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和浙江

江苏和浙江（共7篇）

江苏和浙江 篇1

摘要：基于多变量VAR系统,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别对江、浙两省自1978—2013年以来的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的相互关系分时段的进行了实证分析,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分别对两省的TFP指数进行了测算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但是这种良性的互动在进入21世纪后正在逐渐减弱;浙江省在2000年以前,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呈现一定的互动关系,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这种互动关系几乎消失。在TFP指数方面,江苏省的TFP指数易受整个国际经济的影响;浙江省的TFP指数也是从长期高于江苏省逐渐下降甚至低于江苏省的这一指数。

关键词：金融,发展,技术创新,比较

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提供资本供给、风险管理、信息处理、激励与约束等功能来实现。 技术创新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和主导要素,同时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等特性,为金融体系的介入,提供了依据和空间。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在经历迅速的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而地处全国经济“领头羊”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浙江和江苏两省在金融快速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又各有的特点。鉴于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及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浙江省和江苏省的金融业在面临更大、更复杂的风险中寻求发展的同时,通过两省的比较,研究该如何更好的为技术创新服务的研究,对两省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应用价值。

1文献回顾

关于金融安排对于技术创新的最早论述,首见于经济学家Schumpeter在1911年提出金融发展通过改变生产率和技术因素2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1]。此后大量的文献证明[2]: 一个运行状况良好的金融部门,能有效地动员储蓄并将储蓄配置到效率高的生产部门; 金融发展对企业生产性技术专业化程度的选择以及证券市场外在性等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Hicks曾提出“产业技术革命前必须先有金融革命”的观点; Levine还提出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种途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Solomon Tadesse的观点认为,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激励、分散风险和共享等机制为技术创新提供大规模的融资,从而保证了技术创新行为的长期、稳定以及可持续性[1]。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大量文献的出现集中于20世纪末,并且国内学者倾向于在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系列实证研究。如何枫、陈荣、孙伍琴、叶耀明等分别从不同金融功能、不同金融结构等方面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及其作用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李苗苗等[3]分别对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展开了实证分析。

总地来说,已有研究主要强调金融发展对创新技术产业化从而对经济整体的促进作用,并且以国家宏观整体分析为主,针对性的省际比较研究较少。 笔者将以狭义的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长三角经济圈内浙江和江苏两省相关数据为样本,展开研究分析。

2研究指标与数据描述

2.1金融发展指标

金融体系的特征一般用金融发展、金融结构、金融活动方面的相关指标来反映。Goldsmith的著作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中认为,“金融发展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并列出了8个指标用来度量金融的规模和结构;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金融相关比率( FIR) —衡量金融相对规模最广义的指标。麦金农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时提出 “麦氏指标”以反映经济的货币化程度; King等先后提出了KL指标,该指标包括包括LLY( 流动负债/ GDP) 、BANK( 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占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与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之和的比重) 和PRIVY( 私人部门信贷 / GDP) 等。此外,世界银行也曾提出一系列反映综合金融发展的指标。

考虑浙江、江苏两省分别为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主的经济实际以及指标的一般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拟选择以下2个指标。

( 1) 金融相关率( FIR) ,用某一时点上金融活动总量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 或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总量) 之比,即金融相关率 = 该地区存贷款总额/GDP。

( 2) 金融发展效率( LSR) ,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率,它描述了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即金融中介的效率。

2.2技术创新指标

( 1) 劳动生产率( LP) 。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衡量的是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效率水平的高低,它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的综合体现。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首先应体现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里用单位劳动产出( 即人均GDP) 表示。

( 2) 全要素生产率( TFP) 。有关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差异的研究可以转化为对金融投入产出的效率差异的研究,且这种效率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定和比较[3]。一般地,TFP的计量用 “索洛余值”法进行计算,但这种方法需要已知一定形式的生产函数。Malmquist指数最初是由瑞典经济学家Sten Malmquist在1953年提出的,Caves等将这种思想运用到生产分析中,通过距离函数之比构造生产率指数,并将这种指数命名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由于DEA的优越性,Fare等( 以下简称FGNZ) 进一步将Malmquist指数进行了分解,将指数分解成技术效率变动,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动[4]。基于t和t + 1期参照技术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RD的分解为[4]

其中: ΔTE、ΔT和 ΔS分别表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

2.3两省金融发展指标的统计描述

在多变量VAR系统进行比较时,用跨度为36年( 1978—2013年) 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实证分析,数据分别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 1978—1998年数据) ,2000—2014年度的《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

自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两省金融相关率几乎保持相同趋势,但在2000年以后,浙江省的增幅明显高于江苏省,其中2008—2009年的增幅尤为明显。与金融相关率相比,两省的金融发展效率趋势则似乎刚好相反,如图1所示。

在90年代以前,两省皆呈现贷大于存的格局, 这种超贷的格局是与我国当时的货币化进程相伴而行的,当时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货币化吸收了超经济发行的货币,随着货币化进程的逐步完成,这种贷款持续大于存款的格局也就不可能继续保持了。 同时,也说明江、浙两省已告别靠扩大信贷规模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转而向以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伊始,江苏省的金融相关率明显高于浙江省,但两省都呈逐渐下降趋势直至2000年,进入21世纪以后,两省的这一指标基本保持平稳,其中浙江省呈现稳中有升趋势且逐渐高于江苏省,如图2所示。

综合来看,进入21世纪后,两省金融发展相对成熟,金融相关率和金融发展效率呈现不同趋势。 考虑到时间序列模型自由度问题( 若直接以2000年为分界点,则2000—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自由度欠充分,将直接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笔者采用1978—2000,以及1978—2013 2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

3实证检验与比较分析

3.1基于多变量VAR系统的比较

笔者分别用江、浙历年人均GDP取对数后的数据代表两省的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 1) 单位根检验。在进行时间序列数据的VAR模型实证研究之前,必须先其对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只有时间序列是平稳或者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才能避免“伪回归”问题。笔者采用增强的迪基 - 福勒方法( ADF) 来对两省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 **表示 t 临界值为 5% 显著水平; 下标 s1、s2 分别代表江苏省 1978—2013 年、1978—2000 年数据检验结果,下标 z1、z2 代表浙江省 1978—2013 年、1978—2000 年数据检验结果; 以下所有标注同上。

表1中ADF检验结果显示,两省各变量序列数据在5% 显著性水平下都存在一个单位根,即皆为一阶单整I( 1) 序列。

( 2) 协整检验。在目前宏观经济计量分析中, Granger所提出的协整方法已成为了分析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最主要工具之一,上文的ADF检验显示两省各变量都是I( 1) 的,因此可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运用Eviews软件Lag Length Criteria功能,确定模型的滞后长度,最终得到两省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结果显示: 两省的金融相关率、金融发展效率以及劳动生产率之间均存在长期相关关系,其中江苏省1978—2013年、1978—2000年样本的滞后期分别为3、2期,浙江省1978—2013年、1978— 2000年样本的滞后期皆为滞后2期。

( 3) 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践中,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 在此表示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金融的发展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而技术创新又能为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空间。因此,笔者考虑对江浙两省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相互作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的结果显示,江苏省1978—2013年以及1978—2000年样本的金融相关率与技术进步互皆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尽管检验结果并不是十分显著, 仍可以发现,1978—2013年金融发展效率的变化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而技术进步却不是金融发展效率的格兰杰原因。与此同时,1978—2000年数据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效率与技术进步互为格兰杰原因,并且相关检验值十分显著。

浙江省1978—2013年样本数据的金融相关率和金融发展效率的变化都不能使格兰杰导致该省技术进步的变化。尽管1978—2000年样本的金融相关率仍不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但金融发展效率与技术进步互为格兰杰原因,并且相关检验值比较显著。这一结果似乎与理论和人们的预期相悖。

金融发展理论家们的观点认为[5],金融体系通过提高储蓄率、储蓄被转化为投资的比例、资本配置效率等途径,同时审查、提供资金给那些最有可能成功开发新产品并投入生产的企业,以此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上文的实证分析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的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形成了较为良好的互动关系,但是这种良性的互动在进入21世纪后也在逐渐减弱。相比而言,浙江省在2000年以前,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也呈现一定的互动关系, 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这种互动关系似乎完全消失了。

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在整个浙江,民营经济较早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原始积累,数量庞大的民间资金沉淀下来,但由于缺乏规范。比如温州民间资本长期游荡于金融体系之外,处于浮躁状态的它们,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始终与“炒”字相伴,遇到见效快、回报率高的产业,便疯狂涌入。从搞实业转而到浙江炒房团、炒煤团,这显然是与技术创新背道而驰的。

3.2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比较

由于DEA方法的特点,本文选择R&D占GDP比重( % ) 、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 项/万人) 、人均国内科技论文发表数( 篇/万人)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占GDP比重( % ) ,4个指标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水平[6]; 同样以金融相关率( FIR) 和金融发展效率( LSR) 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指标。由于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选用Malmquist指数法对江、浙两省2005 ~ 2013年的面板数据采 用程序VEAP Version2. 1进行测算分析,得到两省金融创新而导致的每年TFP指数变动值,如图3所示。

数据来源: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4) 》、《浙江省统计年鉴 ( 2014) 》、《江苏省统计年鉴( 2014) 》。

图3显示,总体上看,两省的TFP指数都大于1,并且浙江省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TFP指数整体上高于江苏省,但近年来几乎始终维持在同一水平,甚至呈下降趋势。江苏省则除在2008—2009年和2010—2011年TFP指数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皆呈增长势态,至2010年TFP指数更是超过了浙江省。

笔者认为,在2008年之前,浙江省发达的民营经济有利于将金融工具、金融创新更快的转化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这是浙江省TFP指数整体上高于江苏省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同时,近年来,浙江省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得到金融支持少、融资困难等问题导致了该省TFP指数增长受阻,并且如上文所述,大量浙江民间资本变成“热钱”从实体经济涌向见效快、回报率高的产业也是导致浙江省TFP指数下降的重要原因。而以外资经济为主的江苏省其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虽起点较浙江省低,但发展势态良好; 2008年TFP指数呈现下降正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引起, 这也符合FDI占主导的江苏省的经济实际,但2009年以后,这一指数便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趋势。

4结论和建议

首先,基于VAR模型,本文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别对江、浙两省自1978—2013年以来的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的相互关系分时段的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金融发展指标选择了金融相关率和金融发展效率两项数据,技术创新以劳动生产率即人均GDP替代。

然后选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分别以两 省R&D占GDP比重( % ) 、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 项 / 万人) 、人均国内科技论文发表数( 篇/万人)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占GDP比重( % ) ,4个指标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水平,对两省的TFP指数进行了测算和比较。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但是这种良性的互动在进入21世纪后正在逐渐减弱。说明江苏省金融市场存在面临浙江省同样困境的风险,相关部门应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提高监控资金尤其是民间闲置资金流向的力度。

第二,在TFP指数方面,FDI作为重要经济组成部分的江苏省,2008年TFP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笔者认为是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说明江苏省的金融发展以及技术创新较容易受整个国际经济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动荡不稳定的今天,江苏省应该更加谨慎对待省内的金融业、相关FDI企业及其他行业企业的稳定和发展。

第三,浙江省在2000年以前,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呈现一定的互动关系,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 这种互动关系似乎已完全消失。浙江省的TFP指数也是从长期高于江苏省逐渐下降甚至低于江苏省的这一指数。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近年来,浙江省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得到国家的金融支持少、融资困难等问题的普遍存在; 其次,大量浙江民间资本变成“热钱”从实体经济涌向见效快、回报率高的产业,全国的炒房团、炒煤团,背后都有浙江民间资本的影子,从而使得需要大量前期资金投入的技术创新缺乏动力。

要从根本上解决浙江省当前的困境,出路在于金融改革与创新,完善资金融通体制、机制,将庞大的浙江省民间资本从“地下”引导到“地上”,规范其发展,将其引导到从事实体经济生产,为实体经济创新服务的光明大道上来。如此,更有利于浙江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MARTINA B R.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policy and innovation studies[J].Research Policy,2012,41(7):1219-1239.

[2]李广众,陈平.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研究[J].管理世界,2002(3):52-59.

[3]李苗苗.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5(1):161-168.

[4]章祥荪,贵斌威.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分析:Malmquist指数法评述与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6):86-92.

[5]王光栋,姜振波.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就业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金融与经济,2014(9):20-24.

[6]杨恺钧,潘娟,王舒.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区域内就业结构变迁基于我国东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5(1):19-24.

江苏和浙江 篇2

强化规划龙头作用, 引导城乡社区建设。三省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 先后出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社区服务促进社区建设实施意见》、《江苏省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城乡社区建设的意见》、《浙江省城市社区建设指导纲要》等指导性文件, 明确提出今后城乡社区建设的目标, 以及完善城乡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创新城乡社区的体制机制、加强服务管理体系建设和提高城乡社区工作者专业化水平等措施。各部门和县区也先后出台了配套性文件, 为全面开展社区建设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证。同时, 加强规划的监督和考核, 政府每年将和谐社区建设相关事项列为重点工作和为民办实事项目, 定期进行督促检查, 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目标的落实。并制定科学统一的考核评价机制, 2008年江苏省在制定《江苏省示范社区评估标准》和《江苏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标准》的基础上, 探索将标准体系引入社会建设领域, 制定了《江苏省城乡和谐社区建设评价总则》, 分为7大类30项80个指标, 涵盖社区党建、教育、卫生、环境、就业、公共服务等多项内容, 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的社区综合评价体系, 进一步提升了和谐社区建设水平。

因此, 我区应根据新阶段的发展要求, 按照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要求, 尽快制定城乡和谐社区发展规划, 明确城乡和谐社区建设的方向和主要内容, 为建设和谐家园提供指导。

二、完善服务功能, 是加强和创新社区建设的核心

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创新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的社区服务模式, 是今后社区建设的重要方向。三省市均在社区服务上抓创新, 江苏落实社区救助、就业、卫生、养老、计生、文化、教育、体育和安全等9个功能。上海突出社区文化阵地建设, 确立了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社区教育、科普宣传、法律咨询、信息传输、娱乐休闲等公益性多功能服务。同时, 还通过与航运中心、NPC (社会组织发展中心) 等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合作, 建立浦东新区市民中心, 为市民提供读书、看报、政策解读等服务, 方便与市民的沟通和联系。浙江除完善上述功能外, 重点推进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增强社区照料功能, 预计到2012年实现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基本全覆盖, 能够逐步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 服务方式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 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

因此, 我区要在增加社区硬件建设的基础上, 进一步整合社区服务资源, 打造为民综合服务平台, 积极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社区, 积极组织社区成员开展志愿互助服务, 大力发展商业性便民利民服务, 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 满足居民多样化生活需求。此外, 要进一步增强社会矛盾调解功能, 把社区作为社会矛盾调节的前沿, 提高社会管理的源头治理。

三、建立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相结合的经费保障机制, 是开展社区建设的重要财力支撑

建立良好的社区建设投入机制, 是实现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从三省市目前社区建设的投入看, 拓宽资金来源, 逐年增加财政投入。江苏2007年制定了和谐社区建设标准, 从2011年开始, 省财政每年投入1亿元引导资金, 采取以奖代补方式, 对城乡社区建设成绩突出的地方给予奖励。上海积极推进“安全社区”建设, 提高社区的防范能力和安全水平。浙江一些社区投入近100万元, 实施“一社一品”惠民工程, 根据地域特点, 提高对居民个性化和专业化服务, 打造品牌社区。同时, 拓宽资金来源, 加大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公益金对社区福利和文体设施建设的投入, 并将城乡社区的工作经费和人员报酬补助、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并确定逐年增加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

因此, 要想搞好我区的和谐社区建设, 除建立正常的财政投入机制外, 还应引入民间资本, 利用社会力量, 发展社区社会化服务, 逐步形成城乡社区建设多元化投入格局。

四、创新体制和机制, 是增强社区发展活力的重要源泉

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 必须深化改革, 突破体制和机制障碍。从三省市社区的管理看, 一是均建立了社区公共服务事项“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管理机制。凡属于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 (乡镇政府) 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一律不得转嫁给社区;凡依法应当由社区协助的事项, 要为其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凡委托社区办理的有关服务事项, 要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二是全面推行“一委一居一站一办”新型社区服务管理体制。按照“精街道、强社区”的要求, 将人、才、物等直接下沉到社区, 优化公共资源在城乡社区的配置。剥离社区居 (村) 委会行政事务, 使其集中精力组织居民自治。城市社区管理服务站和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是在社区层面设立的综合服务平台, 在社区党组织、居 (村) 委会统一领导和管理下, 按照专干不单干、分工不分家的原则, 积极承接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等事项。三是深化社区共驻共建共享机制。推行“社区兼职委员制”, 由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兼任社区党组织委员, 构建区域化党建格局。建立城乡社区党组织、社区居 (村) 委会、驻区单位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研究资源共享、社区共建事项。积极推进驻区单位将文化、教育、体育等活动设施向居民开放, 推动社区服务性、公益性资源共建共享。并将驻地单位履行共驻共享建设义务纳入考核内容。

因此, 我区只有理顺社区管理体制和机制, 才能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居民群众有序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平台, 才能是真正让社区成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

五、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是加快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

随着社区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等功能的增多, 相应对社区管理和服务人员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刻不容缓。从三省市社区人才队伍建设看, 分别从加强社区工作力量配备、创新社区用人机制、提高社区工作者素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江苏省要求城乡社区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城市社区5-9人, 农村社区3-7人。同时, 针对社区服务所需专业, 积极推进一些学院转变学科设置, 如, 中山学院设置了家政服务业专业。为保障社区工作人员能够留住, 不断提高工资待遇水平。江苏省社区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参照事业单位平均水平进行确定。苏州市明确提出社区工作者年收入不低于本年度职工工资平均水平。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社区工作, 浙江省通过全国社会工作师资格考试, 进行录用工作人员。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到村 (社区) 任职高校毕业生选聘管理和培养使用工作的意见》, 切实发挥高校毕业生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中的作用。上海闵行区组织实施了村 (居民区) 储备人才3年计划, 积极探索储备人才的自治管理机制。

浙江、江苏两省蚕业发展考察报告 篇3

1 浙江、江苏两省桑蚕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1.1 浙江省桑蚕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桑蚕业历来是浙江省的传统优势产业, 是浙江省十大主导产业之一, 在全国具有明显优势。桑蚕茧产量在20世纪曾长期居全国首位, 现仍被列为全省11种特色优势农产品之一。1992年全省蚕茧产量达到14万吨, 1994年桑园面积152万亩, 分别创历史最高纪录。1996年受丝绸行业滑坡及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影响, 浙江蚕桑生产进入了调整时期。近几年来, 浙江省通过加快蚕业生产结构调整, 开发蚕桑新区, 大力实施蚕桑优化改造和蚕桑“西进”工程,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依靠科技进步, 创新经营机制, 转变增长方式, 推进蚕桑生产向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有力扭转了蚕茧生产持续下滑的局面, 蚕桑生产呈现恢复性增长的态势, 全省桑园面积基本稳定在113万亩左右、蚕茧年产量8.5万吨, 其中, 2007年发种221万张, 产茧达9万吨。嘉湖蚕区、浙西蚕区和浙中蚕区为三大优势蚕区, 其中嘉湖蚕区 (桐乡、海宁等10个县) 桑园面积为69万亩, 占全省的57%, 蚕茧产量6.2万吨, 占全省的64%。浙西蚕区 (淳安、临安等8个县) 桑园面积已达26万亩, 产茧量已占全省的23%以上。一直以来, 全省蚕种生产经营管理归属农业厅负责, 并实行“资格认定、分级管理、合同定购、统一供种”的制度。为了加强蚕种的产销管理, 规范蚕种生产经营行为, 浙江省农业厅根据《浙江省蚕种管理条例》和农业部《蚕种管理办法》的规定, 制订了《浙江省蚕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并从2007年3月起开始办理蚕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到2007年9月全省共核准蚕种生产许可单位27家, 冷藏浸酸许可单位5家;核准蚕种经营许可单位46家。全省蚕种生产特点表现为4个“为主”:一是以原蚕区生产为主, 约占80%;二是以自用为主, 自给率达90%;三是以春季生产为主, 占60%;四是以民营为主, 占66%。浙江省“十一五”的发展目标是桑园面积稳定在110万亩, 蚕茧产量9.5万吨, 具备亩桑产茧150公斤生产能力的标准化桑园园区提高到50%以上;茧丝龙头企业和蚕农合作社带动农户达到60%以上;优质茧率提高到80%以上, 养蚕效益明显提高, 亩桑产值达到3000元以上。

1.2 江苏省桑蚕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江苏是我国蚕业生产的老蚕区之一, 作为江苏省传统优势产业的桑蚕业, 历来都得到各级政府和蚕业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 江苏省根据我国“十一五”蚕业发展规划和国家有关“稳东进西”的蚕业发展战略, 以稳定江苏蚕业为目标, 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主攻方向,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科技进步为依托, 加强蚕种管理的法制化建设, 重视优质蚕种、蚕茧的生产基地建设, 强化蚕种质量的检验与监管, 做好新蚕品种推广和蚕业技术服务, 优化蚕茧生产的结构与布局, 加快科技创新, 推进产业化经营, 提高蚕桑综合生产能力, 提升茧丝产品竞争能力, 努力把江苏建成全国蚕茧质量最好、产业集中度最高、经营特色最明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优良的省份。2007年全省现有桑园面积140多万亩, 年发种302万盒, 蚕茧产量10.4万吨, 蚕桑生产主要集中在南通、盐城两市, 两市的发种量、产茧量均占全省70%以上, 区域优势突出, 规模化程度提高。为适应新时期蚕桑业发展的要求, 江苏省人民政府按照“农归农口”的原则, 从今年起将江苏省的蚕桑生产、管理职能由原省经贸委划归省农林厅, 从而理顺了管理体制, 并建立健全了管理机构。江苏省蚕种生产、经营始终坚持实行“合同订购、统一管理、统一检验、统一结算”的制度, 目前, 全省只有3家蚕种经营单位。

2 浙江、江苏两省蚕业发展的主要经验与体会

2.1 注重蚕种生产经营管理

江、浙两省都非常重视蚕种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 都成立了蚕种质量检验站并通过资质认证, 强化对蚕种质量的监督检验, 实施质量安全监督。为提高蚕种质量, 维护蚕农利益和蚕业稳定, 江苏省各级蚕种管理部门加强对蚕种生产全过程的质量监管, 严格执行蚕种质量检验, 鼓励蚕种生产单位用场内自培桑园养蚕制种, 蚕种生产上还引进了“合同订购、省级协调”的质量竞争机制, 极大地提高蚕种行业的竞争意识、质量意识和风险意识。另外, 两省都建有严格的制度来规范蚕种的生产经营行为, 强化蚕种的计划生产和市场监管, 确保蚕种生产的正常供应和质量安全, 依法维护好蚕种生产、经营秩序, 蚕种市场做到稳而不乱、流通有序, 有力地保障了生产者、经营者和蚕农三者的利益。两个传统蚕业大省在蚕种生产、经营管理方面实行的合同定购、以销定产、统一供种、统一价格、一县一证、农业部门经营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2.2 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 大力培育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加强蚕业产业化经营是进一步发挥与增强茧丝绸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为此浙江、江苏两省因地制宜, 积极探索大力推进蚕业产业化的多种模式。浙江省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式:一是以淳安县茧丝绸总公司为代表, 以丝绸龙头企业为主体, 联合蚕桑大户组建的“公司+农户”模式;二是以磐安县蚕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 以蚕茧收购部门为主体组建的“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三是以建德市大同蚕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 以蚕农为主体自愿组建的“专业合作社”的模式。到目前为止, 全省共组建蚕农合作组织45家, 入社社员3.7万户。

这次我们也有幸到了以茧丝绸经营产业化闻名全国的江苏省东台市富安镇, 考察该镇蚕桑产业化经营和蚕农合作组织的建设情况, 实地参观了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东台市富安镇注重扶持龙头企业, 对蚕农一方面坚持保护价收购, 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另一方面进行“二次分配”, 返利于蚕农, 让他们共同分享茧丝绸产业化发展的成果, 实现种桑养蚕环节的利益最大化。1998年以来, 东台市富安茧丝绸有限公司向蚕农兑现“二次分配”款5800多万元。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早实行茧丝绸贸工农一体化改革的单位, 具有茧丝绸一条龙生产, 贸工农一体化管理的特点。近年来, 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因势利导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引导农民栽桑养蚕, 成立了国家首家蚕农合作社, 该合作社按照“自愿入社、民主管理、订单生产、合同交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 与蚕农结合成利益共同体, 开拓出一条被誉为“富安模式”的“公司+蚕农合作社+农民”的茧丝绸产业化发展之路, 这种发展模式得到了温家宝、姜春云等国家领导和有关专家的充分肯定, 公司董事长、全国劳动模范卢克松也连续两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目前, 富安蚕农合作社有27个分社, 3.5万名社员, 养蚕农户占合作社社员的99%以上, 合作社全面推行“蚕种统一供应、桑园统一治虫、蚕室统一消毒、小蚕统一共育、物资统一配供、技术统一辅导”的“六统一”社会化服务, 实施标准化生产, 保证了蚕茧的质量。由于, 蚕桑生产的产业化经营, 大大地推进了蚕桑产业产前产中产后的衔接, 有效提高了蚕业的综合竞争力, 增强了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促进了富安蚕桑生产的健康稳定发展。目前, 生产基地也延伸到临近的大丰市, 桑园总面积拓展到6万亩, 蚕农亩桑平均收益达6 000元。

2.3 加强蚕桑资源研发利用

当蚕茧价格下跌时, 农民往往选择挖掉桑树, 转种粮食或者其他经济作物, 等收购价格回调的时候, 再去种桑树, 这样蚕农的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证, 易导致蚕业生产的波动起伏。为了稳定蚕业生产, 提高经济效益, 浙江省在蚕桑综合利用的研究与开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安吉县利用废弃桑枝生产新型木地板, 仅一亩地产出的桑枝条便可为蚕农增收800多元。另该县梅溪镇建立连片的叶果两用桑园, 既养蚕又收果, 每年每亩桑园光桑果的收入就达1 500元~2 000元, 加上养蚕的收入, 亩桑年产值高达4 000多元。广西有200多万亩桑园, 应通过技术手段挖掘桑树的价值, 改变桑树只为养蚕而用的传统模式, 农民即使不养蚕, 也可以直接通过桑树获利, 为桑蚕业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一方面浙江省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2.4 积极开拓蚕药生产, 保障蚕用物资供应

浙江、江苏两省十分重视蚕用物资 (蚕药、蚕具、桑园专用农药与肥料) 的生产与供应, 两省省级蚕业研究部门都建有通过国家农业部GMP认证的蚕药厂, 生产的蚕药品种齐全, 质量优良, 对蚕病的防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身的效益也较为明显。而目前广西全区没有一家蚕药厂, 其它蚕用物资的生产企业也很少, 广西在这方面潜力很大。现在广西市场上流通的蚕药多为假冒伪劣产品, 蚕农利益得不到保证, 也直接影响到防病工作。

3 浙江、江苏两省蚕业发展启示与广西发展思路

3.1 建立蚕种贮备制度

为了鼓励和扶持蚕种的科学研究与优良品种推广, 《浙江省蚕种管理条例》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必要的扶持资金支持蚕种生产, 加大对蚕种生产基地的投入, 巩固提高蚕种生产能力, 建立蚕种贮备制度。从2007年起浙江省人民政府每年安排了200万元资金用于原种和普通种的贮备, 并在全省进行公开招标, 这对稳定和保障浙江省的蚕种生产与供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广西是一个蚕业大省, 年发种量达500多万张, 虽然经过几年的努力, 蚕种业体系建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但是蚕种是一个微利行业, 蚕种生产既要承担着自然、市场和质量安全三大风险, 又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如2008年初的冰冻雪灾天气以及微粒子病超毒问题对广西蚕种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蚕种场利益受到较大损失。蚕种业的生产特殊性、低盈利性及在竞争条件下的天生弱质性, 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保护和扶持。因此, 为了保障蚕种的安全生产与供应, 广西应当借鉴浙江省的做法, 建立蚕种贮备制度, 每年拿出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蚕种的贮备, 同时充分发挥广西蚕种业协会的行业自我管理作用, 不断完善我区的蚕种业体系建设, 确保我区蚕业的持续健康稳步发展。

3.2 加快机制与体制创新, 推进广西蚕业的产业化进程

广西蚕业要做大做强和稳定发展, 需要产业化的机制来保障。首先要积极引导、联合茧丝绸行业内部各市场主体成立行业协会, 加强行业自律, 在规范经营行为、价格协调、调解利益纠纷、行业损害调查等方面发挥作用。浙江、江苏两省在蚕种生产经营、蚕茧市场管理体制上的做法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应很好地消化吸收, 以促进我区蚕种、蚕茧市场的健康发展。其次, 大力培育产业龙头企业, 尤其是企业负责人为从事桑蚕业出身的龙头企业 (在江苏省众多的茧丝绸企业中, 闻名全国的富安、鑫缘、民星三家龙头企业的老总均是搞蚕桑出身, 对种桑养蚕和蚕农极有感情, 被业内称“江苏现象”) , 鼓励他们与蚕农建立合同订单蚕业、最低保护价制度等相对稳定的产需利益机制, 通过政策扶持和市场竞争, 形成一批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带动生产发展。最后, 通过机制创新, 采取发展各种形式的蚕农合作经济组织的方式, 实行标准化生产, 提高蚕农的组织化程度, 使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相连接, 大力推进“公司+蚕农合作社+农民”的蚕业产业化经营高级组织形式, 把多个市场主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有效地缓解蚕业面临的突出矛盾, 实现蚕业增效、蚕农增收。

3.3 加强桑蚕茧丝资源的综合利用, 提高蚕业综合效益

目前, 我区桑、蚕、茧、丝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开始出现良好发展势头, 桑枝食用菌、桑枝纸浆等产品已经投放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各地应从发展生态蚕业和循环经济的角度, 把桑、蚕、茧、丝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作为蚕业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 加大桑、蚕、茧、丝资源的综合利用研究力度, 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化利用这些资源, 延长产业链条, 拓宽应用领域, 拓展消费市场, 增加产业效益。当前广西应重点考虑桑枝和桑果的开发利用, 并以此为突破口扩展到蚕沙利用等。

3.4 建立广西蚕用物资的生产与供应体系

蚕用物资是发展蚕业生产的基础保障, 广西目前还没有一家正规的蚕药厂, 全区各地假冒伪劣蚕药充斥市场。蚕具的研发、生产供应也基本上属于空白, 对发展“三高”蚕业极其不利。广西应加大资金、人力、物力的投入, 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一方面, 广西蚕业技术推广总站应担当起这个重任, 不断加大、加快研发力度, 夯实科研基础, 真正成为一个在广西蚕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实力的综合部门。

3.5 加强合作与交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浙江、江苏两省桑蚕业的发展面临着更大挑战, 受劳动力紧张、环境污染严重、土地资源匮乏的制约, 蚕业生产很难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这就给广西桑蚕业留下了发展的空间, 广西应抓住此机遇, 加强与两省在科研、人才培养和茧丝后加工等方面的合作, 加大招商引资和引智力度, 做大做强广西桑蚕业。在这次考察中我们与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就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和联合办学方面达成了许多初步共识, 广西应充分利用国内高校院所的资源优势, 加快培养行业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推进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的转变。另外, 在这次考察中也了解到两省有一些企业计划到广西投资办厂, 但又对广西情况不太了解。因此, 建议自治区农业厅在年内适当时候组织相关人员赴两省进行横向交流, 有针对性地访问一些企业, 互探合作机制, 促进我区蚕业又好又快发展。

3.6 培育蚕桑丝绸文化

中华丝绸文化幽香飘远、源远流长, 丝绸赋予了我们深厚的文化内涵, 赐予了我们无尚的荣耀, 也给予了我们无穷的动力。这次考察我们到了江苏华佳集团, 领略了传统丝绸文化的独特魅力。江苏华佳集团坐落在我国丝绸纺织业主要的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和产品集散地———吴江盛泽镇, 它是全国惟一一家拥有从种桑、养蚕、缫丝、捻线、织造、印染、服装、出口完整产业链的丝绸企业。为了振兴丝绸工业、传播丝绸文化, 华佳集团提出了工业旅游的理念, 从去年开始, 集团投入巨资, 用于厂房改建、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开发工业旅游。不久前, 江苏华佳集团投资1 038万元打造的中国丝绸文化旅游景区, 已获评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该景区设立选茧、煮茧、缫丝、复摇、整理、丝绵、织造、坯布检验、裁剪、缝纫、整烫、检验、抽验、装箱展览厅、购物商场等10处参观点, 进入景区工作人员根据丝绸生产工艺流程的顺序, 详细地向游客讲解从一粒茧到制成丝再到做成服装的整个生产流程和操作过程, 以及有关纤维的特点、选购和保养常识等, 让人在最直观的感受中认识丝绸、了解丝绸, 感受古老的丝绸制造工艺与高科技的现代化生产相结合的同时, 领略到传统丝绸文化的独特魅力。

江苏和浙江 篇4

关键词：社会信用体系,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策略分析

信用是维系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重要纽带,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构建“信用中国”的核心要义。互联网时代,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整合信用信息,撬动信息资产,已经成为提升信用公开、深化信用应用、强化联合惩戒的“利器”。从我国国家及地方省市建设路径、模式和需求来看,基于公共信用信息整合、共享和应用建立互联互通的信用信息平台,一直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难点和“痛点”。各地信用信息平台建设过程中,既面临着跨部门间沟通难、协调难等机制体制问题,同时也面临着数据标准不统一、应用接口不规范等技术问题,信用信息价值没有得有充分释放和利用。

2014年,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从国家层面来看,相继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重点工作任务(2014-2016年)》,明确要求“加快推进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完善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2015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被正式提上日程。从地方层面来看,早在2007-2012年间,上海、浙江、江苏等部分省市就迈出了建立本地区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建设的探索之旅。2014年,各地区纷纷加大对信用信息的整合力度,创新信用信息应用模式,信用信息由建设阶段迈向应用阶段。本文对上海、浙江、江苏三地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三者在建设理念、建设模式和建设效果各有特色,可以为其它省市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提供可参考价值和借鉴经验。

一、上海市

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1999年在全国率先起步,2012年起上海市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列为全市重点工作加快推动全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建设,2013年该平台试运行,2014年4月正式开通,为信用信息服务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全市90多家政府机关、公用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向平台提供数据,覆盖全市法人100多万、常住人口2000多万,提供登记类、资质类、监管类、违约类、判决类等8大类信息,可提供查询数据近3亿条。

(一)统一策略。

上海市在社会信用平台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统一策略”,严格按照统一领导、统一体系、统一平台、统一窗口原则,全面推进平台应用、全面提升数据质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信用管理手段,助推上海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早在2001年,上海市就成立了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负责统一领导、协调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市政务、商务、社会等领域的信用信息要按照相关目录体系和标准规范统一归集到市信用平台,这些信用在后台经过统一分析处理并反馈到全市统一的信用平台查询服务窗口,为各类主体提供查询服务。

(二)创新策略。

2015年,上海市创新建设手段,推出信用数据清单、信用行为清单、信用应用清单“三清单”,实现数据、行为、应用清单编制全覆盖,为全市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交换提供了统一标准和目录清单。其中,数据清单在于明确信用信息范围,行为清单用于明确行为的好坏,应用清单用于明确信用信息应用范围,保证信用信息归集正常化、信用信息使用常态化。同时,上海市抓住自贸区建设的机遇,探索社会信用治理新模式,如推出信用分类管理,一是在自贸试验区对区内企业及高管实行信用分类管理,二是试验区公安分局结合公共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应用,探索建立企业出入境备案登记和“诚信守法便利、失信违法惩戒”的分类管理机制。通过信用分类管理,既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也为自贸试验区营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同时也为上海及全国信用体系建设带来了示范引领效用。

(三)服务策略。

上海市以服务为导向,不断扩大信息开放程度,丰富服务渠道,将服务范围从政府部门延伸到全社会。目前,上海市可通过服务大厅现场查询、上海诚信网、上海市公共服务信用信息服务平台APP和第三方社会信用机构去查询。2015年上海市推出“信用实事项目”,利用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首次为全市法人和市民在线免费提供一次公共信用查询报告和公共信用评估报告,增强社会信用意识,进行信用风险提示。

二、浙江省

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由法人平台和个人平台共同组成。其中,法人平台于2002年建成运行,汇集40多个部门报送的200多家法人信用记录。2007年个人平台建成使用,目前汇集20多个部门汇集的5600多万户籍和流动人口信用记录。

(一)产品化策略。

浙江省在全省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过程中,创新应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出了多个服务和应用。如,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出“信用浙江”APP服务,用于法人信用信息查询;基于数据挖掘等大数据技术,研发“信用立方”子系统,通过对法人、自然人信用信息的深度关联,实现信用预警。同时,不断扩大、创新信用报告产品的应用领域,如2009年首创在重点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推行使用第三方信用报告制度,要求将信用服务机构制作的企业信用报告作为招投标企业的资格审查条件和评标计分依据。

(二)平台化策略。

浙江省在平台建设过程中,强调“平台化建设”,突显平台化效应。一方面,形成省、市联动,除了省级部门的横向共建共享,浙江省重视省市纵向联动,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多个市相继建立了信用平台,实现省市信用信息的共享。如2014年10月上线的“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与“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进行互联共享,与人民银行中小微贷款查询平台对接。另一方面,浙江省不断拓宽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与其它应用系统和平台的对接范围。如,2014年8月,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与“浙江政务服务网”对接,正式开通公共信用信息查询服务,凡持有浙江省身份证的个人,均可通过互联网访问该平台,进一步丰富了服务渠道,拓展了服务对象。

(三)应用化策略。

浙江省通过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全省多个部门,以及市的信用信息数据共建共享,实现对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合理利用。在行业领域应用中,立足服务社会,实现信用发布、信用查询、信用分析、信用核查、反馈处置和数据监控等功能,以“信”促管效应逐步显示。如,由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共享物流信用,由浙江省运政系统联合全国运政系统共同打造“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为各物流相关企业、各级政府管理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运输企业、运输车辆和从业人员提供信用记录查询应用服务;杭州市建委将合同履约、劳务工程款结算和农民工工资支付等情况,用于信用等级评定及日常信用信息管理之中。对信用优秀的企业,实行投标保证金或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减免的优惠政策;对信用不佳的企业,则实行增加工程担保费用等举措。

三、江苏省

早在2007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就明确提出构建基于“一网三库一平台”的信用信息系统,一网是指电子政务内网,三库是指企业库、个人库和法人库,一平台是指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由于江苏省信用信息系统建设起步较早,在建设初期出于安全考虑,依托江苏省电子政务内网搭建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安全级别较高,为秘密级。目前,江苏省基于信用信息系统已实现对40家省级部门和13个省辖市1.7亿条企业信用信息及涉税信息的归集,涵盖涵盖全省在业工商企业约190万家,在业个体工商户383万家,民非和社会团体4847个,以及 7900万自然人信用信息。

(一)制度化保障。

在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江苏省以创建信用管理制度为支撑,保障全省信用建设与管理。2007年施行了江苏省人个、企业信用征集管理暂行办法;2012年出台省级部门和省辖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考核办法;2013年在国内率先出台《江苏省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江苏省社会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和《江苏省行政管理中实行信用报告、信用承诺和信用审查的办法》等信用管理办法。

(二)联动化治理。

进行联合惩戒是推动信用信息共享的一个主要动力,主要包括跨区域联动和跨部门联动。江苏省利用信用信息系统,加大跨省联动惩戒,如与上海铁路局建立恶意逃票失信记录联合惩戒机制;加大跨部门联动惩戒,如省高院与省住建厅共同建立被执行人与住建系统的失信惩戒机制,省工商局和省海关通过将两个部门企业注销信息的比对分析实现对逃税、经济犯罪等业务的联合治理。

江苏和浙江 篇5

改革开放20多年来, 我国轴承出口对外贸易高速增长。2006年全行业共计完成出口产品产值502636.2万元, 比上年增长21.72%;轴承出口产品产值占全行业完成轴承产品总产值的比例已达到23.11%。轴承出口已成为拉动我国轴承工业高速发展的主要源泉。

江苏、浙江两省位于我国长江三角洲的北南两翼, 气候环境宜人, 自然条件优越, 物产丰饶富庶。改革开放以来, 两省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逐渐成为我国对外出口贸易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但因受历史发展的局限、改革开放与产品结构调整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在轴承产品出口方面, 两省却差距悬殊。2006年江苏省共计完成轴承出口产品产值22365.9万元, 仅占全国比例的4.45%, 而同期浙江省共计完成轴承出口产品产值237034.3万元, 占全国比例已达47.16%。比例差别如此之大, 表明两省在轴承出口产品结构和竞争力等方面必然存在显著不同。本文根据我国轴承行业经济年报的统计数据, 从江苏、浙江两省1999~2006年完成轴承出口产品产值的角度出发, 分析比较两省轴承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优势和不足, 为轴承企业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 增强两省轴承产品出口竞争力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

在买方市场的经济活动中, 为了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方法对产品竞争力进行分析, 但当前可用于产品竞争力分析的方法大多仅是直接对一些决定因素进行分析, 或者是对数据经过简单处理后进行定量或定性的比较分析。尽管这些方法各有其自身的优越性, 但它们不能将比较分析与因素分析相结合。因此, 采用这些方法的分析结果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将比较分析与因素分析相结合, 从产业产值预期值、结构以及竞争力三个方面解释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的一种分析方法, 主要用于研究一个 (或多个) 地区产业的竞争力情况。笔者将偏离份额分析法应用于江苏、浙江两省轴承出口产品产值的分析上, 即从轴承出口产品产值的预期值、结构与竞争力三个方面解释地区轴承出口产品产值增长速度的差距。这样既能说明一地区轴承产品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 (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 , 同时又可比较地区间轴承产品出口增长结构决定因素的差异。

2 江苏、浙江轴承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2.1 两省轴承出口产品产值增长速度比较

为了更好地反映江苏和浙江两省轴承出口产品的整体水平, 笔者选取了分别占两省轴承出口产品总产值90%以上的7个产品类进行比较和分析。

江苏、浙江和全国轴承出口产品产值的报告期 (2006年) 相对于基期 (1999年) 的增长见表1 (原始数据略) 。可以看出: (1) 报告期 (2006年) 相对于基期 (1999年) 全国轴承出口产品产值除1个产品类 (滚针轴承) 出现负增长外, 其余均为正增长, 其增长最快的4个产品类分别是球面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关节类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 (2) 总体来看, 江苏省出口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全国总体水平、更低于浙江省水平, 并且江苏仅有2个产品类 (球面滚子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 为正增长, 且圆柱滚子轴承产品类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相应品类的增速; (3) 浙江省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总体水平, 且有6个品类为正增长。有5个品类的增长快于全国相应品类的增长, 其增长最快的4个产品类是带座轴承、球面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和关节类轴承。除带座轴承外, 浙江省增长最快的其它3个产品类也是全国增长最快的产品。

2.2 两省轴承出口产品竞争力分析

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别计算江苏和浙江两省上述7类轴承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其结果分析如下。

2.2.1 江苏轴承出口产品竞争力

江苏省7类产品按2006年各类产品产值的比重排序及其竞争力情况见表2。可以看出, 按产值比重排序, 江苏省的球轴承类所占的比重最大, 高达64.11%;球面滚子轴承类比重次之, 占到13.12%;带座轴承类占7.41%, 滚针轴承类占4.48%。此4类产品报告期产值占到江苏省轴承出口产品总产值的89.15%, 其余品类的产值比重合计不超过7%。前六位产品中相邻两类产品比重的浮动范围高达50%, 这表明江苏省出口产品的比重分布不合理, 轴承出口贸易存在着较大风险。因此, 江苏省应在保持球面滚子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出口继续增长的情况下, 加快轴承出口的结构调整步伐, 不断提高其他品类 (如带座轴承、滚针轴承和关节类轴承等) 的增长速度和比重, 规避出口风险, 使轴承出口贸易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注: (1) 表中数据由全国轴承行业经济年报的统计原始数据计算整理; (2) 表中 (报/基) 为2006年轴承出口产品产值与1999年的比值; (3) 表中 (△δ) 为2006年轴承出口产品产值比1999年的增加值。

从轴承出口产品产值的预期值分析, 江苏省7类轴承出口产品产值的预期值均为正值, 按照产值比重排序, 仅有排在第二位和第五位的两个产品类的的实际增加值超过了对应的预期值 (与表1中的数据 (江苏△δ) 对比) , 其余5类产品产值的实际增加值均出现了负增长。这说明球面滚子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类产品产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

注:表中数据根据全国轴承行业经济年报的统计原始数据和表1数据计算整理

从结构分量看, 仅有比重排序第2 (球面滚子轴承类) 、第5 (圆柱滚子轴承类) 、第6 (关节类轴承) 和第7 (圆锥滚子轴承类) 的四类产品为正值, 其余均为负值。结构分量为负说明该类产品产值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总产值增长速度, 而江苏省这样的产品类共有3个, 分别是比重排序第1 (球轴承类) 、第3 (带座轴承类) 和第4 (滚针轴承类) 位产品, 这三类产品产值占到江苏省轴承出口产品总产值比重的76.0%。说明江苏省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劣势产品所占比重较大, 使调整其出口产品结构的难度增大。

从竞争力分量分析, 7个产品类的出口产品中只有两个产品类 (表2中的第2类和第4类) 的竞争力分量为正值, 说明这两个产品类相对于基期的轴承出口产品产值增长速度高于全国相应产品类的增长速度。其它5个产品类的竞争力分量都为负值, 说明江苏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水平是比较低的。在江苏省7个出口产品类中, 只有球面滚子轴承类的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都为正值, 说明这个产品类的出口发展势头较好。

2.2.2 浙江轴承出口产品竞争力

浙江省7类产品按2006年各类产品的比重排序及其竞争力情况见表3。可以看出, 按产值比重排序, 浙江省的7类产品中球轴承类所占的比重很大, 高达89.74%;圆锥滚子轴承比重次之, 占到4.30%, 带座轴承占1.23%, 仅此3类产品产值占到浙江省总出口轴承产品产值的95.3%。浙江省前六位产品中相邻两类产品比重的浮动范围高达85%, 而江苏省为50%, 这表明浙江省出口产品的比重分布较江苏更不合理。出口产品比重的悬殊差距, 使浙江省的轴承出口存在着很大风险。

从出口产品的预期值分析, 浙江省7类产品的预期值均为正值。除第2类产品 (圆锥滚子轴承) 和第7类产品 (滚针轴承) 外, 其它五位产品类的实际增加值都超过了预期值 (对比表1中的数据 (浙江△δ) , 总体的出口产品产值增长水平高于全国和江苏的平均增长水平。

从结构分量分析, 浙江省轴承出口的结构分量与江苏一致, 也为4正3负, 即劣势产品所占比例较大。但浙江结构分量为负的产品类所占比重之和为91.04%, 高于江苏的76.0%, 故浙江结构劣势的程度较江苏要大, 调整其出口产品结构的难度更大, 需引起高度重视。

在竞争力分量中, 7个产品类中只有比重排在第2位和第7位的两个品类是负值, 其它5个产品类均为正值, 即这5个产品类相对于基期的出口产值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相应出口产品产值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浙江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水平是比较高的, 其中关节类轴承、球面滚子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这3个品类的结构分量和竞争力分量都为正值, 说明这三类产品的出口发展势头非常好。

注:表中数据根据全国轴承行业经济年报的统计原始数据和表1数据计算整理

3 江苏、浙江两省出口产品竞争力实证分析结论

3.1 两省轴承出口产品的比重分布不合理

按产值比重排序, 江苏省排在前三位的产品类占总产值的84.64%, 仅球轴承类所占的比重就达到64.11%;浙江省排在前三位的产品类占总产值的95.3%, 仅球轴承类所占的比重就高达89.74%。因此, 江苏、浙江两省出口产品的比重分布都不合理, 但因浙江省排在前三位的产品类占总产值的比重大于江苏省, 并且浙江省前六位产品中相邻两类产品比重的浮动范围高达85%, 而江苏省为50%, 故浙江省出口产品的比重分布不合理程度远大于江苏。出口产品比重的悬殊差距, 使两省的轴承出口都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但浙江省的轴承出口风险更大。

3.2 两省轴承出口产品结构劣势程度都较大

对比分析江苏、浙江7类产品的结构分量, 可以看出, 江苏、浙江两省的球轴承、带座轴承和滚针轴承3类出口产品的值为负, 其余4类 (圆锥滚子轴承、关节类轴承、球面滚子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 的值为正, 说明江苏、浙江两省在发展出口的过程中优势产品类的种类较多, 并且因两省结构分量为负的产品类所占比重之和分别都大于75%, 故两地结构劣势的程度都较大。另外, 由于江苏省结构分量为负的产品类所占的比重之和 (76.0%) 低于浙江省 (91.04%) , 故江苏省调整其出口产品结构的难度较浙江省要小。

3.3 两省轴承出口产品的侧重点不同

虽然江苏省7类出口产品中球轴承的基值较大, 所占的比重也较高 (高达64.11%) , 但从竞争力分量分析, 江苏省排在前二位的产品类为滚针轴承类和球面滚子轴承类, 两者占江苏省出口产品产值比重合计为17.6%;而浙江省的竞争力分量排在前四位的产品类为球轴承类、带座轴承类、关节类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类, 其中仅球轴承类产品占浙江轴承出口产品总产值的比重高达89.74%, 其它3类合计占2.24%。很明显, 江苏省的轴承出口侧重点已从球轴承类逐步转向滚针轴承类和球面滚子轴承类, 两者的出口水平也优于浙江;而浙江省轴承出口除侧重于所占比重很高的球轴承外, 还侧重于比重较小的带座轴承类、关节类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类, 其出口水平也都优于江苏。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浙江省近几年新建了大批私营外向型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 这些企业瞄准球轴承结构较简单、应用量大且扩大生产规模投资少的特点, 加快了劳动密集型球轴承类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步伐, 而带座轴承、关节类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又是浙江省原有的传统优势产品;相对而言, 江苏省近几年加快了技术密集型滚针轴承和球面滚子轴承产品的生产、出口力度, 使这两类产品较浙江省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张新颖.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谭克, 路瑶.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产业竞争力比较研究[J].当代财经, 2003, (5) :90~93

江苏和浙江 篇6

一、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主要功能

公共信用信息是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法人和自然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 反映其身份、经济状况、履约能力、商业信誉等信用能力的数据和资料。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主要依托法人信用基础数据库、自然人信用基础数据库以及其他跨部门信息共享系统, 通过整合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公用事业单位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生成的信用信息, 面向社会提供信息查询、信息比对等服务, 满足政府部门、信息主体以及符合条件信用服务机构的需求。各地在建设过程中, 由于建设时间、建设背景有所不同, 具体名称上有所差异, 如上海市从2012 年开始建设全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浙江省从2002 年开始建设全省“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江苏省从2007 年开始建设全省“信用信息系统”, 但平台基本功能较为相似, 主要围绕信用信息公开、查询、共享和应用展开。

从我国多数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内容来看, 其主体内容大致包括信用基础数据库、信用资源目录体系、信用信息共享交换支撑系统、信用信息服务门户等。其中, 信用基础数据库作为信用信息平台的“资源池”, 一般包括法人基础数据库和自然人基础数据库建设;信用资源目录作为信用信息平台的“信用清单”, 用于实现数据交换申请、信用交换资源目录查询;信用信息共享交换支撑系统作为信用信息平台的“处理器”, 用于实现各部门信用数据加载、交换申请、交换资源目录管理和交换信息统计分析等功能;信用信息服务门户作为信用信息平台的“显示器”, 主要实现对公众的信用信息综合展示及信用记录的查询检索。

二、基本建设模式

从上海、浙江和江苏建设经验来看, 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主要包括法人信用和自然人信用两大系统, 法人信用系统主要涵盖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企业等法人信息, 自然人主要涵盖自然人的个人身份、教育、社会等基础信息。在建设模式上, 由于信用信息涉及部门多、行业广, 所以在建设过程中一般采用“分期分步”原则, 上海、浙江和江苏三地基本上都遵循了先企业法人后自然人的建设模式。这种建设模式主要是受业务驱动, 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为强化业务职能对企业法人信用信息需求较为迫切, 因此法人信用信息建设起步较早, 信息较完善。如浙江省法人信用系统2002 年建成运行, 个人信用系统2007 年建成运行。

三、网络基础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网络基础。网络基础是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基本保障, 出于安全考虑不同的地区在建设过程中会基于不同的网络基础。从三地建设经验来看, 主要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基于电子政务外网, 如上海、浙江;一种是基于电子政务内网, 以江苏省为代表。基于电子政务内网的优势在于安全保密性较强, 但在日常管理中由于密级较高管理过程和使用流程较为复杂;基于电子政务外网的建设模式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管理、使用和应用较为顺畅, 成为目前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主流网络模式。

四、组织管理模式

我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在组织机构设制上, 一般采取“多级”模式, 根据“领导—协调—主管—实施”具体职能形成“领导小组—联席会议—信用办公室—信用中心”组织管理模式。领导小组在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 统筹协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工作, 综合推进社会公信建设;联席会议发挥协调议事作用, 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信用办作为管理机构发挥管理协调作用, 具体负责项目整体指导及组织协调等工作;信用中心发挥实施服务作用, 负责信用信息平台的具体建设和运维管理。如, 江苏省2004 年就成立由常务副省长挂帅的领导小组, 2005 年成立了有职能的省信用办, 2008 年成立了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五、信息分类模式

对信用信息进行合理分类是信用信息开放和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基础。一方面, 随着数据资产观的不断释放, 社会对信用信息开放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由于信用信息涉及个人隐私、法人安全等的客观原因, 在开放过程中, 各省市基本上坚持“分级”开放原则。如, 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在整合全省法人和自然人信用信息的基础上, 对平台内所有法人按“A、B、C、D”四个等级进行开放, A级信息对社会公开, A、B级信息对政府部门公开, C级信息依申请对部门公开, D级信息仅在平台内作信用评价使用。

另一方面, 根据不同的分类可以简单高效的实现信用信息的再利用。如浙江省杭州市在《杭州市社会法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管理办法》中规定“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社会法人信息记录, 按照A、B、C、D进行分类。A类表示该法人有良好信息, 且无不良信息。在申请财政性资金的, 可优先安排资金或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申请报关的, 可优先予以办理等。D类表示该法人有三条及以上的不良信息, 或者有严重失信行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信息。对信用D类的法人, 在企业首次公开募股, 上市公司配股、发行债券、资产重组等方面予以限制;禁止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等”。

六、应用服务模式

信用信息应用服务能力是衡量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从浙江、上海等建设情况来看, 公共信用信息服务突出表现在查询服务和联动服务两方面。信用查询服务是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基本功能, 上海、浙江和江苏三地均在信用门户网站上提供了针对企业、个人、政府部门等不同主任的信用查询服务, 个人及法人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进行查询。以浙江省为例, 用户登录“浙江信用网”可直接查询到个人及法人信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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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个分先。”这是IT圈做产品评测时经常会使用的方法,就是将产品性能量化为分数,这样可以更加直观地显示其产品性能。那么,在“互联网+”落地一年多之后,也不妨来“量化”一下成绩单。

6月16日,“中国‘互联网+’峰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位政商精英齐聚,交流了“互联网+”在政务民生和各个行业等方面全国各地的发展情况。与此同时,腾讯研究院与京东、滴滴出行、携程等还共同发布了《中国“互联网+”指数(2016)》报告,系统而全面地反映了过去一年,“互联网+”战略在全国的落地情况。这一指数的发布无疑是为各地方、各个领域的“互联网+”进展情况“跑了个分”。

报告显示:在2016中国“互联网+”总指数省级排名中,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分列前五位。而在全国参与调查的351个城市中,“互联网+”十大标杆城市分别是:北京、深圳、广州、上海、杭州、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和福州,它们成为各地“互联网+”持续落地的参照范本。

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郭凯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该“互联网+”指数的计算指标主要有互联网发展基础、产业、创新创业、智慧城市四大板块,涵盖了零售、金融、交通物流、医疗、教育、文化娱乐、餐饮住宿、旅游、商业服务、生活服务十大行业,可以非常精准、直观地反映出过去一年“互联网+”战略在全国351个城市的落地情况。据了解,这份中国“互联网+”指数的数据来源包括腾讯、京东、滴滴出行、新美大、携程、58、艺龙等众多合作伙伴的万亿量级单位的大数据,数据总量超过70PB,相当于800个世界最大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容量。

作为“互联网+”指数的冠军城市———北京占据了“互联网+基础”“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创业创新”三个板块的第一名。比如,北京的“互联网+交通服务”应用领先全国,仅小客车摇号查询就累计使用超700万次,而教育培训方面的APP上线量也排名第一,超过其后10个城市的总和。而深圳作为智慧城市分榜单的榜首,其智慧城市人口渗透率为全国最高。总榜排名第四的上海在金融、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创业创新大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比如独具本地特色的图书借阅服务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亮点。

郭凯天表示,“互联网+”指数的物理意义就是各省份、各地市在中国数字GDP总量中所占百分比,其实质上就是实体经济投射到数字中国的生产生活总值。“互联网+”指数可以描绘出一张虚拟的中国数字经济地图,它能直观反映2015年从农业工业到餐饮旅游、交通运输、零售电商、金融服务、生活O2O等几乎所有主要行业在移动端的数据产出和表现。“‘互联网+’指数可以视为是‘数字GDP’(Gross Digital Product)。未来,这份‘数字GDP’将可能成为反映地区信息化进程的重要指标。”郭凯天说。

鸿沟拉大,还是弯道超车?

目前来看,“互联网+”指数与各地实体经济发展现状联系紧密,甚至呈现强正相关关系。比如,“互联网+”指数高度集中于沿海省份和一线城市,其中排名前三的广东、北京、上海,“互联网+”指数之和为35.5,这意味着这三个省市就占去整个数字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在原本产业基础发展就十分不均衡的背景下,“互联网+”之后,会不会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如果“数字GDP”能够跑赢实体GDP,能否帮助传统经济弱势的城市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

腾讯研究院产业与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刚告诉记者,在互联网发展基础指数分和产业指数分两个维度上,确实跟实体GDP的分布呈现正相关。但是,二三线城市“互联网+”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甚至要比一线城市快30%~40%。

而在创新创业指数分和智慧城市指数分两个维度上,则有很多城市带来“惊喜”。李刚表示,在这次指数的编制过程中,中西部城市出现了很多亮点。在“互联网+双创”方面,重庆排进全国前五,成都位列第七。武汉、郑州、西安、长沙、合肥、昆明等中西部重镇都排进“互联网+双创”前20。细分行业中的黑马更多。在零售行业中,银川零售指数排名领先统计局社会零售销售总额排名100个位次;信阳的医疗指数排名领先实体医疗行业排名195个位次;渭南在教育指数排名领先根据统计局数据计算出的实体教育排名110个位次。

许多城市的“互联网+”相对发展速度跑赢了实体GDP,这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四川省德阳市为例,优秀的智慧城市建设,使其跻身“互联网+智慧城市”指数榜单第13名,从而带动其整体“互联网+”指数位列全国60强。像德阳这样市场基础较为薄弱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为移动支付、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网络约车等新经济业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从而为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提供新动能。

“移动互联时代,数字鸿沟到底是在拉大还是在缩小,是一个差异化发展的问题。”腾讯公共战略研究部总经理、腾讯研究院执行院长司晓博士告诉记者,他举例说,打车软件确实让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叫不到车,在这里数字鸿沟的确在拉大;但是,从社会总成本角度却是缩小了。因为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门槛、技术门槛、成本门槛都是下降的,几百元就可以买一部智能手机,几岁的小孩子都可以学会操作,过去无法被互联网服务的人群,或生活在特别不发达地区的人群,现在就可以享受互联网带来的好处。

行业大佬描绘“互联网+”未来

腾讯公司控股董事会主席、CEO马化腾

如果把互联网当作一个能源来看的话,互联网不是一个无关的新经济、新领域,而是一个与你息息相关的、你必须去拥抱否则就会落伍的领域。“互联网+”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没有互联网企业,所有企业都是传统企业,但是他们都互联网化了。

在过去一年,在“互联网+”信息能源的巨大赋能下,通信、金融、零售、O2O、交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积极变化。如,电信行业已经逐步实现话音、短信向数据消费的商业模式的转换,与“互联网+”的融合消弭了曾经的摩擦。

同时,确实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挑战。“互联网+通信”“互联网+金融”……曾经遭遇过激烈的争论,而“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正在各方角力。在“互联网+产业”的“最后一公里”是监管的问题。“互联网+”带来的业态的变化会对传统业态产生很大的冲击,比如网络约车领域,现在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匹配,还需要更多的适配调整。

美团大众点评CEO王兴

“互联网+”的“+”代表着连接,连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最终会让传统行业出现分化,由于摩尔定律的存在,大大加速了这种行业分化,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是一个很强大的风口,可以帮助商家更好地连接用户。

不管怎么样变,“互联网+”到底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整个“互联网+”就是要保证企业把自己的主业通过互联网来做好———不管手机App速度多么高,还要菜好吃才是关键。我们不会去开餐厅和酒店,但是我们希望跟最好的餐厅、最好的电影院、最好的酒店合作,他们就可以少操心互联网的事情,我们可以服务于它,他们可以集中精力把主业做好。

当前“互联网+”还在非常初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同行间展开降价等竞争,无论对公司还是对整个产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合作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深入“互联网+”务创新上。

58集团CEO姚劲波

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在整体经济中占比还不到50%,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去追赶欧美的话难度极大,但是通过“互联网+”,弯道超车的良机就出现了。

以“58到家”为例,通过移动技术把服务人员跟用户连接起来。用户通过定位发现周边最近的美甲、家政、速运、洗车等服务人员,选择适合的人员进行上门服务。这样做大幅度提高了服务业效率、降低了成本。将来服务业不仅会更加紧密结合互联网,也会更进一步直至完全互联网化,同时尽量减少中间环节。移动技术一方面让传统的服务商家更强,为他们提供用户,提供系统,提供各种工具;另一方面技术提供商可以在进一步制定服务规范的领域做得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