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化经济模型（共7篇）
一般化经济模型 篇1
一、引言
作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理性经济人”假设一直是经济学逻辑发展的脉络之一。以姜启源“实物交换模型”等为代表的经济学经典理论曾给出过在“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下, 以效率最大化为前提追求最佳公平的实物交换模型。然而, 经济行为中的个体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为第一准则吗?行为博弈论对此的研究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对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十五个样本进行时间长达十余年的跟踪实验后, 来自桑塔菲研究所的Boyd等人指出, 对于“最后通牒”博弈而言, 低于20%的要约有40%-60%的概率被拒绝。然而从理性假设出发的纳什均衡认为, 1%-20%的要约不应该被拒绝。
事实上, 个体在参与经济活动的时候往往是作为一个“理智人”而不仅仅是“理性人”的角色出现的, 在效用小于一定阈值时, 人们通常更倾向于将公平因素赋予较大权重而作为第一准则, 追求的是在公平前提下的效率最大化。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 以shapley值法为依据研究了一般n人实物交换的情形, 构建了基于shapley值的一般n人实物交换经济模型, 并举例通过Matlab编制程序进行了求解, 以期能够作为原有经典实物交换经济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
二、一般模型构建
Shapley值法是shapley提出的一种解决n人合作对策问题的一般算法, 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设集合I={1, 2, …, n}, 如果对于I的任一子集 (表示n个人集合中的任一组合) 都对应着一个实值函数v (s) , 满足:
称[I, v]为n人合作对策, v称为对策的特征函数。
用xi表示I中i成员从合作的最大效益v (I) 中应得到的一份收入。在合作I的基础下, 合作对策的分配用x= (x1, x2, …, xn) 表示。显然, 该合作成功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v) 表示在合作I下第i成员所得的分配, 则合作I下的各个伙伴所得利益分配的Shapley值为
其中, Si是集合I中包含成员i的所有子集, |s|是子集s中的元素个数, w (|s|) 是加权因子。v (s) 为子集s的效益, v (si) 是子集s中除去企业i后可取得的效益。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可以将n人的实物交换过程视作一个合作博弈, 每个人通过交换所得到的效用度量了这个博弈的收益, 即式中任一特征函数皆对应于某一效用函数。又因为每个人效用的变化是通过改变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的配置来实现的, 因此这样一种合作的收益也可以通过效用函数值的改变来获得。如此, 我们所要求的在公平交换前提下, 如何使得总效用水平达到最高的问题便可转化成一般的在等式约束条件下极值问题来得到解决。
设有n人进行m种实物的交换, 假设每个人的初始拥有量为
其中, f为x的函数。另外, 设他们交换的改变量为
下界
-ni
同时由于交换并没有改变实物总数量,
在这里, 我们记
其中Ai为常数, 为n人合作交换完成后的总效用。由于特征函数
因此
式中i= (1, 2, 3…n) .进一步的, 消去, 可以得到如下约束条件
目标函数
所以一般地, 在公平条件下的效率最大化实物交换均衡点可转化为如下带约束条件的极值问题: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则原目标函数在X=X*取得极值的必要条件为
代入求解△i, 验证是否满足并检验其是否在可行域内, 若不在可行域内, 则原问题无可行解, 即不满足交换条件, 交换无法达成。
三、线性条件下的模型求解示例与matlab实现
一般来说, 作为效用函数必须满足单调递增、边际效用递减两个条件, 然而更加普遍的现实情况是, 在一定范围内, 边际效用的递减效应往往不会表现的十分明显, 即边际效用MU在一定范围内可视为与实物拥有量x无关的一个常数。因此以下我们放宽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 以线性效用函数为例简化模型。
相关假设如下
1. 参与者的边际效用:
2. 参与者的初始状态:
3. 交换的变化量:
约束条件:
则原问题有最优可行解的必要条件
这一线性规划问题有最优解。
解出, 验证是否成立, 若成立, 则所得解为最优解;否则原问题无可行解, 即不满足交换条件, 交换无法达成。Matlab关键代码如下: (其中)
Matlab关键代码如下: (其中)
以最简单的2×2交换为例, 假设
初始配置为代入上述模型求解, matlab代码如下:
>>f=[-3-5-8-2];
>>Aeq=[-3-5 8 2;1 1 1 1];
>>beq=[0;0];
>>lb=[-8;-4;-7;-6];
>>ub=[7;6;8;4];
>>x=linprog (f, [], [], Aeq, beq, lb, ub)
Optimization terminated.
x=
可以看到, 该解满足△1+△2=0, 因此这两人的公平交换最佳效率解为
事实上, 利用Edgeworth Box可以更直观的将这一交换过程表示出来, 如图1所示:
可以看到, 在Edgeworth Box中这两人的交换点是沿着同一方向△1移动的, 并最终达到最优配置组合。
四、结论
本文从传统经济学假设的对偶视角出发, 以shapley值法为主要依据, 构建了一个基本的公平第一性下追求效率最大化的一般n人实物交换模型。运用该模型, 能够解释一些传统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内容相关的与“理性经济人”假设不符的情形, 因此可以作为传统理论的一个微观层面的有益补充。然而, 由于受模型所运用算法的限制, 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表现在:
1.由于shapley值的计算需要大量的信息, 因此用该模型解决多人实物交换问题的实际运算效率较低。
2.求解过程采用了采用拉格朗日函数法, 没有解决最优解的存在性问题, 因此求得最优解之后需要另行判断。
因此, 目前为止这一模型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初级模型, 仍需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完整性探讨和大量的算法优化工作来对其进行完善才能得以实际运用。
参考文献
[1]姜启源, 谢金星, 叶俊.数学模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31.
[2]卿志琼.认知偏差与理性选择——基于"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认知博弈[J].南开经济研究, 2005, 01:15-22.
一般化经济模型 篇2
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创立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价格决定思想,是通过数学公式阐述的。简单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由4个方程组来表示:商品需求方程、要素需求方程、厂商供给方程和要素供给方程。虽然之后人们认为瓦尔拉斯的论证是有问题的,但一般均衡的存在是确定的。
本文研究了两个人、两种生产要素、两种产品这种简化一般均衡模型均衡点的求解方法,希望以此阐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使人们能更深入了解一般均衡的思想。
一、生产契约线和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确定
假设有两个人A和B,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分别为(LA,KA)和(LB,KB),生产两种产品X和Y。两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均可投入到两种产品的生产之中。
当两种产品的生产函数及生产两种产品的总投入要素量和确定,我们就可以确定生产契约线方程和生产可能性曲线方程。
在上面五个方程中,有X、Y、LX、KX、LY和KY六个未知数,为简便计算,假设:
我们有:
式(6)即为生产契约线方程;式⑺即为生产可能性曲线方程。
二、交换契约线的确定
图1是生产可能性曲线与表示产品在A、B间分配的埃奇沃思方框图。假设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点F(X1,Y1)达到一般均衡,这时应该有MRT=MRS。此时:
按照上面求生产契约线的思路我们有:
在上面五个方程中,有UA、UB、XA、YA、XB、YB和七个未知数,为简便计算,假设:
我们有:
此即为交换契约线方程。
三、一般均衡点的确定
我们的任务是解出α1和β。
另外:
这样:
结合式(14)及式(8),我们有:
前面我们说,当实现一般均衡时,MRT=MRS。
将上式代入式(20),就可解出α1,当然β也确定了。这样产品组合根据式(8)就可得出,消费组合根据式⒁也可确定。
四、启示
1.生产可能性曲线完全取决于要素总量和生产函数或者说技术,这说明了一个国家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2.交换契约线的确定与消费者偏好关系密切,也就是说,个人的消费组合不仅受自身偏好及收入的影响,还受他人偏好的影响。所以,引导全社会有一个正确的消费理念,对个人是有意义的。
3.个人的消费组合在交换契约线上的位置,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收入,而个人收入又取决于个人生产要素的掌握。这阐述了个人资本积累的重要性。
摘要：经济学教材在讨论一般均衡的时候,往往以两个人、两种生产要素、两种产品这种最简单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它们通常只阐述了一般均衡的存在,但都没有说明这种最简单的社会一般均衡点的确定即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关键词：一般均衡,均衡点,契约线
参考文献
[1]马斯.科莱尔.微观经济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沃尔特.尼科尔森.微观经济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王乃静,郎国放.经济学中一般均衡存在性问题理论述评[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2).
[4]田存志,赵鑫铖.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计算——基于福利方程的分析框架[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一般化经济模型 篇3
关键词：DSGE模型,经济波动,宏观政策分析
作为主流宏观数量分析工具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 , 是以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 采用动态优化的方法考察各行为主体 (家庭、厂商等) 的决策, 即在家庭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厂商最大化其利润的假设下得到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方程。一般性的DSGE模型中通常还包括政府部门 (中央银行、财政部门) 的行为决策 (标准RBC框架不包括货币政策) 。具体地, DSGE模型中各行为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行为的当期影响, 以及未来的后续影响。因此, 各行为主体在对未来预期 (建模时通常采用理性预期代表) 的前提下, 动态地考虑其行为决策的后果。其次, 现实经济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DSGE模型中引入了多种外生随机冲击, 并且这些外生随机冲击与行为主体的决策共同决定了DSGE模型的动态过程。由于DSGE模型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行为方程中的结构参数、冲击的设定和识别进行了详细描述, 从而可以避免卢卡斯批判。此外, DSGE模型考虑经济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从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考察行为主体的决策。
一、构建D S G E模型的理论基础
DSGE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一是R BC理论, 然而R BC理论由于其理论基础与现实经济环境不符而受到众多的批判, 因此众多的DSGE模型是在新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
1、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R BC)
基于RBC理论的DSGE研究较多, 如Kydland&Prescott (1982) , Long&Plosser (1983) , Ireland (2001) , 黄赜琳 (2006) 等。R BC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价格和工资具有完全的灵活性, 不存在外部性、信息是完全的以及行为主体具有理性预期。在这些假设下, RBC理论认为来自技术等供给方面的因素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 宏观经济政策无效。因此, 基于R BC理论的DSGE模型都不包括政府部门 (即货币当局) 的行为决策。
2、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理性预期、垄断竞争市场、价格和工资具有刚性 (粘性) 的假设下, 认为不仅技术等供给方面的因素是经济波动的来源, 宏观经济政策同样对产出等实际经济产生影响。因此, 主流的DSGE模型大多以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 并将货币政策和 (或) 财政政策纳入其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DSGE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引入了价格和 (或) 工资粘性, 而粘性的引入方式有两种。
一是Calvo (1983) 采用“调整信号”的方式引入粘性, 即经济中接收到随机的“调整信号”的经济主体 (企业和或家庭) 会将其价格和 (或) 工资调整到最优, 而没有接收到该信号的那部分经济主体则不最优化其价格 (工资) 。Yun (1996) , Gali&Gertler (1999) , CGG (2002) , Horvath (2009) 等运用该方式将价格粘性引入其DSGE模型;而Erceg et al. (2000) , Kollman (2001) , CEE (2003) , Smets&Wouters (2003) , 李松华 (2009a, b) 等不仅将价格粘性, 还将工资粘性引入其DSGE模型中。
二是Rotemberg (1982) 采用“二次调整成本”的方式引入粘性, 即经济主体调整其价格 (工资) 存在着成本。Ireland (1997, 2001) , Kim (2000) , Atta-Mensah&Dib (2008) 等采用了该方式引入价格粘性。而Chugh (2006) , Dib (2006) , Ratto et al. (2009) 等运用该方式还将工资粘性引入DSGE模型。
二、D S G E模型的估计方法
由经济主体优化行为得到的行为方程及各个均衡条件所构成的DSGE模型并不能直接用于数据以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 因为大多行为方程都是非线性的。因此, 通常要在模型变量稳态值处将其进行泰勒展开, 以得到线性化的DSGE模型。
1、校准法
校准法的主导思想是通过使模型的理论矩尽可能与观测数据一致而得到DSGE模型参数的校准值, 即根据经验研究来确定模型的参数, 进而对实际经济进行经验型模拟研究。DSGE模型的先驱Kydland&Prescott (1982) 就采用了校准的方法。由于校准法的矩估计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且研究者可以更多的关注DSGE模型的数据特征, 因此Yun (1996) , Gali (2000) , Kollmann (2002) , 陈昆亭、龚六堂 (2006) , Blanchardy&Gali (2006) , Horvath (2009) 等的研究中都采用了该方法。
尽管校准法具有显著的优势, 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并且个别参数的校准未必准确, 而极大似然和贝叶斯方法可以提供观测数据的完全信息, 从而较多的文献采用了这两种方法来估计DSGE模型的结构参数。
2、极大似然估计
极大似然估计法的操作分四步:首先, 将线性理性预期的DS-GE模型用其前定变量表示为缩写状态方程形式;其次, 用观测方程将前定状态变量与观测变量联系起来;再次, 用Kallmann滤波得到关于模型参数的似然函数;最后, 最大化该似然函数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运用极大似然方法估计DSGE模型的文献有:Ireland (1997, 2001) , Kim (2000) , Dib (2006) , Christensen&Dib (2008) , Chung et al. (2007) , 李松华 (2009b) 等。
3、贝叶斯估计
贝叶斯方法则是结合似然函数和模型参数的先验分布 (prior distribution) 得到后验分布的密度函数, 通过将该后验分布关于模型参数直接最小化或采用蒙特卡洛马尔科夫链 (MCMC) 抽样方法加以最优化即可得到DSGE模型结构参数的估计值。这方面的文献有Smets&Wouters (2003) , Sugo&Ueda (2008) , Ratto et al. (2009) , 李松华 (2009a) 等。
由于受可得观测数据个数的限制, DSGE模型中的参数不可能全部通过估计得到, 部分结构参数需要校准得到。因此, 无论是极大似然估计还是贝叶斯估计都结合了部分参数采用校准的方法来估计DSGE模型。
三、D S G E模型的研究主题
DSGE模型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经济波动研究;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1、经济波动研究
DSGE通常运用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来分析外生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
Kydland&Prescott (1982) , Long&Plosser (1983) 等运用基于R BC理论的DSGE模型, 认为技术冲击是导致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主要因素。Ireland (1997, 2001) 运用粘性价格的DSGE模型肯定了RBC理论中技术冲击是产出波动主要来源的结论, 并认为通胀波动主要来自于货币政策冲击。黄赜琳 (2006) 运用基于RBC的DSGE模型研究了中国的经济波动, 认为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大部分, 但对中国就业增长的效应较小, 从而就业波动较为平缓。Dib (2006) 运用包含名义 (即工资价格粘性) 和实际 (即资本调整粘性) 刚性的DSGE模型认为技术和偏好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
与上述“技术导致经济波动”的观点相反, 大量文献的研究表明, 技术之外的其他因素在经济波动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如Calvo (1983) , Gali&Gertler (1999) 等通过引入粘性价格从货币观点来解释经济周期, 认为货币政策冲击及价格决定行为在理解经济周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Gali (1999) 也认为技术冲击并非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 需求冲击是产出和劳动波动的主要因素。Chari et al. (2000) 等认为真实摩擦而非名义摩擦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Smets&Wouters (2003) 认为劳动供给和货币政策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 而价格加成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胀波动的主要来源。Adolfson (2007) 运用开放经济DSGE的研究表明, 技术、偏好、劳动供给冲击解释了产出波动的大部分;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胀波动的主要因素。Atta-Mensah&Dib (2008) 将金融中介机构纳入DSGE的框架, 研究表明中短期中外信贷冲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产出、通胀、名义利率的波动。Sugo&Ueda (2008) 认为投资调整成本冲击和技术冲击是日本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
与上述不包含金融市场摩擦的DSGE研究相反, Bernanke et al. (1999) 、Gertler et al. (2003) 以及Christensen&Dib (2008) 等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DSGE的框架 (即金融加速器模型) , 考察了金融市场摩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但他们的结论并不一致。Bernanke et al. (1999) 、Gertler et al. (2003) 认为金融加速器显著地放大了经济波动的程度和持久性, 而Christensen&Dib (2008) 认为金融加速器对产出波动不重要。
2、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DSGE模型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二是最优货币、财政政策;三是用于货币政策传导分析。
(1) 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几乎没有争议, 均认为货币政策对产出等实际经济具有真实效应。
Gali (2000) 认为在粘性价格模型里, 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显著而持久, 粘性对货币政策的非中性非常重要。Huang&Liu (2002) 等认为在粘性工资和垄断竞争情形下, 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具有较强的持久性。Kim (2000) 在内生货币供应量规则下检验了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流动性效应, 并认为工资和价格粘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流动性效应是否存在。Kollman (2001) 采用小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 表明正的国内货币供给冲击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名义和实际汇率贬值, 产出增加, 说明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具有真实效应。Atta-Mensah&Dib (2008) 将金融中介机构纳入DSGE的框架, 考察了不完全的信贷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认为如果货币当局采用前瞻性通胀目标的政策规则, 则即使价格是完全灵活的, 货币政策仍通过信贷传导, 即货币政策有效。对财政政策的研究有Smets&Wouters (2003) , Beetsma&Jensen (2005) , Ratto et al. (2009) 等, 认为财政政策即政府购买冲击对经济具有真实效应。Beetsma&Jensen (2005) 运用粘性价格、开放经济的DSGE考察财政稳定政策 (即政府购买) 的作用机制及其决定因素, 认为产品的替代性越大、劳动供给弹性越小则越要求越积极的财政政策。Ratto et al. (2009) 沿袭Smets&Wouters (2003) , 并将金融摩擦纳入其模型, 研究表明财政政策有效。
(2) 最优货币、财政政策。对最优货币、财政政策的研究是通过在DSGE模型中增加基于效用的福利分析即损失函数来进行的。
传统的最优货币政策强调对通胀响应, 如CGG (1999) 认为最优货币政策要求名义利率对通胀敏感, 即其对通胀的响应系数要大于1, 而对技术冲击保持不变。Gali&Monacelli (2000) 认为在完全汇率传递即一价定律成立的开放经济中, 最优货币政策要求通胀为0或接近0, 且名义利率不为0, 无需考虑汇率波动。Kollmann (2002) 考察了开放经济下最优泰勒规则, 认为最优泰勒规则可以保证通胀稳定, 但导致汇率大的波动。Smets&Wouters (2002) 考察了不完全传递汇率对最优货币政策的意义, 最优货币政策应最小化国内和进口价格通胀的均值。CGG (2002) 考察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设计, 认为在纳什均衡下, 一国货币当局仅对本国通胀响应, 最优货币政策与封闭经济一样;而协作的货币政策还要对外国通胀响应。
Chung et al. (2007) 检验了小国开放经济 (韩国) 的最优货币政策, 认为即使汇率不完全传递和存在成本推动冲击, 通胀目标的货币规则仍是最优的, 盯住汇率的货币政策非最优。
与上述研究不同, Mc Callum&Nelson (1999) 考察了名义收入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 认为保持名义收入接近其增长 (等于长期平均的实际收入增长加通胀率) , 则最优货币政策可以实现通胀目标并减小真实经济的波动。
Chugh (2006) , Arseneau&Chugh (2008) 认为粘性工资对最优货币政策设定有较大影响。Ravenna&Walsh (2006) 认为信贷市场即成本渠道的存在, 导致了最优货币政策受到限制。Blanchardy&Gali (2006) 用包含劳动市场摩擦即失业的粘性DSGE模型, 表明实际工资刚性导致严格通胀的货币政策非最优, 最优货币政策应稳定通胀和失业变化的加权平均, 即名义利率对通胀和失业响应的泰勒规则是最优的。Faia (2008) 也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应对失业和通胀响应。Faia&Monacellib (2007) 则在包含粘性价格、不完全信贷市场的DSGE模型中考察最优利率规则, 认为最优利率规则应对资产价格响应。对最优财政政策的研究有Siu (2004) 、Schmitt-Grohe&Uribe (2004) 、Horvath (2009) 等。Siu (2004) 认为粘性价格下的最优财政政策与灵活价格下的有很大差别:最优通胀率与价格粘性程度正相关, 而税率有较大的波动。Schmitt-Grohe&Uribe (2004) 认为最优财政政策即政府债务和税率随机游走。Horvath (2009) 用财政货币政策合作、不可分偏好的新凯恩斯模型, 检验了最优财政政策是否存在挤出效应, 即政府购买支出增加, 私人消费下降。
(3) 货币政策传导。Barth&Ramey (2000) 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紧缩导致美国企业产品价格上升, 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存在。Ravenna&Walsh (2006) 等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存在。Hulsewig et al. (2009) 运用不仅工资价格存在粘性, 信贷市场同样存在粘性的模型表明, 金融市场摩擦通过使货币市场利率不完全传递贷款利率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成本渠道使通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更为持久。
相反, Rabanal (2007) 用贝叶斯方法的研究认为美国不存在成本渠道。上述文献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仅关注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渠道 (即信贷渠道) 的存在性, 并且主要采用了校准参数的方法。而李松华 (2009a, b) 用中国的数据、分别采用贝叶斯和极大似然的参数估计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供应量渠道和利率渠道的存在性, 并具体分析了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这两个渠道对产出、消费、投资等实际经济产生影响的。
此外, Meh&Moran (2004) 认为银行同样面临金融摩擦, 其资本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决定因素。而Devereux (2004) 则运用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表明汇率对货币政策传导有切实的影响。
相对于传统计量方法, 运用DSGE模型研究经济问题具有较多优势。随着中国开放度的增加, 运用DSGE模型研究中国的货币政策实施及政策设计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徐高: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中国经济波动数量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 2008.
[2]Kydland, F.E., E.C.Prescott.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J].Econometrica, 1982 (50) .
[3]Ireland, Peter N.Technology Shocks and the Business Cycl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Con-trol, 2001 (25) .
公司治理的一般形式与模型分析 篇4
吴敬琏教授在《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书中认为, “所谓公司治理结构, 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其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相互制衡共同实施对公司的治理, 我们把这部分称之为内部治理。内部治理是《公司法》所确认的一种正式制度安排, 它构成公司治理的基础。与市场相对应, 政府行为在公司治理模式选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政府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计划、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手段直接或间接干预企业的战略选择。这些治理活动, 构成了公司的外部治理。这样, 我们就把公司治理的形式, 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
内部治理在一定情况下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加强内部治理, 就是以更恰当的方式组织好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相关的审计委员会, 争取有责任心的大股东对公司的关注, 保证企业的报告系统和审计系统向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外界提供和披露系统的、及时的和准确的信息, 保证经营者很好地履行对股东的说明责任, 尽到作为受托者的义务。
公司内部治理在性质上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 内部治理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自己来实现的。股东常常保留了对诸如董事、监事、审计员的选择权和合并、增资及新股改造等事项的审查权和否决权。其他的管理控制职能由股东授权给了董事会, 监督职能授予了监事会, 董事会再把大多数的决策管理功能和许多决策控制功能给予了公司经理阶层。但董事依然保留了对经理人员的控制权力, 包括公司的决策酝酿、决策审批和对高层经理人员的聘用、解雇及决定他们工资水平的权力。第二, 内部治理通过设计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将形成互相配合、协调制衡的机制, 以保证企业经营者经营管理指挥协调顺利。要做到这一点, 企业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的到位, 特别是企业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的约束是至关重要的, 它是将企业经营者与企业有效整合, 使企业经营者与企业群体的行为、与法律及规章保持一致。
外部治理包括一般少数股东以及潜在股东、资本市场、股票交易所等, 以及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社会舆论监督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外部治理是内部治理的补充, 其作用在于使经营行为受到外界评价, 迫使经营者自律和自我控制。国家法律法规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有力的外部约束因素, 能使企业经营者与整个社会有效整合。外部治理可以在公司治理体系中起到下面几方面的作用。
1. 众多的竞争性外部市场 (如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经理市场) 可以有利于股份公司建立有效的监控机制。资本市场可以对管理阶层施加压力, 以保证公司的决策过程有利于剩余资产所有者。
2. 在产品市场上,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将受到消费者的裁决。
3. 在有效的经理市场上, 不负责的或低能的经理得到的是低工资和低职位, 而勤奋的和有能力的经理会得到较快的提升和较优越的报酬。
4. 政府及国家法律法规、社会舆论、宏观管理机构、企业的工会、党组织等也在不同层次上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从各国公司治理现状来看, 都是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统一。所不同的是有的强调内部治理, 有的强调外部治理。股份公司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在股份分散的情况下, 股份公司的外部市场的有效性决定着公司内部治理作用的发挥。外部市场的完善和外部治理的发挥会大大加强公司内部治理的作用。另外, 内部治理发挥作用有赖于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的存在和有效的信息支持。内部治理的作用, 主要是股东所有权的运用过程, 它主要体现了资本所有者对资本使用的最终决定作用。
二、公司治理的一般模式
这里, 我们将在分析了公司治理的形式基础上, 对公司治理的一般模式进行探讨。对于公司治理一般模式的构筑, 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 可以对公司治理的不同类别的制度安排作出描述和分析。
2. 应能说明特定公司治理安排产生的条件。
3. 必须说明一种公司治理安排的不同构成之间的联系, 它们与金融体系以及经济系统的其他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法制体系、经济发展过程的差异, 公司治理的一般模型中, 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所发挥的作用的大小和重要性有所不同, 从而形成了公司治理系统的不同类型。
一般来讲, 公司治理模式大致分为下面三种类型。
1.亚洲的家族式治理模式。在东南亚国家、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区, 许多大型公众公司都是由家族控制的, 表现为家族占有公司的相当股份并控制董事会, 家族成为公司治理系统中的主要影响力量。这种模式形成的原因至少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儒家思想文化和观念的影响;二是在三十多年前这些地区落后的情况下, 在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对家族式企业的鼓励发展政策。这种家族式治理模式体现了主要所有者对公司的控制。在这种治理模式下, 主要股东的意志能得到直接体现, 这种模式也可称为股东决定直接主导型模式。但其缺点是很明显的, 即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大量资金从家族那里是难以得到满足的。而在保持家族控制的情况下, 资金必然大量来自借款, 从而使企业受债务市场的影响很大, 始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反映出家族式治理模式的弊病。
2.日本和德国式的内部治理模式。在日本和德国, 虽有发达的股票市场, 但企业从中筹资的数量有限, 企业的负债率较高, 股权相对集中且主要由产业法人股东持有 (企业间交叉持股现象普遍) , 银行也是企业的股东。在这些国家的公众公司中, 银行、供应商、客户和职工都积极通过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等参与公司治理事务, 发挥监督作用。这些银行和主要的法人股东所组成的力量被称为“内部人集团”。日本和德国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形成的长期稳定的资本关系和贸易关系所构成的一种内在机制对经营者的监控和制约被称为内部治理模式。相比较而言, 日本公司的治理模式更体现出一种经营阶层主导型模式,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 经营者的决策独立性很强, 很少直接受股东的影响;经营者的决策不仅覆盖公司的一般问题, 还左右公司战略问题, 且公司长远发展处于优先考虑地位。而德国的治理模式更体现出一种共同决定主导型模式, 在公司运行中, 股东、经理阶层、职工共同决定公司重大政策、目标、战略等。
一般化经济模型 篇5
经济宣传是今年舆论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年初以来, 省内报刊媒体把经济宣传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从各自特点出发, 紧密围绕并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和大局, 为前几个月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但也应看到, 我省经济增长面临着新困难, 特别是工业生产持续低迷、外贸进出口由增转降、财政收入回落等不利局面仍然存在, 不但给下一阶段进一步提高经济工作质量提出了新任务, 而且也为今后进一步深化和强化经济宣传提出了新课题。
认真总结年初以来经济宣传工作的经验, 科学分析目前经济报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从更高要求上不断提高经济宣传的质量, 需要我们今后在经济宣传工作的实践中, 突破一般化的报道方式, 突出典型化的报道方法。要进一步加大经济典型宣传的力度, 开创多方位共同强化典型报道的新局面。紧密围绕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和三百个大项目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经验, 在重要版面上进行有分量的深度报道;突出选题的科学策划和深刻创意, 进行有说服力、有牵动力的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大力倡导新闻记者深入经济工作第一线和主战场, 特别是深入到工业企业、支柱产业和重大项目中去, 及时反映和报道经济增长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在深入基层的实践中不断发现和深入挖掘新的经济典型。要进一步深入挖掘经济评论工作的深度, 提高多角度不断深化典型报道的新水平。目前各报刊媒体中有针对性、有说服力、有指导性的经济评论较少, 报道重大典型同时配发的经济评论更是如此。因此, 要邀请有关专家和学者, 撰写有新意和有深度, 并且通俗易懂的经济评论文章, 及时对我省经济发展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 化解经济增长中的难点和疑点, 引导全省人民坚定更好更快发展的信心。■
一般化经济模型 篇6
关键词：原型——模型论,原型,模型,模拟,适合,忠实
王宏强提出的一般原型-模型论,其基础比勒内.托姆希望的“一般模型论”更一般,范围更宽广,真正地能(可以,终将能做到)把模型从方法论水平提高到(上升到)本体论(或者使本体论与方法论合二为一;或者使本体论与方法论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同型)。(王宏强,王冰丽,1996)多年来,不断有学者一直努力把原型-模型论应用于各学科研究之中,包括王宏强,王冰丽(1996)、王宏强,孔靖,王冰丽(1997)、王宏强,刘玉华(1997)、王宏强(1997)、王宏强,刘玉华(1997)、张今(1998)、姜玲(2007)、赵联斌(2008、2009)等。
本文是原型-模型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一种新尝试,主要是把“模拟”(imitation)这一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译文分析之中。
1 一般原型-模型论在译语文本分析中的应用
在翻译活动中,同一个原语文本常常在同一个时期以及不同的时期出现多个译语文本。译者常常是因为译语读者需求的不同而对原语文本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翻译,翻译中选用最能满足译语读者需求的准确、合适的翻译策略,但同时又必须得忠实于原文。只有这样,翻译活动才真正称得上是有意义的活动。
原语文本之所以可以出现多个不同的译语文本,是因为原语文本具有“原型”的特征。原型为模型的最初状态、最初存在形式、最初阶段、最初审视对象;原型是模型的潜在前期,原型潜存、预示着模型;原型限定在静态描述下,是指初始的静态范畴;原型是逼近于初始状态的动态范畴,常用“还原原型”替代。(王洪强,王冰丽,1996:378)原语文本是作者创作的反映物理系统和精神系统的产物,是译语文本的最初状态、最初存在形式、最初阶段和最初审视对象,是译语文本的潜在前期,预示着译语文本。原语文本最逼近于物理系统和精神系统。原语文本是译语文本永远都无法彻底代替的原型。我们先看一个作为原语文本的汉语诗歌的例子:
1)原语文本:
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枫桥夜泊》是唐人张继(生卒年不详)的一首传世七绝。诗中所呈现出的那幅凄清的秋夜羁旅图以及诗人的孤寂旅思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唱。诗人对秋夜这一物理系统作了能抒发其孤寂心情的描述,为后来的译者呈现了一个翻译运作的原型。无论是翻译成英语还是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翻译后的这首诗永远都不能等同于更不可能超越这首汉语创作的《枫桥夜泊》。
译语文本之所以可以在同一个原语文本中不断产生,尽管已经有无数个同时期或者不同时期的译语文本。是因为译语文本具有模型的特征。模型是原型的后续状态、存在形式阶段、审视对象(结果)。模型是原型的显在、后期,模型蕴含着原型,是原型的补充、展开和实现。“模型”限定在静态描述下,是“模”的结果,是静态的结果、静态的描述;限定在动态描述下,是指从初始发展成为结果,是动态的范畴,动态的过程。(王洪强,王冰丽,1996:378)译语文本是译者在原语文本的基础上翻译出来的产物,是对物理系统和精神系统间接作用的结果,是原语文本的后续状态、存在形式阶段和审视产生的结果。译语文本是原语文本的显在后期,译语文本蕴含着原语文本,是原语文本现实意义的补充、展开和实现。我们接着看例(1)的几个译语文本:
(1a)译语文本一:
A Night-mooring near Maple Bridge
While I watch the moon go down,a crow caws throughthe frost.
Under the shadows of the maple trees,a fisherman moveswith his torch.
And I hear from beyond Su-chou,from the temple onCold Mountain.
Ring for me,here in my boat,the midnight bell.
(Witter Brynner&Kiang Kang-Hu,the Jade Moun-tain,1929)
(1b)译语文本二:
Maple Bridge Night-mooring
Moon sets,a crow caws,frost fills the sky.
River,maple,fishing----fires,cross my troubled sleep.
Beyond the walls of Suzhou,from Cold Mountain temple.
The midnight bell sounds,reach my boat.
(Gary snyder,unpublished manuscript,1953)
(1c)译语文本三:
Night at Anchor by Maple Bridge
The moon sets.A crow caws.Frost fills the sky.
Maple leaves fall on the river.The fisherman's fires keepme awake.
From beyond Suchou,the midnight bell on Cold Moun-tain.
Reaches as far as my little boat.
(Kenneth Rexroth,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Love and the Tuming Years,1970)
(1d)译语文本四:
Tying up for the Night at Maple River Bridge
Moon setting crows cawing frost filling the sky.
Through river maples,fishermen's flares confront my un-easy eyes.
Outside Ku-Su City,cold mountain temple-
Late at night the sound of its bell reaches a traveller's boat.
(Burton Watson,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1984)
(1e)译语文本五:
Night-moor at Maple Bridge
Moon sets,crows caw,frost fills the sky.
Rivers maples,fishing fires,drowsing in sorrow.
Outside Gu-Su City,the cold mountain temple,
At the midnight bell,arrives the visitor's boat.
(Yunte Huang,Shi:A Radical Reading of Chinese Poetry,1997)
这五个译语文本都翻译于20世纪70-90年代,可以说是同一原语文本同一时期的不同文本。这五个文本之所以可以在同一时期出现,是因为译者分别从不同的理解角度对原语文本实施了模拟,可以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五个译语文本之间的差异是由模拟角度和模拟深度的不同造成的,最佳的译语文本来自于最佳的模拟角度和最恰当的模拟深度。
根据原型-模型论的解释,原语文本《枫桥夜泊》正是这不同的五个译语文本的原型,是被译者模拟的对象,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扮演了模拟者的角色,是他运用模拟工具(译语)对原型进行了模拟。模拟者在模拟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模型接受者(读者)对模型的不同需求,同时又加上模拟必须忠实于原型的模拟规则(翻译的标准)的限制,便产生了适合于不同模型接受者的、原型的不同模型(译语文本)。
著名汉学家华生的译文保留了原诗四句的特点。译诗的第一、二句照顾了原诗一、二两句有韵的特点,押ing韵(setting,cawing,filling)的同时还押了宽松的头韵f(fisherman flares)和s(setting,sky)。这一处理无疑栩栩如生地重现了夜风拂面和霜华垂落的那种动态景象,而且用分词而不是动词来译“落”、“啼”、“满”,使得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此刻。第二句在意象处理上稍差一点,但用fisherman's flares来译树影婆娑之间(through river maples)闪烁不定的数点“渔火”还是比较到位的,等等。(胡安江,2007:66)华生的模拟过程实际上是试图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同时忠实,这适合汉语诗词研究者和习得者体验汉语诗词内容和形式特点的需求。
2 一般原型-模型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分析
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皆以“型”的形式客观地存在着,其原始状态为后人的认可和理解树立了原型。人们的每一次理解都会使其原始状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每一次理解本质上是对原型的一次新的模拟,因而会构造出它不同的模型。作者在写出原语文本的时候首先对这一原型进行了一次理解,即模拟。因而作者便成为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第一模拟者,同时作者创作的原语文本便成为第一模型。译者则由于从作者手中间接地模拟了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因而被称为第二模拟者,译语文本相应地被称为第二模拟者。但译者又是作者的第一模拟者,原语文本又是译语文本的原型,译语文本是原语文本的模型。(赵联斌,刘治:2009)
2.1 原型-模型论对翻译理论术语的定位
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在原型-模型论中可体现为原型和模型。翻译过程可理解为是一种模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成为模拟主体,他运用模拟规则(即翻译规则)选择适当的原型(即原语文本)进行模拟,模拟方式体现为翻译方法,模拟工具体现为目标语言。不同的模拟方式、不同的模拟工具,可以模拟出不同的模型。从原型-模型论的观点看,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都是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组成成分及其成分间相互作用的模型。原语文本被称为第一模型,因为它是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组成成分及其成分间相互作用的直接体现;译语文本被称为第二模型,因为它间接体现了这一状态。但是译语文本是直接对原语文本的体现和反映,从这个角度讲,译语文本也是原语文本的模型,原语文本则成了译语文本的原型。(赵联斌,刘治:2009)
译语,作为模型模拟原型的工具,具有原语言的某些特征,但又与原语言形式有很大差异。实际上,模拟过程(即翻译)是一种语言信息的移植。也就是将一种语言的信息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活动。
根据原型-模型理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都是书面作品的原型,它首先被原语文本的作者模拟创造出的它的第一模型即书面作品。不同的作者可以根据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原型。语言学中提到,一种语言在同一时期的描述被称为共时研究(胡壮麟,1988:25)。作为原型,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都具有共时特征。正是这一特征给予了作者模拟原语文本的机会。原型的共时特征可以使原型以不同的外形展示给读者,这些不同的外形正是原型的共时模型。作为原型的模型,原语文本可以彼此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必须在模型规则的范围之内。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任务是把原语文本翻译为译语文本。他不能直接模拟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但他可以直接模拟原语文本。因此原语文本实际上是译语文本的原型。译者是在翻译过程中模拟原语文本并创造译语文本。在同一时期,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翻译原语文本。原语文本作为原型,具有原型的共时特征,这给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出现差异的机会。原语文本的读者也可以被看作是原语文本的模拟者。不同的读者具有不同的理解能力,由此创造了不同的原语文本的模型。因此同一个原语文本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差异,这便是原语文本的共时性特征。(赵联斌,刘治:2009)
2.2 原型-模型论对翻译标准的阐释
翻译标准,是指导译者进行翻译,评价译文优劣的准绳,对翻译批评的建设和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史上具影响力的翻译标准,如泰特勒的“翻译的三原则”,奈达的“等值”观,严复的“信”、“达”、“雅”,刘重德的“信”、“达”、“切”以及“忠实”、“通顺”等,均关注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强调“信”于原文的重要性。作为对翻译标准的突破,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提出以“合适”为翻译标准,把翻译批评研究推向新的动态模式;以巴斯奈特和勒费维尔为代表的翻译文化学派也提出,评判译文的立足点在于译语文化,除了传统“忠实”意义上的理想翻译,各种改编式的翻译变体都是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参照下的合适翻译。
原型-模型翻译理论则认为,判断一个译语文本的成功与否,不仅要看翻译的预期目的,还要看译语文本对原语文本及作者的“信”或“忠实”的程度如何。预期目的反映了译文读者的要求,为译者的模拟行为选择提供了方向,译者可以根据不同译语读者的要求对原语文本进行多方位的模拟,可以在保持原语文本本质的情况下做适当的变异,但是这种变异必须是在忠实于原文内涵的情况下进行。翻译行为的这种模拟应该是一种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行为。
原型-模型翻译理论的翻译标准可以概括为:适合与忠实。(赵联斌,刘治:2009)对译者操纵的批判要看其生成的目标文本是否符合译语接受者的期望值,能否为译语文化所接纳等方面的“合适性”为标准。这种模式是客观的,静态的。以“合适”为翻译标准的理论,打破了传统静态翻译批评模式的局限。从现实翻译意义上对忠实给予了重新阐释。
海德格尔的“相对主义”的意义观把“理解”视为人存在的方式,从而改变了人们对特定的外部世界的理解方式,转向了对人存在的本体性思考。理解活动建立在一种在此之前对世界的认识和经验的“前理解结构”的基础之上。这种“前理解结构”建构了我们理解事物的预期结构,参与我们对世界新的理解。在翻译的实践当中,正是这些来源于先验世界的“前理解结构”的存在,使得对原著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具有合法性。这一点也为翻译标准的多元评判提供了哲学依据。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并把“前理解结构”改造成“前见”。“前见”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使我们对未来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成为可能。在翻译中,原文本只是一种被客体化的理解对象,作为主体的作者在写作时及在此之前也有自己作为人类个体的“前理解结构”,因此他的作品的意义就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而只有作品被读者接受时,作者的“前理解结构”和读者的“前理解结构”发生汇合,即这两种“视域融合”时,作品的意义才得以发生,理解才会产生结果。由于人的存在性和历史性,所有的理解都是发生在时刻变化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拥有的“现在”也是“过去”的一种“延伸”,翻译就是把“过去”的意义翻译到现在的情境中。译者不能完全恢复或重构过去的意义,而只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起一种搭桥协调的作用。
严复认为,翻译必须首先做到“取明深义”“意义不倍本文”,即达到“信”的要求。原型-模型翻译理论标准则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应新时代翻译需求的翻译标准,原型-模型翻译理论标准中的“忠实”不是逐字逐句的忠实于原语文本,而是一种注重翻译原语文本本质性内容而忽视原语文本本身形式的一种“忠实”。原型-模型翻译理论标准本质上是一种既“忠实”于原语文本本质性内容,又“忠实”于译语读者要求的翻译标准。是一种“适合”的“忠实”。
2.3 原型-模型论对翻译目的的阐释
翻译目的论是一种较新的翻译理论模式,是由德国译论家Han Vermeer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模式,该理论基本上属于一种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它将研究聚焦在翻译过程中各种目的的选择上,因此无疑能够弥补传统翻译研究的不足,从而为翻译的多学科探索又增加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目的论作为一种解构主义的翻译视角,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宏观认知模式,对于我们克服纯粹的文本认知模式起到了积极的反拨作用。翻译目的论突出了翻译活动的参与者特别是翻译活动发起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提升了译者这一翻译主体的主动参与性。它努力协调翻译的文化功能和译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宏观制约作用和机制,突破了等值翻译论或对等翻译论的框框,把翻译置于跨文化交际的范畴进行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目的论论者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在译者的作用下,以原文文本为基础的跨文化的人类交际活动。他可以参与决定译文的目的,特别是当发起者因为专业知识不足或某些原因对译文的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的目的。任何文本都只是信息提供者,译者根据翻译的目的法则只选取其中让他感兴趣的信息,再通过语言加工,译入目的语使之成为新的信息提供者。在这种信息转换过程中,译者首先就应遵循语内连贯的原则。既然翻译是通过信息加工提供给译语读者信息的,译文就应该是忠实于原文的,此时译者就又要遵循忠实性原则。忠实原则指原文和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即忠实于原文,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取决于译文的目的和译者对译文的理解。
原型-模型翻译理论的翻译目的是一种现实意义上发展了的目的论。原型-模型翻译理论认为,判断一个译语文本的成功与否,不仅要看翻译的预期目的,还要看译语文本对原语文本及作者的“信”或“忠实”的程度如何。预期目的反映了译文读者的要求,为译者的模拟行为选择提供了方向,译者可以根据不同译语读者的要求对原语文本进行多方位的模拟,可以在保持原语文本本质的情况下做适当的变异,但是这种变异必须是在忠实于原文内涵的情况下进行。翻译行为的这种模拟应该是一种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行为。原型-模型翻译理论的翻译标准可以概括为:适合与忠实。译文是否达到翻译目的及要求,以及在哪种程度上达到翻译要求,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要以翻译要求为导向。
原型-模型翻译理论的翻译目的可以概括为:翻译是一种根据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和译者的模拟水平对原作进行模拟的一种社会交际行为。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的,是要让那些由于语言障碍无法交际的人实现交际活动。译者在模拟原语文本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彻底地向译入语接受者提供原语作者表达的内容。翻译要求向译者指明了需要何种类型的译文,而译者并非被动地接受一切。他可以参与决定译文的目的,特别是当发起者因为专业知识不足或某些原因对译文的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的目的。译语文本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语内连贯是指译语文本必须能让读者理解,并在译语文化以及使用译语文本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任何文本都只是信息提供者,译者根据翻译的目的法则只选取其中让他感兴趣的信息,再通过语言加工,译入目的语使之成为新的信息提供者。在这种信息转换过程中,译者首先就应遵循语内连贯的原则。既然翻译是通过信息加工提供给译语读者信息的,译语文本就应该是忠实于原语文本的,此时译者就又要遵循忠实性原则。忠实原则指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即忠实于原语文本,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取决于译语文本的目的和译者对译语文本的理解。
2.4 原型-模型论对译者权限的阐释
翻译过程在原型-模型翻译理论中便被理解为是一种模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成为模拟主体,他运用模拟规则(即翻译规则)选择适当的原型(即原语文本)进行模拟。不同的模拟方式、不同的模拟工具,甚至不同的模拟目的都可以模拟出不同的模型。
从原型-模型论的观点看,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原语文本艺术形象的真实再现。译语文本能否真实地再现原语文本的艺术境界,最后都要落实到译文的语言形式上。如何在译文中选择和建构尽可能完美的语言形式,就成为了译者的任务。译者创造了使原语文本以不同的语种再现给不同读者群的机会。不可否认的是,第一模拟过程和第二模拟过程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无论译者如何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缩小这种差异,这种差异仍然存在。
在原型-模型翻译理论中,翻译过程的本质实际上是用一种语言去尽可能完整地模拟另一种语言描绘的信息的过程。译者需要尽他最大的努力把它转化为目标语并使它适应译语文本的新存在环境。译者的创造性不同于作者的创造性。译者不能随心所欲地书写译语文本,而只能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有限空间内去翻译原语文本。原语文本的语境指的是译者理解和解读原语文本的环境。对于译者来说,原语文本的语境不仅是他理解原语文本的根据,而且是他把原语文本翻译为译语文本的根据。一方面,为了获得原语文本的信息,译者必须通过原语文本的语境理解原语文本;另一方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又必须根据原语文本的语境造句子和创造译语文本。原语文本的信息是否可以在译语文本中存活,是否可以在没有任何错误的情况下被译者传递给译语文本的读者,完全取决于译者是否使用目标语言的语言规则和修辞习惯去翻译原语文本的信息,完全取决于这一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是否适应目标语言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否能达到交际的目的。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处理原作时,由于不同的策略取向,会导致原作不同程度的变形,这种变形现象会导致不同模型的产生。这样也会导致原型即原语文本的隐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何不“依样画葫”?原型会在何种情况下隐身于模型即译作之后?原型的隐形与译者地位、译者与作者的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使译语文本尽量缩小与原语文本的差距,译者需要作很大的努力来接近作者。纽马克曾说:在开始翻译之前,译者应当通读原文,通过阅读去理解文章的用意:要做到这点就要理解原文,两者是同步的。文章的题目可能与文章内容及其用意相距很远,文章的用意代表着作者对待事物的态度(纽马克,2006:12)
3 结论
从原型-模型论的观点看,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原语文本艺术形象的真实再现。原型-模型论将“模拟”这一新的理念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中,试图对译语文本和原语文本、作者和译者等关系进行更为清晰地分析。然而,原型-模型论研究翻译理论仍然存在有一面性。在这本书中,原型-模型论在翻译理论研究中运用的提出的成功之处在于用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去再次研究翻译理论。作者事实上是在用新方法研究旧问题。翻译过程中的许多翻译现象如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意义的恒定性和含义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已经是翻译研究中的老问题,许多翻译学者早已经研究过。但是,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有争议。本文作者正是想利用原型-模型理论重新审视这些旧现象,试图得出更加科学的观点。
再次,由于作者是首次提出用原型-模型理论研究翻译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在指导翻译研究方面仍然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原型-模型理论中的“模拟”是一个试图要强化译者翻译权力的新翻译理论,是一个试图使原语文本具有强大生存适应新环境能力的新的翻译理论。尽管这一理论正处于新的起始阶段,还有待于继续完善,作者仍然希望它能为翻译研究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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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纽马克.论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杨丽娟.“原型”概念新释[J].外国文学研究,2003(6).
[5]王宏强,刘玉华.一般原型——模型论的理论体系(Ⅲ)[J].河南科学,1997(2):213-252.
[6]王宏强,王冰丽.一般原型——模型论的理论体系(Ⅰ)[J].河南科学,1996,14(4).
[7]汪榕培,卢晓娟.英语词汇学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8]赵联斌,刘治.原型——模型翻译理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
[9]张今.思想模块假说—我的语言生成观[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10]张今,罗翊重.东方辩证法[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11]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Routledge,1992.
一般化经济模型 篇7
1模型
模型包括三个部门:家庭、厂商和货币当局,其中家庭提供劳动、消费商品并持有货币与债券;厂商雇佣劳动力生产产品,产品市场为垄断竞争市场;同时厂商根据Calvo方法进行定价,每期只有部分厂商可以改变产品的价格;最后,货币当局根据式(5)的利率规则决定名义利率。
1.1家庭部门
假设存在一个寿命无限的代表性家庭,并且存在一个由[0,1]区间代表的产品的连续统,家庭决定其如何在不同产品之间分配其支出进行消费,最大化家庭终生效用:
其中,β为主观折现率,家庭效用函数采用的形式为:
其中,Ct代表家庭在t期消费,Nt是家庭在t期提供的劳动量, 代表家庭在t期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1/σ为家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1/v是家庭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1/η是劳动供给对真实工资的弹性;b和χ为大于零的参数;εPt则表示影响家庭跨期替代弹性的偏好冲击,εMt表示货币需求冲击。代表性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Wt表示名义工资,Pt表示总价格指数,Nt表示家庭工作时间,Bt表示家庭在t期购买的,t+1期到期的名义无风险贴现债券,Qt为债券价格,Mt表示家庭在t期持有的货币数量。
1.2厂商
假设存在一个代表厂商的连续统[0,1],并且所有厂商使用相同的技术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函数采用如下形式:
其中,At=exp(εat)表示技术水平;所有厂商面对相同的不变弹性需求,并且假定总体价格水平Pt和总体消费指数Ct给定。假定厂商以Calvo方法设定价格:在t期,只有(1-θ)的比例的厂商可以重新制定相同价格P*t,而剩余比例为θ 的厂商不能调整价格,则总的价格水平为
1.3货币当局
假定货币当局采用的利率规则是根据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做出的反应制定的,具体的利率规则如下:
其中,λπ和λx分别表示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0<λi<1表示利率平滑系数,用来衡量货币政策的连贯程度,εit是名义利率变动的外生冲击;同时为反映我国央行为治理通货膨胀而采取趋于收缩的货币政策,更好的描述我国的货币政策,参考简志宏[7]和Adolfson[8],在利率规则中加入央行通货膨胀目标转移,并设定εst为是通货膨胀目标冲击;假设所有冲击服从如下自回归过程:
家庭跨期偏好冲击:
货币需求冲击:
名义利率冲击:
技术冲击:
通货膨胀目标冲击:
ρk表示冲击的持续时间参数,ρk越趋近于1,表明冲击影响的持续时间越长;假设所有冲击的扰动项 γk，t~ N(0,σk),k= {P,M,i,a,s}。
2对数线性化与参数校准
模型最终可以用6个对数线性化公式表述:
3数据处理与参数校准
3.1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以下四个数据:环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M2、名义GDP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样本数据的观测区间为2001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共44个数据样本;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月度库。为了得到模型所需要的季度数据,需要对以上四个数据进行处理:首先,以环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通货膨胀指数πt^,以M2度量的名义货币供应量,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衡量名义短期利率^it;其次,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名义货币供应量M2和名义GDP进行平减;最后,对实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GDP进行对数差分,具体的方法是:使用当年与前一年相同季度的数据进行对数差分。
3.2参数校准
本文对一般静态参数采用校准法校准,即参考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模型中参数进行校准;校准参数主要为主观贴现率β和家庭风险偏好参数σ:主观贴现率β (季度贴现率)参考刘斌[9]设定值0.99;对于风险偏好参数σ,国内文献取值多介于1和2之间,本文取σ =2;另取σ=3.5,表示高风险偏好参数,设定σ= 3.5是为了表示风险偏好参数的大小,与σ=2进行比较分析。
3.3贝叶斯估计
文中采用贝叶斯估计的参数有三组:1模型的结构参数,2货币政策规则参数,3五种冲击的自回归参数和波动参数;参考许志伟等[10]的校准值,α的先验均值选取为0.5;参考陈昆亭和龚六堂[11]等,θ的先验均值选取为0.6;参考简志宏,朱柏松等[7],ν的先验均值取为1.09;参考骆永民,伍文中[12],b的先验均值为0.29;参考仝冰[13]η的先验均值为1.00;ε 是指需求弹性,参考参考简志宏,朱柏松[7]等校准值, 先验均值取6.00;关于货币政策规则参数,参考郭立甫,姚坚[14],利率平滑系数λi先验均值为0.5,参考鄢莉莉[15],利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λx选取为0.57;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λπ选取为2.5;对于冲击的自回归参数和波动参数,参考杨柳、李力[16]等校准结果,所有冲击的自回归参数均选取为0.72和波动参数选取为0.018;根据现有国内外文献的惯例,设定取值介于0到1之间的参数服从beta分布, 外生冲击标准差服从invgamma分布,其他类型参数服从正态分布。限于篇幅,只列出部分参数估计结果,上述参数贝叶斯估计结果见表1。
4方差分解与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研究风险偏好及各种外部冲击对产出等主要宏观变量的影响,将对外部冲击进行方差分解和分析模型的脉冲响应。
4.1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主要用于研究每种外部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贡献程度,确定外部冲击在经济波动中的地位, 从而找到影响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如表2所示,分别为解释产出、通货膨胀、利率等波动中各种外部冲击所占比例。
从表2可以看出,在产出方差中,当家庭风险偏好分别为2和3.5时,货币政策方面的冲击:包括货币供给冲击、利率冲击和通货膨胀目标冲击,解释了88.92%和98.86%的产出波动,其中利率冲击分别解释产出波动的35.13%和38.58%,货币供给冲击分别解释4.6%和0.4%的产出波动,通货膨胀目标冲击解释49.19%和59.88%的产出波动,而偏好冲击对产出波动影响较小,只有0.94%和0.4%;表明影响中国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为货币政策。在对利率方差分解中,几种冲击对利率波动的解释差别较大,当 σ = 2时,货币供给冲击解释利率波动50.82%,而当σ=3.5时,技术冲击和通货膨胀目标冲击能够解释46.43%利率波动,表明当风险偏好不同时,影响利率变动的因素也不同;实际货币余额方差分解中,当σ=2时,货币政策方面的冲击解释了波动的86.35%,而当σ=3.5时,货币政策方面的冲击解释了波动的98.72%;在通货膨胀波动的方差分解中,利率冲击和通货膨胀目标冲击解释了其波动的96.22%和99.58%,其中通货膨胀目标冲击分别解释其波动的54.29%和61.34%,可见通货膨胀目标冲击是通货膨胀波动的主要因素,即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从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首先,当风险偏好一定时,货币政策方面的冲击在解释产出、实际货币余额,利率等经济变量的波动中,占主要地位;其次,货币供给冲击和利率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作用受风险偏好大小影响,当σ = 2时,货币供给的贡献值大于当σ=3.5的值,两者差值均在3倍以上,当σ越小,相应的家庭跨期替代弹性越大,货币供给冲击和利率冲击对解释经济变量动态变化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最后,通货膨胀波动分解中可以看出,央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管理的重要性。
4.2模拟分析
利用贝叶斯估计得到的参数,对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假设模型处于稳态,在0期对模型施加外部冲击, 包括名义利率冲击、货币供给冲击、技术冲击和家庭的偏好冲击,研究分析各种冲击在家庭不同风险偏好下,模型中主要经济变量受外部冲击的反应。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主要研究分析在家庭不同风险偏好下, 对受冲击影响差别较大的经济变量。例如,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通货膨胀和利率等经济变量的影响。
如图1所示,货币供给增加1% 的动态经济效应。其中,实线代表的是δ =3.5时,经济变量对货币供给冲击的反应,虚线代表δ=2时,经济变量对货币供给冲击的反应。从图可以看出,在当期,货币供给冲击导致利率上升,并在随后一期开始逐渐下降,然后在第15期回到平稳状态;相对于其他经济变量,货币供给冲击对利率影响的时间相对较长,并且在不同风险偏好的条件下,利率受货币供给冲击的影响也相差较大;通货膨胀和产出受货币供给冲击的影响将会上升,并在5期的回到平稳状态,而实际货币余额则在10期左右回归平稳;总体上看,短期内,货币供给增加会促进产出、通货膨胀和利率等增长,但会减少均衡产出,从而产出缺口增大,所以根据利率规则,利率在当期会上升,随后会逐渐回归平稳;而所有经济变量对货币供给冲击的反应受风险偏好大小的影响,当风险偏好较低时,经济变量对所有冲击的反应大于风险偏好较高时的反应,除了均衡产出对冲击的反应,其余几个经济变量对不同风险偏好下冲击反应相差1倍左右:即当风险偏好越小时,经济对货币供给冲击反应越灵敏,原因可能在于增加货币供给增加了通货膨胀预期,当风险偏好较小时,跨期替代弹性较大,从而增加了持有的货币数量用于消费,存款也相应的减少。
如图2所示,利率增加1%的动态经济效应。其中,实线与虚线代表含义与图1。相同;从图2可以看出,在风险偏好分别等于2和3.5的条件下,利率对利率冲击的反应完全相反,当风险偏好较低时,对于利率冲击,利率的反应是下降,当风险偏好较高时, 利率反应相反,并且都在15期回到平稳水平;产出与通货膨胀对利率冲击均是逆向反应,即利率冲击导致产出减少,通货膨胀也变小,因为利率提高使实际货币余额减少,从而减小产出,而对均衡实际货币余额和均衡产出没有影响,所以通货膨胀减小;又由于当风险偏好较低时,利率平滑系数λi较小,相应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所占比例(1-λi)较大,所以,当风险偏好较低时,利率的反应是逆向反应。
5结论
本文在DSGE框架下研究中国货币政策与家庭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其中,方差分解表明,货币政策方面的冲击对产出波动、通货膨胀波动、利率波动和实际货币余额波动解释均超过70%,中国经济波动主要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脉冲响应的结果表明:首先,货币供给对经济的作用受风险偏好影响较大,即当风险偏好越小,经济对货币供给的变动越灵敏;其次,利率冲击对利率的影响会因风险偏好不同而不同,但其他的经济变量受风险偏好的影响不大。
摘要：为了研究中国货币政策与家庭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在DSGE框架下运用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等方法分析不同风险偏好条件下利率冲击和货币供给冲击等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货币政策方面的冲击解释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波动;其次,代表性家庭风险偏好越小,经济对货币供给变动的反应越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