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等值理论（精选9篇）
翻译等值理论 篇1
一、等值翻译
等值翻译理论是建立在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标准。卡特福德指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是在译语中寻找等值体;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是定义翻译等值的本质和条件。雅各布森认为:含有差异的等值是语言中最基本的问题, 也是语言学关心的基本问题。事实上, “含有差异的等值”这个矛盾的表述说明了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是翻译的核心问题。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并强调了译语中“最贴近的自然对等”, 后来被发展为著名的功能对等。语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人们对客观世界感知的影响。任何语言的描述潜能都是无限的, 唯一的差异在于人们描述事物的不同方式。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有着基本相同的思维规律和生活经验, 能理解另一个文化中的人是如何在行为和价值观上与自己有差异。此外, 人类有着类似的情感和思维, 不同文化中人们的相通之处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不同之处, 正是这些相似性保证了跨文化翻译的可能性。然而, 由于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方式构造世界, 它们用来表达现实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语言是一个由音节、语素、词语、句子和语篇等不同层面组成的复杂系统, 每一个层面之内的规则和关系也不相同, 一个层面上的等值可能与其他层面上的等值不相容, 因此原语意义中并非每一个层面都可以用直接的方式传递到译语中。语言转换的过程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绝对等值不仅要求文本所传递的所有信息及其传递方式的等值, 还要求非常抽象并且取决于个人印象的审美效果的等值。此外, 作者的意图和译者的理解、译者的理解和他的表达之间也总是有差距。因此, 等值只能从近似的方面来理解, 不同的译文可能代表不同程度的等值, 绝对等值在翻译实践中是不存在的。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并反映某种文化, 不同的语言带有不同的文化印记使得翻译等值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涉及文化的翻译, 归化和异化是译者通常使用的两种方式。归化往往为了可理解性而破坏原文的文化特征;异化往往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特征而影响可理解性。因此, 翻译总是由于多种因素涉及到意义的损失, 这是每一个译者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二、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从人类认知的角度对语言交际进行探讨的重要的语用学理论。根据斯波伯和威尔逊的观点, 语用学只需要一个原则:关联原则。关联理论中的假定是在任何特定的语境下, 人们所说的是有关联的。在关联理论中, 使得交际成功的核心因素是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对于最佳关联的追求。最佳关联是指话语的理解没有经过不必要的努力就能产生最充足的语境效果。关联理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任何使用语言交际的技巧必须建立在对交际者心理状况了解的基础上, 在任何有意义的理解发生之前必须激活认知环境。这对于翻译实践也有着重要意义, 因为只有当译者预见到了译文读者的反应及认知或情感的变化并且适时地做出顺应才能译出被译文读者接受的译文。译者应当提供与读者的认知语境有最佳关联的相关信息, 避免读者对话语的误解。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原文用明示手段提供的信息中所暗含的交际意图, 往往因读者的认知差异而难以被译文读者所识别。关联翻译理论的实质是要求译者应当尽量使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译文读者的期待相吻合。首先, 译者必须体会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语境假设, 同时译者还必须了解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 并判断推理努力和语境效果是否相称。这一传达原文的过程, 是在原文的明示刺激、原文的认知语境、译者的百科知识、对原文作者意图的阐释及对译文读者认知语境评估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
三、关联理论对等值翻译的启示
翻译中绝对等值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效的翻译是可以实现的, 原因有三个:语言共性的存在、文化的相似性及所有民族的固有智能。有效的翻译意味着在最小程度上减少意义的损失而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关联度的等值, 从而达到相关内容的最大传递或交际目标的实现。为了获得有效的译文, 译者必须首先要正确地认知和理解自然语言。因此, 依靠推理并通过语境来寻找关联对于指导翻译实践有重要意义。关联理论指导下的翻译是语内和语际间明示—推理的两轮阐释性言语交际过程。这一过程中起桥梁作用的是译者, 一方面他要从原语文本的明示信息中, 通过寻找关联, 调用有关原语方面的认知语境完成对原文作者交际意图的推理, 另一方面他要根据自己对原文作者意图的理解和把握, 调用译语方面的认知语境, 利用各种翻译策略形成译语文本把它传达给译文读者。因此, 翻译本质上是一个译者在原语认知语境和译语认知语境之间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译文作为阐释性文本在内容上必须与原文相似, 同时确保读者在理解译文时无需付出不必要的推理努力就能得到足够的语境效果。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必须使译文和原文保持相应的关联程度, 即达到最佳关联, 这样才能使译文的交际效果与原文作者的意图相对应, 从而达到忠实于原文的目的。关联翻译理论中所指的交际效果的相对应实质上就是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翻译。因此就达到等效翻译的目标而言, 功能对等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和相似性。
四、结论
语言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有效工具,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现实是思维的基础, 不同的语言可以反映世界上相同或相似的现实, 译者在尊重不同语言特征时, 应当理解不同的语言具有同等的表达力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意图性 (话语使用的目的) 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唯一的区别在于人们表达意图的不同方式。此外, 一种文化中成员的行为可以被另一种文化中的成员所想象, 即使他们的行为方式有所不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人类的交际是“普遍”的。由于涉及了语境和意图, 关联翻译理论能跨越语言和文化之间的鸿沟, 使译文和原文“做同样的事”。译者应当从原文作者明示的信息中寻找最佳关联, 再在译语作品中将其再现, 以实现原作者—译者—读者的双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直译与意译、形合与意合是实现翻译交际中最佳关联的不同手段, 异化与归化是关联翻译理论构架下的矛盾统一体。各种翻译策略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关联度对应的语用等值, 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或尽可能接近的感受。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必须了解原文作者交际意图, 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的评估, 并通过使用适当的翻译策略使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译文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Newmark, P.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7.
[2]Jin Di&Nida, E.A.On translation[M].Beijing: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4:14.
翻译等值理论 篇2
【关键词】卡特福德奈达对等翻译等值对比
一、引言
约翰·卡特福德和尤金·奈达同属于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翻译理论都在借鉴了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他们力图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更加客观、准确、科学的分析和描写，从而对翻译实践产生了实际的指导意义。卡特福德和奈达分别从系统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方面对翻译的本质和过程进行了描述。本文以两位学者的理论基础为切入点，探索关于翻译等值的论述，并对二人的翻译等值进行简要的对比分析，以便更清晰地把握这两种理论的异同。
二、卡特福德和奈达的理论基础
卡特福德和奈达的翻译理论均来源于语言学，并加以改进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然而．二人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却是不同的。
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主要得益于韩礼德(Michael A．K．HMliday)的系统语言学。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提出，语言有三个基本层次：实体(substance)、形式(form)和语境(context)。系统语言学含两个基本出发点：第一，强调语言的系统性。第二，系统语言学强调语言和社会紧密联系，研究语言必须从社会着手。
奈达的翻译理论主要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T-G Grammar)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转换生成语法将语法结构分成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提出了核心句(kernel sentence)的概念和一系列的转换规则，形成了一整套语法体系。通过分析词汇在上下文中的语义关系，奈达冲破了传统翻译观中词类对应的局限，不再单纯以一种词性去对应另一种词性，而是提出四个语义单位(semantic category)，即事物单位(object)、事件单位(event)、抽象单位(abstract)和关系单位(relation)，并在此基础上，用七个核心句来讨论句子内在的关系。其具体实现步骤为：确定每一个词的语义单位，补出隐含的句子成分，将得到的核心句一一列出并进行组合，转化成一种最适合译入语的表达形式。逆转换理论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在表层结构上进行的词语对应或句型对应，通过揭示表层结构进入句子的各个深层结构，有助于更好地弄清原文含义，克服歧义。这样，奈达的翻译理论彻底冲破了翻译中形式上的束缚，保留了源语内容，对具体的翻译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三、卡特福德和奈达对等理论分析
卡特福德认为，翻译就等值来看，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转换成等值的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在于寻求等值成分，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在于界定等值的本质和条件，也就是说，确定语言之间的等值关系是翻译的本质和基础。这种等值应该建立在动态而非静态的双语转换机制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卡特福德眼中根本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翻译。在这一点上，卡特福德的理论似乎更为深入地触及了语言的本质。
奈达认为不同的语言应该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语言间相同的功能产生了翻译中的对等现象。只要“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尽可能的相同”，就出现了“功能对等”。在阐释对等时，奈达指出翻译中不应该过分追求原文形式与译文形式的对应，而应将注意力转移到准确传达原文意义上。动态对等理论打破了以前单纯重视文本比较的静态模式，认为只有让译文读者透彻地理解译文，才能做出与原文读者基本一致的反应。由此可见，动态对等强调的是读者反应。
四、卡特福德和奈达对等理论的比较
卡特福德的“翻译等值” 更多的是语言的语境和内部结构包括结构，语法和语意层次等方面的对等，而奈达的理论还是更多偏向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取向来考虑翻译过程中的功能对等。卡特福德的功能对等实质上是语境特征的对等，即寻找译语语境中和原语语境中对等的语言特征，是功能语言学派的观点而奈达追求的则是信息传递上的对等，追求的是在语言解码过程中的信息顺利传递和交际的顺利达成。在译者能动性方面，卡特福德是从纯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两种语言的结构转化，却忽略了译者的能动性。奈达注意到了译者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奈达的功能对等和动态对等要求译者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需求，是一种绝对的归化。卡特福德并没有认识到翻译不单单是一种跨语言的转化行为，而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他完全忽略了翻译中的跨文化因素；奈达承认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也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但他只是消极的把这种差异归结为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主张用绝对归化的手段来处理文化因素，实质上是对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的否定。
五、结语
卡特福德和奈达的翻译理论将传统翻译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使之比较系统化，并借用语言学中的某种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以上把两种翻译理论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分别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相比之下，卡特福德的理论重心则主要集中在對语言的研究上，很少涉及文化，但它却似乎更为深入地触及语言的本质，将语言划分为四个层面，并分别对形式和实体进行界定。而奈达的翻译理论重在为译者提供如何实现两种语言之间转换的具体途径，同时强调翻译过程的互动性，注重翻译中的读者反应这一积极的过程，明确了翻译最终是为读者服务的思想。明确了两种翻译理论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将帮助理清思路，更清晰地把握这两种理论的特点及本质。
参考文献：
[1]Ca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Nida，E．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iden：E．J．Brill，1964．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李文革．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6]林克难．重新认识卡特福德翻译理论[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7]林克难．从对意义认识之嬗变看翻译研究之发展[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1)．
[8]汪宁．论翻译中的等值：卡特福德、奈达和巴斯耐特比较研究[J]．科技信息，2008(3)．
翻译等值理论 篇3
关键词：电影片名,英汉翻译,等值翻译理论
一、引言
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传媒，正日益受到各国民众的关注。当今，外文电影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受到观众的青睐，电影片名作为影片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有其独特的信息功能与美感功能。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Speed(《生死时速》)，Ghost(《人鬼情未了》)等这些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影片之所以能长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除了电影本身的精彩之外，我们也不能否认精彩的片名翻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电影片名翻译现状
好的电影片名应能概括地告诉人们关于这部电影的信息，帮助人们理解影片的精髓。经典的影片译名能和电影一起世代相传，但由于中英两种文字表达的差异和中西方文化中人们思维习惯的差异，这些因素给片名的翻译带来了困难。目前，外国电影片名的中文翻译主要采用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
（一）直译
直译是电影片名翻译中常用的方法，指根据原文、译文的特点，最大限度地保留原片名的内容和形式，这是最简单而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1]，例如：Air Force One(《空军一号》)，Brave Heart(《勇敢的心》)，Roman Holiday(《罗马假日》)，Moscow Does Not Believe in Tears(《莫斯科不相信眼泪》)，Titanic(《泰坦尼克号》)，The 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True Lies(《真实的谎言》)，The Prince of Egypt(《埃及王子》)等，这些直译的片名不仅贴切地传达了原片名的意思，而且保持了原汁原味，称得上是经典的翻译。
（二）意译
但并不是所有外国电影片名都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因为翻译毕竟是一种语言转换，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差异。当原文的思想内容与译文的表达方式有矛盾时，不得不舍弃原文的字面意思，以求译文与原文的内容相符和主要语言功能相似，这种方法称为意译。有的电影片名直译不能完整地表达故事，也不能吸引观众，或者会误导观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采用意译法。例如，Me, Myself&Irene(《一个头两个大》)，How She Move(《舞动青春》)，Mad Money(《我为钱狂》)，Bewitched(《家有仙妻》)等，这些都是一些片名意译较成功的例子。
三、等值翻译理论的应用
（一）电影片名翻译的要求
电影片名译名要符合原影片的内容，反映原影片的主题，凸显原影片的风格，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同时，译名要符合目标语言的语言规范，且适合目标语言观众的欣赏习惯，并且言简意赅、便于记忆。因此，电影片名翻译的理论支撑不应该仅仅是传统的以“忠于原作者或原文”为中心的传统翻译理论，而是要使翻译实现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的等值[2]。
（二）等值翻译理论
等值翻译理论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也是翻译界许多名家如奈达等争论或探讨的焦点。等值翻译理论的提出是从语言的角度入手去解释翻译问题，它的理论宗旨就是实现语言与文化的融合。译者在尊重不同语言特征的同时，应该理解不同的语言具有同等的表达力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够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在语言之间与文化之间，能够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的适当方式重组原文形式和语义结构来进行交际，并使原文的语言层次和文化寓意在译文中完整地再现出来，使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在理解效果上处于同等地位，达到理解效果和文化效果的“等值”[3]。
（三）语言等值与文化等值
在跨文化交际中，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注定了翻译的偏差，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部分语义的改变和丧失。成功的电影片名翻译应该努力实现原片名与译名之间在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上的等值[4]。例如，经典的影片Waterloo Bridge，片名翻译为《魂断蓝桥》。电影原名Waterloo Bridge是以地点作为电影的片名，因为该桥见证了男女主人公凄美永恒的爱情。如果依据英文直译为“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肯定会认为这是一部与拿破仑相关的战争题材片，或是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实际上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片名的直译不仅无法达到理解效果与文化效果的等值，还会误导中国的观众。但是译者将原名“滑铁卢桥”译为“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域文化差异或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惑，而且“蓝桥”中隐含的中国文化意象，使得观众看到即刻领悟到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我国有蓝桥会的民间故事)，从而实现影片原名与译名之间文化层面的等值。
又如美国影片Forest Gump是以人名为片名的。该片以一个智商不足七十的“甘”的视野来看待美国20世纪50到90年代的社会变革，片中不乏幽默嘲讽之处。译为“阿甘正传”，既忠实传达了影片的真实意图，又顾及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能力。该片以“甘”为线索，讲述了美国三四十年的历史变迁，按照中国文化习惯将之称为“某某正传”。汉语中“阿”字通常用在人名前，以表示亲近称呼。“阿甘”二字合在一起，一个非常熟悉的、典型的普通百姓形象一跃而映入脑海，四字联在一起，令人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两部作品虽然毫无关联，两个人物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该译名借用了中国文学的经典形象，使观众对影片有了很强的认同感，产生了浓厚兴趣，实现了两种文化的等值。
Bathing Beauty这部经典音乐喜剧片在国内只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出水芙蓉》，这是最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和中文韵味的译名。气势磅礴的音乐响起，数十个女孩在水中起舞，突然音乐转为柔和，人群散开，一颗新星从水中冉冉升起，霎那间，观众明白了出水芙蓉的全部含义[4]。
Mr.Holland’s Opus这部影片主要讲述了老师辅导一些个性叛逆的学生走上正轨的故事，影片名翻译为《春风化雨》，它运用我们中国人用来形容伟大教师的成语生动地体现了该片的主题。影片的另一个译名《生命因你而动听》也很好地体现了教师奉献爱心的美好品德。
四、结语
在进行电影片名翻译时，我们不能简单地选择直译或是意译，而应该努力实现两种语言之间及两种文化之间的等值。当然，随着等值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们对等值翻译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充分认识到“绝对的等值是不可能的”，电影片名的翻译也是如此。电影片名的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是文化的交流，翻译时既要遵循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更需要翻译者的灵感和严谨的态度，才能使译名脍炙人口，广为传诵。
参考文献
[1]江淼.浅谈电影片名的翻译[J].高等函授学报, 2003, (1) .
[2]陈效新.翻译等值理论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J].电影文学, 2009, (6) .
[3]张宝钧.重新理解翻译等值[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 (1) .
浅析翻译中的不完全等值现象 篇4
【关键词】翻译的不等值 文化差异 直译 意译
引言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翻译中要实现完全的等值是一种理想化状态。1935年，苏联的费道罗夫明确提出了“等值”论：“翻译的等值，就是表现原文思想内容的完全准确和作用上、修辞上与原文完全一致。”但种种客观因素的差异会导致翻译中出现不完全等值的现象。
一、翻译的不等值性定义
在很多相关资料中，虽然对翻译的不等值性有所提及，但是并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翻译的不等值性可以归纳为：由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译文由源语向目的语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在形式、风格等方面的不同。在翻译的过程中，虽然可以把原文的内容真实的表达出来，但是译文与原文的神韵风姿等完全等值是很难实现的。
二、不完全等值现象的原因
第一，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译者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使译文在语言风格、形式上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以《红楼梦》中“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的粥来”翻译为例，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翻译为 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然而，中国的杨宪益戴乃迭 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杨的译法与中文是对应的，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霍克斯的译法与中文不完全等值。
第二，语言本身的差异。英汉语言上的差异存在绝对性和必然性。如美国语言学家Dwight L.bolinger所述：“两种使用不同语言的文化不肯能对世界有相同的看法。”特别是约定俗成、延袭已久、具有完整而独特涵义的英汉词语，字里行间侵润着对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涵韵，很少是对应的，有些更是相差甚远。比如中文中“农民”一词与英文中“peasant”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目前，“peasant”在英文中通常指未受过教育、言谈举止粗鲁之人；而中文中“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从严格意义来讲，这两个词并不是完全对等。
第三，译者翻译观念的差异。所谓翻译观念，即是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它直接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理解，也制约着译者的价值取向和翻译方法。作为一个译者，如何理解翻译活动，对翻译的影响至关重要。同时，译者对翻译的理解会因时代或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翻译观是变化发展的。例如，从《小王子》的各个译本中我们发现，在不同翻译观指导下，译家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和不同的实践，产生了风格殊异的译本。
三、翻译的方法
第一，直译。在基本保持原文的语言形式（词语、句子结构、修辞手法等）的同时，完整而准确地把意思表达出来，且译文流畅。也就是说，这些表达方式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是相同的，可以互译。例如，chain reaction 连锁反应 fish in the trouble waters 浑水摸鱼 a laughing stock笑柄。但也要注意，直译不等于硬译或死译。如，Do you see any green in my eye？ 如果硬译就是“你从我的眼睛里看见绿色吗？”，显然这是错的译法，正译为“你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吗？”。
第二，意译。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翻译时无法保留原语的字面意思和形象意义可将原文形象更换成另一个译文读者所熟悉的形象，从而传达出原文的语用目的，译出隐含意义。也就是，在不拘泥于原作的字面形式，创造性的表达原作思想，但不可添枝加叶，改变原作的风格。比如，Justice has long arms. 直译的话为“正义有长胳膊”很显然，没有翻译出句子深层含义。而意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仅表达出原句的意思，而且采用四字成语，符合汉语习惯。
第三，音译。音译法是指用音位为单位在译文中保留原语言的发音，以便突出原文主要语言功能的翻译方法。常见的有Chanel（香奈儿）、Sony（索尼）、Nokia（诺基亚）、Coca-Cola（可口可乐）、Canon（佳能）、Adidas（阿迪达斯）。
四、总结
在语言学习和翻译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所翻译内容的文化背景。经常对两种语言中出现的不等值现象进行比较，即可以加深我们对两种文化的了解，又可以提高我们对异国文化的洞察力和敏感性。同时，我能在翻译实践中多积累经验，总结出一些规律，把翻译技巧灵活地运用到翻译实践中。
参考文献：
[1]许钧.翻译概论[M].外国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
语用等值与广告翻译 篇5
语用学主要研究语言的使用,包括语言的使用环境——语境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语用学已经应用到诸如认知语言学、语言教学和翻译研究等学科之中。语用学对翻译有极强的解释力,语用学与翻译的结合为翻译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待翻译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1]43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语用翻译已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如Hatim&Mason运用合作原则和言语行为理论等来指导翻译实践;[2]而Emst August,Gutt的关联理论翻译则认为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3]国内学者也对语用翻译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认为翻译不仅要做到译语与原语在语言结构和语义上的等值,还要达到语用上的等值。[5]语用等值实质上是一种等效翻译,强调译文与原文在表达效果上相似,在功能上与原文达到动态对等。语用等值翻译对广告这种实用文体翻译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2 语用等值
“等值”一词一直是西方翻译界的核心术语,1951年雅各布逊在其论著《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指出,含有差异的等值既是语言最本质的问题,也是语言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1964年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将翻译标准表述为“动态对等”,认为译文对译文读者所产生的效果应与原文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基本相同。语用学的发展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给翻译等值论注入新的活力。翻译的根本任务在于传递原文的信息,即原语的意义,而“辨义乃翻译之本”。[6]23根据符号学理论,意义可分为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三种,语用学关注的是符号的语用意义。由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可以得出,话语所包含的意义并不总是其字面意义,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中,说话者总是赋予其话语一定的意图,所以即便是同一话语在不同语境中其含义也不尽相同。因而语用意义并不是从语言的内部系统来研究语言本身的意义,而是从语言所发生的实际环境来研究话语的实际含义,理解其言外之力、弦外之音。语用意义不在于说话者说了什么,而在于所说的话语意味着什么。语用意义所反映的是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是动态的含义而非静态的意义。语用等值所追求的是话语的语用意义的等值,即交际意图的等值。[7]也就是保证交际功能的对等,使译文与原文达到相同或相似的交际效果。语用等值指语言的运用价值相同,也即语言运用过程中的话语意义和语言结构在特定语境中所传达的实际含义,而并不是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由此可以看出,语用等值实际上是一种翻译的功能对等观或翻译等效观。语用等值翻译要求译者在进行英汉两种差异较大的语言转换过程中,必须考察原语使用的语言环境以及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在词汇、语法、语篇组织等层面对两种语言做适当的调整,而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力求保存原作的内容,以求语用等值。[8]186因此,从语用等值的角度来审视翻译时,译文不管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如果它能传递原文的意图,实现话语的交际目的,就是一种成功的译作。
3 语用等值与广告翻译
3.1 语用等值对广告翻译的指导意义
从上文分析可知,语用等值翻译本质上是一种等效翻译,强调译文是否成功传递了原文语篇的交际目的,语用等值就是交际意图的等值,即交际功能的等值。何自然也认为语用翻译就是等效翻译,语用等效分为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前者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准确复制原文的明示意义(explicit meaning)和暗含意义(implicit meaning),相当于“动态对等翻译”,即不受原语形式之束缚,保留原作之内容以求等效;而后者则指跨语言、跨文化的双语交际的等效翻译。[8]186可见,语用等值翻译特别强调译文的交际目的和功能,这对广告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广告就是广泛告知公众某种事物或活动,以引起受众的注意,从而采取某种行为的宣传手段。广告的意图十分明显,旨在通过宣传,引起人们消费产品或参与某种活动的行为。提供信息和劝诱读者是广告的主要功能,而广告的真实意图并不是要向读者提供信息,提供信息只是手段,是想通过提供信息的方式实现其劝诱的功能。广告语篇的最终目的是诱发读者的购买行为,能否影响读者是广告成功与否的关键。从语用等值的角度来考察广告翻译,这就要求译者在译文中要将原文广告语篇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将广告语篇的话语意图(illocutionary act)再现出来。换句话讲,语用等值关照下的广告翻译要以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为旨归,以译语读者为中心,以目标语言和文化为导向,采取灵活恰当的翻译策略,从而成功再现广告原语的劝诱功能。
3.2 语用等值指导下的广告翻译实践
语用等值不仅在理论上适用于广告语篇翻译,而且对广告翻译实践也有极大的指导作用。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在英汉语广告的相互转换中要完全做到语言形式的对等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以求传递原语广告的意图,达到功能对等,获得语用等值。
3.2.1 采用创译的方法获得语用等值
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实用文体,其语言要求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为了能有效感染读者,广告通常喜用简单句,讲究修辞。然而,英汉广告语篇在语言上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在语音层面,汉语属表意文字,而英语为表音文字,两种广告的语音修辞方式存在差异;在词汇方面,汉语广告较多使用四字词组和抽象概念的词语;在句法层面,汉语重“意合”,多用流水句,而英语重“形合”,在句子主干上面层层叠加从属成分。在进行英汉广告语篇的翻译转换时,要运用以目标语言文化为取向的翻译策略,灵活使用意译、调整、重写的翻译方法以求译文与原文功能对等,实现语用等值。如下面一则广告:
例1原文:Far beyond the ordinary in styling and performance.Brilliant new timepieces with a solid emphasis on perfection,and the unequaled accuracy of a quartz movement.Handsomely refined.Meticulously detailed.Elegantly slender.To keep you looking your best every moment.From Seiko.
译文:款式和性能都远远优于普通钟表,可谓尽善尽美,那就是精工牌手表。其石英元件走时无比精准、打磨细致、做工讲究、造型轻便。精工表使你赏心悦目、百看不厌。
广告原文中运用大量的形容词及形容词短语来描述钟表,如:“unequaled accuracy”,“handsomely refined”,“meticulously detailed”,“elegantly slender”等。译者没有逐词按原文翻译,而是以目标语为取向,根据汉语广告常用四字词组的习惯,考虑目标语读者的审美心理,将它们翻译成为“无比精准、打磨细致、做工讲究、造型轻便”。译文广告读起来与原语广告在效果上一致,成功再现原文的语用等值。
3.2.2 改变文化意象获得语用等值
由于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人其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其民族心理、思想观念、传统习惯和认知方式都有明显差异,一种文化里的意象在本民族读者的心里会受到欢迎和喜爱,而进入到另一文化读者的心理就并非如此,有时甚至非常反感,这种情况在英汉广告语篇中也相当常见。根据语用等值原则,翻译时应按照目标语读者的心理需求,用目标语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化意象来替代原语广告中有可能引起心理排斥的文化意象,以便获得翻译的语用等值。
例2原文:衣食住行,有龙则灵。
译文1:Your everyday life is very busy,our Dragon Card can make it easy.
译文2:Your everyday life is very busy,our Long Card can make it easy.
原文为建设银行龙卡的广告,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特有的神兽,在中国人心中是倍受欢迎的吉祥之物,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却是凶恶的动物,是一种不祥之物的代称。译文1保留原有的文化意象,没有考虑英语广告读者的心理感受,只会让目标语读者产生误解,哪会产生购买银行卡的欲望呢。译文2巧妙的避开文化差异,采用归化的翻译方式,用汉语拼音表示“龙”的读音,在英语中又表达了“长久”之意,可谓一石二鸟,更好的体现了广告的效果,再现了广告的感召功能,不失为一种成功的译文。
3.2.3 增删文化意象获得语用等值
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导致汉语里有的文化意象在英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表达,这种情况就会造成翻译中的“文化缺省”;而有时原语中的文化意象如果直接传递到目标语中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遇到上述情况时,为了在译文中成功传递原文的交际功能,实现译文的语用等值,翻译时有必要删减不必要的文化意象,增加必要的文化意象,迎合译语读者口味,完成广告的劝诱功能。
例3 Lacov乐口福(饮料品牌)
例4 Poison百爱神(香水品牌)
例3这种饮料的名称在英语文化中不表示任何意义,是一个杜撰的饮料品牌,而译者为了使汉语译文吸引读者,将其翻译成“乐口福”,成了一个味道可口,有益健康,造福于人的品牌形象。例4这种香水品牌的名称在英语里是“毒药”,如果直译成汉语,势必让人望而生畏,译者采用音译,舍弃了原文的文化意象,使译语读者乐于接受,意欲购买,成功完成广告翻译的交际任务。
4 结束语
语用等值原则实质上是一种等效翻译,该原则强调在翻译中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而应成功传递原语的交际意图,再现原语的语篇功能,从而实现语用等值。语用等值对广告翻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广告是一种旨在引起读者注意力,诱发受众消费欲望的感召型文本。语用等值原则指导下的广告翻译要以目标语言文化及其读者为取向,成功传达原语广告的交际目的,实现语用等值为宗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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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移植看翻译等值 篇6
翻译是一种语际交流活动, 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表达思想的工具, 是跨文化交际中最主要的手段。我国著名翻译学家张培基在1980年曾说:“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在英汉互译过程中, 由于东、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两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不尽一致, 这就需要译者对中西方文化背景差异有深入了解, 并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各种补偿手段, 将文化因素带来的各种伴随信息, 准确有效地加以传递, 尽可能地做到翻译等值。
2.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下形成的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反面的不同。文化上的差异, 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性概念方面不同理解和解释。朱光潜先生在《谈翻译》一文中说:“外国文学最难了解和翻译的第一是联想的意义……”“它带有特殊的情感氛围, 甚深广而微妙, 在字典中无从找出, 对文学却极要紧。如果我们不熟悉一国的人情风俗和文化历史背景, 对于文字的这种意义就茫然, 尤其是在翻译时这种字义最不易应付。”因此, 翻译时, 我们要重视文化差异在语言上的反映。中西文化差异点很多, 下面就主要方面作比较。
2.1 文化地域的差异
地域文化主要指地理环境、自然环境方面的文化。地理环境不同也反映在言语之中。南北半球气候颠倒, 南半球有Green Christmas的景象, 而北半球则是White Christmas。在中国普遍的是河水东南流, 所以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诗句。但在欧洲, 河流大多向西北方向流入大海, 所以“功名富贵若常在, 汗水亦应西北流”只好译成But sooner could flow backward to is fountains, than wealth and honor canremain, 用了flow backward避免东西方因河流走向而引起的翻译问题。
2.2 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差异
价值观念是个人在社会文化过程中长期耳濡目染而不知不觉形成的, 也可以是经过个人的主动选择自觉学习养成的, 它是探索不同文化中人们心灵奥秘的一把钥匙。譬如, 英美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个人自由, 权力的重心倾向个性, 最常见的词如“individualism”和“pragmatism”;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和“孝”, 人际交往很注重和谈话对象的关系。中国有些词语很难译为英语, 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又红又专”、“大锅饭”等, 这些词具有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含义。
2.3 历史典故的差异
历史典故明显表现出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特色, 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理解和翻译的, 如“东施效颦”、“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等。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 如Achilles’heel (致命弱点) 、a Pandora’s box (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 、Samson’s hair (致命点) 等。只有明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理解语言中的文化内涵, 才能避免错译、误译, 使翻译真正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3. 翻译实践中的等值问题及对策
翻译等值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被视为决定翻译战略及评定翻译质量的重要理论依据。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许多翻译理论家均把这一概念作为自己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作过详尽的论述。卡特福德提出过“篇章等值” (textual equiva lence) , 奈达阐述过“动态等值” (dynamic equivalence)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纽马克理论联系实际, 对翻译中各个层次和各种类型的等值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研究, 并根据源语意义结构的区别和交际目的的差异创立了语义翻译 (se mantic translation) 和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的方法, 在某些场合下求得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描述等值 (descriptive equivalence) 、功能等值 (functional equivalence) 或文化等值 (cultural equivalence) 。然而, 卡特福德、奈达、纽马克等翻译理论家都曾多次指出:“绝对的等值是不可能的。”作为评价译文质量的标准, 等值只能是相对的。既然如此, 在翻译过程中原文化信息损失在所难免, 关键是如何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译文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语言中的文化个性。
3.1 翻译的“可译”性
所谓“可译”, 是指在文化特征完全重叠的前提下采取对等翻译, 也就是直译。学习外语难免要接触到成语、谚语、格言、典故, 它们是一个社会语言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已有或者可找到对应的汉语说法, 有些本身就为汉语吸收, 还有一些可直译。词的文化负荷 (cultural load) 通常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 直译能保存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 有利于英汉文化交流, 并能丰富译文语言的表达能力。如孔子教诲中国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名言“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和耶稣基督对其门徒的金科玉律 (the Golden Rule) “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 (你想人家怎样待你, 你也要怎样待人) 如出一辙, 不谋而合。再如某些外来词 (loanwords) “热狗”、“黑马”“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已融入汉语词汇中, 而paper tiger、lose face、save face也为英语所接纳。有些英语习语在汉语中也可找到完全等同的说法, 如:pour cold water on.泼冷水, fish in troubled waters.浑水摸鱼,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人生如梦, practice makes perfect.熟能生巧,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趁热打铁, Constant dropping wears away stones.水滴石穿, 这是一种文化重合现象 (Cultural Overlaps) , 其翻译效果应当说是等值的。
3.2 翻译的“不可译”性
对于“不可译”现象, 可采用音译、加注补义、类比、套用等方法, 均不失为移植文化的一种有效补偿手段。
3.2.1 音译法
英语在吸收外来词方面是十分活跃的, 汉语言在接受外来词方面则较谨慎、缓慢。当汉语里没有表达某一新事物、新概念的等值词时, 可借用外来词, 采用音译法。像“汉堡包” (hamburger) 、“香槟” (champagne) 、“色拉” (salad) 、“三明治” (sandwich) 、“香波” (shampoo洗发水) 、“比基尼” (bikini) 、“佳能” (Canon复印机) 、“休克” (shock) 、“桑拿浴” (sauna) 、“克隆” (clone) 、“因特网” (internet国际互联网) , 这样的译例形象生动, 简明易懂, 反之亦然, 英语中也有不少从汉语中借入的词汇。如“饺子”一词在英语中无真正的“对等语”, 译作dumpling, 则丢失了“饺子”这一食品的中国文化特征。因为dumpling在英语中的意思为: (1) 与肉或蔬菜一起煮的面团; (2) 苹果馅汤团, 所以宜译为“jiaozi”, 类似的译例还有“气功”qigong、“武术”wushu (或kongfu) 、“豆腐” (toufu) 等。再如“炕”这一中国北方农村所特有的事物, 有人译为bed, 显然民族和地方风味全然失去了, 有人译为brick bed (砖床) , 也令人难解其意, 不如就译为Kang更好。诸如表示食品、乐器、度量衡单位和货币等民族特有事物的名词, 民族色彩浓而使之不可替代, 用音译的方法可使二者兼得。总之, 采用音译法可丰富双语语言, 有助于文化交流, 所以经久不衰, 是译外来词的首选方法。
3.2.2 加注补义
加注, 包括附注、脚注、尾注等, 也是移植文化的有效补偿手段。
例:然后岫烟也钓着了一个, 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 探春才递与宝玉。宝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矶, 坐在池边钓起来, 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儿, 都躲到别处去了。 (《红楼梦》第八十一回)
When Hsiu-yen had followed suit and returned t he rod to Ta n-chun, she handed it to Pao-yun.“I’going to fish like Chiang Tai Kung, ”he announced as he walked down the stone steps and sat down by the pool.But his reflection f righte ned the fish away. (Mr.Yang Xianyi&Gladys Yang)
“姜太公”是什么人?怎么译?如何让英语读者领会其深层的文化蕴意?译者先直译“姜太公”, 然后加了脚注 (Chiang Shang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B.C.was said t o f is h by the Weishui River (present Shensi) , hold a line, with no hook or bait, three feet above the water, and saying at the same time:“Whoever is ordained, come and take the bait.”以此介绍有关文化背景, 让英语读者充分了解“姜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这一古老说法的深刻内涵, 从而达到文化信息的移植。除此之外, 恐无其他更好的办法。
3.2.3 类比
据说有一次周总理陪几位外国客人观看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翻译作了很多说明也没能让外国客人弄懂故事内容。这时周总理提醒翻译说, 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外国客人立即明白剧情的主题思想。这个例子说明了类比的作用及重要性。很多中国历史人物、事件都借助于这种方法向国外介绍。如把孔夫子比成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把苏州比做意大利的威尼斯等。
又如浙江兰溪的济公纪念馆里写着:“济公劫富济贫, 深受穷苦人民爱戴”。其译文是:Jigong, Robin Hood in Chi na, robbed the rich and helped the poor.济公在译文里被比做罗宾汉, 这使外国记者有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 并不难理解中国人民为何如此喜欢、爱戴济公了。
3.2.4 套译法
英汉语言中有不少意义完全对等或近似的表达方式, 如果习语中不含强烈文化色彩, 就可套译, 这样做一方面可使译文更加通顺, 另一方面更容易为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比如“walls have ears”和“隔墙有耳”的意思都是“秘密商量的事被人偷听去了”。前者源于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凯瑟琳女王在位时, 在卢浮宫建造了一些特殊的墙, 以便在一个房间的说话声可以在另一个房间清楚地听到, 这位多疑的女王就是用这种方法获知了不少国家的机密和一些人的密谋计划。后者出自《管子·君臣下》:“古者有二言:‘墙有耳, 伏寇在侧’。”“墙有耳”的意思就是“微谋外泄之谓也。”又如:Great minds think alike.英雄所见略同, Like begets like.龙生龙, 凤生凤 (直译:什么种生什么苗) , Like father, Like son.有其父必有其子, 煞风景be a wet blanket, 三思而后行Look before you leap. (直译:Think twice and then do it.)
现代社会迅猛发展, 新现象、新事物、新词语层出不穷。时下中国男子中流行“小金库”一说, 译作small gold treasury没有把深层意义表达出来, 英语中有个现成说法nest egg (窝里蛋) , 可套用;“黄金时间” (电视的最佳收看时间) 不译作golden tim而是prime time;“第三产业”不是third industry而是post indus try;当我们习惯不用“第三”时, 英语中却将“老年”称作“thir age”, 看来, 有时套译法比阐释法更能被译文读者接受。
4. 结语
翻译的本质价值在于我们要通过翻译了解、认识其他民族的文化生活乃至情感方式, 因而文化翻译中不可遵循入乡随俗原则。文化差异问题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和极其复杂的问题, 翻译在完成语言转换的过程中, 决不能以译者一方的民族文化取代原语中的民族文化, 应以保留原语的“异国情调”为前提, 从而充分展现不同民族的文化、生活乃至情感方式思维特点。当然, 所翻译材料的价值、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与知识层次、翻译的目的等都会影响翻译方法的选择。无论采取何种译法, 保存民族风格和国情特色都是翻译无等值词的关键, 鲁迅的“宁信而勿顺”的观点值得今天的译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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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等值论的现象学解读 篇7
翻译等值论在中国当代译界是一个有历史的话题。上个世纪80年代,以等值论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进入我国译论话语中,开启了译学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这是当代中国译学界接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译学受西方译学中的“文化转向”的影响,翻译研究的焦点转向文本之外,关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翻译等值论成为了文化研究学派批评的对象,其所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范式让位于文化研究。但是,翻译研究首先是关于语言现象的研究,尤其是目前实用翻译的蓬勃发展,有赖于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为其提供理论支持。21世纪之初,中国译学界在经历文化转向之后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之一就是语言学途径的回归,但这种回归已不是简单的回归,因为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毕竟已经出去过,已经看到了文本之外的大千世界及其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王东风2007:9)。尽管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历经沉浮,但等值思想已经渗透到翻译实践和研究的思维当中。本文拟从现象学的视角解读翻译等值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本质的显现,揭示其呈现出的丰富的意义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二、现象学简介
Husserl认为,“现象学是关于纯现象的科学”,是对本质的一种研究。Husserl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意向客体”,即主体意识里的客体,不在主体直接经验里的事物就要“悬挂”起来。Husserl现象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进行“现象学还原”,采用“本质直观”的方法,朝向事情本身。在这里,本质直观的本意就是在个别中直接看到普遍,在现象中直接把捉到本质,用来解决自古以来困扰西方哲学主流的核心问题,即现象与本质、个别和一般的相互对立关系,本质直观认为现象就是本质(转引自Eagleton2009:48)。就目前的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而言,现象学为本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凸显了翻译“等值”论是翻译研究中语言学范式的本质与核心,其理论意义在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和丰富的翻译现象中得以重新评估。
三、翻译等值论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的核心
等值(equivalence)是源于物理学的一个概念(肖平、杨金萍2006:72),具有绝对性、可验证性等特点,在语言学领域中的运用,使得语言学的研究具有科学性,反过来,由于语言学的人文性特点,等值概念的内涵也有所扩大。翻译“等值”论的内涵是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而发展的。
从词源学上来看,“equivalence”由两部分组成,“equi-”指的是等同,“valence”即价值,因此,“equivalence”应该翻译成等值而不是对等,如果是对等,就说明译文与原文是“同一的”Jacobson(1992:146)对等值的定义是,“有差异的等值是语言的主要问题,也是语言学所关心的头等大事”。
现代语言学中将语言分为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语言是稳定的,而言语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翻译实践是关于言语的行为,因此,等值概念预设了翻译的可译性和等值的相对性。因此,在两种言语之间进行的翻译,就预设了其等值的相对性。
最早将“等值”观念引入到翻译理论中的是苏联语言学家Smirnov,他提出“等同翻译”。之后,Fedorov就翻译的等值性又作出说明,“翻译的等值意味着充分传达原文的意思、内容,并在功能、修辞方面与原文完全一致”(转引自蔡毅、段京华2000:29)。产生于苏联的“等值翻译”理论,对欧美世界以及我国也曾发生巨大的影响,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做过很透彻的研究,不在此赘述。接下来探讨等值论在西方译论话语中的论述及其内涵的变化。
Catford (1965)提出“形式对等”,指的是语言系统(langue)之间的对比与描写,而不是具体的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对比。他提出的“语篇对等”则聚焦于具体的原文一译文之间的关系,重视的是言语的转换。因此,“翻译转换”是原文的具体内容在译文中找到对等内容,而并非语言系统上的形式对等。因为我们知道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是不可能相同的。
在美国,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Nida(1964)提出的“形式对等”是“语境驱动”的,即只有原文中具有成为整个语篇意义的语境价值形式,才能够在译文中保留。但是“形式对等”的方法也有穷尽之时(比如形式对等无法保留原文的模糊性),“形式对等”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动态对等”才得以登场(Hatim&Munday 2010:41-44)。
Koller(1965)提出的语篇等值,也是在语境中真实语篇的等值而不是语言系统层面的等值。他认为,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源语和译语文本中文本内和文本外潜在的因素和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原文和译文生产和接受的历史文化条件的限制(Hatim&Munday2010:48-49)。
从以上三位翻译理论家关于等值的论述来看,等值在不同的叙述语境中都被冠以不同的限定词,因此等值的涵义开始复杂起来。Catford(1965)提出的“形式对等”是语言系统之间的对等,而不是实际的语篇对等,所以他反对这样的“形式对等”;而Nida(1964)的“形式对等”则是“语境驱动”的,对于没办法实现的“形式对等”,他用“动态对等”来补充,后来又加上了“功能对等”Catford(1965)提出的“语篇对等”考虑的是原文一译文之间的关系,而Koller(1995)则从语用学的角度提出了“语篇对等”,将原文一译文语篇内部、彼此以及语篇外的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进入了一个比较宏大的叙述。在以上三位翻译理论家那里,等值的理论叙述都不甚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即翻译等值是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的等值。
从现象学角度来看,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中的翻译“等值”论把语言现象作为其研究的本体,这是其合理之处。结构主义语言学侧重语言系统的研究,认为不同语言之间具有普遍性,因此成为可译性以及等值论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使得语言学研究与翻译研究有着共同的本体,即对语言现象的研究。但是现实生活中,语言现象千变万化,而翻译研究不仅研究语言之间的共性,也要研究语言的具体使用,即译者、译文的接受和作用等因素,因此,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等值”论受到新的挑战。
语言学研究扩展到语用与功能之后,也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翻译研究的功能主义、目的论、多元系统论等,但是等值思想始终是西方翻译研究的核心。Pym(2010)指出,西方翻译理论围绕着“等值”建立了一系列有共同核心的理论范式以及偏离这个核心的其他翻译范式。等值不再是物理学意义上抽象的、绝对的概念,而是在具体的言语交流中形成的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因此具有相对性,直到解构主义占据主导之后才彻底颠覆了翻译研究中的等值思维。
四、对等值论的批评表现为原作与译作关系的变化
在翻译研究中,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体现了权利的竞争,原文取向抑或译文取向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历史上交替出现,而“等值”则成为衡量原文与译文关系的重要因素。
西方传统的翻译是译文取向的,罗马帝国时期对希腊文化的翻译是为了将外语文化纳入本土文化之中,根本不考虑外语文本的词汇或文体特征,如Jerome就认为:“(自己)是在与源语竞争,其目标是为了压制外语文本,因为译者有能力也有自由使译文优于原文”(Schulte&Biguenet1992:2)。但是,Hermans (1999:31)指出,“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我们的文学概念特点就是重视创造性和原创性,即艺术的克里马斯(Chrisma)意识,而翻译是派生形式,被贬斥为二手的文本,因此对翻译的注意仅仅停留在判断批评这个层次”。从此,原文取向的翻译评价标尺在西方译界取得了统治地位,“翻译即叛逆”“翻译是不忠的美人”等比喻,生动的描述了“原文至上”的情形。而现代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中,“原文取向”突出译文对原文的“等值”关系,这种规定性,遭到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如功能主义、目的论以及描写研究等的反对,而解构主义则直接颠覆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等值”关系的存在。
描写研究旨在“研究翻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即研究译文的功能,采用“译文取向”的研究方法,这与“原文取向”的本质主义相对。“原文取向”的翻译研究方法是在源语文本中测量译文,设立标准,翻译被看做是原文的复制,译文变成了替代品,要不断地回到原文。结果,翻译就被看做是派生的东西,总是跟原文对照,被找出错误和缺点。而描写研究采用的“译文取向”的方法注重的是翻译的文化意义,他们认为,一旦翻译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就有了合法的地位。因此,可以说描写学派是从翻译的目标端开始的。
描写学派的代表人物Toury (1980:39,65)认为,应当保留“等值”这一概念,“如果一个文本被看做在一个给定社会中的翻译,那么译文与原文就具有等值关系”,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是一种等值关系,是译者选择的结果,而译者的选择受制于规范,而规范则是塑造文本、确定关系的关键。由此看来,西方哲学的传统的力量又显示了出来,即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关系,“等值”则只是一个符号。
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认为,“目的决定手段”(Nord 2001:29),不能以源语文本为标准来判断译语文本在译语语境中的功能,是译者以及译文读者创造了原文的意义,因此要注重译文在译语语境中的功能,这一观点具有解构主义意味。目的论的观点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形成互文连贯,用合适性(adequacy)代替等值来描写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
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是在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原文至上,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而文化研究范式则注重译文以及译语文化的研究,从而提高了译语的地位,采用描写的方法,虽然其反对等值论为核心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但并没有抛弃等值的思想,如合适性只是对等值的一种偏离。因此,Gentzler(2008:145)指出,
到目前(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开始)为止,前面的翻译理论都围绕着等值的概念:比如相同的审美经验、语言结构/动态对等、一致的文学功能或者受目标语文化中社会接受程度控制的相似的形式关联等。每个理论在构建其框架的时候都认为原语文本的先在性及其在译语社会中的再现。
虽然解构主义彻底颠覆原文意义和作者的地位,解构了等值理论,但是由于其弱化文本的倾向使得翻译研究沦为文化研究的附庸。大量的翻译现实以及研究表明,翻译等值论仍然有其合理成分,因此,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的回归成为一种必然,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扬弃。
从现象学来看,对等值论的批评引起了原作与译作关系的变化,翻译研究仍没有离开对语言现象的研究,其具体表现就是对文本的重视,同时将其他与语言有关的因素都引入翻译研究的范围,如译者、译文的接受等,丰富了翻译研究的范畴。而解构主义范式中的翻译研究提出原文作者的死亡以及原文意义的不确定性,导致译文意义的无限延宕,从而弱化了文本研究,脱离了翻译研究的本体,容易使翻译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附庸。
五、翻译等值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旅行
根据“理论旅行”这一形象的比喻,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等值理论,在中国的语境中也经历了接受、抵抗以及本土化的过程。杨柳(2006:3-9)对等值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做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等值论进人中国的历程与等值论在西方的发展道路不同,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Nida(1964)的等值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度曾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主流话语。随着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进入中国,等值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经历的既有认同性接受,也有批判性接受,引起了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的争论和翻译学科定位的大讨论,激发了更多翻译话语的新的增长点。
西方提出的等值论是与语言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素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学界首先将等值作为衡量译文质量的科学标准,然后,译学界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实践检验,其最明显的推动作用是促进了中国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的形成。后来,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以“等值论”为核心的语言学范式几乎失去了阵营,到现在又出现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的回归”。三十多年来,等值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沉浮,也见证了翻译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目前,对等值论探讨的最多的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学者们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文本语言学等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的时候,都已经把等值默认为其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等值论”成为现象学上的“意向客体”。大量的实用翻译也以语言学意义上的等值理论作为指导,等值论的思想还在翻译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翻译等值论,尤其是Nida(1964)的“形式对等”“动态对等”的概念,成为这些教科书的一部分。
在我国,对等值论的批评和思考还引起中西哲学对比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等值概念是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化传统以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的结果(祝朝伟2004:45-48)。因此,等值理论是舶来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的翻译实践和研究不重视等值问题,只是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等值问题在中国的传统译论中不是一个显性问题罢了。
中国的传统译论是“译语取向”的,通常译文操控原文,如近代的严复翻译的社科文献和林纾翻译的小说,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思想革新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等值论进入中国语境时,首先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语言学的依据,使翻译实操与评判具备了科学性,改变了主观的印象式的翻译批评。其次,从语言学角度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对比研究,以期达到译文与原文翻译的等值,无形中提高了原文与作者的地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六、结论
在对等值理论的研究中,“有差异的等值”是翻译研究等值论的核心概念。等值理论是西方语言学研究的直接产物,西方译学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以及其他范式的发展都是在对等值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体现了“等值”论的理论价值。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本质的显现意味着更多意义的生发,而等值论在中国的讨论不仅具有语言学意义,还引起了中西哲学思想比较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观照。
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面对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以及当下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翻译学界又重新发现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的价值意义,而此次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回归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扬弃,摆脱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在多元、对话的现实语境中的重新定位,克服了翻译研究中文化范式弱化文本的倾向,同时结合语言学研究的最新发展成果,将文本内的分析与文本外的文化批评结合起来。
翻译等值理论 篇8
何谓“翻译”?各家各派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1896-1982) 曾经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照此划分, 人类的翻译活动几乎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古老,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亚述帝国就有了正式的文字翻译 (廖七一, 2000) 。而在中国, 以今译古, 至少在汉代已经有了, 历史可谓久矣。然而, 作为一门学科而言, 翻译学却又是年轻的, 但同时也是一门内涵深广的人文学科, 它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机械转换
二、“缘分”种种
中国人所说的“缘分”, 具有极其强烈浓厚的感情色彩。然而, 在英语当中, 似乎很难找出与之匹配或者完全对等的词。这并不是说这个词是不可译的, 也并不意味着“缘分”只能用汉语拼音来代替。
在《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当中, “缘分”被解释为“迷信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由命中注定的遇合的机会;泛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
实际上, 英语当中是存在类似的概念的。而我们也可以运用语境理论, 将它翻译出来。以下两个句子当中, 都含有“缘分”一词:
1) 我们又在一起了, 真是有缘分。
2) 巧克力跟我没有缘分。
然而, 这两个“缘分”是不是一样的呢?大千世界, 茫茫人海, 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在某地相遇, 可谓为缘分。在句子1) 当中, 这个“缘分”指的是命运安排的会面机会, 而在英语当中, 这种会面可以解释为“a fated meeting”或者是“a destined meeting”。因此,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翻译为:
So we’re together again.It must be fate.
其实, 这个句子也暗含着一种世界虽大, 但因为这样的不期而遇而顿感世界缩小的感叹。由此, 我们不妨把“缘分”以这样的方式译出:
This is a small world.
在句子2) 中“缘分”却不能翻译成“fate”。“巧克力”与“我”的“缘分”实则是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 或者更进一步地说, 是人对事物是否发生兴趣。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便可以顺利地将句子译为:
Chocolate doesn’t appeal me.
显然, 在翻译的过程中, 只有弄清了翻译的实质, 才有可能把握翻译的准确度。
三、“随缘”语境
1、语境
根据传统的理论观点, 语境的概念显得很宽泛, “既包括言语活动参与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人际关系和交际方式;也包括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和百科知识 (朱永生、严世清, 2001) 。”
Malinowski则将语境分为话语语境 (context of utterance) 、情景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和文化语境 (context of culture) 。而在Firth看来, 情景语境却是“一组互相关联的言语和非言语的范畴”。
2、翻译的实质
奈达认为, 所谓翻译, 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 (谭载喜, 1999) 。
的确, 研究翻译可以从语言本身如语音、词汇、句法、篇章、修辞等着手;亦可以从科技、经济、法律、贸易、金融、旅游、传媒等领域, 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但是,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双语行为或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信息传递, 归根结底, 语言的翻译还是要探究植根于语言的文化。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 使语言的翻译不可避免地涉及文化的层面。不同语言转换过程中, 我们不可能只考虑文字表层的意义, 而忽略其他尤其是文化因素。
3、“随缘”
佛教是中国灿烂文化的一部分, 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 如刹那、如实、清规戒律等都来自佛教语汇。“随缘”本是佛教根本理论之一, 表示随顺机缘的变化, 不要加以勉强。按照佛经中的解释, “随缘”是事先尽到最大的努力之后, 平心静气地接受它的结果–不论成功或失败, 都以平常心坦然加以接受。然而, 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 这些原本是佛教中使用的术语, 逐渐地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成为普通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 大大丰富了中文的词汇。在今天, “随缘”的宗教色彩已渐渐褪去, 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更多地市表示“顺其自然”之意。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常常可以听到人们发出“随缘”的感叹。
–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随缘吧。
在一般的汉英词典里, 难以找到“随缘”这个词条。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不可译”的借口。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 “随缘”的宗教色彩已渐渐褪去, 而被赋予新的含义, 更多的是表示“顺其自然”之意。那么, 我们不妨从语境中寻求翻译等值的最大化, 可以将这个“随缘”译为“Let it be.”
语言的使用与理解离不开语境。“对一个语篇的分析, 我们不但要考虑它的情景语境, 还要看它的文化语境、同一个语篇在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中通常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和交际效果, 因此也就有了不同的解释 (黄国文, 2001) 。”
四、结语
按照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 “由于意义系统受制于语言社会文化语境, 寻求意义上的对等实际上是寻求两种语言的情境语境的对等 (萧立明, 2001) 。”善于运用语境理论, 在翻译的过程中是有可能求得最为得体的表达形式, 从而到达翻译的最佳效果。翻译是可以随缘的, 然而, 这个“缘”并不是佛教中的因果法则, 而是语境之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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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ompson, Geoff, 2000, Intoduction Functional Grammar, Beijing/London: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3]、胡壮麟、方琰 (主编) , 1997, 《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翻译等值理论 篇9
一、跨文化交际与国际商务英语的翻译
世界各国的商人都有其自己的本民族语言及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各国商人的相互商贸往来即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有着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商人们在交流时便需要克服彼此之间的文化障碍,以共同达到各自的目的。在各国经济、文化、军事等交往中,英语是首选语言。英语的词汇量丰富,它不断吸收各国语言词汇,具有多样性、易变性,因此人们在进行商务英语翻译时须特别关注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义信息和文化信息的差异,尽可能做到文化信息等值或对等。
奈达博士在谈到翻译问题时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翻译家让·德利尔教授也说过:“代码转译是确立词的一致关系;翻译是寻求信息的等值。”“词义等值”、“语言等值”等是“代码等值”的同义词;“意义等值”、“语境等值”、“信息等值”等是“翻译等值”的同义词。
上述这些权威的观点对目前商务英语翻译仍具有指导意义。一个国家或民族千百年形成的文化根深蒂固,不会也不可能完全被另一种文化所取代,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十分重视文化因素,特别注重文化信息的传递,尽可能做到文化信息的对等。具体到翻译就必须在译入语中找寻“对等语”。
例如我国在评比企业的等级时不少企业为自己是“国家二级企业”而自豪,但有的广告却把“国家二级企业”译成“State Second-class Enterprise”。在英语中“Second-class”含有“below a standard;inferior”(低于标准的;劣质的)这里有“差的”含义,与中文原意有很大的差异,不如译成“StatelevelⅡEnterprise”更贴切些。
语义信息等值和风格信息对等是商务英语翻译中最起码的对等。在这基础上,假使原文具有某种文化信息,翻译人员必须尽可能把原文中的这种文化信息最大限度地在译入语中体现出来,原文中的文化信息与译入语的文化信息等值是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对等。在具体商务英语翻译实践中,语言翻译转换过程中这种文化信息的扭曲、丢失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例如在翻译:“我们希望产品的图案和色彩能照顾到欧洲人的心理。”有译者译成“We hope that the design and color of the products would suit European psychology.”这句译文的偏差出在理解上,译者把“心理”译成“psychology”.粗一看似乎也没什么不对,因为在汉英词典中也是这么对应的。但通过细细推敲原文,我们会发现此句中的“心理”更有一种人的“偏爱”和“情趣”的含义,而“psychology”这个词则侧重于指“心理学”或“人的心理过程”,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再比如:“本协议及附件用中英文书就,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有译者译成“This Agreement and Appendix are render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Both language shall possess the same legal validity.”这里译者把“两种文字”译成“both languages”值得探讨,通过仔细分析原文,这里的“两种文字”应理解为“用两种文字写成的文本”,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哪种“文字”享有更高法律效力或更低法律效力。因此译文似应改成:This Agreement and Appendix are rendered in Chineseand English.Both texts shall possess the same legal validity.
二、文化差异和语义差异引起的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中文化信息不等值的几种情况
世界各国每年至少有数万种商品被介绍到全球市场(其中多数被介绍到美欧市场),但这些商品有五分之四销路不佳,究其原因,盖因许多广告正文错误叠出,有拼写错误,也有句法错误,还有用词错误及文化错误,出现“胡译”、“死译”等,所有这些错误都有损企业形象和产品的销售,“国际营销的成功之路是建立在错误营销和广告战役中失败的废墟之上,他们中大多数失败是由于跨文化交流的错误”。这些交流的错误和失败或者是由于忽视文化差异,或者是对文化差异的无知造成的,因此为避免这些差异引发的失败,商务英语翻译人员就要探究了解这些差异的起因,力争在翻译时尽可能避免。
比如,有人把“白酒”译成“white wine”,乍一看似乎没什么不妥,但在英语中,“wine”一般指以水果汁为原料酿造的酒,如apple wine,cherry wine,如果在“wine”之前没有添加某种水果的名称,则专门指葡萄酒,有人把“老白干”译成“Old dry white wine”,但是既然指液体的酒,用dry(干)显然是矛盾的。其实在英语中,dry还可以解释“不含糖分的”,“dry white wine”的汉译应是“干白葡萄酒”,而“老白干”似应译成“white spirit”或“strong liquor”。
又比如在翻译“亚洲四小龙”时,有人把它翻译为“Four Asian Dragons”这样翻译似乎不妥,虽然在国人的心目中“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人们常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汉语成语中常有“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来表达正面的含义,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皇帝被视作“真龙天子”,但是在西方神话传说中,“龙”却是一种邪恶的动物,在中世纪,“龙”(dragon)被视作罪恶的象征,圣经中恶魔撒旦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这样,我们在翻译亚洲韩国,我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四个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和地区时,似应译成“Four Asian Tigers”较为妥当。
上述错误之所以出现盖因对文化差异的无知或无视所导致,商务英语的翻译人员似应从地理位置引以的文化差异,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颜色的文化差异等处引起重视,不同国家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有时造成原文文化信息不易翻译到译入语中,等值的标准有时也较难完全做到,通常文化差异会引起以下几种不对应的情形:
1. 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不存在或少见或不被重视
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发明并推出的新药层出不穷,如penicillin,aspirin,amoxicillin等,由于我国药学界也无相应的中文产品和术语,于是只能采用音译法来分别译成“盘尼西林(青霉素),阿司匹林、阿莫西林”,用的久了,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又如国人这些年穿的名牌鞋子“耐克”(Nike),Nike原是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名字,西方人会从这一品牌联想到吉祥与胜利,但中国人却不会有这样的联想,因为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如果我们把其音译为“娜基”,在国人的心目中也不会有什么联想,但译成“耐克”就大不一样了,人们穿鞋子总喜欢它能结实耐穿,取名“耐克”会使人产生一种联想,即这种鞋子耐穿牢固,“克”有“克服困难,克敌制胜”的意思,这是翻译人员在翻译时根据其音节和鞋类产品应该具有的特点而独具匠心的一种译法,但也不得不承认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丢失现象,因为原商标“Nike”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对中国消费者来说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想起了Nike女神,同样汉语中的“鸳鸯”常被用来指代夫妇,但译成“mandarin duck”则不会使洋人产生类似的联想。
2. 原语文化在语言中有明确的指代,而译入语则须另行处理
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六六大顺,八一八(发一发),但在英语中666却是魔鬼的象征,“八”也不具有发(财)的内涵,而西方人看中的却是“7”这个数字,比如有一种碳酸饮料叫“sevenup”,在译成中文时似不应译成“七上”,因为这会使人联想起汉语中的成语“七上八下”,于是把它译为“七喜”则较为合适.
又如国产“雄鸡牌闹钟”原译为“Golden cock alarm clock”,“雄鸡”在我国是一种吉祥的动物,“一唱雄鸡天下白”,以“雄鸡”作为闹钟的商标比喻闹钟早上像雄鸡一样唤醒沉睡的人们。但在英语中cock也可以指男人的性器官,cock up在英国俚语中则有“一团槽糕”的意思。这种效果恐怕是生产厂商和出口商都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把其改为“金鸡牌”闹钟,译为“Golden rooster”则会使中国消费者和国外客户都能获得类似的美感。
3. 原语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是由字面意思完全不同的词语取代
加拿大翻译家让·德利尔教授在其撰写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这本著作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代码转译是确立词的一致关系;翻译是寻求信息的等值。”在书中他还指出“词义等值”、“语言等值”等是“代码等值”的同义词;“意义等值”、“语境等值”、“信息等值”等是“翻译等值”的同义词。他的观点对商务英语翻译实践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原文与译文语义信息的对等语义信息是基础,没有语义信息就不会有风格信息或文化信息。因为风格信息和文化信息必须通过语言的的基本含义体现出来。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假使语言没有传递信息,风格信息和文化信息也就谈不上了。一般来说风格和文化都是通过语义信息所反映出来的。语义信息包括表层语义信息(surface structure semantic message)和深层语义信息(deep structure semantic message)。表层语义信息一般是指话语或语篇的字面意思。例如英语中的“dry goods”应和汉语的“纺织品”(textile)对应,而不能译成“干货”,“干货”则应译成“dry grocery”。
又比如中国人历来推荐“东风”,古人诗句中有“东风送暖”字样,诸葛亮借的是“东风”,上世纪五十年代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是“东风”牌汽车,而在英国人的心目中,“西风”(zephyr)是温暖和煦的,这是因为大西洋在英国的西边,西风从大西洋上吹来,在英国有一首专门颂扬西风的诗歌《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It’s a warm wind,the west wind,full of birds’cries译成:“那是温暖的风——温暖的西风,伴随着百鸟欢唱”,由于英语中西风含有特殊的文化信息,我们出口到英国的商品,在商标上就应考虑入乡随俗。
三、如何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进行文化信息的调整
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是一种客观现实,作为商务英语翻译人员便应了解这些差异的存在,通过适当的翻译达到文化信息灵活等值,要做到这一条,就必须在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当中找一个切合点,就要把两种语言的文化进行比对,具体体现在在译入语中找寻“对等语”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人员必须对文化上的差异进行适度调整,以实现文化信息上的对等,上文提到的把“亚洲四小龙”译成“Four Asian Tiger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化信息传递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对等。对下列这些情况,文化上的差异似应作出调整,A:原文指称对象有可能引起读者的曲解。B:原文指称对象乍一看好像毫无意义,C:译入语出现“语义过载”现象使读者不易理解,指称对象是词语句子及文章反映出的客观世界:英语和中文译文所指事物往往类似,反映出客观外界的相同事物,或相同现象,体现出相同的语言功能,然而,东西方人有着不同的人文,地理,哲学,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差异,跨文化交际中这种差异肯定存在,从而使文化翻译的可译性产生一定的障碍,语言文化的这种特殊性使得中文的某些词语在英语中只能找到部分的对应语,有时根本就找不到对应语,反之亦然,例如“五保户”,“五七干校”等中文词语在英语中存在“意义空缺”,故其文化负载沉重,翻译时必须进行文化信息调整,通常翻译界对汉英词语指称意义的翻译一般采用四种方法,即直译法,意译法,音译法,音译与意译结合法。
1. 直译法
直译法指的是在不违背译入语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在译入语中完全保留原文语言词语的指称意义,由汉语直译成英语的例子有:一国两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铁饭碗(Iron Rice Bowl)、纸老虎(paper tigers)、丢脸(to lose face)等等。由英语直译成汉语的例子有:iron curtain(铁幕)、chain reactions(连锁反应)等等,有时为了保持原文符号意义的完整传递,可采用直译加注的办法,例如:“拳头产品”(fist products),有学者认为,如果把它翻译成“competitive products”、“quality products”或“key products”恐不能充分表达原文含义,如直译成“first products”又担心外国人看不懂,于是采用“直译加注”的办法,比如“拳头产品”直译成“a fist product”,然后再加注“a fist product,literally,like a clenched fist,used to refer to the product which is excellent and occupies a dominen position among similar products(拳头产品,字面上的意思是像握紧的拳头,用来指过硬而又有竞争力的产品)通过这样的直译加注,即对词语的指称意译做了清晰的说明,又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语言风格,传递了近似的语言文化信息。
2. 意译法
意译法指的是翻译人员在受到译语社会文化差异的局限时,舍弃原文的字面意思,力争译文与原文的大意相符合和主要语言功能相似的一种方法。由于地理、风俗、历史等差异、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词汇、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直译有时晦涩难懂,有时会引起歧义,有时则不能充分传达原文的神韵,由此我们只能采取意译,意译保留了原文的特点和形式,一般来说意译可有两种形式:直接意译和转换意译,直接意译是指将源语言在词典中的意思译为目的语。例如:talk shop all the time(三句话不离本行),a land of honey and milk(鱼米之乡),四川成都的“紫薇酒店”译成英语为“PRIME HOTEL”,紫微星在中国星相学中其星宿排名居首位,而英语PRIME含有“首位的、首要的、最好的、第一流的”意思,因此这可看作是成功采用意译法的典范。
转换意译是指翻译人员不按词典中词汇的解释释义来翻译源语言,而是在了解了该商品的特点并考虑到本国消费者消费心理习惯后采用另一个译名来取代原名原意,使其与商品的特点有关联,例如:walkman(随身听),safeguard(“舒肤佳”香皂)、Whisper(护舒宝)、Coca-cola(“可口可乐”饮料),Benz(“奔驰”轿车),这种译法如使用得好,可以使人顾名思义,联想到产品的特点及性能,从而引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3. 音译法
音译法指的是用音位为单位在译文中保留源语言的发音以便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以突出原文主要语言功能的一种翻译方法,常见的有“humor(幽默)、logic(逻辑)、sofa(沙发)、nylon(尼龙)、sonar(声纳)、whisky(威士忌)、Sony(索尼)、Casio(卡西欧)等等。
音译法看似简单,却也有很多讲究,翻译人员在下笔之前似应反复斟酌比较,比如“Benz(“奔驰”轿车)本来是译成“本茨”的但后来采用谐音联想法,译成“奔驰”显然要比“本茨”好得多。
音译商标也须有一定的技巧,其原则是尽量简短,省去某些非重读音节,比如将“Rolls-Royce”译成“劳斯莱斯”,而不是译成“罗尔斯·罗迈斯”。
如果是中文商标译成英语,有两种情况:一是谐音造词,二是按照汉语拼音,这里须注意如用汉语拼音做商标,最好事先查一下英汉词典,看看英语中是否有与该拼音一模一样的词,如有,应该搞清它的词义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与该商品是否适宜?例如,我国曾有一种“芳芳”牌的化妆品系列被译成“Fang Fang”,但“Fang”这个词在英语中的意思却是(“毒蛇的“)毒牙、(“犬、狼等的”)尖牙。
4. 音译和意译结合法
音译和意译结合指的是在英译.中保留原文的发音同时又体现出原文的指称意思,是一种兼顾音译和意译、谐音又谐意的方法。例如“X-ray”译成中文是“爱克斯光”,“爱克斯”是字母X的音译,“光”是ray的意译,又如“Cambridge”译成“剑桥”,“Uncle Sam”(山姆大叔”,指美国政府或美国人),New Delhi(新德里,印度的首都),ice-cream(冰淇淋)等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出现了一种影响颇广的翻译理论,该理论认为翻译人员的根本任务就是使他的翻译成果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一模一样,这条原则有人称之为“等效”(similar or equivalent response or effect),也有学者称之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或“灵活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
“等效论”的影响很大,但在热闹盛行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开始怀疑它的可行性,提出了一些质疑,考虑到商务英语的翻译是一种涉及不同商务业务的十分复杂的符号转换过程,“等值”或“对等”只能是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所以说“等值”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绝对的“等值”或“对等”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源语言承载了文化信息,或是在译入语中存在“意义空缺”,在其文化负载过重的情形下,翻译人员必须对其进行文化信息的调整,尽可能做到减少“代码转换”过程中文化信息的丢失,注意分寸,扬长避短,恰到好处,灵活运用,尽最大可能使译文反映出原文的真实面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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