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R&D的问题（通用9篇）
公司R&D的问题 篇1
一、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外因
1. 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直接原因。
经济全球化使跨国公司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 使跨国公司在组织结构、全球战略和管理模式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 使跨国公司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技术优势。因此, 跨国公司必须从全球市场的角度出发, 根据区位资源优势, 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规划R&D、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 进行价值链的调整, 将各种经营职能进行整合, 通过构建全球化的价值链来获取全球的竞争优势。这里, R&D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经济全球化是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最直接动因。
2. 知识经济的发展是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重要促进因素。
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专有技术、研发能力以及人力资本等“知识性”的要素对跨国公司培育和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 知识是唯一不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生产要素。
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创造、运用和整合知识性资源的能力成为跨国公司在动态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而知识管理已成为跨国公司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环境下, 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进行R&D投资, 以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R&D资源或寻求R&D的低成本, 从而提高R&D的效率, 并使R&D适应当地的经营战略, 满足客户多样化的要求。
3.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为跨国公司的R&D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支持。
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 以及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广泛应用, 为跨国公司的R&D全球化、网络化提供了技术支持。由于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传输成本降低, 跨国公司可以更方便地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知识的生产活动。
二、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内因
1. 弥补自身的“战略缺口”, 寻求短缺的研发资源。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研发资金、研发技术、研发人才以及组织管理等各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跨国公司经常会发现, 在竞争环境要求它们进行技术突破与它们依靠自身资源和能力进行技术突破之间存在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被称为“战略缺口”。跨国公司对高素质的研发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研发人才是企业赢得竞争的关键, 而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的周期, 同时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分布也不均衡。因此, 跨国公司为了弥补这种“战略缺口”, 就要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与其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科技交流与合作, 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技术优势, 实现双方优势要素的互补。同时, 为了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 跨国公司纷纷在国外建立研发机构, 在国际范围内网罗研发人才。
2. 占领海外市场。
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一个最初原因就是支持海外生产和打入海外市场。跨国公司通过设立海外研发机构以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和变化, 实现当地开发、当地生产、当地销售, 也可以通过对母公司的产品实行本土化改造, 开发出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这样能使跨国公司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及时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 从而提供富有竞争力的原型产品, 从而占领海外市场。这种方法具有定位准、反应快、周期短、竞争力强等特点。
3. 获取先进的技术和营造良好的研发环境。
在跨国公司的海外R&D活动中, 知识和其他专门性研发资源的获取是推动R&D全球化的重要因素。这里的知识包括先进的市场知识、用户知识以及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 其中科学技术知识尤为重要。跨国公司所需要的重要研发资源包括研发人员、技术管理人才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掌握的新知识与新技术等, 这些往往高度集中于技术中心。跨国公司为了获取新技术, 必须推进R&D全球化。
4. 构建全球研发网络, 培育技术优势。
构建全球研发网络的目的有:一是实现无间断研究。当研发网络联成一体, 分布在全球的研发机构就可以通过网络交换当天的研究成果, 实现24小时连续工作, 极大地提高了研发效率, 缩短了产品的开发时间, 加快了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二是实现全球资源共享。全球范围内的最新研究动态可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于整个研发网络, 实现了信息的及时反馈。三是便于研究成果的全球化推广。一项研究成果可以在全球同时推广和在多个国家申请专利, 从而大大缩短了信息传递时间, 避免竞争对手利用时间差率先运用此技术。构建全球研发网络可以增大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 使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5. 完成跨国公司全球系统化投资的战略部署。
跨国公司对国外的投资过程一般是从营销的本地化逐渐发展到生产的本地化, 再进一步发展到研发本地化和投资管理本地化。随着对外投资过程的演进, 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生产投资的同时, 还会逐步对技术开发、人员培训、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进行投资, 以加强产品适应当地市场的能力, 以求更快地占领市场, 取得竞争优势, 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劳动力、智力资源增强产品竞争力。R&D全球化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高级阶段, 是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要素动因
1. 经济性要素动因。
从经济性要素角度对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动因进行分析, 我们认为资源要素和税收要素是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重要动因。其中, 资源要素包括财务资源、物质资源和无形资源。
(1) 资源要素动因。资源要素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 财务资源。财务资源包括负债、所有者权益和未分配利润等。对公司来说, 这些都是以资金形式存在的外部资源, 其来源于债权人和股东, 可以分为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因为债务融资的成本小于股权融资的成本, 所以跨国公司在R&D全球化过程中, 更倾向于在东道国进行股权融资, 即合资建立研究机构。最常见的形式是跨国公司以现金形式投资, 东道国政府、高校或研究机构以实物形式 (如土地、房屋、设备等) 投资, 共同建立跨国公司控股的研究机构。
第二, 物质资源。总的看来, 公司规模越大, 其进行R&D投资的规模就越大。但由于产品生命周期和劳动生产率的不同, 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跨国公司在R&D全球化过程中仍能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 在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规模大的跨国公司在R&D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优势有: (1) 由于掌握大量最新知识, R&D投资失败的可能性较小; (2) 由于市场份额巨大, 所以能够将R&D成果广泛应用到市场中去从而获得投资回报; (3) 由于研究机构中研究人员较多, 他们之间可以有效地交流和讨论相关的知识, 从而得出最优的结果。
第三, 无形资源。无形资源是指公司的形象或其拥有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从战略角度来看, 它是公司进行R&D全球化的重要因素, 因为相对于其他资源, 无形资源是稀缺的, 并且很难被竞争对手模仿。当然, 无形资源也是最难被外部观察者准确计算和度量的资源, 因为它不会体现在财务报表中。无形资源具有两个能力:第一是吸收能力, 即公司对外部认识和开发新产品的能力;第二是转化能力, 即公司根据产生的技术机会不断地调整其产品组合的能力。人力资源属于无形资源, 包括与公司R&D有关的经验、知识以及判断和风险预期的能力。在跨国公司进行R&D全球化时, 除了要拥有财务资源和物质资源, 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个由合格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
(2) 税收要素动因。由于R&D投资的特殊性, 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针对R&D投资的特殊税收政策。对于跨国公司R&D全球化来说, 有时税率会决定跨国公司将研究机构设立在何国。各国对于R&D的态度和政策千差万别, 而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执行其全球化经营战略时, 必须要考虑各国的税收政策, 因为这对于降低其总的R&D投资成本大有帮助。
2. 制度性要素动因。
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加深了我们对R&D决定性因素的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结论表明, 单纯从经济利益最大化 (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的最大化) 出发已经无法对R&D全球化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从而我们需要从制度性要素 (专利保护制度、经济开放制度和民族文化) 角度对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动因进行分析。所谓制度性要素, 就是一系列由日常习惯、法律法规等组成的混合体, 目的是规范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制度又是游戏规则, 它通过禁止或鼓励R&D创新来规范公司的行为。
一部分制度是人设计出来的, 如专利保护和经济开放方面的制度;还有一些制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如民族文化。我们把制度性要素分为专利保护制度、经济开放制度和民族文化三种。
(1) 专利保护制度。所谓专利保护制度, 是指一国政府为保护当地R&D创新者而实行的一种排斥模仿者竞争的制度, 目的是通过给予创新者有限的垄断权而保护R&D创新。专利保护制度能够降低R&D全球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能够使R&D产生的信息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遵循既有的规则, 让R&D投资主体得到应有的回报, 使其他市场主体通过制度允许的形式使用信息并付出相应的代价。
(2) 经济开放制度。我们假定:国际之间的人员流动对知识集合的边际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作用, 知识集合的边际生产率对R&D投资有正向影响作用, “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这样一个政策变量对国内生产者获得国际知识非常重要。所以,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开放, 该国知识集合的边际生产率就越大, 新的R&D投资欲望就越强烈。
摘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已经从市场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逐步发展到技术研发全球化。本文对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 (R&D) 全球化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指出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动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外在动因又有内在动因, 还有要素动因。
关键词：跨国公司,R&,D全球化,经济性要素动因,制度性要素动因
公司R&D的问题 篇2
关键词：上市公司 R&D 企业绩效
1、关于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综述
1.1、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
国外关于R&D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开始得较早。Brand（1974）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美国七个研究与开发密集型的部门中111家大公司1950-1965年期间研发支出与利润的关系，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美国企业生产力和绩效的提高有着显著的贡献。Chan， Lakonishok和Sougiannis（2001）研究发现，从事研发的公司，其股票的历史收益要超过不从事研发的公司，高R&D投入的公司在权益市场上获得超常收益。
国内由于对公司研发费用的披露是自愿的，在一段时期内存在着研究数据难以取得的问题，因此相关文献就相对较少。在已有的文献中，大多数的文献都认为R&D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相关性，并且有些学者还发现了R&D对企业绩效的滞后性。
侯晓红和张艳华（2006）根据已有的研究，分别采用了企业生产率、企业价值和企业产出三个指标来衡量企业业绩，而以劳动力投入量、资本投入量和技术知识存量来代表R&D投入指标，发现R&D投入不管是对企业的生产率、企业价值还是企业产出具有正向影响。
梁莱歆和张永榜（2006）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分析了R&D的投入水平和投入强度，并以投入强度为区分，比较了不同投入强度下的R&D绩效的差异以及R&D投入强度与绩效的相关性。而R&D绩效以主营业务利润率、技术资产比率和新产品产值率三个指标来衡量。结果发现，随着R&D投入强度的增大，主营业务利润有提高趋势，技术资产比率也与R&D投入同方向变动。而新产品产值率与R&D投入的关联性则随着投入强度的增加而增大。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基本不存在相关关系。朱卫平、伦蕊（2004）以广东省某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分别从科技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的角度来分析R&D投入与企业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关系。通过简单的统计检验，作者发现当地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资金、人力资源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基本不存在相关关系。作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企业产权不清，对人才重“招”轻“用”，对资金重“投”轻“效”。
1.2、从不同角度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的研究
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不同，即使大多数学者不否认相关性的存在，对于相关性的程度各学者也有不同意见。综合已有的文献，本文总结后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产权性质不同，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不同
周亚虹和许玲丽（2007）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R&D投入强度与以净利润率为代表的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对于R&D投入，作者把它们分为R&D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比例和资本投入等因素。通过建立相关模型，不仅发现了R&D投入的这三个因素对企业业绩都具有正向的影响，而且还进一步证实了其影响随着时间的变化呈倒U型，周期不超过5个季度。此外，作者认为，从整体上来看，民营企业R&D投入对业绩的影响要比国有企业要小，并且其滞后期要比国有企业要短。
（2）所处行业不同，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不同
王君彩和王淑芳（2008）以电子信息行业为分析对象，选取研发强度和技术人员的比重来反应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作者分别设计了两个模型来检验当年R&D投入对企业当期经营业绩和随后经营业绩的影响，同时还引入了控制变量来消除研发以外的其他投入对利润所作的贡献。结果发现，研发强度与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研发和技术人员的比重与主营业务利润率之间也不存在这种关系。但是滞后一期、滞后两期的相关性要比当期强。董静、苟燕楠（2010）选取了上市公司中机械设备业和生物医药业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将两个行业中公司的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程度和持续性进行对比。实证结果发现，相对于生物医药业，机械制造类企业R&D投入与其业绩的相关性更强，而R&D资金投入对企业业绩作用的滞后性在生物医药行业更为明显。由此作者得出在我国生物医药业公司的研发投入具有长期性特征，而机械设备制造类企业的短期性比较突出。
（3）所采用的指标不同，实证结果有所差异
从理论上讲，R&D投入应该分为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但是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同资金本身具有内生的关联性，并且人力资本也可以以资金来衡量，因此一般以研发强度作为R&D投入的代理指标。而对于企业绩效的衡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类型的指标的使用有可能会导致实证结果的差异。程宏伟、张永海和常永（2006）以2002年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作为研发投入的代理变量，分析了投入当期以及随后两年的公司业绩与2002年研发强度的相关性。为了结果的可信性，作者分别选取了主营业务利润率、资产主营业务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三个指标作为业绩的替代指标进行验证，结果发现研发强度与主营业务利润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是与其它两个指标的相关性不显著，由此说明投入投资带来的效益在总销售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高。
2、文献评述
结合前述的文献，本人认为，至少在以下方面可以做出改进或是更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的研究认为R&D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的，但是到底这种相关性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否会因此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或是系统的结论。
其次，大多数在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结果时，往往从行业、市场化程度、规模、产权性质、资本结构、管理者特征等方面对企业进行区分。尽管已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中已经考虑了相关变量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对于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研究太过于笼统，没有考虑到各影响因素的影响，使得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从而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具有代表意义。因此，应该挖掘R&D投入影响企业绩效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以便更好地理解R&D效果的产生和作用过程。
最后，可能影响R&D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高管团队在创新过程中的战略直接影响到R&D投入能否获得预期的收益。而在笔者掌握的已有的文献中，还没有人把高管团队这一变量加入到创新过程中来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还没有人对高管团队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的影响进行过研究。
参考文献：
[1]焦少飞.技术体制、研发努力与创新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0（5）.
[2]周亚虹.民营企业R&D投入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对浙江省桐乡市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7（7）.
[3]魏锋.多元化经营、研发投入与公司绩效[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11）.
作者简介：
公司R&D的问题 篇3
目前学术界关于公司治理界定尚未有一致看法, Cochran (1988) 提出公司治理应解决包括股东、管理者、董事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问题;张维迎 (1996) 和Blair (1998) 等认为公司治理是规范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的制度安排;吴敬链 (1994) 和杨瑞龙 (2000) 等则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种促进公司决策效率的相机决策机制。这说明, 公司治理是在两权分离下预防所有者和管理者利益冲突而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 是保障公司科学合理决策的运行机制, 因而, 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防止管理层控制权滥用, 制约其非理性冲动, 激发经理人为实现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而审慎经营, 进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就公司治理的机制而言, 公司治理存在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两类机制。内部治理结构是公司组织体系设定的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之间的权责分配的制度安排, 李维安 (2000) 和陈佳贵 (2001) 等人把其划分为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监事会结构和经理层激励等四个方面;外部治理机制是指来自公司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市场的监督机制, Seth (1995) 认为外部治理机制主要通过管理者竞争市场、资本市场或债权人市场、并购破产市场、产品竞争市场等对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关系产生作用和影响。因而, 国内外研究在探讨公司治理影响作用, 一般从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两类机制, 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监事会结构、经理层激励、管理者市场、资本市场、并购破产市场和产品竞争市场等八个方面来展开。
二、公司治理结构与R&D投入的关系实证研究进展
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能够极大降低代理冲突, 抑制管理层的低效率R&D战略倾向。Hoskisson&Hitt (1988) 、Francis和Smith (1995) 从理论与实证上论述了公司治理与公司R&D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此后, 国内外学者围绕公司治理结构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 从股权结构角度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股权集中度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作用, Lee (2012) 、Kastl (2013) 等的实证认为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王楠和吕烨嘉 (2012) 、蔡逸轩和雷韵文 (2012) 、任海云 (2010) 等人的实证研究证实股权集中度与R&D支出显著正相关。刘胜强和刘星 (2010) 、文芳 (2008) 、冯根福和温军 (2008) 等人认为, 股权集中度与R&D支出具有多次曲线关系。另一部分研究却认为二者负相关, 如Yafeh (2003) 、Jackie等 (2010) 等人的实证研究。而余韬 (2012) 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不相关。还有任海云 (2010) 、王斌等 (2011) 等学者的研究支持股权制衡对公司R&D投入有正向影响。虽然,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总体上股权结构对公司R&D投入的规模与强度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二) 从董事会层面的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集中在董事会结构及董事会成员职业特征方面对公司R&D活动支出的影响领域。Weisbach (1988) 的实证研究直接证实董事会结构存在的治理效应差异。基于这一观点, Chung (2003) 和Boone (2005) 实证研究显示, 独立董事数量与公司R&D投入比重正相关, Hoskisson (2002) 实证认为二者负相关。何强和陈松 (2009, 2011) 系统研究了董事会结构对公司R&D投入影响, 实证结论显示, 公司R&D投入与董事会素质、学历及职业背景正相关,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与公司R&D支出显著负相关, 且这种影响作用因行业和地区差异存在不同。目前, 董事会结构对公司研发支出的影响在学术界还未有一致结论, 研究文献还不够丰富, 随着中国公司治理实践的发展, 董事会结构对中国公司R&D活动的影响的研究还需要更深入探讨。
(三) 从管理层、监事会角度的研究
国外研究集中在以管理层股权激励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对公司研发创新投入的影响方面。Wu&Tu (2007) 、Dong&Gou (2010) 、Lin等 (2011) 等实证研究发现, 管理者股权激励强度对公司R&D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正如Chen (2010) 指出国外发达经济体的实证结论并不适于亚非等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 需要更进一步对这类市场进行实证检验。夏芸和唐清泉 (2008) 、唐清泉等 (2009) 的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与R&D支出显著正相关, 徐宁 (2013) 、陈效东和周嘉南 (2014) 等得出的结论一致。目前学术界从监事会角度探讨其对R&D投入水平影响文献较少, 张子峰 (2010) 和张镭 (2013) 等的研究, 发现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 公司监事会尚未发挥有效地监督职能。
综上文献, 探讨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的研究, 成果较为丰富, 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结构、管理层激励和董事会等方面, 涉及监事会方面的研究较少, 尤以股权集中度、股权激励和外部董事比例等内容研究频率最高, 且研究还有待继续细化, 特别是在控股股东性质、机构股东来源、股权激励类型、管理者背景特征、董事会运行等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
三、外部治理机制与R&D投入的关系实证研究进展
关于公司治理与R&D投入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 从内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而有关管理人市场竞争、债权人市场、控制权市场和产品竞争市场等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的研究比较稀缺, 这个角度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产品市场竞争和债权人市场等方面。有关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R&D投入影响的研究, Schumpeterian (1942) 认为产品市场力量对公司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Milstein (2009) 、陈仲常和余翔 (2007) 、谢子远和梁丹阳 (2010) 等的结论一致。Blundell等 (1995) 、Bertschek (1995) 等实证发现市场竞争强度与R&D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 刘柯东昌 (2012) 得出相反结论;有关债权人市场对公司R&D投入影响的研究, David (2008) 、温军等 (2011) 等发现银行融资等关系型债务对公司R&D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梁琛和杨俊 (2009) 、王立清和杨宝臣 (2011) 等考察了控制权市场和制度环境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 Kovac等 (2010) 、Garella (2012) 对公司治理机制与R&D投入的关系进行了数理模型推导研究。可见, 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R&D投入的研究远不及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广度和深度, 特别是国内尚未形成较完善的实证研究成果体系, 在侧重点上, 集中于产品竞争市场与债权人控制市场, 对经理人竞争市场与政府、中介机构、媒体机构和市场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
四、结论
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从理论上证实,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及机制可以有效解决公司“两权分离”导致的代理冲突, 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是公司注重通过加大R&D投入和提升R&D水平, 来提高公司技术创新能力, 进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理论分析的结论需要有现实经济体经验检验结果的证实与支持, 因此, 梳理公司治理对R&D投入的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 弄清楚公司治理在目前公司技术创新中R&D投入是否发挥作用, 发挥何种作用, 以及公司治理哪个部分发挥作用对于如何优化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 以进一步提高R&D投入水平和效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研究从公司治理的两个方面———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对学术界关于公司治理与R&D投入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及进展进行了梳理和述评,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结构对R&D投入的影响方面, 以股权结构、董事会和管理层角度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而对监事会的研究较少, 外部治理机制对R&D投入的作用方面的研究关注较少, 大多集中在产品市场竞争、债权人市场等角度展开实证检验, 具体研究不足及进一步研究方向体现在, 总体上经验研究均证实公司治理对R&D投入强度及效率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影响方向上, 公司治理是促进还是不利于R&D投入, 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结论, 他们给出的主要解释是在实证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差异、地区与行业差异及统计运算误差等, 本文认为在考虑这些情况下, 应该注重数据的真实性, 在应用调查研究及获取的数据, 模拟真实经济的实验研究、研究设计, 方法适用性等方面进行研究;梳理现有实证研究, 对指标数据直接进行回归模型模拟的较为普遍, 而注重理论模型推理与数据模型运算相结合的研究较少, 所以在模型条件设定情况下推理结果, 再结合经验数据实证分析, 结论会更加严谨可信;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加速背景下, 应加强本土公司治理改革实践对公司技术创新、R&D投入方面的政策效果检验研究, 会更切合当前实际。还应加大关注外部治理机制对R&D投入的实证研究的力度, 特别是制度变革、政府政策、治理环境、金融改革等全面深化改革的层面对R&D投入的影响。
R&D准则变革对企业的影响研究 篇4
【关键词】 R&D準则变革；决策有用观；企业管理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必须与时俱进，同时也为了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趋同，财政部自2005年起以我国会计改革经验为基础，全面启动企业会计准则的改革工作。至2007年，已形成了由1项基本准则、38项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构成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其中R&D准则的变革允许企业R&D支出有条件地资本化，客观上降低了企业盈余报告的压力，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但同时，由于研究与开发阶段的划分有赖于企业判断，研发支出核算中的不确定性也为企业操控研发支出提供了条件，对于新准则关于R&D支出的会计处理变更到底能否有助于提高企业财务报表的价值相关性，是否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讨论仍然没有一致的意见。本文基于决策有用观的视角，认为准则的改革将在保证可靠性的前提下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这将有利于提高财务报表的信息质量，同时也将促进企业积极投入研发活动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并且，新准则中暂时存在的主观判断因素也将随着企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规范的完善逐渐消除。
二、R&D准则变革的宗旨与内容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表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在整体框架、内涵和实质上实现了国际趋同。新准则旨在促进企业实现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改进信息系统，全面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形象，以助于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为实现中国会计准则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会计准则等效奠定基础。
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1978）（SFAC1）的目的在于“建立财务会计和报告准则可依赖的基础”。其中，SFAC1的首要目标就是：
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其作出理性投资、信贷和相似决策所需的有用信息。
这样引发的一个问题是“特定的决策者和决策行为有哪些？”，为此，SFAC1提出财务报告的第二个目标：
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有助于他们评估从股利或利息中获取与其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的信息。
这个目标带有预测性，然而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在预测未来收益时怎样才能发挥作用，这也是FASB概念框架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决策理论模型为公司过去业绩和未来前景之间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决策有用观指出，当信息能帮助投资者评估未来收益时，它是有用的。那么，什么样的信息是有用的，有用的信息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FASB深入探讨了有用财务报表信息的必要特征，认为有用的信息必须是具备相关性以及可靠性的。
相关的会计信息是指，能够通过帮助使用者预测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的结果，或证实或更正先前的预期并在决策中起作用的信息。
可靠的信息是指真实、可验证和中立的信息。
信息系统理论指出，假如可以在保证可靠性的前提下提高相关性或反之，这将增加财务报表的有用性。《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段是指为获取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并理解它们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的调查；开发阶段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和产品等。2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前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对一部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费用予以资本化，确认为无形资产，其余部分予以费用化。
原企业会计准则将绝大部分的R&D支出作为费用处理，这样做的弊端是忽略了R&D支出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并且可能会由于管理者的短视行为而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企业R&D支出实质上是一种投资，投资成功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现金流，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新准则要求有条件地资本化具有其合理性：企业发生的研究活动是一个初步性的分析与调查的过程，其主要目的是获得新的知识，能够对未来期间带来具体的经济效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一般采用当期费用化处理的方法，而且在以后也不会将其确认为资本。而开发则是将在研究中获得的知识技术运用到具体的产品项目中去，并且具有实质性的改进，由于与具体产品相关，其所带来的未来经济效益相对于研究投入而言则相对确定，所以采用将开发支出资本化的方法，并在将来对其进行系统合理的摊销。新准则关于R&D支出的改革正是在保证了一定程度可靠性的基础上，加强了R&D支出的经济含义和价值相关性，进而为决策者做出投资决策提供了更高质量的信息。
三、R&D准则变革对企业R&D支出及技术进步的影响
企业R&D支出的影响因素众多，对企业研发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观测与实证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研究了影响企业R&D支出的相关因素。安同良等（2006）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企业规模、所有制和行业是否影响企业的R&D支出；刘运国等（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R&D支出与高管任期显著正相关；夏芸等（2008）从上市公司高管角度研究了高管的股权激励对R&D支出的影响。
尽管研究R&D支出影响因素的成果已经很多，且近几年从准则变革的角度研究R&D准则的变革对企业R&D支出及技术进步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但仍未达成一致共识。新准则要求企业内部研发活动分为研究与开发两个阶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更是从会计处理上以会计准则的要求显示了国家对企业研发投资的鼓励。会计政策体现研发活动特点将引导企业更明确研发活动各阶段的成本效益，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并且也将更好地促进企业对研发项目的投入，增加企业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从而在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持续增加企业价值。主要表现在：（1）R&D支出有条件地资本化减轻了管理层的利润指标压力。Thomas等（1991）的研究发现强调产品和市场创新的企业，其高管任期都比较短，因此研发投资的收益滞后性将促使管理者不愿进行R&D投入。有条件地资本化R&D支出则减轻了管理者的利润指标压力，从而鼓励管理者进行有价值的研发投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公司价值；（2）资本化将极大增加企业的资产，资产负债比率将有所下降，提高企业融资筹资能力，鼓励企业进行科研投资；（3）随着企业科研活动的增加、科研能力的提高，投资者对于企业的预期将更加乐观。
以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为例，2010年沈阳机床实现销售收入143亿元，销售机床总计9万2千台，数控化率达到57%。在美国加德纳统计数据中，沈阳机床经济规模跃升世界第二。金融危机之后，沈阳机床对产品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产品结构调整的背后是自主创新技术的支撑。沈阳机床集团每年投入超过4亿元用于研发和创新能力建设，基本实现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开放式的社会化创新体系。拥有科技人员1600余人、技术研究与未来产品开发200余人、平均年龄32岁的研发团队；国家高档数控机床重点实验室、国内行业数控机床创新联盟均落户沈阳机床。
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集中力量攻克数控关键技术。2008年，研发总投入大5.75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投入数控机床的研发总额为5.23亿元，增长9%，占数控机床销售额的8.6%。在国内，公司与各大高等院校合作，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研发分部；与中科院沈阳计算所联合成立了沈阳高精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在国外，与柏林工业大学合作，在德国柏林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成为沈阳机床研发高档数控机床产品的平台、培养高级研发人才的基地、跟踪世界机床领域前沿技术的窗口。
四、R&D准则变革对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影响
费用化R&D支出因为忽略了这些支出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降低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出于稳健性的考虑，这些难以量化其所带来价值的支出费用化处理也是合理的。但系统地低估资产的价值会增加技术密集型公司的代理成本，因为费用化R&D支出会让管理者为避免因R&D投资而在当期出现亏损放弃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因此，企业应当更加重视企业的经营活动，积极投入研发活动，并且加强科研成果管理，促进科技活动向经济成果的转化。以沈阳机床为例，为实现300亿元的目标，沈阳机床未来的经营模式将把金融租赁变为沈阳机床金融结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申请金融租赁资质，改变增长方式，形成了“服务20%+金融20%+机床60%”的格局。沈阳机床不断做强其研发能力和市场获得能力，吸引和培养高端人才，提升社会资源的凝聚能力。
熊彼特（Schumpeter，1934）认为企业家精神这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他指出，经济发展需要企业家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获取新原料、建立新组织结构并开辟新市场，而技术创新则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Hamel）在1990年首次提出核心競争力概念时就曾指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保持其竞争优势的源泉，尤其是协调生产技能与知识技能。此后关于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的研究中，技术观认为从技术创新性角度出发，核心竞争力作为企业一种特有的技术能力，是组织竞争力的协同体，企业应关注专利份额和现实技术优势，并重视基础结构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发展。仍以沈阳机床为例，在核心技术的研发方面，沈阳机床一是重视高端数控机床整机的研发工作，二是重视对核心部件如数控系统自主研发工作，公司近年来对研发的投入都达到销售收入的2.5%以上。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投证券研究所
经过2005年到2008年的技术积累，从2009年开始，沈阳机床重新调整组织结构，向2007年前的传统模式回归，在此期间，人财物权重新下放到各个经营实体，并对流程进行简化。在研发方面开始体系发展，建立研究、开发、应用三层体系，分别着眼于前瞻研究、产品开发和工艺改进三个领域，保障该体系方面实现技术和管理人员的薪酬序列完全分析。这些改革都是符合公司具体情况的，并提高了公司效率。这样的体系建设也正是符合新准则的目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操纵划分研究开发阶段提出了一条解决途径。
五、结论与启示
新准则关于R&D的变革符合国际趋同的大背景，同时也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能力，掌握核心技术从而在根本上支撑企业未来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也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更有利于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同时，新准则中关于研究与开发的阶段划分中具有的主观判断问题也会随着企业自身技术的不断发展、组织结构的不断完善、监督披露机制的不断规范得到显著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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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辽宁省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编号：2011401031）和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L11DJL045）资助。
公司R&D的问题 篇5
目前世界各国都普遍采用税收激励政策来影响企业的R&D,但是在不同类型税收优惠的实施中,税收激励针对不同产业、时期,影响效果是不同的。2007年企业所得税税率的调整是否能起到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资的作用,关系到以后政策的优化和完善。而股权性质是我国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股权性质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需要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目前,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了税收优惠政策与R&D投资强度之间的关系。国外的研究主要从定量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但在税收优惠政策对R&D投资激励的有效性上并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国内的研究大多从宏观上研究税收的激励效应,很少有文献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进行研究;国内外文献大都研究的对象都是整个税式支出,对单个税种对R&D投资的激励作用并未展开研究。另外已有研究也没有考虑到从税收的角度,考察不同特征的公司税负与R&D投资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2003—2008年的我国沪深的A股上市公司中披露了研发投资数据的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股权性质、公司税负与企业R&D投入的关系,为企业采用何种方式提高R&D强度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丰富了股权性质、公司税负与R&D投资的研究。同时通过进一步分析了所得税税率改变对R&D投资的影响,检验我国所得税税制改革的效果,评估所得税改革所起的作用,为政府制定更为切合实际的所得税政策提供参考。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文献回顾;研究假设和检验模型;样本与描述统计;回归结果与分析;稳健性检验;结论。
2 文献回顾
2.1 股权性质与R&D投资
国外关于股权性质与R&D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Madden and Savage (1999)、Liddle(1997)认为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多的R&D投资动力,私有企业R&D投资比政府R&D投资的相关性更强。Baysinger (1997),Wahal (2005)认为大股东的机构股东类型与公司R&D投资正相关。Hansen and Hill ( 1996 )、Baysinger (2003)等发现高比例的机构股权与较大的R&D正相关。
国内关于股权性质对企业R&D投资影响的研究主要有:刘小玄等(2000)指出,国有企业创新绩效低于其他性质的企业决定了国有企业R&D投资的相对不足。陈隆和张宗益等(2005)、毕克新和高岩(2007)认为股权结构与R&D投资强度之间呈“U”型变化。文芳(2008)1从代理理论出发研究得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呈“N”型关系;控股股东性质不同,其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也不同,对上市公司R&D投资强度的激励效应由强到弱的股权性质依次为:私有产权控股、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李丹蒙、夏立军(2008)2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R&D强度与政府科技专项拨款投入有显著关系,非国有公司无显著关系,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从事R&D活动的自我激励可能更强。
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股权性质和R&D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R&D投资的相关性强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从事R&D活动的自我激励也可能更强。但是目前还很少有文献从税收的角度来研究股权性质与R&D投资之间的关系。
2.2 税收优惠与R&D投资
国内外关于税收优惠政策对于R&D有效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税收优惠政策有效论,即能够降低成本或者能够激励R&D活动。如Hall(1993)、Griffth和Van Reenen(1995)认为税收支持的R&D弹性效果大于l,即由税收支持产生的支出能够带来比支出更多的R&D资金。朱平芳、徐伟民(2003)3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税收减免这个政策工具对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自筹的R&D具有积极效果。
(2)税收优惠政策无效论,对激励R&D无效。Estache,A. and V GasPar发现很多税收优惠不能明显降低边际有效税率,反而因为税收套利和逃税才使平均有效税率降低。夏长杰、尚铁力(2006)4研究发现:我国使用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对R&D的支出激励效应,但是效果并非十分显著。卜伟、王稼琼(2007)5认为现行税制影响了企业R&D,且仅增值税对我国的R&D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所得税的税收激励政策并不能有效地刺激企业的R&D。
(3)税收优惠政策部分有效论,仅对部分行业的R&D有效或者各个国家之间得出不同的结论。 RajgoaPal and shah发现,税收激励措施仅对巴基斯坦化工业有效,而对其他行业和其他国家行业无效。Bloom(2000)发现不同国家税收激励对R&D投资有效性不同,有些国家有效,另一些国家则无效。王小荣、郭染丽(2008)发现我国政府所采取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仅对个别行业R&D具有激励效应。
从以上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对税收优惠R&D投资激励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的观点,而且对于不同的国家研究方式、方法亦有所差异,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研究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虽然国内外关于股权性质与R&D投资、税收优惠与R&D投资的文献很多,但很少有文献从税收的角度考查,不同的股权特征对R&D投资强度的影响。而且国内的研究大多从宏观上研究税收的激励效应,很少有文献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则主要从微观企业税收的角度,实证分析股权性质、公司税负对企业R&D投资强度的影响。通过对比企业所得税税率在税制改革前后公司税负对R&D投资的敏感性,分析我国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的效果。
3 研究假设和检验模型
Megginson and Netter(2001),Djankov and Murrel,(2002),吴联生(2009)6都证明了国有企业具有绩效劣势的理论。政府的目标是社会利益最大化,而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国有股权的存在为政府干预企业提供了途径。由于国有股权的存在,国有企业往往会放弃利润最大化目标,而雇佣过多的劳动力以实现充分就业(Boycko et al.,1996),并雇佣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而不是雇佣称职的员工(Krueger, 1990),从而损害公司价值。另外相对于私人所有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不仅使国有企业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并且导致国有企业存在监督不力的问题。而非国有企业往往有更加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和以利润为导向的监督者,因而其在监督方面存在着相对优势(Boardman and Vining, 1992;Nellis, 1994)。而且国有企业一旦业绩下降或者亏损,往往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Kornai and Weibull, 1983),从而抑制了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对企业进行高效运作的积极性。据此,我们可以得到:
假设1:股权性质与R&D投资强度显著相关,非国有控股企业R&D投资强度高于国有控股企业。
R&D投资能够增加企业的价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R&D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效用。而同时,R&D能够带来生产变革,极大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R&D投资者创造的市场价值和财富增加,财富的增加能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由于企业R&D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以及R&D活动中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企业单纯依靠市场并不能最有效的激励其加大R&D投资,也即存在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采取激励政策介入企业R&D活动,以降低R&D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来矫正市场失灵。政府激励R&D活动一般不是通过直接参与来实现,而是体现为制定各种宏观政策并贯彻实施,其中适用最普遍、直接、有效的政策就是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政策对于解决R&D活动中的市场失灵、展现R&D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是非常有效的。而所得税对R&D活动的引导作用尤为突出,所得税通过降低税率和放宽税前扣除标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税负,增加了企业的税后盈余,有利于企业加大R&D投资,促进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据此,可以得到:
假设2:公司税负对R&D投资强度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也即较低的公司税负有助于激励企业加大R&D投资。
假设3:2007年所得税税率的变化,促使公司税负对R&D投资强度的显著性增强。也即2007年新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增强了R&D投资的有效性。
为检验上述三个假设,我们可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运行如下回归模型:
模型1:
模型2:RDI=α0+α1GY+α2ETR+α3Size+α4ROA+α5Lev+α6Year+ε
其中,RDI为R&D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它衡量的是企业R&D投资强度。目前,比较通用的衡量R&D投资强度的方法有两种:R&D支出/营业收入和R&D支出/总资产。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GY为股权性质,是虚拟变量,如为国有控股企业取0,否则取1。ETR为公司的实际税率,它是衡量公司税负的通行指标。本文的研究采用吴联生(2009)6模型来衡量公司税负,即ETR=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Size为企业规模,取总资产的自然对数;ROA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等于当年税前利润/年末资产总额;Lev为公司财务杠杆,等于年末负债总额/年末资产总额;Year为年度控制变量。
根据假设我们做出如下预期:
(1)模型1和模型2中的α1、β1为正,α2、β2为负。
(2)模型2中的α2大于模型1中的β2。
4 样本与描述统计
本文以2003—2008年的我国沪深的A股上市公司中披露了研发投资数据的为样本公司。另外,2007年我国开始将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为避免标准税率变化对本文研究的影响,本文将研究的时间范围分成两段: 2003—2006年以及2007—2008年。同时对样本做了如下处理:(1)剔除样本期内公司实际税率计算公式分母为负的公司,因为这部分公司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实际税率,不能反映经营业绩与实际税负的关系;(2)剔除实际税率大于1或者小于0的公司,作为异常值剔除;(3)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这类公司业务特殊,所适用的会计准则与其他行业不同,本文遵从研究惯例,予以剔除;(4)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本文所运用的股权性质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研发数据通过披露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及其附注手工收集,财务数据以及所得税税率数据来自于聚源数据工作站。
2003—2008年的样本总数为594,其中2003—2006年有423个观测值,其中国有股权企业306家。2007—2008年有171个观测值,其中国有股权企业114家。
表1、表2是分别对2003—2006以及2007—2008年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从全样本来看,2003—2006年研发强度RDI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小于2007—2008年的数值,而2003—2006年公司税负ETR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小于2007—2008年的数据,可见在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调整之后,企业的税负降低了,从而激励企业加大了R&D投资强度,也即所得税税制改革激励了R&D投资的有效性。从全样本的股权性质GY的平均值和中位数来看,可知中国上市公司中披露研发数据的公司固有控股企业占多数。从全样本ROA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可以看出,2007—2008年企业的盈利能力好于2003—2006,即所得税税率的调整,有效的降低了公司的税负,从而很好的提高了企业的业绩。
从表1、表2中国有和非国有的对比可以看出,国有控股企业研发强度RDI无论是平均值、中位数还是最大值、最小值都要小于非国有控股企业,也即股权性质对R&D投资有显著的激励作用,非国有控股企业对R&D投资的激励作用显著性高于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公司税负ETR无论是平均值、中位数还是最大值均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说明国有控股企业公司税负明显重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ROA无论是平均值、中位数还是最大值、最小值都要小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说明国有控股企业业绩有明显的劣势,即差于非国有控股企业。
注:**.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注:**.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表3和表4报告了相关系数。GY与RDI在两个模型中均为显著正相关,可见所得税税率调整前后,股权性质均对R&D投资强度存在显著的激励作用,所得税税率的调整使得股权性质与R&D投资强度的显著性得到增强。ETR与RDI在模型1中不显著为负,而在模型2中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所得税税率的调整使得公司税负与R&D投资强度的显著性得到增强,即在所得税税率调整之后,公司税负与R&D投资强度之间的负向作用更明显,降低公司税负能够更好的激励企业加大R&D投资强度。
5 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5报告了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R&D投资强度RDI。回归结果表明,模型1和模型2中的α1、β1为正,表明股权性质与R&D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非国有控股企业对R&D投资强度的激励作用更加明显,很好的验证了假设1。模型1和模型2中的α2、β2为负,表明公司税负对R&D投资强度有负向作用。由于模型2中的α2大于模型1中的β2,而且模型1中显著性不明显而模型2中显著性明显,说明2007年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增强了公司税负对R&D投资的负向激励作用,也即降低公司税负,可以增加企业的盈余,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R&D活动。降低公司税负可以激励企业加大R&D投资强度,而2007年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则增强了公司税负对R&D投资强度的负向激励作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和假设3。
为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用研发支出/总资产来衡量企业的R&D投资强度,将模型中的RDI进行替换,放入模型中进行多元回归,结果发现与原预期和假设的结果一致。(2)用公司税负的另外三种衡量方法来计算公司税负: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Stickney and McGee,1982);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税款变化额/法定税率)(Shevlin,1987)。分别运用以上三个公司实际税率替代模型中的ETR,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回归结果所反映的研究结论并未发生改变。(3)由于业绩亏损表明至少部分业务不需缴纳所得税,为了克服业绩亏损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删除所有业绩亏损的公司,重复上述研究过程,发现研究结果没有发生改变。
6 结论
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的R&D投资的有效性,是目前各个国家都普遍关注的问题。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R&D投资的有效性,关系到各国所采用的税收激励政策是否起到很好的效果,以及在以后的政策调整或制定中应该如何更好的发挥税收政策的激励效应。我国2007年企业所得税税率的调整是否能起到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资的作用,关系到以后政策的优化和完善。而股权性质是我国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性质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需要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从税收的角度,考察不同特征的公司税负与R&D投资之间的关系,可丰富股权性质、公司税负与R&D投资的研究,并对我国企业的R&D投资决策提供支持。
本文以2003-2008年的我国沪深的A股上市公司中披露了研发投资数据的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股权性质、公司税负与企业R&D投入的关系。由于2007年我国开始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合并,将税率统一成25%,而之前内资企业的标准税率为33%。基于2007年所得税税率调整的背景下,本文将样本数据分成两段即2003—2006年与2007—2008年。结果发现:在所得税税率改变前后,股权性质与研发强度均为显著正相关,非国有控股企业R&D投资强度高于国有控股企业;公司税负对R&D投资强度存在负向效应,也即较低的公司税负有助于激励企业加大R&D投资;2007年所得税税率的调整,促使公司税负对R&D投资强度的显著性增强,由不显著负相关变成显著负相关,也即新所得税税制改革增强了R&D投资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采用何种方式提高R&D强度提供一定的参考,而且也丰富了国有股权、公司税负与R&D投资的研究;同时通过进一步分析了所得税税率改变对R&D投资的影响,检验我国所得税税制改革的效果,评估所得税改革所起的作用,为政府制定更为切合实际的所得税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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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R&D的问题 篇6
随着RFID芯片及二维码等信息储备介质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遍应用,物联网产业逐渐成长为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引擎。物联网企业的高新技术特征使R&D投入成为企业提升和维持自身竞争力的关键,企业R&D投入产出效率的高低是企业未来发展兴衰的关键,企业的R&D投入是企业创新和成长的有力保障。然而,企业的R&D投入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如何将有限的R&D资金发挥最大效用正逐渐成为企业家和相关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物联网上市企业R&D活动具有高投入性、高风险性和高不确定性等特征,评价我国物联网上市企业R&D绩效并提出相应对策,对控制和调整邻周期的物联网上市企业研发战略和风险预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D绩效评价包含评价的指标、目的、原则等,但不同行业和不同情境下这些要素是不尽相同的。Inge c. Kerssens-vanDrongelen&Jan Bilder- beek(1999)从评价目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及评价原则等方面研究了荷兰企业R&D绩效评价方法的有效性问题。R&D绩效评价有很多种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Bowon Kim(2002)基于对韩国1200名R&D人员的调研,建立了包涵培养新R&D人员行为和态度等要素的企业公平R&D绩效评价体系。WayneG. Bremser&Noah P. Barsky(2004)利用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和非财务两方面构建了企业R&D绩效评价体系,并进行了案例应用研究。这些评价方法虽然能够对绩效评价的结果进行监控,但对企业的整个R&D过程很难进行评价,因此更倾向于结果导向而不是过程导向,JohannesFedd-erke和Stefan Sch- irmer(2006)对南非制造业1970—1993年相关数据的企业R&D绩效关联性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企业R&D过程中R&D活动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子。Elena Cefis,StephanieRosen kranz和Utz Weitzel(2009)利用博弈论研究了R&D绩效与企业经营活动之间的协同效应。Mark Rogers(2010)通过对英国719家英国大型企业的相关R&D活动数据进行简单的数据统计分析进而评价了企业R&D绩效。R&D绩效评价在我国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R&D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因子分析及主成分分析法,平衡计分卡,简单的数据统计分析法。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设计本文结合我国物联网企业R&D活动投入产出特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物联网上市企业正处在生命周期的成长期的特点,将评价物联网上市企业研究开发(R&D)绩效的指标分为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投入指标为物联网上市企业的R&D经费;产出指标选用净利润、营业收入、销售利润率及新增专利权四项指标。通过计算产出指标与投入指标的关联度并对最终的样本关联度和加权平均关联度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来客观评价我国物联网上市企业R&D绩效,各指标具体涵义如下:R&D经费,研究开发(R&D)经费是指企业成本费用类中的管理费用中的用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设计等的费用;净利润,净利润是指在利润总额中按规定缴纳了所得税后企业的利润留成;营业收入,营业收入是指企业在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经营业务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销售利润率,销售利润率是衡量企业销售收入的收益水平的指标。属于盈利能力类指标;新增专利权,新增专利权是指企业在上年的R&D投入后新申请的专利在市场上的价值。
(二) 样本选取及方法选择笔者查阅大量文献发现,R&D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所涉及的企业多是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企业,这类企业R&D经费都具有一定的规模,搜集数据相对比较容易;由于物联网产业蕴藏的市场价值巨大,许多新创企业和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开始转型发展物联网业务;物联网是一个涉及众多行业应用的实践性技术领域,其领域跨度之广,行业仍比较混乱,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是规范行业的唯一出路;相反,我国物联网产业中的相关技术还没有突破性进展,企业R&D绩效整体不高等问题与我国物联网企业的技术竞争愈显激烈和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构成明显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所在正是企业R&D绩效的不断提高。在方法的选择方面,单纯的聚类分析法可能会受到不同要素的数据单位和量纲的影响,因此,在进行聚类分析之前,首先应对聚类要素进行数据处理,而灰关联分析正是对数据进行了充分的处理;相反,灰关联分析中的无量钢化数据处理和权重系数的分配差异会改变关联度的顺序,而聚类分析就是将排序中不精确的样本按照性质相似程度分成若干组,从而发现同类样品的共性和不同类样本间的差异。因此,灰关联分析和聚类分析二者结合可以互相弥补自身存在的缺陷。本文以我国物联网上市企业为总样本,在总样本中按照物联网供应链中传感器/芯片制造,通信模块设计及制造,中间件、应用开发及系统集成,网络运营服务将物联网上市企业分为五类不同节点企业并按照分节、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30家样本企业,之后搜集了企业R&D绩效评价指标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于相关证券网站)。考虑到企业R&D投入与其产出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根据目前搜集的相关资料,把滞后期设为1年,投入指标数据选取2010年,产出指标选取2011年,相关原始数据见表(1)。
三、物联网上市公司R&D绩效评价
(一)灰关联分析灰关联分析是依据灰数列间几何相似的序化分析与关联测度,来量化不同层次中多个序列相对某一级别的关联性,其实质为灰色系统中多个序列之间接近度的序列分析,这种接近度称为数据间的关联度。关联度愈高,说明该样本序列隶属的关系愈贴近。灰关联分析方法的主要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序列X0和比较序列Xi。本文选择企业R&D投入作为参考序列,设参考序列各企业指标值为X0(tj)(j=1,2…,30),第一个企业指标值为X0(t1),第二个企业指标值为X0(t2),…,以此类推;比较序列反应反映企业R&D投入绩效的具体指标为参考序列,设参考序列的企业指标值为Xi(tj),(i=1,2,3,4;j=1,2…,30),第一个参考序列的第一个企业指标值为X0(t1),第二个企业指标值为X0(t2),…,以此类推。
(2)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分两步来进行,第一步按照公式,其中ΣAij为矩阵中的各列之和;第二步,利用公式X'Xij/X0j(i=0,1,2,3,4;j=1,2…,30)对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进行初值化变换。X'表示初值化变换后的各指标值;Xij表示第i列的第j个指标值;X0j表示参考序列的第j(J=1,2…,30)个企业的指标值。
(3)计算差值。利用公式△0i(tj)=|X0(tj)-Xi(tj)|计算参考序列数值与相应的比较序列数值的差的绝对值。△0i(tj)表示参考序列与第i列相对应的第j个企业的指标值的差的绝对值;X0(tj)表示参考序列的第j个企业的指标值;Xi(tj)表示第i列比较序列的第j个企业的指标值。
(4)选取最大差值和最小差值。从步骤(3)的计算结果中选取差值绝对值的最大值△maxmax和最小值△minmin。经过筛选△maxmax=5592.6815;△minmin=0.0226。
(5)求关联系数。利用公式L0i(tj)=(△minmin+ρ△maxmax)/(△0i(tj)+ρ△maxmax) 计算参考序列X0与相对应的比较序列Xi之间的关联系数。L0i(tj)表示参考序列与第i列比较序列的关联系数;0<ρ<1为分辨系数,一般取0.5,本文选取0.5,计算出的关联系数见表(2)。
(6)求关联度。利用公式Ψ0i=∑L0i(tj)/n计算关联度。Ψ0i表示参考序列与第i列比较序列的关联度,计算出的关联度见表(2)。
(二) 聚类分析在对2011年我国物联网上市企业R&D绩效进行灰关联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PSS17.0分析软件对2011年我国物联网上市企业R&D绩效产出灰关联度和加权平均灰关联度做进一步的K-均值聚类分析见表(3)、表(4)和表(5)。根据表(3)和表(4)把我国30家物联网上市企业R&D绩效(2011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包括上海贝岭、大唐电信等9家上市企业,占比30%。营业收入和在三大类别中处于第二位,表明该类物联网上市企业R&D技术货币化水平一般;就销售利润率、净利润和新增专利权三项产出指标较另外两类较弱。第二类包括高鸿股份、新南洋等7家上市企业,占比23.33%。销售利润率在三类别中排名第一;净利润和新增专利权三项产出指标在三大类别中均处于第二位,但是由于营业收入水平较差,导致该类别加权平均关联度排名居于末位。第三类包括华工科技、银江股份等14家上市企业,占比将近50%。其中三项产出指标在三大类别中均排名第一,销售利润率排名第二,表明该类企业总体R&D绩效状况很好,但是R&D技术货币化能力需要加强。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本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从灰关联分析的实证结果来看。第一,华工科技在各方面绩效比较均衡,整体效率较高,企业R&D产出绩效排名第一。该企业有两个单项产出指标第一,其中净利润产出在样本中最高为0.9996;销售利润率产出在样本中最高为1。这是因为华工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华中科技大学,其技术人员为981人,占比21.44%,其本科以上人员2383人,占比52.08%,之所以能取得R&D产出绩效第一的成绩,与其背后的科研人才济济是分不开的。福日电子在各方面产出绩效水平较低,整体效率不高,企业R&D产出绩效排名倒数第一。该去也有两个单项产出指标倒数第一,其中净利润产出在观察样本中最低为0.6438;新增专利权产出指标在观察样本中最低为0.6482。这可能是由于福日电子频繁地人事调动导致某些研发项目的中断的原因;此外,其研发人员只有30人,占比仅10%,其研发投入只有78.73万元相比较于其他企业动辄上亿元的研发投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形成规模产出效益。第二,长电科技的新增专利权产出指标关联系数为1,在观察样本中是最好的,这与长电科技设计与实施的创新激励机制和引领创新的企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飞乐音响的营业收入在观察样本中表现最好,关联系数为0.9947,飞乐音响是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上市企业,非常重视创新,企业更是将“创新发展”作为企业经营宗旨,企业一直秉承为社会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不懈创造价值”的企业经营理念一直引导着企业注重研发价值的创造,正是高附加值产品的不断涌现才使得企业在营业收入方面取得不错的业绩。第三,在30家物联网上市企业中,华工科技的R&D绩效最高,福日电子最差。从各项产出指标关联度来看,销售利润率受企业R&D投入的影响最大,关联系数为0.9794;而营业收入受企业R&D投入影响则较小,关联系数为0.9172。通过各个企业的加权平均关联度和各绩效指标关联度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各个企业的R&D投入的总体绩效及各绩效指标之间的差异。(2)从聚类分析结果看。第一,销售利润率的关联系数在三大类别中均表现优异,但销售利润率的均方差只有0.052,F值只有14.026,可见销售利润率在样本中的差异不是很大,这表明样本企业R&D投入在促进销售利润率方面做得比较好,使用比较充分;其他三项产出指标的绩效关联系数较低,且各样本企业间有较大差异,表明2011年我国物联网上市企业的R&D投入还处于使用不充分的状态。第二,第三类的R&D综合绩效均值为3.7498,远高于其他2类的均值;第二类的销售利润率均值为0.9777,在三类别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其营业收入的均值仅为0.4235,处于落后的位置,最终导致第二类的R&D综合绩效均值仅为2.8895,在三类别中排名末位;第一类中的各项产出指标水平处于中等,因而其R&D综合绩效排名第二位。
(二)建议第一类应结合内部R&D技术特征与外部技术竞争环境变化,营造企业内部研发创新环境,推行全面研发质量管理,降低企业科研成本,选取产业中利润率较高的研发项目展开研究,最终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实现产品技术向产品利润的转化;建立研发创新激励机制和引导创新的企业文化,构建动态的研发监管机制和奖惩机制,以提升企业研发绩效。第二类应将R&D成果中的新增专利权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研发项目品牌意识,积极参加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研发产品要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调创新机制。第三类不仅要注重量的增加,还要注重质的提升,构建R&D人员知识共享和激励机制;同时要增强企业的技术产品货币化能力和效率,提升企业研发项目的知名度,打造明星级研发成果,以提升企业R&D活动价值。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30家物联网上市企业2011年度财务报表,采用灰关联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用企业R&D经费作为R&D投入指标,净利润、营业收入、销售利润率、新增专利权等指标作为R&D产出指标,对物联网上市企业R&D绩效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
公司R&D的问题 篇7
1 公司治理整体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公司治理整体对企业R&D投资影响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①从对待风险态度的角度:Hitt等 (1997) 认为, 企业R&D活动与其战略创新的评价和执行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这主要是由于企业R&D活动涉及高度的不确定性, 具有较大的风险。Baysinger、Kosnik and Turk (2001) 认为经理的收入与公司的业绩密切相关, R&D投资的高风险会给经理带来工作的不安全感, 而股东可以通过不同的股票组合来降低自身承担的风险;他们在研究中还指出, 个人股东对企业的R&D投资无显著的影响, 所有者持股比例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②从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角度:Hoffman and Hegarty (1998) 认为企业治理是通过股权结构和债权结构共同影响经营者对创新的态度, 进而影响R&D的投资行为。Nakahara (2003) 认为在影响R&D投资的众多因素中, 最高管理层 (即经营者) 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Levin等 (1993) 认为, 企业股权结构、激励机制、领导权结构等因素将对企业R&D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张长征、赵西萍、李怀祖 (2006) 研究发现, 由于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偏好和利益存在差异, 经理自主权水平的不同对企业R&D投入决策结果将产生显著影响, 他们建议适度控制经理自主权、合理安排经理与股东之间的权力配置是保证有效R&D投资、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必要手段。杨勇、达庆利 (2007) 实证研究发现, 股权集中度和高层管理者的激励对企业R&D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负债率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董事会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影响不显著。③从公司治理模式的角度:Marcela & Dewick (2002) 通过对欧洲五国 (德国、瑞典、丹麦、法国和英国) 的对比研究发现, 由于各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差异, 使得公司治理结构对创新呈现出不同的影响。在德国, 公司治理以内部治理为主, 银行、非金融机构以及员工利益的联合, 有利于企业的长期R&D投入。而在英国, 公司治理以外部治理为主, 机构投资者更看中短期的盈利能力, 不利于企业的R&D投入。Hosono等学者 (2004) 通过对日本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得出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资产负债率对R&D强度有正的影响。目前的学术界对此问题持一种中间观点:如Mayer和Soskice认为两种模式都各有优缺点, 关键在于这种模式的具体目标和这种模式所在国家的产业状况。
2 股权结构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2.1 股权集中度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股权集中度是指全部股东因持股比例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数量化指标。关于股权集中度对企业R&D投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对企业R&D投资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如:Vishny (1986) 、Shlerifer (1997) 、Van (2003) 、Hosono (2004) 认为一定的股权集中是有必要的, 股权适度集中一方面可以控制董事会, 选择能力更强的经营者;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大股东的监控能力, 增强接管市场运行的有效性, 降低代理成本。Mansfield (1968) 、Hay and Morris (1979) 、Albert (2001) 、Lee and O'neill (2005) 认为, 相对于小股东而言, 大股东更倾向于关注企业的长期回报, 股权集中将导致公司所有者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回报, 这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R&D投资效率。Yafeh and Yosha (2005) 则认为,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投资成反向关系。因为, 当股权高度分散时, 公司可以通过高度发达的证券市场融得足够的资金, 从而有效地避免个人股东的“搭便车”行为。Czarnitzki和Kraft (2004) 则认为, 股权结构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另外, Lee and O′neill (2003) 比较分析了日本和美国股权结构对R&D投资行为的影响后发现, 基于管理家理论, 日本公司的股权集中对R&D投入是负的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美国公司的股权集中对R&D投入有正的影响。Hosono和Miyagawa (2004) 对日本制造业的实证研究表明, 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有正面的影响。
2.2 股权性质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相对于私人所有的企业而言, 国有企业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一般来讲, 减少政府所有权或增加私人所有权有利于企业创新。Madden and Savage (1999) 、Liddle (1997) 认为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多的R&D投资动力, 私有企业R&D投资比政府R&D投资的相关性更强。Margolis (2002) 通过对美国能源产业R&D投入的研究发现, 由于该产业中R&D投资主要来自于政府, 造成该产业中创新的所有权模糊, 导致R&D投资的长期低回报。
关于对私人性质的股权与R&D投资的影响的研究有:Baysinger (1997) , Wahal (2005) 认为大股东的机构股东类型与公司R&D投资正相关。Hansen and Hill (1996) 、Baysinger (2003) 等发现高比例的机构股权与较大的R&D出正相关。Gedajlov (2003) 发现金融机构持有的股权比例与资本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内部人持股比例与资本支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Griner and Gordon (2005) 则认为内部人持股比例与R&D支持之间存在一个倒置的曲线关系。Hill and Snell (2001) 发现, 企业R&D费用与个人股权的集中度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 这就表明大股东趋向于增加R&D投入, 以获取高额的回报和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Brickley and Smit (1998) 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三类, 即压力敏感型机构、压力抵抗型机构以及压力不确定型机构。研究表明, 只有压力抵抗型机构愿意并善于通过企业治理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从而实现企业长期价值的最大化。
国内关于股权结构对企业R&D投资影响的研究主要有:刘小玄等 (2000) 指出, 国有企业创新绩效低于其他性质的企业决定了国有企业R&D投资的相对不足。刘三林等 (2000) 、夏冬 (2003) 发现, 国有股“一股独大”是中国政府多年来力促企业加大R&D投资但收效不大的主要原因。
胡国柳和黄景贵 (2006) 研究发现, R&D投入强度与股权集中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与经理人持股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刘伟、刘星 (2007) 的研究结论刚好相反, 他们认为, 股权集中度对公司R&D投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但国有控股、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等治理机制对R&D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杨建君、盛锁 (2007) 在考虑股东作为投资者的风险规避心理因素后发现, 股权越集中, 企业R&D投入越少。但同时他认为, 股权集中度与控制权私人收益有正相关关系, 控制权私人收益与R&D投资成正相关关系。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前者指的是R&D投资的单项风险, 而单一项目风险不能明显影响股权集中度与控制权私人收益以及控制权私人收益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 更可能是企业整体风险影响创新投入。陈隆和张宗益等 (2005) 、毕克新和高岩 (2007) 认为股权结构与R&D投资强度之间呈“U” 型变化。文芳 (2008) 从代理理论出发研究得出,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呈“N”型关系;控股股东性质不同, 其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也不同, 对上市公司R&D投资强度的激励效应由强到弱的股权性质依次为:私有产权控股、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李丹荣、夏立军 (2008) 发现,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R&D强度与政府科技专项拨款投入有显著关系, 非国有公司无显著关系,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从事R&D活动的自我激励可能更强。
3 公司高管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公司高管对企业R&D投资影响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
3.1 高管任期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高管任期越长是否有利于企业R&D的投资, 现有研究成果有不同的观点。Hambrick and Fukutomi (1996) 认为, CEO任期过短, 他就无法制定并实施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 因此, 延长CEO任期有利于企业R&D投资, 但他们同时强调如果CEO任期过长, 则可能会失去创新的兴趣。Hambrick和Fukutomi (1999) 认为, 过长的任期容易使CEO丧失创新的兴趣和对工作的新鲜感, 不利于企业增加R&D投资。Miller (2000) 认为, 出于个人声誉的考虑, CEO任期越长, 其所经营和管理的企业的R&D投资越趋于保守。Bushee (2002) 在研究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时发现, 企业高管为了追求自己任期内企业盈利预算, 会调整R&D支出。而且这种现象同高管任期的长短存在相关关系, 在高管上任当年或是离任前一年表现得尤为严重。Bushee (2002) 还观察到当接近离任或退休时, CEO有很强的动机减少研发费用。刘运国, 刘雯 (2007) 实证检验了“高管任期与R&D支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和“高管离任前有减少R&D支出动机”两个研究结论的正确性。Barker (2004) 研究发现未持有企业股权的CEO会在自己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减少R&D支出, 但持有企业股权的CEO不会在自己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减少R&D支出。
3.2 高管年龄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高管年龄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一个持久的结论是高管年龄与R&D投资之间存在反向依存关系。Miller (2001) 认为, 越年长的CEO, 越在意自己的职业声誉, 年长的高管更趋向于选择保守的财务策略;Hambrick和Fukutomi (1997) 认为, 由于年长CEO在对待风险的态度上比较保守, 并且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困难较大, 因此年轻CEO更愿意增加R&D投资。Child (1984) 认为, 年长高管的体力和精力都有限, 所以不愿做出组织变革, 年长CEO增加R&D投资的可能性较小。同时, 由于R&D支出对企业当期收益不利且投资回收期长, 如果年长的CEO在退休前只剩几年的任期, R&D支出可能不会给他们带来更高的短期报酬和红利 (Bushee, 2002) 。因而在离职前会减少R&D投资。相反, 年轻的CEO更加喜欢冒险, 他们会增加R&D投资, 因为他们对职业和财务的安全性考虑有更长的预期 (Dechow and Sloan, 1997) 。刘运国, 刘雯 (2007) 实证检验了高管年龄与企业R&D支出之间存在较强的反向关系。
3.3 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一般来讲, R&D投资是一项投资期长、风险高的投资, 如果投资失败, 公司短期经营业绩就会滑坡, 企业经营者就可能面临董事会的解聘或因敌意接管而失去工作。为了保持现有工作的稳定性, 公司高管一般有比较弱的R&D投资动机。Isabel Cantista和Andrew Tylecote (2003) 指出, 股东和经理之间不适当的关系将导致企业短视行为, 将对R&D投资产生限制作用。Miller (1995) 认为总经理持股可以减少股东与总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 使总经理与股东的风险态度趋同, 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的投入, 他实证检验了 “拥有股权的管理者更愿意承受风险”这一结论的正确性。Zahra等 (2000) 实证研究发现, 企业经理的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显著正相关。Ryan and Wiggins (2004) 认为CEO的报酬和R&D投资之间存在内生性, 报酬的类型不同, 与R&D支出之间的关系就不同:股票期权与R&D支出是同方向变化, 而受限制的股票与R&D支出之间则是反方向变动。Harley and Roy (2004) 的实证结果说明股票期权激励会正面影响企业的R&D支出, 而纯股票激励则会对企业的R&D支出产生负面影响。Jianfeng Wu and Rungting Tu (2006) 则从行为代理观角度研究了CEO的股票期权与R&D支出之间的关系, 他发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富余资源和公司业绩:当公司存在较多的富余资源或者公司业绩较好时, 股票期权对R&D支出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Jianfeng Wu and Rungting Tu (2007) 考虑到公司的业绩与资源的闲置性, 利用面板数据检验了CEO的股权激励与公司的R&D支出间的关系, 发现公司的业绩越好, 或者闲置资源越多, CEO的股权激励对公司的R&D支出的正面影响越强。刘伟、刘星 (2007) 研发发现, 高管持股与企业R&D支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这种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高科技类上市公司。
3.4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高层管理团队, 作为一个广泛的认知资源, 其异质性一直被认为可以增强创造性和创新性。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 美洲航空公司的市场创新就被归咎为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 (TMT) 。Esenhard and Schoonhoven (1996) 发现在产业生命周期里, 半导体公司的成长比率与TMT是正相关的。Hambrick and Chen (2003) 指出, TMT与公司的行为倾向、发展战略正相关。但另一些研究也发现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对R&D投资有负面的影响。O’Relly和Flatt (2003) 认为, 在企业生命周期内, 企业创新与TMT成负相关。因为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必然加大了团队沟通的困难, 同时也大大减慢了企业的执行速度, 极端的情况甚至导致团队冲突或项目搁置。国内学者李华晶、张玉利 (2006) 以天津市6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03～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R&D投资之间的正关系。谢凤华、姚先国、古家军 (2008) 研究发现, TMT成员的教育水平异质性对R&D绩效、生产制造绩效和创新过程绩效均有积极显著影响, 对营销绩效没有显著影响。TMT成员的任期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四个维度均有积极显著影响, TMT成员的年龄异质性对R&D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但对生产制造绩效、营销绩效、创新过程绩效有消极显著影响。
4 董事会结构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4.1 董事会规模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董事会规模对企业R&D投资行为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 董事会规模的扩大, 会使实现企业R&D投资所必须的专业技术知识、管理知识以及财务知识等在董事会内部更好地实现互补, 有利于R&D投资决策过程中吸收各种不同的意见, 减少企业R&D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 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也会对R&D投资产生不良影响或负效应。首先表现为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难度加大;其次则表现为董事会产生“搭便车”的动机, 这种情况在R&D投资成败对董事实际损益影响不大的条件下更为明显;最后则表现为董事会决策缓慢, 程序繁琐。Zahra (2002) 以1991～1997年美国制造业中239个中等规模的企业数据为样本, 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R&D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国内学者徐金发和刘翌 (2002) 则认为, 董事会规模较小的企业有比较强的R&D投资动机。
4.2 董事会结构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一般情况, 董事会由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组成, 外部董事可分为关联外部董事 (灰色董事) 和外部独立董事。Hoskisson等 (2003) 的研究结果表明, 外部独立董事促进了公司的兼并收购活动, 但抑制R&D的投入, 而内部董事促进了R&D的投入。Baysinger (2003) 、Zahra等 (2005) 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然而, Chung等 (2003) 和Boone等 (2005) 却发现公司外部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与R&D比重正相关。由于中国独立董事的引入是一种政府主导行为, 并非公司自愿的行为, 因此, 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很难发挥作用。胡勤勤和沈艺峰 (2002) 、肖曙光 (2006) 、陈隆和张宗益等 (2005) 研究发现, 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非常有限。周杰、薛有志 (2008) 研发发现, 外部独立董事、内部董事和董事会规模与R&D投入水平不存在显著关系。
4.3 两职合一与分离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 能够有效地克服两个角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的自由度。但两职合一会导致权力的过于集中, 缺乏对经营者有效的制约, 容易造成决策的随意化, 企业很可能因经营者的决策失误而陷入困境。Zahra等 (2003) 研究发现, 两职分离对企业R&D投资和公司绩效 (尤其是公司的长期绩效) 都有正向促进作用。徐金发、刘翌 (2002) 、刘斌、岑露 (2004) 、刘伟、刘星 (2007) 、夏芸、唐清泉 (2008) 的研究均支持了两职分离与企业R&D支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5 负债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
Bronwyn Hall (2002) 认为, R&D投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无形资产, 而银行等债权人一般倾向于得到实物资产的抵押, 因此, 在贷款给R&D项目还是贷款给固定资产厂房设备项目问题上, 这些债权人更倾向于后者。此外, 对负债利息的偿付需要一组稳定的现金收益流来支持, 这是多数R&D投资项目所不具备的。所以, 企业或是不能或是不愿意以负债来支持R&D投资。Myers (1997) 认为过高的负债率会使经营者面临较大的盈利压力, 研究开发的高投入会减少当期利润, 对经营者职位的稳定性产生威胁, 导致经营者没有积极性从事R&D活动;Prowse (1998) 认为R&D投资是经营者从债权人和股东手中转移资产的渠道, 因为R&D投资依赖于经营者的决策, 债权人很难对其进行监督, 因此, 债权人显得更加保守, 不会支持企业更积极地进行创新活动。杨勇、达庆利 (2007) 认为, 企业负债率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然而, Aghion等 (2003) 则认为负债的增加, 更需要企业具有长期盈利的能力, 因此会促进并提高企业长期赢利能力的R&D投资的增加。Lise (2006) 在对瑞典183家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中发现企业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债务融资, 进一步支持了Aghion的观点。
6 研究评述
(1) 围绕公司治理的研究以及对R&D投资的研究都很多, 但是研究公司治理与R&D投资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公司治理与R&D投资的关系研究有:从公司治理的角度, 如本文大致概括了公司治理对R&D投资行为的影响;也有从R&D投资的角度, 研究R&D投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如杨瑞龙等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研究发现, 网络环境下企业R&D投资激发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会产生新的价格关系, 并由此可能带来产权关系的重新调整。陈剑峰等发现虚拟企业的治理结构会因为技术创新交易成本的不同而不同。
(2) 公司治理对企业R&D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 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研究有一定的深度, 特别随着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中自主披露企业R&D支出比例的提高, 研究方法逐渐从规范研究转向实证研究, 它们或揭示了公司治理与R&D投资的一些内在联系, 或明晰了所有权结构等治理要素与R&D投资某些行为特征, 或提出了一个启发性极强的研究框架等。但已有研究的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 具体表现为:
1) 由于我国企业内部外部治理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不同, 同时考虑到企业保守商业秘密的需要, 我国证监会还未对企业R&D支出实行强制披露政策, 也没有对其披露方式进行统一规定, 还有我国我国会计准则的变化等诸多因素使得公司治理对企业R&D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国外现有的研究结论在国内可能并一定适用, 国外已有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企业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2) 相对于公司内部治理而言, 从公司外部治理的角度, 如研究产品市场竞争、经理人市场、企业并购外部等治理因素, 对企业R&D投行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3) 现有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的研究还比较粗糙, 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具体表现为:①已有的研究以规范研究为主, 实证研究不够深入, 如还需要分行业、考虑企业资源的富裕程度、企业性质、外部环境等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②目前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已比较成熟, 但遗憾的是没有将公司治理最新研究成果, 如大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等, 及时应用到R&D投资行为的研究中去。③研究还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创新环境 (如计算机网络) 、产品特征 (产品的生命周期) 、企业的富裕资源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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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R&D的问题 篇8
由于中国迅速扩张的市场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及科技实力, 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建立研发 (R&D) 中心。1990年美国惠普公司的中国子公司设立了外国企业在华的第一家R&D机构, 1993年摩托罗拉全球软件集团中国中心在北京成立。1994年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在北京投资设立了合资R&D中心, 成为了第一家跨国公司在华R&D中心, 中国渐成跨国公司设立R&D中心的首选地。2000年《关于外商投资设立R&D中心的通知》为跨国公司R&D机构落户中国提供了更具体的制度指引和更大的吸引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进一步推动了跨国公司增加对我国的R&D投资, 许多跨国公司将中国R&D中心提升为亚洲R&D中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入并没有因危机而减少, 反而是逆势增长;并且研发中心的地位得到了跨越式提升, 开始向战略研发中心进行转变。大量“全球R&D中心”或“亚太R&D中心”落户中国, 有力地推动了跨国公司与我国各机构间的知识交流与技术传播。本文首先对主要的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情况进行了调查, 并从美国、欧洲、亚洲三个来源地的角度进行分别汇总描述。
二、美国公司在华R&D投资和创新调查
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建立R&D中心主要集中在计算机与IT等新兴产业和汽车、工程、食品、医药等传统行业。
1. 计算机与IT行业。
随着中国IT产业的发展, 美国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建立了英特尔中国研究院、英特尔亚太区研发有限公司、英特尔中国软件中心和英特尔亚太区应用设计中心, 这四个研发机构成为了英特尔全球研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惠普公司在北京设立了惠普中国研究院, 在上海设立了惠普中国软件研发中心、惠普信息技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和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 其中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年度研究开发经费达40亿美元。美国思科系统公司在上海成立了思科中国研发中心, 之后发展为思科系统 (中国) 研发有限公司, 总注册资金增加到了1亿美元。
2. 汽车行业。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合资成立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 并于1997年在上海建立了泛亚汽车技术中心, 该中心进入通用汽车全球六大研发中心之列;2011年通用汽车中国前瞻技术科研中心在上海成立, 项目总投资1.5亿美元。截至2011年8月, 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共有专利653条。2010年上海通用汽车推出第一款在中国首发并率先上市的全球车型。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于2006年在南京成立福特汽车工程与研发中心, 总投资5亿元, 拥有200余人的工程技术开发团队。截至2011年8月, 福特共拥有2542条专利在中国推出。
3. 工程行业。
美国通用电气 (GE) 在2000年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研发中心, 2003年通用电气 (中国) 全球研发中心的总投资额为6400万美元。2010年11月开始, 经过三年通用电气在中国投入5亿研发经费。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于2003年在徐州建立了一个设计中心;2005年在青岛市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2009年在江苏省无锡市建立了新研发中心, 该中心是卡特彼勒在全球范围内除美国本土外的第二大多功能研发中心, 总投资超过4000万美元。
4. 食品行业。
美国百事可乐公司于1998年成立了百事———中国农科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年在上海成立百事中国研发中心, 总投资额3600万美元。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于2009年在上海成立创新与技术中心, 总投资额达到了9000万美元, 该中心成为可口可乐的中国区新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美国星巴克公司从2009年开始在云南保山建立了咖啡研究与发展中心、咖啡种植者支持中心和咖啡初加工工厂, 云南成为星巴克在全球设立咖啡研发中心的第二个地方。截至2011年8月, 星巴克公司在中国一共拥有11条专利。
5. 医药行业。
美国强生公司于2006年6月在北京成立了强生全球创新中心, 于2009年4月在上海建立了亚太研发中心, 统领亚太区包括印度、日本等国家的研发工作。2010年5月强生婴儿护理研究中心在上海正式成立。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于2005年10月31日在上海成立了辉瑞中国研发中心, 总投资约2500万美元。之后, 辉瑞在武汉光谷生物城 (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建立一家研发中心, 成为开展全球生物和药物开发与研究技术战略合作的先进平台。
三、欧洲公司在华R&D投资和创新调查
欧洲跨国公司在华建立R&D中心, 主要集中在汽车、电气工程、制药、食品等传统工业行业。
1. 汽车行业。
德国大众汽车在上海大众设立了技术研发部, 大众汽车至今共投入3.5亿多欧元, 扩建其在华的产品研发中心。截至2011年8月, 大众汽车共有专利936条在中国推出。2005年11月由研发中心自主研发的帕萨特领驭上市, 2010年4月由研发中心自主研发的电动车E-lavida上市, 2011年8月研发中心研发的一款真正为中国而生的汽车上海大众途观上市。
2. 电气行业。
德国西门子公司于2006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西门子中国研究院, 它是西门子公司在亚太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研究基地。法国施耐德电气公司于2005年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建成中国研发中心, 位居施耐德电气全球5大研发中心之一。施耐德以每年5.5%的营业额投入到研发领域, 中国成为其继法国、美国之后的全球重要研发基地。德国ABB公司从2005年开始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全球性研究中心, 在重庆设立了全球变压器设计中心和特高压实验中心。
3. 医药行业。
瑞士诺华公司投资1亿美元, 于2006年11月6日在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张江药谷设立了其全球的八大研发中心之一的诺华 (中国) 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于2003年在天津设立非处方药研发机构。2007年7月, 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在上海成立, 侧重于神经退行性病变的研究, 第一年就投入了4, 000万美元进行建设。葛兰素史克公司一直在与中国顶级医学院和科学院展开广泛的合作, 公司与30多个医学院校/医院合作了200多个药物研发项目
4. 食品行业。
瑞士雀巢公司在北京和上海设有研发中心, 雀巢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上总共投资超过了1.1亿人民币。法国达能在中国先后投资了4个研发中心, 1个达能饼干研发中心、2个饮料研发中心和达能乳品研发中心。比利时百威英博啤酒集团于2010年12月在武汉建立了国内啤酒行业最大的技术创新研发中心, 总投入为数千万元。
四、亚洲公司在华R&D投资和创新调查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 日本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中心主要集中在汽车、工程机械和电器产品等行业。韩国和新加坡等企业均在华设立了R&D中心, 香港企业也有在中国大陆建立了R&D中心。
1. 日本公司。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于2010年11月在江苏常熟设立研发中心———丰田汽车研发中心 (中国) 有限公司, 总投资6.89亿美元。日产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合资汽车公司东风日产汽车截至2011年8月在华共有专利96条。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广州本田汽车公司在2007年7月在广州成立广州本田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广本研发公司首期投资20亿元人民币, 推出中国第一个合资企业的自主品牌———广本“理念”。日本小松公司在2011年在江苏省常州市建立小松 (中国) 产品技术发展中心, 投资3000万美元。
2. 其它亚洲公司。
韩国LG集团于2002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研发中心, 在烟台和天津也设有研发中心分别负责CDMA和家电技术的研发。2011年8月, 韩国LG公司研发的世界首款高清电子书在中国首发上市。新加坡丰益国际公司于2009年在上海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粮油技术研发中心———丰益国际全球研发中心, 投资额达8亿元。香港和记黄埔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设立了研发中心———和记黄埔医药 (上海) 有限公司, 拥有中国最大、最有经验的创新药物研发团队, 在中国大陆申请专利共有102项。
五、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和加入WTO,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 中国的创新体系与全球的创新体系的连接也更加重要。跨国公司在华R&D中心是我国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与外界创新体系连接的重要途径。中国如何利用跨国公司在华R&D中心提升我国的创新水平, 对我国创新战略的成败至关重要。只有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市场开放程度加大、教育和科研水平提高的情况下, 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R&D机构动力才能增大。因此, 有关政策应从创造更有利于R&D活动的大环境着手, 强调总体R&D环境改善的重要性。目前, 许多在华的R&D中心已经升级为亚太中心和全球中心。我国需要进一步鼓励已在中国设立R&D机构的跨国公司提高研发层次, 激励其在华设立全球型R&D中心, 加速我国以R&D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基于跨国公司在我国R&D投资的增长趋势, 对主要的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情况进行了调查, 并从美国、欧洲、亚洲三个来源地的角度分别汇总描述, 对引导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公司R&D的问题 篇9
中小板是指流通股不高于1亿元的创业板块,主要是相对主板来讲的,有些企业达不到主板上市条件的只能在中小板上市。中小板是以鼓励自主创新为目的而专门设立的,板块内的公司以科技含量高、收入增长快、盈利能力强为主要特征,并且股票流动性较好,交易相对活跃。技术创新在中小板上市公司成长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小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状况如何,动力是否充裕,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然而,技术创新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不便于直接研究,其最直接的表征指标是R&D投入,因此,R&D投入动力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1 中小板上市公司R&D投入现状分析
通过搜集整理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R&D投入数据,得知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2008年、2009年R&D投入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重为3.99%、4.36%,而我国企业2008年、2009年R&D投入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重仅为0.84%、0.96%。可以看出,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R&D投入力度相对来说较大,然而三年来中小板上市公司R&D投入占收入的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一定程度上说明了R&D投入增长速度相对于收入增长速度表现出动力不足的迹象(见图1)。究竟如何才能持续推动R&D投入水平提升?企业R&D投入的动力何在?机理如何?这些问题都一一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下面本文就从博弈论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2 中小板上市公司R&D投入动力探究
博弈分析的目的是找出各因素推动中小板上市公司R&D投入的机理。由于各类因素驱动方式不同,需要分情况来讨论。下面根据动力的性质不同,从原发性动力和作用性动力两个角度来分析:
(1)原发性动力,是指公司内部自身机制作用所产生的动力,如竞争机制、科技队伍及其效率、激励机制等。原发性动力是源自内部的动力,也是公司进行R&D投入的主要推动力,如公司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自身战略的顺利实现而进行R&D投入。
(2)作用性动力,是指外部因素作用产生的动力,如政府行为、产权保护与执行、社会消费大众效应等[1]。这些动力源自公司外部,是原发性动力的补充性力量,是公司持续、稳定进行R&D投入的外部保障,从而推动公司快速、持续成长,如政府的补贴行为可以引导公司加大R&D投入。
原发性动力与作用性动力对公司的作用可用图2表示。
2.1 研究假设
(1)理性人假设,即参与博弈的各方都有一个在面临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偏好。
(2)信息对称假设,即参与博弈的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一致的、对称的。
2.2 模型建立
针对原发性动力,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2]。参与方公司A和公司B为博弈双方,主要分析如何才能通过参与方公司A的作用使得公司B的最优选择是增加R&D投入。根据这类因素的情况和博弈原理,建立下面的博弈矩阵模型,其中a、c和e表示参与方公司A所获得的收益,b、d和f表示企业B的收益。
针对作用性动力,建立混合战略博弈模型[2],该过程体现了参与方C实施补贴和监督两方面作用。实施监督的概率是θ,企业选择增加R&D投入的概率为λ,建立如下博弈模型,其中h、j和l表示参与方C所获得的收益,i、k和m表示企业B的收益。
3 基于博弈的原发性动力分析
首先,看一下竞争机制这一因素[3]。考虑到分析的简明性,可合理地将字母进行简单代换,处理得到如下R&D投入竞争博弈模型,其中a为竞争者都增加R&D投入时能给各个企业带来的收益,b为不增加R&D投入致使未来因技术落后、产品更新换代等使其蒙受的损失。
在完全信息下,如果a>-b,(投入,投入)是占有战略均衡,即达到均衡状态时公司A和公司B均会选择增加R&D投入。不过这只是一种目标状态,为了保障a>-b,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使a增大,也就是提高R&D投入的收益,方法很多,如:通过加大培训力度提高R&D人员素质和加大激励力度提高R&D效率;通过各种激励机制提高R&D投入执行效率。另一方面,使b增大,最直接的方法是提高竞争强度,从而增大公司不进行R&D投入蒙受的损失。
当前,中小板上市公司面临着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激烈竞争,竞争强度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更为激烈,通过提高竞争强度来提高R&D投入的空间已经不大,所以,保障和提高R&D投入的收益才是有待挖掘的、推动R&D投入的最主要动力,可以从两面来着手:一方面提高R&D带来的收入,对公司来说就要求R&D投入以市场为导向,另外还要求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另一方面降低成本,对公司来说要求提高R&D执行效率,同时通过培训和激励提高研发效率。
其次是激励机制这方面因素。激励所牵涉的方面非常广,本文以管理层的激励为例进行探讨。假如,不进行激励时R&D投入能给公司带来的收益是m,激励时能给公司带来的收益为βm,其中β为管理层的执行效率并大于1,对管理层的激励为a+b,其中a是与R&D投入无关的激励,b是与R&D投入有关的激励,等于βm的λ倍,可以得到如下博弈模型:
该模型中,股东希望给予管理层的激励越少越好,而管理层更倾向于获得丰厚的激励报酬,最终理想的结果是股东进行激励,管理层高效执行R&D投入。要想达到这一均衡,要求:
将λβm=b代入上式得到:
根据上式,可以发现,为了达到目标效果,首先保障
中小板上市公司面临着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竞争环境,要求管理层相对于其他企业应更加关注R&D投入,从这一点上来说,R&D投入与管理层的利益更为密切。为了保障管理层把握公司生存发展的重点——科技创新,中小板上市公司更应该增加与R&D相关的激励,同时对管理层的激励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
4 基于博弈的作用性动力分析
首先,考虑政府行为因素[5]。当然,政府的行为是以补贴为主要行动准则,然而通过大量实践表明,政府仅仅进行补贴(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奖励等)还是不够的,要同时采取相应的监督措施(审核、检查、罚款)才能够获得较好的效果。假设政府进行检查的概率为θ,检查的成本是c,补贴的金额为a,罚款是f,公司增加R&D投入的概率是λ,f>a+c,可以建立如下补贴监督博弈模型:
假如给定θ,公司B选择投入和不投入的期望收益分别是:
l不投=(a-f)×θ+a×(1-θ)=a-fθ
l投入=0×θ+0×(1-θ)=0
解l不投=l投入,得θ*=a/f,也就是说政府相关部门检查的概率小于a/f,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R&D投入;如果政府相关部门检查的概率大于a/f,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进行R&D投入。
同时也可发现,a一般是一个固定的或不可控值,为了降低a/f的值,最有效的方法是提高罚款金额。当罚款金额达到一定值时,使得a/f很小,政府相关部门的检查或监管力度要求就很低了,也就是说提高罚款金额是一种保证政府补贴用于R&D的简便有效方法。考虑到政府部门监督的成本和效率,只需保障检查或监管概率略大于a/f即可。
中小板上市公司发展面临着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激烈竞争,许多公司面临生存压力,科技创新是企业竞争的最重要的一张名片,企业不将补贴用于R&D的风险相对更大,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对中小板上市公司可通过提高有形惩罚(罚款)和无形惩罚(公布造假公司信息)降低检查临界点,同时适当控制检查力度略大于临界点,提高效率,最终保障R&D补贴的效率。
其次,考虑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这一因素[6]。假设在一定的知识产权力度下产权得到保护的概率为λ,R&D投入为b,产出为a,侵犯知识产权如被查出将会受到罚款f。假设不进行投入情况下,公司为了生存而去非法占用其他公司的知识产权,可得出如下博弈模型:
通过分析发现,若想使得最终的均衡是两个公司R&D都选择投入,所要做到的是a-b>a-fλ,即要求λ>b/f,而随着λ的增大,成本也会迅速上升,故政府相关部门只需通过立法、加大执法力度等,努力使得知识产权能够成功保护的概率略大于b/f即可。另外,可以通过立法增加惩罚力度,即增大f。但考虑到中小板上市公司基本上是技术创新依赖型公司,投入产出比相对较小,所以针对中小公司这一特点,我们在制定罚款尺度时不能仅仅依赖R&D投入,而是要更多地参考R&D产出,这样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一尺度。且考虑到中小板上市公司相对于大型公司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当然也存在更多的不规范现象,如侵犯知识产权现象更为严重,许多公司为了生存可能采取许多不正当手段,执行力度要适当加大。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为了保障公司增加R&D投入,就要保障产权保护有效的概率,同时控制执行成本,使得保护力度能够略大于λ,达到最优。
最后,看一下社会消费大众认同效应这一因素。假如社会消费大众认同的概率为δ,认同时能为公司带来的无形收益为y,不认同企业又不进行相应R&D投入时为公司带来的损失是b,社会消费大众的无形收益是a,公司增加R&D投入的概率为ε,增加R&D投入为q,q为固定值,可以建立社会效应博弈模型如下:
l不投=-b×δ+0×(1-δ)=-bδ
l投入=(y-q)×δ+(-q)×(1-δ)=yδ-q
解l不投=l投入,得
通过博弈结果分析发现,从社会消费大众认同的角度来看,可从两个方面保障公司增加R&D投入:一方面是降低δ*,从结果来看,要求增加y或b。增加y也就是提高公司进行R&D投入所能够带来的声誉、认同感等无形收益,这就要从正面形成对技术创新的整体认同和崇尚;增加b,也就是增大公司不进行R&D投入造成诸如“不求进取”、没有发展前途等认知的无形损失,这也是从反面形成对公司不进行技术创新的鄙弃。另一方面是提高δ,即提高社会消费大众认同概率。短期来看,要尽量使得R&D投入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就是说R&D的投入要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真正能给消费大众带来福利;长期来看,在社会上要推崇一种科技创新理念,宣传科技创新对个人和社会的好处,从而增加广大群众对科技创新的认同感。
中小板上市公司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要获得社会消费大众的认同,社会消费大众的科技创新理念能够更大程度地推动中小板上市公司R&D投入的增长,因此,对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来说,这种推崇科技创新风尚的形成更加重要。当然要获得社会消费大众的认同,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即公司基于社会需求做出R&D投入,社会上树立推崇科技创新的理念。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论证发现,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依然存在R&D投入动力不足迹象,而R&D投入动力涉及原发性动力和作用性动力两大方面。原发性动力主要是通过各种机制的传递,最终使得公司为了生存或者取得更多的收益而自发提高R&D投入;而作用性动力主要是由于外部力量的作用,公司或是为了减小损失、或是为了提高收益,甚至为了提高声誉而被动地去提高R&D投入。对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来说,要保障R&D投入收益提升,增强R&D投入动力的具体途径有:
(1)竞争机制方面,R&D投入收益的保障相对于提升竞争程度更为重要,行业、机构和政府要把重点放在保障和提升R&D投入收益上。
(2)激励机制方面,中小板上市公司R&D投入与管理层的利益更为密切,为了保障管理层把握公司生存发展的重点——科技创新,中小板上市公司更应该增加与R&D相关的激励,但对管理层的激励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才能提高管理层R&D投入的动力。
(3)政府行为方面,中小板上市公司发展面临着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激烈竞争,政府相关部门对中小板企业可通过提高有形惩罚(罚款)和无形惩罚(公布造假企业信息)降低检查临界点,同时适当控制检查力度略大于临界点,提高效率,最终保障R&D补贴的效率。
(4)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小板上市公司基本上是技术创新依赖型公司,投入产出比相对较小,制定罚款尺度时不能仅仅依赖R&D投入,而是要更多地参考R&D产出,同时适当加大执行力度。
(5)社会消费大众效应方面,中小板上市公司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要获得社会消费大众的认同,而要获得社会消费大众的认同,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即公司基于消费需求做出R&D投入和社会上树立推崇科技创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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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R&D的问题】推荐阅读：
公司销售管理中的问题09-15
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资问题研究06-12
某文具公司成本费用控制问题的调查07-05
公司登记若干问题07-23
公司“四风”问题清单06-19
关于公司管理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几点建议08-28
公司存在问题和建议08-29
公司内部审计问题08-24
对面试公司了解问题06-28
拟上市公司问题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