愿者管理的重要性、必要性问题。总体上看来，目前学术界关于志愿者管理的研究角度较为单一，视角较为宏观，本土化程度较弱，聚焦于志愿组织对志愿者管理的研究而忽略公共部门中志愿者管理的价值，强调志愿者的常态管理而忽视应急管理；注重志愿者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等微观层次的研究，而缺乏对如志愿者组织、政府、社会与志愿者关系、权责等相对较宏观问题的分析；过于强调志愿者对志愿组织的依附，而忽略志愿组织发育不充分，志愿者组织难以对志愿者进行管理的现状。因此，从志愿者的角度，研究重大灾害下政府与志愿者、志愿者组织共同参与的志愿者应急管理，分析具体冲突的原因、逻辑，不但有助于丰富志愿者管理理论，也将对提升我国应急能力大有裨益，有效管理实践中产生的矛盾，提高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g县概况
g县位于四川省北部多山地带，地势险峻，全县最高点与最低点间海拔差为3 445 m。县城位于两山间小河冲积而成的一小块平地，辖下各乡镇也散落分布于崇山峻岭的间隙中；人口密度较低，面积约3 000多km，人口近30万；除汉族外，共有9个少数民族，其中回族居多数。
(二)研究方法
农民工犯罪的文化冲突理论解读 篇6
【关键词】 农民工犯罪;文化冲突;对策
据各地公安机关的统计显示,在城市的刑事犯罪中,外来人口占60%以上,这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自2000年以来,抢夺、抢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到刑事犯罪的近40%,广东达到了60%以上,“两抢”的犯罪嫌疑人也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广州市为例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作案被抓获的占全部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比重近年来不断增加,由1995年的70%左右到2001年的80%左右,特别是大要案流动人口作案占到90%以上。
一、文化冲突理论视野中的农民工犯罪
文化冲突论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由美国犯罪学家、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塞林(ThorstenSellin,1896一1994)提出的一种解释犯罪的观点。1938年塞林出版了《文化冲突与犯罪》(CultureConflietandCrime)一书,阐述了他的“文化冲突理论”(CultureConflictTheory)。该书奠定了他在犯罪学文化冲突理论研究中的鼻祖地位。塞林在该书中着重研究了移民的犯罪问题。他认为“长期生活在某一文化区域中的成员移民到另一文化区域时,他原先所具有的文化准则与移民地新的文化氛围往往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的结果之一就是犯罪现象的出现。这是一种可以广泛用于解释犯罪行为的理论,既适用于地理上分隔的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也适用于城市周围毗邻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在人口流动迅速的今天,这一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城乡地域文化的冲突与农民工犯罪
“移民问题是有其根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正处在他自己制造的从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的变迁过程中。这种从一种文化类型向另一种文化类型迅速变换的影响,可以在原生群体控制力的逐渐丧失中发现,其在家庭中的表现尤为明显。在移民那里,由于家族群体常常仍居留在原来的国家,上述影响因移民个人与家族群体之间的空间距离而加剧了”。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的差异广泛存在,历史地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城市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在我国,目前的农村文化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深受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家族文化有以下八个特点:血族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稳定性。与此相反的是现代社会文化,这种文化也具有八个特点:社团性、流动性、平等性、法制性、工业性、交易型、开放性和创新性。
由此可见,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差异是很大的,当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两种异质文化的撞击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发生了。有些农民工固守了自己心中的乡土文化,格守宗法伦理,这却被城里人讥笑为社会理想上的平均主义、经济上的狭隘功利主义和心理上的封闭主义以及保守的思维方式等;有些农民工看透了城市文化中追名逐利的故事,彻底抛弃了自极概之中习得的道德本分,代之以极端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造成了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道德失范、急功近利,结局就是违法犯罪的产生。长期生活在某一文化区域中的成员移民到另一文化区域时,原先所具有的文化准则与移民地新的文化氛围往往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的结果之一就是犯罪现象的出现。
(二)时际文化的冲突与农民工犯罪
所谓时际文化的冲突是指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时期的文化互相冲突时产生的法律规范的冲突。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的风俗习惯和城市的旧有道德体系都在逐渐瓦解。在人们心目中,新旧价值观之间一片混乱,传统的道德信仰体系已经支离破碎,新的道德信仰体系却还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局限性,给人以思想、道德、精神方面消极的负作用是深刻而巨大的。这种负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的盈利性(求利性),增加了产生拜金主义的诱因。市场经济的求利性,要求生产者以最少的劳动耗费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就会诱使一些农民工干部片面追求、强化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滋生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倾向,产生“一切向钱看”思想,甚至把赚钱谋利、发财致富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来追求。
第二,市场经济的自发性(自主性),容易产生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特点之一是横向联系,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分散性。这种情况一旦渗透到农民工头脑中,就有可能导致部分农民工淡化全局观念、组织观念,产生小团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生产经营中,往往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第三,市场经济的拜物性。在市场经济之中,人们是要依赖市场和市场价值,以为市场价值就是唯一的价值。这往往会把人的自身价值湮没在物的价值当中去,并以此来衡量自身和别人的价值,使人的认识表层化,难以体验人类所固的的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
总之,对于从相对闭塞的农村来到繁华都市的农民工来说,时际文化冲击对他们心灵的冲击是异乎寻常的。一方面出生在贫困的农村,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很低下,有着强烈的获取财富、改变命运的动机。另一方面在个人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没有获得更多金钱的能力。加上农民工又处于社会管理和教育两不管地区,失去社会的约束力,在诱惑面前极易走上邪路。
(三)阶层文化的冲突与农民工犯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经济成分日益复杂,社会结构起了重大的变化。就整个社会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经济利益各不相同的社会阶层。按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的划分,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十大阶层。而不同阶层均有其特定的内涵,即不同阶层具有其自身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或文化心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在很短时间内很难与不同质的文化相融合。
不同阶层的成员在同一生活圈内难免发生冲突。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是简单的地区流动,职业角色的简单转换,而且更经历文化观念的碰撞。现代的城市文化和传统的农村文化在这个特殊人群一一农民工中间产生了激烈碰撞。由于制度性原因而造成的城乡隔离和农民工客观上脱离于乡土社会控制之外的状况,使农民工既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又游离于本土文化规范体系之外,实际上处于文化空白带上。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农民工的行为逐渐发生异化,既脱离出流出地农村地域文化的认同范围,又不被城市主流社会文化所接纳,随导致激烈的文化冲突。尤其是当他们看到自己周围不同阶层的人住的是高档社区,吃的是豪华饭店,穿的是名牌服装,想到自己整天干的比他们多、工作比他们累,为城市做出的贡献那么大,却不能和他们同样享受城市生活,内心产生一种失落和不平,这种感觉从困惑到苦闷再到冲动,从而引起心里扭曲,导致越轨行为,可能引发犯罪。
(四)农民工的边缘亚文化与农民工犯罪
近几年,各级政府采取了不少消除歧视农民工的政策,总的说来,农民工尚无法取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身份地位,充其量只是他们为之贡献的城市的“二等公民”。虽然已经离开了农村,但却又不能立即融入城市,没有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意识,没有情感上的联系,不论在乡村或是城市,他们都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成为“城乡双重的边缘人”。这样就必然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即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混合在一起的“边缘亚文化”。“亚文化规范发展的地方,是对抗价值观形成的场所,它直接影响着亚文化的构成,并且会引起与社会的冲突”。
涌向城市的农民工,在农民工的边缘亚文化下,他们既有不同于农村居民的特有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就业方式,也有不同于城市市民的特有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就业方式,这就使他们的价值观处于多元无序混合状态。这种多元无序混合状态价值观,使得一部分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工处于失范状态。其结果是,农民工由农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匿名社会”,在乡村社会中所遵循的那些规范和观念,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社会中变得愈来愈不适应,以至于评价善恶的标准失去了统一的尺度,并在人们心中不断受到冲击、削弱甚至丧失。
在传统的乡村原有文化道德和风俗习惯不断受到冲击、削弱甚至丧失的同时,进城的农民工由于自身的能力素质以及城市生活的隔绝状态,却没有融入城市文明,反而接受了许多反社会的思想和观念,如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等。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和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只会使人把赚钱作为唯一目标,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注重眼前利益,完全以自己的利害得失对人、对事进行判断,采取短期行为来满足一己之私,最便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违法犯罪。
二、遏制农民工犯罪的对策——基于文化视角
(一)树立城乡文化良性互动机制思路,培育城乡和谐文化生态
“社会生活是多样的,文化也应该是多元的,多元的文化之间是难以比较高低的,二者各有长短”,必须树立城乡文化良性互动机制思路,培育城乡和谐文化生态。我国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以空前规模扩大,这为两种文化的交融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作为从事文化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认真考虑如何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城乡文化的交流,从战略的层面思考城乡文化交流的目的性、交流的方式方法、交流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等等。树立城乡文化互动新机制的思路必须着眼于以下三点:
1.树立城乡文化和谐共生观念,加强城乡文化对话交流。城乡文化之间既和谐共存、相互协调,要建立协调的城乡关系就必然要求建立和谐、协调的新型城乡文化关系;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农村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对农村文化的宽容与借鉴。尽管城乡文化冲突发生在城市化进程中,但它也可视为在此之前城乡文化之间缺乏有效了解、互动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有计划地考虑通过各种有效措施搭建平台,为城乡文化的互动提供更多的机会。
2.城市文化要把发展农村文化纳入自身范畴,为农村文化培植新因素。要把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传媒、文化场馆、图书出版等等向农村市场覆盖,完善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网络,同时还要特别注重传播的内容、质量与针对性,加强“三下乡”等活动的长效性、制度化建设。
3.农村文化要接受城市文化的辐射,接受与植入新因素。农村文化建设必须有目的、有组织的主动接受城市文化的幅射与牵引,广泛地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
(二)采取四项具体措施,减少文化冲突引发农民工犯罪的机率
措施之一:改革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制度是根本之法
原有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等,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的户籍制度不仅钳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伤害了广大农民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成为农民工犯罪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虽有了很大改进,但大量隔离措施依然存在,如医疗保障、子女入学、安置、招工等。城市对广大农民工依然采取“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矛盾态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工犯罪的根本原因所在。
必须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制度,给农民以真正自由的人身权利,这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要剔除附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的制度,即不使城镇人口继续维持因为户籍身份而享有的特殊利益,也不要求进人城市的农村人口去分享旧城市人的特殊利益,进一步剥离与户籍直接联系的福利,让户口只具有标志居住地的意义,实现城乡人口的平等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农民工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为农民工实现平等合理的社会流动和身份转化创造条件,消除他们在心理上与城市社会的隔离感,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犯罪问题。
措施之二: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当务之急
由于政府以前采取了重城市轻乡村的偏斜政策,在组织机构设置上也存在这种倾向,国家大多数机构都是为城市和工业而设,职能主要管城市、工业,不管农民和农村。因此,必须按照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我国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细职能、大政府”向“宽职能、小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管制”转变到服务引导、从相互排斥转变到互相融合、从歧视转变到关爱上来。坚决清除并杜绝任何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和排斥性政策与做法,改变在经济结构和需求上接纳、社会结构和身份上拒绝的不合理趋向。政府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应加强劳动保护立法,在立法上应该加重对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用人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制裁处罚的力度。
其次,要建立小额诉讼制度,法院对农民工工资等小额诉讼纠纷要即时受案,及时审理,努力用最快、最经济的诉讼方式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再次,应建立专门的诉前保全或先予执行法律制度,保护农民工诉讼权益得以落实到位。
最后,建立农民工权益维护的司法援助体系,减少农民工维权的成本,帮助农民工有能力通过司法途径保护其自己的合法权益。
措施之三: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对农民工精心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是可行之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的宗旨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农民工越深入地融入到所生活、工作的城市,受到的待遇越公平、合理,他们就越能给所在城市带来安宁、和谐与发展。各级政府要以社区和单位为载体,多渠道、多形式地把思想教育移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和工作中,对他们做到既教育、又引导,既鼓舞、又尊重,既理解、又关心,把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在行动上落到实处,从而化解他们对城市社会的不满。具体说来,当前主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在全社会树立起城市人与农民工一起共建和谐家园的观念。消除社会尤其是农民工所在城市、社区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使农民工在就业、医疗、工资福利以及子女入学等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彻底打破户籍和地域歧视,使农民工真正走出“愚昧、落后、无教养和潜在犯罪人”等代名词和西方犯罪学所谓“标签理论”的阴影。
二是,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给予农民工以人文关怀,切实解决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正常需要。
三是,法律援助机构应更多地向城市农民工伸出法律援助之手,无偿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这既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也有利于及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劳资纠纷,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防止矛盾激化演变成刑事犯罪。
措施之四:开通心理咨询热线,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心理援助是创新之举
在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中,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发现了一个农民工自办的幼儿园。通过与更多学者一同关注打工子弟学校,逐渐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个特殊群体在农民工城市犯罪现象中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他们的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他们亲眼看到纷繁诱人的都市生活景观,自身的处境却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依然必须从事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他们远离乡土,不再拥有农业技能,却同样远离都市,成为游移在城乡边缘、失去归属的群落。最后可能酿成的,是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的反社会情绪。
对此,王春光指出: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境遇,那就是积累性、世代性的边缘化,必将酿成更加深层的社会问题。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社会有责任去关心他们,把握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将农民问题摆在重要位置,设立农民工心理援助热线,做好心理方面的援助和法律咨询工作,为他们疏通心理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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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冲突理论对生物教学的启示 篇7
一、认知冲突的成因
人们原有认知图式与新感受到的事物之间具有对立性矛盾时就会产生认知冲突。Piaget认为[2], 人类智力功能的运作是由同化、顺应以及平衡所建立的图式来完成。当学生认知处于平衡状态时, 在遇到新异刺激的情况下, 就会意识到认知冲突, 在心理上产生不平衡。根据Piaget的观点, 学生在出现认知不平衡状态时, 会采用同化或顺应的方式获得认知的平衡。以已有的认知结构解释新情境就是同化。学生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 来适应新的需要就是顺应。顺应是一种智力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过程。
当学生经历认知冲突时, 他们采用同化或顺应的过程来建构其认知结构, 学习便发生了。但是, 冲突不应该太大, 因为那样并不会激发平衡的发生。认知冲突是学生产生学习需要的诱因, 是学生原有知识经验与新学习任务之间的矛盾冲突。心理学认为, 学生在学习新知识之前, 头脑中已经具有了某种认知图式, 并试图以原有认知图式来同化新知识, 如果新旧知识出现差异, 就会在认知心理上产生认知冲突。认知冲突会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究心向, 激活学生的思维。因此, 在课堂上, 有必要创设认知冲突情境, 帮助学生形成解决问题的内部动机。在这种“冲突…平衡…再冲突…再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中, 能使学生意识到冲突, 并积极地解决认知冲突。
二、认知冲突过程的模型
Lee与Kwon在2001年提出的认知冲突模型, 可以用来解释学生在学习科学时认知发生转变的情况。这个模型分成三个阶段:预备阶段、冲突阶段与解决阶段[1]。学生在预备阶段存在一种对于周围事物的认识, 在冲突阶段学生开始对于自己原先的认知产生怀疑, 在解决阶段学生放弃自己原先的认知。在这个模型中, 学生认知冲突过程的发生有三种情况: (1) 意识到不平衡状态; (2) 表现出对解决认知冲突的兴趣或焦虑; (3) 对于冲突的再评估。当学生意识到与他们原先认知不能够调和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对冲突情境的兴趣。与此同时, 他们会重新评估认知冲突以达到平衡状态。
认知冲突过程的模型包括四个心理因素, 即意识到不平衡状态、兴趣、焦虑以及对认知的再评估。在一个积极的认知冲突解决的过程中, 学生会意识到明显的异常、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适当的焦虑以及重新评估认知冲突。认知冲突过程的模型基于两个基本假设: (1) 学生不同的个性特征与不同的学习环境会影响认知冲突过程的解决; (2) 认知冲突过程的因素强烈影响相应的反应行为。对学习者有影响的相关变量包括:以前的知识、动机与兴趣、认识论信念、学习策略同认知的结合以及推理能力。教学时的环境变量包括:同伴的作用以及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三、认知冲突对于生物教学的启示
生物学教师了解认知冲突成因以及认知冲突的过程模型, 有助于在教学中创设具有探究价值的问题情境, 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 把学生引入自主探究的氛围中。引导学生在情境中体验, 在探究中发现, 从而提高生物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1. 了解学生的前概念, 设置认知冲突情境, 进行概念转变
前科学概念即前概念, 又叫日常概念, 指未经专门教学, 在同其他人进行日常交际以及积累个人经验的过程中掌握的概念[3]。如果没有及时将学生的生物学前概念转变为生物学科学概念, 这些概念将长存于学生的认知结构中, 影响着学生对生物学现象的认知。前概念的存在意味着学生接受的信息不够全面。如, 认为植物的茎都位于地上部分, 根则位于地下部分, 认为黄鳝与蛇都是爬行动物, 鲸是鱼类, 把肉质可食的果皮叫做果实, 动脉内流的一定是动脉血, 静脉内流的一定是静脉血, 等等。这就涉及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进行学习以前, 学生的头脑不应该被看成一个“空的容器”或“一块白板”。恰恰相反, 学生对于自然现象有自己朴素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在进行生物学教学时, 教师应了解学生的前概念, 设置认知冲突情境进行概念转变。
就认识论方面来说, 建构主义的教学观认为, 一个前概念要发生顺应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对现有概念的不满;新概念的可理解性;新概念的合理性;新概念的有效性。认知心理学和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 对于已有的概念的错误认识往往不足以造成相应的改变。因为, 如果没有适当的替代物, 人们就仍然可能对于已得到的错误性或不足之处持容忍的态度[4]。因此, 设置认知冲突情境进行概念转变在教学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利用认知冲突, 保持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没有认知冲突的学习过程, 学生对所学知识就不会有深刻的印象, 所学知识也容易遗忘。在教学中合理设置认知冲突, 可以形成悬念, 引起学生的注意。使学生明确学习任务, 确定学习方向。当学习者发现不能用已有的知识来解释问题或发现新知识与头脑中已有知识相悖时, 就会产生认知失衡。人有保持认知平衡的倾向。所以, 认知失衡就会产生认知需要的内在驱动力与探究的愿望。因此, 认知冲突的设置可以激发学生的认知, 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教师在生物学课堂教学中, 要努力在学生头脑中引发必要的认知冲突。这就要求教师营造出使学生清楚地意识到其原有的认知不能够解释所面对的事实。如果学生对于原有的认知不感到怀疑, 他们就不会轻易地放弃原有的认知。在一定的矛盾情境中, 学生在认知上会产生冲突, 从而也就可以促进学生对自己原有的认知进行自觉的反思、批判。
3. 利用认知冲突, 促进有效教学
在学习过程中, 当新的信息与学生原有的认知图式不相匹配时, 就会出现认知冲突, 学生会产生力求解决冲突的欲望。一般地说, 学习的材料不应该立即被同化, 但是, 也不至于太难, 使学生无法顺应。如在“根与茎”的教学中, 学生对于地下根与地下茎的认知有困难。通常植物的茎位于地面上, 但是, 有些植物的茎位于地下, 而且与一些根很相似, 很难辨认。如马铃薯和甘薯很相像, 但前者却是地下变态茎。教师可以通过PPT课件或者实物的形式设置问题冲突情境, 在此基础上指出根与茎的根本区别在于茎有节而根无节。凡是茎, 无论是位于地上还是地下都可以找到节。节是植物茎上着生叶与分枝的部分。有些节不明显, 如马铃薯。马铃薯有许多牙眼, 其实, 牙眼就是节。
学生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 要面对两个世界: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当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不能同化新的知识时, 或者学生在应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时, 他们便在心理上产生认知冲突。因此, 教师在教学时应该了解学生对于要学习的内容有那些前认知, 这些对于学习新知识有什么潜在的障碍, 教师要针对性地设置认知冲突情境。在适宜的认知冲突情境中, 会激发学生的思维, 使学生乐于学习, 主动参与探究, 渴望解决冲突。这也有助于有效教学的落实。
4. 利用学生共同体, 促进认知冲突的解决
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可以使他们接触到更多的信息, 可以对比自己的观点形成新的认识。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学生, 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方面具有异质性和互补性。因此, 可以通过设置引发学生认知冲突的问题, 在师生、生生之间展开对话。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单个学生经验的不足和视野的局限, 大大丰富学生的经验和认知。同时, 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有效地利用学生的差异资源以及课堂上生成的资源。学生的认知水平会在学生间的讨论中不断地提高, 相关认知冲突不断得到解决, 形成正确的科学认知。如, 教师提出问题:携带病原体的动物是传染源还是生物媒介?让学生讨论, 进行并行学习。在此基础之上, 教师要说明, 根据携带病原体的动物在传染病流行中的具体表现, 可将动物分成可受感染的动物和不受感染的动物。前者是传染源后者是生物媒介。这样, 能够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学生可以提出相异的解释以及多种可能的意义, 再通过来自教师以及学生之间的反馈提高认知水平。如, 教师提出:水通常是由高处流向低处, 但植物体中的水为什么能够由低向高流?粪是代谢的终产物吗?无子西瓜如何繁殖下一代?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 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回答也会对其他同学的进一步思考提供思路。因此, 不完全正确的回答甚至是错误的回答在课堂上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就意味着, 解决认知冲突的过程是合作性的, 而不仅仅是个体性的。
参考文献
[1]Gyoungho Lee, et al.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Cognitive Conflict in Secondary-Level Science Classes.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2003 (6) :585-586, 588-590.
[2]施良方.学习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172-176.
[3]张大均.教与学的策略.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272.
冲突理论 篇8
二战以后, 即40年代中后期和50年代, 美国的社会经历了相对的秩序稳定、经济繁荣、科学进步的历史时期, 也就是美国的黄金时期, 使美国赢得了国际霸主的地位。此时美国的成就和显耀的国际地位暂时掩盖了美国社会始终存在的剥削、压迫、社会不平等、社会矛盾和冲突现象。到了60年代, 这是全球性大动荡的年代, 当美国人还沉浸在歌舞颂平之中, 陶醉于自己的成就与地位时, 东西方对峙的冷战状态, 民族解决运动的高涨, 第三世界的兴起, 欧洲和日本发展的壮大, 已在危及着美国的霸主地位, 加之美国自身社会内的冲突、矛盾日益剧烈, 各种反动运动层出叠现, 就此, 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但大多数人是抨击现实, 摒弃保守主义, 积极主张社会变革, 社会冲突理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潮下产生的。
2 社会冲突理论的思想渊源
社会冲突理论正式的形成虽然较晚, 但其若干重要的观点在古代时就有哲学家、政治家们所提出, 可以说冲突论是各种理论中最富有成果的一种理论。
我们都知道, 每个社会都有它的各种冲突, 每个社会都有人必须面对的冲突, 另外, 冲突理论内部还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传统。一种是冲突理论家认为, 作为社会学家有批判社会的道德义务。他们甚至相信从原则上讲一个不再以冲突为基础的社会可能会存在。即“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第二种传统正与之相反, 认为冲突是社会生活当中一个不可避免的、永久性的部分。由于前者拒绝将判断与分析割裂开来即把价值与事实相分离, 而后者则是建立一种具有与自然科学目的论准则相同的社会科学, 因此, 人们把前者称作冲突理论的“批判学派”, 而后者被称作冲突理论的“分析学派”。
其中, 第一种传统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C·怀特、米尔斯等为代表, 他们大多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而坚持第二种传统的冲突理论家如R·达伦多夫、L·科塞、R·科林斯等。他们主要受韦伯的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被现代冲突理论界推崇为始祖, 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冲突论的同义语, 在冲突论者看来, “马克思的理论主要包括三大基本假设, 即经济组织决定所有其他社会组织;每个经济组织里都含有阶级冲突的成分;无产阶级因受压迫而逐渐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 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认为马克思的冲突论思想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演化理论, 它为冲突理论的传统获得令人满意的政治效果, 而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分层理论”, 为分层冲突理论奠定了基础。
齐美尔把冲突视为一种交往形式, 他认为冲突是一种最具活力的互动, 他反对把冲突视为破坏性的、暂时的、阶段的概念, 和平与冲突同为社会现实的事实, 没有哪一个是固定的建设性的或破坏性的。与这种纯粹的否定性相反, 冲突包含各种积极的东西。然而它的积极面与消极面是联结在一起的, 在概念上能将它们分开, 在经验中则不行。正是从齐美尔那里产生了现代冲突理论的安全阀思想与积极功能的认识。
韦伯对冲突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韦伯认为人都享有自我利益。社会共同利益的存在也只能是建立在个人自我利益基础上, 经济基础并不是决定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唯一条件的观点。他认为宗教、教育和政治党派与经济因素具有同样的作用。”另外, 韦伯认为未来的人类社会进化到一种完美、无冲突、和谐的境地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韦伯的冲突论强调的是冲突存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他的三位一体的多元分层论为现实的社会分层提供了指导性的意义。
60年代以来, 社会冲突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期, 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社会冲突论者, 如米尔斯、科塞、里斯曼、兰斯基和柯林斯等, 此外, 法兰克福学派和原联邦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也对社会冲突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 社会冲突理论的现实作用
3.1 社会冲突理论的社会作用
科塞的冲突理论强调的是冲突的积极方面, “即社会的整合和稳定作用。他认为, 冲突对解决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秩序问题, 不但不应被排除, 而且应该完全承认社会冲突能为现存社会制度服务。”科塞功能冲突论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这样两种现象:“一是认为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 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形成、统一和维持可以起到一种手段作用, 二是冲突可以激励社会革新, 导致社会变迁。”
3.2 社会冲突理论的安全阀制度
科塞注意到安全阀体制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首先, 他发现社会结构越僵化, 安全阀体制就越重要。而僵化的社会不允许有冲突;如果再取消发泄敌对情绪的途径, 造成敌对情绪的积累, 一旦爆发必然造成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威胁。”其次, 科塞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 他强调安全阀体制必须在社会结构当中加以制度化。他认为安全阀有两方面的作用, 好的方面是发泄累积的敌对情绪, 不好的方面是发泄了情绪, 问题不能解决, 不能消除敌对的根源。他希望安全阀体制在社会结构中制度化, 这样使统治者可以得到社会信息、体察民情;各种群体的人可以发泄敌对情绪, 避免灾难性冲突的最终出现。
社会冲突理论继承和吸收了韦伯、齐美尔、帕雷托等社会学先驱有关冲突的思想, 并借用了马克思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使用的一些概念, 激烈地抨击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均衡模式, 发展出一种用来考究和解释现实社会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的社会冲突模式。一些冲突论者虽然把马克思尊为理论先驱, 大量借用马克思使用的概念、术语, 但在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在对冲突产生的根源、社会条件、社会作用及社会后果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上, 都同马克思的思想有着本质区别。例如, 达伦多夫则用权威地位取代了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社会冲突理论的特殊重要性在于, 它率先打破了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从而形成多流派、多传统相互竞争百家争鸣格局, ”这对于繁荣和发展社会学理论无疑是有益的。
摘要：社会冲突理论在美国是作为对结构功能理论的反思和对立物提出来的。本文依据冲突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追溯社会冲突理论的渊源并对其主要思想做出评价, 主要针对科塞的功能冲突论和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理论做以简要的分析及评价, 这对于繁荣和发展社会学理论是有益的。
关键词：社会冲突,安全阀,社会模式
参考文献
[1]贾春增, 外国社会学史, 北京[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P247, P250, P266。
冲突理论 篇9
一、财务呈报环境分析
(一) 财务呈报环境构成
在我国, 财务呈报环境是由各种各样受财政部和证监会财务呈报要求影响或在其中的拥有立场的集团和个人组成。这些集团包括投资人、信息中介、规范者、管理当局和审计师以及其他人士。这些利益集团或关系人中, 每一个利益集团或利益关系人的作用和利益都是有所不同的。而且, 同一利益集团内部不同的个体利益也是不同质的。鉴于这一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财务呈报可能演绎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后果。
(二) 财务呈报环境分析
财务呈报的对象是信息即会计报表等相关会计资料, 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商品。这种商品的特点是信息的提供者不是信息的使用者, 即企业管理当局生产信息, 而投资人、债权人、所有者和监管部门等所需要的信息与企业生产的信息不会恰好相符, 这种客观现实将财务呈报置于各方矛盾的中心。从目前的会计呈报环境构成来看, 由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明显地甚至彻底地分离, 投资人与企业管理当局之间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 (公司管理当局) 控制企业财务信息的加工与对外披露, 远比委托人 (公司所有者) 了解企业更多的内幕消息, 企业管理当局与企业外部的相关利益集团如投资人、债权人、证监会、财政部等外部利害关系集团在对财务信息的占有上, 产生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现状会导致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利用其信息优势侵害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 则会导致市场失去公平和效率。在市场经济中, 信息不对称标志着市场失灵, 从而会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 需要政府及其他社会机构出面干预。这种干预表现为要求企业加工和提供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准则的规定即进行制度性安排 (也称会计管制) 。在我国, 会计管制通过有关政府部门制定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来实现。
二、财务呈报冲突的经济学分析
(一) 管理当局与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分析
加拿大会计学家威廉·斯科特运用博弈论 (game theory) 解释管理当局和投资人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在本质上, 管理当局和投资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他们之间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在威廉·斯科特的非合作博弈模型中, 管理人员和投资者都有自己的效用函数, 且各种效用函数可以进行多种不同的组合。管理人员会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决定是否歪曲报表;投资人也会进行理性推断, 即决定是否购买或者拒绝购买某公司的股票, 投资人还可以根据其效用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都尽量争取各方较大的效用。实际上, 按照委托代理理论, 在公司管理当局和投资者的关系中, 管理当局提供并传递信息, 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投资人需要通过管理当局提供的财务信息进行判断, 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产生二者冲突的直接原因。
资金是企业生存的根本, 资金来源于投资人, 因此, 处理企业管理当局与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回避的。因此, 任何一项新准则的实施都要特别关注投资者和管理人员的效用支付函数。只有确保在准则实施过程中管理人员的效用能够被管理人员接受, 才能确保新准则的顺利执行。另一方面, 对投资人来说准则制定机构必须能够使投资者确信准则对管理人员是具有约束力的, 并且该准则能够被良好地执行, 或者通过监管部门引入对歪曲信息行为的严厉处罚来改变博弈中的效用支付函数, 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纳什均衡, 即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二) 公司所有者与公司管理当局之间的冲突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 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已成为现代公司的一种特征, 所有者和公司管理当局之间的冲突表现为目标的不一致。管理当局的目标是自身福利最大化, 公司所有者的目标是公司或者说是所有者福利最大化。由于资金的拥有方 (股东) 将资金的使用权让渡给了管理当局从而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 管理当局需要运用合适的会计模式以说明其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这样, 受托责任的履行和所有者如何实现有效监督成为财务呈报冲突的焦点。在实际工作中, 公司的所有者 (委托人) 雇佣公司的管理人员 (代理人) , 并给予管理人员一定的回报, 且期望其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管理人员并不会因为所有者期望什么行为就选择什么行动, 而会选择能最大化其自身的期望效用的行动。
(三) 债权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冲突分析
二者之间的冲突表现为福利的争夺。当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借款合同时, 管理人员和公司的福利都会受到影响。财务呈报是公司管理人员的职责, 为了能够获得较低成本的资金很可能在披露财务信息时利用信息的不对称, 控制某些财务指标, 粉饰报表以使债权人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满意。债权人贷款给公司, 目的是在规定的期限收回贷款本金和利息。所以, 债权人在将款项贷给公司之前考虑更多的是其投出资金的安全性, 这就需要了解公司有关财务方面的信息。而理性债权人知道管理当局的动机, 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就要进行相关分析和指标评价, 以确定管理当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 这时他们可以借助于审计人员和会计准则, 因为他们能够从不同角度增进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如果管理当局报告的是虚假的财务信息 (审计人员由于疏忽大意或其他原因而未能发现) , 而债权人轻信并借款给公司, 债权人的风险就会加大, 其福利就会减小, 管理当局的福利就会加大。可见, 财务信息的报送和使用是不同的利益集团, 而管理当局处于信息的优势地位, 二者的冲突原因就在于信息的不对称。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债权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借款合同一般都会包含限制股利发放的条款, 若公司违背这些条款代价非常大。股东有限责任的确立使公司的债权人无法对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提出请求, 公司中的债务应不仅仅被看作是融资的一个工具, 还应被看作是双方利益甚至是多方利益关系的分配和制衡方式。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实现, 现代公司法提供了三种基本性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方法:公司事务公开性原则的遵守, 公司资本维护原则的贯彻以及公司清算原则的执行。
三、解决财务呈报冲突的方法
(一) 在公司内部设计能够控制道德风险的合约
透过上述分析, 各种冲突关系实际上是经济学中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可以通过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解决二者之间冲突即通过建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这个问题又是公司治理生态中一个重要问题。舍温·罗森的研究表明设计适当的契约以引导管理层根据其股东的利益来行动:设计有效的激励方案, 能够惩罚有害的行为也可以鼓励合意 (积极) 的行为, 方案要尽可能详细;重视声誉的作用。舍温·罗森认为当管理层行为结果的资本价值的收益比违约行为、偷懒和当前行动中的错误的利益大时, 剩余的损失可以作为一种威慑力量。
在实践中可以借鉴西方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 同时也要考虑我国的国情。目前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比例虽有所增加 (上市公司安泰科技与2008年3月1日公布的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受此消息影响, 该股在几个交易日内上涨超过20%) , 但是代理问题仍相当严重。高管在职敛财、侵吞公司财产的案例屡见不鲜, 有的高管甚至在一家公司过渡消费, 致使公司倒闭后再到另一家公司继续做高管。是否应该在经理人市场上多做文章, 让那些虽然具有专业知识, 没有道德水准、只顾一己利益的高管没有第二次犯错误的机会, 即重视声誉的社会影响, 全面提升经理人市场的作用。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经理人的责任感, 削弱其投机心理, 还会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上升, 维护市场的公平与效率。
(二) 通过制定有效、权威的会计准则, 规范计量管理人员业绩的基础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必须对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作严格和科学的规定, 才能强化对信息供给的约束, 有效地维护投资者、债权人、所有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 有利于社会公众做出理性决策, 从而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提供更好的制度保证, 同时也为解决财务呈报冲突创造了条件。
(三) 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 以削弱管理当局拥有超级信息的地位坚持披露原则, 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这些信息必须有足够的有用信息含量, 又应如实地、可比地反映企业和投资人相关的信息;不为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弄虚作假;不遗漏按准则和制度必须确认披露的一切有利和不利事项;充分地暴露其业绩已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风险;也不掩饰企业已经形成或极有可能获得的收入、利益和机遇。只有这样才能使报表的使用者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 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后果。
(四) 债权人进入监事会
债权人进入监事会有利于强化对经营者的监控, 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现状。监事会中的债权人代表能够及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经营成果、借入资金使用等各方面的详细信息, 监控经营者对财务契约尤其是限制性条款的履行情况, 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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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威廉·H·比弗, 薛云奎译:《财务呈报——会计革命》,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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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理论 篇10
戏剧冲突在作品中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下面介绍两种常见的:第一种表现为某一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冲突,有人把这种方式称之为外部冲突。第二种表现为人物自身的内心冲突,有人把它称为内部冲突。戏剧冲突的这两种方式,有时各自单独展开,有时则交错在一起,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目前,就中学生写作的情况来看,题材老套,结构简单,语言平淡是最突出的问题。如果把戏剧冲突的原理运用到写作中去,在展现冲突的时候把矛盾细节化,通过人物刻画的方法,调动各种感官,就能在作文中体现人物性格,凸显文章中心,推动情节不断向前发展。这对于那些平日总为写作烦恼的中学生来说,无疑是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下面具体谈谈把戏剧冲突的理论运用到作文教学中的方法。
戏剧冲突的方式中,第一种表现为某一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冲突。如果把这个原理运用到写作中,一则可以凸显中心,二则可以彰显个性。
例如,学生在作文《那天,我看见妈妈哭了》中写道:
我放学回到家里,把书包放好,走到冰箱前找东西吃。妈妈说:“你还不快去洗了澡回房温习功课,还边吃东西边看电视。现在你已经是初三的学生了,要面临中考了,你还优哉游哉的。”我说:“刚刚回来,看看电视放松放松不行吗?”妈妈说:“行,等你考完试就可以让你看。”于是,我就跟妈妈顶了几句。
文中与妈妈争吵的片段其实就是文章的中心段落,是最能体现文章中心和人物个性的。可是这位同学却把如此重要的段落“轻描淡写”,这就使得文章的内容薄弱,中心不够突出了。那么如何修改呢?可以通过双方在矛盾冲突中的语言、神态、动作以及对立的回合(即矛盾冲突的时间)来表现:
我放学回到家里,把书包放好,径直走到冰箱前找东西吃,并随手打开电视机。(“我”的这些表现都是激化矛盾的原因)
妈妈说:“你还不快去洗澡,然后回房里温习功课!边吃东西边看电视。”
我说:“等一下!”我对妈妈的话表现得一点也不在意。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都火烧眉毛了!看你!已经是初三的学生了,要面临中考了,还成天优哉游哉的。”妈妈的语调明显比平日提高了几倍。
我气鼓鼓地说:“我刚刚回来你就罗罗嗦嗦,看看电视放松放松不行吗?”
妈妈“刷”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我,语气凶极了:“想看电视,等你考完试再说!”(到此为止,矛盾升级。“我”的懒惰、不懂事以及妈妈“望子成龙”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此处运用了语言、神态、动作上的对立以及三个回合的争执,这些都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必要因素,但学生的写作中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而直接过渡到下面,这也是造成作文枯燥无味以及人物个性不突出的一个主要原因)
“考!考!考!你就会说,有本事你考考看!”我继续迎战“暴风雨”。
妈妈二话不说,拿起鸡毛掸子在我身上乱抽,边抽边骂:“我看是你有本事还是我的鸡毛掸子有本事!”(矛盾终于白热化了,文章的高潮也已经来到,语言及动作的描写是矛盾白热化的重要体现)
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我只有躲闪,一边躲还一边回骂。
最后,我被抽中了几下……
几个回合下来,我还是屈服在她的“严鞭”之下……(最后还多加几笔,留有余味)
这样写就比原来充实和生动多了。
又如,另外一个学生写自己因为去网吧打游戏,被妈妈打了一顿,最后离家出走而把妈妈气哭了的经历,他刚开始是这么写的:
当我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妈妈出现了。她拉着我就走。
在指导这个学生写作时,我就问他:“你的妈妈发现你在网吧时有什么反应?比如她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你的反应又是什么?你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说:“我妈妈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从后面打了我一下。我当时就被吓了一跳,赶紧买单走人。”我问:“你妈妈没有说话,这代表什么?”他说:“生气了呗!我妈每次生气总是不说话,因为好戏还在后头!”我说:“对,就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写下来。”于是,他写到:
当我玩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一只手从后面猛抽了我一下。“谁呀!”,我不耐烦地向后一看,啊!是妈妈!我整个人都被吓得从凳子上跳了起来,马上到服务台买单。妈妈载着我回家,路上妈妈一句话都没说,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将会有一场暴风骤雨来临!(为后文的情节发展作铺垫)
这样一改,文章立刻就鲜活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我继续问他。他说:“我被我妈打了一顿!”“她是如何打的?用什么打?你有什么反应?”“用一条小竹藤,打了我几下。我就和她顶了几句。”“好,那你就把你妈与你之间的矛盾冲突细节化,把你跟妈妈在言语、行动、神态上的对立写下来,能写几个回合就写几个回合。”于是,他写到:
回到家,妈妈直奔客厅,拿起那条细而软,柔而长的小竹藤,那时我被恐怖的气氛吓着了,忘记了逃跑,只听见“啪”的一声,我被吓得跳了起来,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跳舞。(矛盾开始升温,这里主要写妈妈的行动以及“我”的心理活动)
“成天都去网吧玩,家里又不是没有电脑。”妈妈说。
“我在家玩你又说我,我出去玩你又骂我,你真的蛮不讲理,我玩什么做什么都给你骂,给你打。”我气愤地说。
“是不是不服气?”妈妈说。
“是!”
“好,你等着!”只见鞭子在我眼前挥舞了两下,幸亏我躲过了。
“说不赢我就打,算什么君子!”我说,“难怪孔老夫子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啊?你可记得我是你妈!”又看见雷霆般的劈打。
啊!我中招了,痛极了!
我说:“你再这样蛮不讲理,我真的会发火的。整天只会骂我、打我,你还会做什么啊?”(四个回合下来,妈妈彻底被“我”的行为气坏了,矛盾白热化了。在母子的这些动作以及对话中,我们感受到了母亲以及“我”的鲜明的个性特点,正是因为如此,才为下文“我”的离家出走以及母亲的寻子埋下了伏笔,使文章水到渠成,不会有牵强附会之感)
她听了这句话,青筋都冒出来了,连忙劈打我,我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水到渠成)
所以,在作文教学中,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思考: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要把它的具体经过以及双方矛盾的重点体现出来,这样作文就不愁没有内容写了。
戏剧冲突的方式中,第二种表现为人物自身的内心冲突。其实,这就是文学上所说的“心理描写”,通过人物自身在特定环境下的内心冲突,可以体现人物性格,凸显矛盾,以达到突出文章中心的效果。
例如在《那天,我看见妈妈哭了》中,作者写到自己与母亲争吵了以后:
当我洗完澡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回到房里睡觉了。我经过她的房间,听见一声小小的哭声,我偷偷地看到,妈妈哭了。看着妈妈哭,我便想起了当初跟妈妈顶嘴的话,妈妈白天干活到晚上都是为了我和弟弟的生活和学习,我居然不懂。现在我觉得内疚,不知道怎样好。我越看着妈妈就越伤心,一边看着听着一边心痛。
妈妈,我以后不气你了,不敢跟你斗嘴了。有一句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以后会认认真真听从你的,妈妈我会争气。
于是,我推开门,冲到妈妈跟前,紧紧地抱住了妈妈!
这段文字的写作有些凌乱,内容看似感人,其实不真实。我问这个学生:“经过妈妈的房间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在这种情境下,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她说:“看到妈妈在哭,在用纸擦眼泪。我当时很后悔,想到平日妈妈那么辛苦,自己却那么不争气,很想刮自己两个耳光!”“除此之外,你有什么行动?你的妈妈又有什么行动?”“我没有进去惊动妈妈,只是在门外。”“你为什么在门外?”“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可是看到自己的妈妈在哭,自己不难受吗?”“难受,就是在门外看看,想进去又不敢进去,在门口跺脚。后来,我还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那不就是你的真实表现了!你的这些行动就是最好展现你当时的心理的,不要因此去虚构一些东西。”
等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妈妈已经回到房里睡觉了。
我经过她的房间,听见一声小小的哭声。我从门缝里看到妈妈双肩一耸一耸的,两只手还不断地拿起纸巾擦拭眼睛。好不容易停了一下,仿佛想起什么来,于是,摇摇头,眼泪又出来了,又擦一下。我边看着妈妈哭,边想起了当初跟妈妈顶嘴的话,觉得自己真不懂事。
想想妈妈日夜不停地操劳,还不都是为了我和弟弟?我居然不懂!我越想越觉得内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又不敢进去安慰妈妈,只能急得在门口直跺脚。我越看着妈妈就越伤心。于是,在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通过“我”的这些行动以及心理的描写,再现了与母亲争吵以后,内心的后悔与不安,特别是“跺脚”“翻来覆去睡不着”等都是“我”内心矛盾的再现,很好地体现了“我”的性格特点。
冲突理论 篇11
1 DS证据理论及其不足
证据理论中, 论域U称为识别框架, U包含的有限个研究对象的全体构成U= (u1, u2…un) , 识别框架中的每个元素称为一个基元, 基元两两互斥且为离散值。对于问题域中的目标都包含于集函数m:2U→[0, 1], 且满足:
m为识别框架U上的基本概率指派 (basic probability assignment, BPA) 函数, 对AU, 函数m (A) 为基本置信度。在识别框架下, 有两个或多个证据进行组合, 组合规则为
k是反映证据之间冲突程度大小的, 称为冲突系数, 范围[0, 1]。其值越接近1, 表明证据间冲突越大:越接近0, 表明冲突越小。对于冲突较小的证据, DS证据理论能够得到较好的结果。但对于冲突较大的甚至完全对立的证据, DS证据理论失去了融合能力, 由于DS将冲突丢弃, 得到有悖于常理的融合结果, 主要表现在:
设识别框架U= (u1, u2, u3) ,
证据1:m1{u1}=0.99, m1{u2}=0.01, m1{u3}=0;
证据2:m2{u1}=0, m2{u2}=0.01, m2{u3}=0.99;
可以直观地看到两证据是高度冲突的, 用DS证据理论进行融合后, 得到:m12{u1}=0, m12{u2}=1, m12{u3}=0。本来高度支持的u1和u3经融合后支持度为0, 支持度很低的u2反而为1, 这与常理相悖, 可见DS证据理论失效。
对于识别框架U={a, b}, 有两条完全冲突的证据:
证据1:m1 (a) =0, m2 (b) =1;
证据2:m1 (a) =1, m2 (b) =0;
根据DS证据理论得:K=1, 说明证据完全冲突, 此时公式分母为零, 不能进行融合, DS证据理论无法得出结论。
可以看出, 对于高度冲突的证据运用DS证据理论融合后得到的结果往往有悖于常理。因此, 国内外学者们关于DS证据理论的改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基本分为两类: (1) 对组合规则的改进[7—8]; (2) 重新分配指派概率, 再运用DS证据理论进行融合[9—11]。本文通过考虑证据之间贴近度, 重新分配权值, 得到新的指派概率, 再运用DS证据理论进行融合。
2 新的证据冲突处理方法
对于不同传感器, 由于测量精度以及所受环境干扰不同, 所获得数据的准确性有所差别, 在处理信息时, 根据各传感器提供的信息的重要性进行区分。如果不加以区分, 以相同的方式接收利用, 会给结果带来误差。因此, 对传感器所得数据的准确性要有所区别, 根据一定的方法对不同的传感器分配不同的权值。这样, 在减小冲突信息影响同时更多地保留了证据的有用信息, 使得融合结果更加精确。虽然证据之间存在冲突,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贴近程度。引入贴近度来表示证据之间的贴近程度, 也从侧面反映了证据的冲突程度。贴近度定义如下[12]:
设识别框架U= (u1, u2…uk…un) , 对uk, 两条证据基本概率指派分别为mi (uk) , mj (uk) , 则这两个数据之间的贴近度为
式 (5) 中min{ui (k) , uj (k) }表示两数之中较小值, max{ui (k) , uj (k) }表示两数之中较大值。所以求出的范围为 (0, 1]。根据规定, 当aij (k)
式 (6) 中aij (k) 可以看作模糊理论中隶属度函数, 在实际中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不过aij (k) 只能表示mi (uk) 和mj (uk) 的贴近度, 并不能反映出证据i的mi (uk) 或者证据j的mj (uk) 与其他所有证据的mk (uk) 的贴近程度。证据i的mi (uk) 的真实程度应由ai1 (k) , ai2 (k) …ain (k) 共同来体现, 用贴近度矩阵A表示,
通过A, 我们可清楚地知道证据i的mi (uk) 的真实程度, 即第i行元素值的总和Asum (i) =ai1 (k) +ai2 (k) +…+ain (k) 。Asum (i) 越大表明其真实度越高, 越小, 则越低。另外, 矩阵主对角线的值全部为1, 说明自身之间是完全贴近的。
其次, 最关键的是确定各条证据的mi (uk) 的权重系数, 用wi (uk) 表示。各条证据的mi (uk) 的权系数wi (uk) 应满足下式
根据上面提及的第i条证据的mi (uk) , 其真实程度应综合ai1 (k) , ai2 (k) …ain (k) 共同来体现。因此, 我们在确定权值wi (uk) 时应该综合ai1 (k) , ai2 (k) …ain (k) 的所有信息, 有:
考虑到证据i和证据j之间关于uk的贴近程度与证据j和证据i之间关于uk贴近程度是相等的, 因此A中aij (k) 和aji (k) 是相等的。观察发现A是对称性矩阵, 根据对称性质可知, 矩阵A一定存在一个特征值λ (λ>0, 因为矩阵A的值都大于0) 以及λ对应的特征向量R[13], 其中R中元素记为Ri (uk) 。则,
根据矩阵性质, 将式 (9) 变换为下面形式
其中W=[w1 (uk) , w2 (uk) , …, wn (uk) ]T, C=[c1, c2, …, cn]T。通过相关线性变换, 得到:
在式 (12) 中, 记矩阵P的元素为p1 (k) , p2 (k) , …, pn (k) , 将其进行规一化处理后可得:
由式 (13) 可知要得到每条证据的mi (uk) 的权系数wi (uk) , 关键求出矩阵P, 而P是由A多重变换求得的。故对矩阵A的求解是关键所在。而贴近度可用隶属度函数表示, 由大量实验分析和数据可知, 在此用正态分布隶属度函数较适合[14]。
式 (14) 中, xi (k) 为证据i关于uk的基本概率指派函数mi (uk) , a和b分别为正态分布函数中mi (uk) 的平均值和方差, 则mi (uk) 的隶属度可以这样计算:
根据式 (15) , 求出第k条证据的mi (uk) 的隶属度, 然后带入式 (13) , 求出mi (uk) 的权重系数。然后对重新分配基本概率指派函数, 最后运用DS证据理论进行数据融合。
3 算法分析
设识别框架U= (u1, u2, u3) , 有4条证据, 基本概率指派函数分布如下:
m1:m1 (u1) =0.98;m1 (u2) =0.01;m1 (u3) =0.01
m2:m2 (u1) =0;m2 (u2) =0.01;m2 (u3) =0.99
m3:m3 (u1) =0.9;m3 (u2) =0;m3 (u3) =0.1
m4:m4 (u1) =0.9;m4 (u2) =0;m4 (u3) =0.1
根据以上定义, 首先对目标u1进行处理, 先求平均值a和方差b,
求出a、b分别为0.695、0.234 7, 将a、b带入式 (15) 中求得p1 (k) 、p2 (k) 、p3 (k) 、p4 (k) 为0.2289、0.000 2、0.466 3、0.466 3。将求得的pi (k) 带入到式 (13) 中求出各证据的权重系数w1 (u1) 、w2 (u1) 、w3 (u1) 、w4 (u1) , 分别为0.197、0.000 2、0.401 4、0.401 4, 满足式 (8) 。将求得权重对基本指派函数处理, 得到
m1 (u1) =0.98×w1 (u1) =0.193 1;
m2 (u1) =0×w2 (u1) =0;
m3 (u1) =0.9×w3 (u1) =0.361 3;
m4 (u1) =0.9×w4 (u1) =0.361 3。
同理, 对目标u2和u3同样做上述处理:
m1 (u2) =0.01×w1 (u2) =0.01×0.25=0.002 5;
m2 (u2) =0.01×w2 (u2) =0.01×0.25=0.002 5;
m3 (u2) =0×w3 (u2) =0×0.25=0;
m4 (u2) =0×w4 (u2) =0×0.25=0;
m1 (u3) =0.01×w1 (u3) =0.01×0.276 4=0.002 8;
m2 (u3) =0.99×w2 (u3) =0.044×0.99=0.043 7;
m3 (u3) =0.1×w3 (u3) =0.1×0.339 8=0.034;
m4 (u3) =0.1×w4 (u3) =0.1×0.339 8=0.034。
处理后得到新的基本指派函数为:
m1:m1 (u1) =0.193 1;m1 (u2) =0.002 5;m1 (u3) =0.002 8, m1 (Θ) =0.801 6;
m2:m2 (u1) =0;m2 (u2) =0.002 5;m2 (u3) =0.043 7, m2 (Θ) =0.953 8;
m3:m3 (u1) =0.3613;m3 (u2) =0;m3 (u3) =0.034, m3 (Θ) =0.604 7;
m4:m4 (u1) =0.3613;m4 (u2) =0;m4 (u3) =0.034, m4 (Θ) =0.604 7。
运用DS证据理论对新的基本概率指派函数进行数据融合, 并与直接运用DS证据理论、Yager[15]以及孙全[16]的方法进行比较, 得到表1、表2、表3。
通过表1、表2、表3给出的数据可以看出, DS证据理论无法处理冲突证据, 因为证据2中m2 (u1) =0, 否定了目标u1, 尽管别的证据支持目标u1, 但是结果还是为0。对于Yager方法, 类似于DS证据理论, 得到的结果也为0。孙全改进了Yager方法, 是Yager方法的沿袭, 去掉了归一化, 收敛速度慢。本文提出的方法考虑证据之间贴近度, 根据贴近度处理局部冲突的权重, 使得与其他贴近度高的证据在融合中起到较大的作用。可以看出, 对重新得到的基本指派函数进行融合时, 2个证据的融合就对u1有了较大支持。随着证据的增加, u1的支持度m (u1) 逐渐上升且高于孙全方法的结果, 未知项m (Θ) 数值逐渐下降, 显示较好的结果, 且收敛速度快, 有效地弥补了DS证据理论的不足。
4 小结
对于DS证据理论无法处理冲突证据的情况, 国内外学者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 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弥补了DS证据理论。对于冲突证据, 必须进行合理分析, 正确以及充分地利用有效信息, 才能较好地处理冲突, 得到合理的结果。本文基于DS证据理论, 在考虑证据的贴近度的基础上对证据权重进行了客观计算, 得到了新的基本概率指派函数, 然后运用DS证据理论进行数据融合, 充分有效地运用了冲突证据。算例证明, 相比于其他方法, 更加客观地计算了权重, 收敛速度更快, 得到了更好的融合效果, 提供了一种新的处理冲突证据的方法。
摘要：经典DS证据理论在处理高度冲突的证据信息时常常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为解决证据冲突问题, 基于证据可信度的思想, 引入证据之间目标的贴近度, 提出一种新的确定权重的方法, 然后运用经典DS证据理论融合。在保持DS证据理论规则不变的情况下, 改进了融合结果。相比其他处理方法, 考虑到证据之间的冲突和贴近度, 客观地计算了证据的权值, 收敛更快, 使得融合结果更符合事实。算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为DS证据理论提供新的改进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