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监察制度（精选7篇）
古代监察制度 篇1
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阶段
夏商周三朝, 我国阶级统治处于初创时期, 监察体制仍处于萌芽阶段。夏代设置啬夫作为监察官, 但此时还没有形成监察制度。到了周代, 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御史制度, 监察百官的权力第一次有了体制的保障, 御史及其属官、胥吏代表国家行使监督职权。
秦代建立三公九卿制, 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监察长官与行政长官、军事长官平起平坐, 可见封建王朝对监察制度的重视。汉初承袭秦制, 依然将御史大夫作为三公, 经过几代皇帝之后, 监察制度在御史大夫之下又设置司隶校尉、丞相司直和谏议大夫, 地方设置刺史。东汉建立后, 中央设置以司空为首的御史台, 较前代更为专门化、规模化, 同时, 加大地方刺史的权力。因此, 在秦汉统治的四百年间, 中国已经形成较为健全的监察制度。
在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后, 隋朝着手重新建立监察制度, 设置三省六部制的同时, 恢复了御史大夫和御史台的监察官制。唐代沿袭旧制并将该制度进一步发展, 中央设置御史台, 将其作为最高监察机构, 同时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 将监察机构进一步扩大, 以此来强化君主专制, 更好的为皇权服务。此外, 门下省作为三省之一, 不仅有宰相职权, 其下设的谏官同隋代一样, 具备监察职能, 可以弹劾官员。这是隋唐在御史台之外设置新的监察权力。
在五代十国数十年的地方割据后, 赵匡胤重新统一中国, 建立宋朝。宋代的中央监察机构仍是御史台, 御史台的御史均由皇帝亲自选拔, 另外, 宋代也改变了御史台与谏院分离制度, 使台院逐渐融合混杂, 加强了监察官员的权力。同时, 在地方设置通判和监司来监察地方官僚, 但地方监察官员的任命由皇帝决定。宋代的监察制度一方面变得更加完善, 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削弱了相权, 专制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继南宋灭亡, 元初统治者在遵行汉法的同时, 对监察制度又有新的改变, 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 与中书省、枢密院并列。御史台内部取消了台院, 仅保留察院, 使监察系统内部更加简洁, 提高了监察办事效率。元朝在地方创造性的设置行御史台, 较前代地方监察机关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从宋代至元代, 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已趋于成熟。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对监察制度进行了大幅度变革。明初仿照元代, 依旧设立中书省、御史台并列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和监察机关。后来由于胡惟庸一案, 明太祖取消中书省, 废除宰相制度, 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至此, 都察院直接监督六部, 都察院内部除左右都御使、左右副都御使外, 还有一百余位督察御史, 督察御史不仅可弹劾中央官僚, 也可监察地方。明朝在行政系统内部又设置六科给事中, 分别对应六部, 可对六部任何往来文书, 甚至官员行为进行批驳弹劾, 六科给事中和督察御史并称为“言官”。另外, 明代设立东厂和锦衣卫, 两机关作为皇帝的特务机关, 对上至中央, 下至地方的所有官员秘密监察, 依照皇帝诏令可法外执法, 通过秘密逮捕、私自刑讯来惩处所有官僚。厂卫制度仅是明朝所独有, 清朝入关以后便将这一制度取消, 同时沿袭明制, 中央设置都察院, 左右都御使仍是最高监察官员, 清代还把六科给事中划归到都察院之下, 使督察御史和给事中都在都察院管辖之下, 监察体制在清朝达到空前的规范和统一。《钦定台规》是监察制度的集大成者, 但同时这一台规认定:监察机关是皇帝的耳目, 组织差遣均由皇帝个人进行, 不受法律和体制约束。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一) 监察制度的特点
首先, 监察制度依附于专制皇权。监察制度伴随君主专制的形成而产生并发展, 监察官员的权力来源于帝王的授予, 因此监察制度及其官僚权力的变动始终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君主专制服务。反之, 皇帝为了巩固其威权, 需要借助监察机关作为打压权臣的工具。因此, 皇权的加强往往带动监察权力的强化。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规律是皇权不断加强, 相权不断削弱。到明清时期, 皇权已达到巅峰, 而监察权加强的背后是监察体制的独立性逐渐丧失, 最终成为高度依赖皇权的工具。
其次, 监察制度及其权力运用有相对独立性。监察机构虽依附在皇权之上, 但其组织体系自成一套。在权力应用方面, 监察权的行使仅由皇帝决定, 其他官员不得过问。监察体系与行政体系相互独立, 互不隶属、互相牵制。
(二) 监察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 君主专制破坏监察职能。我国古代监察系统的权力来源于皇帝, 监察官员的权力大小由皇帝的意志决定。由于监察权力高度依赖皇权, 当皇帝为了打压官僚, 巩固权威时, 监察力度可以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 但当皇权微弱时, 监察权力也随之萎缩, 监察官员甚至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其次, 监察官员自身的腐败趋势。监察权来源于皇权而非法律, 其权力性质决定监察官员不能始终如一的行使公正的监察权。由于皇权的不断加强, 监察官僚的触角伸到行政、军事各个系统, 监察权力的膨胀, 不可避免的为监察官僚的腐败提供了温床。同时, 监察权与皇权具有同步性, 监察官僚在皇帝面前亦步亦趋, 监察官员往往利用皇权之隙, 违法乱纪、贪污腐化, 加剧了王朝的灭亡。
摘要：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历经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个朝代, 其间的制度演变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对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和君主专制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监察权,君主专制,皇权
参考文献
[1]陈实.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特征及其借鉴意义[J].理论学刊, 2002 (11) .
[2]黄树标, 杨建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历史借鉴[J].前沿, 2005 (10) .
古代监察制度 篇2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
(二)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谏官系统开始规范化、系统化，南朝建立了专门负责规谏的集---书省。
(四)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局面。
(五)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
(六)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这时期，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体内容，它表现出了如下一些特点：
(一)皇帝握有最高监察权。在专制制度下，最高监察权归于皇帝，整个监察过程，从纠参到议复，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最后由皇帝裁决。监察效果有赖于皇帝的贤明，监察官有赖于皇帝的保护。
(二)监察机构独立，自上而下垂直监察。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和监察机关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扰。
(三)重视监察官的选任。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监察官的遴选。即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四)凭实绩黜陟，严格考核监察官。中国封建统治者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
(五)允许风闻言事。监察官可以风闻言事，是中古代监察制度中非常有益的一项规定。它可以使监察官大胆广泛地行使监察权，以利于提高监察效率，加强君主对群臣的控制。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有如下特点：
（一）“同构性”――监察机构设置的大同小异
不管世时苍桑怎样变化，王朝怎样被推翻重建，亦不论是汉民族或少数民族执政，历代王朝总的监察机构、整个监察机构的设置无多大变化，连机构名称、官名和品位都大同小异。中央一级官高位显，拥有大权。但担任对地方监察的官员，职衔却较低，大多为七品官。这是一种以小制大的方法，迫使执行监察任务的官员
浅谈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作用 篇3
一、古代监察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御史监察制度
御史监察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秦代开始形成由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监郡御史等组成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秦代的御史大夫是辅佐丞相的，可以代皇帝起草诏令，接受皇帝的差遣出使，处置一些军国大事，当然也负责对百官进行监察和纠劾。汉代御史的职能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管理国家档案。二是领导对地方政府的监察。三是领导中央监察组织。四是主持对百官的监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御史组织更加庞大、严密，其监察范围更加大，职能也得到更大限度的行使。御史已彻底改变皇帝秘书的性质，成为完全成熟的专职行政监察机构。御史台增加了监察尚书的职能。隋御史台有权对以下行为进行弹劾：一是违反法令者。二是不理朝政者。三是监授人官，不举贤才者。四是以权谋私者。五是朝会举止礼仪不肃整者。唐代的御史台形成了三院分职的组织系统。有纠举国事活动中的违礼行为、监督中央财政、巡视京畿、监察中央行政机构等职权。宋代御史台组织更加细化，负责朝议活动中的纠察，监察中央行政机关。
2.汉代刺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代刺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体制成熟的重要标志，它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加强对地方的领导，监察地方政治，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刺史可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汉初刺史，除了监察郡国，同时还督查监御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刺史的监察范围不仅是自己的属下郡县，而且也包括了中央驻州机关及境内非州所掌管的封国。刺史不仅是地方行政首长，而且仍然是监察官，刺史仍具有中央监察的责任。
3.其他古代监察形式也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监察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典签制度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它改变了自刺史转化为地方性行政长官以后，地方行政机构无专任监察的状况，改善了监察体制，加强了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唐代的谏官组织，有讽谏政治、驳正违失的重要职责。唐代谏官组织的发展将行政组织外部的监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它将来自社会下层以及官僚层面的舆论监督、举报、投诉制度化、规范化，和御史台所掌握的行政监察相结合，有力地提高了监察效能。宋代地方监察也日益完善与严密，巡察与常驻监察结合起来，对本路辖区内的官员皆有监察的责任，对不称职或违法官员有奏劾权。
二、古代监察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其中“人治”是影响监察制度的最主要因素
1.皇权是影响监察制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与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监察组织且名称相同的御史台首长御史大夫，汉代时其地位是很高的，被列为三公之一（三公即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可以辅佐丞相、代皇帝起草诏令、接受皇帝的差遣出使并处置一些军国大事，当然也负责对百官进行监察和纠劾。而到了隋朝，御史大夫的地位明显不如秦汉时期。为提高御史台地位，隋又重新设置御史大夫，以御史大夫一人为御史台的实际长官，专掌纠察。隋的御史大夫实际上是汉魏的御史中丞之职，即是专职的监察长官，而与秦代、两汉身兼副丞相的御史府长官御史大夫是不同的。御史大夫地位的升降、职权的变化，反映出皇权是影响监察制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2.其他人为因素是影响监察制度的又一因素
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监察机构的权力有时会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但蒙古人不在此限。
古代监察制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我们在借鉴古人成功经验的同时，要摒弃其不足。
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看反腐斗争 篇4
关键词：监察,权力,腐败,制度
1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由两大系统构成: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
(1)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早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就有出现。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经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
(2)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到了秦朝,御史大夫府被创建成为中央监察机构,而地方设置了监郡御史。汉朝秉承秦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御史府,同时又增设了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刺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也应运而生,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除司隶校尉,初步统一了监察机构,监察权也扩大成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谏官系统开始规范化、系统化,至南朝,专门负责规谏的集——书省被建立。
(4)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朝设立了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之下设立台院、殿院、察院,各院之间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了比较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的局面。
(5)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到了宋朝,设立了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有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元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除此之外,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
(6)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明朝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取消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立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还设立了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至清朝,六科给事中归至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另外,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标志着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尽管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设计十分精细严密,但是由于皇帝不放心臣下可又无力控制所有臣下,导致监察官系统内部或互相制肘或互相勾结,尤其是监察系统与行政和军事系统的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官官相护,包庇徇私,不了了之的事无法杜绝,根本不可能彻底铲除腐败。这种监察毕竟是为专制君主服务,并为其操纵的,归根结底逃不出人治的范畴。人治与法治根本性的冲突也因此已经决定了:无论多详尽完善的监察制度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好坏影响,权力以外的腐败虽然可以抑制,权力本身的腐败却无法抑制。
2 古代监察制度对当今反腐工作的启示
防治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关键在于监察。强化监察,要着重做好以下五个方面:
(1)各级监察主管应积极负责属于自己的监察范围,支持下属和下级监察机关、监察人员的工作,切实保护下属和下级监察机关、监察人员的合法权利,以保障监察作用的充分发挥。
(2)给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以防其受到其它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
(3)在监察官的选任方面,应考察被选任的监察官是否具有坚实的社会主义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的过程中要加强上级监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
(4)在考核、升降方面,要严格以检查人员的实绩为根据,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充分地掌握其实绩,进而决定其奖惩、升降。
(5)各级监察主管应发挥主导作用,充分调动监察人员的积极性,广开言路,积极收集各种意见和建议。
3 当今社会的权力与腐败问题
从历史中不难得知:权力是腐败的来源。现如今,产生腐败的原因虽然来自社会、制度、经济、环境、道德、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但权力滋生腐败已是一个颠簸不破的事实,虽然权力≠腐败,但是腐败=权力。另外,腐败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营私舞弊,利欲横流、世风败坏等问题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权力越轨是产生腐败的首要原因。如今社会的腐败是以多个层面、多种形式发生在多种领域的一种“大恶”的行为。从腐败人员的构成划分,可分为领导干部的腐败、一般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腐败,以及非公务人员在从事经营活动过程中的腐败行为等;从腐败的种类划分,包括经济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等。尽管腐败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的,但腐败的内涵和产生机理都是相通的,那就是权力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超出了正常的运行轨道。
(2)权力监督乏力必然产生腐败。由多年来反腐斗争的实践告可知:权力监督乏力必然产生腐败。许多典型腐败案件的发生,归根结底,就是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了对权力监督的真空,当掌权者手中的权力约束不力或不受约束的时候,腐败也就容易产生了。监督不力或不受监督的权力为以权谋私营造了机会。
4 制约当今社会权力腐败的建议
针对腐败产生的原因,提出几点制约权力腐败的建议:
(1)我们必须加强政治制度改革,变换政府管理模式。通过决策分权化、体制市场化、职能民主化、管理网络化等,实现管理模式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化,合理转换政府的角色,当好管理者,淡化经营者;将对公共权力的管理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责任制,明确责任主体,制定行权规则,用规范的制度限制行权者的权力,严格减少和杜绝各级党政干部以权谋私的机会。
(2)完善监督制度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事后的惩处远不如事前的预防和事中的监督见效。在公共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提高其透明度,严格落实政务公开制度,接受群众、新闻和舆论的广泛监督。在社会事务的处理上,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拓宽民主监督渠道,增强广大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广度和深度。
(3)加强法律惩罚机制,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首先要健全和完善反腐败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通过严格界定,降低寻租者的预期收益,抬高其风险成本;其次要扩大腐败的查处范围,加大打击力度,依靠强有力的警戒和威慑作用,形成正式持久的腐败惩治系统,使当权者难以甚至不敢变异公共权力。
(4)通过改善公务员激励机制,提高其工薪待遇,从而提高廉洁收益、增加腐败机会成本。中国的反腐败策略可以从许多国家开始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中吸取经验,从完善公务员退休养老保险制度等措施入手,合理改善公务员的激励机制,降低腐败的诱惑和冲击,从而控制权力腐败等寻租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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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监察制度 篇5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封建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一）监察机构随着皇权的加强而不断强化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形成于秦汉。监察官统称御史，最高长官是御史大夫。东汉光武帝把御史的官署从皇宫里搬出来，并入兰台（收藏和
管理宫中典籍的机构），御史的长官叫御史中丞，他办公的地方叫御史台，也叫宪台或兰台。东汉御史台名义上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掌管宫中服务性事务的部门）。三国时曹魏的御史台脱离了少府，这是体制上的重大改革。从此御史台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地位显要了。唐模仿隋在中央设三省六部，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同时在御史台下设三院，即台院（御史台本部，处理台内日常事务）、殿院（在宫廷举行重大仪式时纠察礼仪）和察院（主管弹劾百官），监察机构进一步完善。到了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突出了唐代察院的职能，说明御史工作的重点更加明确。同时设置六科（有点像今天监察部的派驻机构），对中央主要部门实施对口监察。六科直接对皇帝负责，监察机构又得到加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特点是不断削弱相权、不断加强皇权，监察机构正是适应了这一趋势而不断地被强化。
（二）监察官是皇帝的御用工具
清初编纂的《钦定台规》明确说，监察机构是“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监察官是皇权的耳目工具，他们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了维护皇权。三国时的曹操为了树立权威，特设了校事一职，执行监察和军事执法官的任务。校事的职位很低，但权力很大，完全秉从曹操的旨意行事，是典型的鹰犬与爪牙。宋代不仅中央御史台直属皇帝，地方的监司和通判也直隶皇帝。明代的都察院和六科都归皇帝直接领导。清代以法规的形式规定，监察官的考选、差遣、内升以及外转都由皇帝说了算。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监察官御用的性质，这种御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监察官在多数情况下不可能站在社会公正的立场上履行职责。
（三）一般监察官秩低权重，以小监大
古代统治者对监察官职级的配置十分微妙，高级监察官的职级有增高的趋势，而作为工作骨干的中下级监察官的职级一直不高，但却可以监督、弹劾高级干部，即所谓以小监大。高级监察官指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前者隋代为从三品、宋代从二品，到元代为从一品；后者隋代为从五品、宋代从三品，到元代为正二品。明代的左、右都御史均为正二品。做具体工作的监察官的职级却不高。汉武帝派出的刺史，论职级只有六百石（当时没有品），只相当于一个中下等县令的级别，却能监察职级二千石的郡国守相，权力很重。隋代的监察官为从七品，宋代为从七品，元代为正七品，明代的十三道监察御史也是正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干部，而他们弹劾的对象却是从一般官吏到宰相。这种设计可谓用心良苦。清人赵翼的一句话道破了其中的奥秘，他说：“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职位低的人顾忌少，可以大胆工作，同时也听话，便于管理。从当年的实践看，还是行之有效的。
（四）对地方官的监察割裂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
这种做法始于汉武帝，他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十三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在自己的监察区内进行巡察。巡察时“乘传（公家驿站马车）周流”，年底回京汇报。唐代在地方划分十道（监察区），由中央派出十道巡按使在各自的监察区内巡视。明代在地方设十三道（按省划分），配置十三道监察御史，再从他们中间选派巡按御史出巡地方。中国古代对地方的监察，以这种巡视方式实行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它的成功之处，就是用流动的方式把监察官与行政官的利害关系割裂开来，保证监察官能够较好地履行职责。这个理论的创始者是战国时的商鞅，他说过一段很经典的话，意思是：虽然官员人数很多，但他们担任同一类的职务，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让他们彼此监督是不可能的，他们利害关系一致，容易互相包庇，就好比让马夫监督马夫，行不通。假如马儿能够说话，就可以监督马夫，因为马儿与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按照他的观点，只有确立利益相异的钳制关系，才能使监督真正发挥作用。概括成一个公式，就是“流动的方式——割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马儿说话”。这里马儿说话是关键。让马儿开口，机制就是割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而割断这一层关系的途径是采用流动的方式。汉、唐、明统治者践行了商鞅的监察理论，并且在实践中又有新的发展。
（五）在府县一级不设监察机构
元代以前地方没有固定的监察机构。到了元代，先后在行省这一级设立了几个行御史台，行台之下有诸道肃政廉访司，共有二十二道，是地方正式的监察机构。元代地方行省之下的行政机构依次为路、府、州、县，道是在中央的中书省、地方行省和路府之间设置的监察区划。也就是说，在州县（大致和今天的县相当）一级是不设监察机构的。明代地方行政机构是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行省），之下是府、县两级政权。明朝初年，朱元璋只在行省一级设立了提刑按察司，主管监察工作。到清代，地方上有省、道、府、县四级。省一级保留了明代的按察司，道（包括守道和巡道）这一级是个创新，有点像现代行政区划中的地区行署，因与监察有关，勉强可以
算作监察机构。但道以下的府县没设监察机构。
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明、清三代王朝都是版图辽阔的大一统国家。由于疆域广袤，在地方上设置固定、专门的监察机构成为必然之举，但问题是地方监察机构设在哪一级更为合适？在省一级设立监察机构的必要性无需赘言，省以下或者确切地说在府、县一级呢？朱元璋曾一度设置监察机构，但不久就罢除了。朱元璋为什么撤回了府、县的试佥事？因为他们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府、县设立监察机构没能达到预期目的？按照商鞅的理论，有效监察的前提是割断监察者与被监察者的利害关系。相对来说，中央的监察官与省一级行政官员的利害相异，中央监察官在省里是超脱的，易于行使监察权；省一级监察官与同级行政官员虽然藕丝难断，对下一级的行政官吏却也是超脱些，也能较好地发挥作用；但作为地方行政建制最低一级府、县的监察官来说，他们没有超脱的余地。中国古代监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监督。如果一个监察官无法摆脱与其监察对象的利害关系，就不能指望他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六）监察工作为封建政治服务
古代监察官的基本职责是查办官员违法乱纪的案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工作，如荐举人才，言事谏诤，参与司法审判，监督财政、宫廷礼仪、学术、军队，维持治安，赈济灾荒等。看起来很杂乱，但都是围绕一个大局，即为封建政治服务。这个政治就是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秩序。当然，在不同时期工作的重点是不同的。比如汉武帝给十三部刺史规定的六条任务中，除第一条监督豪强大族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守的。因为当时经过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打击，诸侯国的势力大为削弱，已不能构成对中央的威胁，而郡的官员（西汉初在地方实行郡和国并行的双轨制）不执行中央政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加强对郡守的监督就成了监察工作的重点。古代重视宫廷礼仪，所谓“礼仪征伐自天子出”，是王权的象征。在唐代，御史台下面有一个专门负责维护宫廷礼仪的殿院。统治者通过这些做法严格规范封建等级制度，进而达到维护皇权威严、强化专制统治的目的。古代监察官与司法的关系密切。唐以前，监察官可监督案件（相当于今天法院审理的案件）的审理，纠正冤案错案。到了唐代，监察官可以直接参与审案工作了。明代都御史可以参加大要案的审理，当时大的案件由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三家共同会审。清代也是如此。从监督的角度讲，唐代以前，监察官是事后监督（纠错只能在事后），唐以及明清变成事中监督了。当然，监察官参与审案不符合今天司法工作独立的要求，大理寺和刑部的审判应该不受其他部门和个人的干预。但是古代社会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社会，而且司法腐败（即贪赃枉法）相当普遍。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只能用人治的方法去监督制约，在当时的体制下，恐怕只能如此。这是服务于封建政治的需要，结果是监察官的权力向其他领域延伸了。
（七）监察工作交叉，监督者也被他人监督
古代统治者用监察官监督行政官吏的同时，又对监督者施以监督，同时让监察官之间彼此监督和制约，所以在制度的设计上有意识地进行职权交叉。西汉中央的监察系统中，司隶校尉监督京城百官，包括丞相司直（由丞相直接领导的监察官），还可以监督地方七个郡（三辅、三河和弘农郡）的官吏，但他又受御史中丞的监督。谏官的本职工作是言事谏诤，到了宋代，御史可以谏言，谏官可以弹劾，两者的职责混淆了。宋代地方上的监司（提点刑狱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和漕司）都负有监察的职能，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监督转运使的走马承受之间的工作，有许多是扯在一起的。明代中央的督察院监督百官，六科监督中央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的官员，两者监察的对象有重合的部分。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理论上除了皇帝之外，天下没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官员。但是弊端也显而易见，就是机构重叠、臃肿，钦差大臣满天飞，各方推诿扯皮，监察工作效率低下。
（八）谏官组织基本上是摆设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除了监察官系列外，还有一个谏官系列。谏官的职责最初是言谏，后来又加上了封驳。言谏是提意见，封驳分封和驳两个方面。封是对上的，指对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指示认为不当，可以送还；驳是对下的，指对臣下的奏章认为不妥，可以退回。《旧唐书》总结归纳了谏官工作的几种方法，总的精神是表述意见时要尽量婉转，而且要看皇上的脸色行事。所谓言谏，多数时候是摆样子的，像李世民那样善于纳谏和魏徵那样敢提意见的君臣，毕竟凤毛麟角。宋代有了专门的谏官机构，同时谏官和监察官的职责开始混淆。元代废除了谏官机构。到明代，六科给事中兼有监察官和谏官的责任。但在君主专制高度发展的明代，给事中的封驳权实际上只有“驳”下而不能“封”上。不能“封”，谏官也就不成其为谏官了。清朝雍正皇帝继位后，觉得连摆设的必要都没有了，索性把六科并入都察院。虽说有监察官和谏官两个系统，但谏官的作用根本无法与监察官相提并论。
（九）监察官选任的标准很高，日常的管理很严
古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对监察官的选拔和任用，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个特点越加明显。总括选拔监察官的标准，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是在人品上要求刚直不阿和公正廉明；二是注重文化素质；三是要有基层工作经验；四是实行回避法。由于严把入口关和管理关，在多数时候保证了监察官队伍的总体素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十）监察制度的作用是弹性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有制度但不一定按制度办事，制度有时也不管用。监察制度的作用，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因时而异。在新王朝建立伊始，统治者励精图治，政治比较清明，在这种客观环境下，监察制度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反之，如果在王朝末世或遭逢政治黑暗时，监察制度就丧失了其应有的制衡调节作用，有时甚至形同虚设。明代中期以后朋党之争日益激烈，监察官也参与其中。他们非但不能击浊，反而以身事逆，助长了官场上的坏风气。二是因人而异。由于监察制度是为加强皇权设计的，这个制度的作用往往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历史上一些有所作为的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清代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在位时，都懂得利用监察制度巩固封建统治，在许多时候能够支持监察工作，因而他们在位时涌现了一些不畏权贵、敢于执法的监察官。但如果皇帝昏庸，监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有些秉公执法的监察官还会受到迫害。据《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清史稿》和《清史列传》记载，清代受到处分的监察官达300多人，他们中多数人是在工作中因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受到打击报复，或者因皇帝听信谗言受黜的。三是因事而异。查小不查大，即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元代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说，监察官员的工作，就是“鞭扑一二小吏细过而已”。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在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是一种具有双重职能的特殊制度。首先它是皇帝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其次又是地主阶级内部维护封建特权、协调利益关系的制衡器。前者是一个人，后者是一个整体，两者在本质上都是私有制的产物，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利益上又有不一致、甚至冲突的地方，监察制度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意志以及他们之间利益调整的情况。
略述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的发展 篇6
一“、 代天巡狩”———巡视制度的萌芽
最早的“ 巡视”,其表现形式是帝王离开国都到各地去视察,即所谓“ 代天巡狩”。 而“ 巡狩”的基本目的则是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所谓“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1]梁惠王下。据文献记载, 我国在商朝就已出现了“ 代天巡狩”现象。《 竹书纪年·卷上》载“: ( 成汤)二十五年……初,巡狩,定献令。 ”殷墟甲骨文中也有“ 帝辛十祀征夷方卜辞”,帝辛征夷方活动很可能是“ 以武力征伐为支撑的、经营东国的巡狩活动”[2]42。 到了周代,周天子为了加强对各地诸侯的控制,频繁开展以狩猎或征伐为主要内容的“ 巡狩”活动。 《 史记·周本纪》载“:( 武王)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 武成》。 ”《 竹书纪年·卷下》亦载“: 十九年,( 成)王巡狩侯甸方岳。 ”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晋侯苏编钟铭文中,也记载了周王对东国、南国的“ 巡狩”活动;类似“ 巡狩”还见于宗周钟、宜侯矢簋、中觯等器皿的铭文中[3]3。 此外,据学者研究,《 穆天子传》中有关“ 穆王出外游历”的记载,很有可能也属“ 巡狩” 性质的活动,其目的就在于展示国威,安抚边民,震慑戎狄[4]23。
总的来看,商周时期的“ 天子巡狩”,实质是君王倚仗强大军事实力,在势力范围内开展的武装巡视活动,其目的主要是对被统治者进行威慑和安抚,以确保对各地的有效控制。平王东迁后,王室式微,自然少有君王“ 巡狩”的记载。到了秦汉,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巩固“, 巡狩”又日渐增多。 然而,此后的“ 巡狩”则更多带有“ 礼仪” 的意涵。 据学者统计,汉武帝在位期间三十四次“ 巡狩”中,祭祀、封禅等礼仪相关活动就占十八次之多[5]6。“ 巡狩”原有巡视监察功能, 则逐渐为新监察制度所取代。
二“、 代君巡行”与刺史制度———巡视制度的确立
商周时期,除君王亲自“ 巡狩”外,还往往派遣大臣代其巡视。例如,甲骨卜辞中就有“ 癸巳卜,令禽省禀( 鄙)”[6]片33236的记载。 这里的 “ 省”即为巡视,而“ 禽”则是代商王巡视“ 鄙”的官员。 秦统一后,中央派监御史赴各郡巡察。汉建国初年,沿用这种监察方式。《 通典》卷三十二载,文帝时“ 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 但这种“ 出刺”的丞相史不仅职位很低,而且“ 不常置”[7]卷十九上,作用有限。 武帝元封五年( 前106) ,“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7]卷六,“ 掌奉诏条察州”[7]卷十九上,从而建立了分区巡视的刺史制度。 刺史每年自八月起巡行所部郡国,年底回京,监察范围是中央颁布的“ 六条”。据《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 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外督部刺史”。 刺史由御史中丞统辖,而御史中丞常近侍于皇帝身旁。 通过御史中丞,皇帝可以实现对各州部刺史的有效控制。因此,刺史实际上是作为皇帝使者,代表皇帝来履行巡视职责。
与商周时期的“ 天子巡狩”或“ 代君巡行”相比,刺史制度在巡查区域、巡查时间乃至巡查内容上都有较明确规范。更重要的是,由此开始形成一套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外的监察体系,监察制度不再作为行政制度附庸而逐步自成体系。可见,刺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 但是从西汉中后期起,刺史逐渐侵夺地方官的人事权、司法权、兵权等,到东汉末年,刺史已变成凌驾于郡县之上的地方行政长官,其原先监察区划也演变为行政区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州”作为正式行政单位,州牧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此时,皇帝派身边近侍为“ 风俗使者”,分路巡行天下,除收集歌谣等民间舆情外,还对地方官进行监督甚至黜陟[8]72。
三、台院结构与分道巡查———巡视制度的发展
隋统一后,重整监察制度,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关,辖监察御史“ 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9]卷一三,后又增设司隶台和谒者台。其中,司隶台“ 掌诸巡察”,谒者台“ 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10]卷二八。 到了唐代,逐渐建构起以“ 一台三院”为主体的监察体系,“ 台”即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 察院三院。 其中,殿院所辖殿中侍御史有二人分知左、右巡,负责巡察两京范围内不法之事。察院设监察御史“, 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 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11]卷四四。
贞观元年( 627),依“ 山河形变”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 此后,经常遣使巡察各道。 中宗年间,置十道巡察使。 睿宗时,改为十道按察使,每道一人,分察天下。 玄宗开元年间,又改为采访处置使( 或观察处置使),并调整为十五道。 唐代前期,分道巡察是一种类似于西汉刺史制度的地方巡视监察制度,并以六条来监察地方官违法行为。 它与作为中央特使的监察御史出巡州县有明显区别, 其职位也可由其他官员充任。 安史之乱以后,原先负有巡察地方之责的采访处置使( 或观察处置使),逐渐掌握地方行政权力,其监察职能也逐渐淡化。
宋朝将全国分为若干“ 路”,各路设有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机构,负责对地方政务、司法、财政及其官员的监察,统称 “ 监司”。 各监司长官每年巡视所辖地区,将“ 平反冤讼,搜访利害及荐举循吏,按劾奸赃”的情况申报朝廷,将“ 所部县令有无善政显著及谬懦不职之人,申尚书省”[12]卷七。 监司不限官品和职位,监察范围也很大,但以漕、宪、仓三司共同监察地方官吏,结果分散了对地方的监察权。
从隋唐开始,国家监察制度趋向完善,巡视制度从表现形式上也可分为两种,一种由中央派出巡视全国,如隋朝的谒者台和唐朝的监察御史,另一种是划分区域巡视责任辖区内部,如唐朝的“ 十道巡察”制度和宋朝的各路“ 监司”制度。
四、组织严密与相互制衡———巡视制度的强化
元代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殿中司和察院,由察院派监察御史,常驻地方,地方设肃政廉访使,负责对所辖地区进行经常性巡察。 明初承接元制“, 置御史台及各道按察司”[13]太祖卷二六,后改设都察院,下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等,都御史有奉旨出巡外省的职责。 又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其中一部分被选派为巡按御史,负责“ 代天子巡狩”,巡察天下利弊。 各省还设置提刑按察司,作为地方监察机关,与巡按御史共同履行巡视职责。 后来,巡抚出巡往往挂都御史衔,因此巡抚也有了巡视监察地方的职权。
为强化皇权,明统治者还建构了一套厂卫特务制度。厂卫,即东西厂和锦衣卫,其中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年间,主侦缉、典诏狱。 永乐时,又建立东厂,职掌“ 缉纺谋逆妖言大奸恶等”[14]卷九五。 成化和正德时期,还一度设置西厂、内行厂等机构。 厂卫机构由皇帝直接控制,经常奉皇命巡察各地。“ 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 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以致“ 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14]卷九五。 厂卫侦缉所得情报和刑讯狱情亦直接上报皇帝,“ 每奏事,即首珰亦退避,以俟奏毕,盖机密不使他人得闻也”[15]卷六。 厂主侦伺,卫典诏狱,厂卫相倚,构成了独立而又完整的监察司法机构。故厂与卫虽无监察之名,却行巡视监察之实。
清承明制,以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在地方,总督巡抚还兼任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因而也具有一定巡视地方的职权。各省还设置按察司,省与府间设置“ 道”,故按察使和道员都有巡视所辖地区的职责。 在清朝“, 道”所负责的巡视监察功能逐步强化。 雍正八年(1730)“, 着吏部行文四川巡抚,令该省四道,于所属州县,每年巡历一周”[16]世宗卷九三。 为了进一步规范“ 道”的相关制度,乾隆十八年( 1753),又规定“ 直省守巡各道,着俱为正四品,停其兼衔”[16]高宗卷四四三。 此外,一些因专门事务而设立的监察官如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盐政、提督学政、海关道、屯田道等,在本部门职责内进行相关的巡视监察。
古代监察制度 篇7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伴随着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强化的, 最主要包括御史监察制度和言谏制度。自秦朝开始, 御史专门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 负责监察朝廷、诸侯官吏, 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兴于汉, 发展于唐, 衰减于宋, 终结于明。言谏制度以匡正君失为目的, 是封建专制制度自我调整、自我补救、自我充实提高的一种制度。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一) 封建皇权决定了监察机构的一切职能
自秦朝开始, 各朝各代均实行封建君主专制, 皇帝集大权于一身, 无法进行监督。因此, 古代监察的兴衰和取得的成效, 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品质意志及皇帝权力的强弱。皇帝是要依靠大小官僚对国家进行统治和治理的。在皇帝的眼里, 官僚仅是一种统治工具, 是靠不住的。监察制度也是维护皇权的工具, 御史是皇帝下派的耳目, 同样具有不可靠性。既然都是统治工具, 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如果两种工具发生冲突, 皇帝可以自由裁量, 随意使用, 人治的观念就凸显出来, 并非是法治。御史是奉旨办事, 对于皇亲国戚和官僚利益集团, 监察就显得苍白无力, 往往是形同虚设。
(二) 行政权力和监察权力相互交叉混淆
在秦和西汉, 御史大夫是以副丞相的职位来履行职责, 虽是专职监察机构的官员, 但又直接插手国家行政, 监察职能往往就被淡化。西汉武帝时, 设置《刺史六条》, 刺史直接听命于皇帝, 代表中央到地方进行监察, 就直接干涉地方行政;到了东汉末年, 刺史不仅仅是干涉地方行政, 而且成为了位居郡县之上的行政长官。明代, 巡按御史的品级虽低, 但是, 由于他们掌握了地方官吏的考察大权, 即使是三品以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员也对其十分敬畏。监察官员插手行政事务, 就是本位职责的缺位, 同时产生新的腐败的可能性风险也成倍增加。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有效借鉴
(一) 中国古代的权力牵制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权力牵制是靠御史监察制度和言谏制度来完成的。御史监察系统呈纵向放射状, 最高是皇权, 再由御史、刺史和巡按御史等将权力实施至地方, 整个监察过程, 从纠参到议复, 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 由皇帝决断。从而上至中央, 下至地方, 形成了严密的监察网络。而且在御使监察官的选任过程中, 有严格的任职资格限制, 强调回避制, 类同当今干部异地任职, 严格监察官员考核, 在其内部, 监察御使等在行使监察职权时, 也会受到上级、相互之间和其他机构的监督, 形成了多重的监督制度, 但在制度的执行上是有缺陷的。
相比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其本质也是要牵制权力。牵制权力就需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制约权力和完善监督体系靠的是制度,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 腐败就无法控制。
(二) 广开言路与民主、法制相结合
广开言路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中的一部分。最著名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贞观之治”期间, 唐太宗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 任人唯能, 知人善用, 广开言路, 尊重生命, 自我克制, 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 厉行节约, 休养生息, 文教复兴, 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 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 尊重边族风俗, 稳固边疆, 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广开言路是发扬民主的一种有益做法, 然而, 明朝朱元璋则利用严刑酷法来惩治贪官污吏, 并制定了《大诰》来代替法律, 使得人们对其酷刑心惊胆战, 也凸显出封建皇权下, 皇帝的为所欲为, 治理国家是靠人治而非法律。因此, 广开言路需要民主和法治相结合。
三、反腐败需要民主和法治共同驱动
(一) 把国家权力全部纳入法治轨道, 确保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
我国的党政干部是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筛选任用的, 要为人民群众服务, 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意愿, 否则就不能当选, 如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选举是民主的根本, 选举制度的健全与否, 直接决定“民主、公开、竞争、择优”这一原则能否顺利实施, 也是实现国家民主的关键性因素。现在我们提出的依法治国与古代法治是有所不同的, 依法治国要以民主为基础, 民主是法治的最根本动力。要保障民主就要建立独立而健全的司法体系, 一切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都应遵循法律体系的标准, 而不是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 司法是没有上级的。因此, 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是我国推行依法治国必备的两个条件, 其直接决定了我国法治化的程度。
(二) 广开言路要确保言论自由
总体来说, 封建专制下的广开言路并不成功, 其根源在于封建皇权专制制度, 集中的权力, 使得官吏更容易受到腐败的诱导, 其道德水平也相对百姓来说是更低层次的。如今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路线, 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进一步促进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寄托于人民群众身上, 因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把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才是最可靠的, 并不是像中国古代依靠个别官员的清正廉洁造就社会短暂的繁荣。如今, 人民群众可以利用各种途径向官员和国家机关检举、控告和申诉。要保证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公共权力, 就要确保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发表自己意见和见解, 甚至是批评, 都会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促使各级官员和国家机关正确行使人民群众交付的权力, 促进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良好发展。通过言论自由使人民群众自我教育, 而不是古代官员一言一行的教化。
总之, 反腐败需要把权力牵制到法治的铁笼中, 防止腐败分子在我国推进“四个全面”的过程中利用制度的空子攫取不当利益, 确保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常态。
摘要：腐败和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王岐山同志指出, 当前,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我们以史为镜, 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同时, 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 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