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秩序（共6篇）
市场竞争秩序 篇1
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国文化产业, 自诞生之时就具有在竞争中谋发展的天然属性。竞争迫使文化企业为谋取利润最大化而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文化产品质量、扩大消费者福利的让渡。竞争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法则。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竞争的作用时说:“一件事情若是对社会有益, 就应当任其自由, 广其竞争。竞争越自由, 那事情就会越有利于社会。”这种理论对于文化产业来讲依然有效。
然而竞争作用的有效发挥建立在秩序的法则之上。今天, 中国文化产业必须认识到缺乏秩序的竞争可能会把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引向深渊。
首先, 文化市场参与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会使得竞争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失灵。文化产品天然具有信息不对称的属性。文化消费者在享受文化产品和服务之前对其质量信息是很难掌控的。这种文化产品固有的信息不对称为商业欺诈和机会主义提供了空隙。在这些方面竞争是失灵的, 竞争无法根除机会主义行为, 反而可能会加剧这种恶疾的蔓延。
其次, 文化企业的资产专用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竞争的作用范围。在文化产业内部之间存在着关联紧密的产业链, 这些链条环环相扣, 将众多的文化企业联系起来共同完成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在文化产业链的环节之间资产专用性十分明显, 上游环节生产出的产品往往只能为下游环节所使用, 很难更改用途于其他产业。这种情况下, 若放任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 很可能会发生上下游企业相互钳制, 或影响下游企业生产原料的按质按量充分供给, 或影响上游企业产品的正常销售, 从而破坏掉了本来已有的分工效果。
再次, 若文化企业过度竞争会给整个产业带来恶果。过度竞争会使得文化产业内部引发价格战等恶性事件, 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的利润率和发展前景。十六大之后我国文化产业迅猛发展, 创作出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经济效益优良的文化产品, 打造出了一批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但是不容忽视的是, 一时之间各地都在迅速上马文化产业项目, 过度竞争的势头也已轻微闪现。很多文化行业出现了产品差异度低、重复建设、缺乏自主技术和品牌等不良苗头。
要有效发挥竞争的强大力量、规避过度竞争对文化产业长期发展的不利影响, 就需要重塑文化产业秩序。一是文化企业秩序。企业内在秩序是市场竞争作用发挥的微观基础。文化企业内竞争主导的市场结构被科层组织结构所取代。企业家领导着整个科层组织的资源配置和使用。二是文化产业组织秩序。产业组织秩序是市场竞争作用发挥的中观条件, 在文化企业之间通过一定的秩序可以有效整合产业资源、做大产业整体实力, 并规避放任竞争的不利影响。目前对我国文化产业来讲, 文化产业集群和文化产业集团是两种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文化产业集群是一个利益共生体, 企业之间具有紧密的协作和共生关系。集群整体广阔的市场为中小文化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 对于充分发挥竞争的优势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集群的共生性又有利于企业进行协作, 而不是恶性竞争。文化产业集团则是通过对众多文化产品生产环节的控制来实现生产的纵向一体化。这种集团化的发展, 可以有效制约上下游环节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产业发展的初期也有利于企业增强与利益相关者的谈判能力, 为整个产业的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三是文化环境秩序。文化环境秩序是市场竞争作用发挥的宏观保障。文化市场的成长和发展需要建立在现代商业信用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各种规范建立起诚信的商业环境、完善的法律体系、优良的社会秩序才能有文化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对于目前中国文化产业来讲应该把握好两点:一是不同主体在对待竞争与秩序的关系时, 侧重点应该不同。对于文化企业应着眼于如何在竞争中取胜, 该采用怎样的竞争策略、手段、方式做大做强, 寄企业发展希望于政府调控和保护是错误的选择。而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讲, 职责则在于谋划整个产业的秩序和布局, 寄希望于自由竞争能形成秩序, 促进产业发展也是不正确的思路。二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待竞争与秩序的关系时, 侧重点也不应该相同。在文化产业的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等应该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 来捋顺竞争与秩序的关系。
摘要：本文从文化企业秩序、文化产业组织秩序、文化环境秩序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塑造中国文化产业竞争的秩序基础。
关键词：文化产业,竞争,秩序
市场竞争秩序 篇2
理性市场秩序呼唤道德支持--规范市场秩序的伦理思考
市场秩序混乱是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十分突出的问题.本文对这一经济现象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审视,认为理性的`市场秩序既是一种经济秩序,也是一种伦理道德秩序.市场失序不仅源于制度约束机制的软化,在更深层次上,它是转型时期社会伦理道德失范在经济领域的反映,是伦理上层建筑对经济生活反作用的集中表现.因此,道德秩序是市场秩序的精神支柱,活而有序的市场机制的建立既要有完备的法规体系作保障,又要有相应的伦理价值观念予以支撑.
作 者：王燕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7刊 名：甘肃理论学刊英文刊名：GANSU THEORY RESEARCH年，卷(期)：“”(1)分类号：B822关键词：秩序 市场秩序 市场交易主体 道德无序状态
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 篇3
未来十年中，中国必须对建立怎样的经济秩序做出抉择，因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用瓦尔特·欧肯的话说是“试验性的经济政策”，参见《经济政策的原则》第十章），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将某些经济政策框架和核心特征长期确定下来的时候了。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并将马上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历史经验表明，许多国家在达到这一阶段后普遍遇到了发展瓶颈，比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二十世纪所遭遇的增长乏力。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追求自己的利益，然而他们利益的实现往往需要以牺牲整个社会利益为代价。这些特定的利益集团获益于经济的增长，在经济政策方面他们极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对开放和自由的竞争被施以限制，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断被削弱。迅速的经济增长为所有人提供丰富的机会，市场和社会变得更加开放，阻碍社会流动性的传统障碍被经济和社会的剧变撕得粉碎。但同时新兴的利益集团不断壮大，也有一些能够适应新形势的旧的利益集团存活下来，它们共同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导致国家不断丧失其独立性，各项政策逐渐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
现代经济学倾向于认为，偏离共同福祉的目标属于正常情况，通过经济政策实现共同福祉非常不现实，它更像是乌托邦式的童话。但瓦尔特·欧肯不这么认为。他著作中最重要的洞见就是指出，经济政策总有沦为利益集团维护其既得利益工具的危险，而同时关键在于存在着某种政治意愿，使其脱离利益集团的控制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着眼于全社会的福祉。对于欧肯来说，经济秩序的建立是一种具有深刻伦理-政治意义的历史性行为，这不仅要求政治精英们在尊重某些特定原则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做出抉择，更需要将这些“原则”与“历史性契机”相整合（参见第十五章）。对于那些原则，欧肯在他的著作中做出了详细的推导和阐述，而“历史性契机”则会因一种特定历史性格局的形成而出现，这一格局允许一国确立这些经济政策原则，但同时要求考虑到其特殊性。这种政治创举由一种“建立社会和伦理秩序的意愿”所驱动。毫无疑问，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历史性契机，众多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也已经感觉到，必须将经济富强（wirtschaftlicher wohlstand）与实现共同福祉（gemeinwohl）紧密结合起来。
欧肯的这本著作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因为他所研究的也正是目前在中国社会和政治领域被广泛关注的话题：在建设一个繁荣与和谐的社会的过程中总是让人感觉到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社会目标的实现。当然，中国在消除贫困的问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国民收入也正以独一无二的速度增加，但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享受到医疗、失业以及养老保障，人们对屡禁不止的腐败和滥用特权日益不满。如何将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就成为一种政治目标。欧肯的核心观点是，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无法仅通过实施一些孤立的特定社会政策措施来实现，而应当从缔造整个经济秩序方面着手。虽然特定的社会政策措施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也起着明确的作用（比如通过所得税实行再分配的政策，参见第十七章），但对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起最重要作用的是通过推行一种有关经济秩序的政策，即“秩序政策”，系统地防止社会中出现限制竞争的特权集团，并恰恰由此防范出现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的结果。决策者的政策必须保持绝对的中立，其本身不能助长这类特权的滋生。而一种独立和公正的政策意味着在制定和实施其他法律法规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当经济运行遵循这些规则时将产生公正的结果。
瓦尔特·欧肯的立场常被人称作是秩序自由主义。与传统的自由主义不同，秩序自由主义认为仅仅通过制定普适的规则并在其基础上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够的。欧肯的第二个核心观点是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都会从内部产生阻碍自由竞争的力量，比如契约自由可以被用来创设卡特尔。就此而言，一个遵循秩序自由主义的政府有两项责任，第一是要保证在制定规则时严格保持中立，第二必须规制市场竞争，也就是为“经办”（veranstalten）市场竞争，即制定“游戏规则”，以约束其自我破坏的力量。秩序自由主义要求的国家是强大的、有为（gestaltend）的国家。这从本质上非常符合中国政府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在赶超式发展时期中国政府曾经根据计划经济的样本承担了大量的政府调控职能。直至今日，政府仍然在产业政策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瓦尔特·欧肯的观点，政府不应当试图去控制整个经济，而应该将精力集中在经济秩序的建立和推行上（参见第十九章）。
二
那么如何界定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是否合理呢？政府能做什么，政府不能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政府应当尽可能集中精力在一般性规则的制定和推行上，这一观点与“弗莱堡学派”（Freiburger Schule）的以下典型假设是紧密联系的：人们的知识是有限和不完全的。知识问题由于那些使得欧肯深为触动的历史现象而全面放大：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欧肯的理论最终可以追溯到其基本的哲学信念：技术进步并没有导向“可作为”空间更大的结论，而是使经济和社会进程加速复杂化，导致我们无法看清这些进程发展的全貌。比如在中世纪时期，农民不仅可以全面掌握其农场的情况，还可以根据经验掌握自然规律。但是二十一世纪的农民不仅需要应对农产品交易的全球化，还需要面对生物技术的创新、适应现代的消费品产业。这些都是他所无法完全掌控的。
欧肯的第三个核心观点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并没有扩大我们对经济进行控制的能力，反而限制了对其控制的可能性。秩序政策型塑的经济以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自组织和复杂系统演化的思想为基础，反对为实现明确的经济目标进行政府干预，因此对现代经济有着重大意义。虽然欧肯并没有运用现代的专业术语，但在这一方面他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他所在的时代。事实上非常令人惊讶的是，早在欧肯的理论中已经出现了对面向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失灵问题的阐述，而这样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才在世界范围内以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的形式得以推行，并由此最终将西方国家带入滞涨，同时也导致其确立的政策目标终告失灵（参见第九章）。随着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日益变得复杂，通过政府直接干预来实现诸如将失业率控制在某一范围内之类的具体经济目标变得日益困难。经济复杂性的增加将使原本目标明确的行动带来越来越多的非意图的后果。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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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市场参与者，有限知识的约束是同样适用的。因此只有通过充分竞争才能确保甄别和利用正确的知识，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系统的、涵盖整个社会的试错学习程序。对新发现的问题，许多市场参与者都会尝试独立的解决方案，竞争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这样去做的激励，而且发挥优胜劣汰的选择作用。从一种特权地位出发不可能筛选出最佳解决方案。这里恰恰就是政府行为的界限。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政府不会比经济和社会的行为主体知道得更多。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中国正处在一个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增长进程中，很久以前就已经有可能甄别最佳知识，也就是利用领先科技的“最佳实践”，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可以沿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往前走，发达国家经验提供了现成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赶超进程中，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完全可以是有益的，尤其当人力资本非常缺乏、广泛的社会学习基础仍然比较薄弱的时候。但当一个国家越来越接近技术进步的前沿时，就会发现几乎很难找到现成的最佳未来解决方案。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我们也许应该放弃跟随前人走过的道路，就像在汽车制造业和能源经济领域那样，而且需要有与传统断裂的激进的创新。我们越早到达直面知识极限之时，也正是我们对复杂的现代经济系统控制能力达到极限之际。
政府行为的界限取决于我们的知识的极限，而新的知识只有在竞争中才能被创造，因此，用另一个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F.A.哈耶克的语言，竞争是一个发现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反过来讲，政府行为的排序一定落后于私人的行为。存在着一些现代经济体的中心领域，不仅需要政府的引导，甚至整个领域的建设都要求利用政府的资源。比如在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就是如此。从秩序自由主义的视角看，结论同样如此。不过欧肯的研究集中在政府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政府行为基于利用有关竞争秩序的确定知识，它将成为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
三
鉴于上述论述，认识到欧肯思想中的激进主义成分极其重要，同时不要轻率地以为他的一些思想已经过时而对其不予重视。欧肯坚决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知识社会的两大核心制度：专利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参见第十六章）。但是应该把这种批评置于他认为这类技术进步或者制度安排会强化垄断（参见第十四章）的背景下来理解。在这方面，欧肯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明显的区别：他批评的并非是那些有助于增进集中的技术本身，而是经济权力利益主体对技术的滥用，比如技术本身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并不断推进能够激化替代性竞争的创新。
欧肯认为，由于现代专利权，技术的进步会导致集中，进而限制自由竞争。每项专利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知识产权，一般都会产生一段时间的垄断。这种垄断又会产生一种新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竞争的强度会在版权保护期结束之后（或许由于对企业集中的影响）继续降低。欧肯要求对专利权期限有一个明确的限制，大范围扩大强制性许可工具的使用范围，以反对收取专利使用费。如果自欧肯时代起，中国的企业就享有不需支付专利费就能使用所需专利这项权利，那么现代社会将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欧肯认为，对于竞争规则而言，专利权完全不是中立的，而是存在问题的，正确的做法是给革新者以报酬鼓励。阻碍知识的自由流动会导致经济权力产生。因此，中国同西方工业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上长期潜在的冲突并非没有缘由：这种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种对特权的保护，会阻碍全球自由竞争，而中国选择了一种部分破坏性（经常违反专利权，尤其在地方层面）、部分战术性（以市场换技术）的对策来对抗这种市场地位。如今，是需要探究以现代专利制度为基础的诸多原则的时候了，欧肯如果还在世，那他肯定会极度怀疑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框架内的专利制度的全球化及其深化。
类似极端的还有欧肯对有限责任制的看法。欧肯批评现代经济中所有那些削弱甚至完全排除了个人对企业决策应负责任的制度性防范措施。从这方面看他是现代股份公司的批评者，但他同时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价也很消极。这一点首先让人感到不解，因为如今这类公司已经是现代经济中一种理所当然的公司形式。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观察家指出，现代金融领域中个人责任的缺失是危机爆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多次发生的诈骗丑闻以及在大规模投资和收购上的各类错误决定虽然激起了“股东的干预积极性”，但这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即在现代经济的大部分领域，重要决定都由经理人做出，而事实上，经理人很少或者甚至完全不会受到他们的决定所造成后果的影响。“黄金降落伞”甚至会奖励那些实际上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经理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贯彻起来并不现实，欧肯的观点仍然可以成为从秩序政策角度型塑未来“公司治理”——用今天的话来讲——的重要根据。
此外，当人们同时注意欧肯对私人产权的分析时，上述观点则更加有力。欧肯认为，私人产权是有效竞争的前提，而这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使得个人承担其责任有了可能。但他同时还认为，国家必须主动制订秩序政策，这样才能发挥私人产权的积极作用。没有国家的秩序政策，私人产权将会岌岌可危，限制竞争的行为会使竞争不复存在。这样的私人产权不能杜绝人们争取和维护市场权力，因此它是一个用以达到其他社会目标的工具，而且这一工具只有在一个竞争秩序框架内才能被不受限制地使用。欧肯认为，没有个人责任的私人产权是同竞争秩序根本对立的。
作为改革的成果，中国已拥有大批践行这一责任原则的企业和企业家，特别是在农村和刚完成城市化的地区。许多这样的企业家将其个人和家族的财产用于投资并承担巨大的风险。这是中国发展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宪法也承认他们的地位。这些企业家与德国的“中产阶级”可以相提并论，但其所处的相关法律框架条件还要继续完善。这些个人承担财产责任的企业家是竞争秩序的“隐形冠军”。
四
上述两例清楚地表明欧肯全部论述的核心：竞争和权力之间的阿基米德点。权力可以是经济权力，也可以是政治权力，二者的关系十分复杂：经济权力可以收买和劫持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也可以攫取对经济的控制权；但同时政治权力可以用来制衡经济权力。如何才能防止滥用政治权力？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仅仅简单地依靠民主是远远不够的，民主政治面对利益集团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蒙蔽是脆弱的（参见第二章和第十九章），到头来必须存在由宪法和法律限制政治权力，并确保独立司法权的实施。而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又回到伦理要求现象：欧肯的立场是建构-精英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说，社会和政治精英必须存有塑造思想和道德的意愿，这种塑造意愿也要求存有相应的塑造可能性，是自由的本原表达，可以在任何社会团体中得到体现。比如欧肯完全肯定企业共同决定在竞争秩序中的积极作用（参见第十八章）。此外，也存在由于国家的政策措施而出现的不自由现象，而这些政策措施是为社会弱势群体而采取的，但是国家的社会救济措施滋生出依附性，固化了受助者权力缺失的旧状。基本社会保障应避免让经济弱势人口陷入直接依赖经济强势群体的困境：这种基本保障形式本身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并要以遵循竞争秩序的原则为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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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肯将自由基本上定义为无权力依附关系。自由社会是无权力依附的社会，即权力和制衡权力的力量达到平衡。无权力依附的社会无法简简单单地实现，因为对于欧肯来说，社会变迁是由权力斗争推动的。这里历史性契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此，通过确立竞争秩序，对于形成无权力依附社会也许是根本性的条件也被确定下来：经济和政治的明确分离，以及有意识地使用政治权力来制衡经济权力。
可用来说明这个挑战性问题的最重要的例子也许就是货币了。和所有秩序自由主义者一样，欧肯是全球货币制度背景下货币政策自动机制的捍卫者。这里我们碰到可能被许多读者认为过时的思想：鉴于金融危机之后对世界货币体系未来的讨论，这些思想再次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涉及问题的本质。无论在哪一种宪法和政治体系下，货币都时刻面临被政治滥用的危险。只要存在货币发行银行对发行货币的垄断，国家就可能因为高额的国家债务而通过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对于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原因的讨论再次不同程度地聚焦到千禧年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种种行为上。现在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美联储采取的针对一个民族国家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引发了全球通货膨胀。无论我们同意哪种解释，谁也无法抹杀的问题是：现代货币体系面对经济政策优先选项的变化基本上十分脆弱，往往不得不为其他目标而牺牲保持币值稳定的目标。而币值稳定是秩序自由主义社会保障政策的一个中心要求，因为只有币值的稳定才能保障广大居民的财产形成。通货膨胀总是会给存款人造成损失，而富裕阶层拥有抵抗通胀的实物资本，如不动产，他们亦可以通过资本外逃来确保自身财产的安全。在背负高额国债时，国家总能从通货膨胀中获益。
欧肯建议使用一种所谓的商品储备货币，这种货币符合黄金本位制的原则，但以一篮子重要的国际交易货物为参考。其基本思想是，国家的货币供给直接通过协调资本流和货物流来调节，储备货物的价格由一家国际办事处通过套利来调节。储备货物都是农业、能源和采矿领域的重要原料，这使其还有稳定这些中心的世界市场的作用。
对于如今关于世界货币体系的讨论，这一建议实际上是无关痛痒的，但它也清楚地表明，新的世界货币体系必须满足哪些要求：它必须在避免将某种单一货币当作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同时解决如何使国家货币政策保持稳定以及由此导致的持续的国际不平衡的问题。在这方面，商品储备货币符合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在多边基础上的要求，在这种体系下，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货币政策的准则。秩序自由主义认为，全球经济的货币币值稳定归根到底是全球公共品。在一个币值稳定的多极体系中，汇率也应当是稳定的，在这种状况下，导致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因素虽然还会存在，但使其恶化的因子肯定会被消除。因此，在国际货币秩序方面，中国如果采取主动是十分明智的。
五
有用的例子不胜枚举。很明显，欧肯的学说对今天的中国非常重要。我们来观察一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系，就可以看到，由欧肯的思想引申出来的观点对两者都适用：所有制已经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法律责任和竞争的重要性却越来越大。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在其参与竞争的市场上占有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已经是特权，但是除此之外它们还享受一些经济政策所创造的特殊条件。在中国的汽车制造领域，非国有的汽车制造企业甚至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成功地摆脱了弱小的地位。国家应当努力保证两种企业都享有同等的竞争条件，同时在国有企业里实行经理个人责任制。对此，反对滥用经济权力的独立竞争监管是必不可少的。创造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享有的同等竞争条件是中国经济政策长期以来的目标，然而目前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在金融领域。
中国在建设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还有一条长远之路要走。在这方面，实行个人责任的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所有发达的工业国家都面临着医疗和养老保障方面严重的赤字，对此也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也使得中国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加剧，必须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它们必须能够在加强个人生存保障的同时，也为共同体承担起社会政策责任。中国在体制创新方面尚有空间，例如根据负个人所得税模式创建出一种普遍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模式可以在社会支助的接受者不依赖社会政策保障官僚机构的前提下，提供社会安全保障。在其他领域也必须创新，并且能够创新，通过这些创新，中国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例如，中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与个人所得税相比，不给储蓄和投资增加负担的消费税是一种更好的再分配工具。通过观察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巨大差异，人们很容易看到中国的收入不均，但是这种由更多的企业家活动导致的不均与那种由代表性消费体现的不均却有着质的区别，而且前者还会创造工作岗位。
无论是对劳动群体，还是对企业而言，在中国经济领域还存在着一系列与制度化的城乡差别相关的特权。按照欧肯的观点，在某些领域还有“等级制经济”的残余。这个历史顽疾可以通过实施一致性的竞争秩序政策得到克服。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这些变革是由城市化和农业在社会生产总值中比重下降推动的。这些变革将会使之前三十年发生的变化相形见绌。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有着对于未来的要求和期待。决策者必须创造框架条件，一方面避免使得这些期待落空，同时还要避免这些要求蜕变成一种理应得到满足的应得权利观——它们会进而成为社会分配斗争的导火索。竞争秩序是未来中国各个群体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保证。
在创建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可以在自己的丰富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就受到了东方文化的诸多影响，最重要的是尊重自然和社会的思想，这种尊重源于如下洞见：人类知识有局限，不能完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内在联系；为了阐释自然与社会相互联系的含义，需要有一种整体性的精神活动。这种基本态度也体现在了欧肯的本部作品之中。希望这部欧肯经典之作的译著能够对中国设计一个新的秩序有所裨益，为其提供一些思想和设想。
（《经济政策的原则》，瓦尔特·欧肯著，冯兴元、史世伟、李道斌译，冯兴元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方案 篇4
一、指导思想
以落实县委、县政府和市工商局中心工作为重点，以服务“五位一体”建设为目标，主动作为，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履职尽责，全面提升工商行政管理水平，为我县建设做出新贡献。
二、考评对象
各工商所和县局机关股室、局、协会。
三、目标任务
(一)20**各工商所目标任务及评分标准(见附件1)。
(二)20**机关股室、局、协会目标任务及评分标准(见附件2)。
四、考评办法
对工商所，机关股室、局、协会分别进行百分制考核。
(一)对工商所的考评。
1.自查。各工商所对照县局下发的目标任务，对全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得分、加分情况进行自查自评，并将自查报告和获奖复印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县局目标管理考评办公室。
2.县局组织互查互助组每年开展两次互查互助活动，根据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扣分，详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互查互助办法(试行)》。
3.结合平时督查及通报记录，县局股室、局、协会对各工商所相关单项业务工作完成情况分别进行评分。评分要依据本方案，扣分要附明细事项和理由。
4.县局目标考核小组抽调人员年终对各工商所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实地考评。
5.综合评议(总分10分，县局领导5分，机关股室、局、协会负责人5分)。
(二)对县局机关各股室、局、协会的考评
1.自查。县局机关各股室、局、协会对照县局下发的工作目标任务，对全年工作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得分情况进行自查自评，并将自查报告、目标任务完成有关资料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县局目标管理考评办公室。
2.以省、市、县局督查、通报记录和开展活动记录为依据，县局效能办、县局各项工作和制度的执行责任部门分别对县局机关各股室、局、协会效能建设情况、制度执行情况、各项综合性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3.县局机关对工商所全面工作实行结对包保。各工商所在省、市局互查、督查、检查、实地考评等活动中被扣分的，属各股室、局、协会的相关单项业务的，扣除该股室、局、协会相同的分值;其他包保工作，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所全面工作结对包保办法(试行)》扣分。
4.综合评议(总分10分，县局领导5分，各工商所长5分)。
五、加分事项(加分最高不超过5分)
(一)获省委、省政府、国家工商总局综合性表彰加0.5分，获国家工商总局、有关部委及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单项表彰加0.4分;
(二)获省局、市委、市政府综合性表彰加0.4分，获市局表彰加0.3分。
(三)获县委、县政府综合性表彰加0.25分。
(四)获镇委、镇政府综合性表彰加0.2分，单项表彰加0.1分。
综合性表彰指文明单位、目标管理考评及支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行风政风评议及效能建设、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双拥模范。
(五)业务工作创新被省、市局认可，经省、市局局长办公会决定推广的，每项加0.4分和0.3分。各单位工作人员被抽中参加省、市局业务素质考试，获省局抽考前三名，分别加0.4分、0.3分、0.2分;获市局抽考前三名分别加0.3分、0.2分、0.1分。
(六)依法查处干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人身安全的大案要案，个案罚没入库金额10万元以上的案件，每件加0.2分;30万元以上的案件，每件加0.5分。
以上获奖以当工作获奖有效文件或证书为准。同一项工作多层次受表彰的，按最高分计分，不重复加分。加分仅适用于工商所及执法局、注册局、市场规范局。
六、扣分事项(扣分分值不封顶)
(一)针对包保内容，被省、市、县局领导或股室(局)明查暗访发现问题并通报的，按例分别每次扣所在工商所、机关股室、局、协会0.5分、0.3分、0.2分。
(二)被省、市、县效能办(含政行风评议)检查发现问题并通报的，按例分别扣0.5分、0.3分、0.2分;被省、市、县工商局效能办检查发现问题并通报的，按例每次分别扣所在单位0.5分、0.3分、0.2分。
(三)县局股室、局、协会主管业务工作在基层落实不力，在一个工商所被省、市、县局领导检查发现并通报的，相关股室、局、协会在该工商所未发现同类问题的，按例分别扣县局相关股室、局、协会0.5分、0.3分、0.2分;县局股室、局、协会因食品安全包保任务在基层落实不力，在包保工商所被省、市、县局领导检查发现问题，而包保股室、局、协会在该工商所范围内未发现同类问题的，按例每次扣相关股室、局、协会0.5分、0.3分、0.2分。
(四)对举报、媒体报道或政务公开渠道反映的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力的，经查属实，对责任单位每次扣0.5分。
(五)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裁决等)经复议或诉讼，被撤销、变更或者被确认违法的，对责任单位每次扣0.5分。
(六)年终实地考评扣分。
七、否决事项
对发生以下五个方面重大问题之一的单位，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一)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或未完成计划生育工作责任目标的。
(二)发生重大安全工作责任事故的。
(三)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发生重大问题的。
(四)因渎职失职，工作中发生重大问题，并产生严重后果的。
(五)单位负责人违法违纪受到处分的。
机关股室、局、协会受到企事业单位、个人投诉举报，或被新闻媒体曝光，或违反效能建设规定被效能办通报，或主管业务工作出现失误，影响全局工作并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等，经核查属实(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八、考核奖惩
加分、扣分、否决事项认定由县局目标管理考评办公室牵头，报局长办公会议审定，分别在总分中加分或扣分。
对被考核工商所和机关股室、局、协会，依据考评结果评定四个等次，即：优秀、良好(原则上考评得分不低于80分)、合格(80分以下且不低于60分)、不合格(60分以下)。获得优秀、良好等次的单位，县局予以表彰奖励。对评定为不合格等次的单位，责成其主要负责人提出整改措施。
(一)对各工商所的奖励
年终根据考核结果，评出1名优秀单位、2名良好单位，其余合格单位、不合格单位。
(二)对县局机关股室、局、协会的奖励
年终根据考核结果，评出2名优秀单位、3名良好单位(其中：办公室、人教股、财装股、监察室、消协、个协等综合股室、协会1名优秀单位、1名良好单位;执法局、企业注册局、市场规范局、法规股、商广股、食品股、消保股、企业监督股、文明办等业务股室、局1名优秀单位、2名良好单位);其余为合格单位、不合格单位。
第二篇
一、加强领导，成立组织
为认真开展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县局成立县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领导组，领导组组长由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副局长担任，各工商所所长及机关股、室、局负责人为领导组成员，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局企业(个私)监管股，具体负责此次行动的组织实施，指导工商所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
二、安全生产检查时间
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时间为6月25日至9月20日。大检查行动共分为以下几个步骤：6月25日至7月10日前，部署本辖区生产经营单位开展自查自纠(表格见附件1);7月1日至8月31日，各工商所组织安全生产全面大检查，并认真填写《省安全生产大检查现场检查记录》和《安全生产督查情况表》(见附件表4、2);7月上旬，县政府组织对部门督查;8月中旬，省市政府将分别组织对各部门进行督查。各工商所在每月的27日前上报《安全生产大检查有关情况汇总表》(见附件表5)。请各工商所认真对照上述时间要求，抓好落实。
三、检查行动要求
(一)强化领导，认真部署。各工商所要认真谋划、精心组织好“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机制，确保本次行动顺利开展。
(二)统筹谋划，强化监管。要按照网格化监管责任要求进行检查，不留监管死角及盲区。同时，要把此次安全生产检查重点放在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业，即前置许可和高危行业，如：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食品药品、交通运输、特种设备、公共娱乐场所、民爆物品、建筑施工等。认真检查上述行业的证照是否齐全，是否在有效期限内，是否有超范围经营行为，在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立即依法予以处理。
(三)认真履职，强化责任。各所在安全生产大检查期间，要充分发挥工商职能，认真履行工商职责，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对经营范围属一般经营项目的无照经营行为，符合办照条件的，限5个工作日内办理营业执照;对不符合经营条件的，坚决予以取缔;对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要认真履行抄告义务，积极配合相关主管部门查处取缔，及时下发《停止违法经营活动通知》。
(四)各工商所要按照县局规定的时间节点，认真开展本次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并按规定时间填报各种表格，“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总结、《安全生产大检查有关情况汇总表》及检查活动图片于9月18日前上报县局企业监管股。
第三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大及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县人大十六届二次会议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的原则，积极配合政府整合部门监管职能，进一步宣传和落实《食品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工商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履职尽责意识，着力解决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升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活动主题
共建食品安全，同筑和谐。
三、主要内容
重点围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狠抓存在问题的整改，积极推进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调查研究和跟踪督查等工作，大力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三行”(普及行、调研行、督查行)、“六进”(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全面促进我县流通环节食品安全形势进一步好转。具体内容包括：
1、大力加强宣传培训。对食品经营者以培训班、集体约谈等方式，宣讲《食品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提升其自律管理水平;对本系统监管者以轮执讲座、一季一考等方式，培训《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知识，提高管理能力;对社会以电视、报纸、网络等方式，宣传《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知识，营造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
2、扎实开展行政指导。以网格化监管为抓手，以日常监管为基础，全面检查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时指出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宣传法条知识，督促经营者自行纠正，前移执法关口。
3、有效实施监督检查。一是日常巡查。按照规定的巡查频次，对照《工商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巡查监管工作规范》规定的巡查内容，加强日常巡查，检查食品经营者证照、从业人员健康证明、进货查验、索证索票、进销货台账建立等事项是否符合法定要求;查缴以感观能发现的“三无”、过期、变质食品。二是专项检查。全县食品安全监管除了加强日常巡查外，高度重视专项检查，结合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专项整治、校园周边食品专项整治、肉制品专项检查以及节日期间食品专项整治等多项专整治，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互查互助。依照《巡查监管工作互查互助办法》，从各工商所抽调业务精、能力强的同志担任互查员，对查找出来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报局长办公会研究讨论后通报，限期整改，达到相互学习、互帮互助、共同提高的目的。四是质量抽查。根据抽查计划，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全年食品质量监测工作。对质量监测不合格的食品依法作出了退市处理和行政处罚。
4、推进“票证通”系统的全面使用。把食品批发户、食品配送户、食品总经销或总代理等经营户作为流通环节食品经营源头单位，进一步完善 “票证通”的推广与正常应用工作，定期(每月不少于两次)开展“票证通”系统网上和实地巡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全县共开通“票证通”用户182户，督促其全面使用，从而抓住监管重点，前移监管关口。
5、全面完成交办任务。按县人大、政府的要求，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不折不扣地完成交办的任务。
四、活动安排
全县工商系统“食品安全行”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宣传发动阶段(20**年6月17日至20**年6月30日)。制定《县工商系统开展流通环节“食品安全行”活动实施方案》，召开专门动员大会，明确“食品安全行”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步骤与要求，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营造氛围，扩大影响。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年7月1日至20**年9月30日)。
(一)全面自查(20**年7月1日至20**年7月31日)。全县三级网格针对包保的网格、二级网格针对监管的辖区、一级网格针对全县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全面开展自查行动，对照《食品安全法》赋予的职责，查找与纠正监管实践中存在的的不足与问题。
(二)普法宣传(20**年8月1日至20**年8月31日)。各机构要结合实际，组织执法人员和广大食品经营者认真学习《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执法人员要按照省局下发的业务大练兵提纲规定的内容，采取个人自学、集体辅导、办班培训，业务考试等方法，全面提高监管能力;对食品经营者要依照《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经营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制度，通过办班培训、印发宣传材料、现场指导等方法，努力提升其自律水平;同时，广泛运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宣传《食品安全法》等关法律法规，引导全社会参与监督。
(三)监督检查(20**年6月初至20**年9月底)。各机构要认真地、不间断地排查流通环节食品安全存在的风险点，结合开展食品专项整治活动和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行动，做到科学安排，统筹兼顾，重点突出，打防结合，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和整治活动，确保“食品安全行”活动取得实效。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年10月1日至20**年10月10日)。
各机构要认真总结“食品安全行”活动的经验和做法，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并加以改正，认真搜集整理活动期间好的新闻素材，撰写宣传材料，全面搜集整理开展“食品安全行”活动有关资料，做好总结归档。
五、工作要求
“食品安全行”活动，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综合性活动，与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对促进经济乃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各机构要高度重视，下大气力，克服困难，切实抓出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统一领导，精心组织，统一规划，突出主题，做到齐抓共管，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二)突出活动重点。各机构要把“食品安全行”活动与日常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与监督食品经营者履行自律义务相结合;食品安全日常巡查、责令改正、行政约谈与查处食品违法行为相结合。围绕活动主题，丰富活动内容，突出活动重点，在树立工商执法形象、宣传活动成果、营造食品安全氛围、建立完善机制上下功夫，推进食品安全监管上台阶。
(三)搞好社会宣传。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做到全社会关心、重视食品安全。要及时总结经验，交流信息，真正把“食品安全行”活动扎实、有效、深入地推向经营者、推向消费者、推向全社会。
第四篇
一、加强领导，成立组织
为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县局成立县第十二个“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组，领导组组长由县局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县局副局长担任，各工商所所长及机关股室局负责人为领导组成员，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局企业监管股，具体负责此次活动的组织实施，并指导各工商所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各工商所、机关各股、室、局为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参加单位。
二、活动主题及时间安排
活动主题：强化安全基础，推动安全发展。
活动时间：5月31日至6月30日(具体活动时间及内容见附件)。
三、活动要求
(一)强化领导，认真部署。各工商所要按照文件要求，认真谋划、精心组织好“安全生产月”活动，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二)统筹谋划，突出重点。要突出重点，把活动着力点放在企业、面向群众、面向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增强活动趣味性、感染力和吸引力，不断扩大活动参与面。
(三)强化宣传，营造声势。“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工商所要充分发挥各种媒体作用，采取悬挂“安全生产月”内容的横幅，张贴标语、设置公共宣传栏、宣传橱窗等多种形式，形成安全生产宣传声势，营造浓厚活动氛围。
(四)各工商所要按照县局规定的时间，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积极参与各种知识竞赛，并认真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保障活动健康深入开展，并及时报送“安全生产月”活动总结及活动图片等相关材料。
第五篇
一、组织领导和职责分工
县局成立集中打击清理传销行动指挥部，指挥部具体承担全县、全系统集中打击清理传销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职能。各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并确定一名联络员和信息员负责日常工作。
县局效能办成立督查组，对集中打击传销整治行动进行督查。
县局抽调人员成立20人的应急分队，随时支援各镇、区组织开展的打传集中行动，依法查处传销违法案件。
二、工商部门职责和打传办职责
1、工商部门职责：负责依照《禁止传销条例》查处各类传销行为，做好对传销活动的清理、教育、行政处罚工作;依法取缔、查封传销窝点，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固定证据;会同各镇、社区(村)居委及司法部门做好受骗参与传销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通过“以案说法”等形式，消除其抵触情绪;会同公安、房产部门对为传销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源、保管、仓储等的单位和人员、为传销提供便利的房屋出租人和承租人依法予以处罚;对查获的外地传销人员，及时通知其所在地基层组织，共同做好教育和稳控工作。
2、打传办职责：各镇、区打传办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作为，切实履行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职能。要及时掌握辖区传销活动动态，通报打击传销工作情况;积极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工作，协调、促进成员单位之间协作与配合;要认真落实一日一报、重大事项即时即报制度，及时向县打传办报送摸排情况和工作动态、工作进展;加强对传销活动新动向、新情况、新特点的调查研究，拿出打击传销的新办法、新对策、新举措，推动长效机制的落实。
三、工商部门工作流程
各级工商部门在参加当地党委、政府组织的打击清理行动中，要按以下流程做好现场检查、证据收集巩固和取缔工作：
1、协助有关部门控制传销分子，稳控现场秩序。
2、核查传销人员的身份，并逐一登记，甄别重点人员，录入传销人员信息，建立传销人员综合信息库。
3、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有关涉传资料;查封、扣押涉嫌传销的商品、工具、书籍、笔记、票据、账簿等。
4、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摄像、拍照，对传销人员予以拍照。
5、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并将现场收集的证据材料、资料、物品整理归档，做到一点一档。
6、会同有关部门通知出租屋业主到场接受调查，更换门锁，督促业主以书面形式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书面承诺保证。
四、几点要求
1、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这次集中打击清理传销行动是县委、县政府针对我县传销活动的关键时期决定开展的一次集中行动，是维护我县社会政治稳定的一项具体举措，是一场硬仗。各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把打击传销活动作为当前一件大事来抓，举全局之力，认真开展好这次打击传销专项行动。“一把手”要亲自抓，班子成员分工负责，齐抓共管。要充实打传办的力量，集中办公，高效运转。
2、密切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密切与公安、城管、房产、镇、社区(村)居委会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优势，形成打击合力。
3、突出重点，加大打击力度。要根据掌握的案件线索，集中力量查处传销案件，对涉及人员多、影响大、跨地域活动的传销组织，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要集中清查传销人员易于聚集的小区，强化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的管理，反复清查，不留死角。
4、加强取证，注意人身安全。在行动中，要加强视频、等证据收集工作，凡发现非法拘禁、妨碍公务、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在收集证据的同时，立即通知所在镇、区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派员现场依法查处，确保人身安全。
谁扰乱了市场秩序？ 篇5
家乐福和蒙牛的这次冲突表面看是月饼惹的祸，其实深层次矛盾是供应商对大卖场长期积怨的爆发。而且这也并非是第一次出现冲突——由于不堪卖场的重压，此前很多企业都采取了“抗争”行为，如上海炒货协会曾率领占全国炒货总销售量85%的9家品牌企业联手撤柜家乐福。格力、美的、TCL、海尔、格兰仕等知名家电企业也都不满商家的“欺负”，而被迫自建销售渠道。
蒙牛是名牌，“待遇”还算是好的。中小企业产品进入大卖场，需要经历更多名目的“盘剥”：除了进场费，还有堆垛费、DM(促销手册)费、条码费、年节费、店庆费、年底返利、账期(提前结账)费、毛利补偿费、生鲜产品补损费……此外，还需要“打点”诸多环节：从负责招商的老总、招商部主任，到部门经理、组长这些有头有脸的自不必多说，甚至库房门卫、货架理货员都会不时拿出手机话费单、的票等让供货商报销。面对这种情况，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选择了忍气吞声。如果供应商“不识抬举”，那么卖场中这些能管点儿事的人就会通过某些方式给供应商“穿小鞋”。像蒙牛这样敢于“犯上”的供应商的确不多，但结局仍是自讨没趣。
忍不是办法，它只会助长盘剥变本加厉；抗争同样使自身受到伤害。显然靠生产供应商自身已无力打开商业潜规则这道锁链。
理论上零售商与供应商本应是平等的商业伙伴，为什么一方可以店大欺客如此强势，而另一方拥有强大产能却又如此弱势呢？除了买方市场形成，商业企业竞争加剧，供应商众多等客观因素外，在深层次上，它反映了中国的商业规范性问题，折射了法制规范、经营理念上的短板。
据此次事件当事人——家乐福解释：摊派月饼只是个别主管的主意。言外之意，这件事情不是家乐福的企业行为。我们追问一句：在法国本土的家乐福主管们是否敢有这样的行为？有了这样的行为，企业的管理制度是否会去追究？法国的法律或者社会是否会容忍这种行为？家乐福给出这样的说法，要么是其管理理念发生转变“入乡随了俗”，忘记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要么是中国的法律环境太“宽松”，社会太宽容，而不屑于自我约束，去承担很麻烦的社会责任。
这次血案激起的惟一波澜就是让藏在阴暗处的商业潜规则再次曝露在阳光之下。人们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它的危害：滋生商业腐败，增加百姓消费成本，扰乱市场及社会秩序。
尽管商业潜规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商务部出台了《零售商与供货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各地也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如《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行为规范(试行)》，公开叫停反映强烈的进场费、店庆促销费等乱收费，但实施力度不大，没有起到预想中的作用。一家酒业供应商表示，这份规范出台后，进场费不仅没有被取消，而且门槛还提高了，比如说有些超市将条码费从3000元升到5000至1万元不等。
市场竞争秩序 篇6
深圳香港两地之间，每天都有这么一群特殊的人 他们频繁进出口岸，利用自己能够多次往返过境的特殊身份，给人带货赚取运费。这个特殊人群，被称为“水客”。
“水客”，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即专门从香港等地携带“水货”产品进入内地的人。根据海关的解释，“水客”是指受走私团伙雇用，以赚取“带工费”为目的，频繁往来于粤港之间，通过旅检等渠道，把涉税货物或禁止、限制进出境的物品化整为零，携带、运输进出境的人员。
差价催生“水客” 走私由来已久
“早在清末，‘水客’就已经活跃在罗湖口岸，当时他们带过关的主要物品有食品、药品，尤其是抗生素，甚至还有鸦片等。”罗湖海关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当时更多的是一种不受政府管制的贸易补充行为。
根据深圳海关的记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活跃于罗湖口岸的“水客”数量达3000多名，当时主要携带西药、香烟入境，出境则携带大米等。1949年后，罗湖口岸由解放前的中途站变为内地南方进出境主要口岸，日均通关最高只有1万多人次，其中有一定数量的“水客”。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进出境政策的放宽和海关旅检通关制度改革，进出境越来越便利化，“水客”人员有所增加。
深圳海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传统意义上的“水客”往往是香港本地居民，且多是香港地区的低收入人群。而目前，尤其是粤港合作项目开展之后，内地居民来往粤港更加便利，一日之内多次往返也成为可能。不少内地居民受利益驱使也加入到了“水客”队伍中来，“水客”群体日益扩大。加上前述的香港本地居民，共同构成了目前在各大口岸活跃度较高的“水客”群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深圳口岸的“水客”人数超过两万人。
记者了解到，“水客”走私现象由来已久，根本诱因在于境内外巨额的价差。以iPhone5为例，苹果公司将香港列为首批发售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而内地尚未列入日程表中。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iPhone5在香港上市3天内，深圳海关各个关口就查获涉嫌走私入境数达到115部。iPhone5在内地上市后，在售价方面香港版本的iPhone 5也更加便宜一些，其价格比内地便宜了15%到20%，所以港版的iPhone5手机在中国大陆市场相当的畅销，便有大量的“水客”为赚取中间差价或“带工费”，而大肆将iPhone5带到内地。
这名海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旅检一线执行监管任务的人员非常紧缺，比如罗湖口岸日均通关旅客达27万人次，罗湖海关一线关员仅有170人左右，还要倒班作业，海关监管资源与旅客通关数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快速通关的要求越来越高、现有人力资源紧缺的条件下，封堵所有的“水客”走私面临着实际困难。
扰乱市场秩序 法律制度被破坏
据了解，深圳口岸一直活跃着相当数量的“水客”，积少成多，“水客”走私行为导致了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大量“水货”流入内地市场，也严重冲击着国内正常的市场秩序，这种非公平竞争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合法经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对于内地消费者来说，虽然“水货”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价格优势，但由于其非法走私入境的本质，导致购买“水货”产品无法享受正常的产品售后服务，其质量也得不到保障，而一些“水货”本身就是境外来历不明的二手产品，或者干脆就是电子垃圾，被带进后进行翻新，再当做新产品在网上卖给消费者。“水客”走私所青睐的奶粉、食品、药品等日用消费品往往来历不明，其中不乏伪劣产品，如购买未经检验检疫的上述产品，最终损害的还是消费者的自身利益。
同时，“水客”也给香港地区带来不少问题：大量“水客”非法聚集，其中不少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所控制，滋生严重治安问题，影响当地社会安定；非法雇佣劳工，破坏当地劳动法律制度；哄抬物价，破坏当地居民和谐生活；影响当地环境，造成环境污染；堵塞交通，影响当地居民正常出行。
此外，海关监管还面临着执法环境日益复杂的现实情况。在“水客”个体背后，往往都有组织严密的“水客”团伙的精心策划与操纵。他们抓住海关监管的客观困难，不断变化走私手法。为了应付海关的查缉，“水客”走私团伙分工越来越专业，形成了“货主下单 揽货商境外揽货——‘水客头’组织通关 ‘水客’偷运入境 境内货主收货”的“一条龙”走私链条，而且“购、运、储、销”各环节都由互不认识、互不联系的专人实施；在一些“水客”团伙中还查获了针对不同口岸监管的“通关攻略”，有的团伙购置金属探测仪，开展“通关培训”，模拟应对海关检查。
“‘水客’问题妨碍了两地的市场秩序、经济秩序，而且确实对两地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影响。”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谈粤港合作的时说到，“水客”问题，粤港两地都很关注。“水客”走私是违法犯罪行为，两地居民呼吁打击“水客”走私，政府责无旁贷。尽管政府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要真正禁止，却面临着很多实际问题。
“水客”屡禁不止 执法不乐观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圳口岸一直是打击走私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随着内地多个城市开放居民赴港自由行、‘一签多行’等政策的陆续实施，香港及内地居民来往两地更加便利快捷，上述措施在有力地促进两地交流的同时，也给深圳口岸的正常监管带来了巨大压力。”
深圳海关认为，多家执法机构齐心协力，综合治理是根治“水客”的良药。比如口岸执法部门应当实现通关信息的联网共享。有专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推动港方加大力度，清理整治“水货”源头；推动公安部门限制多次违规的人员和两地牌车辆进出境，并加大对暴力抗法的打击力度；推动境内市场监管部门整治流通环节严打“水货”销售。
也有专家认为，打击“水客”只是临时之计。首都经贸大学蒋泽中教授曾在媒体上表示，“水客”的盛行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学现象，而非法律法规能彻底根治。单纯去堵，治理成本高且效果甚微。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一位不愿署名的教授表示，从经济学的一般常识来看，价格利差的存在决定了贩卖和转运的存在。水客不可能消失，因为市场总是不均衡的，逐步调整关税政策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