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学形态观察

组织学形态观察（通用12篇）

组织学形态观察 篇1

摘要：目的 观察护网明目散对实验性高眼压下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保护作用的形态学影响。方法 将新西兰大白兔实验性高眼压模型分成模型对照组, 中药治疗组, 西药治疗组。分别在7d, 14d, 21d, 28d每组随机处死4只兔子后摘取双眼眼球, 取视网膜组织于l0%中性甲醛内固定, 送光镜检查。结果 中药治疗组病理改变较模型对照组, 西药治疗组视网膜各层组织损伤最轻微。结论 护网明目散对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有保护作用。

关键词：护网明目散,实验性高眼压,视网膜

养血行血法能够通过保护视网膜视神经节细胞, 提高或保护其视功能免受损伤, 是治疗青光眼的理想方法和药物, 为了探讨其作用机制, 现将以养血行血法组方的护网明目散 (白芍、赤芍、茺尉子、葛根、石斛等) 与目前眼科临床公认的对神经有保护作用的钙通道阻滞剂—尼莫地平以及不用药的模型组对照, 通过病理组织检查以证实护网明目散有对兔高眼压下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有保护作用。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研究方法

1.1 实验材料及造模方式

实验动物:健康纯种新西兰大白兔48只兔, 体质量2.5~3.0Kg。护网明目散:由贵阳中医学院中药制剂室制备。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由河北科维化工有限公司生产。方法:造模前3d用0.25%氯霉素眼水滴眼, 每日3次。实验兔麻醉后以1mL注射器角膜缘穿刺, 抽出0.2mL房水后注人0.2mL 2.5%的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溶液。术后3d及此后每周测量眼压, 低于25mmHg时补充注人0.1mL 2.5%的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溶液, 维持高眼压4周 (高眼压性青光眼动物模型参照上海医科大学眼科研究所孙兴怀之方法) 。

1.2 实验用药及给药方法

将造模成功的48只兔随机分为3组, 每组16只兔共32只眼。第l组为模型对照组, 第2组为中药治疗组, 第3组为西药治疗对照组, 第l组不给药, 第2、3组造模后24h开始用药, 第2组以护网明目散混悬液 (每100mL含散剂30g) 灌胃, 剂量为5mL/Kg.d。第3组以尼莫地平片1mg/Kg.d, 采用灌胃给药, 每天2次。

1.3 标本的采集

分别在7, 14, 21, 28d用空气栓塞法每组随机处死4只兔子后摘取双眼眼球, 在冰上沿角膜缘剪开眼球后, 去除晶体、玻璃体, 取颞侧距视神经2mm处1cmX1cm的全层眼球壁立即置于10%甲醛溶液中固定, 4℃冰箱保存送光镜观察。

2 光镜检查结果

治疗7d时:模型对照组色素上皮细胞层细胞排列紊乱, 视细胞层正常, 双极细胞层出现大量细胞排列紊乱、变性, 神经节细胞层出现严重的细胞数量减少、排列紊乱和细胞变性、坏死 (图1) 。中药治疗组视细胞层正常, 余各层均出现大量的细胞排列紊乱和细胞变性、坏死 (图2) 。西药治疗对照组各层均出现严重细胞排列紊乱、数量减少和细胞变性、坏死 (图6) 。

治疗14d时:模型对照组无明显变化。中药治疗组色素上皮细胞层排列紊乱, 视细胞层正常, 双极细胞层出现程度不等的细胞排列紊乱、变性, 神经节细胞层出现大量细胞数量减少、细胞排列紊乱和细胞变性、坏死 (图3) 。西药治疗对照组视细胞层正常, 色素上皮细胞层细胞排列紊乱, 双极细胞层出现大量细胞排列紊乱、变性, 神经节细胞层出现大量的细胞数量减少、排列紊乱和细胞变性、坏死 (图7) 。

治疗21d时:模型对照组无明显变化。中药治疗组视细胞层正常, 余各层出现轻微的细胞排列紊乱、变性 (下图4) 。西药治疗对照组视细胞层正常, 色素上皮细胞层出现少量细胞排列紊乱, 双极细胞层出现较多的细胞排列紊乱、变性, 神经节细胞层出现大量细胞数量减少、细胞排列紊乱和少量细胞变性、坏死 (图8) 。

治疗28d时:模型对照组无明显变化。中药治疗组各层色素上皮细胞层及视细胞层形态正常, 双极细胞层呈现轻微的病理改变 (图5) 。西药治疗对照组视细胞层正常, 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层形态基本正常, 双极细胞层出现程度不等的细胞排列紊乱、变性;节细胞层出现了明显的细胞数量减少及细胞排列紊乱, 水样变性及细胞坏死等改变 (图9) 。

3 讨论

青光眼属中医学的绿风内障的范畴, 其发病机制为气机郁滞, 目中气血失和, 进而致目中玄府闭塞, 神水瘀积, 目系受损而致本病。本研究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 结合青光眼视神经乳头血流灌注不良而缺血, 导致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凋亡的临床特点, 提出血液淤滞, 目系 (指视神经及其周围血管组织) 失养的病机观点, 《原机启微》指出:“血, 阴类, 类地之水泉, 性本静, 行, 势也。”针对缺血这一基点, 其治血一要养, 二要行。故临床我们以养血行血法为治则, 制成护网明目散用于对实验性高眼压的形态学观察, 通过保护视网膜视神经节细胞, 提高或保护其视功能免受损伤。此与彭清华等[1,2]以滋阴清肝、益气活血的中药制成青光安颗粒剂 (主要由黄芪、生地、茯苓、地龙、红花等组成) , 用于青光眼术后患者, 发现其具有保护和改善视网膜功能的作用研究相一致。此与贺义恒等[3]用具有平肝泻肝、利水化湿功效的青光眼四号水煎剂 (由茯苓、猪苓、泽泻、桂枝、羌活、防风、车前子等组成) 治疗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结果显示其可激发尚未发生器质性改变的视网膜恢复功能, 有效改善患者视功能的作用研究相一致。实验研究方面, 如陈青山等[4]以青光眼Ⅱ号 (川芎、香附、丹参、当归等) 用于兔实验性高眼压, 发现该剂有明显的降眼压作用。孙晖等[5]灯盏细辛注射液用于大鼠青光眼模型, 结果显示其可减轻大鼠高压眼对视网膜, 特别是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损伤。而本实验结果显示:中药治疗组较西药治疗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在治疗28d后对实验性高眼压的视网膜神经节的损伤最轻微, 说明以养血行血法组方的护网明目散能够抗高眼压对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损伤, 从而证实其对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有保护作用, 这也为我们以后临床治疗青光眼的用药及开发中药新剂型提供可靠的实验数据。

参考文献

[1]彭清华, 李伟力.益气活血利水法对抗青光眼手术后患者视功能的影响[J].国医论坛, 1994, 9 (1) :28.

[2]彭清华, 罗萍, 李传课, 等.青光安颗粒剂对抗青光眼术后患者作用的临床研究[J].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1997, 7 (3) :151-154.

[3]贺义恒, 唐由之, 高健生.青光眼四号对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视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J].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2000, 1 (2) :73-76.

[4]陈青山, 魏淳.青光眼Ⅱ号对兔实验性高眼压的影响[J].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1999, 9 (1) :7-8.

[5]孙晖, 李清春.灯盏细辛注射液对大鼠青光眼模型的保护作用[J].滨洲医学院学报, 2007, 30 (5) :330-332.

组织学形态观察 篇2

英国当代最著名的管理大师查尔斯·韩第（Charles Handy）提出了四种不同形态的组织文化：

1.集权式的文化（power cultures）：权力中心只有一个，通常是由一位具有领导魅力的创始人或其继承者，以相当权威化的方式运作。企业的领导方式很强势，有决断力，反应速度很快。而中间管理阶层采取主动的空间不大。这种企业文化，在决策正确的情况下，有助于公司的快速成长；但是，同样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如果决策错误，将为公司带来灾难。这种企业文化在公司刚起步的头几十年经常可以见到。

2.各司其职的文化（role cultures）：在大型且注重既定程序的公司里经常可见，每个人的角色、工作程序，以及授权程度，均界定清楚。在这种文化下，既定的工作说明与工作程序比个人特质重要，这类组织相当稳定且规律化，但也缺乏弹性、步调迟缓。一些历史悠久的银行与保险公司，以及集团企业（如日本的株式会社）、国营企业等，均是典型的例子。

3.任务导向的文化（task cultures）：利用小规模的工作团队，以建立网络与人际互动的方式完成任务，个人可以高度掌控工作。公司的阶层属于扁平式的，工作形态则属于非正式的。这种企业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公关公司、房地产经纪公司，以及销售公司等。

什么是生态化的组织形态 篇3

要做成生态化的组织形态，需要有哪些条件？

第一，是信息和数据。这群人一定要比老板拥有更多的信息和数据才能做成事儿，如果信息不能平等化、透明化，是形成不了自组织的。所以，阿里有云盘，可以在上面搜索各种信息。

做得最好的是阿里内外，这是一个类似微博的系统。比如，点开我的名字，别人就可以看到我的简历，看到我可以进哪些业务系统，我掌握哪些资源，我原来做过什么事情，我的KPI是什么，别人给我做的项目的反馈是什么。如果我是一个产品经理，还能看到我做过的产品的客服量，信息会越来越透明。现在，阿里大多数周报也不再通过邮件发送，就是在阿里内外发布，然后@你一下，你就能收到。我们也建了很多群，可以在群里分享信息，这些数据今天不一定有用，但是有一天也许会用到。所以，数据与搜索是两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第二，是组织管理的流程。项目制的组织里，流程要可配置，而且是插件式的。要做一个项目，从流程包里面找些流程，插一下、配一下，就变成这个项目可以遵循的流程。

第三，是价值观。越是这种项目制、自组织的管理方式，大家所遵循的目标应该越接近。所以，阿里的价值观非常重要，它保证了自组织状态下，大家朝着一个状态去做。客户第一永远是我们的目标，但是组织里的人越来越多，你怎么能保证大家追求的目标一致？就要靠价值观。

第四，是如何奖励。原来的奖励方法是自上而下，老板定奖励金额，但是在自组织里，老板并不完全了解你的表现，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个模块叫阿里互评。比如，我们正在开会，你可以用手机上互评，给我一个“赞”，或者给我一个“不喜欢”。等到年底做绩效的时候，就算老板天天看不到你，也知道你的工作状况。在自组织的状态里，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获取足够的信息，把信息积累下来，去做奖励跟惩罚。因此，信息、流程、奖励和文化价值观，是阿里未来做生态系统特别重要的四点。

阿里巴巴是从一个非常确定的世界走向一个网状、不确定的世界。外部看，去年，我们在淘宝开过一个三天的会，开会前淘宝的CEO三丰（姜鹏）说，我特别想开过三天会后，能知道淘宝三年之后在干什么？开完会后，我问三丰时，三丰说，现在我只知道：我不知道淘宝三年之后在干什么。内部看，阿里正从原来的金字塔结构变成一个更生态型的组织。未来，我们不知道还是否需要现在所谓的关键领导岗位，起码从现在看还是需要的。但由于组织越来越靠横向连接，去年战略部的曾鸣教授说，所谓的中层管理者（M1、M2）会很快消失。从经理管理专业人员到专业人员去带项目，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相信，而且正在发生的事情。

传统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它的特点是控制、命令，管理工具是做计划、预算。今后会慢慢变成靠激发、鼓励、指明方向、自下而上这种方式，从所谓的整合资源变为资源聚合。

资源聚合方面，阿里哪个部门如果缺人，我们很少搞集团统一调配，你有本事自己去说服别人愿意跟你干，这叫聚合资源。就像一个个风火轮，你的能力足够大，你就会吸引更多的能力、资源，这是一种市场的力量，也是一种生态系统的力量。资源会被什么吸引？你做的项目是不是有意义、别人对这件事会不会感兴趣，而不是行政命令。

——整理/本刊记者 李传涛

黄颡鱼消化道形态与组织学研究 篇4

1 材料

自沈阳市北行塔湾市场买入健康无病、体态正常的黄颡鱼, 先置水族箱暂养24 h;待其消化道中食物与粪便排空后, 用干毛巾擦干鱼体表, 测量体长 (24.4 cm) 和体重 (170.2 g) , 解剖观察消化道的形态特征。

2 方法

解剖取出消化道, 先观察消化道形态特征并测量各段长度, 分段并固定于Bouin’s液, 24 h后洗涤、脱水, 用石蜡包埋, 各段消化道作连续切片, 厚度为7μm, H.E.染色, 中性树胶封片, 镜检组织构造, 用Olympus显微镜摄影。

3 结果与分析

3.1 消化道解剖学特征

3.1.1 口咽腔

黄颡鱼消化道起自口, 经过口咽腔 (舌) 、食道、胃和肠, 止于肛门, 见图1。

口咽腔是鱼类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的重要通道, 其内分布着齿、鳃耙等鱼类重要的摄食器官。黄颡鱼头大且扁平;吻圆钝, 口裂大, 亚下位, 上颌稍长于下颌, 上下颌均具绒毛状细齿;口咽腔内可见颌齿, 上颌2排, 下颌1排;鳃孔较大, 鳃膜不连于颊部。

3.1.2 食道与胃

食道位于口咽腔与胃之间, 是一根短而粗的直管, 紧连着胃体部。黄颡鱼的胃体部分为与食道连接处的贲门部、与肠连接处的幽门部。中间囊状的为胃盲囊部, 呈U形, 直径为1.8 cm×2.6 cm。

3.1.3 肠

黄颡鱼肠道较短, 根据粗细可明确分为前肠、中肠和后肠。前肠粗于中肠, 中肠粗于后肠。前肠长为2.7 cm, 中肠长为4.6 cm, 后肠为7.9 cm, 共15.2 cm, 是体长24.4 cm的0.58~0.62倍。

3.2 消化道组织学观察

3.2.1 食道

黄颡鱼食道组织结构见表1和257页彩图2。

食道分为黏膜层、黏膜下层、肌层和浆膜四层。食道黏膜和黏膜层下层向腔面形成突起的皱襞, 食道皱襞较高。黏膜表面覆有复层扁平上皮, 在表层上皮细胞之间有杯状细胞, 可以释放黏性物质到食道的管腔中, 以保持管腔壁的润滑。上皮层中亦有味蕾, 食道肌层比较发达, 由横纹肌构成, 与其他肌层结构不同, 分为内纵肌和外环肌, 伸缩性良好, 有利于食物的吞咽, 发达的肌肉层与其肉食性相适应。

3.2.2 胃

黄颡鱼胃部组织结构见表1和257页彩图2。

胃贲门:胃呈U型, 与食道相连部分为贲门部, 皱襞呈现多枝杈形, 环肌比纵肌发达的多。上皮属食道与胃体部中间状态, 呈复层扁平细胞与单层柱状细胞交替状, 其中有杯状细胞, 体积较大, 次于食道中杯状细胞大小。

胃盲囊部:胃黏膜上皮为单层柱状上皮, 无杯状细胞分布, 固有膜层是由一圈排列规则的腺细胞围成圆形或椭圆形, 中间形成一空腔。固有膜中有胃腺, 胃腺细胞呈柱状, 核呈圆形, H.E.染色可见胃腺细胞核呈紫蓝色, 胞质淡红色, 黄颡鱼胃腺主要分布于贲门部和胃体部, 幽门部未见有胃腺分布。胃腺的这种位置分布有利于分泌出的胃蛋白酶在胃腔中与饵料充分接触, 并在贲门、胃体部胃腔酸性环境下发挥其功能。皱襞较粗壮, 呈长松树状, 集中、紧密。胃肌层发达, 由平滑肌构成。

胃幽门部:由环肌隔开形成两瓣幽门, 左边皱襞细小如针叶状, 上皮中没有杯状细胞。右边皱襞细长呈褶状细叶, 上皮中含有杯状细胞, 皱襞将腔内充满。右瓣幽门环肌发达, 围绕小瓣幽门一圈, 纵肌较薄, 仅在大瓣幽门处出现。

3.2.3 肠

黄颡鱼肠道各段组织结构见表2和257页彩图3。

小肠的上皮和固有层向肠腔隆起形成很多指状突起的绒毛, 绒毛是肠道特有的结构和吸收功能单位, 大大地扩大了吸收营养的表面积。前肠、中肠、后肠结构基本相似, 黄颡鱼前肠黏膜表面有大量的微绒毛, 细胞界限清楚。上皮细胞中含有杯状细胞, 上皮为单层柱状上皮细胞, 绒毛高低、疏密存在差异。肠绒毛黏膜层由单层柱状上皮细胞排列而成, 上皮细胞的核位于细胞中下部, 细胞的顶端具微绒毛, 排列成上皮表面的纹状缘;上皮层之下的固有膜由致密结缔组织构成, 内含毛细血管。肌层由内环肌和外纵肌组成。许多鱼类缺乏黏膜肌, 但黄颡鱼黏膜肌清晰可见, 由平滑肌构成。前肠、中肠、后肠依次变细, 这与肠的消化吸收性质有关。黄颡鱼以肉食性为主, 肉食性鱼类所摄取的食物易于消化, 因而肠较短, 前肠是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部位, 肠腔大, 兼有储存、消化和吸收食物的功能, 由于这个原因肠腔内的肠绒毛个数、绒毛高度和宽度也随之递减。

4 讨论

黄颡鱼食道的肌层为内纵肌、外环肌, 与香鱼[2]、黄鳍鲷[3]相同, 食道上皮中含有大量杯状细胞和黏液分泌细胞。有研究表明, 这些杯状细胞和黏液分泌细胞能润滑食物, 缓冲上皮细胞的机械损伤, 便于其吞咽, 支持固定黏液物质[4]。

黄颡鱼胃的贲门部、盲囊部以及幽门部皱襞数量以及高度和宽度都不同, 盲囊部皱襞数量最多, 高度和宽度也是最高的, 形似长松树状, 这主要与胃盲囊部是主要消化结构有关。黄颡鱼胃腺主要分布于贲门部和胃体部, 幽门部未见有胃腺分布, 与犬齿牙鲆[5]、塞内加尔鳎[6]、北美牙鲆[7]、大黄鱼[8]、黄尾[9]、波纹短须石首鱼[10]、军曹鱼[11]的胃腺位置分布一致。胃腺通过胃小凹向胃腔输送分泌物, 促进食物的消化。胃盲囊上皮黏膜中未见杯状细胞。据报道, 美洲黑石斑鱼[12]胃黏膜上皮中也未见杯状细胞, 但鲤鱼[13]胃幽门部的黏膜上皮中有巨型杯状细胞。在本研究中, 未在黄颡鱼贲门部和胃体部黏膜层中观察到杯状细胞的存在, 犬齿牙鲆[5]、黄尾[9]、绯海鲷[14]胃上皮中也无杯状细胞分布。电镜观察胃体部黏膜层高柱状细胞顶区含有大量黏原颗粒, 表明这些细胞自身分泌大量黏物质保护黏膜层免遭胃腺分泌的盐酸腐蚀。这些细胞本身就是一种黏液细胞, 其分泌物形成的黏液层既可起润滑作用, 又可防止高酸度胃液与胃蛋白酶对黏膜的损伤。试验中观察到胃幽门部由环肌层分隔成两瓣幽门腔, 左瓣部上皮细胞中没有杯状细胞, 与胃盲囊部相同, 但不同的是皱襞形状与盲囊部皱襞相差甚远, 幽门腔右瓣部与左瓣部皱襞形状相似, 大小不同, 但上皮细胞中含有杯状细胞, 皱襞形状与前肠皱襞形状相差甚远, 因而这是幽门特殊的结构特征, 但此种结构未见其他文献报道, 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组织学形态观察 篇5

在组织形态多变的时代背景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简称shrm）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现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都深深地融入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变革之中，并且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但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使得shrm研究不断面临挑战，因为不同的实践背景会造成由此而形成的理论研究的不同，所以有必要通过实践发展变化的过程探索新的理论。因此，shrm的研究内容也随着企业实践模式的变迁而变迁，并且不断出现新问题。

shrm的产生背景

shrm的研究内容不仅随着企业实践模式的变迁而变迁，也随着学者对相关理念或思想的不断挖掘而得到系统的提升。

虽然shrm的理念首先由美国人提出，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企业实践为shrm提供了研究平台。日本hrm实践的核心在于其人本主义思想，并实行了终身雇佣制等一系列体现其人本主义思想的hrm制度。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hrm的弊端也日益地暴露出来。约翰·沃洛诺夫在《日本管理的危机》的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日本模式的弊端。他批评日本企业的hrm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一般事务性职能，而忽略了对人力资源的战略性缺乏充分的界定、使用和激励。

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衰退和经济全球化也迫使企业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上升为战略角度。随着管理学者们对企业战略研究的深入，战略取向的推动使hrm研究者们开始思考其在组织战略管理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也就是说，战略理论的兴起也使hrm研究者们意识到hrm必须由原来的一般事务性职能转变为战略导向的hrm。wwW.11665.CoM

shrm研究的丛林现象

纵观近三十年研究历史，shrm研究领域在理论和实践都有了很大发展。迄今为止该领域研究包括以下研究主题：shrm的匹配与柔性、跨组织边界的shrm、shrm对组织的战略贡献、shrm的理论模式、shrm系统的结构、shrm研究的方法论，而这六个研究主题随着shrm研究领域的成熟在不同阶段相继发展。

（一）shrm的匹配与柔性

20世纪80年代，随着企业的业务流程越来越复杂而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实践者们意识到必须从“为顾客创造价值”的业务流程的视角重新设计组织结构，以实现对外界市场环境的快速反应来提高企业竞争力，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和再造革命。企业再造和业务流程优化的盛行使实践界和理论界开始思考hrm实践在企业价值创造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者们开始从战略的角度思考hrm实践。devanna等的《hrm：一种战略观点》一文的发表标志着shrm研究领域的产生。虽然学者们对shrm的概念迄今没有达成一致结论，但学术理论界一般采用wright和mcmanhan（1992）的定义，即企业为实现目标所进行和所采取的一系列有计划、有战略意义的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模式。

起初，受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等管理理论追求普遍适用的模式与原则的影响，shrm学者在肯定shrm在实现组织目标的战略性角色的同时，认为存在最优的hrm实践模式普遍适用于所有组织，而不用特别考虑组织战略等因素，这就是“最佳实践观点”，即普遍观（lawler，1986）。普遍观的核心是对所有组织而言，存在比其他hrm实践更能提高组织绩效的最佳实践。但随着权变理论的提出，普遍性观受到了权变观的挑战，即“最佳匹配观点”。权变观秉承权变理论的核心观点—企业管理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环境随机应变，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否认存在对所有组织都是“最佳”的人力资源实践，而是认为组织内人力资源实践只有与组织内外的情境因素（如组织战略）相匹配时才会对组织绩效有积极影响（lengnick等，1988）。

20世纪80年代后期，组织种群生态理论的研究触角伸向种群生态学相对应的组织生命周期，shrm学者发现除了组织战略外，组织生命周期也是对hrm实践有重要影响的权变因素（baird和meshoulam，1988）。权变观部分解释了shrm的核心—匹配，组织研究中系统论的引入对shrm的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系统论，组织是一个通过与环境的持续互动达到动态平衡的开放系统，而shrm系统作为镶嵌在组织系统中的子系统，只有同时实现内部匹配（即hrm系统内部要素的匹配）和外部匹配（hrm系统和组织战略等系统外要素的匹配）才会使组织的运行更有效率（baird等，1988；lengnick等，1988）。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从而使企业得以将优势资源用到企业的核心业务中，而将非核心业务通过业务外包的形式分离出去。此时实践界和管理学界逐渐意识到shrm系统内外部匹配更应该是一种动态的过程，shrm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实现战略匹配，更重要的是通过hr的柔性支撑组织的战略柔性（milliman等，1991）。基于此，wright等（1998）提出shrm的匹配与柔性模型。这个模型的最大贡献在于较为具体地论述了柔性，他们将柔性定义为战略人力资源实践支持组织快速回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同时借鉴sanchez的分类将hrm实践柔性分为hr实践的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该模型从“柔性与匹配独立且互补”的视角，综合了shrm前期研究，并且在开发组织内部能力以增强组织柔性的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21世纪以来， 企业间的竞争转化为企业共生网络间的竞争， 企业间的合作竞争替代了古典竞争。企业组织形态开始向虚拟组织、创新型组织、模块化组织等新型组织形态变迁。为了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组织就必须同时实现自身柔性和内外部的匹配来应对快速多变的环境（pablo，2005），shrm的匹配和柔性问题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学者们开始将从更微观的“人”的角度落实shrm的匹配与柔性问题。werbel和demarie（2005）从人-环境匹配的角度提出战略权变模型指出了人-环境匹配与组织战略的关系。该模型认为人-环境匹配是组织横向匹配和纵向匹配的耦合点。人力资源系统的横向匹配促进了组织能力的提高，而组织能力又促进人力资源系统与组织战略的纵向匹配。lepak等（2004）提出人力资源系统相对性的构念，其核心观点是不同的组织战略要匹配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组织运作方式等。因此，组织需要不同的运作方式实现组织战略，那么所要求的员工行为也会有所不同。

（二）跨组织边界的shrm

internet技术的发展宣布人类由工业经济时代迈入电子商务时代，而电子商务时代的“3c”特征—顾客（customer）、竞争（competition）、变化（change）构成了价值链提出的时代背景，价值链的提出将shrm的研究范围也由组织内扩展到组织外。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价值链上的组织可以利用人力资源的优势创造获取竞争优势的潜在机会，因为组织会利用自身hrm实践的.优势对整条价值链的竞争优势格局施加影响（schuler和macmillan，1984）。这一观点标志着shrm的研究范围开始超越传统组织的边界。

milliman等（1991）是最早在国际背景下提出shrm的学者之一，他们在国际背景下扩展了匹配的概念并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匹配。其他学者随后对战略国际人力资源管理（下文简称sihrm）进行了深入研究，schuler等（1993）认为shrm不但受单位间连接与内部运作的影响，还受到许多外衍/内衍因素的影响，并提出了战略国际hrm的整合框架。该框架从单位间连接和内部运作的角度来协调跨国公司利害关系和达成经营目标，但是忽略了sihrm在跨国公司中的控制性角色。taylor等（1996）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将sihrm模式分解为国家、母公司与子公司三个层次的sihrm理论框架，该框架阐释了战略国际人力资源的优势来源于国家层次、母公司层次与子公司层次，并根据母子公司的一致性程度将sihrm导向分为三种模式—适应型、输出型和整合型。

随着跨国收购和跨国经营成为一种时尚，sihrm也得到了新的研究进展。学者们开始关注母子公司间及子公司间的hrm实践的转移（bjorkman和lervik，2007）和知识的转移（minbaeva和pedersen等，2003）。并且开始通过跨案例研究提出整合跨国公司hr战略的方法（wocke和bendixen等，2007）。伴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国际化，sihrm的研究范围逐渐延伸至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首先是shrm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的应用问题，wei和lau（2005）首先发现在中国shrm的应用程度随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而不同，私有制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采用shrm。som（2007）则以印度为例发现企业的国家背景、组织所有制形式、hr部门的角色等都会影响shrm在组织中的应用。此外，在这些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shrm对组织绩效（财务绩效、运营绩效等）的影响也得到了初步的实证研究（akhtar等，2008）。

（三）shrm对组织的战略贡献

shrm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一直是shrm研究的重要主题，但是无论从实证研究还是理论构建都存在问题。

在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虽然已有大量学者证实hrm实践与组织绩效的相关性（snell等，1996），但实证研究得出的有关hrm实践与组织绩效关系的显著性上仍然存在分歧（delery和doty，1996）。结论的不一致部分是由于研究方法的缺陷（shaista和wang，2006），缺陷之一是学者们在研究两者关系时没有区分由高层管理者和hr部门“制定”的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内员工“实施”的人力资源实践。而hrm政策和实践的落实程度与能否实现组织战略、提高组织绩效密切相关。但往往由于组织内外各种系统约束使“制定”的人力资源实践与“实施”的人力资源实践之间存在缺口（shaista，2006）。

在hrm实践与组织绩效内在关系的理论构建方面，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探索hrm实践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

20世纪7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解shrm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该理论强调对组织内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高组织的人力资本含量，从而获取竞争优势（schultz，1961）。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产业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研究范式的影响，shrm研究主要从控制论和行为主义视角，认为人力资源实践通过引导和控制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实现组织战略，因为不同战略要求不同的员工行为和态度，组织通过人力资源实践控制和解释员工态度和行为，以达到提高组织绩效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资源基础论开始渗透到shrm领域中，基于资源基础论，shrm将人力资源看作难以替代、难以模仿、稀缺和独特并能够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产，这标志着hrm领域开始在组织层面上探索人力资源的角色及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虽然以上理论从不同视角揭示shrm和组织绩效的关系，但关于shrm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并没有达成一致。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过于静态地强调员工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 却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为组织创造价值、获取竞争优势的动态过程；而基于行为理论的研究则过于关注个体层面而忽略了组织层面人力资源的系统性；基于资源理论的研究则着眼于从组织层面探讨hrm系统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但忽视了员工个人的行为和态度。因此，学者们对于shrm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还是处于一个黑箱状态（becker和gerhart，1996）。

21世纪以来，shrm与组织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除了继续支持人力资本可以作为shrm与组织绩效的中间变量外（hatch和dyer，2004），还发现人力资本可以作为shrm实践与组织绩效的调节变量，进一步支持了shrm的权变性观点。同时，社会资本开始成为解释shrm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的新变量（collins和clark，2003；evans和davis，2005）。同时，学者们开始将shrm的研究触角伸向同时糅合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智力资本。youndt和snell（2004）以208家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到智力资本在人力资源系统和组织绩效间起中介作用。此外，环境动态性的加剧使学者们开始关注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组织弹性（coutu，2002）、hr弹性（wright和snell，2003）等新构念，并已有实证研究支持了组织可以通过shrm来提高组织弹性和hr弹性，最终提高组织绩效（cynthia等，2010；beltrán等，2008）。总之，不同中间变量的引入为正确理解shrm对组织绩效的战略贡献拓宽了研究思路。

（四）shrm的理论模式

学者们对shrm与组织绩效之间至少存在一种正向关系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于shrm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式仍然不统一，delery和doty（1996）在早期的理论模式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式—结构性观点。由此关于shrm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普遍性观点、权变性观点和结构性观点。尽管普遍性观点得到了部分研究者的认同（pfeffer，1994），而且不断有学者识别出最佳实践（pfeffer和veiga，1999），但对于何谓最佳实践并没有达成共识（fey等，2000）。同时，普遍性观点只是强调将一些最佳实践简单累加到hrm系统中，而并不考虑外在因素的影响。而虽然权变性观点强调hrm实践的外部匹配性，但上述两种观点都简化了人力资源系统的复杂性。因为基于资源基础论，单个hrm实践由于其易模仿性对建立以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收效甚微，所以各种hrm实践必须整合成一个有效的系统，才会维持长久的竞争优势，因为整合性的hrm系统具有因果模糊性、系统性、难以模仿性等特点（doty，1994）。结构性观点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强调通过各种hrm实践之间的互补性创造协同效应，从而形成有效的hrm系统，以实现最大化的内部匹配。然后，把这些hrm系统与组织战略等系统外因素联结起来以实现最大化的外部一致，从而实现shrm的内外部匹配。结构性观点同时吸收了“内部匹配”和“外部匹配”的理念，整合了普遍性观点和权变性观点，糅合成为更加接近现代企业的hrm现实的理论体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shrm理论模式的权变性方法和结构性方法（boxall和purcell，2000；stavrou和brewster，2005）。随着权变观理论的不断演变，学者对权变因素的研究范围已由早期的单纯研究战略变量和组织生命周期变量逐渐扩展到多个变量如企业年龄（fields等，2000）、所有权（zhu等，2005）、技术变革（ding和akhtar，2001）、组织性质（skaggs和youndt，2004；rodwell和teo，2004）等权变因素。

（五）shrm系统的结构

根据系统论，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人力资源系统体现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往往关注人力资源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而忽略了系统内部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的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关系，但人力资源系统内部的交互作用会对系统外部产生影响（lengnick等，2009）。人力资源系统内部要素及交互作用的方式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schuler（1992）从多层次的角度提出shrm的5-p模型，核心思想是人力资源系统内部要素—人力资源理念、政策、程序、实践、过程都应该与企业战略保持一致，以实现shrm。5-p模型揭示了shrm的纵向整合（人力资源系统内部各层次与组织战略的整合），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人力资源系统内部各项政策、实践之间的横向整合关系。同时，学者们发现组织中不仅仅存在一种人力资源系统，而是存在至少两种人力资源系统（mark和lengnick等，2009），于是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系统进行分类。这些分类无论基于系统的特征和功能（arthur，1994）、员工—组织关系（tsui等，1997）还是基人力资源的价值性和独特性（lepak和snell，1999），其落脚点都是建立立体的战略性人力资源任用体系，以实现hrm的战略性导向。

组织内存在多种人力资源系统并且不同类型的hr系统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不同的观点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lepak和snell，2002）。同时，在lepak和snell（1999）对hrm系统分类的基础上，liu等（2003）针对每种人力资源系统提出与之对应的领导风格，palthe和kossek（2003）则对应每种人力资源系统提出不同的组织亚文化，并指出对应每种类型的亚文化将有助于hrm实践实现人力资源战略。richard等（2007）通过实证对比生产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中人力资源多元化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得出人力资源多元化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呈u型曲线，这种u型关系在服务型企业中更明显的结论。

（六）shrm的方法论问题

随着shrm理论研究的成熟，学者们开始将关注点转向对前期理论的实证检验。但shrm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引起了一系列方法论的问题，如评价指标过于单一，两者的因果关系不确定及存在解释两者关系的遗漏变量等问题都引起shrm研究者们高度重视（wright和haggerty，2005）。学者们开始增加财务指标之外的多种指标测量组织绩效（chen和huang，2009），并且在研究shrm对组织结果的影响时开始考虑组织自身的系统约束（way和johnson，2005）。也有学者考虑到时间跨度，认为hrm实践产生的组织结果存在时间滞后性，hrm实践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时应考虑时间因素并从多层次（个体、群体、组织）的角度研究两者关系（wright和haggerty，2005），此外“实施”的shrm实践与“制定”的shrm实践的不一致性也得到了实证检验（wang等，2006），这一实证研究为后续学者从更现实的角度检验shrm实践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提供了方向。

总体而言，shrm的六个主题在21世纪得到了很大发展。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了人力资源系统的多样性及其与组织绩效的相关性，并且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延伸到与不同人力资源系统匹配的领导风格和组织亚文化研究，同时也支持了shrm理论模式中的权变性观点和结构性观点。人-环境匹配成为组织的人力资源理念的关键决定因素，这一思想的提出扩展了匹配和灵活性的构念。同时，学者们开始从社会资本、智力资本等新视角探索shrm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组织性质、年龄等开始成为影响组织的shrm实践的权变因素。shrm在跨国公司的整合及知识等战略资源的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此外，sihrm的研究范围开始延伸至新兴经济体并初步明确了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适用条件。

企业组织形态变迁趋势下shrm的困惑

企业组织形态变迁使shrm研究的基本假设和理论正面临严重的挑战。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使组织正朝管理人员核心化和一般员工分散化的方向发展，那么传统企业组织形态背景下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的界定是否依然适用于新背景？因为组织间联盟、网络化组织、模块化组织催生出的虚拟人力资源、人力资源联盟颠覆了传统的“人力资源”的概念。“人力资源”边界弹性化的现实下组织shrm研究将何去何从成为亟待hrm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

同时，随着创新型组织成为新型企业组织形态，组织创新战略导向下的shrm实践对员工创新过程的控制、参与和考核变得更具模糊性。因为组织创新战略面临着对现有组织结构和文化刚性、内部政治的损害，同时组织不愿为追求不确定的未来而放弃当前的利益。这些问题都对shrm提出了挑战，因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未来角色不仅仅是保证战略匹配和组织柔性，更多的是配合和推进组织不断的变革与创新。

从新制度主义在组织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来看，理性并不是组织最重要的特征，最重要的是每个组织都有生命。因此即使在正式结构中，非理性也是不可杜绝的，因为非理性来自参与组织活动的个人，但个人参与组织活动并不仅仅是实现组织的目标。不断变迁的组织形态对个人与组织关系赋予了更多的意义，虽然shrm已经充分利用组织的资源基础论来强调人在shrm活动中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来对待，但是忽略了“个人”的因素，后续研究需要关注以下话题：针对不同类型员工实施不同的hr实践对作为“个人”的员工的影响，强调不断学习和持续改进的同时考虑作为“个人”的员工的疲劳效应，把员工视为可以产生杠杆效应的资源而不是需要培养的“个人”的伦理问题，那么shrm研究究竟如何协调和整合资源基础论和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学观点？

网络化时代促进了企业数据信息系统和网络技术运用的深化，但组织网络化也给shrm增加了新的管理挑战，其中应备受关注的信息隐私问题。shrm如何在保护企业内部信息机密的同时，协调好员工日益关注的个人信息隐私问题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又一大挑战。

虚拟组织成为信息时代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趋势。突破时空限制的现代化通讯方式使企业之间基于某一目标而对各自的核心能力进行组合而组成虚拟组织，虚拟组织可以是不同企业或不同企业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同一企业内部不同部门间的一种临时组合，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和众多的组织层次，所以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易拆解性。但是对于虚拟组织组合过程中的人员配备、磨合和调整策略成为shrm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之，企业组织形态不断变迁的进程中，传统的shrm研究已经面临危机，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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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形态观察 篇6

关键词：愈伤组织； 形态结构；生理生化；酶；膜代谢

中图分类号：S551.7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4.08.005

Abstract： In order to learn the key factors of callus development on single cell clone，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and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of two types of alfalfa callus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ell membrane permeability and malondialdehyde content was same for the two types of callus； but their soluble sugar content and peroxidase activity in cells was very different， for the soluble sugar content： soft callus > huge callus， and soft callus was 2.09 times of huge callus； for peroxidase activity： huge callus > soft callus， and huge callus was 1.35 times of soft callus. Huge callus cells were larger， loosely arranged， cell vacuolization and cytoplasm was thiner than soft callus. However， soft callus cells were smaller， loosely arranged， cell vacuoles was smaller and cytoplasm was thicker than hug callus. Huge cells had the same membrane metabolic with soft cells， but soft cells had higher sugar accumulation than huge cells， and soft cells metabolism were vigorous， while huge cells were more aging.

Key words： callus；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enzyme； membrane metabolic

近年来，对于胚性愈伤组织的诱导和体细胞胚的发生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3]。但是，由许多胚性愈伤组织诱导培养的体细胞细胞系由于其起源的杂合性，往往缺少稳定性[4-5]。而诱导外植体分裂形成形态结构一致的愈伤组织，即利用均质的、松散的愈伤组织可以建立单细胞克隆纯系，就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非嵌合性[6]。目前，培养这种均质的、松散的愈伤组织体系的研究较少[7]。这种单细胞克隆体系与愈伤组织的生理代谢有密切关系[8]。李茜[6]的研究认为，与愈伤组织的可溶性蛋白质、可溶性糖和淀粉含量及抗氧化物酶（POD，SOD ，CAT） 活性有关。陈超等[9]认为，与SOD、CAT、总谷胱甘肽氧化物酶的活力、超氧化物和丙二醛含量有关。笔者研究了两种形态的愈伤组织的细胞膜透性、丙二醛含量、细胞内可溶性糖含量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等生理生化变化，比较了他们的形态差异，研究了具有胚性愈伤组织特点的、均质愈伤组织的特性，为单克隆细胞系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料

青睐苜蓿种子来自于中国农科院，选取色泽良好饱满的种子播种于天津农学院温室，播种基质为蛭石，获取实生苗。

在超净台中剪取青睐苜蓿实生苗的叶片，将叶片边缘剪掉，并剪成0.5 cm2的小块作为外植体，备用。将剪好的外植体消毒，分别接种到1/2 MS + 1.0 mg·L-1 2，4-D + 150 mg·L-1 Vc + 15 g·L-1蔗糖培养基上，诱导巨大型愈伤组织；接种到MS + 0.25 mg·L-1 2，4-D + 0.5 mg·L-1KT+150 mg·L-1Vc+30 g·L-1蔗糖培养基上，进行松散型愈伤组织的诱导（详细见专利201310118903.5）。培养条件为：温度20～24 ℃，光照强度500～1 000 lx，24 h光照。

获得的愈伤组织分别进行细胞膜透性（电导率法）、可溶性糖（蒽酮法）、丙二醛含量（硫代巴比妥酸比色法和用Lambda 35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和POD酶活性（采用愈创木酚比色法和Lambda 35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苜蓿两种愈伤组织细胞膜透性的比较

由图1可知，苜蓿愈伤组织中巨大型细胞愈伤组织的膜透性为54.30%，松散型细胞的愈伤组织膜透性为54.74%个百分点，仅比巨大型的愈伤组织的细胞膜透性高出0.44个百分点。

2.2 苜蓿两种类型愈伤组织丙二醛含量的比较

由图2可知，苜蓿巨大型愈伤组织的丙二醛含量为0.001 406 mol·g-1，松散型的愈伤组织的丙二醛含量为0.001 506 mol·g-1，松散型丙二醛含量比巨大型的丙二醛含量仅仅高出0.000 1 mol·g-1，基本无差异。

2.3 苜蓿两种类型愈伤组织可溶性糖含量的比较

由图3可知，巨大型细胞愈伤组织的可溶性糖含量是0.56%，松散型愈伤组织的可溶性糖含量为1.17%，松散型愈伤组织比巨大型高0.61个百分点，是巨大型的2.09倍，两者有较大的差异。这一结果与霍合强[10]的报道一致。

比较两种愈伤组织的形态解剖结构（图1、2）可以看出，巨大型愈伤组织的细胞中含有中央大液泡，液泡化程度远远高于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质浓度相对来说较低。而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中仅有一些小液泡，细胞质浓，在细胞中占的比例大。这可能是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中可溶性糖含量低的原因之一。

2.4 苜蓿两种类型愈伤组织中POD酶活性比较

由图4可知，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的POD酶活性是6 623.7 U·g-1·min-1，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的POD酶活性是4 888.7 U·g-1·min-1，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POD酶活性是松散型的1.35倍，差异较大。

过氧化物酶广泛存在于植物体中，是活性较高的一种酶。它与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及生长素的氧化等都有关系。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它的活性不断发生变化。一般老化组织中活性较高，幼嫩组织中活性较弱。过氧化物酶常作为组织老化的一种生理指标[11]。

所以，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的POD酶活性高，表明其组织较松散型愈伤组织老化或衰老程度高。图1、2的愈伤组织形态结构也表明，巨大型愈伤组织的细胞液泡化程度和细胞的分化程度均较松散型的高，细胞也较大，细胞质稀薄、细胞质浓度较低，叶绿体等细胞器也较少，代谢活跃程度较低。

总之，巨大型和松散型这两种类型的愈伤组织在细胞膜透性和丙二醛含量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可溶性糖含量和POD酶活性两项指标上差异比较大，其中松散型愈伤组织的可溶性糖积累高于巨大型，POD酶活性低于巨大型愈伤组织，即巨大型愈伤组织碳水化合物的积累较少，细胞的衰老程度较高。因此，松散型愈伤组织是代谢更加旺盛的愈伤组织。

3 结论与讨论

巨大型和松散型这两种类型的愈伤组织的细胞膜透性差异不大（54%～55%），与两者均为薄壁细胞，且膜代谢反应基本相同有关。

比较两种愈伤组织的形态结构（图1、2）可以看出，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呈浅白或白色，半透明，细胞壁薄；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呈浅黄色，细胞较大，细胞壁薄。此外，两种愈伤组织的膜脂过氧化产物丙二醛含量也无差异。说明两者的生物膜完好程度或生物膜受外界影响的程度也相同。因为丙二醛是膜脂过氧化的终产物之一，其含量高低可以作为考察细胞受到胁迫严重程度的指标之一，它的主要伤害是导致膜脂过氧化[12]，损伤生物膜结构，主要是细胞质膜，使得细胞膜结构和功能受到损伤，改变膜的通透性，从而影响一系列生理生化反应的正常进行。因此，两种愈伤组织的细胞膜透性和丙二醛含量均相同，较一致地说明了两种愈伤组织膜代谢程度相同，未受到外界的伤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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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建伟，王军辉，马建伟.粗枝云杉胚性愈伤组织增殖后期的体细胞胚发生方式转变[J].植物生理学报， 2014，50（2）：19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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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茜，张存旭，秦萍.白皮松胚性和非胚性愈伤组织生理生化特性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6（8）：151-160.

[7] 苗博瑛，刘艳军，杨静慧.黑莓松散型胚性愈伤组织的诱导[J].山西农业科学，2014，42（3）：209-212，216.

[8] 李家儒，唐晓红，黄鲲，等.红豆杉单细胞克隆的建立[J].生物技术，1996，6（3）：8-10.

[9] 陈超，王桂兰，陈玉斌.红掌不同类型愈伤组织及再生团块生理指标的测定[C]//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学术年会论文摘要汇编.开封：中国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会，河南大学， 2009.

[10] 霍合强，邓秀新.柑桔胚性愈伤组织的诱导、保存和利用[J].植物生理学通讯，2000，36（2）：181-186.

[11] 秦婷婷.油菜子叶衰老时相关酶类、类囊体膜组分与光谱特性的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12] 王梅，丁祥，何素兰，等.甘薯不同品种叶片中抗氧化相关活性成分的动态变化研究[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3（4）：330-337.

2 结果与分析

2.1 苜蓿两种愈伤组织细胞膜透性的比较

由图1可知，苜蓿愈伤组织中巨大型细胞愈伤组织的膜透性为54.30%，松散型细胞的愈伤组织膜透性为54.74%个百分点，仅比巨大型的愈伤组织的细胞膜透性高出0.44个百分点。

2.2 苜蓿两种类型愈伤组织丙二醛含量的比较

由图2可知，苜蓿巨大型愈伤组织的丙二醛含量为0.001 406 mol·g-1，松散型的愈伤组织的丙二醛含量为0.001 506 mol·g-1，松散型丙二醛含量比巨大型的丙二醛含量仅仅高出0.000 1 mol·g-1，基本无差异。

2.3 苜蓿两种类型愈伤组织可溶性糖含量的比较

由图3可知，巨大型细胞愈伤组织的可溶性糖含量是0.56%，松散型愈伤组织的可溶性糖含量为1.17%，松散型愈伤组织比巨大型高0.61个百分点，是巨大型的2.09倍，两者有较大的差异。这一结果与霍合强[10]的报道一致。

比较两种愈伤组织的形态解剖结构（图1、2）可以看出，巨大型愈伤组织的细胞中含有中央大液泡，液泡化程度远远高于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质浓度相对来说较低。而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中仅有一些小液泡，细胞质浓，在细胞中占的比例大。这可能是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中可溶性糖含量低的原因之一。

2.4 苜蓿两种类型愈伤组织中POD酶活性比较

由图4可知，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的POD酶活性是6 623.7 U·g-1·min-1，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的POD酶活性是4 888.7 U·g-1·min-1，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POD酶活性是松散型的1.35倍，差异较大。

过氧化物酶广泛存在于植物体中，是活性较高的一种酶。它与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及生长素的氧化等都有关系。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它的活性不断发生变化。一般老化组织中活性较高，幼嫩组织中活性较弱。过氧化物酶常作为组织老化的一种生理指标[11]。

所以，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的POD酶活性高，表明其组织较松散型愈伤组织老化或衰老程度高。图1、2的愈伤组织形态结构也表明，巨大型愈伤组织的细胞液泡化程度和细胞的分化程度均较松散型的高，细胞也较大，细胞质稀薄、细胞质浓度较低，叶绿体等细胞器也较少，代谢活跃程度较低。

总之，巨大型和松散型这两种类型的愈伤组织在细胞膜透性和丙二醛含量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可溶性糖含量和POD酶活性两项指标上差异比较大，其中松散型愈伤组织的可溶性糖积累高于巨大型，POD酶活性低于巨大型愈伤组织，即巨大型愈伤组织碳水化合物的积累较少，细胞的衰老程度较高。因此，松散型愈伤组织是代谢更加旺盛的愈伤组织。

3 结论与讨论

巨大型和松散型这两种类型的愈伤组织的细胞膜透性差异不大（54%～55%），与两者均为薄壁细胞，且膜代谢反应基本相同有关。

比较两种愈伤组织的形态结构（图1、2）可以看出，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呈浅白或白色，半透明，细胞壁薄；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呈浅黄色，细胞较大，细胞壁薄。此外，两种愈伤组织的膜脂过氧化产物丙二醛含量也无差异。说明两者的生物膜完好程度或生物膜受外界影响的程度也相同。因为丙二醛是膜脂过氧化的终产物之一，其含量高低可以作为考察细胞受到胁迫严重程度的指标之一，它的主要伤害是导致膜脂过氧化[12]，损伤生物膜结构，主要是细胞质膜，使得细胞膜结构和功能受到损伤，改变膜的通透性，从而影响一系列生理生化反应的正常进行。因此，两种愈伤组织的细胞膜透性和丙二醛含量均相同，较一致地说明了两种愈伤组织膜代谢程度相同，未受到外界的伤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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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苜蓿两种愈伤组织细胞膜透性的比较

由图1可知，苜蓿愈伤组织中巨大型细胞愈伤组织的膜透性为54.30%，松散型细胞的愈伤组织膜透性为54.74%个百分点，仅比巨大型的愈伤组织的细胞膜透性高出0.44个百分点。

2.2 苜蓿两种类型愈伤组织丙二醛含量的比较

由图2可知，苜蓿巨大型愈伤组织的丙二醛含量为0.001 406 mol·g-1，松散型的愈伤组织的丙二醛含量为0.001 506 mol·g-1，松散型丙二醛含量比巨大型的丙二醛含量仅仅高出0.000 1 mol·g-1，基本无差异。

2.3 苜蓿两种类型愈伤组织可溶性糖含量的比较

由图3可知，巨大型细胞愈伤组织的可溶性糖含量是0.56%，松散型愈伤组织的可溶性糖含量为1.17%，松散型愈伤组织比巨大型高0.61个百分点，是巨大型的2.09倍，两者有较大的差异。这一结果与霍合强[10]的报道一致。

比较两种愈伤组织的形态解剖结构（图1、2）可以看出，巨大型愈伤组织的细胞中含有中央大液泡，液泡化程度远远高于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质浓度相对来说较低。而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中仅有一些小液泡，细胞质浓，在细胞中占的比例大。这可能是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中可溶性糖含量低的原因之一。

2.4 苜蓿两种类型愈伤组织中POD酶活性比较

由图4可知，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的POD酶活性是6 623.7 U·g-1·min-1，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的POD酶活性是4 888.7 U·g-1·min-1，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POD酶活性是松散型的1.35倍，差异较大。

过氧化物酶广泛存在于植物体中，是活性较高的一种酶。它与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及生长素的氧化等都有关系。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它的活性不断发生变化。一般老化组织中活性较高，幼嫩组织中活性较弱。过氧化物酶常作为组织老化的一种生理指标[11]。

所以，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的POD酶活性高，表明其组织较松散型愈伤组织老化或衰老程度高。图1、2的愈伤组织形态结构也表明，巨大型愈伤组织的细胞液泡化程度和细胞的分化程度均较松散型的高，细胞也较大，细胞质稀薄、细胞质浓度较低，叶绿体等细胞器也较少，代谢活跃程度较低。

总之，巨大型和松散型这两种类型的愈伤组织在细胞膜透性和丙二醛含量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可溶性糖含量和POD酶活性两项指标上差异比较大，其中松散型愈伤组织的可溶性糖积累高于巨大型，POD酶活性低于巨大型愈伤组织，即巨大型愈伤组织碳水化合物的积累较少，细胞的衰老程度较高。因此，松散型愈伤组织是代谢更加旺盛的愈伤组织。

3 结论与讨论

巨大型和松散型这两种类型的愈伤组织的细胞膜透性差异不大（54%～55%），与两者均为薄壁细胞，且膜代谢反应基本相同有关。

比较两种愈伤组织的形态结构（图1、2）可以看出，松散型愈伤组织细胞呈浅白或白色，半透明，细胞壁薄；巨大型愈伤组织细胞呈浅黄色，细胞较大，细胞壁薄。此外，两种愈伤组织的膜脂过氧化产物丙二醛含量也无差异。说明两者的生物膜完好程度或生物膜受外界影响的程度也相同。因为丙二醛是膜脂过氧化的终产物之一，其含量高低可以作为考察细胞受到胁迫严重程度的指标之一，它的主要伤害是导致膜脂过氧化[12]，损伤生物膜结构，主要是细胞质膜，使得细胞膜结构和功能受到损伤，改变膜的通透性，从而影响一系列生理生化反应的正常进行。因此，两种愈伤组织的细胞膜透性和丙二醛含量均相同，较一致地说明了两种愈伤组织膜代谢程度相同，未受到外界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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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形态观察 篇7

从1967年开始, 日本学者进行了平鲷的人工孵化和育苗试验, 并利用其生长速度快的特点, 在养殖鲷科鱼类品种的改良方面进行了杂交试验。在国内, 江世贵等[2]进行了平鲷与真鲷的杂交研究, 区又君等[3]进行了平鲷与黑鲷、真鲷和黄鳍鲷的属间远缘杂交及其发育和生长研究。李加儿等[4]就环境因子变化对平鲷精子活力的影响以及温度对平鲷胚胎发育的影响进行了研究[5]。周宏团等[6]研究了平鲷胚胎发育及仔、稚、幼鱼的形态变化。丁彦文和李加儿[7]对平鲷幼鱼耗氧率进行了初步研究。李军等[8]对香港地区养殖平鲷的病原菌进行了研究。此文研究平鲷消化系统组织学及组织化学特点, 以期为其营养学、疾病学以及消化与吸收机理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用平鲷采自水产市场。体长26～27 cm, 体重625～660 g。

试验鱼暂养24 h, 待其消化道中食物及粪便排空后解剖。取出消化道, 从舌、食道、胃 (贲门部、盲囊部、幽门部) 、幽门盲囊和肠等部位切取组织块。所有组织材料均用10%中性福尔马林固定。经酒精系列脱水、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处理, 以5 μm连续切片, 常规HE染色。组织化学方法采用AB-PAS反应显示粘液细胞。以上切片均在Nikon显微镜下观察和拍照。使用显微测微尺随机取15个样本进行测量, 测得数据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平鲷消化系统形态学

平鲷消化系统分消化管和消化腺2部分, 消化管包括口咽腔、食道、胃和肠等器官, 各器官分界较明显。平鲷口咽腔宽大, 分布有颌齿、咽骨齿和咽鳃骨齿等 (图1) 。上颌齿5～6行, 最前端有6颗较大且尖利的门齿, 其余齿为臼齿, 扁平, 圆钝, 越靠中心越大。下颌齿3～4行, 最前端有5～6颗较大尖利的门齿, 较上颌同类型齿略小。其余大小及排列同上颌齿。每一鳃弓上有2行鳃耙, 鳃耙数为5～6+8～9, 每个鳃耙上还分布有成簇棘状细齿。舌宽厚, 不游离。

A.背侧;B. 腹侧;1. 门齿;2. 臼齿;3. 舌;4. 鳃耙; 5. 鳃弓;6. 上咽骨齿;7. 下咽骨齿 A. dorsal part;B. ventral part;1. incisor;2. molar; 3. tongue;4. gill paker;5. branchial arch; 6. upper pharyngeal tooth;7. lower pharyngeal tooth

食道短粗, 内有纵行的褶皱, 当吞咽食物时可以扩展。胃卜形, 分为贲门部、胃体部和幽门部3部分。在幽门部与肠连接处有幽门盲囊8～10条, 环状围绕于肠道周围。肠道在体腔内迂回, 有2个回折, 按折点分布将肠道分成前、中、后3部分, 肠长/体长为0.48。肠道外部覆盖有较多脂肪。

消化腺为肝胰脏, 未发现独立的胰脏。肝胰脏黄褐色, 分左、右2叶, 右叶较左叶大, 将胃部大部分覆盖住。胆囊细长管状, 末端膨大, 紫黑色 (图2) 。

1.食道;2.贲门;3.胃盲囊;4.幽门;5.前肠;6.中肠;7.后肠;8.肝;9.幽门盲囊;10.胆囊

2.2 平鲷消化系统组织学

2.2.1 食道

平鲷的食道位于口咽之后, 贲门之前。由内向外分为4层, 粘膜层、粘膜下层、肌层和浆膜构成。食道内表面分布有宽大且矮平的粘膜褶, 约17个, 无分支, 平均高度为237.54 μm, 平均宽度为452.15 μm。食道的组织结构与贲门极其相似。粘膜上皮处有类似胃小凹状结构。固有膜与粘膜下层之间分界不明显, 不易分辨, 采用刘飞[9]的方法将固有膜和粘膜下层合并到一起进行测量。粘膜下层由疏松结缔组织构成, 其间有丰富血管、神经细胞和淋巴分布, 偶尔可见到平滑肌。肌肉层较厚, 为横纹肌, 结缔组织深入到肌肉层中, 将其分成断续的团状结构 (图版I-1) 。浆膜层较薄, 由间皮细胞和结缔组织构成, 易脱落。

2.2.2 胃

胃大体可分为贲门部, 胃体部和幽门部3部分。胃组织同样由4层组成。贲门部粘膜上皮为单层柱状上皮, 上皮细胞排列紧密, 纹状缘明显, 细胞核多位于下部, 染色较深, 凹陷形成胃小凹。未见杯状细胞。贲门部胃小凹最多, 胃腺非常发达, 为管状腺体, 开口于胃小凹, 走向与胃粘膜表面垂直, 有的弯曲或具有分支。从横切面来看, 每个腺管管壁由40个左右排列规整的腺细胞围成管腔, 腺细胞明显大于周围细胞, 方形, 细胞核多为圆形, 位于基部。细胞饱满, 细胞质染色较浅 (图版I-2) 。粘膜下层由疏松结缔组织构成, 较厚。肌肉层为平滑肌, 内环行, 外纵行。

胃盲囊各层厚度均大于贲门部, 胃腺十分丰富, 其结构同贲门部 (图版I-3) 。幽门粘膜层明显变薄, 粘膜褶窄且较短, 有少量胃小凹和胃腺分布, 此处胃腺结构跟贲门部不同, 腺体走向不与粘膜表面垂直, 内腔较大, 腺细胞长柱状, 细胞排列紧密 (图版I-4) 。粘膜下层为疏松结缔组织, 可见大型静脉。肌层以内层环肌为主, 外纵肌较薄, 且厚度不均匀。食道及胃各部分组织结构比较见图3。

2.2.3 前肠

前肠粘膜层向内腔伸出许多长条形皱襞。从底端向上延伸过程中又有分叉。肠皱襞较食道和胃的细长, 主要由上皮和固有层构成。粘膜上皮为单层柱状上皮, 排列紧密, 细胞核位于中部, 细胞质染色较深, 表明含有较多的酶类物质。杯状细胞丰富, 其中大部分着色较浅, 空泡状, 细胞核较其周围上皮细胞更靠近基底面。在固有膜内分布有小肠腺, 结构为团状, 开口于相邻的绒毛之间的基底部, 数量较少。粘膜下层为疏松结缔组织, 可见大量血管、神经和淋巴管等。在肌肉层内环肌与外纵肌之间偶尔可观察到密集的神经细胞丛。浆膜层为单层细胞, 细胞核密集于浆膜层内侧 (图版I-5) 。

2.2.4 中肠

中肠组织结构与前肠相似, 向腔面伸出20～30个皱襞, 分支多, 排列密集。粘膜层为单层柱状上皮, 由柱状细胞和杯状细胞组成, 柱状细胞细胞核长条状, 空泡状杯状细胞夹杂于柱状细胞中, 数量明显少于前肠。粘膜下层薄, 可见大静脉分布。肌肉层内环肌与外纵肌厚度相当。浆膜层由一层细胞构成 (图版I-6) 。

2.2.5 后肠

长条皱襞较前肠和中肠的更细长, 25～30个, 上皮细胞长且细排列紧密, 染色较浅。杯状细胞较中肠增多 (图版I-7) 。肌层内环外纵, 内环肌发达, 外纵肌较薄。环肌与纵肌之间有较多肌神经丛神经细胞。浆膜层由一极薄层间皮构成。

2.2.6 幽门盲囊

在幽门与前肠交界处衍生有幽门盲囊8～10个, 粘膜褶数量极多, 几乎充满整个内腔, 粘膜褶之间的界限分辨不清。粘膜下层极薄, 肌肉层内环外纵, 环肌厚度均匀, 纵肌厚度变化较大, 浆膜层薄 (图版I-8) 。幽门盲囊结构与前肠相似, 说明它的作用可能用于扩大肠的表面积。前、中、后肠, 幽门盲囊粘膜褶高度与宽度及各层厚度见图4。

2.2.7 消化腺

肝胰脏。未发现平鲷有独立的胰脏, 具有典型的肝胰脏结构。较大空洞结构, 肝脏最外层是由一层扁平浆膜上皮和浆膜下结缔组织构成的浆膜层。浆膜下结缔组织在有的部位伸入到肝脏内与肝脏汇管区的结缔组织相连。肝小叶间的结缔组织不发达, 因此肝小叶的轮廓不清晰。偶尔可见静脉、小动脉和胆管聚在一起的肝门管结构。肝脏结缔组织分支之间为肝实质部分, 主要由肝细胞和窦状隙构成。肝细胞彼此相连, 呈多角形排列成细胞索, 以中央静脉为中心向外呈放射状排列。肝细胞索之间互相连接形成网状结构, 其间隙即为窦状隙又称肝血窦, 窦状隙壁由内皮细胞和星形的枯否氏细胞组成 (图版I-9) 。胰腺腺泡和胰岛分布于肝脏内大静脉周围, 胰岛呈团状分布, 胰岛细胞不规则排列, 细胞染色非常浅, 细胞核圆形, 细胞界限分辨不清, 外围腺泡细胞染成深蓝色。胰岛细胞团外缘有极薄的结缔组织围绕 (图版I-10) 。

2.3 消化系统组织化学

2.3.1 粘液细胞类型及其在消化道中的分布

根据AB-PAS染色结果, 参考袁金铎等[10]的分类方法, 将平鲷消化道粘液细胞分为4型。Ⅰ型, AB-PAS染色呈红色, 含有PAS阳性的中性粘多糖;Ⅱ型, AB-PAS染色呈蓝色, 含有AB阳性的酸性粘多糖;Ⅲ型, AB-PAS染色呈紫红色, 主要含有PAS阳性的中性粘多糖, 同时含有少量AB阳性的酸性粘多糖;Ⅳ型, AB-PAS染色呈蓝紫色, 主要含有AB阳性的酸性粘多糖, 同时含有少量PAS阳性的中性粘多糖。粘液细胞在消化道的不同部位数量有较大差异, 同时不同部位的粘液细胞的种类也不相同。食道、胃中的粘膜上皮层形成连续的浅红色边缘, 细胞界限不清导致无法计数。胃部偶尔可见极少量Ⅱ型及Ⅲ型粘液细胞。其余部位均以Ⅱ型粘液细胞为主 (图版II) 。经过细胞数量统计, 其中中肠粘液细胞密度最大 (表1) 。

3 讨论

3.1 平鲷食性及其消化系统的特点

平鲷上、下颌具门齿和多排臼齿, 利于摄取礁岩上的附着物, 以及嚼碎螺类和蚌类等坚硬的食物。颌齿、咽骨齿和咽鳃骨齿发达, 鳃耙上也具细齿。其食道粗短, 胃部分化明显, 胃发达, 卜型, 贲门部、幽门部和胃盲囊分界明显, 贲门部长于胃盲囊, 胃盲囊囊状, 肠长/体长为0.48, 幽门盲囊8～10个, 这些都是肉食性鱼类的特征, 这与其它肉食性鱼类驼背鲈 (Cromileptes altivelis) 、鲈鱼 (Lateolabrax japonicus) 、真鲷 (Pagrosomus major) 、鳜 (Siniperca chuatsi) 、海鳗 (Muraenesox cinereius) 等的研究结果相似[11,12,13,14,15]。与肉食性鱼类不同的是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一般无颌齿, 胃部不明显或不发达, 有研究表明, 一些杂食性或草食性鱼类的肠长/体长都大于1[9,16], 更有研究发现白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的比肠长能达到8以上[17]。肠的形状和长短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食物消化的难易[18]。植食性的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a) 肠长为体长的2～5倍, 鲢的肠长为体长的6倍以上[19]。食硅藻等植物性饵料的斑鰶 (Clupanodon punctatus) 、鲥鱼 (Alosa reevesii) 和金色小沙丁鱼 (Sardinella aurita) 齿小或退化, 肠长而盘曲多, 肠长与体长比为1.2～1.8倍[20], 无胃鲤科鱼类[21]肠长与体长比为1.64～7.77, 以动物性饵料为主的杂食性鱼类泰山樆霖鱼 (Varicorhinus macrolepi) [22]肠长/体长平均为3.04。区又君等[22]研究了驼背鲈的消化道形态, 发现其消化道分界明显, 肠长为体长的0.8～1.5倍, 肠有10余个小曲, 幽门盲囊10～13个, 胰脏为弥散状分散于胃体表面。王迎春等[23]通过对牙鲆 (Paralichthys olivaceus) 等8种肉食性海产硬骨鱼类消化系统的比较解剖研究, 发现这8种鱼类胃肠分化均较明显, 肠长与体长比在0.34～1.23之间, 幽门盲囊数最多的达到600多条。幽门盲囊数量越多, 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越有保证。BUDDINGTON和DIAMOND[24]指出盲囊的存在是通过直接不增加肠本身的长度或厚度而达到增加肠表面积的一种适应性表现。

平鲷食道处有较多且大的粘膜褶, 这些褶状结构增加了消化道的容量, 或扩大了消化吸收面积[25], 也具有支持粘液和酶类、使食物顺利地通过食道、减少食物对消化道表面的损伤的作用[26]。胃部组织分化明显, 胃腺多且发达, 使其粘膜层明显厚于消化道其它部分。胃腺既分泌胃蛋白酶原, 同时也产生盐酸。胃的主要功能是消化食物中的蛋白质, 发达的胃及其胃腺和幽门括约肌使鱼能适当地容纳食物并延长其停留时间, 充分地消化肉食性食物[12]。平鲷肠道尤其是前肠上皮反复折叠, 形成丰富其分支的褶皱, 可使已分解和部分消化的食物在小肠内的停留时间尽量延长, 进行小肠内的进一步消化并被充分吸收。再加上8～10个发达的幽门盲囊使长度不长的小肠其吸收面积大大增加。这也是其消化系统明显的分化结构同摄食习性、生理功能的适应。相比之下, 草鱼肠壁的粘膜下层很薄, 有利于肠壁的扩大, 当食物充足时, 肠壁能够扩张成一层透明的薄皮, 又加上肠道较长, 有利于尽量多储存食物[27]。

3.2 杯状细胞与粘液细胞分布

最初粘液细胞被称为杯状细胞, 由细胞有核的基底部较细而接近分泌物的贮留部从边缘部分膨大, 形状犹如酒杯而得此名。人们常通过形态来辨别粘液细胞[28]。杯状细胞能分泌粘液和消化酶, 一方面起润滑作用, 另一方面与消化酶共同作用帮助消化, 故杯状细胞的多少可间接反应鱼类的消化能力。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发现它的分泌物含有多种有机物质, 如粘多糖、水解酶和免疫球蛋白等, 不仅起到消化作用, 在抵御病原体的侵害方面也起很大作用[29]。

在粘液细胞的识别和定位上国内外研究人员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法。最初KITZAN和SWEENY[30]根据PAS反应的着色类型和细胞形态将非洲肺鱼 (Protopterus annectens) 的粘液细胞分成亮红色、淡红色和深红色。SIBBING和URIBE[31]在HID和AB-PAS染色的基础上将粘液细胞分成囊状粘液细胞、梨状粘液细胞和杯状粘液细胞。但后者的分类方式被认为是在不同发育时期的粘液细胞表现出来的形状, 又由于细胞具有立体性, 在切片上观察到的形状具有片面性。袁金铎等[10]在前人的基础上, 根据AB-PAS染色结果将粘液细胞分成了4种类型, 即此文采用的分类方式—根据显示的颜色较准确地反映黏液细胞中酸性粘多糖和中性粘多糖的含量变化, 从而达到区别不同类型黏液细胞的目的。

国外的研究表明, 鱼类消化道粘液细胞的分布密度与鱼类的食物颗粒大小和摄食方式、食性、生活环境和生理功能都有密切关系[32]。不同种鱼食道中的粘液细胞不仅数量有差异, 而且粘液的化学组成也有很大区别, 这种区别主要是同食性和饲养习惯有关, 肉食性鱼类粘液细胞的数量最少, 草食性鱼类粘液细胞的数量最大, 杂食性鱼类粘液细胞的数量居中[29]。

成年水貂皮肤毛囊组织形态学分析 篇8

相对家禽家畜, 我国水貂等毛皮动物研究起步晚、起点低、投入少、研究人员少、进展缓慢, 尤其是缺乏大量的基础研究, 限制了对提高水貂等毛皮发育质量技术的研究。本研究主要对成年水貂不同部位皮肤毛囊形态结构进行微观分析, 为其技术应用与深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6只发育正常、健康的18月龄雄性彩色水貂和黑色水貂, 体重在0.85kg, 来源于泰安郊区范镇个体养殖户;采样季节为当年6月中旬。

1.2 方法

1.2.1 样品收集 电击处死动物, 选取颈部、背部、腹部、尾部、前后肢皮肤毛囊组织, 采样区域面积大小4cm×4cm, 刮净表面毛发, 浸泡10%中性福尔马林溶液, 室温下固定至少24h。

1.2.2 切片制作 按照参考文献所提供的方法[3]分别制作连续纵切切片和横切切片。 把固定好的组织块进行脱水处理, 后用二甲苯I和二甲苯II分别浸泡10min, 将组织块浸入融化的石蜡内, 停留时间为30min, 放入盛有溶化石蜡的包埋柜里, 使组织块埋于石蜡中;然后用切片机按需要的厚度 (皮肤组织一般为5~7μm) 切成薄片, 在相应温水进行展片且附于载玻片上, 于38℃温箱中烘干;最后放于盛有二甲苯I和二甲苯II的染缸内依次脱蜡10min和5min, 用于染色。

1.2.3 染色 根据参考文献所提供的方法[4]进行。自二甲苯中取出切片, 放在格板内, 滴少量的树胶于组织片中央, 切片进行苏木素-伊红 (HE) 染色。

1.2.4 镜检与照相 利用不同放大倍数的显微镜进行比较观察, 并选择不同放大倍数进行照相。

2 结果

2.1水貂皮肤毛囊结构的纵切面观察

见图1。

图1A和图1B显示水貂皮肤层由外到内依次为表皮层、真皮和皮下组织层, 表皮层由角质层、颗粒层、棘层和基底层组成, 真皮由乳头层和网状层组成。图1A’和图1B’显示, 毛发作为皮肤的衍生物, 起源于皮肤的真皮层, 一般由初级毛囊和次级毛囊构成, 初级毛囊分为毛囊干和毛囊球, 毛囊毛球分布在真皮层的底部, 直径较大, 发育较早。次级毛囊直径较小且生长较浅, 分布在真皮层的中部, 毛囊深度变化较大。毛囊从内到外分别为毛干、内根鞘、外根鞘、结缔组织鞘, 初级毛囊的结缔组织鞘和外根鞘较厚, 结构也很致密。初级毛囊和次级毛囊的毛干又由毛小皮、毛皮质和髓质组成。

2.2不同部位毛囊横切面观察

见图2。

图2显示, 水貂毛囊结构是多毛囊结构, 每一个毛囊内含有一个初级毛囊和十几个次级毛囊, 大部分毛囊内还含有皮脂腺。从分布来看, 不同部位的毛囊密度、数量和形态差别较大, 颈部毛囊密度较大, 分布较均匀, 毛囊大小较一致, 形态偏小;背部和尾部毛囊成簇分布, 每簇大约由3~5个形态完整的毛囊组成, 内含多个皮脂腺, 毛囊形态较为一致, 毛囊直径较大, 毛囊和皮脂腺均较发达, 尾部毛囊数量虽较背部要少, 但毛囊簇却显得更为发达。腹部毛囊最为稀疏, 以单个毛囊为主, 显示针毛较少, 多为绒毛。水貂这种不同部位毛囊分布、结构形态的差异与毛发功能及其演化有很大关系。

3 讨论

(1) 水貂的皮肤组织像其它哺乳动物一样, 包括表皮层、真皮层和皮下组织层, 表皮层又由角质层、颗粒层、棘层和基底层组成, 而真皮层包含乳头层和网状层两层组织[5]。水貂的被毛作为皮肤衍生物, 其毛囊由上皮细胞和真皮细胞间相互作用形成毛囊原始体, 逐渐生长发育形成完整结构的毛囊。根据发育先后、组织结构和功能先后形成初级毛囊、次级毛囊, 初级毛囊发生早于次级毛囊, 并具有皮脂腺、汗腺、竖毛肌等附属结构;次级毛囊没有或仅有不发达的皮脂腺 (图1) , 但具有包含静止空气层的发达髓质, 这对水貂形成具有较好保温性能的绒毛非常重要[6]。同时, 水貂毛囊根植很深, 接近皮下组织层, 且毛根部膨大, 呈弯钩形, 有利于毛发的牢固而不脱落, 这也是建立鉴别水貂毛皮与人造毛皮方法的重要依据之一。 (2) 水貂毛囊的发育为遗传所决定, 要不断经历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的往复循环, 在这一循环中, 环境因素影响循环的周期[7]。如光照、气候温寒和营养等都影响毛囊的发育和被毛的生长, 这是造成不同地区、不同管理水平和不同饲养条件水貂毛皮质量差异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对水貂不同部位毛囊结构的比较可以看出毛囊发育呈现部位上的差异性, 这对水貂毛囊发育的调控研究及其生产利用提供很好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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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形态观察 篇9

一、新媒体是什么?

不少传统媒体人把新媒体视为新的传播技术或传播渠道, 显然这是十分肤浅的认识, 也由此导致他们在媒介融合和转型投资上种种决策的失误。

“New Media”的中文可译为新媒介或新媒体, “媒介”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 “媒体”是一个传媒经济学的概念。新媒体也有两层意思:一是新型媒体, 是指从传统媒体衍生出来的新媒体, 如一些传统媒体的网站;二是新兴媒体, 是指从互联网原生出来的各种媒介形态, 如BAT (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 三巨头。无论是业态还是本质, 新媒体都与传统媒体有根本的区别, 笔者研究的新媒体特指这一类。新媒体其实不是“媒体”, 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那么, 它到底是什么呢?

要真正认识新媒体, 除了传播学之外, 还必须用传媒经济学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传媒经济是什么?有人说是注意力经济, 有人说是影响力, 这些说法都有偏颇之处。笔者认为, 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意义经济是指媒介产品通过传播过程并使人们产生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从而实现其商业价值的活动。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1]过去, 我们对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关注较多, 但长期忽略对意义服务的研究。2011年, Google的营收超过了全美报业的总营收。搜索引擎本身并没有生产任何内容, 但却给我们提供了寻找内容的服务, 这就是意义服务。对于基于互联网的媒介平台来说, 不是“内容为王”, 而是“服务为王”。这并不是说新媒体不需要内容, 只是它自己不生产内容, 而是由UGC (用户生产内容) 提供。当然, 新媒体也需要PGC (专业生产内容) , 因此, 作为内容生产商的传统媒体也是有用武之地的。

那么,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呢?新媒体源于互联网, 1969年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创立了阿帕网 (ARPA) , 后来发展成为国际互联网。这个网络的设计采用分布式结构。分布式网络结构具有分权和去中心化的特点, 这也成了今天人们常说的互联网基因。互联网的这种开放性和多样性使之发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反观传统媒体的媒介组织形态, 它是一个以“把关人”和专业主义的新闻生产为中心的辐射式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借用一个计算机术语“封装”来描述传统媒体:“大众媒体是在无限的信息中进行有限的选择, 并人工地将这些信息封装到一个个封闭的‘作品’里。”[2]

新媒体不仅是一个内容集成平台、信息发布平台, 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综合服务平台。“平台”是一个工程学的概念, 后来引入到经济学领域, 指的是一种双方或多方之间对等交易的空间或场所。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来看, 平台是一个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媒介平台是指通过某一空间或场所的资源聚合和关系转换为传媒经济提供意义服务, 从而实现传媒产业价值的媒介组织形态。媒介平台有两层含义:广义的媒介平台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狭义的媒介平台特指新兴媒体, 即基于互联网的媒介平台。基于互联网是指并不限于在互联网上, 而是既有线上服务也有线下业务。那么, 基于互联网的媒介平台具体有哪些类型的媒介组织呢?在国外, 有以Google、Facebook、亚马逊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公司, 中国互联网巨头先后有BAT等平台型互联网公司。虽然中央电视台也有网站和网络视频, 以多种传播渠道形成了自己的媒介平台;南方都市报既有自己的内容集成平台, 也有移动互联网的新闻客户端, 但它们的媒介平台都是基于传统媒体这一媒介组织的, 只是把自己的内容搬到了互联网上, 而且基本上是以传统媒体思维来运营, 因此并不是真正的新媒体。

“传统的媒介组织, 通常我们叫作媒体, 在传媒产业中一般承担内容提供商或渠道运营商的角色, 而媒介平台却是融集成资源、响应需求和创造价值于一体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它是一种新的媒介组织。”[3]从Web1.0到Web2.0, 再到现在迈向Web3.0, 信息的碎片化传播正汇成聚合化平台, 门户网站正转向社交平台和移动终端, 而大数据也让新媒体智能化的优势得以彰显, 能够更好地响应用户需求。新媒体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下面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人人世界”里蕴藏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二、社交媒体的力量

近年来, 与传统媒体改革和改制举步维艰相比, 新媒体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社交媒体的意义消费覆盖了传统媒体的内容产品, 再借助优异的意义服务凸显出强大的竞争力和意义影响。新媒体从门户网站到社交平台, 从微博到微信, 从PC端到移动端, 形成了社会化、移动化、平台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交媒体时代, “关系”首先就是一种人际关系, 实际上, “关系”与“传播”是一对共生概念, 而在“关系革命”爆发之前, “传播”更多关注的是信息内容, 却忽视了传播背后的“关系”价值。网络媒体的出现, 使得个体价值逐渐得以彰显, 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 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 概念的提出, 使得以“我”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成为主流趋势, 个体不再是被动的等待者和接受者, 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对于媒介平台的参与者而言, 如何更好地把握关系资源, 弱关系如何转换为强关系, 庞大的流量如何变现, 个体的价值又如何彰显?对此, 研究“关系转换”远比研究关系本身更重要。社交媒体中的“关系”是一种可以数据化的社会资源, 这无疑给“关系转换”提供了一条有效的现实路径。“在大数据时代, ‘关系转换’主要形成于三个层面, 即从个体关系向关系数据的转换, 从关系数据向稀缺数据的转换, 从稀缺数据向关系价值的转换, 而在维克托看来, 这就是关系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其中, 从个体关系到最后关系价值的形成, 就是社交平台将用户社会属性向媒体经济属性转换的过程。”[4]这就是业界常说的“流量变现”“转换率”或“折现率”。

为什么社交媒体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呢?因为在社交平台里拥有一个关系转换的内部机制, 它是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的:第一步是转换的起点, 即关系聚合, 在大数据时代, 关系聚合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接入的前提, 二是接入的方式。不少互联网平台通过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来聚拢人气, 产品模式和用户模式构成聚合平台。第二步是转换的重点, 即关系过滤, 通过关系层级的分类和把握, 在关系的深度与宽度中建立起兴趣聚类, 从而在有效的关系过滤中发掘出潜在的价值。第三步是转换的落点, 即响应需求。不少传统媒体和政府机构也在搞新媒体, 如建网站、开微博、设微信公众号, 但只是把新媒体看成单一的传播渠道, 并没有把各个终端打通构成平台。而新媒体则是不断地推进新产品, 通过提高用户体验和用户黏度, 形成响应度更高的平台生态圈, 从而逐步找到成熟的商业模式。

与此同时, 大量的资源流通过媒介平台嵌入到个人关系网和社会网络, 通过个体价值最大化来实现平台价值最大化。“一方面传媒应当嵌入公众生活的个人网络中, 融入个人的工作、生活及消费圈, 把握他们的需求逻辑。另一方面, 传媒产业自身又镶嵌在它所处的社会网络之中, 成为巨大社会网的一个节点, 受到特定经济、文化与制度背景的制约。”[5]例如微信, 在短短的几年中, 用户不仅可读、可看、可听, 还可玩 (打飞机) 、可用 (购物与支付) 。腾讯用微信抢到了移动互联网入口的第一张门票, 并已形成聚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响应用户更多需求的平台生态圈。第二张移动互联网入口的门票是wifi, 平台生态圈的覆盖战争已经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我们要看到信息传播和社交媒体背后的关系传播和商业逻辑。

社交媒体的崛起和自媒体的涌现, 不仅改变了传播方式和传媒格局, 而且还会改变整个社会结构, 形成新的社群部落。例如, 不少传统媒体和传统行业与微信合作, 就是力图把他们的产品“嵌入”朋友圈和社会网络。而在这个“双重嵌入”的过程中, 互联网平台是必经之路。

三、传统媒体的破局

在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挤压下, 传统媒体尤其是报业生存的空间显得越来越逼仄。在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下, 留给传统媒体涅槃重生的历史机遇已经不是很多了。面对新媒体的狂飙猛进, 传统媒体该怎么办?在融合中转型恐怕是唯一的出路, 问题是顽强的传统思维习惯让传统媒体陷入误区和困局。当今传统媒体转型存在三大误区:一是认识误区, 不少传统媒体领导对新媒体的认知还停留在相当幼稚的水平;与此同时, 随着社会化媒体3.0的到来, 有人提出传媒转型“脱媒化”的说法。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为时过早, 作为主流媒体, 媒介属性是必需的,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二是思维误区, 传统媒体转型中各种试水和变革往往由于缺少互联网思维而夭折。三是路径误区, 在转型的路径选择上, 是自建媒介平台还是对接媒介平台, 都会考验变革者的智慧和胆识。

传统媒体转型, 先不说能不能转, 首先要解决转向哪里的问题, 然后是如何转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要搞清楚你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 但也容易使传统媒体迷失自我。从传媒发展的历史来看, 实际就是一部进化与分化的历史, 笔者认为应该提“媒体分合”这一概念。对于报业转型, 我赞同《中国记者》陈国权的观点:“要么扎扎实实地做好报纸, 要么就扎扎实实地做好新媒体, 不要为了拯救报纸而运作新媒体。”[6]他还指出报业运作新媒体, 脱离新闻或许是个好选择。Twitter的新闻负责人也说, Twitter永远不做新闻。新媒体只是一个为新闻及其他内容服务的媒介平台而已。

由于传统媒体缺少互联网基因, 简单平移式的转型是不太可能成功的。经过无数次试错后, 不少传统媒体已经放弃了自建媒介平台的打算, 老老实实做回内容提供商并想方设法与互联网建立各式各样的合作关系, 或者说他们在竭力打造一个可与互联网对接的内容生产基地和集成平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对接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接口适配, 二是界面重构, 三是思维转换。

接口适配是指传统媒体内容生产与新媒体技术接入要适配, 其实, 新媒体也在不断地转型, 从门户网站到移动终端, 从多屏切换到位置服务, 要求传统媒体时刻追踪和研究新媒体, 才能找到最佳接入点。这个接口不仅仅是技术接口, 还是业务接口、思维接口。接入后要进行必要的转换, 包括话语方式、运行机制和逻辑思维。如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都较好地做到了接口适配。

媒介平台中的界面指的是平台内外和各个模块共存对接的一个空间, 它的作用是为各模块指定在平台中的位置、规定了各模块进行交互的规则, 确定平台和模块的边界。新旧媒体的对接需要界面重构, 否则对话就不在一个频率上。如果传统媒体囿于现行体制的制约, 不妨尝试“体外循环”的办法, 实行社会化协作生产和合资经营。例如, 日前“爱奇艺工作室战略”全面启动, 首批成立的马东、刘春、高晓松三大工作室携旗下近30档自制内容项目集体亮相。不为我所有可为我所用, 为什么传统媒体不能采用这种外包或众包形式呢?这就是内容生产的界面重构。

传统媒体与媒介平台的对接, 传统媒体接入新媒体后的界面重构, 最重要的是思维转换。当下我国传统媒体转型的现实路径主要有两个选择:一是融合, 从业务融合到产业融合;二是对接, 即内容生产与平台服务的对接。媒体与平台无论是融合还是对接, 传统媒体无论是内容生产还是内容集成, 都需要互联网思维。再回到前面的问题:新媒体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在媒介平台内部靠关系转换, 在媒介平台接入靠思维转换, 二者都需要通过规则创新来创造新的价值。

那么, 互联网思维是什么呢?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笔者认为互联网思维包括颠覆性创新、开放中博弈、合作中共赢。乔布斯用云计算颠覆了传统手机, 雷军用互联网思维颠覆了手机生产。支付宝和余额宝是与银行业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博弈。2013年, 我国共有21起主要互联网企业并购事件, 并购金额近300亿元。传统媒体要在新旧媒体连横合纵中捕捉战机, 积极主动地谋求全面合作。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 媒体发展还是遵循产业分工的现实逻辑, 即“媒体分合”, 合中有分, 你中有我。传统媒体转型的破局应该在“媒体分合”的趋势下全面、积极、理性地推进。

万科董事长王石说得好, 传统行业, 如果不用现在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方法来改造自己, 你不会被互联网打败, 而是会被那些接受互联网方法论的同行打败。笔者认为,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媒体不会死, 死的是缺少互联网思维而未能实现自身改造的传统媒体。

摘要：从传媒经济学视角来看, 新媒体其实不是“媒体”, 而是基于互联网的媒介平台。社会化、移动化、平台化以及大数据让新媒体更好地找到了关系转换、创造价值的现实路径。新媒体时代, 传统媒体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对接媒介平台, 同时要有互联网思维。

关键词：新媒体,媒介平台,互联网思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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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兰.碎片化社会背景下的碎片化传播及其价值实现[J].今传媒, 2011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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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谭天, 苏一洲.论社交媒体的关系转换[J].现代传播, 2013 (11) .

[5]麦尚文.关系编织与传媒聚合发展——社会嵌入视野中的传媒产业本质诠释[J].国际新闻界, 2010 (1) .

组织学形态观察 篇10

关键词：宫外孕,子宫内膜,组织形态

在宫外孕的诊断过程中, 尽管有停经、阴道不规则流血、下腹部疼痛、经阴道后穹隆穿刺抽出不凝血、尿妊娠实验阳性和B超提示附件包块等临床特点, 但是, 如果这些特点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常常为时已晚, 对患者的严重损害已经形成。我科10年间共通过子宫内膜诊刮标本帮助临床诊断宫外妊娠50例, 现总结宫外孕子宫内膜特点, 以减少误诊, 尽早确立宫外孕诊断, 在受累脏器未破裂之前早期治疗, 减少出血、保留患者输卵管功能。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1997年7月～2007年7月, 术前疑诊宫外孕吸刮子宫内膜组织送病理检查, 术后送受累输卵管 (或卵巢) 和 (或) 盆腔血凝块做病理检查确诊宫外孕50例, 年龄18～43岁, 平均27岁。

1.2 方法

子宫内膜经10%中性福尔马林固定, 常规石蜡切片, HE染色, 依据光镜下子宫内膜组织形态结构图象做出病理诊断。

2结果

2.1 蜕膜组织14例, 占28%, 内膜主要由大片蜕膜组织构成。

蜕膜细胞肥大呈多边形, 胞质丰富, 相互嵌紧呈砖砌状排列, 核卵圆形, 居中, 淡染, 核仁大而明显。腺体少而分散, 大小不一, 常呈裂隙状, 上皮扁平或立方。小圆形具有分叶核及玫瑰红颗粒的内膜颗粒细胞增多并有局部聚集现象。

2.2 子宫内膜腺体高度分泌反应及A-S反应3例, 占6%。

内膜主要由高度分泌反应的腺体组成, 腺体扩大、弯曲, 分泌旺盛, 腺腔内有分泌物。腺上皮细胞透亮, 胞质丰富, 呈簇状突起。细胞间断性或跳跃性异型 (细胞增大、大小不一, 核大、深染) 并向腺腔突出。腺体多, 拥挤, 间质较少。

2.3 蜕膜组织和腺体高度分泌反应及A-S反应7例, 占14%。

内膜主要由大片蜕膜组织和高度分泌反应的腺体组成。

2.4 子宫内膜呈分泌反应15例, 占30%。

此型内膜包括分泌反应和分泌反应欠佳。前者与正常分泌期的形态相同, 可呈早期、中期、晚期分泌反应。后者腺体较小, 腺上皮细胞核圆, 分泌反应不足;间质细胞蜕膜样反应差, 或只有小区域蜕膜样反应。腺体与间质在内膜的各个区域不一致, 近血管处发育较正常, 远离血管处则较差。

2.5 子宫内膜呈增生性反应2例, 占4%。

此型内膜包括增生反应和增生反应欠佳。前者与正常增生期形态相同, 可呈早、中、晚期增生反应。后者腺体较小, 数量多少不一, 腺上皮细胞单层排列, 立方形或或低柱状, 细胞质少, 核细长, 无核分裂相, 间质细胞呈梭形, 排列紧密或稀疏。

2.6 子宫内膜呈分泌和增生双相反应6例, 占12%。

此型包括分泌反应和分泌反应欠佳, 增生反应和增生反应欠佳。

2.7 子宫内膜不规则脱卸3例, 占6%。

此型内膜中有残留分泌反应的腺体, 腺腔呈星形或梅花形, 腺上皮细胞胞质较多, 色淡, 核较固缩, 间质致密。

3讨论

受精卵在子宫腔以外的任何部位着床和发育成长称为宫外孕[1]。宫外孕发病率约为19.8‰[2], 其中输卵管妊娠占98%[3]。宫外孕发病有年轻化和逐年增高的趋势[4]。由于宫外孕发生的时间、范围和类型不同, 可以引起子宫内膜的千变万化。虽然, 部分宫外孕患者子宫内膜表现为经典的蜕膜组织和/或子宫内膜腺体高度分泌反应及A-S反应, 但是, 由于宫外孕患者血清β-HCG、雌二醇和孕酮水平较宫内孕明显降低[5], HCG使卵巢中的黄体不退化。由于受流血时间、内膜脱落数量、绒毛是否存活、HCG是否还有分泌、子宫有无病变以及吸刮子宫内膜的部位和深度等因素的影响, 子宫内膜可以产生不同变化, 内膜组织形态结构在光镜下可以出现多种表现和类型。另一方面, 宫内妊娠的整个蜕膜组织内可见小灶性炎细胞浸润。虽然不具有诊断意义, 但是有无炎症细胞浸润却是帮助病理医师考虑是否存在异位妊娠的一个有用的特征。除非明确有胎儿来源的组织存在, 为了病人的安全, 必须排除异位妊娠的存在[3]。

总之, 吸刮子宫内膜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对宫外孕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分析子宫内膜病理组织学检查报告时, 必须提高对宫外孕子宫内膜组织形态结构多样性的认识, 这样对宫外孕诊断的确立, 尤其对未发生流产或破裂、临床表现不典型、诊断较困难的宫外孕病例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Kumar V, Cotran RS, Robbins RS.Robbins basic pathology (M) .7th edition.Peking:Peking University Medical Press, 200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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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允中, 主译.女性生殖道病理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5.751.

[4]李玉艳, 熊光武, 陈勇, 等.412例宫外孕的诊疗分析 (J) .重庆医学杂志, 2004, 33 (8) :1214-1215.

组织学形态观察 篇11

关键词：小花棘豆；家兔；中毒；病理组织学

中图分类号： S854.4；S541.0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6-0175-03

收稿日期：2013-09-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31060024、31160497）；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博士资金专项（编号：2008JC07）；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畜牧科技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编号：HS201207）。

作者简介：王帅（1985—），男，实验师，从事牧草资源开发利用研究。E-mail：wangshuaidky@126.com。

通信作者：张玲，从事牧草资源开发利用研究。E-mail：1044763025@qq.com。小花棘豆（Oxytropis glabra DC.）为豆科棘豆属植物，别称醉马草、马绊肠、绊肠草、苦马豆等，广泛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阿克苏市等地区，具有根系发达、繁殖系数高、耐旱、耐贫瘠、返青早、多种籽、生命力强等特性[1]。据统计，阿克苏地区271.97万hm2天然草场中约有40万hm2草场广泛丛生小花棘豆，其中危害严重的草场盖度可达90%～95%。在牧草缺乏的季节，若家畜大量采食小花棘豆会引起中毒甚至死亡，对畜牧业生产造成严重危害[2]。研究表明，小花棘豆中毒可导致动物肝、肾、脾、心、脑等器官细胞空泡变性，以小脑浦肯野细胞、神经元细胞、肾脏近曲小管上皮细胞、肾上腺髓质部上皮细胞、肝细胞变性最明显，从而使动物表现出以神经机能障碍为特点的中毒症状[3-5]。目前，关于小花棘豆对家兔的毒性研究较少。本试验分析小花棘豆中毒家兔的病理组织学指标，旨在为小花棘豆毒理学研究提供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小花棘豆于2012年7月采自和田市策勒县恰哈乡，由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草业科学学科组鉴定。取植株的地上部分，阴干保存备用。

1.2仪器

苏木精、伊红、盐酸、乙醇、二甲苯、石蜡、阿拉伯树胶等均为国产分析纯。转轮切片机（德国Leiea 公司）、Motic DMBA300-B 数码互动光学显微镜、智能型生物组织包埋机（浙江省金华市益迪医疗设备厂）。

1.3家兔小花棘豆中毒模型

家兔24只，雌雄各半，4～5月龄，体重（2.0±0.1） kg/只，购自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实验站。家兔内服3 mg/kg左旋咪唑驱虫，临床观察2周，确认临床健康后随机分为对照组、试验Ⅰ组、试验Ⅱ组、试验Ⅲ组，每组6只，分笼饲养。对照组饲喂青干草、少量精料，试验Ⅰ组、试验Ⅱ组、试验Ⅲ组分别按照5、10、20 g/（kg·d）的剂量饲喂小花棘豆，待家兔采食完毕后，再添加青干草、精料，家兔自由饮水。每天观察各试验组家兔的饮食情况、运动行为、精神状态等情况，至小花棘豆中毒典型症状出现模型复制结束。

1.4临床症状及病理学观察

待试验家兔出现小花棘豆中毒典型症状后捕杀，采集心脏、肝脏、肺脏、脾脏、肾脏、脑，置于100 mL/L中性福尔马林溶液中固定，常规石蜡包埋，间隔连续切片，HE染色，用 Motic DMBA300-B 数码互动显微系统进行观察分析，并拍照记录。

2结果与分析

2.1家兔临床症状

对照组家兔整个试验期未见异常。攻毒后第7 天，各试验组家兔被毛开始失去光泽；第21天各试验组家兔出现被毛竖立、精神沉郁、反应较迟钝等症状，其中试验Ⅲ组最为明显；第70天试验Ⅲ组家兔出现典型中毒症状，表现为躁动不安、头部及四肢出现神经性震颤、后肢无力、喜卧、运动协调性下降，其临床症状与沈明华的报道[6]一致。

2.2肝脏病理组织学变化

对照组家兔肝脏未见病理性变化。试验组家兔肝脏有出血、炎性病灶，肝细胞出现肿胀破裂，细胞核发生聚集，胞质染色不均匀，较对照组变淡，胞质内有大小不等的空泡，部分肝细胞出现脂肪变性。由图1可知，试验Ⅰ组家兔肝细胞轻度肿大；试验Ⅱ组家兔肝细胞出现颗粒变性，肝窦间隙变窄；试验Ⅲ组家兔肝小叶之间界限不清，固有结构消失，肝窦隙有闭塞现象，并发生严重的空泡变性、颗粒变性。由此可知，随着小花棘豆攻毒剂量的增加，试验组家兔肝脏病理性变化加剧。

2.3肾脏病理组织学变化

对照组家兔肾脏未见病理性变化。试验组家兔肾小球、肾小管上皮细胞发生肿胀，近曲小管和远曲小管上皮细胞不同程度坏死，并出现空泡化、胞核溶解。由图2可知，试验Ⅰ组家兔肾小囊变窄，细胞核发生脱落、溶解；试验Ⅱ组家兔肾小球轻微充血，上皮细胞轻度增生，并发生颗粒变性；试验Ⅲ

组家兔肾小球体积增大，肾小管上皮细胞肿大，部分细胞破裂，髓质部血管充血，发生间质增生。

2.4心臟病理组织学变化

对照组家兔心脏未见病理性变化。试验组家兔心外膜明显增厚，原有间质坏死崩解，出现炎症性变化。由图3可知，试验Ⅰ组家兔心肌部分横纹消失，试验Ⅱ组家兔心肌发生颗粒变性，试验Ⅲ组家兔心肌出现空泡，间质内有浆液性和纤维素性渗出液。

2.5肺脏病理组织学变化

对照组家兔肺脏未见病理性变化。试验组家兔肺泡壁及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空泡变性，胞核淡染，部分肺泡壁毛细血管充血。由图4可知，试验Ⅰ组家兔肺脏充血，肺泡壁间质增生；试验Ⅱ组家兔肺泡毛细血管上皮细胞破裂、溶解；试验Ⅲ组家兔肺泡壁断裂，肺泡增大。

2.6脾脏病理组织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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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家兔脾脏未见病理性变化。试验组家兔脾脏出现数量不等的红细胞，脾窦中有色素沉积，脾小梁发生断裂、坏死。由图5可知，试验Ⅰ组家兔脾脏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试验Ⅱ组脾脏白髓、红髓边缘区巨噬细胞增多；试验Ⅲ组脾小梁出现含铁血黄素及空泡变性，脾小结出现空泡化巨噬细胞。

2.7脑组织病理组织学变化

对照组家兔脑组织未见病理性变化。试验组家兔小脑病变明显，浦肯野细胞出现空泡变性，神经纤维消失，部分神经细胞出现典型大空泡。由图6可知，试验Ⅰ组家兔脑血管间隙增宽；试验Ⅱ组家兔浦肯野细胞核溶解或消失；試验Ⅲ组家兔脑组织出现卫星现象、噬神经现象，浦肯野细胞大小及染色不一，胞浆内出现细小颗粒，有典型空泡，大脑皮质细胞核染色加深，但胞质染色变淡，海马区神经纤维变短。

3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小花棘豆主要有毒成分为苦马豆素，其中毒临床症状可能与动物疯草中毒有一定的相似性[7]。中毒家兔均出现典型的苦马豆素中毒症状，具体表现为站立困难、喜卧、行进时四肢僵硬、后肢经常拖地、易摔倒[8]。小花棘豆可导致动物出现精神沉郁、运动失调、消瘦等临床变化，其特征性病理变化为组织细胞的胞浆空泡变性。本研究表明，家兔发生小花棘豆中毒后，肝脏、肾脏、脾脏、神经系统等组织细胞均发生不同程度的空泡变性，其中小脑中浦肯野细胞、脑干网状结构都发生了空泡变性。Stegelmeier等认为，浦肯野细胞、脑干网状结构与动物运动协调、投射、感受有关[9]。王帅等研究发现，苦马豆素中毒导致的细胞空泡变性与自由基引起的空泡变性有一定的相似性，苦马豆素可显著降低家兔机体抗氧化酶活性，导致机体自由基蓄积[10]。与肝脏、肾脏等器官相比，脑仅具有中等活性的抗氧化能力，极易受到自由基的影响。Novikoff等研究发现，虽然苦马豆素代谢半衰期仅为20 h，但中毒动物停止摄食疯草后，其神经系统紊乱仍会延长数天或数周[11]。这可能与动物脑组织毒性物质蓄积有关。虽然中毒家兔肝脏、肾脏等器官均发生以空泡变性为主的病理变化，但仍存在一定差异。肝脏病变可能与肝脏代谢过程中的N-糖基化有关，病变部位集中在肝小叶；肾脏近曲小管病理变化较远曲小管明显，可能与二者在尿液形成过程中对不同离子的吸收或排除程度有关；脾脏病变以红髓、边缘区为主，可能与中毒动物糖代谢紊乱有关，大量低聚糖进入脾脏边缘区，边缘区是脾内免疫细胞捕获、识别、处理抗原以及诱发免疫应答的主要部位，异常代谢产物进入边缘区后免疫细胞对其发生捕获、吞噬，以巨噬细胞最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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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形态观察 篇12

关键词：R&,D产业,产业组织模式,演化

R&D产业形成与发展是在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深度发展和演化后R&D活动从其它经济活动分离出来的结果。尽管在中世纪以前就有专门从事R&D活动的组织机构, 但由于在地理位置上相互割裂、在研究领域上相互独立以及在信息上的相互隔绝, 因此, R&D活动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交互作用较少, R&D主体的活动范围呈现为区域性、民族性, R&D活动产出呈现为沿时间的互补特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传播手段高级化, 人类知识生产之间的空间互补特性逐渐显现。另外, 知识扩散效率依赖于知识的兼容性, 因此要求知识生产者之间横向和纵向联系更为紧密。此外, R&D产业的发展关乎国家创新体系核心动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加之R&D产业内部公共性和市场并存, 要求政府和第三部门适度参与R&D活动的组织。总之, R&D产业的合理组织有别于其他单一属性的产业, 同时也别于诸如文化产业、教育产业等作为直接面对社会大众且在知识生产方式上表现为重复性生产活动的其他产业形态。透过世界各国R&D产业的发展史以及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在R&D活动的参与形式, 可从不同视角考察R&D产业组织模式。

1 R&D产业组织的轮辐式——地理分布格局视角

R&D活动是具有高度专业性、创造性、系统的有组织活动, 存在着较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从而使得R&D产业在空间分布上和产业内容结构上呈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 (赵红光, 2007) 。从R&D投入和R&D产出考察这种非均衡分布仅仅揭示了呈偏态分布的知识生产活动集中度, 而忽视了知识生产中心与其外围之间的相互扩散和影响。尽管处于知识生产中心之外的R&D机构和人员所起的作用表面上看其影响不够深远, 但忽视这种影响及其与知识生产中心的互动显然是有违现代知识生产方式的。从18世纪以来的世界科学中心形成与转移的考察中或许可以获得有关知识生产的轮辐式组织模式些许信息。

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界早期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 位于世界科学中心的法国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都有科学家的卓越贡献。据不完全统计, 在1789年至1800年间, 世界重大科研成果58项中, 法国就有23项, 占总数的40%, 但在这个时期, 世界其他重大科研成就, 也或多或少地与法国科学联系着。德国在19世纪后期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与分布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归国密不可分。19世纪初叶, 德国腐朽的封建容克制度迫使许多科学人才出走国外, 几近半个世纪之后, 著名化学家霍夫曼、卡洛、柏琴等的先后回归为德国科学的兴起贡献力量。现代科学研究机构也在此时的德国兴起。进入20世纪, 得益于英国科学的传统与德国的科学体制, 美国科学起飞于“巨人的肩膀上”。发生于1820-1880年间产业革命中的重要产业及其技术, 都是从德国等西欧各国引进的, 但美国依靠革命精神所赋予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很快把西欧科学技术的应用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并由此发明了无线电技术及其通讯产业。美国科学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不仅得益于其自身的社会建制, 而且与西欧科学精神及其成果的传播有关。目前, 美国已完全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 但并非是完全固步自封的, 美国科学知识生产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体现在他国的研究领域和进路上, 但他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领域也成为相关领域的重要补充 (参见图1) 。

资料来源:路甬祥 (2000)

由此可见, 一国或地区的世界科学中心地位如同轮辐的轮轴, 而处于轮辐外围的各个国家或地区在整个科学系统的发展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并为轮轴的移动提供内在张力, 科学中心的转移实际上就是轮轴在世界国别之间的移动。

R&D产业轮辐式组织模式除了表现在世界科学中心形成与转移中外, 还在一国或地区的知识生产中心与其外围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中有所体现。在我国, 无论从有关R&D的多项指标 (R&D人员分布、R&D产出、R&D机构、R&D投入) 来看, 还是从各个领域的R&D影响力来看, 北京都处于中心地位。截至2005年底, 北京所拥有的科研机构500多个中, 其中属于中科院、社科院以及中央各部委的研究院就有300多个, 占中科院和社科院所属R&D机构的40%以上, 还有一部分在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高校所属的R&D机构, 且主要集中在中关村、祁家豁子和建国门内大街三地。在经济学研究领域, 著名经济学家大多分布在北京, 一些非北京籍经济学家与在京经济研究机构联系较为紧密。例如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等经济学界重要研究基地都有学术活动。在纳米科技研究领域, 北京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1994年至2001年间, 北京地区纳米科技论文产出占全国的22.2%, 专利产出占全国的23.7% (梁立明等, 2004) 。总的来看, 尽管在我国一些领域的R&D机构分布较为分散, 但是研究能力及其影响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分布不均的形态, 驻京经济研究机构对京外经济研究的强大影响力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和在众多研究领域的互补与交叉是业界公认的分布格局。国外R&D机构也有类似的分布格局。

2 多系统结合的R&D产业组织——组织机构性质视角

随着R&D的组织化逐渐深入, 新兴R&D组织形态逐渐形成, 并渐进地形成了性质各异的R&D组织系统, 这些R&D组织系统的结合构成一国或地区R&D产业的基本组织形态。从科学史角度考察发现, R&D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在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相继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加强, 并且政府对科学活动的组织与管理及资助与支持逐渐成为知识生产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尽管在19世纪之前就出现了由科学家组织起来的从事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的各种类型学会, 但科学知识生产活动仍然以个体方式为主, 政府对科学活动的组织和参与极少。在法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之后, 政府作为科学活动的发起者逐渐成为知识生产活动的重要力量, 国家对全国性的科学活动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也逐渐得到加强。在18世纪前期, 法国逐渐形成了由民间研究机构 (以个体方式进行) 、政府研究机构 (如巴黎科学院、拉瓦锡领导的政府兵工厂实验室) 和大学研究机构 (综合技术学校设立的实验室) 三大系统组成的科研组织形式。但在拿破仑执政期间, 在国家意志的压力下, 大学研究机构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地位逐渐衰退, 而是形成了以国家科学院系统占主导地位的科研活动组织模式。

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现代科研组织形式形成时期。发生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大学科研组织变革和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的产业界工业研究实验室, 致使科学研究的分工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 工业研究实验室承担应用研究, 二者在分工的基础上, 彼此也加强了合作。在19世纪后期, 德国政府为顺应“承担起对科学的责任”这一需要, 不仅建立了诸如标准委员会这类研究和政府职能相结合的机构, 而且还建立起了诸如国家物理技术研究所之类的一系列政府实验室。20世纪初, 依靠新的科学成果来加快其发展的垄断集团开始资助建立一些非营利性研究机构, 例如凯撒·威廉学会所属的科学研究所不仅通过定货制度与工业界建立紧密联系, 而且既从事大量的基础研究也从事应用科学研究。至此, 有四大系统组成的科研组织形式率先在德国形成, 即由大学建立起的研究机构系统、企业建立的工业研究机构系统、政府研究机构系统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系统。

在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大科学时代的20世纪, 由四大系统构成的科研组织形式在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加强。在二战之前, 美国的政府实验室数量多、规模小, 但在二战后, 美国政府将发展基础研究作为国家的责任, 并逐渐创立了一系列由政府发起和资助的联邦合同中心, 至上世纪90年代, 在各种类型R&D机构中由政府直接拨款的就达2000多个。美国高校R&D机构在二战后获得快速发展, 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 还出现大量跨学科的高校属研究机构。无论从R&D投入还是产出来看, 高校属R&D机构在整个R&D产业中地位都相当突出。另一个占有显著地位的R&D机构群体是工业研究机构 (即企业所属研究机构) , 在美国的1.6万多个R&D实验室中, 就有1.4万余个是企业所属, 其中有1千个实验室对美国科技工作有重大影响 (Crow, Bozeman, 1987, 2004)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R&D机构群体是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美国大多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受到私人基金和企业的资助, 政府资助较少, 他们根据合同开展研究工作, 不从工作中提取利润。

由此可见, 孕育于德国成熟于美国的四大R&D系统构成的R&D产业组织模式是近现代世界科学中心国家的主要模式。四大系统之间的互补与相互结合是这类R&D产业组织模式的典型特征。其他国家的R&D产业组织模式大多都是由多系统互补与相互结合而成, 只不过各类R&D系统在整个R&D产业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承担的功能存在差异。在20世纪后半叶, 我国科研组织形式主要由“五路大军”组成:科学院系统、教育系统 (高校系统) 、国防系统、产业部门系统及地方科研系统 (林学俊, 1990) 。作为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R&D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才在我国出现, 但在整个R&D产业中所占的份额也较少。因此, 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R&D产业主要由政府R&D机构、产业部门R&D机构和高校属R&D机构三大系统构成。

3 R&D产业组织的依附集群形态——产业关联视角

国内学者在研究产业R&D中心的组织本质时都将在空间上的集聚、产业关联性及其跨区域影响力作为其基本特征 (黄鲁成等, 2004;杜德斌, 2007;李鑫, 2006) 。R&D机构在某些区域空间上的集聚是现今R&D产业发展的重要现象,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一些地区除了从历史沉积下来的大量R&D资源 (以人力资源、R&D机构数等衡量) 外, 先后出现跨国公司和外埠企业的R&D机构大量进驻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给出了解释。对于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研发布局动机, 学者们一般归为生产支撑性、市场寻求型、资源导向型、技术提升型、行业引聚型、全球战略型等六种驱动模式。李鑫 (2006) 在论及国际产业R&D中心时指出, 国际产业R&D中心的产生与发展是以技术发展和R&D资源集聚作为基础。王志玮 (2002) 将大企业分散R&D机构的区位选择的三要素概括为“产业优势与技术发展水平”、“智力资源密集程度和可获取性”、“市场能够接近程度与市场规模”。从伦敦、班加罗尔、新加坡等地形成与发展为世界R&D中心的历史来看, 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相关产业的领导地位都是R&D活动集聚于该地的基础。

由此可见, R&D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具有一定的依附性, 这种依附性不仅在于当地优质教育资源集聚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健全, 而且与相关产业的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及其辐射度有关。这一点在我国R&D机构集聚地的上海、北京等地区也可窥其一斑:作为北京R&D机构集聚地的中关村同时也是我国著名高校云集的地区。作为上海R&D机构集聚地的浦东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 而且其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也是R&D机构进驻的原因之一。总的来看, R&D机构的集聚与相关产业集聚和发展水平的关系最为密切, 即产业关联性是现代R&D产业组织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美国硅谷是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重镇, 大量集聚于此的R&D机构多以计算机软硬件、IC工业以及相关其他行业为主攻R&D产品。作为世界知名汽车城的美国, 绝大多数R&D机构都是围绕汽车产业展开。从相关数据上来看, R&D机构的集聚与相关产业的集聚在空间上呈现正相关, 作为美国乃至世界的汽车制造业中心的密歇根州同时也是美国乃至世界汽车R&D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 该地区与汽车相关的R&D活动占到美国全部的85%, 每年汽车R&D经费的投入在全美排名第一, 占整个北美地区的69%, 相关专业人员超过6万人。

4 R&D产业组织形态国际比较

上述笔者总结了R&D产业的一般组织模式及其特点, 但各个国家的R&D产业组织在具体表现上又存在显著差异。正如李正风 (2007) 在论及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系统结构时指出的那样:生产科学知识目标取向差异决定了科学知识生产的不同组织形式, 且差异性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存在普适的、唯一的科研组织形式, 因此, 恰当的科研组织形式总是与特定国家或集团的具体情境结合在一起的。总的来看,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在R&D产业的组织系统构成、知识创造价值导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各具特色R&D产业组织形态与特定国家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模式、科技管理体制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

4.1 R&D产业组织系统构成差异

从R&D产业的组织系统构成上看, 国际上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美英两国为代表的五大系统相结合与互补的R&D产业组织模式以及以中法两国为代表的三大系统为主构成的R&D产业组织模式。

在美国学习德国传统的四大系统基础上, 北美国家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出现了大量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从事R&D活动的企业, 这类R&D组织通过出售自主知识产权以及承接企业和政府的R&D合同为主要收入来源,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在英美等国基本上形成了由传统的四大系统和R&D类企业系统构成的五大系统构成的R&D产业组织形态。到本世纪初, 英、美等国逐渐形成了五大R&D组织系统相对稳定的“自然分工”:政府R&D机构主要从事同国防、建设、国家竞争有重大关系的基础研究和技术研究;民间产业部门属R&D机构主要进行同发展生产、市场竞争有直接关系的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高校属R&D机构主要进行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研究, 也根据需要接受政府或产业部门的委托从事一些应用研究;非营利性R&D机构主要开展那些同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领域有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营利为目的的R&D类企业主要承接产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委托研究任务以及以出售自主知识产权为主, 是产业部门属R&D活动的重要补充。尽管在五大系统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自然分工”, 但各系统内R&D组织之间也存在相互竞争的情况, 特别是那些从事相同或相互替代研究领域的R&D组织之间。

相对于英美等国, 中国、土耳其等国家的R&D活动的执行机构主要包括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三大系统, 其中研究机构主要是指政府研究机构, 非营利性R&D机构在整个国家R&D活动的活动无足轻重 (见表4.1) 。其中, 土耳其的R&D活动执行机构主要是高校和企业, 政府研究机构和第三部门的R&D活动较少, 而中国R&D活动主要集中在企业和政府所属研究机构, 高校和第三部门的R&D活动较少。相较而言, 英美澳三国的第三部门在整个R&D产业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6)

4.2 R&D产业的价值导向差异

从对科学知识广泛的社会需求来看, 既包括为满足好奇心而生产知识这种古老的理想, 也包括为国家利益而进行知识生产的政府意志, 还包括企业为提高经济利润而对科学知识的需求 (李正风, 2007) 。三种需求目标取向所导致R&D活动的价值取向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当一种价值取向在一国或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时, 将致使一国或地区的R&D产业组织形态存在差异。可以认为, 当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在整个R&D活动占有较大比重时, R&D产业组织形态更偏重于市场导向型, 反之, 则将偏重于非市场导向的R&D产业组织形态。这一点可从两个方面加以反映, 一是作为R&D活动执行机构的企业所花销的R&D经费所占的比重, 二是基础研究所耗费的R&D经费比重。

在2002年至2004年间, 法国、澳大利亚以及意大利等国在基础研究上所消耗的经费占全部R&D经费的比重达到20%以上, 澳大利亚甚至将近25%, 而中韩两国的这一比重还不到15%, 特别是中国, 2004年度的基础研究经费所占比重仅为6%。尽管美国的这一比重几近20%, 但是企业作为R&D活动的执行机构所消耗的R&D经费比重达到70%以上, 仍可将其R&D产业组织形态视为市场导向型。相较于中美等国, 法澳意三国由企业执行的R&D经费所占比重较低, 都在65%以下, 澳意两国甚至还不到53%。从对这些典型国家R&D经费的不同取向考察发现, 当今世界已基本上形成了以法国、澳大利亚以及意大利为代表的非市场导向型R&D产业组织模式, 以及以中国、美国、韩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R&D产业组织模式。这两种类型的R&D产业组织模式与各国在知识需求的主导性目标取向有密切关系。

5 结语

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国家或区域层面来看, R&D活动及其从业主体都呈现出在地理分布格局上的轮辐式特点。R&D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性具体表现为知识生产中心与其外围之间的相互扩散与影响, 这种相互扩散与影响体现在外围R&D活动及其从业主体对知识生产中心的相应、互补与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上。R&D产业的系统构成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R&D产业内部构成逐渐分化和多元化的具体体现在各个国家的不同属性的R&D机构组成上, R&D产业一般由政府R&D机构系统、产业部门R&D机构系统、高校R&D机构系统以及非营利性R&D机构系统四大系统构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以互联网为平台的非正式虚拟R&D组织对知识生产方式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各类R&D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呈现出与R&D资源或关联产业之间存在依附性特点。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的领导地位都是R&D机构向特定区域集聚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这些现代R&D产业组织形态及其特点是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深度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传播手段高级化的结果。但由于世界各国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方面的不同, 又使得各个国家的R&D组织形态在系统构成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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