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传播（共9篇）
舆情传播 篇1
舆情是指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社会群体对中介性社会事项产生的思想认知、情绪反应、价值判断和意见倾向等的综合表现。大众传媒具有较大发行量、较高收听收视率和较强的传播力、引导力、渗透力。因此, 大众传媒要有博大的胸怀与气度, 允许不同观点的出现, 为社会舆情的传播提供平台与渠道。
一、传媒应允许舆情的传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由于网络的虚拟、匿名性质, 互联网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 成为民众热议时事的首选, 各个社会群体对社会的真实印象、对公权力的真实评价在互联网上表现得更为突出。面对各类舆情, 传媒要宽容, 要有博大的胸怀与气度, 允许不同观点的出现, 为各类舆情提供传播的平台与渠道。当今世界, 处于信息时代的民众作为一个个活跃的社会群体, 他们必定经常利用传媒这些平台和渠道, 传播多元观点、建设性意见, 这有利于传媒及相关政府部门掌握社会舆情, 有针对性地开展引导与疏导工作。
二、传媒开展舆情传播的方针
“服务大局、服务决策”八个字是传媒开展舆情传播工作的根本方针, 是传媒开展舆情信息工作的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贯彻“服务大局、服务决策”的八字方针, 传媒要善于把舆情的传播工作放到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中去思考, 放到领导决策、指导工作的全局中去开展。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领导决策的关注点在哪里, 传媒就要着力反映什么方面的舆情。唯有如此, 传媒才能找准开展舆情传播的努力方向和着力点, 才能促进舆情传播工作上层次、上水平。
三、传媒开展舆情传播的原则
传媒要开展好舆情传播工作, 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 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 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大势, 以网络建设为基础, 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以提高舆情传播质量为重点, 着力增强舆情传播的速度、深度、实用度, 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决策服务。具体地说, 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六项原则。
1. 关注大事, 把握大势。
关注大事、把握大势, 是传媒开展舆情传播的基本思路, 是我们找准工作方向、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遵循。大事、大势能引发社会舆情产生, 可以决定社会舆情走势,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党的执政行为和政府施政行为。传媒要做好舆情传播工作, 传媒从业人员必须密切关注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的进程, 善于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正确方向, 从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工作全局, 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洞悉发展大势, 不断提高对舆情的判断和分析能力。
2. 深入实际, 反映民意。
深入实际, 一切从实际出发, 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也是传媒开展舆情传播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必然途径。反映社情民意是传媒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任务。传媒从业人员必须深入社会各个角落, 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了解各个社会群体的真实声音, 掌握各个社会群体的真实思想;必须深入体察社情, 深入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 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 畅通他们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 促进各种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3. 真实准确, 全面客观。
真实准确是传媒开展舆情传播工作的生命, 全面客观是传媒开展舆情传播工作的基本要求。传媒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开展舆情传播工作, 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利益, 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关系到领导决策的正确与否。传媒从业人员在开展舆情传播工作的过程中, 必须实事求是, 努力做到情况清楚、内容真实、准确把握、科学分析。同时, 要有喜报喜、有忧报忧, 反映客观真实情况。
4. 灵敏高效, 快捷畅通。
时效是舆情信息的基本要素, 直接决定着舆情的价值。置身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传媒从业人员要善于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新成就, 并快速地收集、分析、编写、传播相关舆情信息, 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超前的、价值含量较大的舆情信息。传媒从业人员要强化政治意识和时效观念, 增强工作主动性和信息敏感性, 积极探索建立传媒开展舆情传播的快速反应机制, 畅通各种社会舆情信息的反映渠道, 及时跟踪重要舆情的发展变化, 不断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确保“第一时间”传播舆情信息。
5. 把握规律, 与时俱进。
传媒从业人员在收集、分析、编写、传播社会舆情信息的过程中, 要认真遵循社会舆情产生、发展、变化、传播的规律, 准确判断形势, 认真分析态势, 科学预测走势, 从大量庞杂的各种信息中, 发现那些能够推动全局工作的新经验、新思想、新事物。与此同时, 要把舆情传播工作与时代的发展和要求紧密结合, 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传统手段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信息采集与调查研究相结合, 与时俱进, 创新思维、机制、方法, 不断提高传媒开展舆情传播工作的水平和能力。
6. 掌握新知, 探索前沿。
随着各种互联网新技术的推陈出新与实际运用, 传媒从业人员要不断加强网络舆情的汇集、分析、编写、传播、反馈、引导工作。网络舆情的传播越来越成为媒体开展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内容。传媒从业人员, 要努力学习新知识, 灵活掌握新技术, 加强对互联网论坛、跟帖、手机短信、博客、播客、维客、即时通讯、搜索引擎、移动多媒体等网络传播渠道上出现的网络舆情进行汇集、分析、编写,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舆情传播, 对舆情进行反馈、引导。
四、传媒开展舆情传播的策略
按性质分, 舆情可分为补益性、损益性、中性三种。针对三种不同性质的舆情, 大众传媒应充分用好“炒、化、放”策略进行传播。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大为有所小为, 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信息公开、反馈迅速、方便快捷的舆论环境中, 让他们对各种舆情进行优化选择。
1. 补益性舆情宜“炒”。
此类舆情能够科学正确地反映中介性社会事项的真实情况和规律, 是人们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中介性社会事项内在本质的认识和追求, 有助于人们树立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有利于形成正确的社会舆情导向、树立良好的社会文明风气, 促进国家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如民众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热议建党90年的丰功伟绩, 盛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 这些舆情一般是补益性的。对于补益性社会舆情, 传媒在开展舆情传播时应竭尽全力将其炒热、炒火。
2. 损益性舆情宜“化”。
此类舆情在一些社会群体中占有一定市场, 较容易扩散, 并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人民群众的是非判断, 使得观点相近的社会民众频繁沟通, 容易产生“群体极化”, 促使保守的更保守, 激进的更冒险, 严重时可能发展为人身攻击, 甚至威胁社会正常秩序。如“官二代”和“富二代”牵动着很多年轻大学生的敏感神经。在2009年5月7日晚发生的杭州飙车撞人案中, 受害者谭卓的毕业院校浙江大学学子致杭州市长的公开信从浙江大学内部论坛流传到公网, 高校学子对蔑视生命的“富二代”给予强烈谴责, 飙车案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又如2010年10月16日发生的“李刚门”事件引发高校学生声讨“官二代”的“特权”。对于损益性舆情, 传媒应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 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 回应社会关切, 努力抢占先机, 引导社会舆论, 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 牢牢占领舆论引导的制高点。要对一些人民群众出现的有疑惑、有怨言、有情绪的重点舆情进行正确引导与合理疏导, 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 及时将损益性舆情扑灭在火苗阶段, 防止其蔓延、变异。如2003年“清华、北大餐厅爆炸案”发生后, 传媒正确引导舆论, 合理疏导情绪, 过滤有害信息, 从而成功实现危机的转化, 维护了高校的形象。
3. 中性舆情宜“放”。
此类舆情给人们带来的是一个个休闲娱乐元素, 能够满足一些人好奇的需要、吸引别人注意的需要、“谈资”的需要等。这种舆情几乎不产生直接的社会影响, 对社会不会造成损害和有益的后果。对于中性舆情, 传媒应采用“放”的策略, 尽量不传播或少传播这类舆情, 不直接干预, 静观其变, 让中性舆情自生自灭。
五、传媒开展舆情传播的方法
大众传媒开展舆情传播的方法多种多样, 但笔者认为新闻报道、新闻评论、互动讨论尤为重要。
1. 新闻报道。
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提出:“新闻就是经报道 (或传播) 的新近事实信息。”传媒在开展舆情传播时, 要重视舆情信息的作用, 要通过消息、通讯、特写、专访等各种体裁, 通过新闻报道、背景知识等形式, 根据对人民、对党有利的原则, 精心挑选相关社会舆情信息, 对相关舆情信息有所传播有所不传播, 有所多传播有所少传播, 力求做到舆情信息传播的倾向性与舆情引导的倾向性相一致, 向广大受众传递认真挑选的真实可靠的舆情信息, 以期使得广大受众在接受舆情信息的同时, 也认同和接受传媒对舆情的引导与疏导。
2. 新闻评论。
新闻评论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发议论, 讲道理, 直接发表意见的文体。传媒在通过新闻报道传播社会舆情信息的基础上, 可以运用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新闻述评等任何一种或多种新闻评论体裁, 进行舆情信息的传播。传媒刊发的新闻评论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要在传播事实和信息的由表及里基础上, 进行由此及彼、由点及面、由正及反的辩证分析、研判,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 从对立统一的规律高度, 深入开掘带有普遍意义的内部联系、社会价值, 以达到引导舆情的作用。如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 党中央隆重召开庆祝大会, 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群众对此高度关注。《人民日报》等媒体及时刊发了《永远为人民而奋斗》、《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珍惜伟大成就高举伟大旗帜》、《坚持实事求是推进理论创新》等新闻评论, 对相关社会舆情进行科学引导。
3. 互动讨论。
置身信息社会, 很多传媒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传播权, 根据各个时期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设置讨论议题, 吸引受众关注, 并大量刊登群众来信来访, 传播社会各个群体的声音, 传播社会各个群体的舆情。如《人民日报》的《今日谈》、《人民论坛》在传播社情民意方面受到广大群众的青睐。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舆情, 传媒在进行舆情传播的过程中, 还需要培养一些分析问题深刻、有独特见解的网民作为“意见领袖”, 引导他们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理解政府解决种种复杂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实际操作, 让互联网中的“意见领袖”对各种网络舆情进行话题引导和舆论方向控制, 在互动交流中影响和感染网民, 成为论坛的最强音, 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和纽带。如创办于1999年5月9日的人民网“强国论坛”是国内最早的中文论坛, 经常邀请嘉宾解读时事, 反映党和政府政策精神的主旋律, 吸引了一大批关注时政的国民在“强国论坛”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互动交流, “强国论坛”被称为中国舆情的晴雨表之一。■
舆情传播 篇2
引言
随着当前时期高校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高校网络信息舆论得到不断的发展，尤其在近年来，高校网络舆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就目前高校网络舆论的发展情况来看，由于对网络舆论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很多网络舆论突发事件的发生对校园管理造成一定的冲击，从当前高校网络舆论制度建设方面来说，网络舆论的管理并没有对其发展进行正确的引导，而是采用封堵的方式，对不利的舆论信息进行封堵，使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管理方法完全不能适应当高校舆论管理的发展，使得学生的情绪得不到适当的表达，从而造成不利舆论导向的恶性循环。如果对高校舆论管理不加引导，依然采用当前的管理方法，不利于高校舆论宣传以及正确网络文化气息的形成，也不利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管理。
另一方面，当前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显得比较尖锐，高校管理中学生与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出现较大的摩擦，尤其是网络舆论仅仅依靠网民自身道德进行支持，使网络舆论资源成为网民发泄不满和随意宣泄的场地。在国家加强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同时，需要从网民的心理以及社会现象的具体意向方面进行分析。高校网络舆论管理与高校文化建设和学生心理健康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需要认真对待高校网络舆论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需要从舆论新闻学角度进行分析，对学生心理特点以及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科学规划网络舆论作用的正确发挥。
一、高校网络舆论的发展现状分析
高校网络舆论是建立在学生对于生活和学习环境的评价基础上，并且通过互联网信息交互的方式来达到舆论资源共享的情况。随着互联网资源在高校学生当中应用范围的不断加大，使得网络舆论所具有的影响力更为明显，尤其是学生个人观点通过网络的形式进行表述，使得消息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在当前阶段，大学生网络舆论信息主要来自个人微博、空间、bbs论坛、贴吧等，并且成为大学网络舆论的主流表现形式。
由于网络信息资源具有随意性、开放性和虚拟性等特点，使得网民在表达自身观点的情况具有随意性特点，将自身情绪以及观点随意发表在网络上，尤其是一些观点的表达具有明显的情绪化以及个人极端思想倾向。这就使得网络资源成为网民随意发泄自己情绪，表现自己思想观念的地方，也正是由于网络资源的这些特殊性质，使网民对网络舆论本身没有责任感，使网络舆论秩序混乱。
近年来由于高校网络舆论方面监管不力，使校园文化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通过网络舆论诱导学生犯罪，或者导致学生自残、自杀的事件屡见不鲜，这使得网络舆论这一虚拟资源对高校学生的实际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由于高校教育制度体系本身存在一定的争议，很多学生看问题的方法不全面，使得舆论表现方式比较偏激，加之社会压力的不断加大，对学生的心理以及生活等方面都造成极大的影响，外部压力的加大使得学生将更多关注放在网络舆论方面，从而导致了学生思想和行为方面出现偏差。
二、当前高校网络舆论管理方面的问题表现
当前网络舆论是高校学生获取社会信息的最主要途径，由于网络思想良莠不齐，很多网络舆论信息表现出极端性特点，使得学生的思想观念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出现反叛性特征。又由于网络舆论观点表现的随意性，使得网络舆论观点表现出网民对现实不满的宣泄，这些负面情绪会对网络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大学生正确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的形成。
当前时期，高校网络舆论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难题：首先是网络舆论中不良信息对网络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使网络舆论资源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偏离；第二，是网络舆论资源对于学生获取知识方面的需求，在为学生服务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三，是对网络舆论的管理是当前高校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解决高校网络舆论管理问题必须从网络舆论的发展规律方面进行充分分析，做好网络舆论的引导。
三、加强对高校网络舆论管理的探索
加强高校网络舆论管理是当前时期高校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网络资源对于高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从法制的高度对网络舆论进行规范监管，同时要兼顾学生的民主意识，体现高等教育的开放性理念。
网络舆论监管需要从新闻学角度进行考虑，在对网络资源进行合理利用的过程中，需要对舆论的新闻定义进行探究，舆论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形式，而舆论管理对于新闻传播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高校需要对网络舆论的进行客观性认知，在顺应时代发展的角度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和传播机制进行了解，从而加强网络管理体制的建设。
首先要建立一套高校网络舆论监管制度，切实把握好高校网络舆论传播的几个主要环节，对危害学生思想，破坏网络环境的信息进行依法处理，不断净化网络舆论资源，减少不良信息对学生网络舆论资源的影响。
其次是要建立学生网络舆论资源系统，网络舆论能够满足学生对社会知识和日常信息的需要，以引导和支持的方式使学生接受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网络舆论信息，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切实抓好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学生心理辅导工作，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取向。
第三，要努力完善高校网络舆论化解机制
舆情传播 篇3
一、舆情反转频发下政务新媒体的传播现状
（一）政务信息不透明，政府形象被质疑
政务公开、权力透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是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行使民主权利、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然而，仍然存在一些政府“监管盲区”引发网友质疑。在“黑龙江庆安袭警”事件中，死者徐纯合在火车站候车大厅与执勤民警发生争执而被击毙的消息，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争议。对于执勤民警的开枪行为是否符合规范、民警的自保行为与一枪致死的严重后果是否过激、相关部门完整录像的迟迟不公开和政府部门的不回应行为，都受到了网友的严重质疑。该事件的网络舆情在网上持续发酵，使得当地政府形象严重受损，但是舆情的发展不可控制地直指政府的廉政问题，并引发了大众对政府部门解决枪击事件的信任度和认可度。
（二） 舆论“倒逼”行动，政府陷于被动
随着大众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统一的声音”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声音”代替，“主流媒体”的声音逐渐变弱，社会迎来“全民记者”时代。然而，部分政务部门仍然不重视网络舆情的治理，缺乏对网络舆情发展规律的认识；消极应对网络舆情，缺少网络舆情治理的舆情预警机制及相应的舆情危机治理方案，致使一些政府部门被公众舆论“牵着鼻子走”。
最具代表性的是今年春节期间哈尔滨的“天价鱼”事件，在经过网友发帖后首发舆论对“万元铁锅鱼”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并“一边倒”地谴责北岸野生渔村餐厅。正当舆论沸腾之时，“被坑”网友选择关机并删除微博的行为受到了网友舆论的广泛质疑，二次舆论纷纷指责当事人“醉酒闹事”和“地域攻击”。紧接着，事件相关调查组对此事件做出了只针对价格的说明，而对所售鳇鱼是否野生、导游和出租车司机引导消费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链条并未交代，三次舆论受到了网友的严重质疑，并倒逼调查组继续深入调查。随后，媒体爆出的更多细节显示：“北岸野生渔村饭店”工商登记实为“北岸渔村饭店”，并无标榜的“野生”二字；餐饮服务许可证已于2月4日到期；更多同时同地的宰客事件被爆出；当地导游爆料，带游客去涉事饭店消费可获60%提成，四次舆论再次喧哗，网友们纷纷指责政府的“护短”行为。在这起舆情反转事件中，公众明显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而反应迟缓的相关政府部门则被舆论倒逼，陷于被动的尴尬局面。
（三） 盲目跟风新媒体，缺乏专业素养
当前，一些政府部门虽然积极开通了政务微博、微信，但却停留在表面，缺乏实质性工作内容，具体表现在：一是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尚未转变工作理念，仍然用传统思维操作新媒体，信息的发布停留在传统媒体的告知阶段，未能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互动交流功能。二是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盲目加入新媒体阵营，但却缺乏新媒体专业素养，盲目转发一些来源未经证实或消息不全的信息，给公众生活带来了复杂信息干扰，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三是某些政务部门虽然开通了政务微博、微信，但长期不更新，基本不互动，官微成为摆设，一旦出现问题，往往直接影响政府形象。
二、对策建议
（一）建立网络舆情管理体制机制，精细化舆情管理
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全覆盖的网络舆情管理体制机制，提高舆情管理效率。一是建立网络舆情的事前预警管理体制。积极关注网络舆情的热点，特别是涉及当地的人和事，尽早发现网络问题的倾向，及时做好网络舆情的预警，提前介入，防止舆情发酵。二是建立网络舆情的事中管理体制。对当前发生的网络舆情，及时进行舆情筛选，迅速整合相关信息资源，并仔细分析舆情散播的目的和规律，预测舆情演化趋势及影响程度，形成简明扼要、分析准确的舆情报告，为舆情处理提供快速、准确的依据。三是建立网络舆情的事后跟踪机制。对已经发生过的网络舆情，要继续做好跟踪工作，密切关注舆情走向，防止舆情潜在危机的再次出现，并做好舆情发展的危机解决方案。
（二）多途径处理网络舆情，积极引导舆论方向
及时响应舆情，有利于把握舆情发展的方向。一是按照“快报事实，慎报原因，重报态度，续报进展”的原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真实、准确的权威信息，使群众及时了解事情真相，达到舆情降温，还原舆情真相，消除群众疑虑及谣言的效率，为突发公共事件的妥善处置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二是多种途径响应舆情发展现实需要。多形式、多角度地对网络舆情进行干预、引导，避免舆情管理的单一化。可采用专门网评员运用网络化的语言，采用跟帖、撰写网络评论等形式直接参与网络讨论，采用“意见领袖”的方式引导舆论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强化对网络谣言的辟谣处理管理，一方面需要及时地公布事情真相，另一方面需运用科技手段对谣言等舆情的源头、传播路径及内容进行追踪，严肃追究责任，并及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删除或屏蔽处理，避免层层蔓延，及时遏制不良网络舆情的发酵发展。
（三）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媒介管理者专业素养
提高网络舆情管理的重视程度，转变舆情管理思想观念，提高舆情管理者专业素养，对于提高舆情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转变舆情管理者的思想观念。当前公民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日益高涨，网络舆情频发，传统的政府工作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网络时代的发展，政府工作人员要转变对待媒体的传统思维，变“封堵”为“疏导”，变“应对”为“面对”，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尊重新闻规律，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对待网络，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网络舆论，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实施网络舆情引导。二是提高新媒体管理者的专业素养。官媒管理者要积极适应当前公开透明的舆论监督环境，加强学习新媒体应用等相关知识，提高使用网络的基本技能，切实做到真懂网、勤上网、善用网、会管网，利用网络搜集和把握社情民意，利用网络与网民互动交流，鼓励网民理性发表见解，在官民互动中传递正能量。
（四）善用舆情，转化成有益的社会“助推剂”
官媒管理者要善于利用网络转危为机，巧妙地将舆情转化为推动工作开展的“助推剂”。一要化舆情为“警钟”。将舆情所涉及典型案例编印成册作为教育材料，坚持警钟长鸣，防微杜渐。二要善于借势。在舆情处理工作中，要善于借势加大力度宣传推介本地或本部门的工作，将工作上一些好的做法宣传出去，借机打开网络问政平台，官民互动，不断提高部门形象。三要打造网络监督平台。把网络作为监督干部行为的一种工具，将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等信访渠道公布于众，鼓励广大群众监督领导干部的日常作为。
【本文系2015年省社科联（省经团联）调研课题“微信传播的功能及治理研究”（SKL-2015-623）、2015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课题“河南省政务微信的社会功能及治理机制研究”（第二批）的阶段性成果】
从网络传播看暴雨舆情 篇4
一般认为,网络传播就是以计算机和网络为载体的信息传播活动,依托互联网的网络新闻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传统媒体不一样的鲜明特征,如信息海量性、交流互动性、发布迅捷性和检索方便性等。[1]在网络传播时代,人们的观点可以更好地得到表达,对于热点事件也会有更多的讨论和意见,如果不对网络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舆论进行适当的疏导,则会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影响正常的信息传递和社会秩序。暴雨事件后,对灾情的及时报道能够给人们准确的信息以应对灾情,促使人们及早防御,因此对灾情的报道必不可少。此次灾情发生后舆情也同样火爆,因此本文主要从网络传播的几个方面来分析舆情发展为何如此广泛,各大社交平台舆情引爆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网络传播特点。
二、网络传播者身份的匿名性
网络是一个虚拟环境,在各大社交平台中的网络传播身份具有匿名性,这就导致个体可以进行角色的自由选择和转换。且现在对于网络空间中言论的立法也并不健全,这就使得网络传播者可以任意发表自己的言论。基于此,网络传播内容较为随意且无规律,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网民情绪的宣泄。网络空间中传播者身份的相对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2]更能够使得他们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和意见。
网络言论的表达可以使他们把对现实灾情的恐惧转移到网络中来。在此次暴雨事件中,前期媒体未对安徽灾情进行报道时,网民就是利用各种网络平台来发布自我观点的,体现了人们对于安徽暴雨的恐惧。同时,由于官方对此言论应对的不及时,导致谣言的出现和蔓延,出现了类似“安徽是国家默认的长江泄洪处,而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优劣造成的”等言论。
三、网络传播范围的广泛性
网络使得人们的交流范围扩大,人们可以不断地变换交流的对象,这些交流对象的来源也更加广泛。可以说,网络基本上打破了地域的局限性,也打破了固有群体的限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网络进行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3]这就为公众舆论的出现提供了必备的土壤。
在此次暴雨事件中,人们不仅可以对自己身边的情形和环境进行观察,同时还可以通过网络来观看整个暴雨事件以及暴雨事件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失、带来的危害。而在此次暴雨事件中,同样受灾严重的湖北和安徽却受到媒体不同报道程度的对待,也充分体现了网络传播范围的广泛性。同时,媒体对安徽和湖北灾情的不同报道程度的意见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共鸣,网民在网络平台发表共同的看法和意见,从而导致舆论的进一步发展。
四、网络传播效果的开放性
一般而言,网络传播效果是由传播活动所引起的受众在情感、认识和行为方面的反应,网络传播中的传播效果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被预测,传播效果往往是开放的、难以控制的。并且因为受众在网络传播中获得了较大的主动权,他们在信息生产流程和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受众的参与使得双方的互动更加明显,也导致了一个较为复杂的传播过程;同时,在网络中,人们所发表的观点和意见都因为互联网的海量空间而聚集在一起,使得每个网民都能公开地观看这些已经被发表的意见,从而进行网络群体的聚合,产生共同的群体合意。
在充满群体合意的社交平台中,会产生一种多数意见对成员中的个人意见或少数意见的压力,即群体压力。这样的社会心理会导致更多的人发表同质的意见,而排斥那些拥有不同意见的人发声,出现网络传播中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在暴雨这一事件中,人们的关注点从对灾情的报道逐渐转移到对媒体不报道安徽灾情事件的不满,且对安徽媒体的不满情绪愈发严重,在社交平台上对安徽媒体的集中批评也充分体现了这点。
五、网民的把关作用
把关人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卢因提出的,主要是指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4]把关人不仅仅局限于媒体及媒体从业者,在网络传播中,网民也可以是把关人。这不仅意味着网民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绕开某些政府或网站的把关关卡获得自己需要的内容,而且也意味着他们对别人来说也可能成为一种具有把关作用的引导者。
正如彭兰老师在《网络传播学》一书中所说:网民在博客中发布内容时,是需要经过选择与思考的,这个过程是一种把关;网民在论坛中转发帖子,也是有选择地进行内容的再传播,这也是一种把关行为。暴雨事件中,网民在各大社交媒体中发表的意见都是经过了筛选和把关的。而这种把关又会促使形成关于这一看法的集中讨论,从而引发媒体对这一现象的重视,进行新一轮的媒体的把关。因此在此次暴雨事件中,网民们集中对安徽媒体的不满以及对湖北暴雨灾情的看法也充分体现了网民有意识的把关过程。
六、结语
因为网络传播的种种特点,网络舆情的发展更为迅速和复杂,而又因为网民自身的把关现象和网络群体中群体压力的存在,舆情的发展可以受到一些把关和限制。因而在舆情发展时,政府及媒体要更加注重网络传播的特点,同受众建立有效的信息渠道,向受众传递真实的信息,进行合理合适的引导,以避免和制止舆论谣言的肆意传播和扩散。
摘要：进入7月以来,湖北、安徽、湖南等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天气,连续的暴雨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灾情,网络舆情更是发展得热火朝天,各大社交平台也接连被灾情和舆情刷屏。本文主要从网络传播中传播者身份、传播范围、传播效果和网民自身把关等方面来分析在暴雨事件后舆情火爆的原因。
关键词：舆情,网络传播,把关理论
参考文献
[1]李其平.网络传播的社会心理学分析[J].理论建设,2007(06):1.
[2]彭兰.现阶段中国网民典型特征研究[J].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09:3.
[3]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98.
微博舆情话题传播行为预测研究 篇5
目前,微博已经成为舆情话题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对微博网络中的舆情话题传播过程进行监控及预测, 将有利于相关部门对不良舆情进行有效地疏导和澄清。 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在深入分析用户转发行为的基础上, 提取出了影响微博个体转发行为的4类特征,利用逻辑回归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LR)对微博用户的舆情话题转发概率进行预测,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一种基于个体行为的微博舆情话题转发规模预测算法。
2微博舆情话题的个体转发行为预测
2.1转发概率预测模型
本文利用有向无权图G(U,E)来对微博网络进行描述。 其中U为网络中所有节点构成的集合 ;E为网络中所有边构成的集合,且eu,v∈E表示节点u指向节点v的有向边,即节点u对节点v的关注关系 ,信息的传播方向与关注方向相反 。 假设用户v发布了一条话题消息topic,则y=f(v,u,topic)表示节点v的粉丝节点u在看到该话题后采取的行为:y=1表示节点u对该话题进行转发;y=0表示节点u不对该话题进行转发。因此,研究微博用户的个体转发行为,即是在给定话题信息topic以及用户关系网络G(U,E)的情况下,预测用户u转发话题信息topic的概率。
本文借鉴文献[2]和文献[3]的研究结论,使用LR模型对微博用户的舆情话题转发概率进行预测,其预测公式如下:
其中,Fu(topic,G)为影响用户u转发话题的行为特征集合 ; yu表示用户u的转发行为;ω 为权值向量, 其值可以采用极大似然函数进行估计。
2.2用户转发行为特征提取
2.2.1话题接收者特征
(1)话题接收者的兴趣度 。 本文利用了Jaccard相似度计算方法,通过计算微博话题内容与用户感兴趣内容的相似程度,来对用户兴趣度进行量化。
步骤1:兴趣收集。 收集某时间段内用户u发布的所有Ns条微博,构建用户u的语句级兴趣空间IS={S1,S2,…,SNs}。
步骤2: 分词 。 本文采用 中科院计 算技术研 究所开发 的ICTCLAS系统[4]对IS中的语句进行分词 ,得到用户u的词语级兴趣空间IW={W1,W2,…,WNw}。
步骤3:从中剔除停用词。 本文利用CSDN(2010)提供的停用词列表,以去除IW中的停用词,最终得到用户u的兴趣空间。
步骤4:针对某一舆情话题topic,按照步骤2~步骤3,对该话题进行处理,得到话题topic的特征空间TP={T1,T2,…,TNt}。
步骤5:计算INT和TP的Jaccard系数。 Jacccard系数是样本集交集与样本集合集的比值[5],即微博舆情话题特征空间与接收用户兴趣空间的相似度为:
SIMu,topic表示了用户u对目标话题topic的感兴趣程度。
(2)话题接收者的活跃度 。 本文利用式 (3)计算话题接收者的活跃度Ra:
其中,ri,ci,oi分别为用户在n天内转发、 评论和原创的微博总数。
(3)话题接收者的重复接收次数 。 研究表明 ,用户会因为信息的重复接收,而对该信息的转发倾向发生改变[6]。 因此,本文认为话题接收者的关注对象中转发目标话题信息的数量, 会影响该话题接收者的转发行为。
2.2.2话题发布者的特征
(1)话题发布者的影响力 。 微博网络中 ,发布者的影响力大小势必会对其粉丝的转发行为产生影响[6]。 本文采用文献[7]给出的UIR算法来评价话题发布者的影响力,该算法可以描述为:
其中,UIR(v)为节点v的影响力,d为[0,1]区间上的阻尼系数,通常情况下,取经验值d=0.85,本文假设节点的初始UIR值为1。 f(v)表示节点v的粉丝集合,Au,v为节点v分配给节点u的UIR值的比例:
其中,Nf是节点v的粉丝节点总数,Ra为节点v的第k个粉k丝节点的活跃度,Ra可由式(3)计算得到,通过有限次的反复迭k代,就可以获得目标节点v的UIR值。
(2)话题发布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 研究表明 ,与具有“单向关注”关系的用户相比,具有“双向关注关系”(“互粉”) 的用户间的亲密程度更高[8]。 此外,用户间的互动次数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用户间的关系亲密程度,本文定义用户u和用户v之间的互动次数为
其中,Cu,v为用户u和用户v转发对方微博的数量,Ru,v为用户u和用户v评论对方微博的数量,Mu,v为用户u和用户v在微博中提及(“@”)对方的次数。
2.2.3话题的内容特征
研究表明, 微博话题中是否包含图片、 视频、URL、Hashtag以及“@”等内容,均会对用户的转发行为产生影响[3]。
2.2.4外部媒体关注度
本文利用目标舆情话题传播过程中, 网络媒体对此舆情事件的新闻报道数量,来描述外部媒体的关注度。 针对某一目标舆情话题topic,首先得到该话题的特征空间TP=(T1,T2,… ,TNt),并提取出相应舆情事件的关键词, 然后利用百度搜索引擎得到该舆情事件的相关新闻报道数量NMtopic。
通过以上分析, 本文共提取了影响微博用户舆情话题转发行为的11个数值化特征,见表1。 特征6、7、8、9、10均采用二元表示方法。
3微博网络舆情话题转发规模预测算法
3.1微博网络中的话题转发规则
微博网络中,用户节点对某一目标话题topic的转发规则如下:
(1)定义微博舆情话题的传播底图为有向网络G(U,E),其中U为该网络中所有节点的集合,E为网络中所有边的集合,节点总数为N。
(2)定义U中的节点仅具有两种状态,即易感状态S和传播状态I, 其中S态表示节点没有对目标话题进行转发,I态表示节点对目标话题进行了转发;USt、UIt分别表示t时刻,网络中的S态节点集合和I态节点集合。
(3)定义节点u所关注的节点集合为FL(u)={v|eu,v∈E}。
(4)定义t时刻节点u所关注的S态节点集合为FLSt(u)={v|v∈ FL(u),且v为S态};t时刻节点u所关注的I态节点集合为FLIt(u)= {v|v∈FL(u),且v为I态}。 此处假设FLIt(u)中的每个节点均会影响节点u的转发行为,且其中所有节点对节点u转发行为的影响相互独立。
(5)根据式(1)确定节点u对话题topic的转发概率Pu,topic
(6)假设节点u对话题topic产生转发行为的阈值为 λu,且 λu= [0,1],则当Pu,topic≥λu时,节点u将产生转发行为,并由S态转变成为I态。
(7)FLI(u)中每增加一个I态节点时,需要对特征集合Fu,topic中的话题发布者特征进行更新,即更新表1中的特征4、5、6。 由此得到目标舆情话题在网络G(U,E)中的传播过程。
3.2PRALR算法
本文根据上述话题转发规则,给出了一种微博舆情话题转发规模的预测算法———PRALR算法,其实现过程如下。
步骤1:网络初始化。获取微博网络上舆情话题传播的历史数据集,得到传播底图G(U,E),并为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用1,2,…,N进行编号,其中N为节点集合U中的节点总数;利用式(1)给出的逻辑回归模型,通过训练得到权值向量 ω,进而建立每个节点的转发概率预测公式; 为U中的每个节点设置随机的转发阈值 λ∈[0,1];初始状态下,网络中所有节点均设置为易感状态S,即US0中的节点数为N,UI0中的节点数为0;根据网络中边的集合E,为U中的每个节点i建立集合FLS0(i)、FLI0(i)(i=1,2,…,N)。
步骤2:t=1时刻, 设置网络中某一节点v为I态, 即v为话题topic在该网络中的入口节点,将其从对应的FLS0(i)中移除,放入相应的FLI0(i)中,并更新US1、UI1。
步骤3:t时刻,对于网络中任意节点u,根据集合FLIt-1(u)中各节点状态的改变,对节点u的特征4、5、6进行更新,得到更新后的Fu(topic,G),并重新计算节点u此时的转发概率函数Pu,topic,如果Pu,topic≥ λu,则节点u产生转发行为。
步骤4: 将在步骤3中产生转发行为的节点u从对应的FLSt-1(i)中移除,加入到相应的集合FLIt-1(i)中,即将FLSt-1、FLIt-1分别更新成为FLSt、FLIt,同时更新USt、UIt。
步骤5:t=t+1,重复步骤3~步骤4,直到网络中再也没有新的节点产生转发行为为止。 此时,集合UI中的节点数,即为话题topic在该网络中的最终转发次数。
4实验仿真
4.1实验数据集
本文利用自行开发的爬虫工具从新浪微博中抓取了1 000条用户特征数据, 及这些用户在采样时间段内发布的95 783条微博数据, 并最终从原始数据集中提取出15 276条舆情话题数据,构成实验数据集,其中包括6 814条转发数据,8 762条非转发微博数据。
4.2舆情话题转发行为预测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Matlab工具对微博用户舆情话题转发行为进行预测。 首先,从实验数据集中提取出表1所描述的11个话题转发行为特征,构建每个用户的话题转发行为特征集合Fu,topic;然后 , 将实验数据集分成训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两部分, 其中训练集中的微博数量占70%,测试集中的微博数量占30%;最后,利用训练集估计出式(1)中的权值向量 ω,进而建立每个用户的微博舆情话题转发概率模型, 并利用测试集对用户的转发行为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本文给出的微博舆情话题转发行为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准确度。
4.3舆情话题转发规模预测结果及分析
本文从数据集中选取了2个舆情话题,其中话题1为“奥巴马2013年就职典礼”,其在本文选取的微博子网中被转发了595次(采样时间为2013年1月21日-2013年3月31日);话题2为“长春盗车杀婴案”,其在传播子网中被转发了1 057次(采样时间为2013年3月4日-2013年3月31日)。 利用PRALR算法对以上两个话题的转发规模进行预测, 分别得到了其转发次数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结果表明,PRALR算法可以有效地预测微博舆情话题转发规模的演化趋势。
5结论
本文分析了影响微博用户舆情话题转发行为的相关因素, 利用逻辑回归模型, 对微博用户的舆情话题转发行为进行了预测。 此外,本文还将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用户行为与宏观层面上的微博网络话题传播过程相结合, 给出了一个基于个体行为的微博舆情话题转发规模预测算法———PRALR算法。实验结果表明, 本文给出的微博用户舆情话题转发概率预测模型, 及预测微博舆情话题转发规模的PRALR算法,均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本文的研究工作将为相关部门制订有效的微博舆情话题控制策略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摘要：本文分别从接收用户特征、发布用户特征、微博内容特征以及外部媒体关注度4个角度,分析了微博用户舆情话题转发行为,建立了基于LR的微博舆情话题转发行为预测模型,并给出了一个基于个体行为的微博舆情话题转发规模预测算法(PRALR)。实验结果表明,基于LR的微博舆情话题转发行为预测模型及PRALR算法均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舆情反转事件的传播要素及成因 篇6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网民数量的不断攀升,舆情通过网络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反转舆情现象也随之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从2013年“深圳最美女孩”事件到2014年“医生手术室自拍”事件,再到2015年“暴打女司机”事件,一系列关乎社情民意的热门话题轮番上演着舆情反转剧情。舆情反转事件作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具有舆情发酵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网民互动强度大,并呈现出跌宕起伏的舆情反转特点。当前转型发展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积压凸显期和集中爆发期,以反转舆情为代表的舆论格局加速了社会矛盾潜在风险的传播,加剧了舆情引导的不可控性,成为当前网络舆情治理新课题。
学术界关于舆情已有大量研究。以时间序列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0年之前和2010年之后。前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舆情的概念、特点、形成、发展及舆情管控机制等方面,[1]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模式、突发公共事件舆情、舆情引导等方面。[2]在研究思路上,当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新闻传播、情报信息以及计算机三个学科,其理论分析大多基于新闻传播学和情报信息学,而在研究方法上较少学者采用了计算机学研究方法。[3]大部分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基于聚类的网络舆情热点发现及分析系统、[4]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研究、[5]参与体验理论研究、[6]议程设置理论研究、[7]基于个案的研究、[8]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舆情分析方法。[9]
当前,学者较少关注到舆情反转研究,从已知文献看:2013年京华时报《抢眼球新闻有图并非有真相,盘点2013舆论反转事件》一文中最早提出“舆论反转”一词,关于舆情反转的研究主要基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包括从新闻写作角度探讨舆情反转新闻的成因研究,[10]以及针对某一具体舆情反转事件的内容分析。[11]在研究视角上,出现了基于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12]基于社会学身份认同理论的研究等。[13]
随着2016年2月26日国家网信办发言人就春节期间轰动全国的“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等舆情反转事件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以来,舆情反转现象正式进入国家管控视野,大量舆情反转事件的出现给舆情的研究增加了新的思路,也给网络舆情的引导和治理带来了新的难度。本文将以此为契机,用舆论学的要素分析法和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议程设置”和“两级传播”等理论,以《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5日04版发布的《2015年舆情反转典型事件》为案例支撑,探讨舆情反转事件的传播要素以及成因构成,旨在加快学术界对反转舆情事件及其现象的认知,为当前的舆情控制和引导建设提供参考。
二、舆情反转事件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一)舆论、舆情和舆情反转
作为研究社会的晴雨表,学者们纷纷从各个专业领域对“舆论”展开研究,新闻传播学著名学者喻国明、陈力丹、刘建明等对此都有深入研究。目前喻国明的定义传播最为广泛,他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14]总体上来看,“舆论”和“舆情”并没有本质差别,他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也有学者把“舆论”和“舆情”进行详细区别和分析,王来华等认为“舆论”偏重传播过程、传播机制和传播效果,“舆情”更偏重关注民众的态度和情绪。他认为“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15]
当前,学界尚未开始涉足“舆情反转”概念的相关研究,类似的表述方式有“舆论反转”、“反转新闻”、“反转舆情”等等。学者黄鸿业从新闻生产角度,认为不实的新闻来源或带有记者主观情绪的新闻写作方法一旦被证实与事实不符,往往就会导致“舆情反转”。[16]还有一些学者从媒体责任角度谈到“舆情反转”的原因是一些事件在并没有完全呈现出来的时候,公众就开始辩驳,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采取恰当的处理措施来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17]针对“舆论反转”现象,业界人士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所谓的“舆论反转”是指面对一条新闻,一开始舆论都把矛头指向了某一方,可剧情突然发生逆转,舆论的态度也在瞬间转向,让人猝不及防。[18]基于以上概念,构成舆情反转至少要有三个特征:媒体的不实或不全报道、两个截然相反的舆论方向和飞快的逆转速度。也就是说,公众在媒体未确认信息源之前持有一种舆论态度,待新闻真相被揭露之后又迅速转为与先前舆论态度相反的方向。
(二)构成要素
舆情反转现象比一般舆情的发展多了反转这一重要环节,因此在研究舆情反转的构成要素上,笔者从舆情发生的路径、媒体和时间等方面综合考虑,将对舆情的曝光主体、首发媒体、反转节点、反转媒体、反转时间5个要素进行综合分析(见表1)。
1. 舆论对象
本文研究的对象为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5日04版刊登的《2015年舆情反转典型事件》,即“大学生救落水儿童身亡”事件、“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事件、“云南女导游辱骂游客”事件、“黑龙江庆安袭警”事件、“男子因与毒贩同名开房屡被抓”事件、“安徽女大学生扶老人被讹”事件、“女子被狗咬伤谎称救人骗捐”事件、“中国老人东京被撞被传‘碰瓷’”事件和“杭州高三女孩被哈佛录取”事件。
2. 曝光路径
按照信息来源的路径分析,可以把舆情反转的路径分为“政府提供信息”、“媒体自主报道”、“当事人爆料”、“知情人爆料”、“普通群众爆料”等几大类。[19]如表1所示,2015年舆情反转重大事件中当事人、知情人和普通群众爆料等个人行为的爆料占绝大多数,媒体自主报道只占三分之一。由此可见,舆情反转事件的信息源多为个人行为,与官方媒体相比缺乏一定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3. 首发媒体
首发媒体即舆论信息源首次被发布的媒体。这些媒体按照新旧程度可以分为以电视、报刊为代表的旧媒体和以微博、微信等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按照媒体的受众范围可以分为全国性媒体和地方性媒体。从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来看,反转舆情事件的首发媒体具有以下几大特征:一是传统媒体势力依然不可小觑,9大典型事件中三分之二的首发媒体是传统媒体;二是地方媒体在报道地方事件方面比新媒体更有地缘优势;三是以微博、微信代表的新媒体载体方式更受普通群众或当事人等个人青睐。
4. 反转节点
舆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中间往往需要一个重要节点,这个节点被称为反转节点。这一反转节点信息必须比首发媒体信息更有真实性、客观性和说服性,才能反转舆情原本的发展方向。由表1可知,9大典型事件的重要反转节点基本都是由现场视频或目击者直接证实的事实真相。
5. 反转媒体
与舆情首发媒体相比,反转媒体和首发媒体不存在重合现象,这表现在平级媒体之间的互相监督、传统媒体对新媒体的深度调查、[20]要解释舆情被反转的原因,必从舆论构成三要素的根源出发,多角度分析舆情反转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影响要素。
(一)反转舆论主体———公众的“使用与满足”
1. 迎合了受众碎片化阅读的需要
全媒体时代来临,各种海量信息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快速传播,阅读不再局限于书桌和课堂,在候车、开会、等人甚至逛超市等狭小的间隙时间,都能通过移动手机、分众媒介接触到各种信息,阅读变得随时随地,人类社会进入碎片化阅读时代。海量的信息导致了信息的泛滥,人类处理信息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只有那些能吸引眼球的信息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被读者接触和阅读,因此浮光掠影的快捷阅读方式越来越受大众青睐。
段子文化的兴起和标题党的流行满足了受众获取知识的需要,丰富了受众的文化生活,与此同时,也带了碎片化的阅读思维,这种阅读方式满足了受众的快餐文化需要,但也使受众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和信息过滤能力。在一些舆情反转事例中,一条吸引眼球的新闻还没有经过核实就立刻被各大媒体转发传播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迅速抢占“头条”,网上的只言片语或“有待证实”的消息成了新闻的来源和依据。这些新闻虽然满足了受众对信息广度和速度的需要,却导致了缺乏真实或深度的假新闻及舆情反转事件的频繁发生。
2. 满足了受众的网络围观需要
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集合了当今社会的各种信息资源,并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在新的媒体格局中,舆论不再是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而是一个多元的话语结构,社会迈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管制结构也随之发生剧变。实时信息的共享让传统信息管控者的优势不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在以“自由、平等、快捷”著称的移动新媒体时代几乎成为不可能。公众不再被动地作为信息的接受者,而是充分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参与到信息的互动及二次传播过程中。2015年舆情反转典型事件多数是在网友的质疑声中倒逼政府或媒体进一步深度调查而发生逆转的,这种由新媒体促成的社会围观结构催生了观众的围观心理需要,推动了新闻真相的揭露,给舆论的反转带来了充分的内在动力。
3. 释放了受众网络发泄的需要
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赫尔塔·赫佐格教授曾通过对收听广播连续剧的美国妇女进行调查,发现广播剧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她们自认为与剧中人物同病相怜,通过收听广播剧可以作为情感宣泄的手段。[21]在传播时效、传播对象上,新媒体的实时传播比传统媒体更能为大众的情绪宣泄提供有效平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网民数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网民拥有现实和虚拟的双重身份,他们一边在现实社会的压力中闷声沉默,一边又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肆意狂欢。
当前,随着新媒体网络平台的快速发展,网民虽然有数量上的优势,却缺乏传统媒体的精英素质,一些专业知识缺乏、刻板成见突出和发泄心理需要的信息泛滥于网络,加之当前转型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网络逐渐成为社会减压和网民发泄的“情绪排气阀”。在“暴打女司机”事件中,网友们通过收看视频中女司机的受害情形,认为男司机的暴力行为忍无可忍,首发舆论一边倒指责男司机的暴力行为,而随着男司机行车记录仪曝光,事实真相层层揭开,网友舆论又急速逆转谴责女司机的违规驾驶行为。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的动机源于某些需求、兴趣以及外在的限制条件,除了媒介消费活动之外,受众还可以从事其他的功能性替代活动”。[22]在舆情反转的案例中,受众在情感上同情“弱者”,如“被打女司机”、“被骂游客”、“救人被狗咬女孩”、“扶老人被讹女大学生”等,网友们通过关注和评论这些舆论事件,在情感上找到了与切身经历相关的依托和共鸣,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上实现了情绪的发泄需要。
(二)反转舆论客体———引发共鸣的“眼球经济”议题
1.“框架理论”下的“议题共鸣”
框架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班特尼(Bennett Lance)在《“链接性运动”的逻辑:数字媒体和个人化抗争性》一文中认为通过对“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我们都是那99%”的框架建构,从公共性话题角度在私人经验和共同诉求之间形成“框架共鸣”。[23]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一书中从框架分析角度认为,新闻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生产,是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制度化过程、可遵循制度化操作的新闻从业者的产品。
纵观2015年舆情反转典型事件,其中“大学生救落水儿童身亡”事件、“扶老人被讹”事件、“老人东京碰瓷”事件都反映了当前的社会道德失范问题。同样,“女司机”、“导游骂人”、“碰瓷”等词汇也是当今社会舆情中比较敏感的热词,这些舆情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与大众利益或切身经验具有真实的相关性和与身俱来的公共性、现实性及敏感性,只要产生问题的根源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都会以新的面目引起公众的注意,并由此爆发新一轮的舆论热潮。
2. 新闻报道基本原则的失守
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这是新闻报道行业最基本的原则和赖以生存的根基。然而,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发展迅猛,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迅速占领了新闻高地,以文字、图片、小视频或链接为代表的“短、平、快”个人新闻模式开始挑战传统媒体复杂的采编播一体的官方新闻制作模式。为了迎合新媒体速度,一些传统媒体纷纷加入微博、微信甚至开通新媒体客户端。然而,一些传统媒体过分追求新媒体速度,导致了新闻报道信息不全、不实、缺乏深度调查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标题党的写作手法和带有主观情绪或者臆断的新闻也频繁出现。一些带有明显暗示和渲染色彩的符号化词语,如“女司机”、“碰瓷”、“暴力执法”、“强买强卖”等,使得受众在刻板印象的刺激中失去理性态度,进而引发“符号暴力”和“网络暴力”等行为。
“大连男子与毒贩同名,开房屡被抓”事件中,浙江卫视报道之后引起了网络舆论热议,《杭州日报》急于查明事实真相,迅速通过警方调查,但在没有向李某本人原籍警方核实的情况下,仅凭借杭州警方一家之言便断定李某就是毒贩,还在官方微博中使用“毒贩+影帝”的敏感词汇加以报道,给无辜男子李某带来了更大的误会。随着大连公安及时介入,事实真相被揭开,最终以《杭州日报》官方微博连夜向李某道歉平息了此次网络舆论。但是在这场舆情反转事件之后,《杭州日报》官方媒体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公众质疑。很多理性的网友也呼吁,记者不是传话筒,很多事情不要急于捅出来,要多方求证。
3. 信息主体的多元化和话语结构的“去中心化”
新的媒介形态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甚至思维方式。原有的传播结构被冲击,新的媒介话语秩序正在重新建立。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大音量”来统一舆论的整合效应已经明显弱化,主流话语日渐受到来自意见领袖、草根精英甚至普通网友的挑战。随着“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信息主体日趋多元化,凡涉及到社会公共领域的话题,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景观。信息主体的多元化直接带来信息渠道的多元化,政府、媒体、个人都可以是信息源的提供者,当多种信息来源混合在一起并各执一词时,事件往往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多中心、多角度、多节点的海量信息鱼龙混杂,不明真相的受众很难从这些海量信息中甄别真伪。
“云南导游辱骂游客”事件中,四种不同的声音代表着四种不同话语结构。来自当事人郭某的朋友圈言论直指云南导游“强买强卖”和辱骂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来自网友爆料的信息从另外一方面揭露了“一元购物旅行团”[24]在网络新媒体消弱传统媒体把关能力的当前,“舆论瀑布”效应依然存在,一些舆情事件当事人通过@微博“大V”们,让他们将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并引导舆论议题发展趋势。
在“女司机被打”舆情反转事件中,@作家崔成浩、@易天等意见领袖均在影响舆情走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5]以@作家崔成浩的微博为例,女司机被打视频曝光后,他立即指责了男司机的暴力行为,粉丝也纷纷评价和转发,表明自己的网络立场。而在男司机行车记录仪被曝光后,@作家崔成浩迅速通过微博扭转先前态度,转而支持男司机,该微博同样也得到了粉丝们的热情追捧和积极转发。事实上,作为舆论的表现形式,意见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表层意识,不是受众深藏内心的想法。从社会心理学来说,舆论意见居于社会心理的最表层,虽然受到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的潜在影响,但又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在一些具体的舆情事件中,随时都可能随着议题的发展和走向而发生改变。因此,“意见领袖”引导和调控就直接推动了“网民议程”的发展。
四、结语
本文基于对《人民日报》发布的“2015年舆情反转典型事件”的传播要素和反转成因进行了传播学和舆论学领域的详细探讨,认为舆情反转事件的传播要素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反转舆情在信息源上具有多样性和“去中心化”趋势,在媒体偏好上更青睐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简单快捷的传播方式;同时,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转型、媒体之间的互相监督、新媒体平台上全民参与等都有利于还原事实真相及推动舆情反转。通过研究发现,公众的“使用与满足”心理、引发网友共鸣的“眼球经济”效应及舆论意见的规定性分别是导致舆情反转原因的主体、客体及表达形式。
当前,转型发展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积压凸显期和集中爆发期,新闻舆论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如何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是摆在政府和媒体行业面前的新课题。面临纷繁复杂的网络舆情,需要进一步强化舆情的监管与控制:一要加快落实网络监管,及时调查和澄清来路不明的信息源;二是实时监控网络舆论走向,防止网友过激言论导致的网络发泄及“网络暴力”现象;三是加强各媒体之间的沟通协作,充分发挥新旧媒体的优势互补,提高媒体自净能力;四是恪守新闻报道基本原则,如实反映事实真相,快报事实、慎报结论;五是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引导正面舆论的功能。
摘要：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兴起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当前的网络舆情引导带来了新的格局。本文基于对2015年9大舆情反转典型事件的案例分析,发现其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曝光途径、首发媒体、反转节点、反转媒体、反转时间等5大关键要素,而公众的“使用与满足”心理、引发网友共鸣的“眼球经济”效应及舆论意见的集合性与表层意识分别是组成舆情反转原因的主体、客体及表达形式。
舆情传播 篇7
媒介素养是人们生活在社会上认识和使用媒介的一种能力, 该词最早在1933年由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提出, 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对其明确了定义: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发达的西方国家把媒介素养纳入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作为人们的基本素养教育。但是, 我国引入“媒介素养”时间尚短, 目前基本局限于新闻学术圈和一些大学的新闻类专业课题教学。
网络媒体兴起前, 传统新闻媒体把握着整个社会的新闻信息传播, 新闻工作者有组织地进行信息筛选把关, 希望人们认识传媒的性质、种类和结构功能, 以及新闻生产的基本过程, 并培养人们对各种大众媒介信息的选择判断能力。如今, 这种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打破了传统新闻机构和专业新闻工作者垄断信息传播的渠道, 过去的受众只能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发生了变化, 他们借助互联网平台介入了新闻生产和传播, 成为新闻信息的发布传播者。此时, 作为没有全面“媒介素养”培养的受众, 在身份转变为新闻信息发布者时,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这形成了网络舆情传播中的媒介素养探讨的内涵。
传统媒介素养注重资本和权威政治影响, 在新媒体时代这些并没有完全消失, 而是以相对民主 (看似自由开放的言论) 的形式存在, 这比传统媒体信息环境下的情况更为隐蔽, 存在一定的虚伪性, 更难被认知。表面上看来, 新媒体时代的受众自由掌握着媒介, 但其注意力却常常成为传统权利的俘虏。资本利益驱使网络商家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大肆炒作进而名利双收获得利润。官方对信息依然控制, 采用网络水军等雇佣力量进行网络信息控制。
二、媒体在网络舆情传播中的影响及作用
1966年美国学者德弗勒提出了“传播的互动过程模式”。该模式强调社会传播的互动性, 参与传播过程的传受双方在完全平等的关系中, 加入并突出了“反馈”功能, 描述了传播者是如何获得反馈。反馈让传播者有可能使自己的传播方式更有效地适应受传者。传统的传播方式更多地集中于单向传播, 把受众当成是靶子, 传者传播什么信息, 受众都会像射击场上的靶子应声而倒。但是, 在新媒体技术条件下, 人人都成为信息的发布传播者, 人人都能对传播的信息发布自己的看法, 加入并突出了反馈的功能。因此, 信息生产传播者应重视新媒体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发展。
(一) 对事件本身的影响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6月底,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人, 比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36.2%, 比2010年底提高1.9个百分点。网民迅速增长的同时, 网上的活跃度也不断提升。由网络舆情产生的一系列网络事件频频发生, 对事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表哥事件”“PX项目”“兰州自来水苯超标”等事件尽管其原因不尽相同, 但与网络舆情有着密切关系, 都是事件发生后在网络上引起大量网民的关注, 网民利用人肉搜索等方式, 推动事件进展。
网络舆情对事件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政府的某些项目决策存在极大影响。近年来我国的“PX项目”就是典型的案例。PX项目, 指的是二甲苯化工项目, 各地如今谈PX色变, 在彭州、昆明、宁波、厦门等地都遭到强烈的抗议, 很多市民以喊口号、拉横幅、散步等方式抗议。但是, 据中国经济网络报道, 韩国2013年一季度对二甲苯 (PX) 累计出口量达806657吨, 同比增长60.5%, 较上一季度增长41.4%。一季度韩国对中国的PX出口量达762382吨, 较上一季度增长了49.2%。长期以来, 我国PX的产能严重不足, 据国家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 1997年我国PX产能不到120万吨, 2011年PX产能达到了840万吨, 这些数据远远达不到需求, 2011年的需求量是972084万吨。因此, 我国的PX需大量的进口, 最大的进口国来自韩国、日本和印尼。日本JX能源公司社会环境安全部副部长石井俊昭表示“我们没有把PX项目当成很危险的东西”。他们的项目一般分布在港口周边, 离居民区比较近, 职业管理安全,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二) 对人物的影响
网络舆情对事件中的人物有着极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当今众多民众存在“仇官”“仇富”心理状态下, 网络舆情对我国的政府官员以及富有人群存在极大的监督。
2012年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在查看一次大型交通事故现场时, 被网友发了一张面带笑容的图片, 随即人肉搜索拉开大幕, 有人将其佩戴怀疑价值3.8万多欧元的欧米茄照片发到网上, 另有人将找到杨达才在不同场合佩戴的5款不同形式手表照片公布, 网民戏称他为“表哥”。此后, 这些图片都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 一个安监局长按其正常收入,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名贵手表, 从而推断其腐败嫌疑。“表哥事件”中可以看到网络舆情借助人肉搜索, 将原本的“微笑事件”推向了从表哥事件, 进而眼镜事件, 到最后的官员落马。当然, 杨达才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在网民们的质疑下其腐败行为一一浮现。不可否认, 网民们在整个事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后, 有记者在监狱中再次拍到杨达才的照片称他拍照片原本就是看起来微笑的样子, 这真是“一张照片引发的悲剧”。
(三) 对社会的影响
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 很大一部分网络水军或舆论领袖左右着网络言论, 对整个事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的舆论对社会影响有的具有推进作用, 但有的舆论可能对社会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网络舆情的主体是网民, 网民的数量、质量、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业构成等决定着他们在网络上发表信息的水平和内容质量, 有的网民在现实社会中沉默寡言, 但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非常活跃并成为舆论领袖, 在某些舆情事件中掌握着言论的方向, 很容易令其他网民产生从众心理, 令事件朝着他们的预期发展。
三、媒体在网络舆情传播中的策略
20世纪20年代传播学大师扎斯菲尔德、西多尼·罗杰森提出了魔弹论, 他们认为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 传递信息给受众如同子弹击中身体, 或药剂注入皮肤一样, 直接引起快速反应, 能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 甚至支配人们的行为。网络传播互动性和开发性, 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信息发布的平等平台, 任何受众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掌握的信息, 使人类进入了“个人传播”时代。这种传播方式改变了传统的话语权由媒体掌控, 有专家称, 我们进入了“大喇叭时代”, 每个人都能成为信息渠道, 都可以表达意见, 都能引导舆论。媒体在网络舆情传播中应增强媒体自身经营, 树立品牌;加强记者自身素质, 提升信息传播质量;加强网络管理, 引导舆论。
(一) 增强媒体自身经营, 在网络舆情传播中树立媒介品牌
网络时代的到来, 传统的报纸阅读受到极大冲击, 更多的年轻人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手机报的阅读。一般的手机都有自带阅读软件, 一般集中在腾讯、新浪和搜狐三大手机报。因此, 网络新闻媒体应增强媒体自身的经营, 树立媒介品牌, 让受众形成阅读习惯。如搜狐强调信息传递的及时, 能快速将社会重大信息传递给网民。快时代, 微信息, 很多信息都是支离破碎、不完整的。马航事件出现后, 众多的媒体派出记者报道最及时的信息, 通过以搜救活动为主题辅以家属、马航官方以及一些民众的多方面、多角度持续报道, 从2014年3月8日到20多日, 该信息不断地被肢解, 对不确定的搜救情况进行不断地报道, 最后到4月底该航班的黑匣子搜寻未果, 飞机和乘客依然处于失踪状态。纵观该事件发生始末和网络新闻报道信息, 碎片化、微信息的传递, 前后不一致, 或在信息没有得到完全证实的情况下, 家属和受众一直在信息的迷雾中, 没有方向。这也是网络媒体的极大弊端, 海量信息, 真假难辨。网络信息发布者应提高媒介素养, 对信息进行选择编辑, 做到实事求是地将信息传递给受众, 没有核实的或不确定的信息应该延迟发布时间。
(二) 加强媒体编辑记者素质, 提升媒体传播信息的质量
大量的网站出现使得网络编辑人才紧缺, 网络新闻编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加强媒介素养培养, 增强整体素质。网络新闻也是新闻, 应遵循新闻写作的原则, 真实、有效、简洁明了, 采用倒金字塔结构。但是, 随意打开手机报或网络新闻网站, 充斥着大量编辑对事件的描述、记者对事件的看法, 甚至有的是对没有看到的事件情境的虚构, 这些都不利用新闻传播, 新闻工作者要做的是把信息客观公正地传递给受众, 如果加入了记者的看法、编辑的虚构则直接引导着受众对事件的判断。因此, 加强媒体编辑和记者的素质, 增强其新闻素养, 整体学习新闻理论, 提升媒体传播信息的质量势在必行。
(三) 加强对民众的媒介素养教育
媒体应加强教育功能, 加强对民众的媒介素养培养, 通过媒体信息传播构建起媒介素养的培养体系, 在学校、社区、家庭增加媒介素养教育, 增加受众对网络的识别, 让人们正确地认识网络道德, 把握网络道德的基本准则、规范和义务, 强化网民遵守网络道德意识, 养成科学健康的网络习惯, 提高对负面舆论的抗干扰能力, 成为网络媒体的主人, 而不能让网络牵着鼻子走。
四、结语
总之, 媒体对网络舆情事件应该加强引导, 通过加强自身编辑记者的素质和对民众的媒介素养教育, 及时将具有新闻价值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信息传递给受众, 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网络舆论, 加强网络舆情管理, 让民众成为网络的主人。
摘要：媒体在网络舆情传播中对事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涉及的人物在生活上、工作上都会产生相关影响, 左右着整个社会舆论发展。媒体在网络舆情传播中应增强自身经营、树立品牌形象, 加强编辑记者素质, 提升传播质量, 并加强对民众的媒介素养教育。
关键词：媒体,网络舆情,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1]王谊茜, 王玉洁.新媒体时代企业应具备的媒介素养[J].中国广告, 2013 (3) .
[2]孙庚.传播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PX屡遭抗议, 日韩“闷声发大财”[EB/OL].http://wap.cnpc.com.cn/system/2013/05/13.
[4]曾润喜, 徐晓林.网络舆情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影响与作用[J].情报杂志, 2010 (29) .
舆情传播 篇8
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手机作为网民主要上网终端的趋势进一步明显。在技术设备的支持下,不管是人际传播还是群体传播,都拓展了其沟通渠道和范围,使得陌生人间的沟通变得更容易,网民观点也更易实现聚合反应,网络显然已经成为大众舆论传播的主要途径。
但网络也为发泄情绪提供了渠道,为社会中的“不满者”搭建了聚合平台,使这些持有相同态度的人更加聚合,情绪、看法等更具倾向性,也更易获得群体共鸣,进而影响社会心态的形成和发展。因而,在此种背景下,考察民众的社会心态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社会心态形成的动态性加强
在社交媒体尚未普及之前,社会心态在整个社会中的关注度其实并不高,社会心态的呈现方式也表现出现实意义上的沉默。民众对于自己情绪、态度的表达要担负更多的社会压力和情感压力,整个表达过程完全暴露在他人面前,表达成本高昂。因此顾虑太多,公开表达较少,加之缺乏有效的传播渠道,个人传播空间有限,很难形成众议。
但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已然成为言论表达的渠道和平台,众声喧哗的趋势更为明显。网络的相对匿名性、开放性使民众在言论表达上担负的压力减轻,变得活跃积极,并逐步形成网民观点聚合。而网络中的舆论领袖会不自觉地为粉丝或网民进行议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倾向性意见的形成。
同时,社会转型期矛盾、问题的集中暴露,媒体与网民对社会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频频披露,更易引起民众的共鸣,为观点的发表提供了内在动力。并且网民在观点表达上普遍都存在从众心理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更愿意使自己的表现更加突出,因而也会变得更为极端。凯斯·R·桑斯坦在《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中提出“如果互联网上的人们主要是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进行讨论,他们的观点就会仅仅得到加强,因而朝着更为极端的方向转移。”加之网民呈现出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三低”特点,使网民在网络上的表达更为激烈、极端。
网络打破时空限制,使得言论更易获得支持,社会心态也主要侧重于变动性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中社会认知、社会感受、社会态度这些情境性、变动性内容随社会转型和变迁而变动较快、较明显。因此,在社会认知、社会感受和社会态度等方面更易受到网民言论的引导和支配,使民众处于网络舆论拟态环境之中,也更易跟随大流调整自己的认知和情绪。随着网络言论传播即时性、互动性加强,社会心态形成的动态性也在加强。
三、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不确定性使社会心态极化趋势加强
一些网络事件由于在传播过程中有新鲜元素的加入以及经过舆论领袖或是媒体的传播之后,会使其迅速成为社会舆论热点。而这些热点往往诱发对社会转型期矛盾和问题的关注,反映出民众社会心态的一些新变化,甚至通过这些舆论热点加强社会心态极化趋势。
2015年12月28日发生的甘肃永昌13岁女生偷拿超市巧克力坠亡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事件除造成大规模群体事件外,更引发全社会的一场舆论博弈。在整个事件的传播中能明显感受到网民对社会不满和心态失衡情绪的宣泄,以及由社会事件所引发的民众社会心态的极化倾向。在观点表达中,网民更多地凸显出底层意识和一种被剥夺感。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被剥夺感找不到合适的宣泄渠道,一旦发生某一社会事件时就会很容易唤醒负面情绪。同时,网络环境的隐匿性、言论表达的情绪化和即时互动性的传播特点使得观点更易引发共鸣,变为泄愤行为。观点、言论的迅速聚合发酵,极易造成舆情失控局面。因而在当前的社会心态影响下,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舆情预判显得尤为重要。
四、网民情绪、态度明显受到传播内容详实程度影响
由于网络言论表达的随意性、内容传播的碎片化,以及媒体报道只为求快,对内容缺乏应有的甄别,使得有些事件在传播中出现舆论反转的情况。在详实的事件背景和过程之下,网民对某一事件的看法、态度也并非不可改变。
2015年5月3日,在网络上热传的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事件所呈现的网民情绪、态度的转变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男司机将女司机逼停后当街殴打,整个过程触目惊心。此事迅速在网上发酵,声讨男司机的声音不断。但很快事件就出现了反转,女司机疑曾两次别车,迫使男司机紧急刹车。女司机很快变为众矢之的,甚至开房记录都被“人肉”出来,遭受网民的道德审判。在整个事件中,舆论讨伐焦点由一方迅速转向另一方。一方面说明当下网民对热点事件的参与度使得网络舆情发展不确定性增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民众对于真相的追寻并不会因为网民的畅所欲言而掩盖,甚至会出现舆情反转。网民呈现的情绪和态度的转变更为直接和坚决,极化特征明显。由此笔者认为,只要有详尽的事实梳理以及新闻媒体的正确舆论引导,看似凶猛的负面舆论压力也并非得不到改观,看法、态度等社会心态表征也会作出相应调整。
五、为培育正向社会心态提供良好土壤
在此种背景下,有必要营造和改善网络舆论传播氛围,要建立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对网络舆情进行预判和研判,完善网络舆情预警等级,积极进行舆论引导,防范社会不良情绪的蔓延。同时,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从根源上缓解网民负面情绪。个人也应提升自我修养,注重心理调节,培养健康平和的心态。
摘要：网络时代个体拥有了更为广泛的言论发声渠道和平台,网民对于自己的情绪、观点、诉求等表达得更为直接和强烈,网络已成为大众舆论传播的主要途径。面对一些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时,我们也看到了网民在社会心态方面呈现的一些新变化亟待解决。
关键词：网络热点事件,舆情传播特点,社会心态
参考文献
[1]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中心,2016-01-22.
[2]凯斯·R·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90-92.
舆情传播 篇9
关于舆情的研究, 通过CNKI关键词搜索, 从2003年至2013年十年间, 共有舆情研究论文7172篇, 城市与舆情结合的相关研究共16篇, 大多从网络舆情的角度对城市舆情与城市形象进行研究, 未注重城市现实空间的舆情研究及未形成城市传播与城市舆情引导的系统研究。本文之所以选用城市传播的视角一则缘于城市传播与城市舆情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二则由于城市传播与城市舆情的良性发展越来越成为城市品牌形象塑造的重要途径。
一、城市传播与城市舆情
城市传播与城市舆情的关系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城市舆情是推动城市传播的内容源。二是城市传播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城市舆情的发生、引导中。那么, 首先什么是城市传播?什么是城市舆情?二者关系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城市传播, 以传播载体划分, 城市传播是指以城市作为传播媒介和城市中现代传媒的传播。以城市作为传播媒介主要指城市现实空间的传播, 如公园、道路、火车站等。城市中的现代传媒则指的是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大众媒体与新媒体。以城市现实空间为本体衍生出的城市文化传播、城市代际传播等都是城市传播的研究维度。
而舆情古已有之, 关于舆情的定义, 众说纷纭。就学界已有的观点来总结, 舆情就是指社会民众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所采取的情绪、态度、意见和要求。笔者认为“舆情”在城市的框架之下可以定义为:城市舆情就是指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对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安全、城市其它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各项公共事务所持有的态度、意见、看法及其表现的总和。
从广义上来说, 城市舆情成为城市传播的内容源, 城市中发生的危害城市主体利益和安全的事件时, 事发地的信息传播以及城市媒体竞相赶往现场、发布公告、传播信息、引起注意。而城市突发事件的发生对城市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媒体迅速采取积极的舆情引导和应对措施, 推动事件的良性发展。
事发地的信息传播指事发地相关管理部门组织发布的关于事件的公告、发展动态、处理方式等。
城市传播介入城市舆情的发生, 主要分为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直接介入是指城市管理者、城市宣传者、城市其它相关机构策划和组织的城市传播事件, 以传播城市、提高城市知名度、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对外交流而成功举办的城市文化、体育、娱乐类活动。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西安世园会等从开始申请到取得成功, 参会主体空间的传播及城市中的各大媒体对事件的进展情况解读、事件过程中的逸闻趣事、事件实施中的难题解析等所做的连续报道持续地引发了本城市主体及他城市主体甚至全民的全程关注、讨论、监督等。而这种由政府和城市管理者有目的的组织和策划的城市传播事件, 引发了城市市民的大讨论, 无形中促成了市民对城市事件的间接参与。城市传播引发了城市舆情的发生, 并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间接参与是指媒体在没有报道策划的前提下, 在城市事件发生时, 媒体的议程设置、报道取向、报道方式、报道立场及隐含的价值观无形中将形成事件发展的片面报道和错误引导。尤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这种间接性参与导致的错误引导更为常见。
城市传播和城市舆情相互关联而共生, 那么城市传播和城市舆情怎样关联才能互相作用, 共同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
二、现实的舆情空间与拟态的舆情空间的互动
“舆情的重要构成要素, 主要包括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作为舆情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中介性社会事项和舆情空间等。”[1]这几个因素共同构成了舆情, 缺一不可, 而这几个元素共同发挥作用, 统一于其承载物即舆情空间。“舆情空间, 是指民众社会政治态度形成、变化和发生作用的地方, 是一个容纳舆情主客体、中介性社会事项、软硬环境在内的多维‘互动’社会空间。”[2]
城市传播视野下, 城市舆情主体主要指居住或生活在城市中的民众;作为城市舆情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主要指管理城市的相关政府部门;中介性社会事件指发生在城市的与城市主体利益休戚相关的事件, 也就是刺激舆情发生的事件;舆情空间则指舆情发生的地方, 也就是承载舆情发生的场所, 现实场域与拟态空间。因此, 城市舆情空间又分为城市现实舆情空间和城市拟态舆情空间。
现实的舆情空间指城市的公共场所, 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本城市民众就发生在本城的公共事件聚集在某个公共场所发表意见和看法。如某城市民众集体针对某城市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而示威游行, 或者集体讨要说法的行动。
二是其它城市民众就发生在某个城市空间中的公共事件发表观点、看法, 以引起本城市管理者的注意, 对发生在他城市中的事件趋利避害。如2014年3月1日昆明暴恐案以后, 其它城市民众纷纷声讨暴恐分子的同时, 家人和市民自发前往昆明火车站祭奠死者。其它城市管理者也加大了对城市公共场所的安保, 同时促进了公共场所安全保障制度的修订和逐步完善。
城市拟态舆情空间是以新媒体为传播平台的新舆情空间, 拟态舆情空间的议题大多来自现实舆情空间, 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公共拟态平台的广泛使用, 使得拟态空间中针对某一事件的讨论能迅速汇集相同观点或不同观点的民众或围观或发表见解。空间是拟态的, 事件是真实的, 观点是主观化的, 这是拟态舆情空间的主要特征, 而正是这种非面对面的交流既鼓励了民众大胆谏言, 也成了谣言滋生的温床。随着新媒体应用的普及, 网络舆情也成为政府和相关部门舆情监测和调查的重要领域, 人民网、新华网等有专门的舆情专栏, 其它各大网站均有论坛或者微博等版块进行舆情监测和舆情调查。
如前所述, 城市传播是以现实空间的传播和城市中媒介的传播为面向。现实空间的传播与城市舆情空间相重合, 现实空间的传播多以空间内的标志牌、空间设计、内外部结构等元素来传播信息, 当中介性事件发生后, 首先要有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现实空间如避难所。事件发生后临时休息室、临时心理咨询室的设置等为在场民众排忧解难或提供舆情的次空间。同时大众媒体则需要第一时间将现场情况对场外观众进行解释性报道和事态的跟踪采访、深入调查, 避免谣言和误传导致的社会不良情绪高涨。
城市中新媒体的拟态舆情空间传播将现实空间的舆情表达充分延伸到拟态空间中, 拓展了舆情传播的空间、实现了舆情信息的充分共享, 不同空间文本的互动互通形成有针对性的谏言献策, 有利地推动政府政策方针的制定。
由此分析, 城市的空间传播和传播空间即为城市舆情空间的某种重合, 为民众舆情提供了更加便利和可能的舆论表达场所, 并积极与新媒体合作。双管齐下、及时有力地疏导了城市民众的情绪, 为城市提高城市民众的政治文明素养提供了有效的应对空间。
然而, 民众的舆情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 甚至非理性的行动。城市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引导和疏导城市舆情的发生、发展, 使民众理智的舆情真正成为推动国富民强的民间动力。
三、城市舆情的引导机制与策略
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流动人群增多, 而城市公共场所为城市人群聚集提供了可能。由于城市本身发展的问题和城市中民众对于涉外事件的强烈抗议所引起的游行示威。城市网络技术的普及、信号的覆盖、接收终端的便利性为城市主体提供了随时随地发表言论的拟态空间。无论何种形式的舆情反应渠道都充满了感性, 且易被他人煽动性, 为了让舆情信息和舆情更有价值, 渠道的引导性建设和舆情内容的引导机制成为必然。
(一) 城市现实公共空间的舆情引导机制
城市现实公共空间分为硬件现实空间和软件现实空间。硬件现实空间指城市公园、博物馆、广场、道路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软件现实空间指在公共空间中活动的人。发生在城市现实空间中的舆情, 大多是以行动甚至暴力的方式表达对中介性事件的情绪和态度。如游行示威、打砸抢。为了避免暴力冲突, 可在公共场所临时设立游行区, 疏导游行人群, 缓和情绪, 同时与游行人群对话, 防止非理性暴力不合作。同时防止打砸抢和暴恐案等极端恶劣的行为。城市在建设规划初期或城市改造过程中, 应自觉设立多个应急避难所, 并安装紧急报警装置, 危机事件发生时可多方面避难。
城市市民应配合公共空间的工作人员在舆情行为发生后应积极疏导公众有序撤离、联系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避难引导等。
(二) 城市拟态空间的舆情引导机制
拟态空间的舆情引导机制主要是以网络为中心构造的拟态空间的舆情引导机制。新媒体的强势发展, 为拟态空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平台, 行行色色的网站都设有论坛、微博等反馈渠道。基于新媒体的拟态空间信息扩散快、匿名性强等特点, 深受民众青睐并正在成为一种习惯, 对拟态空间的舆情引导也更富挑战性。
首先, 政府网站、企业官网、各大媒体官网等应设立民众沟通和交流渠道, 就投诉、建议的内容引向相关管理部门。如帮助链接相关管理部门。同时设立第三方舆情监督检查网, 就相关部门的处理意见进行网上跟踪调查。
其次, 制定法律并提供网络法律咨询, 强化网民言论自由语境中的法律意识。建立辟谣专区, 谣言蔓延时通过新闻网站、门户网站、社交网站发布真实信息的具体验证方式和结果链接, 及时处理危害公共安全的谣言。
再次, 大数据将成为分析网络舆情的又一重要工具。运用大数据进行“全网搜索、自动采集、定向追踪、分析处理、自动预警、统计报表”[3]等功能, 对微博、微信、贴吧、搜索引擎等所有有关舆情事件的信息进行全方位信息管理和有针对性的引导, 为庞大、杂乱、分散的网络舆情提供有效的信息管理模式。
(三) 现实空间和拟态空间相结合的舆情引导机制
其一, 两种空间的交叉和互动形成新的空间形态, 如传统媒体的网络版、微博。传统媒体利用其公信力吸引受众, 同时开通拟态空间通道高效率、低成本沟通民情, 从空间结合的现实来看, 这种新的“第三空间”往往会开通舆情专栏、舆情监测和舆情调查。
其二, 两种空间并非对等对接。现实空间的引导与拟态空间的引导机制根据各自空间的不同的特点而不同, 现实空间有其局限性, 发生在一城市的事件并不一定会发生或波及其它城市。而拟态空间则不同, 发生在一地的事件就是发生在全球的事件。因此针对不同的空间特性掌握不同舆情的变化规律, 根据变化规律制定对策。
其三, 防止空间的过度使用引起的空间变异, 即事件发生后不久则接二连三发布不同的信息和公告, 形成信息轰炸, 引起民众对事件性质严重程度的怀疑和对事件管理者事件处理能力的怀疑。因此, 适当的时机现实空间和拟态空间同时发布信息, 或一媒体发布信息另一媒体补充信息, 避免信息紊乱和引导错位。
其四, 动员奖励机制。动员城市主体不断学习、提高城市居民的文化素养而后文明舆情。
四、结语
现实空间传播和城市中现代传媒的传播成为城市传播自身形象、沟通城市、发展城市的重要传播渠道。
现实空间的舆情直观地反映城市民众对城市发展中所表现出的某些问题的不满意或者不赞同而发表的看法。这种空间形式的引导机制需要根据不同的城市和城市的不同发展而不断更新、完善, 为打造个性化、人性化城市不断探索。
而拟态空间作为一种新的空间形态, 与现实空间的互文互动成为城市舆情发生发展的重要领地, 因此重视拟态舆情与现实空间的结合引导, 才能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无论是现实空间还是拟态空间的舆情引导, 最根本的是制度的保障和文化力的渗透, 制度的保障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习惯、一种文化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通过正确、合法渠道保障自己的舆情权利, 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和蔓延, 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同时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提高城市知名度。
摘要：城市传播是指城市现实空间与城市中现代传媒的传播, 城市传播的空间载体与城市舆情的发生空间互文互动, 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引导城市舆情、推动城市发展、树立城市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城市现实空间与拟态空间的角度来论述舆情在两种空间中的发生、发展及其引导机制。
关键词：城市传播,城市舆情,现实空间,拟态空间
注释
1[1][2]毕宏音.影响民众舆情的中介性社会事项[J].广西社会科学, 201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