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公共关系（共10篇）
警察公共关系 篇1
近几年出现的贵州瓮安事件、钓鱼执法等事件, 严重损坏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 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背道而驰, 警察公共关系建设势在必行。笔者就我国当前警察公共关系的现状以及建设难点提一些粗浅的看法。
1 警察公共关系的含义
所谓公共关系, 是社会组织, 为了获得公众的好感、谅解与支持, 通过与公众的双向沟通, 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 使之更符合公众的需求, 从而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的管理科学与艺术。而警察公共关系, 是将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方法与公安管理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树立良好的形象来提高自身的影响力, 促进警察组织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从而争取最大社会效益的一种管理职能和活动过程。
2 我国警察公共关系的现状
新时期, 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是公安机关的三大政治和社会任务。但是, 警察活动又过多的表现为消极的干涉、禁止、处罚等。这样的手段, 本身就易造成公众的误解和疏远, 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机会破坏警民关系, 导致警民关系出现许多矛盾,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警务工作的顺利进行。
目前, 大家所熟知的警察公共关系主要是指公安宣传———警察宣传, 但是警察公共关系并不等于警察宣传, 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方面。警察宣传要上升到警察公共关系需要很大的进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我国警察公共关系的现状。
首先, 从内容上看, 警察宣传主要侧重于自我表扬和警务业绩的宣传, 宣传面很窄, 没有考虑公众的心理需要, 与公众的联系不紧密, 自然而然, 对公众的吸引力也就不强。这违背了警察要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基本目标。
其次, 从层次上看, 警察公共关系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工程。而现在的警察宣传把主要的精力运用向公众灌输一些硬性的思想观念。宣传方法主要是单方面的, 与警察公共关系双向沟通, 内外结合的宣传方法相背离。同时, 也忽视了警察体制内部关系的协调, 上下级之间的统筹兼顾以及与同系统的兄弟单位和不同系统的外单位 (如:新闻媒体) 之间沟通交流。
再者, 从主体上看, 警察公共关系需要公安机关及全体民警的共同努力, 但是, 实践中, 公安机关的宣传主要是公安机关的办公室、政公等部门的事情, 大多数民警很少涉及警察公共关系, 缺乏公关意识, 觉得那些只是领导们的事情。
最后, 从客体上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警察的执法坏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如:犯罪诱因增加法制建设薄弱调处力度不强等
这些都促使公众对警察形成一种低期望效应, 认为警察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公众对警察不满意, 不愿意给警察提供必要的支持, 警察也不期待公众的支持和好评。得过且过, 利用自己的权力, 盲目追求物质利益。更为可怕的是, 当公众对警察缺乏必要的支持时, 警察组织内部的一些领导, 为了维护警察利益的平衡, 对某些警察谋取私利的行为, 并不严格限制。在这种状况下, 对于警察个人来说, 不利于其形成良好的品质, 一路走下去, 可能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对于警察组织来说, 会造成无原则, 是非不分, 进而影响到组织形象, 工作质量, 不利于其职能的发挥;对于社会来讲, 更会造成公众对警察缺乏理解、支持和认同。从长远来看, 阻碍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稳定, 和谐社会的构建。
3 我国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难点
3.1 警察机关的职能、任务对警察公共关系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 经济体制发生变革, 利益关系也在不断调整。这些变革, 在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 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 社会的管理者, 这两者是统一而又对立的关系。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 一些命令、指挥权不可避免的要使用上, 但是如果不能巧妙地把握这个度, 自然而然就会站在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上, 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影响警民关系。
3.2 公众的权利义务意识水平对警察公共关系的影响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公民的社会发育滞后形成一个很大的矛盾。公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失衡, 其权利意识逐步增强, 但是义务意识淡薄, 法制基础薄弱。在警察公共关系中, 表现为:一些公民只讲权利、不守义务, 严以律警, 宽以待己, 在要求警察文明执法的同时, 自己却不严格遵守法律。尤其当公民个体的利益遭到损害时, 常常希望处理结果的理想化, 但要求没有达到时, 就迁怒、归咎于公安机关, 甚至无理取闹, 挑战警察的执法权威。
3.3 缺乏专门的公关机制对警察公共关系的影响
警察公共关系是一项系统的的工程, 需要专门的机构来操作。在世界范围内, 美、日、香港等地的警察机构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公关部门, 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改善和密切警民关系的作用。而在实践中, 我国的公安机关很少有专业的警察公关部门, 只是分散在一些政工、信访等部门, 这些部门在平时只是兼职性地完成领导的硬性要求, 很难达到警察公共关系的目的。
3.4 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对警察公共关系的影响
社会治安牵动千万家, 与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使警察队伍成为一支备受高度关注的群体, 在一定程度上, 给警察公共关系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 在信息化时代, 媒体尤其是互联网, 为了追求所谓的访问量和利益的最大化, 没有把握新闻的尺度和准度, 盲目炒作涉警新闻, 尤其是负面新闻, 甚至疯狂的歪曲事实, 无形中在警察与公众之间建立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如:孙志刚案、佘祥林杀妻冤案等, 造成警察形象危机。
3.5 警察队伍的素质对警察公共关系的影响
在警察的招录考试中, 对学历教育的注重程度不够, 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警察的整体素质。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 警察属于那种“孔武有力, 文雅不足”的群体。近年来, 我国警察的数量逐年上升, 由于引进不严, 培训不足等因素, 警察的职业能力不强, 直接或间接地损坏了警察的形象。如今, 在警察队伍中, 一些民警滥用职权, 以管理者自居, 缺乏为公众服务意识, 使公众经常面对“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境遇。
3.6 法律政策对警察公共关系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些法律政策却相对滞后, 不能满足目前的公安执法坏境。警察在依据这些法律政策执法时, 常常引起公众的不满。如: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 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 不够刑事处分的人。然而, 劳动教养的期限和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却相当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
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宽严相济体现不够。对一些该从严处理的案件, 轻描淡写, 而对一些易引起民愤的案件则加重打击力度, 没有充分地顾及到执法的社会效益。在对罪犯的处罚中教育力度不强且在服刑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 在很大程度上, 扩大了社会的对立面。
当然, 警察组织内部的不和谐也会影响警察公共关系。警营内部存在工作强度大、晋级提升缓慢, 绩效考核不合理等,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警察对待工作的热情, 反过来, 也会影响到警察对公众的态度, 基本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英国著名犯罪学研究专家罗伯特·雷纳指出:“在任何社会, 警察的合法性都带有天生的局限性。”因此要达到公众对警察100%的满意度, 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正视警察公共关系建设中的难点, 通过培养警察的公共意识、整体意识、服务意识, 坚持“立警为公, 执法为民”、“以人为本”工作理念, 时刻牢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精心策划, 积极争取新闻媒体, 加强警政宣传, 与公众和谐沟通, 进行阳光操作, 警务公开。有效提高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增强其和人民群众的亲和力、凝聚力战斗力
参考文献
[1]孙娟.警察公共关系理论与形象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张兆瑞.和谐警察建设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3]谭立信.对树立警察公共关系理念的思考[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4]严茂丰.当前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难点与对策[J].公安教育, 2004, (6) .
警察公共关系 篇2
警察公共关系，是指警察机关或警察个人为了实现自身和广大民众共同发展的目标体系，促进国家机构的和谐顺利运行，而运用传播沟通手段与民众间建立互相了解和互相适应的持久联系，以争取民众对警察机关及个人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的综合性管理活动。研究和实践警察公共关系，对于公安机关塑造自身形象、收集信息、沟通协调、咨询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一些类似“躲猫猫”事件、“背砖砖”事件、杨佳袭警案等突发事件，都是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的关于警察形象的危机事件，使民众对警察这个职业产生一定的误解和质疑，也使警民关系面临一定的挑战，如何应对挑战、化解危机，并将公关工作常态化，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警察公共关系危机出现的原因分析
(一)个别警察执法不规范
几乎每一起冤假错案，都可以从警察的不规范执法上找到源头，同时，每一起冤假错案，都会极大地伤害人民警察的形象。侦查人员急于破案，先人为主地将嫌疑人认定为犯罪人，采取刑讯逼供(以精神或肉体的方式)、暴力取证或者引供、诱供、指名指事问供等不合法的取证方式，迫使嫌疑人承认莫须有的犯罪事实，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引起被逼供人及其亲友的反社会情绪。另外，由于长期以来特权意识重，漠视公民权利，在日常执法的过程中，简单粗暴、态度恶劣，在与公众发生矛盾冲突时不能够有效处理，在特定情形下，就会将矛盾激化，演化成社会影响恶劣的群体事件。个别警察工作作风散漫、效率低下，对待群众态度冷漠、粗暴，虽然这些行为并无明显的违法违纪，但是对公安队伍形象的损害也是无法弥补的。
(二)突发事件处理不当
公安机关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采取错误的处理方式，也是导致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如2009年陕西丹凤县19岁高中生猝死公安局，被网络称为“背砖砖”事件，警方因为不规范执法，刑讯逼供，致使犯罪嫌疑人猝死，形成危机事件。在案发后，当地警方粗暴对待嫌疑人家属，又一度封锁消息，不能公开解答公众质疑，不能正确面对媒体，导致谣言四起。而媒体只有采访死者家属来制作相关节目，却少了本应唱主角的当事人(当地警方)的声音，真相迟迟得不到公开，群众的质疑得不到解答，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个别警察的行为影响了当地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也使警察成了暴力的代名词，进了公安局就要被暴打，这样的印象会给当地民众留下阴影，造成人民群众对警方的不信任。久而久之，就有可能造成即使警察的正当执法也会被质疑，也会得不到应有的配合。
(三)媒体和网络片面或不实的舆论引导
一些商业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在一起危机事件发生时，往往断章取义，致使案件的情况得不到如实的反映，使公众的注意力和判断力发生偏差。更有个别新闻媒体不讲职业道德，追逐名利，为寻找“卖点”，不甘落后地挖掘警界“丑事”，将警察“妖魔化”。也有个别律师，通过发博客文章、向商业报纸记者炒作观点，引导舆论走向，提高个人影响力，煽动不明真相的网络民众。
据2010年11月22日发布的《2010年中国公民的网络表达与公共管理分析研究报告》指出，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中国公民表达诉求、抒发已见、监督权力、建言献策的重要途径，网络
舆论已达到任何机构无法忽视的地步。在政府处理迟缓的情况下，各种流言也会产生，并利用网络得到迅速的传播，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同时，网络语言的强度，对事件相关主体相应的受褒贬程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如2008年的上海“杨佳案”，由于后期主流媒体报道和反思的缺失，各种信息开始通过论坛或个人博客流传，网络上纷纷出现偏激言论，形成公众愤怒，一时间，形成了同情杨佳，向公安机关发难的舆论状态。
二、危机事件公共关系的处置
(一)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及时发布信息
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不是偶然的，而是矛盾积蓄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公安机关在面对公关危机时，必须以积极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稳扎稳打，并逐步建立起危机预警与管理机制。在出现问题之后，要求涉及事件的当地公安机关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各种应对措施，来化解矛盾，解决冲突。
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成立危机事件处理小组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本地区公安机关在处理此类事务上不够专业：成熟，可以请口碑较好的危机处理公关公司来帮忙，增强专业性。世界上很多大公司和知名大企业在发生公关危机时，也是请相关专家来做。该机构组成人员包括：组织负责人、业务部门、法律部门、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经过培训的新闻发言人和具体工作人员以及有关专家等。事发后在12-24-小时内澄清事实、引导輿论是控制事态，使其不扩大、不升级、不蔓延的关键。新闻周期的作用通常是两周，如果在两周之内警方没有声音，以后就会被动了。公安机关此时应主动打破沉默，及时向公众说明真相，才不致使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受损。
危机事件处理小组需设立一名新闻发言人，由小组以职业的态度来面对公众，时刻关注事件的进展，及时向媒体发布信息，充分尊重被曝光的问题，诚实回应公众质疑，引导舆论走向。这时，一切捂着压着的方法，都会“欲盖弥彰”，对于问题的解决没有实质意义，反而造成事态的扩大。
(二)主动出击，实时跟进
危机一旦发生，当事机关往往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一举一动都要接受公众的严格审视。在诚实应对的同时。还要主动出击、扶正消负，尊重和善待记者，积极以合作的态度回答公众质疑，主动承担责任，对违法违纪的民警，要及时给予处理，做好相关的善后和赔偿工作，安抚受害人及其家属，树立正面形象，消除负面影响。通过官方途径，及时向社会公布事件的调查进展，以及对当事人的处理意见和结果；同时，要与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进行良性沟通，以负责任、勇于担当的态度面对。加强和国内知名网站的合作，对于网民的批评和建议要虚心听取，必要时也可以及时地发帖、回帖、跟帖，澄清事实，表明态度，主导舆论走向。
(三)组织形象重建
警察形象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出现问题之后，需要公安机关主动向公众道歉。寻求民众谅解。同时开展警察内部反思和教育整顿的活动，并将反思和教育的情况及时通过媒体发布给群众，以期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公安工作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公安工作必须要坚持群众路线。切实贯彻服务意识，尤其是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帮扶，这样，可以帮助形象受损的公安机关尽快地重建形象。2010年11月22日晚柬埔寨金边市发生的重大踩踏事故后，河北省公安厅网络发言人曾在微博上发布“踩踏事件中自救方法”，受到网友的热捧。2010年11月29日新疆阿克苏市第五小学课间操下楼时发生踩踏事故后，河北省公安厅通过官方微博再次以图文方式发布“踩踏事件中自救方法”教群众如何应对踩踏，得到了广大网友的一致好评。同时，一面对辖区内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保卫人民财产安全；一面利用网络、电台、报社等宣传渠道，对警务动态加大宣传力度，也可以和民众进行良性互动，让普通民众走进“神秘”的公安机关，了解各警种的人民警察工作的繁重与艰辛，体会人民警察舍小家为大家，为了工作而做出的牺牲，提高公安机关的公众关注度、信任度和美誉度。
三、公共关系的常态化建设
(一)机关内部公共关系的机构设置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与地区之间，差别很大，在公共关系的工作上，要结合当地特点，寻找适合当地的公关模式；但无论使用何种模式，建立专门的公共关系机构或者由特定机构负责日常公关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在具体行为方面，可在本单位内部挑选合适人员，作为新闻发言入，一旦需要，直接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面向公众。2004年3月，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成立的“公共关系处”，被称为全国第一个公共关系处。2010年7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成立“公共关系领导小组”，由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担任组长，并由刑侦总队等三个单位各出一名副总队长，作为新闻发言人，出席由北京市公安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目前，在各地，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在逐渐建立，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常态发布机制，对于加大公安新闻发布力度，提高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和亲和力，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13家公安机关设立了旨在拉近警民关系的警察公共关系科(处)，这一数字在全国庞大的公安系统只占微小的比例，公共关系的机构的常态化设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加强公务礼仪的培训，规范执法行为
在公众心目中，破案率和一个民警外在形象的好坏，同样重要。警察不是公众人物，但一言一行却代表了一个群体，因此，对警察强调公务礼仪，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树立良好形象，与公众有效沟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有效方式。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和警察个人，要严格遵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在公务礼仪的培训上，要从日常养成做起，要从细微处人手，促使警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言行举止和纪律作风，要求做到内务有序、警容严整、礼仪规范；对于民警的窗口接待、社区走访、执勤工作、涉外往来等礼仪方面，要严格规范，积极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武装自己，打造亲民形象。另一方面，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做到依法办事、公正文明，杜绝特权行为和以收受贿赂代替处罚的行为，减少非警务活动和规范罚没款收支管理制度。推行警务改革，提高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从各种途径加强执法监督，尤其是对于网络舆论监督，不能一味限制，而是在执法规范化的前提下，积极面对网络舆论，坚定不移地推行阳光执法。
(三)大力发展社区警务，创建和谐警民关系
社区警务，是在警民之间建立合作的一种新的理念和组织策略，社区和警察作为平等的主体一起工作，通过建立良好和谐的警民关系，广泛发动群众，去识别和主动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构建严密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以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提高该地区的生活环境质量。良好的警民关系，可以促进警民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塑造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在群众心目中树立一个“有困难，找片警”的亲民形象，同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形象基础，即使出现问题，也可以最大程度地以平时的良好工作，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谅解。
警察公共关系 篇3
关键词:警察公共关系危机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一、警察危机公共关系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的界定
危机是社会组织出现的潜在的或已形成的危险因素,这些因素危及组织形象,常常使组织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警察公共关系危机主要是指除了自然灾害危机、社会宏观环境危机以外突然发生的,严重损坏警察形象甚至造成相关利益以及公众人、财、物重大损失的,受到公众的指责乃至敌视对抗行为的危机事件。
警察公共关系的危机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警察公共关系危机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当危机发生时,媒介和公众都给与特别的关注,无形中会使警察组织面临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就要求警察在处理危机时必须细致地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和关系,力求将危害性降至最低限度。
第二,警察公共关系危机具有较大的机会性。强有力的危机公共关系工作会使警察组织绝处逢生,挽回公众已失去的信任,更加强化自身的良好形象,在原本无序的公共关系状态中建构更佳的公共关系。
第三,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的普遍性。危机是不可以避免的,只要有公共关系,就会有公共关系危机。鉴于这种危机出现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警察组织应当对警民关系的一些潜伏性问题以及事后发生的矫正型公共关系作一些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应对。
(二)警察公共關系危机管理的界定
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是指当警察组织面临形象、信誉、舆论等公共关系危机时,为了预防、规避危机的形成和威胁,减轻、降低危机的影响和后果,维护、重塑警察组织的形象和权威,而事先建立的防范、处理体系和对应的措施。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是警察公共关系实务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塑和维护组织形象的一种管理职能,它通过科学预测与决策,制订合理的危机应急计划,并在危机发生过程中充分运用科学的手段,减少危机给组织与公众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寻求公众对组织的谅解。
二、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意识系统的构建
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意识系统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构建:
(一)公众观念
美国一位警察学者说过:若是警察人员没有民众合作的话,即使用一半的人充当警察,也不可能保证治安的良好。由此可见,警察树立公众观念,对于增进警民关系的和谐是何等的重要,尤其是在警民关系出现了危机时,警察组织在对待公众的问题上更要以公众的利益为核心。
(二)沟通观念
沟通观念是指警察组织在危机发生后,将公众的意见和各种与危机产生有关的情况反馈给决策层;同时也让公众了解到组织正在进行的危机处理,保证危机发生时信息的流畅和消息的正确。
(三)防患于未然的观念
对于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我们首先应持有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公关大师杰夫金斯认为,危机公关就意味着,计划与无法预见的事打交道。这一点充分说明防患于未然工作的可行性。警察组织的公关部门应当联合相关部门,事先制订一个适当的危机公关方案,其内容主要包括: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预防各种危机的措施、危机管理小组的组建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警察人员在制订方案时需要有熟悉国家政策法规、公安工作特点以及警民关系症结的管理机构和专家的配合。
(四)迅速反应的观念
危机发生后,组织应有迅速反应的意识,采取应急式的方式迅速拿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同时尽快与新闻单位和公众沟通,发出组织的声音。这种灵敏和迅速的反应,目前被公关学者认为是最能够考验一个组织公关水平的标志。台北市曾由于风灾,在重要路段发生交通堵塞,对此民怨沸腾,很多市民抱怨在上下班高峰时看不到交警指挥。交通大队迅速做出反应,一边通过媒体向公众道歉,声明警力的有限,一边在高峰时期增加“见警率”和延长警察指挥交通的时间,让市民很快体会到警察组织为市民解决实际问题所做的努力。
塑造组织形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现代警察组织身处纷繁复杂的社会中,难免会遇到许多变故,危及警察的形象。我们有理由相信,危机公关的价值将会被警察组织所认同,并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体系研究 篇4
1 有关概念的界定
(1) 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的界定。警察公共关系危机是指对警察组织形象和声誉具有实际或潜在的重大影响的危机事件, 它包括因组织行为不当引起的警察公共关系危机;因突发事件引起的警察公共关系危机;因谣传引起的警察公共关系危机;因新闻媒体的失实或不全面报道引起的警察公共关系危机;因少数人别有用心的指责、煽动或公众的误解引起的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等。这种危机往往会使组织陷入压力之中, 使组织失去公众的信任, 影响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2) 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界定。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是警察组织在公共关系理论和管理学理论的指导下, 为了预防、规避危机的形成和威胁, 减轻、降低危机的影响和后果, 维护、重塑警察的形象和权威, 适时运用公共关系策略、措施和技巧, 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地主动采取相应措施的系列活动和动态过程。
2 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体系之预警体系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备则无患。”危机管理主要是危机发生前的有效预警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救治。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曾指出, 由于不去预先考虑未来的问题和机会, 我们正从危机走向危机。因此为了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 做好危机的预测与预防工作是构建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体系的关键。危机预测体系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 公共关系危机意识的导入
除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之外, 许多危机的产生根源在组织内部, 即往往是因为内部的管理体制或人员素质导致问题演化成危机。比如管理者公关理念淡薄, 缺乏危机管理意识;组织自身决策违背“与公众共同发展”的公关基本原则要求;组织人员素质低下, 纯粹靠经验、习惯甚至关系行使其管理职能, 粗暴对待公众, 以致引发组织形象危机。
危机意识的导入是危机预测体系的起点, 培养警察组织决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基层一线警员的危机意识, 是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战略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2.2 危机管理机构的设立
警察部门现行的危机管理主体, 主要依赖于现有的行政设置, 缺乏常设的危机管理机构或部门。一旦危机爆发, 各个部门往往各行其是、各自为政, 缺乏一个将各个相关部门组织起来共同行动、共同面对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协调机构。每当危机发生后, 便临时成立工作小组应付危机。这种临时工作小组存在明显的不足, 如不具有连续性, 危机处理后经验不能够有效保留;临时小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部门进行协调;没有一个有效的危机处理计划与危机处理操作方案等。
危机管理机构的职能在于:制定危机管理的战略、政策和规划;在危机发生期间, 负责领导、组织与协调工作;在非危机时期, 负责危机的预防和预警工作。
2.3 危机管理预案的建立
美国公关权威罗伯特·狄思达认为“最好的危机管理方法是:预先防备, 知道去找谁和按哪个电钮?”危机管理预案分为危机预测分析和应急计划的制订两个方面。
2.3.1危机预测分析
危机预测分析是事先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出预测、分析。危机预测分析首先是寻找危机环境, 一种是找出组织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危机;另一种是找出国外警察组织已发生过的危机。其次是分析上述两类危机发生时的条件、成因, 并结合近期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进行相关分析, 从中判断危机发生前的环境“预兆”, 进而通过监测, 确保随时能作出第一反应。
2.3.2制定应急计划
在危机发生之前制订完善的计划, 一旦出现危机立即做出反应, 这是减少危害的有效措施。具体而言, 应急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对组织潜在的危机形态进行分类, 并制订各类危机预防的方针政策。
(2) 为其中一类危机预防的具体战略和战术。
(3) 确定与危机相关公众的范围及沟通方法。
(4) 建立有效的传播沟通网络, 并明确具体联系对象。
3 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体系之指挥体系
指挥体系是指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以危机管理机构为组织保障, 及时捕捉、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处理, 有条不紊地开发和运用沟通渠道和沟通策略, 消除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恢复或重新建立组织的良好信誉和声望。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的有效沟通的“3T原则”, 可作为警察组织指挥体系危机沟通策略的重要参照。首先, 以我为主提供情况。也就是说在危机处理时警察组织要成为主要信源, 牢牢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其次, 尽快提供情况。警察的危机事件具有较大新闻价值, 如果警察组织的消息不能及时发布, 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需要, 那么媒体只能转而寻找其他信息源, 甚至对组织的沉默作出各种推测, 这样便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舆论出现混乱。最后, 要提供全部情况。信息发布要全面、真实, 不要掩盖事实真相, 要以真诚的态度赢得媒介的理解与支持。
4 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体系之评估体系
危机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危机管理的结束, 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恢复管理、重塑组织形象的阶段。只有消除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度赢得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与合作, 才谈得上转危为安。在此阶段, 要建立健全警察组织危机处理后的评估系统, 这一过程大致包括三个环节:
4.1 明确评估标准
它是对危机应急计划实施过程与结果的客观衡量尺度。由于警察组织对危机管理的绩效评估工作的重视不够, 评估标准不明确或含混不清, 绩效评估工作多半是一些文字性的总结, 没有量化的资料, 使得不同年份之间, 同一事件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这使得我们很难甄别哪个部门、哪些年份做得更好一些, 无法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成功经验。因此, 明确评估标准是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性条件。
4.2 衡量危机管理工作绩效
依据评估标准对危机处理过程是否按计划与目标要求进行, 以及其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组织效益进行判断、估价。
4.3 纠正工作偏差, 确定下一个工作过程
组织公共关系危机管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评估的目的是在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的基础上, 为新的危机应对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要：有效的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体系, 对于危机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危机管理体系的三个子系统——预警体系、指挥体系和评估分析体系入手, 探讨了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 旨在为警察个体或组织成功预防和处置公共关系危机提供参考。
关键词：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预警体系,指挥体系,评估体系
参考文献
[1]姚惠忠.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陈娴, 曲谏.警察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6.
认识警察公共关系 篇5
1、公共关系的发展
公共关系是从英文PublicRelations翻译而来，简称公关。“public”在英文中有公共的和公众的意思，有学者认为应翻译为公众关系更准确。公共关系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最初是用于保护大的商业利益，以反对新闻界的揭丑运动和政府的法规。其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单向说服阶段，人们把公共关系看成是影响别人的一种宣传努力；第二阶段是双向沟通阶段，人们认为公共关系是促进互相了解的艺术和科学；第三阶段为策划阶段，人们认为公共关系是给组织领导人提供咨询和实施计划的行动方案。由此，学者给出了这样一种定义：“公共关系是这样一种管理功能，它确定、建立和维持一个组织与决定其成败的各类公众之间的互益关系。”在公共关系中，公众是指与组织有关系的个人、群体或组织，而不仅仅指公民或群众。
公共关系特别是政府公关在我国是比较晚的，但是，从2001年申奥成功、2003年“非典”、“5.12”汶川地震、奥运成功举办等大事，就不难看出中国政府正是在面临一系列所遇到的大事件的危机决策和解决方案中认识到，采用专业的公关方法应对大事件特别是危机事件的重要性。于是，2004年初，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级政府启动了新闻发言人制度，随后各级新闻发言人培训也逐步展开，大学的公关学者、外国公关专家开始走进政府公务员培训的讲堂。
2、警察公共关系的含义
那么，什么是警察公共关系呢？关于警察公共关系的定义，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的孙娟教授作了这样的描述：警察公共关系，是指警察组织为了促进与其公众的良性互动，建立并维持与公众的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的关系，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树立警察和警察组织的良好形象而进行的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活动以及对沟通活动的管理过程。怎么来理解这段话呢？谈到警察公共关系，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相近的词汇“警民关系”，他们是不是同一个概念？警民关系是一个政治概念，我国的警察组织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警民关系是警察与社会群众之间的关系，它主要用来指关系的状态、质量，而没有管理这种关系的含义。当然，公安部“三项建设”之一的“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是警察公共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而警察公共关系不仅包括管理警察组织与社会群众的关系，也包括管理警察组织与其他组织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其范围远远大于警民关系。
那我们平时所作的宣传工作是不是警察公共关系呢？我们平常所作的宣传工作实际是面向公众的、有目的的信息传递，着眼于保护警务人员的现行行为及形象，是一种单向的影响和灌输。而警察公共关系有着更丰富的内涵，能够从组织与公众的双向沟通和交流中，通过多样的形式和角度来影响公众。
3、警察公共关系的主要特点和职能
警察公共关系的特点与其职业特点密切相关。其一，具有政治性，警察组织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警察的工作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在实施社会管理工作中，社会矛盾、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反映到警察和公众的关系中来，警察与公众的关系好坏可能影响的是党和政府的声誉，影响社会政治稳定。“躲猫猫”事件、上海杨佳袭警案、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二，警察公共关系中公众呈多样性、复杂性，警察要
服务于全社会所有的人，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各种社会组织都是警察机构服务的对象；其三呈下沉性，与公众联系紧密。对于企业来讲，员工可以与消费者没有任何接触，而对警察来说，越是基层民警，与社会公众接触的机会越多，而且是面对面地直接交往。从公众的心理反映来看，人们往往把对个别警察的感受泛化到整个警察机关，警察形象就是在这种大范围、高频率的与公众直接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警察都代表着公安机关。不管是电视、广播、报纸都有关于说“法”的栏目，说“法”必说“警”，说明人们对警关注程度之高（中央电视台《法制在线》栏目策划人孙烨辉曾讲，“涉警、涉官” 的报道会在网上3天以上，不亚于明星）。特别是在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出者的互联网时代，警察的个体不当行为会被放大到团体并迅速传播开来成为话题（因为对媒体来讲，坏消息即好新闻）。也因此，警察公共关系的重点就是全员公关。其四，警察角色的复杂性，警察在面对公众时，公众接受服务时，人们需要警察工作态度好、效率高、办事快捷；遇到危险时，人们需要警察行动迅速、果断强势，当警察的工作表现与公众的角色期待不一致时，公众与警察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形，也因此，警察公共关系比一般社会组织单纯的公共关系要困难得多。
4、警察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能
小警察敲诈老警察 篇6
据悉，有关部门已经立案侦查，涉案警察目前已被停职。
据此间媒体今天报道，老警察名叫詹才良，是惠来县交警一中队指导员，有二十多年的从警经历，曾因与歹徒搏斗而立功。他对自己近日的遭遇气愤不已。
据詹才良简述，今年七月，詹名下的一部吉普车因搭载一毒品案件嫌疑人被陆丰市刑警大队扣留。八月二十八日晚，他接到陆丰市刑警李某的电话，告知其吉普车与毒品案无关，让詹前去领车。到了陆丰，李带屠到宾馆开了一间房，说要“谈谈车的问题”，问詹“打算怎么办”。
“既然车与案件无关，为什么还不放车呢，”詹问。
“你有没有带钱来，”与李一同去宾馆的刑警刘某单刀直入，“如果不拿喝茶的钱来，那车就不知道哪天才能放出来，直到烂掉为止。”
“我身上有五千元人民币，大家都是同系统的，帮忙行个方便啦。”詹说。
”五角钱(当地黑话，指五千元)，做盐不咸，做醋不酸。有什么用，”两个年轻警察不答应，“你也是当过队长的，还不知道行情，三天内你至少要再拿‘七、八角钱，来，才能放车。”
詹当时愤怒了，离开宾馆后决心告倒这两个年轻警察。以后，每次与李、刘二人接触，他都暗中用微型录音机录下全部过程，先后录制了一百二十多分钟，连李在车上数钱的声音都录制得清清楚楚。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詹带着一沓一万元现金来到陆丰。李、刘二人径直上到詹开来的车上，清点过钱数后，李说他们马上就回去找领导放车。等到晚上六时左右，两人却推说领导在开会，让厝回去等通知。
几经周折，直到十月底，詹才领回吉普车。临走，又被索要了五百元修车费，且没有任何发票。而此时的吉普车已经打不着火，检查后发现蓄电池已被换掉。
詹把举报信寄出前，曾打电话给李，明确说要告他们。李在电话中表示可以私了。但此后詹再也没打通过李的电话。
据詹介绍，他曾问过李、刘两人，省公安厅三令五申，整顿作风，严肃纪律，你们怎么敢顶风作案，而李、刘两人的回答让他十分悲哀“整就整呗，反正就是一种形式。”
警察公共关系 篇7
1 侦查与媒体的离散效应
1.1 媒体对侦查把脉失误, 导致自身定位偏颇。
(1) 侦查活动具有秘密性, 而媒体则对新闻具有天然的追逐狂热。为了实现侦查的目的, 必须对相关的侦查措施、调查进展进行保密。而部分媒体并没有重视这一点, 单纯地从传播效应的角度对其进行挖掘报道, 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侦查活动的有序进行, 甚至破坏了警察应有的形象,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二者的冲突和不信任。
(2) 侦查具有程序性, 而媒体则过分行使其自由解读的权利。侦查是国家专门机关依其职权, 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范进行的活动, 是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之一。而任何一项制度性规则都是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做出的, 它本身或许是难以理解的, 但从整个法律运作的层面看必然有独特的价值。那么, 如果单独从个体的角度进行研判往往会有可供酝酿不满和异议的空间, 不少媒体正是由于不理解或刻意忽略侦查活动的合理程序性规定, 没有从整体利益的角度进行考量, 而孤立地按照传媒的规律进行报道, 通过与公众的简单共鸣, 放大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抵触。
(3) 侦查活动具有法律性, 而媒体的资本性动因干扰了侦查权的合法行使。侦查权是法律赋予侦查机关的权力, 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 它的合法行使理应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尊重。而在商业化和产业化的推波助澜下, 媒体的资本性动因在很多时候成为主导力量, 丢失了应有的法律素养和操守, 让那些完全合法的侦查行为遇到阻力和障碍, 割裂了侦查和媒体共赢的基础。
1.2 侦查机关对媒体有“过敏反应”, 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
(1) 侦查机关转型不彻底, 在媒体分享话语权的互动过程中反应迟钝。现代民主政府的转型是大势所趋, 各级政府由全能型、管理型向有限型、服务型转变。而在转变过程中, 侦查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囿于神秘、庄重、权威的自我定位, 而对媒体共享信息资源的强势要求缺乏心理预期, 从而对媒体虽有瑕疵但符合新闻规律的报道不够宽容, 容易造成二者的冲撞。
(2) 侦查机关审慎、被动的信息披露方式难以满足日益壮大的媒体需求。新闻是媒体的生命, 因此对具有话题性和关注度的侦查活动的报道是符合其自身追求的。但是由于侦查机关欠缺信息分享惯例与实践, 媒体不得不通过其他的途径来满足其并不过分的价值期许。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新闻的客观性、全面性则难以得到保障, 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 又恶化了媒体与侦查机关的合作。
(3) 侦查机关不注意沟通机制的建立, 没有形成与媒体常态化、低成本化的资源流通。缘于侦查的特殊属性, 在相关信息的交流中侦查机关确实占据着主导优势, 在建立合理有效的信息畅通平台方面负有义务。然而在现实中, 由于没有建立实质意义上的专门机制和专业舆情分析, 因此即使是有利于树立自身形象的新闻也难以快速传播, 更遑论复杂的危机公关的处理, 使各种不实的新闻有了扩散的土壤。
2 侦查与媒体的耦合效应
(1) 根本法则契合, 侦查与媒体在行为中有共同的规范底线。侦查是强制性的法律行为, 为避免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 侦查活动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在客观的法律事实基础上行使职权。同样, 媒体的职责是搜集和分享信息, 只有保证宣传报道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才具备吸引社会关注和引导大众舆论的道德基石, 进而才有获取利益的底气和可能。因此, 即使侦查和媒体在各自特性、处理方式上有所区别, 但由于有共同的基准线, 二者的游戏规则是一致的, 不存在根本的对立。
(2) 历史使命趋同, 侦查与媒体在方向上有相似的价值标杆。侦查权是刑事司法职权, 其根本任务是查明犯罪事实, 确定犯罪嫌疑人, 为之后的起诉、审判提供准确的参照, 最终实现社会公正和人权保障的和谐统一。媒体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第四权力”, 以信息平等享有、新闻自由传播的形式, 践行着自身的价值使命。所以, 作为民主社会基石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被侦查和媒体共同铺垫, 而缘此路径行进的二者, 也有共同的发展空间。
(3) 现实利益互补, 侦查和媒体在角力间有一致的动力诉求。侦查是一项复杂的刑事司法活动, 它的有效运转必须得到公众和社会的支持, 而媒体则是必不可少的助推力。通过媒体客观、正面的报道, 可以沟通侦查机关与公众, 消除误解, 打造良好形象, 实现侦查活动的效益最大化。而从媒体的角度思量, 通过对侦查等热点新闻的报道, 将显著提升其品牌价值, 扩大影响范围, 实现自身的发展。因此, 从效益最大化的动力出发, 媒体与侦查也有广袤的合作土壤。
3 侦查与媒体和谐发展的建议
(1) 警务公开, 让侦查由“黑匣子”变成“玻璃屋”。警察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即透明度原理, 具体内容是信息模糊带来猜测, 带来尝试性行为;信息明确, 便于相关人员做出行为选择, 便于监督。因此, 侦查机关应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法律没有命令禁止的侦查行为, 应当全面、及时地予以披露, 从而在源头上消灭随意猜测、妄加杜撰的空间。而对于法律确有规定应当保密, 也应当对利益相关方做出合理的解释, 并耐心地倾听对方的意见, 而不应当简单粗暴地以“国家秘密”为万能挡箭牌, 增加媒体对侦查机关及侦查活动的质疑和抱怨。
(2) 警媒沟通, 为侦查和媒体创建共同的话语体系。警察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能就是信息沟通。侦查机关和媒体是两个维度内的活动者, 二者在利益支点、思考角度、行为方式等方面确实有着不小的差异。那么, 为了达到合作共赢的局面, 二者必须充分考虑对方的特点, 通过相互的了解, 消除原有的鸿沟。从侦查机关的角度, 应当对媒体予以充分的尊重和宽容的接纳, 要站在媒体的立场上, 满足其对新闻的需求, 化解侦查机关和媒体的信息不对称。从媒体的角度, 应当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理解侦查工作的特殊性, 提高自身从业者的专业化程度, 保证报道的真实性, 提高媒体公信力。
(3) 抓近涉远, 用长远规划来改变侦查和媒体对彼此的态度。所谓“抓近”即着手于平时努力, 而“涉远”则要求着眼于长远打算。警媒冲突从根本上来说, 是民众对具体侦查行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怀疑, 而在这一刺激点的作用下, 媒体试图通过对新闻的爆炸式宣传来谋求公众的支持, 进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侦查机关则尽量降低媒体的这种放大效应, 维护正常的秩序和稳定, 那么在这样一个互博的过程中, 各自超出法律规定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了。所以, 解决侦查和媒体矛盾的根本点在于树立整个社会对侦查机关和侦查行为的尊崇和信仰, 理解和支持侦查机关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进行的活动。
伴随这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 媒体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舆论监督、民主参与的政治功能得到了显著的强化。作为政府重要的执法部门, 侦查机关必须以高度的智慧、十足的诚意进行自我的提升和主动的交流。通过正确地运用警察公共关系的理论知识, 努力研究实现合作共赢的方法, 从无到有, 从粗陋到精细, 抽打这只陀螺的技巧必将愈发完善。
摘要：新形势下侦查和媒体的双向互动将进一步加速, 侦查机关应当利用警察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原理, 对侦查和媒体的复杂关系进行准确把握。为了取得侦查和媒体的合作共赢, 必须尊重二者存在的差异, 而在存在交叉点的空间内进行挖掘, 建立侦查和媒体的良性互动机制。
关键词：侦查,媒体,离散,耦合,和谐
参考文献
[1]孙娟.警察公共关系理论和形象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0.
[2]尹伟中.警察伦理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3]马建刚.人民警察意识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警察公共关系 篇8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察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娟教授主持,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大力及辽宁省公安厅、大连市公安局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都对会议的成功寄予厚望,对警察公共关系工作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随即开展了紧张而丰富的培训活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崔艳教授和蓝色光标数字营销机构副总裁陈阳先生分别做了精彩的授课。
警察公共关系 篇9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大力,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田全华, 广西警察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周彬, 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南宁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唐斌, 澳门代表团团长、澳门海关助理关长黄国松等在开幕式上致辞。
赵大力在大会致辞时指出, 近年来公安工作面临着比之以往更加严峻而复杂的挑战, 一系列涉警舆情事件不仅将公安队伍推向了风口浪尖, 也在警察队伍内部造成了严重的迷失与茫然, 对做好警察本职工作、讲好警察故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们的警察队伍并没有被严峻的现实压垮, 他们仍然在努力前行, 忠诚履职, 传播正能量。这样的实际情况给警察公关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流汗甚至流血是警察职业的固有风险, 广大民警在入职之初就有此准备, 但是警察的泪水绝不能、也不应因恶意攻击、无知谰言而流, 在这一点上, 警察公关人责无旁贷。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将一如既往发挥好在公关领域的专业优势和组织优势, 为警察公共关系工作做好坚实的后盾。
会议期间, 近40位中外警察公共关系专家在大会主会场和分论坛分别针对警察公共关系与公安改革、警察公共关系品牌建设、警察公共关系战略建设、警察公信力与内聚力建设等议题发表了专题讲演, 介绍警察公共关系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交流警察公关实务经验, 探讨警察公共关系未来的发展走向。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85篇, 其中9篇论文被评为一等奖, 13篇论文被评为二等奖, 16篇论文被评为三等奖, 论文获选大会交流的9个学生团队获得警察公共关系未来之星称号, 有5年以上带领警察公共关系团体获得市级以上表彰取得突出业绩并参与全国交流推广的13名骨干, 获得首届警察公共关系杰出人才称号, 5名领导干部获得警察公共关系领导推动者奖。赵大力为相关获奖者颁奖。
警察公共关系 篇10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1年8—10月,选取河南省南阳监狱一、三监区的一线监狱警察133人为被试者,对其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使用统一指导语,由专业心理学老师做测试员,共回收有效问卷101份,总有效率为75.9%。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
该量表由Schwarzer等编制,在国内外使用广泛。王才康等于2001年翻译并修订了该量表。该量表十分可靠,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间隔10 d左右重测信度为0.83,分半信度为0.90。其结构效度和预测效度也非常理想[10]。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该量表由肖水源编制并在1993年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共分3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共10个条目。该量表设计合理,使用简便,条目容易理解并无歧义,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各条目的一致性信度在0.89~0.94之间,重测一致性系数为0.76~1.89,适合我国人群使用[11]。
1.2.3 成人心理弹性量表(RSA)
该量表最早由挪威学者编制,用于评估能提高成人心理弹性的保护性资源。其内部一致性为0.67~0.90,重测信度为0.69~0.84,均达到显著水平。杨立状2008年对该量表翻译并修订。它一共由33个项目构成,分为5个维度,包括自我效能(对自我的觉知和对未来的计划)、组织风格、社会能力、社会资源和家庭凝聚力,量表采用七级计分制。修订后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α系数为0.87,总体信度良好。各维度中除了组织风格以外信度系数都在0.7左右,符合进行科学研究的要求[12]。
1.3 数据处理
通过SPSS 17.0统计软件采用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监狱警察心理弹性状况的总体描述
共回收有效问卷101份,心理弹性总均分为5.060±0.865,自我效能得分为5.085±1.009,组织风格得分为4.778±1.228,社会能力得分为4.656±1.174,家庭凝聚力得分为5.175±1.141,社会资源得分为5.432±0.955。
心理弹性量表采用7级评分制,总分的理论中值为4。结果显示监狱警察群体的心理弹性总均分为5.06,略高于理论中值,心理弹性状况整体较好。此外,在全部101名被试者中,有42人心理弹性总分低于总均分,占41.5%;有59人心理弹性总分高于总均分,占58.5%。
心理弹性的5个维度中,自我效能、家庭凝聚力和社会资源3个因子对心理弹性得分的贡献较大。说明对于监狱警察群体来说,普遍拥有较好的社会资源,家庭凝聚力和自我效能也较高,但在工作计划风格上,生活规律性和规划上尚存在一定问题。尤其在社会能力上,人际关系和交往沟通方面有待提升。
2.2 监狱警察心理弹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法,对心理弹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进行相关分析,见表1。
监狱警察一般自我效能感(r=0.487,P<0.01)、社会支持(r=0.582,P<0.01)与心理弹性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弹性的5个维度均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5个维度亦均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
注:均P<0.01。
2.3 监狱警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回归分析
以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各因子为自变量,以心理弹性为因变量,使用Enter法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
一般自我效能感(t=5.541,P<0.001)、社会支持(t=7.139,P<0.001)对心理弹性具有极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社会支持3个因子中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因子对心理弹性亦具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应。而对支持的利用度因子对心理弹性的预测效应不显著。
注:aP<0.05,bP<0.01,cP<0.001.
3 讨论
3.1 监狱警察心理弹性的总体状况
研究显示,监狱警察心理弹性状况总体较好,58.5%的个体心理弹性总分高于平均值。同时,也有41.5%的监狱警察心理弹性总分低于平均值,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心理弹性低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挫折的情况下不能良好适应,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很高,如会出现抑郁、焦虑、自杀行为等问题。心理弹性高的个体,在面对逆境时能积极调动自身强烈的自我效能感、问题解决能力以及社会支持网络来维持其活动直至处境得到改善,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能感受到积极的情绪和效能感。个体抗挫折能力及康复能力强,能有效地消减心理压力所带来的负面情绪[5]。因此应重视对低心理弹性监狱警察的心理弹性培养。
3.2 监狱警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关系
对心理弹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关系的直接研究很少,多数研究者把自我效能感看做是在心理弹性中起潜在作用的因素[13]。一些研究者把自我效能感看做是心理弹性的一个保护因子[14]。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关系亦十分密切,Wilson(2003)发现邻居的支持对儿童的积极适应有促进作用。Benard(2004)指出与同伴建立积极的关系是心理弹性一项重要的保护性因素。Luthar(2006)的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关系是儿童面临挫折时适应良好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心理弹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提升监狱警察的自我效能感和改善其社会支持水平是增强其心理弹性,从而维护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
回归分析也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具有极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说明监狱警察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其心理弹性水平越好;社会支持状况越好,其心理弹性水平也越好。已有研究表明,一般自我效能感训练能够显著提升个体心理弹性[9]。因此,应重视监狱警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自我效能感的建立多来自于实践,可以通过对监狱警察进行危机事件模拟培训,增加他们真实的心理感受,增强其应对压力和逆境的自信心和效能感,能够妥善解决真实生活中的各种危机情境和应激事件,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
另外,营造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是提高监狱警察心理弹性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鼓励监狱警察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参与更多社会活动;创造条件多增加个体之间的交流,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学会适时寻求他人的帮助,必要时把自己的烦恼向家人朋友倾诉,从他们的肯定中获得心理满足等途径,从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帮助监狱警察增强心理弹性,更好地面对和适应压力和逆境,避免或减少身心疾病的发生。
摘要：目的 探讨监狱警察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关系,为监狱警察心理健康研究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成人心理弹性量表(RSA)对101名监狱警察进行调查。结果 ①监狱警察心理弹性状况整体良好,在社会资源、家庭凝聚力、自我效能等维度上处于较好的状态;②监狱警察心理弹性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r=0.487,r=0.582);③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t=5.541,P<0.01;t=7.139,P<0.01)。结论 监狱警察心理弹性受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应重视监狱警察自我效能感的建立,提升其社会支持水平,增强心理弹性水平,维护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