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工作

2024-07-30

审讯工作（精选10篇）

审讯工作篇1

摘要：近些年, 刑讯逼供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司法实践表明, 审讯工作中根据心理学原理采取相应的侦查审讯手段不仅可以提高办案效率, 更是减少刑讯逼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心理学,审讯,刑讯逼供,人权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现象、精神功能和行为的科学, 既是一门理论学科, 也是应用学科。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德国的威廉·冯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心理学成为了一门独立于哲学的学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心理学理论体系日趋完善并被社会普遍接受。作为社会一门社会学科, 除了基础理论心理学外, 心理学基本原理在各种实际领域的应用, 即应用心理学。如犯罪心理学等。

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介入司法领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心理学在指导司法活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公安、检察等机关, 审讯人员在利用心理学的方法开展审讯的工作的不断尝试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 不仅可以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刑讯逼供。

一、传统审讯方式的反思

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向来强调司法活动的阶级性和对立性。尽管在称谓上有着“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之区分, 但是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已经形成了刻板的印象, 由此引发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刑讯逼供和各方面的歧视。犯罪嫌疑人不再具有“人”的资格, 基本的人权基本上受不到任何的法律保障。比较常见的刑讯逼供手段如, 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等方法都给犯罪嫌疑人施加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 是变相的“强迫自证其罪”。

另外口供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性也是传统审讯方法忽视犯罪嫌疑人人权, 是造成刑讯逼供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一定的“沉默权”, 但依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题应当如实回答”。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所以在侦查人员并不掌握绝对证据材料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事实上有罪的犯罪嫌疑人都不可能轻易地主动供述, 相反, 他们会选择各种应对方式来逃避。在工作任务的压力下, 审讯人员有时会通过考验犯罪嫌疑人的生理与心理极限的方式获得口供。但是这就给冤假错案的发生培育了土壤, 因为很有可能个别无罪的犯罪嫌疑人也会在严刑逼供的巨大压力下屈从并伪供, 成为形式意义的“犯罪人”。

二、审讯中的心理学原理分析

审讯, 即审理案件时对当事人进行讯问, 是执法或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运用言语等沟通方式与被调查对象即当事人进行交流, 以此来全面掌握真实案情的过程。就被审讯对象而言, 通过审讯应了解其与案件的关系, 比如是否参与作案, 参与案件的程度等等以确定或澄清其嫌疑。就案件本身而言, 审讯目的在于搜集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 对已掌握的证据材料进行检验, 并由此展开对案件的全面调查和了解, 查清事实, 实现其侦查功能和诉讼功能。

如我们所知, 任何审讯的参与人员都由审讯人员和被审讯人双方组成, 审讯工作从本质上讲是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是个体之间通过语言等沟通手段相互产生心理影响的过程, 心理学对人的规律性认识可以帮助审讯人员制定有针对性的审讯策略, 实现审讯功能。司法实践表明, 审讯的难点就在于执法或司法机关在并不掌握能有效指认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 有罪犯罪嫌疑人通常选择不合作的应对方式, 不如实供述或不完整供述犯罪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 审讯的主要突破点和重点就在于转变犯罪嫌疑人的态度, 与审讯人员积极合作, 实现侦查目的。

态度来源于人们基本的欲望、需求与信念, 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在交流过程中, 人们的态度, 即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会改变。美国学者霍夫兰德等人曾提出的态度转变模型认为, 态度转变需要四个方面的变量因素:信息的传递者、沟通信息、信息的接受者和沟通的情景。

(一) 信息的传递者——审讯人员

信息传递者在接受者面前的威信和与接受者的相似性和说服效果基本上成正比。传递者的威信越高, 与接受者的相似性越大, 接受者心理上越容易消除阻抗情绪, 对信息的接受较好, 更容易转变态度。在审讯工作中, 如果审讯人员消除双方对抗斗争的两极观念, 取得被审讯人员的信任, 和谐的沟通和交流, 使犯罪嫌疑人积极转变态度, 达到获取更加全面犯罪证据材料的审讯目的。

(二) 沟通信息——审讯内容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如果处于畏惧状态下, 心理防线会更加脆弱, 被说服的可能性更大。但是, 如果畏惧感过于强烈, 以至于接受者心理防御否定了畏惧本身, 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所以对审讯人员来说, 如何把握这个度是很重要的。传统审讯方法更多的强调通过法律的震慑作用来迫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或者通过恐吓等精神折磨手段获取口供, 效果往往不如所愿。

另外, 知识水平的高低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信息接收者态度的转变。对一般公众, 单一倾向信息说服便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而对文化水平高的信息接受者, 提供正反两方面的信息, 说服效果会比较好。这就要求审讯人员针对不同文化水平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不同的交流方式, 而不应僵化方法, 一概而论。

(三) 信息的接受者——被审讯人

每个信息接受者都有其固有的态度, 在面对改变态度的压力时, 都会不自觉的排斥他人的影响, 从而影响态度转变。人们通常会出于本能的利用一些策略来自我防卫, 减少说服信息对自己的影响。其中依赖性较强的接受者信服权威, 比较容易接受说服;自尊较高、自我评价较高的接受者不易改变态度。这就要求在司法人员在审讯过程中要对每个被审讯人的背景有详细的了解, 针对不同的被审讯者采取不同的审讯策略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 沟通情境

态度的转变往往需要一定的条件, 会受到许多情景因素的影响。亲近缓和的情景是通过让接受者感受到认同感, 进而双方深入沟通来达到目的。而紧张严肃的情景虽然会给接受者造成很大的压力, 但是也可以借此使对方心理动摇, 为突破沟通障碍创造条件。

审讯实践中, 审讯情景尽量可以构筑成一个有利于双方交流、沟通、信任又不失法律威严的环境, 使被审人员在特定氛围中丧失情绪的警觉性, 不知不觉地顺应审讯人员的要求促进审讯的深入和发展。

三、审讯中的心理学实践

“法律并不绝对的防止以欺骗手段获得口供:在审讯中是允许一定的小的诡计的。特别是夸大警察已经获得的, 对嫌疑人不利的其他证据, 让嫌疑人觉得招供不会失去什么的预先战术设计, 都是许可的”。在审讯中根据心理学原理采取一定的谋略, 打好心理战, 不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可以有效刑讯逼供。《襄阳记》中提出“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的思想, 充分阐述了攻心与攻城之间的关系, 即攻心为上。主要的方法有一下几种:

(一) 感情接纳法

如, 角色互换。传统的审讯实践中, 审讯人员习惯性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给审讯对象贴上罪恶的标签。这样导致审讯方式从根源上就是不平等的, 审讯双方欠缺了平等的交流平台。但如果作为主导方的审讯人员能调整双方的角色定位, 站在对方的角度立场设身处地地思考, 站在他的角度帮他分析利弊, 指明出路, 建立真正的信任, 许多矛盾就可能缓和, 甚至迎刃而解。

如, 亲和效应法。被法律惩罚的过程是一个被社会规范否定的过程, 任何人在情感上都会本能逃避, 必然会产生负向情感和耗损性情绪。如果此时审讯员单刀直入地发问、说教, 及其容易使犯罪嫌疑人容易产生抵抗心理, 收效甚微。这时审讯员应该找寻地缘、亲缘、学缘或兴趣、爱好等共同点, 利用亲和效应让犯罪嫌疑人逐步感受到认同感, 从而建立初步和谐的交流。而“自己人”这一认识大都会给犯罪嫌疑人以肯定的心理暗示, 从而逐渐配合审讯人员的工作。

(二) 风险提示

“期待任何人 (指犯罪嫌疑人) 都会勇敢直率的供认其罪行是十分残忍的, 或者说是心理上的错误。我们必须为坦白铺平道路, 使之容易化”。风险提示的目的在于利用法律风险的天然压力增强犯罪嫌疑人的焦虑与恐惧, 降低其侥幸心理的干扰, 使其认识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尽而认可只有如是供述才是唯一选择的判断。

审讯人员通过引用熟练的法律知识, 出示有效证据材料, 并对拒绝合作给犯罪嫌疑人进行不利风险说明, 让被审讯者感受到坚定的、不容置疑的态度。同时也认识到所有犯罪都必然要接受法律制裁, 所有犯罪都必然存在痕迹, 实现态度系统的转变。

(三) 第三人效应

为建立有效沟通, 审讯员虽然应该适度给予犯罪嫌疑人一些比较正面的评价, 但由于审讯双方身份的特殊性, 犯罪嫌疑人对审讯人员会有天然的不信任感, 并且很多犯罪嫌疑人非常敏感, 不会轻易信任审讯人员。这时, 如果通过有信任关系的第三人进行转述和劝说, 或是设计某种条件让犯罪嫌疑人间接地听到你的正面评价, 犯罪嫌疑人会降低防御心态, 更容易相信这种评价或观点。

正所谓“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对于自闭、防御心态特别强的犯罪嫌疑人, 审讯员可以找到与犯罪嫌疑人有信任关系的第三人, 如家中长辈、学校老师、贴心好友等, 在做通思想工作的前提下, 让他们作为第三人进行转述和劝说, 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 会更容易趋同他们的观点。

(四) 合理设置审讯场所

根据心理学中态度改变模型里的情景因素起到的作用, 在审讯场所给被讯问人在心理方面造成的压力,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被审讯者态度的转变。审讯场所的设置应该做到简单, 给被审讯者造成其自身和外界产生隔绝的一种错觉、失去控制能力的真实感受, 进而能够在心理方面产生孤独和无助的感觉, 有助于审讯人员突破其心理戒备, 更好的与其沟通交流。

四、结语

审讯作为发现、证实犯罪人、犯罪证据的调查手段,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理论和实践证明, 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展开审讯工作在保证公正的同时也实现了司法效率。

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具有特殊性, 每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素质是不同的, 即使同一犯罪嫌疑人在不同的审讯阶段, 在面对不同的审讯人员时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不同的心理变化。审讯人员应当根据案件性质、对线索和证据材料的掌握情况、犯罪嫌疑人的特点等情况来制定审讯策略。任何方法的使用都不是机械的, 应该灵活而综合地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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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审讯技巧大整合篇2

一、对贿赂犯罪嫌疑人的抓捕方法

任何案件的侦查工作，如果不能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都不能说是成功的。所以案件的成功侦破，首先要以犯罪嫌疑人到案为基础。贿赂犯罪中的抓捕难点是对行贿人的抓捕。因为这些人员多为私有公司经理及业务人员，这些人通常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多处住房且人户分离现象严重、通常有护照及港澳通行证件、不符合正规单位的作息规律、流动性大、行踪不定。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前提是要找到犯罪嫌疑人，为此，侦查人员应尽可能多地掌握抓捕对象的有关信息。这些信息内容包括：户籍资料（也包含其家庭成员的户籍资料）、其名下在市属及区属房地产登记部门的住房登记情况、名下车辆情况、名下股票账户及银行相关账户存款情况、名下银行卡情况、名下公司及公司股东情况、相关其他情况，如手机号码、家庭及单位座机电话号码、个人及其家人病史、有无情妇、有无特殊嗜好、相关网络信息等。

国有单位人员一般通过单位纪检或其工作部门即可获悉其行踪，抓捕难度不大。如果考虑其在单位有可能还有我们未发现的同案，可以采取在其上下班路途中进行抓捕。抓捕涉嫌贿赂犯罪的私有单位人员，切忌简单行事草率行动。实践中，不清楚抓捕对象是否在抓捕现场就盲目行动，侦查人员如果身份暴露，不仅造成抓捕行动失败延误侦查进程，甚至可能最终造成整个案件侦查工作的失败。侦查人员在抓捕行动中可以以多种方式掩饰身份，例如：以洽谈业务、应聘工作、送交快递等。2006年间，我局协助黑龙江省某反贪局抓捕一名潜逃并定居我市的犯罪嫌疑人时，由于时间紧迫无法获取其更详尽的资料，我局侦查人员在抓捕现场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决定由其中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侦查人员，以应届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为由，进入该逃犯所在公司，按照已获取的嫌疑人身高体貌信息，确定了抓捕对象，最终将该逃犯抓获。

抓捕行动还要充分利用公安机关的信息资源优势。2005年间，我局在侦查“10.22专案”过程中，侦查人员通过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与各涉外饭店联网的电脑系统，利用异地人员在当地入住酒店的可能性，先后在北京及上海成功抓获行贿人黄某某、韩某。在驾车跟踪嫌疑车辆，但无法确定抓捕对象是否在目标车辆上时，可以利用公安交通管理局122报警系统，联络途经路口的执勤交警，以查车辆违章为由，拦截目标车辆，确定驾车人及乘客身份。在住宅执行抓捕，可以商请管片民警以核对户籍、进行外来人口登记、养犬检查等多种方式进入目标房间。

二、对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方法

侦查讯问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查办贿赂犯罪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反贪污贿赂侦查中讯问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远远大于普通刑事犯罪侦查以及公安机关管辖的绝大多数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大量证据，需要我们通过审讯的方法从犯罪嫌疑人嘴中提取，讯问的目的也正是通过审问让犯罪嫌疑人主动向我们供出犯罪证据。审讯专家吴克利同志在其专著中指出：“证明犯罪不仅仅是依靠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更重要的是依靠犯罪的证据来证明犯罪。从证据来源看，有的证据可以不通过犯罪嫌疑人的提供而获得，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要犯罪嫌疑人自己来提供证据，这种证据较其他方法获得的证据，更快捷、更直接、更有效。”［１］如何成功突破贿赂犯罪嫌疑人口供，在侦查实践中有如下方法：

（一）重视初次讯问（询问）工作，选准讯问突破口

第一次讯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心理交锋，有的犯罪嫌疑人刚刚到案，立足未稳惊恐不安，还未真正建立起对抗讯问的防御体系，此时如果讯问策略得当，有可能事半功倍。孙子兵法中“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实践中，讯问贿赂犯罪嫌疑人的难度远远大于讯问其他类型的犯罪嫌疑人，如何在法律规定的12小时之内突破口供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突破口选得不准就会使讯问陷入僵局。［２］按照公安机关多年形成的经验，讯问突破口应按如下方法选择：从证据比较确实、充分的事实和情节入手；从与主要事实有关联的事实和情节入手；从公开暴露的事实和情节入手；从犯罪嫌疑人防备薄弱的事实和情节入手；从能触发犯罪嫌疑人心理向良性转变的事实和道理入手；从犯罪嫌疑人因掩盖罪行而暴露的矛盾入手。［３］上述讯问突破口的选择，同样适用于对贿赂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工作。除此之外，贿赂犯罪审讯中还可以选择下列突破口：支付贿赂以转账形式完成或有其他书证支撑的事实优先选择；收受贿赂行为有第三者在场的的事实或情节优先选择；以现金形式支付贿赂款的，取存款金额一致且时间有先后对应关系的优先选择；同时存在谋取非法利益和谋取合法利益的事实情况下，优先选择谋取合法利益的事实。

（二）准确分析行、受贿双方犯罪心理，利用侦查阶段的不同时机突破犯罪嫌疑人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指出：“人的基本欲望是寻求快乐和逃避痛苦”。这一观点也是心理学中“挫折——攻击论”的理论基础。犯罪嫌疑人在趋利避害心理规律的支配下，必然不愿意交代罪行。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首先呈现畏罪心理，并伴随产生避重就轻的逃避心理、恐慌心理和戒备心理。其次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还会产生侥幸心理和对抗心理。

贿赂犯罪中行贿方一般为公司的经营者与管理者，在讯问中由于担心遭受法律惩罚，在审讯中顽抗心理较强。即便有可能不受法律追究，由于担心自己一旦供述，影响自己在其商业圈子内的“名声”，进而影响其商业利益，通常也选择不供。相对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一般业务人员在审讯中主要担心自己的未来命运。既不愿遭受法律追究，又担心供述后被老板责难失去工作，在不清楚老板对相关问题的态度情况下，一般也会选择不供。针对行贿人讯问中可以从相关法律规定加以引导，充分阐述刑法中有关行贿人在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问题的法律处理、被索贿行为的法律处理等法律政策加以引导。对拒不交待问题的行贿人，应果断立案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我局侦办的多起行贿案件的经验证明，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是突破行贿人口供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特别是在对商业贿赂的打击中，如果行贿方领导被采取强制措施，对突破行贿方相关业务人员将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

相对于行贿人来讲，受贿犯罪嫌疑人的畏罪心理更强。一旦受贿人下决心拒不供述，其在审讯中的突破难度要远远大于行贿人。我局侦查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保险部经理刘某某受贿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程某某受贿案、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左某某涉嫌受贿案等，虽已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但审讯中却没能突破受贿人口供。即使最终供认犯罪事实的嫌疑人，亦会按照预审心理研究发现的嫌疑人在讯问中心理变化的四个阶段过渡，即试探摸底阶段、对抗相持阶段、动摇反复阶段、供述认罪阶段。［４］针对受贿人的审讯，更要重视预审心理学规律，既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精确攻击嫌疑人的心理痛点；又不能乱抛证据急于求成。审讯中要充分注意下列时间段的讯问：未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拘留后的第一次讯问、宣布逮捕前的1至2日、宣布逮捕后的第一次讯问。事实证明，不同的侦查阶段会对犯罪嫌疑人心理造成一定的冲击。我局在预审“10.22专案”犯罪嫌疑人黄某某、“3.21专案”犯罪嫌疑人杨某某过程中，均利用了宣布逮捕的有利时机，一举突破了口供。

（三）注意预审策略使用，讯问中因人施谋，因案用计

审讯贿赂案件要特别重视在行、受贿双方中制造矛盾。行受贿双方一般在心理上会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审讯中如果我们不能摧毁双方的心理默契，审讯将无法成功。侦查实践中，可以向行贿人讲明法律中关于被索贿的规定，并辅以行贿人在追诉前主动供认的法律处理有关规定，迫使其为争取好态度不得不先承认给付了受贿人钱物的基本事实。然后，我们在讯问受贿人中，可以向其透露行贿方为逃脱罪责已向我们供认行贿行为是由于受贿方索贿所致的信息。行、受贿双方虽有一定信任基础，但并不牢靠，加之我国刑法对行贿确有特殊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受贿人容易相信攻守同盟已破，从而交代罪行并将受贿行为指向行贿人，从而为我们突破全案奠定基础。笔者在这里着重指出，“施计用谋”与“诱供”是有本质区别的。诱供得到的事实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事实，或虽有犯罪事实但并不是本案当事人实施的。施计用谋是建立在贿赂行为已经存在，而我们底数不清细节不详的基础上，用计引其自己供述。

在我国刑事审讯理论中有“分解式攻关审讯理论”，客观上也能反映上述规律。所谓“分解式攻关审讯的理论”，是由公安部特聘刑侦专家季宗棠同志提出的。具体是指审讯中要根据犯罪构成，先找出追讯的犯罪行为本质的特征性问题，然后根据案情，将关键性问题分解成若干分支问题，再集中攻克这些单个的分支问题。由于分支问题似乎不直接涉及案件定性要害，嫌疑人警惕性较低，但当分支问题串联整合，全案性质就变明确，最终可以直接讯问关键性问题。［５］我们在讯问贿赂犯罪嫌疑人时，可以按照犯罪构成拆解问题。首先确认是否存在给予钱物、收受钱物的事实，不涉及法律定性。然后从行受贿双方结识过程，工作中及生活中交往入手，向刑法条文中“职务便利”、“谋取利益”等情节靠拢，最后循序渐进推进犯罪构成中谋利的情节和犯罪主观动机。

讯问中，我们要针对行受贿双方的性格特点，案件事实情况选择不同的讯问策略。对那些胆大、负隅顽抗的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要不断加压才能突破；而对于那些平日胆小、精神高度紧张的，有时需要采取减压的方式更有利于突破。

三、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检察机关应提升侦查权以应对贿赂犯罪发展新趋势

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我国立法机关应根据该公约内容，尽快修订有关法律。同时，我国检察机关作为侦查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唯一合法的侦查主体，理应在立法中被授予更为广泛的侦查权力。根据该《公约》第50条第1项之规定：“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其他证据”。按照该条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理应被授予如下侦查权力：

（一）控制下交付

《公约》第2条第9项规定：控制下交付是指在主管机关知情并由其监控的情况下允许非法或可疑货物运出、通过或者运入一国或多国领域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侦查某项犯罪并查明参与该项犯罪的人员。“控制下交付”一词，最早规定在《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并在世界各国海关及警察部门打击走私贩卖毒品犯罪的侦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侦查实践中，犯罪人向有关人员索要贿赂，被索贿人如果按要求给予贿赂，有可能导致行贿犯罪。如果被索贿人拒绝给付，侦查实践中对此类索贿未遂行为，通常无法启动侦查程序予以追究。如果被索贿人向检察机关举报，检察机关启动侦查程序，在监控状态下由行贿人配合完成给予受贿方财物的行为，在受贿人实际收受贿赂后，侦查人员实施抓捕，极容易被定性为“诱惑侦查”或“侦查圈套”。尽管已有检察机关用此方法侦破了索贿案件，但仍属个案情况，尚无法推广。笔者认为，在侦查贿赂犯罪中引入该方法，将使打击索贿型受贿（未遂）犯罪成为可能。

（二）特工行动

关于何谓“特工行动”,公约没有明确定义。有学者认为，特工行动是指侦查机关根据国际公约、双边及多边协议以及国内法律赋予的侦查权，运用秘密力量，控制犯罪赃物或资金流向，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侦查方法。［６］也有学者认为特工行动实际上与我国公安机关常用的“内线侦查”含义接近。［７］笔者认为，特工行动无论是其英文本义的“卧底侦查”，还是包括我国刑侦领域的“特情侦查”、“外线侦查”，只要不侵犯不特定公民的隐私权，不损害社会公益，均应包含在特工行动之中，且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完全有权采取。

（三）技术侦查

我国在《国家安全法》、《人民警察法》中均对技术侦查作了规定。1989年，高检院、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检察机关使用技侦手段，需严格审批并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我国刑事立法中实际上已将技术侦查权从侦查权中剥离出来，作为警察权的派生权利。笔者认为，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我国首先应该从立法中确认检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中有合法进行技术侦查的权利。从工作实际看，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采取技术侦查手段，也是反腐败工作的发展需要。为此，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应仿照《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的立法模式，尽快制定一部完善的《反腐败法》，将涉及到腐败问题的行政处罚、刑事制裁、侦查程序和手段一并纳入，为打击腐败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

注释：

［１］参见吴克利著：《审讯心理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２］参见胡关禄主编：《侦查讯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３］参见公安部刑侦局：《刑事侦查工作手册》，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

［４］参见李玫瑾编著：《犯罪心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9年版。

［５］参见季宗棠著：《审讯侦查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６］参见杨宇冠、吴高庆主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浅析审讯技巧篇3

一、审讯之前的准备工作

(一) 了解审讯对象的性格特征

性格的特征, 指的是审讯对象对于人、事物以及行为方式之上所体现出来的心理特征, 审讯对象不同的性格特点, 在很大程度之上决定了其在接受相关的审讯工作之时的基本表现, 有的审讯对象较为外向, 并且冲动易怒, 而有的审讯对象则比较内向, 并且性格较为温和, 审讯之时也较为冷静和沉着。在审讯工作的开展之时, 需要很好的针对不同类型的性格采取不同的方式, 并且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了解并且熟悉的掌握审讯对象的基本性格特点。针对性格较为外向的对象, 在审讯工作当中应该较少的使用过激语言, 而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 避免硬碰硬。而针对较为内向的审讯对象, 则需要采取软硬皆施的方式, 多多采用攻心的策略, 使之动情, 这样就可以使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大大提升。

(二) 了解审讯对象的社会阅历

针对每一个审讯对象所作的准备工作应该有所不同, 对于审讯对象的生活环境、所处的地位、人生的经历以及年龄, 同时其反侦查能力等, 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所以, 在进行审讯工作之前, 需要对对象的基本状况有着全面并且细致的了解和掌握, 针对不同种类型的状况, 采取不同的技巧, 这样才能够达到最佳的目的和效果。例如针对阅历较深的人, 在审讯的过程当中应该多多采取迂回的方式, 尽量不要让其明白讲话的意图和基本的目的, 而采取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方式, 来达到审讯的要求和基本的目的。

(三) 掌握审讯对象的知识状况

在进行审讯工作之前, 还需要对审讯对象的知识基本状况有详细的了解和掌握, 这一点对于审讯工作来讲也是极为重要的。相关的知识, 有文化方面的, 也有专业方面的, 每一个审讯对象由于其知识文化程度不同, 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针对文化知识程度较高的审讯对象, 应该在审讯之前安排好相应的策略, 同时应该让法律伦理等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员担任相关的主审, 同时还需要注意对象语言的表达, 削弱其嚣张的气焰, 使其心服口服。

(四) 掌握审讯对象的感情动因

感情指的是人对于外界的刺激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况反映。在审讯当中, 也需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准备工作, 针对一些较为冷漠的对象, 应该采取反复读话的方式, 很好的掌握和了解其内心的感情, 找出其感情上的弱点, 进而进行感化和教育, 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和目的。例如, 有的审讯对象对于父母的感情较深, 那么应该从这个方面来入手, 对症下药, 最终使审讯的对象交待问题。

二、审讯技巧的运用

针对不同类型的审讯对象, 需要采取不同的审讯技巧以及审讯方式, 以达到最佳的效果和目的。

(一) 针对不同年龄的审讯对象, 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针对青少年, 由于其对于知识、感情、情绪以及意志等方面的了解较为简单和单一, 比较无知和浅薄, 这样的对象就需要采取循循的善诱, 以长辈和大人的伦理, 来对其进行感化, 让其感受到审讯人员的关爱以及友善, 进而认识到自身的错误, 并且消除冷淡以及不良心理, 从实交待;针对中年人以及老年人, 由于其对于社会的认识较为丰富, 有着较为固定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 所以相关的思想也较为顽固, 针对这种年龄阶段的审讯对象, 要着重的对其进行理论, 强调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道德常识, 让其尽量的消除一些不良的想法, 并且还需要审讯队员具有一定的随机应变能力, 稳扎稳打, 从实际的角度出发, 进行高质量的审讯。

(二) 针对不同性别的审讯对象, 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针对女性, 由于其心思较为慎密, 并且还抱有一定的同情心, 所以, 应该运用真实并且真切的感情来打动她们, 还需要注意审讯的措辞以及语言, 不可以打击其自尊心, 尊重其人格, 不可以使用随意性的语言来对其施加压力。针对男性的审讯对象, 则采取一般的方式, 同时, 也需要注意语言和措辞, 不可太过于激烈和苛刻。

(三) 针对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审讯对象, 需要让其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地位沦落至阶下囚, 难免会有心理上的不适应, 并且会使其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内心的悲痛, 所以, 针对这种类型的对象, 需要很好的针对其实际状况, 针对其个人的语言水平以及应变的能力, 进行高质量的审讯, 在言语的交锋当中要注意小心谨慎, 减少其心理上的落差感, 用较为委婉的语言来使其交待问题, 同时, 还需要充分的掌握证据, 并且, 在审讯当中适时的进行使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 根据对审讯的基本技巧和审讯之前的主要准备工作进行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从实际的角度出发, 深入并且细致的分析了在相关审讯工作当中所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的重点问题, 力求更好的推动相关事业和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摘要：审讯技巧是相关工作当中的重点和要点, 很好的掌握审讯工作的基本特点, 并且深入的对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和分析, 对于相关工作来讲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文章将针对这一方面的内容展开论述, 详细的分析了审讯工作的基本技巧, 力求为审讯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为相关事业的发展和前进起到推动的作用。

关键词：审讯技巧,审讯工作,审讯对象,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和.浅议审讯方法[J].现代法治, 2010.4.

[2]张军.论审讯的技术和技巧[J].法治与社会, 2011.7.

审讯工作篇4

依照我的指令，司法部和中情局的律师也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加强的审讯计划符合宪法及其所有适用法律的规定，包括那些禁止虐囚的法律。

我看了一下那些审讯技巧。尽管其中有两项技巧也是合法的，我还是觉得它们太过分了。我下令要求中情局不要使用这些技巧。另一项技巧是水刑，这是个模拟溺水的行刑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个让人很痛苦的过程。但是医疗人员向中情局保证，这不会造成持久的伤害。我知道如此敏感和具有争议性的审讯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公之于众。一旦如此，我们就会公开面对人们认为美国政府牺牲了道德价值观的指责。我当然更希望我们能以其他的方式获取信息，但是现实的状况就是要我们在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没有授权对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施用水刑，那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大的风险，即国家可能遭遇袭击。鉴于“9·11”事件的教训，我不愿承担这个风险。作为总统，我最为庄严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因此，我批准使用这些审讯技巧。

新的审讯技巧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很快，祖巴耶达赫（“基地”组织第二号人物，2002年3月，在巴基斯坦警察、美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联手策划的围剿行动中被捕——编者）就透露了大量有关基地组织架构和行动的信息。他还提供线索帮助我们找到拉姆齐·本·希布赫的藏身之处，该人是“9·11”袭击后勤方面的策划者。巴基斯坦警方在“9·11”事件发生一周年时抓到了他。祖巴耶达赫后来告诉审讯人员为什么他又重新开始回答问题。根据他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他在达到一定的忍耐限度之前，不得不对抗审讯。而水刑这一技巧让他到了忍耐的极限，他尽到了宗教义务，然后开始合作。他说：“你必须为所有的兄弟这么做。”

乔治·特内问我是否准许他对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使用加强的审讯技巧，包括水刑。我想起和丹尼尔·珀尔的遗孀见面时的场景。当丹尼尔遇害时，他的妻子怀有身孕，是个男孩。我想起基地组织发动的“9·11”袭击夺去了无辜家庭中2973人的性命。我还想起自己有责任保护国家免受另一起恐怖袭击。

我说：“当然准许！”

中情局的审讯计划挽救了大量生命。如果我们能再多抓几名可以提供有价值情报的基地组织成员，我也同样会用这个计划审讯他们。

秦朝审讯制度及其当代启示篇5

因为我们人性是有缺点的, 所以难免会犯错。有些错是显性的, 我们可以靠我们的感官来感知即可, 但是有些错误却是内隐的, 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它的表象, 无法企及它的本质。所以就需要我们的通过理性的思考, 合理的推理, 适当的审讯, 才能让真相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浅析一下秦朝的审讯制度, 并且谈及秦朝的审讯制度对我们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相关启示。

一个人有罪与否, 不能光靠某一个人说了算, 而应该由司法机关来进行审判, 找到相应的法律证据, 来证实事实究竟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的是法治社会, 二不是人治社会!否则我们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将无法正常运行。诚然, 审讯在这个过程当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接下来,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审讯制度以及它对当代的启示。

二、秦朝审讯制度主要内容

1、审讯原则

在中国秦朝, 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 一旦案件被受理之后, 诉讼双方, 都必须到庭接受审问, 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话, 人证也必须到庭接受审问。如果不是重大的刑事案件, 王公贵族可以不亲自到庭, 由其部属或者亲属代替出庭。

对于不告不理的这一原则, 我觉得比较合理。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当然看问题的角度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也就相应地有差别。在你看来是很严重的事情, 或许别人会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抑或是, 你认为不重要的事情, 在别人看来却是毫无意义。当双方发生了一定的矛盾, 如果被侵犯的一方没有告的话, 也就不用去管, 因为这代表着他还可以承受。可以说是宽容, 也可以说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者说, 如果不告也理的话, 司法机关也顾不了那么多的事情, 反倒会乱成一团, 失去了重心。

但是, 就算不是重大的刑事案件, 王公贵族也不应该走特权路线, 而不亲自到庭。因为一个好的制度, 要想让大家执行并遵守, 就必须要让大家看到其公平公正性,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如果这样做的话, 就会大大降低其威信力。

其实, 在我们当代社会, 这种法律、制度屈服与权势者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 不可能让我们的司法体系独立于权力之外, 让其可以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1972年“水门事件”让威风凛凛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下台。在整个事件的调查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有许多地方都是可以做到“谋私”, 但是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非常严格的。就算是总统, 他的行政权力也不能够去干涉司法的正常运行。所以, 最终尼克松的权力还是让位于法律。即使是我们现在, 仍然没有处理好法律、制度和权势之间的关系。所以, 我觉得, 现在我们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建设。

2、审讯方式

首先, 在秦朝, 被告和证人在庭上都要双膝着地, 臀部坐在双腿上来接受审问。这种方式有一种明显的歧视, 有失偏颇, 没有保证一个老百姓应有的权利。很庆幸, 在我们当代, 没有这样的形式。无论是谁, 在没有证据证明你是犯罪者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拥有同样的权力和义务,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应有一丝的例外。

其次, 断定是非曲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司法官来决定。这种方式很容易滋生腐败, 让法律为有权有势者服务, 导致绝对的权力就会衍生绝对的腐败, 使一个国家存在的价值变成了为这些权力者服务, 而不是为了我们的人民。虽然在我们当代社会, 这样的现象有一定的改善, 但是离真正的公平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我们的司法是不独立的, 受到了许多相关权势机关的制约。在我看来, 要想让我们的司法实现真正的公平, 我们应该让它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有自己的行使权力的自由度, 不会有后顾之忧。

最后, 在那个时候, 虽然法律规定不能随意使用刑讯, 但在审讯过程中却经常使用刑讯, 并且认为这是查案取供的最便捷和有用的方法。审讯者滥刑逼供, 是因为能够用这些刑逼而来的供词作为定案的依据, 可以邀功请赏, 并得到高升之道, 以犯罪者的鲜血和生命换取自己的自得自安。这种令人发指的审讯方式, 让多少人屈打成招, 造成了多少冤案, 我们无从得知。值得我们庆幸的是, 在当代社会, 这样的现象有了一定的遏制, 但是, 还是不断有这样冤案的发生。所以, 我们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监督与建设!

3、审讯供状

在那个时候, 审讯结束之后要书写供状, 原告和被告都要在供状上面画押。可以写字的就自己书写供状, 不能写的, 就让官员代替写。其实这样很容易让官员以权谋私, 造成冤假错案。对于那些不识字的文盲来说, 不知道纸上写的是什么, 就傻傻地在上面摁了手印, 殊不知他的生命就在这张纸上, 早已没了存在的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的科学技术也实现了质的飞跃。所以要想避免这样的弊端也是可能的。在审讯过程中, 我们可以使用录音、监控等电子设备来保证其过程的合理合法性, 还原最真实的事实。让有冤者可以洗刷冤屈, 让有罪者接受法律制裁, 让我们的社会得到一个持续健康的发展。

三、结语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环境, 有许多传统都是根深蒂固的, 要想彻底地改变时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和现在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正是这样的距离也造成了理解的距离。站在误解和隔阂中间, 不论想对其中的哪一方讲清楚另一方的故事, 都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所以, 我们要做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沿用所谓的传统规则, 而是应该要对我们的具体实际进行具体的分析, 做出符合我们现实的正确的抉择, 真正地使主观和客观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毫无疑问, 我们的人性不是百分之百靠得住的, 所以还得靠一定的制度来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原则。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人的应有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我们的生活才会稳定。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 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无论我们的制度制定者是多么聪明, 可以考虑到多么周全, 但是,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总是有他们所不能料想到的。所以, 我们要想让一个制度接近完美, 就必须不断的发展、改善它, 让它在时代中沉淀, 获得相应的完善。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一个前喻文化 (经验型社会, 后辈完全按照前辈们的经验去生活) 时代, 而是一个后喻文化 (父辈像后辈学习) 时代。

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不应该存在这样的误区:以前他们这样做事对的, 所以现在也应该这样做。不要让局限的习惯性期待占据了我们无限的生活可能!

制度是生活的保障, 为了美好的未来, 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参考文献

加强审讯突破案件的思考篇6

一、重视初查, 为审讯做好铺垫

从某种意义上将, 一条案件线索能否成案、一条有侦查价值线索的使用能否成功乃至立案后能否顺利查清全案事实, 都取决于初查是否扎实及全面细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已经设立专门的章节, 对初查的任务、方法、结果处理、具体程序等进行规定。一方面, 在初查中要坚持既定的程序和规则, 另一方面, 要更加重视细节的调查, 除了要认真调查涉案人的年龄、住址、籍贯、文化程度、工作权限、家庭等详细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要调查清行业规律、行业潜规则、行业政策等详细情况, 这对于案件的突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我们在查办淮安中储粮窝案过程中, 通过案件的深入, 花去大量的时间, 我们才层层揭开中储粮腐败的面纱;国家与中储粮的关系、中储粮与粮贩之间的潜规则交易关系, 中储粮内部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在初查时掌握粮食系统的规律, 那么对粮食系统腐败案件的突破就容易多了。

二、重点加强审讯工作的突破

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虽然带来了一些挑战, 但是, 实际上带来的是更多的机遇、更新的执法理念、更新的执法模式。过去, 我们一直以“口供来突破案件”, 依赖于强制措施限制犯罪嫌疑人的自由, 来获取更多的线索。如今, 这种方式已经被时代所淘汰, 远远不能适应重视人权、重视公平正义的现代法治的要求。那么, 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 第三十三条、三十六条、五十三条、五十四条、七十三条、一百二十一条、一百五十九条等新的规定迫切需要我们在审讯时就必须掌握和注意的问题。

(一) 审讯前准备工作要扎实、细致

审讯前的工作, 首先, 领导的作用尤为重要, 领导是整个审讯环节的中枢, 其掌握的资源和大局的观念是必可少的, 审讯组人员的确定、审讯预案的制定、后勤保障、突发事件的处理都需要领导统筹安排, 协调指挥, 充分参与, 这样, 才能鼓舞和坚定审讯人员的士气, 使审讯工作有序推进, 才能为案件突破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 领导的特殊作用, 有时在案件僵持的时候, 领导参与谈话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其次, 审讯方案设计要周密, 凡是法律规定和程序要求的, 必须一一完善, 同时, 还要注意人权保障、证据意识、时效意识、监督意识等, 穷尽每一种可能出现的问题, 做到周密部署, 使各种因素尽量可控。再次, 要让审讯组的审讯人员充分了解和掌握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被审讯的对象的出身、文化程度、工作阅历、性格特点、社会关系、家庭情况等要有全面详细的资料, 俗语说,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最后, 还要准备好科学仪器, 在案件陷入僵持, 没办法突破的情况下, 还要使用测谎仪、侦讯仪等现代仪器帮助审讯, 以便案件更好的突破。总之, 审讯前的准备工作对案件审讯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二) 审讯过程要有序而灵活

审讯工作既要按照既定的方针和策略开展审讯, 同时, 又要灵活处理审讯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变化。关注审讯中的每个细节, 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眼神, 及时的分析犯罪嫌疑人关注什么、惧怕什么、渴望什么、担心什么, 分析后及时调整策略, 这样有助于案件的审讯突破。

(三) 审讯方法要多元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对人权的保障, 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保护, 律师的介入也增加了犯罪嫌疑人抗衡的砝码, 犯罪嫌疑人会更加利用自己享有的权利, 主体意识较强, 进而使侦查人员对其影响力下降, 加大了审讯的难度。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审讯方式和方法。首先, 审讯语言的使用。审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语言, 因而语言的运用也就至关重要, 在审讯的时候, 要注意把握环境的氛围, 而这都要靠语言的运用, 威严、紧张、压迫、宽松、舒适这些氛围都需要审讯人员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做出实际的调整。其次, 要注重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研究, 适当运用这些方法, 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 让其心理上得到满足, 进而消除对立情绪, 逐步放弃抵抗, 选择合作。再次, 要综合运用测谎仪、侦讯仪等科技技术,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 使其更好的合作, 交代犯罪事实。最后, 在审讯方式上, 可以多种方法并用, 或者一种为主, 其它为辅的方式, 在审讯过程中尤其注意的是法律程序和有关规定, 使审讯工作圆满进行。

三、重视审讯结果的总结

审讯工作的结束并不代表整个过程终结, 要更加重视审讯工作的总结, 把审讯工作的得与失及时汇总, 形成经验, 形成一种模式, 这样既可以锻炼新人, 又可以在审讯中取得更大的实效。

摘要：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将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很大影响, 改变转变传统的职务侦查审讯模式迫在眉睫, 重视初查, 根据法律规定和程序要求, 审讯前的准备工作要扎实、细致, 审讯过程要有序而灵活, 方法要多元, 这样才能使审讯工作有突破。

审讯工作篇7

《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侦查机关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的证据, 仅做了禁止性规定, 而无救济性规定。从结果上看, 由于威胁、引诱、欺骗行为并没有对被审讯人员造成肉体、精神上的疼痛或者痛苦, 所以导致其无法进入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逻辑上看, 威胁、引诱、欺骗行为虽然受到法律的明令禁止, 但却缺乏一个明确的救济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应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这实际上体现了立法者对侦查机关重视调查、收集实物证据的主观要求。证据作为能够反映案件客观事实的载体, 其本身又是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依据。

二、建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

既然法律已经明确禁止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而通过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又不能将上述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那么, 显而易见, 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将以威胁、引诱、欺骗审讯手段获得的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是一项最基本的, 也是终局性解决方法。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权利救济机制, 是对公共权力运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审查的一项重要制度。当公民的权利受到公权力侵犯时, 允许其向中立的第三方寻求司法保护, 由中立的法官对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以确保公民获得有效的司法保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行的说明中, 重点提到了推进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制度改革。文中谈到“…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

笔者认为, 审判中心主义不应当误认为是“庭审中心主义”, 其实质是要发挥司法裁判权之本能———程序裁判及实体裁判。所谓法律检验, 不仅仅是指检察机关对侦查措施, 尤其是刑事强制措施进行法律监督, 更深层次的目的和要求应当是司法裁判权在刑事强制措施当中的适用。由于事关定罪量刑的证据最终都将呈现在法官面前, 如果在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或者是否采取更严厉的强制措施之时, 缺乏终局裁判者的参与必将导致强制措施必要性与对裁判结果期待之间的背离。

结合本文的立意, 如果侦查权包括了一定期限的羁押权 (刑事拘留) , 那么侦查人员利用该权力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威慑, 也是导致犯罪嫌疑人屈服于侦查人员, 并作出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供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我国应在侦查程序中引入司法审查制度, 由中立的法官来监督、控制、制约刑事侦查程序。可以考虑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侦查法官, 由其对侦查行为进行审查批准。将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诉讼监督机制的内容, 对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2)

三、强化侦查权的法定性和正当性

从源头———侦查权角度来解决审讯中存在威胁、引诱、欺骗行为这一问题, 势必还需强调侦查权内容的法定性, 以及侦查行为的正当性两点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于审讯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于在侦查活动中, 尤其是审讯过程, 侦查人员都有哪些具体的职权, 规定过于笼统, 并且采用了一种类似“黑名单”式的列举方法———即禁止某几种非法行为。并且, 未明确侦查机关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在实践中, 许多侦查人员会不告知或如实、充分告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的聘请律师、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笔者认为, 如果有效解决侦查权内容的法定性问题, 不妨应采用“白名单+黑名单”式的权力清单设计。这样一来, 既能够明确哪些行为为法律所禁止, 又能够明确侦查人员可以行使哪些具体的侦查权力。

例如, 法律在一方面禁止威胁、引诱、欺骗行为在审讯活动中存在, 另一方面又规定侦查人员应当依法宣读相关刑事法律规定 (包括程序和实体) , 充分释明侦查职权, 依法告知权利义务, 不得涉及其他人员的处理情况, 正确告知刑事政策。此外还应明确未履行上述法定义务的责任。审判中心主义要求审判前的侦查和审查起诉活动都是以为庭审做准备而存在, 无论是侦查过程中对案件证据材料的收集, 还是审查起诉环节对证据材料以及案件事实的审查, 都是为确保庭审质量与效率而做的准备, 其本身没有任何定罪的权力。 (3)

审讯同步录音录像, 能够充分反映出审讯过程的客观情况, 并且对侦查人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加强对审讯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审查, 并且完全开放此类证据的辩护人阅卷, 能够从根本上杜绝侦查人员违法行为的存在, 有效促进侦查人员进行正当审讯, 最终避免侦查人员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审讯手段。

四、赋予辩护律师侦查阶段的实质辩护权

长久以来, 受制于辩护律师队伍水平有限, 职业道德缺乏有力约束的不良印象, 再加之侦查机关与辩护律师缺乏业务上的接触、沟通, 使得侦查机关对于辩护律师普遍具有抵触情绪和不信任感。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可以称为“有限的辩护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代理申诉、控告;向办案单位提出意见;会见通信;调查取证;申请取保候审;其他法律帮助等。 (4)

审讯在场制度与侦查阶段的阅卷权, 成为辩护律师两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虽然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履行辩护职责, 但笔者通过近几年来的辩护经历, 实在是没有发现如今的侦查阶段辩护权与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前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两点:审讯在场权和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因为一个辩护律师想要在辩护方面有所作为的话, 不可能离开案件的证据卷宗。几乎不可能仅凭会见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 辩护律师就能够进行有效的辩护。如果辩护律师想要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程序权利方面有所作为的话, 必须在审讯过程中在场。

辩护律师在审讯过程中在场, 其目的不是为了教唆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人员, 逃避处罚, 而是为了监督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 一旦发现, 应及时提出并控告。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阅卷权, 其首要目的, 就是根据审讯活动的实际情况, 核实笔录的真实性、一致性。

五、结语

针对威胁、引诱、欺骗进行有效的防治, 不是仅仅从一个环节、一个方面就能妥善处理的。在形式上应当涉及审判、侦查、辩护司法制度设计规划, 在实质上应当完善相关权力 (权利) 的内容。针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程序能够有效分离侦查权与羁押权;明确侦查权的具体职权, 增强其法定性和正当性;赋予辩护律师审讯在场权和侦查阶段阅卷权, 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辩护职能, 监督侦查行为, 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

摘要：近年来, 《刑事诉讼法》及一系列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 标志着我国正式从立法层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这对遏制侦查程序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具有重大意义, 但威胁、引诱、欺骗审讯手段在审讯中仍然普遍存在。本文中, 笔者结合我国司法现状, 从立法和实践角度提出解决威胁、引诱、欺骗这一审讯手段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审讯,威胁,引诱,欺骗

注释

11谢佑平, 万毅.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135.

22 张云玲.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确立司法审查制度[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2, 1 (29) :83.

33 王雅静.论面向审判中心主义的侦查机制转变[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5 (170) :16.

数字化审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篇8

1 数字化审讯系统的需求分析

传统的审讯系统主要采用模拟的视频监控系统,普遍存在数据难以保存、审讯资料检索不便、智能化程度低、远程控制和双向互动实现困难等缺陷,因此,利用先进的数字处理技术实现审讯图像和声音信号的数字化保存和传输,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加强审讯过程的指挥功能,达到规范审讯过程,实现公平、公正裁判,同时实施审讯全程录音录像,防止发生刑讯逼供,提高司法机关的社会公信度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实施信息化审判法庭建设,利用现代侦查手段把现场审讯人员和指挥人员紧密结合起来,体现“阳光审判”公开、透明的原则,实现庭审过程中,对原被告、证人、法官、公诉人、犯罪嫌疑人、电子证据画面进行实时采编录像和网络直播,满足庭审音像资料存档、远程观摩和领导的在线监督[3],通过多人对犯罪嫌疑人的话语表情等的观察加速实现案件的侦破,更快更准的打击犯罪已经成为司法机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数字化审讯系统的设计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是以数字视频处理技术为核心,以计算机或嵌入式系统为中心,视频处理技术为基础,利用图像数据压缩的国际标准和综合利用光电传感器、计算机网络、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一种新型监控系统[4],它可以实现基于IP的远程视频实时广播和监控、自动异常检测与报警、结构化的视频数据存储、远程录像等强大功能,综合了计算机IP视频技术、视频和音频数据的压缩及解压处理技术、互联网络应用技术,是当前网络IP视频应用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到目前为止,视频监控系统已经经历了模拟化、数字化、智能化、集成化与行业五个阶段,不论哪个阶段,都可以概括为四部分,一是音视频等前端数据信息的采集,二是数据的传输,三是数据的控制,四是数据图像的显示。

2.1 审讯系统的原理与组成

司法审讯系统就是将案件的审讯过程进行全程录像录音,并将录像资料监理档案,为了将审讯图像和声音信号进行数字化保存和传输,同时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加强审讯过程的指挥功能,该文设计的数字化审讯系统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核心,合理的选择前端采集设备,采用专业的H.264数字音视频编码,在降低带宽需求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加清晰的图像,实现实时DVD光盘刻录,音像资料库在本地硬盘和后台存储器的分散与集中备份,实现网络点播、音视频参数调整、高清电子放大、“双码流”网络传输直播技术及远程提讯,提高了审判过程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公平性,加强了法院在办案、办公管理的信息化程度[5]。具体结构图如图1所示:

2.2 审讯系统的设备选型与实现过程

数字化审讯系统主要由采集、传输、控制和显示四部分组成。

1)数据采集系统:前端每间讯问室可安装二到四台彩色摄像机,其中,摄像机的分辨率720P或1080P。特写摄像机安装在犯罪嫌疑人的正对面,采集嫌疑人的特写镜头,可采用带云台的球形摄像机,要求可以变焦,能清晰的呈现嫌疑人的各种面部表情和动作以方便远程监看人员可以分析嫌疑人的心理活动;背景摄像机安装在审问干警的对面,采集询问时的全景画面,必须包括嫌疑人和询问人同时在内,可用彩色半球摄像机,可变焦,也要求能将审讯人的表情和动作清晰的显示出来;还可根据实际需求选配签字摄像机和指挥摄像机,同时要求摄像画面可以进行对比度、亮度、减噪、色彩等的手工和自动调整。每间讯问室至少安装两个专业的拾音器,要求高保真,能达到声音清晰、纯真,安装在靠近审讯人和被审讯人的两侧,安装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选择天花板方式或者吸附侧墙壁方式。另外,讯问室还应安装温湿度传感设备,显示当前日期、时间、温度和湿度,安装在被讯问人正后方,为了避免数据被认为篡改,本系统采用“带随机动态背景图案的数模结合型”温湿度采集方式,运用具有与主机通讯功能的数字型温湿度时间LED显示屏,把LED显示屏嫌疑人的特写背景画面,摄入镜头进行录像,同时LED显示屏采用485线与审讯服务器之间连接,各个审讯室的时间与服务器的时间达到毫秒级同步,同时把LED显示屏的温湿度信号传入主机并以数字方式叠加在视频上进行录像以增强数据的安全性。最后讯问室还可配置打印机、笔录电脑、示证电视机、人体探测器等设备。

2)数据传输系统:数据信号的传输通过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进行传输。对于审讯室内的有线视频线缆要在PVC线槽内敷设,同时强电与弱电线缆要分开敷设;审讯室与中心控制室的数据传输可以通过局域网来进行传输;中心控制室与远程控制指挥中心的数据传输可以利用专网或者公共广域网进行传输。

3)数据控制系统:审讯室的班干干警负责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攻心,同时对询问笔录进行电子化实时录入,同时中心控制室的干警负责对数字化审讯系统设备的开启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以及同步刻录DVD光盘,并且可以通过文字、语音以及电子白板等方式与询问室干警进行交流。而在远程指挥中心的领导通过指挥电脑可实现讯问室画面切换、音量调节、云台镜头的控制,必要时可以对讯问室内的办案人员进行指挥。

4)图像显示系统:对于少数几个审讯室可以在控制中心通过监视器进行显示,而在指挥中心可配置电视墙或者大屏拼接墙,通过控制键盘可控制摄像机画面任意切换。

3 数字化审讯系统的功能特点

1)系统支持1080P/720P高清视频的接入,可实现审讯室高清视频的采集、存储及刻录。

2)系统支持将时间信息、温湿度信息、随机动态图像信息、片头案件信息等叠加到视频图像信息中,避免了数据被篡改,保证了证据的安全可靠,维护了司法的公正。

3)系统支持双光盘实时刻录功能,采用“硬盘备份,光盘双刻”技术,能把庭审录像与电子笔录等资料同步刻录。

4)系统支持视听资料当事人视频真迹签名确认功能,保证庭审录像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5)系统支持庭审的网络直播、点播功能,使得具有授权的人员可以进行案例分析和案例讨论;

6)系统支持专业的电子笔录录入功能。

7)系统支持领导远程对高清审讯过程实时监控、指挥,必要时可以跟审讯室的干警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交流,实现多方协同办案。

8)系统支持多媒体示证功能,可以把扫描文件、音频、视频、数码照片等多媒体文件导入到高清审讯系统中,办案人员审讯终端可直接进行调用,并展示给犯罪嫌疑人,进行证据的当场展示。

9)系统支持为了防止意外或者避免路途奔波,提高办案效率,实现审讯人和犯罪嫌疑人在异地进行审讯。

10)系统支持省、市、县三级联网协同实时高清审讯办案,通过多级平台的级联实现全省系统的联网。

4 结束语

数字化审讯系统在司法审讯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随着办案过程的日益复杂,数字化审讯系统必须满足四性:先进性,包括图像清晰、传输带宽小、系统集成功能强;安全性,包括访问权限可控、信号实时传输、数据不能被篡改;易用性,包括界面人性化、操作简单化;扩展性,包括硬件能兼容与扩充、软件能灵活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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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情局怎样搞“加强型审讯” 篇9

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囚犯阿玛尔的两个手腕被捆绑在天花板上悬垂下来的两条绳索上，整个人呈现一个“W”形。

“想喝水吗？只要给我一个名字。”特工丹拿着果汁和食物，向阿玛尔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阿玛尔痛苦地大喊。

随后，一位特工走进来，在阿玛尔的脖子上套上狗链，牵着他，让他像牲口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处于崩溃边缘的阿玛尔开始求饶，但丹并不在意。他和助手把阿玛尔塞进靠墙壁的一个狭窄木头箱子里，阿玛尔整个人蜷缩在里面。当箱子门即将放下来的那一刻，阿玛尔开口了……

这种审讯方式被称为“加强型审讯”，从2002年到2005年小布什执政期间，它一直是中情局对待恐怖嫌犯的“秘密武器”。然而最近，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解密了一份关于虐囚事件的报告，其中最为旗帜鲜明的观点是——通过“加强型审讯”手段虐囚，并未有效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面对这一观点，被视为“加强型审讯”设计师的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米切尔打破七年的沉默，接受英国《卫报》专访，为自己“发明”的“刑讯逼供”辩护。

“我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恶魔”

自从9·11事件之后，中情局开始对在押的恐怖嫌犯使用酷刑，以从嫌犯口中撬出有关恐怖袭击的情报。传说中中情局有“六大酷刑”，包括水刑、剥夺睡眠等，这些酷刑曾经被用于中情局的海外秘密监狱里，数十名高级“基地”组织成员都曾经尝过这六大酷刑的滋味。

2007年，首次有媒体曝出，米切尔和中情局的另一位心理学家布鲁斯·赫森，就是“六大酷刑”的设计师。自此，在公众眼中，米切尔就成了美国中情局“黑监狱”的代言人。

但这位退休的空军心理学家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最近虐囚报告的出台，才让他决定打破沉默。

“我并不后悔参与这一项目，”米切尔表示，“我介意的是，他们把这个项目中好的差的做法混为一谈，许多正确的做法还被人们曲解和辱骂。这让我觉得很难过。”他表示。

虐囚事件曝光后，许多人把他想象成恶魔，对此，米切尔表示说：“我只是个被政府高层要求为国家做点事情的普通人，并且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又不是忽然跑到中情局的门口敲门，然后说，‘让我进去，我想虐待犯人，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6000页报告

2007年，当“虐囚”丑闻发酵之时，为了调查这一事件，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花费4000万美元，对中情局虐囚事件出具了一份长达6600页的调查报告，报告于2012年完成。

尽管这份报告至今仍为机密文件，但媒体公布了一份报告梗概，列举出总计20项报告结论和一些重要发现。报告指出，米切尔和赫森设计出的“加强型审讯”比媒体曝光的酷刑还要残酷得多。据称，水刑、压力姿势（指各种造成肌肉极度疲劳的姿势，例如手指顶墙等）、剥夺睡眠（用强光刺激，让犯人长时间无法入睡）、关禁闭（嫌犯被关在仅能蹲着的狭小空间里）以及撞墙等均为两人的“杰作”。

现实中，使用这些“刑讯逼供”手段，获得了多少情报？据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演讲撰稿人马克·泰森出版的《所谓酷刑》一书披露，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因被CIA实施水刑183次而吐露关键情报，谈到他们策划用液体炸弹炸毁从希斯罗机场起飞的飞机。

中情局把这一关键情报通知了英国，最终阴谋被挫败。泰森认为，CIA的审讯程序取得了绝对成功。“在CIA开始对被抓获的恐怖分子进行严酷审讯之前的10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过多次袭击”，“自从8年前CIA开始特别审讯抓获的恐怖分子之后，‘基地组织没有成功地发起过一次针对美国本土或海外利益的袭击”。

但也有人指出，“刑讯逼供”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例如，“基地”组织成员伊本·谢赫·利比在两周严厉审讯后，做出迎合审讯人员的供词。利比经受所有六大酷刑的折磨，最终屈服于“水刑”和“长时间站立”。

布什政府根据利比的招供声称，伊拉克正训练“基地”组织成员使用生化武器。然而事实却证明，利比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并非蓄意欺骗审讯人员，只是因为害怕酷刑，才编造供词。

公开不易

在就任美国总统时，奥巴马曾表示，对于小布什政府的虐囚问题，“我们应当向前看，既往不咎”。2009年初，他下令中情局关闭散置于各国的秘密拘留与侦讯场所。

近日，奥巴马也表示，将要求参议院尽快公开这份虐囚调查报告。但各方的力量正在试图阻止这一决定。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黛安·范斯坦曾谴责称，中情局的虐囚暴行违背了美国的国家价值观，“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污点，我们绝不允许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则理直气壮地表示，如果自己真做错了什么，会找总统做出解释，而总统才是那个能决定他去留的人。

曾任布什政府中情局局长的迈克尔·海登也对奥巴马政府公布中情局审讯手段的做法感到不满。他说：“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通常都行走于风口浪尖，他们有保密的权利。公开备忘录就表明政府无法保守任何秘密，这将导致外国盟友不再愿意与中情局合作。”

自斯诺登揭露“棱镜”监听项目以后，中情局的国际名声急剧下降。是否要“包庇”曾经做过错事的下属？这也令奥巴马“进退两难”。有媒体透露，他在报告发表一事上给予了CIA事实上的否决权。

“我很愿意说出整个故事，”米切尔表示，“但是他们无数次告诉我，如果我违反了保密协定，我将受到刑事和民事的惩罚。”

因为颇具争议，詹姆斯·米切尔和实施“六大酷刑”的中情局仍未受到处罚。

审讯工作篇10

一、态度改变原理———霍夫兰德说服模型

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 被说服者接受相关信息从而引发原先态度变化的过程, 它的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

霍夫兰德的信息传递理论认为说服是引起人的态度改变的有效途径, 可以通过言语、动作等方式引起被说服者的态度改变, 这一理论在社会心理学态度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将说服看成信息交流传递的过程, 并且提出一个标准的说服模型, 详见图1。

从模型来看, 改变被说服者的态度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传达者、信息内容、说服情境、说服对象。这四个因素分别在以下作用机理中集中体现。首先, 在传达者方面, 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主要是说服者的专家性、平和性、信赖性和相似性;其次, 在信息内容方面, 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包括双方立场差异、理智与情感、引发恐惧效应和单双方论证方式等;再次, 在说服情境方面, 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主要有时间空间选择性;最后, 在说服对象方面, 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包括被说服者的心思缜密性、自尊心和预警分心。

二、说服教育效果的因素分析

(一) 传达者

在说服教育中, 讯问人员要想改变犯罪嫌疑人的态度或者让其接受讯问人员提出的观点, 可以通过树立权威或者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式。在犯罪嫌疑人面前树立可信的形象, 讯问人员应当具备四个方面条件:

1. 可知觉的专家性

讯问人员表达的具有专业性的信息比不具有专业性的信息更有说服力, 要想使表达具有专业性, 就势必要求讯问人员掌握各项法律规定, 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 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经验相结合后, 就可以在讯问过程中展现出讯问人员的专业性。

2. 可知觉的平和性

讯问人员在保持威严的基础上, 尽量以平和的语气和犯罪嫌疑人交流, 尽可能以转移犯罪嫌疑人情感的方式去帮助他接受公安机关的审讯, 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进行分析, 减轻犯罪嫌疑人对社会排斥的焦虑感。比如, 如果你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仍然会得到家庭、社会的接纳, 尽管这样的接纳可能并不会和未犯罪时相同, 但不至于形成颠覆性的改变。

3. 可知觉的信赖性

说服教育的具体目标有一项为消除犯罪嫌疑人的对立情绪, 要想打消犯罪嫌疑人的戒心, 侦查讯问人员必须要尽量取得犯罪嫌疑人的信任。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观点, 如果说服对象并不认为或者没有意识到传达者在试图说服自己, 说服对象会倾向于更加信任传达者, 从而接受传达者提出的观点和意见。

4. 可知觉的相似性

相似性其实是吸引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简单来说就是要求讯问人员从犯罪嫌疑人身上寻找某些共通点来打开讯问的局面, 可以从兴趣、爱好等方面入手, 谈及对方的优点和长处, 讯问人员应该对犯罪嫌疑人给予生活上的关心, 从而增加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亲近感, 拉近两者的距离, 进而使得犯罪嫌疑人愿意配合讯问。

(二) 信息内容

说服主要就是通过言语来改变被说服者的态度, 所以说服过程中说了些什么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说服的信息内容有以下四点需要注意。

1. 双方立场的差距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分析, 意见不同对态度的改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种情况是严重的意见不同造成被说服者不适, 这种不适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推动人们去改变自己的观点;与之相反的情况是, 严重的意见分歧会让被说服者产生强烈的怀疑, 从而抵制说服者试图传达的观点。结合以上两种情况, 如果存在一个可信、不容忽视的信息来源, 那么一个与信息接受者差异很大的立场会引发最大程度的观点改变。

2. 理智与情感

社会心理学认为, 逻辑思考能力强的更加容易接受理性的说服, 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更加接受情感的说服。针对心理学的理论,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人的初始态度来源感性, 那么他更容易被感性的论点说服;如果一个人的初始态度主要来源于理性, 那么理性的论点则更加有效。

3. 引发恐惧效应

侦查讯问中的恐惧唤起需要具备两个特点:一个是讯问信息能唤起犯罪嫌疑人恐惧;另一个是讯问人员同时提供了有效降低这一恐惧感的行为指导。在适度恐惧情绪的影响下, 犯罪嫌疑人为了避免或者减少恐惧性后果的影响, 会产生趋避冲突, 此时讯问人员为其指明出路, 就会恰当地引起犯罪嫌疑人的关注。

4. 单方面说服和双方面说服

心理学研究表明, 单方面的论证对已经持赞成态度的人更加具有说服力, 而双方面的论证则对持反对意见的人比较有效。进一步研究表明, 不论被说服者事先持有赞成或反对的态度, 如果了解与之相反的观点, 那么双面论证会更有说服力, 并且会有持久的说服效果。在讯问过程过, 讯问人员需要结合犯罪嫌疑人的受教育水平及原有态度来决定使用单方面还是双方面说服。

(三) 说服对象

1. 年龄和思维缜密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化, 人们在社会政治方面倾向于持有不同的态度, 现有的大部分研究数据都支持“生活时代解释”的观点, 年长者的态度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难发生改变, 年轻人因为处于各种观念的形成和塑造时期, 所以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2. 自尊心与可说服性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在接受、理解信息的速度方面可能比一般的人要慢, 这样就会增加了说服的难度。同样, 自尊心水平较高的人在接受、理解信息之后, 往往因为强烈的心理防范机制, 最终总是会固执地坚持己见。于是便得出结论, 中等自尊水平的人最容易受到影响。针对自尊心较低的犯罪分子, 讯问人员只需要耐心劝导, 给予其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相关政策、法律。针对自尊心较强的犯罪嫌疑人, 讯问人员应当通过间接暗示的方式使其自然领悟出预期的结论, 并且要照顾到他们的“面子”, 指出其犯罪行为中合理的或可接受的理由, 使得犯罪分子产生自我欣慰感, 更加容易承认自己的罪行。

3. 预先警示和分心

预警, 是指某一个体在接受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之前, 出于本能的防范和自我保护, 预测可能发生的情况。当说服对象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说服者影响时, 说服对象就会怀疑说服者的动机进而怀疑说服信息的可靠性, 这样就会导致说服信息的说服效果大大降低, 对那些积极参与的人们可以采用潜移默化的态度分化瓦解方式。分心, 是指在说服过程中, 说服情境中的某些刺激因素使说服对象难以将注意力集中到向其传达的信息上。研究表明, 当人们的注意力被别的东西吸引并阻碍其反驳时, 更加容易通过言语的方式说服他。

(四) 说服情境

审讯情境的营造主要是指运用审讯语境来配合审讯策略的实施, 创造适合审讯的氛围。审讯语境及言语环境, 包括言语因素和非言语因素, 时间、空间、情境、文化背景等都是语境。说服情境对讯问过程中的说服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审讯时间的选择

在抓获犯罪嫌疑人后采取突审, 一方面体现公安机关对案件的重视, 另一方面抓住犯罪嫌疑人立足未稳的契机, 不等他构建好完整的防御体系, 这样的方式容易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2. 审讯空间的选择

审讯空间是指审讯环境和审讯地点的集合体。不同的审讯地点营造的审讯氛围不一样, 给犯罪嫌疑人施加的心理压力也不一样。通常情况下, 为了配合审讯策略方法的实施, 需要创造不同的审讯情境, 比如在审讯室悬挂一些标语、图画等, 给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

3. 审讯人数的选择

一般情况下的审讯由两人组成, 主审负责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 可以采用多种讯问技巧以及策略, 副审主要负责记录, 适当的时候帮助主审讯问, 在关键的时刻可以给主审一些提示或建议, 保证审讯工作的顺利进行。

4. 审讯态度的选择

当犯罪嫌疑人进入审讯室, 除了已经布置好的审讯空间, 唯一能感受到的外在因素就是审讯人员的审讯态度, 通过调整控制态度, 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传递特定的信息, 推动审讯的深入。

三、说服模型在张恩举案件中的具体应用

在辽宁省营口市发生“四二八”惨案后, 警方掌握的信息是, 被害人手机在主犯张伟手下张恩举手中,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 为了得到更多的破案线索, 找到更多的犯罪作案证据, 营口市刑警支队决定对张恩举实施抓捕, 希望以张恩举为突破口, 掌握张伟犯罪团伙更多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如此一来, 审讯张恩举就成了破获“四二八”案件的重中之重, 经过分析研判, 营口市刑侦支队决定对张恩举使用说服教育的审讯方式, 根据影响被说服者态度的四个要素, 我们可以分析在审讯张恩举的案件中, 侦查讯问人员是如何从这四个方面入手, 成功说服张恩举供述罪行的。

(一) 传达者方面

在这里, 信息传达者者是指侦查讯问人员, 具体到案件中就是辽宁省营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周茂春。纵观周茂春对张恩举的审讯, 可以发现他基本做到了上文提到的四个可知觉性:可知觉的专家性、可知觉的平和性、可知觉的信赖性、可知觉的相似性, 成功树立了传达者的形象。

首先, 周茂春很好地体现了可知觉的专业性, 多年的刑侦工作让他熟练掌握刑法、刑诉方面的相关法律知识, 再加上实战经验, 他在审讯张恩举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一名优秀审讯人员的专业性, 他的说服工作才会更加具有说服力。其次, 周茂春让张恩举感受到了可知觉的平和性, 张恩举一度具有严重的反社会倾向, 据他自己说“我已经达到仇视社会”的地步, 周茂春以平和的方式和他交谈, 试图用乐观的态度替换他悲观的态度, 减轻张恩举对社会排斥的焦虑, 让张恩举认识到敢于承担责任的社会评价是会得到普遍认可的。再次, 周茂春消除了张恩举的对立情绪, 他同情张恩举的不幸遭遇, 理解张恩举的犯罪原因, 帮助张恩举分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 促使其反省和自责, 在他和张恩举之间建立了信赖。最后周茂春向张恩举传达了可知觉的相似性, 在审讯过程中, 周茂春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张恩举谈人生、谈社会、谈家庭, 引发张恩举的思考和悔悟, 周茂春对张恩举给予了很多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 据张恩举自己的叙述“周支队经常问我渴不渴, 饿不饿, 给我送水喝, 送饭吃, 我觉得一个支队长能这样对我, 我很感动。”至此, 张恩举对审讯的抵触降低了不少。

(二) 信息内容方面

在犯罪嫌疑人心中建立可信赖的形象仅仅是审讯工作的第一步, 接下来还需要在信息传递的言语方面做很多工作。首先面临的是双方立场的差距, 根据上文社会心理学的分析, 如果存在一个可信、不容忽视的信息来源, 那么一个与信息接受者差异很大的立场会引发最大程度的观点改变, 周茂春成为了可信、不容忽视的信息来源, 最终引发张恩举彻底的思考和反省, 从仇视社会转变为正视社会甚至奉献社会, 张恩举愿意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 完全转换了自身立场。其次, 在理智和情感方面, 根据“受到更好的教育或者善于分析思辨的人比受教育水平不高或者不善于分析思辨的人更容易接受理性的说服”这一社会心理学理论, 结合张恩举初中文化水平的现实, 如果要说服张恩举, 显然感性的论点会更加有效, 所以周茂春选择从情感方面去感化张恩举, 周茂春到营口市葫芦岛去探访张恩举的父母, 向张恩举转述父母的辛酸, 谈到“你的父亲经常一个人走到海边, 独自面对大海默默流泪”, 张恩举感觉到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周茂春唤醒了张恩举的良知, 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态度。再次, 尽管张恩举对死亡无所畏惧, 但并不意味着“引发恐惧效应”对其不起作用, 审讯中的张恩举面临着自己发生改变但是社会不接受不认可的恐惧, 周茂春针对这一点给他提出了行为指导, 鼓励张恩举在看守所写自己的人生回忆录,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让他在忏悔的过程中寻求心灵的安慰。最后, 周茂春对张恩举采用双方面说服的方法, 对张恩举原先持有的观点进行分析批驳, 让其认识到原先想法的错误, 再通过正面的引导, 让张恩举重新认识和看待社会, 这样的说服不仅说服力强, 而且效果更加持久, 从后来张恩举的一系列举动中, 我们发现他真的是被周茂春说服了, 思想上很稳定。

(三) 说服对象方面

在霍夫兰德的说服模型中, 说服对象属于一个重要环节, 说服对象的一些特质对能否成功说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是说服对象的年龄和思维缜密性, 张恩举属于中年人, 但由于只具有初中文化水平, 所以其不可能有很强的思维缜密性, 周茂春通过“以案论法”的方式, 帮助其分清是非、善恶, 激发其醒悟。其次, 针对说服对象的自尊和可说服性, 张恩举属于中等自尊水平的人, 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具有较强的说服性, 对比主犯张伟, 就会发现张伟不具有说服性, 他偏执并且缺乏感情, 曾经说过“为了保全我们自己, 就算是亲爹也不能容忍”, 这样的人显然可说服性就很低了。最后是预警和分心, 周茂春避开张恩举的预警心理, 不从敏感的话题入手, 而是从拉家常开始他的说服教育, 对张恩举的态度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外, 通过情感感化, 使张恩举对审讯的抵抗转移到对父母的愧疚上, 降低他对审讯的抵触心理。

(四) 说服情境方面

根据前文中关于审讯情境的理论研究, 周茂春主要从审讯时间和审讯态度两方面入手。一方面他在抓获张恩举后就对其立即开展审讯活动, 体现出公安机关对案件的重视, 并且取得先机, 不让张恩举构建防御体系。另一方面, 他态度平和, 采取以“拉”为主的审讯策略, 尽可能将其感化, 而不是通过“打”的方式。事实证明, 周茂春的选择是正确的、有效的。

四、结语

通过以上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 可以发现周茂春的审讯活动在不同程度上符合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 尤其是审讯心理部分, 他在霍夫兰德说服模型的四个方面都做了细致、有效的工作, 从而成功说服张恩举。我记得周茂春对张恩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眼里, 两岁的张恩举 (从周茂春接触张恩举到张恩举接受被审判这段时间) 确实胜过三十岁的张恩举, 你的思想, 你的灵魂, 与过去一刀两断了”, 张恩举表示感谢和认可。由此可见, 周茂春对张恩举的审讯是极其成功的, 它达成了说服教育的目的, 转变了张恩举仇视社会的态度, 不仅破获了案件, 而且拯救了一个人的灵魂, 给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摘要：说服教育是指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 通过言语交谈、痕迹物证等方式方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律、道德的教育, 促使犯罪嫌疑人分清是非界限和权衡利弊得失, 有效改变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案情的态度的讯问方法。

关键词：侦查讯问,说服教育,态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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