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

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精选9篇）

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 篇1

一、我国互联网保险监管现状

2014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支持保险公司积极运用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促进保险业销售渠道和服务模式创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促进了传统营销方式的变革,保险业借助互联网进行变革发展互联网保险,这是保险业寻求发展、创新的新途径。2014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首个《互联网保险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至2013年,国内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公司从28家上升到60家,年均增长达46%;规模保费从32亿元增长到291亿元,三年间增幅达到810%,年均增长率达202%;投保客户数从816万人增长到5437万人,增幅达566%。

与互联网保险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对互联网保险的监管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其具体体现如下:

(一)监管相关法律法规明显滞后

虽然,2014年4月15日保监会起草并正式下发了互联网保险领域的首个监管政策,也是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第一份监管规范——《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经营互联网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但与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蓬勃发展相比,我国互联网保险相关法律法规明显滞后。《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约束我国保险经营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专门针对互联网保险的相关规定。而在网络信息技术方面,我国对互联网保险进行监管所能依据的法律法规也仅有《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

(二)监管方式缺乏有效性

当前,我国对互联网保险的监管基本沿用机构监管和传统业务管理模式,这些方式并不适合监管具有虚拟化、无时空限制、难以确定管辖权等特点的互联网保险营销,明显缺乏有效性。由于在互联网保险平台上开展业务须大量使用电子凭证和电子记录,资金流向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当网络业务与传统业务混合在一起时,现有的监管组织形式和现场检查手段也无法满足新的监管要求,必须关注的是,我国对互联网保险业务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几乎是空白状态;而互联网保险平台的异地承保权限和保费归属的规范也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出台;对于互联网保险平台的市场准入问题也没有达成统一、正式的标准,市场准入的监管效果不理想,无法实现持续性监管。

(三)监管组织管理不健全

互联网保险业务的监管组织管理包括成熟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和严格的内部员工管理机制。目前,大部分保险公司和第三方网络平台对互联网保险业务的管理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定位,内控制度不健全,缺乏一套成熟的风险管理和安全控制体系,对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内部审计流于形式,不具备制约和监督的能力,从而导致互联网保险业务运作中出现密码控制不严、系统功能脆弱、授权不当、数据备份缺失以及应急措施不健全等现象,无法有效规避内部资料被恶意修改破坏或盗用的情况,且对客户个人信息等重要资料保护不力;同时,内部员工管理较为松散,权责不明确,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监管措施不到位,很难保证对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四)监管人才较为匮乏

互联网保险监管中监管人才是关键所在。互联网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在保险业务流程和网络安全体系这两方面都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管,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因此,需要一批既熟悉保险业务又精通网络安全技术且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的复合型监管人才。然而,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曾停滞20余年,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断层,尚供不应求,所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量就更为薄弱,加之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日千里,能够掌握不断更新的网络技术又具备丰富保险知识的专业监管人员可谓“凤毛麟角”。

二、欧美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保险监管经验

境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保险业务起步相比我国早,其监管经验也更为丰富。

(一)美国的互联网保险监管

美国监管当局对互联网保险的监管是宽松审慎的。一方面,强调网络交易安全、维护网络平台的稳健经营以及客户的隐私和利益;另一方面,鉴于互联网保险是一种有益于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金融创新,并不干预互联网保险的发展,而是大力修订、补充法律法规,在完善电子商务整体经营环境的同时,也使原有的保险监管规则同样适用于网络平台。

在对原有保险监管法规的修订和完善方面,美国保险行业协会充分发挥了行业自律的监督管理职能,对互联网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起着强有力的约束作用。1998年,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发布“Marketing Insurance Over the Internet”,就互联网保险的电子签名、资金划拨、隐私保密原则、合同形式以及执业认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另外,美国保险学会(AIA)也在2000年发布“Public Policy Principles for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Insurance”,以“维护系统的完整性、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保证监管效率并支持为实现系统效率最大化所作的努力”为宏观目标,重点强调了12条网络监管准则。2001年,纽约州政府保险局签发《第五号函件》(Circular Letter No.5),旨在为互联网保险销售业务提供指南,一方面规范保险人行为,加强针对其网络执业资格和广告信息发布的监督管理;另一方面,呼吁消费者仔细甄别互联网保险信息,保护投保人的利益。这些法规和措施为加强美国保险行业自律和维护良好的互联网保险市场秩序铺平了道路,也为其他国家完善互联网保险监管提供了范例。

(二)欧洲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保险监管

欧洲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保险监管立足于“一致性”原则,即保险监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统一的行业标准,认可电子保单的法律效力,适时监控互联网保险产生的新风险,注重强化监管合作以及提高监管效率,旨在为互联网保险发展提供清晰、透明的法律环境;同时,采取适度审慎的准入原则,坚决维护消费者利益。1999年,全球最大的三家网上保险服务公司(LIMNET、RINET、WIN)合并为WISE(World Insurance Services),即全球保险电子商务,在网络业务的数字证书、数据传递、安全处理等方面制订了严格的标准,旨在“开发、管理、维护网络技术标准和保险业务流程”、“为符合严格标准的供应商授权服务”以及“经营品牌业务”,进一步推动保险业电子商务环境的完善。2001年,欧盟颁布“E-commer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强调信息社会中法制框架的重要性,并确立金融立法和电子商务活动指引的一致性原则。2002年,在“E-commer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的基础上,欧盟制订了“Electronic Commerce and Insurance”,并于2003年再次修订,围绕欧洲发达国家互联网保险的发展现状和欧盟立法在互联网保险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欧洲发达国家监管的重心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业务区域管辖权,如互联网保险平台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合并以及保险产品跨境交易等活动带来的法律纠纷;二是杜绝网络安全隐患,包括错误操作、网络攻击等;三是有效评估服务能力,包括是否能够实施保险业务流程的完全在线化以及如何保证服务质量等;四是及时跟踪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的信誉和法律风险。

三、完善我国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的建议

从发展趋势和要求来看,我国互联网保险的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的保险监管体系。因此,必须在借鉴他国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尽快完善我国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树立开放包容的监管理念

互联网保险作为金融市场的新生事物,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以最小的干预、最大的支持营造宽松的氛围和空间,进一步增强其市场主体的自主权,鼓励保险机构运用新技术积极尝试新渠道、新产品、新服务,满足和激发保险消费者的各类需求。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要积极协调相关领域立法,在数据获取、电子签名、隐私保护等方面健全相关规定,为互联网时代保险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要按照“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总思路,根据互联网保险的特点,系统梳理现有的监管规定和职责分工,制定涵盖机构、区域、高管、产品、服务和内控等内容的专门的监管制度,取消不适用的监管要求,确保互联网保险健康、持续、稳定运行。

(三)加强保险网络系统的安全管理

网络系统的安全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保险公司一定要加强网络系统的安全管理,保证互联网保险系统的安全。各保险机构只有充分重视网络安全问题才能促进互联网保险的发展。为确保互联网保险安全,必须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和监测体系。

(四)提升监管人员的职业能力和水平

应尽快建立监管人员上岗制度,制定涉及面广、针对性强的培训科目和具体操作技能,保证监管人员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及相关技能,以适应新时期互联网保险监管的需要。同时,应严格互联网保险执业人员资格审查和监管,加强对互联网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稽核,确保互联网保险的安全运行。

(五)加强监管合作,提高监管水平

由于网络的无国界性、保险产品的非实物性特点使网上交易很容易实现,成熟的互联网保险将会引发大量的跨境交易。此时,保险监管者不能单纯按照行政或司法权限所限定的地域范围进行监管工作。互联网保险的特点要求保险监管机构要加强地区间的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防止出现监管真空。

(六)扩大互联网保险宣传渠道,促进投保方共同监管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等渠道来宣传保险知识和保险意识,同时,保险公司更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网站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这样,就有利于促进投保方和相关保险监管部门共同监管互联网保险,实现我国互联网保险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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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青枝:“网络时代的中国保险业”,生产力研究,2004(2)

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 篇2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为规范互联网保险业务，防范经营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 定义 】本办法所称互联网保险业务，是指保险机构依托互联网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经营活动。

本办法所称保险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含相互保险组织和互联网保险公司，下同）和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包括保险代理人（不含个人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保险代理人（不含个人代理人）包括保险专业代理机构、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和依法获得保险代理业务许可的互联网企业；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包括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

本办法所称自营网络平台，是指保险机构为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依法设立的独立运营、享有完整数据权限的网络平台。保险机构分支机构以及与保险机构具有股权、人员等关联关系的非保险机构设立的网络平台，不属于自营网络平

台。

本办法所称互联网保险产品，是指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销售的保险产品。

第三条 【 持牌经营】

】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依法设立的保险机构开展，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不得超出该机构许可证（备案表）上载明的业务范围。

第四条 【经营 原则 】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符合新发展理念，依法合规，防范风险，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风险保障需求，不得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由总公司集中运营、统一管理，建立统一集中的业务平台、业务流程和管理制度。保险机构应科学评估自身风险管控能力、客户服务能力，合理确定适合互联网经营的保险产品及其销售范围，不能有效管控风险、不能保障售后服务质量的，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销售或保险经纪活动。

保险机构应持续提高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防控水平，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保证自营网络平台运营的独立性，在财务、业务、信息系统、客户信息保护等方面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方实现有效隔离。

第五条 【政策适用】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和自助终端设备销售保险产品或提供保险经纪服务，消费者能够通过保险

机构自营网络平台的销售页面独立了解产品信息，并能够自主完成投保行为的，适用本办法。

在互联网保险销售或保险经纪业务活动中，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提供咨询服务的，其服务行为应同时满足采用相同方式开展保险销售或提供保险经纪服务的保险监管制度中相关业务行为的规定。投保人通过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提供的保险产品投保链接自行完成投保的，应同时满足本办法及所属渠道相关监管规定。其他涉及线上线下融合开展保险销售或保险经纪业务的，同时适用线上和线下监管规则，规则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消费者的原则执行。

第六条 【监管职责】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互联网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基本业务规则 第一节 业务条件 第七条 【 经营 条件】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及其自营网络平台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在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完成网站备案，且网站接入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营网络平台不是网站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资质审核；（二）具有支持互联网保险业务运营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核心业务系统，并与保险机构其他无关的信息系统有效隔

离；（三）具有完善的边界防护、入侵检测、数据保护以及灾难恢复等网络安全防护手段和管理体系；（四）对于具有保险销售或投保功能的自营网络平台，以及支持该自营网络平台运营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核心业务系统，应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或以上标准进行防护，至少应获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认证，定期开展等级保护测评；对于不具有保险销售和投保功能的自营网络平台，以及支持该自营网络平台运营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核心业务系统，至少应获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二级认证；（五）具有合法合规的营销模式，建立满足互联网保险经营需求、符合互联网保险用户特点、支持业务覆盖区域的运营和服务体系；（六）建立或明确互联网保险业务管理部门，并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互联网保险业务负责人，明确各自营网络平台负责人；（七）具有健全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八）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销售的，应符合银保监会关于偿付能力、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评价等相关规定；（九）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应是全国性机构，经营区域不限于工商注册登记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并且符合银保监会关于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分类监管的相关规定；

5（十）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 经营 变化】保险机构不满足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应立即停止通过互联网销售保险产品或提供保险经纪服务，并在官方网站和自营网络平台发布公告。保险机构经整改后满足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可恢复开展相关互联网保险业务活动。保险机构拟停止自营网络平台业务经营的，应至少提前20个工作日在官方网站和自营网络平台发布公告。

第九条 【产品条件】

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销售，应在满足本办法规定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形态简单、条款简洁、责任清晰、可有效保障售后服务的保险产品，并充分考虑投保的便利性、风控的有效性、理赔的及时性。

保险公司开发互联网保险产品应符合风险保障本质、遵循保险基本原理、符合互联网经济特点，并满足银保监会关于保险产品开发的相关监管规定，做到产品定价合理、公平和充足。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不得进行噱头炒作、不得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得危及公司偿付能力和财务稳健。

第十条 【险种管理】银保监会可根据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阶段、不同保险产品的服务保障需要，规定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销售或提供保险经纪服务的险种范围和相关条件。

第二节 销售管理 第十一条 【 总体要求 】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加强销售管理，充分进行信息披露，规范营销宣传行为，优化销售流程，保护消费者权益。

第十二条 【官网信息披露】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应建立官方网站，参照《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设置互联网保险栏目进行信息披露，披露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该保险机构营业执照、经营保险业务相关许可证（备案表）；（二）该保险机构名下自营网络平台的名称、网址，以及在行业自律组织网站上的信息披露访问链接；（三）一年来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风险综合评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评价等相关监管评价信息，银保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四）保险机构之间开展合作的，各保险机构应分别披露合作机构名称、业务合作范围及合作起止时间；（五）互联网保险产品名称、产品信息（或链接），产品信息包括条款、审批类产品的批复文号、备案类产品的备案编号或产品注册号、报备文件编号或条款编码；（六）互联网保险产品及保单的查询和验真途径；（七）省级分支机构和落地服务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电话号码等；（八）理赔、保全等客户服务及投诉渠道、联系方式；（九）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经营变化情况；（十）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三条 【自营网络平台信息披露】保险机构应在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自营网络平台显著位置，列明下列信息：

7（一）保险产品承保公司设有分公司和落地服务机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清单；（二）保险产品承保公司全国统一的客户服务及投诉方式，包括客服电话、在线服务访问方式等；（三）投保咨询方式、保单查询方式；（四）针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个人信息、投保交易信息和交易安全的保障措施；（五）自营网络平台在行业自律组织网站上的信息披露访问链接；（六）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经营变化情况；（七）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四条 【销售页面信息披露】互联网保险产品的销售或详情展示页面上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保险产品名称（条款名称和宣传名称），审批类产品的批复文号，备案类产品的备案编号或产品注册号，以及报备文件编号或条款编码；（二）保险条款和费率（或链接），应突出提示和说明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并以适当的方式突出提示理赔条件和流程，以及保险合同中的犹豫期、等待期、费用扣除、退保损失、保险单现金价值等重点内容；（三）保险产品为投连险、万能险等新型产品的，应按照银保监会关于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清晰标明相关信息，用不小于产品名称字号的黑体字标注保单利益具有不确定性；

8（四）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及违反义务的后果；（五）能否实现全流程线上服务的情况说明，以及因保险机构在消费者或保险标的所在地无分支机构而可能存在的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的提示;（六）保费的支付方式，以及保险单证、保费发票等凭证的送达方式；（七）其他直接影响消费者权益和购买决策的事项。

第十五条】

【营销宣传】本办法所称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是指保险机构通过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互联网媒介，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或其他形式，就保险产品或保险服务进行商业宣传推广的活动。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活动应符合金融营销宣传以及银保监会相关规定。

保险机构应加强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管理：

（一）保险机构应建立从业人员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的资质、培训、内容审核和行为管理制度。

（二）保险机构应从严、精细管控所属从业人员营销宣传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诚信和专业水平。保险机构应对从业人员发布的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内容进行监测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三）保险机构从业人员应在保险机构授权范围内开展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从业人员发布的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内容，应由所属保险机构统一制作，在显著位置标明所属保险机构全称及个人姓名、证件照片、执业证编号等信息。

9（四）开展营销宣传活动应遵循清晰准确、通俗易懂、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原则，不得进行不实陈述或误导性描述，不得片面比较保险产品价格和简单排名，不得与其他非保险产品和服务混淆，不得片面或夸大宣传，不得违规承诺收益或承诺承担损失；（五）营销宣传内容应与保险合同条款保持一致，不得误导性解读监管政策，不得使用或变相使用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名义或形象进行商业宣传；（六）营销宣传页面应明确标识产品为保险产品，用准确的语言描述产品的主要功能和特点，突出说明容易引发歧义或消费者容易忽视的内容；（七）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慎重向消费者发送互联网保险产品信息。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接收互联网保险产品信息的，应停止向其发送。

（八）保险机构应当对本机构及所属从业人员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承担合规管理的主体责任。

第十六条 【投保页面要求】保险机构应通过其自营网络平台或其他保险机构的自营网络平台销售互联网保险产品或提供保险经纪、保险公估服务，投保页面须属于保险机构自营网络平台。政府部门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要求投保人在政府规定的网络平台完成投保信息录入的除外。

第十七条 【客户适配性】保险机构应提高互联网保险产品销售的针对性，采取必要手段识别消费者的保险保障需求和消费能力，把合适的保险产品提供给消费者，并通过以下

方式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一）充分告知消费者售后服务能否全流程线上实现，以及保险机构在消费者或保险标的所在地无分支机构而可能存在的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二）通过互联网销售人身保险新型产品或提供相关保险经纪服务的，应建立健全投保人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及业务管理制度，向消费者做好风险提示；（三）提供有效的售前在线人工咨询服务，帮助消费者客观、及时了解保险产品和服务信息；（四）通过问卷、问询等方式有效提示消费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提示消费者告知不准确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不得诱导消费者隐瞒真实健康状况等实际情况；（五）在销售流程的各个环节以清晰、简洁的方式保障消费者实现真实的购买意愿，不得采取默认勾选、限制取消自动扣费功能等方式剥夺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

第十八条 【核保要求】保险机构核保使用的数据信息应做到来源及使用方式合法。保险机构应丰富数据信息来源，深化技术应用，加强保险细分领域风险因素分析，不断完善核保风险模型，提高识别筛查能力，加强承保风险控制。

第十九条 【保费收支】保险公司通过自营网络平台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应通过自有保费收入专用账户直接收取投保人交付的保费；通过保险中介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可委托保险中介机构通过保费收入专用账户代收保费。保费收入专用账户包括保险机构依法在商业银行及第三方

支付平台开设的专用账户。

第二十条】

【电子化回访】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可通过互联网、电话等多种方式开展回访工作。保险机构应采用有效技术手段加强客户身份真实性管控，保障客户投保后及时完整知悉合同主要内容。关于电子化回访的具体规则，遵循银保监会相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续保】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销售可以续保的保险产品或提供相关保险经纪服务的，应保障客户的续保权益，为其提供线上的续保或终止续保的途径，未经客户同意不得自动续保。

第二十二条】

【单证管理】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纸质或电子保单并提供发票。保单为纸质的，由保险公司或合作的保险中介机构以适当方式送达客户。采用电子保单的，保险公司或合作的保险中介机构应向客户说明，并向客户提供可查询、下载电子保单的自营网络平台或行业统一查验平台的访问方式。

第二十三条 【 非保险机构禁止行为】

】非保险机构不得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包括但不限于：

（一）提供保险产品咨询服务；（二）比较保险产品、保费试算、报价比价；（三）为投保人设计投保方案；（四）代办投保手续；（五）代收保费。

第三节 服务管理

第二十四条 【售后服务总体要求】保险公司应建立健全在线批改、保全、退保、理赔和投诉处理等全流程服务体系，加强互联网保险业务的服务过程管理和服务质量管理，并根据客户评价、投诉等情况，审视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改进产品管理，优化服务流程。服务水平无法达到本办法要求的，保险公司应主动限制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险种和区域。保险中介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或接受保险公司委托，开展互联网保险的核保、批改、保全、查勘、理赔、投诉处理等相关活动的，应参照本办法关于保险公司的业务规则执行。

第二十五条 【线上服务 能力】

】保险公司应在自营网络平台设立统一集中的客户服务业务办理入口，提升线上服务能力，与线下服务有机融合，并提供必要的人工辅助，保障客户获得及时有效的服务。

第二十六条 【线下服务】对于部分无法在线完成核保、保全、理赔等保险业务活动的，保险公司应通过本公司分支机构或线下合作机构做好落地服务，销售时应明确告知投保人相关情况。线下合作机构应是其他保险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包括区域性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对于完全无法在线完成批改、保全、退保、理赔等保险业务活动的，保险公司不得经营相关互联网保险产品。

保险公司委托其他合作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客户服务的，应建立委托合作全流程管理制度，审慎选择合作机构，进行有效的监测监督。

第二十七条 【服务标准】保险公司应不断加强互联网保险售后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透明化建设：

13（一）在自营网络平台明示业务办理流程和客户权利义务，一次性告知业务办理所需材料清单，明确承诺服务时效；（二）提供包含电话服务、在线服务在内的两种及以上服务方式；（三）提供客户自助查询服务，及时向客户展示告知处理进程、处理依据、预估进展、处理结果。涉及保费、保险金、退保金等资金收付的，应明确说明资金额度的计算方法及支付方式；（四）提升销售和服务的透明化水平，可在自营网络平台提供消费者在线评价功能，为消费者提供消费参考信息。

第二十八条 【批改保全相关】保险公司为互联网保险客户提供保单批改、保单保全服务，应识别、确认客户身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于线上变更受益人的请求，保险公司应确认该项业务已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

第二十九条】

【退保相关】保险公司应保障客户退保权益，不得隐藏相关业务的办理入口，不得阻碍或限制客户退保。

第三十条 【理赔相关】保险公司为互联网保险客户提供查勘理赔服务，应建立包括客户报案、查勘理赔、争议处理等环节在内的系统化工作流程，实现查勘理赔服务闭环完整。参与查勘理赔的各类机构和人员应做好工作衔接，做到响应及时准确、流程简捷流畅。

第三十一条 【争议处理相关】保险公司应在自营网络平台明示理赔争议处理机制和工作流程，及时向客户说明理赔决定、原因依据和争议处理办法，跟踪做好争议处理工作。

第三十二条 【投诉处理】保险公司应建立完整的客户投诉处理流程，建设独立于销售、理赔等业务的专职处理互联网保险客户投诉的人员队伍。对于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相关行业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新闻媒体等转送的互联网保险业务投诉，保险公司应建立有效的转接管理制度，纳入互联网保险客户投诉处理流程。

第四节 运营管理 第三十三条 【 全流程可 回溯】保险机构应对投保人身份信息的真实性进行验证，应完整记录和保存互联网保险主要业务过程，包括：产品销售页面的内容信息、投保人操作轨迹、保全理赔及投诉服务记录等，做到销售和服务等主要行为信息不可篡改并全流程可回溯。互联网保险业务可回溯管理的具体规则，由银保监会另行制定。

第三十四条 【与中介合作】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机构合作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应审慎选择符合本办法规定、具有相应经营能力的保险中介机构，做好服务衔接、数据同步和信息共享。保险公司应与保险中介机构签订合作或委托协议，确定合作和委托范围，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约定不得限制对方获取客户信息等合同订立的必要信息。

第三十五条】

【人员管理】保险机构聘用或委托保险销售、保险经纪从业人员为互联网保险业务开展营销宣传、产品咨询的，应签订劳动合同或委托协议，并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对其进行执业登记和管理，标识其从事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资质以供公众查询。保险机构对所属从业人员的互联网保险业务

行为依法承担责任。保险机构在互联网保险销售或经纪活动中，不得向未在本机构进行执业登记的人员支付或变相支付佣金及劳动报酬。

第三十六条 【统一结算】保险公司向保险中介机构支付相关费用，或保险机构向提供技术支持、客户服务等服务的合作机构支付相关费用，应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费用种类和标准，由总公司统一结算或授权省级分支机构通过银行或合法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支付，不得以现金形式进行结算。保险机构不得直接或间接给予合作协议约定以外的其他利益。

第三十七条 【网络安全】保险机构应严格按照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完善与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相适应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体系，提升信息化能力，全面系统做好网络安全工作：

（一）采取边界防护、入侵检测、数据保护以及灾难恢复等技术手段，加强信息系统和业务数据的安全管理；（二）建立网络安全事件处置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采取有效手段保障信息系统和业务数据安全可控；（三）对提供技术支持和客户服务的合作机构加强合规管理，保障服务质量和网络安全，其相关信息系统至少应获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二级认证；（四）防范假冒网站、假冒移动应用等与互联网保险业务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开展主动监测，并开辟专门渠道接受公众举报，发现问题后应立即采取防范和处置措施，并于5 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公安部门及银保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三十八条 【客户信息保护】保险机构应承担客户信息保护的主体责任，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信息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保证信息收集、处理及使用的安全性和合法性：

（一）建立客户信息保护制度，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客户信息保护体系，防范信息泄露；（二）督促提供技术支持、客户服务等服务的合作机构建立有效的客户信息保护制度，在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客户信息保护责任，保障客户信息安全，明确约定合作机构不得限制保险机构获取客户投保信息，不得限制保险机构获取能够验证客户真实身份的相关信息；（三）保险机构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信息，应征得客户同意，获得客户授权。未经客户同意或授权，保险机构及合作机构不得将客户信息用于所提供保险服务之外的用途，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业务中断】保险机构应制定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中断应急处置预案。因突发事件、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中断的，保险机构应在官方网站、自营网络平台等信息发布平台显著位置及时公布，说明原因及后续处理方式，并立即向负责日常监管的银保监会或派出机构报告。

第四十条 【反洗钱】保险机构应建立健全互联网保险业务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风险评估、客户身份识别、身份资

料保存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加强对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监控和报告，严格遵守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相关规定。

保险机构应要求投保人使用本人账户支付保费，退保时保费应退还至原交费账户或投保人本人其他账户，保险金应支付到被保险人账户或受益人账户。对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业务，保险机构应核对投保人账户信息的真实性。

第四十一条 【反欺诈】保险机构应建立健全互联网保险业务反欺诈制度，加强对互联网保险欺诈的监控和报告，及时有效处置欺诈案件。保险机构应积极参与风险信息共享的行业协同机制，提高风险识别和反欺诈能力。

第四十二条 【经营停止】保险机构停止经营互联网保险相关业务，应采取妥善措施做好存续业务的售后服务工作，有效保护客户合法权益。

第四十三条 【舆情监测】保险机构应主动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舆情监测，积极做好舆情沟通，回应消费者和公众关切，及时有效处理因消费争议和纠纷产生的网络舆情。

第三章

特别业务规则 第一节 互联网保险公司 第四十四条 【 定义】

】本办法所称互联网保险公司是指银保监会为促进保险业务与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融合创新，专门批准设立并依法登记注册，不设分支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专门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第四十五条 【 总体要求】

】互联网保险公司应提高线上全流程服务能力，提升线上服务体验和效率；应在自营网络平

台设立统一集中的互联网保险销售和客户服务业务办理入口，提供销售、批改、保全、退保、报案、理赔和投诉等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有机融合，向消费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

第四十六条 【产品开发原则】互联网保险公司应积极开发符合互联网经济特点、服务多元化保障需求的保险产品。产品开发应具备定价基础，符合精算原理，满足场景所需，让保险与场景、技术合理融合，应充分考虑投保的便利性、风控的有效性、理赔的及时性。互联网保险公司应加强产品定价、销售渠道和运营成本管控，做到产品定价合理、公平和充足，保障稳健可持续经营。

第四十七条 【线上销售原则】互联网保险公司不得线下销售保险产品，不得通过其他保险机构线下销售保险产品。

第四十八条 【风险管控】互联网保险公司应不断提高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防控水平，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运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提高风险识别和处置能力；应建立完善与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相适应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体系，提升信息化能力，保障信息系统和相关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有效防范、控制和化解信息技术风险。

第四十九条 【 投诉管理】

】互联网保险公司应指定高级管理人员分管投诉处理工作，设立专门的投诉管理部门和岗位，对投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协同公司产品开发、业务管理、运营管理等部门进行改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应根据业务特点建立售后服务快速反应工作机制，对于投诉率异常增长的业务，应集中力量应对，及时妥善处理。

第二节 保险公司 第五十条 【 总体要求 】本节所称保险公司，是指互联网保险公司之外的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应优化业务模式和服务体系，推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向保险业务领域渗透，提升运营效率，改善消费体验；应为互联网保险业务配置充足的服务资源，保障与产品特点、业务规模相适应的后续服务能力。

第五十一条 【统一垂直管理】保险公司总公司应对互联网保险业务实行统一、垂直管理。

保险公司总公司可将合作机构拓展、营销宣传、客户服务、投诉处理等相关业务授权省级分支机构开展。经总公司同意，省级分支机构可将营销宣传、客户服务和投诉处理相关工作授权下级分支机构开展。总公司、分支机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 产品与区域】

】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在具有相应内控管理能力且能满足客户落地服务需求的情况下，可将相关财产保险产品的经营区域拓展至未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具体由银保监会另行规定。

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基础上，可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经营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具体由银保监会另行规定。不满足相关条件的，不得通过互联

网经营相关人身保险产品。

第五十三条 【 分支机构客户服务】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可在上级机构授权范围内为互联网保险业务提供查勘理赔、医疗协助、投诉处理等属地化服务，建立明确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在保证服务时效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提供该类服务可不受经营辖区的限制。

第五十四条 【渠道融合与赋能】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做好互联网与其他渠道融合和联动，充分发挥不同销售渠道优势，提升业务可获得性和服务便利性，做好经营环节、人员职责和业务数据等有效衔接，提高保险消费者享有的服务水平。

第五十五条 【业务统计规则】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核算统计，对于通过直销、专业代理、经纪、兼业代理等销售渠道开展的互联网保险业务，应计入该传统销售渠道的线上业务部分，并将各销售渠道线上业务部分进行汇总，反映本公司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成果。

第三节 保险中介机构 第五十六条 【 总体要求】

】保险中介机构应从消费者实际保险需求出发，立足角色独立、贴近市场的优势，积极运用新技术，提升保险销售和服务能力，帮助消费者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保险中介机构应配合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合规管理工作。

保险中介机构应对互联网保险业务实行统一、垂直管理，具体要求参照本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规定。

第五十七条 【 产品筛选】

】保险中介机构应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需要，选择经营稳健、能保障服务质量的保险公司进行合作，并建立互联网保险产品筛选机制，选择符合消费者需求和互联网特点的保险产品进行销售或提供保险经纪服务。

第五十八条 【 业务范围】

】保险中介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经营险种不得突破承保公司的险种范围和区域限制，业务范围不得超出合作或委托协议约定的范围。

第五十九条 【 机构简称】

】保险中介机构及其自营网络平台在使用简称时应清晰标识所属行业细分类别，不得使用“XX保险”或“XX保险平台”等容易混淆行业类别的字样或宣传用语。为保险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客户服务的合作机构参照执行。

第六十条 【 客户披露告知】

】保险中介机构应在自营网络平台设立统一集中的客户服务专栏，提供服务入口或披露承保公司服务渠道，保障客户获得及时有效的服务。保险中介机构销售互联网保险产品、提供保险经纪服务和保险公估服务的，应在自营网络平台展示客户告知书。

第六十一条 【 委托 行为要求】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将互联网保险业务转委托给其他保险中介机构开展的，应征得委托人同意，并充分向消费者进行披露。受托保险中介机构应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保险经纪人、保险公估人接受消费者委托，为消费者提供互联网保险相关服务的，应签订委托合 22 同，明确约定权利义务和服务项目，履行受托职责，提升受托服务意识和专业服务能力。

第六十二条 【 服务要求】

】保险中介机构可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风险识别和业务运营能力，完善管理制度，与保险公司的运营服务相互补充，共同服务消费者。保险中介机构可发挥自身优势，建立完善相关保险领域数据库，创新数据应用，积极开展风险管理、健康管理、案件调查、防灾减损等服务。

第六十三条 【基础建设】保险中介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在有效隔离、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与保险公司系统互通、业务互联、数据对接。保险中介机构之间可依托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加强协同合作，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六十四条 【银行 兼业】

】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销售互联网保险产品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通过电子银行业务平台销售；（二）符合银保监会关于电子银行业务经营区域的监管规定。无实体经营网点、业务主要在线上开展，且符合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的银行除外；（三）地方法人银行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主要服务于在实体经营网点开户的客户，原则上不得在未开设分支机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开展业务；（四）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及其销售从业人员不得将互联网保险业务转委托给其他机构或个人。

第四节 互联网企业代理保险业务 第六十五条 【 持牌经营】

】互联网企业代理保险业务是指互联网企业利用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自营网络平台代理销售互联网保险产品、提供保险服务的经营活动。

互联网企业代理保险业务应获得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

第六十六条 【 经营 要求】

】互联网企业代理保险业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具有较强的合规管理能力，能够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保障互联网保险业务持续稳健运营；（二）具有突出的场景、流量和广泛触达消费者的优势，能够将场景流量与保险需求有效结合，不断满足消费者风险保障需求；（三）具有系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工作机制，能够不断改善消费体验，提高服务质量；（四）具有敏捷完善的应急响应制度和工作机制，能够快速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五）具有熟悉保险业务的专业人员队伍；（六）具有较强的信息技术实力，能够有效保护数据信息安全，保障信息系统高效、持续、稳定运行；（七）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六十七条 【 独立运营 】互联网企业代理保险业务，应明确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实现互联网保险业务独立运营。

第六十八条 【 委托 关系】

】互联网企业可根据保险公司或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委托代理保险业务，不得将互联网保险业务转委托给其他机构或个人。互联网企业根据保险公司和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委托代理保险业务，应审慎选择符合本办法规定、具有相应经营能力的保险机构，签订委托协议，确定委托范围，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第六十九条 【 售后服务快速反应】

】互联网企业代理保险业务，应参照本办法第四十九条，建立互联网保险售后服务快速反应工作机制，增强服务能力。

第七十条 【 风险隔离与网络安全】

】互联网企业代理保险业务，应进行有效的业务隔离：

（一）规范开展营销宣传，清晰提示保险产品与其他产品和服务的区别；（二）建立支持互联网保险业务运营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核心业务系统，并与其他无关的信息系统有效隔离；（三）具有完善的边界防护、入侵检测、数据保护以及灾难恢复等网络安全防护手段和管理体系；（四）符合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七十一条 【监管 理念】

】银保监会在有效防范市场风险的基础上，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落实审慎监管要求，推动建立健全适应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严厉打击非法经营活动，着力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促进互联网保险业务规范健康发展。

第七十二条 【监管分工】银保监会统筹负责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制度制定，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按照关于保险机构的监管分工实施互联网保险业务日常监测与监管。

对互联网保险业务的投诉或举报，由投诉人或举报人经常居住地的银保监局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投诉举报事项涉及多地的，其他相关银保监局配合，有争议的由银保监会指定银保监局承办。

银保监局可授权下级派出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相关监管工作。

第七十三条 【监管信息系统】银保监会建设互联网保险监管相关信息系统，开展平台管理、数据信息报送、业务统计、监测分析、监管信息共享等工作，提高监管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第七十四条 【 数据信息报送】

】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应将自营网络平台、互联网保险产品、合作销售渠道等信息以及相关变更情况报送至互联网保险监管相关信息系统。

保险机构应于每年4月30日前向互联网保险监管相关信息系统报送上一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情况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基本情况、营销模式、相关机构（含技术支持、客户服务）合作情况、网络安全建设、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投诉处理、信息系统运行和故障情况、合规经营和外部合规审计等。保险机构总经理和互联网保险业务负责人应在报告上签字，并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保险机构应按照银保监会相关规定定期报送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数据和监管报表。

第七十五条 【自 律管理 与信息披露】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对互联网保险业务进行自律管理，开展保险机构互联网保险业务信息披露相关管理工作。

保险机构应通过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方网站的互联网保险信息披露专栏，对自营网络平台、保险产品和销售渠道等信息及时进行披露，便于社会公众查询和监督。

第七十六条 【监管 措施】

】银保监会及银保监局发现保险机构不满足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经营条件的，或存在经营异常、经营风险的，或因售后服务保障不到位等问题而引发投诉率较高的，可责令保险机构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经营严重危害保险机构稳健运行，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可依法采取相应监管措施。保险机构整改后，应向银保监会或银保监局提交整改报告。

第七十七条 【法律责任】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银保监会及银保监局应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实施行政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七十八条 【相关业务】保险机构对于通过非互联网渠道订立的保险合同开展线上营销宣传和线上售后服务的，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优化业务模式和业务形态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再保险业务及再保险经纪业务不适用本办法。

第七十九条 【 混业要求】

】保险机构通过自营网络平台销售其他非保险产品或提供相关服务的，应符合银保监会相关规定，并与互联网保险业务有效隔离。保险机构不得在自营网络平台销售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非保险金融产品。

第八十条 【 政策调整】

】银保监会根据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情况和风险状况，适时出台配套文件，细化、调整监管规定，推进互联网保险监管长效化、系统化、制度化。

第八十一条 【过渡安排】保险机构应根据本办法规定对照整改，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制度建设、营销宣传、销售管理、信息披露等问题整改，6个月内完成业务和经营等其他问题整改，12个月内完成自营网络平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认证。

第八十二条】

【施行时间】本办法自2020年 月 日起施行，《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保监发〔2015〕69号）同时废止。

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 篇3

美国是世界保险第一大国, 不仅有着繁荣发达的保险市场, 并且建立了一个完善成熟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其所使用的监管方法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

一、NAIC的主要职能

NAI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是美国的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 属于联邦一级的全方位监管机构。NAIC成立于1817年, 由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行政区以及4个美属准州的保险监督官组成。州监管者的主要责任是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利益, NAIC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州监管者完成其责任和工作。NAIC成立后, 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统一了各保险公司上报的财务报表, 所有活跃的美国保险公司都将他们的财务年报归档于NAIC, 这种财务数据收集形成了NAIC数据库, 它是NAIC财务监管功能的核心, 它使得保险监管者能够确认财务有问题的保险公司, 以此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免受由于保险公司破产带来的损失。

二、NAIC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使用的主要工具

NAIC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主要使用三种分析工具:保险监管信息系统、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统、风险资本金。

(一) 保险监管信息系统

保险监管信息系统 (Insurance Regul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IRIS) 是供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管的金融分析工具。IRIS可以帮助选出面临丧失偿付能力风险的公司, 为监管人员提供参考依据, 合理分配保险监管资源, 提高监管效率。

IRIS采用的是典型的比率分析方法, 共设有12个比率指标, 包括综合比率、盈利比率、流动性比率和后备比率四类, 并且根据历史资料设定每一项指标的“正常范围”, 而且对于财产责任保险公司和人寿健康保险公司分别提出不同的指标体系。

IRIS包括两个阶段的检测, 即统计检测阶段 (Statistical Phase) 和分析检测阶段 (Analytical Phase) 。在统计阶段检测时, NAIC对保险企业的法定年度财务报告数据进行分析, 依选定的关键性财务指标计算比率, 并和根据以往保险公司经营状况所设定的正常范围比较。每年度保险企业都要接受统计阶段检测, 如果通过统计检测阶段, 保险公司就通过了当年的保险监管信息系统的检测。根据检测结果, 保险公司被评为第一优先级、第二优先级、第三优先级、无优先级和无需检测五个等级。NAIC的监督官将根据评定的等级对保险公司进行分析检测, 由专业人员组成检查组进一步分析该企业的财务状况。各保险公司的财务指标计算结果、评定级别和分析检测结果均向各州保险监管机构公布。

(二) 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统

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统 (Financial Analysis and Solvency Tracking System, FAST) 是NAIC针对大型保险公司采取的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凡在17个州以上营业且年毛保费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的寿险和健康保险公司, 以及年毛保费收入超过3000万美元的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都必须接受FAST分析。FAST分析主要依据各保险公司在前3年中提交的年度财务报告和季度财务报告。FAST包括25个指标, 而且每个指标的不同范围赋予不同的分值, 然后将所有指标的得分值相加, 得到FAST的检验结果。如果监察官在FAST分析中发现了异常情况, NAIC便与该保险公司的注册州联系, 进一步了解该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该州监管部门对该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如果NAIC认为该州措施恰当, 那么NAIC或是结束检测, 或是继续跟踪该公司的状况。如果NAIC认为该州的措施不够有力, 那么NAIC会提出建议, 要求该州进一步采取措施。若该州不采纳NAIC的建议, NAIC将通告该保险公司营业的所有其他州, 协调各州一致对该保险公司采取措施。

(三) 风险资本金

风险资本金 (Risk-Based Capital, RBC) 是NAIC支持的另一个偿付能力分析工具, 它为评估保险公司资本金相对于其经营风险的充足性提供了保证。RBC由四部分组成:RBC计算公式、RBC报告、RBC比率标准和为保险监察官设计的后续措施程序, 以便保险监察官在发现某保险公司的RBC结果低于标准时使用。RBC将保险业的所有特殊风险分为四种C类风险:

C1——资产风险, 即不良资产的风险, 含投资风险;

C2——保险风险, 即各类承保业务关于死亡率、发病率、续保率、费用率等所有的假设与实际经历不一致造成的风险;

C3——利率风险, 即由于利率变动引致资产和负债不匹配的风险;

C4——业务风险, 即一般的经营管理不当的风险。

按照风险程度, 分别确定不同资产的风险系数, 求得累加的风险资本值C1、C2、C3和C4后, 得到NAIC认为的保险公司的风险资本金, 然后代入公式得到RBC比率。

计算风险资本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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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调整后资本总额=∑ (账上余额×调整系数)

计算RBC比率undefined

根据计算结果, 将保险公司分成五个等级, 保险监管部门采取的监管行动见表1。

二、 对NAIC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评价

综上所述, 美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从事前的预警到事中的控制和防范, 再到事后的弥补, 保证了偿付能力的连贯性。此外, 在美国大多数保险公司都已经上市, 对财务公开和信息披露的要求相对较高, 再加上各大活跃的保险公司都将其年报归档于NAIC, 形成了NAIC的财务数据库, 确保了保险监管部门获得大量的关于保险公司的详细财务信息。同时, 美国保险公司评级制度的发展以及发达的精算师制度和庞大的精算师队伍对计算以及预测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资料来源:Capital Management in the Life and Health Industry. Updated Edition, Atlanta, GA;LOMA, 1995.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看到, 美国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主要表现在:

第一, 监管力量和权力的分散。美国各州都有各自的保险监管机构, 虽然NAIC在这些机构间起着统一和协调的作用, 但各州的监管部门并无义务接受NAIC的每一项建议和规定。因此各州之间很难协调一致采取统一行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监管效率。

第二, 监管克制和干预过早。在美国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中, 时常会出现监管克制 (过晚的采取行动, 从而延误行动的最佳时机) 和干预过早的问题。由于美国的保险监管机构过多地依赖IRIS和FAST系统, 而对系统中一些指标的错误认识可能导致监管机构采取不当的监管行动。如对有望起死回生的保险公司过早地接管或相反。无论是监管克制还是干预过早都会给保险业以至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损失。而在实际中, 在监管克制的风险和干预过早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相当困难。

参考文献

[1]秦香军.美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及其借鉴[J].西南金融, 2003 (3) .

[2]张秀英, 成帅华.美国保险业的监管[J].上海保险, 2000 (10) .

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 篇4

——2013互联网金融-中国峰会在京举行

8月13日下午，“2013互联网金融-中国峰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二层203会议室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等领导做了精彩发言，具有十年风控经验的业界知名学者代表，华南互联网金融首选品牌——万惠投融董事长陈宝国应邀出席。

现场信息显示，互联网金融峰会成为2013年互联网大会最火爆的论坛。整个会场人员爆满，甚至现场随处都有见缝插针席地而坐的参会人员以及记者。这也许是因为诸如互联网老牌明星马云也来“搅局”，以及他的阿里巴巴“余额宝”上周交易额已达250亿的一系列热点事件，令互联网金融目前成为万众聚焦的热点话题。

在此次互联网大会的互联网金融中国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发表演讲表示：互联网金融推动了传统行业发展，而且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也有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技术基础。众所周知的，已经建立的基本形态，就是互联网支付、P2P和众筹融资，证券和保险也推出了新的金融业务活动，社会各界反映良好。同时也提示要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对P2P界定有两个底线不能碰：一个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一个是非法集资。要处理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监管市场的创新和行业自律的关系，尊重和鼓励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万惠投融董事长陈宝国表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互联网金融平台要专注于搭建安全、透明、便捷的平台，一方面要从根本上把控好平台上各方面的风险，另一方面是要从行业自律做起，形成行业监管标准，促进互联网走向规范化。

据记者了解，万惠投融积极响应国家金融改革“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的号召，根据“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总体方案”和“金融改革十二五规划”的指导，合力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两多两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突出问题，推动金融改革、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大会特派记者采访了多位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高管、专家，他们一致认为，强化风险管理，建立监管体系，是目前互联网金融最应该解决的核心议题和发展方向。

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建立的探讨 篇5

一、互联网金融的模式和风险

1. 互联网金融的几种模式分析

按照互联网技术对金融影响程度的大小, 主要可以将互联网金融分成三种模式 (如表一示) , 传统金融服务的网络化, 网络改进型金融工具和新型互联网金融工具。

(1) 传统金融服务的网络化, 这一类别的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代表是网络银行。其主要特征是仅仅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的便捷性, 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双方主体。并且灵活性较弱, 安全性较高。该模式中的互联网技术仅仅是一种工具, 主要的特征与传统金融差别不大。因此对于该种模式的监管, 主要还是以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为主, 其主体清晰, 主要是大型的银行, 券商, 保险公司等。内涵的风险较小。

(2) 网络改进型金融工具, 这一类别的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代表是余额宝。其主要特征是不仅仅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的便捷性, 也应用了互联网技术的融通性, 将多种功能融为一体, 金融的双方主体初步发生了变化。灵活性加强, 存在有一定的风险, 较之简单的互联网加金融模式, 诈骗, 违规, 技术风险频现。该模式中的互联网技术已经和传统金融有机融合, 将多种功能融为一体, 比如余额宝, 就同时实现了投资增值的功能和消费的功能, 将传统的借记卡业务和基金投资业务合二而一。监管的主体不仅包括大中型的金融机构, 还需要对互联网巨头进行控制。

(3) 新型互联网工具, 这一类别的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代表主要是众筹平台和P2P平台。其主要特征在于利用互联网技术, 产生了传统金融所无法形成的效应。比如众筹平台, 就是一种集合小规模资金进行投资的金融模式, 而P2P, 更是将传统金融的主体扩张到两个自然人之间, 大大强化了金融的灵活性, 此时的金融主体相对于传统的金融主体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大中型金融机构退居幕后, 小型金融机构甚至普通的互联网公司都可以成为金融双方。灵活性极强, 但是风险也进一步增加。E租宝、中信公司、美微传媒等欺诈事件频传, 其原因在于国家的立法监管总是存在滞后的, 难以应对日新月异的金融变局。其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主体的繁多和复杂, 难以完成风险控制。

2.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分析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主要存在于制度层面, 技术层面和商业层面, 对此我们进行如下的分类讨论。

(1) 法律和制度风险, 当前我国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要还是以证券法, 合同法等作为监管的基础的。但是作为对整个金融市场适应性很强的法律, 其针对性就存在问题。无法针对互联网金融中存在的固有风险进行监管和控制, 造成P2P平台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风险。由于金融监管当局尚未出台文件界定p2p平台定位和业务范围, 我国的P2P借贷很容易在监管不完善的层面上出现违规行为, 甚至触及刑事犯罪, 按照当前我国刑法经济类犯罪的规定, P2P的职业放贷人功能可能触犯非法集资类犯罪, 贷款证券化很有违反证券法不得违规发行证券的相关规定。与此同时, P2P平台的分散性和隐秘性使得洗钱犯罪在P2P平台上频繁发生, 由于目前反洗钱机构对P2P平台不进行监督, 非法收入可以的出借给不同的出借人, 最终实现洗钱的目的。

(2) 技术安全风险, 在技术的开发上, 互联网金融平台本身就存在不完善的特征, 由于设计构思的片面性以及安全性不足等问题, 将会导致互联网金融平台存在技术漏洞。极易出现网络黑客非法入侵系统后盗取客户信息而造成客户损失, 一旦客户信息被黑客或病毒利用, 不仅仅会对顾客造成骚扰信息等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的对金融机构的诈骗问题。云计算平台承载了大量的金融业务和用户信息, 但就平台本身而言, 其极易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 一旦攻击成功, 将造成重大损失。另外互联网金融计算和数据归属地分布的广泛性、欠均衡性及不确定性也会直接导致诸多不良信息源难以分辨。一般来说对于金融体系的宏观整合将会造成微观层面监管的不力。

(3) 流动性和信用风险, 这是几乎所有的金融模式都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也不外如是。所谓流动性风险, 就是指的是互联网金融企业无法满足投资人体现需求的风险, 该种风险存在有两种产生机制, 其一就是庞氏骗局, 或者叫意大利香肠问题。也就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后投入的资金作为先期投入资金的利息, 以此吸引大量的资金, 但是最终总会产生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这是整个互联网金融的平台都无法应对大量的提现需求而瓦解。其二是挪用资金的问题, 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不足会导致互联网金融平台将资金挪用到其他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上去, 一旦投资失败, 最终也将无法面对投资者的提现需求。信用风险是与流动性风险相伴生的, 借款方的违约将影响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资金问题, 从而带来投资风险。

3. 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必要性的分析

金融服务业在一个产业结构科学的国家经济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此对于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对于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互联网金融是金融发展的新形态, 也是现代金融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对于其存在的固有风险, 只有进行合理的监管和控制, 才能保证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如表2示, 笔者总结了近年来的几起有关互联网金融的代表性案例。

从上表可见, 涉案金额从最初的35万到430亿元, 短短三年时间, 涉案金额扩大了上百倍, 并且可以发现, 2015年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 代表性案例和涉案金额飞速扩大, 据统计示, 2015年互联网金融诈骗的案件高达929件, 因此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是极其必要的。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现状及其不足

1. 立法滞后, 行政管理缺乏依据

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缺乏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的规范。在我国当前的法律体制之下, 不存在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文件, 更不可能存在一整套的准入, 监管, 处罚的法律体系。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约束主要散见于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一般而言在广义法律规范上, 互联网主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调整。征信, 担保功能则受到《担保法》和《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的约束;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利率问题, 则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解释当中。这样分散的立法体系, 无疑使得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法律的体系解释和法律的整体协调都存在问题,

另外由于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 较多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只能采取行业公约的形式来进行限制, 比如P2P行业出台了有关P2P的行业公约, 但是这种公约的约束力仅仅相当于法人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 不存在强制执行力, 很难起到真正的监管作用。

2. 监管主体多元化, 责任形态不清

2016年8月17日, 银监会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并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明确了银监会作为主要监督机构负责制定监管细则, 各省级机关负责辖区内协调, 工业信息化部负责信息活动监管, 公安部负责对犯罪问题进行监管, 处罚其中违反安全监管的活动。由此可见, 《办法》对监管主体间的职责范围是明确的, 但其配合机制、领导与报告关系却没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仅靠各部门在各自责权范围内的工作, 可能会引起各行其是的局面。另外, 各部门间的沟通机制、报告关系不明, 在致力于消除互联网金融的信息不对称风险的同时, 本身可能会陷入监管信息不对称的困局中, 部门间的沟通效果难以预计。同时, 该监管机制的设立, 在层级的设计上存在问题, 中央各个机构的相互协同存在问题, 同时地方各级执法机构, 存在双重管理的问题, 也就是一方面付出省级政府的领导, 一方面服从国务院部门的领导, 容易产生行政效率的低下。此外对于投资人而言, 政府机构的保护并不直接, 而只是间接限制和控制了风险从而保护了投资人的利益。

3. 规则管理过于严格, 阻碍市场活力

在《办法》中, 对同一借款人的借款限额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自然人或者法人在单一平台和不同平台的借款数额都有明确的规定。其中, 单一法人在不同互联网金融借款平台的最大借款数额不超过500万元。对借款设置最高限额这一做法属于是一种规则导向的监管体制, 规则导向的金融监管体系是指在该体系下由一整套金融监管法律和规定来约束, 这种规则导向的行为存在两种特征, 第一是全面性, 这种金融监管的控制, 将会对整个体制中的大部分业务进行控制, 但是这种看似全面性的管理存在两种问题, 首先管理体制的滞后性会使金融监管无法跟上体制更新的步伐, 其次全面化的管理也将限制新金融模式的诞生。第二是形而上的模式, 对于数额的限制会使得管理体制的僵化, 对于金融而言, 供给和需求本就会确定某个项目的筹资数额, 市场对于筹资情况的反映才是最真实的, 如果控制资金额度, 不仅造成市场机制扭曲, 更无法考虑到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动态问题。

4. 未体现互联网金融的特征

《办法》是当前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指向性文件, 但是其确定的方向却存在问题, 在该文件中, 最首要意义就在于明确了P2P借贷平台的性质--信息中介, 而非资金中介, 由此展开的一些办法也相一致地致力于避免平台成为资金池、甚至出现“庞氏骗局”的可能。但是, 如前文所述,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形态而言, 最终必然还是会出现一个真正的网络资金平台, 如果为了控制互联网金融的风险, 就将P2P平台限定为信息平台, 这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向是相违背的。其次, 《办法》对平台的信息披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有力地回应了互联网金融中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风险。但是, 不得不指出, 这种金融监管的形式和传统的金融并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区别。不能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征, 制定监管政策, 形成监管体系, 不仅无法对症下药, 解决互联网金融独特的问题, 更加麻烦的是也会使得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受到遏制。这才是真正的危害之处。

三、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的建议

根据我们上文分析的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和现状, 我们可以按如下思路分析, 如图一所示, 在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时候需要对症下药, 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考察。

1. 加强立法和行政法规的制定

目前我国大量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定散见于民商法体系当中, 笔者认为, 在法律制定的过程当中, 应当适时充实有关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国家对于任何一种制度的建设, 立法应当先行。完善的立法, 不仅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体系的运作, 还可以将监管主体确定下来, 统一监管模式。在法律体系中, 互联网金融存在于最高位阶的部门法是有必要的, 互联网金融灵活, 跨界。不同地区的规范性文件和不同部门之间的规章, 都难以全面覆盖。只有像证券法那样的法律, 才能够覆盖其各方各面。另外也可以提出有关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 这也是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要方向。

2. 完善监管主体的制度设计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制度设计, 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设计。也就是政府监管角度, 行业自律协会角度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三个方向。

首先是政府监管,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笔者认为应该采取类似反垄断执法的监管体系, 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改委三家机构分头执行反垄断法, 然后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统筹相关事宜。在目前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而言, 可以设立一个国务院的互联网金融管理办公室作为统筹管理的部门, 以此提高行政效率, 然后将银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和工业与信息化部纳入其统筹之下, 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全面统筹监管。另外省级监管部门以只对中央机构负责, 防止地方政府与中央部门交叉管理的情况出现。

行业自律协会与政府监管相比, 作为一种自我约束形式, 对于规范行业发展作用效果更显著。事实上对于西方发达国家, 互联网金融的管理严格程度更大程度上是着落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自律程度。行业的自律监管应该在这样三个角度入手, 首先对于所有从业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登记管理, 明确责任人, 另外应该要求各机构向行业自律协会披露其财务信息, 这样既可以保护商业秘密, 也能够完善对于行业成员的监管, 最后还应该建立行业信息共享平台, 完善各方信息的沟通和交流, 为大数据的充分应用打下基础。

最后, 投资者的保护应该更加直接化, 可以考虑建立直接的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 对于在投资者投资过程中遭遇的各种违规行为进行直接保护, 也将有利于互联网金融领域公益诉讼的提起。

3. 原则性监管为主, 市场动态化管理

如前文所述,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现状是以规则监管为主, 而规则监管过于僵化, 难以应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当下情况, 笔者认为, 在监管的过程中, 不应该以规则监管作为主导, 而应该使用原则监管, 扩大市场的主观能动性。原则监管具有灵活性和动态性, 但是也存在监管人员任意解释监管细则从而出现监管无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最佳的选择就是建立市场的动态管理机制, 首先应该登记注册, 审查互联网金融经营机构的资质, 建立完善的责任人系统, 强化行业准入规则和高级管理人员资质的审核。另外应该完善资金的托管, 模仿基金的运作模式, 投资者, 管理者, 控制者三方制衡, 建立完善的第三方资金管理机制。最后应该进行动态定期审查, 完善市场退出的格局。对于市场的动态性自主性, 充分发挥。

4.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风险控制

大数据 (bigdata) , 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 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来适应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其中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海量数据”, 它将不仅包括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 还将包括非结构化数据以及海量交互数据。这一变化给互联网金融双边市场的资源“自”配置带来了可能, 同时, 也给监管部门对于海量交易信息的掌握、彼此之间监管信息的交换增加了更多可能性。因而笔者认为, 大数据和云计算将会对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起到重要作用。

大数据给监管带来的变化还将包括以下两点。首先, 监管从精确数据走向趋势分析。在非大数据时代, 对数据的处理一般关注的是精确性, 而在大数据时代, 由于对海量数据的获取、计算都变得更加便捷, 且数据量将非常大, 所以关注的对象将不再是细微差别, 而将会是海量数据体现出的趋势, 抽样的风险将不复存在, 对于整体数据的分析, 将会有效的完成对互联网金融数据的分析和监控, 完成数据流加现金流双流的同时控制。

其次, 大数据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双方均可以达到较好的风险控制和监管作用, 大数据对于顾客的征信, 将直接预测投资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可能, 比如, 根据投资者在其他消费购买高三学生的复习资料, 可以预期出该投资者很有可能在一年之后需要支出大学的学费。或者通过对该消费者的微博信息的统计, 分析出该消费者是否具有旅游倾向等。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帮助平台分析出投资者的资金流动可能性, 从而规避风险, 另外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 也可以应用大数据统计出其投资, 放贷习惯, 甚至是其法人主体的消费投资特征, 预防“跑路”现象的发生。

四、总结

本文从互联网金融的种类出发, 探讨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问题, 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同时分析了当下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的格局, 对其僵化, 管理效率低下以及对互联网特征应用不充分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笔者提出,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该完善立法, 重视监管格局的建立, 充分发挥市场的有效性, 动态而持久的市场体系, 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应用, 以期达到对互联网金融的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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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 篇6

1 医保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上海市开始探索企业职工医保改革。1995年在市卫生局下设专门的市医保局, 承担全市医保行政管理职能。2001年经市编委批准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医保专职监管机构和第一支医保监管队伍——市医保监督检查所, 编制40人, 承担全市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以及参保个人就医诊疗行为的监督检查职能。2008年, 根据国家大部制改革精神和市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市医保局与人事局、劳动保障局合并组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人社局) 。同时, 上海市医疗保险办公室挂牌, 设置两个职能处室——医疗保险处和定点医药监管处, 后者负责医保行政监督管理工作。2011年5月1日, 《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办法》 (上海市政府[2011]60号) 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实施, 成为全国第一部医保监管工作的地方政府规章。这标志着上海市医保监管制度建设、机构队伍建设和信息平台建设等三项基本建设实现了新突破。但是, 面对日益增加的监管压力, 监管体系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和矛盾已经成为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瓶颈, 亟待解决。

1.1 医保专职监管人员配置不足

上海市专职从事医保监管工作的市医保监督检查所, 现有编制50人, 平均每人监管32万名参保对象和21家定点医药机构, 配置人数与本市医药卫生行政执法部门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区县没有专职医保监督执法队伍, 与区县医药卫生行政执法力量相比差距巨大 (见表) 。

1.2 区县医保监管体制尚不健全

2008年“三局”归并时, 对区县医保管理部门的设置未出台指导性文件, 因此各区县在医保监管职能和部门设置上有很大差异。全市17个区县的人社局只有虹口、闵行、宝山、黄浦4个区设置了医保监督科, 其他区县依靠医保业务管理科室兼职监管工作。经调查, 17个区县医保办现有行政编制45人, 其中只有18人兼职医保监管工作, 个别区县甚至没有配置医保监管人员。

1.3 市与区县医保监督检查职责尚未理顺

上海市医保监督检查所的监督检查范围覆盖全市所有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 而区县医保办负责辖区内医保监督检查工作, 存在监管业务上的重叠, 说明两级之间的职责分工尚未理顺。但在绝大多数区县未配置医保监督检查机构和人员的情况下, 市医保监督检查所又不能不管区县的监督检查工作。

2 对当前医保监管的基本认识与判断

管理目标是为制度建设目标服务的。加强医保监管是医保发展方式由扩大范围转向提升质量的内在要求, 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又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2.1 医保监管形势的复杂性

随着基本医保全民覆盖目标的实现, 就医人次的空前增加, 医保基金收支规模的不断增大, 基金支付风险在不断加大, 发生的违法、违规、违理、违德的就医诊疗行为的概率也在相应升高, 医保监管肩负着行政执法和业务监督两方面的职能。

违法行为。主要表现是欺诈骗保。医保监督检查所既要面对医疗服务提供方虚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账目等骗保问题, 还要面对需求方骗取医保药品贩卖的骗保问题, 同时还要应对更为复杂的供需双方合谋骗保等问题。近年来, 上海市破获并移送司法部门的较大刑事骗保案件就达47起, 查实的各类欺诈骗保行为不计其数。

违规行为。主要包括违反医保规定或与之相关的卫生、药监、物价等规定。如未按医保支付规定结算医疗费用, 违反卫生、药监等部门行政许可范围的规定, 违反医政规定和物价收费标准等。

违理行为。主要指不合理的行为, 包括过度医疗和限制医疗等损害医保基金和参保人员利益的行为。过度医疗行为表现为小病大治, 重复用药、套餐式检查、超指征住院等。限制性医疗行为则表现为限量配药、限制住院天数、让病人自费承担医保应支付的费用或使用不必要的自费医疗项目等。这些不合理行为非常普遍, 直接导致参保人员看病贵、看病难。

违德行为。医疗服务和就医行为中的道德风险越来越高, 有些道德风险已触犯法律, 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而有些道德风险尽管没有构成犯罪, 但因其发生率高, 对医保基金的侵蚀是相当严重的。与重大违法行为相比, 道德风险更具隐蔽性, 给医保监管增加了难度。

2.2 医保监管任务的繁重性

参保对象翻倍增加, 2001年全市参保人员约700万, 2011年达到近1600万, 是初期的2.3倍;定点医药机构不断增多, 2001年全市约500家, 2011年达到1050家 (1443个医保结算点) , 执业医师人数近6万人;医保结算费用逐年递增, 2001年医保结算费用166亿元, 2011年达到400多亿元。上述因素都对医保监管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3 医保监管工作的新要求

随着医保改革的不断推进, 医保监管体系建设得到普遍重视, 从国家到地方, 对医保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中强调“加强医保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 完善监控管理机制, 逐步建立医保对医疗服务的实时监控系统, 逐步将医保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监管延伸到对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这里的“实时”是指不可间断、不可事后, 这里的“延伸”是指监管要“落地”、要细化, 显然都是高要求。市政府提出的监管目标更高, 2011年开始实施的《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办法》对医保监管体系、监督检查执法程序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 提出实现医保监管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的新要求。

3 医保监管体系亟需理顺

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政府对医保监管提出的新要求, 完善上海市医保监管体系建设需要首先理顺几方面关系。

3.1 医保部门与卫生计生部门的关系

医保与卫生计生部门都涉及到对医疗服务的监管, 但监管的侧重点不同, 是一个体系的两个方面。卫生计生部门重点监管医疗服务的安全和质量, 而医保部门则是在此基础上更加关注医保基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对参保患者的医疗服务质量。两者应加强合作, 建立起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

3.2 医保行政部门与医保监督检查队伍的关系

社会保险法已经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是行政执法主体。上海市机构归并成立市人社局后, 设立定点医药监管处, 专门承担医保监管职能。《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市医疗保险监督检查所受市人社局委托, 具体实施医保监督检查等行政执法工作, 从而形成政事分离的行政执法体制, 两者之间是委托执法关系。

3.3 医保监督检查队伍与劳动监察队伍的关系

我国行政执法队伍归并通常根据执法内容与调整的关系所对应的法律而定。人社部门对应两大支柱法律——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 设立了两支监管队伍——劳动监察总队和医保监督检查所。二者监管领域和对象截然不同, 医保监管对象是定点医药机构及其执业医师、药师, 而劳动监察对象则是用人单位, 不适宜合并执法。

3.4 医保监督执法队伍与医保经办机构的关系

我国医保实施初期, 一直存在“重经办、轻监管”的问题, 许多地方的医保监管由经办机构兼任。实践证明, 经办机构兼任监管工作存在两方面欠缺:一是不具备行政执法的监督检查权和行政处罚权;二是社会保险法授予经办机构协议管理的方式, 对象限于定点医药机构, 不包括参保人员, 且对违约行为的处理方式有限。因此, 设立专职医保监管队伍, 能够克服经办机构监管模式和机制的不足, 增强威慑力。

3.5 市级监管与区县级监管的关系

上海市医保基金为市级统筹, 按照“一级基金同级管理”原则, 一般可以只设市级监管机构或设立若干分支机构实行垂直管理。但是, 随着上海市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的深入, 医保基金总额预付方式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一级基金二级分配模式, 即一、二级医疗机构的“总控”指标由各区县分配。因此, 应加强区县医保监管职能。

综上所述, 医保监管既复杂又特殊, 不但应当自成体系, 建立专职监管队伍, 实行政事分离和分级监管体制, 而且应该与卫生等相关部门建立联合执法的长效机制。

4 完善医保监管的思路及政策建议

4.1 做好顶层设计

宏观层面上, 需要建立一个医保基金监督委员会, 统筹卫生、药监、物价、审计、公安等相关监管资源, 协助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特别是要在医保监管队伍和卫生监管队伍之间建立起紧密合作的长效协作机制, 共同应对复杂的医疗市场和医疗行为。

微观层面上, 上海市人社局 (医保办) 作为医疗保险行政主管部门, 其内设的定点医药监管处行使全市医保监管职能, 市医保监督检查所受市人社局 (医保办) 委托, 负责重大骗保案件的调查取证以及全市医保监督检查的业务指导工作, 重点承担三级定点医疗机构的业务监督;区县人社局 (医保办) 负责区域内的医保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

4.2 做实区县医保办

监督是管理的派生功能, 监管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区县医保办承担着区域内医保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 做实区县医保办是加强和完善上海市医保监管体系的当务之急。目前, 区县医保办普遍存在编制不足或编制不到位现象, 这将严重制约医保监管工作的开展, 下一步应当明确区县医保办职能, 下设业务管理科和监督管理科, 并保证监督管理科的人员配置至少5-7人。

4.3 充实医保监管人员

加强和完善医疗保险监管体系, 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要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监管队伍。首要问题就是确定监管队伍人员配置的规模, 根据国际管理惯例和经验, 可以通过配置比例法、工作量估算法和机构对比法来确定。

配置比例法。国际上通常采取的配置比例标准, 按照每万名参保人员配备1名监管人员。我国台湾地区全民健保覆盖人群2260万, 在编监管人员2612名, 配备比例为8700:1。若按此标准测算, 上海市目前医保对象总数超过1600万, 需要监管人员的编制数约为1600人。

工作量估算法。商业性医疗保险公司在核定核保业务人员时通常采用这种模式。首先根据经验数据, 设置一定的标准, 通过程序对事件进行自动筛选, 通常可以滤除70%-80%。然后, 重点分析剩余20%-30%的事件, 以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现场核实, 通常以每人每天70-80件的核保工作量来分担工作。按此模式测算, 2011年上海市参保人员医疗服务利用为15717万人次, 滤除80%, 再按一年300个工作日平均, 每天有约10万笔申报费用需要重点分析, 保守估计其中十分之一需要现场核查, 按每位监管人员监控80件, 匡算下来约需要1200名监管人员。

机构对比法。上海医保监管与卫生、药监监管的工作比较接近。当前卫生监管队伍人数为1530人, 药监监管队伍人数为1002人。以此类推, 上海医疗保险监管队伍人数至少也应在1000人以上。

综上所述, 在医保监管形势非常复杂、监管任务日益繁重的现实情况下, 上海医保监管人员编制数起码应达到1000人以上。

医保监管体系涉及多方面关系, 仅靠医保部门内部难以建立安全可靠的监管体系。因此, 需要从顶层设计出发, 综合处理涉及医保监管的各方面关系。而医保监管职能的具体落实需要分散到区县医保监管机构, 这就需要做实区县医保监管机构, 必须配备专门的人员, 而监管人员数量配备的标准可以参照具有相应职能的政府监管机构和监管工作量等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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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 篇7

一、总体评价

建立医疗服务监控系统, 目的是利用技术手段, 从海量数据中筛查出可能的违规行为, 并进一步支持医疗保险监控稽核工作。医疗服务监控系统建设思路是以监控基础指标为基础、以监控规则为核心, 以系统功能为手段, 相互作用形成对医疗服务监控的支持能力, 提高了医疗保险精细管理能力, 加大对医疗服务违规行为的管理。近年来, 某统筹地区医保费用支出总额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职工医保费用支出, 增长比例均低于全国增长水平, 门诊费用支出合理增长, 定点药店费用支出增长较快, 城镇居民医保费用由于参保人数增长、待遇提升等原因增幅较大, 但仍在合理范围内, 两大基金总体运行情况良好, 支出增长趋势平稳, 在科学的付费方式与高效监管的双重控制下预计今年将呈下降趋势。

(一) 同比变化情况分析

医保费用总额比上年同期13.2%;四项基金发生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比例为5.1%;就医购药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比例为28.8%, 人头增长6.2%。具体情况表1、图1.1。

小结:医疗费用总额增长得到明显控制, 三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2%, 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20.3%) 6.1个百分点。住院费用、住院人次连续两年低增长或负增长。定点医院药店发生费用总额比上一年年增长速度分别比全国增长水平低2.2%、9.5%、6.2%。门诊费用及人次虽然有所增长, 但费用增加额与住院费用下降额基本相当, 属正常增长。药店费用增长幅度较大, 为需进一步结合付费方式改革采取对应的监管措施加以控制。

(二) 环比变化情况

2013年各月发生金额较高为3、4、5、11、12月份, 1、2、6、7、8、9、10月份处于较低的水平。如图1.2。

小结:高峰月份的原因一是季节变换, 疾病发生率提高, 二是医保待遇的周期性所致。下半年连续走低由于采取以网络监控评价分析为统领开展监管工作, 特别是开展了公补药店、社区门诊专项治理行动, 使增长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二、细化分析

(一) 按医疗类别发生费用分析

1. 住院费用。2011年、2012年、2013年住院费用分别为4.0亿元、

4.3亿元、4.2亿元, 年增长比例分别为22%、6%、-1%。具体情况见图2.1:

2. 门诊费用。2011年、2012年、2013年门诊费用分别为0.9亿元、1.1 亿元、1.4亿元, 年度增长比分别为48%、25%、23%。具体情况见图2.2。

3. 药店费用。2011年、2012年、2013年药店费用分别为1.4亿元、1.5 亿元、2.2亿元, 年度增长比分别为2%、8%、45%。具体情况见图2.3。

小结:住院费用连续高比例增长的势头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连续三年增长比例逐年大幅度降低, 其中2013年为负增长。门诊费用增长比例连续三年下降, 2012、2013年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增长比例较大, 属于住院费用下降后合理回归。药店费用前两年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2013年出现了反弹性增长。

2013年全年各月住院医疗费用、门诊费用处于正常波动变化, 下半年开展了专项治理后, 药店、门诊费用连续6个月呈环比负增长, 尤其是药店下半年平均增长速度降为44.8%的增长速度与1季度、上半年的同比增长速度55.0%、52.7%相比明显下降, 控制成效明显。

(二) 按就医人次分析

1. 住院人次。

2013年底,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 (不含药店购药) 比上年同期增长10.1%, 其中急诊增幅9.4%;住院负增幅3.7%;门诊大病增幅22.2%。

住院率下降0.6个百分点。住院率为12.3% (计算公式:出院人次除以年平均参保人数) , 比上年 (12.9%) 降低0.6个百分点。其中:在职职工的住院率为8.2%, 比上年降低0.5个百分点, 退休人员的住院率为20.3%, 比上年降低0.9个百分点。人均就诊1.6次 (计算公式:普通门急诊人次与门诊大病人次之和除以年平均参保人数) , 比上年 (1.4) 增0.2见图2.4。

2011年、2012年、2013年住院人次年度增长比分别为14.2%、-2.3%、-5.8%, 同期全国住院人次年度增长比分别为7.9%、16.4%、10.3%。具体情况见图2.5。

2. 门诊人次。

2011年、2012年、2013年门诊人次年度增长比分别为27.4%、16.5%、30.4%, 同期全国门诊人次年增长速度7.4%、9.9%、7.8%。具体情况见图2.6。

3. 药店购药人次。

2011年、2012年、2013年药店购药人次分别为132万人次、133万人次、172万人次, 年度增长比分别为-3%、1%、29%。具体情况见图2.7。

小结:住院人次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住院人次连续三年持续下降 (2012年、2013年分别低于全国住院人次增长水平16个百分点、18个百分点) 、其中连续两年负增长, 并且年度增长速度均远远低于全国住院人次增长水平。门诊人次增幅较大, 主要原因为门诊自然性增长以及原住院人次流转导致。药店人次在持续两年低谷后开始大幅反弹性增长。药店人次与门诊人次的比重逐渐趋于合理, 但药店人次所占的比重仍较大, 仍需进一步监管。

三、个体评价分析

医疗服务监管是医保基金管理的关键环节, 如何将大数据分析更好的整合进医疗服务监管体系, 起到应有的支撑作用, 推动医疗服务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是医疗监管工作一直尝试和努力的方向。

(一) 取得的成绩

通过将医疗业务大数据分析融入以“两定”单位准入、服务协议管理、监管流程设计、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付费方式改革、业务系统基金支出走势分析、大数据定期汇总分析、医疗服务实时监控数据分析、服务医师管理、稽核内控管理、“两定”单位问题预警机制、医保科长约谈机制、民主测评、年终考核为主要内容的医疗服务监管体系, 使医疗服务监管工作也在更加科学完善有效的医疗服务监管体系支撑下愈加富有成效。

(二) 对策与下步思路

现在还处在大数据分析应用的初级阶段,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我们还存在这很多问题和不足。首先是难点, 数据分析主要分为比较、筛选和深挖三个主要阶段, 而每一阶段又有大量的整理分析核对的细节工作要做, 现在开展大数据分析主要依靠医疗服务监控系统、业务系统和软件商提供的决策分析系统获取想要的数据, 三个系统各有优势又都不是十分完善, 这就需要结合手工整合汇总, 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精力, 必然影响分析结论的执行时效性。其次是问题, 一是数据信息是否充分, 如果基础资料不足, 容易在分析过程中漏掉疑点或受到信息量制约被监管对象误导, 以至于减轻或放过应予以高度重视的疑点;二是资料信息是否存在关联, 分析比对所采用的资料是否与被监管对象直接关联, 直接影响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否则将影响质量和效率;三是分析方法是否科学, 数据分析工作想要真正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 还应借鉴系统论的有关思想指导, 关键是能否抓住系统信息内的关键要素, 才可以为医疗服务大数据分析找到重点。

以上的难点和问题仍需要进行大量的细节工作, 进行深入的研究, 才能够得到解决。

摘要：加快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监控系统建设, 借助信息化手段增强监管能力, 是完善社会保险反欺诈制度, 提高医疗服务监管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手段, 本文分析了某统筹地区医疗服务监管工作的基本情况, 阐明了基本医疗服务监控系统的一般规律。

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 篇8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在2014年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所谓互联网金融,就是借助于云计算、大数据、电商平台和搜索引擎等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来实现资金供给的一种新型金融服务模式,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乔海曙和吕慧敏(2014)指出,互联网金融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金融发展史上较为特殊的金融业态。除了改变传统金融行业的竞争格局,互联网金融更重要的作用是进一步优化资金和资源配置,以及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谢平、邹传伟等,2014)。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这一年里,众筹融资(如众筹网)、P2P信贷(如拍拍贷)、阿里小贷等一系列互联网技术与金融相结合的创新产品(或服务)让人们应接不暇。据统计,2014年3月国内P2P网贷日均参与人数为49043人,截至2014年3月末, 全国的P2P网贷平台已经达到667家(魏鹏,2014)。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模式的经营范围、运作模式甚至服务理念都形成了颠覆性的挑战,不仅极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也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不过,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缺乏有效的规范、引导与约束,因而有必要探讨互联网金融的潜在风险及其监管问题,以保证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健康运作,避免各种风险导致的财产损失,相关研究对我国互联网金融创新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将在分析互联网金融模式优势与风险的基础上,从演化博弈视角分析政府监管对自我规范的影响,并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互联网金融模式优势与隐患

互联网金融当前尚没有科学的定义、业务边界和明确的监管规则,但作为一种金融创新路径,已经快速演变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刘越等,2014)。其中,以阿里小贷、 P2P、众筹等模式为代表的投融资模式创新逐渐兴起,并成为互联网金融研究的热点。阿里小贷是基于大数据来掌控融资风险,对自己电商平台上的贸易商或供应商会员提供小额贷款的模式。P2P模式是指个人通过专业的网络服务平台寻找能满足其融资需求的一个或多个贷款方,并完成在线交易的融资模式。众筹模式是指筹资者通过社交网络平台等媒介,以合资资助(股权融资)或预购(包括产品或创新项目)等形式,来向公众募集筹资的模式。其中,阿里小贷的流程如图1所示,P2P网络贷款、众筹模式的流程如图2所示。

(一)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优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基本功能是资金融通,传统的金融体系分别通过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来实现资金的直接或间接融通,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交易成本巨大。基于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互联网金融,有别于传统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模式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模式。在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方面,与传统金融模式相比,互联网金融具有如下三项优势:

(1)贷款门槛更低、流程便捷。大多数筹资者(或小微企业)难以通过证券等直接融资方式获取资金,间接融资渠道的门槛较高,且融资成本也偏高,而互联网金融为大众融资带来了新的渠道。与传统融资方式相比,互联网金融模式具有普惠性、针对性和便捷性。互联网金融作为传统融资方式的补充和替代,更加关注普通大众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和特点。而且,互联网金融的门槛和融资成本都较低。例如,阿里小贷的单笔信贷成本仅为2.3元。 此外,互联网金融更加方便快捷。目前,企业向银行贷款的审核周期一般在10天至1个月,而通过P2P模式的第三方审核后只要几天;阿里小贷的审批则更快,客户仅需3分钟就能获得贷款。

(2)消除信息不对称,降低贷款风险。信息不对称是制约小微企业融资的关键问题(李志强,2012)。传统金融机构获取客户信息的主要来源通常是申请人在办理业务时所登记的信息,一方面信息量远远不够,另一方面风险识别主要依靠工作人员的主观判断。而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互联网金融可以对网络交易平台上的交易记录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准确地进行风险识别和评估,对于传统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的困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颠覆性的影响。例如,阿里小贷利用自身电商平台上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商户的交易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和云计算处理,来判断企业的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并以此确定是否贷款以及贷款数额。

(3)创新金融服务理念,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商业银行在服务中坚持“二八定律”的理念,即银行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高端客户。不过,“长尾理论”打破了“二八定律”的禁锢,认为不能忽视所谓的“冷门产品”,它们也许才是企业的利基市场。与银行传统的金融服务偏向大中型企业等优质客户不同,互联网金融在面对资金需求市场时, 主要是争取那些位于“长尾”位置的小型客户(例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此外,互联网金融模式还可以针对不同筹资者的差异化需求进行融资产品创新。例如,服务订单化使筹资者具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从而高效地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二)互联网金融模式的隐患互联网金融的便捷性、 技术性、普惠性等特征,使其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也正是这些区别于传统金融的特征,使得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出现了不同于传统金融的发展问题。由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隐患:

(1)缺乏风险控制。互联网金融尚未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相关机构之间也没有形成客户信用信息的共享机制,同时又不具备类似银行那样严格的风险控制、合同规定以及清收机制,因而很容易诱发各类风险问题。很多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尚不具备阿里巴巴多年积累起来的 “大数据”,很难对客户方面的信用风险进行有效掌控,即使拥有充足的客户信息,风险计量模型的科学性也有待检验。网络交易平台的控制权一般掌握在非金融企业手中, 处于有效的金融监管之外,很难识别和验证交易者的身份信息与交易动机(刘越等,2014)。加之互联网金融的违约成本相对较低,例如恶意骗贷、卷款跑路等风险隐患随时存在。因此,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问题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2)网络数据的信息安全问题。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最大的革新在于信息的生产与处理方式上(皮天雷和赵铁,2014)。不过,相对于传统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更加依赖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从而使得系统性风险已成为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主要威胁。目前,网络系统平台处于较为开放的自由状态,尽管有密钥管理和加密技术等安全防范措施,但网络系统的安全性仍然不高。网络平台的信息系统一旦遭到计算机病毒的侵略或者电脑黑客的恶意攻击,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正常运作会受到影响,甚至危及客户的资金安全及个人信息安全。因此,网络信息系统的技术安全性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又一大瓶颈,互联网金融平台设计的漏洞、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故障以及用户客户端的操作不当都有可能给金融互联网的安全造成威胁。

(3)金融监管缺失。互联网金融多样化的业务模式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种类对于目前我国的金融法规和监管都具有较强的规避性,其业务发展几乎处于真空状态。由于缺乏对互联网金融行业进行监管的专门法律规范,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合法性是制约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P2P模式下的融资方式实质上属于民间借贷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法律规范、监管机制以及行业准入门槛的缺失,导致监管机构难以对从业公司的资格进行审查,特别是P2P模式下的网络贷款平台缺乏严格的准入门槛,目前从事P2P融资业务的企业鱼龙混杂,使互联网金融沦为一些不法分子从事非法集资和诈骗等犯罪活动的“温床”。因此,互联网金融行业尚未形成完善的行业规范以及缺乏相应的监管,也制约着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三、政府监管与互联网金融机构自我规范行为演化博弈分析

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为保障金融与经济秩序以及公民的财产安全,需要采取必要的监管策略;而互联网金融机构也有必要进行自我规范化,以保证借贷人的利益。本文根据政府与互联网金融机构间的策略及收益关系构建博弈模型,列出Malthusian动态方程,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研究政府监管对互联网金融机构自我规范的影响。政府监管部门的策略空间S1为{监管,不监管},而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策略空间S2为{自我规范,不自我规范},并且双方均为有限理性。

(一)假设提出与变量定义为了更好地描述双方的收益支付关系,本文做如下假设:(1)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只要实施监管,则肯定能发现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对企业进行罚款,罚款额度记为F。(2)若企业不进行自我规范,而政府监管部门又不没有实施监管,则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一些违规行为可能损害到公民财产和社会利益,并且违规行为所带来的收益等于公民财产损失,记为f。用R1表示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自我规范从而为个体或小微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所产生的社会收益,C1表示政府部门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的投入,R2表示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自我规范从而使企业信誉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即企业收益),C2表示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自我规范所花费的成本。

(二)构建博弈支付矩阵基于以上假设和变量定义, 本文构建“政府—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 如表1所示。

假设在初始状态T0时刻,政府采取“监管”策略的概率为p,采取“不监管”策略的概率为1-p;互联网金融机构选择“自我规范”策略的概率为q,选择“不自我规范”策略的概率为1-q。根据上文假设,政府与互联网金融机构都具有一定的经验判断能力,在一段时间之后,双方会根据不同策略所带来收益的差异来选择收益较大的策略,这也就意味着概率p和q都是会随时间变化的。

在Malthusian动态方程中,策略的增长率等于它的相对适应度(Friedman,1991;Bowles,2004),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出政府监管部门与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动态方程:

根据Firedman等学者的观点,分析演化系统的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可以得到该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由上述方程(1)可求得相应的雅克比矩阵:

(三)相关分析在此基础上,将雅克比矩阵J的行列式记为Det(J)、迹记为Tr。接下来讨论方程(1)的均衡点及其稳定性。由动态方程(1)可知,当p=0,1或时,政府采取“监管”策略的概率是稳定的;当q=0,1或时,互联网金融机构中选择“自我规范”策略的比例是稳定的。并且根据得到约束条件为f+F<C1<2 (f+F),R2-f<C2<F+R2-f。该系统具有5个均衡点,根据均衡点处雅克比矩阵Det(J)和Tr的符号可以判断各个均衡点的稳定性,具体分析见表2。

由表2的局部稳定性分析结果可知,5个均衡点中有两个为演化稳定策略(简称ESS),也就是有限理性的行为主体在博弈过程中根据其既得收益对下一期的行为策略进行调整以追求自身利益的不断改善,而最终实现的一种动态平衡 (Hodgson,1993)。这两个ESS稳定点分别对应于两种极端模式:(1) 政府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 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自我规范;(2)政府不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互联网金融机构也不进行自我规范。图3描述了政府与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动态过程,其中,(0,1)、(1,0)为不平衡点为鞍点,这三点所连成的折线可以看作是该系统收敛于不同模式的临界线,具体来说,折线的左下方区域表示收敛于“不良”策略模式(不监管,不自我规范),右上方区域表示收敛于“理想”策略模式(监管,自我规范)。根据表2中的鞍点表达式,政府的监管投入、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程度等相关参数发生变化,会引起鞍点的移动,即收敛到两种稳定模式的区域大小也会随之变化。由此可知,调整这些影响因素可以使整个动态过程向着理想的模式演化, 从而实现互联网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的发展。下面对相关参数的变化及其作用进行具体分析:

(1)政府对互联网金融实施监管的投入C1。在鞍点M(p*,q*)处有,即鞍点垂直向下移动,使折线右上方区域的面积增加,从而增大系统收敛到理想模式 (1,10的概率,这表明政府采取监管策略的投入越大,越有利于系统的良性演化。虽然监管措施的制定和落实面临着较高的成本,但是政府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不能缺位。 一方面,缺乏明确的监管与法律约束使得这些企业游走于 “灰色地带”,容易产生违法经营的情况,另一方面,对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也是保障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长期有序发展的前提。不过,政府监管部门也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例如积极推广监管手段的网络化、信息化,利用建立互联网金融的管理信息系统等手段来降低监管成本和监管难度。

(2)政府对互联网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的处罚额度F。由鞍点表达式可知,,即鞍点向左上方移动,无法直接判定折线右上方区域的面积是否增加,也就是说,政府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的处罚既可能增大系统收敛于良好状态(监管,自我规范)的概率,也可能导致系统收敛于良好状态的概率降低。对此,本文认为, 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的处罚额度较高,必定会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降低互联网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的可能性,进而有利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形成较好的行业规范。另一方面,政府不采用严惩的方式来处理,而是对表现较好的企业进行表扬和奖励,也同样可以起到积极的监管效果。例如,通过定期在媒体上公布表现良好的企业信息、评选名优品牌(或企业)等方式,来强化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自我规范的动机。

同理可以分析其他参数的影响,本文限于篇幅,不做进一步阐述。总之,政府监管对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自我规范具有重要影响。

四、互联网金融发展促进政策

由前文可知,互联网金融涉及的征信系统不健全会增加交易安全风险,而互联网应用技术的不完善也会导致技术风险,这些风险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对国家金融秩序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三条建议:

(一)建立与完善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控制体系首先, 完善互联网金融的征信系统建设。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相关信息采集,将网络平台上的交易信用信息纳入国家征信系统范围。以客户为中心建立开放式、共享型的数据库,并通过数据库对客户信息进行整理,对业务流程实施动态监控。其次,完善客户信用评价机制。建立互联网金融的信息共享机制,使网络平台上产生的交易数据可以在相关机构之间实现共享,以更加准确地对借款人进行信用评价。另外,通过媒体等途径增强公众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意识,充分保障群众的利益。

(二)增强互联网金融的信息技术安全性首先,应当增强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内部控制,在制度设计方面,建立互联网金融安全控制体系,出台全面的计算机安全管理办法以及具体的操作规则。其次,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对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不断更新,建立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尤其在关键技术上(例如防火墙技术、数据加密技术等),要加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力度,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最后,建立一个包括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互联网服务机构以及安全服务企业在内的“信息安全服务保障联盟”。共同制定关于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的标准和规范,指导互联网金融业务网络服务平台的安全建设和运营。

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 篇9

由于农产品从“农场到餐桌”的产前、产中、产后的运动过程涉及农资供应商、农户等生产商、加工商、中间商(包括物流服务提供商、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和末端消费者等,涉及到的“点多、线长、面广、错综交叉”,增大了农产品安全监管的难度[2]。随着全球物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和物联网技术在各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物联网的流行已经是大势所趋。物联网强大的信息采集和反馈,将为我国建立符合要求的农产品安全监管制度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从而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一场革命。本文运用物联网技术解决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的难题,构建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框架,提出了完善体系的举措,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方向,对于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提升农业产业整体素质和公众消费信心具有重大意义。

1 国内外文献概述

国外发达国家在农产品安全方面的实施已经有所进展,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相继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无可追溯功能的食品已被禁入欧美市场[3]。但是,由于产业组织化程度、市场结构、生产者素质等差异,发达国家现有的成果在中国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检验。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食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者行为、企业行为、政府管理的体系、法规等范围。Klintman和Kronsell[4]认为应当建立整合合法性、公共责任和信任的全过程食品民主综合治理模式。Tamayo等[5]提出对农产品安全责任追溯系统实时访问,监控农产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能有效减少农产品回收成本,并明确农产品相关经营者的安全责任。陈季修、刘智勇[6]指出,单纯的行政监管难以构筑食品安全监管的坚固高墙。封俊丽[7]认为大部制改革并没有实现完全的“无缝”监管,未彻底解决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缺陷。崔卓兰和宋慧宇[8]认为国内相关监管部门过度依赖行政强制来对食品安全进行管制。颜海娜和聂勇浩[9]指出,目前国内各有关监管部门各自为政,极少进行分工协作,经常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监管效能低下。周洁红和叶俊焘[10]通过对国内多家食品企业的成本—收益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影响当前我国食品企业实施HACCP体系的主要障碍因素,并提出了以市场激励为主、以行政管制为辅的管制方式。刘鹏[11]认为目前制约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的结构因素有:(1)监管权力配置结构分散、(2)监管独立性不足、(3)过于依赖行政方式、(4)监管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赵晓飞[12]分析了我国现代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现存的问题:参与成员各自为政、缺乏整合,集约化、联盟化的渠道链条缺失,渠道成员间关系不稳定,且各成员间主体信息沟通不足。廖卫东和汪亚峰[13]认为在我国食品监管方面仍以政府监管为主,这种政策会导致信息障碍、多重委托代理、监管标准不一等问题。目前国内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仍旧存在较大的漏洞,政府监管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

同时,对于农产品物联网技术的研究,国内外主要集中于其所带来的便利性。国外对农产品物联网技术的研究主要是信息收集、储存和转换的方面。Lee等[14]认为一种高效节能的RFID方能满足当前对于科技产品极高的要求。尤其在农业应用中,需要长时间对农作物进行监测。在特定时间开启监测器,在不需要用到监测器时,控制者可令其进入休眠,以保存其使用寿命。而其研究表明,此种RFID比不能进入休眠的RFID寿命长10倍以上,因此还可用于各行业。Ruiz-Garcia等[15]以追踪器及质量检测等信息技术,开发设计了农产品追踪与溯源的原型系统,可通过网络便捷查询农产品生产培育、储存、运输、批发零售等各环节的信息。Papetti等[16]以意大利奶酪作为切入点,将电子跟踪系统和一个非破坏性质量分析系统应用其中得到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各项信息,使用RFID标签记录,得到此系统可增加产品信息透明度,为消费者提供便利。此基于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奶酪集成追溯系统,增加了供应链的透明度和管理水平。国内关于农产品物联网技术主要研究集中在农产品安全、提升生产效率等方面。陈秉恒和钟涨宝[2]认为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是相当分散的,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并提出了加强我国物联网的投入、加强供应链各环节信息平台的建设,加强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体系和机制建设。朱会霞等[17]也对物联网技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认为将其运用于农业生产中可以较好地改变现有的农业经营模式,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李建伟[18]则具体地对物联网技术在农产品的生产养殖、运输、库存、销售以及信息管理等环节的相关应用进行了分析,并认为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能够带动农产品供应链的优化。

纵观现有文献,国内外学者对食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消费者行为、企业行为、政府管理的体系、法规等范围,而在运用物联网技术进行问题农产品信息追溯和安全事故处理等的研究中,又主要侧重于系统设计与平台构建的技术层次方面,缺乏体系建设,缺乏将物联网技术真正融合到每一个关键步骤中,实施全面覆盖的农产品安全可追溯监管体系。同时,我国农产品安全监管制度中缺乏具体监管手段。在研究国外的农产品安全监管制度后,可知其对于农产品的每个安全指标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如:农产品表面残留的农药成分不得超过X毫克;农产品所含保鲜剂不得超过Y毫克等。而我国就恰恰缺少针对农产品安全的完善指标体系,也缺乏相关具体监控手段。

为此,本文做了如下的研究:(1)结合物联网技术作支撑手段,建立了物联网环境下的农产品安全无缝监管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农产品召回体制和农产品信息公开披露体系,从而构建基于物联网的最严格覆盖全过程的农产品安全可追溯监管体系。利用物联网技术分析农产品供应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有效地对农产品进行精确的溯源,并将农产品物联网技术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结合,对农产品安全监管制度进行研究。(2)运用物联网技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规范对于农产品安全的标准,建立农产品供应链中各环节的信息传递渠道、预警机制、安全信息溯源制度与召回制度,为我国农产品安全法的修改提供建议。

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管理理念及体系层次

2.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管理理念

由于用RFID、传感器等进行数据采集的物联网技术能实现收集信息、反馈信息、储存信息等功能,所以我国可利用物联网技术构建一个可行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管理框架。同时考虑到部分企业已经建立了自身的信息系统,分析企业已有数据库的交互作用,得到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体系如图1所示。

在此供应链安全监管体系中,(1)农产品供应链环节中有属于自身的信息收集系统,并且又能和整个大系统的信息终端相连。这样,为生产者的工作提供便利之余,还能把信息告知于政府及监管部门,以方便对农产品安全的预警和日后对农产品信息的源头追溯操作,同时亦能让信息库对消费者开放,让消费者能够及时得到农产品相关信息并有机会选择安全农产品。

(2)我国传统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共享度低”的问题突出,经常造成上下游间存在严重的牛鞭效应。针对此情况,新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管理框架中设有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方便每个环节之间的信息传递。

(3)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有自己的预警机制和溯源机制,在发生问题时,有容许环节自身解决问题的空间。在问题不能靠环节自身调节能力解决时,再由政府机关或监管机构介入,对有质量安全问题的农产品进行追溯。两种预警机制相互修补,相互加强,形成一个有统一质量标准和评价的完整体系。

(4)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有自身的监管机制以及供应链整体拥有系统的大监管制度。以确保在农产品供应链中,实现全过程无缝监管,各消费过程中能自觉消除违法行为。

(5)在农产品供应链的现有的部分企业中,已有信息管理系统(如ERP等)。在平台设计过程中,提供企业已有信息管理系统与本平台的相关数据接口,如XML数据交换、Web Service,以便于平台间数据信息交互,满足企业内部、企业之间对信息共享的要求。

2.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层次

在整个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管理的体系层次中,包括采集农资、种植等数据的硬件层、处理REID等实时数据的服务层、存储包含产品、生产、业务等信息的数据层和提供各种业务的应用层。体系层次如图2所示。

硬件层主要包括RFID、传感器等,位于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的底层,主要是将农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信息传递给应用程序处理。应用层包括生产企业(农户等)、加工企业、流通企业、批发、零售所涉及的企业,政府部门和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查询监管,以及企业内部应用。

3 物联网为农产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完善提供技术保证

3.1 物联网环境下农产品安全无缝监管

若要对农产品安全进行无缝监管,必须对其各个环节进行物联网覆盖。和农场主、生产加工商、批发零售商等建立一定的联系,并得到各方的配合,以上都是建立农产品安全监管机制所必要的。本节针对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的流程,详述物联网环境下农产品安全无缝监管机制的建立过程。

生产环节如图3所示:(1)设置大量的传感器节点在生产地点中,为农民提供种植环境中精准的温度、湿度等种植信息,农民以操作、监控等手段取代传统种植中全凭感觉进行浇水、施肥等工作。(2)利用物联网技术为生产种植出来的农产品进行自动标识,并生成RFID标签,记录农产品的静态属性和动态属性。农产品RFID标签的自动生成技术可以为农产品在各环节中的信息传递奠定基础。

加工环节如图4所示:(1)读取生产环节中生成的RFID标签,记录产品信息,准备相应的加工程序,并记录上一环节的信息至信息处理中心。(2)在加工过程中,利用传感器等设备严格控制化学品的添加、加工顺序等信息,并设置监控设备对加工过程进行全程监控,相关记录反馈到信息处理中心。(3)在农产品加工完成后,更新RFID标签,加入加工环节中农产品的相关信息。

流通环节包括仓储部分以及运输部分,分别如图5、图6所示:(1)在仓储部分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是当农产品到达仓库后,在RFID标签中记录入库时间及货物信息;然后监测仓库环境中温度、湿度、气体等数据,并实时传输结果到仓管人员处,仓管人员对仓库环境或者货物位置进行调整,并利用监控设备观测仓储全过程;最后出库时在RFID标签中新增出库时间,并检测有无在仓储过程中对农产品有任何的添加化学品或者农产品是否维持原状态。(2)在运输部分中,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通常是在运送过程中保存条件不合格造成变质或者司机不在规定时间内运送完成造成变质。物联网技术在运输部分的应用是在运输前记录RFID标签信息;运用传感器感知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质量状况及储藏环境,并利用GIS技术监测司机是否毫无缘由就在运输路线上偏差很大;最后在运输完成后对货物记录RFID信息,包括运输时间、运输距离、运输责任人等信息。

批发、零售环节分别如图7、图8所示:(1)在农产品批发环节中,目前存在市场信息不全面、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导致买家只能退而求其次购买低价格的产品,而质量好的产品反而滞销。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可能性:由于在生产、加工、流通环节中,农产品带有相关的RFID标签,上面记载了相关的农产品信息,当农产品处于生产、加工、流通环节时,买家就可以通过扫描RFID标签,从物联网信息储存与处理中心了解农产品的信息,作为决策参考。在买家决定好后,无论农产品处于哪一个环节,买家均可以下订单购买农产品,避免了传统批发市场上买家信息薄弱的情况。(2)在农产品零售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农产品在货架上的变质以及卖家篡改农产品信息。物联网技术为此问题提供解决的可能性:利用传感器对货架上的农产品进行监测并记录,超过特定值时发送信息到后台并提出警报;消费者可以从农产品上的RFID标签向信息储存与处理中心了解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及所含物质,同时也可以了解卖家是否隐瞒了产品信息。

除了上述对供应链各个环节进行物联网覆盖外,各个环节之间的信息沟通也必不可少。在生产环节当中,当农产品生产完成后自动生成的RFID标签中带有农产品生产过程、添加化肥剂量、添加农药剂量、受到过哪些自然影响等信息,在生产环节完成后就会把RFID标签中的信息记录入信息储存与处理中心,这时供应链环节中的所有后续环节均可以在信息中心处查询到农产品此时的信息;到达加工环节后,RFID标签会更新农产品接受了何种工序的加工,其中的添加剂及化学品的信息均更新到其中,而生产环节的人员及流通、批发、零售环节的人员亦均可以从信息中心查询到农产品当前的状态及属性信息;在流通环节中,当前的信息亦会更新到RFID标签中,其他环节都可以在信息中心查询到,而并不是单纯的RFID标签的信息只能在上下环节中传递。同时,外界的联系还包括来自企业自身信息系统的交互。相关的信息沟通过程如图9所示。

3.2 物联网环境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和召回体系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既可以减少生产者因食品质量安全引发的恐慌,激励生产者提供质量更有保证的食品,又能提升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19]。

要利用物联网技术对农产品质量信息进行精确的溯源,就需要将在供应链的每个环节中收集到的必要信息转化为RFID标签信息,并保存其电子档案至数据库中心。在消费者购买农产品商品时,可以查询农产品上的RFID标签信息;若农产品质量有问题,可交由相关政府部门处理,对农产品进行信息追溯,追究有质量安全问题的农产品企业。

农产品质量信息溯源所运用的信息数据库中心与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处理与储存中心相连,农产品信息溯源数据库中心可以提取信息处理与储存中心的数据,以此作为农产品质量信息的源头———为了农产品信息溯源的顺利展开,信息数据库中心需要以下的几种数据:(1)生产环节的有机物投放记录、农药喷施记录、虫害记录、生产环境(温度、光度、湿度、CO2浓度等)数据记录、种植人员管理信息记录;(2)加工环节的原材料数据记录、加工环境数据记录、加工工序记录、化学品添加种类和添加量记录、包装材料记录、成品数量记录;(3)流通环节中入库农产品数量记录、储存环境数据记录、储存时间记录、出库农产品数量记录、运输环境记录、运输时间记录、运输车辆、人员记录、运输损坏情况记录;(4)批发环节和零售环节的商品储存环境记录、储存时间记录、销售记录、商品上的RFID标签信息追溯编码管理信息记录。

农产品信息溯源数据库中心还可以实现为在商场购买了农产品的消费者提供实时的RFID标签信息查询的功能,同时消费者能够随时随地运用各种通信方式查询RFID标签信息。政府部门和农产品行业机构也可以利用农产品信息溯源数据库中心查询农产品商品上的RFID标签信息。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农产品信息溯源数据库记录的信息非相关工作人员没有权限进行管理,相关工作人员对信息的管理为记录、排序、纠错,并无权限对信息进行修改和删除或虚假记录,以此保证农产品信息对外界的公开和公正。相应的农产品信息溯源数据库中心功能如图10所示。

信息收集端把数据库中心的信息转化为RFID标签信息,再运用RFID打印设备生产可识别的RFID标签,粘贴到农产品商品上,让外界了解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环节的全方位信息,并作为农产品信息溯源的基础。

这个过程从生产环节开始在农产品上粘贴一个带存储器的RFID标签,之后在加工、流通环节中继续写入必须让外界知晓的农产品信息,如:生产地、生产环境、添加化学品、加工方式等。消费者和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查询;又或者在消费者发现农产品商品不合格的时候,就可以向食品监管部门举报,食品监管部门就可以根据农产品商品上的RFID标签的信息对农产品进行溯源。溯源开始,可以在农产品信息溯源数据库中心迅速查询到农产品的相关信息如农产品原产地、产品销售地和责任人,同时,不仅可以找到出现问题的农产品供应链环节,还可以迅速做出相应的措施,对有问题的环节进行改进以及对有问题的农产品进行追查和下架,尽量减少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和健康损害。

农产品的信息溯源是农产品供应链的管理溯源,结合了物联网技术,系统地记录了农产品在供应链所有环节上的必要信息,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来看,使得各环节企业的责任清晰明确,再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搭建的农产品信息溯源数据库中心,把基于物联网覆盖全过程的农产品供应链溯源管理由理论变为可操作的实际流程,相关的流程如图11所示。

同时,农产品具有其他产品所不具备的特性:一旦被消费,即使有质量问题也无法追回。怎样避免召回无门的情况?我们利用物联网对其召回体系进行思考。通过前面所讲述的溯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问题出处、责任人等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将农产品召回和溯源体系相结合。

4 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预警体系

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提前预防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在农产品供应链中对农产品问题“防范于未然”也是必要的。

4.1 我国当前农产品预警制度尚存问题

4.1.1 监测主体不明确。

我国从事农产品供应链信息收集的部门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相关的农产品数据信息处理与储存中心,使信息的采集的分析预测在各政府部门间有明确分工,也明晰了责权,减轻了市场的负担。

4.1.2 信息采集标准未建立。

农产品信息收集无统一标准是我国农产品市场监控工作的一大难题,相对比欧美日等信息收集、储存、转换发展较成熟的国家,对农产品的种类、包装、规格等都有明确规定,采集信息时间固定,我国亟需有国家和地方的标准出台,并对收集和储存信息、上报频率和时间进行明确规定,保证信息收集效率。

4.1.3 我国信息发布的机制尚在起步阶段。

农产品质量信息预警和信息追溯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和市场各方面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目前我国信息发布的机制尚不健全,仍处于初级起步阶段。

4.1.4农产品质量信息预警体系上尚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

我国农产品市场监测主客体不明、缺少信息收集标准、信息没有秩序、政府部门公信力差等问题的根源是农产品质量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无法可依,仅仅依靠政府部门一两次的对外报告不能保证市场监测预警正常运行。借鉴国外的经验,国外发达国家对于市场监测统计在其专门的法律中得到了体现和保障,我国也同样需要依靠法律来明确市场监测主体、提供信息的重要性、发布信息的时间和频率、市场监控主体、市场调控主体和方式等等。

4.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预警

随着国家的技术水平不断发展,农产品供应链也会逐步地信息化,环节与环节的衔接之间有RFID标签记录当前农产品的信息,并且在环节当中设置了大量的传感器,两者为供应链环节当中的企业、政府和行业机构、消费者提供大量信息,而当中的部分功能就是为环节外的其他成员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预警。

(1)基于物联网RFID技术,存在于农产品供应链各个环节的RFID标签,可以为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提供全面的监督信息。在农产品供应链的每个环节开始以及结束时,在农产品上贴上或更新RFID标签,而更新RFID标签时,其中所记录信息将会录入到信息处理与储存中心。而录入信息时,系统将会把收集到的农产品质量信息输入到预警系统,当中的信息由计算机系统和专业工作人员进行检查,与相关数据比较后得到此批农产品的风险信息,并判断此批农产品是否存在风险以及决定风险的等级,最后把风险信息传送到相关部门及消费者处;

(2)RFID标签的应用确实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预警的一大利器,但在预警方面,RFID标签依然存在短板,因为RFID标签只能提供阶段性信息,有可能造成发现问题较迟的情况。因此,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功能上,应把RFID标签和传感器两者相互结合,得到农产品动态性信息和阶段性信息。比如:在农产品储存环节和流通环节发生的变质问题,在零售环节中放置于货架上的农产品商品变质等问题将可以得到提前预警,并通知相关工作人员或政府部门对有质量安全问题的农产品进行处理并告知消费者;

(3)在得到风险警告后,利用物联网后台云计算技术及企业自身信息资源,对当前风险定义其等级,并针对相关的风险等级通知相关部门以制定相应的拯救措施,并记录相关部门对风险预警的反应及所做出的相应针对措施,避免各部门之间责任不清晰或政府部门对相关事件的监督不到位时难追究相关责任的情况。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预警如图12所示。

5 总结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