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精选4篇）

朝贡制度 篇1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清代多元法文化存在的主要原因, 概括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分析并说明清代民族法制中所蕴含的多元法文化的具体样貌, 由此论证文化存在与法制发展的互动性。

关键词：蒙古朝贡法律制度,多元法文化,参汉酌金

一、清代多元法文化的存在

清入关前, “参汉酌金”就已是重要的立法指导思想, 在制定法律时, 不仅要参照汉族优秀法律文化和思想, 而且还要结合本民族社会文化与实践建立法制。如皇太极言:“我国之人, 向者未谙典礼, 故言语书词, 上下贵贱之分, 或未详晰。朕阅古制, 凡上下问对, 各有风别。自今俱宜仿古制行之。”[1]69此处“古制”即指明朝的律法典章。自皇太极起, 满族统治者开始重视以“纲常伦理”与“垂法而治”为一体的中原汉法文化, 立法建制之时即以选择性地取舍满族固有习惯法与有条件地援用明朝汉族国家法为主体趋势。清入关后, 更是把“参汉酌金”的立法指导思想发挥到极致:一是纵深“参汉”力度, 不止以明代法文化为参照, 更以溯及历代汉法典制为依据, 汉法文化日渐沁入清代法文化的核心;二是拓宽“酌金”范围, 这由于清时北有蒙古族逐水而居, 西北有准噶尔虎视眈眈, 西南有西藏为西人垂涎, 这些聚居在西北边陲的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是保证清廷“一统天下”之格局的军事重地与边防要塞。特别是西北蒙古诸部势力的向背直接关系到明末清初时期的满洲贵族与明朝对抗的胜负, 涉及清政权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根基稳定, 关乎着清朝对西藏、青海、回部等西北地区的有力控制, 甚至影响着清廷与朝鲜、俄罗斯等境外势力的关系。因此, “酌金”的范畴不再仅限酌纳满族习惯法文化, 而是注重整合以蒙古诸部为代表的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制度, 尤其是在民族法制的创设中遵循着既保证皇权至上与中央集权的前提, 又秉承“援俗而治”的策略, 从而专门制定一系列的民族法规, 具有代表性的如《蒙古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西藏通制》、《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 这些法规共同构筑了以满、汉、蒙、藏、维等多民族文化为一体的清代法文化特质, 这既是由清廷发展需要与统治经略所决定, 也是由当时社会所承载的复杂民族关系和多样民族文化所促成。

二、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从后金政权肇兴到清廷实现“一统天下”的历程中, 满族统治者深知蒙古诸部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势力对自身而言既是鼎力支柱又是巨大威胁, 正所谓:蒙古各部如云朵, 集云则雨, 其分散则如云晴雨住;蒙古集聚则成兵患, 吾等待彼之分散各个击破之。因此, 清廷对蒙古诸部即“恩威并用、剿抚并施”, 除发动局部性的武力征服、推行“分而治之”的盟旗制及联姻外, 还规定了蒙古诸部的朝贡义务, 这是清朝统治者承袭历代封建帝王御用“朝贡”方式显示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统治的臣服与效忠的“文治”之举。而蒙古诸部的朝贡义务的法制化发展是随着清廷政权的日渐强盛与最终统一蒙古众部而逐步成熟。

据《清实录》记载, 自太祖、太宗时起, 蒙古王公就有到后金皇宫朝贺的先例。改元崇德以后, 皇太极就规定“每年元旦外藩各旗中的管旗贝勒要轮番到盛京, 或遣其子弟指阙下朝贡”[2]121, 同时对于有违朝贡法令的行为, 规定须依法议罚以示朝贡事宜对满蒙双方的重要性, 崇德四年 (1639) 五月, 因“科尔沁贝勒贡物减额, 议夺吴克善卓礼克图亲王爵, 不令管事, 仍罚马五百匹”[1]168。同年八月, 又因“四子部落宜尔札木元旦不朝贺进贡……议夺所属人员”[1]327。但此时清代蒙古朝贡制度的法制化仍然处于雏形。清入关后, 清廷加强蒙古朝贡事宜的法制化, 不仅专设“理藩院”为总理蒙古朝贡事宜的中央机构, 而且还不断编纂与修订《蒙古律例》与《理藩院则例》, 《蒙古律例》涉及朝贡法律规定的有9条, 即“朝贡”门:“规定蒙古王公的年礼庆祝、年礼来朝、朝贺定限、九白贡制、贡赐赏给、进贡注意事项”[2]503等内容, 《理藩院则例》有关蒙古朝贡的法律规定为:“朝觐”门, 限定蒙古王公等来京朝见皇帝的时间、班期;“贡输”门, 明确蒙古王公等向朝廷进献贡物与获得赏赐的种类、定额等;“宴赉”门, 规定对来京朝觐或进贡的蒙古王公及贡使等筵宴、赏赉;“仪制”门, 规范朝贡礼仪, 依蒙古贵族的爵位品秩而定不同的座次、行礼仪式、恩赐及遣使等制度。另外, 在《理藩院则例》中还规定对每门制度履行不当或违背的惩罚措施。

专门化管理与法制化规定迅速催生蒙古朝贡法律制度的成熟化, 由此, 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即指依据清代法律规定有关内、外蒙古及西部蒙古地区的贵族定期进京觐见皇帝、贡献方物以表示对清廷臣服与效忠的制度。

三、“礼法合一”的中原汉法文化在清代蒙古朝贡制度中的体现

中原汉法文化是以“法家造就其躯体, 儒家赋予其灵魂”的“礼法合一”为形式, 以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为核心, 以维护“君臣有序、贵贱有别”的专制等级秩序为目的。清代法制承袭“礼法合一”的汉法文化, 蒙古朝贡法律制度也必然深受这一核心法文化的统领。

首先, 有关朝贡义务主体身份的制度体现清廷与蒙古诸部、诸部内部贵族间的尊卑有异、贵贱有序的礼法文化。在清朝, 蒙古被分为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而依清代相关法律规定, “蒙古朝觐为:内扎萨克年班与外扎萨克年班”[3]296, 即“称臣纳贡”的蒙古主要指由内、外扎萨克构成的外藩蒙古。这是清帝出于维护“君臣有序、贵贱有别”的礼法秩序而加以法制化的表现。其次, 有关遵守或违反朝贡法律的奖惩制度, 则充分体现了“礼法合一”与“德主刑辅”的儒法文化。一方面, 清廷对遵守朝贡法律的蒙古部落行丰厚赏赐, 如规定对漠北蒙古喀尔喀等部前来朝贡的“各赏三十两重银茶桶一个、茶喇一个, 缎子三十匹, 毛青布七十匹”[4]411, 又如“康正三十一年复准, 喀尔喀多罗贝勒, 初次请安进贡, 赏给漆鞍马一匹, 银茶盆一个, 狐皮黑蟒一件, 染貂帽一顶, 镀金鞋带连小刀、手帕、荷包一副, 头等斜皮净面靴及缎袜各一双, 缎十五匹, 毛青布一百五十匹”[5]246的规定, 如此“厚往薄来”的法律规定无疑带有“以德而治”的礼法文化色彩。但是, 对违反朝贡法律的行为则加以惩治与责罚, 尤其是对有损皇权至上、僭越身份等级、混淆臣属关系等违反纲常法纪的行为, 多以鞭刑、革职、罚俸、罚畜等较为严厉的措施进行处罚, 如“康熙二十六年题准:朝觐来京之王等, 凡遇祭祀, 一例斋戒, 遇朝会按班齐集, 违者罚俸六月;三十三年复准:蒙古王等朝贡随来兵丁络绎不绝, 于各旗台吉、参领、骁骑校内, 选一人为头领监管, 倘有抢掠盗窃, 一并议处, 并行文各扎萨克, 凡无贡物空身来者, 停其给发印文”[3]391。这两条规定中, 前者是严重违反朝贡礼仪, 因为既然是来朝贡的臣属, 遇君王“祭祀”就须“斋戒”, 遇清廷“朝会”就须“齐集”, 否则即为无视君权之神圣、未尽称臣之义务, 故“罚俸六月”惩之。后者则是规定使臣朝觐的“纪律”, “抢掠盗窃”不仅有害京城之安定秩序, 且无视皇权之法纪, 故“一并议处”, 而对朝贡却不带贡物的则视为对天子的大不敬, 未行“纳贡”之义务, 故而“停其给发印文”。汉法文化的印迹深烙于蒙古朝贡法律制度中。

四、满蒙民族法文化的交融渗透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

蒙古朝贡法律制度毕竟是清廷调整蒙古地区的具体管理措施之一, 故“因俗而治”是该制度能有效施行的前提, 况且清廷在民族法制领域注重类似于“酌金”化的拓展, 这为满蒙民族交融的法文化提供了充分的释放力。而满族与蒙古族一直保持着血缘相近、文化相系、生产生活方式相似等民族间的相互认同与依存, 这也是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能较全面地包容并体现满、蒙民族风俗文化的历史原因。如, 规定蒙古朝贡义务主体时, 采用“内、外扎萨克”的称谓, 而“扎萨克”为蒙古语中官名的音译, 即“藩封掌印”的“一旗之长”。这种极具蒙古文化的称谓更易于被蒙古贵族接受并承认而便于规范和执行蒙古朝贡事务。又如, 违反朝贡规定而行“罚畜”与“设誓”的惩罚彰显满蒙民族法文化的交融。“罚畜”既是蒙古民族习惯法文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满族以自身熟知蒙古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活支柱命脉为前提, 对其进行“因地制宜”的针对性惩戒, 因为对身处辽阔草原的蒙古族人施行汉法中流、徒等刑罚是没有实际惩治意义的, 而蒙古习惯法文化中的罚畜不仅多以牛、马、羊等本民族主要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为主, 还有特殊的数量规定, 一般是以“九”为基数的三九、五九、九九等不同罚制, 这些习惯法文化也渗透于蒙古朝贡法律制度中, 即“凡假冒台吉进贡鞭一百罚三九牲畜;若台吉不来另差人顶替进贡者将台吉革职, 罚五九牲畜, 将顶替进贡人鞭一百罚三九牲畜”[4]418等。至于“设誓”则是满族与蒙古族的共有习俗规则, 在蒙古族早期的“约孙”中就已有通过设誓解决纠纷的惯例, 而在满族社会通过设誓解决矛盾也并非鲜例, 努尔哈赤就曾强制八旗将领“立誓”并把誓言上表, 清廷创设蒙古朝贡法律制度中对“设誓”这一惯例加以认可, 并用于解决有关严重侵害或违反朝贡制度本应重处甚或死刑的疑难案件。可见, 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的具体操作中渗透着满、蒙民族法文化的交融。

总之, 多民族一体化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历史现实, 民族法制的发展在整个法制历史长河中极为重要。而作为清代民族法制重要内容的蒙古朝贡法律制度, 既是根植于当时多民族交错生存的社会环境, 又是清廷御用多元法文化服务于“天下一统”的政治产物。因此, 从该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内容中可以看到:中原汉法文化促使了清代民族法制趋于统一化的协调发展, 而如满、蒙等民族的法文化则为清代民族法制出现“因势利导”与“援俗而治”的运行提供现实条件, 从而铸就了清代法文化的多元样貌, 清廷也正是通过蒙古朝贡法律制度这一“文治”之举实现了对蒙古“武攻”的持续性控制效果。

参考文献

[1]清太宗实录卷30, 卷46, 卷48.

[2]张晋藩.清朝法制史[M].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8.

[3]会典馆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M].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4]张羽新.清朝安边治国民族立法文献汇编卷18钦定蒙古律例[M].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9.

[5]赵云田.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M].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明朝中外交流的渠道——朝贡贸易 篇2

一、明朝朝贡贸易的确立

明初沿袭宋、元制度, 在沿海口岸设立市舶提举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 所谓“置提举官以领之, 所以通夷情, 抑奸商, 俾法禁有所施, 因以消其衅隙也”。[2]朱元璋在建元称帝之前的吴元年 (公元1367年) , “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 设市舶司”, [3]建立了明朝第一个市舶司, 市舶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互市及抽分征税。而且在洪武二年 (公元1369年) 编订《皇明祖训》, 宣布设立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腊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佛齐国、渤泥国等十五个国家为“不征之国”, [4]规定这些国家朝贡的期限, 人数等。于洪武三年 (公元1370年) , 又“以海夷狡诈无常, 迫近京师, 或行窥伺”, [5]遂“罢太仓、黄渡市舶司”, [6]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等三处传统口岸另设市舶司机构, 但在洪武七年 (公元1374年) , 明政府却“罢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广东之广州三市舶司”。[7]直到永乐元年 (公元1403年) , 才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 “设官如洪武初制”, [8]同时派遣内臣提督。永乐三年 (公元1405年) , “以诸番贡使益多, 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 浙江曰安远, 广东曰怀远”。[9]明成祖改变洪武时期对朝贡贸易的关闭态度, 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甚至招徕的政策。至此, 明朝以朝贡为基础的对外贸易体系基本确立。

二、明朝朝贡贸易的繁荣与衰落

明成祖即位后, 为了获得中外对其正统地位的认可, 虽然依旧坚持海禁, 却公开地欢迎外国朝贡。建文四年 (公元1402年) 九月, 朱棣夺取帝位还不到三个月即宣布:“今四海一家, 正当广示无外, 诸蕃国有输诚来贡者听。”[10]放弃了洪武时期限制朝贡的政策, 认为“其以土物来市者, 悉听其便”, [11]并于永乐三年 (公元1405年) , 在福建、浙江、广东等三市舶司建造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馆驿。同时明成祖还遣使大批使团前往海外各地, 招徕各国前来朝贡。而且朝贡团附带来华贸易的商货, 虽例有抽分, 但往往特旨免税, 如“永乐初, 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 附载胡椒与华商互市, 有司请征其税”, [12]明成祖拒绝, 并说:“商税者, 国家抑逐末之民, 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 乃侵其利, 所得几何, 而亏辱大体多矣。”[13]不仅豁免税收, 而且政府也出高价收买其大部分。明太祖就曾告诫主管外交事务的礼部官员:“诸蛮夷酋长来朝, 涉履山海, 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 则赍予之物宜厚, 以示朝廷怀柔之意”。[14]在永乐时期前所未有的开放政策之下, 与朝贡贸易的兴衰相一致, 明代市舶司进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期。时礼部给事中黄骥在奏疏中指出:“贡无虚日, 沿路军民递送一里, 不下三四十人, 俟候于官, 累月经时, 防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回, 悉以所及贸易货物以归, 沿路有司出车载运, 多者百余辆人, 男丁不足, 役及妇女, 所至之处, 势如风火, 叱辱驿官, 鞭挞民夫, 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 无改与其为, 骚扰不可胜言。”[15]黄骥在奏疏中虽然是批评外国朝贡的弊端, 但我们也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出朝贡贸易及市舶司的繁荣状况。

但在“怀柔远人”和“薄来厚往”的原则下, 朝贡贸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弊病。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 即使是贡使进京, 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 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 而且朝贡使团时常哄抬货价, 如景泰四年 (公元1453年) , 日本使团带着超过规定十倍的货物, 明政府给价稍低, 使者就叫起屈来, 说如果不按照以前的先例给高价, 回国就要被国王诛杀, 表示如果达不到要求就不走了, 明政府只好无奈加价。甚至有的公开赤裸裸地恫吓, 如正德六年 (公元1511年) , 日本勘合船贡使庵桂梧认为明政府收购刀具的价格过低, 在争价书中威胁:“或者上国嫌厌往来之烦, 一旦弃小国积世禁贼之功, 欲显拒绝之意, 变例如步, 则恐失我国之心, 废职贡之事, 他日海寇闻风复集, 其罪谁当。”[16]明政府不仅难以在朝贡贸易中得到经济上的得益, 而且用于朝贡贸易的支出益发沉重, 朝贡的次数愈多, 财政负担愈重。另外, 海外诸国慕利而来, 有的国家甚至把最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寄托予朝贡贸易, 一年数贡, 来者不止, 明政府对此疲于奔命, 难以招架。

有鉴于此, 明中后期, 明政府开始对朝贡贸易进行严格的限制, 首先是对入明朝贡的贡期、人数等方面做出规定, 如日本, “贡期限十年, 人不过百, 舟不过三, 馀不可许”, 对朝贡贸易的限制趋严。张岱《夜航船》记载:“洪武间来贡者, 则有西洋琐里、琐里、览邦、淡巴。永乐间来贡者, 则有古里班卒、阿鲁、阿丹、小葛兰、碟里、打回、日罗夏治、忽鲁母恩、吕宋、甘巴里、古麻剌 (其王来朝, 至福州卒。赐谥康靖, 敕葬闽县) 、沼纳扑儿、加异勒、敏真诚、八答黑商、别失八里、鲁陈、沙鹿海牙、赛蓝、火剌札、吃刀麻儿、失剌思、纳失者罕、亦思把罕、白松虎儿、答儿密、阿迷、沙哈鲁、黑葛达。又有同黑葛达来贡者, 共十六国, 曰南巫里、曰急兰丹、曰奇剌尼、曰夏剌北、曰窟察尼、曰乌涉剌踢、曰阿哇、曰麻利、曰鲁密、曰彭加那、曰舍剌齐、曰八可意、曰坎巴夷替、曰八答黑、曰日落。至于宣德中曾入贡, 曰黑娄、曰哈失哈力、曰讨来思、曰白葛达。”[17]明中期对朝贡贸易的限制措施, 使朝贡国家的数量明显下降, 明政府对此的财政支出也有所放松, 但从侧面来看, 也表明了明朝传统的朝贡贸易正在逐渐走向萎缩。

嘉靖二年 (公元1523年) , 日本大内氏和细川氏的使团在浙江因堪合问题发生了严重冲突, 大内氏使节宗设砍杀细川氏使节瑞佐, 之后烧毁了馆驿与细川使团的船只, 沿余姚江追杀明军护卫的宋素卿。在追杀未果返回宁波的途中, 大内使团一路烧杀掳掠, 100多人如入无人之境, 在宁波劫掠一番后, 夺船逃入大海, 史称“争贡之役”。事后, “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 明政府“乃裁闽、浙两市舶司, 惟存广东一处”。[18]

此后, “倭乱”日益严重, 民间走私逐渐代替朝贡贸易, 市舶司裁二存一, 使原本已有所萎缩的朝贡贸易更加衰落。而且在隆庆开禁的影响下, 民间出海贸易益多, 朝贡贸易遭到严重打击, 其衰落加速, 面临崩溃。

三、朝贡贸易的桎梏于广东荡然无存

自弘治元年 (公元1488年) 至弘治六年 (公元1493年) , 海外诸国由广东入贡者仅占城、暹罗各一次, 而在广东沿海私通海外船舶者却络绎不绝。[19]进入十六世纪后, 随着非朝贡船只的不断增多, 以及广东地方政府急于从海外贸易中牟利, 朝贡贸易这唯一合法途径遂被冲破了缺口。

正德四年 (公元1509年) , 有一艘暹罗船遭风漂到广东境内, 这种遭风商船一般不属朝贡船只, 按规定是不准进行贸易, 但广东地方官以作军需之用为借口, 征收其货物税, 同意其进行贸易, 开创了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的先例。第二年 (公元1510年) , 礼部肯定其这种做法, 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20]不属于朝贡船, 因此不是市舶司的职权范围, 理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 其实已从根本上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 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原则, 它不仅加速了朝贡贸易的衰落, 而且促进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 朝贡贸易的桎梏在广东首先突破。但在严厉海禁的明朝, 这些举措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官员的反对。正德九年 (公元1515年) , 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以“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 私置兵器纵横海上, 勾引诸夷为地方害”为由, 上奏朝廷, 请求“宜亟杜绝”, 后经礼部下令广东抚按等官, “禁约番船, 非贡期而至者, 即阻回, 不得抽分以启事端, 奸民仍前勾引者治之”。[21]但这个命令作用不大, 民间的私人贸易仍继续在进行, 因此巡按广东御史高公韶在第二年又上奏朝廷, 认为这种做法造成“诸夷交结奸民肆行剽掠, 贻患地方”, 请示礼部再申禁约, 以杜后患。[22]而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则以“缺少上供香料及军门取给”为理由, 请求把这种“不拘年份, 至即抽货”的贸易形式以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 得到抚按官员及户部的许可。[23]于是广东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 呈现出一派“番舶不绝于海澨, 蛮夷杂遝于州城”[24]的繁荣景象。

“争贡之役”后, 福建、浙江二市舶司被撤除, 只剩下广东市舶司。于是, 广州遂成全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港口, 造成了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渤泥等国家与中国贸易“俱在广州, 设市舶司领之”[25]的一统天下的局面。特别是到了嘉靖三十二的 (公元1553年) 前后, 明政府也允准非朝贡国家葡萄牙人在浪白澳、澳门以至中国第一大港广州进行贸易, 民间私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从东亚朝贡体系看日本的对外政策 篇3

一、开放性与主体性并存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其政治、经济、文化等逐步统一，奠定了汉民族形成的基础。中国的对外关系，即“华夷关系”也由此确立。与此同时，“华夷关系”开始向周边各国渗透。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华理念为本，向中国朝贡，并由中国派遣册封使册封国王的朝贡关系从此形成。至汉朝，朝贡体系常规化并制度化下来。日本正是此时被纳入朝贡体系的。据《中日文化交流史》(历史卷)记载：“大约从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在朝鲜半岛上设置四郡之后，至公元8年汉灭亡为止，在其东方海上，倭人形成100多个原始部落国家。”所谓“岁时来献见”指每年总要在一定时间内来乐浪郡朝见，而这就成为了倭国通过与朝鲜半岛的中国机构及汉人的接触来吸取中国文化的最初机会。光武帝中元2年，倭国向东汉朝贡，得到了“汉委奴国王”的印绶。其时，日本列岛尚未统一，却对中华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由此可见，日本的对外政策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开放性的特质。据《魏志倭人传》记载，2世纪后期，倭国发生了大战乱，直到3世纪才形成以女王卑弥呼为中心的邪马台国，最终统一了30多个小国。239年，卑弥呼接受了魏皇帝的“亲魏倭王”的称号及铜镜。正如武心波所说：“日本九州北部产生的邪马台国，从其诞生并对外交往的第一天起就毫无选择地被纳入到了中国皇帝册封周边诸夷的朝贡体系下，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的最初关系是追随型。”之所以说是“毫无选择”“心悦诚服”，正是因为日本希望更好地吸取当时先进的中华文化。面对占绝对优势的中华文化，日本采取了敞开大门，积极吸取外来先进文化的对外政策。

413年，大和政权统一了日本，并向当时的中国提出了国交的要求。至502年，日本先后向东晋、宋、梁派遣了朝贡使，多达13次。这个时代即“五倭王时代”。通过保持这种朝贡关系，日本获得了大量的物品。然而，一直“追随”中国的日本也并非毫无限制的一味对外开放。大约4世纪中叶，大和朝廷侵入朝鲜半岛，占领了任那，日本与高句丽、新罗、百济的战争频繁发生。为了在朝鲜半岛的权利角逐中获得优势，五倭王向南朝企求了包括范围及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封号，造成了倭国威压朝鲜半岛的形势。显然，大和朝廷出兵朝鲜半岛，目的是取得其自然资源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发展自身国力，对外扩张。可以说，日本利用了作为朝贡体系中心的中国，为自身的扩张创造了条件。此时的对外政策充分地体现了其主体性的特征。

及至隋朝，百济、新罗等均接受了隋朝了册封，而日本只是派遣了朝贡使，并未接受册封，企图与中国取得平等的地位。在推古天王时代，甚至还有“小天下”帝国的说法。受到“华夏为天下之中心，中国皇帝统治天下”的“华夷之别”思想的影响，日本也自称为华夏，把国内的少数民族以及百济、新罗等看成“夷狄”。尽管中日两国实力相去甚远，在继续积极派遣朝贡使，大量吸取中华先进文化的同时，日本却不忘记主张与中国的平等地位。可见，日本的对外政策具有开放性与主体性并存的特征。

二、实利主义

可以说在纳入朝贡体系之初，日本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单纯的吸收中华文化。那么，在大量移植了中华文化，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以后，日本人尤其是朝廷的统治者的思想也随之发生转变，日本对朝贡体系的态度变得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究其原因，日本的对外政策是以实利主义为出发点。

894年，日本停止了派遣遣唐使。此后，日本逐渐远离了朝贡体系，处于保守和游离的状态。对于这个时期的日本的对外政策，有学者认为：基于岛国固有的孤独性和封闭性，日本的对外关系从开放的态度转为保守的态度。日本此时陶醉在对被引进的大量先进文化的反绉之中。诚然，在国力得到全面提升以后，日本希望获得与中国平等地位的意图非常强烈。然而，从历史背景观察，中国当时正处于唐灭亡后五代十国割据的形势下。日本政府此时的的政策是远离朝贡体系，不愿意建立国家间的正式往来，但是却积极保持了非国家间正式交往的贸易关系。由此可见，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卷入当时中国国内的纷争。

这种游离的状态一直持续至宋元时期。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其后继者忽必烈迁都大都，定国号为元，而后强行要求日本向元朝朝贡。但日本拒绝了元朝的要求，因此元朝两次远征日本。因大风暴，元军损失惨重，无功而返。推翻了异民族的统治，恢复了汉民族王朝的明朝政府采采取了“怀柔远人”“不自兴兵”“外抚回夷”“一视同仁”的对外政策。与采取武力的元朝不同，明朝通过“怀柔”的手段在海外诸国中确立了宗主权。此外，明朝政府为达到“招抚远夷”的目的，采取了“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方针。在此背景下，当时的将军足利义满为了进一步巩固已获政权，提高政权的合理性，接受了明朝的册封，称号为“日本国王”，并恢复了与明朝的正式的贸易关系。日本再次回归朝贡体系。通过恢复与明朝的贸易关系，足利义满掌握了日本的外交权。此后，只有持有明朝“勘合符”的朝贡船才被允许与明朝进行贸易。因此，日本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足利义满政府也因此巩固了经济基础。尽管其后继者足利义持认为接受中国的册封是耻辱，于1411年至1432年脱离了朝贡体系，足利义教掌握了实权以后，为改善幕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巩固政权，重新恢复了足利义满的对外政策。

“应仁之乱”以后，日本处于战国时期，此时的日本再次脱离了朝贡体系。然而，沿海地区的领主、大名为获得更多的资源，扩张自身势力，其组织下的海盗行为日益猖狂。及至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为了获得更大的海外贸易利益，出兵朝鲜。日本出兵朝鲜严重地威胁了明朝的利益，于是明朝与朝鲜共同抵御日本。最后，丰臣秀吉提出了休战的七大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求恢复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由此可见，其意图同样是从海外，特别是中国获得利益。

明末清初，在西方压力下，中日两国均采取了锁国政策。在相同的外部压力之下，中日间的往来处于接近停滞的状态。然而日本最终通过明治维新转向吸取新的先进文化———西方文化，步入了近代化的道路。综上所述，日本的对外政策虽然变化多端，却始终基于国内外的现实状况而定，其根本的出发点是实利主义。

三、小结

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明朝达到顶峰，清朝以后逐渐衰落。费正清认为，对于中国，朝贡体系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防卫性措施，当然期间也有与外国进行物质交换的目的，但并非其中心目的。在此体系中，日本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作为岛国，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导致其海外扩张的意图非常强烈，因此日本的对外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开放性和实利主义性。另一方面，日本虽然靠近中国大陆，却与之间隔着大海。此外，日本还可以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地吸收中国文化，因此受中国的限制相对薄弱，其对外政策得以充分保持其主体性。

参考文献

[1]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M].国家观察, 2003.

朝贡制度 篇4

1. 对古代朝贡外交的认知和解读

朝贡外交是中国封建王朝独特的外交体系,立足点是传统思想中的“中心大国”定位。自商周王朝以来,中央王朝便认为自己处于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在世界处于主体低位,所以自称“中国”、“中华”;而周边国家都是蛮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于是,他们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便被定义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久而久之朝贡外交便形成了一个定式:凡肯朝贡者,不论远近,无论有没有恩怨前嫌,统统慨然接纳;与中央王朝建立外交关系,都必须以朝贡的方式展开。甚至到了清朝,外国使节来华,一律都要先安排学习种种朝贡礼仪,当然也免不了行跪拜礼。我们老祖宗开创的朝贡外交模式可谓得失参半,我们在损失了一部分经济利益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是有收获的。通过朝贡外交,我们传播了华夏文明,使周边国家臣服于华夏文明中。文化的征服将是最持久的,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征服。朝贡外交体系及中华文化对邻国的征服有助于中国在东亚的政治格局中长期处于核心领导地位。

2. 近代工业文明兴起,朝贡外交出现危机

新航路开辟后国际间交往日益密切,近代外交原则也逐渐确立起来。1577 年,法国政治思想家让 • 布丹(Jean Bodin,1530-1596)发表了《论共和国》,首次提出了“国家主权”思想。与此同时到15 世纪末期,欧洲国家间常驻使节已经成为惯例。常驻使节制度,是近代以来国际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使节权也被普遍认为是近现代国家主权的一个属性。 1648 年,以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为标志性起点,在经历了对国王至高外交权力的否定后,西方确立了以“人民主权”为核心原则的新的外交体制。西方外交理念与在这种理念基础上建立的外交体制有其合理的一面,顺应了世界走向一体化的趋势。

当近代化大潮席卷欧美之时,清王朝仍沉浸在小农社会的思维中,憧憬着农夫般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用那种井底之蛙的思维坐井观天的认识这个世界,用纯朴、愚蠢、莽撞、武断、想当然的农夫思想来与突如其来的外国人打交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清王朝并不真正理解外国人的意图。

鸦片战后,列强可以自由进出中国各通商口岸,再也不用像以前那般卑躬屈膝,终于可以按照他们认为的那种“平等”方式与中国打交道了。曾经的天朝上国无奈的开始“平等”的同欧美国家打交道了,尽管清政府对于这种“平等”很不情愿,尽管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憧憬着回归传统社会。虽然鸦片战后朝贡外交开始瓦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已经开始了近代化外交,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清政府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尚未醒悟,对他所处的这个世界仍然一无所知。

二、洋务运动近代化外交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还不足以真正刺痛满清统治者,欧风美雨的渗透尚不足以影响国人僵化的小农思想,更不足以改变统治者传统华夷之辨的思维。发生在1856——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的焚毁,巨大的创伤终于刺痛了满清统治者的神经,让他们开始有所反思。同时伴随着这一时期中外交流的扩大,特别是在联合剿杀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开始更多的影响中国的统治阶层,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统治集团中较为开明的洋务派开始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这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外交领域的近代化变革也随之应运而生。

1. 从“夷人”到“洋人”

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曾强迫中国人称呼外国人“洋人”,而不可称呼“夷人”,因为“夷”字带有对西方人的蔑视心里。虽然是列强强迫中国人改口的,但从“夷”到“洋”的转变,多少也能说明中国人对外国认识的加深吧。华夷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思维中素来有“华夏-夷狄-禽兽”的文明从高级到边缘的同心圆观念。从“夷人”到“洋人”的称呼转变表明国人开始改变对外国人的看法,从中也说明了中国人近代化觉悟在提升,正在从华夷之辨的朝贡外交思维中逐渐解脱出来。

2. 总理衙门——清政府近代化外交的开端

鸦片战前,中国政府并没有近代国家的观念。所谓的中外关系则是建立在朝贡体系的基础上,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处理同各国的交往。工业化以来的西方国家曾不止一次的希望与清王朝建立起正常的“平等”国际关系,但直至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国家仍不能完全如愿。鸦片战后,清王朝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以及不同于曾经的封建王朝,不得不向越来越多的欧美列强低头。清王朝的北面是强大的俄国,沿海则涌进英法美等工业化强国。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国家机构也必须随之调整。在此之前,清王朝的外交事务分别由理藩院和礼部承担。理藩院掌管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事务,并负责与俄国的交涉。礼部则主要掌管与海上诸国的外交的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了清政府转变传统外交方式与体制的契机。西方国家此时取得了公使驻京的外交权力,《天津条约》中分别列有与各国常驻使节有关的条款。当然,列强的公使是以占领者的地位与姿态进驻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首都,而不是真正的友好与平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躲避,留下了恭亲王奕䜣等官员在京留守。这些留守官员逐渐意识到必须设立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1861 年1 月13 日,恭亲王奕䜣等联名呈奏《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主张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常设外交机构等。此奏折很快便获得批准。同年3 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成立。总理衙门内设英、法、俄、美等股,分别处理对相应各国的交涉事务。此外,总理衙门下辖南、北洋通商大臣,管理权限以长江为界。总理衙门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第一个外交常设机构,该机构的设置标志着中国朝贡外交体系的结束和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

3. 驻外公使的派驻

出于兴办洋务与沟通列强的需要,清政府开始着手派驻使节。洋务派认识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形,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因此他们“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但是,长期闭关锁国人才匮乏的清政府一时难以选出适用的外交人才,加之国库开支困难等原因,长时间未能相应地向对方国家派遣常驻的外交使节。

在派出常驻外国使节前,清政府也曾两次遣使出访西方国家。早在1866 年初,担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便建议总理衙门派遣官员到英国考察。清朝政府遂派遣前任山西知县斌椿以二品衔随赫德访问欧洲。这是清王朝派遣官员赴欧考察,但还算不上正式的派出外交使节。1867 年11 月21 日,总理衙门又派遣已卸任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出国考察,并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和孙家谷为中外交涉大臣,英国人卓安和法国人德善作为左右助理。该使团在1870 年8 月结束访问回到中国。本次出国考察为以后常驻使节的派出做出了重要准备工作。

1875 年8 月,因中英之间马嘉理案件交涉的需要,清廷终于任命原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赴英国处理马嘉理案件之后常驻英国。1876 年12 月,郭嵩焘一行从上海乘船踏上去英伦的旅途,1877 年1 月21 日到任。清驻英公使馆的建立,标志中国和外国正式确立了近代化的外交关系。此后,清政府还先后派陈兰彬出使美国、何如璋出使日本、刘锡鸿出使德国,于是清政府开始逐渐完成从传统朝贡外交到近代外交体制的转型。

4. 甲午战败,朝贡外交的终结

朝贡外交体系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圈基础之上的外交关系模式,由于中国比周边国家和民族发展具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再加上对世界其他重要文明缺乏了解,所以也就很自然的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作为上国,有责任保证藩属国的安全和稳定,在这种传统的宗藩外交体制中,中国必须维护天朝的体制,还有要坚持以理服人、以信义为本的传统准则。但近代以来随着列前的侵略,清政府自顾不暇,无力保护周边藩属。藩属国不断被列强蚕食,英国攫取了缅甸,法国攫取了越南,日本攫取了琉球国,藩属的丧失从根本上打击了朝贡外交体系。1894——1895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败给了日本。甲午战败不仅丢失了中国最重要的藩属朝鲜,而且甲午战败还彻底改变了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格局,于是朝贡外交体系终结。

三、清末新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开始的,伴随着侵略的加深,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外交流的增加而逐渐递进。外交近代化也同样满足这个规律。1900——1901 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政府惨败。这场失败让清政府意识到再也不能用原来的办法统治下去了,“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已经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共识,改革成为了此后炙手可热的用语。就在这个大背景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末新政开始了。清末新政期间国际社会也渐渐承认清王朝的近代国家身份,与此同时清政府通过改革不断完善政府机构,进一步融入国际大社会。

1. 外务部的设立

1901 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可见清政府此时已经不得不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同西方列强交往,调整各方面的制度规定,和西方列强趋同已成为大势所趋。外务部的组织机构比较精简,而且开创了“不拘满汉”的先例,同时大量任用新式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总的说来,外务部比总理衙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外务部的设立,在处理对外交事物中,总体来讲是顺应近代化外交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清政府真正承认自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而且要主动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去。

2. 国歌、国籍的制定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在国际社会上代表一个国家的乐曲。融入国际社会,制定国歌是当务之急。大清驻英大使曾纪泽在出使期间,看到西方国家在公共礼仪场合演奏国歌,甚为感动,觉得清帝国也应有本身的国歌,因此特地上奏并呈了一部《国乐草案》,但未得到批准。我国第一首正式的国歌定于1911 年,国歌名为《巩金瓯》。1910 年,曾到日本考察过音乐的礼部左参议曹广权,鉴于“各国皆有专定国乐,极致钦崇,遇亲贵游历,公使宴集,既自奏国乐”(1),而“我国国乐从前由出使大臣曾纪泽权宜编制,声调缓慢,至今各国常致疑问”,他奏请“整饬礼乐,以正人心”(2)。1911 年10 月4 日( 宣统三年八月十三) 由皇帝批谕内阁:“典礼院会奏,遵旨编制国乐专章一折;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前因国乐未有专章,谕令礼部各衙门妥慎编制。兹据典礼院会同各该衙门将编制专章缮单呈览,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着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3)

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表明一个人同一个特定国家间的固定的法律联系,是国家行使属人管辖权和外交保护权的法律顾问依据。在融入近代外交体系的背景下,伴随国人不断走出封闭的国门,国籍的制定迫在眉睫。清末1909 年制定了《大清国籍条例》和《大清国籍条例施行细则》。以血统主义为主, 出生地主义为辅。这是中国国民具有隶属于自己国家法律身份之开端, 之后民国时期的各届政府都以这部国籍法为蓝本制定国籍。

3. 国际地位的提升与融入国际社会

晚清中国与国际公约的关系发展经历从拒绝到观望,再到初步参与和较大幅度拓展,从比较被动到逐渐发展到相对主动的变化。此时清政府还不断参与国际会议,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清政府参加的国际性会议主要包括:意大利罗马邮政会、美国渔业会、德国柏林无线电会、广州农学会、荷兰海牙兽医会、上海禁烟会、伦敦红十字会、法国巴黎制冷会、墨尔本女工会、上海古玩会、彼得堡船业会、雷斯敦照相会、罗马美术会等等。清政府的这些活动有利的促进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

此时期,列强还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清政府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观瞻都在显著提升。

总结

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被迫开始的。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并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这既是中国的进步,又是中国融入世界无法回避的选择。

近代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使中国的国家地位得以提升,在外交活动中与外国争国权,维护我们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这些伟大的抗争历史值得我们肯定。这些外交知识丰富的外交官,使得中国在外事艰涩之时尽可能的挽回民族尊严。

总的来说,晚清政府的外交近代化是值得肯定的,为中国走出东亚社会,广泛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融入近代化的世界奠定了基础。

摘要：国家出现,国家间的外交活动也随之应运而生。尤其到了新航路开辟后的近代世界,外交活动更成为各国统治者非常重视的议题。鸦片战后清王朝门户洞开,处在近代化大变局下的晚清政府也在逐渐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走出华夷之辨的朝贡外交思维,不断融入近代化的国际社会。

关键词：朝贡外交,华夷之辨,近代化外交,洋务运动,清末新政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