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证据能力规则论文

民事证据能力规则论文（精选8篇）

民事证据能力规则论文 篇1

一、设置证据能力规则的可行性分析

证据立法一直是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是其中的重头戏。然而, 并不是只要在法条中明确规定“某某证据应予排除”, 就真的可以使那些证据在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项证据真正被“排除”必须依靠相应的程序才能实现。

无论是大陆法系的证据能力规则还是普通法系的证据可采性规则, 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排除证据的规则。在理想状态下, 一项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被“排除”, 应当是指该证据所反映的信息对于案件事实的最终认定不产生任何影响。但是, 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证据排除的这种理想状态, 却是一个颇费周折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 为达到这一理想状态所做的努力不外乎以下三种。

第一, 隔断应予排除之证据通向事实裁判者的渠道, 即不给事实裁判者以接触这些证据的机会。陪审团审判模式是这种方法的典型代表, 该措施的效果无疑最为立竿见影, 既然应予排除的证据根本不为事实裁判者所知, 也就无所谓对其产生影响。但这种措施在具体程序设置上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必须存在彼此相分离的两个程序和两个裁判者。美国证据法学家达马斯卡在其著作中对这种被其称之为“二元式”结构的程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指出, 证据的“排除”, 只有在这种“二元式”结构的程序中才能真正实现[1]。从理论上讲, 在对案件事实进行正式听审之前, 设立一道由专门法官主持的对证据能力进行裁判的程序似乎是可能的;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尚没有一个大陆法系国家设有这种专门程序。究其原因, 除了历史传统因素之外, 还有来自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方面的原因。如果在事实认定程序之前再设置一道专门对证据排除进行裁判的程序, 将会导致诉讼成本的增加。

第二, 如果应予排除的证据信息不幸已被事实认定者知悉, 则通过具有权威性的警告或指示, 命令事实裁判者对该信息不予考虑。陪审团审判模式之下, 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 (instruction) 即属此类。它对于证据排除问题的有效性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在法官做出指示之前, 应予排除的证据已经在陪审员脑海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象, 法官的指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这些印象, 并不存在有足够说服力的心理学上的研究来验证。

第三, 由事实裁判者在判决作出之后出具判决理由书, 列明事实认定结果所依据的证据和推理过程, 以示依法应予排除的证据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确已被排除。这是目前大陆法系各国广泛采用的做法。但判决书中写明的事实认定理由能否忠实地反映法官认定事实的心理过程呢。让法官从他们头脑中完全删除已知的信息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他们在认定案件事实时, 往往会有意或是无意地向那些已知信息发出的诱惑屈服。因此, 大陆法系的证据法学者也意识到, 所谓的证据排除规则只不过是“为法庭论证判决增加困难”而已[2]。总之, 该做法对于证据排除的作用即使有也十分有限。

普通法系的陪审团审判模式是目前最符合证据排除要求的程序制度, 因为它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那些应排除的证据对事实认定过程产生影响。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民事审判中, 目前证据排除的程度并不十分乐观。尤其是在我国, 法官不仅可以接触到所有证据, 而且判决书对于事实认定过程的描述也往往语焉不详, 在这种情况下, 证据排除规则几乎没有任何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 有学者指出, 应当建立庭前准备程序, 由专门的庭前法官来解决证据排除问题[3]。这显然是借鉴了普通法系“二元式”审判结构的思路。我认为这种尝试是值得考虑的。尽管在大陆法系的诉讼模式中不可能完全复制普通法系国家那种严格意义上的“二元式”审判结构, 但还是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合理的借鉴。但是, 在这种借鉴的过程中, 至少有以下两个问题是应当明确的。

(1) 对庭前准备程序在证据排除上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有学者认为“, 需要排除某一证据的证据能力时, 该证据根本就不应出现在法庭之上”[4]。这固然是证据排除的理想状态, 但是仅凭在正式听审之前增加的一道准备程序, 这种理想状态是无法实现的。庭前准备程序不可能解决所有的证据排除问题, 当事人对证据能力提出异议的权利也不可能被限制在庭前准备程序这一短暂的时间之内, 对于那些在正式听审过程中出现的证据排除问题, 庭前准备程序显然鞭长莫及。因此, 通过庭前准备程序只能实现一部分证据的排除, 即使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其作用也终究是有限的。

(2) 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过程中必须弱化查明真相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 大陆法系国家之所以普遍缺少专门的证据能力裁判程序,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事实问题。法官在决定是否排除某一证据时除了考虑该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之外, 还必须考虑它对于查明案件真相的重要性。证据的排除通常是对全案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衡量之后的结果, 而主持庭前准备程序的法官不可能胜任这样一项复杂的任务, 如果要求他在决定某一证据的排除问题之前必须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深入的审查, 那么, 相对于随后进行的正式听审, 无疑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且, 由于庭前程序与庭审程序的裁判者都是职业法官, 这样一种浪费是毫无意义的。因此, 我国以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在建立庭前准备程序的同时, 必须弱化适用证据排除规则的事实条件。庭前准备程序在对某一证据的排除进行裁判时, 原则上只能以法律为依据, 而不去过多地考虑该证据的重要性, 否则, 建立这种庭前准备程序很可能得不偿失。

二、我国民事证据能力规则的现状和本文的观点

迄今为止, 我国尚未制订出独立的证据法, 证据规则主要散布在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当中。从这些证据规则中不难发现, 证据法对证据能力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导致实务中也很少用证据能力规则解释具体案件。我国民诉立法上尽管可以找到一些与证据能力相关的规定, 如《民事诉讼法》第70条第2项规定的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 以及1995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这一司法解释的规定所反映的部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 但是由于这些规则要么是立法技术不够明确、严密, 难以执行, 要么是缺乏诉讼程序方面的配套措施而流于形式。一言以蔽之, 在民事诉讼领域中, 有关规范证据能力的规则不仅数量稀疏, 而且质量低劣。

从历史演进和现实架构的角度来看,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诉讼模式的差异与融通决定了其证据能力规则在内容和设置动因上的差别和趋同。从世界性视野来看, 建构我国民事证据规则需围绕证据能力这一证据规则的核心问题。借鉴两大法系对证据能力规则的相关规定, 笔者有以下两点初步的设想:

第一, 从关联性的角度去判断证据的证据能力。关联性不是一项证据的内在特征, 而是作为证据与本案争执的实体法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存在的, 关联性之有无, 为一经验事实, 可依经验与科学加以自主判断。而证据之可采纳与否, 属于法律问题应由法官根据法定规则进行法律判断。多数学者主张证据关联性作为事实命题既靠逻辑推理, 也应依赖于经验法则[5]。

英美法系国家倾向于认为证据的关联性为纯粹的事实问题, 理所当然地应依经验与逻辑判断之, 非证据法所能调整的领域。“法律对于有关联性不提出任何检验标准”[6], 仅援用逻辑和一般经验, 假定法官熟悉作推理使用的各项原则。故证据关联性和可采纳性之对应关系, 仅限于抽象、概括的层面, 证据法真正关注的不是证据的关联性, 而是可采纳性。因此, 我们就不难理解《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关于证据关联性只有寥寥几条规定的原因了。并且, 在关联性和可采纳性之对应关系中, 美国法系国家强调后半句“一切无关联性证据不可采纳”。禁止法院接受无关联性的、在逻辑上不起证明作用的任何东西。因为“一切非关联性的证据不可采纳是一个理性的证据法体系的大前提”[7]。

对证据的关联性判断建立一个证据能力规则难度较大。一般说来, 对与事实有关联的证据, 原则上都要赋予其证据能力, 因为, 证据的关联性通常会使其对于诉争事实具有盖然性的证明价值, 赋予其相应的证据能力也是理所当然的。笔者认为英美法上所规定的6种无关联性证据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第二, 从诉讼价值的角度去判断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据的收集、审查、认定是贯穿于整个诉讼程序的, 证据能力的判断必须要体现诉讼程序的价值。从实质上看, 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标准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和正当性的判断。在英美法系, 对于证据能力也即可采性是通过消极性的排除规则来实现的。有人将其划分为排除证明方法的规则与排除事实的规则。前者包括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等;后者包括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之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反言规则等。在我国没有证据规则的规定, 但强调证据具有合法性的特征, 这就产生了我国证据法学界证据合法性是证据能力唯一判断标准的观点。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对于证据可采性在法律上的判断标准应该有:首先, 应该确定合法性标准, 也就是非法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这是证据法的正当程序价值所决定的;其次, 我国应该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建立证据规则体系, 通过证据规则排除某些证据, 体现证据法的实体公正、效率等价值, 真正将诉讼法和证据法的价值在证据法中贯彻到底。

摘要：由于诉讼传统、结构方面发展的差异, 世界各国关于证据能力的处理方法和侧重点不尽相同。英美法系均依证据的可采纳性理论加以处理, 仅消极地就无证据能力或其证据能力受限制情形加以规定。其中不可采纳的证据主要存有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关联性的证据, 二是受排除的证据。而大陆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规则要比英美法系少得多, 对于证据能力很少加以限制, 凡可作为证据之资料, 均具有理论上的证据能力。本文拟从设置证据能力规则的可行性与我国的现状和本人的设想两个方面来具体展开探讨。

关键词：证据能力,关联性,合法性,非法证据排除

参考文献

[1]Mirjan R.Dama.ka:《Evidence Law Adritf》,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46-57.

[2][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188.

[3]汪建成, 杨雄.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庭前审查程序之改造.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 (6) .

[4]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273.

[5]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6]See James, Relevancy, Probability and the Law, 29California Law R-eview689 (1941) .

[7]美国证据法学家塞耶 (J.B.Thayer1831—1902) 于1898年提出该著名论断, 转引自沈达明.英美证据法.130.

民事证据能力规则论文 篇2

一、推定规则的运用推定是指法官借助于已知的现存事实，并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的假设。其根据是事物之间的常态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中长期、反复地实践和运用而取得的一种因果关系经验，这种因果关系是事物的现象之间体现出一种内存的必然性联系，即每当一种现象实际存在，另一种现象必定出现，具有的伴生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明确规定了推定可以作为诉讼证明的一种方式。推定一般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官依照法律预先设置的有关规则，以已知的基础事实的存在而推定其他事实的存在。目前，我国在立法上采用法律推定的规定较少，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这种推定就是法律推定。此外，还有些规定散见在一些实体法或诉讼法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人在遗产处理前不作放弃继承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没有作出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1条第4款规定的作者推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43条、第53条、第55条、第66条的规定等等，这些规定中的“视为”、“视同”就是推定。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即被公证的事项作为证明对象时，可推定为属实，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已明确规定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必须查证属实”。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责任人过错推定等等。事实上的推定是指法官基于职务上的需要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就已知的事实作基础，进而推论出未知事实的证明手段。例如，当事人只要证明自己对某片土地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如无反证，即可推定地上地下的建筑物、设施及种植物归其所有；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生有一小孩，如无反证，推定这孩子为他们的婚生子；当事人提供的书证上载明地点、时间的，推定其为制作时的地点、时间；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时，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为真实等等。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法律上的推定主要表达了立法者的审判意图，具有法定性，其运用将导致举证责任向相对一方当事人转移，即基础事实被证明后，把有关推定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转移至对方当事人。而事实上的推定属于逻辑上的一种演绎推论，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一种高度产物，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证明效果上要弱于法律推定，因此，它没有转移举证责任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事实推定可以作为一种证明方式的同时，又混淆其与法律推定的本质区别，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为尽管事实推定是根据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相互排斥关系等法则作为推理机理的，但是，作为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言，凡事都有例外，这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决定的。同时，被据以证明的事实的真实程度与案情的复杂程度、法官的社会阅历和业务素质等都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故在适用推定规则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作为推定前提的基础事实必须真实、可靠。基础事实是否真实、可靠，对于推定的结果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因此，在当事人对基础事实进行质证时，只要以反证反驳使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导致推定不成立。

（二）应以法律推定作为推定的常规方式，而以事实推定作为补充，不宜滥用事实推定。只有按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当事人才无须举证，仅根据已知事实推定的事实假定，不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的结果。

（三）事实推定而得出的结论只是一种假定，这种假定被认定为真实的前提是相对方当事人不予反证。

二、司法认知规则的运用司法认知是指当事人对显著的事实和法律，无须举证，而由法院直接予以确认的证据规则。运用司法认知规则的优点：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避免有关法院就不同的裁判对同一事实的认定产生冲突；避免重复性劳动并节约社会资源。司法认知的内容包括显著的法律和事实，这里的法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本国法律、外国法律及国际条约。事实，即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以及已为法院所知悉的事实。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能够作为司法认知的事项为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由于这种标准设置的过于狭义或严格，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司法认知的范围作了扩充解释和规定：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和定理；

（二）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

（三）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但司法认知范围规定的仍显得过于偏窄，根据当代各国的发展方向，其司法认知的范围已呈现日渐扩大和更加明晰化的趋势，体现了处于信息时代世界新的面貌的一些特征，即愈来愈多的知识和信息使人们在把客观事物作为认知对象时增加了智能化上的实现功能，已知的知识和信息领域大大缩小了未知的空间。因此，在立法上增加认知事项的范围势在必行。同时，对法官业务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将愈来要求愈高。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正确采用司法认知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法院既可根据当事人申请，也可依职权自行采用司法认知。司法认知一般以当事人请求为条件，但对法官已知或应当知道的的事实可依职权自动认知。如，对属于普通知识或通常经验以及同一法院或上级法院曾裁判所确定过的事实等，当事人即使未提出申请，法庭也应当依职权直接进行司法认知，法官不能对周知的事实装聋作哑。

（二）要保障当事人的抗辩权。即便是显著的事实也有违背事实真相的时候，比如，有关舆论或发布的信息对人们在理解上产生的误导，从而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形。故应当给当事人抗辩的机会，以便予以核实或澄清。

（三）“众所周知”的事实范围界定在审判法院的管辖区域较为科学、较为实际。过于宽泛，在审判实践中实际上没有确切的标准可循，可操作性相对较弱，而一些事实，如自然灾害、重大事件或某一地区的自然概貌、交通状况等为人所知悉的范围很可能限于某一地域，要求在没有限制范围内都为人们普遍知晓，标准显得过高。

（四）“对众所周知事实”的判断，应采用合议庭的方式，必须经过合议庭的一致认为，方可采用司法认知。

三、盖然性规则的运用。盖然性规则是指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上条件的限制，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庭审中对证据调查、审核、协商之后而形成一定程度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明规则。在对“盖然性”的认识和理解上，根据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可以：

（一）从法官自由心证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盖然性。即“属实”的标准，是法官主观信以为真，是相对真实而并非绝对真实，相对真实的程度由法官自由裁量。

（二）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来认识盖然性。法官以某一待证事实成立的可信程度和不成立的可信程度相比较，分配可信程度低的一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三）从逻辑推理来看待盖然性。即不要求用严格意义上的演绎推理方法来评价证据，对证据评价可以采取不完全的归纳方式。

（四）从优势证据的角度来论证盖然性。所谓优势证据，是指证据力较强，相对其他证据更有可信价值的证据，与举证数量无关。我国在立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上对证明标准的设置为“高度的盖然性”，即在形式目标上以追求“客观真实”为标准。如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6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等。同时，又实际承认这种标准具有客观上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虽然是作为追求“客观真实”的过滤器，但上诉程序的启动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审判监督程序虽可依职权进行，但也离不开当事人的积极推动，加之调解结案仍占相当的比重等，根本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我国之所以设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法官素质问题，法官作为审判主体具有双重人格属性，即司法者和自然人，其怀有常人的意志、性格、情感、欲望、偏见、经历等生理、心理和社会诸多因素，进而制约其对事实客观性的认识。同时，个人的人格要素，如政治经验、法律经验、生活经验、聪明、教养、意思力、家庭环境、交际环境、社会地位等，都对事实的认定有着重大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盖然性规则的运用应遵循：

（一）坚持规则法定的原则，保持中立、超然的地位。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依照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对当事人的不当行为进行干预，以规则监护人的身份保障当事人的对抗式诉讼有序的进行。

（二）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法官不对当事人举证不能承担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规定过于扩大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权介入私权的不当救济，它以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程序上的实质性的不公平。因此，法官依职权取证的范围应主要限定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公民人身权益的证据。

（三）任何证据，包括法官依职权收集到的证据，在采证之前，必须接受当事人的质证，否则，不能产生证据效力或作为定案证据。同时，就此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述认定的根据和理由。

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篇3

关键字：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非法证据价值冲突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

中国《诉讼法大辞典》将非法证据定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非法证据并非合法证据的对称。从法理的角度看，非法证据并不是合法证据的否命题，有重叠部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行为既不是合法的，又不是非法的。因为法律本身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法律不可能调整所有的具体社会关系，本文从狭义角度理解非法证据，是指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起不合法表现为违反禁止性规定，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所取得的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和价值

（一）协调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

通常认为，实体公正必须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前提和基础。而程序正义是过程正义，是由作出决定的过程体现出来的公正性和妥当性，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是否受到尊重，是否被赋予参与诉讼的机会，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否平等，法官的中立与否等都是判断程序公正的重要标准。

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史上，1961年的马普诉俄亥俄州案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该案表明，美国最高院在该刑案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和权衡中，选择了程序正义，在这个意义上讲，诉讼价值冲突下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衡量的结果。

（二）协调客观真实性与合法性并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

真正具有客观真实性的证据并不一定是具有合法性的证据。在诉讼实践中，这种理性的选择必须考虑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承受能力以及他们的心理反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使得理性的选择面临可操作性的难题。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形式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可预见性。使执法人员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对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工作的最终的否定和谴责。在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证据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拒绝，并在以后诉讼程序中要求排除。想制止办案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其违法获得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从而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

（三）有利于保障人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68条的规定，法律禁止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应该予以排除，此处的法律禁止的方法主要包含偷拍、偷录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实质上就是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不受侵害。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一）、《批复》的立法现状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规定（简称《批复》），第一次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判断标准："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批复的规定具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一，该批复明确确认了证据的取得要合法。其二，它以消极的方式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这对于我国证据方面的立法起到了一个补充的作用，也为以后《证据规定》第68条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从不足之处来看，该《批复》对非法证据判断标准的规定录音资料的证据合法性标准限定在"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这种做法，无异于在事实上排除了视听资料作为一种证据类型的存在价值。

（二）、《规定》的立法现状分析

针对《批复》存在的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其进行了重新审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其中第68条规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规定》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针对民事诉讼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其进步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它第一次比较科学地界定了非法证据的概念，并明确其不具有证据资格。《规定》继承了《批复》关于证据合法性规定的合理内涵，摒弃了《批复》中的"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这一判断标准，兼顾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降低了当事人取证的难度，保证了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其次，该《规定》更加彰显了程序公正的价值。《规定》把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范围之外，显示了它的进步之处。

《规定》的出台是一大进步。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该《规定》不足之处也日益暴露出来，"一律排除"的原则有明显移植美国早期证据规则的倾向。另一方面该《规定》在语言表述上不严谨，混淆了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界限。排除规则产生的后果是否定某一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根本谈不上将其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

四.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一）、以立法形式确定规则

目前，我国还没有以立法的形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仅存在两部司法解释中，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违基本法理，并且缺乏足够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我国民事诉讼中没有确立系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种情况的出现确实不太合理，并且有悖法理。因此，出台一部独立的《民事证据法》或修改现有的《民事诉讼法》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地位有其必要性。

（二）从我国国情出发，兼顾实体和程序

任何具体民事诉讼制度或证据制度的涉及都是为了保障民事诉讼基本目的的实现。虽然强调程序观念和程序公正是当今中国民事诉讼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但实体公正无论如何都是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或最终目标而存在。既然如此，在涉及具体制度时，就应从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众所周知，在强调正当程序的美国，对非法取得证据的排除都有一些例外规定，以让法官在非法证据的采用上有一些灵活性，而大陆法的德国，更是将许多非法证据的采纳与否交由法官结合具体案件情况来决定是否采纳。这些都显示了各国在制定证据排除规则时，无不是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加以衡量。

各国的法律都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适用，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不可分割。立足现实国情并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原则。当前我国的司法改革正逐步走向深入，在重新构建民事非法排除规则的时候，应该切实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理清现有制度缺陷之后有针对性地借鉴与完善。

浅议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篇4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证据制度中的重要规则之一, 是法官用以判断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关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对因违反法律规定, 侵犯了他人特定合法权利而收集的事实材料, 因其不具备合法性要素, 基于保护程序公正及当事人的诉讼人权等因素的考虑, 而加以排除的证据规则。在民事诉讼活动中, 法官通过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 排除妨碍其准确合理地认清案情的证据材料, 使得法律真实能够无限接近争议事实。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表现为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 强调对当事人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证程序公正, 使民事争议在公正的程序中得到解决。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能体现诸多方面的利益权衡, 主要包括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目的合法与手段违法等。

二、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世界各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与完善大多数都集中在刑事诉讼中, 以防止国家公权力对公民人权的侵害。在我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和发展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领域, 我国受大陆法系立法思想的影响, 在民事诉讼立法上并未设置系统规范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精神在某些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可以得出。我国相关规定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有三:第一, 证据收集主体不合法的证据, 即不具备法定主体资格的人提取或者提供的证据。第二, 证据收集形式不合法的证据, 即不具备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第三, 证据收集程序或手段不合法的证据, 即通过不符合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手段取得的证据。

(一) 非法证据概念不明确

我国在立法上仅对非法证据的概念作了笼统的规定和解释, 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定就更是稍有规定。例如《证据规定》中关于“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手段”的规定, 既没有界定其内涵, 又没有限定侵权的程度。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的内涵却十分宽泛, 大至宪法小到部门法律法规都有保护公民权益的规定。将一个宽泛而不确定的概念不科学地界定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基础, 必然导致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与合法收集证据行为之间的混淆, 这样的后果是给法院的具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当事人收集证据带来困惑。

(二) 灵活性不足

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视角比较单一, 法律规定过于粗略, 仅在大方面对某种证据进行考量, 却没有在具体适用上进行细致规定。在没有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下某种证据应否被排除的情况下, 就将其一概排除, 缺乏必要的灵活性。这种一概予以排除的简单粗略做法, 对民事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有实质性影响, 将可能导致过于强调程序公正而忽略了追求实体公正的诉讼目的。最终也不利于民事诉讼整体目的的实现。

三、对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意见

(一) 完善立法模式

我国在庭审模式上选用了“职权主义”模式, 那么在证据法上采用大陆法系的立法体例是非常自然的。因此, 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方面应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 采用证据排除的法定主义与裁量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进一步完善证据制度。在对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完善时, 还必须强调程序制度和法官制度结合, 不能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 明确界定非法证据的范围

我国民事非法证据规则适用的范围比较模糊, 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操作中出现很多问题。如前所提到的《证据规定》中“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以及《民事诉讼法》对“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均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 给法官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造成了困难。明确界定非法证据的范围, 可以增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际可操作性, 有利于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标准的统一。

(三) 提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灵活度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有一般性的规定, 同样也需要例外的规定以及给法官自由裁量留有余地, 这样适用起来才会显得灵活而不僵化。法官据以衡量是否是非法证据应当考虑以下方面的内容:第一, 该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价值。如果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有着不可替代的证明作用, 排除该证据将对举证一方造成不公, 那么法官则可以考虑采纳该证据。第二, 取得该证据时对公民合法权益侵害的严重程度。如果收集该证据的手段并不是严重违法行为, 那么法官可以适度的考虑不予排除。第三, 通过证据所要实现的权益和取舍证据关涉到的价值冲突。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规则中的重要制度, 指法官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或者法官依职权调取的证据, 本应予以采用或者予以采信, 但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予以采用, 并加以排除的规则。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相关规定, 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受追求实体公正的法律文化传统、立法模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 本文对我国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能力,可操作性,灵活度

参考文献

[1]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模式[J].中国法学, 2010 (6) .

[2]罗筱琦, 陈界融.证据方法及证据能力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

民事证据能力规则论文 篇5

刘建国 李友谊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体系中，证据法是极不完善、极不发达的，教见于各诉讼程序法的证据规则，过于抽象、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于证据规则，不仅老百姓在观念上远远没有这个意识，就连司法人员和律师也过于片面追求实休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掌握，对于证据规则认识不足，更不用说熟练运用了。这种熟于法律、疏于证据的观念及操作倾向对准确处理案件大有弊端。

2002年4月1日起生效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虽未形成独立的证据法，但其确立了举证时限，证据交换、证据的审核等一系列制度，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当事人举证时限无法可依、无序可循的混乱局面，不仅很好地规范了当事人举证的权利义务，也对防止当事人证据突袭、滥用诉权、节约审判资源提高审判效率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新的规则在适用中也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笔者亦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现对此进行如下分析，以求教同仁。

一、约定举证期限和指定举证期限谁应优先的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举证时限可分为：约定举证时限和指定举证时限两种。《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

依照《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由于案件受理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同时送达原告，应诉通知和举证通知书同时送达被告，也就是说原告在知道案件被受理时法院已经对原告指定了举证期限，被告在知道诉讼发生时法院也已经对被告指定了举证期限。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在收到举证通知书之前不可能对举证期限作出约定，只有在此之后，当事人才有可能就有关举证的

期限进行协商。因而，当事人约定举证期限的行为只能发生在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行为之后。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事人一旦通过协商约定的举证时限是否应优于法院指定的举证时限。笔者个人意见是肯定的，否则《若干规定》中赋予当事人所享有的约定举证期限的权利将成为一纸空文。约定举证期限优于指定举证期限的使用，不仅有利于当事人行使自已的诉讼权利，而且可以减少因法院依职权指定举证期限而在当事人诉讼心理上可能造成的不平衡感。但在当事人约定的举证期限过长或影响法院审限的情况下，法院对约定举证时限可以不予认可。但应指令当事人重新约定，只有在当事人不约定举证期限或者就举证期限协商不成时，才适用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

二、管辖异议条件下举证期限的如何适用

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天。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在受理案件之时就在举证通知书中限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遗憾的是《若干规定》对管辖异议情况下举证期限的适用没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有的法院以当事人管辖异议的期限为15日而举证期限为30日还来的及为由认为应当将异议期限包含于举证期限。

笔者认为以上做法不妥。

一、当事人管辖异议乃重要的诉讼权利，不容剥夺，民诉法的原则是对管辖异议优先裁定，而当事人答辩、证据的提交则说明对管辖的认可，在涉外诉讼中尤其如此，这显得前后矛盾。

二、管辖异议的期限为15日，审理管辖异议的一审期限为15日，这就已经30日了，再加上不服一审上诉期限为10日，二审期限30日，解决管辖问题就得70日，还没算上在途时间就远远超出举证期限不低于30日的规定，将管辖异议包含于举证期限事实上做不到也不符合常理。

三、如果说向法庭递交证据视为应诉答辩的话，那对当事人来说只能西瓜玉米选其一了。要么提出管辖异议放弃举证权利，要么应诉答辩放弃管辖异议的权利。这显然是剥夺当事人的诉权，于法不合。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七项规定，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和处理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间。既然不计入办案期间，也应当不计入举证期限。

综上，笔者认为举证期限不应包括管辖异议期限。其他如公告送达、当事人申请法院组织鉴定期间同样也不应计算在举证期限之内。

三、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举证期限的变更问题

根据《若干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的限制。实务中，法院一般在适用简易程序时指定期限往往少于30日。但根据民诉法的规定，一定条件下简易程序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这时就会出现要不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补足普通案件举证时限不少于30天的差额。有人主张不必补足，理由是在简易程序中指定的举证时限，是法院依法进行的有效指定，不宜因程序改变而作变更，而且变更也没有司法解释做依据，况且《若干规定》已经为在指定举证期限内无法完成举证的当事人设立补救措施，即给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时限的权利，如果当事人在原指定的举证时限内无法完成举证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延长举证时限。

笔者认为在简易程序中的举证时限如是当一事人约定的转为普通程序后则不应予以变更。如是法院指定的则应予变更。因为，《若干规定》不少于30日的规定是对普通程序普遍适用的，既然转为普通程序，就至少应该补足当事人的举证日期，否则对当事人的举证权利是一种变相剥夺。按照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都是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当事人的举证工作量就有可能增大，举证期限早可能届满，如果还拘泥于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明显是不合理的。

四、经当事人申请后延长的举证期限是否适用于同案其他当事人的问题

实务中的做法也不一样，从公平的角度出发，有的法院将延长的期限适用于未申请的一方;从对权利自由处分的角度出发，有的法院并不将延长期限当然适用于未申请一方。

笔者认为，根据《若干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不能完成举证的可以申请延期举证是个授性规定，该规定赋予了不能完成举证的当事人的申请延期举证权。既然其他当事人没有要求延期举证，表明其认为自己的举证已经完成，对此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样也保持了程序的稳定性。从另外角度出发，如果将延

长期限适用于未申请一方则有点法院不基于当事人的申请而“主动”延长的意思。综上，不应当将延长期限当然适用于未申请的其他当事人，但在追加当事人的场合举证期限的延长，对其他当事人应该适用。

五、生交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应否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问题。

《若干规定》第九条对于已为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不尽合理，在实务中应区别对待。对于与本案有关的生效判决书所确认的且当事人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事实应当认可。对于与本案有关的生效裁决则有应认可，因很大一部分裁定并不允许当事人上诉，且裁定一般只解决程序性问题故其对事实的认定不管当事人有无相反证据则不应认可;对于与本案有关的生效调解书所确认的事实则不应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因为与本案有关的其他案件当事人可能是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过应允许其作为证据材料使用。其他性质的生效裁决或文书亦应是这种情况。

六、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

证人是指了解案件情况并受人民法院传唤出庭作证的人。我国规定证人原则上应出庭作证，并向法庭作出忠实事实和法律的陈述。但是证人本身具有容易受客观环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识以及各种人为因素影响的特点，再加上证人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作证拒不出庭、作伪证，甚至前后矛盾作证的现象普遍存在。

《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证人费用„„应由法院向当事人收取后，再支付给证人。这些虽然在立法上补偿了证人因出庭作证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对证人出庭作证是一大促进。但因其规定的过于笼统，操作麻烦，且数额界定不明确，一般均没有落实。笔者认为首先应从立法上对证人的误工损失、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属诉讼费用范畴建立费用标准、预交方式和负担方式。另外可在证人出庭作证时，由法院告知其向法院申报具体费用，经法院审查核实后，根

据该证据采信情况分别处理：即若该证人证言属对案件真实陈述，可作定案依据，该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若该证人证言与案件无关，不被采纳，该费用由举证的当事人负担，若证人出庭不作证或作虚假证明，该费用除由其本人自行负担外，还根据情节轻重，依照作伪证的有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七、关于“新的证据”与再审立案条件的冲突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何为“新发现”的证据?没有具体解释，笔者认为只要是基于有义务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在正常的情况下能提供而不提供的不能视为新发现的证据，因为主观意志之外的原因导致不能提供的可以认为是新发现的证据。比如，正常情况下，公司有义务提供有关自身财务方面的证据而不提供的，就举证期满后提供的财务方面的证据不能视为新发现的证据，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公司必须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保管有关财务凭证。不同的情况是，假如该公司房屋意外倒塌，公司有证据表明提交的有关财务资料是举证期满后从废墟中清理得到，则应视为新发现的证据。

那么，结合《若干规定》第43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不是新发现及其他客观原因不能提交的证据，当事人交将在该案举证期满后永不得提交。应该说这样的规定虽然有些不近人情，但对于抑制当事人恶意拖延搞证据突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法制进步的表现。但是在2002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该意见第八条规定对经审民事裁判、调解的再审申请，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一)有再审申请人以前不知道或举证不能的证据，可能推翻原裁判的„„

该意见关于再审立案的两个条件中“申请人以前不知道”的证据规定与已确立的证据规则并不矛盾，问题关键是对“举证不能”的证据的争议。何为举证不能?

有人认为举证不能是指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无法举证或证据不存在，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无法举证，如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有限，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被对方当事人占有等。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民事证据能力规则论文 篇6

关键词：缺席判决,举证责任,证明标准

现代的民事诉讼结构体现为一种等腰三角形的特征, 即法官居于三角形顶端, 引导分执于两端的当事人庭审时围绕案件争议点相互攻防论辩, 并依据双方当事人质证得以确认的证据做出裁判, 从而使整个诉讼活动呈现一种紧密和谐的状态。因此, 双方当事人于言词辩论期日到庭并进行充分的辩论就成为稳固等腰三角形民事诉讼结构的基石。但是, 当一方当事人经合法传唤于到期日不到场或虽到场但未进行辩论时, 庭审时双方攻防对抗的状态被打破, 质证程序难以进行下去, 法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无法判断, 结果导致等腰三角形诉讼结构的变形。于是, 如何运用证据规则从而使法院做出的判决更接近公正是我们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缺席行为

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和向前推进, 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当一方怠于行使诉讼行为时, 法律往往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么, 缺席行为的法律后果是什么?是一种对权利的放弃还是对义务的不履行?笔者认为在讨论证据规则适用时, 有必要解决这个前置性问题。

首先是对缺席行为的界定。各国对缺席行为的界定与我国的不相同。辩论主义原则最集中的体现是在法庭辩论阶段, 当事人参加法庭审理并进行直接的、言词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判决的最终结果。因此当事人不出席庭审或者虽出席但不进行任何辩论在实质上是一样的[1]。基于以上考虑, 国外民事诉讼中一般将当事人不出席庭审或者虽出席但不进行任何辩论都视为“缺席”。如在英国, 缺席是指被告未能在规定的时期内提出防御的意思, 或被告虽提出答辩但在审查日不到案[2]。在德国、日本均将当事人于言词辩论期日不到庭或虽到庭但不进行辩论视为缺席。我国将缺席界定为当事人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或虽到庭但无正当理由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两种情形。即判断是否缺席以是否“到庭”为标准, 同时规定被告不提交答辩状不影响法庭审理。这一规定常导致实践中许多诉讼案件的被告不仅不出庭而且根本不提交答辩状。实际上, 被告一方的答辩状记录了其对所涉争议的基本主张, 是对原告主张的反驳, 可以视为与原告的辩论。在被告缺席的情形下, 法院可依被告提交的答辩状与原告的主张及依据进行衡量并做出判决。可见, 提交的答辩状是缺席案件审理的一个关键。

其次, 缺席行为是与应诉行为相对而言的, 应诉行为是指被告一方收集证据, 按期提交答辩状, 参加庭审的行为。在超职权诉讼主义模式下, 当事人出席庭审进行法庭辩论成为配合法院的一项义务。但随着民事诉讼改革逐步朝着当事人主义的方向前进, 当事人的处分权日益得到法院的尊重。出庭成为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 当事人可选择行使, 也可选择放弃。如若当事人基于各种原因愿意放弃出庭权利并全盘接受法院判决, 即使是法律上的不利判决, 也是其对权利的处分, 符合私法自治原则。

二、举证责任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原告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予以反驳或提出主张的同时也承担举证责任, 原被告相互举证碰撞后, 法院判断哪方的举证更有力, 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由主张者承担不利后果。这是一般的举证责任规则。

当一方当事人已实际参与庭前程序的诉讼活动, 即已提交了答辩状与证据材料但却未到庭时, 其所提交的答辩状或证据材料可以纳入法庭调查的范围。缺席方对起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未在答辩状中予以否认, 或者也未提出反证材料的, 应当视为缺席方当事人承认;相反, 若其对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予以否认, 或者提出了反证材料的, 到席方当事人须对这些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同时缺席方当事人之前已提交的证据材料必须在法庭出示, 并由到席一方提出质疑。

但当一方当事人提交了答辩意见却无提供证据材料, 也未参加开庭审理时, 法院的判决如何做出?举证是法院依证据判断事实做出实体处理的前提, 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是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的。虽然缺席一方提交了答辩意见, 在程序上发生应诉的效果, 但这种抗辩主张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 显现的只是一种诉讼上的被动防御。笔者认为, 此种缺席行为可以视为其放弃了举证的权利。因此, 法院可以根据到庭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对缺席方当事人做出对其不利的判决。

实践中, 一审法院依法做出缺席判决后, 缺席一方当事人通常在二审或提起再审程序时以新的证据要求撤销法院一审缺席判决, 该新证据的事实效力可能导致原审判决的全部或部分无效, 这不仅给出席方当事人增加了诉讼负担, 同时也增加了法官对缺席审判的畏惧心理。实际上, 2002年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已经确立了证据的程序效力。它规定除特殊情况外, 法官只对举证期限内提交给法庭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核认定, 从而排除了当事人日后提出新的证据来影响判决的可能。也就是说, 当事人运用合法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和抗辩理由时, 并非可以任意超越诉讼的某个阶段。因为民事诉讼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法律关系, 各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形成一个锁链, 前一个诉讼行为的无效可能会引起后一诉讼行为的无效, 如果一方当事人懈怠或拒不依法及时进行证据披露, 往往会使相对一方当事人处于不利境况[3]。针对这种情况, 各国立法均设有规定, 凡意图延滞诉讼, 超过规定期限才提出攻击与防御方法来进行证据披露的当事人, 一般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拒绝对迟延提供的证据予以审查, 或直接认可对怠于披露证据一方不利的事实主张为正当。因此, 当事人应严格按照法院规定的时间提出能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 若一方当事人主观上存有故意, 只提交了答辩意见而不履行或不适时地履行举证责任, 其举证行为将缺乏法律效力, 此后不论该缺席方当事人提供的新证据具有多少实体上的含义, 他都要承担举证责任败诉的法律后果。

三、证据审核与认定规则

《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 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质证是指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由双方当事人就诉讼证据通过出示、辨认、询问、辩驳等质诘方式证明证据效力的活动。其基本原理在于站在对立或相反立场上的主体围绕证据的对质辩驳可以使案件信息的获得更加全面完备, 保证法官兼听则明。但是在被告于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出了答辩意见且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材料, 但却未到庭参加开庭审理时, 庭审中的质证程序变成单方面, 到庭一方当事人能够对缺席一方当事人前已提供的证据发表辩论意见, 而缺席一方却无法对到庭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质疑, 这种证据的辩论效果显然对缺席方当事人不利。此时, 法院可否直接采纳原告的诉讼请求?在笔者看来, 依辩论主义的诉讼模式, 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主导着审判程序的进程, 尤其是当事人双方的辩论及其结果是法院据以裁判的基础。法官心证的来源即是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和证据材料, 既然被告在此前已向法院提供了支持其抗辩主张的证据材料, 即使其放弃了到庭进行辩论的权利, 法院也不能视其已提出的证据材料不顾而直接采纳原告的诉讼请求。

那么, 法官如何运用其心证与逻辑推理对证据做出评价呢?法官认证的内容包括对证据资料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认定, 具体表现为对证据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认定。理论上认为, 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认定是对证据实质要件的认定, 对证据能力的认定则属于对证据的形式要件的认定, 二者的统一构成对证据进行认定的完整内容。有观点认为, 在一方缺席时, 法官只须对双方的证据进行形式上的审查, 即进行证据能力的审查即可。只要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材料形式上真实合法, 与案件有关联, 就可直接认定该方提交的证据并以其作为判决的基础。[4]但就目前的诉讼状况而言, 采取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更为稳妥。这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 也是使判决最大限度接近客观真实之使然。具体的认证程序可以如下设计:首先要求到席方当事人对证据材料的真实、合法与关联性发表辩论意见, 而后运用推定、经验法则等规则对证据材料进行认定, 若案件事实模糊不清, 法官可要求出席方对该事实加以补充陈述, 如果事实真相真伪不明无法查清, 法官可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事实真伪不明承担不利后果。同时, 为了保证法官认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笔者建议设立到庭一方当事人对已提交的证据的保证制度。即法官在法庭调查阶段审核认定证据时, 可要求出席方当事人对其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负责并记录在案, 若发现其提供虚假证据, 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按法定程序, 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里所谓“全面”与“客观”的限定性概念是对审查核实证据的一种高度而严格的要求, 其形式目标是一种“客观真实”的标准[4]。这种证明标准要求最终证明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上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 显得过于理想化与不具操作性。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优势证明”的证明标准。即在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且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情况下, 由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 则可以认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 法院应依这一事实做出裁判。如若双方证据证明力大小不明显或无法判断, 即双方证据支持的事实均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 则法院依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做出裁判, 由负有举证责任一方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5]。可见, 我国立法上规定的法院根据“明显优势”来判断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提出的相互矛盾的证据, 这一裁判准则即为“高度盖然性的证明准则”。它与大陆法系的民事案件证明标准相近似。大陆法系在诉讼证明上主张“高度盖然性”, 这种标准模式的产生并非必须以当事人的激烈对抗为前提, 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并非完全着眼于双方当事人通过证据来加以攻击与防御, 从而使一方以优势的明显效果导致事实自动显露出来, 而主要由法官对各种证据的调查及庭审活动的开展所直接形成的一种心证, 当这种心证在内心深处达到相当高度时, 便促使法官对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笔者认为, 缺席审判案件因一方的缺席使得相互对抗性减弱, 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 因此“高度盖然性”的认证标准模式无疑与之相吻合。但这种认证标准是根据逻辑上的高度可能性而非必然性来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该证明标准本身并不能确定待证事实的证明要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是高度盖然性, 所以这一标准因个案不同, 只能作原则性规定, 需要法官根据案件情况灵活把握与裁量。

法官可根据被告缺席的不同原因, 灵活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种情形是起诉时被告住址不清或其他客观原因, 法院不能向其直接送达起诉书副本和开庭传票而采用公告送达。但公告送达只是一种拟制送达, 是基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以及提高诉讼效率, 推定被告已收到诉讼文书, 事实上并不能确保被告知悉诉讼的存在, 况且法律一般允许对拟制的事实在有足够证据证明时可以推翻该拟制的事实。若被告并不知道法院传票的内容未到庭应诉而法院做出缺席判决, 则显然对被告产生不公。因此, 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此种情形下应严格掌握, 对原告方提出的证据应严格审查。

另一种情况是法院已经依法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后当事人恶意缺席。如何认定当事人“恶意”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 这种情况的恶意应当有别于外国法律对“恶意诉讼”的规定:当事人滥用诉权, 故意虚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 意图使他人受到财产或精神上的损害, 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恶意缺席的“恶意”应指当事人主观上知晓自己将败诉而自动放弃应诉或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故意拖延诉讼。这可以从送达程序的圆满完成与否, 法官阐明权的行使以及指定期间内当事人是否已实施相应诉讼行为等方面进行认定。在此种情况下, 因为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主张以及相关证据材料已知晓, 按照情理和经验法则, 若被告对证据材料有异议就应争执, 在本应争执而未加争执的情况下, 在诉讼上视为不存在争执。此时法官可以适当降低对原告方提交的证据的要求, 对原告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询问后, 只要其提供的证据材料并不矛盾, 互相印证并且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 那么, 该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就极大, 可认为其举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 法官可依原告方提出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对案件做出裁判从而结束诉讼程序。

参考文献

[1]毕玉谦.缺席判决制度的基本法意与焦点问题之探析[M].法学评论.2006.3.

[2]徐昕.英国民事诉讼规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54-63.

[3]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376.

[4]陈新美.被告缺席审理时法官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分析.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53266.

[5]刘善春, 毕玉谦, 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383.

民事证据能力规则论文 篇7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首次展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首次得到体现是在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适用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中, 该《批复》中明确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 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 系不合法行为, 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 不能作为证据适用”。这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第一次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判断标准。较之前我国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状态这是极大的进步, 是对证据合法属性的充分肯定。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公正和维护当事人权益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一)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步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领域法律规定的进一步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也取得了更显著的进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又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这一规定在弥补《民事诉讼法》缺陷的同时为我国诉讼证据运用和排除提供了指导。虽然我国仍未建立起完整的证据体系制度, 但在《证据规定》中体现了相关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 对民事诉讼的有效开展起到了重大指导作用。

《证据规定》第68条明确规定“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条批判性的继承了《批复》关于证据合法性的相关规定。跟1995年的《批复》相比, 该《证据规定》更系统, 更合理。它扩大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表明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适用于视听资料中。该《证据规定》第68条重新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即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这就是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际操作中更明确更规范。

二、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发展尚不完善, 但其也体现了保障人权、司法公正的目的。弥补了我国之前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 体现了追求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 也有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由于发展起步晚,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有进步的同时也显现了一些不足之处。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审判实践的发展和证据规则内容的完善, 1995年的《批复》中的缺点逐渐显现出来。如对于合法的判断标准过于严格, 将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证据全都排除在民事诉讼采纳的证据之外使得一些证据材料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等方面。随着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的出台《批复》失去了法律效力。

现在我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最主要就是于2002年4月生效的《证据规定》, 虽然较之前的《批复》在非法的界定方面取得了进步, 但这一规定显得过于简单宽泛, 没有关于“合法权益”的具体规定, 这使得规定欠缺操作性。

其次《证据规定》对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方法的表现形式也缺乏规定。实践中有可能因为审判人员的认识不同而导致错判的发生。同时该条文中表述的规则尚未设置例外规定, 使得所有违法证据被不分情况的完全排除在案件的适用之外, 这是不符合立法发展需要的。此外, 该《证据规定》中只简单的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而尚未对法官自由裁量权作出规范, 不利于诉讼程序的公正进行。

三、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建议

(一) 制定和完善证据立法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关系到当事人重要权利和义务的问题, 通过司法解释来确立缺乏足够的严肃性, 况且由于形成的非公开化、非程序化和非辩论化, 司法解释也往往不能保证其解释的科学性。

证据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 仅仅有不系统的司法解释来规定是不能满足诉讼要求也是不符合法律发展趋势的。同时, 以立法形式来规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 可以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中法律的适用, 也能更好的彰显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重要性, 还有利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在我国的完善和发展。

(二) 细化明确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

首先, 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法官自由裁量权及侵权和违法的判断标准。《证据规定》仅表明取证不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而实践中可能出现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却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所以有必要以立法形式明确在诉讼中需要排除适用的证据。同时, 由于我国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诉讼中法官处于中心地位, 但是操作中各法官的专业水平和理论观点不可避免的存在差异, 因此制定相关的立法规定对法官自由裁量权作出引导和规范也很必要。

其次, 立足于我国目前的国情和法律发展现状, 应在民事诉讼领域制定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例外规定。应该综合证据的价值、诉讼目的和利益权衡之后再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是否完全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因此, 我国可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做法, 在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制定相关例外规定, 如必然发现的例外及善意的例外等。科学合理的规定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并区分不同的情况, 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在保障人权和利益权衡的基础上建立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规则和相对适用结合的证据制度, 才能使案件真实能得到更好的反应, 使当事人权益得到最公正的维护。

(三) 从司法人员和实践上完善

根据我国立法规定法官拥有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权利, 要求法官依法全面、客观、真实的审核证据。要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的现状也不能忽视了司法的发展。首先就是要注重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 在任用审判人员时应要求更全面更严格, 注重法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同时也可以赋予法官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具有灵活性。

要建立和完善民事诉讼审判中的利益权衡机制, 使法官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又指导法官正确的取舍运用证据。使得每一份对诉讼有证明价值的证据都得到良好的运用。此外, 在指导当事人取证的同时可以在规范司法人员的基础上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权利, 可以制定相关的制度使当事人在法院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行使证据异议权。

(四) 从社会制度和举证人员上进行规制

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的前提, 除了立法和司法上的完善, 社会制度的完善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社会中普及法律知识, 使得人们有法可依并树立有法必依、遵纪守法的思想和作风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当事人向他人收集证据时, 采用的方式、手段可能会违反法律的规定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因此, 强化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并以司法权及相应制裁措施为后盾, 同时明确对举证主体、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法的要求, 也是完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方法。

规范提供证据的主体不仅是指诉讼中的当事人, 应该也将提供言词和物证的证人纳入立法中调整的举证人员范围。这样才能使进入诉讼的证据更具有价值和真实性。当然, 在规范当事人行为的同时也有必要保证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

四、结束语

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规则之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对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就我国来说, 虽然目前要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会比较艰难, 但是通过不断的进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有了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因此, 我们要立足于我国法律发展的现状和国情, 制定适合我国民事诉讼发展现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使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和审判实务中不断完善, 更好的实现保障人权和维护诉讼公正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榕主编.证据法[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2]江伟主编.证据法学[M].法律出版社, 1999.

[3]黄松有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与[M].法律出版社, 2006.

[4]司法解释适用指南编写组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适用指南[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民事证据能力规则论文 篇8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们并不陌生, 闻名世界的辛普森案或许大家都已耳熟能详, 但是更为大家熟知的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适用刑事领域, 在民事诉讼领域却很少提及。但是,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 手机、相机在成为大众消费的同时也越来越发挥其作用, 偷录偷拍已经变得很日常, 而夫妻离婚聘请私家侦探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当出现自己权益被侵犯时, 是否可以偷拍偷录, 并以之作为法院判决的证据使用? 确亦需商榷。本文从偷听偷录证据材料是否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视角出发, 剖析现行立法, 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以更好的指导法院的实践, 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判决。

二、问题的提出

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两则关于离婚的案例及法院的判决:

案例1: 证据不予排除的情形。

吴某与付某在婚后几年中, 相处和睦, 且儿子已经三岁。但不久后吴某便感觉到丈夫付某变心且有了外遇。吴某为了挽救家庭对付某委屈求全, 但是依然没有效果。出于无奈, 吴某在家中安装了一套针孔探头设备, 将付某与其他女子在家中的出轨情景录下来。随后, 吴某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请求。在庭审中, 付某对录像带中的情景予以承认: 法院对吴某提供的偷录的录像带也予以认可。最终该案经法院调解离婚。法院认为: 当事人在自己的家中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行了录像, 且录到的都是自己家里的环境和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因而该行为应是合法的。

案例2: 证据予以排除的情形。

2011 年10 月, 钟娜 ( 化名) 获知丈夫郭岗 ( 化名) 与工厂女秘书陈小玲 ( 化名) 产生了婚外恋。为获取丈夫出轨证据, 钟娜在陈小玲家中偷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并偷拍到一段亲密镜头。2012 年3 月, 原告向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审理该案的法院认为: 原告采取非法手段在他人的房屋中安装摄像头偷拍取证, 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其提供的证据是建立在违法基础之上的, 并且该段视频中的人物图像模糊不清, 根本无法辨别图中人物。

同是离婚案件, 同是偷听偷录的证据材料, 为何法院会作出不同的判决? 从以上两则离婚案例中, 我们不难看出法院都是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对偷听偷录的证据材料进行评价, 从而作出合理判决。而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本身也充满着利益和价值冲突, 主要体现在: ( 1) 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冲突; ( 2) 目的合法和手段违法的冲突; ( 3) 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与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冲突。

基于上述两则案例, 我们或许会产生以下思考: ( 1) 偷听偷录取得的证据材料是否属于非法证据? ( 2) 如果属于非法证据, 那该证据是否必然要排除? ( 3) 通过对新司法解释106 条的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存在哪些不足及亟待完善之处? 接下来的论述也主要围绕以上几个问题一一展开。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 一) 证据及相关概念的辨析

1. 证据的概念

何谓证据? 所谓证据是指证明案件事实或者与法律事务有关之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无论这“根据”是真是假或半真半假, 它都是证据; 无论这“根据”是否被法庭采信, 它都是证据。日本学者新堂幸司也持同样观点, 所谓“证据, 一般而言是指用于法官确定判决之基础的依据。”但是需要提出的是, 目前学界通说认定的证据属性的“三性说”主要是基于“统一说”的立场。

2. 非法证据与证据资格

我们谈非法证据, 就要先讨论什么是合法证据, 即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因此, 就要明确地区分“证据”和“证据资格”的概念。关于证据合法性的问题,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混淆了“什么是证据”和“什么证据可以被采纳”这两个问题, 即混淆了证据与证据资格两者的区别。何谓证据资格? 证据资格即证据的采纳标准, 就是涉及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被采纳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 证据资格是大陆法系证据法律制度惯常使用的概念,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通常被解释为证据的“可采性”。由于“证据资格”或“可采性”的概念首先产生于英美法系中关于证人的规定, 所以我国有些学者也习惯将其翻译为“证据能力”和“证人能力”。

证据资格包括了以下内容: ( 1) 客观性标准。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 或者说, 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性标准要求证据的内容和形式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 ( 2) 关联性标准。证据的关联性或相关性, 指的是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 ( 3) 合法性标准。证据的合法性是我国证据法学领域内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证据的合法性包括证据的主体合法、形式合法及收集程序合法。于此, 证据的合法性应当认定为区分是否具备证据资格的一项标准, 而不能成其为证据属性的必备要素之一。另外, 采纳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必须以特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而随着法律规定的推陈出新, 合法性的内容也在随之发生变化。

四、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评析

2015 年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106 条规定: “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取得的证据, 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新司法解释的出台, 使民事诉讼领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正式确立。

这些标准的更新不失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大进步, 主要体现在: 第一, 它重新调整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 对于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在之前加了“严重”两个字, 意味着对侵权的后果或程度进行了界定, 增加了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材料, 减小了事实认定的困难, 有利于案件实体公正的实现。第二, 增加了“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 与实体法的基本原则相契合, 更进一步平衡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价值目标, 使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排除非法证据时又有了可兹参考的依据。另一方面, 增加“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 一定程度上也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 改变了之前单一的法定排除主义模式, 使法官判案更具灵活性, 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

尽管如此, 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 从具体内容看, 其内容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 由此决定了该规定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其仅仅是对非法证据排除标准的解释, 也欠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定。比如: ( 1) 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中的“严重”及“合法权益”, 如何界定? ( 2) “形成或取得”违法收集程序如何认定? ( 3) 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中的“法律”是广义的法律还是狭义的法律? ( 4) 严重违反公序良俗的方法主要涉及哪些方法?法官自由裁量的原则是什么? 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是严重? ( 5) 法官按照“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进行自由裁量所作出的判决, 是否会导致同一案件的不同判决? 影响司法权威?

其次, 从现实的角度考量, 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当事人, 往往是民事权益遭受侵害, 而根据合法途径又无法取得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受害人。如果排除这些证据, 可能更不利于发现事实真相, 也不能使纠纷得到合理的解决, 民事案件得不到公平合理的处理。

再者,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实行的是分段式审理和一元法庭结构, 不实行陪审团审理制度, 审判法官既负责对事实的审查, 也负责法律的审查。在这种情况下, 非法证据在庭审阶段便很容易影响到法官的自由心证。另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否也会对民事诉讼制度设置及效率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构建

( 一) 健全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

如前所述, 非法证据收集的主体及内容争议不大, 而非法证据的认定主要是在证据收集程序方面, 如何断定收集程序违法? 可以从收集行为本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判断。主观方面, 应当综合考虑收集主体的主观过错。如果收集主体对其收集行为的违法性并不知情, 并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 而客观上又未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侵害, 可以适用善意例外规则, 其所获得的资料应当被采纳。在客观方面, 应综合考虑证据收集行为方式的合理性, 该行为是否对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是否助长及滋生了不诚信行为、是否会引发道德危机, 以及该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后果等角度, 对非法证据进行认定及排除适用。

( 二) 完善非法证据的认定机制

首先, 在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上, 应当将非法证据排除的请求主体限定在非法收集证据的受害方。其不仅可以请求非法证据排除, 同时还可以按照“一码归一码”的原则请求实施侵害的行为人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 更好的体现法律对其人权的保障。

其次, 在非法证据的排除阶段上, 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审前阶段, 禁止其进入庭审程序。鉴于我国是分段式庭审及一元法庭结构, 不实行陪审团审理制度, 陪审团的角色的缺失应当由在庭前交换程序及证据排除程序中的审前法官或助理法官补足, 以避免非法证据影响到法官的自由心证。

最后, 在非法证据的排除方式上, 可以吸收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益因素, 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予以区分对待。完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增强个案处理的灵活性, 充实并提供自由裁量可兹参考的原则。

( 三) 提高诉讼效率, 维护司法权威

一方面, 可以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件上升为指导性案例, 以尽量避免同一类案件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发生, 维护司法权威。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法官参照适用, 提高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另一方面, 应当建立严格的法官遴选机制, 提高法官职业素养及专业化水平。减少错案错判现象的发生, 保障法院判决的公正性, 尽量做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家中偷拍丈夫不忠, 法庭认定证据有效[N].报刊文摘, 2002-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