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心理压力（共3篇）
负面心理压力 篇1
孕妇在妊娠和分娩期间因为生理变化显著, 从而产生复杂的心理变化, 主要表现为焦虑, 其次为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紧张、恐惧等负面心理状况。目前大多学者已开始重视孕妇心理研究并积极探讨改善其负面心理的方法, 因围生期孕妇心理问题严重影响孕妇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1], 围生期孕妇负面心理状况及处理干预效果, 该研究2011年12月—2012年9月在郑州人民医院围保入选527例孕妇。知情同意参加该研究、按DOLL随机分配卡将符合要求的孕妇随机分为心理干预治疗组284例和常规随机走访组243例, 结果表明干预治疗组取得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文研究对象来自在郑州市人民医院初次产检的孕妇。入组标准: (1) 郑州市常驻人口; (2) 年龄在20~40之间, 平均年龄为28.2岁; (3) 孕16~24周; (4) 定期在本院进行系统的产前检查; (5) 已决定在本院进行分娩。对象排除标准: (1) 当前患有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躁狂症、焦虑症以及其他相关精神病性障碍者, 或者具有以上相关病史者; (2) 当前患有内分泌系统疾病者; (3) 经过面谈, 综合判断为智力发育不健全者; (4) 未确定在该院分娩者; (5) 拒绝每月定期随访者。
根据以上方法, 共入选527例孕妇, 知情同意参加该研究、按DOLL随机分配卡将符合上述要求的孕妇随机分为心理干预治疗组284例和常规随机走访组243例。成员入组时, 围产期孕妇焦虑及抑郁状况影响因素分析:参与调查的527例孕妇中, 发生心理问题者共计189例, 占总人数的35.8%。不同孕周、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情况以及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的孕妇, 焦虑及抑郁情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而异常孕产史、工作情况等, 对孕妇心理情绪影响不明显, 见表1。
1.2 方法
(1) 工具: (1) 一般情况表 (自制) :包括社会关系资料、异常孕史、人口学资料、妊娠期以及分娩时等产科的相关情况; (2) 焦虑自评量化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该表共含15题正向评分, 5题反向评分共20个条目, 每个条目分为4级评定, 主要适用于具有焦虑症状的成年人。SAS分析方法比较简单, 把20个条目中的各项得求和得到初步总分, 然后乘以系数1.25, 取整数值部分为标准分。其中, 拟定50分为分界值标准分, 轻度焦虑为50~59分, 中度焦虑为60~69分, 70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 (3) 抑郁自评量化表 (D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该表包括20个表项, 采用ZUNG氏指数评定法, 并拟定正常心理状态范围 (即无抑郁症状) 为指数在50%以下;轻度抑郁为在50%~59%间;中度抑郁为在60%~69%间;70%以上为重度抑郁[2]。
(2) 方法:对于心理干预组于孕24周和孕37周进行2次抑郁自评测验, 对于心理干预组于孕28周始实施不少于6周的连续心理干预。心理干预组于孕28周始进行包括健康教育、心理咨询、个别孕妇的心理治疗, 家庭和社会支持治疗的连续性心理干预, 1次/周。具体方法如下: (1) 心理咨询:告知因孕期激素水平变化导致孕妇产生心理变化, 情绪易变, 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2) 健康教育:告知孕妇情绪可以影响到胎儿的发育, 要做到心宽、开朗, 以平稳的态度处事待人;孕期科学饮食, 注意个人卫生及如何调节性生活, 如何进行自我护理及监测, 如胎动记数, 下肢浮肿发生、发展情况的观察, 预防孕期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对孕妇及时进行个体化教育。 (3) 个别孕妇的心理治疗:提供解释、鼓励、支持、保证等主要方法以解除孕妇心理问题。 (4) 家庭和社会支持:建议孕妇配偶陪同孕妇产检并一起学习孕期注意事项, 了解孕妇的心理和生理反应, 并给予鼓励和支持, 能够在情感上、生活上体贴、照顾孕妇, 在各方面关心、鼓励、安慰孕妇, 给孕妇以温暖和信心。帮助孕妇及其配偶认识到家庭的作用, 营造良好的家庭气氛, 较多地表达情感, 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1.3 统计方法
使用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干预治疗前后, 两组孕妇心理测试结果比较:干预前, 两组孕妇入组时发生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分别为0.11、0.04, 均P>0.05) ;采取干预治疗措施后, 于孕37周再次调查时发现, 心理干预治疗组成员焦虑及抑郁发生的几率低于常规随机走访组, 经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分别为13.22、16.66, P<0.001) 。上述结果显示, 经过心理干预治疗的围产期孕妇负面心理问题有所下降, 见表1、表2。
3 讨论
围产期孕妇如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发生的情况还比较严峻。该研究显示, 孕妇焦虑状况的发生率为24.4%, 抑郁状况的发生率为25.8%, 该结果与曾晓琴等[3]报道的广州市孕妇焦虑发生情况 (25.93%) 及抑郁发生情况 (29.42%) 相当, 与国外研究人员Andersson等[4]给出的孕妇焦虑及抑郁状况发生率29.2%相近。与张劲松[5]报道的结论相似, 心理干预后研究组孕妇抑郁情绪的发生率较对照组孕妇低,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0.52, P<0.05) 。
要结合实际情况, 全面分析影响围产期孕妇负面心理状态的各种因素。该研究的调查显示, 孕妇的年龄大小, 接受教育的层次高低, 家庭的经济情况等, 均对孕妇的情绪有较大的影响。研究发现, 孕妇在怀孕晚期的负面情绪发生率比怀孕中期的比例要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 这可能与孕妇近分娩时产生恐惧, 以及对胎儿的性别、安全因素的过度关心有关。有关研究人员发现, 对围生期孕妇进行心理干预能有效改善产程及降低产后出血, 卢翠云等等报道围生期心理干预能有效提高阴道分娩成功率、降缩短活跃期和第二产程时间、明显降低产后出血的发生率[6], 该研究未对产时及产后进行研究, 有待探索。所以, 在对围产期孕妇健康状况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 需要进一步研究该特殊人群的负面心理状况。
妊娠期是女性生理、心理较为脆弱的特殊阶段, 不仅需要身体上的照顾, 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与鼓励, 在孕期的进行心理干预可有效的降低负面心理的发生, 提高孕期的保健质量。闫志萍[7]报道孕期心理干预能有效预防产后抑郁。孕妇焦虑、抑郁、恐慌等负面精神状况的产生, 具有多方面原因。因此, 根据孕妇的不同年龄、职业及学历状况, 积极开展围产期孕妇心理干预治疗辅导, 满足个体对于心理辅导的针对性需求。因此作为产科妇产科医务人员需要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工作, 端正态度, 对孕妇能有足够的耐心给予心理指导, 使孕妇能顺利度过围产期。
摘要：目的 探讨围生期孕妇负面心理状况及心理干预效果。方法 将入选527例孕妇按DOLL随机分配卡分成心理干预治疗组 (284例) 和常规随机走访组 (243例) , 于孕晚期比较两组产妇心理变化情况。结果 干预前后经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分别为13.22、16.66, P<0.001) 。结论 经过心理干预治疗的围生期孕妇心理问题有所下降。
关键词：围生期孕妇,负面心理,心理干预
参考文献
[1]蒲星伊.围生期健康教育对孕产妇焦虑抑郁状况的影响分析[J].求医问药, 2012, 10 (28) :238-239.
[2]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出版社, 1999:235-237.
[3]曾晓琴, 吴燕燕, 刘品佳.围生期孕妇焦虑抑郁状况及心理干预效果分析[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 2011 (12) :382-383.
[4]Andersson L, Sundstron PI, Wulff M, et al.Depression and anxiety during pregnancy and six months postpartum:A follow-up study[J].Acta Gynecol Scand, 2006 (85) :927-944.
[5]张劲松.围生期心理干预对产妇抑郁的影响[J].现代临床护理, 2009, 8 (8) :44.
[6]卢翠云, 齐荣义, 庄彩霞.围生期心理干预对产程和产后的影响[J], 2012, 10 (10) , 29:179.
[7]闫志萍.围生期心理干预对产后抑郁症发病的影响[J].全科护理, 2011, 223 (9) :1996-1997.
负面心理压力 篇2
失落很容易麻痹我们，使我们沉湎于消极的情绪中。很多人都以为失落的情绪是因为心爱的事物被掠夺了，殊不知，造成失落的原因乃是因为心理脆弱，自信心不强，没有斗志，所以，如何摆脱心理失落以及克服心理脆弱的方法我们要从这些方面找原因。
想要知道克服心理脆弱的方法，就要明白为什么有的人经常产生失落感，而有的人却不怎么容易产生失落感，或者说人家可以战胜失落感呢？细想一下，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所谓不可抗拒的失落，其实很容易被战胜或打破，那就是：克服心理脆弱，自信心不强，没有斗志这些情况。
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体验过：强烈的失落感会使人沉浸在痛苦情绪中，让我们忘掉如何去战胜生活危机。因此，一个人一旦被强烈的失落感所左右，他就会在哀伤和痛苦中苦苦挣扎，整天沉湎于消极情绪之中，甚至忘掉了以后该做什么。最后，只会被痛苦的失落感所压垮。
因此，并不是失落有多么可怕，而是我们脆弱的心害怕，我们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去改变自己。这就给失落留下了更多的机会。甚至忘了提醒自己：只要接受现实，树立新的目标并为之努力、结交新的朋友并真心相待、投身有意义的工作并热爱它，我们就能走出失落的深渊，创造全新的生活。
我们常说要脱离负面情绪的影响，成功的人生是不能够被情绪问题羁绊住的。其实克服心理脆弱的方法我们都会，都懂得如何去做，只是我们缺乏从失落中检视自己的勇气，我们就失去了感受和学习生命的真谛，并从中发掘出珍贵的人生的机会。
农民负面政治心理累积的风险提示 篇3
在我国,随着科技、信息、通讯、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适应,人们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也处于剧烈变动中,当然广大的农村也不例外。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在给农民带来政治民主和生活实惠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业已存在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其中滋生于新的经济关系之上的现代政治心理与传统形态的政治心理相互作用,矛盾共生,使政治心理发展处于剧烈的变革演变中。
当前,随着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政治心理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负面与积极相互作用以及对同一政治系统面异的情感。具体讲,农民政治心理中积极的成分主要表现为:具有一定的自由平等观念和主体意识;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思想和法制观念;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和改变生活状态的强烈欲望;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的萌动和冲动,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付出行动;对于执政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治系统的高层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等。所有的一切都表明,现代社会的进步在农民政治心理和行为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毋庸讳言的是,在农民那里,一些落后甚至腐朽的,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价值取向也有不同程度的滋生和蔓延,其负面效应不可小觑,如不加治理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禁止,会导致众多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政局稳定的消极后果,其风险略显端倪。
1、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政治心理膨胀,有弱化乃至离散乡村共同体的风险。
我国农民生活其中的乡村多数为自然发展的村落,是地缘和血缘二者结合的产物。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儒家政治文化和宗族观念已成为乡村文化中的一个根基,是人们处理各种关系矛盾的重要行为规则,人们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以及公德伦理、公序良俗、权利义务规范等构筑了基本的乡村政治和谐,乡村或村落因此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价值认同、情感归属和道德内聚的共同体。
建国后,虽然先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波及农村,后又有人民公社运动打破原有的乡村共同体政治上的相对宁静,但是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风尚与农村一直沿袭的传统美德文化并不存在冲突。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的平等、互助、公平正义、奉献、利人和集体主义思想为其增加了新的内涵,不仅强化了村民原有的尚德保善、仁厚贤良、节俭淳朴等美德,而且深化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爱集体等政治情感和观念。因此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村民自觉奉守自然形成的道德习惯和乡规民约,对家庭、家族、朋友和共同体履行着源于良心的道德义务,在处理各种矛盾时表现出内心宽广、仁义大度、退让吃亏的淳朴民风。村民们晨夕守望、无论大事小情只要一声招呼大家都能伸手相助,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人情味将村民凝聚在一起,稳定祥和。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合理的家庭和个人利益得到社会肯定的同时,受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传统的义利观在一定程度上被挑战、被打破。如其中有些村民为了抢占致富先机、满足强烈的私欲,率先打破了由公共道德和公共义务编织的乡村秩序。更有甚者不加约束式释放,任其私欲横流,唯利是图,践踏公平和正义,挑战乡村共同体得以维系的道德伦理底线。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度的不完善和我们初期治理力度的不达,致使一些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放纵,一些犯罪行为逃脱制裁,腐败社会风气在农村开始蔓延。发展到今日,各类性质的矛盾和问题在农村累积,主要表现为:有些村民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投机钻营、贪吃多占、损人利己、践踏公平,恶化宗族矛盾和邻里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缺乏互信互爱互助互扶,在婚姻、抚养教育、赡养、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偏重个人权利而推卸家庭义务致使家庭成员关系紧张;更有甚者,缺失勤劳致富的价值观念,憧憬一夜暴富的发财之梦,从事卖淫嫖娼、赌博、贩毒、抢劫、拐卖妇女儿童、制假贩假等活动,组织黑社会性质团伙横行乡里,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稳定。
乡村共同体在提供情感依托、经济支持、物质帮助、社会安全等方面曾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家庭、情感、信念、精神的归属地,成为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而目前乡村共同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被弱化、被离散的危机。在有些地方,青壮年多数外出打工,乡村中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乡村的公共事务无人问津、留守儿童的教育不知可否,养老问题、治病难问题等更是困扰着本应颐养天年的老年人,社会治安也令人担忧,乡村共同体的互助和聚合力功能业已弱化或丧失。
2、政治冷漠与政治过激两极并存,将增加农村社会动荡风险。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农民对于政治革命的广泛参与给予了无产阶级莫大的支持,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同盟军和推动力。建国后,农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一如既往的支持,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并与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此,无论过去和将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中国农民政治热情的高涨和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使农村的政治面貌大为改善,农民直接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领域广为扩大,其内容和形式也在更新换代,改革前的参与更多的是运动式和动员式参与,在一定程度是一种缺乏主观意志决定的被动式参与,而现在的参与很大程度是出于主观意志和自身利益的能动性参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程度的提高。
然而十多年的政治实践显示,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程度和政治参与的效能均不够理想。这一方面表现为在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过程中,有很多村民被排斥在基层政治民主之外。调查中①有的村民谈到所在村不能实现定期的村委会选举,还有一定比例的人在近三年内从未参与过村里重大事项的决策活动。现实生活中,由于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得不到重视,人们缺乏参与的热情和动力(约40.7%的被调查者缺乏对村级事务的参与热情),甚至于对许多需要村民参与的政治活动采取了消极对抗的行为,如对选举的冷淡和漠不关心,有的村民动员也不参与,反映出极端的反感情绪。另一方面,基于各种原因形成的村民对村级事务管理的冷淡态度,又为不守法的村官提供了专权和腐败的契机。有的村官在管理村务过程中,大权独揽,厚己薄人,排斥异己,主事显失公平,也有的贪污受贿、损公肥私、挪用公款、克扣土地赔偿款等,村民对此怨气很大却无计可施。当长期压抑的怨气一旦遇到发泄的机会时,言辞激烈和行为冲突将随之发生,曾经出现的群体上访和围攻国家政权机关的行为就是一种政治发泄的反映。
关于农民政治冷淡的消极作用,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谈到了,“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②但是政治冷淡只是其政治心理中的一面,农民不是对所有不公的行为都具有极好的忍度,他们对于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是愤然而起的,群体上访、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成为他们捍卫自身权益的首要选择。
乡村共同体是农民赖以依存的物质和精神的依托,它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是一个社会某个侧面的真实反映。当这种共同体失去了应有的依托、归属和安全功能后,某些农民将生活的不满情绪从其生活的物理空间扩延到社会,无所顾忌和缺乏自律的行为会在社会中上演,如仇富的反社会心理、极端的个人报复心理、制造抢劫杀人等社会大案的畸形酣畅心理、为了一夜暴富而置社会公理于不顾的唯利至上心理等,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贪图享乐主义蔓延,所有这些如不加以有效引导和治理,都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宁,也会加剧社会的动荡。
3、政治心理闭锁,自我防御加强,加大个人市场风险和社会诚信崩溃风险。
近些年,针对农村市场和农民的欺诈案件犯罪增多,农村社会和谐出现了一些新的障碍。经受了初期的伪劣生产资料欺诈、假钱购物、债务信任欺骗、合作伙伴骗钱、婚姻诈骗、亲戚朋友间的赖账不还等一系列的挫折蒙骗后,农民心中原有的善良、厚德、助人美德等在一定程度上被偷食,甚至有些人将亲情也视为骗取钱财的砝码,农村社会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现代社会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深入,不仅需要自由、平等、竞争,更需要团结与合作,只有合作才可以借力使力、优势共享、风险共担,减少市场风险给个人造成更大的伤害,从而实现竞争双赢。然而农村市场的现状和社会诚信危机,减弱了农民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政治心理闭锁,不愿以开放的心态寻求合作伙伴,市场投资经营私人化,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明显降低。近些年,不断出现的农产品价格变动对个体农民的冲击非常大,几年经营成果付之一旦的事情并不鲜见。
4、政治心理激变,政治行为情绪化,会增加农民群体政治行为失范的风险。
我国现代社会处于急剧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处在急剧分化过程中,人们的经济地位随着市场经济潮起潮落,难于把握。农村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亦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由于土地使用中的征与不征、征多征少以及征用和征收中的土地赔偿标准各异,造成了乡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乡民社会平衡被打破,政治心理起伏激烈,其行为也具有了情绪化、激情化和冲动化的特征。如,一旦土地赔偿标准与心理预期相差过大或一旦得知村委会和地方政府在土地赔偿问题上存在克扣现象,就会引发群体性冲突。
当前,由于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仅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按劳分配外的其他分配方式对人们经济收入的影响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较强而土地又属于集体所有,因此在缺少信息、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和各种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农民就被抛进了经济大潮之中,农村的经济体制率先改革,虽然某些村民先富裕了起来,但更多的农民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在后期的发展中受小生产势力影响而丧失更大更广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农民的生活状态出现停滞,城乡差距拉大。再者,农民工无论从事的工种还是工资待遇、劳动安全保护等都不高,即便如此,针对农民工的克扣工资、拖欠工资现象仍很严重。不是主动介入而是被抛进市场大潮中的人们起起落落,缺乏应有的安全感和安乐感。农民对自身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普遍看低,不同程度的对社会存有不满情绪,自我政治防御心理较强,非理性的政治行为不断被内心强化。
农民对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认识较多受其经济地位、生活阅历、政治经历和主观政治心理因素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并不看好的社会地位,使其政治心理变化始终处于剧烈震荡之中,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如官商勾结、官员腐败、权钱交易、生活奢糜等对农民的感官刺激是强烈的。一般情况下,虽然他们也能理性地认为,某种政治行为,特别是政治暴力冲突行为是不可取的,但由于受到环境诱因的影响,出于原始的本能的政治激愤却去做了,各地不断出现的由信访引发的暴力冲突案件就是一个例证。如果农民群体的政治心理始终处于激愤、不满和情绪化状态的话,群体性政治行为失范的风险将始终存在。
摘要：我国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在给农民带来政治民主和生活实惠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业已存在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其中滋生于新的经济关系之上的现代政治心理与传统形态的政治心理相互作用,矛盾共生,使政治心理发展处于深刻的变化中。积极的政治心理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但各类消极政治心理的存在和不断累积,已对社会进步构成阻碍,极易诱发各类不利稳定的风险因素,社会应高度重视并早作预防。
关键词：政治心理激变,政治心理闭锁,政治行为失范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二版) [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版。
[2]李祖平:“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