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共9篇）

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篇1

生命伦理学 (bioethics) 在西方已经发展成为显学, 今天的中国人对它也并不陌生, 从“安乐死”、“器官移植”、“基因技术”到“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克隆人”、“胚胎干细胞”以及“基因增强”等等, 生命伦理学议题不仅是中国诸多学界热议的题材, 也成为普通民众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然而, 对于这些生命伦理学问题的关注往往是西方化的思维:要么是西方式的观点, 要么是西方式的论证。那么, 中华儒家文化能否在当代生命伦理学议题中有着自己的声音?或者说, 中华儒家文化能否为当代生命伦理学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范瑞平博士的《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1987年, 邱仁宗先生的《生命伦理学》在内地出版, 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和论证。他把生命伦理学界定为“运用种种伦理学方法, 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条件下, 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维度 (dimensions) , 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动、政策, 进行系统研究”[1]。然而, 尽管人们在“跨文化”的条件下研究和讨论生命伦理问题, 我们所见的问题和论证多为西方文化的, 正如范博士所言“生命伦理学……供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德价值独领风骚”, 却鲜见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声音。即使对本国的生命伦理问题进行论证和分析, 许多中国学者也往往是“跟在西方的理论、学说和原则的后面做一些应声虫式的研究”。生命伦理学既然是“跨文化”的, 怎么会没有博大精深的中华儒家文化的声音呢?范博士在阐述他对“重构主义儒学” (Reconstructionist Confucianism) 涵义的理解时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儒学已被“殖民化”和“妖魔化”, 失去了“本真”的儒学。作为重构主义儒家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成果, 范博士的《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试图依据中国传统、参考西方思想、从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探索, 从而感受儒家传统之美好。

《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运用儒学最基本的义理、价值和思想, 即儒家基本的信仰、伦理关系和礼义实践, 面对当代生命科学研究和医疗保健实践, 综合地领会和把握儒学的核心主张, 通过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找到适宜的当代语言来把这些核心主张表述出来, 为当今的生命伦理学提供了直接的、具体的儒学资源:①“儒家家庭主义”: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自我决定”的东方儒家“家庭共同决定模式”, 以“医疗讲真话”和“代理同意”为例, 并通过关于“自由个人主义和儒家家庭主义”的一则辩论对话, 有力地论证了这种决策模式的优势;②“有德的生活方式”:对“社会正义”进行了不同于西方罗尔斯“正义论”的儒家之探索, 强调了儒家的“德性”和“善的生活”, 提出了儒家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之道, 并挖掘了儒家家庭“养老”文化的现代价值;③“市场、利益与仁政”:指出了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儒家“仁政”伦理基础, 批判了导致医疗腐败的并非儒家“差等之爱”的平均主义, 首次提出了儒家生命伦理学的“四个原则”, 并试图重建儒家医学专业伦理;④“高技术社会的儒家关怀”:分析了儒家伦理是如何对待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儒家伦理对于制定基因政策的意义、运用儒家伦理反思了基因增强、表明了如何对待动物的儒家态度、分析了环境伦理的《易传》进路;⑤“人、仁、礼”:使儒家走向国际生命伦理学, 从而为国际生命伦理学贡献了东方儒家的智慧。

范博士从一位临床医学专业的学士, 攻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技哲学硕士, 最终发展成为美国莱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 的哲学博士。他既有着“多学科”的专业背景, 又有着“跨文化”的生活经历, 应该说拥有得天独厚的研究生命伦理学应该具备的所谓“跨学科”和“跨文化”条件, 然而, 多年的海外学术研究和生活经历反而使他倍感中华儒家文化之博大和儒家生活之美好, 从而使他专心致志于儒家生命伦理学的重构研究。他求学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美利坚, 却对中华儒家生命伦理情有独钟, 这当然并非生命伦理学的“围城”情结, 他深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他生活于西方社会多年, 现又供职于处于中西文化相汇之地——香港城市大学, 从某种意义上看, 他最有资格、最有能力重构现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范博士不仅注重儒家生命伦理的理论研究, 而且身体力行中国儒家的伦理生活。作为一位儒家学者, 他拥有一个仁爱和谐的小家庭,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父慈子孝”, 他拟将把本书敬献给自己的父母, 感激二老将“儒家的孝慈仁义渗透到子女的血液、骨髓之中”, “给父亲的在天之灵带去一缕孝敬之情”。笔者在港期间还耳闻目睹他的儿女熟记《论语》等儒家经典, 见到长者躹躬行礼的情景。范博士对于儒学真可谓知行统一, 言行一致。

范博士还非常注意团结海内外中青年学者专注于儒家生命伦理学领域, 笔者就是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 开始从儒家角度展开对生命伦理问题的探讨。笔者曾经在香港浸会大学“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讨会”上发表“从儒家生命伦理的角度反思中国大陆的卫生保健制度改革”论文, 该论文后刊登在2007年出版的《中外医学哲学》上[2]。现正与范博士合作进行“儒家的‘爱有差等’和家庭, 以及中国‘家庭医疗账户’建立的可能”的课题研究:从儒家生命伦理学的角度, 研究了儒家基于家庭的“爱有差等”伦理价值观, 发现儒家的“爱有差等”表现为爱亲重于爱民、爱民重于爱物;在儒家看来, 一切的仁爱只不过是亲情之爱的外推;儒家的差等之爱, 甚至使孔子认为应该“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当下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并非基于儒家“爱有差等”家庭本位伦理观之缺憾, 初步提出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应该是基于“家庭本位”, 而非如同西方基于“个人本位”的“家庭医疗账户”之构想, 并将研究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家庭医疗账户”, 该项研究将成为《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成果的继续和深入。

摘要：中国人对生命伦理学问题的关注往往是西方化的思维。范瑞平博士在《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中运用儒学最基本的义理、价值和思想, 面对当代生命科学研究和医疗保健实践, 综合地领会和把握儒学的核心主张, 通过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找到适宜的当代语言来把这些核心主张表述出来, 为当今的生命伦理学提供了直接的具体的儒学资源。

关键词：生命伦理学,儒家,重构,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参考文献

[1]邱仁宗.21世纪生命伦理学展望[J].哲学研究, 2000 (1) :31-37.

[2]曹永福.从儒家生命伦理的角度反思中国大陆的卫生保健制度改革[J].中外医学哲学, 2007, 5 (2) :23-38.

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篇2

儒家：孔子所开创的一个学派，有2500多年的历史

一个长久的文化传统，必然有一个经典的内核，有一套经典的体系

（一）“五经”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乐经》失传，所以只有现在的“五经”

《五经》跟儒家的关系

春秋后期，孔子整理六部经典，并把它作为教授弟子的核心教材

儒家是以传承“六经”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责任使命

儒家是传承三代文明的主要学派

早期的70子及其后学，贤人七十，弟子三千，有72贤人，每天跟孔子讨论文化的传承

中华文明有一个长久的、连续的传承，这个连续性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文化有这么大的融合力、凝聚力，很难得，这个融合力、凝聚力就从这个平淡无奇的儒家文化来

不间断地传承文明和文化的载体，即所依存的政治实体，几千年来基本维持统一，这个统一性是独一无二的儒家经典的第一部分就是“五经”，它是一个文明的经典，就是中华文明经典

儒家传承的不是狭隘的，只代表一家一派的观点，它传承下来的、积累下来的是中华文明

“五经”体系到汉代以后就逐渐扩大到“十三经”

（二）“四书”

宋代出现了一套新的经典体系，开始跟“五经”并立，而且地位甚至超过了“五经”，就是“四书”

“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朱熹的《四书集注》

元、明、清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标准教科书答案

“五经”和“四书”的区别

（三）儒学的作用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

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而且这套核心价值观是跟中国人的历史文化的处境和存在的条件是相符的佛教不适合中国社会

佛教是一个出世的宗教，包含很多真理，对于中国文化是一个挑战和冲击

儒家是中国社会本土的文化，儒家一直在强烈地批评佛

儒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儒家的文化和价值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四）孔子是中华文明精神标志

儒家管理哲学的当代思考 篇3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 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 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 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 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 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 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 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 其完好保存至今, 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 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 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 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 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 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 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 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 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 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 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 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 如何变化, 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 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 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 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 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 “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 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 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 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 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 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 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 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 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 关乎人性立足之本, 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 对现代企业而言, 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 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 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 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 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 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 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 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 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 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 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代发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 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 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 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 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 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 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 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 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 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 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 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 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 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絜矩”之道;在管理方面, 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 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 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 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 都具有详细的论述, 使人各行其道, 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 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 “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 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 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 追求人要气质内敛, “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 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 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 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 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 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 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 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 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 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 以“仁”为思想核心, 注重“人治”, 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 强调“法治”, 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 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 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 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 强调“德法并重”, 即“治之经, 礼与刑”, 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 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 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 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 “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 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 认为“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 拥有这两样法宝, 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 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 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 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 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 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 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 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 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 注重勤俭节约, 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 与之如出一辙。

(三) 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 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 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 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 只要善加运用, 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 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 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 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 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 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 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放大人的主体地位, 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 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 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 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 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 先“礼”后“法”, 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 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 既不逾越法律法规, 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 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 为企业聚拢人才, 统一员工思想,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 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 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 过于投入, 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 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 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 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 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 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 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 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 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 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 漠视个人利益, 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 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 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 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 掌握行业趋势, 了解社会经济环境, 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 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 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 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 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 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 用之现代企业管理, 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 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 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 在资本积累阶段, 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 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 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 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 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 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 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 仍然历久弥新, 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 也不能全盘接收, 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 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 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 完善不足, 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 粹取精华, 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 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 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 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 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 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 其积极、进步的一面, 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 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 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 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其二, 设定条件, 制度保证。任何思想、制度的运用, 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为保障。对于儒家管理哲学来讲, 探寻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进路问题, 则需要设定相应的条件。一方面强调社会认同, 为儒家管理哲学的推行营造氛围;另一方面规范社会制度, 尤其作为企业来讲, 严格的经营制度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要运用儒家管理哲学理念, 首先要通过企业制度、社会制度来克服儒家哲学中的消极因素, 减少企业管理与发展的阻碍, 其次要通过制度来发扬儒家管理哲学中的积极因素, 发扬儒家“仁”“信”等哲学理念, 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现有企业管理制度合归一处、充分融合, 成为企业长效发展的不竭动力。

总之, 儒家管理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干, 以其独特的价值和内涵, 影响中华民族两千余年。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在新常态发展环境下, 儒家管理哲学仍然凭借其特质, 成为中国企业改革、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核心。尽管其在当代企业管理应用中存在一定的思想局限性, 其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存在异质同构、互补互助的多重关系, 但只要做到“去糟取精”, 并构建完善的社会制度, 即可使其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大放异彩。

摘要：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奠基学说之一, 其哲学理念是我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 是我国璀璨文化的精髓之一。其哲学特质, 不仅影响了中华文化道德观念与社会行为准则的构建, 也对现代企业管理形成了深厚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一些成功企业身上窥见一斑。但将其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仍然存在局限性, 必得“去糟取精”、建立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 方能找到其当代进路。

关键词：当代管理,儒家哲学思想,启迪

参考文献

[1]高悦敏.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4 (16) :155-156.

[2]杨伟祖.交汇共生谱写永恒[J].人与自然, 2013 (07) :4.

论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篇4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危机是道德危机,遑论这种看法够不够科学,但至少也道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当前中国道德现状的担忧。因为我们确实无法忽视这样一个最直观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真贪官、假文凭、假冒伪劣商品出产地。每次官民冲突、每座楼房垮塌、每个环境灾难背后无不暴露出巨大的道德亏空。而且,整个社会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最近,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要为这种道德亏空付出代价的时期,如果继续忽视道德问题,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其实,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在正在为道德与信仰的沦丧埋单。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世界性的环境与能源问题、跨境毒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局部武装冲突等,都在观照人类的贪婪与自私,折射人类的文化与信仰危机。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但如今其缺陷越来越不容忽视。

尤其是在中国,权利观念还没有深人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但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人们又急于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尽管短期之内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是短短三十年间,中国的道德危机问题就已经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文化的庸俗化、信仰空虚问题等等,无不促使我们对现代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进行反思。通过讨论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一些学者指出: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观念,虽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但也只是现代文明的外壳,是美好生活的外在条件,并非美好生活本身。而要使现代文明成为一个伟大的、普世的、有价值诉求的文明体系,决定美好生活的本质性的东西就需要这些外壳所包裹着的内容,即古代的德行。

三、儒家道德思想对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的启发面对现代性进程中的道德问题,不仅是中国人,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重新重视,并积极思考儒家文化的价值。我们已不能再简单的认为现代性的就是西方的,虽然说儒家道德思想中有些因素障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其中有很多优秀的成分是值得我们吸收进现代道德建设之中的,也可以为解决现代性的道德难题提供一些思路。

首先,儒家德育思想中有丰富的修身养性内容,如果引入到现代德育思想中,将对在现代性背景下,人的孤独和无意义感的泛滥起到改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位置发生了结构性的逆转,人的价值立足点越来越倾向于追求快乐,躲避痛苦的“自然天性”。没有了固定、永恒、神圣的东西,剩下的只有眼前、当下、瞬间。人的生命表现出炫丽而孤独,匆忙而无意义的状态。儒家德育思想提倡的对超越型人格的追求和修身养性的方法和内容。正好可以促使人们在紧张的生活之余审视自我,修养性情,寻求人生真正意义与价值。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具有重他人、重群体的特性。若能发挥得当,将可能为纠正极端个人主义的偏颇,成就更为合理的人际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个人主义”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正如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在对现代性的反省中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因为“现代性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个人’只是社会的产品,仅仅拥有有限的自主性;而是把社会理解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地结合到一起的独立的个人的聚合体。

当然,现代性也不得不承认个人的一些关系,尤其是与其父母的关系的重要性。但她只把这些关系当作例外看待。作为一种理想,人们一直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应当说,个人主义的兴起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却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不再顾忌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仅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而且也导致了人与环境关系的紧张。而儒家以“仁”为中心,推己及人的道德体系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若能贯彻到现代德育思想中去,则对于弥补个人主义的缺陷即使不是全面的,也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基本道德规范引入到当前的德育思想中去。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被我们当做绊脚石丢掉。人们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越来越迷失,越来越重利益而轻价值,重利润而轻诚信。“毒奶粉”、“假疫苗”、“楼歪歪”,暴力拆迁等,无不折射出人们价值理想的失落和诚信的缺失。

面对这种状况,积极借鉴儒家优秀的德育成果,培养人们的“仁爱、礼仪、诚信”等良好的道德素养是显得尤其必要。

结论

儒家道德思想对于当前道德建设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贯彻。

在未遭遇现实的情况之下,理论总是完美的。但一些思想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再加上现实条件的消极作用,我们很难短期内把人们的功利思想、实用思想等撇清,然后再把“仁”、“义”、“礼”、“智”、“信”等一股脑植入到人的思维中。

所以,我们所能做到的一是教育、宣传,二是通过体制的完善进行规整。两者都很重要,都值得有良知、已经醒悟的人们去践行。

参考文献:

[1]曾子.大学[M].

[2]论语.阳货[M]

[3]郑杭生,江立华.论中国古代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7)

论儒家责任伦理的当代价值 篇5

1 儒家责任伦理形成的理论基础

1.1 天人观

自古以来, 我国就有敬天畏地的习俗。在儒家传统文化里, 天更是被赋予为“万物生命的起源和源泉”这样崇高的地位, 因此成为了我们人类生命和道德的永恒归宿。在周人“以德配天”的“敬天”思想中, 又明确的表达了“天人相通”、“万物合一”的思想。并着重强调了人的本性来源于天, 天是我们生存、践行社会行为的原初依据。“天”的周流运演规律, 即“天道”, 是作为我们人之为人的依据, 是作为我们人之为人合理性的依据和标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话来说, 哲学是让我们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同样, 天道也是如此。因此, 天道也成为我们个体超越内在和社会伦理秩序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儒家把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升至人类的道德修养境界来探索个人心性修养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统一, 从天道衍生出人道, 提出“天道远, 人道迩”的新探索, 将天道引至人道。

1.2 伦理观

孔子为了让天下能继续维持和延续一种礼乐有序, 天下有道的局面, 在继承周人“以德配天”的基础上, 系统的完善了礼乐制度。因此形成了一整套以家庭伦理为核心, 向内延伸至个人品格修养, 向外延伸至政治实践活动的儒家责任伦理观。儒家认为只有以德配天, 才是对“天道”最好的践行。然后通过修身克己, 不断超越完善自我的内在品质, 内化道德于心, 外化道德于实践, 最终实现主体的自我人格品质与社会道德责任完善的践履, 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才能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完满境界。

2 儒家责任伦理的主要内容

2.1“仁民爱物”的仁爱精神

仁爱思想最直接的表述是由孔子提出的, 即“仁者, 爱人”。孟子“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的主张则是仁爱思想的直接来源。但儒家之爱带有宗教等级色彩, 先由家庭开始, 由家庭之爱推及到社会之爱、天下之爱, 形成一种基于人的原始血缘亲情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朴素、真实、可信的仁爱内容。

2.2“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义妇贞”的家庭道德

“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先秦儒家很重视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家庭建设作为儒家责任伦理观建设的核心, 不仅关乎着个人的道德修养, 而且还关乎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孔子把个体所具有的仁爱之心作为他“礼”的依据, 同时把下层普通家庭中最古朴、最纯真的情感与周代礼制家庭中的“亲亲”、“尊尊”的伦理规范相结合, 为整个社会的家庭伦理规范找到了人性的哲学依据, 并延续至今。由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系统完整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 如“夫妻和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

2.3“内圣外王”的王道信念

“内圣外王”的王道是儒家君子士人一生所追逐的政治理想。内圣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 外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王道信念向内塑造了“内圣”的人格品质, 向外则延伸至政治实践活动。内圣外王的“本”是“仁爱”, 标准是“道”, 儒士自己一生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目标, 就是“立德、立功、立言”, 他们认为“学”可以“优则仕”, 如此来实现道义责任。儒士行使这种道义责任的起点是自我, 终点则是达到政治、伦理融为一体, 以达至“济世安民”的人生高远境界。

2.4“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

先秦儒家很重视礼仪, 他们认为礼仪能够帮助一个国家恢复礼乐有序、天下有道的传统秩序, 所以儒家的忧患意识不仅包括对个人道德践履的忧虑, 同时也包括对天下礼治的忧虑。对践履个人道德的忧虑始自孔孟子, 孟子云:“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 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 人也, 我, 亦人也, 舜为法于天下, 可传于后世, 我由未免为乡人也, 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孟子·离娄下》) 。这种担心自己不能真正的、完全的践履个人道德的忧虑意识成为他们积极践行责任的原动力。对天下礼治的忧虑则始自孔子, 孔子在面对春秋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就指出他所担忧的就是人们不培养品德, 不钻研学问, 知道怎样做符合道义却又不能改变自己, 有缺点又不愿及时改正。这句话也表达了他对当时政治的担忧。此后的历史长河中, 儒士以国家民族兴衰为己任, 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往往兼具对自身和天下的终极关怀、行善诉求的意义, 彰显了他们维护华夏文明延续的献身精神, 成为我们今天效仿的榜样。

3 儒家责任伦理的当代价值

任何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诞生都与其当时所处的社会形态密切相关, 这是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这种文化意识形态还会衍生出对当时社会有用的社会文明思想, 并在这种对社会的“有用性”中延续下来。儒家责任伦理思想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伦理、责任与价值践行集中表达的意识形态, 必然会留下当时独特的文化印记。儒家的责任伦理注重个体的人格品质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统一, 注重个人成人成圣与实现社会大同的统一, 因此有人称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道德型文化。儒家的这种伦理道德型文化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原始雏形。可以说, 责任伦理思想是广泛渗透在儒家传统社会的日用人伦之中的。

3.1 培养仁爱精神, 强化道德修养

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是讲求“仁”, 其基本含义是“仁者爱人”, 这是孔子规定的, 孟子又谓之恻隐之心。“仁”是全德之称, 是人生很高的境界。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履行相应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主张奉献。孔子说, “能行五者于天下, 为仁矣。” (《阳货》) “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阳货》) 这些都是孔子对“仁”的阐释, 反映儒家思想创立者主张人要具有广博爱心的强烈愿望。

除此之外, 儒家还把“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作为个人品质修养的重要内容。这些道德品质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心性的修养, 真正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 加强我们的责任意识, 使我们明辨是非善恶, 更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真正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儒家之所以重视个体品质的修养, 重视责任理论, 正是为了保证个人更好的为社会群体尽义务和责任, 同时也是为了使个人的人生价值得到体现。

3.2 担负家庭责任, 调解家庭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 每个家庭伦理道德状况的好坏, 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的风气, 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左传》中,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典通常被作为调节家庭关系的五种常见的道德行为规范。其中“孝悌”在《论语》中被提到了极端重要的地位, “仁义”具化为“孝悌”这一道德原点, 融合了生命伦理与生存道德为一体。因此, “孝悌”是儒家家庭伦理的基石, 也是整个传统社会伦理体系的逻辑起点。儒家很注重家庭的和睦, 儒家“以和为贵”的家庭伦理观集中体现在塑造良好家风的生活实践中。只有家风良好, 才能促进家庭团结和社会和谐安定。“忠恕之道”及“以和为贵”的家庭伦理观, 实质就是以个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样的开明品行, 去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和睦。除此之外, “夫义妇贞”的责任理论可以用来引导当今家庭的夫妻关系, 引导夫妻双方加强对彼此负责任的意识, 能够降低离婚率, 对于构建和谐和睦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都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3.3 塑造理想人格,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内圣外王”强调通过主体内在的道德修养, 来完善自我, 重塑人们的道德人格和人生价值。“内圣”的理想人格, 要求人们接受道德伦理的考验和磨难, 无论是日常生活琐事, 还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都要坚定地践行德行, 就像《已灵幺》里说的“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外王”推及到今天的时代则是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源泉。“内圣外王”的道德修养有利于社会道德的规范化, 能够促进个人的道德人格和职业素质的培养, 维护社会安定, 打击一些不良现象的滋长。

3.4 树立忧患意识, 增强民族责任

信念是责任的源泉, 是个人心性修养、个人思想道德品质、个人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来诉求和品评他的道德底蕴和价值观, 可以说, 人的言行举止无一不在透露其内心修养和道德情怀。责任伦理是责任与信念的有机结合, 个体的信念会支配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方式和践履责任程度, 每一种负责任的社会行为都是在信念的牵引下实行的。先秦儒家与当时其他各大家大派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他们坚守着崇高的道德信仰, 具体可分为两点:一个是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另外一个则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这也是我们当代的政治家所应该接受并内化于自身的重要品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体现了政治家对国家繁荣安定和人民幸福安康的深深关切, 对个体生存至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 以及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密切关注。

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是对统治者达到“内圣外王”的一个基本要求, 是推动儒家先哲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动力。儒家伦理思想虽然描述的只是伦理秩序的理想国, 与我们现代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区别, 但它也从伦理的角度说明了今天统治者权力的归属问题。以它来作为当代的统治者和政治家的道德情怀, 可以辅助现代政治制度的运作和管理。

儒家提倡的责任伦理思想培养了华夏民族重礼重义、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经世济民道义责任的优秀民族性格, 成为我国的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型文化。探讨儒家责任伦理的主要内容, 在理论上可以丰富当代社会道德教育的内涵, 尤其是丰富有关责任伦理的理论。通过分析儒家责任伦理的当代价值, 以期儒家责任理论与现代社会能够同构契合和互补优化, 能够促使国人强化自己的责任意识, 能够重新审视我们的责任以及道德现状, 改善道德风尚和责任意识, 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任亚辉.中国传统儒家责任心理探究[J].心理学报, 2008, (11) .

[2]邓凌.中国传统儒家责任伦理思想浅探[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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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儒家联合会编.儒家现代性探索[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5]刘强.论语[M].北京:蓝天出版社, 2008.

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篇6

关键词：儒家,群体,“群体本位”思想,当代启示

人类对于其生存与发展绝对依赖的大自然来说, 是十分渺小的, 因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必须依赖于大自然, 无论人类的知识进步到何种程度, 人类所知的知识相对于大自然的奥秘都如同沧海一粟。人类虽然是大自然中最强大、最具适应能力的物种, 但在大自然无情的灾难面前人类的力量仍显得苍白无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民族, 水灾、旱灾、虫灾、瘟疫等自然灾害都曾过在九州大地上, 数以万计的人民在灾害中失去家园, 但灾难始终不曾将我们打垮, 为什么与中华文明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其他世界性的古老文明, 诸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 大都在近代工业文明远未到来之前便已归于消亡, 只有中华文明不但从未中断, 从亘古走到今天, 而且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群体本位”思想的内涵

在把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的基础上, 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发展三形态说”, 其中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 即群体本位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的生产力极其低下, 当人一开始面对强大的自然界时, 必然发现个人力量的弱小, 为了生存, 人们只有结合起来共同与自然作斗争, 以弥补个人力量的不足。人类结合成共同体, 以彼此的合作关系来提高生存能力, 这是群体本位思想形成的最初动因。在原始部落时期, 人们以血缘为纽带, 结成关系。在我国, 群体本位思想最初形成于西周时期, 巩固并成熟于春秋时期。殷周之际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引起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忠”与“孝”成为主要的社会道德意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人们将对国家的效忠与对家族、父母的尽孝结合在一起, 从而使王权与宗法制度统一起来。它以王权的强大作基础, 又以宗法的强化为条件, 它既是强调权威的外在客观规范的制约, 又是强调角色的内在主体精神的要求。这样, 既强调权威, 又强调角色, 通过这种并行不悖的双轨制发展, 使外在的社会与内在的价值之源合为一体, 便体现出华夏民族“群体本位”思想的基本特征。其作用极其深远, 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它要求作为群体的每一个细胞的“人”必须遵从群体的规范, 自觉考虑群体的要求并回应其要求。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里, 中国人注重群体和人际关系, 把人看作是群体的分子, 认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 每个人的命运都和群体息息相关。

我们在理解群体本位思想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 我们要辩证地理解人与群体之间的本体论关系。个人是真实的存在, 社会群体同样是真实的存在。人类个体若脱离了人类社会群体就不可能继续作为人生存, “因为人是以文化的方式生存的, 脱离了社会也便脱离了文化, 从而不能以文化的方式生存”。因此, 一方面, 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 都有其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承认个人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群体而完全独立存在的。其次, 我们要辩证地理解个人与群体的价值关系。群体本位思想要求个人遵从群体的规范, 回应群体的要求, 但这并不是无视和否定个人的价值。在我国历史上, 曾出现过过于强调个人对群体的服从, 过分剥夺了个人利益的时期, 但这并不是传统“群体本位”思想的真正内涵。“群体本位”思想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地服务于他人、服务于社会群体, 但社会群体应以公平的制度和分配机制, 保证个人价值的实现。

二、传统儒家“群体本位”思想的主要内容

血缘结构群体人际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根本性基础, 其他各种群体人际关系, 归根到底, 都是这一基础在社会和国家层面的衍生和放大。在中国人看来, 血缘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 君臣、朋友等关系均由此推出, 个人在这些群体的关系中是一个依存的分子, 几乎没有“自我”的空间和余地, 中国人习惯于将个人称为角色而不称个体, 就是因为其具有群体生存需要, 是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主动的个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来, 儒家伦理便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特别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以家族为基点的群体本位, 是千百年来贯穿于中国道德价值观的主线。与西方的个体本位奉行个人至上的哲学, 推崇个人独立、平等、权利不同, 儒家伦理的群体本位奉行人伦至上哲学, 推崇社会人伦、等级、义务, 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 按照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 将个体置于宗法整体的关系网上。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儒家伦理的群体本位思想用“三纲五伦”的道德理论论证个体必须服从整体, 个体必须归属于群体关系中, 只有在群体中个体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 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都以群体为存在条件, “全部儒家道德理论都是为了论证个体必须服从整体, 整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体的利益;个人必须归属于群体关系, 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关系中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 才能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才能成为真正的道德主体”。儒家将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运用到了道德哲学中, 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看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将自然界的运行秩序运用到道德世界, 严格按照长幼、尊卑、亲疏的等级标准去处理人际关系, 即所谓“君君, 臣臣, 夫夫, 子子”, “君要臣死, 臣不死不忠”, “父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个人的存在变成了宗法关系网络上的一个纽结, 任何个体性存在都是这个网络上的一分子、一个环节。

第二, 儒家提出了“为己”和“成己”与“为人”的观念。儒家是最早对群己关系作自觉反省的学派之一, 对“群体本位”思想, 它也有自己的阐释:所谓“为人”是指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誉, 其评价标准存在于他人, 个体的行为完全以他人的取向为转移;“为己”则指自我的完善, 其目标在于实现自我的内在价值, 即“成己”。“成己”与“成人”的联系, 意味着使个体超越自身而指向群体的认同。按儒家之见, 作为主体, 自我不仅以个体的方式存在, 而且总是群体中的一员, 并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 正是在这种责任意识的孕育下, 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传统, “群体本位”思想对拒斥自我中心主义、强化民族的凝聚力,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 乐群利群的基本价值取向。儒家学者提出“明分使群”, 要求建立“群居和一之道”。《荀子·王制》认为,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能群, 而动物不能群, “力不若牛, 走不若马, 而牛马为用, 何也?曰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人与动物相比, 其优越性不在自然生理力量, 而在于其结合在一起的整体社会力量。这是儒家的乐群思想, 但要乐群就必须“利群”, 利群就是要维护群体的利益, 在儒家看来, 即是发挥道德的作用, 将群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使小我之私服从大我。“儒家伦理道德的群体价值取向, 要求人在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应当牺牲个人利益,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儒家关于群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即是“忧以天下, 乐以天下”。

三、传统“群体本位”思想的当代启示

传统“群体本位”思想是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历史上看,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都过于强调个人对社会群体的服从, 过分剥夺了个人的利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利用了“群体本位”思想来维护他们自身的统治, 他们宣称:“人类社会秩序是统一的宇宙秩序的一部分, 整个秩序是等级森严的, 社会秩序也是等级森严的, 每个个人都被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 他只能服从社会整体要求并始终不渝地履行其职能。”这种思想统治了中国几千年, 重视群体利益, 重整体轻个体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 如生产力低下的时期, 这种突出整体功能的思想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 但大多数时候是抑制了个体的意志自由, 忽视了个体的价值意义。今天, 我们重新审视“群体本位”思想, 分析它在增强民族国家凝聚力、建设社会伦理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对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当人类历史上其他几大古代文明早已湮没的时候, 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却一直发展到现在, 这不能不归结之于具有独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特征的“群体本位”思想的文化的发达。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和文化精华, 如爱国主义的传统, 集体主义的传统, 注重人际关系和谐的传统, 浓厚的亲情意识, 家、国一体的观念, 重义利之辨、毋苟取的精神等, 都与“群体本位”思想的作用息息相关。一方面, 在当代社会, 物质不断发达而人情渐趋淡薄, 其匡正时弊之效正日益充分地体现出来。但另一方面, “群体本位”思想在造就和促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同时, 也积累了它的负面成果。例如, “群体本位”在它形成之初要求作为群体中的个体对群体的完全服从, 要求个体完全地奉献和给予, 发展到现在很多时候其被误解为无视个人利益, 使个体丧失自我意识和主体性, 特别是在虚假的集体里容易导致少数“个人”打着维护集体利益的旗帜, 维护少数人的利益, 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再如宗派意识, 小团体意识, 浓厚的“关系”、“人情”纽带, 以及平均主义思想等都是“群体本位”思想的消极一面。

鉴于“群体本位”思想的以上两方面的意义, 今天, 我们不能以简单的优劣判定去衡量它的两方面的利弊, 而应该以更冷静和审慎的态度去对待“群体本位”思想, 从体现整个人类精神活动发展趋势的文化融合与更新的角度去加以认识, 而且不论我们愿意与否, 我们面对的无可回避的现实是:中华民族是带着“群体本位”思想, 背负着其正负两面的作用跨入近代的, 并且只能在这一历史的和现实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因此, 在中华民族今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如何充分地利用我们已有的文明优势, 尽量发挥“群体本位”思想的积极作用而减少其消极影响, 并促使传统的“群体本位”思想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吸收其他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摈弃自身落后于时代的种种糟粕, 在与历史的同步前进中实现自我更新, 将是我们今后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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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凯麟.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卢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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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篇7

一、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感恩”在我国古代文化中通常被渗透到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中, 先秦儒家文化亦如是。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的具体内涵表现为孝为报亲恩、忠为报君恩、节为报夫恩、义为报友恩四个方面。一是孝为报亲恩, 是指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孝作为儒家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 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推崇。儒家认为, 父母对子女恩重如山, 子女应该孝敬父母, 强调“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孔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孝不仅要“养”, 还要“敬”, 其中, 前者是赡养父母的外在表现, 后者则是子女对父母对养育之情发自内心的感恩, 给父母以精神层面的慰藉。另外, 还强调“孝”还要延续到父母死后, 如孔子提出“生, 事之以礼;死, 藏之以礼, 祭之以礼”。二是忠为报君恩, 是指臣子对君王的虔诚。先秦儒家文化将“忠”、“孝”融为一体, 强调“孝”从家庭向社会的普及, 从而建立“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的局面, 并衍生出“君为臣纲”的道理, 认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 而天下太平”。这种将孝道转化为一国的治国之道, 能够将君臣转化为亲密的父子, 这就很自然地将感恩意识渗透到政治层面, 教导臣子应对君王心怀感恩之情。三是节为报夫恩, 是指女子对丈夫的服从。古代的男女婚姻提倡三纲五常, 其中最显著的表现便是“夫为妻纲”。“一夜夫妻百日恩”, 儒家文化认为, 对于丈夫在生活中的保护、收容, 妻子必须心怀感恩, 顺从、敬重丈夫, 不能违背丈夫的意念, “夫命不可违”, 并应该严格遵守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责任。另外, “从夫”还代表妻子必须对丈夫忠诚, 保持贞操, 丈夫死后不侍二夫, 甚至殉夫。四是义为报友恩, 是指伦理人际关系中的回报。“义”在封建道德准则中被赋予众多层面的意义, 如君臣之间、不同阶级人们之间表现的一种道德责任。而对于当今生活在伦理人际关系中的我们来说, 最常见的便是家人之间、政治上的归属之间、社会中的朋友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义”更强调对朋友应守信、忠诚、帮助, 不见利忘义等。

总的来说, 先秦儒家文化认为通过一个人的忠、孝、节、义能体现出他的道德修养程度, 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表现形式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但从内在本质上来说, 这是“感恩”这一教育思想的最佳表现。

二、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对当代社会的价值

不管是我国古代还是现代, 感恩思想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一种人性的体现,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有着重要的存在价值。一是感恩教育思想能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 个人的道德修养会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 “夫孝, 德之本也。”而孝作为感恩的最直接的外在表现, 是感恩的实践, 仁义忠信都是以孝为本源的。所以只要人人以感恩的心去爱他人, 全面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 那么社会就会变得父子有亲, 兄弟有爱, 夫妇有别, 朋友有信, 君臣有义, 乡里和盟, 天下太平。二是感恩教育思想能营造和谐家庭美德。古往今来, 中华民族的人民尤其重视家庭的和谐和稳定, 感恩作为家庭美德建设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家庭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感恩思想可以使家庭形成一种和谐温馨的氛围, 促使人们用感恩的心去对待每个家庭成员, 实现夫妻之间、子女与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互敬互爱。另外, 还能使家庭成员在感恩的氛围中学会如何去爱, 在思想感情和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 让彼此感受到最纯粹的爱, 进而中意于对爱的追求, 有更大的动力学习爱, 表现爱。三是感恩教育思想能创建良好的社会公德。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 社会公德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通过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能影响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而感恩教育思想能积极培养社会公民的博爱精神, 引导人们以爱己之心爱人。孟子的“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便蕴含着这种博爱的思想。四是感恩教育思想还能培养公民忠于祖国和人民的深刻感情, 倡导将“孝”渗透到政治领域, 勇于承担效忠祖国的重则, 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贡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总而言之, 先秦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整个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思想, 其感恩教育思想本质是应该得到薪火相传的。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今天, 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合理借鉴感恩文化的精华并对其进行现代化转化, 以充分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三、当今社会感恩教育的实施策略

当今社会感恩教育具体应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进行, 充分发挥三者的合力。具体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积极发挥家庭教育中的情感力量。感恩教育应从根本上做起, 使这种思想成为影响人一生的基本准则。这就需要父母具有培养孩子感恩意识的观念, 并积极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的言传身教, 时常借助生活叙事引导孩子感恩移情, 培养孩子的感激之情。二是重视学校的德育教育。学校是进行感恩教育的主渠道, 应该承担起感恩教育的重则。具体应做到积极转变教育观念, 创建校园感恩文化, 如在校园内挂一些感恩的标语“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 增强感恩教育的时效性, 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三是营造良好的社会感恩教育氛围。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的舆论导向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 对他们形成正确的感恩思想和感恩意识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做法上如严格监督大众传媒对正当感恩文化的宣传, 增加类似公益广告“妈妈, 我为你洗脚”、“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推选等的宣传。

四、结语

感恩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提升个人道德修养、营造家庭美德、创建社会公德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 当前应该集聚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 全面构建积极有效的感恩教育体系。

摘要：现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日益深入, 国家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新时期的教育思想要求既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又要注重传承和发扬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思想文化教育传统。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体系中的精华, 在当代社会转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思想与实践价值。本文在全面阐述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基本内涵的基础上, 分析了其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 并基于此提出了当今社会感恩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关键词：先秦儒家,儒家文化,感恩教育,感恩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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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篇8

关键词：儒家,和谐思想,和谐校园建设,当代价值

“和谐”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精神。在当代中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和谐文化作为精神支撑, 同样, 高校要构建和谐校园, 也必须以和谐文化作为精神动力。

一、儒家生态和谐观与校园生态环境的优化

儒家文化历来倡导“天人一体”的大一统思想, 指出人作为道德精神的主体应主动同万物和谐共存。和谐校园的建设须依托于校园文化环境的建设, “校园文化环境包含校园物质环境和校园精神环境两个部分”, 这里所讲的校园环境主要是指校园的物质环境, “主要是校容校貌, 如校园的整体规划, 建筑物的布局结构, 室外的绿化美化, 室内的整洁美观”等[1]。清新高雅的校园环境, 有利于塑造积极向上的校园精神, 促进校园文化的和谐发展。

(一) 批判地继承儒家生态和谐观有利于增强校园生态环境的育人效应

环境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资源。如何发挥环境的教育功能, 让我们的校园“开口说话”, 方法之一就是批判地继承儒家的生态和谐思想, 将校园文化融入校园生态, 依托校园生态环境进行思想品德、人文科学等的教育, 赋予校园生态以教育意义。众所皆知, 儒家圣贤都十分重视环境的影响, 他们认为环境对人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但需要指出的是, 环境的这种“教化”作用往往存在正反两个方面。因而, 对生态环境的消极、负面的教化作用, 我们要坚决予以制止, 同时积极推进校园生态环境对师生员工正面教化作用的发挥。这样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遏制那些破坏校园环境的低俗文化趣味的蔓延, 而且也有利于广大师生员工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 从而真正发挥生态环境在人的成长中的重要意义, 提高环境的育人效应。

(二) 批判地继承儒家生态和谐观有利于校园生态环境的个性化、人文化建设

根据儒家生态和谐观的思想, 大学校园的布局、园林绿化、建筑雕像、公共设施等都应体现出学校特有的精神文化品质, 突显学校个性和办学特色, 同时还应注重发挥师生员工在校园环境个性化、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即儒家所说的人不仅要“知常”, 尊重自然规律, 还要“与天地参赞化育”,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然和谐共生[2]。为此, 高校和谐校园建设应加强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要加强校园环境的个性化建设, 突出和彰显学校的办学特色, 挖掘学校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 结合时代特征推出自己的文化品牌。如一提到未名湖, 人们联想到的就是北大以及奋发图强的北大学子, 从而使人产生爱国、爱校情结。另一方面要加强校园环境的人文化建设, 即赋予校园园林绿化、建筑雕塑等以人文气息, 使其成为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载体, 如大学校门的建筑风格, 校园建筑楼的形态和命名等都可赋予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体现校园精神并给人以美感。

二、儒家人际和谐观与校园氛围建设

在整个儒家文化中, 孔子特别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 主张在缓和人与人之间矛盾时要以“和为贵”, 达到“和以处众”的境界, 并指出人与人的相处应尚义轻利, 崇仁重爱, 讲求诚信。因而在和谐校园建设中, 应有效运用儒家的“重义、崇仁、讲诚信”的人际和谐观教育广大师生员工, 使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拥有仁爱心, 讲求诚信[3]。

(一) 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义”是儒家群体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表现, 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当前, 在高校中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现象, 即有不少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与团体的关系, 不知道如何处理道义与实利的关系。因而在交友方面, 有的大学生只讲求哥们儿义气, 认为“义”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朋友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全然不管道德的管教和法律的约束;有的大学生则不讲志同道合, 不注重所交朋友的为人品行, 结交一些不学无术、品行不端的人。还有的大学生在利益面前见利忘义, 唯利是图, “重实惠”, “重功利”, 为了私利而不择手段。针对这些现象, 高校和谐校园的建设应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内容, 使他们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实利与道义发生冲突时, 能够注重社会利益、长远利益, 注重道义。

(二) 拥有仁爱心

“仁”, 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 也是儒家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并达到和谐的最基本的原则。所谓“仁”, 即“爱人”, 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情感。在校园生活中, 教职员工应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人格尊严, 要关爱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用仁爱之心去教化、感化学生, 同学与同学之间则应相互关爱、情同手足。只有这种充满爱意的大学校园才是和谐的校园。而现在有不少校园离此境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如师生中有的缺乏互助互爱、团结友爱的精神;有的对身边的事物漠不关心, 对他人麻木不仁;还有的大学生将中国的传统礼节忘得一干二净, 不知道如何待人接物, 如何关心人、爱护人, 处处表现得唯我独尊;有的则由于同情心和责任心的缺失, 在言行上常常表现为不负责任, 放纵自己。这些不和谐的因素与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因而高校应大力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仁爱”的思想, 在和谐校园建设中传播爱心、奉献爱心, 努力构建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氛围。

(三) 讲求诚信

在儒家文化中, 诚信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子以四教:文, 行, 忠, 信” (《论语·述而》) 。孔子提倡守信, 指出“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论语·为政》) 。讲求诚信是儒家人际和谐观中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今天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 大力倡导诚信道德规范, 既是弘扬传统美德, 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的需要, 也是针对校园中的种种不诚信现象所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在高校中, 有为数不少的大学生在诚信方面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令人担忧, 如司空见惯的考试作弊现象、骗取国家助学贷款或逃避偿还贷款的现象等等, 都是当前部分大学生诚信素质不高、道德滑坡的表现。面对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 高校应该在构建和谐校园的进程中, 在有针对性地开展诚信教育的校园氛围中, 强力加以改变。

三、儒家身心和谐观与校园精神的塑造

塑造具有学校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校园精神, 是和谐校园建设的主要内容。在和谐校园建设中, 批判地吸收儒家身心和谐观, 不仅有利于高校体育养生思想的传播, 以及大学生“尚美”精神的树立和内在美的追求, 也有利于大学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的豁达心胸及克己内省、厚德自强的精神品质的形成。

(一) 拥有健康的体魄

在儒家文化中, 虽然儒家身心和谐观主要注重的是“修身正己”的道德修养方面, 其关于体格锻炼的思想也只是为提升人的道德品质服务的, 但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对养生体育也有一定的影响, 它也强调身体的和谐是个体追求道德修养的前提和保证。孔子说:“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 (《论语·述而》) (“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其中乐、射、御是学校体育的内容) , 其中所指的“艺”是前面“道”、“德”、“仁”的具体实践。在和谐校园的建设中, 要加强对大学生体育精神的培养, 加强体育养生知识的宣传, 在大学校园里营造出崇尚体育、珍视生命的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 从而促使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 使之拥有健康的体魄。

(二) 追求内在美

今天在大学校园里大学生说“酷”话、做“酷”事、唱“酷”歌、穿“酷”衣、我行我素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 那些追求新潮、打扮酷型、举止怪异的“酷哥酷妹”们成了大家追捧的焦点, 觉得那才叫有个性、有创意, 那才叫美。大学生追求的这种“酷美”文化, 实际上是对“酷”、“美”真意的曲解。真正的“酷”文化应该是充满活力, 突显个性和才气, 纯洁健康的文化形态,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夸大的造型, 夸张的言谈举止;真正的“美”文化则主要是指人内在的高雅、端庄、质朴的气质美的文化形态, 是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素质的外在体现, 而不仅仅指人的外在形象。孔子也十分爱“美”, 喜欢美的事物, 他认为美的东西能使人赏心悦目, 流连忘返。因而在和谐校园建设中, 批判地继承儒家身心和谐观中有关“尚美”精神在校园“美”文化中的应用, 突出以“德”为美, 追求人内在美的思想观念, 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使之不断认识到培养自身内在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三) 注重内省修养

1. 克己内省。

儒家的身心和谐观十分重视自我省察、自我克制的品质的养成,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克制自己, 才能使自己的言行回到礼的道德规范上来。“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当遇到问题时我们要学会反躬自问, 学会换位思考, 这有利于师生员工特别是大学生自我剖析、自我教育行为习惯的养成, 使其在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时, 能够从容镇定, 而不致利令智昏, 甚至丧失人格和道义。在人际交往中每个人都免不了与他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 师生员工之间也常有矛盾发生。而要有效地解决矛盾, 从自身修养方面而言, 每个人都应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 学会“吾日三省吾身”的内省修养法, 提高内省的自觉性。

2. 厚德自强。

孔子教育学生, 并不只是把他们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 其教育的目的是使之“成人”, 使之学会怎样“做人”, “成人”、“成德”是孔子育人的重心。在和谐校园的建设中, 要批判继承孔子的育人理念, 培养大学生自立自强, 厚德载物的精神品质, 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灾难和逆境时, 更要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

参考文献

[1]杨新起.新世纪高校校园文化建设[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135.

[2]朱贻庭.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5:67-81.

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 篇9

关键词：儒学,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

引言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其间经历的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的东周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文化教育逐渐随政治经济开始变化。私学作为社会变动而新生的教学方式, 为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而儒家作为私学教育的先驱, 也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 其教学方法中的独到理念与时俱进, 对当时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在内的很多东亚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儒家教育作为传统教学思想, 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陈旧性, 但以“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和“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等教学理念, 却在当代教育中对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三者的匹配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儒家教育的教学经验与方法

1. 学思结合

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1) , 意思是学习而不思考, 人会被知识的表象所蒙蔽;思考而不学习, 则会因为疑惑而更加危险。朱子云:“不求诸心, 故缗而无得。不习其事, 故危而不安。”论证的都是学习与思考之间朴素的辩证关系。

学习的本质是理解, 是对外界知识和经验的一种内化过程。在已有认知结构基础上, 学习者学习, 接受的外部刺激解释的是学习者自身认知系统内外部的矛盾, 而使内外部矛盾不断统一协调的过程即思考。学习者在学习到新知识后做出思考, 完成知识与自己已有认知结构的内化, 而单纯思考不接触外界更先进开放的思想, 很容易将自己局限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之中无法做出创新和提升。当思考与学习的过程不断结合同步, 学习的结果就会随之产生, 以利于学生的认知不断更新。

程子亦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 废其一, 非学也。”强调的是学与思的相互作用。康德说“感性无知性则盲, 知性无感性则空”, 与儒家教育思想不谋而合, 可见人类在知识的认知和获取方面, 这种认识的根本性原则是一致的。

2. 差异性教学

相传孔子子弟三千, 孔子对他们每个人的教育方式和理念是不尽相同的。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 (《论语·学而》) 他认识到“知人”的重要, 因此十分重视“知”学生, 认真分析学生个性, 甚至只用一个字即可准确地概括, 足见其备学生之细致认真。例如《雍也》中的“赐也达 (子贡通达人情) , 求也艺 (冉求多才多艺) ”, 以及《先进》中的“柴也愚 (高柴比较愚笨) , 参也鲁 (曾参迟钝) , 师也辟 (子张偏激) , 帐也欲, 焉得刚 (申冉欲望太多, 并非刚毅不屈) ”, 等等 (2) 。

孔子就这些学生的差异性, 几乎完美地实践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 如《论语》中记载:对于学生提出的“闻斯行诸?”, 孔子会劝告子路说“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反而鼓励冉有“闻斯行之”, 并解释说:“求也退, 故进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这种提倡教学应该重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而采取特殊措施, 以适应不同学生的需要的理论和实践, 对于现今教育中提倡的学生个性化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私学在古代的教学环境和现代所倡导的小班教学环境有相似之处, 在教师力所能及范围之内, 尽量摆脱单一枯燥的考试评价, 考察学生的各方面综合能力, 对学生进行差异性的评估和教育, 更强调通过非正式的教育使教学更加适合学生的需要, 发挥学生的优势智能, 同时也可以校正学生的最后评分。

3. 知行合一

两千多年来, 关于学习本质的问题依旧被诸多教育家所探讨, 其中重要的“结果论”就强调了实践对于学习的最终意义。荀子提出的“不闻不若闻之, 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 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 (《濡效》) 意思是没听到不如听到, 听到不如见到, 见到不如理解, 理解了不如实践这个理论, 学习的终点应该是实践应用。

这句话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无论是强调实践作为手段和基础, 还是强调实践作为目的和最终意义,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教学方式都一直是学习本质的一种体现, 能更好地把知识融合于实践应用。虽然知行合一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的, 但远在两千多年以前儒家有了这种朴素的学习方式应用。

知行合一, 是指客体顺应主体, 知是指科学知识, 行是指人的实践, 知与行的合一, 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 认为知便是行, 又不是以行来吞并知, 认为行便是知。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 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 (3) 。

新课改中强调的学生实践能力的应用, 也可以说以“工具论”为理论基础, 放手让学生在概括定义、发现结论、证明原理、解答习题等训练中不断地纠正自己的思维偏差, 及时地修正错误, 才能使他人的知识经验变为学生自己的知识经验;只有开启学生的思维才能使得学习落到实处。因此, 教学中要让学生板演、操作、猜想等。

4. 教学相长

关于“教师为中心”和“学生为中心”的问题, 在教育领域一直甚为对立, 最新提出的“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对学与教提出了新的关系模式, 而这种相辅相成的和谐教学模式从两千多年的儒家教育中就有所体现, 例如南宋陆九渊提出的“亲师友, 去己之不美也。人资质有美恶, 得师友琢磨, 知己之不美而改之。《陆九渊全集》”意思是, 亲近自己的良师益友, 可以改掉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人生来资质有好坏, 需要得到良师益友的劝导和帮助, 知道自己身上不足之处而改善。强调的就是以教师为主导, 对于学生了解新知识新经验的引导式作用, 在对主要问题有所掌握之后, 学生自己即为主体去努力改善修正 (4) 。

强调以学生的学为主, 则学习者虽然能提高学习能力, 练习学习策略, 最大限度地获得学习效益, 并且教师也有足够精力关注差异性教学, 但是需要有丰富的和设计良好的教学资源, 投入大, 不能适应所有学生。强调教师的教为主, 则学习者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 注意力无法集中, 不能获得深入的效果反馈, 但是教学效率比较高, 适合多群体的先决知识讲解。

二、启发式教学方法对当代教育的影响与思考

孔子是启发式教学模式的奠基者与实践者——“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意思是学生如果不经过思考并有所体会, 想说却说不出来时, 就不去开导他;如果不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时, 就不去启发他。朱熹解释说:“愤者, 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 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 谓开其意;发, 未达其辞。”孔子强调的是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机制之间的匹配关系。这中朴素的启发式教育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当代的教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

首先, 和20世纪中期马斯洛和罗杰夫提出的人本主义教学理论不谋而合, 他们共同强调学生作为人的学习主体, 其高级心理活动如热情、信念等都在教学中需要被重点考虑, 认为它们是导致人与人的差异的“内部行为”, 因此他们强调要以学生为中心来构建学习情景, 具体阐述教学方法中的启发式教育, 并以问答法为主, 实现学生和教学的良性互动。启发式教学强调的学生的思考和冥思苦想表现在学习态度上就是学生内部的心理过程, 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朴素启发式教育方法,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由孔子提出并实践。

启发式教育方法对于认知主义理论也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认知主义理论认为:学习不是在外部环境的支配下被动地形成刺激—反应联结, 而是主动地在头脑内部构造认知结构;学习不是通过练习与强化形成反应习惯, 而是通过顿悟与理解获得期待;有机体当前的学习依赖于他原有的认知结构和当前的刺激情境, 学习受主体的预期所引导, 而不受习惯所支配。这种对知识的主动接受和理解即孔子所说的“愤”和“悱”, 而经过了学习者主动构建认知结构, 则才具有启发意义, 这也是以启发式教育方法为前提的学习理论。

启发式教育方式对于当代教育的启发不仅体现在学习理论的进步和改革上, 对学与教过程中具体的教学方法的启发也是不容小觑的。

1. 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体现了教师在引导学生在思考中学习的重要性。启发式教学承认学生是教学的主要客观对象, 即作为主体的学生需要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 教育不仅仅是以行为主义为技术的“注入式”培训和灌输, 而应该是学习者自身在教师的主导下不断思考和理解的过程。

2. 强调学生的情感价值意义实现。

新课改提出的三维课程目标的第三点, 即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实现, 鼓励的就是教师和教材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价值观的树立, 这种内化的学习动机就是为了保证教学成功因素的内部条件。教学过程中的外因和内因对教学都具有重要作用, 主导和主体作用相结合, 才能实现真正的有效教学。

这种侧重于培养学生兴趣的教学目标, 也在不断影响着差异性教学培养个性化学习主体的趋势, 对于学生为人独立个体存在接受教育的自由性和个性化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并在将来影响教育本质的理论。

3. 以信息技术为媒介的问题情境教学。

以农远工程为标志的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开展, 是我国国家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标志, 以图片、视频等多媒体为媒介的信息技术教育为传统教学在各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扩充, 也为教学提供了很好的情境导入, 对于学生而言, 更容易进入情境而对问题进行更好的思索和理解 (6) 。创设教学的问题情境, 可以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索思考问题。

当然, 任何教学模式都不是万能的, 问题情境教学法需要完整地设定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步骤, 防止学习者因为学习动机和认知偏差而影响学习效率。

结语

无论是启发式教学, 还是儒家倡导并实践的其他教学方法, 经过两千多年的教育实践检验, 沉淀下来的朴素教学理论依据依旧对当代教学方法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而且教学有法, 教无定法, 教学模式不可能一成不变, 儒家“仁”的核心思想体现在教学上的“有教无类”, 表现的则是教育的社会本质。有着“仁”的核心思想, 教学方法在实践上的表现才能让儒家教育思想对现代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有所启发。在继承这种思想的同时, 及时反思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促进当代教育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贾顺仓.教学方法论语探源.新课程研究, 2008.5 (115) .

[2]贾历程.教学方法中儒家思想对现代课改的启示.社科纵横, 2012.9, VOL27.

[3]钟杨.统儒家教学思想的三大特点.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3.9 (9) .

[4]杨学良.先秦儒家的教学方法论.广州教育, 1987.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