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的现状

网络民意的现状（精选11篇）

网络民意的现状 篇1

一、网络民意的概念和发展现状

（一）网络民意的定义

网络民意是指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基础，以网络为平台，通过互联网上论坛和社区、博客等手段自由发表评论和意见，聚合某种愿望和诉求，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兴民意。网络民意是基于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一种新的民意表达方式。

（二）网络民意的发展现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民意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民意表达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是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

在网络的广泛传播下，杭州飙车案、罗彩霞事件等，近来成为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网络民意表达，已经成为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应该说，网络民意表达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网民希望通过表达和参与，让政府部门了解民情民意，推动公职人员改进工作，督促问题和事件的公正解决。

二、值得思考的问题

尽管网络民意具有其他传统民意表达的不可比拟的优势和特点，但是任何事务都是具有正反两面特性的，网络民意自身也有其缺陷。

（一）网络是否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心声

据CNNIC, 第十四次互联网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网民总数已达3.16亿，比上年同期增长27.9%。从量上来看，中国网民目前占全国人口不到四分之一，而且当前网民这个群体的构成与普通民众的构成存在着差别，如年龄、经济状态、职业、教育状况等等。网民的发言又是匿名性，他们的背景无从考察，因而这些网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正的民意，发言者是否与事件本身有利害关系，能否保持客观、理性，都无法确认。针对这些具体个案形成的“民意”是否能全面反映社会发展进步的整体状况，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还得打上一个问号。只有在各种立场以最有说服力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并让公众参与辩论的前提下，才可能通过民主程序作出对社会最有利的决策。

（二）网络民意是否是理性的表达

对网络民意的理性质疑，一般是基于两种假设，一是网络的匿名性，让言论发表者无所顾忌，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责任，其合理性、公正性无法保证，虚假信息充斥于网络。二是网络所提供的众多搜索引擎和屏蔽技术及诸多个性化订制服务，使一些学者意识到，网络在促进人们交流联系时，也存在隔绝交流的潜在危险。早在1996年提交给第89届国际信息秩序会议的论文中，阿斯特尼和杰弗逊就认为：“互联网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突破地理的障碍而进行，但由于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个有限的常数，而且人们在接触信息和建立联系时会体现出一定的偏好，所以网络传播带来的未必是地球村，而只是人们交流方式的一种转换，从原先地域性交流转变为以共同兴趣和偏好为基础的交流。

三、对策

网络民意的表达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规范和解决，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合理性。应该看到，网络是一个开放的信息环境，网民也并非只反映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共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正快速地将各种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网聚到了一起，通过网络发出呼声，其中绝大多数真实地反映了问题，表达了群众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对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合理规范网络民意。

（一）政府应适度调整网络传播的政策和策略，建立一套适合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的控制和管理制度

网络民意作为民意表达的一种新方式，我们既不能对其放任自流，不加任何约束，也不能只看到它的弊端而因噎废食，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网络言论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引导，使其以一种有序、合理和公正的方式表达，成为促进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力量，而不是危害社会安定团结的破坏性因素。因此，政府必须正视网络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应根据其技术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合理有效的引导。除了对确有危害的信息严加防范之外，政府应适度调整网络传播的政策和策略，调整控制方式，变排斥为正视，变被动为主动，变堵塞为疏导，立足于“开”和“导”，发挥正确引导舆论的作用，逐渐在网民心目中树立起权威信息源的形象。

（二）把握网络传播的特点，使网上宣传更加贴近网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牢牢掌握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网络的传播手段、功能乃至阅读习惯、受众年龄结构等，都与现实社会民众结构有较大不同，因此，在网络上进行引导或宣传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必须适应网络传播的特点。由于发表评论的网民的成分、背景复杂，一些评论未必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这就要求充分发挥专业评论的舆论导向，密切关注来自网民的观点和意见，在重大问题上灵活机动地开展评论，使主流观点在与其它各种观点的交锋碰撞中主导网上舆论，合理引导网络民意的形成，避免不利社会安定团结的言论对社会产生的冲击。这种将专业评论与网民评论结合起来的方式，充分发挥了网络传播双向互动性特点，既尊重了网民的意见，也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了网上舆论。

随着网络日益深入普通人的生活，网络以其独特的技术特性，正成为一个对现实社会有极大影响的交流空间和平台，它使网络民意成为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要我们正确对待网络民意，规范、引导网络民意合理表达，就能加快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网络民意的现状 篇2

2010年07月12日00:00作者：刘家华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网络民意”首次写进省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到了与院士专家意见同等的地位。在阐述加强民主法治与精神文明建设时，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院士专家等咨询研究机构和社会听证、网络民意在决策中的作用。”

部分代表和网友对此表示肯定，认为，这是对网民同时也是公民这一身份的肯定，是对网络民意的尊重。但也有专家指出，在现阶段“网络问政”制度和技术还不规范的情况下，政府一定要慎重对待网络民意，将网络民意提到与专家意见同等的高度，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并不妥当。

笔者认为，网络民意写进省政府工作报告是一大进步。

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政治生活方式。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互动性等特征，为公民提供了更为自由、即时、充分的意见表达空间。“人人都是传播者”，普通网民轻松拥有了网络话语权，通过网络发布关于社会事务甚至对政府、官员的意见和建议。以前，群众只能靠写信，上访或开会提意见反映自己的心声，还常常担惊受怕。而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群众可以直接在网上“短、平、快”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虚拟世界既无需考虑关系网的瓜葛，也不用担心遭到报复而遮遮掩掩，没有心理负担，就可以大胆地把自己的观点表露出来。网络正在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发展。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还会不断攀升。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再高明的违反法定职责、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也很难在这样的注目中藏身。可以说，网络媒介将给舆论监督带来一场新的革命。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大喇叭”式的单向传播方式，网络中聚集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小话筒”，有着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表达方式和表达路径。网络舆论看似无章可循，却又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让整个社会的神经随之起伏。

把网络民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是在我国网民数量增加、网络民意在问政方面已经有所作为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在现阶段，民众参与决策的共同渠道不多，而网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能够打破传统行政层次的过滤和约束，直接将意见越过传统行政层级到达高层，网络民意在问政、监督、反腐等方面起到了很多作用，网络问政也给民众提供了比上访更加便捷的途径。“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网络问政‟是了解民情、排解民忧的„直通车‟，是荟萃民智、辅助决策的„信息库‟，是预防贪污、防治腐败的„好帮手‟，是改进工作、创新服务的„助推器‟。通过网络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极大地拓展党委、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渠道。

浅谈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篇3

关键词：网络；民意；司法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113-01

突飞猛进的互联网技术使网络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2015年7月23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一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网民平均上网时长为每周26.2小时，网络逐渐取代电视、报纸、广播而成为主流媒体，我们从西安音乐学院的药家鑫案到青岛大虾案再到北京的快播案，这几年数不清的大小事件通过网络扩大了影响力，甚至改变案件的最终结果，互联网作为民意交流的平台，如同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将国内国外的大小事件聚集在一起，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言论和看法，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言论的集散地和网络舆论的放大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主要控制程度”的司法。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快播案的最大亮点就是法院采取了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并迅速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被称为2016年“互联网开年第一案”的快播公司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再加上北京法院院长长达20多小时的庭审直播，使得该案变成了百万人同时在线观看的司法大局。

案件回顾

2013年11月13日，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等数十家视频网站和版权方发起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合行动，对快播等公司提起法律诉讼。2014年5月30日，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批准逮捕王欣，因王欣潜逃，次日，公安部发布红色通缉令，2015年2月6日海淀区法院对此案提起公诉，2016年1月7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经过连续2天的庭审直播，围绕快播案的网络舆论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支持快播无罪占据多数，在当下，类似快播案通过网络公开庭审出现了对司法机关极为不利的局面，超乎舆论预期，同样也吸引了舆论极大的关注，司法机关的审理仿佛一夜之间即可弄得满城风雨。

庭审结束后各大媒体纷纷从道德、程序等不同角度发表评论，人民日报客户端9日发表《快播的辩词再精彩，也不配赢得掌声》的署名评论，文中这样说道：正如王欣所说，“做技术不可耻，但技术背后的人应该是有是非、分对错。我们都应该尊重快播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过有句话应该明白，违不违法，不是看谁更伶牙俐齿，快播的辩护不配赢得掌声。”新华社客户端随后发表署名评论《无论快播是否有罪，都要为狡辩的权利报以掌声》。“真理越辩越明，有了他们在每个环节的较真，每个细节上的挑刺，事情的本来面目才变得更加清晰，就算快播有罪，也要为这个团队精彩的辩词报以掌声，暂不论快播是否有罪，尊重程序、尊重辩护，这才是法治。”主流媒体的评论与网民的舆论截然相反，这是民意与民意之间的博弈，究竟孰赢孰输，还是需要司法机关最终定夺。

这场互联网背景下的司法大剧，虽然它的公开庭审不可避免的給司法机关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但是这场全透明的庭审是“阳光司法”的催化剂，庭审直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法治精神，体现了公检法敢于直面法治的担当，直播将庭审置于公众的显微镜下，先进的传播手段让公众见证了法庭辩论的魅力，也体现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步。

笔者对案件庭审的情况思考如下：

1.快播案中网络民意呈现一边倒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网民并非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来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网民们很大程度上被被告的机智辩解以及辩护方精彩绝伦的辩词所吸引，同时，因为公诉方的备战不足以及应变乏力，使得网友将双方的辩论戏谑的称为辩护方对公诉方的花样吊打。

2.令人堪忧的是部分不理性的网友对案件审判结果的反映情绪激动，表现出情绪化娱乐化倾向，使用“吊打”、“拷问”等花式段子来描述神圣不可侵犯的司法，这种负面现象的持续发酵威胁了刚刚试水的司法公开新形式。

3.快播案中民意的表达多带有情绪化、碎片化、段子化，这些噪音在客观上掩盖了真正有价值的专业讨论，从推动司法进步的视角来看，我们不想看到司法在舆论的喧嚣中留下一地“鸡毛”。

且不论案件结果如何，在“依法治国”、“司法独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等理念已成为共识的背景下，为法院创造独立裁决案件的舆论环境是广大网民和媒体的责任所在，正如评论说“法庭辩论不是辩论大赛，成败胜诉不是取决于辩论双方的伶牙俐齿也不是取决于辩论双方掌握的辩论技巧，唯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网络的民意并不能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快播案的公开庭审是司法在阳光下运行的标杆，以及体现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于法治的担当，广大的网民同时也应该给予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独立断案的空间，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去看待这样的审判，而不是企图通过舆论压力来左右司法机关。

最后，笔者坚决的认为，网络民意是不能影响司法裁判的，快播案庭审，使得网络舆论呈现一边倒的情形，这难免给司法审判带来了舆论压力，鉴于此，法院应该坚持独立办案的原则，拒绝网络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网络民意往往是网民的个人意见，有时也会形成比较相似的集体意见，尽管这样，网民缺乏专业的事实判断以及正确运用法律的能力，大部分网民都是凭借个人好恶来对案件进行简单的判断，因此，司法是不应该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笔者始终认为司法公开，接受媒体舆论的监督，使权利的运行在阳光下透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民意就可以左右司法，影响司法机关的最终裁决，真正影响司法机关裁判的只能是公正客观的事实认定、以及法律的正确适用。我国法官作为审理案件的专业人员，坚持依法独立办案，忠诚于法律，自觉抵制网络意见以及媒体观点的影响，应该是一项最为基本的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吴丹红：《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人大建设2008版

[5]陈光：《简论司法判决对民意应该持有的态度》，法制与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

[6]王利平：《莫让民意哟涌入法院》人民司法出版社，2006年版

论网络民意兴起的现实价值 篇4

网络民意是民意表达的新形式, 理解“网络民意”首先要回答何谓“民意”。但凡存在公共生活的地方, “民意”这个概念似乎众所周知, 而且还显得不言而喻, 人们无须深究其内涵, 却也明白其所指。18世纪, 法国思想家卢梭首次提出了公意的概念, 认为公意是共同利益的体现, “公益只是着眼于公共的利益, 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 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合” (1) 。由此可见, 民意也应该与公共利益相关。因而本文认为, 民意是人民意识、精神、愿望和意志的总合, 是非政府的个人、群体或组织的公开与不公开的意见表达。民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技术条件下, 有着不同的承载方式和渠道, 古代的民谣、近代的传播媒体以及群众的游行示威行为等都是人们表达民意的方式与渠道。而现代网络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则为民意表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与平台。

因此, 网络民意就是人们借助互联网技术对某一社会公共事务自由发表评论和意见, 聚合某种愿望与诉求而形成的公开的民意表达, 是现实生活中民众对某一公共事务或某一观点的看法、意见和建议的综合反映。网络民意以互联网与网络传播技术为技术载体, 以网民为主要表达主体, 以公共事务或政府行为为主要关注对象, 其本质是现实民意在互联网空间的映射, 其更多时候表现为对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的揭露, 承担着监督政府合理合法行政的职责。与传统民意表达方式相比, 由于网络民意的生成和流通依托于互联网, 网络媒介的传播结构和传播属性决定了其具有民意表达主体的匿名性与平等性、民意表达方式的便捷性与符号性、民意传播环境的开放性和互动性等特征。网络民意表达的这些特征和特性决定了网络民意的现实价值。

一、优化传统民意表达的主体结构

传统的民意表达由于受时间、空间、成本等因素的限制, 能够直接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并公开发表意见的人数及程度都非常有限, 因此才产生了充分体现人类智慧的“代议制”。即使有了传统媒体的兴盛, 也是囿于版面空间、节目时段等限制, 而不能达到人人发表意见的程度, 民意的表达需要借助民意代表来发表。而在民意代表中, 专家、学者、官员等社会精英又占据着主要位置, 掌握着权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民意表达存在“精英主导”的嫌疑。网络民意的表达以网民为主要表达主体, 这些网民包括能够借助互联网和手机网络上网的所有公民。网络民意的形成与兴起, 将直接改变民意表达主体的基本结构。

第一, 改变了民意表达主体的数量结构。网络的便捷性与低廉性使公共参与的数量结构发生了改变, 对于一个公共事件, 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形成成千上万人的跟贴讨论, 便于普通公民参与公共讨论、公开发表意见。

第二, 强化了民意表达者的主体地位。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意见表达“以理服人”, 而不是发表人的特殊身份, 舆论领袖将不再“精英独尊”,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通民众参与的程度, 弱化了精英阶层的在民意表达中的主导功能。据中国互联网中心 (CNNIC) 调查显示, 从2008年新增网民的学历分布来看,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群体占新网民总体的50.7%;2008年新网民中, 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群体所占比例为41.3%;与网民总体相比, 新网民中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农村的生产劳动者, 以及个体户所占的比重略高。 (2) 这些数据都表明, 中国互联网正在日益向低学历、低收入群体普及与渗透, 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民意表达将逐步以草根阶层的直接表达取代借助精英阶层的间接表达, 普通民众成为民意表达的直接主体, 强化了普通民众在民意表达中的主体地位。虽然目前来说, 我们不能说已经完全实现或者大部分实现了这种转变, 但是这种转变的趋势将首先在网络民意中得以体现。

二、改变民意表达的议题选择

网络媒体的特性决定网络民意表达在内容选择上有了突破传统民意表达惯性的可能, 主要体现在议题的选择、议程的设置、议题讨论的深度等方面。

第一, 拓宽了议题选择的范围。传统的民意表达在内容选择上受限于各种具体条件, 选择的范围较为狭窄, 一般侧重于重大的政治经济生活、影响深远的公共政策等等。网络空间的无限性与延伸性增强了网络议题的选择性, 不仅包括重大社会事务、国家事务, 而且还可以包含琐碎的民生话题、个体公民的具体遭遇等等。如两会期间, 各大网站推出“有问题问总理”专栏, 一时间公众就各种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其中不仅涉及了一些国家事务, 如奥运会、反腐败等, 还涉及到了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如物价、养老保险等, 而且议题明显呈现出多样性。因此, 网络民意的议题选择从单纯的公共领域的公共性问题延伸到关系单个个体利益的特殊性问题。

第二, 改变了议题设置的基本程序。学者们从政治沟通的角度, 将议程设置分为政府议程设置 (也叫政策议程设置) 、媒体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三种模式。传统民意表达的议题通常是经由相关政府部门提案、媒体的新闻关注来发起和选择, 网络民意的议题虽然大多数仍然由政府部门和媒体来设置, 但是议题的发起和选择是由网民的点击率和发帖数量来确定的, 然后引起媒体和政府的关注, 并由政府来设置讨论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网民自身的关注决定了议题设置, 弱化了议题设置的强制性, 增强了公众的可选择性, 从而改变了公共议题设置的基本程序。公民议题在网络话题中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高。

第三, 加强了议题讨论的深度。相对于其他的民意表达, 网络民意表达的过滤性相对宽松, 且缺少话语责任的约束, 带来了网络民意表达的自由、坦率、尖锐、深入等特点。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 网络传播的累积性、普遍性和共鸣性发挥到极致, 对同一话题能很快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 (3) 在此基础上, 网络参与的主动性更进一步推动了民意的现实干涉能力, 滋生了强大的民意生产力, 不仅能使民意从潜在状态上升为显性表达, 而且还可以推动民意从语言上升到行动。 (4)

三、疏通民意表达的沟通渠道

网络民意的形成和发展不仅疏通着民意表达渠道, 也改变着民意传播的基本模式。

第一, 网络成为民意表达的基本渠道。网络逐渐成为民意表达的主导渠道, 引导着现实民意的发展方向。网络表达的便捷性和自由性大大降低了民意与权力机关沟通的成本, 这将促使人们更愿意选择网络作为民意表达的基本渠道。第二, 民意表达方式相对直接。传统的民意表达是一种间接的民意表达, 很多时候可能是经过了“层层过滤”, 并非公众意见的直接呈现, 甚至有可能被扭曲表述。网络民意虽然也存在着“过滤”, 但是网络的难以控制性使得“过滤设置”防不胜防, 强求舆论一致较为困难, 多数情况下可以实现直接和快速的表达。

四、鼓励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

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监督政府管理要有至关重要的两个前提:一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了解和主动参与的意愿;二是外部政治环境优良, 参与风险较小。网络民意借助互联网的便捷性、低廉性、难以控制等特征, 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见探讨和利益表达方式, 降低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技术难度, 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

第一, 网络技术帮助公众及时了解公共事务。网络技术的地开放性、扩散性等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信息的单一控制, 信息的发布与获得变得非常简单,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喜好选择讨论的话题。网络信息传递的多元化, 电子政府的建设和发展, 更是帮助公众切实了解社会公共事务, 为其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能。

第二, 网络参与改变公众参与的成本。只要拥有一台电脑和internet网络, 甚至是一部手机以及相应的网络资源, 网络民意表达就可以无需他人的力量和高成本的表达渠道, 便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突破传统媒介的限制, 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 上达政府高层领导, 下到众多的社会大众。不仅方便领导者掌握民情民意, 更是便于通过网络引起社会公众对某一具体事件的强烈关注。

第三, 网络参与降低个体公众的责任风险。互联网上的每个个体, 经常是用虚拟的身份自由地发表意见和看法, 网络的拟态环境和匿名性特征, 使得社会公众在一个较为轻松自在的环境中更加开放地表达自己,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随意发表意见和评论的责任风险。同时, 这种匿名性也隐藏了个体之间的身份、地位、财富、知识等方面的差距, 克服了因为地位悬殊、财富差距、知识多寡等带来的“势力落差”, 使得普通民众能够摆脱精英阶层的“言论绑架”, 带给人们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

综上可知, 网络民意的兴起, 不仅改变着民意表达的基本结构, 调节者公众的民主政治生活, 也激励着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对于网络民意兴起的现实价值,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其对民主政治具有积极作用, 而有人认为网络民意不过是“纸老虎”。但是, 不管网络民意是不是“纸老虎”, 其对现实的改变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它的价值将在今后的日子中日益体现。

摘要：网络民意是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新形式, 是现实民意在虚拟空间的延伸。网络民意的生成和流通依托于互联网与网络传播技术, 网络媒介的传播结构和传播属性决定了网络民意具有民意表达主体的匿名性与平等性、表达方式的便捷性与符号性等特征。网络民意表达具有优化传统民意表达的主体结构, 鼓励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等现实价值。

关键词：网络民意,民意表达,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 (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第35页

[2]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 《2008-2009中国新网民上网行为调查研究》[R], http://www.cnnic.net.cn

[3]马慧茹:《试析网络民意的表面强度与真实强度》[J], 山东视听, 2005年第8期

也看法国“网络民意” 篇5

如果媒体随便把网络上看到的一种意见，归结为网民的意见，而网民的意见被归结为民意，那么那些没有上网的人的意见呢？那些上了网却没有表达的网民呢？很可惜，这种情况正发生在我们身边，而意见领袖们则经常依据这样的所谓“民意”作为基础，抒发着他们的见解。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独立和科学的民意调查机构，过于依赖所谓的网络调查结果，作出的判断是否准确，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法国网民在法国网站的留言：

很少有人能够把握微妙的中文，在与中国人对话之前，必须首先阅读《孙子兵法》等名著，以便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以及行动方式。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动机以及他们对经济市场的操纵方式令人费解。对中国人来说，无论在任何领域，与他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力量对比之上。中国人只尊重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在外交领域，对手越强，越受尊重，谈判也就越容易。而法国总统的所作所为显然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法国应该重新在外交舞台上征得可信度。

我对这段留言印象深刻，是因为这个法国网民对中国人处事风格的理解，让我马上联想起这样一种现象：

在香港，经常会有商家传授和“上头”打交道的经验——“跳草裙舞”，就是故意不听话，才会从北京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太早被对方视为自己人或者是听话的，就意味着失去了谈判的筹码。

现实生活中，这些人的草裙舞攻略从不失手。至于拿了好处，是否就意味着听话或者变成自己人，真是天晓得了。倒是难为了那些不跳草裙舞的老实人，不单好处没有，有时还要看自家人的眼色。至于为何这样，也许是因为亲疏有别？中国人常常对自家人严格，对外人笑脸相迎。

网络民意的现状 篇6

一、网络民意对地方立法正面影响

(1) 网络民意有利于保证地方立法的地方性。地方特色就是地方立法的精髓,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保持立法的地方性是极其必要的。正如萨维尼所说:“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 其次乃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 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无言声而孜孜矻矻的伟力, 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 (2)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从本地的实际情况来探讨, 根据网络民意反映出的最真实的问题, 制定出最符合实际问题的法规, 并且让有地方特点的地方法规与法律相互结合和适应。

(2) 网络民意推动地方立法议程。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是地方立法制定的基本环节, 一方面网络民意强化了地方立法的科学化程度。由于立法制定的最终目标就在于实现最优化, 而网络的信息充足、传播快速、波及广泛的特点给地方立法机构利用网络民意为政府提供更多的政策方案提供了重要来源, 很大程度提升了地方立法的科学化。另一方面网络民意也有助于保证地方立法民主化。学者西蒙认为, “在管理决策过程中, 决策者进行理性判断和抉择的能力是有限的” (3) 。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否顺利执行, 其关键因素就在于能否得到公民的广泛支持, 网络民意有助于利用网络调动公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 有利于政策的顺利实施。

(3) 网络民意有利于地方法律实效价值的体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这样说道:“法治就包含两重含义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4) 在地方立法的过程中, 制定的地方法规要想符合期待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莫过是公众对法的认知感以及以自己的行为去遵守, 我们要考虑公众参与的范围, 所以在地方立“良法”中, 使地方的规范性文件成为立法者和公民共同作用的良好产物。

二、网络民意对地方立法的负面影响

第一, 网络民意信息复杂化将导致地方立法制定盲目性。自由、隐匿和不受空间时间地域限制是网络民意的特点, 而这些特点又是因为网络民意能提供大量丰富而又充足的信息, 本身来说对立法是有帮助的, 可是却又会引发出因为信息过多而导致无法清晰的抉择, 大大增加了立法的难度。

第二, 网络民意的非理性致使信息失真而导致决策失误。网络民意很容易会带有宣泄、不理智与极端因素, 所以在很多层面上是有负面影响的。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很多网民会在网上大肆发布不真实信息, 会导致事实真相的隐瞒和虚假信息的涌入, 这对地方立法会产生不合理性与真实性的影响, 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立法过程中的失误。CNNIC的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网民群体以青年为主, 同期农村网民数量仅有5262万人。 (5) 这些代表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意见的, 网民年龄结构不均衡的、网民思维成熟程度不均衡等, 这些都是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隔绝地方立法科学性与合法性的实现和发展。

结语

面对网络民意对地方立法影响带来的双面影响, 地方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如何更好有效回应网络民意, 并形成网民和地方立法者之间良好互动沟通, 有很多问题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对于网络民意, 一方面要秉承“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兼收并蓄, 切实把不同意见和建议吸纳好、采用好、落实好;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网络民意的舆论引导, 利用技术手段建立快速了解网情民意通道, 掌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 加快立法进程, 健全网络民意表达法律保障体系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对网络民意与地方立法的互动所形成的新的“公共领域”我们是抱有良好期翼与希望的, 可以预见的是, 网络参政的平台将会更广泛, 网络民意在促进地方立法的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方面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参见2010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参见2010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许章润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第11页。[2][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许章润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第11页。

[3]西蒙:《管理行为》, 北京经济出版社, 1998年, 第74页。[3]西蒙:《管理行为》, 北京经济出版社, 1998年, 第74页。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199页。[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199页。

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策略选择 篇7

一、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意义

(一) 顺应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条广阔和便捷的信息渠道, 使他们的话语权有了新的保障, 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意见和愿望。我国民众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网络民意在我国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逐渐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一种新方式。网络也就成为政府体察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窗口。政府必须积极应对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更好地把握、吸纳并有效地回应网络民意, 提高行政能力。

(二) 符合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也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明确要求。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既顺应社会发展的诉求也符合行政改革的趋势。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以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 重视他们提出的问题, 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从服务型政府视角来看, 对民意有效的回应正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政府必须能够敏锐地察觉民意并作出恰当的回应。

(三) 适应政策环境的复杂性。

政策环境包含地理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因素。当前政府面临的各种政策环境因素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 现在到了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正面临着消费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任务。这一时期也是利益分配的关键时期, 社会矛盾凸显。地方政府必须能够适应政策环境的变化, 巧妙处理社会矛盾, 把握关键的发展机遇。

二、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策略选择的重要性

地方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是一种行政措施, 策略选择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实事求是。政府回应方式的选择本身就代表了政府的一种态度。选择恰当的回应策略能够节省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总体来说, 策略选择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实现政策引导性。

地方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具有政府权威性, 能够产生政策影响力。一项政策的实施往往牵涉到众多方面的利益, 不同的网民对于政策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反应。地方政府需要对不同领域的民众作出针对性的政策解释和指导。地方政府处在政策实施与反馈的第一线, 对网络民意的回应一般都是针对具体问题, 目标明确, 政策引导性很强。

(二) 增进政策接受性。

地方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实现了政府与网民的互动, 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体现。政府与民众分享行政权力是对民意的充分尊重, 与民众互动正是权力运行公开化的一种形式。政府的开放姿态会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进而增强对政策的关注和支持。当能够参与到公共管理活动中时, 民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就会大大提高。

(三) 提高决策有效性。

美国学者林德布罗姆提出的渐进决策模型认为, 政策的制定受限于时间、人力、财力等因素, 不是一次就完成的,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修正和补充。政府对网络民意回应之前除了需要调查网络民意的关注点, 还要自查相关政策的实际情况。政府在掌握了必要的信息并作出分析判断之后才能作出回应。回应网络民意的过程实际上又是一种信息交换, 政府对政策实施情况有了直观的感受, 更能切实改进政策弊端, 作出有效决策。

三、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策略选择

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策略选择依据应该是网络民意的实质。政府首先应该对网络民意进行合理的区分和把握, 在前期要做大量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对网络民意的分析首先要去伪存真, 找到网络民意反映的实质问题, 查明其所关系到的政策领域,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其涉及政策的轻重缓急并采取不同策略。

(一) 及时主动回应。

由于网络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网络民意对于突发重大事件会特别敏感, 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一股民意洪流。维护社会公平、稳定是政府的责任, 地方政府应该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采取应急管理措施, 恰当地作出引导。在现实中, 我国许多地方形成的传统行政习惯对网络民意并不重视。地方政府的回应也不积极。2008年的瓮安事件震惊中外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揭示其深层次原因, 正是由于平时地方政府对于民众的诉求不能够及时主动回应, 大量积压的民怨集中爆发酿成了群体性极端事件。政府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源, 存在与公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当出现突发热点事件时, 政府必须要主动回应, 控制事态发展。及时主动回应可以给公众安全感, 引领网络民意的表达方向。如果政府不在第一时间作出有效的回应, 网民借助网络所表达的意见就会混乱, 并且会受到不良信息的干扰。虚假信息更是会误导网络民意, 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政府发现网上有不良信息, 就应该及时作出回应, 及时公布全方位的信息。政府及时主动回应可以引导积极的网络民意, 降低网络民意的负面效应。

(二) 分阶段连续回应。

除了及时回应之外, 对于持续发展的事件, 地方政府要及时跟踪, 分阶段作出回应。分阶段回应的策略主要是为了跟踪事态发展, 将一个事件的过程全程公开, 实现全过程公开透明, 减少公众疑虑。自2013年2月以来, 在上海、安徽、江苏等地先后出现不明原因重症肺炎病例, 其中一些确诊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 并有死亡病例。消息传出后, 引发公众密切关注。H7N9禽流感不属于原来法定的传染病, 是一个全新的亚型传染病, 在全球也是首次发现。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传染病, 政府也不能立刻给出结论性的判断, 只能加强防治并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针对禽流感疫情持续发展的情况, 各地政府实行网络直报制度, 随时报告最新进展, 有效地消除了公众的疑虑。分阶段回应的方式使得这样一个持续发展的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得到合理的处置。其实, 公众的持续高度关注也要求政府及时给出最权威的信息。不断跟踪发布的信息降低了公众的恐慌, 把损失也降到了最低程度。连续的政府回应也提高了公众的卫生安全意识, 使得公众对于政府采取的安全措施能够自觉配合。

(三) 长期持续回应。

政府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一般都有相对成熟的应急预案, 事件得到处理后, 网络民意的关注度也会很快降低。网络民意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政府的日常行政上, 特别是一些影响广泛、政策稳定性强的基本国策。比如说, 计划生育、依法治国、合理利用土地、保护环境等。基本政策原则性强, 受众面广, 关系到每个网民的切身利益。网民对网络上的这类信息关注度很高, 也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 并且容易引起大多数网民的共鸣。这些政策都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大政方针, 周期一般较长, 在现实中也就会经常遇到很多问题。对于涉及这一类型政策的网络民意要多加了解政策的实施情况, 及时修正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合理措施, 坚持和发扬合理有效的办法。面对各种环境变化, 政府必须因时而变, 把握基本政策的核心精神, 在新形势下对政策作出符合实际的调整。政府要落实好基本国策就必须进行长期宣传和解答。

(四) 选择性适度回应。

网络民意所表达的问题并不都能够进入政府的决策范围。政府必须界定出网络民意中哪些可以满足参考需要。政府作为国家行政部门, 行使的是公权力, 一般不要去干涉太多个人或商业事务。网络民意涉及方方面面, 政府在对网络民意作出回应时必须注意自己的社会角色, 把握好行政尺度, 不能随便使用政府权威。地方政府并不需要对所有的网络民意都进行回应, 应该根据实际, 有所选择。

另外, 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意愿时一般会有言辞激烈甚至夸大捏造的成分。地方政府不能以此为借口在回应网络民意时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的暴力手段。2009年, 河南灵宝青年王帅曾在网上发帖《河南灵宝农民的抗旱绝招》举报政府违规征地, 引发网民对当地政府的谴责和谩骂。当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将王帅刑拘8天。后来在舆论持续关注下, 当地政府处理了违法用地问题并查处了有关责任人。在面对网络民意对政府的批评和谴责时, 政府应该查明事实、立即纠错, 采取适度的回应方式, 保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

借助网络这个重要的渠道, 政府可以实现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网络民意的回应, 地方政府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合适的回应策略, 掌握话语主动权。政府在回应之前最重要的是收集、整合和分析民意, 然后选择合适的时机才能达到最优的行政效果。在收集分析民意方面, 政府除了建设自己的政府网站、政务微博之外, 还可以设立专门的信息服务办公室和网络舆论分析员, 建立定期的网络舆情报告以及一些网络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这都是回应策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带来巨大的信息量, 政府要想提高自身的行政效率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回应网络民意的策略选择体现的是政府的行政智慧。对民众来说, 政府采取合适的回应策略也是政府责任的一种体现, 是对民意的基本尊重。

摘要：网络的快速发展为网络民意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地方政府需要认真对待网络民意的兴起并给予合适的回应。地方政府选择合适的回应策略有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政府回应网络民意要依据网络民意所反映的实质问题并采取恰当的措施。选择回应策略的基础是对网络民意复杂性的分析以及政策实施情况的把握。

关键词：网络民意,地方政府,应急处理,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1].刘力锐.论我国网络民意的特征与政府回应[J].求实, 2009

[2].李庆, 张亚泽.网络民意表达与地方官民沟通机制创新——对广东奥一网络问政平台的案例解读[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3].王锐兰.公共政策新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4].薛恒, 李韦.网络舆情中的政府回应及其引导[J].唯实, 2012

[5].约翰·克莱顿·托马斯著, 孙柏瑛等译.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网络民意的现状 篇8

关键词：“爆吧”现象,网络民意,网络暴力

从2005年“李毅吧”与“李宇春吧”交战开始,这十年间发生了几十起大大小小的“爆吧”事件。2016年1月20日,“帝吧出征fb”事件轰动传媒界,“爆吧”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作为网络参与表达的一种集体行动,“爆吧”现象已成一种普遍的媒介现象甚至社会现象,一方面,它彰显了网络虚拟社区中民意表达更加自由;另一方面,过度自由极易引起非理性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网络暴力”。此前研究“爆吧”的学者多将此现象归为网络暴力的一种,仅探讨其负面效应。然而,随着网民素养的逐步提升,“爆吧”行为渐渐显露出其理性表达的一面。从“爆吧”现象研究网络民意表达与网络暴力的关系,展现“爆吧”的正负效应,修正公众对“爆吧”的刻板印象,为“爆吧”这一网络现象赋予新的内涵。

一、“爆吧”现象及成因

国内学界对“爆吧”概念尚未统一界定,一些学者从各自角度解读“爆吧”现象:蒋郁青将“爆吧”视为由群体理念差异引起的群体冲突,并伴随有网络暴力倾向;诸振豪认为,“爆吧”是一种网络时代特有的“搜索暴力”;马静认为,“爆吧”是一种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会对现实社会的体系建构产生影响;罗以澄,赵平喜认为“爆吧”也被称之为刷屏或刷版,起源于网络上的页面聊天室,一般是出于蓄意捣乱或发泄情绪的心理,不断地重复发送相同或不同的文字或者符号,使他人的正常发帖无法进行,别人的发帖一出来就很快被淹没下去。[1]反思上述学者观点,本文认为,“爆吧”是基于网络平台的开放和匿名性,网民以刷屏或刷版的形式参与民意表达所引发的集体狂欢。

“爆吧”主力群体为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人,他们习惯使用戏谑、讽刺类的语言,通过文本、恶搞图片、视频、动画等形式呈现滑稽、新奇的效果。然而,年轻群体在议题讨论中容易跟风,使“爆吧”内容呈现情绪化、不理智的特点;而互联网的便捷性、低门槛准入性决定了“爆吧”群体间的联合方便迅速,“爆吧”信息凭借传播渠道的优势在短时间内汇聚成“一边倒”的声浪;从德国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可知,“爆吧”行动中的“优势”意见越来越占上风,“少数”或“劣势”意见则会屈于环境压力转向沉默或附和,从而使“爆吧”呈现意见极化的态势。

“爆吧”产生的原因有的是网民为表达对某事件、某明星或是吧主的抗议和不满,有的是单个用户间争吵引发的群体响应,还有单纯出于集体狂欢心理的“爆吧”行动。“爆吧”群体往往在现实中缺少意见表达的渠道,于是转向包括贴吧在内的网络平台发表自己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高调捍卫其自身价值观,并在群体中建构认同,在参与中获得存在感和仪式感。由于“爆吧”的主题逐渐深化和拓宽,其行动也并非无组织无策划,网络民意聚集成一股力量强劲的网络舆论场,极大释放了网络信息权及民意表达权利的能量和效应。

二、“爆吧”:网络民意表达的新形态

网络民意是指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大量公众通过互联网论坛、社区、博客等手段对重要国家事务和社会问题自由发表评论和意见,聚合某种愿望和诉求,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兴民意。[2]网络民意从实质上来说是公民言论自由在网络平台上的具体表征。

“爆吧”行动中网络民意的特征既根源于网络媒介的技术特性,又超越技术层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属性,这体现网络用户强大的思想意识力量。首先,“爆吧”群体的民意表达具有直接性和广泛性。参与者借助网络平台的匿名性和低门槛准入性,更加直接、自由地表达想法,消解了传统意义上传者对信息的控制权;其次,“爆吧”现象中的民意表达具有即时性的特点。这与网络传播迅速及时的特性有关,“爆吧”行动需要在短时间内汇聚海量帖子、言论等,通过每秒上百条发帖量覆盖反对方言论,从而使己方言论成为强势意见;再次,网络民意在“爆吧”现象中呈现出平民气质。这种平民化特征并非排斥精英分子,而是将现实社会各种身份与地位的“差别”转化为对普遍权利的认同与建构。“爆吧”参与者以平等身份参与个人、社会、国家等问题的意见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有强化议题深度与广度的作用。

“爆吧”事件往往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而“爆吧”指向的主要议题与民意偏向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原本发生在网络虚拟社区的议题讨论会延伸至现实社会,甚至会迫使各种社会力量包括权利机构、利益集团等开始被动或主动地发挥作用,使社会中某些不合理的权利、物质资源得以重新配置。2016年1月20日发生“帝吧出征FB”的“爆吧”事件就成功地使网络议题在现实社会生效。“帝吧”2000万成员在Facebook上进行反台独“爆吧”行动,其产生的网络舆论压力甚至影响到境外,挪威和瑞典两国驻华使馆纷纷在微博上表态“支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场自发组织的“爆吧”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少年网民是爱国、自信、有素养、有主见的一代,也充分证实了网络民意表达的强大力量。

当然,非理性的网络民意表达也并不少见。网络匿名性使网民的身份和背景无法考证,其发表的内容在真实性、合理性上也值得深究。而且,从理想的角度来说,网络民意表达应当最大限度涵盖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与诉求,然而实际情况却局限于会使用网络的部分群体,网络民意还不能代表整体社会民意。此外,网络民意表达者的媒介素养良莠不齐,在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网络环境中,非理性的网络民意汇聚极易衍变成网络暴力。

三、“爆吧”行动中的网络暴力与治理

“网络暴力”也被称作“网络欺凌”,它是指在网络虚拟平台上,人们通过对他人进行谩骂、侮辱、人格诋毁,侵犯他人隐私,伤害他人尊严来实现攻击目的的行为。网络暴力不仅使事件当事人受到虚拟空间的道德审判,甚至会令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承受舆论压力与处罚。网络暴力的成因除了网络环境自身的开放性、匿名性、去中心化特性之外,网民意见表达的群体极化倾向与集体狂欢心理,以及政府、媒体把关人对网络传播管理不善等因素同样对网络暴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3]部分“爆吧”行动的参与者在没有对整个事件进行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受群体非理性暗示的影响盲目跟风,“一边倒”的网络民意令反对意见沉默下去,网络暴力的危害被迅速扩大,不仅给事件当事人的精神、心理造成极大创伤,也会使网络空间的暴力有演化为现实暴力的可能。例如2013年发生的“权志龙吧爆吧事件”中,冒充权志龙粉丝的14岁少女潘梦莹因为在腾讯微博散布有关C罗及梅西等球星的不当言论,造成无数球迷到“权志龙吧”泄愤,潘梦莹遭“人肉搜索”。

为保证社会信息的正常流动,降低“爆吧”衍生出网络暴力的可能性,社会各方都应积极采取规制措施,使“爆吧”这一民意表达的新形式发挥更多正能量,成为网民理性表达的正规渠道。在政府方面,应提高政府相关部门对“爆吧”等网络事件的处理能力。加强网络舆论表达相关的立法建设,形成完善的网络运营商追责机制,一旦有网络暴力倾向的“爆吧”行动出现,网络运营商应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而非一味看重其中蕴藏的经济价值。同时,政府也需在技术方面加大对网站的监管力度,对网络暴力有一定的技术控制能力;媒体方面,网络媒体应联合传统媒体,为公民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和多种民意表达渠道。在信息更透明、更公开的网络环境中,民意更为多元,群体极化与网络暴力自会减弱。此外,应强化网络媒体的把关人意识,培养“论坛意见领袖”,使他们能够及时疏导非理性言论,将网络民意朝正确方向引导;网民方面,提高其道德意识和媒介素养更不容忽视。网民不仅要掌握基本的网络信息浏览、阅读、发布能力,还应学会对网络信息进行筛选与鉴别。若整个网络群体都能理性客观地进行意见表达,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定会大幅降低。

参考文献

[1].张淑华.网络民意表达的实质[J].青年记者,2008(2).

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建设 篇9

关键词：网络民意,公民社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以及个人电脑的逐渐普及, 互联网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公民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同时也成为他们关注社会、参与政治的有力工具。网络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公共领域”, 激发了公众的参与意识, 并催生了强大的网络民意。基于个体与政府之间平等对话条件下产生的网络民意, 是对现实的观照, 暗含着公民社会的基本精神, 不仅对传统的政治参与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为构建公民社会提供了重要途径。

网络民意的发展与特点

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网络已成为政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和广大网民表达利益诉求、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但实际上, 网络民意真正产生并发挥出巨大作用, 时间并不长。

1994年, 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进入互联网, 从而使我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自此, 中国被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当时使用互联网的功能和范围都非常有限, 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传输数据, 并未彰显出多大的社会交往价值。之后, 随着互联网进入普通公众生活, 较早接触网络的公众在获取信息的同时, 也开始尝试在线交流, 讨论一些现实话题, “公共领域”日渐成型, 网络民意得以萌生。2003年是网络民意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的一年。这一年SARS成为网络应用的催化剂, 之后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 使网络舆论以全新的形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并成为公共话语, 网络民意由此步入发展的快车道。2007年被称为网络公民崛起元年。厦门PX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华南虎照事件等, 以一种连续冲击的方式, 屡屡震撼大众。2008年, 汶川地震、奥运火炬传递等激发了全民的参与热情, 庞大的网民队伍中开始涌现出一批先锋群体, 他们通过博客、微博等进行议题设置, 深刻介入重大公共事件, 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生活, 用网络力量推动社会发展, 承担起现代公民的责任。网络民意最终从幕后走到台前, 完成了从非主流到主流的嬗变。

中国网络民意产生迄今, 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 纵深发展, 渐次递进。首先, 互联网上的民意聚集, 依次呈现出不同需求, 从娱乐八卦、游戏交友、买卖交易、衣食住行, 进而形成了政治上的诉求。与其相应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除门户网站、即时通讯、电子商务、搜索商业模式外, 论坛、个人博客、社交圈群等在网络舆论方面日益显示出独特价值, 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技术与商业层面。其次, 网络的作用一开始并未被大众所认识。例如, 早在2003年民间人士就创立了“中国舆论监督网”, 但当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当前, 随着我国网民群体的扩大, 尤其是基层网民的逐渐增加, 反映基层民众的呼声受到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和传播, 最终汇聚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二) 从偶然性到常态化。网络民意的形成, 最初沿着个人发帖—网友转贴—媒体介入—政府回应的单线模式发展, 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始于少数人基于各种原因发出的网帖, 传统媒介的关注度是其能否形成民意力量的关键。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网络大军的行列, 有的甚至实名举报, 而媒体和政府也积极主动予以回应, 形成了循环反馈的互动模式。

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的联系

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是民间的公共领域。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 包括NGO、社区组织、公民志愿性团体、协会、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1]狭义的公民社会可以理解为公民组织。其重要特征是公民拥有独立的意见表达和行为能力, 而这也正是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最为相通的地方。当然, 除此之外, 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价值背离。

一方面, 网络民意的形成, 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根据CNNIC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我国网民规模在2010年继续稳步增长, 总数已达4.57亿, 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3.2%, 互联网普及率也攀升至34.3%, 较2009年底提高5.4个百分点。全年新增网民7330万, 年增幅19.1%。人数如此庞大的网民在网络世界里先行一步从事公民社会实践, 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不少网民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 懂得如何获取和甄别信息;关注公共事件, 勇于承担公共责任;借助新媒体平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例如, 2002年11月名为“我为伊狂”的网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发表了一篇近2万字的文章———《深圳, 你被谁抛弃?》, 吸引了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两个月后, 时任深圳市市长与文章作者进行了对话。半年后, 国务院调研组到达深圳, 专门邀请作者参加了深圳问题研究座谈会。凭借网络传播的力量, 各种意见最终汇聚成一股空前的建设力量, 并产生了强大的现实影响力, 不断修正和监督政府的政策决策。

另一方面, 网络民意固然与公民社会有着内在的关联, 但其自身也存在诸多不足, 可能导致它与公民社会的偏离。首先, 就网络民意形成的主体而言, 网民本质上还是公民, 他们的权利不可能超出现实社会中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说, 网民不是公民和公民权利存在的唯一方式, 网络社会也不能涵盖公民社会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它的匿名性, 使其带有强烈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 与公民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其次, 就网络民意的代表性而言, 它也只是全部网民意愿的一部分。从互联网普及率上看, 各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差异依旧明显, 分布很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的网民数量大大多于西部内陆地区。从年龄层次上看, 2010年我国20~29岁、30~39岁、40~49岁的网民分别占29.8%、23.4%、12.6%, 其他年龄段的人群较少。从学历上看, 2010年网民中初中学历人群增加明显, 占32.8%, 高中学历、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网民也保持相对下降的态势。[2]更重要的, 真正参与网络评议, 并最终聚合成网络民意的, 实际上主要是25~40岁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网民。再次, 就互联网在中国的规范程度而言, 虽然目前它发展很快, 但由于网络具有的虚拟特点和网民道德失范等多种因素, 国家尚难以对它进行有效监管, 相应的自律组织也没有形成, 因此网络民意有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扭曲和冲击, 特别是为数众多的“网络水军”的加入, 大大增加了区分网络民意真实性的难度, 严重影响了它对公民社会建设应有的积极作用。

公民社会对网络民意的要求与疏导

网络民意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建设, 而随着公民社会进程的加速, 它反过来对网络民意也起到了疏导和规范作用。

从主观上讲, 网络民意的产生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举报或揭发, 是维权的需要;二是出于义愤, 或感同身受, 或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网络民意的盛行, 固然缘于网络难以比拟的优点, 但现实的渠道不畅、民意不达也是重要原因。它实际上是在效率低下的传统问政方式外主动寻求一种舆论平台以民意压力促使官方作为的无奈之举。[3]此外, 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 民意的表达尚待宪政平台和司法体制的有力支持。传统媒体带给人们的大多是过滤后的信息, 而互联网则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具有交互特征的“虚拟公共领域”, 网络民意在这里的表达十分接近于现实社会中的民意表达。[4]网络民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网聚众人之力, 获得常态社会生活所不足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 争取和维护自身或公众的权益。因此, 解决网民在现实中所遇问题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对民意疏导和规范的过程。

理论上, 公民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 需要网民更多地有序政治参与。在现代社会中, 公民政治参与是一国之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 网络民意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 无论是参与决策还是监督实施, 前提必须是依法。这就为规范网络民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制度失灵的情况下, 网民更倾向于寻求非理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中国的网民群体, 多数是年龄较轻、阅历尚浅的年轻人,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 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弄清事件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从而使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感情占据上风。因此, 高度开放的网络表达空间极易引发亢奋和极端, 让网络政治误入歧途, 甚至会使一些网民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推波助澜者。这非但不能承担起形成理性民意的重任, 反而会助长社会的偏激、盲动和任性。因此, 网络只能充当民意的起点, 其最终解决还是要走现实的程序和路径。

现实中,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政府的公开化、透明性不断提高, 不同程度上满足了网民的利益诉求。尤其是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后,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各地都在信息发布、舆情应对、官民互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探索, 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 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政府对网络建设的反应力度、对网络民主的关切程度前所未有, 正是网络民意改变领导人的态度和理念, 助推公民社会建设的发展;后者反过来为网络民意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 并将其慢慢纳入正常和规范的制度框架内。公民社会的推进, 大大改善了制度缺失和制度缺陷带来的现实困扰。至2008年底, 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省市一级已全部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 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 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 都通过互联网征求和吸纳公众意见[5]。网络民意正逐渐融入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中, 对于增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明显作用, 同时这也促使更多的网民回归到现实中来。

结语

网络民意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 努力探寻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 以求唤醒公民的参与热情和行动动力, 在积极投身社会事务中重新认知和确立生命的尊严与价值。2006年“网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 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 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 “他们的做法不仅仅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方式”, 这可以说是对网络民意发展的最好注脚。它已成为助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 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启蒙现代公民意识, 培养民主法治土壤。

同时, 也应该注意到, 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社会, 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尽管公民的社会地位确实在提升, 但政府仍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网络民意要发挥更大作用, 必须促成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适时适度的合作。可以说, 网络对中国的舆论开发才刚刚开始, 对民间智慧的释放尚在起步, 对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公民社会建设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只有社会大众懂得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 有公民意识、对自己负责, 才能实现公民社会的大步前进。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1.[1]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1.

[2]CNN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it.sohu.com/s2011/cnnic27/.[2]CNN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it.sohu.com/s2011/cnnic27/.

[3]胡庆亮.网络反腐的动因、争议与治理[J].理论月刊, 2010 (2) :58.[3]胡庆亮.网络反腐的动因、争议与治理[J].理论月刊, 2010 (2) :58.

[4]卢翔.网络民意新发展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J].世界华商经济年鉴, 2008 (11) :30.[4]卢翔.网络民意新发展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J].世界华商经济年鉴, 2008 (11) :30.

论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参与 篇10

关键词：行政决策；网络民意；法律基础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05-02

行政决策作为对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已然成为对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平衡与协调的复杂行政行为，他直接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行政决策的制定过程也就是不同利益主体间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现代公共政策理论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是各种利益的博弈过程，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及执行过程必然会引起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广泛参与，其中普通社会民众便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由于其愈加认识到行政决策的内容与其利益息息相关，其在行政决策参与的过程中利益诉求越来越独立和明确。他们已经意识到，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应当强化自己在行政决策参与中的主体地位，尤其是提高行政决策制定的参与程度，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行政政策、执行行政政策。

一、行政决策参与和网络民意

（一）利益视角下的网络民意

民意是民众的意愿，那么网络民意则可以简单理解为网络中民众的意愿。但作为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则更带有一种不同利益诉求的公民参与政治与网络民主的色彩。首先，对于公民参与而言，则包括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方式三大要素，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的参与主体为不同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参与内容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过程，参与方式即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利益表达。其次，网络民主则意味着“在网络社会中，原本广为分散的个体，会因共同的兴趣，而迅即发出‘群体的声音，并使他们的声音被政府和政治家听到。政治家们和各政党在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方面也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为全球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工具。”[1]因此，笔者认为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是指原本分散在社会中的民众个体（不同的阶层、群体、职业、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因行政决策内容关系到其所代表的利益而通过网络向行政机关表达其所代表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的“群体”意愿，即网络民意。

（二）网络民意的法律基础

网络民意的法律基础，就是网络参与获得合法性的法律依据。“所谓合法性，是指事物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同并取得其合法地位的属性，获得法律规范认可只是其获得广泛社会认可的形式之一，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法理型认同。对于网络民意来说，合法性获得就是网络民意的存在合理性取得社会普遍认可并获得其合法性社会地位的过程。而且只有‘合法性存在，才能推导出网络民意存在的‘正当性。”[2]

1.网络民意合法性的宪法基础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中的言论自由权利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公民在网络中自由表达其意愿，参与行政决策，是对其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只要公民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不违反《宪法》第51条的规定，网络民意即具有合法性。

2.网络民意合法性的法律法规基础

2008年5月1日开始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公民的知情权，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化。知情权是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前提，也是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主要表达的就是广大民众的自身利益诉求，属于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因此，广大民众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行政决策内容享有知情权，并可以参与其中。

3.网络民意合法性的地方性法规基础

根据《苏州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6条第6项规定，公民可以向政府提出重大决策建议；《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规则》第13条第2项规定：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决策，应当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政府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示或者采取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由此可看出，公民有权参与行政决策，并且有权通过网络对行政决策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行政机关也有义务听取公民的意见，采纳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

二、网络民意对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

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行政决策的制定过程中，亦包括对行政决策执行的过程中，前者主要体现为对行政决策制定内容的监督，后者则体现为对决策机关执行过程的监督。

（一）网络民意促进行政决策内容合法化

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5条第6项、《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规则》第5条第16项规定，政府制定的重大行政决策，其内容都会与社会民众利益相关，社会民众对于行政决策内容的合法性监督实际就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因此，普通民众对于行政决策内容的合法性有监督权利。而网络民意正是民众行使这种监督权利的重要方式之一。厦门的PX（一种化工原料，学名“对二甲苯”）项目，因为其高污染以及选址不当而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厦门市民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通过网络等各种途径行使其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权，向政府表达其利益诉求，最终在网络民意的压力下，厦门市政府被迫改变其决策内容，赢得多方共赢的结局。厦门民众通过网络参与行政决策，在行政决策内容存在危害公共安全危险的情况下，利用网络民意监督政府，有效地保障了行政决策内容的合法性，与此同时，网络民意的强大功能对政府政策的透明性、科学性以及是否符合民意提出了挑战，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二）网络民意促进行政决策执行的合法性，有利于依法行政

行政机关制定行政决策的目的在于期待通过决策内容的执行，以民主化、法制化的形式，来切实有效地完成对社会各方利益的调节和分配，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行政决策的执行反映的是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过程，是行政决策参与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行政决策参与效果的重要环节。因为在现实中，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行政政策未必能达到决策制定时的目的。原因在于，“客观条件的复杂性及决策者主观能力的有限导致决策方案未必完善合理，政策执行的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不断有新的情况出现影响政策的执行，加之各级政策执行者自身主观意志和利益倾向的影响。”[3]因此，在此环节中必须保障公民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与传统行政决策执行相比，网络的出现为普通民众一条有效的对公共政策进行监督的途径，行政决策的执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公开的过程。新华网进行的网上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网民中有超过90%的人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2.2%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网络的出现与发展，民众监督意识的加强，使对行政决策机关的监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正是这种监督意识的觉醒，才保证了决策执行的合法性，有利于依法行政。

三、网络民意对行政决策的消极作用

（一）非理性网络民意误导行政决策

“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这句流传于网络的语言形象揭示出网络的匿名性、虚拟性，正是因为网络具有这些特点，导致网民在网络中言论自由权容易行使过“度”。从我国近几年网络领域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非理性网络民意在行政决策参与中占据很大部分，但也在不断改善，整体趋势仍向理性化发展。由于网上言论的广泛性和匿名性，导致谣传、道听途说、发泄愤怒的非理性化言论充斥网络民意，并且误导行政决策。如某互联网站经营者，为提高网站点击率，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于2012年2月19日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保定252医院确认一例非典”的虚假信息，导致“保定再现非典病毒”的传言在微博、论坛和贴吧上传开，扰乱了社会治安。后经中国卫生部2月25日证实，此为网络谣言，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网站公布称，保定市公安局新市区分局2月26日经调查，依法查处一起散布非典谣言案件，涉案人员被依法劳动教养两年。此非理性的网络言论，虽未影响行政决策内容，但其非理性的言论在网络中的传播，导致决策机关进行辟谣。

（二）虚假网络民意误导行政决策

由于网络具有匿名性，导致网络民意的表达者身份难以控制——而这正是判断民意真实性所必需的，没有这种控制，网络民意对于实际民意的可推断性就无法成立。现阶段，出现在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网络民意可以部分地反映民意，但不能排除虚假的网络民意存在其中。卢梭曾说过：“公益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只着眼于私人的利益。”[4]正是因为这种“私人的利益”，导致一些利益群体利用非法手段将其“私利”表达为民意。如近几年出现的“网络水军”，就是制造虚假民意的代表，所谓“网络水军”，是指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随着网络水军的不断庞大，行政决策机关为达到其目的，也存在雇佣水军营造虚假民意的现象。央视“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遭遇网络水军密集刷票，而此次的“网络水军”是江西省宜春市委所“雇佣”，江西省宜春市委宣传部要求有关政府部门、学校组织员工和师生为本省入选的三名候选人集中投票。有媒体因此指出，除了商业资本操纵下的水军，目前还存在着另一支庞大军团，即由某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组织、控制并且随时应用自如的“权力水军”。网络民意本应是普通民众针对行政决策内容进行的个人真实意愿表达，实现行政决策参与的有效途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导致虚假网络民意比比皆是，一方面本应通过网络民意倾听民声、体察民情的行政决策机关，反而容易被虚假民意误导。另一方面行政决策机关利用虚假民意，做出违背真实民意的决策，与网络民意在行政决策参与中的目的相悖。

参考文献：

[1]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3：48.

[2]张淑华.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权利与权力的对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47.

[3]王豫博.网络民意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影响研究[D].郑州大学，2011.

网络民意的现状 篇11

当前, 随着网络普及, 普通民众表达个人意见的渠道增多, 博客、微博、微信、社区论坛中的网络舆论, 时常如洪水般呈难以预期、控制之势, 网络舆情对于公共事件的发展、监督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网络问政”成为资讯时代的必然要求, 本文将就如何进行“网络问政”的制度化推进, 以便使人大代表更真实、全面地知悉民意进行探讨。

一、“网络问政”制度化推进的必要性

1. 公民意识逐渐觉醒, 拷问人大职责与作用

近年来, 随着西方民主价值观念的输入, 以及我国推行的一些民主实践, 广大公民的民主素养和民主能力已经得到极大提高, 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也渐渐内化为公民的一种价值观念, 这就必然会对现实中不民主的领域提出变革要求。 (1) 诸多社会公共事件也因公民意识的觉醒而广受关注, 公众的评论和看法就构成了强大的民意力量, 同时, 许多民众参与热情较高的公共事件基本都与公民的自身权利维护有关, 这就直接拷问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与作用。

2. 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矛盾呈增多趋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进入了多元选择的博弈时代, 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与社会结构的分化, 致使利益冲突与利益诉求凸显, 社会矛盾较多。亨廷顿认为, 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依赖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比率, 如果一个社会要保持政治稳定, 当政治参与提高时, 政治制度化的能力应进行相应提高, 否则就会导致政治动乱。 (2) 因此, “网络问政”的制度化推进亦是大势所趋。

3. 网络使用普及度高, 网民政治参与力度加大

截至2013年3月底, 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78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43.1%。广大网民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尤其在民主政治领域, 与各种传统媒介相比, 互联网可以为我们提供更智能的信息供给、更普遍的舆论监督、更高效的权利救济等, 其互动性、平等性、自由性、参与的便捷性和信息的透明性、高效传播性等, 使其更具“民主”的特征。若人大代表不重视网络优势、不知晓网络热点公共事件、不关注网络舆情, 显然不能真实、全面了解民意。

二、“网络问政”现状

根据人民网记者于201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一项调查得知, 97名受访的全国人大代表中, 90%的受访代表认为, 新媒体在他们的“问政”过程中占据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地位, 网络为他们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 7%的受访代表曾向人大会议递交过有关新兴媒体的议案, 24.7%的受访代表“每天上网”, 35.1%的受访代表“经常上网”。一些人大代表已经开始尝试通过网络收集民意、汲取群众智慧、记录零星思考, 如通过公布电子邮箱、博客与网民沟通, 通过短信平台、微博、微信、QQ、各大主流网站专栏等收集民意。例如全国人大代表王亚非的微博如今已有180多万名“粉丝”, 2011年参加全国两会时, 他发出了首条微博:“过几天我将去参加全国两会, 如有提议或议题交流, 以便及时准确反映民意。”一经发出, 就受到很多网民的热烈关注和积极回应。 (3) 然而, 诸多尝试只是代表们自发、零星、松散行为, 并无制度化约束与保障。

三、“网络问政”制度化推进举措

1. 修改代表法, 增加人大代表“网络问政”之义务, 推进制度保障

代表法中可增加人大代表“网络问政”之义务, 如闭会期间人大代表应通过网络各渠道了解社会公共事件及群众相关反应, 收集民意。推动代表履职和活动的常态化, 规范和保障其行使各项职权。

人大代表是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属于一种国家职务和公共职务,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人大代表的义务来说, 则是指因其身份、地位或职业而由国家法律作出的一些专门要求和规定。同代表的权利一样, 代表的“网络问政“义务也是以其代表身份为前提, 不得放弃或者不履行, 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原选区选民或选举单位可以对其予以罢免。在闭会期间代表的网络收集民意、与网民互动等活动, 则是会议期间工作的延续和基础, 是代表职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网络问政”将扩大人大代表的知情知政权。

2. 构建人大代表“网络问政”服务保障体系, 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活动制度与“网络问政”制度的衔接

在我国, 因人大代表实行兼职制——即各级人大代表均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不以担任人大代表为专门的职业, 也不从国家领取担任人大代表的薪酬, 仅在执行代表职务时获得一定的国家补助, 由此, 人大代表既要从事个人职业活动, 又需执行代表职务, 若同时还得保证上网了解国情民意、与网民互动, 三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 在选举代表前, 可与其所在单位沟通, 保证代表会下履职时间。

另外, 应该注意将如代表小组制度、代表视察制度、代表评议制度等与“网络问政”制度相衔接, 线上交流与线下交流相统筹, 以确保代表全面收集民意、聆听民众心声。

3. 实现“网络问政”常态化, 提高可操性、可控性

每个代表均应开通实名认证微博, 公开其人大代表身份, 定期与网民互动交流, 积极听取民众意见, 采纳合理的建言献策。

根据实际需要, 对代表进行网络工具使用、网络信息浏览、网络互动答疑等方面的培训与考试, 考试多次不合格可以免除其代表资格。养成每个代表关注网络舆情、进行网络互动的习惯。

完善代表建议、议案等的公开机制。代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所提的建议, 只要不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 不违背相关法律与政策, 都应公开, 尤其是事关全局、群众普遍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应借助新闻媒体和网络向社会公布。 (4)

4.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民众参与热情, 确保沟通渠道畅通无阻

每个代表均公开个人微博、邮箱、博客等, 在各主流网站加大宣传力度, 畅通网络沟通渠道, 规范各级人大代表的地域管辖与级别管辖。

目前, 我国共有全国、省、市、县、乡等五级人大代表, 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个人通过网络提出问题、建言献策可以根据地域管辖随时@本地的基层人大代表;若个人上网不方便, 则可以由所在单位工会代为上网转达。

基层人大代表是上级人大代表的“选民”, 他们在网上收到当地民众意见后, 力所能及地加以解决, 并有权利向上级人大代表反映本行政区域内的各种问题, 尤其是涉及一些本级人大代表难以解决的全局性和重大性的问题, 并要求予以解决, 以上流程均可以在网上完成。通过加强与上级人大代表的网络联系, 下级人大代表可以有效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 与此同时, 也间接地扩大了上级人大代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 上级人大代表要密切与下级人大代表之间的联系, 积极关注、参加下级人大代表组织的网络讨论、网民互动等活动。上级人大代表既然是由下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 那么, 密切两者之间的联系, 不仅是其责任和义务, 更是其性质使然。否则, 下级人大代表可以以履职失职的名义集体联名罢免由他们选举产生的上级人大代表。由此形成网络民意的常态表达、上传下达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 “网络问政”不能代替“实地调研”。由于网民的覆盖面还远未涵盖所有的公民, 其偏重的是以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较为年轻的、收入较高、以城市生活为主的一群特殊群体;即便同为网民群体, 其兴趣爱好、上网偏好也不尽相同。民主政治的一个预设前提是公民表达政治意愿的机会应该平等。但网络民主参与的不均衡性, 必然导致民意表达机会的不平等和政治参与的差异性。 (5) 同时, 网络非理性言论和虚假信息也渐呈泛滥之势, “网络雇佣水军”、“网络暴民”操控“民意”现象也屡见不鲜。网络舆论调查、网上投票、网上评议等形式虽然被许多网站、媒体甚至是政府部门所采用, 但由于网络媒体的不可控性, 网民的职业、年龄、性别、地域等都难以准确掌握, 信息的可靠性无法得到有效确认。因此, 代表仍需到各地开展调查、座谈等活动, “网络问政”与接待人民来信来访、倾听媒体发表言论、依托自身所在组织的渠道发现问题、反映问题并重, 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 核实、验证网络民意, 提高履职质量。

综上, 随着公民意识觉醒, 网络介入社会重大公共事件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网络问政”为大势所趋, 推进其制度化、常规化、可控化, 并将线上舆情掌握与线下实地调研结合, 对于实现国家民主管理的“适应性”的进化意义重大。

注释

11 罗大蒙.诱致性制度变迁——人大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J].人大研究, 2011 (11) :9-13.

22 亨廷顿.王冠华, 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60.

33 直面网络舆情:运用网络调研成了解民意一大途径.法制网, 来源《半月谈》, 2012-3-13,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13-03/13/content_4268958.htm?node=5955.

44 龙太江, 龚宏龄.论人大代表的利益冲突[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6) :8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