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入效应（共4篇）
挤入效应 篇1
摘要：本文通过对武汉市1995～200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武汉市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 利用外资的业绩上升很明显, 武汉应通过采取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等有效措施, 提升利用FDI的规模水平, 尽可能引导和鼓励FDI投向第三产业, 发展总部经济, 并积极引进具有较强技术溢出效应的企业。
关键词：FDI,挤入效应,挤出效应
我国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FDI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研究中部地区吸引与利用FDI的状况和经济效应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当前正在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一般说来, FDI会对东道国产生五种经济效应, 即经济增长效应、技术外溢效应、资本形成效应、就业效应及进出口贸易效应。在经济学理论当中, 挤入挤出效应被用来描述一种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增加时对其他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影响。FDI的挤入挤出效应是指FDI流入量的增加 (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 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 (东道国国内企业的投资行为) 。如果这些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等途径推动了国内企业的投资, 那么可以认为是一种“挤入效应”。挤入效应反映在数据上就是总投资水平的增长率高于利用外资的增长率, 这暗含了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 也暗含了国内企业有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 能高效地融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 从而促进国内企业的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 武汉利用外资一直呈稳步增长状态。从历年的数据来看, 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引进外资的绝大多数。例如, 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占到了外资引进总量的75.5%;从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来看, 外商投资领域不断拓展, 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项目增加, 在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中, 1, 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共38个, 同比增长9.7%, 进资额达12.62亿美元, 增长24.0%, 占全市直接利用外资总额的83.5%, 支撑作用明显;从利用外资的结构来看, 武汉利用外资仍以二三产业为主, 制造业居首位, 服务业紧随其后。2006年武汉外商直接投资进资项目中制造业项目进资达9.64亿美元, 占全市直接利用外资总额的63.8%, 居所有行业进资之首, 主要集中在光电子制造、汽车零部件、食品及饲料加工等生产制造领域。服务业进资达5.42亿美元, 占全市直接利用外资总额的35.9%, 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务咨询、计算机软件服务等行业, 其中房地产业进资达3.2亿美元, 占服务业进资总额的59%。笔者试图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模型与方法
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主要包括国内企业投资部分和国外投资部分, 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 I表示社会总投资水平;Id表示国内企业的投资部分;If表示国外投资部分。
t时期国外投资部分由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借贷组成。如前所述, 武汉市的外资利用主要形式是外商直接投资 (FDI) , 而t时期的国外投资部分并不是全部由t期的外商直接投资转化而来, 还要考虑t-1期、t-2期等的外商投资流入, 即得出模型:
其中, DI表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
对模型进行回归后, 如果各个系数有效, 用系数的值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 则:α (系数) >0, 表示FDI的增加可以带来当年国内投资增长, 说明发生了“挤入效应”;α=0表示FDI对国内投资的增长或降低没有影响, 既没有发生“挤入效应”也没有发生“挤出效应”;α<0表示FDI的增加会使得当年国内投资降低, 说明发生“挤出效应”。
二、估算结果及其分析
根据2001年和2008年《武汉市统计年鉴》的数据, 整理得出表1。 (表1) 我们对1995～2007年武汉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数据序列中的趋势, 保证其平衡性和正态性, 采用对数形式, 即以国内投资lN-DI为因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lNFDI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同时作滞后一期的回归分析。 (表2) 回归结果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呈高度相关性, 各项统计指标均是显著的, 即说明, FDI每增加1%, 可以带来国内投资当年增长0.7819%, 次年增长0.8276%。由此表明, 武汉FDI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在武汉, FDI呈挤出效应, 可结合国家政策和武汉自身发展情况分析: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政策一直偏重于东南部地区, 1999年实行西部大开发, 而武汉位于中部, 经济、技术一直发展缓慢, 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直到近几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 国家才真正开始重视中部的发展, 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 国家从改革发展全局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武汉像一片等待开辟的沃土, 受到大量外商的关注。而外资的流入也带来了新技术、新产品, 从而带动了国内投资。
三、对策和建议
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 WTO过渡期的结束, 以前有所限制的领域将对外资开放, 武汉FDI的力度也势必加大, 各领域外资将会进一步涌入。为保持FDI对武汉市国内企业的“挤入效应”,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
金融危机下, 中国政府为了抵抗危机, 保增长, 于2008年11月推出4万亿计划, 着重于全国范围基础设施建设, 武汉应抓住大搞建设的机遇, 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为发展总部经济打下基础, 从而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资金流入。
(二) 引导和鼓励FDI投向第三产业。
如果武汉市FDI仍集中在重工业, 则会挤占国内资本的投资机会和市场。我们必须积极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 引进外资时不再向一般第二产业倾斜, 引进优质的服务业FDI, 将有利于弱化目前外资存在于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近年来, 武汉围绕打造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中心的目标大力发展服务业, 2007年全市完成服务业增加值超过规模以上工业实现的增加值, 达到1, 572亿元, 同比增长14.2%, 占全年完成生产总值的50.1%。武汉应再接再励, 放宽政策, 促进FDI投向第三产业, 从而带动武汉和整个武汉城市圈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建立总部基地,
从而引进更多高新技术和专业性人才, 加强武汉的辐射带动作用。总部基地是相同或者不同类型、企业的总部或领导机构和重要的分支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地。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 总部基地是企业谋求更大发展和有利运营的有效平台。武汉只有发展总部经济, 才能长期得到国内外企业的关注, 保持显著的“挤出效应”, 才能发挥其城市圈作用, 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 从而赶上东南部的发达城市, 实现真正的“崛起”。
(四) 加强引进具有较强技术溢出效应的企业。
要注重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 更好地促进武汉市国内企业的技术升级, 从而带动整体投资水平。过去由于武汉在发展中缺乏资本, 所以必须大力引进外资, 但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今天, 武汉引进外资必须有所选择, 要从注重引资数量向注重引资质量转变。
参考文献
[1]刘志辉.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4.
[2]赵凌云.中国中部地区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4.
[3]朱骥.FDI地区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西安工程大学学报, 2008.6.
挤入效应 篇2
对于挤出效应, 传统的观点是基于IS-LM模型的分析, 当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支出时, 会引起货币市场均衡状态的改变, 提高利率, 从而挤出民间投资, 使得财政政策部分失效甚至对经济发展有不良影响。1989年Aschauer提出了公共投资的挤入效应理论, 认为当公共支出作为生产要素投入且与民间资本互补时, 公共投资的增加会提高民间资本的劳动生产率, 对民间投资产生促进作用, 即挤入效应。实际经济中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表现为一种综合效应, 究竟是挤入还是挤出要看两种效应的强弱, 具体需要通过实证来检验, 大量的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做了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大体有三种, 一是认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更倾向于挤入效应, Aschauer (1989) 首先通过对美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他发现长期中政府的公共设施投资在民间生产分配方面对民间投资呈现互补关系, 挤入效应的作用更加明显。二是认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Ghali (1998) 、Pritha Mitra (2006) 等学者的实证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三是认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有限, 比如Monadjemi (1996) 利用方差分解对英国和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表明财政支出并不是影响民间投资的主要因素。
国内学者对我国的具体情况也做了大量的分析, 楚尔鸣, 鲁旭 (2008) 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证明政府投资对同期的民间投资产量了一定的挤出效应;董昕 (2010) 基于房地产市场的省级面板数据, 认为政府投资在土地、信贷资金等方面与私人投资的竞争挤出了私人投资。刘溶沧, 马拴友 (2001) 通过对国债对利率的影响分析, 认为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有一定挤入作用。另外, 孙旭, 罗季 (2004) 、王玺, 张勇 (2009) 等认为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抑制或者带动作用并不显著。
概括以往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并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 双方都有着大量的实证支持。在此基础上, 本文选择协整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用我国1981—2011年的年度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2 指标选取和数据处理
2.1 指标选取
从官方公布数据的体系来看, 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并没有准确的官方数据, 学术界对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界定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从政府财政预算支出的科目来进行划分, 主要是将财政支出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 其中资本性支出可以用来表示政府投资。二是从投资方向上进行划分, 将公共性较强的行业作为政府投资的范畴, 将其他竞争性行业的投资看做民间投资。三是从资金来源上划分, 将预算内资金形成的投资作为政府投资, 选择自筹和其他资金作为民间投资。
本文选择第三种划分方法: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分的预算内投资来表示政府投资规模 (用符号“zftz”表示) ;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分的自筹和其他资金来表示民间投资规模 (用符号“mjtz”表示) 。另外, 引入国内生产总值 (用符号“gdp”表示) 来表示宏观经济的发展情况。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2 数据的处理
本文选择中国1981—2011年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 首先要对数据进行价格平减。分别用GDP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GDP和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换算到2000年的可比价。其中1981—198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缺失, 用GDP价格指数进行替代。
另外, 为了尽量减少数据变化的非线性影响, 分别对每个变量取自然对数, 得到lnzftz、lnmjtz、lngdp。
3 实证分析过程
3.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建立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要保证每个变量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 因此, 首先要对每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判断各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法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选择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本文中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
注:1.C、T表示检验回归中含常数项和趋势项, K表示检验回归包含的滞后阶数。2.*、**、***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3.2 协整检验
本文中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 即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用Johansen方法检验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根据AIC准则, 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 选择有截距项无趋势项的协整检验形式, 得到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说明各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进一步, 得到标准化的协整方程:
lnmjtzt=0.36lnzftzt+1.33lngdpt+7.73+ecmt
(-10.24) (-42.25)
ecmt为平稳序列, 下方括号中为参数的T统计量。
从协整模型的结论来看,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政府投资增加1%会导致民间投资增加0.36%, 即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一定的挤入效应。
3.3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反映了政府投资与民进投资的长期静态的稳定关系, 在此基础上, 需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标准形式为:
undefined
为了使模型更合理, 删除不显著的变量后, 得到民间投资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为:
Δlnmjtz=-0.08-0.54ecmt-1-0.18Δlnzftzt-2-0.17Δlnzftzt-3+2.71Δlngdpt-1
(-4.84) (-2.16) (-2.07) (4.78)
R2=0.61 F=8.46 D-W=2.31
下方括号中为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 误差修正项的系数显著不为零, 表明当变量偏离均衡状态时, 模型会以54%的速度将其调回均衡状态, 使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得以持续。滞后二期和三期的政府投资的系数也显著不为零, 说明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存在短期的关系, 短期内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有一个负的影响, 政府投资增长速度的加快会导致民间投资增长速度的减慢,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建立协整关系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在长期存在挤入效应, 短期内则表现为一定的挤出效应。这是因为政府投资的方向大多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 能显著改善投资环境, 提高民间投资的收益率, 在长期来看能够为民间投资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从而可以刺激民间投资, 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而在短期内, 政府投资增加时, 由于在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上与民间投资形成一定的竞争, 民间部门对投资前景不看好会导致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挤入效应 篇3
从最早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发展到直接投资理论, 长期以来, 经济学界有大量文献都分析过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情况。我国对于FDI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学者主要研究了FDI对整个国内投资的挤出 (挤入) 效应, 另一部分则分析了FDI对于我国不同地区国内投资的挤出 (挤入) 效应。
1.以中国整体为研究对象。
杨柳勇和沈国良 (2002) 利用总投资模型, 对我国1983—199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并用FDI的长期挤出 (挤入) 效应系数分析FDI对国内投资产生的挤出 (挤入) 效应, 得出FDI从长期来看 (或从总体上) 已出现挤出国内投资的效应。程惠芳和张声洲 (2003) 研究了国际产业资本流入对中国储蓄与投资转化的影响, 利用1980—2000年的数据进行检验表明国际产业资本流入对中国国内投资已产生一定的影响或“挤出”效应。王滨 (2006) 构建了总投资方程, 利用1993—2004年国内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认为FDI与民营资本相辅相成, 没有挤出有效的国内投资, 并且大大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2.以不同地区为研究对象并进行对比。
王志鹏、李子奈 (2004) 通过对相对挤入挤出模型与绝对挤入挤出模型的比较, 采用更大的样本量, 运用CSW与SUR等计量经济方法, 发现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 中部地区有着明显的挤入效应, 而西部地区情况不够明显。任郁芳和冯邦彦 (2009) 建立了衡量挤入挤出效应的数量模型, 以1986—2006年我国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FDI、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GDP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 对FDI对长三角地区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 结果表明:江苏和浙江省的挤入效应较显著, 而上海则呈现出较弱的挤入效应。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结果, 可以看出, FDI与国内资本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其对国内投资乃至经济增长的影响难以定论。同时, 由于FDI对国内资本到底存在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受到投资动机、行业、东道国技术水准及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 FDI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的效应也有很大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 安徽省在吸收和使用外资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FDI只是安徽省使用外资的一部分, 目前基于挤出 (挤入) 效应的研究虽然比较丰富, 但对于安徽省的挤出 (挤入) 效应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 分析了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对安徽省国内投资的影响, 并依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这对正处在吸收和使用外资高速增长期的安徽省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二、安徽省实际使用外资情况
安徽省使用外资是从1980年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开始的, 自1984年在安徽省诞生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以来, 外商投资得到了不断发展, 从1985年的78万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协议的签订, 实现了安徽省FDI零的突破。近年来, 安徽省使用外资的规模和数量都在大幅度的提高。回顾1985—2010年这二十多年来安徽省使用外资的发展, 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1985—1991年起步阶段。安徽省批准引进FDI项目数非常少, 外商直接投资占实际使用外资的比例较低, 使用外资主要以对外借款为主。安徽省使用外资总体发展趋势是向上的, 但发展非常缓慢, 1985年实际使用外资仅为0.55亿元, 1991年才达到2.36亿元, 年均增幅较小。
2.1992—2004年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安徽省使用外资发展迅速外资规模成快速上升的趋势, 安徽省使用外资的质量也相对提高。1992年安徽省实际使用外资额为7.8亿元, 1993年实际使用外资额为21.38亿元, 年增长达两倍多;2004年, 实际使用外资额达到112.56亿元。其间也有一定的起伏波动, 可看出使用外资中外商直接投资占了较大的比例。
3.2005年至今飞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安徽省抓住“中部崛起”的契机, 继续坚持开放战略,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创新投资方式, 扩大使用外资规模, 提高使用外资质量和水平的结果。外商直接投资成了安徽使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2005年安徽省实际使用外资56.4亿元, 2010年实际使用外资额达339.15亿元, 可见这一阶段安徽省吸引外资的总量在高速增长。
数据来源: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以及安徽省统计信息网。
从图1中可清楚地看出, 安徽省使用外资总体发展趋势是向上的, 但刚开始起步时增加较为缓慢;安徽省使用外资波动明显:从1992年开始逐年递增, 在1992—1994年增长较快, 1997年开始出现逐年递减, 在2000年又呈现出回升趋势, 至2004年又开始减少, 在2005年下降到一个低位后, 接着开始飞速增长, 这说明安徽省实际使用外资的发展很不平衡。
三、模型的建立
为了评估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省国内投资产生的挤入或挤出效应, 必须首先构建一个总投资模型。本文借用Agosin和Mayer (2000) 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下构建的国内投资的投资方程。他们认为一定时期的总投资等于来自国内和外国的投资, 并且流入东道国的FDI变量外生, 推导出总投资与FDI之间的理论关系, 然后利用1970—1996年39个国家的Panel资料对如下基于理论推导的回归方程进行了检验, 得出总投资方程式:
It=α+β1F1+β2Ft-1+β3Ft-2+β4It-1+β5It-2+β6Gt-1+β7Gt-2+ε1 (1)
其中, I为总投资率 (总投资/GDP) , 其中It、It-1、It-2分别为t、t-1、t-2年的投资率;F是FDI流入量占GDP的比率, 其中, Ft、Ft-1、Ft-2分别为t、t-1、t-2年的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当年的比率;G是GDP增长率, 其中Gt-1、Gt-2表示第t-1、t-2年的增长率;α是常数, ε是序列非相关 (假设) 的随机误差。
在此我们使用长期反应系数β来表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实际使用外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
undefined
在βj (j=1, 2, …, 5) (显著的情况下, β值的大小可以衡量实际使用外资额在长期中是挤入还是挤出了国内投资:
(1) β=1, 则表示实际使用外资对国内投资既没有挤入效应, 也没有挤出效应, 即增加1个单位的实际使用外资将使总投资亦增加1个单位;
(2) β>1, 则表示实际使用外资产生挤入效应, 即1个单位的实际使用外资增加可带来多于1个单位的总投资;
(3) β<1, 则表示实际使用外资产生挤出效应, 即1个单位的实际使用外资增加使总投资增加少于1个单位。
四、数据的选取
本文使用的所有原始数据皆来自安徽省统计年鉴以及安徽省统计信息网, 并且都以人民币为单位进行处理并计算。如图1所示, 1992年以前安徽省的实际使用外资额都处于很低的阶段, 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安徽省使用外资额开始呈现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 本文的时间序列样本取自1992—2010年的相关数据, FDI使用的是每年实际使用外资总额, 同时通过人民币对美元历年的平均汇率进行换算;总投资数据采用历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为了去除价格因素影响, 本文以1992年为基期, 根据历年价格指数, 计算出安徽省历年实际GDP并得出GDP增长率。
五、实证分析
上述投资方程式中1个因变量与7个自变量的数据见表1:
数据来源:投资率、GDP增长率、实际使用外资占GDP的比率通过历年安徽省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表1的数据, 使用Eviews6.0对安徽省实际使用外资的挤出 (挤入) 效应进行相关分析计算, 得出表2。
R2=0.899392, 调整的R2=0.841902, F=15.64424, DW=2.002638, 可知方程拟合较好。
根据 (2) 式可计算出β=3.72, 大于1, 同时满足Wald检验, 如表3所示, 在0.05显著水平下, 两个检验都不能拒绝和为1的原假设。
由以上检验结果可知:安徽省实际使用外资对于国内投资有着显著的挤入效应, 起到正外部性的作用。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 可以清楚地看到, 实际使用外资在安徽省对国内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有利地促进了安徽省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安徽省应继续将招商引资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采取各种措施吸收和使用外资, 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一) 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安徽省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以及劳动力优势, 紧紧把握“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个国家战略布局的契机, 积极参与泛长三角区域的发展分工, 特别是要凸显皖江城市带在使用外资中的主体作用;积极引导外资流向, 政府给予政策倾斜, 使其进一步带动安徽省服务业乃至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 进一步创新引资方式
结合安徽省自身的实际情况, 可尝试目前流行的BOT、租赁融资等方式。同时, 在具体的招商方式方面, 可以针对不同领域国际资本的不同特点, 开展灵活务实的产业招商、定向招商、园区招商等;搭建公共招商引资信息平台, 建立重点行业目标外商数据库;重点推动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服务业、旅游、企业境外上市“六条线”招商, 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招商格局。
(三) 加大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
由于安徽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 技术存量不足, 政府应牵头推动企业与高校的合作, 共同建立研发中心,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加强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培养, 培育地方产业与外资企业的产业关联。
摘要：以1985—2010年安徽省的资本形成总额、实际使用外资额以及GDP的时间序列为基础, 运用计量方法分析了实际使用外资额对省内投资的挤出 (挤入) 效应, 分析结果表明:实际使用外资对安徽省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 即实际使用外资对安徽省国内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 有利地促进了安徽省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实际使用外资,资本形成总额,GDP,挤出 (挤入) 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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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入效应 篇4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学理论当中,挤入挤出效应被用来描述一种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增加时对其他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影响。FDI的挤入挤出效应是指FDI流入量的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东道国国内企业的投资行为)。如果这些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等途径推动了国内企业的投资Lubitz(1966) 基于加拿大1951-1962年间的季度数据研究了FDI对加拿大资本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1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加拿大3美元资本的形成,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刺激了加拿大国内投资的增加。Noovzoy(1980)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美国国内投资的关系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美国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Borensztein(1998)等使用1970-1989年间69个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的年度数据,结果发现FDI会刺激国内投资,导致国内总投资的增加量约为FDI流入增加量的1.5-2.3倍。Miao Wang(2004)采用1970-2001年的数据分析了FDI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国内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考虑滞后影响的情况下,FDI对发达国家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而对欠发达国家则呈中性效应。考虑滞后期的累积影响后,FDI对发达国家国内投资的影响是中性的,对欠发达国家则产生了明显的挤入效应。
UNCTAD(1999)指出,FDI的挤入挤出效应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发生:一个是产品市场,通过对当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学习过程以及成长历程产生影响来挤入或挤出当地企业投资;另一个是要素市场,通过影响当地企业可以获得的资金、劳动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或者影响当地企业获得这些要素的成本来挤出或挤入当地企业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利用外资一直呈稳步增长状态,特别是2001年后,受中国加入WTO的积极影响,加之宁波活跃的经济发展对外资的需求大大增强,引资规模出现强劲的增长态势。2005年,宁波新批合同利用外资42.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3.1亿美元,分别比2001年的19.55亿美元和8.74亿美元增长115.3%和164.3%。
按吸引外资的方式来分,可分为外资直接投资(FDI)与间接吸收外资。从历年的数据来看,宁波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引进外资的绝大多数。例如,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占到了外资引进总量的98%,且这种投资方式正逐渐转变为以外商独资为主,独资比例持续上升。2002年以独资方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61.7%,2005年更是扩大到了67%,53个千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都选择独资经营方式。这表明外商已越来越熟悉我国市场,从偏好于合资方式向独资方式转变。
从利用外资的产业来看,外资进入宁波市的产业领域越来越广,但仍以第二产业项目为主。截至2005年底,宁波市投资于第二产业的外资占外资总额85.7%,但第三产业正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2005年全市新批第三产业项目125个,合同利用外资6.9亿美元,同比2004增长了61.4%,实际利用外资3.2亿美元,同比2004年增长了28.8%,远远高于第二产业。
那么,宁波FDI产生的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其效应有多大?即FDI对宁波经济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宁波市经济的发展?显然,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宁波未来吸引FDI的相关政策制定。笔者试图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模型与方法
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王志鹏、李子奈,2004;雷辉,2006)而言,宁波的挤出效应还算是比较小的。
一般而言,FDI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东道国的国内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入东道国的FDI的特点(雷辉,2006)。如果FDI的流入给东道国带来新技术或新产品,则会刺激该国国内企业努力增加投资,提高自身竞争力,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增加;或者,外商投资的产业存在很强的前向或后向关联性,FDI的流入可能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或者,外商投资于国内发展滞后、国内企业不愿进入或无能力进入的高风险、高技术产业,FDI也能促进国内投资增加。反之,如果FDI进入的是东道国已经存在许多竞争性国内企业的行业,和国内企业相比,外商通常拥有先进的技术、良好的经营管理,加之东道国国家给予的税收、进口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因而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如果国内投资机会有限、或者外商与国内企业争夺稀缺生产要素、或者外商通过进口切断外商进入的产业与国内其它产业原有的前向或后向产业链条,则可能会夺去在没有外国投资时国内企业可以获得的投资机会,从而FDI就会挤出国内投资。对一个国家的FDI是如此,对一个区域的FDI也是如此。
在宁波,FDI的挤入挤出效应呈中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作出解释:一方面,宁波的FDI没有明显的挤入效应。究其原因,首先是国内企业投资方向与外资投资方向大体相同,并没有形成互补,外资项目没有带动上下游产业的投资,产业关联强度较低,刺激当地投资的能力不高。其次,宁波市的外资企业中独资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偏少,跨国公司以利益至上为原则,不可能主动对国内企业产生较强的技术溢出;而宁波国内企业作为技术接受方缺乏技术吸收的能力和机制,技术溢出效应得不到有效的发挥,跨国投资企业对总投资的贡献是以取代了一部分的国内企业为代价的(包括市场、人才、要素等的争夺)。另一方面,宁波的FDI没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这是因为,宁波属于我国开放较早的沿海地区,也是市场经济较成熟的地区,本地企业经过与FDI企业较长时间的竞争和市场经济的适应,其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竞争力相对较强,外资企业也难以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四、对策建议
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前有所限制的领域将对外资开放,宁波FDI的力度也势必加大,各领域外资将会进一步涌入。鉴于此,为避免FDI对宁波市国内企业“挤入效应”的衰减、“挤出效应”的显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引导和鼓励FDI投向第三产业
从整个国家看,我国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产业结构相似性越来越高,结构相似系数在1985年为0.497,而在1992年上升到0.842,说明外资企业的行业结构与内资企业的行业结构分工变得更为相互接近(杨帆,2000)。很显然,在竞争性和市场化程度高的产业中,外资企业享受优惠政策更加剧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挤出效应。1990年以来,宁波的产业结构一直是工业占55%左右。根据宁波市提出的打造华东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点是5大临港产业和10大重点优势制造业)的目标,工业仍将是其发展的重心。如果宁波市FDI仍集中在制造业,则会挤占国内资本的投资机会和市场。而与制造业相比,宁波市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缓慢,2005年宁波市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4%,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48%的平均水平。因此,宁波应该在WTO过渡期结束后,积极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引进外资时不再向一般制造业倾斜,引进优质的服务业FDI,将有利于弱化目前外资存在于制造业的挤出效应。
(二)尽可能鼓励FDI投向那些具有较强的产业前向和后向关联度、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的领域
研究表明,在我国,外资工业在技术密集程度不高的一般加工业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港澳台商的中小企业投资占有较高的比例,这影响了技术的扩散和产业链的延伸(郭克莎,2000)。其实,这一问题在宁波尤其突出。因此,宁波必须鼓励FDI投向具有较强产业关联的产业,具体政策包括:制定FDI产业政策,规范和引导吸收外资,吸引优质外资, 优化引资结构,避免低水平外资进入;鼓励外资进入那些国内企业不愿意或无能力进入的高风险、高科技企业;国内企业要增强与外资企业相“抗衡”和“兼容”的实力,在竞争中不断壮大,避免出现轻易地被外资企业排挤和“踢出”的尴尬局面。
(三)加强引进具有较强技术溢出效应的企业
要更加注重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重新定位“市场换技术”战略,更好地促进宁波市国内企业的技术升级,从而带动整体投资水平。过去由于宁波在发展中缺乏资本,所以必须大力引进外资,但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今天,宁波引进外资必须有所选择,要从注重引资数量向注重引资重量转变。具体政策包括:加强人力资源流动,诱导FDI企业优秀人才往国内企业流动,带动管理经验及技术的溢出;鼓励国内企业通过模仿,吸收FDI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技术;通过增强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吸收能力,缩小与FDI企业的技术差距;制定相关政策鼓励FDI企业在宁波设立研发机构,增强技术溢出;国内企业加强与FDI企业的配套协作来获得技术溢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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