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体系（精选9篇）
翻译理论体系 篇1
中国对外交流的活动日益频繁, 西方的翻译理论思想被介绍进中国。面对新的理论, 翻译界掀起了激烈讨论: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应该如何进行?有人认为翻译应立足于本民族的语言和包括文化、艺术、哲学、美学等在内的文化现实 (张柏然、姜秋霞, 1 9 9 7) 。如果脱离语言文化研究的确定性, 那么其理论研究也就失去了对策性, 因而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主张。有学者认为“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不分民族的” (潭载喜, 1 9 8 8) , 翻译作为人类的一项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 存在着许多共性的东西, 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口号, 有可能使我们的译学研究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泥潭。
1 我国的翻译历史及其理论的发展
我国翻译的历史到底有多久?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 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 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 中国都是世界之最。
早在远古时期, 我国就有了传译之事。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 始于佛经翻译。我国的第一篇谈翻译的文字是三国时支谦写的《句法经序》, 其提出“因循本旨”, “实宜径达”, 等一系列的观点说明我国最初的翻译思想已达到相当高的认识水平。“六朝真是‘达’而‘雅’了”, 当时“译界第一流宗匠”鸠摩罗什曾论及翻译文体, “改梵为秦, 失其藻蔚, 虽得大意, 殊隔文体,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实际上也是指责直译之失。“唐则以‘信’为主”, 古代的大翻译家玄奘就主张“五种不翻”, “不翻”就是用音译, 音译就是不翻的翻法。谈到近代翻译理论, 影响最大的, 当推严复的信达雅。严复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他为《天演论》写的《译例言》的始句便是“译事三难信达雅”, 创造了一条影响深远的翻译标准。他的这条标准客观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一方面, 集汉唐经论说之大成, 另一方面, 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
2 西方翻译理论的引入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同时, 西方的一些翻译理论也被不断介绍进中国。我国早在20年代就介绍过英国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50年代西方刚刚出现传神说和等值理论, 中国就进行了介绍。70年代后期开始,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 西方的翻译理论以更快的速度被引进中国, 对中国的翻译理论的发展也产生着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近几十年,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即随着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 翻译学在大量借鉴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也向纵深发展。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给西方翻译研究注入了活力。几乎所有重要的语言学理论均不同程度地被运用在翻译研究中。较早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是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雅柯布逊, 1959年, 他在《论翻译的语言问题》的论文中第一次区分了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 对等值翻译作全面论述的是英国卡特福德。第一个明确倡导完全从语用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的是美国的奈达, 他提出了“等效”翻译的理论:译文在译语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应等同于原文在原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奈达的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尤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 目的论翻译理论在中国盛行, 目的论框架中, 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 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 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
3 完善自我翻译理论体系
我国翻译的历史虽然悠久, 成绩斐然, 但翻译理论的研究仍十分薄弱。西方翻译理论大量借助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而我国翻译理论虽有发展, 仍十分缓慢, 与西方译学相比, 几大不足: (1) 理论意识不强, 许多发表见解的人本身是翻译家, 而不是职业的翻译理论家, 他们的译论是议论式的, 而不是理论式的, 谈论的是翻译情况而不是对翻译理论的设定, 感性经验多余理论思辩, 结果没有形成有效的理论体系。 (2) 基本范畴缺乏, 传统译学多数借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艺学的术语, 理论难以深入和展开, 结果无法形成不同的译论流派, 只限于个人意见的交流。 (3) 学术基础薄弱, 其根本原因是自然科学不发达, 演绎理论不发达, 缺乏西学的治学传统和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 (王宏印, 2002) 。
在中国, 翻译被更多地认为是一门艺术, 而不是一门科学。中国佛经翻译家提出的“案本求信”和“依实出华”说, 十九世纪末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说都可视为艺术论译论。林语堂在1933年《论翻译》中最早明确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他主张译者应具备“个人相当之艺才”——即主观创造力和对于该艺术相当之训练。他反对的是规矩准绳约束译者和靠文法作文。可能正是由于这些观点的影响, 中国的翻译理论一直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 或者说没有成为一门科学。
虽然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还很落后, 它的发展需要大力借助于西方翻译理论, 但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全套照办西方的翻译理论。而且确有一些西方的翻译理论号称具有普遍性的适用性, 可以指导一切的翻译实践。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 与他们发达的科学文化以及学术上的垄断地位分不开。在他们看来, 他们的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更“自然”, 更“进步”, 他们的准则就是人类通行的准则。国内也有一些学者颇认同这些观点。其实只要从哲学的角度看, 就可知道这一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因为没有一个理论可以指导所有的实践, 普遍性中总存在特殊性, 适合西方的翻译理论, 未必就完全适合中国, 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 自己独特的文化, 和自己独有的翻译理论特色。比如西方翻译学家提出的“等值”“等效”理论, 就未必适合中国。因为西方都是拼音文字, 在西语之间实现“等值”翻译容易做到, 而要在汉语和西语之间做到“等值”就未必那么容易了。
4 结语
我们应该承认, 中国的翻译理论还很落后, 西方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却极为迅猛, 他们借助大量相关学科的理论, 向着科学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他们的理论成果对我们也极具有应用价值, 我们必须大力引进和发展, 成为对中国的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 使之更符合中国国情。所以, 中国未来的翻译理论发展应该是在保持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 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翻译理论, 形成自己的体系。这不止是一种想法, 也是一种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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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中等效翻译理论的运用 篇2
【关键词】英汉翻译 等效翻译理论 运用
一、引言
翻译能够实现不同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并保持原始语言文字的含义。为了促进文化知识的广泛交流和学习，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友好促进和发展，翻译一直以来都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发展事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翻译事业面临着更加巨大的挑战，为了促进各个文化环境的相互沟通和交融，翻译理论的发展应当结合时代的要求不断突破和充实，以保证翻译工作有效开展。
作为翻译理论的中心理论，等效翻译理论一直都是具有关键性的重要理论，在语言文字的翻译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翻译中遵循等效理论，通过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建立出等效关系，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化的发展对翻译工作作出了新的要求，在翻译中，尤其是英汉翻译，要特别注重对于等效翻译理论的良好运用，结合时代发展形势，加强对等效翻译理论的有效运用。
二、等效翻译理论的含义和基本原则
1.等效翻译理论的含义。通常来说，等效翻译理论极其注重译文与原文含义的相同，译文与原文保持一致才能使读者理解相关作品。具体来说，等效翻译理论除了要求译文在语言形式上与原始文对等，还要求译文保持原文的含义和内容风格，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向读者准确传递出原文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实现不同语言环境中文化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在等效翻译理论中，等效翻译被细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狭义的等效，也称作直译等效，即通过直译的方式保持译文与原文之间形式和内容的等效性；二是广义的等效，即通过意译或解释的方式进行翻译；三是形式的等效，即重视译文与原文在结构与语法的等效性；四是风格的等效，即要求译文的风格与原文风格的等效性。
2.等效翻译的基本原则。美国翻译理论专家尤金·奈达最早提出了翻译对等理论，他认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十分重要，最理想的结果是，译文对读者产生的心理感受同原文一样，等效翻译理论格外重视译文与原文在含义和风格上的等效性。在等效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中，首先，应当保证译文与原文含义的贴近；此外，要实现二者意译上的相似；最后，则应当注重译文中词汇的选择，要尽可能贴近原文。在遵循等效翻译理论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相同的阅读效果，通过多样化的灵活翻译方法，注重原文的情感表达风格。
三、实际翻译中对等效翻译理论的运用
实际的翻译工作是一项较为复杂和繁重的工作，译者在要保持原文意义、风格与语体的一致性外，还要通过译文传达出原文的内涵和思想。在实际的翻译中，为实现原文表层和深层含义的有效表达，应当在遵循等效翻译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重视译文的词汇选用、句法和篇章结构、文体等环节的工作，以实现翻译的等效，做好新时期的翻译工作。
词汇的等效。词汇是构成语句和文章的基础，因此，词汇的选用不是独立的，而要依据文章上下文之间的联系，结合具体的语境，充分理解词汇在文章语句中的含义，从而选出合适的词汇。一般来说，不同的文化环境存在着能够实现意义完全对等的词汇，例如许多的专有名词和技术词语，但是在实际的英汉翻译过程中，客观的文化差异必然导致表面意义相同的两个词汇无法实现等效，并且即使语境相同，由于翻译工作人员的风格不同，译文词汇的选用也会有所不同。语言的形式和内涵多种多样，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应当遵循等效翻译理论的原则，首先保证翻译中词汇的等效性，以实现翻译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句法的等效。实现了词汇的等效，还应当实现翻译过程中句法的等效。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实现句法的等效具有较大的难度，例如，原文中单复数的转化较为复杂，在英文中，单复数的形式通常较为明显，但在中文中，单数与复数在语言上往往难以体现出来。因此，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译者不但要理解原文的句法结构，还要充分理解译文的句法结构，这是对译者的要求。通常来说，句法的等效受到词汇选用的极大影响，词汇结构若是不对等，也往往造成句法结构的不对等，影响句法结构的等效性。此外，在中文的语法结构与英文的语法结构中，定语等修饰语的位置也不相同。因此，句法的等效也是翻译过程中应当十分注重的环节，句法的等效能够有效提高读者对文章思想和情感的把握程度。
篇章的等效。篇章是语言使用的一种单位，在进行语篇的分析时，除了要分析语言本身以外，也要重视分析在不同的语境中，语言所传递出的现实意义和功能。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实现篇章的等效可以从文章上下文语境及文化语境等方面进行分析。
上下文语境的分析是翻译工作中实现篇章等效的较为基础的分析方式。一般来说，对文章上下文语境的分析是指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理解语言语义之后，依据文章上下文的线索特征，推理并分析出不同语言在特定的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以实现不同英汉语言含义之间的有效转换。
此外，通过对文化语境的分析则可以在较为深层次的水平上促进翻译中篇章的等效。一般来说，文化语境是指在某一语言环境出现的特定的社会风俗和行为规范等。英汉翻译工作重视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要在翻译过程中保证最大程度上忠于原文的语言风格、时代风格以及民族和国家的风格，重视不同语言环境下文化的差异和表达方式的异同。
文体的等效。众所周知，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语言特征，因此，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要十分重视不同文体间的语言特征，通过对文体的分析和理解，实现英汉翻译工作中文体的等效，进而实现译文与原文整体的等效。
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不同体裁的作品包含着具有差异性的文化因素，也体现着作者情感表达的侧重。在进行科技体裁文章的英汉翻译时，由于这一类型的文章所体现的文化特色较少，译者能够较为轻松地实现文体的等效，当然，文化因素的干扰较少并不意味着译者按照自己的文化风格进行翻译，在实际的翻译中，也应当注重特定体裁作品的特征，实现不同语言的良好转换。而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化因素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翻译的过程，但正是文化因素的存在，才让读者对原作的精神内涵和风格得以领悟和理解，发挥出翻译对不同文化交流和沟通的促进作用。
四、英汉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可译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翻译中的可译性是指在双语转换翻译的过程中，原语的可翻译程度。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界较为重视的问题。文艺时期的诗人作者普遍认为翻译难以实现原语的含义和精神内涵，但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一些现代的语言学家则开始强调语言的可译性，例如奈达、纽马克等认为只要通过恰当的翻译方式，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含义能够被另一种语言翻译出来。从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思想来看，一种语言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都是基于一定程度的，通过合理的方式，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因而，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在英汉翻译中，翻译的可译性限度不同，采取的翻译方式也有所不同。
保留形象的直译。一般来说，英语和汉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语言的相通性和相容性，对于具有这种较为明显的特点的双语翻译，也即是可译性较高的翻译，可以采用保留形象的直译方式，这种翻译方式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保留原语中的视觉形象，例如，“Fish in troubled waters” 可以直接翻译为“浑水摸鱼”；“More haste，less speed” 可以直接翻译为“欲速则不达”等。此外，像“Silence is golden” （沉默是
金）这种在翻译语言中没有现成直接对应的表达法和词汇，也能采用保留形象的直译方法，这种直接翻译的形式保留了原语中的形象，能够较为准确传神地表达出原语的意义和内涵，使得读者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感受原作语言的魅力。
转换形象的改译。英语与汉语原本属于极其不同的两个语系，即使有着长期的交流和融合，由于中西方文化和信仰的差异，能够通过保留形象直译方式进行翻译的文本极少，大多数英汉翻译的过程需要借助转换形象的改译方式，才能较为妥善地达到与原文效果基本等效的程度。例如，“Love me，love my dog” 在汉语中的翻译为“爱屋及乌”；“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在汉语中的翻译则是“一箭双雕”，在这些俗语中，英语与汉语中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在读者的心中产生的含义是相同的，由此引发的语义联想和心理感受也大体上相同。此外，在一些难以将原语中的形象原汁原味地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时，也应当适当采用转换形象的改译方式，即使译文中的形象与原文不同，但是译文中采用的修辞形式、语言风格甚至文本内涵与原语一致或接近，也能使读者产生相近的心理感受，这种方式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英汉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舍弃形象的意译。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读者的理解思维也有所不同。不同的语言有着自身独特的语音、词汇、修辞、句法等特点，受到风俗文化、历史沿革、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在英汉翻译中也存在着难以将原语形象具体转换的现象，通过对原语中的文本含义和思想的透彻理解，进行舍弃形象的意译，通过合理恰当的翻译方式，在翻译原语的过程中，尽量减少译文传递的效果与原文的差异。例如，“Whats been done cant be undone” 在汉语中可被翻译为“木已成舟”；“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在汉语中可被翻译为“泄露秘密”等，这种通过意译的方式进行翻译的文本，能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文中的思想内涵。
五、结束语
翻译是促进各个国家进行文化和信息友好交流的必要途径，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严格遵循翻译原则对于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的作用。等效翻译理论是翻译事业发展中较为核心的理论，通过实现翻译过程中词汇、句法、篇章和文体的等效，才能有效实现译文对原文表层含义及其深层的思想精神、情感理念的忠实表达，进而实现不同文化环境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英汉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上，可以根据翻译的可译性程度，合理选用保留形象直译、转换形象改译或者舍弃形象意译的方式，以在最大程度上传达原文的含义。充分认识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在英汉翻译中良好运用等效翻译理论的相关内容，严格遵循等效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才能有效地实现翻译的等效，促进英汉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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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体系 篇3
Gentzler (2004:2)首次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西方翻译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把翻译研究归纳为北美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系统理论学派和解构主义学派五个方面。自此之后,翻译研究又有了长足进展,该领域似乎释放出蓄积已久的巨大能量,吸引了众多其他学科的目光和兴趣,翻译理论得以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发展。短短二十年,翻译研究领域成果辈出,该学科不断向纵深处发展,与其他学科频频交叉,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在这种背景下,Pym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整理。他是西方翻译理论界的一位知名学者,近二十年来,他笔耕不辍,独立撰写以及与其他学者合作编著了十几部翻译理论著作。2010年,他的最新理论著作《翻译理论探索》(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由颇具权威的学术出版机构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一部综合性理论研究著作,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把自“等值”论产生以来的西方众多翻译理论建构为七大范式,对每一种范式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理论渊源做了形而上追溯。
二、《翻译理论探索》主要内容
在引言中,作者阐释了“理论”(theory)和“范式”(paradigm)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和区别,指出当一组不同的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共同出发点时就构成一类范式(Pym 2010:3)。在接下来各章中,作者依次讨论了他所归纳的翻译研究七大范式,即自然等值、方向等值、目的、描写、不确定、本地化和文化翻译等范式。
首先,作者对语言学翻译模式的核心概念“等值”进行了批判,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含糊不清,它实则涵盖两种:“自然等值”(natural equivalence)和“方向等值”(directional equivalence),但“由于两种等值经常被混用,以至于看上去属于同一范式,而且我们注意到对于这两个不同范式没有人提出过疑义”(Pym 2010:28)。这是形同质异的两种“等值”范式。“自然等值”指原文的某个部分与译文的某个部分之间有一种“等值”关系(a relation of equal value),无论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还是从目标语言到源语言,这个值始终是不变的。如果说“自然等值”是双向等值,那么“方向等值”则是一种单向等值,实质上就是指一个原文可以有多个相似的译文。纳入“方向等值”范式的理论一般都允许译者在几种翻译策略之间进行选择,但多数理论家都倾向于把这些策略简化为两种:要么靠近原文形式,要么远离原文形式。作者认为“等值”概念的提出是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看来,不同语言以不同方式把世界包裹起来,离开了自身的语言系统没有哪一个词能被完全翻译过来。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翻译不可能,为什么从古至今都存在着翻译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理论家试图用“等值”概念解答当时的语言学理论不能或不愿回答的一些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等值”理论发展起来。尤其是“方向等值”赋予译者更多自由和选择,从而瓦解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不可能”的论断,并且提供了多种达到“等值”的途径。
接下来,作者讨论了“目的”和“描写”两个范式,认为前者虽然在反对“等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给予译者相当大的自由和选择权力,但如果翻译目的本身就是传达原文功能,那么原文功能和译文功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等值”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目的”范式与“等值”范式在许多方面是兼容的,只不过缩小了等值范围。而后者却恰恰扩大了“等值”范围,因为“描写”范式认为“等值”是所有译文的特征,即不管译文的语言质量和美学质量如何,都被假定为译文。该范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那里。形式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也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分析,这个观点被来自“布拉格”(Prague)和“特拉维夫”(Tel Aviv)学派的学者采纳并用于翻译文学研究。事实上,描写翻译理论家们一直致力于建立翻译学科并积极探求翻译的普遍原则和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他们(包括描写理论的开拓者Toury:2001)总结了一些原则和规律,但并不能肯定这些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也无法穷尽翻译规律,因为无论是翻译的“普遍原则”还是“规律”都依赖于语境,语境是多元的和不可消减的,到最后就变成没有什么简单原则和规律可循。由于研究者寻找原则和规律的兴趣减弱,“描写”理论发展滞缓。
对于翻译中的“不确定”论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肯定原文的确定意义,而怀疑译文的确定意义;另一种是对译文和原文的确定意义都持怀疑的态度。作者把两者都归之为“不确定”(uncertainty)范式。作者追溯了翻译“不确定”论的哲学渊源。从柏拉图的对话篇《克拉底鲁》(Cratylus)开始追溯苏格拉底如何借克拉底鲁之口证明语言意义的确定性,指出克拉底鲁的“事物本质决定事物名称”的论断恰恰使得“等值”在事实上变得不可能,因为它说明希腊词语只能在希腊语言系统中得以理解,超越这个系统,完全的理解变得不可能。语言意义的确定性正暗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因而翻译的“不确定”范式应该贴上克拉底鲁标签。Benjamin(2000)对语言意义与翻译的独特洞察从翻译本质上揭示了语言的差异,正是译文自身创造并传递着这个差异。这种洞察直接启发了后来的解构主义大师Derrida (1973),让他创造发明了“延异”(differance)这个重要概念,并得出“翻译是一种变形”(translation is transformation)的论断。
在后现代社会各种反本质主义思潮中,语言乃至文化都被标上“不确定性”特征,等值难以确定,那么就需要创造比较稳定的人工语言和文化,从而使相对确定性变得可能。这就是“本地化”(localization)范式的由来,但这种解决方法何以被称作“本地化”,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传统的翻译是从原文到译文,“本地化”翻译是从原文到一个中间媒介,这个中间媒介的生产过程就是“国际化”,产品就是“国际化”版本。从这个版本再被快速翻译成任何一种目标语言。
“本地化”范式也许可以看成是对“等值”范式的部分回归,因为它是一种采用固定词汇以及“去语境化”的翻译。“本地化”范式给当今翻译领域增加了什么新元素呢?那就是“国际化”这个中间过程,与“方向等值”从一个原文到多个译文的“一到多”(one-to-many)模式不同,“本地化”的“一到多”却意味着从一个“国际化”版本到多个目标语文本。这个“一到多”的生产过程使得“本地化”模式满足了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因此与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紧密联系起来。而一系列的新技术又强化了这一生产过程,这些新技术对我们生产、使用和翻译文本的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译者的工作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做纵向选择而非横向组合。在许多方面,“本地化”理论真正产生的文化后果会是什么?作者认为还将拭目以待。
“本地化”范式植根于全球化产业,融入了“等值”范式的一些元素。而几乎同时,另一些重要的理论却朝着相反方向发展。这些理论可以归入“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范式。“文化翻译”理论家使用“翻译”一词,不是把翻译看成有限的文本活动,而是文化群体之间的一般交际活动。作者从印度文化理论家Bhabha (1994)的后殖民理论入手勾勒出“文化翻译”的面貌。Bhabha深受Benjamin和Derrida“不可译”观念的影响,在他看来,翻译的这种“不可译”其实标志着一种抵抗,是对完全融人异文化的一种否定,揭示了移民主体性中体现的那种生存意志。这正是翻译作为一种隐喻或思维方式对于Bhabha乃至整个文化研究产生巨大吸引力的原因所在。“文化翻译”可以理解为没有原文通常也没有固定译文的一个过程,重点在于文化过程而非文化产品,“文化翻译”的主要原因是人的移动而非文本的移动。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翻译是一种没有实体的翻译”(nonsubstantive translation)(Pym 2010:146)。在当今世界,大量的人口移动(移民)显然已经瓦解了单一社会、单一语言、单一文化、单一国家等这样一些曾经稳定的概念和范畴。“文化翻译”何以成为一个有别于其他范式的新范式,作者认为有以下几点:“文化翻译”强调译者的地位、文化的混杂、物质的移动、边界的跨越等。“文化翻译”更注重文化过程而非确定的语言文本,可以说是“没有译本的翻译”(translation without translations)(Pym 2010:148)。最后,对于“文化翻译”这个没有实体、没有译本的范式,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有什么新的东西进入翻译领域的话,可能是由于人口迁移和交流方式的改变,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区分语言与语言、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界限,“等值”翻译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文化翻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让我们思考今天翻译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做的事情(Pym 2010:162)。
三、简评
虽然“范式”这个术语无论在翻译研究领域抑或其他学科研究领域都不是新名词,但对“等值”论产生以来的西方翻译理论进行整体范式建构,Pym却是第一个。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作者对近二十年来的翻译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扫描和梳理,有助于我们总体把握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理路与发展趋势。总的来看,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首先,本书的理论涉及面广、研究视域开阔。作者广泛涉及当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几乎所有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指出自然等值和方向等值是两个不同范式,提出了翻译“本地化”这一相当新颖的范式,该范式的重要性在当今国际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凸现出来。此外,作者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研究意识。本书不仅涉及众多的翻译理论观点,而且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也被作者广泛引用,极大地开阔读者的视野,让我们真正意识到文化的翻译转向,甚至是人文学科的翻译转向不再是一句夸大之词。正如Bhabha(1994:224)所言,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不仅重新界定了文化被建构的种种方式以及文化间的相互联系,而且也重新界定了文化概念本身,即目前文化常常被理解为翻译的一种形式。此外,翻译被用于构建比较文学学科、语言政策对殖民化的影响、女性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等都已经显示出翻译正在成为人文学科领域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有甚者,翻译和全球化之间的联系使专家学者们不仅提出了人文科学中的“翻译转向”,而且实际上把人文科学干脆就称之为“翻译研究”(Bachmann-Medick2009:11)。
其次,本书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脉络以及与西方哲学的渊源关系。从体现柏拉图以降的西方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翻译观,即“意义存在于语言之外或之上”的“等值”理论(Arrojo 2010:248),到对“等值”理论进行修正的“目的”理论和“描写”理论,再到否定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不确定”理论,最后到翻译理论发展的两个新方向:部分回归等值的“本地化”理论与完全脱离传统翻译范畴的“文化翻译”理论,让我们看到短短50年里西方翻译理论跳跃式发展进程:研究领域快速扩展,理论概念层出不穷,理论范式频频转变,与当代西方哲学的联姻以及与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融汇等等。此外,本书不是在做理论概念的排列组合,而是带给读者一段“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翻译理论哲学旅程。作者对许多翻译理论概念追溯至其形而上源头,柏拉图、索绪尔、海德格尔(Heidegger)、德里达(Derrida)、洪堡特以及乔姆斯基等哲学或语言学大师对语言或翻译的观点都有所涉及。可以说,作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哲学渊源和历史沿革驾轻就熟,比较轻易就能完成翻译与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勾连。
最后,作者通过构建“本地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范式,追踪了近些年来西方翻译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成果,涉及当今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翻译理论带来的强烈冲击,以及西方文化研究对翻译领域的渗透并颠覆传统翻译概念。尤其是Bhabha的文化翻译概念已经脱离传统翻译的范畴,使得翻译研究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折流并与其交融,让我们看到翻译学科极大包容性的同时,也不无担心地看到翻译正日益丧失其本体性的危险,蜕变成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论,更有甚者成了谈论或管理这个世界的方式,“后现代社会在文化上是如此的支离破碎,以至于翻译成为不同群体之间相互交流和确保社会管理得以进行的最好方式”(Renn2006:193)。如果说解构主义消弭了翻译可能性的基石——语言意义的确定性,让我们感受到那难以捕捉的语言意义带给我们的无奈和惆怅,那么文化翻译则带给我们一种深切的担忧:一旦翻译成了既没有实体也没有译本的文化群体交际活动,其风险就像一艘失去风帆的小舟,摇摇摆摆,不知道哪里才是方向。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者的笔触很广,但对于一些给翻译研究领域带来强烈冲击的理论概念介绍不足,如在“描写”范式下只简单提到James Holmes译诗的四种选择,对于他构建的翻译学科体系却只字未提。另外,对于20世纪90年代在翻译的文化转向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一批学者如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e等着墨甚少,对于翻译研究学派与文化翻译之间的关系没有给予详细阐释,只是简单地把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纳入描写范式的框架中。但瑕不掩瑜,该书渗透了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所倾注的心血,对于任何一个想深入西方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理论著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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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翻译理论角度下的商标翻译 篇4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商标词；翻译原则；翻译方法
一、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简介
德国功能翻译学派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几代人的推动、丰富和完善，建立了功能派翻译理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是“目的论”。汉斯.弗米尔在1978年出版的《普遍翻译理论架构》中首次提出“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是“行为理论”。行为理论认为，任何行为都有目的。因此，翻译作为一种行为，其方法和策略也取决于其目的。
“目的论”还有三条次生原则。一条是“连贯原则”，指的是译文与译文接收者之间的关系，即译文必须能够被目的语文化背景下的译文接收者所理解和接纳；一条是“忠实原则”，指的是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即翻译不是无本之木；最后一条是“充分原则”，指的是译文与“翻译指令”之间的关系，即如果译文如果不同于原文的目的，译文必须满足“翻译指令”的要求。
二、功能派翻译理论在商业广告翻译中的运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告在促进产品销售和繁荣市场经济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商业广告翻译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原则和强调译文与原文“忠实”、“等值”的翻译策略己无法适应广告翻译的客观要求。如果一则广告达不到诱导和说服消费者实施购买行为的目的，这则广告无疑是失败的，也是毫无价值的。同样，在商业广告翻译中，如果译文无法达到这样的目的和效果就不能算是成功的翻译。因此，在进行广告翻译和探讨广告翻译的基本策略时，必须把广告的特殊目的与翻译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商业广告翻译应以目的语言为取向，这是因为不同语言的广告在词、句和修辞层次上的语言特点各不相同。例如英语广告在用词上倾向于口语化、大众化和造新词，而汉语广告则倾向于多使用四字词组；在句法上英语广告多使用简单句、省略句、祈使句和分离句，而汉语广告中的句子相对较长和较复杂。
另一方面，广告翻译也应以目的文化为取向。英汉两种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具体的广告的表达中。例如从许多汉语广告中我们能体会到强调“信誉”和“尊老”的观念，而关于“性”的观念是汉语广告所避讳出现的，但在英语广告中却恰恰相反。
三、商标词的翻译方法
在商标词的翻译实践中，译者其实是在从事一种再创作，在这种再创作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两种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要实现商标翻译的目的，译者应多采取“交际翻译”、“工具翻译”以及以读者或目的语语言、文化为归宿的“归化”翻译，尽可能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尽可能向译语文化贴近。
具体实践中可采用音译法、意译法、谐音取义法和灵活创造新法等四种方法。
（1）音译法
这是目前我国翻译中文商标时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即按照原商标词的发音，尽可能找到与其发音相近的译名。有时按汉语拼音的变体或外国商标的拼音化形式进行翻译；有时是由于种种原因，意译难以收到对等效果，运用音译赋予新的语义。如“乔士（服装） ”英译为“Choose”，寓意为明智的“选择”； “四通”（电脑）的英文商标“Stone”，寓意为“坚如磐石”；Intel（电脑）音译为“英特尔”，洋味十足。
（2）意译法
此法是根据原商标词的含义，在译入语中找到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此法一般适合以普通词汇命名的商品，其优点是保留了原名，较好地体现原商标确立者的初衷和希冀，传达原名的信息及感情，并与商标图案在意蕴上达到和谐统一。如： Pioneer（电器）译为“先锋”，使人联想到产品“质量上乘，技术领先同行”之意； “永久”自行车译为“Forever”，宣传了该车“经久耐用，直到永远”的优良品质。
（3）谐音取义法
这种译法是在翻译时尽量选用与原商标词谐音而又有褒义（或新意）的词，能够充分展示出商品的特色。例如：Coca-cola汉译名“可口可乐”，给人带来美好的联想。此外，汉译名与原商标词发音相近，保留了其形式上的美感。Safeguard汉译名“舒肤佳”，这一译名在读音、音节方面都与原语相近，整个译名向顾客传递了用后皮肤会感到舒服的信息，易引发消费者尝试欲购的消费心理。
采用谐音取义法汉译英语商标时应特别注重辅音的发音是否能让人产生与吉祥富贵等美好事物的联想，如/b/， /f/， /k/， /l/， /w/，可分别译为“宝”， “富”， “金”， “乐”， “万”，其它类似的吉利字眼，如“福”， “健”， “威”， “奇”， “利”等百听不厌。它们深深地迎合了中国人祈求吉祥，富贵的心理。
（4）灵活创新法
此法摆脱原商标词音韵和意义上的束缚，大胆创新，更加传神地体现原商标词的特色。采用灵活创新法，可发挥目的语的优势，使译名地道、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给消费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德国BMW汽车在中国畅销不衰，不能不说与其品牌的中文译名“宝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BMW在德语、英语文化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化内涵，但在该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时，译者运用灵活创新法先是根据中国人的心理把辅音字母B（读音/b/）译成“宝贝”的“宝”；根据该产品的用途，把辅音字母M（读音/m/）译成“骏马”的“马”。这样就有了“宝马”这个令人产生“日行千里的好马”等美好联想的译名，极大地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洗发水Rejoice、饮料Sprite译名分别灵活译为“飘柔”、“雪碧”让人联想到“飘逸柔顺的秀发”、“晶晶亮透心凉”的饮料等，实为翻译的佳作。
商标是企业文化和产品形象的代表，商标翻译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产品在目标市场的销售。由于将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译文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功能翻译理论为商标的翻译提供了理论指导。商标的翻译必须以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为中心，以彰显商品的特性、迎合消费心理为导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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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中等效翻译理论的运用 篇5
翻译能够实现不同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并保持原始语言文字的含义。为了促进文化知识的广泛交流和学习,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友好促进和发展,翻译一直以来都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发展事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翻译事业面临着更加巨大的挑战,为了促进各个文化环境的相互沟通和交融,翻译理论的发展应当结合时代的要求不断突破和充实,以保证翻译工作有效开展。
作为翻译理论的中心理论,等效翻译理论一直都是具有关键性的重要理论,在语言文字的翻译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翻译中遵循等效理论,通过在原文与译文之间建立出等效关系,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化的发展对翻译工作作出了新的要求,在翻译中,尤其是英汉翻译,要特别注重对于等效翻译理论的良好运用,结合时代发展形势,加强对等效翻译理论的有效运用。
二、等效翻译理论的含义和基本原则
1. 等效翻译理论的含义
通常来说,等效翻译理论极其注重译文与原文含义的相同,译文与原文保持一致才能使读者理解相关作品。具体来说,等效翻译理论除了要求译文在语言形式上与原始文对等,还要求译文保持原文的含义和内容风格,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向读者准确传递出原文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实现不同语言环境中文化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在等效翻译理论中,等效翻译被细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狭义的等效,也称作直译等效,即通过直译的方式保持译文与原文之间形式和内容的等效性;二是广义的等效,即通过意译或解释的方式进行翻译;三是形式的等效,即重视译文与原文在结构与语法的等效性;四是风格的等效,即要求译文的风格与原文风格的等效性。
2. 等效翻译的基本原则
美国翻译理论专家尤金•奈达最早提出了翻译对等理论,他认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十分重要,最理想的结果是,译文对读者产生的心理感受同原文一样,等效翻译理论格外重视译文与原文在含义和风格上的等效性。在等效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中,首先,应当保证译文与原文含义的贴近;此外,要实现二者意译上的相似;最后,则应当注重译文中词汇的选择,要尽可能贴近原文。在遵循等效翻译理论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相同的阅读效果,通过多样化的灵活翻译方法,注重原文的情感表达风格。
三、实际翻译中对等效翻译理论的运用
实际的翻译工作是一项较为复杂和繁重的工作,译者在要保持原文意义、风格与语体的一致性外,还要通过译文传达出原文的内涵和思想。在实际的翻译中,为实现原文表层和深层含义的有效表达,应当在遵循等效翻译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重视译文的词汇选用、句法和篇章结构、文体等环节的工作,以实现翻译的等效,做好新时期的翻译工作。
词汇的等效。词汇是构成语句和文章的基础,因此,词汇的选用不是独立的,而要依据文章上下文之间的联系,结合具体的语境,充分理解词汇在文章语句中的含义,从而选出合适的词汇。一般来说,不同的文化环境存在着能够实现意义完全对等的词汇,例如许多的专有名词和技术词语,但是在实际的英汉翻译过程中,客观的文化差异必然导致表面意义相同的两个词汇无法实现等效,并且即使语境相同,由于翻译工作人员的风格不同,译文词汇的选用也会有所不同。语言的形式和内涵多种多样,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应当遵循等效翻译理论的原则,首先保证翻译中词汇的等效性,以实现翻译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句法的等效。实现了词汇的等效,还应当实现翻译过程中句法的等效。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实现句法的等效具有较大的难度,例如,原文中单复数的转化较为复杂,在英文中,单复数的形式通常较为明显,但在中文中,单数与复数在语言上往往难以体现出来。因此,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译者不但要理解原文的句法结构,还要充分理解译文的句法结构,这是对译者的要求。通常来说,句法的等效受到词汇选用的极大影响,词汇结构若是不对等,也往往造成句法结构的不对等,影响句法结构的等效性。此外,在中文的语法结构与英文的语法结构中,定语等修饰语的位置也不相同。因此,句法的等效也是翻译过程中应当十分注重的环节,句法的等效能够有效提高读者对文章思想和情感的把握程度。
篇章的等效。篇章是语言使用的一种单位,在进行语篇的分析时,除了要分析语言本身以外,也要重视分析在不同的语境中,语言所传递出的现实意义和功能。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实现篇章的等效可以从文章上下文语境及文化语境等方面进行分析。
上下文语境的分析是翻译工作中实现篇章等效的较为基础的分析方式。一般来说,对文章上下文语境的分析是指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理解语言语义之后,依据文章上下文的线索特征,推理并分析出不同语言在特定的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以实现不同英汉语言含义之间的有效转换。
此外,通过对文化语境的分析则可以在较为深层次的水平上促进翻译中篇章的等效。一般来说,文化语境是指在某一语言环境出现的特定的社会风俗和行为规范等。英汉翻译工作重视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要在翻译过程中保证最大程度上忠于原文的语言风格、时代风格以及民族和国家的风格,重视不同语言环境下文化的差异和表达方式的异同。
文体的等效。众所周知,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语言特征,因此,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要十分重视不同文体间的语言特征,通过对文体的分析和理解,实现英汉翻译工作中文体的等效,进而实现译文与原文整体的等效。
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不同体裁的作品包含着具有差异性的文化因素,也体现着作者情感表达的侧重。在进行科技体裁文章的英汉翻译时,由于这一类型的文章所体现的文化特色较少,译者能够较为轻松地实现文体的等效,当然,文化因素的干扰较少并不意味着译者按照自己的文化风格进行翻译,在实际的翻译中,也应当注重特定体裁作品的特征,实现不同语言的良好转换。而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化因素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翻译的过程,但正是文化因素的存在,才让读者对原作的精神内涵和风格得以领悟和理解,发挥出翻译对不同文化交流和沟通的促进作用。
四、英汉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可译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翻译中的可译性是指在双语转换翻译的过程中,原语的可翻译程度。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界较为重视的问题。文艺时期的诗人作者普遍认为翻译难以实现原语的含义和精神内涵,但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一些现代的语言学家则开始强调语言的可译性,例如奈达、纽马克等认为只要通过恰当的翻译方式,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含义能够被另一种语言翻译出来。从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思想来看,一种语言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都是基于一定程度的,通过合理的方式,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因而,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取决于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在英汉翻译中,翻译的可译性限度不同,采取的翻译方式也有所不同。
保留形象的直译。一般来说,英语和汉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语言的相通性和相容性,对于具有这种较为明显的特点的双语翻译,也即是可译性较高的翻译,可以采用保留形象的直译方式,这种翻译方式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保留原语中的视觉形象,例如,“Fish in troubled waters”可以直接翻译为“浑水摸鱼”;“More haste,less speed”可以直接翻译为“欲速则不达”等。此外,像“Silence is golden”(沉默是金)这种在翻译语言中没有现成直接对应的表达法和词汇,也能采用保留形象的直译方法,这种直接翻译的形式保留了原语中的形象,能够较为准确传神地表达出原语的意义和内涵,使得读者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感受原作语言的魅力。
转换形象的改译。英语与汉语原本属于极其不同的两个语系,即使有着长期的交流和融合,由于中西方文化和信仰的差异,能够通过保留形象直译方式进行翻译的文本极少,大多数英汉翻译的过程需要借助转换形象的改译方式,才能较为妥善地达到与原文效果基本等效的程度。例如,“Love me,love my dog”在汉语中的翻译为“爱屋及乌”;“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在汉语中的翻译则是“一箭双雕”,在这些俗语中,英语与汉语中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在读者的心中产生的含义是相同的,由此引发的语义联想和心理感受也大体上相同。此外,在一些难以将原语中的形象原汁原味地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时,也应当适当采用转换形象的改译方式,即使译文中的形象与原文不同,但是译文中采用的修辞形式、语言风格甚至文本内涵与原语一致或接近,也能使读者产生相近的心理感受,这种方式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英汉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舍弃形象的意译。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读者的理解思维也有所不同。不同的语言有着自身独特的语音、词汇、修辞、句法等特点,受到风俗文化、历史沿革、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在英汉翻译中也存在着难以将原语形象具体转换的现象,通过对原语中的文本含义和思想的透彻理解,进行舍弃形象的意译,通过合理恰当的翻译方式,在翻译原语的过程中,尽量减少译文传递的效果与原文的差异。例如,“What’s been done can’t be undone”在汉语中可被翻译为“木已成舟”;“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在汉语中可被翻译为“泄露秘密”等,这种通过意译的方式进行翻译的文本,能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文中的思想内涵。
五、结束语
翻译是促进各个国家进行文化和信息友好交流的必要途径,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严格遵循翻译原则对于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的作用。等效翻译理论是翻译事业发展中较为核心的理论,通过实现翻译过程中词汇、句法、篇章和文体的等效,才能有效实现译文对原文表层含义及其深层的思想精神、情感理念的忠实表达,进而实现不同文化环境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英汉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上,可以根据翻译的可译性程度,合理选用保留形象直译、转换形象改译或者舍弃形象意译的方式,以在最大程度上传达原文的含义。充分认识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在英汉翻译中良好运用等效翻译理论的相关内容,严格遵循等效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才能有效地实现翻译的等效,促进英汉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在语言文字的翻译中,充分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并结合相关的翻译理论,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翻译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如何提高翻译的质量和效率,是新时期中翻译界广泛关注和努力突破的重点。本文结合当下翻译界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新挑战,首先阐述了翻译中等效翻译理论的含义和基本原则,并分析了等效翻译理论在实际英汉翻译中的具体运用,进而展现出等效翻译理论在新时期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巨大促进作用。
关键词：英汉翻译,等效翻译理论,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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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翻译理论下的商标翻译 篇6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Richard Hise的定义，品牌就是商标，是生产和销售产品时所称的一个名字、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一个统称，以便把它们从其他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中区别开来。商标就是一个商品的有声部分，如同人的名字，是代表商品的符号，并随着商品交流的扩大而声名远扬。它不仅要符合美的标准，还要新颖有吸引力。很多成功的商标译文都有能充分展示商品特点和企业形象、便于记忆、易上口、有鼓动性等特点。
二、功能翻译理论
讨论功能翻译理论，翻译目的论就值得一提，翻译目的论翻译中使用功能手段的起始点，翻译行为被作为一种目的性的行为。目的论中有三个基本规则，首要的是目的规则，它是指目的决定翻译行为，就是目标证实方法的可行性。Vermeer认为目的规则是指每个文本的诞生都是因为一个特定的目的并为这一目的服务，因此目的规则指翻译应能在译语情境和文化中，按译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生作用(Vermeer, 1989:20)。另一个规则是一致性规则，这一规则具体指译文必须能让译文接受者理解，并在译语文化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第三是忠诚规则，也是Vermeer称的语内连贯，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译文应该和相应的原文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语内连贯又次于语际连贯，而这两者都要让步于目的原则。也就是说译者首要关注的应是翻译的目的而不是忠实于原文，这和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强调“忠实”和“等值”大不相同。
三、功能翻译理论在商标翻译中的应用
原文文本不再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翻译的目的也不再取决于原文本而是译文接受者的期待和需要。为了成功地做好这个翻译，译者应该了解译语文化中接受者的具体信息。
（一）合适比等值更重要
目的论的这种观点是对翻译的传统观念等值的直接挑战，然而，等值并没有完全被抛弃。在目的论的框架下，合适是联系翻译过程的一种动态概念，是指在以目的为中心的对隐含的恰当交际目的符号的选择。反之，等值是一种静态的以结果为目的描述两文本中同等交际价值的关系。这里的价值指的是意义、文体内涵和交际效果。在目的论中，等值指能像原文一样起交际作用的译文文本的目的是适当的，保留了原文和译文之间作用的恒定性。
翻译的目的决定了适当翻译的等值形式：对直译来说，它的目的是忠实地再现原文的结构和字面意义，译者尽可能逐词逐句地选择和原文完全对应的词语意义和风格，这里的适当翻译是指在词语和句法结构上的等值。功能主义从新的角度拓宽了狭窄的视野，打破了以等值为基础理论的束缚，显示了商标翻译的多样性。
（二）商标翻译以译文为中心的原则
商标在商品销售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消费者来说，知名的商品代表着可以信赖的优质产品质量，合理的价格和卓越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好的商标翻译让人惊叹，吸引眼球，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我们把这样一些商标从英文翻译到中文时，我们常常误以为外国消费者和中国消费者有同样的文化，并且对商标有同样的理解。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在不同文化中它们传达的特殊意义。如果在从英文到中文的翻译过程中丢失或是误解了原文意义，这样的翻译注定是失败的。中文词语所蕴含的内涵和外延我们也要考虑进去，比如，一些英文词汇本身不带有贬义，但是它的译文可能造成无法让人接受的内涵意义。
商标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介绍商品的品质、特性、效用、使用方法。因此在译文文本中它的意义能为消费者理解和接受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要充分考虑目的论的优势，使翻译在译文为导向的语境下恰当而有意义。
（三）商标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
商标翻译是一种经济活动，也可当做是文化交流。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复杂的代码转换，译者需要考虑接受者的社会文化、特点、审美意识和原文所传达的隐含意义，这样才能达到提高销售的目的。商标翻译基于翻译理论，翻译目的论可以用来解释商标翻译。它也是一种目的活动，如果我们盲目追求形式等值，交际功能就会丧失，目的论为商标翻译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理论前提。目的论规则是这个理论的基本原则，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方法，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劝说消费者购买此商品，这种劝说功能决定着商标翻译的方法。
不管采用哪种翻译方法，商标翻译的目的都应符合译文文本的文化特点，准确表达商品信息，这样源语和译语才能达到和谐。从某种程度上说，目的论相对比较自由，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类型和目标消费者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评价商标翻译，首先，它是否可以描述商品特点提升销售，其次，它是否可以传递商品的深层含义引起潜在消费者的共鸣。失败的翻译不可能吸引人的眼球，反而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商标翻译和企业的命运紧紧相连。
四、功能翻译理论在商标翻译中运用的实例
Skopos这个希腊词代表译者翻译的目的，他或她的翻译要为其服务的对象负责，然而，译者可以在和客户沟通后自由选择客户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并不是原文决定翻译的过程，而是译文的目的。关于翻译的方法，Vermeer指出目的论强调的是译文要采用合适的方法，但是没有局限一个具体的文本只适用一种单独的方法。而不管采用哪种翻译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译文必须从心理、美学、文化上都可以被接受。例如：电脑商标“Apple”译为“苹果”，石油商标译为“壳”就用了商标翻译中少用的直译法。在多数情况下使用音译法，因为音译法不会丢失信息，读者通过按照汉语习惯模拟的音译的词语重构原来的拼写，从而保留了商标效应。在音译的基础上融汇内在的词汇意义、内涵意义和文化来展示商品的品质。最为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Mercedes-Benz的翻译。德国汽车品牌Mercedes-Benz的中文全名音译是“梅赛迪赛—本茨”，或简略成“本茨”，内地叫“奔驰”，不仅与Benz发音相近，简洁、响亮，而且能让人领略该车风驰电掣的雄姿。另一个例子是“Nike”，意在强调这一运动品牌的鞋和衣服特别耐穿，而汉语译文“耐克”也可理解为如果我们有耐心，可以克服艰难困苦。还有一些根据不同的消费群体而采用不同的译本，典型的例子是“Johnson”，公司把它译为“庄臣”，婴儿系列叫“强生”表达健康强壮，女性系列译为“娇生”，它的效果远比本来商标好。
五、结语
不同的接受者对原文的理解都不同，传授者或是译者希望尽可能地展示原文的内容和它的功用，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种对文本意义和作用的动态理解，显示了任何文本都只是提供信息，接受者从中选择吸引他们的消息。根据这用翻译理念，我们可以说译文是译者用目标语和其文化阐述了其他人用源语和原文化所提供的信息。
虽然到目前为止，功能翻译理论还不是很有影响力，但是它可以解释商标翻译。在这个全球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商标翻译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同的背景是必不可少要考虑的因素。一个成功的商标翻译可以给公司或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相反，失败的翻译将会影响公司或企业的产品销售和形象。因此，我们在翻译商标时，要减少由于不同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以达到提高销售的目的。
摘要：在激烈的国际经济市场竞争中, 商标翻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对不同背景的考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翻译目的论,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有影响力的理论, 但作为功能翻译理论的出发点,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阐释商标翻译。此理论并没有指出具体应该运用什么原则, 因为具体原则的选择应在特定文本中采用;但不管使用何种方法或策略, 译文必须从心理学、美学、文化上都可以被接受。
关键词：商标翻译,功能翻译理论,翻译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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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体系 篇7
关键词：功能理论,实用性转向,翻译能力
1、前言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功能翻译理论在非文学领域显示出“较大的灵活性、较高的科学性和易操作性。” (方梦之, 2004:2 9) 国内近些年来, 也有不少学者就其对非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撰写了论文和著作。最为系统的当属贾文波的著作《应用翻译功能论》, 该书系统地探讨了不同类型功能文本的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 为应用文翻译提供了指导性意见。那么, 正在蓬勃发展的翻译教学是否也能从中获得些启示呢?
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 使得翻译教学的内容、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顺应社会对人才实用性和文本实用性的要求, 翻译教学开始转向了以满足翻译市场需求、培养学生翻译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模式。面对翻译教学的这种实用性转向, 克里斯蒂安·诺德 (Christiane Nord) 在其《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一书中就提到了该理论与译者培训的关系, 但在国内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以功能翻译理论为切入点, 探讨翻译教学中分析文本功能、选择翻译策略、注重翻译过程与培养学生翻译能力之间的关系。
2、现代翻译教学的发展趋势
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要求翻译教学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 使翻译更为全面地参与语言的社会功能, 当今的翻译教学日渐呈现以下的发展趋势:
2.1 教学观念的变化:课堂、校园→社会、市场
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巨大的就业压力对应用型人才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翻译教学应当放眼于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的需要, 要具有前瞻性和预测性 (刘宓庆, 2003:18) , 要从社会和市场的发展中汲取动力。
2.2 教学内容的变化:以文学翻译为主→以应用文翻译为主
传统翻译教学多选取文学作品作为素材, 如今, 文学翻译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许多领域都要求译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或是具备利用各种翻译资源获取所需学科知识的能力 (王湘玲, 毕慧敏, 2008:53) 。因此, 翻译教学素材也逐渐转向科技、经济、贸易、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应用翻译。
2.3 教学模式的变化:
2.3.1 教师为中心→学生为中心
传统翻译教学一般都会采用较单一的教学步骤, 即:学生完成练习, 教师给出参考译文, 结合译文讲解技巧。这种教学方式忽略了翻译最重要的特点:翻译往往并不具有唯一正确的译文。现代翻译教学则将这一传统模式进行颠覆。课堂的主体是学生, 教学应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的。教师不再提供唯一的参考答案, 而是与学生共同探讨, 必要时给出一定的指导性意见。
2.3.2 重翻译结果→重翻译过程
如上所述, 传统翻译教学只关注最终译文的产出, 忽略了翻译过程。学生翻译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 依赖于教师给出的译文, 对自己的思维缺乏理性分析。现代翻译教学注重在翻译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 采用多种教学形式, 让学生对自我的思维过程和产出的译文进行分析、总结, 使感性认识提升至理性认识。同时通过加强翻译过程, 翻译结果也必将得以改善。
3、功能翻译理论与翻译能力的培养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能力的培养而非语言的熟练程度。 (A feature common to the functionalist scholars engaged in translator training is……emphasizing the specific nature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s against language proficiency.) (N o r d, 2 0 0 1:1 4) 诺德提出, 通过事先对源语文本功能与翻译目的的比较分析, 译者才能对翻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定位, 而后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 (By comparing the Skopos with the source-text functions before starting to translate, translators should be able to locate the problems that will arise in the translating process.They should thus be able to devise a holistic strategy for their solution.) (ibid.)
在翻译教学中可以借鉴赖斯对文本类型的功能特点的划分并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对信息性文本 (i n f o r m a t i v e text) , 如新闻报道、旅游指南等源语文本的翻译, 就应译为“质朴的散文” (plain prose) , 并在必要时将原文意义“显化” (explication) ;对表达性文本 (expressive text) , 如文学作品, 则要求学生在翻译时注重原文的美学价值, 采用“认同法” (i d e n t i f y i n g) , 准确传达出原文的艺术性;对呼唤性文本 (operative text) , 如广告, 则要注重广告接收者的反应, 采用归化译法, 等等 (李长栓, 2004:66) 。在翻译前确定文本功能及翻译目的, 能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文本的全面认识, 翻译的目的性增强, 对翻译策略的定位也更准确。
分析文本功能, 选取翻译策略是翻译教学的重要一环。学生的主动性由此得以体现和发挥。如采用小组讨论、师生讨论等形式, 让学生积极参与到翻译思维过程之中, 同时利用“挑刺”环节, 让学生对译文不断改进。笔者曾尝试让学生用方言 (如兰州话) 翻译一些俚语、黑话, 取得了很好的课堂效果, 也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到文本功能与翻译策略的关系。
4、结语
功能翻译理论对文本功能进行了划分, 并对相应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归纳, 这就为翻译训练提供了思路。同时, 该理论对非文学类文本的指导作用也为今天注重实用性的翻译教学提供了借鉴。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翻译教学使学生的翻译能力在分析文本功能、选择翻译策略的过程中得以提高, 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方梦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3]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4]刘宓庆.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5]王湘玲, 毕慧敏.建构基于真实项目的过程教学模式[J].上海翻译.2008 (2) :52-56.
风格翻译之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 篇8
本文主要研究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如何对风格再现进行指导, 以及它们对风格翻译的指导方法等。
1 标记理论、关联理论与风格翻译
1.1 标记理论与风格翻译
标记 (markedness) 这一概念是由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依 (Trubetzke, N.S) 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 用来区分相关音位的特征, “即在任何一对相关音位中, 包含一个具有区别特征的音位即有标记的, 相反即无标记的” (林玉鹏, 2002) 。将标记理论应用于风格领域, 便出现了风格标记 (stylistic markers) 。刘宓庆 (1990) 在其《翻译风格论上》中指出“风格既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素质, 那就应当可以见诸于‘形’, 表现为风格的符号体系。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可被我们认识的风格标记”。
刘宓庆教授在《翻译的风格论上》与《翻译风格论下》将风格标记分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前者又分为六种, 分别为音系、语域、句法、词语、章法、修辞, 而后者不是直观的, 而是意念的, 可以表现在作品的表现法、作品的内在素质、作家的精神气质以及审美主体四个方面。形式标记的音系标记指的是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特有风格特征, 如汉语的平仄;语域标记指的是某一特定的范围中经常使用的词语, 它们通常有相同的特征;句法标记指的是有特色的句法句型, 在作品中反复使用某类句型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词语标记指的是作者的用词倾向, 比如说作品中多出现副词或形容词;章法标记是指章句的组织程式, 又指思维、概念的表现法, 比如说句子的长短、连接、叙事顺序及表达隐晦或明晰等;修辞标记就是指各种修辞格。关于非形式标记, 其主要是其表达的情感、整体的技巧以及读者的体验。
关于风格的翻译, 风格标记理论认为风格是可译的, 因为风格标记是可以转换的风格翻译的方法有对应式转码、重建式转码以及淡化式转码。这三种翻译方法均是对原文风格标记的转化, 第一种属于简单的模仿, 第二种是当原文的风格标记不能进行完全的转换, 在译文中采取另外一种风格标记进行替代, 第三种是原文的风格不能完全进行转码, 保留原文的意义而放弃风格标记。
然而风格标记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在对一些风格标记进行判断时, 没有确定的量化的标准, 主要是依靠各个分析学家的判断, 如对一句话一个句子进行判断时, 各个分析学家关于它们是否属于风格标记有自己不同的见解, 并且有自己不同的解释。这就说明风格标记的判断是具有主观性的。在翻译方法方面也具有主观性, 这一点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解释。
2 关联理论与风格翻译
关联理论是由斯珀伯 (Sperber) 与威尔逊 (Wilson) 在《关联:交际与认知》 (1986) 中提出的。1991年格特 (Gutt) 将之用于翻译。格特指出“关联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类的交际关键在于创造一种对于最佳关联的期望, 即听者期望他试图进行的解释能以最低的加工成本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 (2004:32)
关于风格的定义, 格特认为风格一直未有明确的定义, 所以采用各个定义都认同的, 即“风格是作者或言者通过词汇的选择或句子的构建来表达自己的方式”。 (2004:130) 且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译的。关于风格翻译方法, 格特强调使用直接翻译 (direct translation) , 直接翻译并不是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 而是保留原文的交际线索 (communicative clues) 。所谓交际线索是指可以提供给读者原作交际意图的线索, 如来自语义、句法、音位、模式块表达等的交际线索。
关联理论对风格的翻译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并且提供了翻译方法, 即直接翻译。但其局限性在于主观性太强, 交际线索的把握取决于译者, 对译者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有赖于译者的双语知识, 文化熟悉度以及对作品的理解程度等因素。还有关联理论是期待通过保留交际线索达到最佳关联, 即目标语读者可以在理解译作中付出较小的处理努力, 便可获得充分的语境效果, 交际线索的保留使得目标语读者可以和源语言读者有相同的认知语境。可问题是如何才能判断源语言读者与目标读者的认知语境是否相同, 如何判断目标语读者可以是否获得充分的认知语境?
3 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在风格翻译方面的异同
上文中我们分别讨论了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在风格翻译方面的框架, 即理论是什么、在翻译中如何应用以及部分的局限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便会讨论二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3.1 相同之处
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
1) 都为风格翻译提供了翻译方法,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二者都具有主观性。关于风格标记, 形式标记方面, 除了句法、语域、修辞方面是语言本身的性质, 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在判断词语与章法的标记时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比如说, 判断一个词、一类词或者一句话是属于风格标记还是无标记时, 一般来说是先看读者的直觉, 然后再寻找证据, 是从频率、中性还是从其他方面进行判断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在非形式标记方面, 其主观性则更加显著。而关联理论交际线索, 主观性丝毫不亚于风格标记, 判断哪些方面属于交际线索, 哪些不属于, 几乎全部都有赖于译者或读者的主观判断。
3) 翻译方法方面, 在具体操作时两种理论均不好把握。风格标记方面, 如何判断一种风格标记是否可以完全的保留而不需要进行重建或淡化, 翻译后如何判断这种风格标记是否完全地得到保留?关联理论方面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即如何判断一种交际线索可以得到保留, 并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3.2 不同之处
尽管二者均对风格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但风格标记理论是与文体学相关的, 主要是对作品进行风格分析的, 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关联理论属于信息处理下的分支, 其主要是用认知心理学来解释一些翻译现象, 主观性很强。
3.3 联系性
尽管关联理论与风格标记理论属于不同的理论, 但因为二者都与翻译相关, 二者不可避免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表现在:风格标记与交际线索具有一定的重合性, 比如说二者都包含词语、句法、修辞等方面。一个词, 一种句型, 一种修辞可能既属于风格标记又属于交际线索。
另外, 风格标记大部分上是属于对传统的一种偏离, 而我们对交际线索的感知也是因为这种交际线索的与众不同, 若不是如此, 那么作品中的一切皆是交际线索。又因为二者的重合, 所以作者提出大胆的假设:风格标记与交际线索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表达方式。
4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如何对风格翻译进行指导, 指出二者的局限性、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 其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的主观性与翻译方法的不实际性;其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分属学科不同;二者的联系在于都与翻译相关, 且风格标记与交际线索的重合性。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风格标记与交际线索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表达。这一假设有待以后的证明。
另外, 关于两个理论对于风格翻译的主观性, 作者希望做出解释:虽然风格可以见诸于“形”, 但其本身肯定有作家的主观因素, 并且在对作品的理解又是一个主观的过程, 所以二者具有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 本文只是对关联理论与风格标记理论在风格翻译发面的一种简析, 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仍希望可以对未来的研究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摘要：小说、诗歌翻译除了要达意之外, 还要很重要的一方面便是对原作的风格进行再现。目前关于风格的翻译提出了很多理论方法, 比如说标记理论的应用, 功能对等, 以及关联理论等。虽然这些理论都对翻译中的风格再现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但到目前为止, 几乎还没有研究对这些理论进行比较, 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之处。该文旨在探讨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如何对风格翻译进行指导, 以及二者的异同, 并大胆提出假设:标记理论中的风格标记以及关联理论中的交际线索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描述。
关键词：翻译,风格再现,关联理论,标记理论,异同,不同描述
参考文献
[1]Gutt E A.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M].Cognition and Con tex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林玉鹏.标记理论与文学翻译的风格标记[J].中国翻译2002 (5) .
[3]刘宓庆.翻译的风格论上[J].上海外国语学报, 1990 (1) .
翻译理论体系 篇9
关键词：交际翻译理论,菜肴名称,翻译研究
1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经济逐渐走向全球化发展方向。英语目前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类型, 这是各国语言沟通连接的主要桥梁。在中外交流的过程中, 其发挥的作用非常地显著。每一个国家之间实现交流跟合作逐渐趋向紧密化, 其中饮食文化方面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随着中国餐饮走向世界时, 怎样促使外籍人士对中国菜名所传达的相关菜肴基本信息进行更好地了解以及掌握, 在实际工作中, 需要译者翻译菜名。在实际工作中, 怎样促使外籍人士在了解菜肴名称英译名称的基础上, 从根本上掌握菜肴基本信息, 在上述的基础上掌握中国的传统文化类型, 质检影响到中国餐饮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但是, 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 主要是菜肴名称英译名称目前还没有实现目前的效果, 菜肴名称英译会存在拼写错误的情况, 还会存在语法错误等, 或者是出现望文生义等情况, 或者是存在不符合英语习惯等问题的出现。这样一来会直接导致外籍人士在点餐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误解以及问题, 导致菜肴名称不能正确理解, 对其反映的菜肴信息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存在误解等。正确的菜肴名称翻译可以促使我国的餐饮文化实现进一步的海外传播, 所以在菜肴名称翻译的过程中, 需要促使其实现进一步的标准化以及规范化。本次研究立足于纽马克交际翻译对目前菜肴名称的相关翻译策略进行进一步分析。
2菜肴名称的几个特点以及功能
应该划分菜肴名称准确为信息类语篇, 菜肴名称实质上从根本上表示菜肴所蕴含的信息内容。在享用中华餐饮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使用菜肴名称促使外籍人士可以从根本上明白菜肴是使用什么原料来完成的, 同时明白使用的是什么烹饪方法, 菜肴是不是含有一定的文化含义, 在分析菜单菜肴名称的基础上可以正确地选出自己喜爱的菜肴类型。菜肴名称其最为重要的信息功能就是实现信息的传递。顺利的向来享用美食的人传递菜肴使用的基本原料, 同时传递其相应的烹饪方法等信息。一个良好的菜肴名称英译, 可以促使菜品得到有效的推荐, 从而吸引用餐人员眼球。在中国, 有甚多菜肴名称实质上蕴含着中国非常非常的文化底蕴, 同时还表示着一定的历史典故, 一部分菜肴名称会产生一定的混淆, 就连中国人本身都不清楚菜品的实际原料是什么, 也不明白制作方法是怎样, 如果对其进行直接的翻译, 那么在点餐的时候, 外籍人士就会产生一定的疑惑。若菜肴名称的翻译不当, 这样一来就很难将菜肴名称所存在的信息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样一来, 就很难促使外籍人士在了解菜肴名称的基础上完成点餐。在进行菜肴名称翻译的过程中, 难以从根本上追求绝对翻译跟实际内容的绝对对等, 在上述的基础上促使译文最大可能的贴近原文内容。
3菜肴的名称以及交际翻译
纽马克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翻译家, 其按照实际情况的需要对语言的功能进行划分, 一般会被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表达功能、第二种是呼唤功能、第三种是信息功能[1]。不仅如此, 还将其按照语言功能进行文本的划分, 一般会划分为以下三种, 首先是表达型的文本类型, 其次是信息型的文本类型, 最后是号召型的文本类型。权威文件, 像声明、政府文件、私人通信、法律文件、小说、散文、戏剧自传、诗歌等为表达型文本。格式文本、报刊、教科书、学术论文只要是以工商、经济以及科技为主题的非文学作品等为信息型文本告示、宣传手册、说明书、广告等可以感染读者, 同时在上述的基础上取得自己想要的信息的文本等的都是号召型文本。同时, 纽马克还在分析文本类型的基础上完成了进一步的划分工作, 总结出来两种极具代表性的翻译方法。第一种是语义翻译, 第二种是交际翻译。如果是表达型的文本类型, 那么其核心则为源语作者。需要严格按照纽马克观点提示, 使用语义翻译对上述这类文本进行翻译。最大限度地促使译文贴近原文, 同时还需要文章结构大限度贴近源语、句法结构大限度贴近源语、语言顺序大限度贴近源语以及文章形式大限度贴近源语等。在分析源语作者思想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表达出来[2]。如果使用的是信息型的文本类型以及号召型的文本类型, 需要坚持读者的实际反应为主要核心。
4菜肴名称的几点翻译策略
(1) 直译法
直译法需要原文内容有所保持, 也是还需要原文形式有所保持, 在上述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翻译方法或者是翻译文字的方法。在进行中华菜肴名称英译的过程中, 涉及的大多数菜肴名称均是使用直译法翻译过来的。在使用直译法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 例如可以在实际工作中, 准确完成菜品基本信息的传递, 同时还要从根本上传递菜肴所用的原料、使用的烹饪方法以及口味等, 例如燕窝 (bird’s nest) 、莲子 (lotus seeds) 、熊掌 (bear’s paw) 等。例如, 直译翻译为红烧鸭卷 (Braised Duck Roll in Soy Sauce) , 可以在分析直译法的基础上的翻译可以实际看出菜品的使用原料, 完成方法的制作, 同时完成酱料口味的制作。“叫化鸡”也是使用直译法, 直译为 (beggar’s chicken) , 同时还有以下crisp prawns则为“脆皮大虾”, lotus leaf cakes则为“荷叶饼”[3]。
(2) 音译法
音译法实质上指的是使用发音近似汉字翻译外来语, 音译法音译汉字那么想要的就不会再存在自身原意, 其只保留是语音跟书写的形式, 意义已经不一致的。例如:“克隆”翻译为-clone、“比基尼”翻译为-bikini、“芭蕾舞”翻译为-ballet、“妈咪”翻译为-mummy、“迪斯科”翻译为-disco等。中国发展“走出去”趋势之后, 开始从外国完成大量食品词汇的引进, 例如:汉堡、沙拉、披萨以及咖喱等。在外国中华料理受欢迎程度也很高, 在外语中中华饮食名称难以顺利的指导相应概念来完成翻译工作, 同时也没有办法使用相应的英语词汇对其进行表达, 所以就会按照其拼音对进去翻译代替, 使用音译法在上述的基础上完成菜肴名称的翻译[4]。音译名称在最初的时期, 是不会被大家所熟知, 随着社会的发展, 经济文化实现进一步发展, 每一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以及交往实现进一步深入, 这样一来, 这部分音译菜肴名称就会被大家所熟知了, 进而被外籍人士所接受, 例如以下几个例子:“Mapo Tofu”则为菜品麻婆豆腐, “Jiaozi”则为饺子, “Tofu“则为豆腐、”Dan Dan Noodles“则为担担面等。
(3) 意译法
意译法还可以被称为自由翻译, 意译法最主要的特征是保持原文内容不变、但是变化原文形式, 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翻译方法或者是翻译文字方法。中华菜肴品种非常的丰富, 大部分菜肴在使用上述两种方法的基础上难以实现正确的翻译,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选取意译法完成菜品翻译。很多菜肴名称会因为受到地域、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 促使其含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底蕴以及历史典故等, 所以, 对这部分菜肴翻译的时候, 如果只是分析菜肴的名称, 那么就很难顺利地理解以及掌握菜品原料类型以及其烹饪方法等, 例如:“蚂蚁上树”、“腊八粥”等[5]。在翻译上述这部分菜肴的过程中, 那最好就是选取使用意译法对其进行翻译。例如:翻译“熊猫戏竹”, 这是一道非常有趣的菜品, 所以我们可以将“熊猫戏竹”翻译成Pandas inBamboos (Panda-like Dough with Peanuts) 。在使用注释方法的基础上促使外籍人士从根本上了解到菜品使用的原料, 同时还在使用意译法的基础上, 将“熊猫戏竹”这道菜从根本上将其寓意顺利地表达出来, 导致其不失去其该有的美感。同时还有“春色满园”翻译成为Beauty in Spring (Beef with Sliced Hams and Solens) ;同时还有“松鹤延年”翻译成为“Cranepine Longevity (Chicken Chest with Mushrooms and Cucumbers) ,
5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世界格局实现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各国之间的交流以及合作实现进一步统一化以及紧密化, 在饮食文化这个方面, 各国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中国餐饮逐渐走向世界市场, 在上述的基础上, 相应在实际工作中, 促使中国的饮食文化得到更好的宣传, 那么就需要及时正确的做好菜肴名称翻译工作, 保障翻译效率。在翻译菜肴名称的过程中, 译者需要按照需要有一个良好语言素养, 同时还要从根本上掌握中外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 需要围绕读者思维为主要核心。同时需要在使用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的基础上, 促使其得到非常确切的译文对应。翻译菜肴名称的过程需要足够的重视以及关注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严格按照相应的交际翻译原则对其进行再创作。只有做到上述几点, 才可以促使中国餐饮文化实现有效的海外传播, 并且实现扬名中外。
参考文献
[1]熊欣.跨文化交际理论下的中国菜名英译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2]刘雨欣.交际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菜肴名称翻译[J].青年文学家, 2015, 30:12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