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组织学（精选12篇）
比较组织学 篇1
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范畴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一极。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曼彻斯特大会通过的《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中指出, 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这个定义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合作组织的承认, 合作社逐渐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目前, 国际合作社联盟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多个会员组织, 所代表的合作社达75万个, 社员总数达7亿6千万人。从国外来看, 越是农业发达的国家合作社的参与度越高。美国每个农户平均参加2.6个合作社;法国、荷兰90%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社;丹麦98%的农民都是合作社的社员;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民也达到90%;巴西、智利80%左右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等亚洲国家入社农民也占30%~60%;在非洲一些国家, 如肯尼亚、坦桑尼亚、毛里求斯、乌干达等, 入社农民也占10%~30%。
由于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特点不同, 以及历史传统差异, 在发展形式和特征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协”, 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购置、农业技术的指导与推广、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直到信贷、保险、医疗, 几乎涉及从农业生产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国农民有农业设备使用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农业技术合作社, 以及信息咨询合作社、农产品运销合作社等;德国农民有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购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等;丹麦的农民合作社则无所不包, 合作乳品厂、肉制品合作社、饲料供应合作社、肥料合作社、育种合作社、机械化服务合作社、农用物资供应综合合作社、合作面包房、合作发电厂、合作消费社等;印度政府制定的许多积极的惠农政策措施的实施都有赖于印度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印度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结构上看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体系, 主要包括信贷、生产和销售三个系统的合作社;美国农业生产完全按照企业化方式运行, 相关人员均属雇佣关系, 为保证合作社股本金的稳定性, 要求社员支付较高的首期投资, 而且成员资格封闭, 主要发展产品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业, 从而提高社员的收入。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 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演变、发展现状
我国合作社的萌芽应该追溯到“钱庄”, 但钱庄始终没有演变成定义上的“合作社”。合作经济的概念在清末民初时期开始被引入中国, 通过学校教育和书刊等媒体开始传播, 在部分农村地区付诸实践, 如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新中国成立后, 积极推进各种合作事业, 并建立起了多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如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社。从整体上看, 一方面, 作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用农民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另一方面, 由于国家和政府对农民缺乏充分引导和教育, 因此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从组织到运行、管理都严重违背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人民公社基本否定了农民的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 农民没有自有的生产资料, 在生产决策、经营管理、产品分配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因此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和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中, 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始在一些地区出现和发展, 即“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新”是相对于我国50年代至60年代建立与发展的传统农村合作社而言的。它的主要特征是:1.为解决分散、小规模的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形成的一定规模的共同面对市场的专业生产群体。2.由于自发形成, 没有一个较为稳定并固定的发展模式, 组织管理上没有自己的章程, 权利、义务不明晰, 会员的流动性较大。3.以改善生产手段、提高生产水平为目的, 活动内容以技术合作为主。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最初是在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山东等沿海地区发展起来, 现在欠发达地区, 如安徽、陕西、山西、宁夏、青海等地的合作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超过1万个的省份有山东、河北、广东、四川等省, 发展较好的地区还有浙江、北京郊区、江苏等地。农村合作经济已经涉及我国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成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 成为农业经济甚至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显示, 仅2007年7月1日至年底, 全国工商机关就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26397户, 成员共计35万户, 成员出资总额共计159亿元。这一时期,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多以社团法人为主, 类型多样, 组织形式相对紧密, 产权关系逐渐明晰, 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了吸纳农户比例高、合作要素活跃等新特征, 活动内容逐渐拓宽到技术合作, 及供销、加工、资金乃至信息等方面的合作。
但是,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论是组织规模、业务内容、经济实力, 还是服务功能、合作程度、社会地位等, 同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相比, 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从整体上看,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 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规模仍然比较小, 规范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 总体上看还是个新生事物,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比较多。
三、影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因素
(一) 合作经济主体不到位
1. 农民缺乏合作意识, 顾虑多, 参与热情不高。
我国农民以农耕为基础的封闭、守旧、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把家庭经济的发展局限在家庭成员的努力劳作上, 合作往往是暂时的, 不情愿的选择”。我国农民大多数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 更谈不上高等教育, 没有接触过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当然也极少有管理合作经济的经验。
2. 政府领导思想认识滞后, 不能正确地引导合作经济的发展。
如对合作经济组织概念认识不清, 重视不够;对政府在建立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认识不清。有的地方夸大政府作用, 不顾本地实际情况和农民意愿, 搞“一刀切”、“拉郎配”;有的则片面强调农民合作的自发性, 坐视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而不规范、不引导。还有人担心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会形成压力集团, 脱离经济组织的轨道, 给政府找麻烦, 与政府唱“对台戏”。
(二) 理论研究缺位
合作经济理论研究起步晚, 难度大。由于制度的影响, 建国以后我国的合作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为主, 而对西方合作理论的系统研究则是改革以来的事情, 目前尚未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合作经济理论体系。因此, 合作经济理论的研究尚在探索阶段。
(三) 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
健全的、完善的内在机制是组织存在和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和制度保证。我国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内在机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组织规范化程度较低、民主管理机制的贯彻不彻底、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自我发展机制不完善等等。
(四) 外部制度环境缺失
外部制度环境以及由外部因素导致的政府行为的干预, 是影响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1. 法律制度。
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采取法律的形式, 具有极大的明确性和强制性, 为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西方各国政府先后通过立法以及一系列修正案来保证合作社合法地位和权益的实现。由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未能涵盖现存的数十万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 其调整范围还不够广泛, 以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制度安排的缺乏, 因而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
2. 政策支持。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受到来自各种政策的制约,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客观上不利于各类合作组织独立自主地发育成长。在城市和工业导向的金融制度下, 农村合作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很难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 导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问题。
3. 行政干预。
在我国, 农村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与各级政府部门衍生出十分复杂的关系, 合作组织主动寻求政府的支持, 依托于各种部门甚至直接由政府来组织建立, 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行。由于农业、民政、工商、科协等各部门都参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 每个部门都可以对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管理, 每个部门都有审批权, 互相之间缺乏协调, 造成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管理混乱、行政干预过多。
四、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方向
(一) 实现规范化经营, 健全内部运行机制
我们应按照“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的要求, 抓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合作组织一旦建立起来, 要使其逐步走向规范。重点抓好四个方面:一是规范政府行为。要规范政府对合作组织工作的指导和引导行为, 强化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地位, 政府绝不能随意干预甚至包办。二是规范合作组织建设。如规范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资格的取得、登记、章程制定、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等。三是规范合作组织管理。要严格会员入会条件, 加强会员管理, 增强会员诚信意识, 重大问题要经过集体研究决定, 同时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引进有管理经验的专家参与组织建设。四是规范利益分配机制。合作组织在发展壮大以后, 应逐步使合作组织与农户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以增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实力, 提高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真正办成“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二) 实现规模化经营, 增强其服务带动效应
一方面, 从纵向发展看, 不断完善“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 扩大企业规模, 增强经济实力, 提高其带动能力, 要按照“农村经济能人牵头建立一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一批、农技服务中心领办一批”的办法, 适时推动各类合作组织的发展, 充分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营销、技术、信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延长产业链和提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促进农业产品品牌化经营的服务效应。另一方面, 从横向发展看, 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运行方式扩展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如消费服务、社区治理、社会发展、提高农民政治地位等各个方面,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重要作用。
(三) 完善外部环境, 实现合作经济的区域合作、国际合作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项新生事物, 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 需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各级各部门要转变职能, 优化环境, 努力搞好服务, 要制定扶持政策, 在财政支付、税收、贷款等方面, 扶持壮大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所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是跨国公司和国外系统完备的农产品行业组织。同样, 我们也只有组织类似的行业协会, 才能有能力与之合作和竞争。通过建立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在农业国际化商海中构建出“绿色航空母舰”, 应该是当前农民的最佳选择。同时,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借以共同对外, 争取最大的利益, 来自行业利益集团的压力, 也是在国际贸易活动或谈判中政府重要的谈判筹码。同时, 在国际农产品贸易纠纷中, 主张损害和反倾销调查的, 都要由农民自己的组织提出。所以我们要建立高层次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还要建立区域合作、国际合作经济组织来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
比较组织学 篇2
金融控股公司、全能银行和战略联盟三者相比,金融控股公司和战略联盟的负向范围效率一般小于全能银行;金融控股公司的正向范围效率一般弱于全能银行而强于战略联盟.总体上,金融控股公司比战略联盟具有范围效率优势.
作 者：郑重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国际商学院,上海,201800 刊 名：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2 19(5) 分类号：F830.2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 全能银行 战略联盟 范围效率
中德青年组织现状及特征比较研究 篇3
关键词：中国；德国；青年组织；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4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3-0177-02
青年组织是联结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在促进青年发展、培养社会人才、维护青年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两个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都具有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在近代以来都走过了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交流愈加广泛。但由于文化背景、地域分布、青年状况、教育程度、政治形态的巨大不同，在青年组织领域两国还具有巨大的比较空间。
一、中国青年组织研究分析
（一）中国青年组织的历史沿革
青年组织的演变开始于学生群体运动，但作为组织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五四运动前后，青年组织在全国各地如同雨后春笋般崛起。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李大钊、王光祈等人于1918年6月在北京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中国最重要的青年组织。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前后，全国各地在准备建党的同时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5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统一的组织。1925年1月，在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11月，为团结一切抗日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决定将共青团组织改造成为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党中央在1946年10月提议建立民主青年团。1949年元旦，党中央又做出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1949年4月，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二）中国青年组织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后，青年组织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这一时期青年组织的主要特征有：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居于青年运动的核心地位，注重发挥组织、引导、服务、维权功能，充分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共青团及团结在其周围的青联、学联等组织主导了一系列青年运动，在政治层面上引领着青年组织的发展；第二，青年组织参与建设的任务日益突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青年组织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步伐，我国青年及青年组织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在组织类型上以自组织群体为特征的青年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在组织结构上，依托于业缘、趣缘、地缘、网缘等为联结手段的组织不断发展；在组织资金上，社会资源和民间资本进入青年组织，所占份额呈上升趋势。
二、德国青年组织研究分析
（一）德国青年组织的历史沿革
严格意义上的青年组织出现于近代工业化以来的西方社会。1815年6月诞生的德意志大学生协会，被认为是早期青年学生组织的典型代表。经过一战、二战、东西德对峙到两德统一等多个重大历史发展阶段，德国青年组织的发展从国家层面到地方都逐渐获得更深入的支持，在资金、场地、政策、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有利的促进，德国的青年组织已经成为政府大力支持、运转高效严密、服务范围广泛的重要社会教育力量，青年在其中可以得到各个方面的发展和提高。
二战后，联邦德国按照美国模式进行了联邦制的政治改造和民主设计。各政党以角逐德国政府的关键岗位展开了竞争，青年人也成为党派竞争的对象，德国青年人群结社组党成风，各种青年团体层出不穷。德国青年组织按照活动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九类：一是政治性青年组织，主要有进入联邦议会的政党所属青年组织，其他政党的青年组织，学生联合会，青年党等等；二是环境和自然保护青年联合会；三是义工青年组织；四是体育类青年组织；五是救赎类联合会，比如跨教派联合会；六是宗教类青年团体，诸如天主教青年组织和其他教派的青年组织；七是经济界青年组织；八是文化类青年组织；九是其他难以归类的青年团体，如自由裸体运动青年组织等。在所有的青年组织中，进入联邦议院的五个政党所属的青年团体组织比较紧密，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德国最大的青年组织为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DBJR），是一个由24个全国性青少年联合会、16个州级青年社团联合会以及5个承担咨询功能的衔接联合会组成。该联合会1949年成立，其成员组织的性质广泛而丰富，从教会青少年联合会、生态青少年联合会、以业余活动或社会为主的青少年联合会一直到童子军。由于历史原因，党派政治性青年联合会以及大学生组织不属于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的成员。所有与德国联邦青年社团联合会相连的联合会均独立工作、各负其责、不受国家的直接约束和规定，在联邦政府的儿童与青少年工作计划范围内获得资金。
德国青年组织成立的目的主要有：一是为某些政党培养接班人；二是传播文化或宗教信仰；三是培养青年适应社会的各种能力；四是帮助政府进行社会公益事业等等。据德国马德格堡青联的抽样统计和访谈，目前的德国青年有近50%经常参加各项青年组织活动；有25%热衷于各种体育活动；有10%笃信宗教，其中5%是新教教徒，5%是天主教教徒；有10%积极投身于国内或国际文化交流；5%是对政治极其感兴趣的青年。
（二）德国青年组织的特征
第一，政府间接主导与社会多元参与的服务管理体系。德联邦政府广泛实施“联邦儿童和青年计划”，通过制定法律等规定由全国性的各种青年机构或组织开展工作。参与者既有政府部门，也有非政府部门，甚至也有私营性质的青年组织的多部门、多主体参与。第二，组织目标多为提高服务和促进发展。随着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的主题，多数德国青年组织倡导新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新的社会思潮，其目标逐渐向促进个体发展、服务青年生活为最主要的旨向。第三，突出青年主体性与自主性的运行机制。德联邦政府一般不直接服务于青年，而是通过自己网状的分支机构收集信息，然后与政府相关部门（如教育、就业、卫生）进行协商并制定政策。虽然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也会花很大的力量培训青年组织的骨干和专职青年工作者，但在具体的运作上则强调组织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此外，德国的青年组织服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针对性，规模也呈现小众化与大众化趋向。
三、中德两国青年组织比较分析
综观中德两国青年组织的现状及特征，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相同点
一是同样高度重视青年工作。中国历来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要求全党都“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希望广大青年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情展现人生价值，让青春在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中焕发出绚丽光彩。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德联邦政府高度重视青年工作，涉及相关法律就达十几部。与青少年政策的制定由联邦家庭、老年人、妇女、青少年事务部具体负责。二是青年组织定位有许多相同之处。对于青年生存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青年组织中多有体现，尤其在青年就业创业、公益服务、维护权力、文化娱乐等方面成为青年组织服务的重点。三是网络在推动中德青年组织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都成为了许多青年自组织的发源地和聚集地，由此也催生了虚拟青年组织，以此来区别传统意义上必须有自然人参加、面对面交流的群体。
（二）不同点
一是在政治性上的差异。中国青年组织创立的目标大多集中在解决和改善生活问题，在政治上的作用和诉求很少。而德的青年组织一部分是某一政党的代言人，其从创立之初就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二是在青年自组织上的差异。中国青年自组织发展较晚，除共青团、青联、学联等正统青年组织以外，自组织在影响力和关注度上远没有达到德国的水平。国家对青年自组织的认识程度还不够，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上几乎没有。而德政府高度重视其青年自组织，把自组织作为青年活动的主体和创造力的源泉，出台了多个文件进行指导。三是资金支持上的差异。中国的青年组织大部分还是依靠政府官方的支持体系，没有官方的投入，青年组织就难以维继。在德国则形成了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源整合相结合的完备体系。在国家财政支持上，1993年，在原有的联邦青少年计划的基础之上制定了《联邦儿童与青少年计划》（KJP）。该计划不受一般性基金管理条例的约束，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儿童与青少年资助的主要手段。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以及青少年工作，凡是超越各州与乡镇义务的，都可以依照《联邦儿童与青少年计划》获得相应的支持与资助。获得经费支持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满足民间和公共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需求的活动，以及在校外提供广泛的培训与教育任务。联邦家庭/老年人/妇女/青少年事务部（BMFSFJ）作为最高一级的联邦专业行政机构，负责《联邦儿童与青少年计划》的资金分配，具有跨地区意义的儿童与青少年福利事业，均可提出经费申请。2007年《联邦儿童与青少年计划》用于各州、团体以及民间青少年福利事业经常性目的的补贴经费预算为10702万欧元。在私人及其他经费来源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一系列公立基金会和私立基金会，为青少年工作提供资助，或是长期资助，或是具体的项目支持。企业也会为具体的项目提供全部或部分的经费支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基金会、慈善机构和经济企业有：德国青少年邮票基金会、民主青少年基金会、德国壳牌股份公司等。
参考文献：
[1]石国亮.青年国际政治研究的新范式：意识形态视野中的青年和青年组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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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晗龙，高军.中俄青年自组织现状及特征比较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1，（12）.
[4]李辉.练庆伟.国外青年组织发展的特征当代青年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08，（7）.
[5]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比较组织学 篇4
关键词：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大隐静脉,内镜
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中,尽管动脉移植物使用逐渐增多,但大隐静脉仍然是常规使用的血管移植物。常规切开静脉采集(conventional vein harvesting,CVH)虽然能够获得足够长度的大隐静脉,但手术瘢痕长,并伴有一定切口并发症的发生[1],影响患者对手术的满意度。内窥镜静脉采集(endoscopic vein harvesting,EVH)是通过膝上或膝下小切口,在内窥镜观察下完成静脉的采集,由于该技术切口小、伤口并发症发生率低、患者满意度高,在部分心脏中心已经成为静脉采集的重要选择,但人们对EVH对静脉壁尤其是血管内膜的损伤,以及对移植物远期通畅率影响的担忧,是该技术在临床推广的制约因素。本研究通过对比EVH和CVH两种方法采集的大隐静脉组织学表现,评估两种静脉采集方法对静脉壁的损伤情况。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1月~2011年1月于我院心胸血管外科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110例,按患者意愿分为内窥镜静脉采集术组(EVH组)48例和传统全程切开静脉采集术组(CVH组)62例。手术选取无大隐静脉曲张侧下肢,所采集的静脉均符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血管材料要求,所有静脉采集均由同一医生完成。两组一般资料情况及下肢切口并发症高危因素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方法
1.2.1 内窥镜采集大隐静脉
应用北京米道斯公司生产的VH内窥镜血管采集系统和电视内镜可视系统,根据手术对静脉桥长度的要求,选择在膝上或膝下大隐静脉投影皮肤处切开约1.5 cm切口,游离切口附近的大隐静脉,形成长约5 cm的隧道,将带气囊的套管插入隧道内,向套管内注入约20 m空气,接通二氧化碳气腹机,流量为4~6 L/min,压力为12~15 mm Hg(1 mm Hg=0.133 kPa),放入锥形分离器及内窥镜,在监视器直视下分离大隐静脉及其周围软组织,充分暴露大隐静脉及其属支后,将锥形分离器更换为双极电凝剪刀,配合C形环切断大隐静脉属支。在大隐静脉近远端做长约3 mm的皮肤切口结扎大隐静脉,弹力绷带加压包扎手术区域下肢24 h。
1.2.2 传统全程切开大隐静脉采集术
根据搭桥所需静脉长度,沿大隐静脉走行全程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游离大隐静脉,结扎并切断属支,采集大隐静脉后连续皮下及皮内缝合切口。两组大隐静脉采集后均取搭桥剩余的静脉截取两段2 mm的标本,分别用10%福尔马林和2%戊二醛固定,进行HE染色和扫描电镜检查,评估血管壁和血管内皮损伤程度。
1.3 效果判定
所有光镜和电镜照片均由电力医院病理科医生进行观察分析。扫描电镜评估血管内皮的损伤标准[2],根据损伤程度分为(1)轻度:内皮细胞间分离;(2)中度:局灶性内皮细胞脱落,基底膜暴露;(3)重度:内皮细胞片状脱落,胶原暴露。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5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术中情况比较
两组采集静脉时间、静脉修补数目及静脉血管桥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两组术后切口并发症情况
EVH组患者皮下血肿和感觉异常的发生率低于CVH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1、0.005),总并发症发生率EVH组低于CVH组(P=0.024)。见表3。
2.3 两组静脉损伤情况的组织学评估
光镜下观察大隐静脉内膜层、平滑肌层及外膜层显示,两组采集的静脉三层结构均完整。扫描电镜下观察两组采集的静脉内膜,均可见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轻度、中度和重度内皮损伤情况比较,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496、0.617和0.369)。见表4。
3 讨论
血管采集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重要的组成部分。CVH方法是在大隐静脉走行处全程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直视下分离静脉,结扎静脉属支。该方法静脉显露清楚,一般不易损伤属支,但仍有一些缺点包括:(1)手术创伤大、瘢痕长,患者切口疼痛明显;(2)由于切断了胫前皮神经和浅表淋巴管,会造成局部皮肤感觉缺失及因下肢淋巴回流受阻出现的下肢水肿;(3)部分患者会出现包括切口裂开、皮下血肿、切口渗液及切口感染等并发症。血管采集伤口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糖尿病、周围血管疾病、肥胖和贫血[3],出现并发症后需要长时间的外科处理,包括引流、坏死组织清除及反复的伤口换药及清创缝合,会延长患者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花费,并且影响患者早期活动,不利于术后恢复。为减少手术创伤和降低下肢切口并发症的风险,Lumsden等[4]自1996年开始尝试采用小切口内窥镜辅助下采集血管。目前已经有较多心脏外科中心采用该种方法。研究表明,内窥镜静脉采集方法能够显著降低下肢伤口并发症的发生率,减轻术后伤口疼痛,有利于患者早期下床活动[5,6,7,8]。在本研究表明,两组患者下肢伤口并发症发生率比较,EVH组切口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CVH组(P=0.024),特别是在皮下血肿和感觉异常方面,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1、0.005)。
本研究两组术中情况比较显示,EVH组采集静脉时间长于CVH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主要与内窥镜操作技术相对复杂有关,但经过一定的学习,技术熟练后二者所需时间接近[9]。术者搭桥前要对所采集静脉的大体质量进行评估,以判断是否能够用作血管桥,包括静脉的管径大小、有无管壁破裂、属支撕脱等,必要时需要用缝线修补。由于内窥镜下游离静脉主要依靠锥形分离器的钝性分离,有可能损伤静脉壁及大隐静脉属支的根部。Aziz等[10]对32项研究所做的荟萃分析显示,医生评估的静脉大体质量在两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中,静脉需要修补的数目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内窥镜采集静脉可以经膝下切口分别向上和向下采集大隐静脉,能够根据手术的需要采集相应长度的静脉。本研究中,两组患者静脉血管桥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血管桥的远期通畅率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最重要的评价指标,除了受术者血管吻合技术、患者冠状动脉条件等因素影响外,目前已经明确血管移植物的闭塞或狭窄与静脉的采集和处理过程有关[11],而且内皮损伤与远期的移植物动脉硬化相关。有研究显示,内皮损伤后内膜下组织暴露于血液中,促进血小板和纤维蛋白沉积,引发慢性炎性修复过程,并且往往伴随纤维和肌上皮细胞的增殖[12],因此,对于血管采集过程中内皮损伤的评估非常重要。本研究采用HE染色光镜下观察血管壁的各层结构,结果表明,两种方法采集的静脉管壁各层结均完整。同光镜和透射电镜的横切面观察相比,扫描电镜能够直接观察静脉管腔面的内皮,可以更直观的评估内皮损伤的程度。本研究扫描电镜检查表明,两种方法对血管内皮的损伤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比较组织学 篇5
——关于我国行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报告之一
------------------2010-08-16 10:41:02 来源: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余晖
该报告是由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华全国工商联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工商组织研究”的阶段成果。课题组组长为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刘迎秋教授。兹将该报告全文分期刊出，文中所述观点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在该报告中，作者首先比较了若干国家和地区几种典型的行业组织管理体制，并立基于我国的制度禀赋的分析，提出了未来模式的选择建议；其次作者从行业组织与政府、会员企业与行业组织以及行业组织与行业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回顾和评价了我国行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现状，检验了现有的管理体制与目标模式的相关程度；再次，作者勾勒了未来管理体制的主体框架，即通过政府机构改革建立更综合性的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推广建立过渡性的行业组织促进机构，按行业划分标准和一业一地一会的原则整顿和调整现有行业组织，并积极发展新的行业组织；确立工商业联合会作为区域性和全国性工商行业同业公会及其联合会的组织形态；建立行业主管部门为主其他相关政府机构为辅的行业组织管理体系；颁布行业组织法律或法规，明确行业组织的性质、职能、设立和入会原则以及内部治理结构，明确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政府管理机构的职能和权限及其与行业组织的管理和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以及加入世贸组织，我国行业组织（本文的行业组织主要指产品、服务和贸易流通领域内的同业组织，即同业协会、同业商会及其基础之上的纵向和横向性质的联合会，它们是企业法人组成的社团法人）。在十分谨慎的改革策略下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发展的路径从体制内转型开始到体制外自发，目前呈现出增量带动存量，竞争和相互融和的趋势。但由于存量主要在中央高端，增量主要在地方低端，而高端转型的缓慢造成了行业组织生态结构的异常紊乱。这种紊乱的结构状态已经明显无法满足国内市场经济秩序和全球竞争对行业组织功能的巨大需求。造成结构紊乱的主要原因正在于行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而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又在于政策制订者对未来体制模式选择的不确定，由此影响到行业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重立。但无论如何，行业组织的深化改革的确已迫在眉睫，从2005年国家发改委受国务院委托起草的《关于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可以体会到这一点。本文即试图对我国行业组织管理体制的模式选择进行探讨，努力寻求一种立基于理想目标然而具有边际制度创新意义的改革思路。
在下文中，我们首先要比较若干国家和地区几种典型的行业组织管理体制，并立基于我国的制度禀赋的分析，提出未来模式的选择建议；其次我们将从行业组织与政府、会员企业与行业组织以及行业组织与行业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回顾和评价我国行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现状，检验现有的管理体制与目标模式的相关程度；再次，我们将勾勒未来管理体制的主体框架。
所谓行业组织的管理体制，是指政府及其管理机构与行业组织之间通过法律建立起来的外部行政管理和合作制度，它也包括这种管理权力在相关政府机构之间的分配和协调制度，及其在行业组织之间以及会员企业与行业组织之间的关系中的体现。
模式比较
在有关社团组织的研究中，一般把社团的管理组织形态分为“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两种。前者流行于美国和英国，即各种会员可自由进退的协会类的社团组织，不但自发产生和自然消亡，而且彼此间不存在固定的横向和纵向的正式关系，也不存在固定对应的政府行业主管机构，因此我们称之为“星状分布”，显得多而杂乱；后者流行于欧洲大陆和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那里的协会组织，被严格按照区域以及产业或产品的分类标准对号入座，由下至上地建立起纵向的塔层关系，因此我称之为“金字塔状分布”。其塔基是所有企业组成的各种相互独立的产品类协会和区域性综合性商会；塔尖则是数量很少的若干产业部门的总会，它主要由按中类标准和产品标准划分的中小型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资格组成。在它们之上，是政府相应的产业主管机构。政府在推行产业政策时，就是借助这些塔尖由上往下地传达信息和协调实施，同时，各产业的利益也通过这个渠道，由下往上地有组织的传递。当然除了后者特有的政府产业主管机构之外，这两种模式都还包括承担其他相关管理职能的政府机构，如登记机构、反垄断机构、税务机构、审计机构等。
由于政治、法律、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在行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上，各国采取的模式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紧密型（也称公法型）
行业组织与政府关系密切，行业组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延伸机构，执行了政府赋予的大量管理职能，其主要功能体现在与政府一起完成对社会成员的管理，而不是对政府的制约和监督。它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如德国、法国等。
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依据特别制订的有关商会法律，明确商会作为公立公益法人的性质。如“按照法国１８９８年实施的有关商会的法律规定，法国商会是一种公立公益组织，具有政府公共管理机构的性质，其事务局的职员是公务员，由法律赋予其特许的权力，以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各商会所分管的地区由政府决定。”在法国，企业登记注册由商会承担。除国家直接投资设立的企业外，其他工商业企业（不包括农业）的开业、变更、注销均需要到商会办理手续。
在德国，公、私法两类商协会在成立的法律依据、代表范围和会员入会自由方面的主要差别表观在：一是法律依据不同。公法商协会的法律依据是德国《工商会法》，法律赋予其公法法人地位，除了法定职责外，还接受行政机关委托的任务，因此具有间接的行政管理权。私法商协会的法律依据是德国《民法典》和《社团法》，只要在当地地方法院登记为协会，只要不违反法律，不受任何机构监督。涉及私法协会的法律纠纷基本上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工商会要接受州政府的监督，其建立和解散均由州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来决定。工商会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引起的法律纠纷由行政法院受理。二是代表范围不同。地方工商会是区域性组织，代表着该区域工商业的总体利益。私法商协会特别是行业协会，代表的只是某一个行业，承担较多的行业管理权限；综合类协会，则具有跨行业特征。由于德国政府对行业协会的特别重视，许多行业管理职能赋予协会行使，如职业资格考试、行业标准制定和实施、资质认证、产地证明、纠纷仲裁等，协会开具的各项证明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强化协会的自律水平。三是会员入退会情况不同。工商会实行强制入会，其目的在于确保工商会能够代表其辖区内所有工商业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利益，保证工商会拥有稳定的足够的会费收入并有效开展活动；而私法协会遵循入退会自由原则（参见：中国民间组织网·国外协会·德国商协会情况）。
可见，在大陆法系国家，部分行业组织作为公法法人具有很强的对国家的依附性，如它的存在及享有的职能都来源于国家，同时也接受国家的严密监督。因此，在大陆国家，这些行业组织尽管在形式上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从实质如设立程序、事务性质、管理方式等来看，它确实构成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
（二）松散型（也称私法型）
行业组织与政府关系较为疏远，行业组织具有较大的松散性，政府也基本不要求其承担管理职能，行业组织更多的是作为政府体系外的利益团体来对政府施加压力，影响决策。它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如美国、加拿大等。
在英美法系国家，行业组织是完全依照私法自愿组成的私法法人，其运作的主要法律基础也是私法法律体系。而且，外部规范对行业组织的约束较为宽松，少有成文法律对它的成立、组织形态、功能、运行和解散等进行明确而具体的规范。在美国，包括行业组织在内的民间组织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注册，不登记的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享受免税待遇。注册的民间组织由州税务局审定是否享受免税资格，州务卿办公室负责批准，然后由司法局进行注册登记并颁发法人证书。美国的行业组织完全属于市场驱动式，行业组织由市场自发组织，同时也随时面临市场竞争，如果一个行业组织不能满足市场要求，不能为成员提供良好服务，则必然被其他行业组织取而代之。其性质则几乎都是互惠（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型而非公益（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型的。尽管有的行业组织可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功能，但一定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行业组织没有任何义务要履行一定的公益性职能；当然，由于它的存在从整体上有利于行业企业的发展，从而在客观上也会产生特殊公益性的效果。
（三）中间型（也称混合型）
行业组织处于政府与企业的中间环节，它既强调行业组织的独立的民间组织地位，同时也会协助政府完成一定的行业管理任务，如日本、韩国等。（参见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２０００）
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吸收了公法模式和私法模式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它在组织设置上与英美国家相同（即自由入会），而在与政府密切合作方面其又与法德国家相似，有对应的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与行业组织通过审议会的形式对话和协调行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日本经济类的社团组织主要分为事业者（企业）团体和经营者（企业家）团体两大类。事业者团体是以“增进事业者共同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两个以上事业者的结合体或联合体”。事业者团体的种类大体可分为：其一，同业者集团型团体（即工商行业协会），它们并非依据法律而是自由组合起来的；其二，地区集团型团体（即跨行业的综合性商会），其代表性例子是按照《商工会议所法》建立起来的市以上商工会议所和乡镇的商工会；其三，中小企业型团体，均按照国家各种保护性特别法组织起来，如商工组合、商店街振兴组合和输出入（进出口）组合，它们全国性的中心是中小企业团体中央会。经营者团体中有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代表财界高层与政府对话；主要处理劳资关系的“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以个人加入的偏重经济问题自由研究的“经济同友会”；以及由各地商工会议所自由组成中小企业为主的“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
日本政府对上述社团的管理主要有：其一为部门主管制度，主管部门是总理府和１２个行政省，主要审批社团设立和日常监督指导，同时在各行政省之间设立联络协议会机构，由内阁审议官和各省厅责任课长组成。其二为根据法令把政府主管部门的管理权限委托给地方政府相应行政机构。其三，在监督方面主要有：要求社团向主管部门提交业务报告书（包括项目计划书、收支预算书、项目状况报告书、收支决算书、财产目录、职员人事变动情况报告书等）；主管部门可进驻社团进行调查；以及对“休眠法人”的整顿和管理（休眠法人的判定标准是：连续３年没有开展业务、没有理事或理事的任期已于３年以前到期、连续３年以上没有向各省厅汇报及提出书面报告）。
原通商产业省主要掌管日本工商领域内的行业协会（１９９６年达９０８个），它管理的主要方式有：第一，自上而下的直接管理，通过纵（基础产业局、机械情报产业局和生活产业局）横（通商政策局、贸易局、产业政策局和产业布局与公害局）７局对各自负责的行业协会进行指导和监督（如经常举办各种恳谈会）；第二，通过产业结构审议会与企业进行沟通；第三，利用发放补助金和委托费方式对社团给以控制。可谓疏而不漏。
（四）干预型（或控制型）
台湾地区的经济职业团体的结构分工业和商业两大类。工业类有地方工业同业公会、“全国”工业同业公会和“全国”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还有市县工业会和省工业会（由所有登记企业和同级工业同业公会组成），然后再由省市工业会、未组成“全国”各业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之特定地区工业同业公会、“全国”工业同业公会和全国各业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组成“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商业类行业组织的结构也基本一致，但更复杂。另外全国性的组织还有“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和“中华民国工商企业联合会”（由工商经济团体和合法企业组成）。
我国台湾地区对行业组织的管理，虽然师法日本，但由于经济振兴和政治安全的双重压力，却取向更加严格控制的制度。按照《人民团体法》、《工业团体法》和《商业团体法》，对工商业企业入会和退会乃采取强制主义：第一，依法登记的工商业企业开业后一个月内，必须加入当地的工业同业公会或商业同业公会，如没有同业公会就加入工业会或商业会；第二，在同一组织区域（组织区域由主管机关制定）的合法工商企业超过５家时，必须成立该区的工业同业公会、商业同业公会或工业会、商业会；第三，兼营两种以上业者应分别加入各该同业公会；第四，工商企业“非因废业、迁出公会组织区域或受永久休业处分，不得退会”；第五，工商企业限期不入会者，由当地相关行业团体报政府主管机关罚款直至停业处分。
在成立程序上，所有工商业团体（工业、矿业、商业、外贸、水利）均以“经济部”作为其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职业团体经行业主管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综合主管机关“内政部”核准立案后，依法向当地法院办理法人登记。分业标准由经济部和内政部制定公布，在划定的组织区域内只得以一会为限，两业以上的职业团体合组或分组也得经这两机构审批。
除了审批程序极为严格外，职业团体成立后，每年还应编造预算和决算报告书，报两大主管机关备查；行业性社团还依法要求会员单位定期报告其资本额、生产工具、工人人数、产品数量及其他重要事项，汇总后报两大主管机关。（参见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２０００）
（五）共性
尽管上述行业组织管理模式之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它们之间却也存在着同样明显的共性：
第一，依法成立，依法运作。除了英美两国缺乏直接针对工商行业组织的特殊法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具备由宪法（基本法）、社团法、工商会议所法或工商同业公会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组成的完整法律体系，这些法律规定了政府与行业组织、行业组织与行业组织以及行业组织和会员组织的权力义务关系，使行业组织的活动得以有序开展。
第二，性质清晰，定位明确。即便在干预型模式下，行业组织在内部治理结构上也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基本能够做到民主基础上的自治，由此作为以实现局部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利益集团，行业组织均能够成功的扮演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既代表行业利益影响政府的经济决策，又体现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和政府产业政策的要求。与政府之间普遍建立起了良性的分工和合作关系。
第三，功能齐全，服务超前。除了向政府提出各种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外，这些行业组织还积极制定行业标准和实现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全方位为会员企业提供诸如行业研究、信息提供、培训、展览、调解国内外贸易纠纷；注重国际交流以及积极参与立法和司法活动；建立外贸预警体系，组织新产品开发研究等。
第四，组织规范，联系有机。虽然行业组织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但它们的建立和运作都有完整的组织体系，具有不同功能的组织结构，且各级行业组织之间或不同的行业组织之间均有密切的协调和配合，可谓纵横结合，上下联动。
（一）我国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的形成
与上述发达国家和地区倡行的自由经济体制或国家社会积极合作的体制截然不同的是，我国建国以来奉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国家享有全面地、直接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职能，它不仅阻碍了中国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对社会的自主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政府的全能化导致了社会的萎缩，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约束能力的低下，因此社会完全依赖政府处理所有公共事务，社会既没必要也没能力进行自主管理。
行业组织也是同样的命运。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进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经济管理机构日趋完善，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全部经济活动完全由政府机关统一进行，企业基本上没有独立的权利、责任，也没有自己的利益。国家直接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也必须依附于一定的政府部门才能生存和发展，政府的部门管理逐渐取代了行业组织的自我管理。
１９７０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使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行业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市场化改革使社会开始掌握部分资源，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利益，社会必然由“大一统”的结构形式分化为众多的阶级、阶层以及种类繁多的利益集团。作为唯一的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政府则无法满足这些数目巨大、种类繁多、彼此冲突的‘局部性’需要”。因此，为了防止和调解各利益间的冲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抵制来自各个方面的侵犯，不同利益主体在追求其特定利益过程中大多会结成各种利益群体或集团。行业组织就是同一行业的经济组织或人员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成立的社会组织。二是政府在某些领域的退出。转型时期的重大变革之一就是政府机构的精简和职能的缩减，这就意味着政府对某些领域的管理和支配功能逐渐消失，而社会则形成相应的组织承接这些管理职能。如在行业管理方面，政府逐步将管理职能集中到宏观方面，行业组织则逐渐承担了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操作性的职能。
从８０年代开始，全国各地就开始了重建行业组织的试点，并明确了新时期行业组织的宗旨、性质和职能。但在转型时期，我国行业组织的特点是：虽然已经逐渐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但还是缺乏应有的自主性，具体体现在：
第一，组织上缺乏自主性。政府在成立及组织上对行业组织的控制较严，因而行业组织不得不对政府产生较大的依附性。
第二，领导上缺乏自主性。大部分行业组织领导人员都是相关主管部门派出或批准的，甚至还享有行政级别。
第三，经费上缺乏自主性。行业组织大都是靠国家财政拨款支持，工作人员享受行政工资，尽管有一些会费收入，但不占主导地位。
第四，权力来源上缺乏自主性。就目前来看，行业组织享有的管理权力是极其弱小的，而且一些仅有的管理职能也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主动退出和让渡，而不是直接来源于法律的规定。
可以看出，在转型阶段，我国对行业组织的扶持是积极的同时也是有限的。一方面，为了适应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发展，以及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国家主动地推进社会领域的自治；另一方面，国家处于自身的考虑，又要限制社会自治，如一般是将政府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务交给社团来做，即主要是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同时要求其行为不得与政府相违背，即“只许帮忙，不许添乱”。因此，可以说，在转型时期，社团仅仅扮演政府助手的角色，实质性的参与和监督功能则还没有形成。
（二）管理模式的选择
如前所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行业组织体现了四种不同的模式：公法模式、私法模式、中间模式和干预模式。但必须注意的是，各个国家之间也逐渐出现融合趋势，特别是在英美国家，传统的对立模式已经被一种协商关系所替代。英美国家的行业组织日益呈现被整合到政府规划和决策过程之中的趋势。即行业组织这种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不再仅仅是对立的斗争关系，而是通过相互的接受与渗透逐渐形成一种依赖关系。
那么，在我国行业组织的管理体制建设中究竟应选择何种模式呢？我们认为，从我国现有的制度禀赋出发，目前乃至较长一段时期内，可能借鉴中间型的日韩模式并适当吸收台湾的政治性控制可能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它既能适当发挥政府作用，又能积极完善协会自律功能，形成一种互补而不是对立的态势。行业组织一方面要帮助政府联系工商企业；另一方面又要代表会员并反映企业的利益，为企业和会员服务，同时在职能与组织机构上强调其自主性。具体理由如下。（参见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课题组，２００４）
第一，经济和法律体制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我国与英美国家之间体制的差异太大，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决定了我国行业组织制度不可能如英美国家那样采取完全自由竞争的、完全市场驱动化的模式；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行业组织与政府关系过于紧密，以至于完全无法独立发挥作用，因此从有利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像法德国家那样太强调政府与协会的联系。而且我国至今尚不存在公法制度，连国有企业都无法实现公法治理，要把部分行业组织纳入公益法人几乎不可能，而日韩模式中的私法治理结构更适合我国目前的法律体制。日韩模式在台湾地区的较为成功的移植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第二，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
行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团体，不仅可以在经济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在政治上同样举足轻重，它可以在许多领域与公权竞争并弱化公权力。日本在二战时期就采取过强制入会的做法，而台湾地区政府之所以一直不放松对行业组织的控制并尽量对其保持主导性，其实就有政治安全的考虑（台湾直到１９８７年才解除对政治结社权的管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至今并不明确，在现行政治体制下，执政者无法不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两者间进行平衡，最终的选择必然要寻找最佳的均衡点。因此台湾职业团体管理上的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参考。
第三，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
日韩对行业组织的管理不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有其文化和民族背景。历史上，较小的后进国家和民族，其企业和商人在对外竞争中只有团结凝聚在一起才能够显示出力量，也只有与政府密切合作才能获取最大利益。因此日韩企业在早期结社时就比较成体系并与官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东方文化传统中政府和民间的一体化结构也比较支持这一模式。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职业团体”的组织模式，其实早在旧中国就已经形成（１９４７年即已经立法实施），主要是为了避免行业组织组建过程中过度自由而形成“一盘散沙”。实践证明，台湾地区的行业组织制度应该是成功的，对台湾经济在１９９０年前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亚地区文化同源，传统同脉，日韩台的经验在中国大陆应该更有可行性。
比较组织学 篇6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收集肺癌住院病人并经手术后病理证实的肺癌石蜡包埋组织108例。本实验组男75例、女33例，其中包括鳞癌59例、腺癌33例、小细胞未分化癌16例。
1.2实验方法
本实验用组织均经10%福尔马林液固定，常规石蜡包埋。并且，每批实验都严格控制在相同条件下设免疫组化实验组、对照组。
免疫组化染色步骤：（1）石蜡组织5μm连续切片，每块切3片。（2）切片经逐级脱蜡至水洗。（3）3% H2O2室温孵育5～10分钟。（4）蒸馏水冲洗。（5）高压抗原修复（修复液为柠檬酸—柠檬酸钠缓冲液）。（6）蒸馏水冲洗，PBS浸泡5分钟。（7）10%正常山羊血清（PBS稀释）封闭，37℃孵育10分钟。（8）倾去血清，滴加1∶100稀释的一抗，4℃过夜。（9）PBS冲洗，3次，每次5分钟。（10）滴加生物素标记的二抗工作液（1∶200），室温30分钟。（11）PBS冲洗3次，每次5分钟。（12）滴加辣根酶标记的链酶卵白素工作液，室温30分钟。（13）PBS冲洗3次，每次5分钟。（14）滴加DAB显色液。（15）自来水充分冲洗，苏木精复染，封片。
图像分析仪测定：将每例免疫组化标本随机取一片，每片取3个视野。应用图像分析仪，分别测定所测区域的灰度值。
1.3实验结果判定
图像分析仪测定：以每片标本随机取3个视野，分别测定每个视野所测区域的灰度值，其灰度值计算公式Y=0.299R+0.587G+0.114B，最后取每例标本3个视野的灰度值的平均值为该标本的灰度值来进行统计学处理。此外在测定时，在相同的光度条件下，使用的玻片相同，标本切片厚度相同，经随机抽检20个样本的空白区域灰度值，其结果基本相等。空白区域灰度值变化小，实验误差很小，对所测样本无明显影响，可考虑不计。
1.4统计学方法
图像分析仪所测得cyclin D1灰度值采用两组资料的秩和检验方法。
2结果
2.1肺癌与正常肺组织灰度值比较
测定结果显示：所测肺癌组织的灰度值明显高于正常肺组织的灰度值，二者在统计学上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
2.2不同类型肺癌与正常肺组织灰度值比较
经测定NSCLC的灰度值明显高于正常肺组织，差异极显著（P<0.01），说明cyclin D1在肺鳞癌及腺癌中均过表达，而SCLC及正常肺组织中的灰度值明显降低，尤以后者为著，但二者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
2.3不同分化程度鳞癌与正常肺组织灰度值比较
所测标本灰度值随着组织分化程度的增高而增大，在高分化中最高，低分化次之，在正常肺组织中最低。正常肺组织、未分化癌、低分化癌三者与高分化癌相比均差异极显著（P<0.01），未分化癌与低分化癌之间差异不显著。
2.4不同分化程度腺癌与正常肺组织灰度值比较
同鳞癌测定的结果基本相同，在腺癌中其灰度值随着组织分化程度的增高而升高，高分化癌最高，未分化癌最低，而正常肺组织均低于各不同分化程度的腺癌。高分化癌与未分化癌、低分化癌及正常肺组织之间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结果表明：在腺癌中其灰度值与肿瘤的分化程度呈正相关。因实验组中所选小细胞癌病例均为未分化型，故未进行统计学处理。
3讨论
近年来研究提示，细胞周期蛋白在细胞分裂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如下：cyclin D1依据CDKS的激活，二者形成复合物，促使pRb丝氨酸和苏氨酸残基磷酸化，释放出EZF、ELF等转录因子。EZF等转录因子又与多种基因的启动子结合，导致DNA复制，细胞呈现有丝分裂。cyclin D1基因是作用于G1期的主要周期蛋白，对细胞分裂有启动作用。有证据表明，cyclin D1基因转染入3T3细胞能导致细胞向肿瘤方向分化。肿瘤的发生是一个多步骤、多阶段的演进过程，与多抑癌基因的灭活和癌基因的激活有关。
为了探讨cyclin D1基因在肺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关系，力求在进一步阐明肺癌的确切发病机理、早期诊断、临床病理参数及预防和治疗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本实验研究了108例肺癌石蜡包埋组织及10例正常肺组织中cyclin D1的表达，其结果表明，cyclin D1在肺癌中表达，而在正常肺组织中不表达。二者之间差异极显著（P<0.01）。提示cyclin D1只有在肿瘤组织中呈过表达状态，并且以往的cyclin D1的几种免疫组化研究已经在病理档案中石蜡包埋的癌组织中进行过，其结果也显示只有肿瘤细胞的cyclin D1表现出活性，因此说cyclin D1在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通过实验进一步表明cyclin D1做为癌基因是毫无疑问的，它在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有人将cyclinD1抗体微注射于正在分裂的细胞，则使它们停留在G1期，但是，cyclin D1抗体能否用于肿瘤治疗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果成功，则对于肿瘤的治疗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比较组织学 篇7
一、组织目标不同
众所周知, 营利性组织最典型的就是企业, 而企业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 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营利。因此营利性组织的目标就包含三个:生存、发展、获利。首先, 企业必须生存, 只有生存下来才能进一步发展, 只有发展才能获利, 而企业最终只有获利才能体现其生存的价值, 这三方面是息息相关的。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独立组织。非营利组织表现为各种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形式, 在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权益保护、社区服务、扶贫发展及慈善救济等领域为社会公益提供服务。日本学者川口清史认为:非营利组织一般是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而从事商品生产、流通、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通常指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这样一些组织。尽管这些组织提供有偿服务, 并收取合理的费用来弥补它们提供服务所消耗的成本, 以维持组织的生存, 但它们不是以盈利作为组织运营的最终目标。非营利组织即使有盈余也要回馈给其他有利于该组织宗旨完成的运作或组织的扩充, 而不会分配给组织的成员、管理人员, 或者进入任何一个私人的账户。非营利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合作团体、社区组织等。因此非营利组织的组织目标不是营利, 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及其成员各种社会性的需要, 即完成某些社会使命。相对于营利性组织而言, 非营利组织服务于社会大众, 而不是特定的个人或组织。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是在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 他们提供服务是服从于某些公共目的和为公众奉献, 在一定范围内为社会公益服务, 也就是完成某一社会使命。而企业服务的对象为其股东, 也就是说企业必须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 力求给股东带来财富的最大增长。
二、组织的财务管理目标不同
与企业组织的营利目标相对应, 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与获利紧密相连。有关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我们通常有几种具体的表述, 有利润最大化、每股盈余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尽管表述不一样, 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都是以营利为其最终目的。由于股东出资创立了企业, 企业就必须为股东创造财富, 而利润则代表了企业新创造的财富, 利润越多说明企业为股东所创造的财富越多。因此利润指标成为衡量企业绩效标准的一个重要指标, 为企业提供了量化分析的方法, 便于企业进行分权管理, 同时也便于不同企业之间进行业绩的比较。同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 企业必须源源不断地为顾客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以吸引顾客的购买意愿, 尽可能增加收入来源, 同时尽可能降低生产和服务的成本, 为投资者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因此, 顾客是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也是其财富增加的源泉。由于有利润等量化的绩效指标, 便于对经营者的经营业绩进行量化的考核进而将责任、权利落实到个人。同时, 所有者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机构实施对经营者的监督, 因此, 在营利性组织中, 其责、权、利相应明确。
与非营利组织的目标——完成某一具体的社会使命相对应, 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目标可以描述为:获取并有效使用资金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因此在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中, 首先没有利润指标。非营利组织是为了实现其社会使命而运作的, 因此, 对于为实现其社会使命所提供的服务, 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但该收费水平与营利组织相比相当低, 有些甚至是免费的。非营利组织在运作过程中也会产生收益, 以便提供其活动的资金, 维持该组织的生存。但即使有收益, 也不能将收益分配给其创立人、会员、干部、董事或员工。这是因为非营利组织的最终目标是完成社会使命, 并不是为了产生利益。因此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没有利润指标。其次, 在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中, 顾客不是其主要资金来源。其资金来源大多为外部的捐赠, 而这些捐赠者的主要目的不是期望获得同等或成比例的回报, 而是希望非营利组织为整个社会或特定团体提供更多的服务或商品。最后, 由于缺乏利润等具体的量化衡量指标体系, 使得非营利组织内部的责、权、利不明确, 相应的非营利组织运营效率的衡量就成了一大难题。而且, 量化衡量指标的缺乏, 一方面不便于非营利组织的分权管理, 另一方面不便于不同非营利组织之间绩效的对比较。
三、财务管理活动的内容不同
对于营利性组织而言, 其财务管理活动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部分: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根据资本金制度, 企业在创立时需要一定的自有资金, 以便其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因此在企业成立之初就要进行权益资金的筹集。而在其后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 不可避免地会通过负债或权益等形式筹集企业所需资金。企业的筹资是为了投资的需要, 通过投资活动, 为企业带来投资收益的增加, 最终为企业带来财富的增加。由于企业是由投资者出资建立的, 因此企业通过投资获得的投资收益, 最终要对股东进行相应的投资回报, 即收益的分配。在这三种主要活动中, 筹资活动与投资活动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 这是由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所决定的。因为只有投资活动才能给企业带来财富的增加, 而投资需要资金的支持, 相应的要求企业进行必要的筹资活动。
由于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目标为获取并有效使用资金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的, 以及区别于营利组织的上述财务特征, 决定了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收入与支出的管理。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民间捐赠、服务收费和政府补贴。民间捐赠大部分部分来自个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 这是非营利组织独特的收入来源, 也是其与公共部门及私人营利机构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服务收费是非营利组织获得资金的极其重要来源, 在发达国家, 会费、收费活动和商业经营所形成的收入在非营利机构总的资金来尖的比例达到一半以上, 它也是非营利组织总收入的最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尽管不以营利为目的, 但为了自身的生存与运作, 提供有偿的服务。除了民间捐赠和服务收费以外, 政府补贴也是该组织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一些欧洲发达国家, 非营利组织最大的一个资金来源就是政府补贴和拨款。政府除了给非营利组织以直接的资助外, 还通过所得税豁免、私人和企业非营利捐款的减税等对非营利组织提供间接资助。较为充裕的资金来源, 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非营利组织有能力完成其社会使命。非营利组织的支出是指非营利组织为组织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开展业务活动以实现其社会使命而发生的各种资金耗费。这里的支出与企业的投资不同, 投资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投资的最终目的必须从经济效益出发, 而非营利组织支出所注重的是社会效益, 即是否能够满足某些社会使命。
四、组织的权益不同
对于企业而言, 股东出资创办了企业, 对于企业的资产, 股东拥有所有权。股东以其出资比例为限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在企业破产清算时, 对于企业的破产财产, 股东拥有剩余财产的求偿权。
而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 由于其所有权形式特殊, 资金来源大多为捐赠, 因此资金的提供者对于组织的财产并不享有所有权, 相应的就不存在可以明确界定并可以出售、转让、赎买的所有者权益。即使非营利组织解体, 资财提供者即捐赠者也没有分享一份剩余资产的权利。这是因为非营利组织的成员不是按照法律要求而组成的, 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 捐赠出一定的资金或财产给该组织。在成员将资金或财产捐赠出后, 捐赠者对该资产就失去了所有权, 该资产的所有权就归非营利组织所有。非营利组织成员不能对其捐赠出的资财的权益进行转让、出售, 但非营利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按照资产提供者的要求来进行运作、管理和处置。但资财的提供者不期望收回或者以此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因而非营利组织通常不进行损益的计算, 也不进行净收入的分配, 即使有收益也是留归组织本身所有。因此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 资产的权益属于组织本身所有, 而不是归资产的提供者所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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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晓春:市场经济与非营利组织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国家审计组织管理设计中外比较 篇8
组织(Organization)一直是管理的核心工作。社会学家StanleyH.Udy(1965)精确地将组织定义为具有明确的、有限的,并公开宣告其目标的“正式”机构。组织职能的实现依靠协调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的设计。组织结构(Organization Structure)是组织中相对稳定的关系和方面。James G.March和Herbert A.Simon(1958)在《组织》一书中将组织结构定义为组织成员之间的等级关系。RichardH.Hall(2004)认为组织结构是一种将员工之间互动关系、信息传递以及内部权力关系等方面进行界定并加以制度化的结果。Jones(2004)指出,“组织结构”是一套正式系统(formal system),它与规章、职务及权力关系相关,并说明各项工作怎样进行分配、每个个体应当对什么人负责以及组织内部协调机制。可见,组织内部每个成员之间的合作或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组织结构”的影响。John Child(1983)指出,当一个组织的结构偏离其管理需要时,就会导致很多问题出现,例如,决策受到延误、发生利益冲突、应变出现失误、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士气低落等。因此,一个经过精心安排的组织结构,有利于员工执行职务和进行决策。
二、组织原则与效率
古典管理学派Chester I.Barnard、Henri Fayol和James D.Moony等人在组织原则方面对管理理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古典组织理论学者试图通过说明和确定某些组织原则来解决组织职能的复杂性,他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1776年,Adam Smith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了劳动专业化分工将使组织及社会受益的观点。Girbreth夫妇被公认为在动作研究和时间研究的分析方面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该动作要素的确定使古典管理学派认为,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做到高度的专业化。古典管理学派还提出部门化的原则(Departmentation),即组织中的活动应当经过专业化分工而组合到部门中。罗珉(2006)指出,部门化原则就是将组织中的工作活动按一定的逻辑安排,归并为若干个管理单位或部门。控制管理幅度(Span of Control)是保障组织有效运转的又一原则。管理幅度指管理者能够有效地直接管理的下属的人数。法国管理顾问Graicunas(1937)提出,在建立一种适当的管理控制幅度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管理人员与下属间可能发生的潜在关系数。他揭示了管理者和下属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管理者每增加一个下属,他和下属之间潜在的相互影响关系将以几何级数增长。统一指挥原则是又一个重要的组织管理原则。Henri Fayol(1949)认为,每一个下属应当而且只能向一个上级主管直接负责。否则,这样的下属就可能要面对来自多个主管的冲突要求或优先处理要求。
三、国外国家审计组织管理
Romzek和Dubnick(1987)从控制源和控制度两个维度研究了受托经济责任。在控制源上,组织期望管理是通过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机制进行的,这时,必要的控制源权威需要建立起来,通常,这种控制源权威来自于组织内部,包括组织内部正式的层级关系,或者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在控制度上,各委托方通过控制组织选择和运行机制。如组织及其成员行动的范围较小和深度较浅,则说明委托方实施的组织的控制度较强;倘若组织在选择与运行方面具有较多的权限,说明委托方实施的组织的控制度较弱。
(一)美国国家审计组织管理美国GAO(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对国会负责,负责国家审计工作,GAO按照战略目标来设置组织结构,由13个职能局支持其中3个目标,5个部门支持其中一个目标。美国审计总署95%的审计工作是受国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的委托进行的。GAO实施审计后,需要提交报告给国会。除此之外,美国审计总署开展的90%以上的审计工作与绩效审计相关。通常,大部分财务审计由政府部门的内部审计机构负责,或者,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孔金华,2003)。
(二)英国国家审计组织管理2003年《绩效审计手册》系统阐述了统筹灵活地配置审计资源,科学缜密地规划和管理审计项目,以确保投入的审计成本是值得的。英国的绩效审计实践,要求审计人员能够灵活地应对审计环境,鼓励在工作中加以创新。至于如何规划、实施和提交审计报告,并没有做出很详细的以及很严格的规范。根据规定,审计人员需要实施风险导向审计,并利用风险评估法来完成绩效审计计划和方案的制定。此外,绩效审计实施过程中,需要平衡考虑审计时间、成本和质量。
(三)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组织管理澳大利亚审计署既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议会,但其负有向议会报告的责任。国家审计署主要实施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两方面内容,而财务审计又主要涉及财务合规性与合法性两方面。澳大利亚审计署一般包括五个部门:(1)财务审计;(2)绩效审计;(3)计算机审计;(4)金融审计;(5)综合部门。其中,70%的人员从事财务审计,约占绩效审计工作量的80%以上。澳大利亚审计署的审计计划由总体计划、年度计划和操作计划三部分组成。其中,总体计划规定3年内的工作方针、目标和内容;年度计划主要是有关财政年度内的具体工作任务和需要的经费;操作计划是针对审计实践制定具体的审计工作计划。通常,年度审计计划制定之前,要分别向议会和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同时还要搜集被审计单位情况。
(四)德国国家审计组织管理德国的国家审计机构包括联邦审计院、州审计院和市县审计局三个层次,每个机构独立依法行使审计职权。每年上半年,审计机关召开审计计划决策会议,并与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机构和有关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在审计项目实施过程中,审计人员广泛收集有关信息,提前为下一年度审计计划的制定作好充分准备。通常,审计机构广泛采取审前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审计计划。德国国家审计的原则是“全面审计,突出重点”。全面审计是指政府各部门都要接受审计,突出重点是指项目的选择重点考虑财政支出较多、容易产生问题的部门以及易于忽视的领域、单位和部门。
四、我国国家审计组织管理
(一)国家审计组织管理的实践和观点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明确划分了财政、金融、企业、经济责任、资源环境、涉外等六种类型的审计,深化了每类审计的目标、内容和要求。目前,审计署内设机构13个,有财政审计司、行政事业审计司、金融审计司以及企业审计司等,以满足上述六种类型审计为主要目标,除此之外,还管辖直属事业单位7个,派出审计局25个,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18个。地方省、市和县级审计机构依照审计署,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这种组织模式是典型的按照职能审计确立组织机构的思路。在现有的组织机构框架下,各地审计机关积极探索审计组织结构设置和审计业务组织管理方式。例如,陕西省建立“一个中心、两个平台、两条通道”为框架的大型审计项目组织管理体系。一个中心是中心审计组,两个平台是“统一指挥平台”和“统一数据处理平台”,两条通道是“数据传输通道”和“指挥信息通道”。湖北省以省、市、县三级审计网络为载体,以OA和AO应用系统为支撑,统一组织和管理审计项目,从而在同一项目、同一时间、不同的区域、不同审计人员之间较好地实现了资源共享、业务协同以及组织管理的整体联动。审计署驻西安特派办刘铮提出矩阵型组织结构在审计项目中的应用,各个项目组长直接向单位的最高行政领导负责,项目组长对项目的成功负有全部责任。此外,职能部门有责任为项目提供最好支持。湘潭市审计局从制定和完善制度入手,建立审计计划管理、现场审计查证、审计报告审理、审计结论执行四项职权分别由不同职能部门相对独立承担的全新的审计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完善七个方面的43项制度,构建完善的审计科学化管理体系。谢志华(2003)指出,市场效率要比行政效率高,因此,由市场解决得好和解决得了的问题应当优先由市场机制来解决,而不应采用行政方式来解决。在审计活动中,民间审计行为符合市场方式,而国家审计行为和内部审计行为则与行政方式较为接近。民间审计相对更有审计效率,凡是能由民间审计进行的审计业务应尽可能由其进行。
(二)国家审计组织管理的具体设计笔者认为,国家审计机关的组织管理模式,包括审计机关组织结构和审计业务组织管理方式的设计等。应当针对目前审计机关按照职能审计确立组织机构的现状进行改进,围绕审计机关履行的几个战略目标来组织管理审计资源,打破原有单一的职能处室的界限,同时,利用OA和AO信息平台,实现对各个审计项目的协调管理。
如图1,审计机关组织结构分为五部分,以审计业务即业务协调室为核心,一个质量保障机构即质量控制室,一个政策咨询机构即法规室,两个服务机构即办公室和人事培训室。按照审计业务目标,业务协调室下辖五个机构,即四个独立目标机构和一个专项调查机构。目标一负责: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目标二负责:环境、公共安全、交通和市政建设以及持续性发展等方面;目标三负责:国企、金融以及企业事务管理等方面;目标四负责:党政负责人履责评价、政策评价以及制度运行评价等方面;专项调查负责:上级审计机构交办的任务、地方政府交办的任务、统筹安排年度和中长期审计计划进行的调查等方面。
上述审计组织结构体现了以下思想:一是国家审计机关要建立以业务协调室为中心的组织结构;二是要以审计业务目标整合审计机关现有的职能处室,在业务目标下统一调配审计资源;三是要借助OA和AO搭建的信息平台,实现对各个审计项目的统一协调管理。这样设计的好处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科学确定国家审计机关的组织结构,提高审计效率。通过精心安排组织结构,不仅能提高审计人员执行职务与决策的效果,还在于促进和落实科学审计。同时,可以引入目标管理和项目管理等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手段,最大限度地提高审计质量。
第二,有利于统筹灵活地配置国家审计资源,并能够科学缜密地规划和管理国家审计项目。当前,审计机关普遍面临任务繁重、资源紧张的矛盾。并且,现行国家审计机关的组织结构,不利于审计资源在全局意义上的优化整合。通过组织管理,国家审计机关可以创造性地有效利用各种可支配资源,以确保取得的最终审计成果远远大于所投入的审计成本。
比较组织学 篇9
关键词：农业经济组织,组织效率,层次分析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必然趋势,加速这一进程关键在于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依赖于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现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应归功于分工协作和迂回生产的作用。区别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竞争力是一种基于知识体系的能力,它在产业技术、组织、制度、文化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之中,动态地、系统地、均衡地发展变化。良好的组织形式是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培育竞争优势的保证。本文对几种主要的农业经济组织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企业是江苏农业经济组织的最佳形式。
一、农业经济组织的类型和特点
农业经济组织,由于分类标准不同,对其分类方式较多。本文从产权制度和参与主体的关系的角度将农业经济组织划分为: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企业。
农户作为一种组织模式,与有限的规模经济相联系,以追求交易成本最低并对雇佣劳动进行有效的经常性溢出为特点,并达到组织农业家庭生产的一种组织单元(G.Schmitt,1991)。这种组织模式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家庭相比,实施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除了在规模上比以前有所扩大外,组织结构并无差异,不存在企业结构和契约关系,决策灵活、监督和激励成本低。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和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将分散的农户在经营上组织起来,实现农户种植、养殖的组织化、专业化和适度规模化。合作经济组织各成员之间存在紧密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组织内部的管理成本或监督成本将随组织成员的增多而急剧提高,从而决定其组织规模是有限的。
农业企业使用一定劳动资料,以现代化企业式的生产经营方式为主,进行专业分工协作,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以及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经济组织。农业企业组织结构严密,契约合同严格,且有明确的目标。农业的企业化经营,发展了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和生产销售各环节的费用,将分散的农户通过松散型或紧密型契约联结起来,不仅能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经营,而且能独享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好处,同时解决了农户分散经营出现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双赢”。
二、影响农业经济组织效率的因素分析
效率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即如何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回报。我国的改革也是从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开始的。农业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我国农业经济运行的有效性最终都要由经济组织的有效性来承载。按照布罗姆利的观点,效率评价的指标是多维的。他主张制度交易的四分法,将组织绩效指标具体量化为五个指标:生产效率、交易费用标准、内部管理成本、排外成本、外部性标准。其中交易费用和内部管理成本是反映组织效率两个重要的指标。
(一)内部管理成本
内部管理成本越高,组织效率越低(规模不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成本又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分别为:第一,内部组织成本。一般地讲,由于农户家庭成员之间几乎无谈判费用,生产过程中的协调成本也很低,其内部组织成本最低。相反,企业为使各项独立的资源能够有效地服务于组织目标的完成,必须构建一个正式框架,并使其按照该框架确定的秩序及规则进行运作。然而,企业组织中各种人群的目标和企业目标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订立各种各样的“契约”,同时企业还必须花费相当的代价和协调成本来促使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交易有效完成。因此,企业组织的内部组织成本是最高的。以较为松散的合同契约为纽带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三种组织形式中位于中间。第二,监督激励成本。激励成本是指使代理人的努力与报酬相联系而需要的费用。而监督成本与激励成本存在一定的交叉,主要是针对机会主义行为形成的。农户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几乎不存在监督成本,也不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种组织形态下监督激励成本是最低的。而农业企业在运行过程中需要监督组织成员遵守约束规则,并且监督各种决策的执行过程,还有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费用等等。组织监督成本随组织成员的增多又急剧提高,因此,农业企业的监督激励成本也是最高的。合作经济组织则位于两者中间。第三,管理者时间成本。管理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组织的各类事务,管理者的时间可能是衡量企业管理资源消耗的一个相对较好或具有操作性的标准。农业企业是企业化管理,管理者花费的时间成本最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松散型的组织结构,管理者兼任其他职务,所花费在内部管理的时间是最少的。农户居于两者之间。
(二)市场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对市场的一种代替,其目的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组织的交易成本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搜寻成本。农户由于势单力薄,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市场并且每进行一次交易都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其搜寻成本是最大的。企业熟悉市场行情,有专门的信息部门,信息获取比较方便,其搜寻成本是最低的。合作经济组织的搜寻成本居中。第二,谈判成本。企业由于一般有固定的交易对象,谈判成本相对其它两种组织是最少的。而农户几乎每进行一次交易都必需进行谈判,谈判成本是最高的。合作经济组织,由于采用一体化经营,其谈判成本已大大降低,但它毕竟存在一个“+”(公司+农户)等等,与企业相比它并不是最佳选择。第三,履约成本。合同的订立最终是要得以贯彻执行的,由于市场不确定性的存在,易于产生违约行为。虽然合同本身不能保证条款的违约行为,但可以求助于法律,但诉诸法律也是代价高昂的。农户的生产是保证自身获利,履约成本是最小的。合作经济组织一方面联系农民,一方面联系着其他组织,其违约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保证合同履行的成本也是最高。企业组织的履约成本介于前两者之间。
通过上述分析,这三种组织基于六种影响因素的组织运行效率优劣比较见表1:
三、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农业经济组织模式的选择及结果
本文以组织效率为目标层,内部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费用为准则,内部组织成本、监督激励成本、管理者时间成本作为影响内部管理成本的因素,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作为影响市场交易费用的因素,采用AHP法(层次分析法)对农户、农业企业、合作经济组织等三种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进行排序。判断矩阵是邀请农业管理部门专家、农业经济研究学者、农业企业经营者等共同建立,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一)构造层次结构(见下图)
(二)按组织效率准则建立判断矩阵(见表2)
因为判断矩阵是二阶的,二阶矩阵总是具有一致性的,无需再验证。通过运用AHP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内部管理成本、交易费用对组织效率影响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计算结果表明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在体现组织效率的程度上占有绝对优势。其原因是:连接单个农户与市场,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减少交易费用,提高抗风险能力,从而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农业组织化的主要目的。当然,随着组织成员的增加和组织规模的扩大,也带来相应的内部管理成本的提高,因此内部管理成本对农业经济组织的运行也是有影响的。
(三)不同影响因素相对于内部管理成本、交易费用的权重(分别见表3、4)
内部管理成本可以看作是有效整理组织内部资源所需要的成本。组织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导致组织内部职能的分化和管理的专业化,进而使得组织内部的组织活动必不可少。构建正式的组织结构框架以及内部组织管理机制运行都产生了大量的、难以计量的成本,这些都是组织内部管理成本的主要方面,因此内部组织成本成为内部管理成本的主要构成方面。组织内部行政力量的协调也是内部“契约”活动的结果,此时管理者和执行决策的执行者之间就形成了组织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为了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偏差,不可避免的就存在着监督和激励的成本,这是组织内部管理成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当然,管理是一项稀缺性的资源,由于管理资源的特殊性(主要是管理者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也是难以计量的),管理者用于一项活动时必然放弃其他选择,这也构成了内部管理成本的一方面。
市场中交易双方在寻找交易对象、签约以及履约等方面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这就构成了组织的外部市场交易费用。一项交易的达成,首先必须搜寻有关信息,但市场具有不确定性,为了避免或少受市场变化的不利影响,交易的参加者会尽可能的搜寻有关的交易信息,这部分的费用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的方面。文中计算结果,搜寻成本是市场交易费用的主要构成方面,谈判成本其次,监督交易合同的履行也要造成一定的资源支出即履约成本也占一定比例。
(四)基于内部管理成本和市场交易费用准则及组织效率目标的排序结果(见表5)
四、结论
根据综合评价总排序,得出农业经济组织基于组织效率目标准则下具有相对优先排序,按权重排序分别为企业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企业应是农业经济组织的最佳形式。这一结果也是与我国农业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我国农业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效地实现农业微观主体与大市场的对接。从表面上看,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各种商品和要素,而本质上交换的则是产权。为此,应推动农户与企业之间从简单的自由买卖关系向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非人格化”的产权交换转变,促进农业交易的标准化、规范化和规模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组织中的实体以企业化经营是一种有效的选择,现实中的组织演进也在不断增加企业化成分。农业企业是农业发展到高级阶段在主体上的反映。由于对经营中的重要资源具有明晰的产权,生产要素可优化组合,有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可行规模水平,它们可以克服非企业组织的一系列消极因素,具有效益性。这种效益性正是农村经济的基本支撑力量。从系统角度来分析,农业产业体系不仅要注意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变化及相互关系,而且其越来越依赖于体系外部条件的改善。外部环境既为农业发展提供动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农业增长中的波动幅度。“企业+企业”农业组织链的形成,才是健全、完善的产业体系,也才是真正的农业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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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组织学 篇10
在本文的研究中,通过比较大量的TGMAP和KIMAP模型小鼠肿瘤的异质性和多病灶的特点,尝试证明KIMAP拥有更多近似于人类Ca P的特点。这个研究更多地证明KIMAP作为新的小鼠前列腺癌模型能够被用来作为目前广泛应用的转基因模型的补充模型。
1 材料与方法
1.1 小鼠模型
TGMAP(转基因小鼠前列腺癌)小鼠模型和KIMAP(基因敲入小鼠前列腺癌)小鼠模型,均由3842 bp的小鼠PSP94启动因子/增强子区域特异性介导SV40 Tag基因在前列腺组织中表达产生的[1,2,3,4,5]。通过在PSP94部位定向插入SV40 Tag建立的KIMAP模型,肿瘤生长缓慢,如图1A所示,在52周时肿瘤直径为3 mm,质量0.3 g,在晚期KIMAP小鼠中1年后发现了多组织转移。TGMAP模型在20周时发生了巨大的可视肿瘤(～12 mm,5 g,图1B),并且有淋巴结转移。
1.2 小鼠Ca P的组织学特征和定义
为研究TGMAP和KIMAP小鼠前列腺癌模型中肿瘤的组织学特征,依照前列腺癌临床诊断的Gleason五级10分制的组织学分级和评分标准,建立了基因工程(GE)小鼠模型的分析标准[6,7,8,9]。观察到的腺癌组织通过5个不同的组织学分级来评估:GE分级1(分化很好):单个、孤立、均一腺体紧密排列,有明确界限;GE分级2(分化好):单个、孤立、均一腺体疏松排列,有不规则边界;GE分级3(有变异和变形的腺体结构):单个、孤立、均一分散腺体和平滑的局限的乳头状/筛状团块;GE分级4(低分化):有不整齐、浸润边界和融合腺管的筛状团块;GE分级5:非腺性固体,圆形的细胞团块,中心坏死的筛状组织(称作粉刺状癌)以及未分化癌。新的GE评分系统采用五级10分制的分法,即将肿瘤分成主要类型和次要类型,每个类型分五级计5分,最后分级的评分为两者之和。如主要类型为三级计3分,次要类型为四级计4分,则此例前列腺癌的分级为七级计7分。
1.3 小鼠的解剖、繁殖和基因型确定
TGMAP小鼠通过快速PCR基因分型法鉴定。转基因小鼠的繁殖首先与野生型交配,然后逐渐在转基因小鼠中交配。所有的KIMAP小鼠的繁殖鼠背景为CD1、129Sv和C57 BL6。基因分型通过快速PCR基因分型法来进行[1,2]。
小鼠的解剖:前列腺连同性腺,即腹侧(ventral prostate,VP)和背外侧前列腺(dorsolateral prostate,DLP)、精囊(seminal vesicles,SV)和前侧腺体(anterior prostate,AP,或者coagulation gland,CG)被一同解剖并分离[1,2]。
1.4 统计学分析
评分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方差齐性时用LSD方法分析,方差不齐时Dunnett's方法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应用SPSS 10和Sigma Plot 200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GE组织学分级和评分的分布
对来源于转基因(TGMAP,n=187)和基因敲入(KIMAP,n=169)小鼠前列腺癌模型的小鼠进行对照研究。为了区分GE小鼠前列腺肿瘤组织结构的异质性和多病灶的特点,我们建立了近似于人类、新的GE小鼠分级系统标准对小鼠Ca P进行分级。TGMAP(n=44)和KIMAP(n=96)模型的每只Ca P小鼠根据主要类型和次要类型相结合的GE组织学评分标准进行评分。一般而言,TGMAP小鼠由于缺少异质性,不适用于此系统。TGMAP小鼠Ca P的病理分级是依据标准近似得到的。KIMAP和TGMAP中GE组织学评分的分布描绘在图2A中。KIMAP小鼠中,GE组织学评分在不包括10的4～9范围内,比TGMAP分布更加平均。KIMAP主要的评分是9(27.1%)和6(26.0%),其他的评分是4(5.2%)、5(5.2%)、7(19.8%)和8(16.7%)。相反,TGMAP GE组织学评分全部分布在高数值范围(6～10)内,没有中间范围即GE组织学分数4和5。TGMAP主要的评分是在最高值10(59.1%)。KIMAP和TGMAP模型GE组织学评分分布的不同在统计学上差异有显著性(P=0.000)。
2.2 小鼠Ca P组织的异质性和多病灶特征
TGMAP和KIMAP模型之间肿瘤组织异质性和多病灶特征的明显差别通过混合组织学评分的百分率进一步比较,即在总的Ca P小鼠中具有混合组织学评分(两种不相同的组织学评分的结合)小鼠的比率。在这个研究中采用这个参数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TGMAP小鼠由于缺乏异质性和多病灶特征,而没有表现出混合组织学评分。KIMAP的混合组织学评分百分率是52.1%(n=96),非常接近于临床报道的比例[9,10,11](50%,附表),高于TGMAP小鼠(25%,n=44,附表)。
然后,我们研究了混合组织学评分百分率与小鼠年龄的关系。混合组织学评分百分率和非混合(具有两种相同的组织学评分)评分百分率根据不同的年龄组的分布绘制于图2B和图2C。在TGMAP小鼠中,只有11/44小鼠表现了混合组织学评分,发现在年龄组(19～26,27～34和35～43周)分布比率各自为4/11,6/23和1/5。与TGMAP相反,大部分KIMAP小鼠(50/96)表现了较高的混合组织学评分百分率,在各年龄组(从12周开始)分布比率各自为20.0%(12～18周)、30.8%(19～26周)、42.9%(27～34周)、46.7%(35～43周)和77.8%(>43周)。KIMAP小鼠表现了混合组织学评分百分率与年龄相关的增长的趋势(P=0.001)。
如图2C所示,与图2B混合组织学评分百分率一致,KIMAP小鼠表现了非混合组织学评分百分率与年龄的负相关(P=0.001),而在TGMAP小鼠中与年龄没有相关性,表明了在那些小鼠群体中肿瘤组织结构的非异质性的随机性分布。
3 讨论
这种新的基因敲入小鼠前列腺癌模型显示出了与人类临床Ca P相似的特性。根据这个研究中建立的与人类临床相似的新的GE组织学分级和评分系统,TGMAP显示了完全不同的GE组织学评分的分布,与KIMAP或者人类临床报道的Ca P相比,GE混合组织学评分百分率明显降低,表明只有KIMAP模型拥有相似于人类的高度异质性和多病灶的Ca P结构。
由于转基因技术的局限性,无约束的肆意的肿瘤增长是转基因小鼠Ca P模型的重要特点,这与临床Ca P的实际情况相差较大:快速进展为低分化Ca P,前列腺组织特异性的快速消失,没有骨转移。
比较组织学 篇11
摘要：本文首先阐释了应用科技大学组织架构的重要性，然后分析了德国、荷兰、芬兰和瑞士四国的应用科技大学组织架构的共性和差异，并结合我国应用科技大学的发展现状，指出我国应用科技大学发展的新路子。
关键词：应用科技大学 组织架构 比较分析
大学组织架构不仅在使命、功能等方面存在异同，而且在外部介入、学科组合方式、机构设置及权力配置等方面都存在相同点和不同点。在欧洲国家，应用科技大学发展迅猛，笔者通过比较和分析德国、荷兰、芬兰、瑞士四国应用科技大学的组织架构，希望对我国应用科技大学组织架构的研究与实践有所启发。
一、应用科技大学组织架构的重要性
组织架构是整个组织运行的关键，也是组织运作的基础，它直接影响组织生命的强弱。大学管理的组织架构，是指大学实现其宗旨和功能的组织形式、内部管理层级的划分、机构的设置，以及不同层级之间、不同组织与机构之间相互关系和职能的规范与界定。
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大学组织架构是大学发展与运行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大学发展的重要指标。大学管理的组织架构由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决定，同时也是内部管理体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其合理性与适用性如何，对大学管理体制效率的高低、大学综合竞争力的强弱具有重要影响。
大学组织架构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对于应用科技大学而言，它的组织架构同样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应用科技大学的实质、内涵，以及应用科技大学组织架构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应用科技大学的组织架构是指应用科技大学在组织定位的引领下，在职责、职权等方面分工协作的体系。具体而言，应用科技大学的组织架构包括应用科技大学组织的分工形式、层次等级、分校组织架构、权力划分、协作机制等内容，其对应用科技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德国、荷兰、芬兰、瑞士应用科技大学组织架构的共性
德国、荷兰、芬兰、瑞士四国应用科技大学在组织环境、组织特征、组织结构这三个方面存在共性。
1.组织环境：国家（地区）的立法保障
德国、荷兰、芬兰、瑞士四国应用科技大学在建立之初，基本都建立了各自的大学章程，通过了国家或省、州级立法机构的立法保障，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修订相关制度，保障了应用科技大学的健康发展。
如德国在1976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总法》中规定，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文凭与综合大学文凭具有同等效力。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也从立法角度给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应用研究和科技开发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并给予相应的经费资助，实行依法治教。荷兰于1986年颁布《高等职业教育法案》，确立了应用科技大学与大学教育同等的法律地位；1996年，荷兰颁布《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法》，首次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开。芬兰于1995年通过了《多科技术学院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与普通大学并行的应用科技大学教育体系的地位。瑞士应用科技大学有法律保障和联邦政府的支持。
2.组织特征：管理的垂直化
德国、荷兰、芬兰、瑞士四国应用科技大学的组织结构体现出应用科技大学组织运行的上下行机制，管理垂直化是它们共同的组织特征。这种管理垂直化，是指应用科技大学决策系统的高度集中化，类似于金字塔模式，学校政策措施的传达严格按照行政方式逐级向下贯彻落实，最终传达到每位教师。教师通过向学校管理层反馈意见，表达自己的想法，管理层通过听取意见，来评价决策的执行度。这样的组织架构主要包括两种运行机制：第一种，上行机制。它由学系、学院、学校逐层的教授会组成；第二种，下行机制。是指高层的决策制定到底层的贯彻执行，教师可以通过组织构架将自己的意见传达至学校顶层。德国、荷兰、芬兰、瑞士四国应用科技大学的共同做法是，具体的学术事务由上行机制来解决，非学术事务由下行机制来解决。如董事会制度下的大学组织，由董事会任命的主要高层领导和分权委员会处理校内战略规划、发展使命等重大问题，而来自底层的教授对学术性事务具有发言权。
3.组织架构：专门负责生产实践的机构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一大特色就是普遍实施二元培训制，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人才学校，设有相应的机构，实现校企对接，安排学生实践和实习活动。
荷兰引入了教授席位，将教育、专业实践和实践导向的研究联系起来，学生也可参与这些项目。研究队伍与公司、机构所在地方、地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保持合作关系，共享知识，开展应用性研究，挖掘新知识。
芬兰设有合作理事会，主要了解教育需求，确定支持地区工商业发展的科研目标。
瑞士以产业需求为科研导向，强调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注重与产业界开展合作。
三、德国、荷兰、芬兰、瑞士应用科技大学组织架构的差异
德国、荷兰、芬兰、瑞士四国应用科技大学由于所处的环境、文化、背景不同，它们的组织结构不仅在使命、功能两个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分校组织架构、内部治理模式、学科组合方式、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配置等方面都存在不同之处。
1.分校组织架构不同
（1）联邦制模式
联邦模式属于联邦系统分权管理模式。德国和瑞士的应用科技大学多采用此模式，它是中央政府和各政府合作管理高等教育的制度。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各邦立应用科技大学的管理权仅限邦内，并接受国家应用科技大学的管理和监督，各邦可以建立各自的邦属应用科技大学。
（2）中心控制模式
中心控制模式主要由校总部、地区中心和学习中心三级管理架构组成，它比较适用于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荷兰和芬兰的应用科技大学多采用此模式。中心控制模式是由总部统一派遣人员，各分支机构不拥有自治权。校总部通过地方分权政策，将各类事务传达给各地区，并设立地区中心和学习中心，负责协调学习中心的关系，并提供支持。
2.学科组合方式不同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主要学科专业包括农林 （食品营养）、工程学、经济（经济法）、社会服务、行政管理与司法服务、计算机技术、卫生护理、设计、通讯传媒等。荷兰应用科技大学主要提供以下七个领域的培训：农业、技术、经济与服务、卫生保健、行为和社会、文化与艺术、教师培训。芬兰应用科技大学的学科设置分为人文和教育、文化、社会科学、工商管理、自然资源与环境、技术、通讯和交通社会服务、健康和体育、旅游、餐饮和服务。瑞士应用科技大学学科专业设置主要偏重机械、金融、管理、酒店服务等领域，以及化工、制药、电子等具有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endprint
3.研发政策和途径不同
从1985年开始，研发活动已被明确认定为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任务，最近又修正为在所有联邦州，研发活动是成为应用科技大学的官方任务。从1992年开始，德国应用科技大学的研发活动在应用研究发展项目资助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荷兰政策认为应用科技大学知识功能的发展包含研发活动，并使专业实践受益，还设立专项基金，以繁荣应用科技大学研发活动进一步发展，促进研发团队的建设。芬兰应用科技大学被要求开展研发活动，以适应区域商业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在未来商业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领域建立国际卓越战略中心。瑞士应用科技大学被要求进行应用研发活动，并且培育知识与技术之间的转化，联邦和各州都提供专门的研发活动经费，包括一些基础基金。
四、我国应用科技大学的组织架构
职业教育一直在不断变革，随着《中国制造2025》实施的速度加快，职业教育从强调“技能型人才”向“技术技能型人才”迈进，“技术”两字的加入，对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5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的函》，同意建立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这是我国首个应用科技大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前身是1985年中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合作建立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2001年，在天津中德培训中心的天津职工工业技术学院和天津市职工现代企业管理学院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11月，通过整合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图书馆教育资源，教育部同意在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的基础上建立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该校设有10个教学单位，共有43个专业及方向，其中本科专业3个、1个国家教学改革试点专业、8个国家级示范专业、1个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专业，有15门国家级精品课，17门市级精品课；有数控技术中心，液压与气动、电机自动化机械手技术实训中心3个校级实训中心，共有实验实训室、实训车间、体验中心等校内实训场所共计186个。
作为应用科技大学顶层设计的组织架构，是应用科技大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比较德国、荷兰、芬兰、瑞士四国的社会文化、教育传统、管理理念等差异，我们不难发现，这四国的应用科技大学在组织架构方面有诸多共性，但也存在本质的区别。因此，我国应用科技大学应立足本国国情，合理借鉴他国经验，努力在组织环境、分校组织架构、内部治理结构和学科组合方式等方面形成自身的组织架构和治理模式。如组织环境包括加快立法进程，分校组织架构包括分权管理、合作共赢，内部治理结构包括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互相制衡，学科组合方式包括探索多种模式。应用科技大学大学只有建立“依法办学、教授治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才能在组织架构和治理结构方面实现突破，才能促进职业院校顺利实现转型，从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应用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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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国际视野下应用科技大学的组织架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3SJB820001。
比较组织学 篇12
1 国内图书馆电子资源组织与揭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 国内图书馆已经普遍进入印刷型出版物和数字化信息共存时期, 对电子资源的组织和揭示成为富有实践意义的课题。国内图书馆对电子资源组织与揭示一般采用基于编目技术的opac揭示和基于网页组织的导航系统两种方式。
1.1 基于编目技术的opac揭示
目前, 国内图书馆进行分类编目的工作尚未广泛开展起来。一般是与馆藏印刷型书刊同用一条书目记录, 通过856字段来实现与数据库的链接, 至于著录的详简程度则因各馆而异。这种处理方法的特点是著录简单, 但数据维护的工作量较大, 并且不利于数据交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a.著录难。现有的著录规则主要适用于纸本书刊, 而电子资源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性, 如数据库的合同期限、并发用户数、用户访问权限, 访问模式、技术支持以及全文浏览格式、浏览器等, 这些特征是否要反映及如何来著录, 以及如何遵循著录的一致性原则等等, 目前还缺乏统一、公认的原则与方法。b.维护难。电子资源非物理书刊, 可一劳永逸, 数据库变化快、更新快, 其所收录的单位文献往往是变化的, 典型的例子是由数据库集成商提供的电子期刊, 其所收录的期刊连续性连供应商都不敢保证。同时, 数据库中的单位文献内容自身也在变化, 如期刊刊名的更改。而要及时地了解这些变化和进行相应的更改, 包括书目记录、馆藏信息、856字段URL链接等的核对与修改, 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维护问题不仅是电子资源编目的一个难点, 也是电子资源管理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1.2 基于网页组织的导航系统
在国内网页组织是普遍应用的方法, 但是, 发展很不均衡。组织较好的国内图书馆一般在自己的网页上按字母顺序和学科分类/主题导航来揭示其电子馆藏资源。而多数图书馆在网页上展示电子资源时, 分类方式简单、入口单一。不是随意地罗列, 就是直接按引进资源的顺序罗列数据库, 还有的按国内外数据库划分。这种一维的、无规律可循的静态的虚拟馆藏资源组织方法, 不利于揭示和反映多维信息结构, 与多元化的、交互式的、动态的资源环境是不相适应的。
1.3 资源统一检索普及率不高
由于电子资源分布在不同的数据库中, 没有统一的分类体系和检索界面, 如果图书馆没有建立统一的检索平台, 这为用户检索利用这些资源带来极大的不便。尽管大部分图书馆已经意识到资源统一检索的重要性, 但是由于技术、资金的各方面的原因大多数的图书馆仍旧停留在数据库各个独立的阶段。
2 电子资源组织与揭示方法
随着电子资源的不断增长, 鉴于目前的现状, 电子资源组织与揭示方法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
2.1 编目技术
电子资源的组织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艰巨的工作, 而解决复杂问题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便是传统方法的延伸和扩充, 编目技术应用于电子资源的组织即是其中一例, 是对电子资源最为全面和规范的组织与揭示。
电子资源编目主要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为电子书刊单独做一条书目记录, 以印刷型文字资料格式或计算机文档格式著录, 通过相应字段来说明电子资源的特征, 如006 (附加资料类型特征) , l30 (统一题名) , 506 (检索限定附注) , 538 (系统细节附注) 和856 (电子资源定位与检索) 等字段;另一种是与馆藏印刷型书刊同用一条书目记录, 通过856字段来实现与数据库的链接, 至于著录的详简程度则因各馆而异。第一种处理方法虽稍显复杂, 但后续维护容易, 并有利于数据交换和联合编目工作;第二种处理方法虽简单, 但数据维护的工作量较大, 并且不利于数据交换, 目前国外图书馆采用前者的居多。
2.2 OPAC揭示
利用馆藏目录OPAC (联机公共检索目录) 深层次揭示电子资源是当前许多图书馆采用的一种较好方式。现阶段比较通用的做法是对数字资源进行编目, 增加MARC或者USMARC的856字段, 成为记录电子信息资源的重要字段, 并成为虚拟馆藏URL和图书馆OPAC链接点, 将其MARC记录加入OPAC, 把数字馆藏纳入到目录控制体系, 改变电子资源游离于馆藏目录控制之外的情况, 使其与印刷型馆藏融为一体。OPAC是图书馆自建规模最大的数字化资源, 是展示一个图书馆全部馆藏资源的窗口。也是读者最熟悉、最常用的检索工具之一。用户通过OPAC统一的检索界面, 可以检索到多种类型、多种载体的文献资源, 是实现虚拟馆藏信息资源与传统信息资源一体化检索的最简单方法。这一做法在发达国家图书馆已经较为普遍, 尤其是图书馆订购的电子期刊, 一般都选择装入本馆的OPAC供读者检索和利用。目前, 国内图书馆都建有自己的书目数据库, 利用各图书馆集成自动化管理系统, 拓展OPAC系统的功能, 用户通过OPAC统一的检索界面, 检索到多种类型、多种载体的文献资源, 已成为现实。
2.3 网页组织
网页组织 (Web organization) 是指电子资源在图书馆主页的反映与显示。从用户视角来看, 读者对电子资源的感性认识与了解, 首先是通过图书馆主页来获得的, 故网页组织功能有些类似于实体馆藏的物理组织功能。
在国内图书馆网页组织是普遍应用的方法, 但是, 发展很不均衡。组织较好的国内图书馆如清华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一般采用了依字母顺序和学科分类/主题导航来揭示其虚拟馆藏资源。也有些图书馆将电子资源在网页上随意地罗列, 或按引进资源的顺序罗列数据库, 还有的按国内外数据库划分, 这种一维的、无规律可循的静态的虚拟馆藏资源组织方法, 不利于揭示和反映多维信息结构, 与多元化的、交互式的、动态的资源环境是不相适应的。对于已具备一定规模全文电子期刊的图书馆来讲, 应该重视这些电子期刊在本馆电子资源网页上的导航与揭示。如主题/分类/学科导航、字母顺序导航、数据库名称导航、提供商/出版社导航, 揭示的内容应该包括每一种资源的起始馆藏信息、来源、有关信息简介 (如访问权限、浏览文件格式、所需浏览器等) , 以及每一种资源的链接, 以满足各类读者群的需要。
2.4 电子资源集成系统揭示
通过先进的集成软件对图书馆电子资源进行全方位揭示。利用先进技术或引进先进软件, 把图书馆拥有的全部的电子资源集成为一体, 让读者能在统一的检索界面上, 对本馆现实馆藏和电子资源进行联合检索或查询, 从而获得全面而又完整的检索结果, 这是对电子资源揭示的最理想方式。目前, 国外大学正在研究和探索如何将本馆电子资源集成为一体, 使读者在一个检索界面上实现多个数据库的联合查询。如耶鲁大学研制开发的JAKE软件, 为多个数据库的联合查询提供了统一的检索平台, 尽管该软件功能还不够完善, 但在很多大学图书馆得到了应用。在国内, 从2000年起, 由CALIS组织12家单位通过集团购买的方式成为TRS产品的应用单位, 共同使用TRS数字化图书馆网络数据的应用建设平台, 并成为各图书馆虚拟馆藏的应用平台, 推动了高校图书馆建立了一批特色数据库、会议和学位论文库、导航库等电子资源库, 并能够实现对电子资源的全方位揭示;另外, 由清华同方开发的TPI产品和世纪永联的For-Search等也致力于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全方位揭示。
江苏汇文软件有限公司与南京优康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虚拟联合目录系统”, 读者可以访问国内外主要的图书馆系统的OPAC平台, 包括Innopac, Sersi, Horizon, ILAS, 汇文等系统, 一次查询即可涵盖国内外几百所大学图书馆。提供统一的检索、结果界面, 直接获得目标馆的书刊馆藏信息, 并连续发掘出书刊馆藏当前状态 (是否允许出借、当前是否借出、借出后何时可以归还等) 的第一手信息, 极大地拓宽了读者的视野, 方便了读者的了解Internet网上的图书馆资源, 从而很容易地实现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享。
摘要：通过对国内电子资源组织揭示方法的现状分析, 探讨了图书馆在电子资源组织与揭示方面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电子资源,组织与揭示,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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