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传播

网络民意传播（通用8篇）

网络民意传播 篇1

事件回放:网络歌曲荣登春晚舞台

200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 周杰伦第三次登台并与宋祖英组成“英伦组合”, 以一曲《本草纲目MIX辣妹子》让人印象深刻, 耳目一新。春晚收视率显示, “英伦组合”压过“不差钱”, 以39%的收视率勇夺第一。《本草纲目MIX辣妹子》的“原始版本”创作于两年前, 是网友张倚侨在偶然听到周杰伦的《本草纲目》这首歌时, 觉得与宋祖英的《辣妹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于是仅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创作了《本草纲目MIX辣妹子》, 并将其发表在水木的Electro Music版上, 立刻受到了网友的热捧,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甚至连周杰伦本人都大为称赞, 表示如果有机会很愿意和宋祖英小姐合作。网上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少网友都期待周杰伦和宋祖英有朝一日真的可以合作一次, 而这一愿望在牛年春晚的舞台上成为现实。

英伦组合的传播学思考——网络民意表达要通过具体的权利形式实现

本是网友自娱自乐的《本草纲目MIX辣妹子》荣登春晚舞台, 这似乎带给了我们一丝欣喜:网民的声音似乎达到了空前的传播, 网民的观点似乎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网络世界的草根文化影响力值得我们瞩目。网络民意传播与主流媒体牵手共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蓝图。但是美好的愿景落实到具体的媒介场域时, 就要通过具体的权利形式实现。

媒介接近权。

接近和使用媒介是实现网络民意自由表达的物质性前提。“媒介接近权”的概念由美国学者J·A·巴隆1967年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的《接近媒介——一项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一文中首次提出并进行了系统论述。巴隆认为“接近权”或者“受众传媒接近权”是指“大众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 认为一般社会成员应该享有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 同时, 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 (2)

《本草纲目MIX辣妹子》荣登春晚舞台算是网友运用媒介接近权接近媒体的成功案例。网友通过网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把自己的声音传播了出去, 最终促使他们意愿的达成。而中央电视台这个主流媒体, 也依照媒介接近权的理论依据履行了向网友开放的义务和责任, 以包容的心态播放了原本“不入流”的网友自娱节目。

知情权。

这是网民参与讨论和发表意见的信息性前提。从20世纪40年代起, 由新闻界推动的信息公开立法运动中, 一位叫做肯特·库柏的新闻工作者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知情权”一词。知情权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性权利, 因为“知”的目的是保障宪法规定的参与和监督政府的治理的权利的落实。

而此处网友知情权的使用并没有那么沉重浓厚的政治氛围, 而是带着轻松愉悦的娱乐氛围。今年春晚, 众多节目纷纷落马, “英伦组合”从无到有, 再从有到无, 又经历了改换歌曲的一系列波折后, 《本草纲目》终于在众网民的翘首期盼中在春晚与观众朋友见面了。整个过程中, 网友热烈讨论并始终关注事件的进展动态, 不断获得信息并推动春晚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策。且不论央视是否有以此来炒作赚取网民注意力的嫌疑, 但至少信息的公开让网民可以时时关注事件的动态。过程是艰难的, 但结果是完美的。

话语权。

话语权是法律规定的公民自由表达权利在媒介中的直接呈现, 也是一项基本人权。广义地讲, 话语权是指公民在公共空间传播思想观点的自由。福柯把话语权看做是人的社会交往本体性存在的方式, 与人的全部问题都息息相关。话语所具有的强制性和排他性的影响力就是话语权, 话语权的作用力构成了话语的外在系统。 (3)

网友的声音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网友们的思想观点也在央视这个公共空间得到了传播, 使得网友的自由表达权利在春晚这个大舞台上直接得到了呈现。

这三种权利形式是实现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根本途径, 而草根网友们在不经意间实施和实现了这些权利, 并运用这些权利让网络民意的影响力日渐凸显。

“英伦组合”的文化政治层面的思考

《本草纲目MIX辣妹子》属于网友自娱自乐的“边缘亚文化”, 如果不被其他网友发现并进而大规模传播, 可能这首歌就永远沉寂在网友自己的电脑硬盘中, 永无出头之日;而央视春晚则是无可争议地属于主流文化, 是任何歌手和演员挤破头也要在上面露两秒钟脸的节目, 可以让一首歌或者一个节目在一夜之间红遍全中国的大江南北。网络民意与主流媒体二者的相遇引发的奇妙反应值得我们投以关注的眼光。

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的撞击。

宋祖英和周杰伦首次联袂, 与其说是“英伦组合”的亮相, 倒不如说是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的一次撞击所产生的交集。也许这也正是春晚这个高姿态的“主流文化”能够接受“恶俗”的“网络歌曲”的原因之一。草根文化的影响力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获全胜, 占领制高点。虽然春晚表现出了关心草根, 体现民意的人文关怀, 但这关怀似乎有条件。不管是褒是贬, 春晚能够顺应民意大胆尝试, 也是一种进步, 是对观众的尊敬和贴近, 说明他们也在努力, 不再单纯地讲究形式美, 而要贴近百姓心理, 真正地为人民服务, 实现真正的中国人民大联欢。

《辣妹子》可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民歌, 兼有湘西汉、土家、苗等多民族风格。《本草纲目》在音乐界不仅展示了传统文化和流行音乐的融合, 更是让中国博大精深的医学得到了延承, 言传身教在这首歌曲中得到了真正的诠释。

宋祖英和周杰伦的联袂演出, 将通俗与民族、流行与传统、娱乐和文化进行了巧妙的结合, 于是终于将流行的互联网文化推向到传统的春晚, 促使网络民意传播与主流媒体的牵手合作。

海峡两岸携手——更深层次的政治意味。

周杰伦是台湾当红的流行天王, 而宋祖英是大陆重量级的民歌天后, 这不仅是流行与民俗的完美融合, 海峡两岸的天王天后歌手合作应该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意味,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这个创造着全世界收视率奇迹的节目当然不能放过每一次可以宣传的机会, 毕竟, 央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要传达党和国家的声音与意愿。央视于似有似无间履行着弘扬主旋律的基本责任, 传达着和平统一, 海峡两岸人民手牵手的深层次政治意味。

“网络”歌曲, 创意为王。

网友的这首《本草纲目MIX辣妹子》, 从广义上的大概念定义可以归入“恶搞”音乐的范畴, “恶搞”音乐从传播角度来看, 属于新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 有着参与性强、互动面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这首歌曲在短短的时间内传播速度之快让人惊叹, 参与面之广也令人咋舌, 众多活跃的网友纷纷将这首歌放在自己的空间、博客中与朋友共享;放在论坛上与更多陌生的朋友一起讨论, 创作群体的草根性、创作方式的随机性与非主体性使它有异于传统的音乐模式。网络恶搞音乐带有众娱行为, 并高速发展, 它们有些会挑战到法律、社会伦理道德底线, 正在迅速与商业利益融合, 它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 一些“网络”音乐挑战了著作权。 (4)

并不完美的演出——赢了炒作, 输了合作

火爆流行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 原创作者张倚侨认为春晚版本的《本草纲目MIX辣妹子》, “更多的是杂耍、更多的是炫耀、更多的是为了‘春晚气氛’和‘演出需要’, 其音乐性已经根本被忽略了”。他讽刺春晚版本“成了宋祖英一次仓促登台的卡拉OK表演”, “糟糕乱套”的编曲导致宋祖英脱拍, 让周杰伦不知所措。张倚侨还对现场的灯光和转播技术大为不满, “宋祖英本应酷、炫, 惊艳出场的镜头被非常随意地切入切出, 摄影师的镜头也不够讲究。本应很有效果的出场就这样被电视转播糟蹋了”。 (5)

有网友认为他们服饰不配、形象不配、表情不配, 最关键的是他们的心态不配。在春晚舞台上, 一个是金光闪闪的活力青年形象, 一个是千金小姐般淑女大方;一个是贵妇人, 一个是毛小子。周杰伦击鼓欢迎宋祖英上场, 然后绕其舞蹈, 有点向宋献殷勤的嫌疑。而宋祖英对此有一些冷淡, 自顾自唱, 好像用自己的歌声就能把所有的观众压倒, 只有她是这个舞台的主角。不少年轻观众今年都是冲着“英伦组合”去的, 但演出效果却让他们有点失望。 (6)

周杰伦与宋祖英合唱《本草纲目》的创意最早来自网络, 春晚导演组采纳意见, 吊起众多人的胃口, 如今却被不少网友评为“今年央视春晚第一雷”。究其原因, 有网友认为:“要采纳我们的意见就让他们真真正正地合唱, 这样根本就不是合唱, 只是走过场而已!” (7) “英伦组合”只获得了歌舞类的三等奖, 是民意所趋, 毕竟人民希望看到的“英伦组合”, 绝不是今年春晚上那“昙花一现”的表演,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在同一文化范畴下到底有多少冲突, 又有多大的兼容性, 这才是众望所归。春晚, 说到底终究是一场娱乐, 让大家开开心心地迎接新春,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这点来说, “英伦组合”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使命。

带着轻松且严肃的心态看“网络音乐”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 作为调侃的网络音乐是对现实生活的调色与补充, 网友“自娱自乐”的作品之所以受追捧, 是因为它的民间性、草根性、非商业性。倘若一旦成为一种产业, 就会丢掉这种草根性和创新性, 作品也就会失去生命力。任何调侃娱乐都必须把握好度, 以恶作剧的形式颠覆几代人心中的英雄形象, 或将优美的乐曲颠覆成社会的丑恶, 显然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自娱。

互联网已经深入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建立基本的网络伦理势在必行。媒介是人的延伸, 而网络也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 因此每个上网者的基本要求也就是道德自律。同时媒体也要起正确的引导作用。当前媒体喜欢炒作, 个别媒体从业者素质不高, 缺乏社会责任感, 巨大的商业利益也在散发着致命的诱惑。作为国家喉舌的媒体一定要有传媒的良知, 不能作为“恶搞”行为的帮凶, 去不分青红皂白地推波助澜, 过分炒作某些作品中的劣质成分。 (8)

网络民意表达仍旧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规范和解决, 但只要我们处置得当, 网络民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一面就会越来越多地发挥出来。通过网络参与, 我国民众参与民意表达的渠道得到了拓宽, 参与热情得到了激发, 草根们也能为社会发挥出积极有力的力量。 (9)

春晚带来了新鲜的尝试, 引进了网络音乐和“英伦组合”, 也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思考。互联网世界五彩斑斓, 让我们始终用新鲜的眼光和心态去面对新鲜的虚拟世界。

注释

1 苏克军:《后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 《现代传播》, 1998 (1) 。

2 李杰:《网络媒介对受众传媒接近权的突破》, 传播学论坛, 2007年9月5日, 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Unid=3200

3 金德万、黄南珊:《西方当代“话语”原论》,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5) 。

4 韩启超:《难道真要“把自己娱乐死”?---评网络“恶搞音乐”》,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2007 (1) 。

5 网友言论, http://news.xinhuanet.com/audio/2009-02/03/content_10755559.htm

6 网友言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30a020100c5q5.html

7 网友言论, http://hi.baidu.com/xiangai168/blog/item/8c828124ecaf292cd5074237.html

8 张淑华:《网络民意表达的实质》, 《青年记者》, 2008 (1) 。

9 张亚勇:《网络民意---走向理性的“百家争鸣”》, 《政工研究动态》, 2008 (4) 。

也看法国“网络民意” 篇2

如果媒体随便把网络上看到的一种意见，归结为网民的意见，而网民的意见被归结为民意，那么那些没有上网的人的意见呢？那些上了网却没有表达的网民呢？很可惜，这种情况正发生在我们身边，而意见领袖们则经常依据这样的所谓“民意”作为基础，抒发着他们的见解。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独立和科学的民意调查机构，过于依赖所谓的网络调查结果，作出的判断是否准确，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法国网民在法国网站的留言：

很少有人能够把握微妙的中文，在与中国人对话之前，必须首先阅读《孙子兵法》等名著，以便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以及行动方式。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动机以及他们对经济市场的操纵方式令人费解。对中国人来说，无论在任何领域，与他人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力量对比之上。中国人只尊重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在外交领域，对手越强，越受尊重，谈判也就越容易。而法国总统的所作所为显然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法国应该重新在外交舞台上征得可信度。

我对这段留言印象深刻，是因为这个法国网民对中国人处事风格的理解，让我马上联想起这样一种现象：

在香港，经常会有商家传授和“上头”打交道的经验——“跳草裙舞”，就是故意不听话，才会从北京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太早被对方视为自己人或者是听话的，就意味着失去了谈判的筹码。

现实生活中，这些人的草裙舞攻略从不失手。至于拿了好处，是否就意味着听话或者变成自己人，真是天晓得了。倒是难为了那些不跳草裙舞的老实人，不单好处没有，有时还要看自家人的眼色。至于为何这样，也许是因为亲疏有别？中国人常常对自家人严格，对外人笑脸相迎。

网络民意传播 篇3

关键词：话语权,公共领域,网状传播结构,舆论的共鸣

以前, 上情可以快速下达, 下情却很难上传, 或者不传。大众传播反馈的滞后性有目共睹, 代表普通大众的民意不能体现, 造成了传统媒体传播权力、使用媒介权力的垄断, 因而影响力是自上而下的。自从互联网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工具之一, 社会影响力的传播方式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以前的影响力传播是一条线, 参与传播的人员的传播理念基本上代表媒体 (国家) 意志, 很少看到个人真实意愿的表达。个人化的观点、情绪即使有, 也会被把关掉, 更不用说普通民众通过大众媒介反映情况的难度了。现在的影响力传播就像一张网, 通过网络传播的方式你惊喜地发现言论自由多了, 你所反映的情况有可能成为各大网站的热点新闻, 或有无数的追捧者跟着你留言。一时间, 小人物也可以一呼百应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 也可以成为影响力传播的开端。此种情形使得资讯更加透明公开, 传播力量的巨大性日益令人惊叹。更多的人喜欢互联网, 那里是直抒胸臆的大平台, 那里有着最广泛民意的集结, 民意集中程度越高, 影响力网状传播化越大。

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传统媒体垄断格局

从前, 一句话想要掷地有声, 往往背后需要强大利益团体的支持, 也就是特权, 例如代表国家意志的言论, 小人物的心声要想一夜之间尽人皆知很难实现。就连口耳相传的民间经典, 也只能活跃于街头巷尾, 上不了台面。在传统的社会里, 影响力的产生和传播带有很强烈的“自上而下”的色彩, 而且表现为群体化、单向性和被动感。而在网络传播情境下, 影响力的生成, 具有很强的个人性、自主性和互动参与性。互联网成为大众传媒后迅速击破了传统媒体的天然优势, 其中原因当然得益于其终于实现了及时、实时的反馈、互动传播机制, 但更为主要的还是归功于网络成为受众真正能够自由使用的媒介这一原因。

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传播的主体充分满足了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权。社会成员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主体, 他们有权将自己的经验、经历、观点和认识通过一切合法手段和渠道公开传播。但是, 由于传统媒体的传播者专业化程度高、人数限制极严格且代表的是媒体立场、国家政策, 传统传媒的声音“一边倒”现象严重, 来自民间的声音很难浮出水面。而互联网基本实现了没有特权的平民可以成为拥有话语权的传播者的现实, 只要能够使用网络, 都可以用各种形式畅所欲言, 即使不便也可请人代劳, 传统媒体目前根本不可能实现。

互联网信息的前沿性、新锐化拓展了传播资讯的类别, 受众视听不断被刷新的同时, 网络信息更加个性化, 营造出轻松自由的网络言论氛围, 从而更好地实现受众的知晓权。这里天南海北、“大道”与“小道”消息并存, 无所不有。

受众使用网络接受信息过程中主体意识的增强增加了受众接近互联网的意愿, 传播过程中感受到“我”的存在满足了作为受众的尊严。恰恰是这种新传播机制对受众给予充分的尊重, 在数字高速公路时代, 个体表达自我的方式变得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 我们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 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而所有这些优势势必融合成互联网独有的魅力, 不断吸引新的、庞大的个体加入, 几乎在很短的时间成长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力。

民意的集结地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曾经希望大众传媒可以成为“公共领域”, 即传媒应该是提供一个平台, 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 又能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传统媒体没能如这位学者所愿, 但互联网悄然成为一种新型的、理想的公共领域。

博客、空间、贴吧、论坛、聊天室等便是观点的自由市场, 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互联网提供的这些平台成为个体触碰灵魂底线的宣泄口, 拿下面具, 在匿名性的保护下释放自我, 同时也暴露了民众的真实意愿。假如没有网民质疑, “周老虎”就不会被揭出“纸老虎”;假如没有网民的“房奴”呐喊, 就不会有“国六条”及其具体调整措施;假如没有网民仗义执言, 重庆的最牛钉子户就不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网民民意的重要性已在越来越多的棘手事件通过网络传播得到解决而被证实, 2005年, 轰动一时的佘祥林案, 正得益于在网络上的传播引来了公众的愤怒, 一片哗然之后此事才有了迟来的解决。否则, 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 相关部门不能再像从前那般掩盖真相, 而这股压力主要还是来自网络的舆论。2008年“两会”召开之际, 网络也作为国家重大决策、议题的民意征集地, “实际上, 网络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构造社会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自此, 网络的声音不再局促在一个虚拟的角落, 它可以真真实实地产生影响。

另外, 互联网的传播者代表最广大的利益群体, 网民构成分层化促使网络民意广泛化, 有效杜绝了单方面控制言论走向的情况, 最大化体现民意, 影响力越大的往往是民意集中化的突出表现。在网民的构成上, 以10年前的新浪论坛为例, 其用户一半以上来自国外, 平均学历在硕士以上, 而国内用户也多集中在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而据2007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十九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报告, 10年来网民里中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了1/3, 网民中包含社会各个阶层, 分众化明显。

影响力网状扩散

互联网出现后便在传输速度上体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 加之用户可以轻易地引用、转载致使言论的触角达到纵横交错式传播的极致。复制性极强与传播渠道畅通、迅速的特点成就了互联网传播影响力扩散迅猛的现状。

网络传播方式的多样化造就网状传播结构。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平行传播以及三种方式中蕴含的“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式的传播情景编织成一张传播网, 同一信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四通八达。从最早的烽火传递, 到后来的电报、电话都不如互联网这样, 能以最快的速度把一个信息传播出去, 把以前的线形模式变成网状模式。传播机制的改变, 也就改变了影响力的传播。以前只能是线形一头的人可以传递信息, 所以只有一个人有影响力。现在的网状系统中的每一个点都能够传递信息, 于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影响力。

网络传播渠道的复杂化扩展了信息传递的疆界。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 大众传媒禁止一切娱乐内容的传播, 一名年轻女子对此不满, 在视频中辱骂四川地震引发众多网友震怒, 这段长4分40秒的视频里, 身穿彩色条纹T恤的女子身处网吧, 脚跷在桌上, 用非常轻蔑的口气大谈对四川地震和灾区难民的看法, 她对地震表示有幸灾乐祸的感觉。网站没有颜色、电视里全是灾难报道、哀悼日让她玩不成游戏成了她抱怨的理由。视频先出现在国外最大视频网YOUTUBE, 后成为首页里的新闻人物, 不到1个小时, 该视频被链接到了天涯、猫扑等国内大型论坛上,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传播, “辽宁女”和“辽宁骂人女”成为该女子的代号, 迅速占据各网站的新闻首页, 成为网友最高点击率、评论回复最多的事件。随后, 战场转移到了各贴吧和私人博客上, 该女子行为是否违法以及如何处理成了新的讨论热点。正是众多网络渠道在同一时态下齐头并进式的传播, 将该女子推向了风口浪尖, 接受来自民意的谴责。

网络民意传播 篇4

关键词：“爆吧”现象,网络民意,网络暴力

从2005年“李毅吧”与“李宇春吧”交战开始,这十年间发生了几十起大大小小的“爆吧”事件。2016年1月20日,“帝吧出征fb”事件轰动传媒界,“爆吧”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作为网络参与表达的一种集体行动,“爆吧”现象已成一种普遍的媒介现象甚至社会现象,一方面,它彰显了网络虚拟社区中民意表达更加自由;另一方面,过度自由极易引起非理性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网络暴力”。此前研究“爆吧”的学者多将此现象归为网络暴力的一种,仅探讨其负面效应。然而,随着网民素养的逐步提升,“爆吧”行为渐渐显露出其理性表达的一面。从“爆吧”现象研究网络民意表达与网络暴力的关系,展现“爆吧”的正负效应,修正公众对“爆吧”的刻板印象,为“爆吧”这一网络现象赋予新的内涵。

一、“爆吧”现象及成因

国内学界对“爆吧”概念尚未统一界定,一些学者从各自角度解读“爆吧”现象:蒋郁青将“爆吧”视为由群体理念差异引起的群体冲突,并伴随有网络暴力倾向;诸振豪认为,“爆吧”是一种网络时代特有的“搜索暴力”;马静认为,“爆吧”是一种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会对现实社会的体系建构产生影响;罗以澄,赵平喜认为“爆吧”也被称之为刷屏或刷版,起源于网络上的页面聊天室,一般是出于蓄意捣乱或发泄情绪的心理,不断地重复发送相同或不同的文字或者符号,使他人的正常发帖无法进行,别人的发帖一出来就很快被淹没下去。[1]反思上述学者观点,本文认为,“爆吧”是基于网络平台的开放和匿名性,网民以刷屏或刷版的形式参与民意表达所引发的集体狂欢。

“爆吧”主力群体为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人,他们习惯使用戏谑、讽刺类的语言,通过文本、恶搞图片、视频、动画等形式呈现滑稽、新奇的效果。然而,年轻群体在议题讨论中容易跟风,使“爆吧”内容呈现情绪化、不理智的特点;而互联网的便捷性、低门槛准入性决定了“爆吧”群体间的联合方便迅速,“爆吧”信息凭借传播渠道的优势在短时间内汇聚成“一边倒”的声浪;从德国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可知,“爆吧”行动中的“优势”意见越来越占上风,“少数”或“劣势”意见则会屈于环境压力转向沉默或附和,从而使“爆吧”呈现意见极化的态势。

“爆吧”产生的原因有的是网民为表达对某事件、某明星或是吧主的抗议和不满,有的是单个用户间争吵引发的群体响应,还有单纯出于集体狂欢心理的“爆吧”行动。“爆吧”群体往往在现实中缺少意见表达的渠道,于是转向包括贴吧在内的网络平台发表自己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高调捍卫其自身价值观,并在群体中建构认同,在参与中获得存在感和仪式感。由于“爆吧”的主题逐渐深化和拓宽,其行动也并非无组织无策划,网络民意聚集成一股力量强劲的网络舆论场,极大释放了网络信息权及民意表达权利的能量和效应。

二、“爆吧”:网络民意表达的新形态

网络民意是指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大量公众通过互联网论坛、社区、博客等手段对重要国家事务和社会问题自由发表评论和意见,聚合某种愿望和诉求,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兴民意。[2]网络民意从实质上来说是公民言论自由在网络平台上的具体表征。

“爆吧”行动中网络民意的特征既根源于网络媒介的技术特性,又超越技术层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属性,这体现网络用户强大的思想意识力量。首先,“爆吧”群体的民意表达具有直接性和广泛性。参与者借助网络平台的匿名性和低门槛准入性,更加直接、自由地表达想法,消解了传统意义上传者对信息的控制权;其次,“爆吧”现象中的民意表达具有即时性的特点。这与网络传播迅速及时的特性有关,“爆吧”行动需要在短时间内汇聚海量帖子、言论等,通过每秒上百条发帖量覆盖反对方言论,从而使己方言论成为强势意见;再次,网络民意在“爆吧”现象中呈现出平民气质。这种平民化特征并非排斥精英分子,而是将现实社会各种身份与地位的“差别”转化为对普遍权利的认同与建构。“爆吧”参与者以平等身份参与个人、社会、国家等问题的意见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有强化议题深度与广度的作用。

“爆吧”事件往往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而“爆吧”指向的主要议题与民意偏向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原本发生在网络虚拟社区的议题讨论会延伸至现实社会,甚至会迫使各种社会力量包括权利机构、利益集团等开始被动或主动地发挥作用,使社会中某些不合理的权利、物质资源得以重新配置。2016年1月20日发生“帝吧出征FB”的“爆吧”事件就成功地使网络议题在现实社会生效。“帝吧”2000万成员在Facebook上进行反台独“爆吧”行动,其产生的网络舆论压力甚至影响到境外,挪威和瑞典两国驻华使馆纷纷在微博上表态“支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场自发组织的“爆吧”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少年网民是爱国、自信、有素养、有主见的一代,也充分证实了网络民意表达的强大力量。

当然,非理性的网络民意表达也并不少见。网络匿名性使网民的身份和背景无法考证,其发表的内容在真实性、合理性上也值得深究。而且,从理想的角度来说,网络民意表达应当最大限度涵盖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与诉求,然而实际情况却局限于会使用网络的部分群体,网络民意还不能代表整体社会民意。此外,网络民意表达者的媒介素养良莠不齐,在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网络环境中,非理性的网络民意汇聚极易衍变成网络暴力。

三、“爆吧”行动中的网络暴力与治理

“网络暴力”也被称作“网络欺凌”,它是指在网络虚拟平台上,人们通过对他人进行谩骂、侮辱、人格诋毁,侵犯他人隐私,伤害他人尊严来实现攻击目的的行为。网络暴力不仅使事件当事人受到虚拟空间的道德审判,甚至会令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承受舆论压力与处罚。网络暴力的成因除了网络环境自身的开放性、匿名性、去中心化特性之外,网民意见表达的群体极化倾向与集体狂欢心理,以及政府、媒体把关人对网络传播管理不善等因素同样对网络暴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3]部分“爆吧”行动的参与者在没有对整个事件进行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受群体非理性暗示的影响盲目跟风,“一边倒”的网络民意令反对意见沉默下去,网络暴力的危害被迅速扩大,不仅给事件当事人的精神、心理造成极大创伤,也会使网络空间的暴力有演化为现实暴力的可能。例如2013年发生的“权志龙吧爆吧事件”中,冒充权志龙粉丝的14岁少女潘梦莹因为在腾讯微博散布有关C罗及梅西等球星的不当言论,造成无数球迷到“权志龙吧”泄愤,潘梦莹遭“人肉搜索”。

为保证社会信息的正常流动,降低“爆吧”衍生出网络暴力的可能性,社会各方都应积极采取规制措施,使“爆吧”这一民意表达的新形式发挥更多正能量,成为网民理性表达的正规渠道。在政府方面,应提高政府相关部门对“爆吧”等网络事件的处理能力。加强网络舆论表达相关的立法建设,形成完善的网络运营商追责机制,一旦有网络暴力倾向的“爆吧”行动出现,网络运营商应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而非一味看重其中蕴藏的经济价值。同时,政府也需在技术方面加大对网站的监管力度,对网络暴力有一定的技术控制能力;媒体方面,网络媒体应联合传统媒体,为公民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和多种民意表达渠道。在信息更透明、更公开的网络环境中,民意更为多元,群体极化与网络暴力自会减弱。此外,应强化网络媒体的把关人意识,培养“论坛意见领袖”,使他们能够及时疏导非理性言论,将网络民意朝正确方向引导;网民方面,提高其道德意识和媒介素养更不容忽视。网民不仅要掌握基本的网络信息浏览、阅读、发布能力,还应学会对网络信息进行筛选与鉴别。若整个网络群体都能理性客观地进行意见表达,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定会大幅降低。

参考文献

[1].张淑华.网络民意表达的实质[J].青年记者,2008(2).

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建设 篇5

关键词：网络民意,公民社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以及个人电脑的逐渐普及, 互联网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公民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同时也成为他们关注社会、参与政治的有力工具。网络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公共领域”, 激发了公众的参与意识, 并催生了强大的网络民意。基于个体与政府之间平等对话条件下产生的网络民意, 是对现实的观照, 暗含着公民社会的基本精神, 不仅对传统的政治参与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为构建公民社会提供了重要途径。

网络民意的发展与特点

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网络已成为政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和广大网民表达利益诉求、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但实际上, 网络民意真正产生并发挥出巨大作用, 时间并不长。

1994年, 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工程进入互联网, 从而使我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自此, 中国被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当时使用互联网的功能和范围都非常有限, 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传输数据, 并未彰显出多大的社会交往价值。之后, 随着互联网进入普通公众生活, 较早接触网络的公众在获取信息的同时, 也开始尝试在线交流, 讨论一些现实话题, “公共领域”日渐成型, 网络民意得以萌生。2003年是网络民意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的一年。这一年SARS成为网络应用的催化剂, 之后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 使网络舆论以全新的形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并成为公共话语, 网络民意由此步入发展的快车道。2007年被称为网络公民崛起元年。厦门PX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华南虎照事件等, 以一种连续冲击的方式, 屡屡震撼大众。2008年, 汶川地震、奥运火炬传递等激发了全民的参与热情, 庞大的网民队伍中开始涌现出一批先锋群体, 他们通过博客、微博等进行议题设置, 深刻介入重大公共事件, 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生活, 用网络力量推动社会发展, 承担起现代公民的责任。网络民意最终从幕后走到台前, 完成了从非主流到主流的嬗变。

中国网络民意产生迄今, 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 纵深发展, 渐次递进。首先, 互联网上的民意聚集, 依次呈现出不同需求, 从娱乐八卦、游戏交友、买卖交易、衣食住行, 进而形成了政治上的诉求。与其相应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除门户网站、即时通讯、电子商务、搜索商业模式外, 论坛、个人博客、社交圈群等在网络舆论方面日益显示出独特价值, 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技术与商业层面。其次, 网络的作用一开始并未被大众所认识。例如, 早在2003年民间人士就创立了“中国舆论监督网”, 但当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当前, 随着我国网民群体的扩大, 尤其是基层网民的逐渐增加, 反映基层民众的呼声受到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和传播, 最终汇聚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二) 从偶然性到常态化。网络民意的形成, 最初沿着个人发帖—网友转贴—媒体介入—政府回应的单线模式发展, 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始于少数人基于各种原因发出的网帖, 传统媒介的关注度是其能否形成民意力量的关键。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网络大军的行列, 有的甚至实名举报, 而媒体和政府也积极主动予以回应, 形成了循环反馈的互动模式。

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的联系

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是民间的公共领域。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 包括NGO、社区组织、公民志愿性团体、协会、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1]狭义的公民社会可以理解为公民组织。其重要特征是公民拥有独立的意见表达和行为能力, 而这也正是网络民意与公民社会最为相通的地方。当然, 除此之外, 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价值背离。

一方面, 网络民意的形成, 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根据CNNIC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我国网民规模在2010年继续稳步增长, 总数已达4.57亿, 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3.2%, 互联网普及率也攀升至34.3%, 较2009年底提高5.4个百分点。全年新增网民7330万, 年增幅19.1%。人数如此庞大的网民在网络世界里先行一步从事公民社会实践, 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不少网民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 懂得如何获取和甄别信息;关注公共事件, 勇于承担公共责任;借助新媒体平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例如, 2002年11月名为“我为伊狂”的网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发表了一篇近2万字的文章———《深圳, 你被谁抛弃?》, 吸引了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两个月后, 时任深圳市市长与文章作者进行了对话。半年后, 国务院调研组到达深圳, 专门邀请作者参加了深圳问题研究座谈会。凭借网络传播的力量, 各种意见最终汇聚成一股空前的建设力量, 并产生了强大的现实影响力, 不断修正和监督政府的政策决策。

另一方面, 网络民意固然与公民社会有着内在的关联, 但其自身也存在诸多不足, 可能导致它与公民社会的偏离。首先, 就网络民意形成的主体而言, 网民本质上还是公民, 他们的权利不可能超出现实社会中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说, 网民不是公民和公民权利存在的唯一方式, 网络社会也不能涵盖公民社会的全部内容。特别是它的匿名性, 使其带有强烈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 与公民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其次, 就网络民意的代表性而言, 它也只是全部网民意愿的一部分。从互联网普及率上看, 各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差异依旧明显, 分布很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的网民数量大大多于西部内陆地区。从年龄层次上看, 2010年我国20~29岁、30~39岁、40~49岁的网民分别占29.8%、23.4%、12.6%, 其他年龄段的人群较少。从学历上看, 2010年网民中初中学历人群增加明显, 占32.8%, 高中学历、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网民也保持相对下降的态势。[2]更重要的, 真正参与网络评议, 并最终聚合成网络民意的, 实际上主要是25~40岁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网民。再次, 就互联网在中国的规范程度而言, 虽然目前它发展很快, 但由于网络具有的虚拟特点和网民道德失范等多种因素, 国家尚难以对它进行有效监管, 相应的自律组织也没有形成, 因此网络民意有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扭曲和冲击, 特别是为数众多的“网络水军”的加入, 大大增加了区分网络民意真实性的难度, 严重影响了它对公民社会建设应有的积极作用。

公民社会对网络民意的要求与疏导

网络民意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建设, 而随着公民社会进程的加速, 它反过来对网络民意也起到了疏导和规范作用。

从主观上讲, 网络民意的产生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举报或揭发, 是维权的需要;二是出于义愤, 或感同身受, 或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网络民意的盛行, 固然缘于网络难以比拟的优点, 但现实的渠道不畅、民意不达也是重要原因。它实际上是在效率低下的传统问政方式外主动寻求一种舆论平台以民意压力促使官方作为的无奈之举。[3]此外, 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 民意的表达尚待宪政平台和司法体制的有力支持。传统媒体带给人们的大多是过滤后的信息, 而互联网则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具有交互特征的“虚拟公共领域”, 网络民意在这里的表达十分接近于现实社会中的民意表达。[4]网络民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网聚众人之力, 获得常态社会生活所不足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 争取和维护自身或公众的权益。因此, 解决网民在现实中所遇问题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对民意疏导和规范的过程。

理论上, 公民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 需要网民更多地有序政治参与。在现代社会中, 公民政治参与是一国之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 网络民意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 无论是参与决策还是监督实施, 前提必须是依法。这就为规范网络民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制度失灵的情况下, 网民更倾向于寻求非理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中国的网民群体, 多数是年龄较轻、阅历尚浅的年轻人,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 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弄清事件背后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从而使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感情占据上风。因此, 高度开放的网络表达空间极易引发亢奋和极端, 让网络政治误入歧途, 甚至会使一些网民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推波助澜者。这非但不能承担起形成理性民意的重任, 反而会助长社会的偏激、盲动和任性。因此, 网络只能充当民意的起点, 其最终解决还是要走现实的程序和路径。

现实中,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政府的公开化、透明性不断提高, 不同程度上满足了网民的利益诉求。尤其是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后,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各地都在信息发布、舆情应对、官民互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探索, 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 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政府对网络建设的反应力度、对网络民主的关切程度前所未有, 正是网络民意改变领导人的态度和理念, 助推公民社会建设的发展;后者反过来为网络民意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 并将其慢慢纳入正常和规范的制度框架内。公民社会的推进, 大大改善了制度缺失和制度缺陷带来的现实困扰。至2008年底, 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省市一级已全部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 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 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 都通过互联网征求和吸纳公众意见[5]。网络民意正逐渐融入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中, 对于增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明显作用, 同时这也促使更多的网民回归到现实中来。

结语

网络民意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 努力探寻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 以求唤醒公民的参与热情和行动动力, 在积极投身社会事务中重新认知和确立生命的尊严与价值。2006年“网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时代周刊》对此解释说, 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 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 “他们的做法不仅仅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方式”, 这可以说是对网络民意发展的最好注脚。它已成为助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 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启蒙现代公民意识, 培养民主法治土壤。

同时, 也应该注意到, 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社会, 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尽管公民的社会地位确实在提升, 但政府仍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网络民意要发挥更大作用, 必须促成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适时适度的合作。可以说, 网络对中国的舆论开发才刚刚开始, 对民间智慧的释放尚在起步, 对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公民社会建设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只有社会大众懂得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 有公民意识、对自己负责, 才能实现公民社会的大步前进。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1.[1]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1.

[2]CNN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it.sohu.com/s2011/cnnic27/.[2]CNN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it.sohu.com/s2011/cnnic27/.

[3]胡庆亮.网络反腐的动因、争议与治理[J].理论月刊, 2010 (2) :58.[3]胡庆亮.网络反腐的动因、争议与治理[J].理论月刊, 2010 (2) :58.

[4]卢翔.网络民意新发展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J].世界华商经济年鉴, 2008 (11) :30.[4]卢翔.网络民意新发展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J].世界华商经济年鉴, 2008 (11) :30.

论网络民意兴起的现实价值 篇6

网络民意是民意表达的新形式, 理解“网络民意”首先要回答何谓“民意”。但凡存在公共生活的地方, “民意”这个概念似乎众所周知, 而且还显得不言而喻, 人们无须深究其内涵, 却也明白其所指。18世纪, 法国思想家卢梭首次提出了公意的概念, 认为公意是共同利益的体现, “公益只是着眼于公共的利益, 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 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合” (1) 。由此可见, 民意也应该与公共利益相关。因而本文认为, 民意是人民意识、精神、愿望和意志的总合, 是非政府的个人、群体或组织的公开与不公开的意见表达。民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技术条件下, 有着不同的承载方式和渠道, 古代的民谣、近代的传播媒体以及群众的游行示威行为等都是人们表达民意的方式与渠道。而现代网络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则为民意表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与平台。

因此, 网络民意就是人们借助互联网技术对某一社会公共事务自由发表评论和意见, 聚合某种愿望与诉求而形成的公开的民意表达, 是现实生活中民众对某一公共事务或某一观点的看法、意见和建议的综合反映。网络民意以互联网与网络传播技术为技术载体, 以网民为主要表达主体, 以公共事务或政府行为为主要关注对象, 其本质是现实民意在互联网空间的映射, 其更多时候表现为对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的揭露, 承担着监督政府合理合法行政的职责。与传统民意表达方式相比, 由于网络民意的生成和流通依托于互联网, 网络媒介的传播结构和传播属性决定了其具有民意表达主体的匿名性与平等性、民意表达方式的便捷性与符号性、民意传播环境的开放性和互动性等特征。网络民意表达的这些特征和特性决定了网络民意的现实价值。

一、优化传统民意表达的主体结构

传统的民意表达由于受时间、空间、成本等因素的限制, 能够直接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并公开发表意见的人数及程度都非常有限, 因此才产生了充分体现人类智慧的“代议制”。即使有了传统媒体的兴盛, 也是囿于版面空间、节目时段等限制, 而不能达到人人发表意见的程度, 民意的表达需要借助民意代表来发表。而在民意代表中, 专家、学者、官员等社会精英又占据着主要位置, 掌握着权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民意表达存在“精英主导”的嫌疑。网络民意的表达以网民为主要表达主体, 这些网民包括能够借助互联网和手机网络上网的所有公民。网络民意的形成与兴起, 将直接改变民意表达主体的基本结构。

第一, 改变了民意表达主体的数量结构。网络的便捷性与低廉性使公共参与的数量结构发生了改变, 对于一个公共事件, 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形成成千上万人的跟贴讨论, 便于普通公民参与公共讨论、公开发表意见。

第二, 强化了民意表达者的主体地位。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意见表达“以理服人”, 而不是发表人的特殊身份, 舆论领袖将不再“精英独尊”,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通民众参与的程度, 弱化了精英阶层的在民意表达中的主导功能。据中国互联网中心 (CNNIC) 调查显示, 从2008年新增网民的学历分布来看,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群体占新网民总体的50.7%;2008年新网民中, 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群体所占比例为41.3%;与网民总体相比, 新网民中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农村的生产劳动者, 以及个体户所占的比重略高。 (2) 这些数据都表明, 中国互联网正在日益向低学历、低收入群体普及与渗透, 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民意表达将逐步以草根阶层的直接表达取代借助精英阶层的间接表达, 普通民众成为民意表达的直接主体, 强化了普通民众在民意表达中的主体地位。虽然目前来说, 我们不能说已经完全实现或者大部分实现了这种转变, 但是这种转变的趋势将首先在网络民意中得以体现。

二、改变民意表达的议题选择

网络媒体的特性决定网络民意表达在内容选择上有了突破传统民意表达惯性的可能, 主要体现在议题的选择、议程的设置、议题讨论的深度等方面。

第一, 拓宽了议题选择的范围。传统的民意表达在内容选择上受限于各种具体条件, 选择的范围较为狭窄, 一般侧重于重大的政治经济生活、影响深远的公共政策等等。网络空间的无限性与延伸性增强了网络议题的选择性, 不仅包括重大社会事务、国家事务, 而且还可以包含琐碎的民生话题、个体公民的具体遭遇等等。如两会期间, 各大网站推出“有问题问总理”专栏, 一时间公众就各种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其中不仅涉及了一些国家事务, 如奥运会、反腐败等, 还涉及到了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如物价、养老保险等, 而且议题明显呈现出多样性。因此, 网络民意的议题选择从单纯的公共领域的公共性问题延伸到关系单个个体利益的特殊性问题。

第二, 改变了议题设置的基本程序。学者们从政治沟通的角度, 将议程设置分为政府议程设置 (也叫政策议程设置) 、媒体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三种模式。传统民意表达的议题通常是经由相关政府部门提案、媒体的新闻关注来发起和选择, 网络民意的议题虽然大多数仍然由政府部门和媒体来设置, 但是议题的发起和选择是由网民的点击率和发帖数量来确定的, 然后引起媒体和政府的关注, 并由政府来设置讨论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网民自身的关注决定了议题设置, 弱化了议题设置的强制性, 增强了公众的可选择性, 从而改变了公共议题设置的基本程序。公民议题在网络话题中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高。

第三, 加强了议题讨论的深度。相对于其他的民意表达, 网络民意表达的过滤性相对宽松, 且缺少话语责任的约束, 带来了网络民意表达的自由、坦率、尖锐、深入等特点。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 网络传播的累积性、普遍性和共鸣性发挥到极致, 对同一话题能很快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 (3) 在此基础上, 网络参与的主动性更进一步推动了民意的现实干涉能力, 滋生了强大的民意生产力, 不仅能使民意从潜在状态上升为显性表达, 而且还可以推动民意从语言上升到行动。 (4)

三、疏通民意表达的沟通渠道

网络民意的形成和发展不仅疏通着民意表达渠道, 也改变着民意传播的基本模式。

第一, 网络成为民意表达的基本渠道。网络逐渐成为民意表达的主导渠道, 引导着现实民意的发展方向。网络表达的便捷性和自由性大大降低了民意与权力机关沟通的成本, 这将促使人们更愿意选择网络作为民意表达的基本渠道。第二, 民意表达方式相对直接。传统的民意表达是一种间接的民意表达, 很多时候可能是经过了“层层过滤”, 并非公众意见的直接呈现, 甚至有可能被扭曲表述。网络民意虽然也存在着“过滤”, 但是网络的难以控制性使得“过滤设置”防不胜防, 强求舆论一致较为困难, 多数情况下可以实现直接和快速的表达。

四、鼓励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

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监督政府管理要有至关重要的两个前提:一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了解和主动参与的意愿;二是外部政治环境优良, 参与风险较小。网络民意借助互联网的便捷性、低廉性、难以控制等特征, 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见探讨和利益表达方式, 降低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技术难度, 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

第一, 网络技术帮助公众及时了解公共事务。网络技术的地开放性、扩散性等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信息的单一控制, 信息的发布与获得变得非常简单,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喜好选择讨论的话题。网络信息传递的多元化, 电子政府的建设和发展, 更是帮助公众切实了解社会公共事务, 为其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能。

第二, 网络参与改变公众参与的成本。只要拥有一台电脑和internet网络, 甚至是一部手机以及相应的网络资源, 网络民意表达就可以无需他人的力量和高成本的表达渠道, 便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突破传统媒介的限制, 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 上达政府高层领导, 下到众多的社会大众。不仅方便领导者掌握民情民意, 更是便于通过网络引起社会公众对某一具体事件的强烈关注。

第三, 网络参与降低个体公众的责任风险。互联网上的每个个体, 经常是用虚拟的身份自由地发表意见和看法, 网络的拟态环境和匿名性特征, 使得社会公众在一个较为轻松自在的环境中更加开放地表达自己,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随意发表意见和评论的责任风险。同时, 这种匿名性也隐藏了个体之间的身份、地位、财富、知识等方面的差距, 克服了因为地位悬殊、财富差距、知识多寡等带来的“势力落差”, 使得普通民众能够摆脱精英阶层的“言论绑架”, 带给人们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

综上可知, 网络民意的兴起, 不仅改变着民意表达的基本结构, 调节者公众的民主政治生活, 也激励着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对于网络民意兴起的现实价值,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其对民主政治具有积极作用, 而有人认为网络民意不过是“纸老虎”。但是, 不管网络民意是不是“纸老虎”, 其对现实的改变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它的价值将在今后的日子中日益体现。

摘要：网络民意是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新形式, 是现实民意在虚拟空间的延伸。网络民意的生成和流通依托于互联网与网络传播技术, 网络媒介的传播结构和传播属性决定了网络民意具有民意表达主体的匿名性与平等性、表达方式的便捷性与符号性等特征。网络民意表达具有优化传统民意表达的主体结构, 鼓励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等现实价值。

关键词：网络民意,民意表达,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 (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第35页

[2]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 《2008-2009中国新网民上网行为调查研究》[R], http://www.cnnic.net.cn

[3]马慧茹:《试析网络民意的表面强度与真实强度》[J], 山东视听, 2005年第8期

论网络民意的现状及对策 篇7

（一）网络民意的定义

网络民意是指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基础，以网络为平台，通过互联网上论坛和社区、博客等手段自由发表评论和意见，聚合某种愿望和诉求，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兴民意。网络民意是基于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一种新的民意表达方式。

（二）网络民意的发展现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民意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民意表达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是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

在网络的广泛传播下，杭州飙车案、罗彩霞事件等，近来成为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网络民意表达，已经成为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应该说，网络民意表达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网民希望通过表达和参与，让政府部门了解民情民意，推动公职人员改进工作，督促问题和事件的公正解决。

二、值得思考的问题

尽管网络民意具有其他传统民意表达的不可比拟的优势和特点，但是任何事务都是具有正反两面特性的，网络民意自身也有其缺陷。

（一）网络是否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心声

据CNNIC, 第十四次互联网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网民总数已达3.16亿，比上年同期增长27.9%。从量上来看，中国网民目前占全国人口不到四分之一，而且当前网民这个群体的构成与普通民众的构成存在着差别，如年龄、经济状态、职业、教育状况等等。网民的发言又是匿名性，他们的背景无从考察，因而这些网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正的民意，发言者是否与事件本身有利害关系，能否保持客观、理性，都无法确认。针对这些具体个案形成的“民意”是否能全面反映社会发展进步的整体状况，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还得打上一个问号。只有在各种立场以最有说服力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并让公众参与辩论的前提下，才可能通过民主程序作出对社会最有利的决策。

（二）网络民意是否是理性的表达

对网络民意的理性质疑，一般是基于两种假设，一是网络的匿名性，让言论发表者无所顾忌，不必考虑现实社会的责任，其合理性、公正性无法保证，虚假信息充斥于网络。二是网络所提供的众多搜索引擎和屏蔽技术及诸多个性化订制服务，使一些学者意识到，网络在促进人们交流联系时，也存在隔绝交流的潜在危险。早在1996年提交给第89届国际信息秩序会议的论文中，阿斯特尼和杰弗逊就认为：“互联网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突破地理的障碍而进行，但由于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个有限的常数，而且人们在接触信息和建立联系时会体现出一定的偏好，所以网络传播带来的未必是地球村，而只是人们交流方式的一种转换，从原先地域性交流转变为以共同兴趣和偏好为基础的交流。

三、对策

网络民意的表达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规范和解决，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合理性。应该看到，网络是一个开放的信息环境，网民也并非只反映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共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正快速地将各种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网聚到了一起，通过网络发出呼声，其中绝大多数真实地反映了问题，表达了群众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对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合理规范网络民意。

（一）政府应适度调整网络传播的政策和策略，建立一套适合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的控制和管理制度

网络民意作为民意表达的一种新方式，我们既不能对其放任自流，不加任何约束，也不能只看到它的弊端而因噎废食，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网络言论进行合理的规范和引导，使其以一种有序、合理和公正的方式表达，成为促进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力量，而不是危害社会安定团结的破坏性因素。因此，政府必须正视网络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应根据其技术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合理有效的引导。除了对确有危害的信息严加防范之外，政府应适度调整网络传播的政策和策略，调整控制方式，变排斥为正视，变被动为主动，变堵塞为疏导，立足于“开”和“导”，发挥正确引导舆论的作用，逐渐在网民心目中树立起权威信息源的形象。

（二）把握网络传播的特点，使网上宣传更加贴近网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牢牢掌握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网络的传播手段、功能乃至阅读习惯、受众年龄结构等，都与现实社会民众结构有较大不同，因此，在网络上进行引导或宣传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必须适应网络传播的特点。由于发表评论的网民的成分、背景复杂，一些评论未必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这就要求充分发挥专业评论的舆论导向，密切关注来自网民的观点和意见，在重大问题上灵活机动地开展评论，使主流观点在与其它各种观点的交锋碰撞中主导网上舆论，合理引导网络民意的形成，避免不利社会安定团结的言论对社会产生的冲击。这种将专业评论与网民评论结合起来的方式，充分发挥了网络传播双向互动性特点，既尊重了网民的意见，也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了网上舆论。

随着网络日益深入普通人的生活，网络以其独特的技术特性，正成为一个对现实社会有极大影响的交流空间和平台，它使网络民意成为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要我们正确对待网络民意，规范、引导网络民意合理表达，就能加快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策略选择 篇8

一、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意义

(一) 顺应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条广阔和便捷的信息渠道, 使他们的话语权有了新的保障, 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意见和愿望。我国民众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网络民意在我国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逐渐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一种新方式。网络也就成为政府体察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窗口。政府必须积极应对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更好地把握、吸纳并有效地回应网络民意, 提高行政能力。

(二) 符合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也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明确要求。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既顺应社会发展的诉求也符合行政改革的趋势。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以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 重视他们提出的问题, 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从服务型政府视角来看, 对民意有效的回应正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政府必须能够敏锐地察觉民意并作出恰当的回应。

(三) 适应政策环境的复杂性。

政策环境包含地理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因素。当前政府面临的各种政策环境因素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 现在到了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正面临着消费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任务。这一时期也是利益分配的关键时期, 社会矛盾凸显。地方政府必须能够适应政策环境的变化, 巧妙处理社会矛盾, 把握关键的发展机遇。

二、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策略选择的重要性

地方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是一种行政措施, 策略选择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实事求是。政府回应方式的选择本身就代表了政府的一种态度。选择恰当的回应策略能够节省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总体来说, 策略选择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实现政策引导性。

地方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具有政府权威性, 能够产生政策影响力。一项政策的实施往往牵涉到众多方面的利益, 不同的网民对于政策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反应。地方政府需要对不同领域的民众作出针对性的政策解释和指导。地方政府处在政策实施与反馈的第一线, 对网络民意的回应一般都是针对具体问题, 目标明确, 政策引导性很强。

(二) 增进政策接受性。

地方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实现了政府与网民的互动, 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体现。政府与民众分享行政权力是对民意的充分尊重, 与民众互动正是权力运行公开化的一种形式。政府的开放姿态会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进而增强对政策的关注和支持。当能够参与到公共管理活动中时, 民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就会大大提高。

(三) 提高决策有效性。

美国学者林德布罗姆提出的渐进决策模型认为, 政策的制定受限于时间、人力、财力等因素, 不是一次就完成的,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修正和补充。政府对网络民意回应之前除了需要调查网络民意的关注点, 还要自查相关政策的实际情况。政府在掌握了必要的信息并作出分析判断之后才能作出回应。回应网络民意的过程实际上又是一种信息交换, 政府对政策实施情况有了直观的感受, 更能切实改进政策弊端, 作出有效决策。

三、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策略选择

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策略选择依据应该是网络民意的实质。政府首先应该对网络民意进行合理的区分和把握, 在前期要做大量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对网络民意的分析首先要去伪存真, 找到网络民意反映的实质问题, 查明其所关系到的政策领域,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其涉及政策的轻重缓急并采取不同策略。

(一) 及时主动回应。

由于网络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网络民意对于突发重大事件会特别敏感, 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一股民意洪流。维护社会公平、稳定是政府的责任, 地方政府应该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采取应急管理措施, 恰当地作出引导。在现实中, 我国许多地方形成的传统行政习惯对网络民意并不重视。地方政府的回应也不积极。2008年的瓮安事件震惊中外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揭示其深层次原因, 正是由于平时地方政府对于民众的诉求不能够及时主动回应, 大量积压的民怨集中爆发酿成了群体性极端事件。政府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源, 存在与公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当出现突发热点事件时, 政府必须要主动回应, 控制事态发展。及时主动回应可以给公众安全感, 引领网络民意的表达方向。如果政府不在第一时间作出有效的回应, 网民借助网络所表达的意见就会混乱, 并且会受到不良信息的干扰。虚假信息更是会误导网络民意, 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政府发现网上有不良信息, 就应该及时作出回应, 及时公布全方位的信息。政府及时主动回应可以引导积极的网络民意, 降低网络民意的负面效应。

(二) 分阶段连续回应。

除了及时回应之外, 对于持续发展的事件, 地方政府要及时跟踪, 分阶段作出回应。分阶段回应的策略主要是为了跟踪事态发展, 将一个事件的过程全程公开, 实现全过程公开透明, 减少公众疑虑。自2013年2月以来, 在上海、安徽、江苏等地先后出现不明原因重症肺炎病例, 其中一些确诊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 并有死亡病例。消息传出后, 引发公众密切关注。H7N9禽流感不属于原来法定的传染病, 是一个全新的亚型传染病, 在全球也是首次发现。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传染病, 政府也不能立刻给出结论性的判断, 只能加强防治并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针对禽流感疫情持续发展的情况, 各地政府实行网络直报制度, 随时报告最新进展, 有效地消除了公众的疑虑。分阶段回应的方式使得这样一个持续发展的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得到合理的处置。其实, 公众的持续高度关注也要求政府及时给出最权威的信息。不断跟踪发布的信息降低了公众的恐慌, 把损失也降到了最低程度。连续的政府回应也提高了公众的卫生安全意识, 使得公众对于政府采取的安全措施能够自觉配合。

(三) 长期持续回应。

政府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一般都有相对成熟的应急预案, 事件得到处理后, 网络民意的关注度也会很快降低。网络民意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政府的日常行政上, 特别是一些影响广泛、政策稳定性强的基本国策。比如说, 计划生育、依法治国、合理利用土地、保护环境等。基本政策原则性强, 受众面广, 关系到每个网民的切身利益。网民对网络上的这类信息关注度很高, 也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 并且容易引起大多数网民的共鸣。这些政策都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大政方针, 周期一般较长, 在现实中也就会经常遇到很多问题。对于涉及这一类型政策的网络民意要多加了解政策的实施情况, 及时修正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合理措施, 坚持和发扬合理有效的办法。面对各种环境变化, 政府必须因时而变, 把握基本政策的核心精神, 在新形势下对政策作出符合实际的调整。政府要落实好基本国策就必须进行长期宣传和解答。

(四) 选择性适度回应。

网络民意所表达的问题并不都能够进入政府的决策范围。政府必须界定出网络民意中哪些可以满足参考需要。政府作为国家行政部门, 行使的是公权力, 一般不要去干涉太多个人或商业事务。网络民意涉及方方面面, 政府在对网络民意作出回应时必须注意自己的社会角色, 把握好行政尺度, 不能随便使用政府权威。地方政府并不需要对所有的网络民意都进行回应, 应该根据实际, 有所选择。

另外, 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意愿时一般会有言辞激烈甚至夸大捏造的成分。地方政府不能以此为借口在回应网络民意时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的暴力手段。2009年, 河南灵宝青年王帅曾在网上发帖《河南灵宝农民的抗旱绝招》举报政府违规征地, 引发网民对当地政府的谴责和谩骂。当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将王帅刑拘8天。后来在舆论持续关注下, 当地政府处理了违法用地问题并查处了有关责任人。在面对网络民意对政府的批评和谴责时, 政府应该查明事实、立即纠错, 采取适度的回应方式, 保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

借助网络这个重要的渠道, 政府可以实现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网络民意的回应, 地方政府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合适的回应策略, 掌握话语主动权。政府在回应之前最重要的是收集、整合和分析民意, 然后选择合适的时机才能达到最优的行政效果。在收集分析民意方面, 政府除了建设自己的政府网站、政务微博之外, 还可以设立专门的信息服务办公室和网络舆论分析员, 建立定期的网络舆情报告以及一些网络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这都是回应策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带来巨大的信息量, 政府要想提高自身的行政效率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回应网络民意的策略选择体现的是政府的行政智慧。对民众来说, 政府采取合适的回应策略也是政府责任的一种体现, 是对民意的基本尊重。

摘要：网络的快速发展为网络民意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地方政府需要认真对待网络民意的兴起并给予合适的回应。地方政府选择合适的回应策略有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政府回应网络民意要依据网络民意所反映的实质问题并采取恰当的措施。选择回应策略的基础是对网络民意复杂性的分析以及政策实施情况的把握。

关键词：网络民意,地方政府,应急处理,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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