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诽谤的构成特征(精选5篇)
网络诽谤的构成特征 篇1
网络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网络语言指网民在网上聊天、发微博等活动中使用的语言, 而广义的网络语言还包括与网络相关的各类技术性、专业性的语言。本文所研究的网络语言仅限于狭义的网络语言。
一、网络语言的简洁性及其表现
21 世纪是信息的时代, 谁掌握了信息先机谁就掌握了发展的先机。首先, 就像电视新闻一样, 哪家电台率先得到最新的新闻材料哪家电台就会盈利, 网络也不例外, 谁在网络上最先发布最新消息谁就是赢家, 因此速度的提高成了赢得先机的关键, 速度的提高体现在简单与便捷, 所以网络语言追求形式的简洁。其次, 人们传递信息或者表达关爱也力求快速简洁以便适应快节奏的社会生活, 这些同样致使网络语言呈现简洁的特点。最后, 键盘由26 个英文字母、10 个数字还有若干个符号组成。尤其在输入汉字的时, 以使用频率最高的拼音输入法来说, 输入一个“好”字便需要先输入“h”“a”“o”三个英文字母, 键盘上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并无规律可循, 费时费力, 然后需要在几十个同音同声调或者同音不同声调的的字中找出想要输入的“好”字。所以打字的速度远比不上说话的速度, 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更是一种挑战, 所以网络使用者想尽办法去减少打字的数量和长度。
第一种情况是使用首字母缩略词, 例如"BT" 代表“变态”, “ZT”代表“转帖”。第二种情况是使用数字谐音词, 例如“1314”就是一生一世的意思, “5846921”代表“我发誓永远爱你”的意思。字母和数字都可以在键盘上直接敲击出来, 并且数字在键盘上是按大小从左到右依次排列的, 找起来快速方便, 不像汉字那样需要先打出拼音然后再从不计其数的汉子中选择, 所以首字母缩略词和数字谐音词就大大缩短了打字的时间。而且这些字母词显得俏皮可爱, 数字词也可以委婉的表达爱慕之意, 深受年轻网民的喜爱。
网络语言的简洁性虽然看似平常无奇, 但背后却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从语言经济学看, 网络语言的简洁性遵循了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收益的原则。在《人类行为与省力原则》中Zipf提出人类在使用语言表达思想是会受到两个相反方向的力, 即单一化的力和多样化的力 (引自刘念, 2004:91-94) , 或者说说话者既要尽量选择简短的话语节省自己的体力, 又要使听话者理解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 使听话者理解起来也省力。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Grice也提出了会话原则中的量的原则, 即“使自己所说的话达到当前交谈目的所要求的详尽程度;不能使自己所说的话比要求的更详尽” (胡壮麟, 2001) 。由此可见, 网络语言的简洁性正是遵循了Zipf的省力原则和Grice会话原则中量的原则。
二、网络语言的创造性及其成因
整个人类社会处于动态的变化发展中, 语言是社会政治政治经济文化的载体, 网络语言作为语言的一种变体, 也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现象, 需要新的语言来命名和解释。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要不断更新其词汇词义。外来词、旧词新意、词义的扩大或缩小就承担起了此重任。对于在国外兴起的事物大多直接采用外来词或者采用其翻译或音译形式, 这种网络造词方式可以最大程度的尊重新事物的文化和特点;例如, 我们所熟悉的“维他命”是从英语单词“vitamin”音译过来的, 而汉语的“维他命”也是音译的相当成功, 意为维持生命, 一看便知是一种人体必不可少的物质。进来新流行的“草根”则是出于对英文单词“grass roots”的翻译, 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 二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者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草”被认为是一种很普通而且没什么价值的植物, 汉语中也有“野草”“杂草”之类的词汇, 但是“草根”也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有首诗中写道“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就是对草旺盛生命力的赞美。在笔者看来, 中国的“草根”阶层正是具有平时看起来很平凡但生命力却很顽强的特点。而对于国内的某种新事物或者新现象, 大多采用旧词新意或者词义的扩大或缩小这种造词方式。例如, “马甲”原指一种没有袖子的衣服, 自从网上流传出“别以为你穿了马甲我就认识你了”之后, “马甲”就有了伪装的意思。“同志”一词原指志同道合的人,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兴起时期, “同志”一词更是带有褒义色彩, 有尊敬的意思, 专指共同革命的盟友, 是区分敌友的标志, 而后“同志”一词的使用范围渐渐缩小, 使用频率渐渐降低, 直到最近“同志”被赋予了同性恋的含义才又开始流行起来。“同志”一词词义的发展变化很好地体现了词义的缩小及后来的旧词新意等变化。
语言学界公认语言具有创造性。网络语言首先是一种语言, 因而它也就具有语言所有的特性, 网络语言因其独特的优势将语言的创造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 大部分网民是年轻人, 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 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 同时又不拘泥于传统, 喜欢非主流、个性化, 这就为创新提供了思想基础。
其次, 网络是一种虚拟环境, 人人都可以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随心所欲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网络为网络语言的创新提供了宽松的环境。网络是一种大众文化, 网络语言也是大众化的语言而非高深莫测的学术语言;在网络中, 没有地位的尊卑差别, 人人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条件, 没有一种语言是标准的、规范的, 也没有谁的语言优于别人的语言。
再次, 网民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也为网络语言的创新提供了资源。前面提到大多数网民都是年轻人, 受教育程度高, 以国家主人的姿态对时事关注度高, 并乐于也有能力表达对这些时事的见解。前几年的网络流行的“我爸是李刚”出自一个在校园内飙车撞人的富二代之口, 从此这句话便被网友流传开来并赋予了各种倚仗权势横行霸道的含义, 这句话的流传不仅仅是网民对这种官场徇私舞弊的调侃, 更是对中国法制不健全、并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失望与无可奈何;近几年中国空气质量急剧下降, 雾霾、为人民服“雾”、厚德载“雾”, 自强不“吸”、“霾”头苦干, 再创“灰黄”等网络语言幽默诙谐的调侃着严重污染的空气现象, 一方面体现了网民乐观的生活态度, 另一方面这种语言简单易懂, 传播快, 容易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
三、网络语言的新颖性
网络语言的新颖性不仅表现在形式新上也表现在内容新上。首先, 20 世纪50 年代随着计算机的产生, 网络逐渐兴起, 至今历时不足70 年, 而且网络直至90 年代才传入中国, 作为网络的产物, 网络语言也属于新生事物, 网络语言也是近些年来才受到关注和重视。其次, 网络语言在形式上不拘泥于传统, 形式多种多样, 集合了各种元素。例如英汉结合词, “聊天ing”“逛街ing”“吃饭ing”等等, 在英语中“ing”是现在进行时的意思, 所以在动词后面加上“ing”就表示正在进行此动作。网络语言的新颖性还体现在网民在交际过程中偏爱使用大量的符号还有表情。传统的语言, 无论口头还是书面的, 几乎很少使用符号, 更不用说表情了。网络语言还会及时更新其符号和表情, 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过新年的时候就会有鞭炮的符号, 过中秋的时候就会有月饼的符号, 这些符号经常给网民带来惊喜, 网络语言以其丰富的符号和表情赋予了传统语言无可比拟的新颖和趣味性。再次, 网络语言在内容上也具有新颖的特点。网络以其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的优势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着最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娱乐方面的新闻事件。自从有了网络, 电视以及报纸这两种传统的传媒方式的重要地位就开始动摇了。网络以其上网时间自由、成本低的优势深受网民喜爱。网民可以在工作之余, 午餐或者地铁上拿出手机来关注世界各地的新闻, 而不用每天按照固定的时间守在电视机前等着播报新闻, 同时省去了每天去取报纸的烦恼, 也省去了一大笔预定报纸的开支。网络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新闻, 而且是社会、娱乐、军事、体育、财经、理财、法制、科技、历史、健康等各版块一应俱全, 网民只要随意移动鼠标或者在屏幕轻轻点触就可以随意切换想要看的版块, 而电视和报纸都有固定的版块, 财经新闻就只有关于财经的, 体育报就只有关于体育新闻的。
四、网络语言善用修辞的特点
当人类遇到陌生的事物时总是试图将其与原来熟悉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 表现在语言学上就是人类试图用原来的语言表达陌生的事物、感觉、思想, 而修辞则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比喻就是在陌生事物和熟悉事物之间找出相似点, 从而以熟悉之物理解陌生之物的一种修辞方式。像“潜水”本身是一种运动, 用于网络语言就是指那些经常在各种论坛社区群组隐藏不发表任何意见的行为, 真正的潜水默默无闻不被人发现, 正好符合网络中在线但不发言的行为。像这样的生动形象的用法在网络语言中比比皆是。另外, 在网络语言中, 仿拟也是常见的一种修辞。比如, “金领、粉领、蓝岭”等词都是从“白领”仿拟出来的, 白领指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 有稳定的收入, 穿着得体;“金领”指行业间的领导者、精英人才;“粉领”指从事女性集中的行业的从业人员:“蓝领”是指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房姐、房叔、房妹、表叔”等, 都是物品+ 称呼, 这些仿拟词形式一致、结构对称, 表达的意义层面相近后者相反。这也是词汇学中的一种构词方式。这些词形成了新的族群, 为丰富网络语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结语:
网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而语言则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 并且反过来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网络语言的兴起一方面改变了人类的学习交流方式, 另一方面网络语言的滥用, 比如暴力、色情等网络词汇的出现, 也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研究网络语言并对其加以规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刘念.网络流行语的经济原则[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4 (3) :91-94.
[3]杨国旺.网络词汇的演变及发展趋势[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5 (1) :37-39.
网络诽谤的构成特征 篇2
一、日语文化中网络语言的构成类型
1、缩略型
在日常用语中, 存在着大量的缩略词, 比如“网上发言”其原词为書き噫み, 缩略词为カキコ;“匿名”原词为アノニマス, 其缩略词为アノニ。
日语对外来词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 网络语言中英语的省略就是日语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利用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日语网络用语中, 有些词汇是直接运用英语词汇来表达, 比如ALL (对所有参加网聊者的总称) ;还有一种是对英语字母缩略词的使用, 即将各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 形成网络语言, 比如lol—laugh out loud (大笑) , ty—thank you (谢谢) , ROM—read only member (在网络聊天室中只看不说话的人) , AFK—away from keyboard (不在电脑旁, 暂时离开) ;日语网络用语中, 除了直接利用英语外, 还具有一定的改造语言能力, 将在英语中并不存在的词汇或者词组改造成日本人所适用的词汇, 比如DOM—download only member (仅供会员下载) , HN—handle name (网络昵称) , PM—privacy message (隐私信息) 等。
在日语网络用语中, 用对应的罗马字母表示词汇, 一般是将元音部分去掉保留辅音部分。这种语言的变化较难理解, 一般只有彼此对这种语言都很熟悉的人之间才会使用。比如“加速”罗马拼写为kasoku, 取每个假名开头的罗马字母, 简写成ksk, 詳しく的罗马拼写是kuwashiku, 取每个假名开头的罗马字母简写成kwsk—くわしく。
在网络聊天中, 往往将促音省略用以提高聊天的速度, 节省聊天时间, 将っ或者ッ省略掉, 比如だたよ是だったよ的省略。
由于在日语中, 多数寒暄用语的使用都是运用敬语进行表达, 句子较长, 在网络聊天中往往将句子简化到开头的几个假名, 比如将晚上好こんばんは和你好こんばんは省略成こん, 将我下线了いってきます省略成いてきま, 将好久不见おひさしぶりです省略成おひさ等, 虽然这些句子省略后其形式与原句的形式相差很远, 但是寒暄用语是日本最常使用的语言, 句子形式的改变并不会影响人们对句子意思的正常理解。
使用网络语言进行交流的时候, 首先必须保证用词准确, 其次, 要保证用词的经济性, 使得各种信息能够通过简短的语言有效的传达出来。总之, 日语网络语言中的缩略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话的效率性。
2、复合型
复合型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按照顺序排列组合成新的词汇, 是日语网络语言中重要的构词形式。事实上, 复合型词汇的组成都是经过缩略处理, 最终以缩略词的形式进行组合的。比如IP地址 (リモホ) 是由リモー卜和ホスト组成的, 禁止参与 (アク禁) 是由アクセス和禁止组成的, 网友 (メッセ友) 是由メッセンジャー和友達组成的, 认真严肃的回复 (マジレス) 是由真面目な和レスボンス组成的。在日语网络用语中, 大多符合词以缩略词的形式出现, 体现了简约、经济的特点。
3、替代型
替代型包括三种, 第一种是将假名转换成汉字, 就是将原本用符号或者假名的词语, 强行的用汉字来替代, 比如将服务器 (サーバ) 用鯖来替代, 将账号 (アカウント) 用来替代垢等;第二种是通过对语言的变换来表达一种厌恶、不满的情绪, 在网上宣泄自己对某个人、某个团体组织的不满, 比如将マスコミ (媒体) 说成マスゴミ (垃圾) , 将外務省说成害務省等;第三种是用语音相同但是表记不同的假名代替, 比如用を来代替お, ヲイ—おい;用い代替え, おまえら—おまいら等。
4、谐音型
在日语网络语言的表达中, 一般用数字谐音的方式来表达, 但是, 这种表达方法并不能将语言的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比如39表示Thank you (谢谢) , 55表示gogo (出发, 加油) , 88或886表示byebye (再见) , 4649表示よろしく (请多关照) 等。
二、日语文化中网络语言的特征
1、群体化
其实, 每种语言学的特征在社会经济、人种和年龄方面都有着正常的分布, 只不过在这些东西的使用过程中, 有些被使用的多, 有些被使用的少。在日语网络语言的使用中, 表现最清晰的层次就是年龄的层次。一般, 使用网络的人群集中在青少年或成年群体中, 年轻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随波逐流、思想前卫、性格自主开放、心理包容性强, 这就使得他们敢于蔑视传统、敢于创新, 敢于挑战传统的语言, 创造出新的语言体系。
2、简易化
在日语网络语言的使用中, 缩略型的语言被运用的最为广泛。虽然是文字形式的语言表达, 但是网络的交流与传播同电话一样具有双向性。首先, 在聊天的过程中, 信息发送和接受能够同时期进行, 对信息的选择和吸取就要满足网民能够快速、高效的选择并利用的需求, 所以, 承载的信息必须简明;另外, 信息的发布和发送并没有时间的限制, 但是在信息发布或发送的过程中, 需要通过键盘、字母来完成, 网络用语的简明、简易化能够避免网民输入过度和重复。
3、生动化
在日语网络语言中, 存在着大量生动、风趣的符号、文字和流行语。符号的形成是利用键盘符号的结果, 是一种造字法的体现,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网民的某种情感形象地表达出来, 是网络用语所具有的特征, 这种符号穿插在传统的文字中, 对改变文字和句子的语境具有一定的作用。流行语是在网络中兴起的一种完全由网民自己进行创新的语言, 流行语的出现一般来自于某个社会事项、政治事件等, 有的词汇是以其本身通俗易懂、生动风趣的特性被广大网民所接受, 从而成为网络的流行语。
三、结语
总之, 语言是文化和社会的缩影, 而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新兴语言, 是社会信息化发展的产物, 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常生活中实用的语言相比, 日语网络语言具有直观、便捷、生动、简约等特点, 可以说, 日语网络语言是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服务的。因此, 对于日语网络语言翻译和使用, 必须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引导,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只有对日语网络用语的构成类型和特征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分析, 才能更好的在网络上运用这些语言, 并加深对日语变迁和日语文化发展历程的了解。
摘要:近年来,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普及, 各种网络语言应运而生。网络语言是指网民在帖子上或聊天系统上常用的符号或语言, 很多起源于网络的语言都在不断的涌入固有的语言模式中, 逐渐成为了日语文化的一部分。文章对日语文化中网络语言的构成类型与特征进行了探讨分析。
关键词:日语文化,网络语言,构成类型,特征
参考文献
[1]宋翔.日语网络用语的构成及其特征[J].科教文汇, 2013, 8 (2) :117-119.
[2]陈姗姗.从语用学角度看日语网络语言[J].考试周刊, 2010, 52 (41) :29-30.
[3]李新娟.网络语言的构成及其特征[J].考试周刊, 2011, 34 (65) :112-114.
法律视角下网络诽谤行为的规制 篇3
关键词:诽谤,网络,规制
在网络全球化的背景下, 在线上与不同地方的人交流, 分享信息已变的十分普遍。所以, 网络对个人的自我实现意义非凡。同时, 网络也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助力。但同时网络的自由也滋生了网络犯罪的土壤, 本文主要分析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
一、网络诽谤的特点
网络诽谤扩以网络为传播途径, 其扩散速度快, 影响范围广。网络使用者相互连接的关系, 形成独特的虚拟“人造空间”, 跨地域交流得以实现。因此, 网络若被诽谤行为所利用, 其影响更为恶劣, 如被双开的刘某某有25颗罕见钻石及多情妇等。通过如论坛、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可以进行“点-面-面”的多重传播, 这种并未经过证实但吸引人眼球的传言在网络中传播速度极快。这种通过网络, 捏造、散布, 损害他人名誉, 情节严重的行为将构成诽谤罪。
与其他方法进行诽谤相比, 网络诽谤的成本低, 操作容易, 效果明显, 能引起更广泛人群的关注。针对网络诽谤行为, 为避免网络的滥用, 使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设计符合网络特性的法律制度有其必要性。
二、表达自由与网络诽谤行为
(一) 表达自由的概念
鉴于网络的特殊性, 如何在规制网络诽谤行为的同时而不侵害到公民表达自由的权利是我们需要分析、解决的问题。
表达自由在人权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日本的有力说将其定义为“将人内心的精神作用, 无论用何种方法, 公开在外部的精神活动的自由”。在宪法学上, 一般被归类为外部精神自由, 因为其与民主主义的发展、个人人格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在人权体系中有优越性地位。
(二) 表达自由的体系
美国宪法学者爱默生认为表达自由可分为四大价值即个人的自我实现;探究真理与拓展知识;自我统治的实现;对安定与变化的调和, 此理论体系以自我统治和自我满足这两个价值并存且互补为基础。
为了达成自我实现的目标, 必须保障精神自由。所以, 对于言论、思想或其他形成的表达的压抑就是对人的侮辱与对人性的轻蔑。自我统治的实现是形成社会的整体的决策不可或缺的要素。
压抑言论是以蛮力取代更改, 使人无法作理性的判断, 也会阻碍社会随环境变化而发展新的思想, 更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愚昧与停滞, 导致社会大众漠视具有争议性的公共问题, 隐藏社会真正面临的问题。
(三) 表达自由与规制网络诽谤的协调
在规制网络诽谤的同时不能无条件的限制表达自由, 在充分尊重和保障表达自由的基础上规制网络诽谤行为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网络诽谤的有效规制是创造表达自由良好环境的助力, 同时, 更有利于表达自由的实现。所以, 在进行关于网络诽谤的法律规定的思考中, 需要考虑到网络的特性, 更要根植于表达自由这样的理念, 可实行严格审查制度。因为表达自由比名誉更应受到保护, 但在表达自由的同时不能侵害他人及公共的合法权益。
三、网络诽谤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 立法思考
美国对网络诽谤行为主要是通过《电脑犯罪法》、《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等一系列的法律加以规制。而印度是首个将网络诽谤与反恐相结合的国家, 并通过了《信息技术法》加强对网络的监管。
从民法的角度分析, 网络诽谤的主体应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现任;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 依行政法规予以行政处罚;从刑法的角度分析, 网络诽谤犯罪虽是一种新型犯罪, 但是并没有必要针对这种犯罪进行专项立法, 根据《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认定后, 依诽谤罪定罪量刑即可。鉴于诽谤罪侵害的法益是人格尊严和名誉权, 而人格尊严和名誉权是自然人享有的权利, 所以法人社会团体、政府等国家公权力机关不能作为网络诽谤犯罪的受害人而存在。
(二) 完善建议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规制网络诽谤有一定的作用, 但也存在些瑕疵, 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诉讼制度方面。因为网络具有高度的自由性及一定的隐匿性, 而在诽谤罪是属于自诉案件, 在网络诽谤犯罪中可能存在无法明确行为人的具体信息, 而无法起诉。对此可以采用借助侦查机关的力量进行或在受害人能以对方的网络账号或网名 (IP地址) 进行起诉, 立案后由法院通过职权查明真实的具体信息, 依法追究其责任。
二是侵害法益方面。对于网络诽谤政府等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行为不能依诽谤罪定罪, 但也不能放任自流, 对于试图借此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符合危害国家安全罪的, 应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定罪量刑。
2013年9月, “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为网络诽谤的定罪提供了明确的标准, 在规范网络诽谤的进程中, 需要考虑保障表达自由, 避免为净化网络环境而丧失表达自由。只有正确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 厘清网络诽谤所侵害的法益, 解决在司法中的困境, 才能有效的在法律层面上规制网络诽谤。
参考文献
[1]http://news.qq.com/a/20130909/014451.htm.
[2]佐藤幸治.宪法[M].日本:青林书院, 1995.
[3]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4]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5]赵远.网络诽谤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J].法制日报, 2010.5.
[6]李生.法治终结网络谣言[J].公民导刊, 2013.4.
网络诽谤的构成特征 篇4
关键词:罪名体系,网络诽谤,网络水军,应对策略
一、我国网络诽谤行为规制的罪名体系
(一) 特定对象的网络造谣诽谤
发生在网络上的诽谤行为和我们社会现实生活的诽谤行为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 网络空间只是作为载体和工具进而实现其犯罪目的, 行为人的主观心理要素和客观行为表现方式同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诽谤行为基本趋同一致。甚至就网络诽谤的危害程度来评定, 网络受众多为一次性的受众。这样发生在网络的诽谤案, 即使被害人有充足的证据去澄清相关事实, 乃至行为人主动承认所发布的信息纯属恶意捏造和传播, 但是网络热点的短暂性和快速更替, 民众对于同一问题的关注也仅仅是片刻热度, 被害人无法完全抹灭诽谤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因此网络诽谤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属于一种“永久性的诽谤”。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诽谤罪和第二百二十条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打击半径即是针对特定对象的诽谤行为, 前者是用于制裁以个人为犯罪对象所实施的诽谤行为, 后者则用于制裁损害了特定的单位企业或者产品的诽谤性言论行为。以网络为载体所实施的网络造谣诽谤行为在损害到个人的名誉、人格和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时同样适用于上述法律条款。
(二) 不特定对象的造谣诽谤
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通过互联网编造爆炸、生化、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 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我国现有罪名体系中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可以适用。2013年9月9日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2013年9月9日两高《解释》) , 其中第五条规定了“编造虚假信息, 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但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表现形式第四项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笔者认为公共场所应当包括在用于信息传播的互联网平台、公众论坛、微博门户网站等虚拟网络场所, 一方面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产经营活动等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 它作为一种虚拟的空间所构成的秩序也应当是社会秩序的延伸和构成部分, 因此对网络秩序的破坏也应当是隶属于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再者“公共场所”的字面内涵应是指公众所共有的场所, 将“公共场所”依据论理解释扩大解释到公众信息网络,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并没有超出我们一般民众的预测。
二、我国网络诽谤的困惑与争议
(一) 法益保护的冲突
一般情况下当造谣诽谤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轻微时按照民事侵权行为处理即可,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是诽谤行为受民法还是刑法调整的界限。2013年9月9日两高《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属情节严重。它引起了理论学界和新闻媒体关于“诽谤罪入罪标准是否合理”的探讨。从立法本意探源一系列的针对网络造谣诽谤的罪名设置, 其立法目的应当是为了保护我们公民的人身权利或是社会的秩序。轻率的动用公权力介入网络言论, 不仅未能实现立法目的, 更有损法律的权威。而探析诽谤罪的立法目的, 对真正的诽谤者实行刑事制裁的目的即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的人格权和名誉权, 它绝不是为了容易使我们公民“因言获罪”。倘若诽谤的入罪门槛过低, 当诽谤行为达到了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国社会秩序或者国家利益”的程度, 自诉转为公诉, 公权力大量侵入私权状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可避免, 这违背刑法的谦益性原则;而倘若诽谤入罪门槛过高, “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 也不应该保护在剧院里谎称失火而致使社会公众恐慌的人”, [1]任何权利的保护都应该存在边界, 不合理的入罪门槛不利于法益的保护。
(二) “网络水军”泛滥, 集团化、职业化的网络诽谤行为评价不足
所谓的网络水军在刑法学语境中其要义即是受网络公关公司 (或作为个人的网络推手) 的雇佣, 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 在各大论坛、微博、博客等上捏造事实、造谣诽谤他人、公司单位或产品的行为人。在管理与任务分配实施上其基本的生态链形主要形成了三级模式, 网络公关公司为第一级, 也是集团化网络诽谤的源头和策划者;而组织管理人手、协调工作任务调度的为第二级;最终具体实施的行为即网络水军则为第三级。针对与日俱增的网络推手犯罪案件, 2011年4月中央外宣办、公安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了《深入整治非法网络公关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简称方案) , 2013年8月起, 全国公安机关又集中开展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的专项活动, 它反映了我国对于集团化和职业化的网络造谣诽谤行为给予了关注, 但另一方面这些都是以专项方案、专项行动的方式开展的, 通过专项活动的“运动式”执法弥漫的是一种“宽猛相济”的人治原则, 而不是“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因此对于网络造谣诽谤的行为评价不足, 即涵盖专项方案和专项行动之前的放任, 也是在此之后的从严打击, 并未能形成符合法律精神的常态性司法评价。
三、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应对策略
(一) 合理平衡言论自由和其他法益保护是治理网络诽谤行为的前提
因为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价值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 以及权利模糊性的原因, 现代社会民主诽谤法制构建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 在于诽谤的法制构建如何才能做到保护人的名誉、社会的秩序, 又不损害民主社会的表达自由。[2] (P149) 笔者认为平衡言论自由和其他法益之间的冲突应依靠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和解释。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 法官在适用法律条文的过程中自由裁量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立法都无法平衡的问题, 更无从谈司法平衡。而在平衡言论自由和其他法益保护的具体法律规定中, 它即可以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 也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司法解释, 以及国家颁布的指导性案例。2013年9月9日两高《解释》第二条规定了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诽谤罪“情节严重”的情形, 其中第二项“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第三项“二年内曾因诽谤受到过行政处罚, 又诽谤他人的”以及第四项的“其他…”兜底性规定都使网络诽谤入罪的标准更加科学合理, 明确了网络诽谤入罪的门槛。该《解释》第三条将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也作了细化规定:1.引发群体性事件的;2.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7.其他。对于危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利益的行为, 先是要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次之, 由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利益的诽谤行为的法益损害更严重, 国家公权力将主动介入提起公诉, 明确诽谤行为由自诉转公诉的衔接。而针对2013年9月9日两高《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的“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规定, 面对舆论中存在的质疑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偏差, 最高人民法院又将于近期发布新的指导案例, 以指导司法实践, 统一执法标准[3]。这些“准立法”的司法解释和典型性案例会起到合理平衡言论自由和其他法益的作用。
(二) 政府官员名誉权的保护应受限制
我国网络诽谤对象在职业分布上66%的案件集中在政府官员、公司老板、老师、明星和民警等五大类行业, 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占据了诽谤对象的22%, 属于网络诽谤的“高危行业”。[4]笔者认为, 对政府关于名誉权保护受限制的保护是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对来自公众的批评给予超出一般公民的容忍, 使得国家工作人员在享有“诽谤罪”的自诉权上要稍逊于一般民众, 国家的公权力也不应轻易介入。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 而第四十一条又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因此在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之外又专门赋予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批评和建议的监督权, 这意味着强调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重要价值。而这种强调具体落实在司法实践中, 即是相较于对法律对一般公民、企业单位名誉信誉的保护, 要赋予公民批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更广阔的空间。基于公众和国家工作人员就执行公务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 公众即使行使监督权存在些许失实, 国家工作人员就其执行公务和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行为也应更多的忍受来自公众的监督和批评。允许公众对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官员的职务行为进行批评、监督, 是公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和政府树立威望的基础。
(三) 打击集团化、职业化网络诽谤行为应形成常态性的司法评价
实施网络诽谤的行为主体既有个人实施也有共同合谋实施, 而集团化、职业化的网络公关公司网络诽谤行为中, 将管理与任务分配实施上的三级产业链可以划分为具体实施网络诽谤的网络水军以及策划实施网络诽谤行为的组织、领导者。笔者认为网络水军是产业链的最底层, 其人数众多, 作为一个整体力量其巨大的, 但是具体到水军的每个行为人力量则很小, 因此其责任是否达到刑法所评价程度很难衡量, 也就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再者, 网络水军是受雇佣参与到网络公关公司的造谣诽谤行为中, 这一个群体是动态和不断变化的, 从取证困难、危害性难以评价、司法成本较高等现实意义来考虑, 追究网络水军的刑事责任也是难以实现的。
在打击集团化、职业化的网络诽谤行为中, 应当着重评价和打击的是策划实施网络诽谤行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网络公关公司的组织者、领导者出于营利、危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利益的目的, 其网络造谣诽谤的职业性、链条性使得网络造谣诽谤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将其纳入刑法打击的范围中, 相较于一般的个人造谣诽谤行为而言, 其主观恶性和危害性更大, 应当加重处罚。同时, 在刑法语境中评价组织领导者的网络诽谤时, 应注意的是当其严重危害到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 公权力应当主动介入, 而不应过分担忧有违舆论而对其放任不管, 使得言论自由和其他法益保护失衡;另一方面, 在打击网络诽谤行为的过程中, 不宜过多的通过专项行动、专项方案的形式让民众有运动式执法的不良印象, 弱化法律的权威。司法工作者在对待网络公关公司的网络诽谤行为时, 不应以专项行动和专项方案所传达出的理念为主导, 而应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来予以评价, 通过程序公正来保障实质公正, 使得对集团化、职业化的网络诽谤行为的打击从运动式走向常态性。
参考文献
[1]赵远.网络诽谤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J].中国刑事法学杂志, 2010, (8) :65-71.
[2]郑文明.诽谤的法律规制—兼论媒体诽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3]佟明彪.最高法将统一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案件执法标准[EB/OL].2013-09-27[2014-01-15].http://www.ce.cn/cysc/tech/07hlw/guonei/201309/27/t20130927_1559130.shtml.
从“转五百次”思考网络诽谤罪 篇5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人们每天接触大量的真真假假的信息, 有这么个特殊的群体被称为大v, 任何讯息只要经过大v们的微博、博客等公共言论平台, 必会被放大、扩张, 然而广大网民似乎也不具备甄别信息的能力, 时常是人云亦云, 尤其对这些大v们的言论更是毫无“抵抗力”。于是民众的情绪在互联网被无限放大, 有时真相也被越描越黑, 在社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这些大v们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舆论领袖”。这个时候国家站出来了, 要管管网络秩序, 于是有了《解释》的施行。随着初中生发造谣帖转500次被拘的新闻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尖浪口, 不得不思考下《解释》关于网络诽谤罪入罪标准的规定, 因为它关系到网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与国家保护网络社会秩序动用的公权力之间的平衡。
我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 告诉的才处理, 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解释》第二条规定了“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 也就指明了网络诽谤罪的入罪标准。
首先, 来认识下何为网络诽谤, 网络诽谤是指借助网络等现代传播信息手段, 捏造、散布虚假事实, 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与传统的诽谤罪相比, 网络诽谤罪有以下特点:1.传播范围广。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网民人数在与日俱增, 网络的方式克服了地域性的限制, 甚至可以跨越国界, 其信息接收群体之广大是任何传播方式都不可比拟的。2.传播速度快。利用网络, 诽谤信息的发布和散布可以说是同步的, 中间基本不需要时间间隔。3.传播成本低且形式丰富。很多网络平台都是免费自由开放的, 并且在表现形式上, 基本每个平台都提供有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 使信息内容更加绘声绘色。4.匿名性。很多网络平台上发表言论都不需要个人真实信息, 很多网民存在侥幸的心理, 也因此而更加肆无忌惮。5.事前限制难。网络自身的特性, 使得对其难以像传统媒体那样进行事前把关。事实上, 如果所有网络言论都必须“事先审查”, 网络快捷及时的优势便不复存在。无法全面事前限制, 加之网络信息传递的速度快、范围广, 给网络诽谤的调查取证和预防带来了困扰。①
网络诽谤有诸多不同于一般诽谤行为的特点, 因此在入罪时也要考虑得更加全面。根据《刑法》的规定, “情节严重”是诽谤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 随着今天网络诽谤现象的泛滥, 国家出台了《解释》。从法律实践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 《解释》却引来众多民众的调侃, 可见民众对此的接受度并不高。“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被认为是“情节严重”, 这样的规定过于片面和宽泛, 在实际操作中会产生各种问题:1.按照《解释》的规定, 一个人是否犯罪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的行为, 也就是取决于网友的点击、浏览、转发的行为, 这样的规定有失偏颇, 尤其是对一些名人来说, 他们犯罪的风险更大了。2.容易造成陷害。如果有人故意陷害他人, 这条规定便会让人有机可乘, 通过买水军、注册多个账号, “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不难实现。3.治标不治本。《解释》的这项规定既会成为陷害他人的法律手段, 也会成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屏障。犯罪分子可能会时刻关注自己发布诽谤信息的点击量、浏览量、转发数, 一旦即将达到了构罪条件便立马进行删除, 也可能重复发布、重复删除, 这样的行为《解释》未作定性。
既然《解释》“转发五百次”的规定如此不合理, “情节严重”又该如何把握呢?按照刑法学一般理论, “情节严重”一般可从内容、手段、结果的严重性来考量。首先, 传统诽谤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方面为实施了“捏造并散布某种虚构的事实”的行为, “散布”意指向不特定的第三人进行宣扬, 其强调的是公开性和对象的不特定性。因此笔者认为对网络诽谤罪“情节严重”的考量要考虑到诽谤信息发布的网络平台, 是完全公开的平台还是限制访问的平台、允许转载还是不允许转载。其次, “被转发”是否有包括“转发的转发”以及之后的重复转发, 诽谤信息发布的始作俑者和转发者性质是不同, 有必要对此作出更细致的规定。对网络诽谤的监管, 涉及到网络言论自由与国家保护网络社会秩序之间的权衡。《解释》努力为网络言论与诽谤划清边界, 从法律实践的角度来看是值得肯定的。笔者对如何面对网络诽谤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探索性的建议:1.建立网络实名制。由于网络诽谤具有匿名性, 很多网名在匿名的前提下, 无视道德和法律对他人进行攻击, 如“秦火火”、“立二拆四”等。若在网络言论平台进行实名登记, 责任明确的情况下网民必然会对自己的言论进行约束, 当然这样是牺牲了网络言论自由的“部分自由”。2.加强行业自律。是否可以像仲裁、律师行业那样, 把每一个从事互联网经营的单位都纳入中国互联网协会的会员, 应然地接受协会制定的规范性公约的约束, 与此同时建立起违反公约的处罚体制并落实到位。至于加强网民素质教育和法律意识、加强互联网监管、完善机构设置之类的就毋庸赘述。
最后, 从价值选择的层面来说最大限度保护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权利及最大范围保障网络社会的秩序, 是国家公权力介入网络诽谤行为过程中最理想的效果, 即网民言论自由的边线与社会秩序的警戒线应不断趋于重合。这样的平衡在事实上很难达到, 因为需要比较权衡多方的利益, 其中涉及到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及国家利益。②随着社会的发展, 立法会不断的完善, 公民的素质也会不断地提高进而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也许到那时, 整个社会就会进入“言论自由, 诽谤不再”的理想时代。
摘要:“转五百次”的规定一经出台即引来社会众多议论, 网络如此普及的今天网络诽谤该如何认定, 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及时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如何认识网络诽谤、“转五百次”的规定问题在哪里, 本文将进行探讨。
关键词:转五百次,网络诽谤,言论自由
注释
1曾扬阳.略论网络环境下诽谤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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