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问题论文（共12篇）
负面问题论文 篇1
一、负面清单透明度的概念
如果投资协定中没有公布和公开义务的明确规定, 就不能认为含有透明度规则[1]。目前国际投资领域并不存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多边投资条约, 仍呈现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特点, 因而在国际投资领域尚不存在普遍认可的透明度规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的缔约方基本上都是WTO的成员方, 这就决定了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透明度规则应该不低于WTO透明度要求。结合WTO体系对透明度规则的描述以及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透明度条款, 负面清单透明度是一种状态, 在该状态下投资参与者能够充分获得东道国对投资限制的信息, 并且能够根据该信息作出明确的判断。
二、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透明度的现状
纵览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公布的信息, 信息透明度的质量较低, 信息不够清晰准确, 不能根据信息作出明确的判断。两份负面清单的做法均是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11年修订) 》中禁止投资类和限制投资类措施合并纳入负面清单, 但对其它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中的特别管理措施没有太多体现。这就很有可能在实践中出现负面清单外的允许行业和其它法律限制性条款的抵触, 导致适用的冲突。同时, 指导目录中禁止类、限制类的产业目录, 而负面清单未列入, 在自贸区内是否视为开放类的, 其准入是审批还是备案?这些问题亟待有关部门作出说明。
三、提高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措施
(一) 厘定负面清单的法律性质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是上海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其效力仅次于地方政府的规章[2]。其性质是属于国内法意义上的负面清单, 与美国BIT中的负面清单不同, 是我国单方面给予所有外国投资者平等主义的国民待遇。
由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在我国外国投资法律体系中处于较低的位阶, 它的制定以法律法规、《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11年修订) 》等为依据。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作为下位法无权对制定它的法律依据进行修改, 这就意味着上海市政府制定的负面清单只能是对上位法中的特别管理措施进行重申和细化, 而无权决定负面清单的内容。学者对负面清单过于繁杂的批评, 与其说是对负面清单的批评, 倒不如说是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杂乱无序的批评。负面清单的完善, 关键在于国内有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而不在于负面清单本身的制定或修改。
(二) 整理汇编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
从美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践可以看出, 负面清单本身不创设任何对外资准入的限制, 负面清单保留的不符措施均援引自国内的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中包含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业绩要求和高管和董事会原则和规则不符合的条款。实际上, 国内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是负面清单制定的基础和依据。
相比之下, 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的制定正缺乏这样的国内法基础, 因此, 要提高负面清单的透明度, 我国政府最根本的任务是在全面理清产业发展现状和竞争力的基础上, 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整理汇编。对负面清单的瘦身, 其实质就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瘦身。将不符合开放和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及时废止;将部分过时的条款及时进行修改;将法律一直缺位的行业及时组织立法。历史上我国为适应WTO规则, 共制定、修改、废止了3000多部法律, 19万个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措施。
(三) 清晰规定特别管理措施
美国BIT范本中, 现存的不符措施不仅要列明所涉及的特定行业, 还要包括以下四个要素:第一, 每项措施是对“不符措施条款”中的哪些条款做出保留;第二, 每项措施的层级 (中央或地方) ;第三, 全部列出不符措施的法律依据;第四, 具体的描述不符措施。对现有的不符措施具体描述的意义在于避免因描述的粗疏和宽减而导致措施内容的遗漏, 致使将来在相关领域不符措施的解释问题上产生争议[3]。对于同属于国内法意义上的负面清单, 菲律宾外国投资负面清单A和B中的每个小项后都给出了设定该禁止或者限制的法律编号和相应条款, 这样让外国投资者对负面清单中外国投资准入管理措施的设定依据一目了然, 提高了菲律宾外国投资负面清单的透明度[4]。
对比之下, 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只是宽泛的就某一领域作出限制, 并未细化到某个具体的限制措施, 也未区分现有的不符措施和未来可以保留的不符措施。清晰规定负面清单的特别管理措施, 一方面要对无具体限制条件的管理措施, 尽可能明确限制条件或取消该项限制措施。另一方面, 在理顺国内法的基础上, 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 应在外国投资准入管理措施后列明其设定的法律依据。
(四) 加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指关注于统一规制体系下有关标准的制定问题, 体现为政府与私人合作制定标准, 从而突破传统的只有纯粹的政府标准的现象[5]。公众参与和透明度相辅相成, 有意义的参与依赖于充分的透明度, 因为参与需要信息;反过来, 公众参与也有助于提升透明度[6]。2012年美国BIT范本第11.2 (b) 条规定, 各缔约方应为利害关系人和缔约另一方提供合理的机会对该计划采取的措施进行评论。第11.8条要求每一缔约方中央政府机构制定技术法规、标准以及合格评定程序时应允许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参与, 并且每一缔约方应建议其境内的非政府标准化机构允许另一缔约方的投资者参与这些机构的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的制定。
至于提高上海自贸区涉及负面清单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参与度问题, 一方面要推出多渠道的沟通、投诉、救济机制, 在法律政策“制定前通知、制定中参与、制定后评估”三阶段都要保障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另一方面, 以自贸区内企业为主的政策参与制定机制也需要一些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参与渠道。比如自贸区内各项创新制度的开展已经触发众多新兴的行业与经营模式, 对于这些行业与经营模式的支持与规范需要借助企业与行业协会对商事惯例的体认和确认制度, 使得自贸区内的企业不仅作为制度的陪审者, 更加成为实际规范的参与制定人[5]。
(五) 保持相对稳定性
保持负面清单的相对稳定性是提高透明度的内在要求。负面清单能够提供法律上的确定性, 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以方向性指引, 给投资者更为明确的法律保障。美国在2004年BIT范本增加“不许加严条款”, 即对于现有的不符措施的修改, 只能朝更加开放的方向进行, 不得加严。
对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修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自贸试验区发展需要, 负面清单将适时调整”。一方面, 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尚处于摸索阶段, 积极应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扩大开放成果, 将不可避免的调整负面清单。但另一方面, 对负面清单的频繁变更, 与透明度要求的确定性恰好构成一对矛盾。保持负面清单的相对稳定性, 首先, 负面清单的调整是适时调整而非随时调整, 其调整的周期要有规律可循。其次, 应将负面清单保留的不符措施进行合理的分类。对特定的不符措施的修改严格限制政府的自主权, 遵循“荆棘机制”, 不得任意加严, 给外国投资者的期待利益以合理保护。最后, 对负面清单的调整要根据上位法的变化及时作出相应调整。由于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位阶较低, 当其制定所依据的上位法发生修改, 按照法理, 应以上位法为准, 而不以负面清单的规定为准。
摘要：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 所建设的负面清单制度仍处于摸索阶段, 将负面清单模式推广至全国, 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未来提高负面清单透明度的措施:一是理顺国内有关外资准入的法律法规;二是对特别管理措施进行清晰规定;三是加强公众参与;四是保持负面清单内容的相对稳定性。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透明度
参考文献
[1]刘晓红, 华东政法大学课题组.我国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透明度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科学发展, 2015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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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咏, 代思浓.上海自贸区热“负面清单”的冷思考[J].金陵法律评论, 2014.
[4]申海平.菲律宾外国投资负面清单发展之启示[J].法学, 2014 (9) .
[5]华东政法大学课题组.我国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透明度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科学发展, 2015 (79) .
[6]袁云飞.<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透明度条款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 2012.
负面问题论文 篇2
各党支部：
为全面贯彻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点解决一些党员存在的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意识淡薄、精神不振和道德行为不端等问题。按照《XX通知》（文号）通知的要求，我院在全院范围内梳理各支部党员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进一步归纳总结，形成各党支部党员队伍中存在突出问题，开列出负面清单。经院党委研究同意，现就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运用负面清单、推动问题整改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对照检查建清单（8月底前完成）。全院广大党员要把深入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视察安徽重要讲话同学习党章党规、学习系列讲话贯通起来，按照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提出的再学习、再对照、再落实要求，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推动实际工作的强大动力。全院广大党员要认真对照党章党规、对照系列讲话、对照“四讲四有”合格党员标准，对照列出的负面清单，对号入座，结合党员个人思想、工作、生活实际，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查摆，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列出问题清单（详见附件2），报所在党支部进行审核，党支部要严格审核，认真把关。查摆的问题和整改措施要具体化、个体化，切忌笼而统之、千人一面，切忌表明化、脸谱化。不能以工作问题代替思想问题、以集体问题代替个人问题、以泛泛问题代替群众反映的强烈问题。
二、集中公示作承诺（9月底前完成）针对查摆出的问题和整改措施进行承诺。结合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亮身份、作承诺、当先锋、树形象”活动，党员个人要制定问题整改承诺书，各级党组织要对党员承诺内容进行审核，在党务公开栏(宣传栏)、单位网站上进行集中公示，接受监督。其中，机关党支部要结合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志愿服务等进行承诺；内儿、外妇、医技、门诊、后勤各党支部要结合建设群众满意窗口、打造优质服务品牌、提高服务水平等进行承诺。
三、自觉践诺促整改（11月底前完成）。坚持边学边查、立行立改，聚焦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逐项细化整改措施，建立整改台账，实行盘点销号。各支部党员要把持续开展为民服务“四问”活动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以问促学、以问促查、以问促改，推动整改工作不断深入。通过问题整改，着力解决党员队伍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强化纪律观念上取得新进步。要针对党员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建立健全从严从实执行“三会一课”、党员集中活动日等相关制度规定，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制度短板。
四、群众评议见成效（12月底前完成）。各党支部结合年底前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组织党员群众对每位党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评议。评议前，每位党员根据前期查找的问题、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自评，接受党员互评和群众评议。群众评议主要采取填写群众评议表（详见附件4）的方式进行。群众评议表与党员民主测评表一起发放，按照“满意”、“比较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四个等次进行评价。其中，评议结果“不满意”超过三分之一或“基本满意”和“不满意”超过二分之一的，要“回头看”，进行补课，确保问题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群众评议工作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注重实效。评议方式要简便易行、方便群众评价。要力戒形式主义，坚决杜绝弄虚作假。
五、要求
1、各党支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及时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要以党支部为单位，组织党员运用负面清单，聚焦突出问题，认真抓好对照检查建清单、集中公示作承诺、自觉践诺促整改、群众评议见成效等工作，引导全院广大党员在增强党性观念、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上聚焦用力，以解决问题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果。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相关法律问题 篇3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初级发展阶段，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扩大外贸企业的市场，有利于企业进行优化配置，而且更有利于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开展自由贸易，吸引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着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在该自由贸易区内，有许多不同于园区外的经济政策，本文拟从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这一方面，具体阐述我国自由贸易区内实行的负面清单的相关法律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不同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根据本国法律法规在本国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这种方式属一国境内关外的贸易行为，即某一国在其辖区内划出一块地盘作为市场对外做买卖，对该地盘的买卖活动不过多的插手干预、且对外运入的货物不收或优惠过路费。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园区是我国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所实施的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
不同于一般的保税园区，上海自由贸易区具有很多新的特点，尤其是其中的负面清单的外商准入模式，它超越了行政机关的权利范畴，其需要的法律突破超越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相应的优待也是前所未有。这就要求我们对负面清单有一个清楚以及全面的认识，从法律的层面对其进行规范和引导，使上海自由贸易区对我国的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发挥巨大的有利影响。
负面清单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其含义是指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来说，在清单中公开列出一些与国民待遇不相符的管理措施，即在清单中列明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负面清单的制定主要由上海市完成，其在负面清单中罗列了190项特别措施，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然而在我国其他地区一直实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大概是157项限制、禁止类措施。由此可以看出，负面清单中的限制产业和管制措施甚至比目录中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把自由贸易区外的几乎所有的管制都移植到自由贸易区内，是否与自由贸易区战略设计的终极目标相冲突呢？
因此，本人认为要切实解决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有关负面清单规定的准入的相关问题，依法合理有效促进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就应借鉴国外有关自由贸易区中负面清单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特定国情以及历史与现状，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考察我国关于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规定的行业准入的法律困境和问题，为改革自由贸易区开放程度进一步作以下对策研究：坚持深化贸易自由化路径，以保护国内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角度出发，改革自由贸易区行业准入的相关法律制度，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上构建出更加完善、高效的自由贸易区商事主体的准入模式，以改变上海自由贸易区行业准入范围过窄的现象，确保自由贸易区内货物贸易的自由化。
二、各国及地区对于自由贸易区有关负面清单的经验与总结
（一）新加坡自由港
新加坡作为全球运输网络中的重要的节点，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对进出口以及转运业务限制较少，同时只有较少的关税限制，除四类货物之外的其他所有货物进入新加坡都免关税。自由贸易协定使新加坡与全球多数国家之间没有贸易限制。同时，新加坡也是东南亚自由贸易协定成员。新加坡自由贸易园区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整个新加坡都近似于一个自由贸易园区，在这个园区里，贸易自由，限制很少，其贸易园区的负面清单范围相对狭窄，这也是新加坡港能成为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之一的因素。
（二）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区
纽约港对外贸易区于1979年由美国国会批准设立，面积8.41平方公里，是美国最大的海港，同时也是世界最大海港之一。该区的主要政策为：产品进入美国之时可以按照综合税率征税，在原材料进口方面可以不征收关税，而园区内的企业的增值税只有3%，对于进入园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对待，没有国别的限制，仅由海关和相关港务局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基本的资格背景审查。负面清单最早起源于美国式的国际投资协定，可以追溯至美国在“二战”之后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而1994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则成为日后负面清单的范本。
（三）中国香港自由港
中国香港实行最彻底的自由贸易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资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其自由贸易政策表现在四个方面：对进出口贸易不受限制；不设关税壁垒；进出口手续极为简单；海关检查和卫生检验手续便捷。香港实行“居民待遇”的投资政策，不管投资资金来源于中国香港本地还是海外，也不管所有制形式如何，在中国香港地区设立并经营企业均享受同等的“居民待遇”。
上述自由贸易区从设立伊始，就明确在该国家的政府管辖之下，均设置于海关关境之外，接受海关治外法权的保护，在这块“境内关外”性质的区域里，各个国家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准入并没有规定过多的限制，对外贸易方式比较宽松，同时这个区域也是关税的豁免区。
自由贸易全区的设立初衷是为鼓励对外贸易和日常的国际商务的发展，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其基本功能是进行贸易上的互通有无，免除进入区域内的货物的税费，放松对于外商企业准入环节的限制，加快货物、人员、资金以及信息的流动和传递，促进对外的国际商务。 以上自贸港区的政府都进行了相应的立法，随后才建立的自贸港区，为了保障自由贸易区内的经济良性发展，严密的法律法规是必不可少的，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由贸易园区内的各种经济活动，使投资经营者和管理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正是因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政府对于自由贸易区的管理也体现出高效、灵活的一面，这使得这些自贸园区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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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通过探讨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纽约自贸港区、中国香港自贸港的发展规律，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理论与经验，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合理、有效的发展上海自由贸易区，就应当扩大外商的进入范围，缩小负面清单的相关限制，国外自由贸易区“管住卡口，管出不管进”的相关政策，无疑值得我们在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相关行业进入问题上学习和借鉴。
以往，我国对外商投资的管理一贯为设置正面清单，即外商投资参照国家发改委、经贸委和外经贸部联合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开展。这份“白名单”中明确了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但外商即使是投资鼓励类项目，亦需要经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负面清单指的是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简言之，负面清单是为投资领域而列出的“黑名单”，其管理思路是除名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合法。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负面清单几乎是将区外的所有管制都移植到了自由贸易区内，难道自由贸易区内的市场准入比区外还要严格？
三、对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的探索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将上海自由贸易园区作为我国推动改革和提高经济开放程度的一块“试验田”，这将是本届政府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打造经济特区的升级版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不只是上海加快转型的重大举措，同时也是一项关系到改革开放全局的重要国家战略。就我国国情而言，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扩大自由贸易区的市场准入、缩小负面清单的限制范围，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也有其必要性。此次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这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彼之长补己之短，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因此，必须深化贸易自由化路径，从立法、司法、行政等多种方面，对自由贸易区行业禁入的有关问题做出全局化的应对措施，在注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使其成为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
（一）缩小负面清单的限制范围
我们应当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总则下，缩小负面清单的限制范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目的不是要建成世界上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而是要做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其中要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进入上海自由贸易区，并且要构架大宗商品的交易平台。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和社会服务等其他领域的开放程度，缩小负面清单的相关规定，加快对外开放的脚步，进一步达到自由贸易区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应当按照公平准入的原则，暂停或者取消投资者资质的要求、股权比例、经营范围等准入限制措施，对内外资实施公平的准入标准。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国家应当做出禁止或者限制性条款，禁止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经营管理活动，但是对于其他产业，可以进一步放开，出台相应政策鼓励企业在自由贸易区开设分支机构，最终实现国民待遇。在服务业领域，我国政府对其垄断经营的现象非常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多，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收入不断提升，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服务业在我国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正因如此，在自贸园区内对于服务业更应该减少限制，给外资企业与我国企业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加快服务业发展，提升中国的流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实践证明，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凡是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合的领域，都会有较好的发展。
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限制的程度则越低，也就是说开放程度越高。作为外资最为青睐的投资地之一的我国，在市场开放程度和对外资管理上都有提升的空间，而“负面清单”的模式不仅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变革，也是开放市场，提供公平的、非歧视性的内外资本投资环境的新的尝试。同时，作为世界贸易投资谈判的敲门砖，“负面清单”也为我国和国际市场起到了更好的衔接作用。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学习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缩小负面清单的相关限制，加大开放程度，有了开放的市场，稳定的环境，才能吸引外资进入我国市场，促进我们经济水平的提升。
（二）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保障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我们应当加快建设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上海自贸园区，使其稳定运行。要进一步开放市场，缩小负面清单对于行业准入的范围，证明会有更多的外资涌入自由贸易区，这也就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作为自由贸易区健康良性运营的保障。例如欧盟创设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对其成员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进行规范；韩国自由贸易园区也制定了《制定和经营关税自由区培育国际物流基地的相关法律》、《自由贸易园区法案》等四部法律来对其国内的自由贸易区进行管理。相比较而言，我国处于自由贸易区的实验阶段，还没有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在立法方面显得不够完善，特别是缺乏国家层面一级的立法，这无疑会给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加快有关自由贸易区管理立法，以法律的形式从国家的高度来实施统一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在自由贸易区外，我国对外资企业一直实行的是“符合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对于涉及本国投资者的投资关系用一套法律进行调整，而对于涉及外商投资者的投资关系则由一系列“外资法群”进行规范，主要是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以及《外资企业法》为主体的外商投资企业组织法体系。在自由贸易区内，现在是暂停实施这三部法律，但是并没有新的法律来进行规范。我国可以在自由贸易区内采取“简单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即制定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典，以此作为调整外国投资的基本法律，并辅之以其他直接相关的外资法律制度，从而实现外资法律体系的系统化和规范化。相对于区外的“复杂双轨制”而言，“简单双轨制”显然更加适合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模式，并且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相适应，能够更好的促进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与完善。
（三）建立与负面清单相适应的相关监管体系
上海自贸区设立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以此加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缩小负面清单的相关市场准入限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加开放的市场必然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更加完善的监管体系来支撑其健康顺利的运行。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自贸区的监管体系，建立起适应我国发展模式的相关制度。
正确认识和处理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关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对外经济效益，建立一个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有利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机制，进一步扩大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开放程度，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市场竞争力。
结语
上海自由贸易区作为我国全力推进改革的一个缩影，其实验意义远远超越了第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时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它不是一两项税收优惠措施，也不是招商一两家骨干企业，而是机制和体制的真正全面创新和升级。随着世界自由贸易园区的功能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一区独自发展走向多区联动发展，自由贸易园区已经超越了地域限制、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和经济制度限制，向多种功能综合、产业集群发展的方向迈进。
缩小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的范围，对负面清单进行必要调整是自由贸易区将来发展的趋势，进一步放宽市场，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水平，积极推进有关自由贸易区的相关立法问题，打造出一个从经济体制到监管体制再到行政体制改革的综合的上海自贸实验园区，使其成为一个符合国际通行惯例、鼓励科技创新、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负面问题论文 篇4
在中美BIT谈判中, 两国对公共利益具有进行保护的共同诉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在国际投资条约中, 如何实现高标准的外资保护和投资便利目标与东道国基于公共利益的管制权之间的协调是各国投资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1) ”目前, 中国正处于漫长而又曲折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在这一时期, 中国将不再单纯注重吸引外资的数量, 而是更为注重外资的质量, 希望引进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环境友好型的国际投资。为此, 在2016年3月1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2016-2020年) 规划纲要》中明确将“绿色发展”确立为实现十三五计划目标的重要理念之一。
二、中美BIT负面清单与公共利益保护
在中美BIT谈判中, 两国设定的负面清单必须与公共利益的保护达到平衡。与中国以往签订的所有BIT不同, 中国首次在中美BIT谈判中接受了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 而负面清单的设定与公共利益的保护息息相关。
何为负面清单?负面清单 (negative list) 在投资协定中通常是“不符措施”的代称, 即在外资市场准入 (设立) 阶段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的特别管理措施规定的总汇。在中美BIT谈判中, 负面清单的内容一旦确定, 就意味着除清单列明的行业和行业限制措施以外, 缔约方所有的投资领域都要按照清单规定向对方投资者开放。考虑到中国经济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政策调整的需要, 中国在制订对美国的BIT负面清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 针对我国产业结构和特征, 选择性地开放不同行业。对于我国相较于美国的优势产业极力争取宽松自由的境外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 而对相较于美国的劣势产业设置一定的保护措施。其二, 确定一些对于我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至关重要、敏感的行业, 规定我国政府有权根据具体情况继续对这些领域的外资实行差别待遇或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的权利, 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其三, 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国有企业, 保留对现有的限制措施进行修订或设立新的限制措施的权利。
三、中美BIT中公共利益保护规则之设计
在中美BIT负面清单尚在商榷未有定论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资的审批方式已经率先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改为“负面清单”审批, 这是对中美BIT“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谈判模式的先行先试, 对中国加大投资开放力度积累了经验, 为中美BIT谈判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2013年版负面清单的基础上, 上海自贸区在2014年6月修订出台了2014年版负面清单, 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190条减少到139条, 调整率达26.8%, 进一步提高了开放度和透明度, 进一步衔接了国际通行规则, 为中美BIT谈判提供参考, 得到国内外各方的积极评价 (2) 。
据上海市政府说明, 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 按照内外资一致的管理原则, 对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 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施行备案管理。在负面清单之内的领域, 对外商投资项目实习核准制, 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施行审批管理。可见, 负面清单制度简化了投资手续, 拓宽了可投资领域, 促进了外商在华投资。如果能在中美BIT中谨慎制定和使用负面清单, 可在保护两国公共利益的同时, 实现对两个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的积极促进作用。
那么该如何设计中美BIT中涉及公共利益的保护规则呢?
首先, 我们需要明晰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实质内涵。各国签订的BIT中基本都规定了给予外资的“公平与公正待遇”, 一般笼统地规定为“无论何时, 都应给予投资以公平与公正的待遇, 使之享有充分的保护与安全”。美国2012年BIT范本中基本明确了“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含义:首先, 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是指习惯国际法上给予外国人的最低待遇标准。此外, 该范本将“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限定为保护外国人经济权益方面的习惯国际法原则, 避免了最低待遇标准和习惯国家法的歧义理解。其次, 明确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属于独立适用条款, 投资东道国即使违反了BIT中有关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原则或其它义务, 并不当然构成对“公平与公正待遇”的违反。最后, 范本中将“公平与公正待遇”仅限于程序上的公平与公正待遇。美国2012年BIT范本中这种新的“公平与公正待遇”规定较好地考虑了东道国的权益, 中美BIT中也可以考虑沿用上述的规定。
其次, 在参考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所涉的领域和具体适用清单情况的基础上, 我们在中美BIT的谈判中应着重规定公共利益的例外条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间接征收”例外条款。“间接征收”是指投资东道国政府在未从法律上获得外国投资者所投资的资产所有权的情况下, 采取妨碍、限制或影响外国投资者对其投资资产的控制权、使用权或处分权的行为。中美BIT中应规定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间接征收”例外条款, 可以采取如下表述“除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以外, 缔约一方出于保护合法公共利益的目的 (例如保护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等) 而对外资采取的非歧视性管制措施, 不构成间接征收。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 它使投资东道国为了保护本国公共利益而采取必要措施方面享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也可为今后国际投资仲裁庭将可予补偿的征收与正当的政府规则相区分提供了参考指南, 而且使外国投资者关于任何种类的政府规则行为都构成征收的主张变得更为困难, 特别是当这种规则行为关系到东道国的环境公共利益时。
其二是一般例外条款。一般例外是指BIT中允许投资东道国为了保护环境、公共道德与秩序、公共健康与国家安全等公共利益而采取必要的政府管制行为, 即使这些行为对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 也不构成对BIT义务的违反, 投资东道国不用对外国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由于美国在2012年BIT范本中对此并没有具体规定, 所以中国可以要求在中美BIT中参考WTO协定中的“一般例外规则”作出规定。
其三是根本安全例外条款。中美BIT谈判中的“根本安全例外”条款, 可以参考沿用《中日韩投资协议》中的规定原则。2012年《中日韩投资协议》第18条“根本安全例外”条款内容相对全面, 较好地平衡了东道国与投资者的利益:第一, 该条采用列举与概况并用的方式, 首先列举了最常见和最主要的东道国军事方面的根本安全利益, 然后又概括规定了“其他紧急情况”下的根本安全利益, 将东道国经济安全、严重的自然灾害或疫情等方面的根本安全利益也包括在内, 比较全面地考虑到了东道国各方面的根本安全利益。第二, 该条把认定是否出现紧急情况的权利保留在东道国手上, 使东道国在维护国家根本安全利益时享有较大的自主权, 也能够有效防止国际投资仲裁庭对东道国局势的主观臆断。第三, 该条要求东道国不应使用有关维护安全的措施逃避投资条约义务, 防止东道国滥用该项例外条款侵害投资者在投资条约下应享有的合法权益。中国完全可以借助于现有的中外BIT中的“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规定原则, 与美国开展谈判, 以确保本国的安全利益。
中美BIT作为促进双方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结点, 可为中国将来加入TPP提供丰富的可借鉴经验因此, 中国在参与中美BIT谈判中应该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 谨慎地对待负面清单中涉及公共利益的条款的设计, 制定出既能吸引外商加大投资力度又能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的条款, 同时为我国的公共利益提供有效的保护。
注释
11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
裁员的负面影响 篇5
失业比危机本身更让人感到恐惧。
日前，飞利浦公布的2011财年第三季财报显示，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85%。鉴于糟糕的业绩表现，公司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减4500名员工，以达到削减8亿欧元开支的目标。而国内最大的LBS（地理位置签到服务商）之一嘀咕网也展开了大幅裁员行动，预计70%的员工将饭碗不保。消息一出，人人自危。
事实上，裁员在业界早就不是新鲜事。今年年初以来，除了之前的诺基亚、诺西传出裁员**，爱立信和LG眼下可能也得面临裁员的难题。目前，业已实施或出台裁员方案的巨头企业还包括思科、RIM、德国电信等。
随着欧债危机的扩大和蔓延，世界金融体系受到冲击，全球需求减弱，再加上原材料成本和人力成本的提高，裁员瘦身已成为一些企业的不二做法。
目前，企业裁员主要包括经济性裁员、结构性裁员和优化性裁员三种类型。一般来说，以后两者居多。由于业务萎缩和营收下滑，调整产品结构和公司发展战略，调整人员的确有必要。但如果寄望裁员来实现企业扭亏为盈，或步入复兴，或抢食蛋糕，则往往难以如愿。这已有前车之鉴，2008年富士康变相裁员20%，最后声名扫地，得不偿失。
从被裁对象来看，容易导致他们对职业产生迷惑和恐慌，对雇主不再轻易信任。
对留岗者而言，他们虽保住了饭碗，但也失去了安全感，不知道哪天被裁的命运会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对公司的心理契约和信任被彻底打破。据了解，许多员工在目睹裁员之后往往会萌生退意，在就业形势不好时暂时忍耐，当形势一好转就会另谋高就。
对企业而言，被裁员工可能带走企业的技术、信息以及商业机密等，并有可能流向竞争对手，给企业造成潜在的威胁。
此外，动辄裁员还将对企业文化、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不良影响，导致人心涣散。读过任正非《华为的冬天》的人，一定不会忘记这段文字：如果华为公司真的危机到来了，是不是员工工资减一半，大家靠一点白菜、南瓜过日子……这是任正非在华为业绩蒸蒸日上之时，居安思危，对应对企业危机的一种思考。他给我们指出了另一条出路：面对经济危机与营收下滑，遭遇寒冬，原来我们还可以不裁员，不散伙，而是抱团取暖，患难与共。
在危机环境下，愿意留下来的每一位员工，也许只能分到很少一杯羹，但企业所给予他的这份情感归宿，将激发他更多的创造力。况且，这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出一家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裁员的负面影响 篇6
日前，飞利浦公布的2011财年第三季财报显示，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85%。鉴于糟糕的业绩表现，公司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减4500名员工，以达到削减8亿欧元开支的目标。而国内最大的LBS（地理位置签到服务商）之一嘀咕网也展开了大幅裁员行动，预计70%的员工将饭碗不保。消息一出，人人自危。
事实上，裁员在业界早就不是新鲜事。今年年初以来，除了之前的诺基亚、诺西传出裁员风波，爱立信和LG眼下可能也得面临裁员的难题。目前，业已实施或出台裁员方案的巨头企业还包括思科、RIM、德国电信等。
随着欧债危机的扩大和蔓延，世界金融体系受到冲击，全球需求减弱，再加上原材料成本和人力成本的提高，裁员瘦身已成为一些企业的不二做法。
目前，企业裁员主要包括经济性裁员、结构性裁员和优化性裁员三种类型。一般来说，以后两者居多。由于业务萎缩和营收下滑，调整产品结构和公司发展战略，调整人员的确有必要。但如果寄望裁员来实现企业扭亏为盈，或步入复兴，或抢食蛋糕，则往往难以如愿。这已有前车之鉴，2008年富士康变相裁员20%，最后声名扫地，得不偿失。
从被裁对象来看，容易导致他们对职业产生迷惑和恐慌，對雇主不再轻易信任。
对留岗者而言，他们虽保住了饭碗，但也失去了安全感，不知道哪天被裁的命运会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对公司的心理契约和信任被彻底打破。据了解，许多员工在目睹裁员之后往往会萌生退意，在就业形势不好时暂时忍耐，当形势一好转就会另谋高就。
对企业而言，被裁员工可能带走企业的技术、信息以及商业机密等，并有可能流向竞争对手，给企业造成潜在的威胁。
此外，动辄裁员还将对企业文化、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不良影响，导致人心涣散。读过任正非《华为的冬天》的人，一定不会忘记这段文字：如果华为公司真的危机到来了，是不是员工工资减一半，大家靠一点白菜、南瓜过日子……这是任正非在华为业绩蒸蒸日上之时，居安思危，对应对企业危机的一种思考。他给我们指出了另一条出路：面对经济危机与营收下滑，遭遇寒冬，原来我们还可以不裁员，不散伙，而是抱团取暖，患难与共。
在危机环境下，愿意留下来的每一位员工，也许只能分到很少一杯羹，但企业所给予他的这份情感归宿，将激发他更多的创造力。况且，这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出一家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化学除草的负面影响 篇7
(一) 化学除草易形成土壤板结
化学除草是利用药剂兑水在作物苗前或苗后进行土壤封闭, 使杂草与空气充分隔绝, 没有空气, 杂草就不能滋长。进行土壤封闭的田块不再中耕划锄。一年又一年, 一季又一季, 致使土壤板结, 土训中微生物活动量小, 通透性差。
(二) 化学除草污染环境
尤其是秋作物播种季节, 播种集中, 化学除草剂用量大, 仅几天时间全县8.67万公顷农作物全部喷打一遍, 空气中到处弥温着化学除草剂的余味, 使周围的豆角、辣椒、番茄等蔬菜和早秋作物出现生理病变。年年这样, 使得农民朋友在早春种瓜点豆季节不再忙于种菜, 这也是各地西瓜、蔬菜面积减少的原因之一。
(三) 化学除草不按操作规程使用, 造成减产
化学除草剂种类繁多, 有禾本科作物田除草剂、双子叶作物田除草剂、小麦田除草剂、玉米田除草剂、苗前除草剂、苗后茎叶除草剂等等, 各类除草剂都有其严格的操作规程。可农民朋友只管用这些除草剂, 不按操作规程使用, 从而误用造成药害, 使作物产量降低, 有的甚至绝收。2005年5月中旬, 东洪乡一村民, 拿着一捆麦子, 找到农业局说他的麦种了假了, 整块地有穗无籽。经过询问调查, 他没按操作规程喷打除草剂, 药害致使0.33公顷小麦颗粒无收。生产中的危害不仅这些, 有些还影响下茬作物, 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二、建议
(一) 建议把水剂或乳剂的除草剂生产成像化肥那样的颗粒剂除草时结合中耕, 把除草剂撒入土壤中, 把杂草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样不仅使土壤疏松、通气、保墒, 又减少了除草剂药液的飞溅, 从而净化了空气。
(二) 建议把玉米田、小麦田及双子叶作物田的除草剂制成不同的颜色, 便于农民辩论。
因为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 家中留守的多是妇女老人, 他们识字不多, 加上部分只管赚钱的商贩, 只要掏钱就卖, 致使农民用药混乱, 造成生产损失。
(三) 建议农民在购买除草剂时一定要说清楚除哪种田的草, 是苗前或苗后, 决不能把秋季没有用完的玉米田除草剂, 为了省钱喷打在小麦田。严禁喷打的作物, 坚决不能使用。
揭开负面报道的面纱 篇8
新闻报道的基石是客观现象, 客观现象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真实准确地反映客观现象, 是新闻报道的生命, 只强调正面报道而把负面报道打入冷宫, 或者给负面报道增高各种不平等的出入门槛的做法, 是对媒体进步发展的戕害, 是对公民社会知情权的戕害, 是对新闻报道汇集历史点滴、真实记录历史这一终极使命的戕害。
建国至今, 以宣传教导为本位的理念始终占据着新闻传播的主导地位, 这对于媒体的公民化进程、市场化进程是一种根本性的禁锢和阻挠。闻一多先生说, 诗歌创作是戴着锁链跳舞, 宣传教导的定位其实也是在给媒体披枷戴锁。让媒体呼吸自由的空气, 是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人为之不懈的奋斗信念与追求。
负面报道, 究其本质是一个并不科学的概念, 或者可以说, 所谓的负面报道其实是不存在的, 只有经得起社会检验和历史考验的真实报道和带有欺骗性的虚假报道, 而无所谓的正面报道或负面报道。
真实的正面报道是可贵的、有益的, 真实的负面报道同样也是可贵的、有益的, 而虚假的正面报道是可憎的、有害的, 虚假的负面报道同样也是可憎的、有害的。“正面”与“负面”明显带有价值取向和主观立场的相对性, 因此用“正面”与“负面”为新闻报道做标签, 就像是把有没有翅膀作为鸟类与哺乳动物的分类标准一样, 是粗糙的分类法, 没能触及事物的本质。
学者张威在他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中是这样描述负面新闻报道的:负面报道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一般说来, 犯罪、丑闻、性攻击、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事件往往是负面报道的报道重点。对于具有社会内容的负面报道来说, 它的目的不在于歌颂光明, 而在于反映和暴露社会敏感灰暗的一面, 以使公众瞩目、警醒和震惊, 在政治上, 它往往站在与当局相反的一面来挑剔批评后者的政策, 它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张威对负面新闻报道的定义在业界被普遍认同, 但笔者认为, 他的这一定义抓住的仍然是负面新闻报道的表象特征, 而没有触及负面新闻报道的实质与要害。
负面报道当中的负面二字是一个定性的说法, 这里面隐藏着谁给报道定性、定性的标准具不具有普适性等一系列可以深入探究的问题。比如说, 法院审理一起某部门要员的犯罪案件, 对于检察院调查取证、提起公诉及法院审理工作开展情况的报道, 可以说是对检察院、法院工作的正面报道, 在这种报道中可以揭露出某部门要员的犯罪行径或在整个案件中暴露出来监管约束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失职失察, 可以说是对某部门或某一社会领域的负面报道。同一则新闻, 既可以是正面报道也可以是负面报道, 关键是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来加以判断、站在谁的形象与利益角度说话, 不仅仅是上述那个显而易见的假定例证可以做这样的分析, 所有所谓“负面新闻报道”尽可以作类似于此的忖度。负面新闻报道既不是一个体裁类型, 也不是题材类型, 因此它不是新闻理论中的科学概念, 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流行说法。
站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 一切弘扬真善美的新闻报道和一切鞭笞假丑恶的新闻报道都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 只要它不是片面的、失实的报道, 就会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把弘扬真善美规定为正面、把鞭笞假丑恶规定为负面, 不过是在一个更深的、更为隐蔽的层次上暗含了阶段性的价值取向和主观立场。
负面清单的管理研究 篇9
关键词：负面清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澳)协议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全球投资自由化正在逐步深化发展,其中负面清单管理现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在制定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过程中使用最广泛和认同度最高的一种管理模式,而且已经推广到许多发达国家的专业领域,如医疗、环境保护、税收等范畴。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不断调整投资管理制度,力图与国际通行的管理方法接轨,更好地参与新一轮投资贸易协议的谈判,所以“负面清单”管理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高度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对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以及《协议》附件中的负面清单进行比较和评析,以求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全面地剖析负面清单,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负面清单总结经验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这都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2 负面清单的内涵
负面清单其实是一国在引进外商投资时以清单的形式列明某些与国民待遇不相符的一种管理措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负面清单模式中的典型,其设定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否定清单”投资规则模式。
负面清单实际上是原则的例外,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即“法无禁止即可为”。一般认为,“法无禁止即自由”仅适用于私权范围而不能适用于公权范围,“法无授权即禁止”是公权范围的重要法律原则。对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都可为之;而对政府而言,凡是未经法律授权的均不得为之。“除非法律禁止的,否则就是法律允许的”是负面清单进行管理的依据。负面清单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还有其丰富的经济学、管理学内涵,本文将全面解析负面清单管理。
负面清单管理是全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环节。通过政府计划配置资源要尽可能降低到必要的限度,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要上升到尽可能高的程度,而负面清单管理恰恰是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
同时,负面清单管理是顺应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为了我国更好地融入世界贸易和投资体系,适应经济全球化,我国必须实施负面清单管理,以求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一种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3 负面清单的比较分析
2013版、2014版和2015版上海负面清单的比较具体如下分析。
3.1 禁止类不符措施的比较
2013版、2014版和2015版负面清单的特别管理措施依次为190条、139条和122条,两年间共减少了68条,调整率为35.8%,体现了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和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诚意。由图1中2013版、2014版和2015版禁止类不符措施的行业分布可以很容易看出,制造业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两个产业中的禁止性措施在总禁止性措施项目数中所占比重最大,足以见得这两个行业的重要性,而其他行业的禁止性措施分布相差不大。而且卫生和社会工作,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和建筑业这五个行业均无禁止性措施,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仅在2013版中有禁止条款,之后就无禁止条款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负面清单整理。
虽然特别管理措施总体项目在减少,但是禁止和限制措施并不是同时减少的,如2014版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有139条,含限制性措施110条,禁止性措施29条,而2015版有122条措施,其中限制性措施85条,禁止性措施37条,与2014版相比,限制措施在减少,而禁止措施反而是在增加的。故由图1可知,行业分布具有明显特征的当数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经历了先减后增的过程,之所以减少是因为2014版负面清单删除了一些国际通行做法,如,“禁止投资博彩业(含赌博类跑马场)”“禁止投资色情业”、禁止投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吧活动)等条款。同时也删除了表达含糊、不清晰的条款,如“投资文化艺术业须符合相关规定”,因此该行业的禁止性措施大大减少,体现了逐渐放宽管制和扩大开放的趋势。但在2015版的负面清单中,由于适用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禁止性措施,比如,“禁止投资和运营国有文物博物馆”“禁止不可移动文物及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转让、抵押、出租给外国人”“禁止设立与经营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机构”等条款,所以该行业的禁止性措施相比之前会增加。
3.2 限制类不符措施的比较
由图2可以看出,在2013版和2014版负面清单限制类特别管理措施中,制造业所占比重独占鳌头,远高于其他行业,这与制造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有关,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然而,该比重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在2015版中,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平分秋色。其他行业的限制措施逐年减少或基本保持不变,唯独金融业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在2015版负面清单中大幅增加。因为2015版负面清单不仅适用于上海自贸区,同时也适用广东、天津、福建三大自贸区,由于这两个产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故在2015版新增了一些限制措施。
3.3 中国实现负面清单管理的建议
随着负面清单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行以及在广东、福建、天津三大贸易区的推广,负面清单管理已成为中国投资体制和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为了更好地参与新一轮贸易谈判,与国际接轨,应从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国际上负面清单管理中吸取经验,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全国范围的推广,通过负面清单的本土比较,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在政府职能转变、政策调整、监管体系建设等方面做好应对准备。负面清单管理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最终目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顺利实施,客观上要求转变政府职能、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并逐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系。
第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但在统筹全局的同时,更应当关注一些重点领域。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的影响更多集中在服务行业,进一步开放既有对服务业发展有利的一面,也有可能给一些产业带来冲击。因此,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过程中给予服务业更多的关注是必要的。
第三,尽快将负面清单分类标准与国际通行方法接轨。中国现行的负面清单是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分类的,而国际上,负面清单分类标准多见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联合国统计司制定的产品总分类(CPC)、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不同的分类标准会给投资者带来一些困扰。另外,负面清单的限制方式需进一步明确。为了扩大对外开放程度,需将负面清单中行业进一步细致化,限制方式进一步明确化。
第四,内地对港(澳)服务贸易的开放度依然不足,粤港澳合作历史悠久,要特别关注负面清单管理在粤港澳区域一体化和服务业发展方面的作用。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利于粤港澳三地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区域整体的国际竞争力,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无疑是一个重要契机,应予以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樊正兰,张宝明.负面清单的国际比较及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4(12):31-39.
负面新闻正能量化 篇10
笔者认为,负面新闻并非不可以正面化,只要注意采写方向和行文方式,抓好导向意识,还是可以把负面新闻尽可能变为具有服务性、思考性的正能量新闻。
一、采写规划:最初方向要“正”
“语不惊人死不休!”曾几何时,案件越恶劣越吸引眼球,事件越离奇越有可读性等这样的观点被媒体从业人员当做“真理”。于是,一批批恶性案件的报道,或者负责事件的调查追踪,成了不少媒体吸引读者的“子弹”。而暗访、卧底类的报道,也给媒体增色不少,成为不少媒体的拳头栏目或重点版面。但有一位老读者曾致电笔者供职的媒体新闻热线称:不少报纸我们都不敢给孩子看,翻开报纸几乎都是打打杀杀的新闻,负面影响实在太大了。
如今,时代呼吁正能量,那么,要如何在选题之初就让方向带着正能量走呢?
正如开篇所言,是以“寂寞坚守”为导向,还是以“后继无人”为采写规划,是由采写者最初的想法所决定的。笔者曾经布置了一组选题“老手艺人”,目的是以怀旧的心态,唤起市民对老手艺人的敬重。几位记者的切入点都有所不同,一些以他们“后继无人”为切入点,写得非常悲凉;一些记者则以他们“寂寞坚守”为导向,把他们描写得虽然有点悲壮但非常有力量。经过专题讨论后,我们一致把导向改为了“寂寞坚守”,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事实上,负面新闻正面化的理论探讨,可以追溯到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宣扬悲观厌世的。相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还指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可见,不管是老一辈国家领导人还是如今的时代呼吁,都更需要正能量的报道,以此激励人、鼓舞人。
二、行文方式:导语主线要“正”
行文方式的“正”与“负”,往往决定着稿件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而在这个方面,标题和导语的作用最为明显。
来看一组标题:《“先把孩子接出去”——烈火中,消防队员和围观群众生命大接力》与《百间铁皮屋起火违章棚居是祸首》。事实上,这两个标题,讲的是同一个火灾现场,但因为取标题的方向不同,给读者的感觉完全不同。前者,把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通过一句话给传递了出来;而后者,则是直击新闻深处的东西并揪住责任不放。二者虽然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但从弘扬正能量的角度看,效果便一目了然。
导语、核心提示、编者按等,作为稿件的灵魂,往往更是直接给稿件本身定义了“正”还是“负”。《“踩着我的手,往下爬”——禾山所民警冲进火场一线,完成惊险救援》,2016年7月15日《海西晨报》A5版的这个标题,也很好地诠释了负面新闻正面化的效果。此稿件的导语更是负面新闻正面化的典型:“咔嚓”一声,架起的木梯断了两节,原本就不够长的梯子更不够用了。“踩着我的手,往下爬。”禾山派出所民警翟宇恒和群众一起,膝盖当支柱,手臂当横杆,把被大火困在楼顶的群众半扶半抱救下,而其他民警在现场疏散了500多名群众。“昨日17时许,湖里区安兜社农贸市场附近,载有煤气罐的摩托车不慎侧倒,导致液化气泄漏,发生火灾。赶到现场的禾山派出所民警,完成了多次惊险的救援……”
当然,在负面新闻的行文中,如何把握好细节的度,也非常关键。负面报道中,不宜过度强调细节或渲染某个刺激性画面,也不能用场景重现的手法行文。这样的行文,除了对当事人的不尊重,也会产生不良的传播效果。
三、立场显现:舆论导向要“正”
所谓“负面新闻”,就是对现实中负面事件的报道。负面事件包括自然性灾害、社会性事故、人为因素造成的事件等,这些负面事件,都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异常性、危害性,影响社会的正常发展,但它们往往又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在自然性灾害、社会性事故、人为因素造成的事件中,找到暖人心的线索,找到正能量的东西等,考验着媒体的立场、记者的良知。
负面新闻正面化的例子,在各种重大灾难性报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抗震救灾小英雄”“英勇的搜救犬”等这样的事件,在重大灾难面前给了读者一股暖流。这样的暖流,是在灾难性事件众多报道中可以给大家思考和暖心的部分。难怪在发生重大灾难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最后往往都要播报此类正能量的事件,在给救援人员点赞的同时,也给关心此次灾难的观众些许感动。
另外,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应当遵守职业操守,最基本的就是必须具有人文精神,尤其是在负面新闻报道中,更要体现人性的真与善。记者在报道过程中,要尊重每一个采访对象,充分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万万不可以给采访对象造成二次伤害。如此,新闻媒体带给这个社会的,才会是满满的正能量。
摘要：生活需要正能量,时代呼吁正能量。但传统媒体中吸引人的往往又是大量负面性质的社会新闻。这些新闻或为调查新闻,或为追踪新闻,甚至有可能是卧底报道或暗访新闻。如何让这类新闻符合时代要求,同时体现出正能量或尽量不那么负能量,这就非常考验媒体记者的导向把握水平。
关键词：负面新闻,正能量化
参考文献
[1]黄妍,汪海彬.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心理安全感的关系研究[J].卫生软科学,2011(01):50-52.
[2]裴西宏.负面新闻报道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影响[J].新闻战线,2015(09):207-208.
负面新闻排行 篇11
5月27日，新浪微博网友爆料自己购买的双汇肋排用热水洗烫时出现多条蛆虫。随后，该消费者向双汇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却被反馈是猪肉正常现象。此事引起公众纷纷质疑，对此双汇回应称将继续调查此事，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相关人士称，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危害消费者健康，也影响到食品企业的生存，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2稻香村被曝出售假鸭血豆腐
5月14日，媒体报道，北京部分食品加工厂用猪血制成假鸭血豆腐，并在稻香村等知名食品店内销售。对此，北京稻香村调查后发表声明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未认真检查该批次产品的检疫合格证，并向广大消费者表示诚挚歉意。有评论道，稻香村出现的问题虽不是自制产品，但在食品安全事件接连曝光的今天，难免会降低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度。
3“五粮液机场”冠名风波
5月23日，四川宜宾宣称当地机场即将搬迁重建，并改名为“宜宾五粮液机场”。6月9日，五粮液集团回应称冠名机场为政府行为，集团并没有缴纳冠名费。相关人士分析，机场作为公共设施，冠名为宜宾五粮液机场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此做法值得商榷。
4全聚德废弃鸭油转卖为地沟油
5月26日，北京全聚德多家门店的废弃鸭油被转售制作成地沟油事件被曝光。事后，全聚德表示，警方介入调查后才发现被收购人所骗，但这也与公司审查、监管不到位相关，并向社会公众致歉。有评论认为，知名企业既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受害者也是始作俑者，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最主要的是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
5依云水六次上“黑榜”
6月4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4月份进口的不合格食品和化妆品名单，法国依云矿泉水因亚硝酸盐超标而榜上有名，这是依云品牌近6年来第6次登“黑榜”。依云矿泉水以优质水源著称，却6年来多次上黑榜，打击消费者信心。
6淘宝“寿衣门”事件
5月15日，一名网购消费者因没给淘宝卖家好评而收到该卖家寄来的寿衣。事后，淘宝网介入调查，确认该淘宝卖家违反淘宝网相关规定，并对其店铺处以搜索屏蔽等处罚。有媒体评论道，此次事件说明淘宝网购反馈机制不够完善，如果卖家和买家—样，有相应的反馈机制甚至是上诉渠道，类似的事件也就可以避免。
7伊利全优奶粉被曝汞含量异常
6月14日，网友爆料某国内最大乳企婴儿奶粉汞超标，部分产品已在全国范围内悄悄下架。网民纷纷猜测是伊利全优系列产品，而伊利方面回应称是产品升级回收。事后，相关部门发布通报，证实是伊利部分婴幼儿乳粉汞含量异常。有关人士道，此次汞超标事件不仅给伊利以沉重的打击，也让国人对国产奶粉失去信心。
8雅培奶粉再陷“蛆虫门”
6月6日，郑州消费者在购买的雅培金装“喜康力”二段奶粉里喝出了蛆虫。雅培方面回应称，绝对不会出现蛆虫进入奶粉的情况，解决办法是补偿一罐同样的奶粉。问题奶粉的警钟再次鸣响也未能解决问题，雅培方面忽视消费者利益，击碎了消费者的支持与信任。
负面舆论的有效传播 篇12
(一) 负面舆论的概念
负面舆论是指大多数人整体的知觉和共同意志的外化表现, 这种知觉和意志具有一定得反面的, 不好的影响。本文中的负面舆论主要是指炒作现象和轰炸式的广告宣传方式。
(二) 什么叫有效传播
什么是有效传播?笔者认为, 有效传播即为通过报纸, 广播, 电视, 网络等媒介传播给受众有效的信息的一种传播效果。
二、影响负面舆论产生积极效果的因素分析
(一) 受众心理的因素 (1) 受众的猎奇心理
受众的好奇心, 抑或猎奇心理, 使受众对其所谓恶俗广告, 恶俗内容更加感兴趣, 感兴趣的东西就会去关注, 并进行探究, 最终导致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信息记忆增加, 进而逐渐加深理解, 对消费者或受众产生行为的影响。
(2) 受众的从众心理
负面舆论之所以能够吸引消费者, 是因为受众普遍具有从众心理。据调查研究, 有60%的受众在对新闻事件中“为什么持续关注此事件”的问题中选择了“大家都在关注, 我也想知道”这一选项。自己的知觉, 判断, 认识符合公众舆论和大多数人的行为和认知, 现在, 也有不少商家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来炒热自己的商品, 从而达到营销目的。还有一些人利用媒体等方式炒作自己, 从而达到提高知名度和关注度的效果。
(二) 传播方式因素 (1) 群体传播
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先生认为:“群体传播是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加以链接和实现的过程。”据对受众心理实验研究表明, 多数人在对我们传播的信息达成了一致的反应, 形成了一种群体效应, 从而影响了受众对所宣传产品的认知, 在原有的基础上加深了信息的理解, 并对其购买行为产生促进作用。其中群体感染和群体暗示尤显突出, 在我们编制的豆浆广告信息内容让被试逐渐接受时, 意外地发现这一广告不仅影响着被试者, 也影响着被试者周围的人, 其周围人在他的感染和带领下也开始购买豆浆, 对广告的传播无疑是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2) 人际传播
受人际传播特点的影响, 负面舆论在传播的过程中, 多数应用了人际传播, 人们通过对信息内容的口口相传, 使受众至少了解所宣传的产品, 久而久之, 潜移默化地改变受众的消费行为。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达, 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 我们每个人都将是一个媒介, 是信息的载体, 很好地利用人际传播, 会使我们更好地达到传播效果。
(三) 意见领袖因素
意见领袖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继和过滤环节, 对负面舆论的传播的效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意见领袖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大人物, 更多的是我们生活中所熟悉的人, 如亲友, 邻居, 同事等, 正因为我们对其熟悉, 所以依赖度和信任度会更强一些。当一些负面舆论信息出现在一些人当中, 通过自身的传播影响着周围的人, 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意见领袖的功能, 影响一部分人的抉择和观念。
(四) 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因素
如果传媒作为大事加以宣传报道, 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 传媒给予越多的强调, 公众对其重视度就越高, 议程设置的这一功能, 就为现实生活中的炒作现象提供了可靠地前提和保障, 为商家对产品的炒作提供了机会, 让人们对负面舆论更加关心和感兴趣, 从而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三、负面舆论有效传播的表现
(一) 对受传者认知方面的影响
负面舆论在一定意义上加强了受传者对信息的认知和理解, 在大众传播过程中, 人们公认的信息态度使我们真切地了解自己的内心情感, 真正地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并且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才能影响他人。
通过“传播过程中受众心理”调研问卷的分析显示, 受众认为内容恶俗的影视节目 (如《还珠格格之燕儿翩翩飞》、《一起又看流星雨》) , 广告中脑白金广告和优乐美广告以及炒作现象, 不但没有受到人们的排挤, 反而在传播信息的方面起到了一定得积极效果。“恶俗”的内容在传播中不但让受众了解到所宣传的产品, 也加深了受众对产品的记忆, 轰炸式的宣传更让受众重新认识产品, 并且还有可能向周围人介绍, 达到更为广泛的宣传。
(二) 负面舆论对受众态度的影响
负面舆论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好的, 对受众不会有积极的影响。但就传播学角度看, 负面舆论在传播过程中对受众对信息内容的态度的改变却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比如80%的人对炒作现象持同情态度, 表示可以理解, 能够接受。这就证明有时候负面舆论能够改变受众对产品或信息的态度, 吸引消费者或受众更加关注该信息, 并达到一定的传播效果。
(三) 负面舆论对受众行为的影响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表明, 大多数人认为优乐美和脑白金广告内容比较恶俗, 也有人称有点讨厌, 即为我们课题研究中所谓的“负面舆论”, 但多数人都因为优乐美广告而去对优乐美奶茶进行购买, 使销量大增。
笔者认为, 负面舆论在传播过程中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度, 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望, 并影响其购买行动。
四、负面舆论的有效传播在广告领域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产品和品牌过剩现象已经开始出现, 市场已经不是之前产品营销时代了, 产品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作为广告专业的学生, 如何让同质化产品时代的产品达到更好的营销效果, 是我们每个广告人应该思索的问题。
笔者认为, 广告不仅是一种促销手段, 也是一种传播手段, 如何让传播达到更好的效果, 做到有效传播的, 要想达到有效地传播, 不仅要利用以往正面的传播, 也要更好地利用好负面舆论, 适当的炒作也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并根据人们的心理需求制作有价值的广告更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值得注意的是, 凡事适可而止, 过犹不及是很多企业犯的通病, 我们可以炒, 让商品, 让信息, 让品牌炒热, 而不是炒煳。
参考文献
[1]、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