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功能(共3篇)
负面功能 篇1
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概念区隔, 我们发现, 负面新闻信息是不能等同于负面新闻的。负面新闻, 通常指的是消极的、负面的新闻报道, 一般是经由报道者的人为加工和有目的性的编码之后所呈现给受众的容易产生消极影响的新闻形式, 当然, 也不排除存在新闻本身并非是消极负面的, 反而是由于报道者的操作不当、认识不清, 导致一则并没有消极负面影响的新闻产生了消极负面影响的情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我国的新闻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在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 尽管如此, 我国的负面新闻信息传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部分媒体仍然没有对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功能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以至于在实际操作中失之偏颇。可见, 我们必须首先理清负面新闻信息的各种功能, 做到对负面新闻信息这一新闻类型的全面了解, 才能在实际的操作中游刃有余, 驾轻就熟。
一、负面新闻信息的概念界定
对于什么是新闻,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而从新闻史的发展角度来看, 流传最广、最经典、最易被大家所援引的定义则是陆定一在1943年《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做出的界定, 即:新闻的定义, 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从这个定义可见, 新闻的主体是事实, 但又不仅仅是局限于对事实的“有闻必录”, 而是强调时间上的“新近”, 同时, 也更强调“报道”二字, 如果单纯是“新近的发生的事实”, 但是没有“报道”的话, 也无法构成新闻。那么, 什么是信息呢?“信息, 是事物的运动状态和过程以及关于这种状态和过程的知识。它的作用在于消除观察者在相应认识上的不定性, 它的数值则以消除不定性的大小, 或等效的以新增知识的多少来度量。” (1) 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概念区隔, 我们发现, 负面新闻信息是不能等同于负面新闻的。负面新闻, 通常指的是消极的、负面的新闻报道, 一般是经由报道者的人为加工和有目的性的编码之后所呈现给受众的容易产生消极影响的新闻形式, 当然, 也不排除存在新闻本身并非是消极负面的, 反而是由于报道者的操作不当、认识不清, 导致一则并没有消极负面影响的新闻产生了消极负面影响的情况。而负面新闻信息, 其关键点在于“信息”, 指的是, 处于未开发状态的、原始状态的关于事物运动的知识, “即那些不合于实践的规律性、目的性、违背社会发展的行为活动。” (2) 可见, 负面新闻和负面新闻信息是不能划等号的, 新闻从业人员应理清二者的异同之处, 并在实践过程中, 力争让负面新闻也产生积极影响和正面效果。
二、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必要性
由于长期以来, 我国的新闻媒体都是作为党的耳目喉舌而存在的, 党性原则是新闻业的一大属性, 全面、准确的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媒体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1989年李瑞环同志发表的题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被部分新闻媒体所误读, 以至于媒介噤若寒蝉, 视负面新闻信息为洪水猛兽, 新闻报道多以正面积极的、鼓舞人心的信息为主, 对各类负面新闻视而不见, 掩而不报, 逐渐形成了“新闻旧闻不闻”的局面。对负面新闻视若无睹造成的结果就是, 舆论监督不力、人民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媒体失去了新闻本位原则, 也丧失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如果说, 在过去, “新闻旧闻不闻”还有其生存的空间, 那么在信息传播迅速、传播渠道广泛、传播手段多样化的今天, 刻意回避负面新闻信息, 往往不仅不能达到传播者想要取得的“掩人耳目”的效果, 反而会造成小道消息猖獗、谣言谎言漫天横飞的情况。前几年的SARS事件和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事件就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验证。2003年, 我国南方开始出现非典型肺炎, 然而出于种种顾虑, 当时的新闻媒体没有给予及时、准确、透明的报道, 由于缺少正规渠道的信息来源, 坊间便开始以讹传讹, 小道消息铺天盖地, 造成一部分地区处于极度恐慌之中,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抗击疫情的行动陷入了被动。到后期, 党中央作出了相关信息发布的要求时, 媒体才开始及时进行疫情播报, 缓解了先前因为瞒报负面新闻信息而造成的社会恐慌。无独有偶, 2008年发生在天府之国四川的汶川大地震, 也是一场横亘在我国人民面前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然而, 汶川大地震中媒体对于负面新闻信息的态度却迥异于SARS事件, 因为这种态度上的转变, 也直接决定了事件发展进程的顺利与否。2008年5月12日,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国内主流新闻媒体便第一时间内派遣记者奔赴灾区, 以求获得第一手资料, 同时, 辟专栏、设专刊, 全天候、多角度、大篇幅对地震进行实时播报, 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 临时更换节目单, 开设专题报道汶川大地震, 及时、全面、透明、迅速的信息播报, 让全国人民了解了灾情, 本是负面消极的灾难新闻却没有瓦解人民的斗志, 产生消极影响, 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斗志。
可见, 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是相当重要的, 不能因为负面新闻信息本身的消极意义就隐而不报, 长期消解负面新闻信息, 大肆宣扬正面新闻信息的结果反而会导致社会总体信息传播不平衡, 最终迫使人们通过其他非正规渠道去获取自己想知道的新闻信息, 使得正规新闻媒体在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上陷入被动。诚然, 负面新闻信息在本质上不那么可爱, 它或是天灾、或为人祸, 不像正面新闻信息那样鼓舞人心、令人心情舒畅, 但是, 负面新闻信息却也有警醒世人、激励国人、扩大认知、促进监督等功能。对负面新闻信息予以及时、透明的报道是必要的, 掌握好正确报道负面新闻信息的方法更是必要的。对于负面新闻信息这把“双刃剑”, 要靠新闻从业人员用敬业的精神、专业的技能来驾驭。
三、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功能
负面新闻信息通常有以下几类:一是天灾:洪涝干旱、山体滑坡、雪灾霜冻、海啸赤潮、地震蝗灾等等。二是人祸, 在人祸里, 又可以区分为无意和有意, 无意的人祸, 如飞机失事、汽车相撞、食物中毒、瓦斯爆炸、楼顶坍塌等等。有意的人祸, 如杀人越货、贪污受贿、卖淫嫖娼、坑蒙拐骗等等。从大的方面来说, 人祸还包括经济危机、就业危机、人口危机、生态环境被破坏、自然环境被污染等等。这些信息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消极的、负面的, 如果在报道过程中, 处理不好, 就会让人读之心惊肉跳、惶惑不安, 如果处理得好, 这些负面新闻信息或可产生正面新闻信息所无法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 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正面功能
1、帮助树立媒体权威性。通过对灾难新闻的报道, 消除受众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 缓解恐慌心理, 与此同时, 确立自己的社会瞭望者身份;负面新闻信息的及时、准确、透明报道是树立媒体权威性, 实现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职责的重要途径。很难想象, 一个只会大肆鼓吹、宣扬正面新闻的媒体能够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真正的权威和公信, 即使行政级别颇高, 也难以真正征服公众, 赢得实实在在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只有一个敢于报道社会不良现象、勇于揭露社会丑陋之处的新闻媒体才能在公众的心中树立权威。南方报业旗下的《南方周末》之所以被誉为“当今中国报业之良心”, 正是因为《南方周末》敢报他人之不敢报, 敢批他人之不敢批, 在《南方周末》上, 可以看到屡次发生的矿难造成的家破人亡, 可以看到九州大地上贫富差距之大、教育资源悬殊之巨、阶层沟壑之深。《南方周末》设专题报道的“孙志刚事件”、“瘦肉精事件”等等, 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负面新闻信息, 然而《南方周末》对负面新闻信息并没有敬而远之, 而是以负责的态度、正确的认识、大局的意识对负面新闻信息进行了正确的报道, 非但没有造成公众的恐慌情绪, 反而树立了自身的媒体公信力和权威性。
2、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负面新闻信息也是新闻信息的一种, 作为新闻信息的一种, 负面新闻信息自然具有新闻信息的共性, 例如:新鲜性、生动性、真实性、重要性等等。那么既然是有着新闻信息共性的负面新闻信息自然也是人们有理由、有权利获知、了解的信息之一。十七大报告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就提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将知情权放在第一位, 可见其重要性, 在西方的新闻理论中, 也将公民的知情权视为最重要的一项民主权利之一。鉴于此, 任何媒体都没有权利剥夺公民的知情权, 同时, 受众作为媒体的衣食父母, 其对于各种信息的欲求也应该引起媒体的重视,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当今的受众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受众对媒体的要求都要高, 因为在信息越来越密集、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的今天, 人们不但要满足‘新闻欲’, 还要满足‘求知欲’。” (3) 可见, 媒体对于各种负面新闻信息的报道也是满足受众涉猎多种信息欲求的途径之一, 更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手段。
3、激励斗志, 凝聚民心, 整合社会。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曾经提出传播的三大功能说, 即:监视环境、整合社会、传承文化。传播的社会整合功能是传播的显著功能, 就是指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协调各种社会关系, 以整合社会力量, 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现代社会逐渐呈现出阶层分化加大、公民需求多元化的趋势, 如何将社会各阶层的力量集中起来, 将分散的民心凝聚起来, 是传媒的职责之一。例如, 在汶川大地震期间, 传媒对地震灾情不间断的迅速、全面报道, 成功整合了社会各方力量, 极大的唤起了社会各阶层支援灾区的爱心和决心, 正是由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万众一心, 才顺利将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同时, 对自然灾害的报道, 也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斗志, “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是社会实践中的消极、背向、倒错的变动, 这给人带来一种挑战, 使人感到危机感、紧迫感, 从而激励人奋起应战, 去攻克、解决新闻报道中反映出的一个个问题, 推动社会实践向前发展。” (4) 负面新闻信息的报道, 在唤起民众众志成城、克服困难, 激励人们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功能。这在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也得到了明显的验证。即使在大地震一年后的今天, 四川媒体对于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工作的报道, 也激励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互帮互助。
4、引起重视, 发挥警戒功能。负面新闻信息的报道还能够使得人们从歌舞升平的幻象中警醒过来, 认识到社会机体中存在的毒瘤、暗疮, 并有所警惕、努力避免、改善、解决社会问题。例如, 《南方周末》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 就直接促进了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 避免了惨剧的再度发生。从这个方面来看, 媒体对于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 完全契合了普利策对新闻传媒业的界定——船头的瞭望者, 也使得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传播三功能说之一——监视社会得到了验证。新闻业作为船头瞭望者, 作为环境监测者, 其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做全社会的守夜人,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灵敏的耳目、以专业主义精神随时保持警惕, 捕获一系列可能危害到社会之船顺利航行的负面因素, 并及时告知社会成员, 敲响警钟, 引起重视。
5、负面新闻信息更易获得较高的关注度, 从而促进事件的解决。19世纪《纽约太阳报》编辑约翰·伯卡特曾经说过, “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 这句话虽然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媒介生态背景的, 但也未尝不道出了人类社会对奇闻异事的偏好。通常, 人们对外界环境的变动, 尤其是背向性变动更加敏锐, 求知欲也更强, 因而负面新闻信息更易获得较高的关注度。所以, 媒体对于负面新闻信息的报道就更能突显新闻的价值, 并做到价值最大化。而涉及到的一些社会问题, 也往往由于关注者众多而更容易得到解决, 例如前段时间的“邓玉娇事件”等。当然, 就一个媒体而言, 在传播实践过程中, 还要努力做好正面新闻信息和负面新闻信息的平衡报道, 以免失之偏颇, 过犹不及。
(二) 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负面功能
1、负面新闻信息容易瓦解人的意志, 使人意志涣散。负面新闻信息毕竟是消极的、负面的, 甚至在某种时候还是让人心惊胆战的, 如史无前例的洪涝灾害、地震海啸等等, 这些自然灾害的信息传播会让人深感生命的脆弱易逝, 从而导致意志涣散, 情绪低落。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 特定的负面新闻信息传播还会产生格外重大的影响, 例如二战期间, 日本的“东京玫瑰”利用电台向美国士兵传达各种负面新闻信息, 如, 用暗示性的语言告诉他们留在家里的妻子正在跟情人鬼混, 而这些“太平洋的孤儿们”却还在为她们拼命等等。这些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 极大的瓦解了盟军的意志。
2、负面新闻信息容易使人对社会失去希望, 使人心态悲观, 一蹶不振。这对于文化程度较低、信息分辨能力较差的人尤为明显, 特别是在报道一些社会的黑暗面和不公正之处时, 尤其能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强烈感慨, 甚至会激起对社会和政府的仇恨意识。例如, 今年的杭州飙车案和邓玉娇事件, 在网络新闻的跟帖中, 就有部分网民在泄愤之余, 表达了对社会的悲观和无望。
3、负面新闻信息容易诱使文化程度较低、信息分辨能力较差的人走上迷途。在负面新闻信息中有一些是黄、赌、毒的信息, 这些负面新闻信息在被未成年人获取后, 可能会使这些信息分辨能力较弱的人产生好奇、模仿的心理, 从而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威胁, 进而危害社会。
4、负面新闻信息容易被部分不良媒体为博得眼球而大肆渲染、煽情和利用, 从而对社会造成隐性的、长期的负面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 美国宾州大学安那堡传播学院的传播学者G·格伯纳等人就通过研究发现了“涵化理论”, 即媒介长年累月的信息传播, 会给受众营造一个“虚拟环境”, 通过长期的信息提供, 媒介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了人们的现实观和社会观。G·格伯纳是在电视暴力内容过于泛滥的社会背景下从事这项研究的, 得出的“涵化理论”在另一方面也验证了媒介长期的负面新闻信息传播将会给社会成员和社会造成隐蔽的负面影响。目前, 有部分逐利欲过强的媒体存在着利用、夸大负面新闻信息来吸引受众眼球的情况, 例如, 对一则普通的暴力犯罪新闻做过于详细的暴力细节描述;再如, 在报道一些性侵犯的负面新闻信息时, 着眼点不是放在向受众提供新闻信息, 或者站在法律角度予以客观公正的报道上, 而是将着眼点停留在色情细节的渲染和刻画上, 表现在纸媒上就是大幅的裸照或半裸照, 淫秽不堪的文字, 表现在电子媒体上就是淫秽镜头, 具有明显错误导向的文字解说等。凡此种种, 都会刺激部分信息分辨能力较差, 心理不够成熟的受众产生一定的不良动机, 并在媒介的长期熏陶下, 做出严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
四、结论
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是一把双刃剑, 运用的好, 就可以充分发挥负面新闻信息的正面功能, 起到激励民众、敲响警钟、整合社会的作用, 然而, 如果运用不当, 则会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 破坏公序良俗、瓦解群众斗志、离异民心、危害社会。认识到负面新闻信息的正负面功能表现, 就需要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在进行负面新闻信息报道的时候, 尽量规避负面效应, 发挥正面功能, 成功做到负面新闻信息正面传播, 对社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 新华出版社, 2003年7月第一版
负面功能 篇2
根据《办法》,负面清单编制分为摸底研究、编制起草、统筹审核、公布实施、监督考核五个阶段。此次印发《办法》,旨在进一步指导各地方、各有关部门扎实有序做好负面清单编制实施各项工作,推动各地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可持续发展,强化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产品服务功能。
《办法》提出,要建立“县市制定、省级统筹、国家衔接、对外公布”的工作机制,遵循“坚持分工协作、突出因地制宜、注重衔接协调、强化底线约束、严格监督考核”的基本原则,按照“摸底研究、编制起草、统筹审核、公布实施、监督考核”的编制实施程序,以及编制规范和技术审核要求,编制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并从“动态监控、监督管理、激励考核”等方面加强实施管控。
印发《办法》的通知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领导,认真组织开展负面清单编制实施和监督检查工作,有针对性地约束不符合本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的产业发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办法》要求,因地制宜编制负面清单,并于规定日期前印发实施,同时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办法》要求,进一步细化编制实施规定,建设动态监管平台、建立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激励惩戒机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促进各地严格按主体功能定位谋划发展。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负面清单编制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专项督查,组织开展负面清单实施成效第三方评估和专题考核评价,定期向国务院报告并通报有关地方,确保负面清单落到实处。
办法全文如下:
一、总体考虑和基本原则
在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基础上,遵循“县市制定、省级统筹、国家衔接、对外公布”的工作机制,因地制宜制定限制和禁止发展的产业目录,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强化生态环境监管,确保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谋划发展。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分工协作。县(市、区)层面根据本地资源禀赋条件和现有产业情况,具体负责拟定负面清单;省级层面负责统筹审定各县(市、区)负面清单,并按照国家层面的衔接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公布实施、加强监督;国家层面负责做好对各地负面清单的衔接审查、监督管理和奖惩激励工作。
(二)突出因地制宜。区分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不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特点和保护需要,形成更具针对性的负面清单,必要时应明确不同类型产业所适用的具体区域范围,避免“一刀切”。
(三)注重衔接协调。加强位于同一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内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县(市、区)之间、资源要素禀赋条件相近区域之间的沟通协调,确保负面清单的协同性。
(四)强化底线约束。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进一步细化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不得擅自放宽或选择性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的限制性规定。
(五)严格监督考核。实行最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强化对各类开发活动的严格管控。建立健全负面清单实施情况监督检查和问责惩戒机制,建立与重点生态功能区动态调整、配套激励奖惩政策衔接挂钩的协调机制。
二、编制实施程序
(一)摸底研究阶段。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收集整理与负面清单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政策、产业政策和标准等,全面梳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产业发展情况,系统评估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筛选并提出纳入负面清单的产业类型。
(二)编制起草阶段。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以下简称《行业分类》)对产业类型进行规范,针对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分别提出管控要求,编制形成负面清单和相关说明文件。
(三)统筹审核阶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县(市、区)负面清单进行统筹审核,并督促各县(市、区)广泛听取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后,汇总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科研机构,组织开展技术审核论证,形成衔接审查意见,反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列入负面清单的产业涉及毗邻军事区域的,应通报部队有关部门参与会审。
(四)公布实施阶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反馈的衔接审查意见,对负面清单进行修改完善,报请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统筹上报国务院备案。
(五)监督考核阶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对负面清单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每年形成专项报告,作为考核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成效、完善配套激励奖惩政策的重要依据。
三、编制规范要求
(一)加强产业梳理筛选。根据不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结合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结果,将不适宜产业筛选纳入负面清单,第一产业重点针对农、林、牧、渔业等;第二产业重点针对采矿、制造、建筑、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第三产业重点针对交通运输和仓储、房地产、水利管理业等。属于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不纳入负面清单管理。
(二)标明产业分类代码。按照《行业分类》对筛选纳入负面清单的产业类型及名称进行规范,分别细化至大类、中类和小类,并注明分类代码。
(三)划分产业管控类型。对照《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限制准入类产业管控类型,结合本地资源禀赋条件和生态保护需要,确定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和管制空间。
限制类产业,要包括《指导目录》和《清单草案》的限制类产业,以及与所属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禁止类产业,要包括《指导目录》和《清单草案》的淘汰类、禁止类产业,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属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四)从严提出管控要求。按照不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和《清单草案》、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提出可量化、可操作的管控要求。
对于限制类产业,要对限制的规模(或产量)、区位(或范围)、生产工艺、清洁生产水平等予以明确界定,强化规划选址管理,对不符合要求的现有产业(企业)要提出关停并转或技术改造升级的时限要求(原则上不超过3年,下同)和具体措施。
对于禁止类产业,要在全域范围内禁止发展,现有产业(企业)在《指导目录》和《清单草案》淘汰范围内的要立即关闭,其他现有产业(企业)要提出退出的时限要求和具体措施,对受损企业提供合理的补偿或转移安置费用。
对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由法律法规管控的区域,其管控要求依法执行,不再另行制定。
(五)编制成果要求。各县(市、区)负面清单编制成果,要包括负面清单和编制说明。
四、技术审核要求
按照“客观公正、突出重点、确保底线、科学规范”的原则,对负面清单进行技术审核。主要审核列入负面清单的产业目录中,涵盖范围的全面性、名称及代码的规范性、管控类型的合理性以及管控要求的针对性。同时,结合不同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各有侧重的技术审核。
五、加强实施管控
(一)加强动态监控。按照负面清单管理要求,利用对地观测遥感技术和水土环境监测网络等,对各类建设开发活动特别是产业发展行为,以及各类生态系统变化、污染物排放情况等,实施动态监控,及时发现负面清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
(二)加强监督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对各县(市、区)负面清单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开展负面清单实施成效第三方评估,对实施成效不力的进行通报批评并督促整改,经过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采取扣减生态补偿资金、实施区域限批等处罚措施,直至调整退出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
负面功能 篇3
一般认为, “正面报道”有如下几个特点:它的报道焦点往往集中在社会的积极部分或光明一面;它的基调是提倡和鼓励的;它倡导某种现象或观念, 以保持一定的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它强调“平衡”、“和睦”和“稳定”[1]。按照辩证法的原理, 即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 既然存在所谓的“正面报道”, 也就必然存在与之相对应的“负面报道”。因此, 从新闻学的角度看, “负面报道”必然集中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行为, 以及像犯罪、丑闻、性攻击、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类似的反常事件。它的目的不在于歌颂光明或倡导, 而在于暴露社会敏感灰暗的一面。在政治上, 它往往站在和当局相反的一面来挑剔批评后者的政策;并且它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2]。同时, 在语义学上, “负面”是指“坏的、消极的一面, 反面”;而报道的含义有以下两种: (1) 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或其他形式把新闻告诉群众; (2) 用书面或广播、电视形式发表的新闻稿。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体育负面新闻报道”——就是指在体育领域内对消极的、不好的、有害的、违背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的信息的报道。
2 体育负面新闻报道积极的社会功能
随着我国体育负面新闻报道的增多, 出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在体育平面媒体上, 有时候不是没有负面新闻报道, 而是负面新闻报道太多。导致谈及一般体育负面新闻报道, 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多是它带来的诸如暴力煽情、隐私煽情等消极的社会功能。事物都是辩证的, 矛盾可以转化。正如有正面新闻报道就有负面新闻报道的观点, 同样体育负面新闻报道有消极的社会功能, 它必定也有积极的正面功能, 我们必需一分为二的看待它。只要对体育负面新闻报道的认识正确, 报道思想端正, 选取合适的角度、手法、时机和数量, 不仅可以降低甚至化解其消极影响, 而且还有可能将之转化为一种积极因素, 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推动力。
由此, 笔者总结出体育负面新闻报道的积极传播功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2.1 舆论监督功能
在现代社会, 新闻舆论被当作除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个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是否能健康、自由地发展, 直接维系着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体育平面媒体对体育领域内的消极现象的无情揭露, 将相关信息告知民众, 从而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轰动效应, 这样才能引起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 并促使他们去解决这些现实的或潜在的不良现象。
2.2 沟通信息功能
面临危机, 公众普遍感受到潜在的危险和威胁。按照马斯诺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在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时, 人的首要需求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个较低层次的需要, 而这两种需求的满足,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媒体的新闻报道。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认为, 人民对适量、适度地报道“坏消息”是欢迎的。人民越重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越需要通过新闻报道来关照身边存在的各种已现和未现的危机, 从而避免“坏事情”的发生。因此, 体育媒体对于体育负面新闻的报道不仅可以增加人们对危机的认识, 避免人们产生不必要的恐慌。同时借助体育负面新闻报道, 人们还可以了解政府的判断和对策, 增加对政府的信心, 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 从而有助于稳定民心, 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中保持社会正常运转, 最终把危机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点, 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2.3 情感宣泄功能
精神分析学说认为, 适当的情感宣泄通常具有使人们达到健康的目的。这种过程常常通过催眠或自由联想的方式使受到压抑的记忆被释放到意识层面, 因为受压抑的记忆一旦被察觉, 并被公开后这种欲望就不难得到承认与讨论, 这个过程被说成是道德解毒[4]。受众因类似“假球”、“黑哨”等体育领域内的不良现象而聚集怨气, 而体育负面新闻报道在某些程度上替受众说出了郁积在心中的愤怒与不满, 使得受众从中获得一种“一吐为快”的愉悦感, 由此产生了平衡心理的效果。因此, 这种情感宣泄的功能实际上正是体育负面新闻报道在心理学上的积极意义。
2.4 审美功能
体育传播中的许多负面信息本身都具有悲剧性, 悲剧在美学上是重要的审美形态, 体育负面报道中的悲剧人物和事件同样能成为审美的对象, 令人产生悲切、怜悯、同情等情感体验。同情弱者是人的本性, 这不仅使受众在道德层面上得到升华, 而且往往促使受众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对弱者伸出关爱之手。
纠缠了四年多的曲乐恒车祸案因为案件的扑朔迷离和涉案人员的特殊性, 从车祸伊始到案件审判始终备受各家体育媒体的高度关注。无论是因车祸终身瘫痪的曲乐恒, 还是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张玉宁, 体育新闻记者们都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 用文字翔实记述了双方的心路历程。例如刊登于2004年11月2日《沈阳晚报》上的《道歉:“兄弟对不起”掌声中张玉宁吐露心声》, 刊登于2002年6月29日《体坛周报》上的《我的快乐不是装出来的——曲乐恒只有遗憾的感觉》, 以及2004年11月24日《足球报》上的《张玉宁回击曲乐恒:我已遍体鳞伤别互相折磨了》等等新闻报道。正如刊登于2003年10月24日《体坛周报》上的文章《曲张官司——放不下的沉重十字架》中写道的那样, “当我们看着描写曲乐恒的哀婉文字、声音和一些未经证实的内幕时, 我们的感情激素完全同情于他, 并对肇事者施放道德和法律武器;当我们又看着描写张玉宁的文字、声音和另一些未经证实的内幕时, 我们又禁不住对他表达同情, 并微嗔于受害者是否太过纠缠。”法律的裁定是铁面无私的, 而在读者们心中孰是孰非则各有一番见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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