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关税(精选10篇)
环境关税 篇1
一、环境关税的概念及其产生背景
环境关税是指以保护环境的名义对进出口商品所征收的关税。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自由贸易政策能让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发挥其最大优势, 但这一政策无法将对环境有利的生产体现出来。随着环境保护运动在全球的兴起, 许多国家通过征收环境关税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通过关税的形式把环境费用有效地分摊给污染者, 使环境成本内在化, 进而使环境费用包含在国际贸易商品价格中[1]。
环境关税通常包括进口环境关税和出口环境关税两种:
进口环境税是指对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的进口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征收对象是进入境内的严重污染或预期污染环境但又难以治理的原材料、产品及大量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工艺、生产设备。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会对环境产生污染, 如汽车、农药、清洁剂等;二是消费过程产生的残余物对环境有害, 如商品包装物、垃圾等。
出口环境税, 是对输往国外的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也包括两类:一是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过程中的残余物对环境有害, 如工业生产中产生“三废”等;二是产品对输入国的污染极轻或几乎无污染, 但消耗了输出国国内的大量资源, 如资源出口税或出口产品环境附加税等, 包括原材料、初级产品或半制成品等[2]。
环境关税的产生是有深刻的贸易背景和环保背景的。二战后, 国际贸易得到快速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商品流通障碍, 繁荣发达国家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由于发展的不平衡, 发达国家尝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果, 率先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法规和贸易规则。这些法规和规则的实施, 成功地避免了自然资源的进一步退化, 保护了其自身环境。但同时发达国家开始把一些重污染高消耗的工业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并将国内停止使用的商品出口至发展中国家, 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将废弃物转移到其他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20世纪70年代起, 国际上开始出现“洋垃圾”越境转移现象。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 工业发达国家产生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毒废料输出国, 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美国的两个环保组织———巴塞尔行动网络 (BAN) 和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 (SVTC) 在2002年发表联合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输出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垃圾》中表明:美国国内收集的电子废物50%~80%没有在本国回收处理, 而是被迅速地装上货船运往亚洲, 而其中的90%则运到了中国。德国承认, 每年要运送600万吨以上的危险废物到国外。英国一家尼法略格技术集团向塞拉利昂提供2 500万美元, 换取把有毒废物运到该国处理的权利[3]。
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 摆脱贫困, 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一方面出口原材料、初级产品或半成品, 换取外汇, 另一方面进口污染严重甚至已经淘汰的生产设备和商品, 造成资源严重消耗, 恶化环境。如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的森林资源, 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木材, 美国进口的木材大部分来自中美洲国家, 欧洲国家则来自非洲, 日本的白皮书中承认, 日本在热带森林原木世界贸易总进口量中占52%, 这些原木都来自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从而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环境污染的转移和扩展[4]。
随着国际贸易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 对于贸易和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如何在不影响国际贸易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有效地保护本国环境成为各国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WTO协定中也就环境问题作出了规定, 不提倡各种非关税保护措施, 但肯定关税保护的地位和作用。因此, 20世纪80年代, 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关税政策措施, 环境关税应运而生。
二、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分析
环境关税是重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调控杠杆, 在保护环境方面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一) 贸易条件恶化效应
这里所说的贸易条件恶化效应是指大国对贸易国产品进口征收进口环境税会使贸易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大国是指一国对其进口产品征收进口环境税会对该产品的国际价格产生影响的国家) 。普雷维什和辛格首先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问题, 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 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贸易条件恶化现象的产生和环境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目前,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环境进口附加税常常被发达国家作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用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 使其消极影响占据重要位置。
下面以征收进口环境税为例分析这个问题。以大国情况为例, 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探讨一国征收进口环境税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大国情况是指进口国政府对某种进口产品课征收进口环境税对该进口产品的国际价格有较大的影响。如图1, OA为自由贸易条件下A国的出口品X的贸易提供曲线 (提供曲线即相互需求曲线, 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为了进口其需要的某一数量的商品而愿意出口的商品数量) , OB为B国的产品Y的贸易提供曲线, OE为均衡的贸易条件。此时, A国的OC (X) 与B国的OD (Y) 交换, 两国福利水平最高, 因为两国的贸易无差异曲线U和K相切于P0点, 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设B国的Y物品价格由于能源或原材料枯竭上升t%时, Y物品的国内价格上涨, 国内价格比率为OE2。于是, A国对Y物品的需求下降, 并使国外供给减少。由于A国是大国, 需求减少, 导致国际市场Y物品供大于求。相反, 国际市场上X物品求大于供, X价格相对上升, Y物品相对下降, 于是改变了国际价格比率。假设外国提供曲线不变, A国提供曲线向左移动, 其移动的幅度等于对进口物品价格上涨的大小。假设提供曲线移至OA1, 交外国提供曲线OB于P1点。此时A国X物品与B国Y物品的交换由原来的OF的X与FN的Y相交换, 转变为OF的X与FP1的Y交换, 贸易条件改善。
A国征收进口环境税的效应简单归结如下:贸易量下降, A国贸易条件改善, B国贸易条件恶化。也就是说, 环境恶化的国家不但贸易量下降, 而且贸易条件恶化。而B国 (环境恶化的国家) 一般是发展中国家, 他们的环境恶化和贸易条件恶化相互加强, 使他们在国际分工中更为不利, 也不利于世界整体贸易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
(二) 贸易歧视效应
在WTO体制下对于发展中国家, 一般均给予优惠关税, 使其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 WTO协定中也就环境问题作出了规定, 不提倡各种非关税保护措施, 但肯定关税保护的地位和作用。环境关税并不违背国际贸易协定的非歧视条款, 但是隐含歧视性。这种隐蔽的贸易歧视效应主要体现在:
1.有些发达国家根据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具体贸易状况以及国家间不同的环保条件制定和实施环境关税, 特别是对其进口的商品采用很高的环境标准并征收高额环境关税, 使得环境关税的实施不利于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这种表面上的公平性, 实质上却隐含着由于发展中国家低环保水平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一种受歧视的地位, 使其商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从而产生针对进口产品的“隐含歧视”问题。
2.污染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环境问题上, 发达国家采取了双向标准。一方面防止不符合环境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另一方面鼓励本国企业将污染较重和破坏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与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很不健全, 并且环保标准很低, 这就使得发达国家有机会将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 甚至将有毒废弃物和污染性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3.许多国家采取的环境关税政策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或阻碍某些商品贸易的作用。环境关税的目的在于降低产品在进出口国消费和生产的环境影响, 目前存在的一些环境关税政策, 多是根据非歧视原则制定的。但由于目前环境关税还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科学定义, 各国的相关部门、组织和产业界可能以环境关税的不同概念或内涵来反映其自身利益, 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 从而对外国进口产品构成贸易歧视。这些环境关税政策的实施事实上构成了贸易歧视,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的开展。
(三) 贸易结构效应
环境关税的贸易结构效应是指环境关税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环境关税通过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国际市场的效率和国际国内的资源配置, 改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1.环境关税政策的实行引起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为适应环境关税政策的要求, 高效的、低消耗的、清洁的生产技术及污染控制与处理等商品和技术的贸易将越来越多, 国际商品和技术贸易的结构也将更丰富。同时, 如治污设备类的环保产品的国际贸易量也将迅速上升。
2.环境关税会约束产生外部性的产业的贸易效应。如限制可能造成森林退化、渔业资源破坏、大气和水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物种灭绝、荒沙漠化等的商品贸易的发展, 还可限制有毒废物、危险化学品、濒危物种的跨国流动, 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这些商品贸易的规模。
3.环境关税措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配置, 引起产业部门的此消彼长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 进而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产生影响。显然, 当一国的产业结构是以高消耗、低技术和高污染型的加工业为主时, 较高的环境关税可以促使这些部门的萎缩, 在短期内会对本国经济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环境关税政策能引导和促进一国产业结构向以高技术、低污染的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 则会增进本国经济的中长期利益。发达国家在处理环境问题时, 往往提出较高的环境政策和环境标准, 这是与他们的产业结构状况和自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的[5]。
(四) 贸易优势效应
长期以来, 中国的对外贸易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经营型与数量扩张型的道路。而且, 在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模式影响下, 中国外贸结构呈现出非绿色产品及环境竞争力差的产品所占比重大, 绿色产品及环境竞争力强的产品所占比重低, 劳动密集型、低科技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所占比重高, 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所占比重偏低的状况。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实施将改善中国出口产品结构, 进而改善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提升中国的国际贸易竞争能力。
1.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人口不断的增加、社会需求的不断膨胀, 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 环境日益恶化, 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贸易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各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 因此应当在经济成本核算时计入环境成本, 不能把环境视为免费物品。环境成本内在化能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 维护生态平衡, 促使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走资源耗费少、低排放、少污染、效益高的工业发展模式。从长远看, 环境成本内在化将有利于中国贸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环境成本内部化措施将引起比较优势在国家间转移, 这不仅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促使国际贸易更加均衡有序、更加自由地发展, 而且有利于达到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目标。目前, 各国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基本都不考虑环境成本内部化。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 但是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并没有反映环境成本。只有将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后, 包含环境成本的比较成本才构成真正的国际贸易比较成本。因此, 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不仅可能改变某些国家比较优势的大小, 而且可使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相互转化, 进而改变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一方面, 具有较低环境成本的国家将可能拥有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 从资源禀赋来说, 同样的资源消耗可能会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大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环境成本, 那么资源相对丰富、环境容量相对较大的国家将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6]。
三、中国建立环境关税制度以协调贸易与环境
加入WTO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不断快速增长的状态中。但是, 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汽车、计算机、电子仪器、化工原料等, 这些商品在使用过程中均存在能耗大、资源消耗量大、污染严重等问题。此外, 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每年还向中国倾销大量的“洋垃圾”。目前, 中国每年都进口大量的ODS (臭氧层损耗物质) 和化肥、塑料薄膜等环境污染物。因此, 开展环境关税的研究并采取相关措施已非常迫切和必要。
(一) 中国应当制定和实施环境关税制度
环境关税是一种既不需要对现行税收体制进行很大改变, 又能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的经济手段。因此, 它是一种“双赢”政策。对进出口的污染产品征收环境关税, 既能有效防止环境污染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转移, 又能利用关税这一手段增加政府税收, 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从而促使中国的整个税收体系朝着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鼓励环境良好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向发展。
环境关税体现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中的多数国家已确定环境保护思想在设计关税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并把涉及环境关税的结构性调整作为21世纪关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 加快推行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关税, 以配合其他方面的政府政策, 共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2]。
迄今为止, 中国关税制度改革中还没有贯穿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指导思想。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中, 需要发挥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中国应从现在做起, 成立专门的部门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对国际贸易中的商品进行分类分级, 结合实际情况, 做好国内的研究和组织准备工作。同时应积极开展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关税制度改革, 构建中国的环境关税制度, 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环境关税应以环境成本内在化为目标
环境成本内在化是指对环境外部成本进行估价并将它们内化到生产和消费商品与服务的成本中, 从而体现资源的稀缺性, 消除其外部性。环境问题的特征在于其“外部不经济性”, “外部不经济”的实质是私人成本社会化。在出口贸易中, 必须把资源环境成本计入出口商品价格内, 坚决改变长期以来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局面。这不但有助于发达国家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而且还会缓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趋势。有两种实现途径:
1.借鉴发达国家在环境管理方面已取得的经验, 利用政策、法规和标准实现环境成本内在化。主要经济手段有:环境费 (主要是排污收费) 制度、环境税收制度、污染权交易制度、签订自愿协议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对于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不高、达不到既定标准的企业, 政府应当究其所引起的外在环境损失, 要求企业承担治理成本;对于尚未达到环保标准的企业, 政府将给予技术上的支持;对于环境成本已经内部化的企业, 政府应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同时加大对这些企业的宣传, 以形成良好的环保风气。
另外, 通过发展中国家政府间可以通过协调以统一某些商品的出口价, 这主要适用于有多个发展中国家出口同类商品的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共同努力。否则若只有其中一个或几个出口国提高出口商品价格, 那么发达国家可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该商品, 结果必然导致提高出口商品价格的那些发展中国家出口量大幅下降。从实践上看, 比较成功的是OPEC对石油价格的提高[7]。
2.向出口的资源密集型商品、污染残留型商品加征出口税, 从而迫使出口企业提高出口商品价格。这将减少资源密集型商品、污染残留型商品的出口, 从而减少发展中国家遭受“生态剥削”的程度。征收此类出口税, 在种类上, 一国可以择其主要的资源密集型商品和污染残留型商品征税;在量上, 征收的出口税应该相当于生产这些商品的生态环境成本。当然, 确定生态环境成本的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从而确定这种最优税率也会十分困难。
对资源密集型商品、污染残留型商品提高出口价格或征收出口税, 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减少这类商品的出口, 甚至恶化国际收支, 但从长远看,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源与环境保护,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我们决不能贪求一时之近利而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7]。
3.中国应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
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环境关税政策可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 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实际上, 国际上许多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争端, 其产生根源就在于国家间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对环境关税的认识, 不能仅仅停留在它是一种贸易政策创新的层次上, 更要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来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 国际贸易竞争是一场关于贸易规则的斗争。谁掌握了规则的制定权, 谁就成为潜在投资者的信心, 也有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氛围, 成为潜在的最大赢家。很明显, 制定规则的一方会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贸易规则。中国应根据环境关税的经济性质和贸易效应, 积极参与关于环境关税的国际合作与谈判, 促进形成有利于中国的环境关税国际规则, 以有效维护中国的环境权益和国家经济利益[8]。
摘要:环境关税作为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 其实质是借助价格机制使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 从而实现利用关税手段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主要包括贸易条件恶化效应、贸易歧视效应、贸易结构效应和贸易优势效应。当前中国应研究和制定环境关税制度, 既要加强环境关税的相关立法工作, 也要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 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关键词:环境关税,贸易效应,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1]曲如晓.论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关税[J].国际经贸探索, 2004, (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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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尤立进, 闽毅梅.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关税初探[J].江海学刊, 1991, (1)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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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俞海山.国际贸易外部效应的表现、特点及消减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 2004, (2) :5-10.
[8]周艳云.论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关税[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2) :82-83.
环境关税 篇2
关键词:TPP;关税
一、TPP的缘起及发展
TPP是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于2008年2月宣布加入,其意义与WTO类似。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下的产物。TPP是一个全新的规则,我们不能夸大也不能贬低,中国应正视TPP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措施应对。
2005年7月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由于初始成员国为四个国家,所以称为“P4协议”。该协议就货物,服务、知识产权贸易和投资等相关领域给予互惠。P4参与成员较少,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2008年2月,美国宣布加入TPP谈判,就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进行了谈判。2008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参与TPP谈判。2008年11月,秘鲁和澳大利亚正式宣布加入“P4谈判”同时2009年3月,越南也加入谈判。至此,TPP完成了由“P4”向“P8”的转变。TPP呈现了由美国主导的新发展态势,并逐步扩大。
美国主导下TPP影响逐渐扩大,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相继加入TPP,“P12”格局最终形成。TPP谈判涉及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涵盖了全球经济总量的40%,TPP谈判的原则是争取取消所有商品的关税,缔结“历史上标准最高,最具进步意义的贸易协定。
二、TPP谈判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在TPP12的情形下,由于受到TPP对非成员国歧视待遇的影响,中国的GDP、福利和进出口将受到冲击,其中进口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导致贸易盈余,但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如果中国加入TPP,情况将会逆转:GDP、福利和进出口将会因一个高度便利化的区域自由贸易环境而获得显著增长,其中进口增长速度将超过出口,贸易收支呈现逆差,贸易条件的恶化幅度也降低。[1]
(一)关税壁垒。TPP的目标是在2015年之前达到“零关税”,在TPP成员之内不存在所谓的关税差异,使得与区域外国家进行的贸易转移到成员国之间,这对非关税成员国而言,会降低其出口贸易竞争力,影响其产业结构的调整。
关税政策是一国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思路的体现,关税政策的调整分为自主性的调整和外部约束性的调整。加入WTO之后,我国关税总水平2005年降至10%,呈现出“非自主性”调整的特点。而TPP的“零关税政策”也会给我国关税政策带来“非自主性”调整。
通过“零关税谈判”, TPP成员国之间关税壁垒的消除,会导致一定的贸易转移,成员国会选择在彼此之间进行贸易,这类似与“关税同盟”,具有很大的排他性。我国的出口会有一定的收缩,为了应对这一难题,我国可能会调整关税税率来保证对外贸易额,继而会影响到关税的保护作用,对我国的某些产业,尤其是与TPP成员国具有较大竞争关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中国暂时还不能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靠,在产业结构转型的中间段,中国在机电产业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较大的相似度,这同样也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二)非关税壁垒。(1)知识产权条款:美国一直寻求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其标准较高,包括:专利权、著作权、产权等多方面。在此条款下,引进先进技术所需的成本将会增加,不利于我国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2)劳工条款:在劳工问题上,最低工资要求、工作时间、职业健康与安全都是重要的议题,中国主要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品,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生活水平较低,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对我国实行贸易制裁的捷径。(3)环境条款:环境问题包括:保护、核心的承诺和公众参与这三个部分。这同样也有利于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4)政府采购:政府采购要求对各成员国企业采取无歧视原则,会阻碍我国采取采购工具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也会对某些战略性产业造成打击。
非关税壁垒比关税壁垒更为直接,作用更强烈。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那么中国的贸易数额会大大减少,因为加上制造成本、商务成本、关税成本等,中国的商品价格已经不可能和TPP体系内的商品竞争,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大打折扣。中国的外汇占款大幅度减少,外汇储备也将大大减少,甚至可能经常性出现逆差,因为中国进口的原油、铁矿石等是刚需。
三、我国关税政策的应对方针
(一)调整关税政策目标。强化保护幼稚产业、维持就业水平、降低福利损失的目标,弱化取得财政收入、平衡国际收支、调整收入分配的目标。由于TPP所带来的关税壁垒,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关税的保护作用和组织收入的作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对幼稚产业、新型产业进行保护,但与此同时,也要适度的调整关税税率,降低我国关税壁垒,换取别国的优惠措施,以此保证出口贸易的发展。
(二)降低关税税率,优化关税结构。当前,我国尚存在着大量的新兴和幼稚产业,这些产业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生产工艺、规模效益、管理方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差距,合理的关税税率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也是必要可行的。但必须在设置保护税率同时,规划有针对性的减让机制和时间安排。以更多行业和产品的关税减让,作为加入高质量区域自貿协定、获取更广阔的出口产品市场,是我国政策在当前多边自贸形势下,应当具有的政策作用。在优化关税税率时,要"对症下药",区别对待。对于比较优势较强的产业,可以较大降低关税税率,将其放入国际竞争市场,提高自身竞争力,这也是促进其发展,寻求新突破的一种方式。对于比较优势不太明显或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要不降或适度降低税率,适度发挥关税的保护作用。对于已经发展成熟、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可以实行"零关税政策",对于较弱产业,幼稚产业还是应该实行一定的关税保护,促进产业的创新与发展。例如:农产品方面,TPP谈判中关于农产品一直要求高标准,开放市场。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对于农产品,我们应适度地降低关税,同时要给本国农产品产业给予其一定的补贴和政策上的优惠。
(三)调整关税优惠政策,促进公平竞争。我国关税优惠政策较多,海关对进口商品关税税率制定不合理。导致关税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相差较大。一方面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形象,走私现象非常严重,另一方面,对于国内企业而言,不利于公平竞争,阻碍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对此,我们应该分期分批、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关税减免政策,降低名义关税税率,正确地发挥关税的保护作用。
(四)加强税务机关工作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对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加强培训,提高税收征收率,促进关税的征收缴纳;规范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避免“吃回扣”现象的发生;提高有关部门的整体素质,减少行政费用,促进其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1] 彭支伟张伯伟.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 2013(4)
环境关税 篇3
一、进出口关税政策的新特征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影响下, 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以寻求在内需不振情况下实现出口增长引领经济复苏的战略目标。此时, 调整关税政策也成为主要但非唯一的贸易保护政策。
尽管各国政府按惯例调整相关关税及税率, 兑现了部分承诺 (包括WTO及区域贸易协议等承诺) , 客观上达到了关税削减的目的, 也反映了各国当前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但同时, 各国政府通过调整关税政策措施, 特别是提高关税措施, 可以视为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举动。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在其发布的第九份“全球贸易预警”报告 (2011年7月20日) 提供的数据显示 (2009-2011年1季度) , 在各国政府最常使用的10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 关税政策调整所占比重超过20%。
从目前看, 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关税政策进行了调整, 这一关税调整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朝着有利于本国经济或产业调整的方向展开。
首先, 进口关税的调整:一是为了增强本国相关产业的竞争优势和促进其发展, 对本国国内缺乏的相关技术、资源及进口产品, 主要措施是采取降低进口关税, 鼓励进口以满足本国的国内市场需求;二是对本国缺乏竞争优势或为了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生产的相关产品, 主要措施是采取提高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及税率, 或给予本国产品一定补贴。
其次, 出口关税的调整:一是对本国资源丰富或有充分竞争优势的相关出口产品, 通常采取降低出口关税, 促进相关商品的出口增长;二是出口产品对本国而言是相对稀缺的, 该产品在境内外价格又持续上涨, 主要措施是采取提高出口关税税率, 限制这类产品出口或通过加征关税获得新增的超额利润。
当然, 以关税政策调整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 是一种弱式贸易保护主义, 因为关税政策调整的针对性明确, 如果各国政府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调整关税, 特别是提高进口关税等措施, 结果是很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与反应, 这种博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二、非关税措施的最新特点
事实上, 为了促进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 采取共同、全面的关税削减已经成为当前各国的共同需求, 随着削减关税的多边关税谈判不断进展, 世界各国的总体关税水平一直且普遍呈下降趋势, 世界各国因此转而采取非关税措施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由此, 具有灵活、隐蔽和限制性强等特征的非关税措施, 成为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的重要手段之一。
当前, 世界各国政府通过采取和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 保护本国产业或产品的利益, 排斥其他国家的产业或产品, 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诱发了诸多贸易争端事件。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下世界贸易的一个主要特征。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轮胎特保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USW) 在2009年6月29日提出对中国轮胎启动特保措施的申请,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 提出对乘用车、轻型货车用中国制轮胎征收3年特别关税的方案, 第1年至第3年额外征收的关税分别为55%、45%和35%。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1日签署通过对华轮胎特保案。在美国政府违反世贸组织原则悍然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后, 中国被迫采取反制措施。据2009年9月14日《经济参考报》, 中国被迫反制美轮胎特保案———商务部对美部分汽车、肉鸡产品立案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该反制措施在涉案金额上与“特保案”不相上下。
此后, 类似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案例不断。在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第九份“全球贸易预警”报告中指出, 从2009年到2011年1季度, 有10种贸易保护措施被各国政府广泛使用, 从贸易救济措施所占各国政府最常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所占比重约为22%中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说传统的关税壁垒更容易被识别, 但当传统的非关税措施也不断被削减时, 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转而采取了隐蔽性更强、更不易监督和预测等特征的新非关税措施———绿色壁垒和技术壁垒等, 以达到促进出口和限制进口的贸易政策目标。可以说, 当前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阴云仍未散去的情况下, 这些新型非关税壁垒也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限制进出口的重要手段之一。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碳关税”的提出。“碳关税”最初被提出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 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 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之竞争, 特别是境内的钢铁业及高耗能产业。但是, “碳关税”的这一最初主旨却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被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曲解利用, 成为以绿色环保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绿色贸易壁垒。2009年6月底,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一项征收进口产品“边界调节税”法案, 实质就是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碳关税”———对进口的碳排放密集型产品, 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 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2009年7月4日, 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碳关税。因为, 第一, 中国高能耗的出口产品将成为“碳关税”的课税对象;第二, “低碳”标准的实行, 将淘汰我国不能达标的企业;第三, “碳关税”的征收还将给中国就业、劳动报酬以及居民福利带来负面效应。
上述分析, 基本反映了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调整关税政策及非关税措施的一般情况。可以说, 无论是调整关税政策还是采取非关税措施, 仍然是有限度实现“限制进口、促进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战略的重要选择。
三、RTAs和FTAs快速发展对削减关税作用显著
所谓“区域贸易协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s) 是指区域间签订优惠性贸易协议, 使区域内贸易比区域外的自由化程度更高。由于RTAs使成员国尽量降低关税税率甚至最终实现零关税, 关税的变化对各国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 2009年以来, RTAs和作为RTAs的基本类型之一的自由贸易协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s) 的蓬勃发展对各国削减关税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据WTO统计, 2009年包括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间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RTAs增加了37个, 这是WTO建立以来RTAs数量增加最多的一个年份, 全球范围内共有457个RTAs;2010年, 又增加了18个RTAs, 全球范围内共有484个RTAs, 其中生效的有198个RTAs。2009-2010年期间RTAs数量快速增加, 其中亚太地区近年来经济快速融合, 也成为全球RTAs和FTAs成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确实, 近年来世界贸易体制中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快速增加, 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出现这一发展趋势, 一方面, 是因为签署RTAs或FTAs, 有利于各国就关税及税率削减等问题迅速达成协议, 并可以规划和实施关税削减的工作日程表;另一方面, 是因为关税是国际经济活动中一种特殊的交易成本, RTAs或FTAs的签署与实施大幅降低了这种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甚至可能趋向于零, 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流通费用, 从而促进区域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这对促进世界贸易良性发展至关重要, 反过来也促进了新的RTAs或FTAs的不断诞生与发展。
正是由于对削减关税和促进贸易发展有突出影响, 近年来RTAs才获得了快速发展。首先, 区域贸易协定通过区域性承诺将伙伴国联系在一起, 通过区域贸易协定谈判, 各国政府可以实现从区域“贸易一体化”向区域“政治一体化”方向发展。当2009年全球经济陷入负增长且内需短期内难以启动时, 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尝试以促进出口增长战略推动本国经济复苏, 发展RTAs恰好符合这一政治目标;其次, 多哈回合谈判一直停滞不前, 但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在小范围内避开谈判各方的较大分歧, 或协调各方利益与立场的相互冲突。有选择性地取消现实世界中存在的这些贸易壁垒仍是有可能和有意义的, 对各国政府来讲, 签署RTAs特别是FTAs或为次优的选择;再次, 区域贸易安排对内取消关税和实现完全的自由化, 使得RTAs给予成员国的优惠待遇要优于WTO成员国的待遇, 享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和制度安排, 这些因素客观上促进了区域内贸易自由化。总之, 仅仅加入WTO是不够的, 还必须根据本国的战略利益, 探索同世界上重要贸易伙伴建立RTAs的可能性, 以寻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这也体现了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尽管RTAs或FTAs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特别是集中它们与WTO之间的竞争与替代关系的讨论上, 甚至有研究认为各国参与RTAs或FTAs的真正动机是政治而非经济, 因而对世界贸易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但是, 鉴于RTAs或FTAs并不直接违反WTO规则, 相反RTAs或FTAs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 对积极推进WTO谈判进程也是有利的。
综上所述, 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特别是出口增长战略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战略时, 选择调整关税政策与非关税措施, 以及推进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等政策工具, 确实对世界贸易有一定的“结构性影响”。不过, G20峰会及其他国际组织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关税政策及非关税措施调整对世界贸易的负面影响有限, 一方面, 中国、美国和欧盟等主要国家的实施关税与约束关税之间的调整空间有限;另一方面, WTO在其2010年年报中已指出, 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全球贸易进口的负面影响仅为0.8%。相反, RTAs或FTAs发展对削减各国关税作用显著。所以, 贸易保护主义的有限负面, 当然还有区域贸易协定快速发展的正面影响, 非但没有抑制反而在全球经济增长复苏推动下促进了2010年世界贸易的复苏与增长。
摘要:金融危机爆发后, 世界各国通过选择和使用关税政策调整、非关税措施调节及推进区域贸易协定等政策工具, 影响进出口贸易增长。但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有限, 区域贸易协定发展, 在全球经济复苏推动下促进了2010年世界贸易的复苏与增长。
关键词:关税政策,非关税措施,区域贸易协定,贸易保护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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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TO:WORLDTRADEREPORT2010-TradeinNaturalResources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reser_e/annual_report_e.htm.)
苏区关税征管实践 篇4
要津险隘设税关,宽猛并济定税则
192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会议,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先是发动群众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堵塞反动统治阶级的财政来源,继而举行武装暴动、没收土地,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的苏维埃政权。随着红色疆域的不断巩固和扩大,军政费用与日俱增,各根据地纷纷利用自己独特的地缘优势,在水陆边境重要口岸设立具有海关性质的税关,制定简单显明、互惠互利的税则,依法征收赤白区域间的货物流通税,借以调剂商品余缺,增加稳定、及时的财政收入。中央苏区鼎盛时期,在赣县等15个县域设立了24个关税征收处,归中央税务局关税征收科直接管理。
与此同时,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也在同步推进。1933年春夏之交,中央财政部连续颁布数道训令,着重强调建立关税制度、整顿商业税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条令,对关税征管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责,关税征收的业务程序、计税办法,以及关税制度的设计原则、宣传要点等事项,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关税税率表》以表格形式,细分了十多种级差税率,对应出口、进口两大税种,40余项应税、免税税目。《关税征收细则》则以条项形式,规范了各种货物报关、查验、交税、签单和放行等流程步骤,以及税款计征、违规处罚和举报奖励等标准尺度。各根据地在实践中大胆创新、积极探索,苏区关税征管体系从无到有,渐趋完善、统一。与此前“层层设卡,处处抽厘,任意增加,毫无定额”的协定关税和厘金制度完全不同,苏区的海关只设在苏区边境;苏区的关税“只抽进出口税,苏区内部货物来往不准收税,而且只抽一次不抽第二次”。苏维埃政府“尤知关税政策之原则,厉行保护贸易。如对奢侈品抽税极重,以防奢侈风尚之流行;对于赤区极需之物品则免其入口税,对于赤区之特产则免其出口税,均是各国奉为金科玉律的关税原则”。
亦文亦武筹税款,风口浪尖铸税魂
苏区关税开征之初,由于缺乏经验,曾出现种种弊端,此外红色区域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苏区海关经常面临反动武装偷袭、不法奸商捣乱的不利情形,关税征管遇到许多客观困难。
各关区从抓队伍专业化建设入手,科学定编设岗,特别加强了护税、征税和缉私武装力量,例如中央苏区筠门岭关税处从当地工人模范营中调兵遣将,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武装检查队。同时苏区海关跟各级机关密切配合,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式,大力宣传解释关税政策法规,努力提高办税服务质量,着力引导税法遵从。通过深入持久的宣传、体贴入微的服务,苏区关税征管工作逐渐取得了社会各界的理解和配合。
苏区各地海关秉公办税,严气正性独挡一面关区防线。中央苏区每天统一设置一种完税标志,用石灰水标注在商品包装的显眼位置,各关卡检查员经核实无误乃予放行。在战争形势日趋严峻、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非常时期,苏区海关职员虽然手握征税特权和税款,仍能顾全大局、廉洁自律。如筠门岭关税处检查员多次严拒奸商重金贿赂,3个月内查获走私案件240多起,没收粮食140吨以及大量金银首饰。在与反动武装争夺税源、打击不法奸商走私偷税的激烈博弈中,部分红色关税人惨遭迫害、不幸遇难。广大苏区关税征管工作者一手拿算盘、一手握枪杆,以苦涩的汗水和鲜红的热血,凝就了人民海关坚实的税魂,疏通了红色政权旺盛的财源。
环境关税 篇5
碳关税是欧美国家酝酿中的一种全球减排机制, 即根据不同产品的碳排放量, 对进口商品征收不同水平的碳排放进口关税, 以达到抑制高能耗产品生产与消费、防止“碳泄露”之目的。尽管碳关税尚未实质开征, 但欧美国家正在进行积极准备。作为全球最大出口国, 中国未来可能受到碳关税巨大制约。
碳排放计算是碳关税征收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目前没有一套国际公认的碳排放计算方法体系, 因此鲜见有关不同计算方法的比较分析。
从理论探讨与碳税实践看, 碳排放计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主要考察产品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能源”。该方法“简单粗糙”, 但方便易行, 直接约束大型耗能企业, 是目前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ETS) 主要做法。例如, 欧盟拟将航空业纳入ETS, 其征税方法是核算航空公司的油耗和里程[1], 而不考察其机型如何、产自何处, 也不考察航空公司消耗的电力、或者其他资源。本文称之为“直耗能源法”。该方法忽略中间产品的碳排放, 可能导致低估。另外, “直耗能源”界定也不清晰, 例如, 外购零部件、或者纵向一体化进行制造加工, “直接”消耗的能源显然不同, 因而需对各部类产品的“直耗能源”分别进行规定。
一种计算方法关注产品的“隐含碳”。所谓“隐含碳”是指为了获取某种产品, 从最初的资源到最终的成品, 整个生产链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自Odum[2]提出“隐含能” (Embodied Energy) 概念后, 从系统视角分析资源消耗的观点变得普及起来, 许多相关研究都以“隐含碳”为基础[3,4,5,6,7,8]。“隐含碳法”逻辑严密, 理论完备, 能更真实地反映产品的碳含量。但“隐含碳”计算复杂, 不仅要考察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还要考察原材料加工过程, 甚至要考察其原产地, 数据获取、管制实施难度均较高。
“碳关税”博弈过程中, 中国虽是被动承受方, 但需要清楚不同计算方法的利弊。本文以投入产出法测量不同计算方法下各部门的碳排放, 在此基础上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 以欧盟碳关税为例, 比较不同计算方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鉴于两种方法各有优劣, 博弈过程中可能出现妥协, 本文还假设了一个折中的“混合计算法”, 与“直接能耗法”“隐含碳法”进行对比。
其中, 在“隐含碳”具体计算上, 有些研究使用“完全消耗系数”进行计算, 如齐晔、李惠民、徐明[5];有些研究则使用“列昂惕夫逆系数”, 如马述忠、陈颖[7]。二者差别在于:计算一次能源产品 (以石油为例) 隐含碳时, “完耗系数”计算的隐含碳是指生产石油所直接、间接消耗能源释放的碳;“列昂惕夫逆系数”计算的“隐含碳”则不仅包括生产过程直接、间接的碳排放, 也包含石油自身的碳。计算其他产品的“隐含碳”时, 两种方法无差异。由于考虑了燃料本身的含碳量, 因此, 用“列昂惕夫逆系数”计算国际贸易中的碳含量显得更合理些。
2 研究方法
“投入产出法”是计算“直接能源消耗”和“隐含碳”的主要方法。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9]①。通过分类合并建立23部门投入产出表, 与42部门对应关系为:“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合并为“采矿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合并为“纺织与服装皮革”;“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合并为“金属冶炼与加工”;“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品废料”合并为“其他制造业”;“建筑业”“邮政业”等16个服务部门 (在42部门中编号为26, 28~42) 合并为“服务业”;其余18部门一一对应。
“直耗系数矩阵”A中的系数amn指的是部门n生产单位产品所直接消耗的部门m的产品的价值量;“完耗系数矩阵”B中的系数bmn是指部门n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 对部门m产品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之和。利用直耗系数矩阵A计算完耗系数矩阵B的公式为:
其中, I为单位矩阵, 矩阵 (I-A) -1为列昂惕夫逆矩阵, 记为, 其系数称为列昂惕夫逆系数, 它表明第n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 对第m产品部门的完全需要量。
三种计算方法下的碳排放 (单位:吨CO2/百万元) 如下:
“直耗能源法”下, i部门碳排放Ci1为
其中, J为一次能源组合 (煤炭、石油、天然气) , θj为排放系数, 参考IPCC碳排放计算指南[10]大致估算煤炭2.5、石油1.9、天然气1.4吨二氧化碳/吨标煤, λj为折算系数②。
“隐含碳法”下, i部门碳排放Ci2为
折中方案“混合计算法”中, 能源与资源部门不征收碳关税, 而将其全部碳排放 (隐含碳) 按“直耗系数法”折入其他部门。“混合计算法”下i部门碳排放Ci3为
K为能源与资源部门组合 (包括“煤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电力、热力”“燃气生产与供应”“采矿业”“水的生产与供应”) 。
构建CGE模型, 模拟欧盟基于三种计算方法向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碳关税的三种情景。在23部门投入产出表基础上, 参考中国统计局“2007年金融统计”“2007年现金流量表”编制23部门社会核算矩阵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 。
模型包括生产活动模块, 收入、支出与投资模块, 国际贸易模块, 碳关税模块、社会福利模块、均衡与闭合条件模块。各模块简要介绍如下:
生产活动模块中, 劳动力和资本以恒替代弹性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 函数组合 (替代弹性见表1) , 再与中间产品以Leontief函数组合并形成最终产品;
收入、支出与投资模块中, 居民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两部分。居民支出采用线性支出系统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LES) 。对LES函数进行估算时, 农村居民的弗里希参数③取值“-10”, 城镇居民弗里希参数取值“-4”[12], 计算“生存消费量”的收入弹性见表1。政府支出和投资采用固定预算;
国际贸易模块中, 将国际市场分为两部分:欧盟、其他地区。中国对国内产品、欧盟进口产品、其他地区进口产品的需求满足Armington假设, 国产品、欧盟进口品、其他进口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 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系数见表1。
碳关税模块为独立模块, 根据各计算方法估算各部门产品碳含量 (式 (2) 、式 (3) 、式 (4) ) , 并根据设定的税率计算碳关税。
福利模块中, 总排放量为一次能源碳排放量之和, GDP采用收入法核算。
均衡模块与闭合条件中, 政府收支均衡中, 采用各项税率和转移支付率外生, 政府储蓄内生;在国际收支平衡中, 采用国外储蓄内生, 汇率外生;总投资等于总储蓄;在闭合条件上, 采用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路易斯 (Lewis) 闭合规则, 即资本充分使用, 资本供应量等于资本禀赋 (外生) , 工资刚性, 有剩余劳动力。
主要参数及取值依据如表1所示。
注:σl为CES生产函数中劳动与资本间的替代弹性系数[11];σim为国产品、欧洲进口、其他地区进口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12], 进口品与国产品间替代弹性的经济学含义是:当进口品和国产品的相对价格pm/pl降低1个百分点, 维持同等效用的进口品与国产品的比例am/al将增加σim个百分点;ex为出口商品价格弹性系数, 站在进口国的角度, 其含义是:进口品价格下降1个百分点, 进口量增加ex个百分点。进口品价格下降时, 国产品需求将有所降低, 因而, 各类商品的出口价格弹性系数取值可按略低于国产品与进口品间替代弹性系数进行合理估计;er为农村居民的收入弹性, eu为城镇居民收入弹性。本文对某类产品平均收入弹性的简易估算方法为:收入弹性= (城镇人均消费量-农村人均消费量) / (城镇人均收入-农村人均收入) , 然后根据低收入人群恩格尔系数较高的原则对不同人群对不同产品的收入弹性进行适当调整。
模型需处理几个技术问题:①确定各部门对欧盟出口量。由于统计口径差异, 数据无法直接使用, 本文先估算出口欧盟商品占各部类出口商品比例, 再代入SAM表计算出对欧盟出口量 (表2) ;②无论是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还是135部门投入产出表, 石油开采和天然气开采均被列入同一个部门, 给研究带来一定困难。鉴于本文主要考察排放量, 因此没有进行行业拆分, 而是根据2007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实际消耗计算“石油、天然迄”部门的总排放, 再计算投入产出表中该部门单位金额代表的碳排放量。
注:对欧盟出口占比按2010年贸易数据进行估算。2010年贸易数据根据“国研网”数据整理, http://edu-data.drcnet.com.cn/web/ChannelPage.aspx?channel=dwmysjk, “国研网”货物贸易数据按国际海关理拭会HS规镇编码, 分22类98章, 根据《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 大部分可归入模型23部门, 少数难以分类的, 归入其他制造业进行估算。
3 计算与分析
3.1 碳排放计算
根据三种计算方法, 20=C/tCO2 (欧元汇率按8计) 水平下, 各行业产品的碳排放如表3所示。
按对欧盟出口额进行加权平均后, “直耗能源法”和“隐含碳法”计算的碳排放水平相差10倍以上, 前者平均碳关税税率为0.445%, 后者4.744%, 已接近反侵销税水平, “混合计算法”下的平均碳关税税率为1.172%, 介于二者之间。
2007年, 中国实际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61.18亿吨①, 根据“直耗能源法”“隐含碳法”“混合计算法”, 中国2007年外贸碳排放量以及对欧盟贸易碳排放量如表4所示。
(单位:亿吨)
注:进口商品的碳排放是以中国的生产率水平进行计算的, 因此通常认为代表了进口商品碳排放的上限。
可见, 不同计算方法下中国外贸碳排放量的差异很大, “隐含碳法”计算的中国出口碳排放量是“直耗能源法”的10倍左右, 出口商品的碳排放占中国实际总排放的50%左右。而中国对外出口总额、对欧出口总额分别占中国工业 (含服务业) 总产值的11.87%、2.02%.因此, 根据“隐含碳法”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碳排放核算并单方面征税是一种很严苛的做法, 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承担与发达国家同等的减排义务。
3.2“同等条件”下的场景对比
采用较低水平的计算方法进行碳排放核算, 或者采用较低税率, 可能是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反对碳关税的最后防线。因此需要研究“同等水平”下不同碳排放核算方法对中国的影响。在此, 同等水平指的是:三种计算方案下, 碳关税按对欧盟出口量进行加权平均后, 总税率相等。
以“直耗能源法”的20=C/吨CO2 (加权平均碳关税税率为0.445%) 场景为基准, 同等条件下, 三种场景 (“隐含碳法”场景为1.88=C/吨, “混合计算法”场景为7.59=C/吨) 各部门面临的碳关税如表5所示。
(单位:%)
税率水平相等时, 三种方案下经济与减排效应的对比如图1所示。直接对比表明, 无论是经济冲击还是减排效果, 都是“直耗能源法”场景优于“混合计算法”场景, “混合计算法”场景优于“隐含碳法”场景。以“直耗能源法”场景为基准, 同等条件下, “隐含碳法”场景给中国总出口、对欧盟出口带来的损失分别为前者的120%和114%, 对失业率、GDP、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冲击分别是前者的107%、107%和106%.“混合计算法”场景的经济影响介于二者之间。
由于平均税率相等, 尽管三种场景对中国的经济冲击不同, 但差异并不显著。相对而言下, 减排效果差异较大。同等条件下, “隐含碳法”场景的减排量只有“直接能耗法”场景的68.4%, “混合计算法”场景的78.6%.社会减排成本 (GDP损失量/实际减排量) 为:“直接能耗法”场景为7658元/tCO2, “隐含碳法”场景为12156元/tCO2, “混合计算法”场景为9532元/tCO2.
可见, 通过碳关税进行减排对于中国的成本很高, 远高于可再生能源通常每吨数百元的减排成本。并且, 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并没有降低。2007年,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总排放量/GDP) 为2.3787t/万元。三种计算都将使得中国碳排放强度轻微上升。平均税率为0.445%时, “直接能耗法”场景、“隐含碳法”场景、“混合计算法”场景下, 排放强度分别升高0.058%、0.087%、0.074%.这是因为碳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破坏作用远大于其减排作用。
防止“碳泄露”、改善“碳逆差”是欧美拟征碳关税的重要理由。计算结果 (如表6所示) 表明, 碳关税对减小中欧间贸易“碳逆差”有一定作用。在三种场景下, 中欧碳逆差均有所减小。“直耗能源法”场景下, “碳逆差”缩小3.1%~10.1% (按不同方法进行核算) ;“隐含碳法”场景下, “碳逆差”减小2.3%~3.2%;“混合计算法”场景下, “碳逆差”减小2.7%~5.6%.
值得注意的是:“隐含碳法”场景对于削减中欧贸易逆差的作用最大, 但是, 对于改善“碳逆差”作用最小。
3.3 产业结构影响
除“煤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电力、热力”“燃气生产与供应”“采矿业”“水的生产与供应”7个能源与资源部门 (这也是中国对欧盟出口量最小的7行业, 其面临的碳关税给中国的影响很小) , 同等条件下, 其余部门在三个场景中面临的碳关税差异为:
三种场景对比, “直耗能源法”场景下, 碳关税相对较高的行业是“化学工业” (但略低于“混合计算法”) 、“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冶炼及加工”3个行业;“隐含碳法”场景下, 碳关税相对较高的是“农林牧渔”“通用、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通信设备、计算机”“仪器仪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8个行业;“混合计算法”场景下, 除了“化学工业”稍高以及7个碳关税为零的能源与资源部门外, 其余行业碳关税均处于“直耗能源法”场景和“隐含碳法”场景之间。
“食品制造与烟草”“纺织与服装皮革”“木材加工及家具”“造纸印刷”4个行业在3种场景下的碳关税相差无几。
碳关税差异导致了中国各经济部门的表现差异, 如表7所示。
(单位:‰)
计算结果显示, 三个场景均造成各部门产出普遍下降。其中, 能源与资源部门、高能耗产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 比其他产业降幅普遍更高一些。只有少数行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通信设备与计算机、仪器仪表制造业)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这些行业出现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相对较低、或者出口欧盟的份额相对较小;产品价格下降, 对其他地区的出口上升。该结果显示出, 碳关税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有微弱的促进作用。
但三种场景下, 不同产业部门受到的冲击又存在显著差异。
最重要的差异为:“直接能耗法”场景对产业链条上游部门负面影响较大, 如“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采矿业”“石油加工”“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隐含碳法”场景对产业链条下游企业负面作业明显, 如“通用、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仪器仪表制造业”等;
在“混合计算法”场景中, 除少数行业, 如“金属冶炼及加工业”“燃气生产与供应业”“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交通运输业”所受影响略高于另外2场景、“纺织与服装皮革”“其他制造业”所受影响略低, 其余行业所受影响处于“直耗能源法”场景、“隐含碳法”场景之间。因此, 可以认为, “混合计算法”的确是前两种方案的一个“折中”方案。
产业部门受到冲击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不同场景下中国经济的表现差异。“下游产业”部门在一个经济体中通常起“拉动”作用 (在投入产出分析中, 这些部门的“影响力系数”通常较大) , 一旦受到压制, 会给经济带来更严重的影响。“隐含碳法”对下游产业部门冲击明显较大, 因而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大些。
不同场景减排效果差异则可以通过能源与资源消费量的差异进行部分解释。各方案对中国能源及资源消耗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图2) , 但效果不同。
“直耗能源法”场景下, 能源消耗削减比率高于“隐含碳法”和“混合计算法”。在平均税率0.445%时, “直耗能源法”场景下, 中国煤炭消耗下降0.70‰, 石油天然气消耗下降0.77‰, 较为明显地高于同等条件下“隐含碳”“混合计算法”分别削减煤炭消耗0.48‰、0.61‰, 分别削减石油天然气消耗0.39‰、0.49‰的比例。另外, 虽然“隐含碳法”以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耗、“混合计算法”以能源与资源消耗为征税对象, 但这两种场景对“电力热力”“采矿业”“石油加工”“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等二次能源和资源消耗量的削减作用却略低于“直接能耗法”。可见, 三种方案中, 基于“直接能耗法”征收碳关税比较有利于“节能降耗”。
4 结论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设定了三种不同的碳排放计算方法, 计算了中国总出口、对欧出口的碳排放量, 在此基础上构建CGE模型, 在同等总体碳关税税率水平时, 计算三种场景下欧盟碳关税对中国的经济冲击, 对其经济与减排效应进行比较。
根据计算结果, 可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①不同计算方案下的中国出口商品碳排放量差异很大。较之“直接能耗法”, “隐含碳法”下中国出口总排放量为前者的9.88倍, 对欧出口碳排放为前者的10.73倍;“混合计算法”下中国出口总排放为前者的2.37倍, 对欧出口碳排放为前者的4.33倍。
②“同等条件”下, “直耗能源法”场景主要抑制产业链上游, 对下游制造业负面作用较小, 更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对中国经济冲击也最小。“混合计算法”次之。
③相对于其经济破坏作用, 碳关税的减排效用微弱, 减排成本高昂。欧洲碳关税反而会提升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④欧盟碳关税能缩小中欧间贸易“碳逆差”。“同等条件”下, “直耗能源法”场景改善碳逆差的作用较好, “混合计算法”次之。
摘要: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设定了三种碳排放计算方法:直耗能源法, 隐含碳法, 混合计算法, 在此基础上构建CGE模型, 以欧盟碳关税为例, 对比了不同计算方法下碳关税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主要结论为:不同碳排放计算方法下中国出口碳排放量差异10倍左右;“直耗能源法”场景对中国经济冲击最小;碳关税对中国无明显减排效应;“直耗能源法”有利于缩小贸易“碳逆差”。
关键词:碳排放,计算方法,碳关税,可计算一般均衡,投入产出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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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船板出口关税已取消 篇6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发出通知,自2008年12月1日起取消102项产品的出口关税,其中主要包括冷热轧板材、带材、钢丝、大型型钢、合金钢、焊管等钢材产品。根据这一通知,税率为5%的船板出口关税也将被取消。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这将使我国船板产品在出口韩国等国外市场时,获得更大的价格优势。
在目前国内部钢价格不断下跌、一批新建项目即将投产的情况下,取消船板出口关税对钢铁企业来说可谓一个好消息。业内人士分析,截至11月19日,在20毫米船板现货市场,华北、华南地区的价格暂时平稳,但上海、华中地区的价格较上周均有所下跌,每吨价格下降了50~100元不等。而自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国内钢企的投产项目主要集中在板材上,这部分产能必须得到消化。这使得不少钢企寄希望于船板出口业务,试图在目前市场不景气的境况下,借助船板出口而使利润有所提升。就在本月,宝钢与韩国现代重工、沙钢与三星重工签署了船板供货协议。
虽然船板出口关税被取消,但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一举措对拉动船板出口的作用有限,毕竟决定出口量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场需求。此前韩国媒体表示,明年该国造船业的船板缺口仍然存在,预计将从中国进日船板500万吨左右。有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上半年韩国曾大量进口中国船板,但目前供应商基本是在消化前期库存,近期国际市场上对船板的询盘、报盘都较少。不仅如此,若未来韩国船企新船订单遭撤的情况加重,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要求中国钢企推迟发货甚至削减进口船板数量,因此明年船板出口市场的走向仍不明朗。
关税新政如何影响化肥市场 篇7
新政对各肥种影响分析
尿素:2012年尿素出口关税政策基本延续了2011年政策, 但对基准价含税问题予以了明确, 对尿素出口是个利好。2011年由于这一问题未明确, 海关实际上是按含税执行的, 相当于2100元 (吨价, 下同) 的基准价, 由于未扣除关税, 实际到港价只能达到1962元左右, 企业出口利益受损。2012年基准价2100元维持不变, 但明确规定“其中的关税税额, 应当予以扣除”, 相当于变相把基准价格上调了140元/吨左右, 对企业出口有利。
不过小包装出口关税大幅提高, 对尿素出口是个利空。2011年1至9月, 我国10公斤以下小包装化肥出口总量达27.4万吨, 同比大幅增长440%, 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尿素。小包装本身就是钻政策空子的一个产物, 据悉小包装化肥成本比大包装化肥成本要高出60元左右, 现在明确小包装化肥和大包装出口政策一样, 企业就没必要增加成本生产小包装化肥出口。另外, 2011年的氮磷二元肥出口量很大, 这也相当于变相出口一部分尿素, 2012年氮磷二元肥出口关税大幅上调后, 其出口量也将大幅下降, 相当于2012年通过“小渠道”出口的尿素将大幅减少。总体看, 利好因素与利空因素相当, 2012年新关税政策对尿素的影响基本上属于中性。
磷酸二铵:2012年新关税政策对磷酸二铵有两个利好:一是同尿素一样, 基准价扣除关税, 相当于基准价变相上调;二是硫磺进口关税由3%下调为1%, 我国是硫磺净进口国, 进口依存度在60%以上, 每生产1吨磷酸二铵约需0.5吨硫磺, 以硫磺进口价1600元计算, 进口关税下降2%相当于可降低磷酸二铵生产成本16元左右。磷酸二铵属于2012关税新政中比较少的影响偏好的肥种。
磷酸一铵:利好因素同磷酸二铵, 但关税新政对磷酸一铵有个大的利空, 即氮磷二元肥出口关税大幅上调, 2011年磷酸一铵和氯化铵成为氮磷二元肥出口量大增的最大受益者。随着2012年氮磷二元肥出口量大幅减少, 整体判断, 磷酸一铵利空大于利好。
二元肥:由于二元肥2011年全年都执行7%的低关税, 而尿素、磷铵等大部分时间都在执行高关税, 无法出口, 2011年氮磷二元肥成为氮磷肥替代品大量出口, 2011年1至10月我国共出口氮磷二元肥295万吨, 全年出口量预计在400万吨左右, 占全国复合肥总产量的8%左右, 是历年来复合肥出口量最大的一年。2012年氮磷二元肥出口关税调整成和磷铵一样, 出口漏洞被堵。
同时氮钾二元肥归属于其他磷肥类, 也是执行高关税, 出口同样被堵。但磷钾二元肥关税未调整, 2012年也是全年执行7%低关税, 是否会像2011年的氮磷二元肥一样成为新的漏洞, 目前市场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有业内人士分析说, 由于我国的钾资源没有优势, 钾肥价格基本与国际价格接轨, 所以磷钾二元肥如果出口会以高磷低钾 (如配比为0-35-5) 的形式出现, 用磷矿粉加钾肥的方式可以生产, 但不能用传统的磷酸一铵、氯化铵等带氮元素的原料生产, 否则就会变成三元复合肥, 那征收的关税全更高。如果磷钾二元肥大量出口, 会引发磷矿石价格上涨, 进而带动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及复合肥价格走高, 这方面的情况值得关注。
氯化铵:属于利空最大的化肥品种之一, 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肥料用氯化铵关税大幅上调, 2011年是零关税, 2012年上调为淡季7%, 旺季82%。2011年1至10月, 我国共出口肥料用氯化铵37.9万吨, 同比增长44.2%。二是氮磷二元肥出口关税大幅上调, 将使得2012年氮磷二元肥的出口量大幅减少, 对氯化铵需求量下降幅度在百万吨以上。
但非肥料用氯化铵2012年继续执行零关税, 近些年我国非肥料用氯化铵出口量比较稳定但量不大, 年出口量在6~8万吨左右, 对整体氯化铵市场影响不大。2012年可能会有企业用肥料氯化铵冒充非肥料氯化铵 (工业氯化铵) 出口, 具体看海关的查堵力度。
硫酸铵:由于硫酸铵系脱硫环保产品, 2012年硫酸铵出口继续实行零关税, 是化肥产品中为数不多的零关税品种之一。2011年氮磷二元肥出口中有一部分是含硫二元肥, 2012年氮磷二元肥高关税也将导致这部分硫酸铵需求减少, 但总体看影响不大。
重钙:2011年1至10月, 我国共出口重钙155.8万吨, 比2010年全年的出口总量121.3万吨还多34.5万吨, 也属增幅比较大的品种之一, 为保护磷资源, 2012年也对其实行与磷铵一样的高关税政策。但普钙2012年则继续执行7%的低关税, 预计2012年普钙出口量会有较大增加。
小包装化肥:同氮磷二元肥一样, 10公斤以下小包装化肥也是为规避氮磷肥高关税而采取的变相出口方式, 由于其成本比大包装化肥高, 2012年将其出口关税上调至和大肥一样后, 已无出口价值可言, 预计2012年的小包装化肥出口量将大幅下降。
眼睛向内是关键
由于近些年我国化肥行业大发展, 产能大幅提升, 市场供需矛盾加大, 有些人把眼光放在国际市场上, 希望国家放松化肥出口政策, 让国际市场来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但实际上, 对化肥行业来说, 国际化之路走不通, 企业还是要眼睛向内, 立足于国内市场, 为“三农”服好务,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在保障国内供给的情况下, 控制性的适量出口, 用先进产能淘汰落后产能, 促进化肥行业健康发展。
从国际市场看, 尽管近些年我国化肥竞争力较强, 但从未来的发展看, 情况不容乐观, 一方面, 中东等资源优势地区大型化肥装置在不断兴建, 印度、巴西等进口大国也在不断增加化肥产能、提高自给率, 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 我国以前能源、矿产资源价格较低, 同时化肥企业又享受有诸多的优惠政策, 使得我国化肥生产成本较低, 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但随着我国天然气、煤炭、电力、磷矿石等价格的不断上涨, 以及优惠政策的不断缩小乃至取消, 我国的化肥成本在不断提高, 以后在国际化肥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出现下降。再者, 国际化肥市场价格波动幅度非常大, 以近期尿素为例, 自去年11月份以来, 国际尿素价格大幅下跌, 到了12月份, 价格就普遍下跌了80~120美元/吨, 高的超过了150美元。价格如此大幅下跌, 要是放在国内, 企业怎么受得了?
从国内政策看, 更是不允许化肥行业走国际化之路。在公布2012年关税政策时, 财政部明确表示, 2012年中国将继续以暂定税率的形式对煤炭、原油、化肥、铁合金等“两高一资”产品征收出口关税。由于化肥已纳入了“两高一资”范围之列, 即使不从保护农民角度出发, 出口政策也是不可能放松的。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部副主任白明解释说, 暂定税率意味着国家在关注现有出口形势的同时, 也将会进一步观察出口产品的发展态势, 然后根据需要适时调整。意则如果出口量太大了, 国家就会提高关税进行调整, 不会让“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量太大。
中国—东盟零关税效应分析 篇8
一、中国—东盟关税政策的演变
2003年7月1日, 实施WTO最惠国关税税率, 覆盖全部CEPT条目, 中国与东盟关税政策开始改变。
2003年10月1日, 中国与泰国果蔬关税降至为零。
2004年, 根据早期收获计划, 中国与东盟九国 (菲律宾除外) 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产品覆盖有570多种品种。
2005年7月20日,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正式公布, 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降税全面开始。中国和东盟六国 (除柬埔寨、老挝、菲律宾、越南) 开始相互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税率。
2005年12月11日, 中国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国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签署换文, 正式确认中国将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柬埔寨的83项、老挝的91项、缅甸的87项输华产品实行单方面零关税待遇。
2006年, 中国东盟农产品关税降至为0。
2010年1月1日, 中国对东盟10国91.5%以上产品实行零关税, 对东盟平均关税从9.8%降到0.1%;同时, 东盟6个老成员国对90%以上的中国产品实行零关税, 对中国平均关税从12.8%降为0.6%, 东盟4个新成员国将在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
二、中国—东盟零关税的效应分析
1. 中国—东盟零关税的短期效应
中国—东盟零关税时代的到来, 在短期内所能产生的最直接和最大的效应体现在经济方面, 尤其是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的增长。由于零关税实施, 使得国内众多产品的厂商向东盟国家外销产品和进口所需产品。双边的贸易额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 2010年, 1月至11月, 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2630.1亿美元, 增长40.6%。其中, 我对东盟出口1244.5亿美元, 增长33.6%;自东盟进口1385.6亿美元, 增长47.5%;对东盟贸易逆差141.1亿美元, 增加17倍。
2. 中国—东盟零关税的长期“火焰效应”
(1) 零关税受益区域范围的扩张——从广西、云南延伸到西南地区, 进而扩展全国
中国的云南省和广西省分别与东盟的缅甸、老挝、越南接壤, 边境贸易盛行。因此, 中国——东盟零关税效应最先到达云南省和广西省, 两省和东盟国家的贸易总值大幅度增加。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 零关税实施起, 云南和广西的贸易总量增长迅速, 并且与东盟相比有很大的顺差。据统计, 2010年, 云南省与东盟贸易差额由1月到10月份贸易差额为105469万美元, 广西省与东盟贸易差额1月份到10月份为154298万美元。这无疑反映出中国—东盟零关税给广西和云南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额, 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东盟零关税长期的施行, 不仅仅会使与东盟国家接壤的广西、云南两省受利, 也会带动与东盟毗邻的西南地区的发展, 并且这种地域的效应会扩大, 最终扩展到全国, 推动中国经济的腾飞。
(2) 零关税影响的多角度辐射
(1) 消费者——企业——政府
零关税的实施, 东盟众多产品涌入中国市场, 市场产品丰富, 并且由于零关税的影响, 使得产品的附加的成本降低, 产品的价格与过去相比降低很多。中国东盟零关税受益最大、最直接的是消费者。零关税时代的到来, 企业间的发展机遇增多。企业生产的成本的降低, 推动了企业的规模生产, 并且能够推动地区间的相互投资, 尤其是在外来的企业的压力下, 让“同产”企业更具竞争力。零关税可以说在短期内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然而, 零关税给中国政府带来的政治效应是长远的, 并且这种政治效应在未来将会转化为更多的经济效益。
(2) 农产品——二三产业
中国—东盟零关税推动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农产品产业的发展。譬如, 零关税以来, 东盟国家热带水果的热销, 热带水果涌入中国市场, 同时也为中国的各种水果开辟了更大的市场。不仅如此, 零关税的效应也会随之辐射到旅游业。中国和东盟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中国和东盟之间就极有可能实现旅游免签证, 这样就会使得双方旅游更为便利, 给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
(3) 经济——政治——文化
一是, 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 中国—东盟零关税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双边贸易额的增长, 尤其是由于中国和东盟有在产品上有很强的互补性, 随着零关税时代的到来, 中国和东盟贸易互补性的发展潜力将愈发凸显, 这种互补性贸易极大的丰富了双边的国内市场, 这将使双方合作向更新更广的领域迈进。
东盟成员大多是发展中国家, 正处在加快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各方面消费需求迅速增长, 中国企业到这些国家投资面临历史性机遇。尤其是金融危机后, 各国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愿愈加强烈。双方贸易的强烈性, 不仅促进双方贸易的增长, 还有利于推动国际合作新空间的开拓。
其次, 在零关税下, 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产品、原料价格大大降低, 这就吸引了双方直接的投资商。并且中国—东盟的市场巨大, 政治社会稳定, 经济高速稳定增长, 在这种良好的国内环境中, 零关税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相投资, 同时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经济的繁荣景象, 提高了外商对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投资的吸引力。而且, 中国的投资环境大部分比东盟国家好, 这就使中国投资处于更加有优势的地位。
二是, 有利于加强政治交往, 提升战略地位
地区间的经济和政治交流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和东盟间的政治关系, 为经济交流提供了保障。而经济交流的加深, 反过来又推动了地区间政治交往。一方面, 中国—东盟零关税的实施, 经济效应的发挥, 推动了我国和东盟国家的政治交往, 增进了区域间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 为东盟与我国所存在的历史性问题提供便利的解决途径, 以实现和平发展;另一方面, 中国—东盟零关税施行下, 推动广泛领域内的合作深化, 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这种经济效应将大大改善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战略地位, 并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
三是, 有利于实现文化大融合
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中国西南丝路开辟时期。长期以来, 两地人员往来密切, 他们在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点, 可谓“文化相通”。这为中国与东盟的文化大融合奠定了基础。而中国—东盟零关税的实施, 在经济交流、政治交流的推动下, 促进了各国更加深入的了解对方的语言、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此时作为“催化剂”的零关税政策对中国—东盟国家文化大融合有着重大意义。
(3) 影响力由弱到强, 并实现影响力的可持续
零关税从多角度进行辐射, 这从另一个角度反应了零关税所产生的影响力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因为无论是从所涉及的区域范围的扩张, 产业影响的多样化或是从所涉及的各种层面来说, 这都说明了零关税所带来的影响力将在未来的时间里逐步增强。在未来的时间内, 经过中国和东盟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努力, 中国—东盟零关税的实施会给中国和东盟国家带来长久的利益, 并且这种利益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以实现持续的发展。
三、中国东盟合作展望
当前, 国际金融危机刚刚过去, 世界正处于后危机时代, 中国与东盟国家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本区域内各领域合作, 共同促进本地区经济金融稳定健康发展。中国与东盟零关税的效应的发挥在此时更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建设还将更加深入, 将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1. 经贸合作潜力不断提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 将极大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增加就业人口, 带动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增强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未来双边货物贸易仍有继续回升的空间, 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加深, 双方经贸关系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就货物贸易领域而言, 中国东盟零关税对双边贸易的扩大效应会持续显现, 伴随着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 将对中国和东盟贸易的增长有促进作用, 未来双边贸易具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与潜力;就服务贸易领域来看,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正效应在不断凸显, 既能够产生贸易创造效应, 亦可以创造外溢效应;就投资与经济技术合作领域, 从长期来看,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正式建成, 零关税时代的到来, 将给中国和东盟带来一个更加广阔的、便利的区域市场, 中国东盟相互投资和经济合作将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2.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合作水平不断提升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正式建成,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也将向全面合作的方向发展, 合作层次增多, 合作关系更加紧密, 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 合作水平不断深入。譬如, 随着自贸区的推进, 中国和东盟在跨境人民币结算、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准入等金融领域的合作水平还将不断提升, 等等。在合作层次和领域上的扩展, 既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开放与合作, 亦有利于东盟经济一体化和各国的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面建成,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边合作、中国各省市与东盟各国的深入合作将揭开新的一页。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重庆、贵州、四川, 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海南等都将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 与东盟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合作。中国各地区与东盟各国的多层次合作, 有利于挖掘对东盟的合作潜力, 形成更多的共同利益, 使双方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 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的发展。
3. 次区域开发合作蓬勃发展, 将成为推动西南省区发展的新亮点
在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方面, 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 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更为深厚的经济文化联系基础和独到的区位优势给西南地区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对广西、云南来说, 次区域合作是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良好契机。广西、云南等省与部分东盟国家毗邻, 一直保持密切的经贸和文化联系,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拥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这些省份未来将利用自身的优势, 从战略上把握中国—东盟自贸区和零关税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利用与东盟的地缘优势, 努力将自身塑造成自由贸易区物流、商务、投资中心, 带动西南地区特色经济的发展。西南地区与东盟有着深厚的经济文化联系基础和独到的区位优势, 次区域开发合作给它们带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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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面板关税上调影响几何 篇9
液晶面板关税或将上调
据了解,从去年9月开始,国家工信部就组织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中国平面显示行业协会,向国内外面板厂商和整机厂商进行了数轮调整液晶面板进口关税的意见征询。
据悉,税率上调背景源于全球液晶面板供过于求,以及国内液晶面板生产线的陆续上马。去年3月30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电子,英文缩写CEC)旗下中电熊猫的南京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正式投产;6月底,国内显示领域大佬京东方集团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正式投产;8月8日,T C L集团持股55%的华星光电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正式投产。不过由于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液晶面板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液晶面板价格下降已经导致一些公司2011年业绩出现亏损。
目前国内进口液晶面板关税以32英寸为分界线,32英寸以下进口关税为5%,32英寸以上进口关税为3%。京东方副总裁张宇认为,原来3%的进口关税过低,在原来国内没有液晶面板生产线的情况下,这样的关税有利于降低整机企业成本,但随着京东方、华星光电等一批国内生产线的纷纷上马,以及全球液晶面板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国内京东方已连续数年经营性亏损,提高液晶面板进口关税显然将刺激国内整机厂商采购国产面板,以减缓京东方、华星光电的短期经营压力。
之前行业有消息盛传,液晶面板进口关税税率可能从目前的3-5%上调至8%-12%,但大幅度上调将无疑伤害国内彩电整机厂商的利益,因此政策将偏向中庸方式,即先小幅上调关税,再根据效果作后续打算。
对内地企业的影响有待观察
关税税率上调是否对国内企业“利好”呢?
上海学者陈东海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提高半成品的进口关税,将会导致最终产品的售价提高,从而会抑制该产品的消费,利于其竞争产品和替代产品的销售。正是这个理由,使得一些人认为中国面板进口关税提高,政策效果一石多鸟:既能为京东方、华星光电等的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创造成长空间,也能促使外资企业生产线进一步朝中国大陆转移。不过,由于在液晶平板市场,中国消费者对液晶面板品质十分看重,税率上调对外资液晶面板进口影响不大。
目前,在国内进口的液晶面板屏中,日本夏普的龟山屏和韩国三星屏在国内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由于消费者对面板屏进口品质的看重,整机厂商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品质的需求,在采购方面可能依然会倾向进口屏。
再从液晶面板价格因素来看,消费者倾向国产面板的希望也不会因为关税上调而改变多少。业内数据显示,2012年1月,32英寸液晶面板价为127美元,42英寸为210美元,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及提高2%关税计算,两种尺寸的面板成本,将分别增加16.3元人民币和26.9元人民币。目前32英寸的液晶电视价格,国产的一般在2500元左右,进口的在3500元左右。42英寸的,分别在3500元和4500元左右。区区20-30元的成本差异,即使是全部体现在价格上,也是没有办法改变消费者对品质和品牌的消费习惯选择的。何况进口面板只要在价格上做小小的下降,就足以抵消关税税率上调的不利影响了。
中国应积极面对碳关税 篇10
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利用,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球气候明显变暖。这是以往以高碳经济为主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所酿成的恶果,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与行动。如果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仍按目前的速度增加,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将受到极大的挑战。二氧化碳被认为是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最重要的温室气体,因此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成了抑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必要条件。以碳关税为代表的一系列低碳经济主张成为发达国家在气候危机中遏制发展中国家、继续控制世界的经济筹码。
1 碳关税的含义
碳关税主要是指如果某一国生产的产品不能达到进口国在节能和减排方面设定的标准,就将被征收特别关税。特别是对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玻璃制品等征收进口关税。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考虑单方面采取的一项贸易措施,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弥补因二氧化碳减排而对本国生产的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所造成的损失,防止该国相关企业为保持竞争力,将高耗能产业向这些国家转移,造成“碳泄漏”。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范例,但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税。
2 碳关税的实质
2.1 实行贸易保护
碳关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有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它又会成为一种新的贸易保护手段。碳关税以其名义上的合理性、保护内容的广泛性、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转嫁此次金融危机所设立的新形式的贸易壁垒。面对这种形势,许多国家开始采用“绿色壁垒”来代替明显的贸易保护政策。然而,隐藏在“绿色壁垒”温和面纱下的目的依然是在于保护本国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正可谓“走绿色之路,行保护之实”。
2.2 维护国家利益,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奥巴马政府试图以绿色产业带动经济复苏,进而着眼在危机过后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通过征收碳关税不仅可以获得高额的财政收入,还通过减排标准迫使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其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一方面借机完成对美国国内碳排放产业的革命,从而成为全球这一产业的绝对上游,成为产业主导者、规则缔造者、定价权控制者;另一方面转嫁了环境治理责任和成本,又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2.3 制衡发展中国家
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是为了制衡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主要承接了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低效率、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和低端制造业,其结果是不仅将污染留在本国,而且在向美国出口商品时,还要被征收碳关税。为了达到减排要求,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新产品、新能源的研发,而且不得不花费重金购买美国的先进技术。
3 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碳关税作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远超出其在减排上所做的贡献。碳关税对我国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1 出口产品因成本大幅提高而使出口额大幅缩减
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会增加我国这些高碳企业的成本。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以现在大多数认可的研究结果看,其征收水平很可能会在15~60美元/吨之间,我国高碳产业的出口成本将增加5%左右的碳成本,出口额将削减8%。产业成本的提高意味着该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能力将会削弱,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3.2 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
世界银行和美国彼德森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报告预测:一旦实行碳关税,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将削减1/5。我国若不能找到新产业来替代原先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则制造业产业链条将可能出现断裂。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认为,在15个工业品生产部门中,受碳关税影响产量下降比例最高的5个行业依次分别为:仪器仪表办公机械、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制品、电气机械器材和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仪器仪表办公机械制造行业在30美元碳关税率下产量下降3.50%,在60美元碳关税率下产量下降6.96%;纺织行业在30美元碳关税率时产量下降1.60%,在60美元碳关税率时产量下降3.18%”[1]
3.3 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发展
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将对中国就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这部分产业短期内转型难,必然导致该类产业就业困境加剧。这势必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我国就业率,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3.4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效应
碳关税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的迅速效仿。同时,碳关税很有可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失灵以及贸易格局的混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4 应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对策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不容回避,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需采取切实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中国面临的难题在于,中国的工业发展具有显著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投资、高出口特征。为了避免未来遭遇较大的潜在冲击,中国需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体系对抗外部冲击的耐受力。
4.1 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要顺应国际潮流,以“碳关税”为契机,加速转变我国长期以来沿袭的以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为代价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企业应当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实现升级改造,逐渐加大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改进传统能源利用方式,积极开发绿色新能源,降低工业部门的能源密集度和碳排放密集度,倡导并促进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顺应国际趋势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实现国家产业整体向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转化,以绕开国际贸易壁垒。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而经济增长应依靠国内经济的发展,只有把握住国内需求,才能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充分发挥消费增长这架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4.2 以“碳关税”为契机,提早征收国内碳关税
樊纲表示,中国应早做准备,可以通过自己征收碳关税来应对这一问题。“与其让美国人征我们的碳关税,去补贴他自己的企业,不如我们自己先征碳关税,所得的税收再补贴自己的企业,以达到企业改变结构、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在给国外提供了大量廉价产品的同时,把大量污染留在了国内,廉价产品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产品价值中没有包含足够的资源环境成本,其结果往往是,我国出口产品还反而成为众矢之的。扭转这种局面的重要途径就在于,一方面,通过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减少和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对钢铁、焦炭、电解铝等能源密集型产品以及我国重要战略性资源产品继续征收高额出口关税,同时大力促进高新产业和服务业的对外贸易,鼓励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投资,这将有助于规避国外开征“碳关税”对我国企业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加快开征国内碳关税,对“两高一资”和高碳排放产品加征碳关税,把外国想征收的税费先由国内征收,税收资金可用于国内资源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
4.3 积极参与国际上碳相关规则的讨论和制定,争取主动权
目前,国际上对低碳、高碳产品的界定并无明确定义和标准,但随着气候变化谈判的不断深入以及各国履行减排义务,有关低碳产品、低碳技术认定等诸如此类的国际规则、标准等将逐步成熟,并将对各国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我们反对少数发达国家企图在“后京都”国际协定谈判中为采取单边贸易措施提供便利,坚定维护自由贸易的立场[2]。应尽早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和利弊分析,参与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争取主动权。
参考文献
[1]吴玲莉.WTO体制下的绿色贸易壁垒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2]黄志雄.国际贸易新课题:边境碳调节措施与中国的对策[J].中国软科学,2010(1).
[3]雷明.应对碳关税的战略和对策[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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