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冲突（共3篇）
合同冲突 篇1
尽管知识产权仍具有地域性的特征, 但是对传统地域性的突破足以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其成长所需要的土壤和养分。因为“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本质含义并不是说涉外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 也不是说一项智力成果只能在一个国家取得知识产权, 而是说非依内国法成立的知识产权不能在内国得到保护, 或者是说一项知识产权只能在其授予国得到保护”。这样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 或者说一项知识产权能在地域性知识产权组织 (欧共体) 的成员国之间, 或者在根据互惠原则以及国际条约的规定、彼此承认对方的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国际专利技术转让的标的是专利技术的相关权利, 属于知识产权, 在证明了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之产生成为可能之后, 与国际专利技术转让相关的法律冲突的发生可以说是不证自明的了。
国际私法理论中对于传统冲突规范的改进有这样一种观点, 就是对同一法律关系的不同方面做出分割, 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基于这一观点的启示, 笔者认为在寻找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的冲突法的过程中, 应该分别着眼于知识产权关系的法律适用和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
一、戴西和莫里斯的观点———寻找专利技术转让之冲突法的灵感
《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的规则81中写到:一项债务或其他无形动产能否转让, 如能转让应依据什么条件 (就债务人而言) 的问题, 由债务的自体法或支配设定无形动产的法律支配。
首先, 要弄清楚的是专利技术是否属于无形动产。依戴西和莫里斯的观点, 专利技术等知识产品属于无形动产。有两个证据证明这一点。 (1) 规则75—物之所在地国家的法律规定 (1) 该物本身应视为不动产还是动产;……。依此规则, 判断专利技术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要依专利技术所在地法来确定。规则76指出了所在地的确定方式:物之所在地按下述方式确定 (1) 权利财产的所在地, 一般情况下位于该项权利财产能被有效追索或执行的国家。也就是说专利技术的所在地位于依支配此种权利产生的法律对它们进行有效转让的地方。[10]而不动产的所在地是在不动产实际位于的地方。比如, 土地的所在的位于其实际所在地。专利技术的所在地的判别与土地的不同证明了专利技术是不同于土地这种不动产的无形动产。 (2) 在论及无形动产的可转让性时, 戴西和莫里斯明确地举出了专利、商标等的转让作为例子。在《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的第20章“动产的特定转让”中可以看到“毫无疑问, 本规则的原则解释了为什么英格兰法院不支持在国外进行的英格兰专利、设计、商标或版权的转让, 除非这些转让符合《1977年专利法》、《1949年注册设计法》、《1938年商标法》或《1956年版权法》中所包含的法定条件”。显然戴西和莫里斯是将专利技术视为动产的。
这里必须说明一点, 我们只能说专利技术等知识产品在通常情况下适用动产规则, 并不能排除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会适用不动产规则的可能性。因为没有观点能掩盖为了某种特定的法律目的而对财产进行分类的事实。这也正是戴西和莫里斯在“财产的性质及其所在地”一章的导论中所指出的:就某些或全部法定的目的而言, 法律可以确定某一在性质上为动产的物适用不动产的规则, 或者某一在性质上为不动产的物适用动产的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 某一特定物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是由法律确定的。
在确定了专利技术是无形动产以后, 我们再来看规则81的运用。规则81中的观点是无形动产的可转让性由债务自体法来支配。债务自体法是指债务具以发生的法律。具体地说, 专利技术的可转让性由专利具以产生的法律来确定。“专利具以产生的法律适用于它的转让, 而且对于版权、商标和设计来说也是一样。”可见, 对于专利技术的可转让性, 戴西和莫里斯的观点是适用授予专利权的法律。
二、《1980年罗马公约》的适用———获得合同关系之冲突法的启示
《1980年罗马公约》是欧盟部分成员共同制定的《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公约》的简称。根据公约第1条规定, 公约适用于涉及不同国家法律选择的合同义务的任何情形。也就是说, 只要对法院国来说涉及其他法律的选择, 就可以适用该公约;只要是在公约缔约国法院提起的合同之债的诉讼, 就可以适用该公约, 而无须合同一方当事人在缔约国有居所或住所。鉴于该公约广泛的适用性, 可以说它为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对这个公约的有关合同义务的法律选择规则进行研究, 就可以获得合同关系之冲突法的一些启示。
在合同义务的冲突法方面, 《1980年罗马公约》可以说是吸收了长期以来学说和实践探索中的一些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 这一点从公约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第三条法律选择的自由
一、合同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法律选择规则必须通过合同条款或具体情况相当明确地加以表示或表明。双方当事人可自行选择适用于合同的全部或部分的法律。
第四条未作法律选择时适用的法律
一、凡未依第三条选择适用法律的合同, 依与之有最密切关系的国家的法律。但合同的可分割部分如同另一国有较紧密的关系, 则该部分得作为例外。
二、除本条第五款另有规定外, 应推定, 在订立合同时, 承担履行该合同特定义务的当事人一方有其惯常居所, 或如为法人团体或非法人团体, 则有其管理中心机构的国家, 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但如合同系在当事人进行交易或执行职业性职务的过程中订立, 则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应为主营业所所在地国家, 或如根据合同的条款, 合同的履行地是主营业所所在地以外的其他营业所所在地, 则应为其他营业所所在地国家。
公约采用了最密切联系 (公约中用了关系) 原则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补充。在这里,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合同应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 最密切联系地为合同在经济意义或其他社会意义上集中定位的国家的法律。
综上所述, 对于合同关系的冲突法, 《1980年罗马公约》的做法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 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 并把特征履行方法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相结合———特征履行是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中的第二层次的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问题, 即合同义务问题也在罗马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内。但是, 对于法院地国不是罗马公约的成员国时, 对于合同义务的冲突法也完全可以借鉴罗马公约的相关规定。
三、结论
通过对戴西和莫里斯观点的述评以及对《1980年罗马公约》的考察, 笔者认为对于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的冲突法的寻找应该采取这样的做法:首先是将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关系分为两个层次, 即专利技术转让关系和专利技术转让合同关系。专利技术转让关系是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 它适用技术的专利授予国的法律, 而对于专利技术转让的合同关系它适用国际合同的冲突法———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来确定合同关系的准据法。
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确定适用于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的法律选择规则, 即冲突法。这在国际技术交流频繁而广泛的今天有着巨大的实践价值, 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1980年罗马公约》的非成员国, 又缺乏相关的冲突法, 而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已经大量发生, 并将继续出现的国家更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本文能为与国际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相关的争议的解决提供一点参考, 为我国相关的国际私法制度的完善做出一点贡献。
合同冲突 篇2
班级：法学09（5）
作者：陈臻强 陈开放 蒋磊
学号（按前姓名顺序）：09***71***5020 摘要：静态利益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协调平衡是民法理论的研究重点。在我国立法例上，如何处理《合同法》第51条与善意取得制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疑难问题，被学者广泛、深入地讨论。在对相关的主要理论进行研究并借鉴后，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以供参考。我们认为，只要满足了有效合同的基本构成要件，合同即为有效，不受第三人善意与否的影响；善意第三人因善意而原始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其原因在于第三人之善意阻断了原权利人对物的追索权利，同时善意取得制度的特别规定也是对合同有效的再确认，并且强化其效力，从而有利于善意第三人利用有效合同的相关规则保护合法利益。如何在合同法和物权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兼顾原权利人的权利和交易安全与效率的理论，是我们探求的方向。
关键词：原权利人 善意第三人 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
对于私人财产关系的调整，一般观念认为合同法是调整财产流转领域表现为“动”的过程，而物权法则着重调整财产归属和支配领域表现为“静”的状态。由于财产的流转和归属本身难以截然分离，所以无论是现实生活实践还是立法制度的构建上两者都表现出紧密的关联性。事实上由于作用领域的差别，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无论在立法目的上还是在制度构建上都存在内在冲突。
一、制度的目的和价值理念的冲突
合同法是以古罗马法的契约法规范为蓝本而发展起来的。基于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早期的合同效力类型只有简单的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并没有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而随着交易的复杂化以及交易高效的要求，无权处分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又在交易中成为常态，并且许多无权处分人在处分后实际又取得了所有物的处分权或征得所有人的追认，为了使这类合同免于被宣告无效，给这类合同补正生效的机会，法律对此作出让步，从而引入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
虽然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表面上看起来是法律对那些原本侵犯他人财产权应宣告无效但又存在现实履行可能的合同的让步，表现出对处分他人财产行为某种程度的纵容，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为了保护财产所有人更好地实现其财产经济价值。因为一方面一旦无权处 1
分人取得财产所有权或则无权处分合同被追认，则其可以因合同自始生效而高效地实现财产价值；另一方面即使最终无权处分人不能获得财产所有权或则无权处分不被追认，合同自始无效，也实际上与法律直接规定其无效的法律后果别无二致。所以，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的引入虽然形式上维护了交易秩序，促进了交易的达成，但本质上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财产所有权人的私人财产权。
同样，探究善意取得制度的渊源，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见，其产生也与无权处分事实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现实中物的所有权归属往往在交易之前难以绝然确定，而交易本身又要求经济、高效，这就为现实中非物权所有人处分他人之物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情况下善意的交易相对人能否取得物权的问题使得保护所有人私人财产权和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善意第三人利益产生了决然的对立。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在早期的法律依然是雷池，不可逾越。在这方面罗马法严格遵循“任何人不能处分大于自己的权利”的原则而认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行为无效，交易相对人对交易所得的财产不取得所有权。
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商品经济的作用和益处日益凸显，为了鼓励交易，促成交易繁荣，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第三人（尤其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被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于是后来的早期日耳曼法基于“以手护手”原则的考量，认为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第三人对因合同取得的物享有所有权，这样就没有善意取得的适用空间了。再后来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对第三人的保护采取了折中的立法方式。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同样还是规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但法律又另行规定对因合同取得所有物的相对人进行了细分，对于善意的第三人予以保护，肯定其取得物权，而对非善意的第三人，则不予保护。这种由法律另行规定的保护善意第三人制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善意取得制度是极为相似。
善意取得制度产生至今，也已为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所确认，但基于对物真正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国家也大都毫无例外地对其适用施加诸多限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的引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私人财产权，而善意取得制度的引入则是法律为了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善意第三人利益而对私人财产权的绝对保护做出的必要限制，两者存在着立法目的和制度引入价值理念的天然对立。
二、制度构建的冲突与理论协调出路
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在中国立法上表现得非常明显。①
②①② 早期的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也是如此对此学界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以手护手”原则实际上是认为合同无效，但第三人由于原所有人基于丧失对物的占有而发生的所有权效力减损，从而第三人既时取得所有权。从而认为“以手护手”的原则是善意取得制度发源之滥觞，但实际上这里的第三人并不要求必须是善意第三人。
根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现在通说认为，该条所规范的是效力待定合同，即在无权处分人实施无权处分行为并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之后，若权利人对无权处分人的处分行为进行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取得了处分权，则该合同为有效合同；但若权利人不对无权处分人的行为进行追认或无权处分人后来不能取得处分权，则该合同自始无效。另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若权利人不对无权处分人的行为进行追认或无权处分人后来不能取得处分权，则无权处分合同自始无效，因无权处分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是根据《物权法》第106条对物权善意取得的规定，即只要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是主观上是善意并进行了交付或者登记，满足了善意取得的其他要件之后，受让人可以取得物权。
这样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就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着立法和实践的冲突，即当无权处分人与善意第三人订立买卖合同并进行了交付或登记之后，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权利人不对无权处分人的行为进行追认，则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此时权利人可以要求善意第三人返还原物；但是根据《物权法》对善意取得的规定，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物权。
如何协调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立法上的冲突，从而为司法适用提供理论参考，成为一个重大难题。对此，理论及实务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其一，以善意取得制度是法律的特别规定为由，进而认定取得物权的有效性。这种观点认为，当原权利人拒绝追认无权处分人与善意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时，虽然合同归于无效，但由于物权法中善意取得制度的特别规定，善意第三人仍然取得物的所有权。即通过法律的特别规定从而在物权的归属方面产生与在合同有效情境下相同的法律效果进而导致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权的形式是原始取得。此种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中颇受争议，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善意第三人虽然取得物权，但其与无权处分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却是无效合同，如果此时标的物存在瑕疵的话，善意第三人将不能依据有效合同的相关规则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其二，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非经权利人追认，处分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而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在于创设例外，使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所有权，至于原因行为是否有效，在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下，仅属于受让人取得所有权是否有“法律上的原因”的范畴，即仅仅决定受让人之取得所有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而不影响其取得所有权①。王泽鉴先生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但是此种解释是以台湾地区民法区分债权行为
与物权行为理论为背景的，在对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无权处分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影响善意第三人对物权的取得。在此种意义上说，无权处分合同与善意取得并不存在冲突。但是，目前我国立法并没有对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进行区分，而且不符合公众合同与物权变动一体化的实践认知，因此，该种解释与一般公众期待不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并且不能在我国民法的体系构建上完成自洽。
其三，有学者对无权处分合同制度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设计，“无权处分人所签订的债权合同效力不受无处分权的影响，该合同效力只受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调整，第三人主观上善意或者恶意对合同的效力亦无影响。”②此种观点也被德国所采用，认为第三人的善意与否不影响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效力。善意第三人之所以能取得所有权是因为其善意补正了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时处分权的缺失，此时善意第三人基于合同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对于此种观点笔者认值得商榷，依此种观点，无权处分人擅自处分他人的财产反而会因为第三人的善意而真正取得处分权，这无疑过度损害了原权利人的所有权。此外，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非法侵犯，法律即使可以通过某种法律拟制来限制和剥夺公民对物的所有权，也不能将这种被限制和剥夺的权利强行赋予一个有过错的私人尤其是恶意的无权处分人。
其四，王利明教授认为“在因无权处分而形成效力待定的情况下，善意取得可以成为合同效力的补充要件，即便原权利人拒绝追认，转让合同依然有效。”③即可以理解为《物权法》第106条与《合同法》第51条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应当排除无权处分的适用，而认定为合同有效。这样既可以实现立法价值的协调又可以实现民法制度的统一。该种观点相比于前一个观点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到了原权利人的处分权利，但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此种观点所遵循的逻辑即在原权利人拒绝追认后，通过直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考察第三人是否善意来决定合同效力。这种解释将第三人的善意与否作为决定合同是否生效的一个条件，与普遍意义上有效合同的基本构成要件不符。另外，由于我国物权法确认无权处分合同的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方式是原始取得，所以不能通过善意取得制度推导出善意第三人为合同一方的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排出合同法对无权处分合同的适用规定，而适用一个不能内在推导出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判断例外情形的善意取得制度也是不合理的。
三、思维定势的突破与选择
基于以上种种观点的利与弊，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在寻找合适理论时应当注意的要点：
1、根据我国合同理论，合同效力只受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调整，无权处分合同的处
分人没有处分权或处分权有瑕疵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我们研究合同法下的子问题不应随意突破合同理论的根基，否则得不偿失；
2、原权利人的物权绝对权应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不能随意以私法的拟制随意限制和剥夺
3、善意取得仅能作为一种例外情形，其制度只能作为一种特殊规定，其适用应有严格的限制。
由此，我们构建了另一种法律适用方案以供参考。无权处分合同由于符合合同有效的各个构成要件，即有合同当事人且合同当事人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和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及损害公共利益，应当被认定为有效合同，第三人是否善意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只对原权利人的物权追及效力产生影响，即认为如果第三人是善意的并且符合善意取得的其他构成要件，则直接阻断原权利人对标的物的物权追及效力。这样的话，一方面，合同的基本制度得以维护而非颠覆；另一方面，在尊重原权利人的权利的基础上也照顾到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并跳过无权处分人直接将原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相关联，减少了中间环节，将涉及冲突权利的双方置于同一平台，从逻辑上来说也更为合理。另外，此种解释在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上也更为彻底，即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无权处分人对合同标的物有瑕疵担保责任，一旦标的物有任何瑕疵，取得标的物的善意第三人得以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即使无权处分得不到原权利人的确认，第三人只要不是和无权处分人恶意窜通损害原权利人利益，无权处分的合同有效，第三人只要没有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就可以依据有效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所以，协调我国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是更正以往单方面从合同法规定的字面含义而做出的对无权处分合同的错误解读，而是应结合我国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和善意取得制度综合考量对无权处分合同做出正确的解读，即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真实意思是：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第三人通过合同继受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权利人没有追认或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没有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合同依然有效，但善意第三人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原始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种解读的直接结果是《合同法》第58条除无权处分合同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而无效而适用外，不再适用无权处分合同，从而排除了无权处分合同订①
②①② 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除外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种方案中，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权的方式即具有原始取得的一面，也有继受取得的一面取的。即当原权利人默认或追认，第三人为继受取得，若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则为原始取得。但即使是后一种情形，法律的特别规定也同时是对有效合同的再确认，并且强化其效力，所以善意第三人在标的物有瑕疵时仍然得依据有效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从而加重有过错的无权处分人的责任。
立后，因权利人没有追认或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没有取得处分权而导致适用《合同法》第58条产生无权处分人和第三人互相返还财产，恢复合同订立前状态的结果而与适用《物权法》第106条善意第三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结果的冲突，实现了我国无权处分合同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立法的统一与协调，为司法上的法律适用提供了最佳解释方案。
参考文献：
①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台湾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146页
②参见肖立梅，《无权处分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合同冲突 篇3
一、《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冲突
《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二者之间的冲突可分为显性冲突和隐性冲突两种。显性冲突是指《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则与运行在现象上的非一致性与非协调性, 而隐性冲突则是指《劳动合同法》与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在本质上价值指向与利益追求的分歧性。
一般认为, 《劳动合同法》是国家对劳动关系的强制性介入, 意在用“有形之手”纠正劳动关系的扭曲, 平复劳动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失衡, 以实现社会整体状态下的公平与正义, 使国家在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中提高效率。显然, 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出台是国家主体的运作, 其价值指向是公正前提下的社会效率, 目的在于和谐稳定劳动关系下的社会整体利益。而人力资源管理则是用人单位对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保持激励、控制调整、培育开发等规则与规则的运行, 通过对以劳动者为载体的人力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 发挥劳动者的智能或体能, 以使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运用与用人单位的宗旨和战略相吻合与促进实现。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用人单位有其利益诉求, 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其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也必须围绕其利益目的运行, 不可避免地, 与同样是市场主体的劳动者在利益追求上有相冲突的地方, 与调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对劳动者倾斜保护的《劳动合同法》也有相左的倾向与表现。角度不同、立场相异、利益独立, 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
由于用人单位与国家利益追求的内在分歧性, 人力资源管理与《劳动合同法》在现象上的显性冲突也就有不同的表现。例如:用人单位为招录适合自己的劳动者, 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使劳动者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 或者违法录用尚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 或者违反保密约定、竞业禁止规定的特殊人员;为自己适应市场竞争与变革, 与劳动者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短期化、滥用试用期、将正常的劳动用工变为劳务派遣, 随意解除或变更劳动合同;为发挥劳动者的能力或潜能, 违法让其加班加点, 或违法约定服务期, 或违法强制劳动以及在危险状态下工作;为能留住胜任本单位工作的劳动者, 不合理地约定劳动期限以及违约下的惩罚, 要求劳动者交纳保证金, 扣押劳动者身份证或其他证件, 限制其正常流动;为使本单位能规范管理, 任意制定规章制度, 使劳动者陷入不合理的“制度陷阱”;为纯粹降低劳动成本, 不给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 拖欠工资以及约定或法定的报酬, 在解除劳动合同后不及时足额支付补偿金等。由于新《劳动合同法》是对人力资源管理旧秩序的破坏、新秩序的构建, 旨在维护旧秩序的原有人力资源管理规则和行为与《劳动合同法》必然产生冲突, 所以显性冲突是新法实施后初始阶段的必然表现。
二、《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融合
《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冲突有潜在的动因与现实的表现, 但二者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完全不能调和与化解, 二者的融合点在于《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终极追求。认真分析二者的冲突, 特别是显性冲突, 可以发现这根源于用人单位利益追求的短期化。从根本上看, 《劳动合同法》必将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目标的实现, 也最终使劳动者可持续、甚至发挥超能为用人单位愿景的实现心能合一, 对用人单位作出积极的创造性回应, 道理很简单:人力资源的特殊性———可塑性与能动性。《劳动合同法》近期目标在于保护失衡弱势的劳动者, 一旦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建立起来, 惠及的不仅是劳动者, 更是用人单位和社会整体。二者的融合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强制性融合、自然性融合, 新型劳动关系便在两个阶段的融合中逐渐培育与成熟起来。强制性融合是初级阶段的特征, 自然融合是在强制性融合的基础上的高级境界。需要说明的是, 基于社会的结构性与分层化, 二者的融合只是相对的, 存在时空与程度的差异。
1、强制性融合。
强制性融合是指《劳动合同法》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 改变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规则与运行, 逐渐消除《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二者间的显性冲突。在这个阶段, 国家占据主导, 国家有关机构运用新法施加用人单位以“价格影响”, 用人单位根据遵守或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 从而逐渐改变人力资源管理的行为方式与运行规则, 达到与国家《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一致。强制性融合意味着国家对于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则及其运行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强制规范, 如果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则及其运行与《劳动合同法》相冲突, 法律责任便会接踵而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罚款, 经济补偿或赔偿。此法律后果会转化为违法成本, 促使用人单位改变行为预期和行为模式, 也使《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冲突在不断消除中融合。
强制性融合主要依靠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两种途径。 (1) 私力救济是劳动者或其工会在劳动者法定权益遭受用人单位侵害时, 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与程度内采取自救措施的行为, 具体措施有以下六种:与用人单位的协商、利用单位调解组织或社区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所在工会主动或收到申请与用人单位协商调解、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向劳动行政部门进行举报要求查处、向国家信访部门或相关部门反映或要求处理等。 (2) 公力救济是强制性融合的主体与最终归宿, 当私力救济遇到障碍或没有效果或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时, 就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和解决。公力救济有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两种, 司法救济是最终防线。行政救济的部门主要有劳动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信访部门, 其中劳动行政部门是主体。劳动合同法定权益与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相冲突的问题一般通过劳动行政部门进行解决, 劳动行政部门通过主动查处与被动介入两种方式进行;涉及身份证扣押、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的资格非法性、行为非法性等问题时则需要公安、工商部门的介入;作为社情民意一般的沟通桥梁, 信访部门有时也可能是劳动冲突的参与解决者。对于司法救济, 法律规定有特殊救济与一般救济两种:特殊救济是指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劳动者的支付令申请;一般救济是指其他方式无法解决双方权益冲突时, 由人民法院受理一方的起诉。
2、自然性融合。
自然性融合是指用人单位在适应《劳动合同法》后, 对《劳动合同法》的价值指向与利益诉求有深刻的领悟, 自然地把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本管理”与之相融合, 国家《劳动合同法》的目的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使命相统一。在这个阶段, 用人单位占据主导, 《劳动合同法》已经在人力资源管理规则与运行中自然渗透与施行。自然性融合是用人单位的自觉行为,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自然行动, 以人为本、尊严至上在此种得到体现和张扬, “大道之行, 行于自然”道理即在于此。自然融合的结果就是新型劳动关系的逐渐生成与不断成熟, 其主要标志有以下几个。
(1) 劳动关系双方的市场势力逐渐达到动态均衡。随着自然融合, 劳动合同成为双方利益平衡的平台, 双方的独立主体地位将得到确立, 劳动者组织化功能逐步发挥, 集体合同、三方协商机制有效运转, 一种双方市场势力均衡的机制将逐步建立并顺利运行。
(2) 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需求在共同的组织运行中得到满足。劳动者通过自己的智力与体力换取自己与相关人的现实与长期保障的利益需求, 将与用人单位运用人力资源创造最大财富、实现组织使命不断得到交汇, 双方的利益追求在组织载体的运行中持续得到满足。
(3)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趋于稳定。双方劳动合同长期化, 双方各得其所、合作共赢不断得到加强, 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忠诚度不断增加, 劳动者的职业生涯规划与用人单位的战略规划相吻合。
(4)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和谐度持续强化。企业的规章制度更为人性化, 双方行为的自觉规范会使法律责任在自然融合中逐渐隐去, 双方利害冲突不断减少。人力资源的可再生性增加, 其能量将得到不断扩张和合理利用。
(5) 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协调机制将更为便捷有效。自然融合状态下的劳动关系双方较少对抗性矛盾冲突, 出现的协调不适当会在双方认可的调整机制中化解, 利益协调机制的结果将得到各方承认并顺利执行。
三、结论
任何一部法律都是国家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随着形势的变化, 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与利益追求也会随之有所变动, 法律也会按照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规律而演变。但是法律一旦生成, 就会在一定时间内对所规制的社会主体或对象有稳定而强制的单向影响, 包括管理在内的社会活动也便在不断冲突中融合, 最终达到行为规范、秩序井然的状态。以此而论, 《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冲突是常态, 冲突的减少就伴随着融合的增加, 二者的融合则是社会控制的理想境界。
《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融合是一个系统工程, 二者的融合就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问题。基于我国经济增长业已强劲、劳动关系相对扭曲而生成的《劳动合同法》, 制定以后能否完全作用于人的行为, 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包括配套的法规或规章的出台, 形成一个相对完备而协调的法律体系;法律权威在依法治国方略推动下的确立;发达的法律文化的生成与成熟;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我们期待着人力资源管理在与《劳动合同法》的融合中不断升华, 使“人”有生存和发展的广阔空间, 使“单位”也有持续存在的社会理由。
摘要：本文把《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冲突分为显性冲突与隐性冲突两种, 对二者的融合则划分为强制性融合与自然性融合两个阶段。强制性融合是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主要特点, 而自然性融合则是一个“大道之行, 行于自然”的境界, 新型劳动关系便在《劳动合同法》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融合中走向成熟。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源管理,新型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1]董宝华、杨杰:劳动合同法的软着陆——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与对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