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政策

预期政策（精选8篇）

预期政策 篇1

通胀预期 (inflation expectation) 是指经济行为者对未来实际通货膨胀率的主观判断和估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定义, 通胀预期是指社会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变动方向和幅度的事前主观估计。通胀预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经济理论与大量实证研究均表明, 通货预期已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胀预期不稳定直接影响到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的持久性, 影响到货币政策反通货膨胀的成本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胀预期的现状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经济衰退。为刺激经济复苏和稳增长, 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先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等刺激政策。此后,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 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随后走出低谷, 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平稳增长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但是, 通过刺激政策稳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物价的上升。自2010年5月起, 我国CPI指数开始突破103, 央行逐步多次上调利率和紧缩银根, 但CPI指数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 至2011年7月CPI指数达到106.5。此后, 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和深化,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物价水平也随之持续下降, 至2012年7月CPI降为101.8, 2012年8月以来CPI指数又开始延续上升态势。

中国人民银行在每年的2月、5月、8月和11月在全国50个城市对2万户城镇储户进行问卷调查。自2000年起, 中国人民银行的《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系统》中关于物价的判断和预期的问题为“您预计未来3个月物价水平将比现在:上升;基本不变;下降”。基于问卷调查的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大致反映我国通胀预期的变化情况。通胀预期的具体测度, 有调查法、市场法和计量法, 每种方法各有优缺点。通过表1, 可看出未来物价预期指数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再升的过程。也就是说, 目前CPI虽在承受范围之内, 但通胀预期开始明显回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2 我国通胀预期不稳定的货币政策根源

2.1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三重性”

长期以来, 我国货币政策一直奉行“稳定币值, 发展经济”的目标。但实际执行时出现目标摇摆不定, 在物价形势严峻时稳定币值为先, 经济形势严峻时发展经济为先, 更多的时候发展经济优先于稳定币值。而且, 货币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 (物价) 和对外币值 (汇率) 稳定。这样, 最终目标中隐含着三个目标, 这三个目标之间存在不一致性。货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往往是存在矛盾。为了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货币政策趋于收缩, 经济增长会减速甚至下滑。为了促进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趋于扩张, 货币币值趋于贬值。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矛盾给货币政策操作造成了两难的选择。而且, 在物价与汇率之间同样存在一定的矛盾, 在很多时候为了换取汇率的稳定而牺牲了物价的稳定。

2.2 货币政策的动态 (时间) 不一致性

货币政策不一致是指货币当局宣布一个零通货膨胀的目标, 在公众信任的情况下形成低而稳定的预期通胀率, 并据此做出理性的劳动、消费、储蓄和投资决策。然而, 在没有强约束的情况下, 相机抉择的货币当局有动力制造意外通货膨胀 (surprise infl ation) 以增加产出和降低失业率。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无约束的货币当局采取“欺骗”策略, 可以从中获取某种利益, 从而使其制定的货币政策丧失可信性。然而, 在预期理性的情况下, 公众会预期一个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结果货币当局的政策既造成了通货膨胀, 也得不到任何产出上的好处。

长期以来, 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性, 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表现尤为明显。2008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主要任务是搞好宏观调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以应对日益加大的通货膨胀压力。2008年9月政策目标由“防通胀”变为“保增长”, 财政和货币政策发生180度大转弯, 改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预见性, 表现为货币政策出台的突然性、调控政策的波动性和非一致性。

2.3 货币政策操作缺乏前瞻性和稳定性

最近几年, 我国物价水平和整体经济大起大落, 这与货币政策的短期性、反复性分不开的。我国每年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主要根据当前的经济增长势头和物价形势, 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趋势而制定。

2007年, 国内物价形势严峻, 资产价格暴涨, 货币政策主基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年上半年, 主要矛盾仍为不断上涨的物价水平, 货币政策主基调仍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下半年, 宏观经济形势异常严峻, 货币政策转为宽松。这是央行没有充分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重大冲击, 导致货币政策的短期反复, 缺乏前瞻性。同样在2011年, 面对日益严峻的物价形势, 连续3次上调利率和连续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到2012年, 下调利率和连续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也是央行再一次没有充分认识欧债危机的重大影响, 导致货币政策的波动反复。

3 通胀预期管理的货币政策建议

通胀预期越不稳定, 反通货膨胀的成本越高,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事实上, 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已经成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能否成功实现目标的关键。通胀预期不稳定的根源其实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 为了有效地管理通胀预期, 控制通货膨胀, 本文提出以下货币政策建议。

3.1 实施“宽财政”、“稳货币”与“升值”的政策搭配

目前我国面临的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通货膨胀趋缓, 但随时可能反弹;受欧债危机影响, 经济增长面临不确定性;就业形势不稳定, 尤其是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国际收支持续多年的顺差。我国物价上涨的很大一部分压力是来源于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带来外汇占款的急剧增加。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 中央银行不得不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和可控性的下降。中央银行为追求汇率的稳定牺牲了物价的稳定。

针对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为了稳定通胀预期, 特提出“宽财政”与“稳货币”的政策组合。按照丁伯根的数量匹配原则, 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 至少需要N个相互独立的有效政策工具。按照蒙代尔的最优指派原则, 每一个政策目标应该指派给对这一个目标具有相对最大影响力的政策工具。“稳货币”主要致力于解决物价问题, “宽财政”主要致力于解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升值”主要致力于解决国际收支顺差问题。三者政策工具各有指派, 相互配合协调。“宽财政”和“升值”配合“稳货币”以稳定通胀预期, 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过“宽财政”逐步解决经济增长方式, 也就缓解了国际收支顺差的根源问题。国际收支问题得到缓解了, 物价上涨的货币根源减轻, 货币政策独立性得到增强。通货“升值”着力缓解国际收支顺差问题, 也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一定程度缓解物价上涨压力。

3.2 提升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平稳性和可预见性

目前我国统计数据的不完全性和滞后性, 加上央行的认识时滞、决策时滞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时滞, 使得经济形势客观需要货币政策的及时调整到货币政策最终发挥效果有一个很长的时滞。因此, 货币政策的制定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不仅考虑过去和目前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 更要考虑未来的经济金融发展趋势, 采取前瞻性而不是应急性的政策措施, 防止政策出台后产生的效果与未来的趋势叠加, 加剧了未来经济的波动程度。

货币政策出台以后, 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平稳和可预见性。同时, 根据未来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进行微调预调, 避免出现“相机抉择”式的操作模式, 导致货币政策的反复波动和大起大落。基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通胀预期管理与最优货币政策研究表明, 一个能预先承诺去实行一项政策的政府要比一个短视的、每一期都重新最优化的相机抉择的政府能够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

3.3 逐步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高, 这多少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导致通胀预期不稳定, 减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了增强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特别是政治独立性, 需要逐步完善中央银行的体制和机制建设。第一, 关于政策目标独立性。政策目标存在多重性, 缺乏明确的指派顺序, 各个目标的权重模糊, 导致公众无法知晓中央银行的目标损失函数, 也就无从真正了解央行的政策意图。在可预见的未来, 通过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 至少应该明确规定物价稳定成为我国央行的首要目标。第二, 关于政策工具的独立性。我国中央银行的一般性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再贴现和再贷款政策、公开市场业务。这些政策工具通过影响市场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等, 再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渠道影响社会总需求, 最后影响物价稳定等最终目标。然而, 对于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量等重要事项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后才能执行。虽然中央银行的“手脚”可以行动, 这无形当中捆住了中央银行的“头脑”。政府对中央银行应采取事后问责的形式, 而不是采取事先控制、事后无责可负的状态。第三, 关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关系。它们之间不仅体现为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作为委托人, 中央银行作为代理人, 政府与中央银行进行协商, 确定具体量化的通胀目标, 赋予央行独立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权利, 使其在广泛收集、整理和分析宏观经济信息的基础上, 根据面临的各类冲击进行货币政策操作, 以便对其进行客观的考核问责。

3.4 逐步提高中央银行的透明度

中央银行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公众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理解和监督, 也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性, 约束其相机抉择行为, 稳定公众的通胀预期。伍德福德认为, 公众不仅要知道央行正在做什么, 为什么这样做, 更要能预期到央行将来要做什么, 这对于货币政策的效率至关重要。经过多年的建设, 我国中央银行的透明度不断提升, 但总体仍不容乐观。为了加强中央银行的透明度, 需要做到:

第一, 提高货币政策目标的清晰度。中央银行应公开宣布它的目标损失函数, 让公众知道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偏好。第二, 货币政策的决策思路和过程应尽量公开化。目前央行能做到及时公开决策结果, 但公众对政策出台的背景、思路、意图难以获晓, 对过去货币政策的评价、未来通货膨胀和经济形势的展望都是一些原则性的模糊性语言。第三, 经济信息数据模型公开, 特别是通货膨胀预测模型。第四, 信息沟通渠道的形式要多样化, 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通过中央银行领导的公开讲话和表态, 对目前货币政策出台和操作意图进行详细的说明和解释, 帮助公众加深对政策的理解, 以引导公众预期。第五, 加强央行对公众的了解。央行同样要知道公众的预期, 了解公众究竟在想什么, 是怎么想的。如果公众的预期与央行的预期出现偏差, 央行就需要引导公众预期。

摘要：通胀预期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影响因素, 通胀预期管理对于反通货膨胀具有重要的意义。稳定的通胀预期有助于阻止通胀预期向通货膨胀的传导, 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通胀预期不稳定的货币政策根源, 最后提出通胀预期管理的四个货币政策建议。

关键词：通胀预期,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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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彭方平, 胡新明, 展凯.通胀预期与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J].中国管理科学, 201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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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arro&Gordon (1983a) Rules, discretion and reputationin a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3, 12 (1) .

预期政策 篇2

2014年11月03日 10:03 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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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13年7月1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左二）和国务委员杨洁篪（左一），同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克里（右二）和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右一）听美国副总统拜登（中）致辞。

参考消息网11月3日报道 外媒称，奥巴马亚洲战略的一名设计师说，几年过去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11月2日报道称，曾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4年的库尔特·坎贝尔承认，两个大国之间的“大妥协”没有成功，因为合作“未能加深”。

报道称，中美关系经常被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坎贝尔在接受采访时坦率地承认：“我们发现要取得重大成果很难。我们本应取得更多成功。”

坎贝尔提出了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新平衡”。2016年以后，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担任总统，坎贝尔很可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坎贝尔说：“我们对他们的崛起表示欢迎，必然结果就是他们欢迎我们（与他们）接触，这是美中之间大妥协的基础。”

报道称，这种妥协带来了两国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使许多双方官员坐到了一起。但是即便有了新的机制，也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

他说：“我们一直在寻求与中国加深合作，并试图开展以前无法实现的实际合作，例如在灾害救援或人道主义支持等行动上。”

坎贝尔说：“在两国军队的关系、外交议程、援助等方面，我们发现很难取得重大成果。我们本应取得更多成功。”

【延伸阅读】外媒：美盼“习奥会”深化中美关系

参考消息网10月19日报道 美媒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将在北京举行正式会晤。

据合众社10月16日报道，作为对此次会晤的准备，美国进步研究中心与中国相关机构联合主办了一次有关美中关系的讨论，邀请了众多研究美国和中国问题的专家参加讨论。

专家们一致认为，2014年对双边关系来说是关键时期。他们称，中美在努力深化两国之间的理解方面肩负重大责任。

报道称，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或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贸易航道归属权问题的纠纷已经困扰亚洲国家多年。中国划设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利用无人机屡次侵入日本管辖的空域和海域——这些行动在美国看来无益，并且可能十分危险。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安全项目副主任埃利·拉特纳说：“当中国担任东道主时，这类会议往往会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有缓和作用。中国在东海的强硬最近有所缓和。这是旨在一劳永逸地解决该问题的一次重新调整，还是中国正试图为了会晤成功而有意好好表现？”

报道说，此外，中国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各地推进的反应是两国领导人预计会在会议期间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兰德公司的斯科特·赫勒尔德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明确表示它计划如何对抗这个极端组织，或者是否有这样的计划。

参与讨论的中方专家称，中国面临很多它必须应对的国内挑战。但专家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发挥作用。

中方专家还担心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可能将美国拖入与中国的冲突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说：“亚洲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但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如果这两个大国互相打起来，亚洲国家很难抉择。因此中美最好能维持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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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牙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资料图片）

（2014-10-19 11:08:25）

【延伸阅读】崔天凯：中美关系发展远超想象 准备好“习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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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0月12日电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11日消息，10月9日晚，中美经济金融与投资对话暨美国中国总商会2014年年会晚宴在华盛顿举行。崔天凯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中美关系发展远超建交之初人们的想象。这得益于两国人民的努力，特别是两国领导人所展现的远见和勇气。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袁宁、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塞利格、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等350多位中美各界嘉宾出席活动。崔天凯应邀在年会上发表演讲。

崔天凯首先充分肯定美国中国总商会成立9年来为协助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经营、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崔天凯对美国商界长期支持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表示赞赏。

崔天凯强调，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需要在一系列广泛国际问题上开展合作。中美合作不仅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崔天凯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作出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抉择。对两国商界而言，这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下个月，奥巴马总统将赴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华。这次元首会晤，将是双方重申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合作未来发展指明方向的又一次重要机遇。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确保两国元首会晤内容充实、富有成效、战略前瞻。

崔天凯最后说，希望中美商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添砖加瓦，大家共同努力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成功。

（2014-10-12 07:49:16）

【延伸阅读】中美关系要经得起“碰撞”

作者 郑浩（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日前公开指责中国战机干扰美国反潜巡逻机，形容“不专业”、“异常危险”。随即，中国国防部予以回应，驳斥美方言论之余，更敦促美方采取切实措施，减少直至停止对中国抵近侦查活动。中美军机空中上演“猫捉老鼠”戏码，让外界关注到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会否再起波澜？中美两军合作与交流是否又会生变？

据美国网站透露，在今年3月、4月和5月都曾发生过中国战机飞靠美国侦察机事件。但为何美国防部仅针对这次而对中国大加指责呢？显然，从大背景看是事出有因：一是刚结束的东盟外长会议上，美方提出的南海争端“冻结论”遭各方冷遇，而中方的“双轨方案”却得到不少认同和支持，这让美国颇丢面子，便找茬让中国难堪，证明中国不断违反国际法、妨碍他国航行自由权；二是在去年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一直表示反对。虽然今次事件不在识别区范围以内，但美国强化行动以挑战中国防空底线；三是不久前中国刚结束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海空军演，美国急于侦查中方情报但屡遭中方战机拦截，之后多少有些恼羞成怒，寻衅闹事。

很显然，无论是日前中美军机空中追逐，还是去年底两军战舰南海险遭碰撞，都没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去年12月中美舰船发生摩擦后，美国防部长哈格尔按计划在今年4月访问了中国；随即，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于5月访问了美国；6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与哈格尔举行了双边会谈；7月，中美顺利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月，中国派出多艘战舰首次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且结束后立即赴美圣迭戈军港访问。今秋，美国多名高级将领还将先后如期访问中国。由此看来，个别事件并未直接影响两军关系大局。

笔者认为，中美双边关系之所以能经得起这样的“险些碰撞”，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机制起到了管控危机的作用。2013年中美两国元首确定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依此，发展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原则是“尊重、互信、合作与稳健”。其中，“稳健”主要是指妥善处理两军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防止出现意外事件。当出现矛盾或冲突时，两军会按照既定的处理程序管控并消除危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有近70个对话机制，两军也设有直通“热线”。按照总参谋长房峰辉与参联会主席邓普西5月达成的共识，两人的直通电话已升级为视频电话，对及时通报意外事件、避免误判具有重大军事意义。

其次，共识保障了交流合作持续。中美两军已基本认同，妨碍两军关系发展的障碍不应直接影响两军正常交往，更不应影响相关计划的落实。众所周知，美国持续对台售武、高频率对我海空抵近侦查及美国国会中现存的阻碍两军正常交往的法律，是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直接障碍。这些障碍形成原因复杂，也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中方坚决反对，但要美方完全消除障碍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排除干扰、维护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大局，已成为两军共识。应该看到，为顾大局，在这个涉及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是有所保留的。

最后，对华所求殷切客观上约束了美国不想太过分。尽管美方公开指责，但语气并不算严重。主要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考虑到在地区热点问题上还需中国支持的缘故。如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一直希望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在阿富汗重建问题上，美国也期待能与中国合作共同稳定阿局势；在反恐问题上，美国更不断敦促中国直接出兵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此外，网络安全、大气治理、自然灾害等等一系列问题，美国都希望与中国展开务实合作。而“战略再平衡”天枰的另一头是中国，美国无意对华爆发正面战略冲突。把中国搞乱导致战略失衡也不符合美国利益。因此，无论是发生在空中或海上的两军摩擦，只要不失控，中美双方都会按照“游戏规则”审慎处理。8月27日，中美军方官员将在五角大楼就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举行谈判，正应和此理。

政策宽松预期仍存 篇3

明年政府拉动经济的抓手重点还是基建投资。自10月16日以来，发改委已经批复了40多个基建项目，累计投资金额达1.6万亿元。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前11个月的累积同比增速已经从近两年的20%左右跌落至11.9%，而与此同时基建投资保持在20%以上的高位，对冲房地产下滑。10月到现在，发改委已经批复的1.6万亿项目约占今年基建投资总额的15%左右。可以预计明年将仍是基建大年，基建投资还会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这就要求明年的财政赤字率有所提高，此外还有政策性银行贷款、PPP、专项债等形式的融资。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已经连续4周没有公开市场操作。市场传言有5000亿的MLF续作，央行也通过SLO向数家银行提供短期资金。近期有财政存款的集中投放，但突击花钱现象可能达不到预期，回购利率整体上行较大。短期利率上升较快，可能与新股申购、信贷集中投放有关，本周已经有所回落。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11月底以来短端利率的上升并没有影响到长端。国开债收益率出现了倒挂现象，自12月中旬起1年期国开债收益率已经超过了10年期的国开债收益率。这一周倒挂现象有所缓解，但1年期还是高于10年期的收益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对货币宽松较强的预期。

此外，本周央行宣布非银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款纳入贷存比计算，且暂时免征存准，有利于增加银行的放贷能力。由于近期资本市场波动过大，央行可能暂时推迟了全面宽松政策的推出时间，因此预期1月份银行的资金依然偏紧。

国际方面，美国上修了3季度GDP的环比增速至5%，创11年以来的最快增速，主要受到居民消费和非住宅投资带动。市场对加息预期更强，美元指数突破了90。但2-3两个季度较强的增速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1季度衰退的影响，2、3季度的同比增幅仅为2.6和2.7，尚未达到去年4季度3.1的高点。从现在公布的11月数据来看，美国4季度GDP增速很有可能稍有放缓。从总体上，还是看好美国经济明年继续强劲的复苏，美元指数继续走强。

最后说一下人民币汇率。人民币自11月以来的贬值幅度较大，由10月底高点的6.1，最多贬值到上周的6.22。与上半年那次贬值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贬值过程中，央行的外汇中间价并没有很大变化，甚至略有升值。这可以反映出央行在逆势操作，试图控制贬值的节奏。这实际上是美元汇率走势过强的反应，尽管相对美元贬值，人民币汇率指数仍然在走强。展望明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节奏还是与央行的干预有关，如果央行不入场，随着中美利差的缩小，人民币肯定要承受贬值的压力，但估计央行在适当时候会有所调节。从过去3年的经验看，人民币汇率基本没有超出过6.05和6.25这个区间。<＼＼Hp1020＼图片＼13年固定彩图＼结束符.jpg>

中国房地产预期政策的效果分析 篇4

关键词：房地产,预期政策,税收,货币

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失灵问题, 房价长期居高不下, 房地产的有效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 住房结构性问题突出。在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共同作用下, 许多城市盲目建造高档商品住宅和别墅, 而对中低档普通商品住房, 特别是经济适用房、保障房等的建设, 则经常被忽视, 甚至是出现空档。一方面, 地产和商品房大量囤积和闲置, 另一方面, 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政府的房地产调控以控制房贷、提高贷款利率、限购等措施为主, 长时间以来并未解决商品房结构性难题。究其原因, 政府调控效果微弱, 本质在于缺乏调控的动力。地方政府近年来财政困难, 基本依靠土地出售和收取土地增值税、土地 (房产) 契税等预算外收入维持运转。房价越高, 涨幅越大, 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越高。加之地方政府考核以经济为主要导向, 调控政策的最终结果往往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因此, 就形成了房价“越调越高”的局面。

然而, 房价的调控却是一个始终摆在现实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 相关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先后产生了开征物业税 (房产税) 、规范土地增值税和继续货币利率调节等房地产政策调控构想, 这些政策在未来的时间内可能陆续推行。在这里, 将集中对其政策可行性进行分别讨论。

1 物业税

近期, 社会各界对于是否征收物业税的反响很大, 争议颇多。许多学者认为物业税将有效对房价产生遏制。然而, 仔细分析, 物业税对房价的调控作用将十分有限。综合看来, 原因有二。首先, 房价高企的症结在于市场上强大的住房需求, 无论征税与否, 民众都不可能放弃既有的住房要求。不可否认, 在目前房价高企的诱发因素中, 投机势力过于兴盛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在投机因素的驱使下, 进行大量的住房囤积, 引发住房价格的上升。然而, 拥有多套住房的投机客, 其住房通常不会闲置, 大多已经投入出租市场。在物业税征收后, 他们完全可以将这部分支出转嫁给租客。由于物业税是一种全民税种, 不可能只向一部分投机者征收, 因此, 当这一税种面世的时候, 最先感受到压力的, 必然是那些收入不高的普通民众, 而不是投机者。这样一来, 物业税的开征将明显增加民众的住房负担, 房价也不可能因为这一税种的出现而大幅度下滑。其次, 影响住房价格的因素有很多, 物业税只是其中之一, 长远而言, 物业税对于平抑住房价格的作用将非常有限。况且, 物业税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税率的设定。如果税率过低, 势必对房价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税率过高, 投资性购房行为将严重受到限制, 消费性购房行为则受到影响有限, 而投机性购房行为反而将因为房地产投机交易成本的降低而受到鼓舞, 效果将完全与预期背道而驰。

2 土地增值税

作为房价的影响因素之一, 近期, 土地增值税改革又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土地增值税, 指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以转让所取得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其他收入为计税依据向国家缴纳的一种税赋, 不包括以继承、赠与方式无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课税对象指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所取得的增值额。一方面, 土地增值税自始至终都是房地产税收体系中, 税种设计最复杂、征税成本最高、税制最不统一、官企扯皮最多的一个税种。众所周知, 房地产行业经营情况比较复杂, 土地增值税税制设计也比较复杂, 土地增值税的清算需要审核大量跨若干年度的收入、成本和费用情况, 税收征管难度大, 并容易产生执法风险。另一方面, 土地增值税也成为城市房价上升的推手。根据中国土地国有的制度, 政府收入的部分所占比例较大, 房价的相当一部分由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金构成, 税费冗杂, 各种税费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自然对房价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考虑土地增值税上述弊端, 真正意义重在用之于财政而非用之于民。因此, 取消土地增值税有助于解决税制混乱, 推动房价回归合理区间。进而保持财政稳定, 维护税收的正常用途。

3 利率手段

在货币手段层面, 银行贷款利率和人民银行准备金率的调整对于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住房困难和房价居高不下的难题。深层次看来, 利率手段在调整房价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缺陷。第一, 利率政策存在滞后性, 调控的效应有待进一步考察。分析其原因, 与房地产行业密切相关的国土资源部和中央银行, 在数据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过程中, 尚未建立数据信息的共享机制, 利用各自渠道收集的数据信息的误差较大, 难以及时获得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及其变动趋势的精确数据, 导致利率政策本身存在一定的时滞性, 再加上房地产开发本身的滞后性, 使得宏观调控的滞后更加明显。第二, 由于我国房地产的需求旺盛, 从而也影响了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众所周知, 贷款利率的调整将同时作用于房地产市场供求双方, 通过影响供求曲线来影响房地产价格。然而, 近乎无弹性的需求曲线对于小幅度的利率政策调整反应极其不敏感, 对于资金比较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商与房地产投资者, 其供给曲线的弹性也不大, 小幅度的利率变动对他们也没有多大影响。第三, 在我国房地产成本中, 土地成本占了很大一部分, 直接制约着利率政策的效果。然而, 人民银行只能调整货币政策, 而无法有效的对土地交易进行调控。在利率提高时, 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通过抬高房价来转移利息成本, 将增加的融资成本转嫁到房地产价格上,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利率政策的效果, 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上涨, 甚至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

4 结语

因此, 根据以上分析, 中国房地产未来可能推行的政策, 从深层次考虑, 其可行性和政策预期等方面并不乐观。在学理上, 除土地增值税改革外, 其他政策很难对房价的调控形成正面影响。而土地增值税改革作为单一税种的调整, 对房价降低的程度也非常有限。据此来看, 未来的房地产政策仍需要继续调整和修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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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茂明.我国开征房地产物业税的可行性分析[J].长江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4) .

通胀如预期回落后续政策空间大 篇5

通胀在预期中回落

“相对于上月CPI6.1%的同比涨幅，通胀在市场的普遍预期中回落”，这是所有券商对这次数据的评论。

10月份以来，食品CPI环比下降0.2%，已经低于上升1.2%的十年均值。鲜菜、蛋以及水产品价格环比下降均很明显，猪肉价格环比下降了1.8%,比9月份环比上涨1.2%出现了大幅回落。而非食品类价格环比则上涨0.2%，其中，受冬装上市的季节性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衣着类价格环比上涨1.6%，延续了9月份较快的涨幅。

而同时公布的10月份PPI同比上涨5.0%，环比下降0.7%，已经出现了连续3个月的显著回落。对于这一数据，中金认为要低于此前的预期，但是这个数据与之前公布的当月PMI购进价格指数大幅回落至50%以下的收缩区间一致，显示出了在紧缩政策的影响下经济出现了平稳的放缓和输入性通胀压力持续减轻的共同影响下，上游通胀的压力也在继续减轻。中信则认为，10月份的投资需求明显下降以及国际大宗商品尤其是金属价格大幅下降导致了10月份PPI的环比下降。

年底通胀将进一步回落

通常来讲，PMI指数是一个先行指标，连续三个月的回落给市场带来的预期是后续的通胀将进一步回落。

对于接下来11月份的CPI预测，中金预计11月的涨幅将显著回落至4.5%左右。近几个月来CPI食品价格涨幅放缓，特别是权重较大的猪肉价格开始下降，从生猪存栏数分析，未来还存在继续降低的空间，当月CPI食品价格环比涨幅很可能继续低于过去10年平均的0.3个百分点；而历史平均的11月份CPI非食品价格平均环比涨幅也仅为0.1%，所以综合起来，中金认为CPI的同比涨幅将回落到4.5%，并进一步认为，12月份的数据由于翘尾因素将再次显著下降0.5个百分点。

中信证券认为，通胀自7月份达到顶点后，已经在10月份开始进入了快速下降的通道。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速的回落以及大宗商品的下降导致PPI的快速下降，从而传导至非食品价格。而食品价格在天气不出现意外的情况下涨幅也会很少，因此预计11月CPI为4.6%左右。

后续政策空间大

持续的通胀使得央行连续通过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工具三大组合拳来控制流动性。但是连续的政策紧缩使得民间借贷资金高企，中小企业资金链紧张，同时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投资增速下滑，经济也出现了放缓的迹象。如何选择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成为此前的一大难题。在最后一次加息后，央行货币政策也一直处于“观望”状态。

10月份通胀的回落使得市场上关于紧缩政策微调的言论不断兴起，而11月8日发行的1年期央票利率的下调是28个月以来首次的回调也被市场认为是货币政策放松的信号。前期紧缩政策的见效为后续政策的调整留足了空间。

中金公司指出，10月份CPI回落至6%以下的区间，使得宏观政策的重点已有抑制通胀过快上涨转为防止通胀水平在下行过程中出现反弹，对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也将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持续走低的通胀水平为政策进行微调预留了一定的空间。货币政策微调将集中于公开市场操作和信贷管理方面，以缓解流动性过紧压力，不排除准备金率下调的可能性，但首先应该会从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入手。同时以降低税负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财政政策调整将在以定向宽松为主体的政策预调微调中起到主要作用。

预期政策 篇6

一、通货膨胀预期含义及其对货币政策的重要意义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 “预期”就是对经济变量未来值的预测。这一概念在引入到通货膨胀理论研究中则成为区分传统与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的重要标志, 正如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通货膨胀理论专家赫尔姆特·弗里希在1986年就曾指出:“近十五年发展起来的通货膨胀理论和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是否认识到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本文笔者将“通货膨胀预期”定义为:建立在某种认识基础上的、对未来通货膨胀率水平的一种估计或推断。

从预期理论发展来看, 预期主要分为“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适应性预期 (Adaptive Expectations) 是一种关于预期形成的观点, 认为预期是基于过去 (历史) 的, 即仅由过去经验所形成, 预期将随时间推移缓慢发生变化。凯恩斯理论和货币主义中的预期为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 (Rational Expectations) , 又称合理预期, 指针对某个经济现象 (如市场价格) 进行预期的时候, 如果人们是理性的, 那么他们会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来做出行动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 因此, 平均来说, 人们的预期应该是准确的。理性预期的思想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J.F.穆思在《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 针对适应性预期中的非最优特性而提出的, 20世纪70年代由芝加哥大学的R.E.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T.J.萨金特和N.华莱士等人做出了进一步发展, 经济学称其为“预期革命”, 并逐渐形成经济学中一个重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认为, 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 没有理性的解释, 即属“后向预期”, 而理性预期之所以称为“理性的”, 则因为它是人们参照过去历史提供的所有知识, 对这种知识加以最有效利用, 并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 才做出的一种预期。

笔者认为, 除了从预期形成过程区分预期外, 还应该从做出预期的主体来加以区分。不同类型的主体会因为具有不同的身份、社会阅历、学识水平以及所掌握的信息丰富程度而对未来的通胀有着不同的估计, 即使同一类型的主体之间预期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笔者还认为, 并非所有类型的预期都对未来实际通货膨胀产生作用, 西方经济学中所讲的公众预期应该是各种预期综合较量、博弈的平均表现预期, 只有对价格产生直接影响的主体的预期才能对实际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基于此, 笔者将公众预期按主体具体细分为生产者预期 (或经营者预期、厂商预期) 和工人预期两大类, 而诸如退休职工、未成年人、失业者等群体由于其预期对价格形成不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 将此类预期抛开, 不纳入本文研究范畴。之所以将预期按主体划分, 是因为这两类主体的预期力量在影响实际通胀的渠道中具有重要作用, 这一点将在本文第二部分中予以叙述。

预期理论对通货膨胀理论以及就业理论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货币主义对菲利普斯曲线修正方面和理性预期理论方面。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一种替代关系, 即若要获得较低的失业率就必须承受较高的通胀压力, 而若降低通胀率则要以牺牲就业为代价, 这一理论导致政府决策往往处于两难境地。200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经过深入研究, 将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 提出了著名的“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理论, 即通货膨胀率不仅取决于失业率, 而且还取决于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 这样较高的通胀将使人们产生较高的通胀预期, 其结果就是在高失业的情况下, 同样可以伴随高通胀而并非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所说的低通胀。这便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即降低通胀预期将带来低通胀。他强调, 在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下, 通胀率与失业率在短期内有交替关系, 长期内则不存在这种关系, 且短期内并非通货膨胀本身, 而是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失业水平, 政策制定者通过制定意料之外的通胀率来实现对失业率等实际经济指标的调控, 而长期内政策制定者不可能长期“愚弄”人们, 所以, 长期内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不会出现永久性偏差, 因此, 长期内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于自然失业率上的直线, 货币政策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失业等调控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只能对通货膨胀产生作用。而与货币主义不同的是,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 由于人们是理性的, 因此, 短期内通胀率和失业率也不存在交替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也是一条垂直线, 主动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都无效。两学派都对单一规则的政策持支持态度, 不同的是货币主义倾向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经济的长期自然增长率、最终产品的长期稳定价格等相一致, 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 最优货币增长率应是与公众预期相一致的比率, 只有与公众预期相一致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抛开二学派的分歧, 学界主流认为,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更应该将调控目标着眼于控制通货膨胀上, 而非其他目标。

二、通胀预期的决定因素及通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渠道探析

目前, 学术界将通货膨胀预期纳入通胀理论研究已是普遍现象, 通胀预期越来越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关注, 通胀预期的一些问题不甚明了, 尚需研究。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科在2008年6月9日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第53届经济年会上发表的《通胀分析中的突出问题》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Inflation) 一文中提到:“大多数经济学家将通胀预期视为理解通货膨胀动态的关键因素, 但对通胀预期由什么因素决定和它们如何影响通胀预期, 都知之甚少”。为此, 笔者针对此二者问题进行探讨。

(一) 通胀预期的决定因素探讨

1. 一国的市场化程度。

市场发育越成熟, 市场竞争就愈激烈, 市场活动越频繁, 各相关利益单位就会愈加关心自身利益而主动获取相关信息、判断市场未来走向, 从而形成客观公正的预期。相反, 国有企业占大多数的经济中, 市场竞争不充分, 企业和劳动者缺乏主动预期性, 预期几乎无从谈起。

2. 公众对经济常识及运行情况的了解程度。

这一点是结合理性预期观点提出的。公众当然不会像经济学家那样熟知经济规律, 但公众对经济领域中的一般常识的掌握程度将在很大程度左右他们的通胀预期方向及其水平。对经济常识了解越多, 公众所做出的预期就不至于过于偏激, 而会更加理性, 更加精确;缺乏必要知识所做出的预期将放大未来通胀, 具有明显的盲目性。因此, 加大力度使公众更多地了解GDP、CPI等宏观经济指标含义及相关经济常识对改善预期的质量大有裨益。

3.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这里体现的是政府的威信问题。现在许多政府往往会承诺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尤其是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 , 通过承诺来降低公众预期。但是, 缺乏威信的政府所作出的承诺不仅不会降低公众预期, 反而将会增加公众预期的强度;而对政府充满信心, 相信政府能够有效控制通胀则会有效降低公众预期膨胀, 尤其是在受到外部冲击 (如石油冲击) 时, 公众对政府充分信任、相信通胀只是暂时的, 则不会产生恐慌心理, 也就是说稳定的预期更有助于抑制未来通货膨胀。

4. 公众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生活成本的评价。

这一点主要体现适应性预期特点。人类是有记忆性的动物, 在没有获得充足信息或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理性预期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理所当然地成为一部分公众判断未来情况的依据。这部分公众一般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悲观与否、以及自身的基本生活成本、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都会对其预期产生直接影响。充满信心的判断产生较低的通胀预期, 而悲观失望的评价则放大通胀预期。

(二) 通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渠道探析

学术界一个重要观点认为, 工资谈判是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主要渠道, 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如下解释:工人对生活成本提高的担心增强了他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从而促使工会组织要求增加工资, 通过工资谈判, 将工人预期加入合同, 从而推高了产品市场价格。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观点, 但这一观点尚显粗略, 笔者认为, 工资谈判是否成功、生产者所处的市场地位, 以及由此决定的加价行为是预期传导的关键两环。

首先, 工会组织通过工资谈判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是否会被生产者所接受则存在一个背景问题, 即劳动力市场问题。若劳动力市场供给较为充裕, 失业率较高时, 生产者具有较多的选择权, 工会组织不会冒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即使提出要求, 也会因为“底气”不足而达不到目的。这种情况下, 工人预期并不能传导至实际通胀。若劳动力市场供给较为紧张, 失业率较低时, 工资谈判的筹码会更多地倾向于工人一方。

其次, 工资谈判成功后, 具体有多大程度的预期会传导至实际通胀还取决于生产者的市场地位, 以及由此派生的加价程度。我们假定生产者的通胀预期为a%, 工人通胀预期为b%。而且需要强调的一个常识是, 作为人工成本的工资只是成本的一部分, 在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b%工资并不等于增加了b%的成本, 成本增幅要小于b%。当工人提出增加b%工资时, 竞争厂商则迫于成本压力而加价, 幅度低于b%, 若a%

三、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现状分析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公众预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而且正在从不成熟、非主动向成熟、主动方向发展。改革之初, 国有企业数量仍然占据较大比例, 市场刚刚开始发育, 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形成, 市场价格尚处于“官定”阶段, 不仅是企业经营者还是劳动者对通货膨胀基本无预期或者较少有预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 市场竞争机制的不断完善, 市场愈发活跃, 竞争愈加激烈, 企业和个人也愈发感觉到市场价格的波动性, 至此公众预期开始逐渐形成。但是,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我国公众预期仍处于发展、形成阶段, 主要特点如下:

(一) 适应性预期显著, 理性预期成分较少

纵观30年改革发展, 我国公众预期带有显著的适应性特点, 即后向性, 如农民种粮往往根据上年销售情况决定今年种植计划, 一些企业受上年原材料上涨影响而囤积原材料以备来年生产等等, 都是适应性预期的体现。但是, 这些预期只是依靠过去的信息来推断未来情况, 从而缺乏一定的理性, 如农民因上年销路好而增加今年生产计划, 导致今年滞销, 农产品价格呈现显著的周期性波动, 这就充分暴露出适应性预期的弱点。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近期价格上涨对预期作用较强, 较远期的价格变动对当期预期作用逐渐减弱, 正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到90年代末期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二) 公众预期基础薄弱, 稳定性差

公众对经济常识及运行情况的了解程度是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因素之一, 反观我国实际情况, 公众对经济常识掌握程度明显比其他国家要低。公众对一些诸如GDP、CP等经济指标含义知之甚少, 尤其是对CPI指标存在误解, 由于官方公布的CPI为同比数据, 而公众往往会将本月CPI上涨理解为“本月价格又上涨了”, 从而不断调整预期, 这体现出我国公众预期基础薄弱, 且稳定性差。这一方面与我国公众缺乏主动掌握相关常识、获取信息的意愿或能力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政府对公众的经济常识普及程度较低有关。

(三) 工资谈判相对缺位, 预期传导渠道堵塞

工资谈判是通货膨胀预期影响实际通胀的主要渠道, 但我国工资谈判在大多数非公企业中尚处于缺位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供给较为充裕, 企业经营者有较大的选择范围, 工人和雇员缺乏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的“筹码”;另一方面, 大多数非公企业的工会组织不健全, 缺乏强有力的谈判机制, 尚不能充分反映职工意愿。正是由于这两方面原因, 工资谈判在我国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也就堵塞了预期传导, 从而使工人预期无法向实际通胀传导, 而更多地是生产经营者的预期占主导地位。

四、通胀预期下我国货币政策走向路径探讨

虽然我国公众预期受以上三个特点影响尚不成熟, 但公众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因此, 中央银行必须高度关注通胀预期及其发展, 从而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方向。基于此, 笔者认为, 我国货币政策走向应遵循如下路径:

(一) 短期内遵循多目标制

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转型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目标都是政府必须兼顾的, 货币政策理所当然要承担一部分调控任务。短期内, 我国货币政策实行多目标制存在一定的客观基础。按照费尔普斯的观点, 短期内并非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失业水平, 政策制定者通过制定意料之外的通胀率来实现对失业率等实际经济指标的调控。而我国央行并不需要刻意制造意料之外的通胀率而“愚弄”公众, 因为我国公众预期尤其是理性预期尚不成熟, 公众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之间客观就已存在差异, 无需可以制造, 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就奠定了中央银行实行多目标的可能性, 央行恰恰可以利用这种天然时机, 在一定的通胀率范围内实施多种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二) 长期内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

长期内,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公众意识的逐步增强, 工会组织作用的积极发挥, 我国公众预期将会逐渐发展成熟, 从而必将会对实际通胀率产生实质影响。根据费尔普斯的观点, 长期内预期通货膨胀与实际通货膨胀不会永久出现偏差, 通过制造通胀差异的政策的结果只能使通货膨胀加速。费尔普斯观点内涵就是今天的低通胀导致对未来低通胀的预期, 从而降低未来通胀率。因此, 笔者认为, 长期内我国中央银行应该渐进转变多目标的方向, 逐步转向以通货膨胀为调控的单一目标制, 通过将通货膨胀率设定在一定范围内, 增强公众对央行的信任度, 稳定公众预期, 从而真正实现低通胀目标。而且这也符合丁伯根法则, 货币政策专注于通胀目标, 培养公众预期, 而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则交由财政等其他政策工具来完成。

摘要：通胀预期是通货膨胀形成的重要因素, 它取决于一国的市场化程度、公众对经济常识的了解程度、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公众对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状况的评价。预期影响通胀的渠道除了工资谈判外, 很大程度还取决于生产者的市场地位以及由此派生的加价程度。我国通胀预期有着自身特点, 抓住这些特点有助于把握货币政策短期内和长期走向问题。

关键词：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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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政策 篇7

当然, 此种“按规则行事”的原则不仅局限于经济, 而适用于任何存在规范的领域。推广到法律, 则要求法律一旦制定, 就要受到尊重与遵守, 任何影响人们对法律预期的举动都是有害的。

一、稳定的预期是法律的根本属性, 是法治的灵魂

通过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们看到“按规则行事”和“按意愿行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最终区别在于是否维护了人们“稳定的预期”:是, 则人们可以安排自己的行动与未来, 从而安居乐业;否, 则因不知今日的行为于明日是否有效, 是否可罚, 消极而恐惧。

法律作为最基本的行为规则, 可预期性是它的根本属性, 而稳定的预期则是法治的灵魂!人治下的法当然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当人是奴隶主的奴隶, 是神的仆人, 是君主的子民, 是父亲的孝子贤孙时, 义务本位下的弱而愚的, 或者根本没有人格的人们没有必要也没能力预测法律, 因为统治者就是法。只有当启蒙思想家赋予人们自由的意志, 当法律被赋予高于统治者的地位的时候, 可以预期的法律才可能成为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的自然而然的要求——规范要先于行为存在, 人们才可以根据规范来行为, 从而把风险降为最小。用事后的规则约束与惩罚人们先前的行为, 必将法律剽窃为鱼肉百姓的工具。失去可预期性的法律必定沦于人治的工具, 而若以法治为吾理想, 必要为法律的可预期性而抗争!

二、按规则行事排斥怠于执法

法律的本质在于执行, 有法必依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如果执法机关漠视法律, 怠于执行, 同样是按意愿行事, 严重影响人们对法律的预期。例如, 国家制定了税收法, 则工商管理人员就应该认真执法, 使每一个应该缴税的人承担起对社会的职责。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税收部门在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后, 就不再积极执法, 即使知道某某公司在偷税也装聋作哑, 专等上面下达的税收任务增加时再去抓这个公司, “货”存的越久, 则罚款越多, 税收完成的越好, 作为一级行政部门则被认为越优秀。公安部门也出现过为了未来的某项专项治理而留有某些“存货”的情况。然而, 当执法部门将这些违法的组织或者人员“先撂在一边”的时候, 同样被撂在一边的还有法律。毫无疑问, 这样怠于执法必定改变人们对“违法必究”的预期, 产生违法后可以免受追究的侥幸心理, 从而使人们铤而走险, 破坏了法治的秩序。法律被侵犯的时候, 如果国家坐视不管, 则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全无, 人们必将轻视法律, 将其看作一堆废纸。

三、按规则行事要求政府依法行政

哈耶克把法治定义为要求“政府的所有行为由事先已经确立并公布的规则来限定, 规则使得用公平的确定性预见当局在给定的情况下怎样运用其强制权力成为可能。”可见, 行政行为必须纳入法治的框架, 否则无法遏制政府这个权力怪兽不断扩张的天性。同时, 按规则行事不仅要求行政主体, 行政权限, 行政程序的合法性, 还要求政府的行政政策与行为不能破坏人们对法律的稳定预期;对经济的政策性调控要在相关法律的明确授权进行, 否则就难以杜绝按意愿行事。例如, 前面的例子中, 税收人员之所以大搞存货, 与上级主管部门设定税收任务不无关系;在有的城市中, 违反交通法规的处罚上, 对每个警察也设有任务。试问, 这些执法人员到底是严格依照法律执法, 还是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量来执法?到底是按规则行事, 还是按照上级部门的意愿行事?既然已经规定了法律, 就不应设立与之相冲突的行政政策, 不应再设定所谓“指标”。

“法者, 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只有可预期的法才是真正的良法, 只有依法办事才是真正的法治, 只有依规则行事才是得信于民的政府!

摘要：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启发我们:要按规则行事, 而不是按意愿行事。在法律中, 则要求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同时要求坚持依法行政, 不可怠于行政。

关键词：规则,意愿,可预期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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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政策预期力促市场风格转化 篇8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优先股。优先股的定义：优先股是指相对于普通股而言，主要体现在利润分配及剩余财产分配方面享有优先权；同时，在投票表决权上做出让渡，一般只有知情权、建议权、质询权等，但无表决权或者受到显著限制。因此，优先股的投资风险远远小于普通股，与此相对应的股东权利也弱于普通股。一定程度上，优先股可以看成是股票和债券相结合的产物。

先股政策推出的作用：1、丰富市场融资工具，丰富金融、公用事业等行业融资渠道。2、化解上市公司少分红和投资者分红需求之间的矛盾。3、盘活存量，为养老金等稳健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更高效的投资渠道。4.促进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

对行业的影响情况，具体让我们来看一下国外的情况：优先股在美国的规模稳步增长，目前规模保守估计在5000亿美元左右，其发行主要集中在金融银行、工商业及SPV、公用事业等主体。

目前A股市场中，银行、地产、电煤气、高铁等公共事业类权重蓝筹股有机会。需要关注的是股息率和净资产收益率2个关键指标，笔者认为最好超过10年期国债收益率3.47%，或超过1年期定期利率3.25%。一般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行优先股，但是中小市值的公司，如果符合要求，也有机会做优先股的发行方案。

短期看，优先股政策预期可能促进风格转化的概率较大。从估值角度看，目前全部A股的市盈率为12.6倍低于2005年6月998点附近的19.66倍，也低于去年三季度的12.7倍。而10月末创业板和中小板市盈率分别为56.5倍和36.4倍，依然偏高。技术上，创业板指数跌穿60日均线，考虑到获利盘回吐以及高管解禁潮，奔120日均线的概率逐日增大，市场本身有风格转换的要求。

沪深300指数在相对底部区域，估值具有吸引力，加上近期热钱流入，未来1-2个月大盘蓝筹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

从基本面看，优先股的推出对银行股等金融股作用最大，当前中国银行业ROE水平在20%左右，远高于优先股股息率。相关受益的个股如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等；保险：中国平安等；券商：中信证券、西部证券、长江证券等；其他：中国石化、京能电力、内蒙华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