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秩序（精选7篇）
自然秩序 篇1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与4个汉族自然村同属一个村公所的5个苗族自然村, 总人口约1000人, 是该乡唯一的苗族聚集地, 是该县两个苗族聚集地中较大的一个, 属于散居少数民族。五个苗族村以一条乡村马路为界, 集中分布在马路两边, 5个村庄土地毗邻, 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苗族社会系统。村庄离县城约18公里, 离乡政府约15公里, 交通便利。村庄人均耕地面积为0.83-1.3亩, 以土地为主, 水田约占耕地面积的30%。5个自然村全是苗族家庭, 通用苗语, 族内通婚是基本婚姻形态;村庄人口流动率低, 外出务工人员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种植烤烟和牲畜养殖等。
一、传统因素与村庄秩序
苗族村庄中的传统因素是调整人们内在认知和外在行为的传统意识, 具体表现为道德、信仰、习惯、禁忌、仪式、文学、艺术等。强烈的民族自识性和民族意识, 使苗族能在几千年不断迁徙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 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 (1) 苗族传统因素通过塑造统一的民族认同心理、规范人们外在行为的方式影响着今天的村庄秩序, 使之呈现出一幅内部依赖、互惠的传统民族乡村生活图景。
苗族村庄承载着丰富的传统符号, 如房屋建筑、服饰、头饰、语言等。这些符号不仅凸显了村庄的传统气质, 也强化了村民的内在认同。当前, 5个苗族村庄中半数以上的房屋沿用传统两层楼 (楼层间用稀疏的木条作为隔板) 的土木混合结构, 1楼 (1个通间) 用于厨房、客厅和大牲口 (如牛、猪) 圈养, 2楼 (1个通间) 用于居住、储藏粮食等。村庄内, 亲兄弟的房屋多相邻而建。服饰方面, 村庄的妇女日常穿着民族服装, 而男子的民族服装则因不便劳作仅在节庆活动中穿戴。村庄中的女子 (尤其是已婚妇女) 以传统发饰为主, 即在头顶梳一个圆形的发髻。同时, 村庄内通用苗语, 子女在未读小学前不会讲、不会听汉语。苗族社会集体意识较强, 形成了共同的价值伦理。 (2) 村庄内的传统符号正是苗族共同价值伦理的载体, 其在强化村民内在认同心理的同时, 使村庄风格独树一帜, 成为一个区别于周围汉族村庄、辨识度高的乡村社会系统。
当一种权威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之后, 它就会对整个村落的权威意识具有形塑作用, 并使这种模式得到延续。 (3) 苗族的传统习惯、禁忌、仪式调整着人们的外在行为, 是建构村内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基本行为规范 (准则) , 是村庄内生性权威的体现。首先, 传统规范调整着村庄的财产关系, 即反对个人占有他人或集体财产。5个苗族村庄30年间未发生盗窃等财产性违法、犯罪行为。村民普遍没有外出锁门的习惯, 除非需要长时间出远门。村民的重要牲口采取散养 (如鸡、小猪) 和简易圈养 (牛、羊、猪) 的方式。其次, 村庄内朴素的生态保护传统调解着人们的山林保护行为。村庄集体林维护良好, 没有一个村民对集体林滥砍滥伐, 人们仅按照传统方式采集树枝或树叶作为生活、生产所用。再次, 传统规范调整着村民的互惠关系。苗族村庄有互惠的传统, 例如在重大节庆和生活、生产中, 村庄内的亲戚、朋友、邻居相互协助。当前, 结婚是苗族生活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结婚都在冬月、腊月和正月间举行 (农闲时) 。任何一个家庭举办婚礼, 村庄内的亲戚、朋友、邻居等相互帮忙。又如, 村民有圈养黑山羊的传统, 其中饲养数量不多的家庭 (如父母、兄弟等) 多相互要约轮流帮忙放养。复次, 传统规范调整着村民的家庭关系。村庄内“实行小家庭制, 儿子结婚生育后即自立门户, 家庭成员一般不超过三代。 (4) ”但是, 这些子女在父母年迈时会自觉照顾和赡养父母。家庭生活中, 由于男子喜好喝酒或夫妻一方 (多是男方) 外出务工等因素, 家庭夫妻间偶有矛盾发生, 但都能通过民间调解解决, 5个村庄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离婚家庭。
传统因素对苗族村庄秩序的影响和村庄的结构性特征相关。其一, 族内通婚的基本婚姻形态为苗族传统因素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奠定了基础。族内通婚使得村庄人口成分稳定, 民族认同心理机制统一。当然, 随着社会的发展, 5个村庄已经接受了族外通婚, 但比例极低, 多是汉族女子嫁给苗族男子, 也有个别苗族女子嫁给汉族男子的情形。通婚男女多是外出务工过程中自由恋爱组成的家庭。其二, 村庄内外出务工人员少, 人口流动率低。2005年前, 村庄内外出务工人员寥寥无几。近年, 村庄外出务工人员有增加的趋势, 但总体比例不高。村庄外出务工人员比例低保持了村庄内稳定的劳动力结构。同时, 人口流动率低也使外来因素 (人员、资金、技术、规范、观念、价值等) 对村庄传统秩序的影响、冲击程度相对较低。
二、国家因素与村庄秩序
在苗族村庄秩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 国家因素对村庄秩序的影响日益加强。这里的“国家因素”是宽泛意义上的, 涵盖国家权力、政策、资金、规则 (法律) 、资源 (教育和医疗) 、技术 (种植技术) 、话语机制等方面。在5个苗族村庄, 国家因素对村庄秩序的塑造经历了缓慢介入到普遍适用的过程。当前, 国家因素与村庄传统因素巧妙结合, 共同塑造着苗族村庄的生活、生产秩序。
以纠纷解决为例, 自2009年6月至2013年1月, 5个苗族村庄共发生 (有记录) 纠纷25件:交通肇事纠纷4件、家庭纠纷2件、坟地纠纷2件, 耕地侵权纠纷4件、企业 (建厂、修路、用工、赔偿) 合同纠纷11件。这些纠纷全以民间调解的方式结案, 人民调解员是纠纷解决中的核心人物。其中, 涉及家庭内部、邻里间的纠纷多由人民调解员单独调解或邀请家族长辈、村长等参与调解。而社会影响大、涉及村庄外因素 (人员、资金、利益) 的纠纷 (如与汉族的坟地纠纷、与乡村企业的合同纠纷) 则由人民调解员、村长、村公所、派出所、乡政府共同调解。国家因素在这些纠纷中的作用是协调涉外利益、督促调解协议的履行等。纠纷解决中适用的规则包括苗族的习惯、禁忌 (如嫁娶、殡葬习惯等) 和国家的法律、政策等。简言之, 传统、国家因素 (主体、规则) 在村庄纠纷解决中通过联合运作实现了对村庄秩序的有效调控制。其中, 传统因素对涉 (村庄) 内纠纷控制力强, 而国家因素则在涉外纠纷中承担重要角色。整体而言, 5个苗族村庄纠纷发生率低, 社会秩序良好。
国家因素对村庄秩序塑造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 国家因素能弥补传统因素在新型社会秩序控制中的不足
当前, 村庄传统秩序赖以形成的心理机制、行为规范在日益增多的对外交往活动中渐趋式微。例如, 近年村庄在烤烟种植、发展养殖业、对外租赁土地和出售沙矿等活动中增加了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频率。但是, 这些对外交往活动的主体都是汉族, 他们不能分享村庄秩序中的传统因素 (心理、规范) , 村庄传统秩序赖以形成的心理机制在这些对外交往活动中难以生效。另一方面, 村庄传统的行为准则缺乏调整这些 (新兴) 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活动的规范, 即内部规则的现实空缺。例如, 村庄种植烤烟涉及的合同、技术和收购等问题难以在传统经验中获得规范支持。由此, 国家因素在村庄秩序中的介入与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密切相关。
2. 国家因素对传统因素 (尤其是习惯) 具有调试、修正功能, 进而激活村庄的发展潜能
苗族传统方式在村庄生活中根深蒂固, 全面调解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但是, 有些传统因素 (如近亲结婚、早婚、家庭暴力、辍学、过度饮酒等) 制约了村庄的发展。然而, 这些对村民影响深远的习惯已经被村庄普遍接受并代代相传, 其自我调整、更新能力弱。以村庄内男子饮酒的习惯为例, 村庄中的苗族男子盛行饮酒, 不但增加家庭经济负担 (买酒开支) 、影响家庭和睦 (醉酒后殴打妻子) , 也制约了家庭经济收入 (有酒瘾的男子劳动力弱) 。国家因素在介入村庄秩序后, 通过政策导向、知识普及、物质补助和利益诱导等机制对这些制约社会发展的传统生活因素进行修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引导和调整, 当前村庄中的男子大多接受了喝酒应适度的观念, 男子在日常生产中的作用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村民生活质量日益改善。国家因素对传统村庄因素的修正和调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村民多经历早期抵触、反感到逐渐接受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作为一个生活在传统方式下的散居苗族村庄, 国家因素在5个村庄秩序中的介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且尤其需要注意介入方式的可接受性。建国初期, 村庄秩序的自足性强, 其对外界因素的接受程度低、甚至反感。这时, 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政府行为让村民获得实惠, 进而获取村庄的认同。这些政策措施包括生产引导、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内容。同时, 国家因素在村庄秩序介入过程中十分讲究方法:如尊重苗族传统, 依赖村庄人员 (如村小组长、人民调解员等) 参与社会治理。再次, 国家权威的影响不能一蹴而就, 应以引导和示范为主, 缓慢改变。例如, 苗族村庄的早婚现象由来已久。许多苗族青年在未成年 (15、16岁) 时按照传统仪式组建家庭, 其中有13岁就怀孕生子的苗族女子。这种现象基层政府虽然早有关注, 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式缓慢改变。时至今日, 苗族青年对早婚的危害有了一定的认知, 但5个村庄中的早婚现象仍十分普遍。
三、传统、国家因素联合推动村庄秩序转型的路径
任何社会秩序的构成都是多层次、多侧面的互动过程, 任何社会秩序结构都有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 (5) 新中国成立以来, 5个苗族村庄从封闭到相对开放, 社会秩序经历了传统因素控制到传统与国家因素联合塑造的发展历程。当前, 村庄发展的契机是村民的观念已经改变 (如有意愿外出打工的苗族青年增多、与汉族通婚的比例有所增加、男子饮酒习惯有所转变、子女受教育意识增强等) , 村庄自我 (个人、家庭、村庄) 发展需求旺盛。当然, 如何将这种发展需求转化为推动村庄秩序现代化转型的力量需要国家和传统因素的共同作为。
传统因素作为村庄的内生性规范, 目前应重视的工作是系统整理与有效再现村庄内的传统因素, 为其传承和继续发挥社会控制功能提供有效途径。首先, 对不适宜社会发展的传统因素进行修正, 如近亲结婚、早婚、家庭暴力、辍学、过度饮酒习惯等。走进苗族村庄, 我们发现不少年龄在10到20岁间的苗族村民身材矮小, 甚至比他们的父母更矮小。同时, 在学校走访时了解到, 苗族子女学习成绩普遍不理想, 学习能力偏弱, 升学率极低。这些现象和村庄的婚姻习惯密切相关, 近亲结婚和早婚的婚姻习惯亟须修正。然后, 在修正的基础上, 系统整理、再现苗族的传统社会控制因素 (尤其规范) 。传统因素对村庄秩序的控制依托家庭 (口头) 教育和村庄成员相互模仿的方式习得、传承。作为散居少数民族, 5个苗族村庄的生活虽然保持了自己的传统色彩, 但也受到周围汉文化的影响。例如, 传统苗族族内通婚已经打破, 当前苗族家庭将能与汉族通婚认为是一件十分困难而又光荣的事;村庄饮食结构和周围的汉族相似等。由此, 将村庄内自有的社会控制内生性因素予以整理和有效再现能提升人们对这些传统智慧的认知和自豪感。事实上, 一些年轻的村民虽然掌握了一定的传统规范与仪式程序, 但对规范、仪式自身意义的认知已经模糊。当前可行的方式是将苗族的禁忌、习惯、仪式等通过乡规民约的方式成文、再现, 赋予其新的社会控制功能。这样, 不但能更有效地保护传统因素 (规范) , 也能提高它的社会地位。
国家因素在村庄发展和社会秩序更新中应以提高村民的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为主, 进而改善村民的经济水平。2010年, 五个苗族村庄中人均年收入约3000元, 较过去已有较大改善。但是, 与周围汉族村庄相较, 苗族村庄的经济收入水平整体偏低。苗族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是初中, 5个村庄目前仅有两个大学生 (非重点大学) ;没有考起高中的苗族学生, 在家庭条件允许时选择继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 (比例低) , 如计算机、会计等。文化水平低直接导致村庄青年的知识更新能力弱、技术水平低, 社会竞争力弱。当前, 村庄外出务工人员多从事体力劳动, 如修建房屋、铁路、高速路等, 劳动强度大, 收入不理想。调查中, 一个20岁的苗族男子在外务工三年后选择回家生活, 因为其无法胜任 (安装门窗) 工作的技术要求。由此, 受教育水平低影响人们的信息接受能力和技术水平, 而技术水平低又制约外出务工或从事技术含量高的养殖业、种植业等方面。因此, 国家因素在村庄发展和秩序更新中应从基础的教育质量抓起, 从师资力量、政策导向和经济扶持等多维度提高村民受教育程度, 增强村民的社会竞争力。例如, 针对正在读书的苗族学生, 政府应保障充足的教育资源, 尤其是双语教育的师资, 并扶持有经济困难的苗族学生;针对初中辍学或有外出务工意愿的村民, 可开展卓有成效的技术培训, 并为其外出务工提供就业信息或渠道;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 可提供技术培训, 提高经济作物的产能, 改善村民的经济收入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 5个苗族村庄秩序经历了保守到相对开放的演变, 村民生活方式在延续民族传统基础上, 受到国家控制、周围汉文化的多重影响。当前,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苗族村庄, 人们的经济来源日益多元化, 规模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和养殖业 (猪、鸡、羊) 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换言之, 随着社会的向前推进, 外来因素 (人员、资金、技术、规范、观念、价值等) 对村庄秩序的影响将日益深远。这样, 传统因素如何适应并有效控制变化中的村庄秩序, 国家因素如何致力于从长远发展角度引导村庄的现代化蜕变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摘要：苗族在常年的迁徙过程中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特征, X县的5个苗族自然村属于散居少数民族村庄, 村庄秩序受传统因素与国家因素的双重控制。其中, 传统因素通过对人们内在民族心理的统一塑造和外部行为的有效影响调解着村庄秩序。同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村庄涉外交往活动的增加, 国家因素对村庄秩序的有效介入弥补了传统社会调控的不足, 推动了村庄秩序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传统,国家,秩序,控制
注释
1陈忠勇, 王波.苗、汉杂居地区苗族学生低学业成就的原因分析——以毕节市观音桥办事处苗族教育为例[J].毕节学院学报, 2006 (2) .
2曹端波.苗族文化的社会控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1) .
3杨渝东.两个苗族村落的权威结构[J].贵州民族研究, 2005 (2) .
4《苗族简史》编写组, 《苗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苗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5赵利生.民族社会规范与民族社会秩序的重构——以法律为主导的多元社会秩序论[J].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5) .
自然秩序 篇2
当张载面对天人合一的传统主题时，儒学发展的历史为他提供了两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由孔孟所代表的通过尽心而知性知天(或者也可以表达为通过“孝弟”、“亲亲”以至于“泛爱众”)的“下学上达”路线。这一路线虽然起始于“孝弟”、“亲亲”，但又以道德实践的方式指向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因而可以说是儒家传统的经典路线。但由于这一路线起始于个体的文行忠信而又始终具有不离人伦日用的特点，因而与佛老相比，难免使人有“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18)之嫌。第二种选择就是以汉儒为代表的宇宙生化路线。但这种建立在自然生化基础上的天人合一说，既缺乏超越的追求指向，又缺乏本体论的依据，所以无法抗衡来自佛教本体论视角的批评;而仅仅建立在自然生化基础上的宇宙论既不足以彰显道德理性的绝对性，又不足以表现其超越性。正因为这些方面的原因，所以张载也就必须在对《六经》、《论》、《孟》综合继承的基础上，以“当自立说”的“造道”方式重新完成天人合一的论证。具体说来，这就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19)，——《六经》、《论》、《孟》熔为一炉基础上的综合创新活动。
张载的这一选择显然突出了本体论的取向。对传统的天人合一来说，这就既要发掘天道本体的涵义，又要以之贯通天人。一方面，将儒家的道德理性以天道本体的方式贯注于日用伦常之中，从而完成对道德理性的天道本体化论证;另一方面，在完成对道德理性之人伦日用化落实的同时也就实现了对人伦生活的天道本体化提升。这样一来，对《六经》、《论》、《孟》而言，张载就必须将其渗透于伦常日用中的道德理性提升到天道本体的层面;而对于汉唐儒学的气化宇宙论来说，又必须为其充实以天道本体的基础，从而使其宇宙论真正成为天道本体贯注与统摄下的宇宙论，同时又使其本体论成为发用流行于宇宙论之中的本体论。这样一来，儒家传统的天人关系也就转化为本体论与宇宙论、自然秩序与道德价值的关系了。
对于宋明理学中自然秩序与道德价值的关系问题，近代以来，人们常常习惯于从自然秩序的角度说明其道德价值的形成，以宇宙生化的方式来说明其天道本体论。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因为纯粹的自然秩序只能属于宇宙生化论，而宇宙生化论本身并不足以说明道德理性的价值，尤其不足以说明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绝对性;而在宋明理学中，也很少存在所谓纯而又纯的自然生化论的情形。实际上，儒学的这一特点，在宗密对汉唐儒学气化宇宙论的批判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其所有的宇宙论都要完成对道德理性的论证和说明，这是完全超出其自身能力的;而张载对汉唐儒学气化宇宙论的扬弃，同样也是从其宇宙生化论之缺乏本体论依据与超越性指向上着眼的。
那么，张载究竟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这就是以道德理性和道德价值贯注于自然秩序之中，从而使自然秩序呈现出明显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色彩。请看张载对二者关系的论述：
天道四时行，百物生，无非至教;圣人之动，无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无一物之不体也。(20)
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21)
“四时行，百物生”包括“圣人之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纯粹自然的行为，但张载却从中看到了“至教”与“至德”;对张载来说，所谓“天体物不遗”也就必须要由“仁体事无不在”来说明。至于“生有先后”以及所谓“小大、高下”等等，这本来只是自然事物之纯粹自然的属性，但张载却视之为“天序”、“天秩”，并以此作为“经正”与“礼行”的前提基础。显然，这里的自然秩序都已经被张载道德化了，所谓“天序”、“天秩”的说法，也正是张载将自然世界之自然属性道德化的表现。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张载的自然观首先也就是他的道德秩序观和道德价值观。
对于这种道德化的秩序观和价值观，以往人们常常习惯于将其归结为“事实与价值的相混”，或者说是“认识与道德的不分”，意即这样的现象完全是因为张载搞不清二者关系的结果。如果张载真的搞不清二者的关系，那他就无法对二者加以准确区分，可事实上，张载对二者的区别又是把握得非常清楚的。比如对作为最高存在的天，张载常常以“天德”与“天道”来表达天之本体及其发用流行两面，就是说，天本身就是天道本体及其发用流行的统一;对人而言，自然也就是其所有道德的最后根源。按照这一规定，天无疑具有彻底的道德性;而张载的《西铭》甚至还专门以天地、乾坤为人的父母。从这个角度看，天显然是人之所有道德的最后根源。但在张载的论述中，天却不仅具有道德的一面，同时还具有非道德的一面，甚至也可以说是纯粹自然的一面。请看张载对天的论述：
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讴歌讼狱之不之焉，人也而以为天命。(22)
《订顽》之作，只为学者而言，是所以订顽。天地更分甚父母?只欲学者忠心于天道，若语道则不须如是言。(23)
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24)
从这些论述看，张载无疑是非常清楚地知道天之“无心”与纯自然一面的。那么，当他将人之道德理性“归功于天”时，究竟是因为“搞不清”二者关系而无意为之呢?还是因为“搞得清”而自觉地为之?从上面的论述看，张载显然是自觉为之，尤其是从他的“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来看，张载实际上是非常自觉地这样做的。不过在他看来，这种“自觉为之”与其说是“故意这样做”，不如说是一种“不得不然”。如果说这就是一种“搞不清”或“相混”，那么张载也是自觉地“搞不清”或自觉地“相混”的。因为正是这种“搞不清”，才显现了张载对道德理性之绝对性与超越性的准确把握。
让我们再从儒家传统的天命观来说明这一点。在三代的天命观中，无论“王令”还是“天令”，其根源都在于天，而一切存在与非存在的根据也都决定于天，这就是孔子将最无奈的感慨和最强烈的希冀上诉于天的原因(25)。在此背景下，张载自觉地将人的道德理性“归功于天”，并不是说张载真正相信冥冥苍苍之天会给人禀赋以道德的教条或训诫，而是说只要我们对人的精神生命进行穷根究底的思索，那么，道德理性就既代表着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同时也是人之为人的最后根据;而从认知的角度看，它又代表着人所能认知的极致。道德理性代表着人对自身精神生命所能穷究的极致，除此之外我们再也无法找到可以解释我们精神生命的其他根源，而穷极人的认识能力，我们又无法说明它的具体生成，因而我们只能将这种道德理性的根源寄之于天了。以此反观孟子，其对人的恻隐之心所归结的“我固有之”、“天之所与”，其实并不是从生存论的角度说是天给人禀赋了这种道德理性，而是指此道德理性既代表着人对自身精神生命认识的极致，同时也是人之精神生命的最后底限。——意即除了我们的内在固有与不得不然之外，我们再也无法对其作出任何说明，所以只能将其归结为“天之所与”(26)。实际上，这正是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绝对性，当然也是人之精神世界的最后根源。所以对张载来说，将人的道德理性“归功于天”，只可以说是“不得不然”，而绝不是一种“有意为善”式的“故意而然”。正是这种“不得不然”，才真正体现了张载对道德理性之超越性与绝对性的准确把握，如果张载是以“有意为善”的方式故意将道德理性“归功于天”，那就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自欺欺人之举了(27)。
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在张载的哲学中，所有的自然秩序都透显着道德的庄严。比如对于宇宙演化和天地开辟，张载就作了这样描述：
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岁成。”神易无方体，“一阴一阳”，“阴阳不测”，皆所谓“通乎昼夜之道”也。(28)
“游气纷扰”、“阴阳循环”，从宇宙演化的角度看，完全是一个纯粹自然的世界，但张载却从中看到了“天地之大义”;至于日月轮转、寒暑“相推”以及表现神无方、易无体的“阴阳不测”，其实也都是自然的四季轮转现象，但张载却从中看到了“易”之“通乎昼夜之道”。而所有这些，实际只说明了一点，这就是张载是自觉地将道德价值视为自然秩序之真正依据和最后根源的;而这种根源和依据，并不是张载故意要对道德秩序与道德价值作出此种神化与夸大，不过是其心中道德理性之绝对性与超越性的表现与映照而已。在这里，道德理性确实具有无从解释的性质，但它本身却是一切解释和一切说明的最后根源。显然，这也就是张载不能不将道德理性“归功于天”的原因。所以说，对于自然秩序与道德价值，作为理学的开创者，张载完全是以道德价值来诠释自然秩序的。
正因为张载的这一开端及其所挺立的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绝对性，所以此后的理学家无不坚持这一基本的立场和原则，也无不坚持以道德价值来解释自然秩序。比如对于理气关系，朱子就一方面坚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29);同时又认为，“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30)。在朱子的这一论述中，如果仅仅从“先后”的角度看，那么朱子时而坚持理可以存在于气之先，时而又认为理可以存在于气之后，看起来完全是一种表达上的“自相矛盾”，其实朱子并非认为世界真的存在着一个只有理而没有气的阶段，也并非认为理就可以脱离气而独立存在。他之所以要反复地对比言说，并不是一定要坚持天理的独立自在性，而恰恰是要揭示天理的超越性与绝对性。至于所谓“先”、“后”等等比喻，也不仅仅是揭示天理的逻辑先在性，而恰恰是为了突出道德理性对于“气”的超越性和对人之精神世界的绝对性。
张载、朱熹都属于客观性较强而又比较注重外向认知的理学家，他们也自然是从客观一面来揭示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绝对性的。那么，对于比较注重人之主体性和道德实践的陆王心学来说，情况又如何呢?请看陆象山与王阳明的相关论述：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顺此而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顺此而动，故刑罚清而民服。(31)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32)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33)
在这里，从陆象山的“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到王阳明的“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其所强调的只有一点，这就是道德理性“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34)，并且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有所谓“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的。显然，所有这些论述，并不是说道德理性就是自然事物的存在根源和依据，而仅仅是就道德理性之超越性与绝对性而言的。这说明，以道德理性和道德价值来解释自然秩序，正是跨越理学各派的一个基本共识。所以，从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绝对性来说明自然秩序和自然世界，既是理学形成的共法，自然也应当成为打开理学世界的钥匙。
四、关于理学研究与诠释的反思
对于宋明理学，所谓道德本体论的定位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了(35)。这一定位无疑是比较接近宋明理学自身特质的。但是，能否真正从道德本体——所谓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绝对性的角度来把握宋明理学，则又是我们能否真正进入宋明理学、能否对宋明理学推陈出新的关键。
在20世纪理学研究中，一个较为普遍的出发点就是实在论视角。这种实在论有两种典型表现。第一种就是从宇宙论角度对道德理性作出符合宇宙演化和社会发展的说明;第二种则是从存在论或认识论角度对道德理性作出符合人的一般认识进程的说明。比照于宋明理学本身的特质，应当说这种视角本身并不足以揭示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绝对性，因而在20世纪的宋明理学研究中，对它的否定远远大于对其所应有的肯定，而理学也往往是作为一个负面概念出现于人们的言谈中的。如果说宋明理学本身就代表着儒学发展的一种较为高级的形态，那么这种根本不到位的研究既影响着人们对它的认识，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影响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让我们先从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说起。
第一种研究主要是将道德理性的天道观基础仅仅归结为宇宙演化的说明，因而它往往从自然世界之发生发展或人类社会之发展变化的角度来说明宋明理学，并由此说明道德理性的形成。由于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从宇宙生化论出发，因而它表现出两个明显偏向：其一即以宇宙论为本体论，视宇宙生化之源为天地万物的本体;其二则是将道德理性归结为对自然秩序之扭曲性的认识，或者是从自然秩序之发生发展的角度说明道德理性的生成。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将宋明理学的道德本体论诉诸汉唐儒学的气化宇宙论来说明。如果从形成角度看，那么这种研究实际上又是与宋明理学的形成相逆而行的：理学所要扬弃的宇宙论，恰恰成为它所弘扬的自然宇宙论或客观天道观;而理学所要弘扬的道德本体意识，则又往往因为其无法理解、无法说明而成为其批判对象。这种研究的最大偏蔽是无法把握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绝对性，因而总是试图给道德理性以宇宙演化或历史发展的说明。
第二种研究主要是将宋明理学的道德本体论仅仅作为揭示客观世界的存在论或作为一般认识论来把握，所以它往往将宋明理学概括为一种在对客观世界认识基础上所形成的知识论或概念化体系，并诉诸人的一般认识进程来把握，即运用所谓客观存在论来说明理学家的精神世界，运用所谓认识规律来比照、套解宋明理学的范畴关系。所以，对于它所不能理解的关系，不是诉之以“神秘”来回避，就是斥之为“夸大”来批判。作为一种典型表现，比如对于宋明理学中的“格物致知”说，人们往往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论的案例来解剖;而对于程朱的天理观，则又往往诉诸认识论的所谓普遍规律来“格义”;至于理学中的知行关系，则又直接以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来定性。由于这种研究往往将理学家的精神世界视为一种存在论，其方法则以主客二分为前提，因而实际上也就等于已经预设了研究者与理学之间的悬隔和距离;而宋明理学的意义，似乎也就仅仅停留在对现代人之认识论思想的启发性上了。这种研究的最大偏蔽，就在于将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绝对性仅仅落实为存在论的普遍性;而对其道德修养与践行精神，则又往往作为一种概念关系来分析解剖，从而也就是以理论形成之逻辑推演的方式来代替道德理性之实践落实的任务了。
对于宋明理学来说，前一种研究主要是将其意义定位在宇宙生化论上，道德理性只有作为宇宙演化与社会发展的产物时才有其价值，并且也只有在宇宙演化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有其意义;后一种研究则又往往将其意义定位在对古代社会的认识上，虽然它也承认理学是一种道德本体论，并且特别重视道德修养，但这种道德修养说到底也只有认识古人之道德心理方面的意义，并且还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宋明理学对于汉唐气化宇宙论的扬弃，后者则又完全无视从张载到程朱陆王所一贯坚持的道德理性之于物理认知的超越性。所以，这两种研究都不是就道德来研究道德，也不是从道德理性之超越性与绝对性的角度来把握宋明理学的道德本体论。这样一来，对理学的诠释与推陈出新来说，恐怕也就只有各取所需之“照镜子”的意义了。
实际上，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根本特征主要在于对道德理性之本体化思考与本体论论证上，而这一论证既是对传统天人合一主题的极大推进，——由宇宙演化论推进到道德本体论，同时也是对人之为人精神的一种穷根究底的探索。因此，宋明理学的真正价值，主要也就集中在其对做人之基本精神与道德关系的思考与提炼上;而其超越性的意义，也就在于它真正塑造了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知识分子。这种“四为”，既是理学家担当精神与为人气象的表现，同时也是其最具有现代价值、最值得推陈出新的精神。
注释：
①张载：《近思录拾遗》，《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页。
②楼宇烈编：《老子指略》，见《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6页。
③黄奭辑：《易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10页。
④黄奭辑：《孝经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⑤范育：《正蒙序》，《张载集》，第4-5页。
⑥宗密：《华严原人论·序》。载《华严义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
⑦宗密：《华严原人论·斥迷执第一》，《华严义海》，第229页。
⑧宗密：《华严原人论·斥迷执第一》，《华严义海》，第229页。
⑨欧阳修：《本论》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七，见《全宋文》第三十四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第367页。
⑩此语不知最初为何人所提出，大体指谓两宋理学家共同的思想经历，比如张载“……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宋史·张载传》)。程颢也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先生行状》，《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38页)。总之，都属于对理学家共同思想经历的概括。
(11)《宋史·张载传》，《张载集》，第386页。
(12)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第264页。
(13)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第273页。
(14)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第8页。
(15)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第7页。
(16)此处“实际”当为“真际”之误。因为无论从其对“实际”之所谓“诚也，天德也”的规定和诠释看，还是从其后面从对比角度所提出的“其语到实际”来看，前面所谓的“实际”都应当是指“真际”而言。如果再结合其后面的“彼欲直语太虚，不以昼夜、阴阳累其心，则是未始见易，未始见易，则虽欲免阴阳、昼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见，又乌能更语真际”来看，其所谓“真际”其实也正与“诚”、“天德”处于同一层面;如果再从其“真际”、“实际”的对比言说来看，则这里的“实际”也只能首先指“真际”，然后才能有对“实际”的言说，所以这里特意以对比的方式校出。
(17)张载：《正蒙·乾称》，《张载集》，第65页。
(18)范育：《正蒙序》，《张载集》，第4页。
(19)《宋史·张载传》，《张载集》，第386页。
(20)张载：《正蒙·天道》，《张载集》，第13页。
(21)张载：《正蒙·动物》，《张载集》，第19页。
(22)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第256页。
(23)张载：《语录》，《张载集》，第313页。
(24)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第266页。
(25)参见丁为祥：《命与天命：儒家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中国哲学史》第4期。
(26)参见丁为祥：《从“我固有之”到“天之所与”——孟子对道德理性之发生机理、存在依据及存在根源的探讨》，《哲学研究》第8期。
(27)张载曾明确指出：“有意为善，利之也，假之也;无意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为未尽，况有意于未善耶!”见张载：《正蒙·中正》，《张载集》第28页。
(28)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第9页。
(2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3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第4页。
(31)《陆九渊集》卷十《与黄康年》，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2页。
(32)《陆九渊集》卷十一《与吴子嗣》，第147页。
(33)《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7页。
(34)《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第26页。
市场秩序是自生自发的秩序 篇3
市场可作为一种秩序被讨论, 这同样也是毋庸置疑的。至今为止对于市场的讨论, 一般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秩序作为既定的, 讨论在市场这一秩序下经济的运行;一种是把市场秩序与政治、法律制度合在一起, 讨论整个制度体系的演变。第一种讨论发展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第二种讨论则包容着众多的学派, 运用新古典范式对于制度进行讨论的新制度经济学, 与坚持斯密传统讨论制度问题的经济学一起, 都把市场秩序与政治法律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在这样的研究下, 政治、法律的研究与经济的研究成为可分开的。这种两分的研究, 使得市场的功能被理解为单一的, 就是人们在其中进行交换、配置资源的场所, 而至于市场秩序本身的调整, 则属于政治法律层面的事情。哈耶克对于自生自发秩序的讨论, 并没有在具体的经济活动层面展开, 很大程度是在政治法律层面展开的。
古希腊的先哲们只认识两种形式的秩序, 一种是自然的, 另一种是人为的。前者是“自然的”, 是指那种由自然引发的秩序, 而后者则为“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 特指因为人类作用而生成的秩序。那些根据人们之间约定俗成而形成的规则称为nomoi, 而thesei则指那些实现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制定的准则规范。在哈耶克看来, 物物交换以及由此生成的市场秩序是大社会的最本质的标志, 他称这种市场秩序为“Katallaxie” (自由自发的市场秩序) 。哈耶克对于这一术语的偏爱是因为, 在希腊文中“Katallaxie”不仅代表交换, 还代表着“将陌生人变为朋友”。
哈耶克对“自发秩序”的论述, 是出于对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 以及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反对。他认为, 人类社会演进是“自发秩序”, “人类在历史上所获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都源于下述事实, 即人类始终无法控制社会生活。人类持续发展, 完全有可能依赖于其有意地避免实施其于当下已然获致的手段。在过去, 种种自生自发的发展力量, 无论受到多大的限制, 通常仍能表明其强大无比, 足以抵抗国家所具有的那种有组织的强制措施。”在哈耶克看来, “自发秩序”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第一,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自然竞争的演进过程。由于人类知识或信息的分散性, 同一代人之间不能充分交流彼此掌握的知识, 更不具备判断彼此间谁的知识更优的能力, 唯有使各个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有机会在社会中平等竞争, 通过“优胜劣汰”, 保证正确的知识得以发展和传播;另一方面前人习得的知识也无法完全传授给后人, 某些无法或未能诉诸语言、文字的知识, 特别是一些经验, 只能以制度或习俗的方式, 融入到后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去, 以这种方式使那些经由无数人竞争得来的知识继续发挥其作用。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下, 最优的知识能够脱颖而出, 最好的制度得以扩展;第二, 正是这种社会演进的自生自发性质, 要求坚持演进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建构主义, 尽可能少的使用任何强制力量。“正是因为每个个人知之甚少, 而且也因为我们甚少知道我们当中何者知道得最多, 我们才相信, 众多人士经由独立的和竞争的努力, 能促使那些我们见到便会需要的东西的出现。”人们必须尊重传统, “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有助益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自由社会发展起来的种种制度的存在”, 这并不是“认为那些创造了种种制度的古人要比今人更智慧。反而立基于这样一种洞见之上, 即历经数代人的实践和尝试而达成的成就, 包含着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丰富经验。”显然,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 本质上就是市场机制, “正是由于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市场那非人的力量, 才使得一个文明可能实现她以往的进步, 否则这个进步就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自发秩序”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个人自由。“我无须多言, 真正的个人主义坚信那些小型社区、人群和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所形成的价值。它坚信地方自治以及自发自愿的结合体, 并认为个人主义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得以实现自身, 认为通过这些形式得以把许多原本由强制性的政府干的事情做得更好。”
以上是分别对哈耶克市场和秩序的解读, 而关注哈耶克的市场秩序理论, 不得不关注哈耶克对于自由、竞争与法治的论述。
一、自由——市场秩序的首要原则
在哈耶克的著作中, 他所阐述的每一个观点, 都无不回到关于自由的讨论上来。自由是哈耶克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哈耶克认为自由是一种状态, 是“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他认为这种状态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希望获得但很难实现的理想状态, 因此任何人之间要界定私欲, 以便保证个人追求自由的行为互不妨害。私欲的界定靠的是强制, 而这种强制不能由个人进行, 最终这种强制的权力赋予了国家。但是, 个人只受来自国家的一般规则提供的强制, 该强制又是以增进自由为前提的。
第一, 市场秩序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经济扩展秩序。在哈耶克看来, 市场秩序是自然进化的结果, 是经过长期的选择和试错之后进化出来的经济秩序。哈耶克认为, “经济学历来研究的就是, 一个大大超出我们的视野或设计能力的甄别和选择的变异过程, 如何产生了人类交往的扩展秩序”。人类社会在进化的过程中经由传统、教育等积累了各种代代相传的知识。这些知识抑或称之为经验分散于个人的头脑中, 而这些经验规则使人类突破了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本能的阻碍, 形成了不断扩展的市场秩序。他认为“这种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 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无意之间在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 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 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 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 但是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
第二, 在哈耶克看来, 经济自由意味着自发秩序的概念在经济领域的应用, 经济自由的意思就是行为的自由, 是其他自由的前提和基础。作为行为自由的经济自由既包括生产自由, 也包括消费自由。哈耶克认为理性是有限的, 经济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分散于独立的个人所掌握, 这些知识从未以集中或者完整的形式存在, 在自由的经济中, 个人可以利用分散的知识进行分散的决策, 最后实现效用的最大化, 市场自动会出现均衡。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目标而干涉经济自由, 就危害了整个古典的个人自由权力, 经济自由被哈耶克理解为反对国家万能的“对抗力量”, 没有经济自由, 就有通向奴役之路的危险。哈耶克将经济自由限制国家权力的作用放在很高的地位上。
二、竞争——作为发现的过程
竞争是哈耶克整个社会学与自由、一般性规则并行的三大支柱之一。竞争更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概念, 竞争对于资源配置的正向作用也是提倡市场经济的主要理由。
1968年哈耶克在德国继而经济研究所做了题为《作为发现过程的竞争》报告。哈耶克把竞争系统地看作一个发现某些事实的过程, 如果不存在竞争的话, 这些事实就要么仍然不为人所知, 要么至少不被利用。在微观经济学中, 人们假设了一种现象“完全竞争”, 他们把竞争作为一个在其中行为主体竞相积极尝试超过其他竞争者的过程的设想。而福利经济学利用了这一思路和方法, 提出进一步的经济政策建议。如果竞争没有带来“完美”的结果, 那么政治界的任务就是通过政治替代行动医治“市场失灵”。哈耶克同样提出这样的问题, 但是他认为, 一个增进福利的市场秩序必须是由那些各自拥有知识优势的人做出分散的决策。
在这里, 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竞争过程来实现的:竞争使得攻击面向需求, 使得价格趋向于边际成本是市场中的组织消散最小化。但是, 竞争也可能导致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在这种意义上, 需要建立一种竞争秩序来维护竞争过程的正常活动。竞争秩序属于一种立宪层面的规则框架。立宪层面的规则框架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 既要在有所建构, 又会有所演化。这种秩序将会是哈耶克所倡导的自发秩序。它是人类行为的产物, 但不是认为设计的产物。在这个秩序形成的过程中, 人们充分利用了各种知识, 包括大量分散的知识, 而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全知全能”的产物。虽然存在建构的成分, 但是以正式规则为特征的建构秩序总是在受到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 也就是说, 总是存在“自生自发的有序化力量”使得实际秩序介于自然和人为秩序之间。最后在立宪层面达到的竞争秩序, 必然是一种体现效率和福利的秩序。
三、法治——市场秩序的保障
没有不负责任的自由, 自由和责任是不能彼此分离的。责任是对自由的校正, 一个为自由提供最大空间的自由社会的存在和维系。社会施加于个人身上的赞扬和职责, 也会有合法的作用。在哈耶克看来, 责任不仅是一个道德概念, 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法律概念。
哈耶克的法治理论是基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国家怎样行使自己的权力, 在何种程度上行使自己的权力, 才能不危及个人自由。在哈耶克看来, 自由的、实质的法治国家与把法律定义为普遍的法律规范一致。首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原则。法律规则是普适性的, 抽象的规定组成的, 特殊对待时不允许的。这种平等必须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得以体现。同时, 哈耶克也指出, 法律应该主要由禁令组成, 这些禁令是用来确定所有个人的私人空间的界限, 而不是行为的内容;其次, 哈耶克的法律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当行为的普遍准则的体系不是在所有方面都确定不变的, 他需要继续发展, 不断地完善, 适应时代的要求, 以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普遍的法律规则能够限制政府的权力, 在规定的空间内, 每个人都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目的行事, 使得市场秩序自由竞争并有效率。
法律原则必须保证自由, 自由本身是法律原则的体现, 没有法治的自由是空洞的。法治的社会能够保证自由, 而人治的社会只会破坏自由。世界上的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人干出来的, 而往往是一些好心肠的理想主义者干的, 但他们的好心肠并不能避免他们干蠢事。即使把国家的大权交给那些善良的人去管理, 自由不一定会有保障。哈耶克认为, 法治就是按自由的原则制定法律, 政府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这种体现自由精神的法律的约束。法治的关键是法律要体现自由的精神, 如果用人治代替法治, 人治的独裁者就可能会侵害个人的自由。
四、总结与启示
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无疑为我们当今对市场秩序的讨论指出了一条方向。正如秋风所说, 我们应该通过市场学习规则, 市场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沟通交流渠道, 是人类最丰富的知识宝库, 它能够在陌生人相互学习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较优的做事的方法。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自由是市场秩序最本质的原则, 竞争是市场秩序发现的过程, 法治是保障。对于当今处于转型阶段的市场经济, 市场秩序的建构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本着自由精神, 又要允许其在一定空间内的自发演化, 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权利, 规范竞争, 重视竞争, 并且提供一个法治的市场环境, 只有这样, 才能建构一个适宜我们发展的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格尔哈德.帕普克.知识、自由与秩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三联书店, 1997.
从混沌走向秩序 篇4
谨以此文, 献给战斗在物业管理最前线的变革者们!
圈地
圈地运动如火如荼。
彩生活集团与上海银湾物业合作的消息, 这几天被朋友圈刷屏了。而仅仅就在2个多月前, 花样年20亿收购万达物业的重磅消息所带来的余震波似乎还没有消退。作为国内物业收并购运动的始作俑者, 彩生活集团一直在用不断刷新的管理规模展示自己的霸气, 而后来者亦大有人在。
成立仅2年的中民物业, 凭借雄厚的资本一举收购了包括上海明华、上房、科瑞等多家一级物业企业, 日前宣布其管理规模将达到3.5亿平方。而万科物业在前海注册的誉鹰物业则悄无声息地收购了数千万平方的物业, 连同近2年外拓的物业以及万科自身开发的物业, 其管理规模或已接近3亿平方。另外, 金地、君华、碧桂园等多家物业公司, 都在四处出击, 伺机并购。
除此之外, 众多的行业联盟也不甘示弱, 纷纷加入中小企业的争夺战。一应云联盟在其9月份召开的一应云智慧平台2.0发布会上, 宣布联盟成员已超过270家, 管理规模超过7亿平方;银钥匙联盟日前则宣布加盟企业超过500家, 联合管理规模超过3亿平方;而10月底刚刚才成立的中小物业发展联盟, 在深圳成立大会上携手14家发起单位喊出了“共同抵制门口的野蛮人”的口号。
这些似乎都在昭示,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企业难以独善其身,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资本
这一年, 行业追逐资本的热情有增无减。
尽管新三板交易惨淡、港股PE值持续走低、A股面临IPO瓶颈, 但这些似乎都无法阻挡物业服务企业上市的决心。
嘉宝股份、远洋亿家、美易家、智善生活、荣超物业、天骄股份、第一物业、乐生活……一长串的物业服务企业, 出现在2016年度新三板的市场上。截至目前, 在新三板挂牌的物业服务企业已达34家之多。
绿城物业、祈福新村则分别成为了国内第四、第五家在港交所敲钟的物业服务企业。其中, 绿城物业还因为出色的股市表现成为了MSCI中国小型股指数成份股。同时, 碧桂园集团也于9月份发布公告, 碧桂园物业在分拆后已经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IPO的申请, 正式加入A股排队等待审核的大军。
运用资本的力量, 推动企业快速成长并规范发展, 原本无可厚非。然而审视大部分上市物业企业的战略路径, 却发现他们有着异常相似的逻辑:引入资本、跑马圈地、建设平台、开展社区020、包装品牌、用故事吸引新一轮的投资者、继续跑马圈地……再细究这些上市企业的财务报表, 会发现绝大部分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依然体现在基础的物业服务业务上, 在社区增值服务方面实现盈利的寥寥无几。进入2016, 社区020已经风光不再, 大手笔的烧钱并没有烧出一个未来。但为何这些企业都走在了同一条路上?难道真的是大道至简、殊途同归?
这些问题, 或许要留给时间来作答:
物业服务企业做大了, 是否就一定会变强?如何才能实现有质量的增长?
物业规模增加了, 是否就意味着移动端的用户量一定增加?物业企业是否已经找到了清晰的商业模式从而对规模进行变现?
大量并购的企业如何能在短期内实现企业之间的文化融合?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彼此的资源互补?
技术
技术发展越来越快。
摩尔定律似乎一直在互联网时代默默发挥着作用:新技术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技术的应用成本则大幅度下降。
2016年, 物业管理行业的科技含量骤然升高。室内定位技术、射频识别技术 (RFID) 、视频分析技术、手掌静脉识别、微机电系统 (MEMS) 无线传感器网络 (WSN) 、无人机、智能机器人、AR、VR、MR……层出不穷的黑科技, 让人叹为观止, 正可谓“微微一笑很倾城”啊。曾经感觉如此陌生的新技术, 已然从实验室扎堆地走进了社区。
一夜之间, 我们就从移动互联网时代走进了物联网时代。物业管理行业的先行者们已经在社区里开始尝试各类新技术与设备了:智能停车系统、智能门禁系统、智能楼控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安保机器人、配送机器人……物业管理行业俨然是这一波技术潮中的受益者。随着社区内各类传感器部署的数量的增多, 我们已经开始在讨论“云、管、端”, 我们开始探讨物业管理的大数据, 我们开始建立用户标签、客户画像……这一切来得如此迅猛而又悄无声息, 以至于很多后知后觉的企业感觉就像是作秀。
就在不久之前的乌镇峰会上, 互联网大佬们就“互联网VS物联网VS人工智能”的话题开展了激烈的辩论。抛开那些“狂拽酷炫吊炸天”的争论不表, 有一点你必须认识到:技术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物业管理行业终将成为过去。新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模式
2016年, 行业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略显乏力。
科技快速发展, 商业模式模糊, 这种情况就如同王朔笔下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社区020的试验已经开展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可以称之为典范的成功案例。而2015年一夜之间涌现出来的许多社区平台正在陷入平庸, 这种平庸包括了用户的滞长, 运营的瓶颈, 也包括了盈利模式的匮乏。打开应用商店中大部分的社区APP, 你几乎看到的是一样的内容:“管家、邻里、商城、发现……”而一些以科技领先自居的物业企业, 有很大一部分的盈利还是来自于基础的物业服务, 以及简单粗暴地擭取社区公共资源 (例如广告) 等。
我们是做“资产保值增值的捍卫者”, 还是做“科技为本的互联网公司”?我们是做平台的运营者, 还是做服务的提供者?我们是渐进式改良, 还是颠覆式变革?在不同的价值观下, 我们正在渐行渐远。这注定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注定了未来不同企业 (或平台) 的发展轨迹。
痛点
顾客痛点依然坚挺。
新旧物业交接大打出手、老物业状告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成立暗箱操作等新闻依然充斥报端。有物业的地方, 似乎就有江湖。
这些年来, 众多的社区平台、产品经理们都在努力挖掘着业主的“痛点”, 试图用移动互联网持续提升顾客的体验。投诉、报修、缴费、查询、电商、社交、理财、开门、停车……越来越多的在线功能确实在悄悄改变着业主的消费行为。然而, 这些功能都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 并未从根本上触及行业的核心。
作为一种公共服务, 行业诸多纠纷与问题的存在, 其实都与“社区科学治理”是无法分开的。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如何建立科学的社区治理机构与治理机制?如何增强业主的公民意识以及社区参与度?如何确保社区服务的公开、透明?如何赚取阳光下的利润?……这些, 或许才是社区顾客当下最大的痛点, 也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我们很欣慰地看到, 越来越多的业主组织、第三方机构正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 并积极投入了对上述问题的理论研讨以及工作实践中。与此同时, 一些行业的先行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突破:一应云智慧平台携手扬州房管局, 借助PMS系统协助专项维修资金的审批管理;万科睿服务推出“友邻市集”和“阳光社区”;深圳住建局依托腾讯推出“物业管理”微信公众账号……这些, 无疑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但是仍然远远不够。
为顾客创造价值的道路, 任重而道远。
2016, 是纠结的一年。
我们迷恋技术, 却仍然未能将技术转换成清晰的商业模式;我们追逐资本, 却仍然难以变现快速增长的规模;我们挖掘顾客痛点, 却仍然无法有效实现顾客价值……行业正处在混沌当中。然而, 大浪淘沙、铅华洗尽, 我们也越发逼近行业的本质。顺着重重迷雾中透露的光, 我们惟有奋力前行, 这将是一条通往新秩序的道路。
最后, 让我们用汪国真先生的一首诗, 作为2016年行业的记忆:
年 (jing) 龄 (zheng) , 总是如期而来;忧 (chuang) 愁 (xin) , 总是不请自来;
不 (bian) 幸 (ge) , 总是突如其来;而 (dian) 你 (fu) , 为何总也不来?
幼儿发育“秩序”不能打乱 篇5
体育游戏最能调动幼儿的天性
体育游戏能使幼儿身体的各种器官得到活动, 使幼儿直接接触玩具和各种自然材料, 并在具体活动中促进幼儿身体器官发育。
“活动与锻炼能促使幼儿身体和心理过程得到全面发展, 与睡眠、营养一样对于幼儿成长必不可少。”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冬梅表示, 好动、好奇是幼儿的天性, 游戏性又是幼儿教育活动的主要特征, 体育活动正好满足幼儿的这种爱好和身心需要。罗冬梅最看重孩子成长中的身高和体重等方面, 认为这些是幼儿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医学专家的调查和研究显示,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儿童比不参加锻炼的同龄儿童平均高4-8厘米。
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李鸿江认为, 运动对脑神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指出, 人的智力发展是建立在大脑这一物质基础之上的, 而大脑的发育是与人体的发育相关联的。人出生后, 大脑的发育非常快, 4岁孩子的大脑相当于成年人的80%, 6岁至7岁孩子的大脑相当于成年人的90%。大脑中的140亿个脑细胞, 通常也称之为脑神经细胞, 大脑活动就是由于脑神经细胞的作用而引起的, 另外还有约400亿个神经胶质细胞专门供给脑神经营养和脑受伤时发挥治疗作用, 这些维持大脑活动的神经细胞在人出生之后, 数目就已经确定, 不会再增加。
上海体育教师吴纪安有“中国游戏大王”之美称, 他认为体育游戏最符合幼儿的年龄特征, 最能调动幼儿的天性, 也最为孩子喜爱。实践中, 吴老师发现, 体育游戏能使幼儿身体的各种器官得到活动。“体育游戏使幼儿直接接触玩具和各种自然材料, 通过具体活动培养幼儿的观察力, 使其认识各种物体的特性和用途, 体会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 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因果关系, 获得最初步的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常识。”
吴纪安指出, “游戏给予幼儿快乐的同时, 还为其提供了创造、发明、学习世界的机会。体育活动在培养幼儿发展自我的同时, 也发展了幼儿与他人、社会的关系, 使幼儿由个体的人成长为社会的人。”
抓住身体发育敏感期培养孩子住身体发育敏感期培养孩子“体商”
0-6岁是孩子进行体育锻炼、培养“体商”的敏感期。在这个期间, 孩子相继学会抬头、翻身、坐起、爬、行走、跑步等。
幼儿敏感期是指儿童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 会有某种强烈的自然行为。在这期间内, 对某一种知识或技巧有着非常感觉。在敏感期内施教, 事半功倍, 迅速提高孩子心智的发展, 体育锻炼亦然。对于幼儿而言, 大肌肉发育的敏感期是1岁到2岁, 小肌肉发育的敏感期是1岁半到3岁。幼儿在这一时期体现出的特点是喜欢扶、站、努力行走。
北京市幼儿体育专家、特级教师文岩指出, 两岁的孩子已经会走路, 是活泼好动的时期, 此时给予他充分的空间,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让他熟悉更多的肢体动作, 和他一起做许多游戏运动, 使各种肌肉得到训练, 使左右脑均衡发展, 同时增进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感情。在动作敏感期, 精细动作的训练不仅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动作习惯, 还可以增长智力。
李鸿江指出, 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身体发育敏感期, 一旦错过就很难补回。比如, 爬行是孩子成长中最早接触到的运动之一, 是一个必需的过程。对于婴儿来说, 移动身体需要意志和欲望, 在意志支配下手脚才能产生有节奏的动作, 这是随着大脑深处基底核的生长发育才能学会的技能。美国的相关研究表明, 从来不爬行的孩子在入学后会出现阅读能力差的现象, 而缺少爬行活动的人在成年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身体运动不协调, 一些人在运动时会同手同脚, 就是小时候缺少爬行埋下的祸根。
中国儿童中心体操教练蔡洁每年都要带大批的孩子练习基本体操。与竞技体操相比, 幼儿基本体操是以增强体质为目的的健身体操, 训练强度小, 训练手段温和, 不易造成练习者受伤, 安全性很高。蔡洁认为, 幼儿基本体操特别强调站、立、走、跑、跳等动作, 要姿势正确且有美感, 这样有利于幼儿的脊柱及其周围的肌肉、韧带发育平衡。“幼儿基本体操要求运动时四肢舒展伸展, 促进了端骨与骨干间软骨的生长, 使幼儿个子长高四肢加长, 同时适当的运动量可控制幼儿的脂肪增多, 减少了少儿肥胖症的出现。这个时期抓基本体操对于幼儿非常重要, 一旦错过或多或少都会带来不利因素。”蔡洁说。
实际上, 0~6岁是孩子进行体育锻炼、培养“体商”的敏感期, 孩子在这个期间, 相继学会抬头、翻身、坐起、爬、行走、跑步等。作为家长, 首先应该了解孩子各生长阶段的特点, 为宝宝每个阶段的运动锻炼提供科学引导。四肢的运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发展, 在孩子的运动敏感期, 户外活动或在游戏中学习, 比端坐在教室里学习知识更有利于孩子大脑的发育。通过游戏来学习, 不仅能满足孩子运动、玩耍的需要, 还能激发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过早专项训练会给孩子成长蒙上阴影
幼儿的身体机能发展需要适当的外界刺激, 当外界刺激不符合孩子年龄阶段的需要时, 就会打乱其生长发育的“秩序”。
8月中旬的一天, 笔者来到北京一家体育培训机构, 只见这里人满为患。许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这里为自己的孩子进行运动培训, 一位只有一岁多点的小朋友在妈妈带领下来到培训机构的运动馆, 准备开始今天的训练。这位看上去走路还不怎么利索的小朋友在随后的训练中跟着大了他好几岁的一些小朋友一起做起了运动, 虽然根本就不知道在干什么, 但家长却似乎比较满意:“听说这会对孩子的发育产生好的作用, 我们就带孩子来了, 与其在家呆着, 还不如来这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游泳、跆拳道、轮滑、乒乓球、羽毛球、网球以及各种棋类项目, 过去的这个暑假里, 为孩子选择体育培训项目的家长要比以前多了。虽然与其他美术、舞蹈、器乐等艺术类的项目相比, 体育类培训的孩子还算少, 然而,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 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幼儿年龄越来越小, 呈低龄化趋势。
这一现象与幼儿教育中的其他早教现象类似, 主要是家长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刚过去的这个暑假里, 参加网球训练班的10来个学生, 有一半在6岁以下;参加羽毛球技术培训的二十几名队员中, 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某跆拳道培训班5岁组竟然有一个班;北京市某区体育舞蹈培训分成了4岁组、5岁组、6岁组。
近年来, 体育培训机构的学龄前儿童招生人数每年都在增长, 许多体育项目甚至火爆到供不应求。这些专门培训学龄前儿童的体育项目主要教授儿童专业技能、整体运动发展以及团队合作等理念。这些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对幼儿童年的渗透令许多运动专家和从事儿童发展研究的专家感到不安。他们认为, 尽管体育活动应是孩子最主要的教育形式, 但过早传授技能等势必造成早期专项化, 给孩子们的成长蒙上阴影。
新时代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心贾志勇研究员指出, 从生长发育的角度看, 幼儿生长发育是有“秩序”和逐渐发展、完善的。一些后天的身体机能发展需要适当的外界刺激, 当外界刺激不符合孩子年龄阶段的需要时, 就会打乱其生长发育的“秩序”。他认为, 某些家长的急功近利实际上是违反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
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幼儿进行体育活动, 应以亲近自然、培养兴趣为立足点。”他认为就我国幼儿体育现状而言, 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提升:首先, 应从小让孩子接触多种运动项目, 从玩开始培养兴趣。欧美国家很早就开始以运动项目为载体进行幼儿体育活动, 如基本体操、冰球、游泳等, 分年龄分阶段地开设各种项目俱乐部供幼儿运动娱乐;其次, 应设计一些针对幼儿的特色户外活动。家长带领孩子走进户外、亲近自然, 无需选择特定的运动项目, 只要走出家门就好;再其次, 研究开发适合幼儿参与的体育活动, 推出适合幼儿开展的体育活动和器材。
“雷霆行动”整顿用电秩序 篇6
1 秩序混乱隐患重重
“乱!”一说到新化乡村的供用电问题, 新化县电力公司总经理聂贤葛这位年轻的“老电力”用一个字进行了概括。曾经在双峰工作多年的他, 3年前调任新化县电力公司任总经理, 用电秩序的混乱让他不敢掉以轻心。
近年来, 新化县孟公镇的孟公村、石龙村、石敖村, 温塘镇的温塘村、四维村、利华村、龙潭村、罗家村, 田坪镇的建军村供用电秩序非常混乱。由于历史原因, 电价五花八门, 供电线路私搭乱接、窃电现象触目惊心, 安全隐患特别突出,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且电量流失巨大, 石龙村配变台区线损率高达90%以上, 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孟公镇的孟公村已农改多年, 有8个台区, 共计2592户, 大部分用户正常交纳电费, 但因很多表计陈旧、表箱破损、线路老化, 以及存在关系户、刁难户私搭乱接, 不交电费等严重问题, 偷电用户大量存在, 导致台区线损高达30%, 电费结零非常困难。安全隐患尤其严重, 如果引发火灾将损失巨大。
石龙村有2个台区, 共计507户。多年来, 2#台区用户以农改遗留问题和土地矛盾为由拒交电费。2#台区209户中, 有一半私搭乱接不交电费, 有近100余户存在窃电行为。1#台区有298户, 其中, 12户以土地问题为由拒交电费, 28套表计不规范无法正常计量, 存在私搭乱接和窃电现象。
横阳供电所建设在孟公村、石龙村的交界处, 孟公村、石龙村以土地权属有争议为由拖欠电费58, 884元, 多次催收未果。有关档案资料表明, 供电所占用的土地, 征用手续完备、补偿均已到位, 不存在任何土地权属纠纷问题。
温塘镇的温塘村、利华村、罗家村, 也都存在类似情况。无表用电, 绕开表计用电, 私自接线搭火, 拒交电费, 种种情况表明, 用电秩序在新化部分农村相当混乱。
在用电最为混乱的孟公村, 差不多每年都会有因为乱用电而造成的火灾。一些依法按规正常用电的用户深感忧虑。由于“乱”, 这些地方的电网升级改造没法进行, 造成电力建设滞后, 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 高度重视周密部署
多年来, 新化县委、政府曾多次组织整顿, 收到了一定效果, 但一些重点区域的问题依然严重。今年初, 从上至下的全国严厉打击窃电及违法用电行为, 坚决整顿供用电秩序行动铺开, 新化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针对新化实际, 周密部署, 一场以整顿用电秩序为主题的专项行动在全县展开。
新化县用电秩序最乱的重灾区在孟公镇, 孟公镇的重灾区在孟公村和石龙村。
2002年9月以来, 孟公村、石龙村部分村民以原变电站建设占用村级集体土地为由, 要求继续享受优惠电价, 有的长期拒交电费。两村用电线路私搭乱接, 用电不进表计, 偷电现象非常突出, 且外线密布、表箱破损、表计陈旧、线路老化, 停电现象时有发生, 几乎每年都会引发火灾事故, 多次造成大面积停电。据统计, 2002年至今, 全镇造成正常电费损失达2400万元以上, 300余用户拖欠电费达到300万元以上。石龙村配变台区线损率高达90%以上。近年来, 随着小城镇建设的推进, 一些开发商进驻孟公镇搞开发, 用电甚至也不申报, 也没有电力规划, 没预留通道, 为今后的用电埋下了重重隐患。
经济要发展, 电力要先行。面对如此用电乱局, 新化县委、县政府曾十数次进行整顿。
2016年4月8日, 新化县政府517会议室, 全县用电秩序整顿专题会议召开, 孟公村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桌面上。县委常委、副县长王文红、副县长罗宜秋、正县级干部曾国成以及公安、法院、电力协调办、安监、电力公司、孟公镇等方面的领导悉数到会。王文红对整顿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他要求孟公镇加强干部教育, 提升干部责任意识、担当意识, 敢于直面矛盾, 积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争取群众理解、支持、配合用电秩序整顿, 加强领导力量。同时, 对违法人员要依法严厉实施打击, 对阻挠用电秩序整顿的骨干分子、首恶人员及拒缴电费的典型人员, 县公安局要严厉打击到位!
3 雷霆出击破解乱象
4月25日, 新化县人民政府制定了《孟公镇用电秩序整顿雷霆行动工作方案》, 决定调集300名工作人员集中开展孟公镇用电秩序整顿“雷霆行动”, 王文红担任组长。“雷霆行动”任务明确:坚决取缔孟公村、石龙村危害供用电安全、私拉乱接、擅自转供等违规违章用电行为;对用电不装表、不进表用电、用电不缴费发的用户停止供电;对孟公村的用户表计更换到位;对偷电用户予以坚决打击惩处;全部取消优惠电价, 按物价目录电价执行到位;建立起规范的正常用电秩序。
孟公镇党委书记吴爱民、镇长罗崇凡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 立即组织全镇干部及相关村组召开专题会议, 要求全面深入掌握第一手资料, 做好村民群众的思想工作。经过孟公镇干部一个多月走村入户做思想工作, 绝大部分群众都认识到了整顿用电秩序其实就是保护自己的权益, 表示坚决支持整顿行动。6月2日, 新化县电力公司开始组织施工人员进村施工, 至13日, 施工进展顺利。然而, 6月14日, 当电力公司施工人员和电力执法大队进入孟公村用电最混乱的区域现场施工时, 一些人跳出来粗暴阻止施工, 个别人破坏电力表计、哄抢电力物资、辱骂工作人员, 整顿工作受到严重阻挠。接警后, 公安干警及时赶到现场维护秩序, 将围攻谩骂工作人员、破坏执法车辆和电力设施的刘某等8人传唤带离现场, 对其中7人警告教育, 1人治安拘留。
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 篇7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艰难, 发达国家至今还没有真正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发展中国家也面临许多新的冲击, 世界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状态中。造成当今国际经济困局的原因很多, 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深层因素。为今之计, 必须加快构建适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日益失衡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沿袭至今。以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前身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架马车”为标志, 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 进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历史地看, 美国主导下的这种国际经济秩序对于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 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积极功能日见衰退, 某些不合理的方面日益突出, 甚至一定程度上转变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
当今世界经济重心已经明显东移。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 新兴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规模迅速增长,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快速上升, 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出现大幅增长, 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超出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新兴国家等目前面临许多新的困难与挑战, 但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仍然没有做出合理的调整。另一方面, 美国当初构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持久化, 出于一己私利, 美国总是极力阻挠国际经济秩序的更新与重构。日积月累, 导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缺失和功能性失调。
一是垄断性, 持续增高后来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国家的准入壁垒。以美元为本位的全球金融体系, 迫使后进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过程中必须支付额外的货币交换成本, 承担较高的汇率变动风险。网络的根资源掌控于美国一家之中, 既越来越不适应全球信息交流快速增长的趋势, 也加大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信息安全风险。在航空工业和电子商务等战略性产业部门由少数国家操纵的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等, 正在越来越多地阻碍后来的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 公平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全球市场竞争。
二是单边性, 少数国家常借方便之机损害多数国家的经济利益。利用自身的市场垄断优势或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主导地位, 少数发达国家不时对外转嫁自身的经济危机, 常常从国际市场交换中榨取超额利润。
三是排斥性, 神化西方经济模式, 阻碍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不同探索。在日常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过程中, 西方国家往往居高临下, 设置种种前提条件, 时常利用“规则”来教训和打压他人, 或是极力推销自身的价值标准, 制造借口和罪名诋毁抹黑竞争对手。比如西方国家利用所掌控的评级机构等, 把自身的经济运行方式奉为经典甚至是唯一正确的模式, 歧视贬低其他国家的企业制度和宏观管理方式, 否定不同的国情应当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更有甚者, 主要西方国家时常运用市场力量比如动辄实施经济制裁等手段来追求自私的政治目标。
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特征
国际经济秩序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广义的游戏规则, 包括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 它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 其重要意义甚至是资本或技术等实物要素都难以比拟的。判断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多数国家的利益。规则的权威性起源于多数的认同, 规则的有效性依赖于多数的遵从。必须改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过于偏向少数发达国家利益的格局, 形成更有利于促进多数国家经济成长的良好环境。不能把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人为地加以固化, 应当与时俱进构建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空间。基于全球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 尊重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各国国情不同决定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方式不一样, 微观企业制度与宏观管理政策都会存在差异。因此, 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不应强求对方与自己一致,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过程中不应以某个模式为标准来制造理由, 干预企业的市场行为。
其次, 保障各方话语的平等性。当今时代不同国家日益广泛地汇聚在特定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 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比以往时候都更为复杂。促使未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走向更加公平, 既是诱导各国持续参与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要保障, 也是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因此, 应当也必须保障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享有平等的话语权。
再次, 扩大国际治理的兼容性。现有一些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受发达国家的操控明显, 导致对一些重大国际经济事务做出决策时往往偏袒发达国家的利益, 排斥其他国家的合理意见, 忽略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因此, 大力改造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无疑已成题中之议。要让已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有更多的新型国际组织和机构来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保障未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合理更均衡。
更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进程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需要通过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来支撑国民经济持续成长的新阶段, 国际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事关全局而不得不争的战略制高点。去年我国GDP总量已经迈上10万亿美元的台阶, 标志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稳定提升, 中国有义务引导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走向合理化, 也有能力适时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更新进程。一方面, 更新国际经济秩序不只是中国的需要, 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愿望。经济全球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理应也必然要形成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共同规则。另一方面, 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为世界第一, 引进外资多年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 近年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张,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名列前茅, 中国已经是国际市场上重量级的角色, 理应享有其他国家已经拥有的地位和权利。近期来看, 我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启动国际经济秩序更新的进程。
首先, 优化空间布局, 提升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不同形式的自贸区是今后一个时期支配全球经济竞争态势的关键因素。我国要抓紧时间把“一带一路”战略做实做好,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安排等逐步形成有实质意义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同时, 也要更为积极主动地推进其他方面的自贸区建设, 因势利导加快与不同类型国家的自贸区谈判进程, 更为积极有效地引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其次, 完善国际机构, 扩大对国际经济事务的话语权。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相应的国际经济组织与机构将发挥出更为重要功能, 我国应当也必须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参与其中。一方面, 要积极推动对现有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改造, 比如, 努力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早日落实, 以更好地体现和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 更要大力加快金砖国家银行、亚洲投资银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设步伐, 考虑设立更多的国际化基金和政府间合作组织, 让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有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