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性质（精选5篇）
案件性质 篇1
近年来不少上访的案件是由于技术人员在现场勘查时工作不细致, 做出的对案件性质的判断不能让受害人信服造成的。因此在当前的社会形势和执法环境下, 现场勘查在公安工作中的作用尤为重要。下面我就近期发生的两个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
案例一:2012年6月4日, 在我市某大型超市密闭消防通道内发现一具尸体, 系一女性、全身赤裸且高度腐败, 现场遗留死者衣物、手提包等物品, 但未发现现金、手机等贵重物品。现场的种种表象表明这或是一起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因死者的特殊身份, 家属将此事闹得报纸、网络上纷纷扬扬。但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侦察实验和尸体检验, 结合现场走访等证据, 果断的排除了刑事犯罪的可能性。通过调取的监控视频也证实了技术人员的判断。该女子系因精神异常和视力缺陷, 误入消防通道, 被电磁消防门关在通道内, 最终死亡。
案例二、2012年6月23日我局接到报警称:X小区内的一名男性在自己家中自杀死亡, 请求派出所到场见证。派出所出警后, 立即将该情况通报刑警大队。我侦技人员赶到现场, 并听取了死者父亲和弟弟的介绍:死者男性, 38岁, 长期酗酒, 今天下午酒后称不想活了, 用电饭锅的电源线将自己勒死, 后被其妻发现, 遂报警。现场二室一厅一卫, 给人的初步印象是乱而有序, 未见有打斗和打扫处理过的迹象。经过进一步现场勘查、尸表检验, 技术人员在现场提取了死者妻子从其脖颈处取下的电源线, 固定了死者脖颈后部的勒痕 (勒痕有交叉) 和背部的“Ο”型和“≡”型组合的压痕, 根据提取到的痕迹物证, 技术人员在第一时间果断判断这并非如家属说的是一起自杀事件, 而是一起涉嫌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最终在对死者妻子的第二次讯问中, 死者妻子面对现场扎实的证据如实供述了因家庭琐事, 将丈夫推到在地, 骑在后背使用电源线将受害人勒死的犯罪事实。面对这一铁的事实, 死者父亲和其他家属都称没想到, 相反, 如果没有公安机关侦技人员扎实的证据意识, 而按死者家属一致认同的说法进行处理, 死者的亡灵将永无昭雪之日。
案情分析:案例一中女尸赤裸, 现场凌乱, 身边虽有钱包, 但未发现一分钱和其他贵重财物, 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很有必要从强奸、抢劫杀人的角度勘查现场, 但任何站的住脚的理由都得找到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 这就要求我们不要盲目勘查现场, 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巡视现场, 结合现场调查, 进行有目的、有重点的现场勘查, 同时要对现场进行拍照、录像, 全面固定现场证据, 提取死者指纹、足迹、DNA检材, 与现场墙面、地面及消防门上留下的指纹、足迹、工具痕迹进行比对, 认定同一。用证据解释现场勘查、调查走访中出现的矛盾点。
案例二中情况刚好相反, 死者家属一致认同自杀的观点, 同时现场也凌而不乱, 死者姿态自然, 未显示有打斗迹象和打扫处理的迹象。但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 发现固定了死者脖颈后的交叉勒痕和背后的压痕等证据, 与调查走访的情况形成尖锐的矛盾点, 从而否定了死者自杀的说法。所以, 作为技术人员应猎取各方面的专业知识, 充分了解案情, 有重点和针对性的进行现场勘查, 提取固定现场证据, 对于出现的矛盾点, 要找到扎实的证据果断予以否定, 从而为案件性质的定性打下坚实的证据基础。
现场勘查作为刑事诉讼法赋予公安机关的权利和义务, 对于准确判断案件性质、正确分析犯罪过程和犯罪心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决定着司法程序的启动与否, 整个司法诉讼程序都依赖于现场现场中提取固定到的证据, 因此, 作为司法程序载体的“证据”是指导我们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工作的最终目标, 同时我们技术人员头脑中的“证据意识”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案件性质 篇2
要（全文）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法[2015]291号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继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继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见》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加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7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组织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的主管副院长、刑事审判庭负责同志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关于不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关文件、领导讲话和周强院长对会议所作的重要批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南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就如何加强扫黑除恶审判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并对当前审判工作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归纳整理，对如何进一步明确和统一司法标准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2009年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09年《座谈会纪要》)对于指导审判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且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均有修改，因此，对于一些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但2009年《座谈会纪要》未作规定或者有关规定尚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的问题，确有必要及时加以研究解决。经过与会代表的认真研究，会议就人民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时遇到的部分政策把握及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形成了共识。同时，与会代表也一致认为，本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是对2009年《座谈会纪要》的继承与发展，原有内容审判时仍应遵照执行；内容有所补充的，审判时应结合执行。纪要如下。
一、准确把握形势、任务，坚定不移地在法治轨道上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一）毫不动摇地贯彻依法严惩方针 会议认为，受国内国际多种因素影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跃、多发的基本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此类犯罪组织化程度较高，又与各种社会治安问题相互交织，破坏力成倍增加，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黑社会性质组织还具有极强的向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渗透的能力，严重侵蚀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继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严格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始终保持对于此类犯罪的严惩高压态势。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要依法加大资格刑、财产刑的适用力度，有效运用刑法中关于禁止令的规定，严格把握减刑、假释适用条件，全方位、全过程地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
（二）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应当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依照法律规定，根据具体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认罪悔罪态度等因素充分体现刑罚的个别化。同时要防止片面强调从宽或者从严，切实做到区别对待，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伞”，要依法从严惩处。根据所犯具体罪行的严重程度，依法应当判处重刑的要坚决判处重刑。确属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也必须坚决判处。对于不属于骨干成员的积极参加者以及一般参加者，确有自首、立功等法定情节的，要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具有初犯、偶犯等酌定情节的，要依法酌情从宽处理。对于一般参加者，虽然参与实施了少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但系未成年人或是只起次要、辅助作用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三）正确把握“打早打小”与“打准打实”的关系 “打早打小”，是指各级政法机关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集团、“恶势力”团伙及早打击，绝不能允许其坐大成势，而不应被理解为对尚处于低级形态的犯罪组织可以不加区分地一律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处理。“打准打实”，就是要求审判时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准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判处刑罚。对于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标准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依照刑法中的相关条款处理，从而把法律规定落到实处。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发展一般都会经历一个从小到大、由“恶”到“黑”的渐进过程，因此，“打早打小”不仅是政法机关依法惩治黑恶势力犯罪的一贯方针，而且是将黑社会性质组织及时消灭于雏形或萌芽状态，防止其社会危害进一步扩大的有效手段。而“打准打实”既是刑事审判维护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扫黑除恶工作实现预期目标的基本前提。只有打得准，才能有效摧毁黑社会性质组织；只有打得实，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惩治力度。“打早打小”和“打准打实”是分别从惩治策略、审判原则的角度对扫黑除恶工作提出的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对于二者关系的理解不能简单化、片面化，要严格坚持依法办案原则，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既不能“降格”，也不能“拔高”，切实防止以“打早打小”替代“打准打实”。
（四）依法加大惩处“保护伞”的力度个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不仅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滋生、蔓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会使此类犯罪的社会危害进一步加大。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认识“保护伞”的严重危害，将依法惩处“保护伞”作为深化扫黑除恶工作的重点环节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正确运用刑法的有关规定，有效加大对于“保护伞”的惩处力度。同时，各级人民法院还应当全面发挥职能作用，对于审判工作中发现的涉及“保护伞”的线索，应当及时转往有关部门査处，确保实现“除恶务尽”的目标。
(五）严格依照法律履行审判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的颁布实施以及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正，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惩处黑恶势力犯罪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也对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以审判为中心，进一步增强程序意识和权利保障意识，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独立行使审判职权，并要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原则，依法排除非法证据，通过充分发挥庭审功能和有效运用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切实把好事实、证据与法律适用关，以令人信服的裁判说理来实现审判工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同时，还应当继续加强、完善与公安、检察等机关的配合协作，保证各项长效工作机制运行更为顺畅。
二、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一）认定组织特征的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存续时间的起点，可以根据涉案犯罪组织举行成立仪式或者进行类似活动的时间来认定。没有前述活动的，可以根据足以反映其初步形成核心利益或强势地位的重大事件发生时间进行审査判断。没有明显标志性事件的，也可以根据涉案犯罪组织为维护、扩大组织势力、实力、影响、经济基础或按照组织惯例、纪律、活动规约而首次实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时间进行审査判断。存在、发展时间明显过短、犯罪活动尚不突出的，一般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有一定规模，人数较多，组织成员一般在10人以上。其中，既包括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但尚未归案的组织成员，也包括虽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但因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因其他法定情形而未被起诉，或者根据具体情节不作为犯罪处理的组织成员。
黑社会性质组织应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并有比较明确的层级和职责分工，一般有三种类型的组织成员，即：组织者、领导者与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也即“其他参加者”）。骨干成员，是指直接听命于组织者、领导者，并多次指挥或积极参与实施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长时间在犯罪组织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属于积极参加者的一部分。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应当结合制定、形成相关纪律、规约的目的与意图来进行审查判断。凡是为了增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性、隐蔽性而制定或者自发形成，并用以明确组织内部人员管理、职责分工、行为规范、利益分配、行动准则等事项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约定，均可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受蒙蔽、威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后仅参与少量情节轻微的违法活动的，也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以下人员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1.主观上没有加入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受雇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社团工作，未参与或者仅参与少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2.因临时被纠集、雇佣或受蒙蔽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提供帮助、支持、服务的人员；3.为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而临时雇佣、收买、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上述人员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具体犯罪处理。对于被起诉的组织成员主要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定性时应当结合“四个特征”审慎把握。
（二）认定经济特征的问题“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获取的，足以支持该组织运行、发展以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经济利益。包括：1.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资产；2.有组织地通过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的资产；3.组织成员以及其他单位、个人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资产。通过上述方式获取的经济利益，即使是由部分组织成员个人掌控，也应计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实力”。
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应具有的“经济实力”在20-50万元幅度内，自行划定—般掌握的最低数额标准。是否将所获经济利益全部或部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是认定经济特征的重要依据。无论获利后的分配与使用形式如何变化，只要在客观上能够起到豢养组织成员、维护组织稳定、壮大组织势力的作用即可认定。
（三）认定行为特征的问题涉案犯罪组织仅触犯少量具体罪名的，是否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要结合组织特征、经济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综合判断，严格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包括非暴力性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始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基本手段，并随时可能付诸实施。因此，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一般应有一部分能够较明显地体现出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基本特征。否则，定性时应当特别慎重。
属于2009年《座谈会纪要》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但确与维护和扩大组织势力、实力、影响、经济基础无任何关联，亦不是按照组织惯例、纪律、活动规约而实施，则应作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处理。
组织者、领导者明知组织成员曾多次实施起因、性质类似的违法犯罪活动，但并未明确予以禁止的，如果该类行为对扩大组织影响起到一定作用，可以视为是按照组织惯例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
（四）认定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的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所控制和影响的“一定区域”，应当具备一定空间范围，并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既包括一定数量的自然人共同居住、生活的区域，如乡镇、街道、较大的村庄等，也包括承载一定生产、经营或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区域，如矿山、工地、市场、车站、码头等。对此，应当结合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口数量、流量、经济规模等因素综合评判。如果涉案犯罪组织的控制和影响仅存在于一座酒店、一处娱乐会所等空间范围有限的场所或者人口数量、流量、经济规模较小的其他区域，则一般不能视为是对“一定区域”的控制和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所控制和影响的“一定行业”，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存在的同类生产、经营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多次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黄、赌、毒等非法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同样符合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的要求。
2009年《座谈会纪要》明确了可以认定为“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八种情形，适用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第1种情形中的“致使合法利益受损的群众不敢举报、控告的”，是指致使多名合法利益遭受犯罪或者严重违法活动侵害的群众不敢通过正当途径维护权益；第2种情形中的“形成垄断”，是指可以操控、左右、决定与一定行业相关的准入、退出、经营、竞争等经济活动。“形成重要影响”，是指对与一定行业相关的准入、退出、经营、竞争等经济活动具有较大的干预和影响能力，或者具有在该行业内占有较大市场份额、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在该行业内敛财数额巨大（最低数额标准由各高院根据本地情况在20-50万元的幅度内自行划定）、给该行业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其他单位、组织、个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等情节之一；第3、4、5种情形中的“造成严重影响”，是指具有致人重伤或致多人轻伤、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敛财数额巨大（数额标准同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情节之一；第6种情形中的“多次干扰、破坏国家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以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工作秩序”，包括以拉拢、收买、威胁等手段多次得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或纵容，或者多次对前述单位、组织中正常履行职务的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情形；第7种情形中的“获取政治地位”，是指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一定职务”，是指在各级党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担任具有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职权的职务。根据实践经验，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2009年《座谈会纪要》规定的八种情形一般不会单独存在，往往是两种以上的情形同时并存、相互交织，从而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审判时，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特点，准确认定该特征。
“四个特征”中其他构成要素均已具备，仅在成员人数、经济实力规模方面未达到本纪要提出的一般性要求，但已较为接近，且在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方面同时具有2009年《座谈会纪要》相关规定中的多种情形，其中至少有一种情形已明显超出认定标准的，也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三、关于刑事责任和刑罚适用
（一）已退出或者新接任的组织者、领导者的刑事责任问題 对于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经退出的组织者、领导者，或者在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之后逐步发展成为组织者、领导者的犯罪分子，应对其本人参与及其实际担任组织者、领导者期间该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
（二）量刑情节的运用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适用《刑法》笫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从轻处罚：1.如实交代大部分尚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2.如实交代尚未被掌握的较重的同种犯罪事实；3.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并对收集定案证据、査明案件事实有重要作用的。
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配合司法机关査办案件，有提供线索、帮助收集证据或者其他协助行为，并在侦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主要成员、追缴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所得、查处“保护伞”等方面起到较大作用的，即使依法不能认定立功，一般也应酌情对其从轻处罚。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以及“保护伞”协助抓获同案中其他重要的组织成员，或者骨干成员能够检举揭发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原则上依法应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组织者、领导者检举揭发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有关联的其他犯罪线索，如果在是否认定立功的问题上存在事实、证据或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应当严格把握。依法应认定为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的，在决定是否从宽处罚、如何从宽处罚时，应当根据罪责刑相一致原则从严掌握。可能导致全案量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宽处罚。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应当通过判处和执行民事赔偿以及积极开展司法救助来最大限度地弥补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损失。被害人及其亲属确有特殊困难，需要接受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被告人赔偿并因此表示谅解的，量刑时应当特别慎重。不仅应当査明谅解是否确属真实意思表示以及赔偿款项与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所得有无关联，而且在决定是否从宽处罚、如何从宽处罚时，也应当从严掌握。可能导致全案量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宽处罚。
（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问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可以适用《刑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因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积极参加者，也可以适用该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四）财产刑的适用问题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依法应当并处没收财产。黑社会性质组织敛财数额特别巨大，但因犯罪分子转移、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拒不交代涉案财产来源、性质，导致违法所得以及其他应当追缴的财产难以准确查清和追缴的，对于组织者、领导者以及为该组织转移、隐匿资产的积极参加者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于确属骨干成员的积极参加者一般应当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于其他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应当根据所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次数、性质、地位、作用、违法所得数额以及造成损失的数额等情节，依法决定财产刑的适用。
四、关于审判程序和证据审查
（一）分案审理问题为便宜诉讼，提高审判效率，防止因法庭审理过于拖延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被告人人数众多，合并审理难以保证庭审质量和庭审效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可分案进行审理。分案应当遵循有利于案件顺利审判、有利于査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公正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确保有效质证、事实统一、准确定罪、均衡量刑。对于被作为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起诉的被告人，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重大犯罪的共同作案人，分案审理影响庭审调查的，一般不宜分案审理。
（二）证明标准和证据运用问题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应当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侦查取证难度大，“四个特征”往往难以通过实物证据来加以证明。审判时，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与认定。在确保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取证合法、内容真实，且综合全案证据，已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认定案件事实。
（三）法庭举证、质证问题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时，合议庭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有效引导控辩双方举证、质证。不得因为案件事实复杂、证据繁多，而不当限制控辩双方就证据问题进行交叉询问、相互辩论的权利。庭审时，应当根据案件事实繁简、被告人认罪态度等采取适当的举证、质证方式，突出重点；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应单独举证、质证。为减少重复举证、质证，提高审判效率，庭审中可以先就认定具体违法犯罪事实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对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时，之前已经宣读、出示过的证据，可以在归纳、概括之后简要征询控辩双方意见。对于认定组织特征、经济特征、非法控制特征（危害性特征）的证据，举证、质证时一般不宜采取前述方式。
（四）对出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问题人民法院受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后，应当及时了解在侦査、审査起诉阶段有无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确保相关保护措施在审判阶段能够紧密衔接。开庭审理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出庭作证，本人或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应当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必要时，可以进行物理隔离，以音频、视频传送的方式作证，并对声音、图像进行技术处理。有必要禁止特定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以及需要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的，应当及时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协调，确保保护措施及时执行到位。依法决定不公开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的，应当在开庭前核实其身份。证人、鉴定人签署的如实作证保证书应当列入审判副卷，不得对外公开。
五、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相关问题
（一）涉案财产的处置问题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时，对于依法査封、冻结、扣押的涉案财产，应当全面审查证明财产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大小的有关证据，调查财产的权属情况以及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财物。属于下列情形的，依法应当予以追缴、没收：1.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发展过程中，该组织及其组织成员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以及合法获取的财产中实际用于支持该组织存在、发展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部分；2.其他单位、个人为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发展以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资助或提供的财产；3.组织成员通过个人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所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以及供个人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4.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组织成员个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5.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
案件性质 篇3
关键词：法医损伤学,摩托车,交通事故,损伤机制
一、案例资料
(一) 简要案情
2015年6月10日晚, 某乡镇村民戴某某驾驶一辆无牌照两轮摩托车在驶出该乡镇后的一段村路上死亡, 死者戴某某头部有伤, 摩托车有损坏, 其家属报警要求公安机关查明死亡原因, 确定是否为其它车辆碾压或者撞击致死。交警事故处理民警接警后赶赴现场进行勘查, 经勘查, 现场只有一辆倒在路边的摩托车, 死者距离摩托车较近, 倒在摩托车的后部, 在现场前方较远处有类似人体脑组织一块, 摩托车前部有损坏, 但不严重;当时天气刚刚下过暴雨, 路面的一些痕迹物证已经缺失, 因距离乡镇较远, 周围又没有目击证人和监控探头等, 是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还是单方事故, 性质一时难以确定。
(二) 现场从新勘验
第二天天亮后, 对现场进行从新勘验, 看是否可以发现一些新证据, 此次勘验人员新增法医和刑事技术人员;现场路面为沙石路面, 凹凸不平, 法医真对生物物证进行勘验, 发现人体部分脑组织距离中心现场有24m, 尸体距离摩托车有1.5m, 因雨大现场血迹已经被冲刷掉了, 现场没有遗留其它车辆的碎片等证据;现场摩托车没有刹车印痕, 也没有摩托车与地擦划痕, 摩托车左侧着地, 经勘查, 摩托车倒地后没有移位;摩托车前轮有损坏, 前大灯处损坏较轻。
(三) 对尸体进行检验
死者尸长168cm, 前额部偏右侧有两处距离约5cm的纵行裂创, 创口为4X2cm裂创, 创缘整齐, 创内有锐利的颅骨碎片, 另一处为5X3cm挫创, 创缘处有挫伤缘, 创腔深达脑内, 此处脑组织挫碎部分缺失, 右侧颅骨粉碎性骨折较严重, 左侧颅骨多为线状骨折, 眶骨、鼻骨骨折。颜面部、上胸部有小片状皮肤挫伤。右上臂内侧见皮下出血, 双手及右足背侧见小片挫伤。死者衣着没有与地面接触的挫擦痕及锐器损伤痕迹, 仅在右衣袖腋窝处衣缝开裂。
(四) 对摩托车进行检验
摩托车前轮弯曲变形, 有撞击痕, 前减震向后弯曲变形, 前大灯及前导流罩部分破损, 左侧后视镜损坏。
二、讨论
根据现场勘验, 车辆检验, 尸体检验, 综合分析认为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事故。其理由:
(一) 摩托车驾驶员戴某某死亡原因主要为颅脑损伤死亡, 损伤主要集中在头部, 并以右侧头部为重, 额部两处创口, 一处较锐, 其内有锋利的粉碎颅盖骨所致;另一处创缘有挫伤缘, 应为撞击在有突出物的车辆上所致, 并深达颅腔内、在运动过程中带出部分脑组织, 车辆因天气下雨及行驶过程中, 将脑组织掉落在远离中心现场的路面上。死者的损伤主要集中在尸体的右侧, 说明在相撞的瞬间, 死者有躲闪的动作;死者的损伤经检验分析后认为可以一次形成, 没有其他致伤物所致损伤, 排除他杀的可能。另外, 死者尸体上没有检到与地面接触形成的大面积挫擦伤, 现场亦没检到与尸体相接触的地面突出物, 结合对摩托车的勘验, 可以排除单方事故的可能。
(二) 根据对戴某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的勘验, 该车的损坏部位主要集中在车辆的前部, 以较突向前的前轮及前减震损坏严重, 前大灯及前导流罩损坏较轻;根据现场重建, 找来当地经常过往的大货车与大型农用运输车, 经过实验, 研究摩托车的撞击部位及摩托车驾驶员的坐高, 可以推定肇事车辆应该是一辆大型货车或较大的农用运输车, 并且车辆后部应该有造成人体头部损伤的突出物, 车尾下部应当有阻止摩托车前轮前进的后护杠或悬挂的轮胎等障碍物;综合分析认为两轮摩托车应该发生的是一起追尾事故;结合现场勘验, 摩托车没有与地面的擦划痕迹, 亦没有制动痕, 摩托车驾驶员与摩托车基本在同一位置, 在撞击的瞬间基本没有发生移位[2], 说明逃逸货车的行驶速度应该较慢或者处在停驶状态, 而摩托车行驶速度可能较快, 以致于造成两轮摩托车驾驶员当场死亡的后果。
(三) 案件侦破后, 逃逸的肇事车辆为一辆无牌照重型半挂货车, 车尾部有明显的防撞突出物及后护杠, 并在突出物上通过技术手段提取到生物物质[1]与死者DNA同一。案情:经调查, 摩托车驾驶员饮酒后驾驶两轮摩托车回家途中, 因夜晚天下暴雨视线不清, 与前方一辆停驶的大货车相撞, 致摩托车驾驶员当场死亡;肇事驾驶员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心生畏惧, 听见撞击声后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没有急时对摩托车驾驶员施救, 而驾驶车辆逃离现场。肇事驾驶员归案后对事故经过供认不讳并接受法律的制裁, 同时积极与受害人协商赔偿事宜。本次肇事逃逸事故是通过法医对现场的勘验分析并结合尸体的损伤特征才得以顺利侦破。
参考文献
[1]谢润红, 郑立, 周丽敏等.摩托车驾乘人员损伤特点的法医学分析[J].中国法医学杂志, 2007, 22 (5) :331-332.
案件性质 篇4
一、鉴定结论在案件证据中的性质
一直以来,对商标权人出具的鉴定结论在案件证据中的性质都存在着不同的争议,并且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认识上差别很大。在理论上存在三种可能:一是属于鉴定结论,二是属于书证,三是属于证人证言。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因为:(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1条第1款第(六) 项的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而在实际商标案件查处中商标权人出具的鉴定报告并不能提供鉴定真假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等事项,因此不具备鉴定结论的基本要求。(2)从制作证据的目的看,书证制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陈述事实,而不是为了处理案件中的相关事宜而给出某种判断性意见。但是,商标权人鉴定报告制作的目的恰恰是提供对于涉案产品真伪的判断性意见,以便行政机关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因此从证据制作目的来看,它不符合书证的特点。 (3)证人证言,是指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向行政机关办案人员所作的有关案件部分事实或者全部事实的陈述。从本质上看,商标权人是作为知道案件部分真实情况的一个证人, 就案件事实中的关键之一即涉案产品真伪情况向行政机关作出陈述,并说出自己的理由,附上相关的证据。因此它符合证人证言的特点。(4)司法实践中有将商标权人出具的鉴定报告认定为证人证言的案例。如广东省高院在上海华谊(集团)公司诉李建新商标侵权纠纷案就将其认定为“证人证言”的事实。
二、商标权人出具的鉴定结论采信的注意事项
1.鉴定报告必须符合证人证言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1条第1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人证言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1)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2)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3)注明出具日期;(4)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由此可见商标权人提供的鉴定报告应该有商标权人的基本情况、出具的日期、商标权人的签名或盖章、商标权人的身份证明(如营业执照等)、商标注册证。属于委托鉴定的还应有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目前许多厂家都将商标维权事宜委托给外部的打假公司(以律所和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为主),并且授权其进行产品真假鉴定,那么对于这些打假公司提供的鉴定报告要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2.行政执法机关要严格执法办案程序,确定被鉴定商品抽样程序与鉴定报告的送达程序合法合规。商标局《关于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及标识鉴定有关问题的批复》(商标案[2005] 第172号)规定:“在查处商标违法行为过程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委托商标注册人对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及商标标志进行鉴定,出具书面鉴定意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鉴定者无相反证据推翻该鉴定结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该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由此可见,在商标案件的查处中,只有在被鉴定者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工商机关才能将该鉴定报告作为证据进行采纳,因此将鉴定报告送达被鉴定者听取他们的意见就显得必不可少。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行政诉讼中因原告提供的证据被采纳而导致败诉的可能。
3.虽然商标权人出具的鉴定报告在商标侵权案件的认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能作为唯一的证据,应通过分析证据与案情的具体联系,此证据与彼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关系或者一致关系,最终形成互相印证的证据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1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商标权人与被鉴定人存在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仅凭商标权人的鉴定报告不能认定权侵行为的发生,必须还应有其他一些互相印证的证据。除此之外,应当允许行政相对人(商标侵权人)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或提供反证。质证是审查认定证据的一个重要手段,工商机关应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质证理由和证据,对提出的反证应当认真核实,审查分析质证或反证的理由及事实能否成立、能否推翻商标权属人的鉴定结论。经质证或反证事实成立的,就应当否定和排除商标权属人鉴定结论的证明力。
4.工商机关对商标权人鉴定报告的真伪要有清醒的认识。虽然注册商标的所有人与使用人,对其商标标识更具有专业识别性,注册商标权人出具的鉴定报告更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但工商部门应正确对待注册商标权人鉴定报告的法律效力,对涉案标志的判断和认定不应完全依赖商标注册人的意见。在实践中,个别商标权人因为十分关心打击“串货”问题, 对“串货”的关注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假货的关注程度,有时会利用自己的独特身份,出具虚假的鉴定结论,将“串货”鉴定为“假货”。有些是为了排挤竞争对手等不正当目的。个别商标权人受检材、技术、仪器等客观因素影响,也出现过鉴定失真问题。因此在采信上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真正做到去伪存真, 借助可靠的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对当事人的行为准确定性。
三、鉴定报告采信中存在的风险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厂家出具了鉴定报告,其形式要件符合法定要求,就不必管商品是真是假,按照鉴定报告的结论查处不会错,应该站在商标注册人的角度,保护其权益,就是在行政诉讼中败诉其责任也不在工商部门,而在鉴定人。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1)商标侵权的鉴定报告是鉴定而不是认定,工商机关是认定而不是鉴定, 工商机关对涉案标志是否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涉案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有权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认定,无须报请商标主管机关来认定,更不应完全依赖商标注册人的意见。商标注册人的意见,只是证据的一种。鉴定是对物的来源的证明;认定是是否侵权的证明。因此工商机关在案件的查处中就应该负有对众多复杂证据去伪存真的职责。(2)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是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若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证据存在不合法、不真实的情况,那么在法庭上将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最终导致所作出的处罚决定因证据不足而被撤销、变更的风险,当然这种风险也只能由工商机关来承担。例如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八起典型案例之六:温州荣盛贸易有限公司诉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中,法院也明确了在商标侵权行政案件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证据审核义务,一旦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行政机关往往以商标注册人有权鉴定并由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提出抗辩,本案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如果行政机关一味放弃审查职责而径行采纳作为定案证据,不仅不符合证据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公平原则。
摘要：厂家鉴定结论作为商标侵权案件中的一类特殊证据,是认定是否存在商标侵权的关键。严格从证据分类看,该鉴定结论在证据性质上相当于“证人证言”,而非证据法中的鉴定结论,况且在很多商标处罚案件中,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往往也是举报人。如果行政机关一味放弃审查职责而径行采纳作为定案证据,不仅不符合证据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对于商标权人鉴定结论的采信应当秉持审慎的态度,通过建立有效的采信规则来发挥其证明价值。
案件性质 篇5
下面, 笔者将通过对3起案件进行分析, 力求在实证的基础上探求市场监管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对策。
(1) 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犯罪团伙通过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打压、排挤竞争对手, 以法外制度取代法定制度, 形成以垄断为主要形式的非法控制。市场监管者处于相关信息接收的第一顺位, 直接影响相关的防控工作。
案例:自1997年以来, 辽宁大连人衣立纠集一帮无业人员, 成立具有严密组织结构和纪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以托运行业为依托, 在江苏省海门市与通州市相接的三星镇叠石桥市场以及通州市川港镇志浩市场一带称王称霸, 为非作歹, 大肆进行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造成1人重伤、6人轻伤、2人轻微伤, 严重破坏了当地托运行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致使多家与其竞争的托运站倒闭。而衣立则吞并和垄断了海门至武汉、襄樊、重庆等多条托运线路, 牟取了大量钱财。
犯罪升级需要相应的犯罪能力。对普通犯罪团伙而言, 要升格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经济实力的壮大是一个必要条件。一般来说, 我国现阶段的普通犯罪团伙成员大多为有前科劣迹者、低学历低技能、社会资源占有少的社会闲散人员, 由于缺乏先进技术、经验等手段而难以在与商业对手的正当竞争中取胜。在这一竞争过程中较普遍的会出现一个由一般性治安违法案件 (如殴打他人) 发展到出现故意杀人、绑架等恶性刑事案件的区域性社会治安局势恶化的过程。若无司法、行政力量公正和及时的介入, 这一过程就会快速而坚决的进行, 直至法外制度成为新的“正常”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必将会出现诸多反常信息。这些信息的官方第一接收人和处置者往往是相关市场的直接监管者如工商行政人员, 这就决定了这些监管人员是相关信息的重要搜集者和提供者, 若无他们的配合, 公安机关打击此类犯罪以及相应的预防工作都将会被严重滞肘。因此, 市场监管工作是决定上述恶变过程能否被阻断的重要因素。
(2) 以暴力为主要内容的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重要的敛财手段, 其侵害范围不仅包括合法市场和行业还包括非法市场、行业, 其侵害对象不仅包括一般性经营者, 亦包括非法经营者。
案例:江苏人姜德平从1997年开始, 先后纠集部分刑满释放人员、无业人员和采砂船员, 携带双管猎枪、砍刀、铁棍等凶器, 在长江南京段栖霞、龙潭一带江面出没, 袭击江面上的采砂船, 抢劫钱财。仅1997年10月到1997年底, 他们就作案4起, 劫得人民币38500元。后发展到以暴力驱赶未经其许可的采砂船。从1997年到2001年间, 他们以向采砂船收取“保护费”、“号头费”为名, 诈取船主79万元。
获取非法物质财富是当前我国一般性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预备军”的主要目的。基于这一目的, 任何能满足其犯罪需要的市场和人员都有可能成为其目标, 而合法市场的非法经营者和非法行业的从业人员往往本身即是市场监管工作的打击对象, 市场监管者在其工作中通常只履行其管理和处罚职能而对管理对象的合理诉求没有给予关注, 因而难以将其受害信息予以反映。同时, 由于缺乏介于官方和不法从业者之间的强有力的中间性调控力量, 受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预备军侵害的不法从业者个体往往只能以忍让或者“以暴制暴”作为受害的反应, 从而出现了“渉黑”势力在控制非法行业或市场时如入“无人之境”的局面。
(3) 市场监管工作由于其特殊性, 决定了监管者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预备军的重点腐蚀对象, 从而成为阻碍司法、行政力量及时公正介入前述恶化过程的消极因素, 甚至成为“保护伞”。
案例:1997年至1999年7月, 原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工商所所长顾洋, 接受苟韶荣、丁振新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吃请, 将原本由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收取工商管理费的行政执法权交由韶荣公司行使, 致使其在乌市五运司蔬菜市场、奇台路果品市场内欺压商户、垄断经营, 起到了壮大、巩固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作用。
菲利认为:“犯罪行为的发生绝不是人的自由意识命令的产物, 而完全由于行为人处于某种特定的人格状态和某种促使其必然犯罪的环境之下造成的。”作为市场监管者, 其所面对的工作环境无疑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 长期面对各种方式和程度的贿赂行为, 加上存在种种缺陷的工作制度和法律规定, 这种强烈的致罪型“罪前情景”无疑是导致其形成包庇等犯罪心理的重要外部因素。因此, 设计一套科学严密的法律制度是促使这些监管人员真正成为“渉黑”信息的重要搜集者和司法、行政力量及时公正介入的必要条件。
基于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二个方面来探求问题的对策:
(1) 设立财产刑。“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 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 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其最终目的就是在于牟取丰厚的不法财产性利益, 所以即使对其成员科处长期自由刑, 只要有与其相应的收益归属自己或其组织, 那么抑制其犯罪动机是很困难的。因此, 仅对该组织的成员处以自由刑是难以取得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的效果的。正如法学家帕克认为, 适用刑罚的根据不是矫正, 而是剥夺犯罪能力。他形象地比喻为“剥夺犯罪能力便是矫正这枚硬币的另一面”。
(2) 对于根据特定的社会形势和对社会公益的可能危害程度, 采取不同的策略应对非法行业、市场和一般性违法经营者。对于那些严重危害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的行业、市场, 市场监管部门应该集中力量迅速实施根本性的铲除, 这不仅可以有效维护正常的市场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可以摧毁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及其预备军的重要敛财场所。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不大, 处于政策和法律边缘的, 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主要依托民间行业协会来进行市场监管。民间行业协会具有独特的“稳定器”的作用, 能够具备特殊的协调与监管功能, 而且这也是我国入世后的一大趋势。
摘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形成和发展由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构成, 并且与我们的社会管理工作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 可以说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社会控制机制弱化和缺陷的产物。因而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得到有效落实的前提下, 很容易发现其存在, 以及时常做好防范措施并取得犯罪证据。这样, 黑社会犯罪便失去了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