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努蒂翻译理论

韦努蒂翻译理论（精选7篇）

韦努蒂翻译理论 篇1

近些年来，随着翻译者对文化交流与传播重要性的认识的逐渐加强，美国翻译家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他批判了以往翻译中占主导地位的归化翻译策略，主张翻译应该“存异”而非“求同”，要让译者在翻译中现身，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国内外很多人士都已经对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作了大量的研究。有的对他的翻译理论著作进行解读，总结其翻译思想，肯定了其理论的先进性;有的从他的翻译理论的基础入手，分析其解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有的将韦努蒂与其他翻译家的翻译观进行对比研究;有的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讨论其翻译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最初大家似乎都是跟随韦努蒂的翻译思想，认为异化翻译的确优于归化翻译，都赞异化贬归化，大家讨论的都是异化翻译策略的长处，但是慢慢地有人站出来对韦努蒂的异化观提出了质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一、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The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和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1998)中。他的异化翻译主要是建立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上的。他用“隐身”一词来描述英美文化下译者的地位。韦努蒂(1995:20)认为译者“隐形”是由于归化翻译是英美翻译界的主流翻译方法所致。该种翻译使“外国文本的种族中心让位于英美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 (an ethnocentric reduction of the foreign text to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values)”，而透明、流畅等要求使译者风格“隐形”，译文几乎没有“异味”。他认为让译者处于次要地位是不公平的，在他看来译者应该在翻译中现身。为了揭开透明性的神秘面纱，让译者在翻译中现身，并抵抗由流畅翻译带来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韦努蒂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

用韦努蒂(1995:20)的话来说，异化翻译是“对译入语文化价值观施加种族离心的压力，以在翻译作品种体现外国文本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从而把读者送到国外”。他认为，异化翻译能够“抑制翻译中种族中心的暴力(torestrain the ethnocentric violence of translation)”，抑制英语国家“暴力”地归化翻译文化价值观。因而异化翻译又被称作是抵抗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即译者通过采用不“流畅”的翻译手法，突出翻译作品中外国文本的外来身份，并保护原文本不受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使自己不再是翻译的“隐形人”(Venuti, 1995:305—306)。在1998年所著的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中，韦努蒂又将异化翻译称为少数化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认为这种翻译能够创造出一种富有变化的、“含有异质成分的话语”。以上就是韦努蒂所倡导的异化翻译的主要观点。

二、异化翻译理论的进步性

韦努蒂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他对传统的流畅翻译理论提出了挑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韦努蒂的翻译研究方法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进行的。他将翻译放在社会和文化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虑，对用归化的方法把外国文学用目的语文化同化的方式进行了批判。他提出并提倡以异化翻译策略或“抵抗策略”来抵制归化、流畅和透明的翻译，强调译文应该要保持外语文本的风味，让读者感受异国风情。这种翻译策略不但有助于提高译者的地位，让译者在翻译中“显形”，而且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补充。

1. 提高译者地位

异化论者一反传统观点，认为异化翻译是一种再创造，创作、翻译与研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原创并不是自生的，而是作者利用久己存在的文化素材，经过重新整理，按照某种价值观重新写就的。译本应是不同文化出现的场所，是本国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的场所。因此，韦努蒂认为翻译不应在“求同”的借口下否定“存异”的必要性。他认为异化的翻译不可能带来忠实度的提高，相反却是对忠实的妄用(abusive fidelity)。不仅原语的某些特点会失去，而且会将新的东西增加进去。译者由此得以现身，翻译的独立地位得以显现。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故意用“抵抗式”翻译策略，故意保留原文的表达和句式，避免译文通顺，让读者明显感觉到所读的是译品，从而感觉到译者的存在，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彰显了译者的角色。

2. 有助于文化的交流和补充

韦努蒂认为要翻译出好的作品，译者必须消除自身的种族文化优越感，尽量把原文文本的语言风格保留下来，让目的语读者能够接触到最原汁原味的外国语言和文化，以此来推动国与国之间的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他的异化翻译策略能够更好地使读者领略到外国的语言特色、异域的文化、当地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与审美习惯等。通过阅读国外译本，读者能够学习到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由此扩大视野，丰富自身的语言文化知识。正是因为异化翻译，很多外来词汇，如沙发(sofa)、沙龙(salon)、幽默(humor)等，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语言和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这种翻译策略更是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补充。

三、异化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虽然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确实对提高译者地位和促进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 抵抗文化霸权的有限性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是将弱势文化翻译成强势文化时，可以抵制文化霸权。但是在将强势文化翻译成弱势文化时，这一策略是否能起到相同的作用呢?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归化的翻译有时却能对强势文化之文化霸权形成一种抵抗，而异化的翻译却可能颠覆译语规范，破坏本来也许就不堪一击的译语和译语文化，也许是在不经意中，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

2. 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和审美需求

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份，破坏和毁谤目的语文化的规范，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并通过填补和解释文本中的沉默、空缺、不在场之处来进行颠覆。这种翻译的可接受性究竟有多大?如果译文晦涩难懂，不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需求，其读者群是否会缩小，这种翻译是否能达到其目的。读者读书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或为了获取某方面的知识，或为了消遣，并且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一味异化翻译的译文，行文古怪，无疑像是在阅读中设下了种种障碍，最终会导致读者失去耐心而放弃阅读。甚至韦努蒂自己也承认异化翻译策略不适用于科技翻译，因为科技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对内容的理解和交流。然而，所有的翻译最终的目的不都是为了理解和交流吗?

3. 意识形态操纵下的不可行性

意识形态对译本的操控可以体现在赞助商和出版社对译本的选择上。翻译无法脱离商业而存在。正是上面两个原因的存在使异化的文本读者群受到了限制，同样销量也会受到限制。很显然没有哪个赞助商和出版社会选择出版销量不好的译本。译者如果想要自己的译本得到出版，在翻译中所享用的自由实际上是很少的。这也正是造成异化翻译不可行性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翻译所采用的策略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最终会产什么样的译本。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最终取决于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与赞助人的力量，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对象。没有哪种翻译策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根据中国的情况，我们应该采取归化异化相结合的方法，异化归化的结合可以避免极端翻译带来的种种问题，也是对目的语言和文化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1]Gentzler, 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2ed.)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 2004.

[2]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London:Routledge, 1995.

[3]Venuti, Lawrence.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Manchester:St.lerome Publishing, 1998.

[4]Venuti, L.Rethinking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5]Venuti, Lawrence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Routledge, 2000.

[6]邓红风, 王莉莉.翻译的窘境还是文化的窘境——评韦努蒂《翻译的窘境》.中国翻译, 2004.

[7]郭建中.翻译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外国语, 1998, (2) .

[8]郭建中.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中国翻译, 2000, (1) .

[9]马会娟.对Lawrence Venuti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1) .

[10]任淑坤.解构主义翻译观当议——兼论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和策略.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11) .

[11]乌洁.韦努蒂翻译理论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2005.

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比较 篇2

关键词：鲁迅 韦努蒂 异化翻译观

归化与异化是文学翻译研究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国内外译有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述。在外国翻译学界，美国翻译学家韦努蒂被公认为异化论的首倡者，以至于如今国内学者也言必称韦努蒂。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的雏形最早见于他1992年编的一部论文集《反思翻译》（Rethinking Translation）的序言，而早在韦努蒂之前，中国学者就讨论过归化和异化的问题。鲁迅就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从时间上看，鲁迅提出‘归化与‘洋气二分的时间（1935年）比韦努蒂早了整整六十年”。比较分析鲁迅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有利于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异化翻译的本质，更清楚的了解东西方文化中两位伟大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不同时代对同一翻译策略所作出的阐释。

1.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简介

在我国，虽然早在佛经翻译之初就已有文质辩，但真正出现归化与异化之争乃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比如鲁迅于1935年7月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中指出：“动笔之前，就得先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他极力主张异化，认为“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如果还是翻译，那么“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他又说：“凡是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不主张“削鼻挖眼”的归化，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不难看出，这里的“洋气”、 “异国情调”、“宁可译得不顺口”等实际上就是异化的另一种表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一直用“欧化”这个术语，指在外语译成汉语时，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色，即“保存洋气”，与我们现在用的“异化”并无本质的不同，但它特指从外语（尤其是印欧语系的语言）翻译到汉语而不包括把汉语翻译成外语的情况。“因为范围比较狭窄，所以逐渐被‘异化所代替”。

在韦努蒂的理论话语中，“异化翻译”是绝对的核心词。其归化（Domesticating）和异化（Foreignizing）的概念来源于德国哲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和法国翻译家、历史学家兼翻译理论家伯尔曼。韦努蒂对主导西方翻译史的归化翻译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指出，这种突出流畅性的翻译策略，是为了体现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及文化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用其来归化外国文本。一方面，它满足了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另一方面，使译者和译作处于一种“隐身”状态。异化翻译旨在限制归化翻译所带来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暴力”。

2.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的不同点

2.1不同的历史背景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积蓄着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文化冲突和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各种力量的较量在文化斗争中突出表现出来。这正是鲁迅先生提出异化翻译策略的历史背景。

韦努蒂是在跨文化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不平等的背景之下提出异化翻译的。在《译者的隐身》中，韦努蒂用批判的观点，全面考察了西方从17世纪以来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揭示了“通顺的翻译”策略主导着西方300多年的翻译实践，它形成了英语文学中翻译外国经典的主要方法。“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批评家们在评论翻译作品时，通常使用的字眼是‘流利（fluent）、‘行文流水（flows）等，而带有外国洋腔洋调的语言、行话、俚语就是翻译腔，这是很明显带有贬低性的评价”。韦努蒂认为，以往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就英美文化而言，这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表现。

2.2不同的目的

鲁迅与韦努蒂倡导“异化”的翻译策略都有着极强的目的性，体现在语言目的和政治目的两方面，而且语言目的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但两人的目的各异。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白话文还很不成熟，鲁迅的“异化”翻译法从语言的角度看，在于丰富大众的语言，促使汉语现代化。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翻譯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需要用不同于文言价值观的异质语言因素来更新换代。而在韦努蒂看来，“英语太霸权了，因此在用英文译外国文本时，需要用异化的翻译来抵抗它对他者话语的压制”，因此韦努蒂并没有对目标语言英语改良的目的。从深层目的上看，鲁迅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都有很强的政治和文化诉求，但由于两人处于不同的政治语境，其政治目的也不同。

鲁迅从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鲁迅的翻译选择，多为以反映人们疾苦和社会黑暗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潮来启迪人们，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开启民智。虽然鲁迅的思想意识在人生各时期有很大的变化，但“开启民智、救国救民、移情益智”始终是他翻译的目的与宗旨，其翻译的政治目标就是要“自强”。韦努蒂主张在英美国家采用异化翻译，就是要向英美输入文化他性或差异，冲击或挑战英美的主流价值体系，最终颠覆英美的霸权意识，在世界政治和外交格局中建立一种真正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借鉴我国学者王东风的观点，即“自抑”。二者都认识到翻译具有带来本土语言、文化的更新以及社会变革的功用，但韦努蒂探讨了翻译在文化殖民化进程中的作用，把翻译的社会功能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2.3散论与系统化

翻译在鲁迅的文学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学活动是以翻译开始又以翻译终结的。他一生译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他译介的作品涉及到俄国、英国、西班牙、日本等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体裁包括文艺、美术、小说、诗歌、童话、杂文等多个类别。鲁迅对翻译理论并没有专著论述，他所提出的异化观称不上系统，多散见于他的译序、通信及论战中。

而韦努蒂以“译者的隐身”、“症候式阅读”为铺垫，提出“异化归化”这一对二元对立的两种“极化”策略。通过批评透明、通顺的“归化”翻译，韦努蒂大力推行“异化”翻译;接着，他精心设计了走向译文异质性即异化的两大具体策略：反常式忠实和对抗式翻译，并列举大量的翻译实践加以证明，这是其异化翻译的内部系统。在外部系统中，韦努蒂首先提出了翻译所受到的耻辱（scandals of translation）的概念，并通过考察产生诸种耻辱的根源，提出對抗译入语文化的语言剩余与少数族语言的翻译。韦努蒂又推出了“存异伦理”和“化同伦理”分别做为“好”的翻译与“坏”的翻译的标准。最后他提出因地制宜伦理。而因地制宜伦理是能够按照翻译的根本目的判别好坏的翻译伦理。由此可见，韦努蒂系统、全面、深刻地探讨了异化翻译。

3.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的相似点

3.1异化的内容和传达方式

孙致礼教授在《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一文中指出：“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传达原文的异质因素，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二是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三是尽量传达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这种异质性的体现也是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的核心。

3.2翻译的政治

随着二十世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论断越来越被人认同，“翻译的政治”这一术语广见于学者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从文中频繁出现的其它语汇中把握‘翻译的政治的本质，即权力关系、暴力、政治议程、挪用、形塑和建构等”。国内有学者，如朱建平认为，鲁迅所主张的异化主要是集中在语言形式，而很少涉及文化因素;也有学者，如刘泽权在比较国内外异化论在渊源和内涵上的区别时指出，韦氏异化论属文化政治理论，国内异化/归化之争是翻译方法的讨论。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鲁迅与韦努蒂一样，都深刻认识到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

4.小结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知，由于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翻译目的的不同，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不可避免的存在不同，但两人的观点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深刻意识到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发挥翻译更新本土语言、文化以至社会变革的功用。而且有学者指出：二者翻译观的相似并非纯属偶然，因为韦努蒂研究过鲁迅的翻译思想，他的参考书目中不仅有杨氏夫妇翻译的鲁迅选集第三卷，还有其他学者研究鲁迅的文献。这也间接表明，鲁迅的异化翻译观不仅为我国输入了原质的外国文化、执行着时代所赋予翻译的急切救亡使命、领导了作为新文化建设之一翼的翻译的方向，而且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在半个多世纪后仍能为西方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者提供借鉴。

韦努蒂和贝尔曼翻译理论之我见 篇3

(一) 翻译的文化及政治目标

韦努蒂坚信需要扩大翻译研究的范围, 以便探讨社会文化框架的价值驱动特性。他说:“规范首先可能是语言方面的, 或是文学方面的, 但一定会包括许多本文化的价值观、信仰及社会表现方式。这些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表现方式带有意识形态的力量, 为特定团体的利益服务, 而且总是在产生译文的社会机构之内, 为文化及政治目的服务。”强调了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他还认为:翻译是带有文化色彩的, 译者是这一文化的一部分。译者可以接受原文的文化, 也可以反抗原文的文化。

(二) 韦努蒂和译者的“隐形”

“隐形”是韦努蒂使用的一个术语, “用来描述译者在当代英美文化中的状况和活动”。韦努蒂认为:译文反映了外国作者的人格和意图或外语文本的实质意义。也就是说, 译文看上去不是译文, 而是原作。在这种情况下, 就看作中间是没有通过译者翻译的, 也就是译者“隐形起来了。

(三) 归化和异化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 归化与”同化“相对。归化指的是用和目标语文化紧密相连的短语或句子来翻译和源语文化紧密相连的短语或句子。例如, 霍克斯将“阿弥陀佛”译成“God bless you”, 这就使一个极具佛教色彩的词句变成了一个具有基督教色彩的词句。归化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共性和相通性。以归化为主的译文竭在消除译痕, 这对于熟悉目标语的读者来说更容易产生共鸣, 但是归化不能很好地传递源语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与表达风格, 对原文存在一定的伤害。

笔者的理解是归化是用接近于目的语 (与原语对应) 的词句来翻译作品, 使读者感到原文作品与译文作品的文化共性而产生共鸣。即偏向于读者感受。简言之“偏读者”。“接近目的语”。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 异化是与“归化”相对。异化指的是根据既定的语法规则按字面意思将和源语文化紧密相连的短语或句子译成目标语。例如, 将“九牛二虎之力”译为“the strength of nine bulls and two tigers”。异化能够很好地保留和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 使译文具有异国情调, 有利于各国文化的交流。根据笔者的理解, 异化即用接近于原语的词句来翻译作品。尽量保持原作的特点和文化的异域性, 使原作富于异国情调。即偏向于作者的原作特点。简言之“偏作者”。“接近原语”。

如《红楼梦》的译法:

异化翻译:《Red Mansion Dream》

Mansion即官邸, 是接近原语的译法。

归化翻译:《Red Chamber Dream》

Chamber即房间, 是更加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译法, 更容易引起作者在中西文化上的共鸣。

百度百科上说, 归化与异化之争, 由来已久。无论西方还是东方, 当翻译发展成自觉的规模性活动之后, 就产生了归化与异化的讨论。在中外理论家的许多看法和主张中, 不少人只看到矛盾的对立, 强调归化和异化的矛盾对立和不可调和性。看不到对立矛盾的相互转化, 在译文中的兼容性。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 中外语言学家各有其代表。国外的归化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奈达 (Eugene Nida) , 而异化派代表首推美国的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前者提出了翻译中的“动态对等” (或曰功能对等) 的概念, 把译文的服务对象读者放到了首要位置。后者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 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 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

而我国译界在归化异化问题上似乎缺少怪帅人物。归化派在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 但耐人寻味的是, 我国主张归化的头面人物似乎不在译界, 而是文坛泰斗, 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他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学转成另一国文字, 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关于翻译究竟是归化好还是异化好的问题, 笔者的理解是只要达到泰特勒的“忠实, 通顺, 雅致”三原则就好。即翻译时要灵活机动, 向原文风格靠拢。如果用归化的方法能更好的体现原文的风格, 那么就用归化。如果用异化的方法能更好的体现原文的风格, 那么就用异化。总之要把译文翻译得和原文风格相同或相近。

二、贝尔曼的翻译理论

(一) 翻译的“否定分析”

“否定分析”是翻译时对原作进行一些不必要的变形处理, 这些不必要的变形处理被称作“否定分析”。

贝尔曼的观点: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作异质性因素, 提倡异化翻译。提倡不要进行“否定分析”。

(二) “否定分析”12例

否定分析之一理性化:理性化即对句子的结构、语序等进行改变, 或用名词形式翻译动词, 或对句子进行概括;否定分析之二澄清:即把作者不愿意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否定分析之三扩展:贝尔曼认为:把译文翻译得比原文长, 即把作品明晰化, 进行超额翻译或拉长, 会降低作品声音的“清晰度”, 即会改变作品的精炼度和风格;否定分析之四高贵化:即使译文显得比原文更加优美。贝尔曼认为这么做会消除原文的口头语言, 改变原文的逻辑, 不符合原文的风格;否定分析之五质的弱化:即译文的声音不及原文声音“洪亮”。不能找到对等词句去翻译原文的词句。如希腊语中的蝴蝶拼写成“Psyche”。在希腊神话中, “Psyche”是“Cupid” (丘比特) 的妻子, 是美丽纯洁的象征。可是要是翻译成英语, 只能用“butterfly”, 完全丧失了原词的意境。否定分析之六量的弱化:即把原文中有微妙差别的几个词都译成同一个词。否定分析之七节奏的破坏:例李清照《声声慢》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 晚来风急?

雁过也, 正伤心, 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 怎一个愁字了得?

译法一:Seek-seek search-search cold-cold quiet-quiet sad-sad sorrowful-sorrowful grieved-griev ed.

译法二: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y, so lonely, without cheer.I seek but seek in vain。I seach and seach again。I feel so sad, so dreary,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可见译法一破坏了原文哀怨的节奏。

否定分析之八内在意指网络的破坏:即在一些词汇、词汇后缀上翻译有所损失, 漏译或翻译得不达意。例:Because if we Venusians can learn to breathe in an Earth atmosphere.then we can live anywhere.原译:因为如果我们金星人能学会在地球大气层呼吸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了。Breathe译成呼吸, 表达意思太单一 (原文意在体现地球生存环境恶劣) 。改译成:我们金星人如果能在地球上的空气环境中生存, 那我们就可以到任何别的星球上去了。

否定分析之九语言结构的破坏。例She passed two courses:maths and English.译法一:她通过了两门课程的考试:数学和英语。译法二:她通过了数学和英语两门课程的考试。可见译法一破坏了原文的语言结构。

否定分析之十方言网络的破坏或奇异化。

例:她长得贼漂亮。

译法一:She is very beautiful.

译法二:She is a killer.

可见译法一没有保持原文方言的特色。

否定分析之十一短语及习语的破坏。

例: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

译法一:Eight faery cross the sea and show their ability.

译法二:Each of us shows his true worth.

可见译法一没有将短语译到位。

我认为这一点体现了贝尔曼对归化翻译的认同。

否定分析之十二语言叠加的抹杀。指有两种以上语言存在时, 不全译出的情况。

例:He said“:c'est la vie.”and went out.

译法一:他说“:这是生活。”然后走了出去。

译法二:他说“:c'est la vie.” (这是生活法语) 然后走了出去。

可见译法一是对语言叠加的抹杀, 而译法二保存了语言的叠加。

(三) “肯定分析”

指翻译中处理异质性成分所需要的翻译类型, 与“否定分析”相对。贝尔曼把它叫做“直译”。他说:“‘直’的意思是:紧贴文本的语言;翻译时在语言上下功夫, 一方面恢复作品特定的意指过程, 另一方面改造目的语。”我认为这段话看起来是贝尔曼提倡异化翻译的依据, 实际上也表明他认为翻译在必要的时候, 还是要对异质性成分进行处理, 即对归化翻译的肯定。

总之, 异化派的观点归纳起来, 其主要理由有三:①必要让译文读者了解异国文化;②译者应相信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能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③异国文化可以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表达方式。这么看来, 异化翻译确实有很大的优越性, 但我认为翻译在必要的时候, 归化翻译还是必不可少的, 这取决于哪种翻译方式能更好的体现原文风格。

参考文献

[1]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M].甘肃: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韦努蒂翻译理论 篇4

尽管译者们在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就想要消除语言和文化间存在的差异, 但是译者往往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让这些差异越发增多。韦努蒂认为我们应该去研究这些差异, 但不能抱着消除它们的想法。无意识与翻译活动紧密相关, 韦努蒂通过探讨“译者无意识的各种层面”, 将译者作为精神分析的对象, 对译本进行心理学意义上的语篇分析和症状诊断。

一、语言剩余的提出

韦努蒂以Lecercle提出的语言“剩余”的概念来建立自己求异翻译理论的基础。在Lecercle看来, 语言剩余可以被认为是“被语法规则抑制或者排除在外, 以玩笑、语误、语法错误或者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 译者可能无意识地误解了源文本中的一个词项或句法结构, 而这个错误所反映出的意义就是译者对原文本有所抑制的理解。以Bass对Derrida的一篇文章中第四句翻译为例。原文是“Quand elle reinstitute un corps, elle est poesie.”它相近的英文翻译应该是:“When it[translation]reinstitutes a body, it[translation]is poetry.”“corps”前的 “un”是不定冠词, 但Bass译成了“that”, 明显就是指文章前三句中出现的源文本物质性。由“un”到“that”的转换是错误的, 因为Derrida英文译本中第一句说明源文本的物质性不能重建。Bass在翻译中的错误就是对Derrida法语文本的误读, 他通过创造出与原文相似的结构改变了句法, 却传达了Derrida的观点完全相反的想法, 也体现了译者无意识的含蓄性的欲望。韦努蒂介绍了以下几种情况下语言剩余的释放。

二、精神分析学视角下的翻译质量诊断

1.无意识与发音。译者在翻译时会因为发音方面的相似性而释放语言剩余。以Walsh对智利诗人Neruda的一首西班牙语诗歌“En Ti La Tierra”的译本“In You The Earth”为例。Walsh译本中大部分都是遵循英文标准语的准则的, 然而韦努蒂发现了一处例外。Walsh将原文的“rosa”译成了相当古老的诗歌用语“roselet”, 原文中“Pequena/rosa, rosa/pequena”由于西班牙语形容词摆放位置的灵活性给人如歌曲般有节奏的感觉, 可Walsh译文中的“roselet”虽与原文发音相近, 却给人太过古老、不自然的感觉。Walsh承认语言间是有差异的, 可译文应力求透明。但他并未意识到这些差异使透明性只能成为一种空想。

2.无意识与政治立场。韦努蒂以Neruda的西班牙语诗歌“En Ti La Tierra”的译文为例体现了政治立场与译者无意识的关联。与原西班牙文本有所背离的地方体现在Walsh译文中“the sky’s most spacious eyes.”此处对原文“extenso”的翻译“spacious”显得不同寻常, 一般会译作“wide”或者“vast”。韦努蒂认为这可以看做是对一首在公共场合会诵读的赞美诗“America the Beautiful”开头“O beautiful for spacious skies”的共鸣。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 这种共鸣体现了译者无意识的欲望, 还带有政治方面的隐含意义。Walsh希望Neruda这样的左派诗人既能接受他保守的意识, 又能支持美国的霸权地位。Walsh的译本实际上影射了冷战时期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颇深的矛盾。

3.无意识与错误的同源词。由于字音或者字形上的相似性, 译者很容易产生关于同源词的语误, 这种语误的产生常和译者的背景有关。若经验丰富的译者犯此类错误, 那可能就会表明他们对源文本含蓄性的评价。韦努蒂以Dino Buzzati的一个故事“The Bogeyman”的译文为例。韦努蒂对原文最后一段中的“superstite fantasia”翻译成了“superstitious fantasies”, 而“superstite”实际的意思是“surviving”。译者在这儿犯了一个同源词的错误。Buzzati意图对这位工程师的指责即“魔鬼是愚蠢的迷信”进行质疑, 可译文却以同意这一指责作为结尾。译者这个错误就是潜意识中释放的语言剩余, 这成为了对Buzzati的故事带有批评性的评论。从该语误中我们可以看出译者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能指因而抑制了原文中一个关键的能指, 同时译文所产生的矛盾又体现了译者对自己的抑制。

三、结语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往往会不自觉地挑战源文本作者作为原创者的地位, 他们的译作中所释放出的无意识的语言剩余就会体现出他们所抑制住的这一欲望。基于对这种文化心理的精神诊断, 韦努蒂主张将对文化差异的各种无意识转变为有意识, 尊重文化差异。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就是, 译者需要以高度的责任心把文化差异表现出来, 以此体现译者在文化精神上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沈志中.精神分析中之翻译问题[J].中国精神分析年会 (专刊) , 2004.:114-122.

[2]李奕, 刘源甫.翻译心理学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韦努蒂翻译理论 篇5

一、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及其研究重点

解构主义的伟大创新就在于将哲学的观点引入了翻译学中, 其核心思想就是利用消解二元对立, 从而达到了打破翻译学中形而上学的僵局。解构主义的观点是与结构主义相互对立的, 解构主义者认为:文本的结构和意义是不确定的, 没有中心的, 一成不变的意义, 并且坚信读者的解释和译者的翻译给予原文以新的生命, 因此原文与译文应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而不是主次关系。

解构主义是翻译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解构主义反传统, 反理性, 反权威的性质解决了为何同一原著会有不同译文的问题, 从而提高了译文和译者的地位, 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 但是其局限则在于:未能提出正确的系统的翻译构建理论。解构主义虽然存在不足, 但是它在思想上的创新性还是值得认可的, 就其提倡的翻译思想而言:“不求同, 要存异”。这种思想对西方传统翻译思想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在以往的翻译传统中, 都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 来塑造外国文本的。这就是传统翻译所提倡的“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翻译技巧。

解构主义的提出得到了劳伦斯·韦努蒂等人的积极拥护, 他们认为翻译追求一味的通顺并不是翻译的精髓所在, 而是对文本的一种曲解。翻译的真正目的是还原文本表达的原始观点, 翻译要做的并不是消除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而是在翻译中体现出语言表达上的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性。这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核心观点, 也是翻译的真正工作与翻译者的职责所在。

二、韦努蒂翻译思想的诞生及其特点

1995年,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在 《译者的隐形》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书中, 首次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理论。

一方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异化和归化可以视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 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和意译。一般意义上来说, 直译和意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处理形式和意义, 而异化和归化则突破了语言因素的局限, 将视野扩展到语言、 文化和美学等因素。这是韦努蒂的突破与创新。

另一方面, 从翻译的优劣性来说, 直译和意译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 而异化和归化则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 这就更大大加深了对语言以及文化环境的认同, 从而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语言的精妙之处, 这也是翻译中需要着重考虑的地方。

再者, 韦努蒂提出的归化 (domestication) 思想, 主要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 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的特点就在于翻译做到了尽可能地使源语文本所反映的世界接近目的语文化读者的世界, 从而达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等”。而韦努蒂还提出了异化 (foreignization) 的翻译思想, 这种翻译思想主要是指翻译偏离了本土主流价值观, 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Venuti, 2001:240) , 或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 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一种翻译技巧。它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 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

韦努蒂提出的两种翻译思想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他向我们传达了一种翻译的表达方式, 其中, 归化法翻译者要求向译语读者靠拢, 采取译语读者习惯的译语表达方式, 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异化法则要求翻译者向作者靠拢, 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 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为了对这两种翻译技巧进行直接的认识, 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一探究竟。如, High buildings and large mansions are springing up like mushrooms in China.我们可以将其翻译为:在中国, 高楼大厦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中, 将“like mushrooms ”翻译为“雨后春笋”非常符合中国的地貌风情和语言表达习惯, 也很贴近中国人的语言思维。如果用异化译法把它直接翻译为“犹如蘑菇般”, 虽然体现了原文的风格, 但是会让中国的读者难以接受。

三、从解构主义视角审视韦努蒂翻译思想

从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出发, 我们不难获悉:韦努蒂的翻译思想追求的是一种“不求同, 要存异”的观点。这种思想在韦努蒂先生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可窥见一斑。在这本著作中, 韦努蒂先生不仅充分考察了自从17世纪以来到当代的整个西方翻译, 并且在书中揭示了占据西方翻译史主流地位的“通顺的翻译”为何长久地占据西方翻译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西方的意识形态作为翻译的标准, 从而导致了在英语中形成了一种对外国文学的规范。

因此, 韦努蒂先生认为, 在过去的翻译传统中, 都是以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和民族中心主义为核心, 来塑造外国文本的。这样就造成了西方文学占据主流文学地位, 形成了文学垄断, 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学霸权主义的局面。这种霸权主义的文学翻译思想推崇的是“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翻译。为此, 韦努蒂先生对这种翻译原则提出了深刻的质疑, 并且就此提出了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 而且进行了深入的实践。

韦努蒂先生提出这样的翻译伦理并不是要消除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与此相反, 而是要在翻译的过程中更好地表达出语言和文学上的差异。这种翻译的伦理与观点正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韦努蒂先生通过对西方英美以及欧洲国家的文本进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之后, 指出了一个更加贴近翻译学本质的事实:翻译就是一种研究和实现差异的场所, 并且在这个场所中实现修复和修订被遗忘的文本, 以此创建一种崭新的翻译策略。

韦努蒂先生利用了解构主义的观点建立起自己的翻译理论, 这是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翻译的一种颠覆。为此, 韦努蒂先生对翻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翻译就是在译者理解文本的前提下, 用目的语中的能指链来代替源语文中的能指链的过程。”这种崭新的翻译思想颠覆了传统翻译的翻译策略, 对传统翻译中讲究的“通顺的翻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并且就此而形成了一种抵抗的翻译策略:“这种策略与英美传统的归化翻译思想针锋相对, 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 根本目的就是发展一种抵御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从而更好地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归根到底, 这是一种反文化垄断的翻译理论, 这种抵抗式的翻译策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就历史的观点来看, 异化的翻译思想更彻底地推翻了英美文化中通顺的翻译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这种抵抗式的翻译更好地体现了尊重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性。因此, 无论从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来说, 还是从韦努蒂先生异化的翻译策略来说, 尊重译者的地位, 同时体现出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做到保护好本国文本是翻译的更高境界, 也是反对文化垄断的一条重要途径。

文章通过对解构思想的深入研究, 深度剖析了其核心思想以及其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而后对韦努蒂的翻译思想特点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与分析, 最后在解构主义视角的观点下分析了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对翻译学的重要推动作用, 指出了韦努蒂“反文化垄断翻译理论”的形成, 并且肯定了异化翻译, 更好地保护了文本的原创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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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任淑坤.解构主义翻译观刍议:兼论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和策略[M].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11) .

韦努蒂——译学思想述评 篇6

当前, 越来越多的译者开始关注异化翻译研究。在他们的论述里提及最多, 也是当今影响颇大的是北美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韦努蒂因对异化翻译策略的积极倡导而在翻译界声名鹊起。他批判了流畅式的归化翻译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异化策略, 旨在表征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而非抹除这些差异, 从而实现不同语言、民族、文化间的平等交往。

以下将分别从韦努蒂的生平、国内对其研究状况, 主要译学观及评价等对韦努蒂译学思想进行详细剖析。

一、韦努蒂生平及译学观简介

劳伦斯·韦努蒂是当今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倡导者, 他为学界瞩目源于他对翻译中“归化”“异化”的探讨深入到了源语和目标语之间文化差异的层面, 这让他成为了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翻译界最醒目的人物。他坚决贯彻了“异化”的翻译观, 表明译者在传播外国文学、文化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谭载喜, 2004) 。韦努蒂对阻抗式策略的运用, 凸显了译者的存在, 因而翻译本身受到尊重。鉴于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在当今影响巨大, 本文将从综述视角考察韦努蒂译学思想对当今文化差异的作用。

二、国内对韦努蒂及其译学思想的研究现状

国内就韦努蒂的译学思想进行了细致研究, 为我的述评提供了重要借鉴。根据中国期刊网索引, 国内研究韦努蒂的论文共30篇, 研究总体上呈如下特征:

从研究思路上看, 从最初的2000年郭建中发表在中国翻译第一期上的“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来看, 国内对韦努蒂的研究处于对其译学思想的介绍性阶段, 目的是让中国的学者了解美国当代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核心内容;到了2004年, 对韦努蒂的研究已经开始迈向系统归纳阶段。朱晓晖发表在《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年03期上的“‘异化’——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将韦努蒂的“异化”思想放置解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自2007年以来, 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转向翻译理论对作品的评价, 如, 彭爱民、陈建平发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04期的“‘异质’成分与文化翻译——析劳伦斯·韦努蒂阻抗式翻译策略在《红楼梦》英译中的应用”。作者着重从韦努蒂“异化”策略的运用对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发挥作用的角度, 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进行了细读, 指出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需要“异化”策略的运用。

通过这些研究, 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对韦努蒂的研究逐步从单一走向多元, 借翻译的视角重塑源语文化和美国本土文化的原型, 重组和审视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 指出只有多元的文化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主导趋势。

三、韦努蒂的主要论著及其译学主张

韦努蒂的主要译学著作有1995年出版的成名作, 《译者的隐身:翻译史论》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8年的《翻译之耻:差异伦理标准探索》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 以及分别于1992年和2000年先后编辑的译学文集《翻译再思:话语·主观性·意识形态》 (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和《翻译研究选读》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及2004年问世的《翻译研究与实践教程》 (Translation:A Textbook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

在《译者的隐身:翻译史论》中, 韦努蒂首先回顾了17世纪以来流畅式翻译占主导的“归化”思想盛行的状况, 指出该策略背后潜藏着强势文化帝国主义的价值观, 并对此提出质疑, 指出与主流“归化”相对的“异化”策略本质不在于消除文化间的差异而是在于传递其原本存在的异质性, 这正是文化多元的体现。 (Venuti, 1995)

在另一部体现其译学观的论著, 《翻译之耻:差异伦理标准探索》中, 韦努蒂引介意大利翻译家塔尔凯蒂的写作视角试图强化异质性的话语。作为一名少数派作家, 塔尔凯蒂通过吸取异域的写作素材, 促使意大利文学在一定范围内转型。在此论著中, 韦努蒂强调要在译本中努力包含异质成分,

让译者“显形”, 也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他们读的是来自异域的译作。 (Venuti, 1998)

此外, 在《翻译研究选读》中, 韦努蒂重申了他的“异化”主张, 强调, 文学翻译不应消除异域特征, 而应在目标文本中把文化差异展现出来, 指出“归化”翻译的症结是将本民族文化强加到他民族身上的“文化侵略”, 倡导采用“异化”策略, 以抵制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 反对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

四、对韦努蒂译学思想的评价

从积极的方面看, 作为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翻译界就“归化”“异化”策略振臂疾呼的人物, 韦努蒂提出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开创了独特视角。如今我们评价翻译不再仅仅从语言层面看字词是否对等, 语言是否流畅, 是否忠实于原文, 而是上升到了对文化霸权的探讨。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能够有效地抵御翻译中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 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场。从文化层面看, 通过“异化”策略的运用, 能有效保存民族文化, 让各民族间的交往更趋平等。韦努蒂的翻译观让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明确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同’而是‘存异’。”一篇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如何反应了语言的差异和其所反应的差异的程度。翻译在保存异质性成分的同时也体现了它对原作的民族特色的保存和在权利运作下的不向出版业权威妥协, 勇敢同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抗争的决心。以上是对韦努蒂译学观的积极评价。但在看到韦努蒂翻译观中合理部分的同时, 我们也应注意到韦努蒂对“异化”的提倡是建立在源语是强势语境下的语言, 其文化也是强势文化, 异

奈保尔和沃尔科特作品中的加勒比文化传统

崔艳艳 (牡丹江师范学院西方语言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11)

项目来源:牡丹江市社科联项目“沃尔科特和奈保尔的加勒比书写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 项目编号:201117。

进入20世纪下半叶, 来自加勒比地区的英语作家异军突起, 越来越为世界文坛所瞩目。评论界也开始关注、尊重并承认此地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且独特的文学地位。尤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和奈保尔为代表, 无论在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上如何千差万别, 这些作家的创作均呈现出鲜明的“跨文化”色彩和“多元化”价值取向。加勒比地区“混杂化”的文化特质决定了这些作家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换言之, 加勒比地区的地域、历史文化及个人经历给与了沃尔科特和奈保尔创作灵感和写作素材。也正是在西印度群岛的文学传统影响下, 他们找到了其文学创作的立脚点, 并且也在继续构建着这一独特的文学传统。

一、加勒比海地区的地域文化

加勒比海是大西洋西部的一个边缘海。西部和南部与中美洲及南美洲相邻, 北面和东面以大、小安的列斯群岛为界。加勒比地区包括古巴、海地、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巴巴多斯、巴哈马、格林纳达、圣卢西亚、特里尼达和多八哥等国家。

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是由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而突然开始的: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载着第一批欧洲探险家的到达。最早到来的是西班牙人, 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殖民文化首先影响了这一地区。土著印第安人几乎被赶尽杀绝。为了满足庄园主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在十六世纪, 非洲黑人被带到加勒比地区居住, 因此黑人的非洲风俗 (如海地的伏都教、苏里南布西族黑人的艺术) 被长期保存下来, 作为加勒比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欧洲列强的逐鹿场, 继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后, 英国、荷兰和法国都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地。18世纪以后, 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征服, 大批印度苦力被运往加勒比, 还有少量的中国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等。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就像是一个不同种族的大熔炉。这里的居民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 他们的宗教信仰、语言和风俗习惯也随之而来。这种混杂化、拼盘化的历史文化状态, 不仅影响着当地的居民, 也同时塑造了一种特有的文学艺术传统。它根植于加勒比地域, 融合当地的神话传说和土语, 展示了加勒比多元的民族文化传统。

化翻译策略的采用是建立在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御基础之上的。但若源语是弱势文化下的语言, 为体现韦努蒂的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抵抗, 则应相应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由此看来, 韦努蒂对异化的推崇不具有普适性, 我们在具体语境之中应该有选择性的进行翻译策略的采纳。

二、加勒比文化传统中的奈保尔

奈保尔 (V.S.Naipaul) 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 祖父以契约劳工身份从印度北部飘扬过海移民到特立尼达。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西印度群岛西班牙港的女王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奈保尔定居英国。1990年他被英国政府封为骑士, 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奈保尔是一位身份相当复杂的加勒比后殖民时代的作家。他的祖籍在印度, 生于长于特立尼达, 最后他选择自我放逐, 成为了英国的臣民, 远离了祖先的国家和他自己的国家。作为一名殖民地边缘世界的作家, 他的文学创作之路是尴尬与艰难的。这种特殊的身份最终使他认识到他不可能像欧洲作家那样写作, 应当寻找属于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在父亲的鼓励下, 他找到了以故乡特立尼达作为创作的起始点。“写写有关西印度这个主题吧, 不仅要写虚构作品, 也要写纪实作品, 比起描述性的普通新闻报道, 肯定有更好的文字, 那样的文字肯定具有文学价值。”奈保尔后来写下了大量有关加勒比的作品与父亲早年的这些建议有直接的关系。

《灵异推拿师》 (1957年) 是他的处女作。这是一部描写特立尼达岛穷人生活的讽刺文学。故事主人公——印度裔移民甘涅沙的求学之路, 在奈保尔的叙述笔调中被赋予了调侃的色彩。作者用用漫画笔触绘出了特立尼达这个英国殖民地在二战前后的风俗风情画卷。1959年出版的小说《米格尔街》是通过一个少年之口叙述的回忆录式的小说系列。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西班牙港, 一条破破烂烂的贫民区的大街。“要是陌生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时, 只能说一句:贫民窟!因为他也只能看到这些。”在这里, 一群被边缘化、过着毫无希望、卑微怪异生活的殖民地人上演着他们的人生百态。这部作品“揉合了契诃夫式的幽默和特立尼达岛上土著人即兴编唱的小调, 确立了奈保尔作为幽默作家和街头生活作家的地位”。1961年出版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被评论界认为是奈保尔最成功的小说, 获得整个英语世界的好评。这是他描写特立尼达生活的一部代表作, 书中的主人公就是部分地以奈保尔的父亲为原型的。小说细致入微地记叙了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毕司沃斯先生渴求拥有一所房子的人生悲喜剧。通过一个普通的移民、被边缘化的小人物, 奈保尔以史诗般的规模表现了一个边远的、人种混杂的殖民地的历史。在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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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enuti, 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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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增订版)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韦努蒂翻译理论 篇7

“翻译伦理”最先由法国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 (Antoine Berman) 在其《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化与翻译》中提出的, 他认为翻译及译者的现代思考应该从翻译历史、翻译伦理及翻译分析这三个方面展开。可见翻译伦理在翻译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位继贝尔曼之后的翻译伦理学推动者安东尼·皮姆进一步丰富了该理论, 并提出了“文化间性”这一概念 (骆贤风, 2009:14) 。彻斯特曼从主体间的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角度伦理, 提出了翻译的五大伦理模式 (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责任伦理) 。劳伦斯·韦努蒂从政治、文化角度提出了“存异伦理, 即:以“抵抗”为特征的翻译伦理。同时, 国内学者, 如:吕俊教授在《跨域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中呼吁国内学者关注翻译伦理学 (申迎丽, 仝亚辉, 2005) , 由此可见, 翻译伦理的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该文将重点分析劳伦斯·韦努蒂的“存异伦理”与安东尼·皮姆的“译者伦理”的不同以及由此引发的反思, 以期有助于翻译伦理的进一步研究。

1 两种“伦理”思想

劳伦斯·韦努蒂, 美籍意大利学者、当代翻译理论家、文化研究学派的旗手。他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中提出“异化”的翻译策略, 即:“抵抗式翻译”以此来抵抗英美等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中心主义。可见, 在文化交流中, 他坚持尊重并凸显源语文化。他的这一思想在《翻译之耻》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 of Difference, 1998) 中上升到翻译伦理层面, 即:“存异伦理”。首先, 他从语言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翻译行为的性质以及译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三个方面阐明了研究翻译伦理的必要性。 (刘亚猛, 2005:41) 。其次, 他认为“翻译的每个过程、译作服务与目标语文化的每个阶段都会涉及不对称、不平等的文化地位以及统治与依赖的关系, 译者与机构共同参与对外国文本和文化的剥削” (转移自徐修鸿, 2011:65) 。为了抵御并消除这一“耻辱”, 恢复翻译活动中双方文化的平等, 他提出了反对“同一化”的翻译伦理思想, 即:“存异伦理”。“该伦理不遗余力地强调在译文中尽可能保留原文的外异性, 将维护译出语言文化的独立和独特地位作为一条道德原则” (刘亚猛, 2005:42) 。同时, “存异伦理”也使译者的主体性由传统译论中的“隐形”转为“显形”, 译者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安东尼·皮姆, 西班牙学者、欧洲翻译研究协会会长.他的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译者伦理》 (Pour uneéthique du traducteur) 中。他认为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 是为某一位客户而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一项职业性服务, 提供服务的译者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 他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文化社群” (Pym, 1997:10-11) 。即:译者不是任何一方的代言人, 而是在沟通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两者之间的跨文化空间 (Pym, 1998:177) 。可见, 他将翻译视角转到了翻译行业的职业伦理上。该职业伦理要求译者以促进多元文化沟通、减少文化冲突和对抗为目的。然而, 职业伦理必然随着文本类型、翻译目的、服务对象及客户需求而发生改变, 因此, 译者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策略, 但需牢记自己的角色—文化交流的协助者。换句话说, “这种伦理模式视译者为‘协助实现跨文化理解的中间人’” (汤君, 2007:59) ,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 将译者视为原作的复写者。“译者伦理”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界争论最多的译者身份问题、将“译者从‘对等’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 (管兴忠, 2012) , 解决了翻译中遗留的“应当如何翻译”的问题。

2 两种“伦理”之异

“存异伦理”和“译者伦理”都是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该遵循的“伦理”, 但是彼此侧重点不同, 下面就从两者所遵循的理论基础、目的和“忠实”观三方面展开讨论。

2.1 理论基础不同

韦努蒂“存异伦理”的理论基础是后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批判语言中心主义的结构主义, 鼓励翻译研究者打破结构体系, 释放结构中的各个要素, 并尽量与外部的各要素进行融合, “以颠覆那些长期支配着翻译思想和价值的二元对立为目标” (刘亚猛, 2005:44) 。他采用的是后结构主义的“两步走”战略。首先, 他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995) 中提出翻译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强调译者的“显身”, 同时批判了以译入语为归宿的“归化”翻译策略。可见, 他将“异化”与“归化”对立了起来。其次, “他在阐释和发展贝尔曼的观点时强调‘甚至实行最彻底的归化策略的译者’, 只要能够通过译作的概述和注解等手段挑明而不是掩盖他按照译入语语言文化的需要对原文所作的增删修饰, 也不应该被贬斥为违背了翻译伦理” (刘亚猛, 2005:43) 。因此, 他后来提出了“因地制宜伦理”, 即:根据具体的文本、翻译目的等因素, 确定适宜的翻译策略。

皮姆的“译者伦理”遵循的理论基础是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交际学是Edward T.Hall与1959年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 (The Silent Language) 中首次提出的概念 (任瑞, 2009:1) 。其主要涉及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或者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形式, 译者承担着促进两种文化交流的责任。但是, 对于译者是倾向于源语文化还是目的语文化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定论, 皮姆在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础上提出“文化间性”, 强调译者不应对任何一方有所偏颇, 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文本的跨文化交互上, 做两种文化的“协调人”, 以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2.2 目的不同

韦努蒂的“存异伦理”旨在颠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霸权、剥削与不对称权利关系。生活在美国这个霸权主义思想浓厚的国家, 意大利裔的韦努蒂代表着弱势群体, 因此, 不可避免要“目睹英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肆意侵略及英美翻译界对异质文学 (包括意大利文学) 的肆意归化” (康静雯, 2010:97) 。对于这种“本土体系和机构剥削、利用外国文本和文化的共谋”, 韦努蒂称其为“翻译最令人不堪的奇耻大辱” (Venuti, 1998:4) 。所以, “存异伦理”旨在彰显源语的语言文化差异, 抵制“种族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

皮姆的“译者伦理”旨在重新定位翻译中译者的身份, 指出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角色。尽管传统的翻译理论家没有否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但是当其他的因素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时, 译者就会成为原文的“复写者”或者“译本制造者”, 没有任何自己的空间。然而, 在皮姆的“译者伦理”中, 译者占据主动地位 (姜倩, 2008) 。“译者既不处于源语文化中, 也不处于译入语文化之中, 而是处于两种 (或两种文化以上) 文化的交界处或重叠处” (转引自姜倩, 2008) , 这一“交界处或重叠处”被皮姆称为“共有文化”, 译者在其中的角色是“斡旋人”, 职责是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可见, “译者伦理”解决了译者身份问题, 使译者有了立身之所, 同时译者所处的特殊环境也处于考虑范围之内。

2.3“忠实”观不同

“忠实”历来是翻译界研究最多、争论也较多的话题。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勿顺”、奈达的“功能对等”等都强调了“忠实”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韦努蒂提倡“僭越的忠实” (Lewis, 1985/2000) .他在“存异伦理”的框架下来审视“忠实”的定义。“僭越的忠实”借助源文本符号的开放性和意指过程的不稳定来对目的语言的常规进行“僭越”。常规语言把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固定化了, 而“僭越的忠实”对差异及其诗学特征的忠实正是因其打破了语言的陈规, 才对我们固化的思想产生了一种冒犯和冲撞, 以形式主义诗学所强调的“陌生化”效果完成了一种矫治, 促使我们认识和认同差异, 将异质作为异质来接受, 调整看待世界的方式, 从自身语言的牢笼中获得解脱。

皮姆指出翻译中的伦理已经突破传统忠实角度的伦理走向了文化交际角度, 认为“忠实”其并不涉及到与译者伦理关系最密切的内容 (Pym, 1997:82) 。在皮姆看来, 伦理的作用在于将翻译职业化、翻译社会效益最大化, 以合作共赢、降低成本为目标来确定译者的职责, 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同忠实的伦理相比, 无疑有着更强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和指导性 (管兴忠, 2012:87) 。这可能与翻译的目的和文本类型有关, 如:应用文体否定翻译中忠实的必要性。因此, 忠实的翻译并不一定是理想的译文, 而不怎么忠实的译文有时反而受到委托人和读者的赞赏。

3 两种“伦理”之思

最先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做出贡献的四大翻译理论家 (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和彻斯特曼) 的伦理思想可以分为三类, 即:侧重于再现源语差异的伦理 (贝尔曼和韦努蒂的思想) 、注重文化交流的伦理 (皮姆的思想) 及前两类的总结 (彻斯特曼的思想) 。可见, 这就是文章为什么选择前两者进行对比研究的主要原因。两种伦理的差异必然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存异伦理”要求译者“显身”, 但是译者仍然视源语为主要服务对象, 所以仍然没有摆脱“复写者”的阴影。而“译者伦理”突出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不再为任何一方代言, 而是扮好“中间人”的角色。随着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愈加重要, 这些角色包括:读者 (透彻理解原文) 、原文作者 (再现原文风采) 、操纵者 (对原文进行一定的操纵以符合特定的客观因素) 、协调者 (协调差异、促进交流) 等。因此, 译者的多重身份及其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立场都可能导致不同的交流结果, 但是, 翻译伦理会对译者的活动起到制约作用, 以便文化交流能够在客观、平等的环境下进行。

然而, “存异伦理”和“译者伦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韦努蒂在提出“存异伦理”之后, “并没有在这一框架内一以贯之, 发展并完善自己的理论, 使之具有充分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刘亚猛, 2005:42) , 而是提出了“求同伦理”和“因地制宜伦理”。所以, 他的理论显得分裂而不连贯。皮姆的“译者伦理”注重文化交流, 放弃对等观, 即:只要达到交流的目的, 译文可以不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