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事件

2024-09-30

冲突事件（精选10篇）

冲突事件篇1

教务管理工作是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一重要环节的运转顺利与否,取决于教务管理者的日常工作效率与效能。在教务管理工作中,教务管理者既要充当各职能部门间、师生间、生生间的“传声筒”,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又要做好、统计教师工作量,教学测评结果、学生的学业成绩等记载,体现其存管作用;同时,教务管理者还要协助领导做好日常管理工作的协调,尤其是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协调作用。教务管理者的桥梁与纽带、存管及协调作用的发挥与否,是考量教务管理者的基本素质与业务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某二级学院突发事件的应变为案例,剖析教务管理者在处理此类冲突事件的应急策略与协调能力,从而凸显教务管理者工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一、教务管理中突发事件举偶

A学院xx级y班,入校以来整体班风一直很好,深受任课老师、辅导员及相关管理人员好评。大一、大二两个学年班级各项工作有序展开。进入大三第二学期之后,同学们对本学期开设的课程有怨言,抱怨一周44节课太多,整天疲于奔命。开学一周后,他们多次向辅导员、任课老师及院相关领导反映过此事,但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繁重的课程压力一直未得到缓解。随后,班级全体同学采用的“用脚投票”的抗争方式———集体离校旷课。当任课老师发现无人上课时,及时向教务管理人员反映此事,院相关领导也高度重视此事。辅导员、教务管理人员、院领导分别与该班班委、同学联系。但没有同学接听电话。面对这种“集体失联”情况,相关人员只好跟学生家长联系,要求同学们及时返校回到课堂,并承诺有问题可以当面好好谈,课程任务太重可以修改培养方案。在多方的努力下,尤其是得到减轻课程任务承诺时,抗争数天的同学们陆续回到学校,院领导也兑现了之前的承诺,抗争事件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二、教务管理中冲突事件的质性解读

冲突性事件的发生已成为教务管理者直面的常态。案例中的抗争是一种典型的冲突事件。这就需要教务管理者正确认识理解冲突的内涵、类型及其产生的过程,掌握化解冲突的策略。

冲突是一种过程,它始于一方感知到另一方对自己关心的事情持有负面的看法。传统的冲突观念规避冲突,认为冲突来自人们间缺乏沟通、直爽和诚信,以及管理者未能有效应对被管理者的需求和渴望,是一种功能失调的结构。但现代管理观念却欢迎冲突,认为冲突是组织中内在产生的,组织中存在适当的冲突的确有可能使组织的功能达到最佳状态。换言之,现代冲突观念认为,冲突的最大贡献是认可了一定冲突能过帮助群体维持活力、自我批评能力与创造性。这种相互作用的冲突观念得到了管理者的认可,在实践中也被广泛的应用。上述案例中,教务管理者就充分应用了冲突的相互作用观念,很好协助院领导解决了“失联冲突”事件。

教务管理中,规避功能失调型冲突或营造适度功能正常型冲突,还需要教务管理者了解冲突的演变过程。一般来说,冲突过程由阶段组成,即潜在的对立或不和、感知与冲突的个人化、意图、行为与结果。

潜在的对立或不和是冲突的第一个阶段,涉及到冲突产生的必要条件。沟通障碍、沟通过多或过少都是冲突的起源之一;结构是冲突另一起源,如群体规模、群体成员承担任务的专业性、管辖权是否清晰、成员能力与目标是否匹配、领导风格、奖酬系统以及群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等都会导致冲突的产生;个人变量,如人格、情绪以及价值观等也是冲突潜在来源之一。

感知与冲突的个人化是冲突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具体问题”被清晰地界定出来,加之情绪的作用,“具体问题”被感知,个体因此会对冲突产生情绪,冲突各方才会感到焦虑、紧张、挫折感和敌意。

意图是冲突产生的第三阶段,是掺杂在人们的感知、情绪和公开行为之间的,指的是人们决定按照既定的方式采取行动。学界常常从满足对方要求的程度(即合作)与满足自我要求的程度(即主张)两个维度来划分如下5种意图:竞争、协作、回避、迁就、折中。

行为是冲突过程的第四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冲突将变为有形的。行为阶段包括冲突各方的语言陈述、行动以及反应等。细微的分歧或误解、公开质疑或挑战对方、直白的口头攻击、恐吓和最后通牒、进行激进的身体攻击、公开试图击溃对方的行为等凸显冲突的不同激烈程度。

结果是冲突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冲突各方在行为与反应之间的交替会带来冲突的结果。一般而言,冲突的结果表现为两种:一是功能正常冲突,即冲突能够增进集体绩效;二是功能失调冲突,即冲突妨碍群体绩效。

三、冲突管理———化解教务管理中冲突事件的策略性选择

从上述冲突案例描述及其理论剖析可知,冲突既可以导致功能失调型冲突,也可以带来功能正常型冲突。既然现代管理中冲突已成为常态且无法完全避免,教务管理者就必须思考以下问题:如果一个冲突是导致功能失调后果,冲突各方应当如何解决才能将其平息?如果冲突程度过低需要更加激烈一些,又有哪些选择呢?“冲突管理”无疑成为教务管理者化解冲突事件的策略性选择。

面对冲突程度过低,管理者需要营造建设性功能正常型冲突。管理者的策略是通过诸如座谈、公开讨论等方式奖励提出相反意见者而惩罚规避冲突者;理想的冲突水平能够刺激群体突破停滞状态,激发成员的创造性,使成员释放压力以及开创变革,而不会升级为破坏性的冲突或者障碍沟通协作。教务管理者要善用每学期的期中师生教学座谈的契机来建构建设性冲突。

面对过多冲突,并希望降低冲突多发性,管理者需要掌握更加具体的冲突管理技巧。在理想的条件下,一个人的意图应当能够准确表达为相关的行为。因此,为有效化解教务管理中的功能失调型冲突,教务管理者需要娴熟掌握并灵活应用以下策略。

(一)竞争策略

竞争性策略是指一个人努力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对方的影响。在教务管理中,当遇到需要快速、果断决策的重要问题(紧急情况),遇到组织某人利用非竞争性行为来谋取私利时,竞争性策略便成为最佳选择。

(二)协作策略

协作是指冲突各方都希望令所有人满意时,就会展开合作,并寻求共赢的结局。管理中,面临双方所关心的问题都十分重要而不能折中、希望融入不同观点形成合议、处理人际关系等问题时,管理者需要采用协作策略。

(三)回避策略

回避是指意识到冲突存在时,希望退出或者平息冲突的做法。管理中,如果面临的问题微不足道,如果还有其他重要的问题需要处理,如果一个解决方案的破坏性多于有益性,此时,有效解决问题的选择是回避策略。

(四)迁就策略

迁就策略是指牺牲自我利益来维持双方的关系。比如,发现自己错了时想听听其他人的想法,当一个问题对他人比对自己更重要时需要满足对方而维持合作关系,允许对方通过错误而学习等。因此,管理者宜采用迁就策略。

(五)折中策略

折中代表双方认可冲突存在的合理性,并且接受一种可以让双方都得到部分满意的解决方案。当存在目标很重但不值得采用激进的做法而造成可能的破坏、在时间压力下为了达成权宜之计、协作与竞争的策略并不凑效等等原因时,折中策略会成为管理者的必然选择。

简言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对于教务管理者而言,冲突管理是管理工作中的常态,因此,教务管理者既要认知冲突管理的内涵、类型与过程,又要在管理实践中智慧地应用冲突管理的策略。这样才能把教务管理各项工作做扎实,才能不断取得教育教学建设的新成效,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构建和谐的校园。

摘要：在多元且高度复杂的社会境遇中,冲突性事件频发已成为学校教务管理者面对的常态。教务管理者需要正确认知冲突的内涵、类型及其过程,需要营造建设性的功能正常型冲突及化解功能失调型冲突,需要在教务管理实践中智慧地穿梭于竞争、协作、回避、迁就、折中等不同策略中,从而做出智慧的选择。

关键词：冲突,学教管理,意图,行为

冲突事件篇2

此次冲突事件对项目的管理产生了恶劣影响，经项目部与A栋劳务队伍研究决定做出以下处罚：

1、对A栋劳务队伍处以5000千元人民币罚款，支付进度款时扣除。

2、由钢筋工工长陈同生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对吕永春当面道歉；

3、将钢筋工丁强强于2014-6-17日前开除出本项目，不得停留在本工地。

若今后本项目再发生此类或其他冲突、打架事件，将会加大力度的处罚相关责任人。

冲突事件篇3

911周年纪念日前夕，引起全球尤其穆斯林世界关注的美国国内两大争议事件：美国大多数民意反对在纽约世贸遗址附近建造伊斯兰文化中心，和佛罗里达州某基督教会领袖准备焚烧《古兰经》（《可兰经》），是这一“文明冲突”的最新象征。

近两年前，带有黑人穆斯林父亲血统的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曾经激起世人尤其穆斯林世界民意的巨大期望，期待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缓解因布什总统发动“反恐”战争而显著恶化的“文明冲突”。而奥巴马上台之后，也迅速在官方语言中取消“反恐”战争的说法，并且发表开罗演说，向穆斯林世界示好。

然而一年多下来，在改善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上，奥巴马政府可以说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进展。白宫新近大肆渲染的新一轮以巴谈判，几乎无人认为有任何突破希望。而华盛顿在减少伊拉克美军的同时，不仅在阿富汗大幅度增兵，更将战争实际扩大到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区。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又在也门和索马里等地开辟了“反恐”的新战场。

另外，华盛顿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充分显露了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核武”的恐惧，这一恐惧的根源只能来自“文明冲突”。《华盛顿邮报》目前在纪念911的同时披露：美国在阿富汗维持驻军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管制”巴基斯坦的核武器。

“文明冲突”的深化

我们当然要看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幽灵”，继续在世界各地徘徊。更糟糕的是除了极端主义浪潮在大中东地区和次大陆地区的持续扩展，今年5月初纽约时报广场的未遂爆炸案，显示这一“幽灵”也正在向美国本土的穆斯林社区蔓延。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冲突”的深化，并不只是由于美国的“反恐”战争，以及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近年来欧洲迅速上升为这场“文明冲突”的“第二战场”，成为冲突升级的重要部分。

这里指的不仅是英国和西班牙等国的恐怖袭击事件，更在于欧洲社会“恐回”症的深化和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反回教现象、措施以至法律，诸如瑞士不准清真寺建造回教传统的尖塔，直到到法国新近禁止回教妇女蒙面的立法。

德国国家银行董事Thilo Sarrazin公开出版新书，指责回教移民导致德国人口的教育水平和智商的下降，是欧洲反回教社会趋势的最新例证。更令人注意的，不光是Sarrazin享有过半数德国民众的支持，更在于他是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成员。

另外，2005年秋丹麦报纸刊登了“亵渎”先知穆罕默德的政治漫画，因而引起穆斯林世界的暴力抗议，以及包括德国默克尔在内欧洲政治领袖的批评。领导其事的丹麦漫画家，9月初却作为“言论自由”的模范，而获得默克尔总理参与主持的一项欧洲重要传媒奖项，显示了几年来欧洲政情和民意的显著变化。

“文明冲突”深化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政治伊斯兰”不仅只是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舞台，而是在伊斯兰世界民主化潮流下向穆斯林主流民意扩展。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土耳其。我已经提到过英裔中东专家Bernard Lewis预言土耳其在十年之内会变成第二个伊朗。9月12日，土耳其公民投票以58%的压倒多数，批准了执政的回教正义与发展党提出的26项宪法修正案，这无疑会显著加快Lewis预言的土耳其演变速度。这一历史性进展发生在911事件九周年的次日，是本文题目的一个最新注脚。

冲突事件篇4

我举一个我觉得处理的不好案例:一次早上晨会检查, 学生会的检查结果是垃圾桶垃圾未倒, 我检查的前门处垃圾桶时空空的很干净的。到学生中间转了一圈, 发现是最后排的两位女生自己在课桌下面自己放了一个垃圾桶, 而且是满满的垃圾。我当时就很生气, 语气就掩饰不住的怒气质问她俩, 为什么自己放一个垃圾桶, 这是班级不允许的, 而且这么满了还不倒掉, 影响了班级整体卫生。她俩都不说话, 而且都坐着一动不动。在我问了几遍“谁去倒”之后, 还是没有反应。我就不可遏制地冲着她俩大发雷霆。因为她俩的反应让我很失望, 最主要的是我没想到他们公然不听我的话, 让我觉得是在公然挑衅老师。

我事后反思, 处理的有点过急了。如果班主任对偶发事件表现出高度的冲动或是大发雷霆, 滥施惩罚;或茫然无措, 计出无从;甚至撒手不管, 放任自流, 不仅会削弱个人威信, 严重损害自己的形象, 还会极大地削弱班级体的凝聚力。有时候愤怒是一种力量, 可以起到教育和威慑的作用, 有时候也许愤怒会适得其反。我反思处理师生冲突类的班级事务, 班主任要形成这样的心理定势:冲突本身包含某种积极的东西。

原因之一:师生冲突能起一种激发器的作用。冲突能够激发人们对已潜伏着的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如果没有冲这些规则也许一直被遗忘或未被人们意识到。问题是出在教师的管教方法不妥还是学生的不服管教呢?还是规则、纪律本身出了问题。师生冲突恰恰激发我们重新思考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深层的理念基础, 重新思考学校中的各种规章度, 思考的结果可以使我们转变教育观念, 制定符合时代特征、适应学生需求的校规则。正是为了宽容主, 才可能有不同意见, 才可能产生分歧、争执、冲突, 才能最终走向中高层次的和谐。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过程的调适与再造, 伴随着解决常规化冲突的新规则的出现。因此, 师生冲突能起一种激发器的作用。

原因之二:师生冲突起到磨刀石的作用。对于教师而言, 每次师生冲突的产生, 无论是知识认知层面, 还价值观和规范层面的碰撞, 或者是方法层面的摩擦, 都是教师个人的考验和锻炼, 冲突结果会引起教育理念的改变。冲突处理得当, 会带来“个人权威”的增长, 导致教师“人权威”与“地位权威”重叠程度的增加。对于学生而言, 师生冲突的过程是学生知识建构、学生个体实践性知识完善的过程。这些冲突分岐又会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学生各种社会生活规范的认识和了解, 是在学校生活的早期验中获得的;他们对这些社会规范的基本态度, 是在校、班级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青少年学生正是通过这由于违规行为而带来的挫折和教训等, 他们才不断地成起来。任何一次师生冲突都不可能离开学生群体, 即便向个别学生, 但其影响是波及全体学生的。如此, 学生在撞中顿悟, 在冲突中成长, 结果也包括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离愈来愈近。

“然而它的积极面与消极面联结在一起的;在概念上能将它们分开, 在经验中则不行。”齐美尔的经典名言正好印证了教师在实践处理中的矛盾心态和行为。教师必须用理智的、道德的超我压倒冲动的本我, 才可能更合理的将一场剑拔弩张的师生冲突转换为一个难得的教育契机。因此, 在处理冲突类突发事件时, 要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1、沉着冷静。偶发事件令班主任感到棘手, 其中有些事件的起因在于学生不讲文明, 不守纪律。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产生恼怒、委屈、急噪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但千万不能失去自制力和理智感。头脑要冷静, 感情要克制, 态度要沉着, 并须处变不惊, 这样才能迅速做出判断。如果我可以冷静一点, 多思考一点, 当时来一点冷处理就会更好。

2、换位思考。欲取之, 必先与之。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学生深层次的认知和价值观层面的问题, 必须从学生的思维起点出发, 不然我们的苦口婆心真的就变成了对牛弹琴。只要我们对学生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在工作实践中勤于思考, 不断摸索, 积累经验, 一定会获得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沉着冷静并会换位思考。取得教育的最佳效果。

3、持之以恒。虽然突发事件是短时间不期发生的。不是处理完就意味着结束。班级管理中会有期望过高与学生实际状态和表现之间的误差。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太大, 会使教育中失去耐心, 所以要做到冷静处理突发事件, 就要适当得调整期望值, 但是还要满怀着希望去教育, 去指导。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相信学生内部具有向善、向上的动力, 给予学生充足的自我反思的时间和空间, 也许这比老师的说教和教训更有效, 毕竟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

参考文献

[1]禹旭才、彭辉:《师生冲突的再认识》, 《煤炭高等教育》。

[2]白名亮:《批评与反思:师生冲突的社会学分析》, 《南京师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1 (5) 。

[3][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上) 》, 华夏出版社, 2001年。

[4]王建军、邹红:《师生冲突的分析及其管理对策》, 《现代教论丛》, 2003 (6) 。

[5]姜勖:《从社会学角度审视师生冲突》, 《引进与咨询》, 2003 (1) 。

冲突事件篇5

检视传统师生冲突中教师权力策略研究，不难发现理论研究者主要持一种静态的权力观，将权力策略理解为运用权力的类型，限制了研究者对教师运作过程的动态考查，基于师生冲突的质性研究则把教师权力策略融入师生冲突过程中进行剖析。正如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所强调：权力总是表现为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寄寓于一系列事件之中，通过这些事件在互动过程中得以形成。因此，只有基于师生冲突的质性研究方可凸现教师的权力策略。

质性研究不仅仅关注教育的“理”与“逻辑”，更关注教育的“事”与“情节”，通过“事”的关注，及时提出教育的“理”与“逻辑”，使这种“理”与“逻辑”从具体的教育事件及情节中呈现出来，而教育事件及情节会对人们产生引导与启发的作用。显然，质性研究的优势在于借着对“教育事件”的分析，从具体的教育情节出发，来剖析隐匿在教育“情节”背后的“理”与“逻辑”，揭示教育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师生冲突事件的过程为切人点，采用访谈的方法(本文的访谈案例资料来自江西某所中学)，通过对这一教育事件的描述探析教师的权力策略，了解师生冲突过程的互动关系。

二、事件呈现：教师权力策略研究的感性之悟

一般说来，教师在与学生交往前，会形成“权力定势”，并通过一种“不言自明”的“自然态度”指导自身的行为，同时这种“权力定势”在师生冲突中不断被维护和突破。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权力策略也随之不断凸现。

案例：女老师的访谈录。

我上中学时，数学老师对我们管得很严，我的数学成绩很好，考上了××大学的数学系，因此，我很感激我的数学老师。记得数学老师给我们讲过这样一则故事：一次拿破仑外出打猎，忽然听到远处有人呼救。走进一看，原来有人落水。拿破仑举起猎枪。大声叫道：“喂，你要是不爬上来，我就打死你。”那人听了，用尽全力向岸边划去，经过多次挣扎，终于上岸。他气愤地问拿破仑：“为什么要杀我?”“我要不吓唬你，你就不会拼命往岸上划，这样。你不就死了?”拿破仑笑着说。数学老师以此故事告诉我们：教师的职责就是鞭策学生，逼学生学习，使学生克服自己的惰性。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数学老师。我认为我的老师讲得有道理，老师的任务在于督促学生学习。我给学生布置很多作业，自己批改作业也很辛苦。我对学生一脸严肃，对没有做作业的学生批评得很严厉，学生很怕我，多数同学的作业都很认真，当然我批改得也很认真。班上纪律、学习成绩都很好。可有一次，我的权威被打破了。一名刺头的学生H没有做作业，我问他：“为什么不做?”“太多了，反正完不成。”他回答。“你不做怎么知道完不成?请你离开教室，到外面做完再进教室上课。”我面无表情地瞪着他。“我已进来了，就不想出去。”学生反驳说。教室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一边吼道：“滚出去。”一边试图把他揪出教室，可这家伙力气特别大，他却把我掀翻在地，全班同学哗然。

后来，我要求学校开除他，可学校只是通报批评。这样一来，H更嚣张。上几何课时，我讲“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我说：“这个定理看起来简单，但你们没有真正搞懂。”“狗也搞得懂!”H声音虽不是很大，但班上同学都能听得到。我愤怒地质问他：“你骂谁是狗?”H说“老师你虽然懂这个定理，可狗也懂。不信，你手里拿一个肉包子让狗闻一闻，往远处一抛，狗是直着跑过去还是绕弯跑过去。”课堂内哄堂大笑。我简直无法容忍H的挑衅。我气愤地把书摔到讲桌上：“狗东西，你究竟想干什么?”H丝毫不示弱，回骂道：“你狗急了咬人。”我只好叫班长把政教处的老师喊来把H叫走。学校对H的处理后来又不了了之。

不久，我对班上管理失控了，许多同学开始公然和我对抗。为了避免和学生的冲突，我基本上对他们采取放任的态度。学生的作业想交就交，不做我也不追问。上课学生说话我装没听见。课堂上有时乱哄哄，瘫痪得像一盘散沙，一小撮学生在说话，一些爬在桌上睡觉，还有一些心不在焉看着窗外。课下一些学生说：“老师，班上太吵了，坐在后排听不清；个别学生太不像样，一点纪律都不讲。”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含糊道“我知道了。害群之马!你们也可以制止他们。”

现在，我一进教室，就有一种灰心的感觉。心理很烦，很乱，也很失落，失落得令我害怕走进这个教室。我常常想哭，觉得自己很委屈。课堂上面对学生时，我又不得不竭力做出不屑的样子，目光里射出冷漠与鄙夷。我只想这学期快点结束，换个班级，最好换个学校，不然心中太多的压抑和忧郁会使我垮掉的。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教师“权力定势”的形成往往是个人经历的内化。女老师“权力定势”的形成与其数学老师有关，在其成长过程中，她就已经认同了自己数学老师的权力策略，并逐步形成自己的“权力定势”，即：学生应服从教师，教师具有监管学生，逼学生学习，克服其惰性的权力。但学生H打破了女老师的“权力定势”。在“权力定势”被打破后，女老师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采取了一些应对的权力策略。

1.采用强制性手段阻止“权力定势”的打破

女老师把与H学生的冲突视为对教师的不尊重，对秩序的冒犯。所以她对学生的“冒犯”采用了惩罚的手段：“请你离开教室，到外面做完作业再进教室上课。”当这一惩罚手段不力时，便采用责骂和暴力的办法，“一边吼道‘滚出去，一边试图把他揪出教室。”这些行为可视为女老师维护其被冒犯的“权力定势”的权力策略。

2.寻求协助试图恢复被打破的“权力定势”

当H学生的行为达到了女教师无法控制的程度，女教师便开始寻求学校的干预“开除H学生”，“只好让班上的学生把政教处的老师喊来把H叫走”。但当这些干预无力时，她甚至寄望于一些学生，“你们也可以制止他们。”这些行为可视为女教师通过渡让自己的权力，来恢复自己的“权力定势”的权力策略。

3.发泄情绪来表达对打破的“权力定势”后的不满

发泄情绪是女教师的情绪失控的表现。权力定势被学生打破后，女教师简直无法容忍H的挑衅。“气愤地把书摔在课桌上：‘狗东西，你究竟想干什么?”女教师这种行为可视为报复和缓解紧张的一种权力策略。

4.放任、漠视和逃避来面对无法恢复的“权力定势”

师生冲突的加剧，使女老师对恢复自己的“权力定势”开始失去信心。“我对班上管理失控了”，“我一进教室，就有一种灰心的感觉”。为了避免“权力定势”的进一步瓦解。女老师采用放任、漠视与逃避的策略。“为了避免和学生的冲突，我基本上对他们采取放任的态度。学生的作业想交就交，不做我也不追问。上课学生说话我装没听见。”“课堂上面对学生时，我又不得不竭力做出不屑的样子”，“我只想这学期快点结束，换个班级，最好换个学校”。这些行为可

视为女教师在其他权力策略失效后的无奈选择。

从案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女老师的权力策略并不成功，但在师生的冲突中，仍能体现女老师的一系列权力策略。大量的事实表明，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老师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一系列权力策略来谋求自己的“权力定势”，并使之转化为学生的行为规范。当然，适当的权力策略是保持教育教学秩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必要前提，也为师生相互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如果教师在权力运用中过分强调了权势的份量，而对策略缺乏必要的检视，这种“权力”便会产生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权力的丧失。

三、检视权力：教师权力策略研究的理性之析

美国学者小劳伦斯·E·列恩认为：“一个案例，正确理解的话，不单单是一个事件或事故的报道。称某事为一个案例就相当于作一个理论断言——断言它是某事的一个情况或者更大类中的一个案例。”…

师生间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面对师生冲突，如果教师一味地在师生冲突中“维护”自己的权力定势，师生间冲突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如案例)，而且会使教师本人处于尴尬的地位。

化解师生冲突的关键在于教师要善于检视自己的权力策略。

1.摒弃师道尊严的旧传统观念

“师严而后道尊，道尊而后民知敬学”，这种“师道尊严”的权力观念在许多教师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们过分强调学生对自己的尊敬和服从，在师生冲突中惯用压、罚等强制手段，其必然是片面强调学生对教师的尊重，使师生在冲突中人为地处于“屈”与“从”的地位。如案例中女老师存在着试图使自己角色神圣化的权力定势。这种权力定势常常是隐形的、情境化的，随时会以无意识的方式影响教师个体的教育行为。为此，教师只有善于反思与澄清植根于经验定势中缄默的权力思想，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师生关系的基石，学会接纳学生的观点、立场、兴趣、情感等，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改进自己的教育行为，化解师生冲突。

2.教师正确地行使手中的权力

在师生冲突事件中，教师必须理性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履行自己的教育职责与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规规定了教师拥有进行“教学活动”、“指导学生学习和发展”等权利。因此，教师理性地行使教育权力在于面对冲突事件时不是责怪、体罚学生，而是首先将问题归咎于自己的教育水平问题，继而和学生一同解决问题，一起成长。这样，权力不再是支配、控制的代词，而是“用来肯定而不是否定别人，它是一种沟通、一种建设。”

3.尊重和恪守学生权利

教师正确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必须以尊重和恪守学生权利为前提，而当前的师生冲突往往在于教师忽视学生权利的需要，权力策略存在着妨碍学生主体性发展的流弊，因此，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主体人格与主体需要，是教师行使理性教育权力的正确策略。诚如日本学者尾关周二所言：“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能够形成教师和学生，以及同学之间以相互信赖为基础的交往空间。为此，首先教师自身必须从管理主义的意识中解放出来，并把每一个学生作为具有独特个性的主体加以尊重。”也就是说，在师生发生冲突时，教师不再是权威者与主宰者，也不再是学生的对立面，而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教师“除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个顾问，一个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个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相互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励。”

冲突事件篇6

水冲突是指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随着水资源紧缺程度的加剧, 全球范围内水冲突的数量和层次都在上升。阿伦·沃尔夫等[1]在《管理水冲突促进水合作》中将水争端归纳为数量、质量和时机三种类型, 并认为机构能力是决定水冲突或水合作的关键。M. Zeitoun and J. Warner[2]通过考察水冲突中的权力特征, 认为对资源控制的竞争是通过水霸权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流域水冲突中的水政治关系具有从霸权领导下的合作到不平等的统治等一系列形式。宁立波等[3] (2004) 认为我国转型时期的水权制度冲突表现为水资源的权属冲突、管理体制冲突、取水许可制度与水权交易的冲突等。龙爱华等[4] (2001) 以黄河为例, 分析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对水资源配置产生的后果, 认为要解决流域内多个行政区之间的地方利益冲突, 必须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建立流域补偿机制;推行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制定市场化水价, 开展水资源贸易。丁渠[5] (2005) 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律机构能力等方面探讨了影响我国现行水事纠纷解决制度运行实效的因素, 提出了建立一个多元化的高效的水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上述研究从管理体制、产权改革、市场交易、等多个角度来探讨了水冲突的形成原因与解决对策。此外, 也有一些学者如刘文强[6] (2002) 和李菲菲等[7] (2005) 等尝将水冲突视为一个交互式多目标决策问题或多人对策问题, 运用冲突分析理论、博弈理论来分析水冲突问题, 获得水冲突的较优解决方式, 有助于揭示水冲突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机理。

长期以来, 水资源被视为“公共池塘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其产权性质通常为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共同产权。随着水资源稀缺程度的提高, 建立在共同产权基础上的用水分配和使用模糊导致了日益严重水资源使用激励问题, 水冲突频繁发生, 可以说水冲突的本质就是水权冲突。本文认为, 广义的水权冲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社会经济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的冲突, 社会经济用水的部门和地区冲突, 水管理体制的冲突, 狭义的水权冲突即指社会经济用水的部门或地区冲突。

本文以发生在广东省北江上游的金竹水电站和龙化村之间水权冲突为例, 探讨了水权冲突过程中用水户的利益取向、行为能力、行为方式及其与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 为进一步理解水冲突的性质, 探讨流域水冲突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2金竹-龙化水权冲突纠纷案例

2.1冲突的起因

金竹-龙化水权冲突是指发生在龙化河流域 (广东省境内北江的二级支流) 的金竹水电站与龙化村之间的水事纠纷事件。

金竹水电站隶属英德市大镇镇, 由私人投资建设, 总装机容量770 kW, 1999年由英德市计委立项, 获得了英德市水利局批准的取水许可证, 并由英德市政府批准于2001年开工建设。水电站拥有多个水源, 其中从龙化河上游年引水219万m3, 引自老罗斜峡谷的另一侧发电。

龙化河下游流经翁源县铁龙镇龙化村、英德市横石水镇横岭、溪北、横石、联雄等4村汇入翁江, 自古以来为这些村落提供灌溉水源。各村共有农田667多hm2, 包括龙化河在内, 也有多个灌溉水源。据估计, 由于金竹电站的修建, 导致下游受影响的灌溉农田约100 hm2, 其中龙化村约有16.67 hm2农田因缺水减产, 4.67 hm2农田无法耕种。

为了争夺水源, 龙化村和横石水镇4村 (因以龙化村为主, 以下均以龙化村指代) 要求金竹电站拆除拦河坝, 恢复河流的自然流向;而金竹电站认为自己具有合法的取水权, 拒绝拆除拦河坝。在近8年的时间里, 双方从协商不成发展到炸坝、打斗等暴力冲突, 经多方调解无法解决, 成为广东省水利厅水事纠察部门重点监控的水事案件之一。

2.2冲突的处理过程

金竹电站初建伊始, 横石水4村即联名上访, 但经英德市政府批复和清远市政府行政复议同意, 金竹电站得以于2002年建成发电。

此后, 水电站和龙化村因用水问题矛盾不断激化。2004年, 龙化村向翁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到广东省水利厅上访申请行政裁决。2005年, 翁源县部分省人大代表联名向省政府提交了要求尽快解决金竹-龙化水事纠纷的建议书, 该建议责成由广东省水利厅处理。

翁源县人民法院根据《水法》第21条、28条规定, 判决金竹电站拆除拦河坝, 恢复河流的自然流向。被告金竹电站不服并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韶关中院认为龙化河流经隶属清远市的英德市境内和隶属韶关市的翁源县境内, 因此金竹-龙化冲突事件属于跨境水事纠纷, 遂根据《水法》第56条规定撤消翁源法院的民事裁决, 裁定本案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即广东省人民政府裁决。后经龙化村再诉至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和韶关中院再审, 仍维持二审判决, 2007年全部法律程序结束, 事件仍未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 广东省水利厅根据龙化村的上访要求以及人大代表的建议, 先后多次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召开协商会议, 最终于2006年在由广东省水利厅主持, 清远市、韶关市、英德市、翁源县等市 (县) 政府和水利局, 提起建议书的广东省人大代表, 英德、翁源两县 (市) 人大代表, 各村代表等参加的水事纠纷调解会上 (水电站投资商拒绝参会) , 经协商调解形成了处理意见, 要求金竹电站停止从龙化河引水, 恢复原水流方向。然而金竹电站拒绝执行广东省水利厅的处决意见。此后, 村民又多次拆除拦河坝, 而金竹电站则修复、加固, 并派人守护, 冲突继续加剧。2007年, 龙化村再次到省水利厅上访, 但对金竹-龙化水纠纷的行政调解到目前仍未取得成功。

3金竹-龙化水权冲突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3.1利益相关者识别

利益相关者是从股东“stakeholder”一词套用而来的概念。弗里曼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任何能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这种实现影响的团体和个人。”[8]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实际上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即现实的管理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系统或网络背景下进行的, 单一主体的行动往往难以取得最优的绩效。在一个日益开放的、多元的社会经济结构中, 以公共参与特征、以公共治理理念为基础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将逐渐取代政府管制型的治理模式, 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和协商机制的建立则成为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

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引入水资源综合管理中, 它指的是在水资源管理中涉及的各种利益团体和个人, 包括用水户, 供水企业, 用水者协会, 相关政府和主管部门等。水冲突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与冲突的利益相关程度和对问题解决的影响力的大小。在金竹-龙华水冲突案例中, 涉及行为主体不仅包括冲突双方, 还包括双方所在县 (市) 政府、水利主管部门、地方法院、地方人大、广东省水利厅等多个部门, 发挥主要作用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广东省水利厅, 市 (县) 水利局, 以及冲突双方当事人金竹水电站和龙化村等。

3.2利益相关者分析

水冲突解决的过程是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协调的过程, 利益相关者分析的目的在于辨识水冲突中的相关行为主体及其利益取向、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与冲突事件的利益相关程度和对冲突事件的影响程度, 探讨水冲突利用相关者利益整合的途径及影响因素。本文将SWOT分析法用于进行水冲突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不同于以往仅仅分析利益相关者构成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情境之中, 对利益相关者所面临的内外部情况进行全面、系统、动态的分析, 明确整个水冲突事件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自身优劣势和外部环境带来的机会和威胁, 为解决冲突提供依据。

3.2.1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水利厅具有《水法》授权的管辖省域范围内的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职责。省水利厅处于中国行政体系中的较高层级, 可依法对低一行政层级的水事纠纷进行调解, 其做出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更有强制力, 在本案例中影响程度最高, 但利益相关程度最低, 因此, 能较全面地考虑整体利益, 较公平地解决冲突。然而, 由于管理链条过长, 获取信息成本较高且不容易获得充分信息, 省水利厅作出的决策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况;加上地方政府的推诿, 对上级决策执行不力, 严重妨碍冲突的有效解决;此外, 行政调解程序法缺失, 导致无法可依和执法不严, 以及对裁决权缺乏限制和监督, 也容易导致行政成本上升和权力滥用;最后, 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 新的治理工具应用, 政府的权威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

3.2.2市 (县) 水利局

市 (县) 水利局同样具有法律法规授予的解决水事冲突的行政权力, 其影响程度较高, 利益相关程度较高。在处理水冲突中, 地方水利局的优势表现在它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依法统一管理本地区水资源, 更接近属地, 信息掌握比较充分, 解决冲突更有效率。在地方分权的发展趋势下地方政府的权力有所增强, 可以独立行使水资源管理权利。劣势在于受地方政府影响, 地方保护主义可能妨碍依法行政和冲突双方的平等协商;但是地方政府对跨界冲突的影响力有限, 难以对水冲突双方利益进行协调。

3.2.3金竹水电站

水电站属于冲突的一方当事人, 不参与决策, 只能通过行政审批或法律诉讼的途径实现自己的 (发电) 利益诉求, 因而利益相关程度高, 影响程度较低。水电站的优势在于它获得了行政许可, 水电站开发带来经济效益, 这与地方政府利益相关, 容易获得地方政府支持。但是, 水电站引水改变了水流自然流向, 损害了下游村民的利益, 违反了关于水资源利用的法律法规, 目前法院判决和行政部门的裁决均支持村民。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将防止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勾结, 随着法律意识和行政透明度的提高, 各利益主体的广泛参与 (本案例中如村民与人大代表等) 将为冲突解决提供新的机遇。

3.2.4龙化村村民

龙化村村民的利益需求是保证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 这种需求直接关系到其生存和生活问题, 具有最高的利益相关程度。尽管村民们有正式的组织村民委员会, 但缺乏行政权力和财力保障, 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较低, 在利益争夺中处于弱势地位。村民们依据历史习俗享有取水权利, 依据《水法》规定, 村民的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权应该得到保障, 这是龙化村在水冲突事件中所具有的最大优势, 经过多方努力, 行政部门作出了支持龙洞村的决定。但是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利益追求不一致以及可能存在的地方政府与水电站之间的合谋、行政决定的执行效力等多方面原因, 龙洞村在水冲突中仍处于事实上的不利地位。

总的来看, 利益相关者在冲突中的利益相关程度和对冲突的影响能力详见图1, 其中利益相关程度最低的广东省水利厅对冲突解决的影响能力最高, 龙化村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决策目标、决策能力与决策指向对象之间的偏差增加了冲突解决的困难。

4金竹-龙化水冲突的制度分析

金竹-龙化水冲突中引发冲突的水量并不大, 但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 冲突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由于水权界定不清, 利益主体协商意识薄弱, 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失灵, 水冲突解决的失败是必然的。

4.1用水权界定不清, 水权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缺失

作为一种“公共池塘型资源”, 水资源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 水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和日趋激烈的竞争性导致了外部性问题, 并由此引发各种各样的水冲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水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界定不清的水资源使用权。金竹-龙化冲突是一起典型的水权冲突事件, 水电站坚称龙化河流经其属地区域, 因此有权利引水发电, 并获得了属地政府部门的取水行政许可;龙化村则坚持认为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引水灌溉从事农业生产, 根据历史习俗拥有灌溉水权, 并决心要为后代子孙捍卫他们的用水权, 也获得了上级政府部门行政裁决的支持。从水资源利用的方式来看, 它是灌溉用水水权与发电用水水权之间的冲突;从地理位置来看, 它是上游用水水权与下游用水水权之间的冲突;从管理体制来看, 由于冲突双方分属不同行政管理区域, 它又是一个跨界 (地级市) 水权冲突, 其处理过程也反映了区域管理与流域管理之间的矛盾。因此, 用水权界定不清是金竹-龙化水冲突产生的症结所在, 从长远来看, 要彻底解决冲突势必要从用水权的界定入手。

4.2利益主体缺乏协商意识和协调能力, 非正式规则的调节作用缺失

在整个冲突事件中, 可以看到利益主体缺乏协商意识和协调能力是导致冲突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从水电站动工建设开始, 下游村民就多次向金竹电站提出协商, 但金竹水电站拒绝了任何协商的可能, 并试图以利用派出所关系殴打村民、利用法院关系左右判决结果等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利, 也拒不参加由省水利厅主持的协商会议, 更拒绝执行省水利厅的行政决定。当被激怒的村民在种种维权行动失效之后, 愤而采取暴力行动捍卫自己的权利。在用水权界定不清的前提下, 协商是解决冲突的一个有效途径, 其优点是成本低廉, 办事高效, 事实上, 由于用水权界定的复杂性, 协商方式广泛应用于水资源利用和管理中。然而, 在金竹-龙化冲突事件中, 双方因为缺乏沟通意识和沟通技巧, 不了解协商途径的价值, 使得冲突解决

成本剧增, 当事人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 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其遗憾的事情。

4.3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失灵

政府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原因是需要其缓和并解决社会中的冲突, 维护正义、秩序和稳定。在金竹-龙化水冲突事件中, 政府行政行为不当使其在水冲突事件中未能担负应有职责。首先, 金竹水电站在跨境河流引水, 改变水流自然流向, 损害了下游用户的利益, 按照《水法》和《取水许可条例》, 在这种情形下金竹电站属地水主管部门不能单方面批准其取水许可申请, 应经过双方协议或召开听证会等形式取得一致意见后, 才能作出适当的行政行为。在随后的冲突解决过程中, 金竹电站以已经取得取水许可为由, 拒不执行上级部门的裁决。因此, 有关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也是造成冲突事件复杂化的重要原因。

省水利厅于2006年在《关于英德市金竹水电站与翁龙化村水事纠纷调节情况的函》 (粤水总队 (2006) 514号) 中就金竹-龙化水冲突事件提出了几点意见, 要求金竹电站在涉水纠纷没有解决前, 不得使用该处的水源, 恢复原水流方向。依据我国行政公文法相关规定, “函作为主要文种之一, 与其他主要文种同样具有由制发机关权限决定的法定效力。”因此, 省水利厅所作出的最后的行政裁决应该得到执行, 如若当事人未能执行, 则应当采取强制执行程序。然而, 在金竹-龙化事件中, 行政执行不力却最终使冲突陷入了困境。

5建立水权冲突利益整合途径的制度思考

根据以上对水冲突过程的分析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分析, 针对导致水冲突解决失败的主要原因, 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以期促进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来解决水冲突。

5.1明确界定用水权, 建立水权制度

如上所述, 水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模糊不清的用水权关系。对于用水权不清导致的外部性问题通常有两种解决方式, 一是通过政府管制, 一是界定用水权, 使外部性内在化。决定用水权界定边界和程度的最重要因素是交易成本, 由于技术条件、信息的可获得性以及法律规范、公约习俗等制度性因素的限制, 用水权界定的交易成本往往过高, 从而使得部分稀缺性资源不得不滞留于公共领域, 成为所谓的“公共池塘资源”。

从金竹-龙化水冲突中, 可以看出冲突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求用水权界定的过程。目前, 冲突双方分别依据传统惯例和拥有的自然优势在事实上界定水权的使用和分配, 这种界定方式的优点是成本低廉, 在资源丰裕的时期不会产生矛盾或矛盾较小;一旦资源稀缺性程度提高, 当上述非正式合约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冲突解决 (达成合约) 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直至产生从正式的法律制度上进一步对用水权进行界定的需要。要预防类似冲突的发生, 根本性的解决措施还在于对翁江流域进行规划治理, 建设分水工程和计量系统, 探索水量分配的方式, 对用水权进行初始分配, 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包括水权许可制度, 水价体系和水权转让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水权制度。金竹-龙化冲突至今还没有解决, 目前的情况还不稳定, 但是不论最后达成怎样的协议, 都必定是在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 能被冲突双方接受的交易成本最低的合约。

5.2提高利益主体的协商意识和能力

在金竹-龙化水冲突事件中, 包括政府部门和冲突当事人在内, 缺乏协商意识和沟通协调能力是导致冲突事件升级的重要原因。首先, 要提高政府的协商意识, 公开透明执政能力和协调决策能力。单方面的行政决策、传统的行政执行手段在利益多元、民主意识增强的社会环境中, 已越来越无法适应现实需要, 政府在水冲突管理中必须转变职能和行政方式, 认识到多方参与和协商才能有效地解决冲突, 完成从单一的威权决策人到冲突协调的主持人、监督人和决策者的多重角色的转变。对于冲突当事方, 避免强权行为, 树立平等、尊重、沟通的意识, 加强协商技巧和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有必要对行政管理人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有关协商的技能培训, 使其能够及早的发现冲突并采取及时措施, 避免冲突升级, 提高应对和处理冲突的能力。当协商沟通能成为冲突解决的基本手段, 非正式规则才会成为有价值的、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组成成分, 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5.3完善水冲突预防和解决机制

事实证明, 缺乏规范的水冲突预防和解决机制, 导致了职能部门冲突解决能力的低下。完善冲突预防和解决机制, 首先应当完善水管理法律制度规范, 对适应于行政调解、民间仲裁和法院诉讼方式的水冲突范围和性质进行明确界定, 明确流域机构、各级地方政府和水主管部门在冲突解决中的职责分工, 详细规定行政调处程序和行政执行程序。其次, 由于水冲突涉及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往往十分复杂, 建立一个常规的沟通协商平台就非常重要, 这样的沟通协商平台可以采取流域委员会的形式, 是一个包括流域职能管理机构、水利等政府职能主管部门、用水户代表、供水公司及其他非正式组织组成的议事机构, 议事机构应该就管理职责、组成成员、经费筹措和使用等建立章程。一个运转有效率的沟通协商平台, 能充分体现公平参与、民主决策的原则, 是水冲突预防和解决机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摘要：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全球性危机, 由争夺有限的水资源引发的水权冲突日益升级, 成为严重制约国家关系和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对广东省北江流域水权冲突案例发研究中, 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法对冲突的起因、过程和性质及冲突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行为能力及行为方式进行了分析, 探讨影响水权冲突解决的制度因素, 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为进一步理解水权冲突的性质, 探讨流域水冲突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水权冲突,利益相关者分析,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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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事件篇7

一、经济与伦理的现实冲突表现

1. 经济与伦理的“二律背反”现象

经济与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现实生活上确实也存在，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积累了不可计量的物质财富，生产力的发展为消费、享乐、挥霍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是从西方国家开始的普遍的精神危机和道德沦丧，使得欺诈、吸毒、犯罪、性淫乱、自杀风等像瘟疫一样蔓延流传。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之而来的腐败、唯利是图等不道德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受利益刺激违背道德良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关键问题不是承认与不承认“二律背反”现象是否存在，而是如何去分析与对待这些现象。

2.“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冲突表现

在个人与企业的微观领域中，存在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竞争与人道主义等矛盾冲突，而所有这些矛盾可以集中体现在对经济人的审视以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矛盾冲突中。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确立了经济人的价值导向。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的设计，市场制度建立的基础就是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人假设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人性是自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的一切行为是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企业则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它主要包含以下两层意思：一是经济人是理性的，他总是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能主动去适应现有的经济制度和接受制度的约束;二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经济人必然是自利的，他以自己的利益为行为的出发点和最高目的;道德人在总体上是崇尚精神道义，贬低物质利益，并且身体力行地去追求一种道德理想。所以经济人与道德人存在多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行为宗旨方面，存在着逐利与取义的冲突;(2)在行为动机方面，存在着利己与利人的冲突;(3)在行为约束方面，存在着他律与自律的矛盾

二、将伦理机制引入经济建设，使经济成为一种“伦理的经济”

奶粉事件以后，全国上下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也对目前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目标产生了质疑。事实上，这种类似事件的出现，其中所暴露的道德缺失，向全社会发出了预警信号，也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任务。然而，经济发展只是整个社会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在社会发展的宏观系统中，经济发展、伦理发展、政治发展等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结构。任何一个方面出现了问题，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同样，如果社会一旦忽视了道德伦理的建设，经济的发展就会减慢甚至停滞不前。“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认为，实现现代化要消除两种思想障碍：一是空谈修心养性、不讲物质欲求和经济利益的求义观;二是西方近代商业和企业活动中出现尔虞我诈、不讲道德的求利观。功利优先原则发展的极端结果必然是极端功利行为的出现, 个人利己主义的泛滥不可避免。所有这些, 只有将道德伦理融入到经济建设中，使经济成为一种伦理的经济，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健康稳定发展。“三鹿奶粉”事件也再次提醒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1. 要充分认识到道德伦理建设在升华个人的道德理想与人类精神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

道德伦理对人来说不应该仅仅是客观的需要，而且应该是一种主观的需要，它还不仅仅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同时主要作为一种理想与信念指引着人类的发展方向。理想性是道德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应有之义，道德的判断总是立足于“实然”而提出“应然”的要求的。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理想是人类腾飞的翅膀，而道德理想也同样是文明进步的重要导向力量。它引导着个人完成对自我的超越，也引导着社会向更高的境界前进。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也会应运而生，我们更应该高举道德理想的大旗，坚持始终以崇高的道德理想召唤人们，引导人们不断超越与升华。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现实发生积极的变化，向着理想境界前进。道德理想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道德理想满足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终极关怀，虽然终极关怀并不意味着人生终极目标的存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是由若干因素支撑起来的，主观感受是其中相当关键的因素，因而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是离不开道德理想的。此外，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人们的眼中，现实总存在不完美的一面，不完美的现实同样需要道德理想作为补充。其次，道德理想还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它能使人们满怀激情，克服种种困难和曲折去改造世界。很多伟大的事业靠的就是一种理想与信念的支撑。还有，道德理想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信念，在民族的团结与融合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它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所有这些，都是任何单纯地依靠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达不到的。所以，我们虽然应该放弃那种把道德作为衡量社会与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准的道德理想主义，但也不能没有道德理想与道德文化，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人类发展的美好前景。

2.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确立一些基本的伦理准则。

如诚信原则、公平原则、互助与合作原则等。信用缺失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有相当多的企业生产伪劣产品，偷税漏税活动猖獗，走私、骗汇、骗取出口退税屡禁不止;社会信用紊乱，违反合同、商业欺诈现象严重。日益严重的信用问题已经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危害，不但消费、投资、出口因信用缺失而受到影响，而且国家的宏观政策也因信用关系的混乱，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由于信用的缺失，严重地影响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所以，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重建诚信原则就极为迫切。从理论上来说，良好的信用关系是经济活动的润滑剂，可以大大节省交易成本，如寻找交易对象的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及履约成本等，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诚信本身就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对整个国家来说，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对外资的引进、商品的出口都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对一个企业来说，诚信是一种潜在的无形资产，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法宝;对个人来说，诚信更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对其就业、人际交往以及事业的成功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奶粉事件”后，消费者对奶粉质量安全的信任度骤降，不仅奶制品企业产品销量大幅滑坡，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广大奶农也因企业减少原奶收购面临损失。沉痛的教训告诫企业家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以牺牲道德和消费者利益换取利润，最终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

3. 加强舆论宣传与监督作用。

在道德建设方面，目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市场道德风范，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意识，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 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素质不断提高, 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有这些，首先离不开各方面的宣传教育。宣传应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 既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 同时也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文明成果。宣传教育的具体表现形式，一般有两种：一是歌颂体现美好道德的行为及典型，积极引导广大民众学习效法;二是批评那些违背道德规范的做法。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以弘扬主旋律为主，以歌颂真善美为主;对于反面的宣传，要挑选那些带有典型意义的内容，目的是对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

4. 形成经济体制与伦理机制的互补。

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在文化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伦理经济，而建国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可以认为是伦理经济的延续，因为它在根本上是以关系为本位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的优越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市场也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体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缺陷，如在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地区差异与两极分化问题时，市场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所有这些，除了通过法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外，伦理的调节更是必不可少。这种伦理的调节，不仅体现在一种外在的如舆论上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一种内在的自律。道德自律是主体的一种自我立法、自我约束，是伦理机制发挥作用的独特的方式。自律作为区别于其他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主要标志，也是道德成其为道德的依据，任何外在的社会性他律形式，只有通过道德个体的自律，才能最终内化在人的心中，成为个体自觉自主的行动。所以相对于经济的、法律的等他律形式来说，伦理道德自律的控制效果最为稳定和持久，且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向和水平较少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故属于高层次的控制。

三、总结

“奶粉事件”不应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步伐，但让我们尝到了忽视伦理道德建设的苦果。伦理意识不仅可以成为约束企业与个人行为的一种内在动力，同时它对制度也可以起到补充和强化作用。所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加强伦理道德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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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杰.浅谈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伦理观[J].理论月刊, 2003, (6) .

冲突事件篇8

2004年2月, 由于国美在没有提前通知厂家的情况下, 突然对所售的格力空调大幅降价, 引发了成都国美和成都格力之间的争端。2004年3月11日, 国美总部向全国分公司下达通知, 要求各门店清理格力空调库存。对此, 格力公司表示, 国美的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格力在当地制定的价格体系, 同时还导致格力其他众多经销商的强烈不满。此前, 事发地成都的6家国美卖场已彻底撤出了格力空调。直至2007年4月, 长达三年的冷战才宣告结束, 国美电器广州分公司与格力广州公司同时宣布, 即日起格力空调全面进入广州国美旗下33个门店销售。

2品牌定位

在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的今天, “品牌”一词频繁出现成为商家关注的焦点, 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品牌的表现力及广泛的影响力。创立一个品牌无疑是使商家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获得高额利润的一把利器。创立品牌的成本很高, 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品牌创立过程中, 重要环节就是品牌定位。

最早对“定位” (Brand Positioning) 概念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学者艾·里斯和杰克·特劳特, 他提出“定位”概念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品牌市场传播的效率问题, 是为了应对传播过度造成的品牌信息难以被消费者注意和接受的问题。按照里斯、特劳特对“定位”的理解, 定位是为产品或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同一细分市场上有着数不清的竞争者, 品牌要使自己获得消费者喜爱并占有稳定的市场份额, 就一定要使品牌进入消费者的心目中, 并占领消费者心智阶梯中的重要地位。

影响品牌定位的几个主要因素有:市场细分、确定目标市场、消费者的心理定位、品牌名称及品牌的重新定位。为了使品牌更准确的获取既定的利润, 实现准确入市, 根据市场对某种产品、服务的特定需求和欲望进行分类, 将其划分为符合品牌市场战略的目标市场, 这便是市场细分。通过正确的市场细分, 一方面可以了解到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情况, 发现尚未满足或还没有完全满足的客户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掌握细分市场中其他竞争者的营销实力及市场占有率, 使品牌避重就轻, 选择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目标细分市场。目标市场, 就是品牌根据自愿和能力的限制, 对细分出来的若干市场进行分析之后, 最终决定要进入的市场。不能准确选择目标市场就不可能成为品牌。

3格力

珠海格力集团公司是珠海市目前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企业之一, 是广东省首批“技术创新优势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成为今天拥有珠海、重庆、合肥、巴西四大生产基地、员工近38000人、家用空调年产能力2500万台、商用空调年产值50亿元的知名跨国企业。

自1995年至今, 格力空调连续13年产销量、市场占有率均居中国空调行业第一;而且从2005年打入国际市场至今, 家用空调产销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多年来, 格力集团秉持着“以科技进步推动企业发展, 以高新产品占领市场”的经营发展理念, 以新产品、新技术主打市场, 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的2%以上, 2002年新产品的产值率高达45%, 成为集团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作为空调行业的龙头企业, 格力将品牌定位于高科技、新产品, 目标市场定位于高端客户, 开创了格力专卖店专业、人性化服务的销售模式。

4国美

国美电器成立于1987年, 以经营电器及消费电子产品零售为主, 是一家全国连锁性企业, 目前在全国240多个城市拥有直营门店近千家, 年销售能力达800亿元以上。以品牌价值490亿元成为中国最具品牌价值的家电零售第一品牌。2007年1月, 国美电器与中国第三大电器零售企业永乐电器合并, 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连锁零售企业。

多年以来, 国美电器集团始终坚持“薄利多销, 服务当先”的经营理念, 依靠准确的市场定位和不断创新的经营策略, 引领家电消费潮流, 国美品牌得到中国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2001-2004年, 国美电器其他业务利润伴随着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而快速增长, 且增速远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幅, 国美电器2002年其他业务利润增长率达249.33%, 是其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3.51倍;到2004年, 国美电器其他业务利润增长率虽滑落至64.5%, 但仍是其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1.83倍。公告显示, 2001—2004年国美电器其他业务利润在净利润中所占份额均超过100%。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其他业务利润, 国美电器实际上将是亏损的。所谓的其他业务收入实际上就是国美向供应商收取的各种费用。

5格力和国美的品牌冲突

格力与国美的冲突不仅仅是渠道的冲突, 更是企业长期品牌形象的冲突。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企业发展的销售、营销渠道, 从而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统一的品牌形象。

格力和国美目标瞄准于不同的消费者, 各自有着不同的市场品牌定位。格力将品牌定位于高科技、新产品, 并花费大笔资金及致力于新产品的开发, 这就决定了格力的高端品牌定位。而国美定位于低价, 广大消费者也正是看准了国美低价及其强大的信誉保证。与此同时, 国美也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了低端产品的概念。在格力vs国美事件中, 也正是因为国美为了维持其低价形象而擅自降格力价格而引起的。这一行为, 不仅对格力的销售渠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 如果格力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长期必然会对格力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使品牌的高端形象受到影响。

6格力的连锁专卖店

其一, 截止到目前, 全国共有格力专卖店2500多家, 它们以灵活的经营、专一的业务、富有特色的个性, 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 活跃在城市、乡村、社区的大街小巷。

其二, 专卖店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广大专卖店经销商通过亲身体验, 感受到格力品牌有着强大的优势, 在广大消费者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让消费者可以真切的体会到选择格力是明智之举, 选择格力就是选择成功。

其三, 专卖店的发展方向已经越来越明了, 信心越来越大。专卖店不仅有良好的生存条件, 而且发展的空间也非常大。只要认真做好工作, 加强管理, 前途不可限量。

空调是一种半成品, 它需要专业的安装才能最终使用。专卖店这种渠道最适合于空调产品。格力专卖店能够满足专卖店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即知名度高, 有品牌优势;在消费者中口碑好, 市场占有率高, 销量大;有统一的管理等。

为了更好地在消费者中树立专卖店的良好形象, 提高专卖店的可信度, 增强专卖店的实力, 打造优秀的格力专卖店文化, 以优秀的文化带动专卖店事业的发展, 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适应市场发展的规章制度, 要发挥好“五个模范”的作用, 即一要做稳定价格的模范;二要做售后服务的模范;三要做遵守销售公司所制定的规章的模范;四要做诚信经营的模范;五要做宣传格力品牌的模范。

冲突事件篇9

郭老师是重庆市某小学一年级二班的班主任, 至今已任教九年多。她是个很有原则的班主任, 对学生的生活及学习等方面皆有严格规定。新进校没多久的小如老师, 也在该班任教, 她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像朋友般相处, 倡导在班集体中营造轻松自在的氛围并运用弹性管理的方法。郭老师和小如老师在合作的过程中, 常常出现针锋相对的状况, 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 两人合作起来都觉得很辛苦, 但是她们从未对此进行过沟通。本文选取了班主任郭老师和任课教师小如老师合作过程中发生的两个“冲突事件”, 通过对事件的分析, 探明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在管理学生方面发生冲突的真正原因, 并尝试提出预防或解决班主任与任课教师“冲突事件”的针对性策略。

事件一:有个胆小的男生因为郭老师要求太严格而不敢来上学, 一天早上, 小如老师正在安抚这个男生, 郭老师见状说:“你不去理他, 他就不会用眼泪来当武器了。”小如老师表示异议, 说:“学生缺乏安全感, 就越发不想来上学了。”郭老师听后接着说:“你对他们太没原则、太纵容了!”说完便气呼呼地走开了。

事件二:一次大扫除活动中, 有个学生打破了镜子, 小如老师怕学生踩到碎玻璃, 就马上去收拾。郭老师却让打破镜子的学生自己去收拾, 小如老师觉得危险而让那个学生走开。收拾好之后, 郭老师把学生们集合起来训话, 特别提到了有学生打破镜子的事, 在她训话的同时, 小如老师小声说:“孩子有没有受伤应该比训话更重要吧?”郭老师不理, 整整训话四十多分钟, 此举更加深了两人的心结。

一、原因解析

冲突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冲突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组织行为学家罗宾斯认为, 冲突在于缺乏有效的沟通, 个人价值观差异、目标结构差异等也会造成冲突。本文将从个体差异性因素和沟通因素两个方面对班主任与任课教师的“冲突事件”进行归因分析。

(一) 个体差异性因素

差异性是不同个体产生分歧与冲突的直接原因。有研究认为, 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个体或群体, 其差异性越大, 双方存在的分歧越多, 发生的冲突也就越多。本文中两个“冲突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郭老师与小如老师在教育观念、教育行为、性格气质等方面存在差异。

1. 教育观念的差异。

教育观念就是不同的教育主体在一定的教育实践中对教育问题所形成的基本认识和看法。教育观念是对教育问题的基本认识, 具有现实制约性, 也展现了教育主体自身的价值追求。教育观念的形成是人的思想意识、文化知识、教育经历等多种因素不断积累与整合的过程。不同个体对于生活、学习和工作有不尽相同的认识和看法, 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承担的工作职责也有不同, 这必然造成个体教育观念上的差异。在错综复杂的交往中, 由于不同个体间教育观念不能协调一致, 因此会产生多种形式的分歧、对立或冲突。例如, 本文两个“冲突事件”中, 郭老师作为班主任, 认为对学生要严格要求, 班集体要形成良好的规范;但年轻的任课教师小如认为, 要多给学生一些自由与自主的空间。这样, 小如老师觉得郭老师没有爱心, 郭老师觉得小如老师纵容学生, 于是, 双方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2. 教育行为的差异。

人类的行为都是受行为执行者的观念支配的, 可见, 教师的教育行为也是在自身教育观念的支配和指导下执行的。然而, 由于教师在教育观念上存在差异, 因此必然导致他们在教育行为上也出现分歧和冲突。正如“事件二”中, 郭老师在“严师出高徒”观念指导下的教育行为和小如老师在“安全第一”观念指导下的教育行为之间, 就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和分歧, 一方要求打破镜子的学生自己收拾碎片, 另一方则怕学生受到伤害而自己去清理, 这种教育行为上的冲突愈发明显。

3. 性格气质的差异。

性格是一个人对客观现实的稳定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惯常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 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别的主要方面。从两个“冲突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 郭老师和小如老师在性格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前者执拗保守, 情绪发生迅速、强烈, 行事莽撞、易怒而难以自制;后者则活泼而不失稳重, 办事认真、细心、有韧性, 但也有幼稚冲动的一面。可见, 由于教师间存在着一定的性格差异, 因此, 如果每位教师都任由自己的性格行事, 不顾他人的感受, 就会和他人产生明显的冲突。

当然, 教师之间在年龄和经历上存在的差异也是应该考虑的因素。郭老师经验丰富, 但比较呆板、固执;小如老师能将自己接受的新理念和新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但为人处事的经验略显不足。可见, 年龄和经历上的差异也是产生冲突的重要因素。

(二) 沟通因素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各种观念、思想、兴趣、情绪、感情等的传递和反馈过程, 沟通的目的是达到思想一致和感情通畅。有效的沟通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是减少误会、避免冲突的最佳途径。然而, 由于人们对人对事的态度、观点和信念的不同以及沟通机制的不完善, 常常导致沟通障碍的发生。正如本文中郭老师和小如老师虽然都意识到了彼此之间在教育观念、教育行为、性格气质等方面存在差异, 但是双方并未进行有效的沟通, 也就扼杀了避免和解决教师冲突的宝贵机遇。

二、对策建议

班主任与任课教师的冲突问题不是班主任或任课教师单方面造成的, 而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 那么, 冲突的预防和解决也不是单方面就能完成的, 而是需要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同时作为管理主体, 采取积极的管理策略, 齐心协力地把冲突问题真正解决。

(一) 任课教师方面

任课教师是班集体管理工作的重要力量, 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任课教师要与班主任密切沟通、合作无间, 就应做到以下几点。

1. 尊重为先。

哲学家笛卡尔曾说过:只有尊重别人, 才能被人所尊敬。也就是说, 在交往过程中, 自己待人的态度往往决定了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班主任是由学校任命、委派, 负责组织、教育、管理班集体的主任教师。这就要求任课教师们在工作中要尊重班主任的“施政纲领”, 要谦虚谨慎, 不能恃才傲物;在班主任与自己发生矛盾时, 任课教师要抱着辩证的眼光看待, 发现班主任身上的闪光点, 并主动去学习和借鉴。正如本案例中, 小如老师如果能进行换位思考, 尊重郭老师的想法和行为, “冲突事件”就可能及早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2. 沟通为要。

有效的沟通可以增加彼此间的了解, 因此, 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二者的有效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有效的沟通是门艺术, 沟通双方要选择适当的时机, 切忌不要在冲突发生之时与他人对峙, 当双方都冷静下来后再沟通, 效果会更好。而本案例中的“冲突事件”双方都选择当面对峙, 因此搞得不欢而散。可见, 班主任与任课教师间要进行沟通, 而且要掌握好沟通的技巧, 进行有效的沟通, 这样彼此间才能获得更佳的合作。

(二) 班主任方面

在班集体中, 班主任是学校的“代表”, 是班集体的核心。因此, 班主任在处理与任课教师的冲突时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起着重要的管理作用。班主任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 营造和谐的班集体氛围。

班主任除了管理学生之外, 还要致力于建设一支合作高效的教师团队, 而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是团队高效工作的重要前提。教师在这样一个和谐的教育氛围中会互相感染, 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积极的工作中去, 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因此, 作为班集体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班主任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 营造宽松、和谐、充满文化气息的教育环境。首先, 班主任要以身作则、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宽宏大度、友善待人, 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和谐的团队合作氛围, 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其次, 班主任在管理过程中, 不应以建立一套成型的管理技术为宗旨, 而应制定具有发展性、指导性的团队合作体系, 充分信任和尊重任课教师, 调动其积极性, 并营造更为宽松的学术环境, 从而加强教师间对学术问题的探讨, 减少斤斤计较的争吵。

2. 创设有效的沟通机会。

班主任要带头参与沟通, 面对面地与任课教师进行交流, 走进任课教师的内心世界, 了解任课教师的想法和苦衷。如可以和任课教师共同进餐,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等。案例中的郭老师如果能够经常与任课教师进行沟通, 她和小如老师的冲突可能就不会越来越严重了。同时, 班主任也应该为任课教师创设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让任课教师通过讨论、辩论、听课等方式, 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班内也可以举办一些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 如外出观摩活动、进行节日聚餐等,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教师们可以畅所欲言, 平等交流, 最终使教师之间增进理解, 从而避免冲突的发生。

3. 建立合理的人员组合。

人员组合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最佳的人员组合能够保证组织运行的高效性;否则, 组织的运行就会陷于低效并出现人员冲突。要建立最佳人员组合, 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处理好人员之间的相容性与互补性。因此, 班集体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要善于根据组织目标、工作要求以及人员特点, 建立合理的人员组合。如在性格上, 一个班集体中教师们的性格应该具有相容性, 彼此间能够包容对方的性格缺陷, 同时, 又要发挥各自的性格优势, 做到优势互补。因此, 班主任应该充分了解班内各位任课教师的个性特点, 在进行人员安排时要充分考虑教师间合作的相容性和互补性。

冲突事件篇10

1 卡片设置内部事件与自发事件

与HTML不同,一个WML页面由一个或多个卡片组成,在WML中使用标记定义一个卡片。卡片()不但能包含文本、图像、链接,还可在其中设置三种类型内部事件:自动向前跳转内部事件(onenterforward)、自动向后跳转内部事件(onenterforward)和定时跳转内部事件(ontimer),用来实现卡片自动向前跳转、自动向后跳转、定时跳转功能。

另外,在卡片中也可以设置自发事件,即在卡片标记属性中也可以设置上述三类内部事件来实现卡片间的自动跳转。

本文以onenterbackward(向前跳转)类型事件为例来检测和处理自发事件与内部事件发生冲突。

1.1 卡片中设置内部事件

1.2 卡片中设置自发事件

1.3 卡片内部事件与自发事件产生冲突及冲突解决方案

经过M3Gate手机模拟器测试后:如代码和图1所示,卡片设置自发事件与卡片设置内部事件时,会发生定义重复冲突。

测试代码如下:

发生事件冲突截图如图1所示。

解决方案:在卡片中只设置内部事件或只设置自发事件(即或在卡片()属性中设置自发事件,或在卡片标记内部设置内部事件)可避免事件定义冲突。

2 模板设置内部事件与自发事件

WML页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