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企业的协同管理（精选12篇）
创新企业的协同管理 篇1
Rothwell总结技术创新有五种主导模式,即:技术推动模式、市场拉动模式、市场推动和技术拉动共同作用的双向模式、平行模式、系统一体化和扩展的网络模式[1,2]。其中,第五种主导模式强调创新过程的复杂性、交互性以及创新网络的发展,这与开放式创新模式的特征是一致的[3]。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开放式创新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企业仅侧重内部R&D是不够的,而应进行网络化学习和创新[4]。此时,知识型企业的关键目的不再是独自负责和控制创新成果及其商业化过程,而是基于内外部创新资源比竞争对手跑得更快、从创新合作中获得比独自创新更大的利益。然而,要实现这两个目的就离不开对知识型企业的内部组织和外部合作组织进行协同管理。李栋华等(2010)认为内部知识生产和外部知识吸收均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5],但这两者的影响不是相互独立的。本文认为知识型企业的创新行为不同于传统企业的个体创新,它是一种非线性的网络化的创新方式,需要内外部组织与个人的共同参与,以网络化协作方式共同影响着创新绩效。Kuppers等(2002)认为这种承载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系统便是创新网络[6]。依据网络节点的涉及范围可将知识型企业创新网络分为内部创新网络和外部创新网络,当网络中的节点均为企业内的员工或部门时,我们称其为内部创新网络,否则称为外部创新网络。知识型企业外部创新网络的构建和管理以内部创新网络的正常运转为依托,而内部创新网络的功能将通过外部创新网络得到拓展和提升,两者相互协调共同提高知识型企业的创新绩效。尽管研究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的协调性对其提高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学术界对这方面还未形成正式而系统的研究,部分文献中虽有所涉及,但基本上是比较隐含和零散的,缺乏明确的结论[7,8]。为此,本文将重点研究知识型企业内部创新网络与外部创新网络存在何种联系以及两者如何协同等问题。
1 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的协同关系
对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相互关系的分析可基于对创新链研究所取得的成果。Keith Waldron在其论文“Exploiting the innovation chain”中基于对知识探索和利用过程的分析,认为创新链主要包含从知识到技术再到产品和服务这个过程中的知识探索和利用活动,并指出对知识探索和利用包含知识反馈和财富反馈过程[9]。我国学者蔡翔认为创新链是指从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到经过技术创新环节实现产业化的过程。他认为创新链是指围绕某一个创新的核心主体,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知识创新活动将相关的创新参与主体连接起来,以实现知识的经济化过程与创新系统优化目标的功能链结构模式[10]。蔡翔对创新链的理解与开放式创新的思想不谋而合,即外部创新主体可以参与到创新链活动中协助核心主体完成创新目标。此时,知识探索和利用过程中的主要知识反馈和财富反馈将超越企业边界,它们正是知识型企业内部创新网络与外部创新网络能够进行互动循环的根本原因。
基于创新链中知识反馈和财富反馈的思想,下面分析知识型企业内部创新网络与外部创新网络的具体关系。内部创新网络决定着知识型企业的创新资产库存,主要包括知识存量、创新能力以及创新资源等。在企业内外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知识型企业基于自身创新资产库存水平与其他企业或组织创建不同层次的创新合作关系,并通过创新合作关系实现企业与外部创新网络间的知识交流、创新产出和利益分配等活动。这里,知识交流和创新产出主要实现了知识反馈,而利益分配则主要实现了财富反馈。经过知识反馈和财富反馈,知识型企业的创新资产库存得到提升,并影响着后续的创新合作关系。由此可见,内部创新网络是知识型企业积累创新资产库存的基础和依托,决定着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对创新成果的控制能力;创新合作关系的层次受多种因素影响,同时也作用于内外部创新网络进行交互的多个方面,是调节知识反馈和财富反馈的主要途径;外部创新网络有着比内部创新网络更丰富的创新资产,通过创新合作关系有助于提升知识型企业的内部创新资产库存。
综上所述,知识型企业创新链上的活动依赖于内部创新网络与外部创新网络的协同作用,它们共同影响知识型企业的创新绩效。在良性循环下,两者互为促进,反之则互为限制。例如P&G公司早就推崇开放式创新模式,但其每年仍投入大量的R&D经费,并配有相当实力的R&D人员和组织,开放式创新使其每年创新投入逐渐下降,而创新产出却在不断提高,这不是因为外部创新网络能够替代内部创新网络的作用,而是P&G公司利用外部创新网络来提高内部创新网络的效率[11]。
2 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组合结构特征
上文分析了知识型企业内部创新网络与外部创新网络之间的协同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两者在网络结构特征上也存在一定联系。这里,内部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主要以网络化程度来表示,它由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决定;外部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主要以外部创新源的集中程度来表示(创新源类型主要指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客户、供应商和竞争对手等组织类型),分为“类型分散”、“类型集中”以及“对象集中”三种情况,其中,“对象集中”是指知识型企业外部创新网络中的连接对象很少且非常稳定。通过上述两个指标基本可对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的组合结构特征进行定位和分类,如图1所示(这里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型企业,依据企业员工共同发表论文和共同申请专利的关系来确定内部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主要根据企业员工发表的论文和申请的专利中外部合作单位的数目和类型来确定外部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依据外部创新源的集中程度,本文将知识型企业内部创新网络与外部创新网络的组合分为搭档型、合作型以及共生型三种。首先来看搭档型创新网络,其外部创新合作对象通常数目较多,所属创新源类型和所在领域均比较分散,其创新合作通常伴随着某些问题的产生而产生,当问题得到解决后合作关系也自然结束。由于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绝大多数都不一样,企业的外部创新合作对象也经常更换,因此,我们将这类企业的创新网络成为搭档型创新网络。其次,合作型创新网络是指核心企业外部创新网络的创新源数量较少、类型比较集中、创新合作关系比较稳固的创新网络。例如,从南瑞继保发表论文的情况和专利申请情况来看,其外部创新源主要是客户和科研院所两种类型,合作关系较为稳定。最后,共生型创新网络是指核心企业的创新合作对象很少、但是合作关系非常稳固、两者依赖性很强的创新网络。例如,从南京市鼓楼医院发表的科技论文和申请专利情况来看,其创新合作对象基本是唯一的,即:南京大学医学院。仔细分析可知,南京大学医学院是一个教学与科研部门,而南京市鼓楼医院作为其附属医院恰好为其提供了临床实验的场所,两者保持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医院本质上是一种非赢利组织,但从创新的角度可以将其看作知识型企业)。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类的主要根据是外部创新源的集中程度,与创新合作的类型有一定区别。创新合作的主要类型如技术许可证、共同研究开发、联合体等,它们在不同类型的创新网络中都有可能被采用,但被采用的可能性大小往往存在差异。
3 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组合结构特征的影响因素
依据图1可通过内部创新网络的网络化程度和外部创新源的集中程度对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的组合特征进行定位和分类,导致这些特征的主要因素有需求特性、技术复杂性和行业竞争特点等,下面对这些因素分别进行分析。
(1)需求特性
这里的需求特性主要包括客户类型(是个体消费者还是机构消费者)、需求的集中程度以及稳定性三个方面,其中,前面两者是相互联系的,通常个体消费者的需求集中程度较低,而机构消费者的需求集中程度较高。客户类型主要影响着外部创新源的类型,当以个体消费者为主时,企业很少与客户形成正式的创新合作关系。需求的集中程度对外部创新源的集中程度和内部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均有影响,一般而言,需求越集中,外部创新源的集中程度也越高;由于企业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等原因,需求的集中程度对内部创新网络的结构也有一定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内部创新网络中子群数目及规模的影响。需求的稳定性对内部创新网络结构和外部创新源的稳定性也都有影响,通常需求越不稳定,创新的时效性越强,企业越难形成网络化程度较高的内部创新网络和稳定深入的外部创新合作。
(2)技术复杂性
技术复杂性是开放式创新与网络化创新的重要推动因素,它与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技术复杂性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知识体系构成特点、创新方式以及研发规模等多个方面,而它们又进一步影响着企业内部创新网络的规模、密度以及外部创新网络中创新源的数量、类型和能力水平。例如南京市鼓楼医院和南京市脑科医院,两者内部创新网络的网络化程度均较低,这与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自身特点有关;而南京市脑科医院的外部创新源数量较多又与它是一个专业性医院有关。再如海尔集团,因其涉及技术领域较多,其外部创新合作对象也较为分散;加之企业核心知识体系中各知识构成的联系不够紧密,故导致内部创新网络的网络化程度并没有南瑞继保和圣诺热管那样高。
(3)行业竞争特点
该因素间接影响着外部创新合作的利益分配结果,虽是间接影响,但影响力度较大,导致知识型企业一般不愿轻易与自己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进行创新合作。此时,它们若有创新需要,一般会选择与科研院所或客户进行创新合作。如南瑞继保的外部创新合作对象基本是客户或高校,而中兴通讯的外部创新合作对象则以高校为主。外部创新合作对象的限制使得部分效率较低的价值链过程在企业内部得到保留,进而导致内部创新网络规模的增加,这是行业竞争特点对内部创新网络结构的主要影响。
除上述因素之外,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的组合特征还受到企业文化、企业体制以及社会信任体系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图1中,圣诺热管的主要创新合作对象是南京工业大学,这与该企业创办初期采用校办企业的体制是有关联的。诸如此类因素还有许多,本文不作多述。
4 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的协同管理策略
基于上述结构组合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下面分析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的协同管理策略,以提升知识型企业的创新绩效,这里创新绩效主要从专利数量、论文数量、新产品销售额以及利润里等角度进行考察。
首先来看共生型创新网络,其主体通常是依托高校或研究机构生存和发展的企业或组织,对合作对象依赖性很高,两者合作关系较深入。共生型创新网络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知识型企业与合作对象的长远发展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如南京市鼓楼医院与南京大学医学院;二是知识型企业现阶段以某一合作对象为主,但将来会发生变化,如圣诺热管在创办早期的创新合作基本围绕南京工业大学,而目前已逐渐开始发展新的创新合作对象。对于前一种情况,双方合作稳定持久,可进行人员培养、重大设备投资等长期共同投资,利益分配不是主要问题,关键问题是内部创新网络与外部创新网络有重合的现象,创新合作范围较窄,容易陷入惯性思维和近视的陷阱,因此,保持创新动力、提高创新积极性、跟踪或领先于本领域的创新热点是知识型企业内部创新网络管理的首要任务。对于第二种情况,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从知识型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的一种组合类型过渡为另一种组合类型。在共生型阶段,知识型企业对合作对象依赖程度较高,此时内部创新网络通常发展不够成熟,随着外部创新合作对象的增加,对其内部创新网络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因此,知识型企业有必要预先规划和发展自己的内部创新网络以适应外部创新网络的发展要求。
其次,合作型创新网络的创新主体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合作伙伴和较稳定的合作关系。根据需要,它们与合作对象也可能进行适当的共同投资,例如与高校合作建立实验室或研究中心等。这类网络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即:如何监督、管理和控制双方的合作行为以保证创新合作按时按质进行、利益分配不妥将影响双方的合作深度与创新产出。对于第一个问题,一方面尽量制定周全的合作协议对双方行为进行约束,如主要有哪些创新工作内容、承担者与负责人是谁、时间进度如何安排以及经费投入计划等;另一方面,知识型企业应加强与合作对象的联系,提高社会关系水平,了解对方的发展计划,在对方有变化时及时执行调整措施,保证创新合作平稳顺利进行。对于第二个问题,从知识型企业与合作对象共同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与申请专利的数量对比可知,论文数量远大于申请专利数量。本文认为,科技论文中的理论成果通常属于创新的阶段性成果,离获取商业利润的距离相对专利要远,因此,对创新合作双方的行为影响较小,而对于专利这一层次的创新,却主要是依托各自的内部创新网络来完成。当然,科技论文这种创新对专利性创新本身是有帮助的,但如果合作双方能够协商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直接将创新进行到专利层次,那么,内部创新网络与外部创新网络的相互促进作用将得到加强,也有利于合作双方更好的实现双赢。为此,知识型企业应在必要时与合作对象预先商量好利益分配规则,以激励合作双方进行深度合作。
最后对于搭档型网络,如何调整和管理外部创新网络节点是这类知识型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搭档型创新网络的创新主体通常需要实时关注外部信息,并根据内部需要及时调整外部创新网络节点,因此,其不确定性往往较大。此时,知识型企业一般较少与合作对象进行共同投资,创新合作层次较浅,内部创新网络所起的主导作用较前两种类型更加明显。这类网络的创新主体需要加大自身的知识积累并提高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同时这类知识型企业的内部创新网络节点应具有较高的专业能力素质和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进而能够将外部创新网络的知识资源较好整合到本企业的核心能力中。此外,由于内外部创新网络协作的动态性较强,知识型企业需要形成较为全面的外部创新网络管理规范,并能在外部创新网络变更过程中实现较好的过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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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昊.宝洁公司的外部创新战略[J].Enterprise Management,2006(11):52-54
创新企业的协同管理 篇2
厂商之间如何相互联合，如何整合，如何成就系统的、持续性的运营模式，如何达到协同管理的合作关系已成为当今厂商最为关注的问题。
在整个协同管理过程中，无论是酒水厂家还是酒水经销商，必须坚持一个核心点：就是确保有一方能够主导整个过程，整合双方的资源，界定好厂家和经销商在各个环节承担的职责，并且共同承担起关于产品、渠道、终端、促销、培训等资源共享平台，产生互动，不断沟通，保证协同管理中任何一个节点，避免产生矛盾、扯皮、脱节等现象的发生。
就目前酒水厂商协同管理思路而言，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产品协同管理
如何才能不断开发出满足市场和经销商需求的产品，并确保新品上市成功，这是厂商持续合作的关键。在这个环节中，厂家要主导产品开发的过程，依靠经销商的参与，提高产品开发的成功率。
1、厂家业务人员、研发人员、高层领导应该多深入市场一线，走访经销商、零售商，建立多渠道的信息来源，了解经销商对产品的需求，充分听取经销商的建议，开发适销的产品满足市场需要，
2、厂家要和经销商共同关注产品的生命周期，避免盲目开发产品，没有规划，很随意，造成产品线定位的混乱，新品种和老产品形成竞争，大大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往往开发成功一个产品，另外一个产品就要被淘汰。
二、渠道协同管理
随着深度营销的白热化，虽然有些厂家在渠道管理上，不断的向下游拓展，但是众多的企业依然还是很难把握整个渠道和网点资源，缺乏对终端的精细化服务管理，对市场的精确化把握，特别是对销售团队的管理和考核，还是存在着力不从心的问题。
所谓渠道协同管理，就是把综合优势明显的渠道成员或者厂家来承担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着眼于各渠道各成员的长期合作结盟与共赢互利，从而来形成具有战略协同关系的营销渠道，追求营销上的整体效率和整体利益最大化。
在现实中，许多企业的渠道建设和管理水平已经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如：娃哈哈的经销商联销体，使得他们能以多人的营销队伍，管理2万多经销商，掌控几十万个零售终端，能在全国范围内深入三、四级市场，让其对手望而兴叹！
关于军工企业协同创新的思考 篇3
军工企业如何发挥技术创新主体作用
从科技创新的本质来看，无论任何科技创新，如果不经过企业运作，是不可能转化成规模产业的，不可能从知识、技术转变为物质财富，更不可能实现从投入转变成新的知识和技术，再从知识转变为更大的物质财富这一价值循环。军工企业作为从事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保障、贸易以及民品相关业务的市场主体，在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中有其特殊性，很多革命性创新和尖端技术都是在军工企业孵化形成，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促进军民融合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军工企业在国防科技创新中必须自觉担当起主体责任，引领未来国防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发展方向，促进军工核心能力转型升级，带动国防科技工业实现跨越发展。
准确把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求，保障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工作。军工企业肩负着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武器装备的重要使命，保军是核心、灵魂、关键。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首先体现在对高新武器装备发展需求的准确理解把握，充分利用军工企业在军品设计、研发、工程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和长期积累，做好顶层设计工作，协同全社会优势资源开展总体论证，统筹考虑方案设计、机理研究、技术开发、试验测试、产品工程化等整个技术创新流程，牵头负责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和重大工程。
梳理、整合优势资源，形成完整的军工技术体系、能力体系和产品体系。军工企业要顺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实现“专业化整合、资本化运作、产业化发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围绕国有军工企业主体职能，以全球视野进行整体布局，强化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融合，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源发展壮大；突出核心业务主线，形成完整的技术体系、能力体系和产品体系，提前抢占有利位置，主动改变游戏规则。如构建包括体系顶层研究能力、总体设计能力、总装建造能力、试验测试能力、核心设备研制能力、系统集成能力等在内的完整能力体系。
加大研发投入打造全球顶尖核心研发力量，提升军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技术和市场需求迅速变化的时代，企业没有研发投入、不进行创新是没有前景的。军工企业应该拥有一流的研发力量，围绕核心业务超前开展研究，抢占战略制高点，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关注基础性、前瞻性研究，提升军工产品的自主可控能力和国防工业制造水平。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制造能力仍然存在基础理论、关键机理尚未掌握，核心工艺研究不透，数据积累不够和前瞻性、基础性方法研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等问题，部分原材料、工艺装备严重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高新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和制造水平，围绕制约武器装备发展瓶颈问题开展基础性、前瞻性研究，突破核心技术和工艺，核心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出台行业标准规范，引领行业科技进步。军工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还应体现在引领行业科技发展，带动行业整体进步上。应制定专项的技术转移和激励考核措施，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和团队；加强知识产权及创新主体利益保护，积极探索科技成果有偿转让、利润分成、绩效回溯、荣誉授予等方式，推动共性技术在本行业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
发挥企业家创新精神，不断创新模式，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企业家是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核心， 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是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化的关键。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勇于创新突破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业务结构、产品结构、管控模式等，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全方位推进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军工企业加强协同创新的对策
积极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之下，应顺利潮流，由传统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新型制造模式转型，构建研发、设计、生产协同创新平台，由内部的协同创新带动外部的协同创新，最终在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
合理谋划军民布局。实现军民双向互动、发挥军品/民品优势开拓民品/军品市场，在发展战略中应该合理谋划军民布局，通过兼并、重组、剥离等市场化手段，实现国际化发展思路，保持军民业务比例的平衡，实现军民融合发展；同时通过民品业务更好地与民口技术标准、规范对接，实现军民协同发展，最终促进形成军民统一的工业基础能力。
建立开放式研发体系。在当前科技交叉融合、新兴技术不断涌现、产品更新换代加速的背景下，应该走开放式融合发展的道路，建立以集团直属研究院为核心、其他下属科研院所为主体，以国内外科研力量为外围的研发体系，适时建立海外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及工程化等不同阶段分别采用不同的研发模式，如集团直属研究院主要负责总体论证、关键技术攻关、前瞻性技术研究等工作；产品设计及工程化可由其他下属专业研究院所及民口科研单位承担。
构建协同创新平台。围绕实施国防重大科技计划和重大工程，联合高校、集团外科研院所、民口企业、中介机构等优势资源，建立协同创新联盟，签署联合协议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及利益分配机制；不同单位根据自身特色优势处于创新链条不同环节，军工集团公司负责总体牵头，高等院校负责机理研究、科研院所负责技术开发、中介机构负责技术转化，形成基础数据等成果联盟成员共享，成果转化收益按约定比例分成。
政府在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营造适合协同创新的环境。国防科技协同创新需要同时借助政府和市场机制两方面的力量，其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借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天然优势。以政府为主导，就是要政府部门充分发挥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的作用，围绕国防科技协同创新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决策协调机制、准入退出机制、公平竞争机制、技术转移机制、激励考核机制、保密监管机制、评价评估机制等，核心是建立知识产权归属以及利益分配机制，破除阻碍军民融合的鸿沟壁垒，打通技术创新链条。政府的核心职能体现在抓基础、抓共性、抓重大、抓关键、抓协调。如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国防科技计划以及从事相关研究任务的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的设置和管理；国防重大科技计划和武器装备研制重大工程的组织实施协调；具有鲜明国防特色且难以靠市场化支持生存的学科建设发展；计量、标准等技术基础工作以及共性技术的推广应用。
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创新平台的作用，形成国防科技创新动力源泉。由政府投资并运营管理一批核心国防科研力量，从事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对其保持军事优势至关重要。应当充分发挥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国防科技工业技术中心等国防科技创新平台的作用，给予稳定的经费支持，保障其围绕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长远发展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为国防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同时加强对国防科技创新平台开放共享的考核评价，不断提升其运行质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军工科研院所及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国防科技创新平台定位和任务不受市场化冲击影响。
多种形式开展产学研结合，打造协同创新联盟。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的动机不单纯来自于市场考量，通过产学研合作创新促进竞争往往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战略意图。我国应该充分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产学研用联合模式，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自发的产学研合作网络或产业研发联盟，政府要通过引导和支持的方式促進其发展；另一方面，选择几个重点行业和关键技术领域进行试点，以行业骨干企业为龙头，联合科研实力雄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组建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研发联盟，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力量，共同推进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
基于创新过程的企业协同创新研究 篇4
关键词：协同创新,创新过程,合作伙伴,合作组织形式,合作效率
0 引言
创新是企业、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源泉。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竞争的焦点。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为掌握国际竞争主动,纷纷把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战略选择。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政策选择,国家要求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特别强调高校在“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与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协同创新”。这一重要论述对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协同创新的内涵
1.1 协同创新的概念
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创新越来越复杂,人们认识到创新已经从熊彼特意义上的主要由R&D部门完成的线性过程,向由多个主体参与的、相互依赖的、相互作用的、复杂的非线性过程转变。随着经济进化理论(Economic Evolutionary Theory)的发展,对于创新的研究从企业的角度扩展到了“相互作用的系统”的框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彼得·葛洛(Peter Gloor)将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定义为:“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陈劲(2011)指出,协同创新是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以知识增值为核心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协同创新的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与技术创新主体进行深入合作、资源整合,产生“1+1>2”的系统协同效应。
1.2 协同创新的表现形式
协同创新的主要形式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在利益驱动下,运用各自资源,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支持下,相互协作进行技术开发的协同创新活动。自1992年我国开展“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以来,我国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不仅创新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进程逐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率渐趋提高,而且呈现出合作层次不断提高的特点。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企业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只有企业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根本目的的组织。企业由于其逐利天性,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中最活跃的要素,它承担了协同创新的倡导者、执行者以及关键联系纽带等作用。
协同创新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合作创新,除了“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创新外,还包括企业与同行之间、企业与上下游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创新等形式。
2 协同创新在现阶段是我国多数企业的现实选择
一般认为,企业创新可以划分为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和模仿创新三种基本模式。
自主创新是指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创新;模仿创新是指企业学习、模仿率先创新者的方法,通过引进或反求等手段吸收率先创新者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再创新;协同创新是指企业与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机构之间联合起来进行创新。这三种创新模式各有其优缺点,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创新能力以及外部市场环境加以选择。总的来说,在现阶段协同创新模式是我国大多数企业最佳的现实选择。
2.1 率先创新的自主创新模式不适合我国大多数企业
一方面,据统计,我国95%以上的企业为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大都技术积累比较少,创新基础比较薄弱,创新资源匮乏,其综合创新能力低下,很难开展率先创新的工作。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突破现有技术率先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从事原创性的创新活动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单个企业很难完成这种投入。再加上原创性的创新是一项风险很大的活动,成功的几率很低(研究表明,只有1/10左右的创新活动最终能取得满意的收益),单个企业很难承受创新失败带来的损失。
2.2 模仿创新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模仿创新模式是我国企业采用最多的一种创新模式,它可以使企业以较低的代价获得领先者的创新成果,但是这种创新模式时至今日其缺陷越来越明显。
首先,模仿者在市场竞争中永远处于被动的地步,模仿者能够引进吸收的往往是那些领先者逐渐淘汰的技术,这样模仿者与领先者的技术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越拉越大。比如,我国很多企业长期奉行模仿创新的技术路线,结果陷入了“落后—吸收—模仿—落后—再吸收”的恶性循环。
其次,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技术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消费者需求变化越来越大,这些都大大压缩了企业通过模仿创新参与竞争的生存空间。例如,计算机领域为人熟知的摩尔定律预测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和电阻数量每18个月翻一番。
再次,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通过反求工程等手段获取领先者技术秘密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法律壁垒。
由此观之,基于合作的协同创新模式就成为我国大多数企业的必然选择。协同创新可以使企业减少创新活动的投入,降低风险,提高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协同创新可以使合作方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化,从事一些原创性的创新活动,确保企业持续、强劲的竞争力;协同创新还可以实现分工经济,合作方各自专注于创新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环节或领域,通过分工协作可以大大提高创新的效率,实现“1+1>2”的效应。
3 实施协同创新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企业协同创新必须解决几个关键问题:合作的主体是谁、如何提高合作效率、采纳何种组织形式。
3.1 企业选择与谁合作
产学研一体化是协同创新的主要表现形式,强调企业和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等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但企业协同创新的主体不应仅局限于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等直接从事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机构,企业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选择合作方。
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通过为顾客创造新价值实现自身收益的活动,所以只要能有助于企业更好地为顾客创造新价值的主体都可以作为企业的合作主体。Gerard H.Gaynor(2001)将创新的过程分为认知机会、形成创意、解决问题、形成原型方案、商业发展、技术运用和扩散几个阶段。我们现在对于企业协同创新主体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解决问题和形成原型方案阶段,对于其他几个阶段却比较忽视。实际上,那些在创新全过程的各个阶段能为企业提供价值的组织或个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协同创新的主体。
创新之所以日益呈现出复杂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创新活动主体的复杂性(参与主体众多);二是创新活动过程中的复杂性(以集成创新为主要特征)。
为此,笔者提出了以供应链为基础的企业协同创新主体结构图,如图一所示。
图一中,横轴显示了从供应商开始经由企业、分销商直至顾客的一条基本供应链,顾客所获得的价值来源于供应链上各成员的共同努力。企业为了实现为顾客创造新价值的目标,就应当以顾客价值为导向与供应链上各成员进行协同创新,寻求满足顾客价值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流程。比如2000年12月,丰田、通用和埃克森石油公司宣布,三家将共同开发新一代燃料电池车,选用以汽油为间接燃料制氢的技术方案。丰田早已与通用公司合作开发燃料电池车,但遇到了仅靠汽车企业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重整汽油时硫含量高的障碍,埃克森公司加入其中,利用其先进的燃料技术加速研究开发进程。
在图一的纵轴上显示了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可以合作的、企业供应链成员之外的其他合作伙伴。企业除了要与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等被大家广泛认同的合作伙伴加强协同创新之外,还要善于与各种中介机构、同业厂商以及领先用户之间的合作。
中介机构尽管本身一般不参与技术创新,但是与中介机构合作进行创新对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主要从事服务活动的中介机构,它们可以利用自身专业的信息网络,收集消费者需求变化、技术进展、风险投资动态、相关产业政策等信息,降低企业收集信息的交易成本;同时,中介机构还可以帮助企业创新活动整合资源,甚至提供资源。例如,一些主要从事企业创新孵化的中介机构既为企业提供各种信息,还帮助企业整合资源,风险投资机构甚至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资金和管理支持。
同业厂商(竞争对手)是企业协同创新非常重要的伙伴。“同行是冤家”的理念在很长时间内阻碍了竞争对手之间的协同创新,随着企业竞争观念从“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双赢”,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与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的合作比竞争更有效。特别是在面对投入高、风险大、溢出效应显著的创新活动时,竞争对手之间通过分享信息、技术、知识、资源,可以大大提高创新效率和绩效,从而实现整个行业良性、持续的发展。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和同业厂商通过战略联盟、虚拟组织等形式形成的协同创新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除此之外,企业还要善于与顾客、特别是领先用户合作,以提高企业创新成果在市场推广中被顾客认可的程度。现在很多研究都忽视了顾客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既然创新活动是一种为顾客提供新价值的活动,那么当然不能忽视顾客。顾客的需求特征、顾客的价值构成、顾客对于企业预期创新成果的感受都应是企业创新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由于顾客众多,企业可以选择那些“顾客中的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作为自身创新活动的参与者,它们可以为企业发现市场机会、形成创意提供有价值的帮助。Von Hippel(1988)发现在有的行业,用户是企业最重要的创意来源。
企业协同创新各合作主体在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各有差异,在表一中我们分析了这种差异。
注:“+”表示合作者在该阶段作用显著,“-”表示合作者在该阶段作用不显著。
3.2 选择何种协同创新形式
协同创新根据合作方的目的、合作的紧密程度有多种不同形式。
3.2.1 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是两个以上的合作者采取结盟的形式,在研发、生产、市场开拓等阶段进行紧密、长期的合作,合作者之间通过契约甚至相互持股的形式联系在一起。
3.2.2 虚拟组织
虚拟组织,也称为网络结构,是一种形式灵活、结构松散的机构。它分合迅速,目的在于整合合作方各自的专长,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种方式对合作方的信息管理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成员间的沟通和协调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3.2.3 联合研究
联合研究是合作方对特定的技术难题共同研究开发,有集中和分散两种形式。所谓集中,是指合作者在同一个工作环境进行研究;而分散则是指合作方各自开展研究工作,定期进行交流。例如,2005年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在北京建立空中客车研发中心。
3.2.4 项目团队
项目团队是合作方围绕特定的目标所建立的一种临时性机构,项目团队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以及专职人员,项目任务完成后团队即解散。
3.2.5 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是合作方出于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需要,以资产为纽带,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成立的经济实体。合作方以实物、资本或者知识产权等形式出资,确定各自在公司中的股权比例,这种形式是所有形式中合作方之间联系最紧密的一种。例如,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就是由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几家航空公司投资的合资公司。
除了以上这些合作形式之外,还有研发合同、技术许可协议、基金资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形式。
3.3 如何提高协同创新的效率
合作方在合作时,因为各自价值取向不完全一致,在合作期间难免会出现各种冲突,甚至由此造成协同创新的失败。如何提高协同创新的效率是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协同创新实际上是一种“科层+市场”的创新模式。所谓“市场”,是指合作方之间基于各自价值最大化,通过谈判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合作机构(如技术开发中心、项目小组或者合资公司等)从事创新,并希望通过创新获得预期收益;而所谓“科层”,是指合作方在组建了相对稳定的合作机构后,需要通过“科层”的力量来提高该机构创新活动的效率。因此,协同创新的效率既取决于市场机制的效率,又取决于科层机制的效率。
市场机制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合作方在合作中产权清晰,另一方面则是合作方彼此之间信息充分。产权清晰是容易理解并且也容易实现的,难点在于如何保证合作方之间信息充分、相互信任。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采取几个方面的措施:尽量选择熟悉的、有良好合作记录的合作伙伴;在合作过程中,引入独立的第三方(如审计机构、公正机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来审核、监督、裁决合作方彼此提供的信息;事先约定高额的惩罚数额,提高合作方中任一方违背合约、提供虚假信息的违约成本。
科层机制效率实际上就是合作方所共同成立的合作机构的管理效率,可采取以下一些措施:确保合作机构中指挥链清晰、完整,避免合作过程中“令出多头”的现象;要特别重视合作机构中跨文化的管理,合作机构中成员来自不同的组织,其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合作机构的领导者要善于协调这种跨文化冲突;合作机构组织结构应设计得灵活一些,有利于组织成员彼此之间以及和外界的沟通联系,提高创新过程的开放度和弹性;合作方应成立一个专门协调合作活动的委员会,合作方对于合作机构的运转不要直接进行干预,而应通过委员会来协调,保证合作机构的独立运行。
4 结束语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驱动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准确把握协同创新的内涵,选择恰当的合作伙伴、确定合理的合作组织形式、科学提高合作效率是有效实施协同创新战略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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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企业的协同管理 篇5
本刊主办“2011中国创新社会管理论坛”，政、商、学高端汇聚，共同探讨——
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如何创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实习生 朱杉︱厦门报道
9月7日，由本刊主办的“2011中国创新社会管理论坛”在厦门举行，官员、专家、企业家汇聚一堂，从政策、理论、实践等方面探讨社会管理新路。
今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
正视矛盾，创新社会管理时不我待。中央其实早已做了周密的安排。
“完善社会管理”这一概念，最早出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
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合理调节社会利益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从政策层面实现大跨越，是在2011年。
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发表的讲话中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社会管理创新”一词首次以重要篇幅写入政府工作报告。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
而让“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中国政治事务中炙手可热的新名词，却是7月份刚刚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创新社会管理的正式文件。因为没有对外公布，这份文件带上了一些神秘色彩。
中央文件的四个关键词
《中国经济周刊》独家获悉，今年7月，《意见》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并没有完全公开，仅限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才能看到。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该文件的内容其实就是将2月19日、20日胡锦涛和***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综合起来的一个政策性文件。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四句话：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在高小平看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主要是从民生的角度，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把社会运行得更加和谐。
“社会协同”，首先是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政府要加强监管，让社会组织各自把责任承担起来。其次是发挥社区的作用。社区组织包括志愿者组织，以及基层街道社区、农村等。第三是政府的管理和社区的互动。要更多地发挥社区的作用，支持、引导社区进行包括养老等事业的发展。
“公众参与”是指社会管理是大家的事情，大家都要参与。“无论是民主党派，还是社会组织、基层社区，都要参与到社会管理里面来。”
高小平认为，中央如此重视和强调加强社会管理，主要源自社会深刻转型的大背景。“当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改革到一定时候，必然会触及到政治、社会更深层次的矛盾，所以社会的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管理的方式、服务的水平也需要随着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与之相适应。”
TBK，社会管理创新样本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主动进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
在北京，应用物联网建智慧社区，老人可以享受上门服务。不久的将来，包括“虚拟养老院”在内的14种高科技服务功能会陆续走进寻常百姓家。此外，北京在就业、医疗、养老、低保、教育、邮政等基本公共服务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进行中。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3年以来，通过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户籍制度等6个方面的改革，计划打破城乡樊篱，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厦门，TBK的建成，让厦门枋湖客运站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堪称社会管理创新的另一个样本。
据TBK创始人郑天送介绍，TBK的创新，“新”在它让客运与商业完美结合，在商业中融入文化元素，采取了温馨的机场模式，改变了过去人们对车站“脏、乱、差”的印象，颠覆了人们对传统车站的印象。这种“客运+商业”的模式，在全国长途客运历史上算得上首家。
高小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TBK这种服务和创新的机制是社会管理逐渐从简单的就社会管理抓社会管理，向经济投资、社会和谐的共建、社区发展统筹推进的方向转变。
各地正通过“摸爬滚打”，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进行全方位社会管理创新。
嘉宾
任玉岭 国务院参事
高小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
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张世贤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胡仙芝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郑天送 TBK创始人
创新社会管理的内涵是什么？
任玉岭：我国作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社会管理的目的更重要的在于执政为民，关注社会民生，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中国具有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环境。
张世贤：创新社会管理从本质上说，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创新社会管理放在各项管理工作的首位，从制度建设和执政措施上保证改革的成果为社会全体人民所共享。
胡仙芝：从内涵上看，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综合的创新系统，它包含着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包含着党委、政府、企业、社会机构以及公民个人等社会管理主体及参与主体的要素创新，包含着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方方面面，也包含着社会管理格局的合理性变革。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社会管理创新体系，不仅要包括社会管理的各个要素系统实现各自创新，更要关注相互之间的协作和互动，实现机制创新、综合创新及整体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政府如何作为？
高小平：一是通过财政，更多地用于公共事业，加强财力投入；二是政策调整，对政府提供的服务要有一些政策引导，让民间资本都参与到投资里面来；三是在社会稳定方面，政府也要推动社会矛盾的化解，使公众的诉求得到回应。
张世贤：首先，政府应该带头倡导社会管理的新理念。
其次，政府要带头改变公共管理中行政管理的衙门作风，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再次，政府要努力增加公共信息的透明度，不仅要公布“三公”支出，而且对于突发事件，要尽可能让老百姓知道事情的真相和原委，并及时发布处理的结果，不要让老百姓都变成“老不信”。
第四，要尽快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在社区和村民自治方面规范民主选举，强化公民参与，使基层管理者眼睛向下，真正为人民服务，赢得人民信赖。
最后，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减少对立情绪，惩治贪污腐败。
胡仙芝：作为社会管理的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方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
二要建构和实施以权利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尊重和保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加强社会服务体制建设。
三要加强民生制度建设，确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民生社会管理发展新机制。
四要健全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并形成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和有效处理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社会稳定机制。
五要增强全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
创新社会管理 企业如何作为？
高小平：企业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一是企业的生产不能唯利是图，要确保产品的质量，特别是与民生有关系的，如食品、服务性行业；二是企业要对周边负责，像文明城市建设、“门前三包”等与社会相关的事务，企业也要做好应做的事情。
胡仙芝：富士康的“11连跳”，康菲公司的漏油污染事故以及一些黑煤窑的责任事故屡屡发生不能杜绝，都显示了我们的一些企业在社会管理中的缺位和失范，需要我们创新相应的机制和制度，使企业的社会责任归位，使之回到社会管理有效的协同合作体系之中。
张世贤：如果说就业和税收是企业为社会管理的贡献还是分内之事，那么，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和在社区建设方面的共享，则是企业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现代企业早已不是利润中心，而是各类利益相关者的综合体和组织形态。企业必须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合格的企业公民。
郑天送：创新社会管理需要社会协同，企业也承担着社会管理的社会责任。企业一定要自觉承担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环保责任、产品的质量安全责任，以及对职工承担的安全责任、社会道义责任等等，这些都是企业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所必须强调的，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和个人该怎么做？
高小平：个人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要提高自身素质，做文明市民、文明村民，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文明程度；积极参加一些社会组织，来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还包括道德建设、家庭和睦的建设等。
张世贤：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各类社会关系更加紧密，各类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各类协会、学会、研究会等民间组织，各类报纸、网站、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机构，在公开和披露社会信息，规范和引导社会群体，客观报道和公正处理群体事件等方面，都可以而且必须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推波助澜，激化矛盾，增大社会管理和协调的难度。社会组织还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组织活动要信息公开，严防组织或组织内个人出现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举措。
郑天送：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在信息社会中，塑造网络文明的社会新形态是创新管理的当务之急，个人不仅要做守法的合格公民，更要在网络传播时代为自己的言行所可能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负责，不能仅仅为发泄私愤置社会道德于不顾。个人所参与的任何社会组织和活动都要能够有利于创新社会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与进步。
胡仙芝：有效的社会管理，离不开社会协同，离不开公众参与。在这方面，我们更需要关注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管理一定要重视和强调公民自我管理的作用，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和必然要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公民的有机联合，在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加强以城乡社区为重点的基层基础建设，推动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责任，使各种社会组织有效地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之中，并不断提高其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使其更好地成为社会管理的可靠保障。
创新社会管理，该如何协作？
任玉岭：第一，要加大群众对政府、对官员的监督。第二，要下大力气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来改善民生问题。第三是要把社会服务的重点向普通人转移。普通人占社会的绝对多数，他们几乎是所有不公平、不正义的承受者，只有把普通人的问题解决好，社会才能安定，社会才能和谐。
杨宜勇：社会管理创新要有新的价值，就是要将传统政府的“他治”和社会组织的“自治”，再加上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三者的“共治”，三江并流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管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高小平：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包括个人)要在社会中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形成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社会的运行不是孤立的，每一个要素都在里面发挥自己的作用。过去主要靠政府推动社会的建设，现在应该形成一种合力。
胡仙芝：要实现我国社会管理的有效运转，政府、企业、社区组织、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公民都要行动起来，加强联动，互相补位。这种合作互动当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有待于一系列合作机制的构建，如公民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的建立和完善，政府的信息反馈机制、科学决策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司法公平机制等的建立和完善，以及虚拟社会、网络社会等的媒体表达互动机制等。
创新企业的协同管理 篇6
摘要：新创企业的发展需要创新，而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新创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往往需要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混合模式。文章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分析了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演化的机理，构建了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共演的CGP模型。从新创企业创业的各个阶段出发，分别研究了生产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机制，为新创企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新创企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协同机制
一、 引言
尽管已有文献对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但对两者如何在同一系统中协同发展，尤其是动态环境下演化的研究还较少。本文认为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作为新创企业创新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在新创企业发展到某个阶段后会出现协同演化的局面，而复杂适应系统的涌现理论可以用来分析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演化的路径。
二、 新创企业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
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如下四个特征：主体的适应性；共同演化；趋向混沌的边缘；产生涌现现象。因此，复杂适应系统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种系统，它是由适应性主体组成的，这些适应性主体之间通过一定的规则聚集在一起，与环境发生物质流和信息流的交换，主体之间通过相互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共同演化，并在交互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使整个系统趋向混沌的边缘，产生涌现现象。
企业创新系统包括技术创新子系统和商业模式创新子系统，并且两种子系统之间是有交互作用的。它们之间的交互不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的交互关系，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各自简单的规则协同演化，在演化过程中又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最终会形成各自相对复杂的行为规则。在实际的企业中，技术创新部门与采购部门、生产部门、营销部门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每个部门都有各自的行为准则但又受其他部门的影响。企业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对于新创企业的创新系统来说，一方面，它与在位企业的创新系统之间进行着各方面的交流，比如技术的扩散、商业模式的模仿、产品之间的竞争等等；另一方面，它与市场环境之间进行着各方面的交流，包括技术市场上现有技术的引进，对消费者偏好的解读，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与供应商的合作等等。新创企业技术创新子系统与商业模式创新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协同演化是一个自组织过程，李志强和赵卫军（2012）认为企业技术创新子系统一方面由于技术落后、研发迟缓，应对不敏感、技术风险增大等因素会产生正熵流，另一方面由于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换会引进吸收新技术或模仿创新，从而带来负熵流；同样，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子系统一方面由于商业模式过时、与顾客沟通失效、价值创造过低等产生正熵流，另一方面通过向顾客提供优于竞争对手的价值交换，与供应商建立有效的协作等产生负熵流[8]。正熵流与负熵流之和如果大于0，则视为系统向无序方向发展，正熵流与负熵流之和如果小于0，则视为系统向有序方向发展。当企业技术创新子系统与商业模式创新子系统相互协同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使整个企业创新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转变，这就是企业的自组织过程。当自组织使企业创新系统处于混沌边缘，微观系统或外界微小的输入就会刺激宏观系统不同层次的涌现。
三、 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共演的CGP模型
受限生成过程（Constrained Generating Procedure，CGP）是由霍兰提出的研究涌现的模型。由于涌现过程是受某种规则或机制的约束，因此称为受限；由于生成是动态演化的，因此称为过程；由简单规则或机制的交互作用可以生成复杂的系统，故称为受限生成过程。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共演是一个受限生成过程，因为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是交互作用，相互之间影响的，商业模式创新需要特定的技术作为支撑，技术创新的实现也需要借助相应的商业模式创新。本节主要通过受限生成过程模型，阐述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演化的机理。
企业创新系统中的适应性主体主要有四类，分别是在位企业的技术主体Ati，t时刻的状态表示为Sti（t）；在位企业的商业模式主体Abi，t时刻的状态表示为Sbi（t）；新创企业的技术主体Ate，t时刻的状态表示为Ste（t）；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主体Abe，t时刻的状态表示为Sbe（t）。另外新创企业系统中还有共用资源Re，用于限制新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和商业模式创新活动。也就是说，新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和商业模式创新活动必须在共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在位企业一般实力雄厚，我们不考虑其资源的限制。
在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演化过程中，各个适应性主体在目前自身所处的状态、其他主体的状态以及环境的状态（对于新创企业来说，在位企业主体的状态便是其面临的环境状态）下，根据行为规则选择适当的行为，技术主体选择技术创新行为，商业模式主体选择商业模式创新行为。行为规则一般由转换函数构成，它是适应性主体根据输入和自身状态决定输出的一种模式，是复杂适应系统的核心所在。适应性主体在与其他主体及环境的交互过程中能够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从而改变行为规则，因此，行为规则是动态的，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积累而不断修正的。
对于产品市场来说，在位企业往往通过渐进性技术创新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惯于使用传统商业模式，不会轻易更改。渐进性技术创新的技术增长一般遵循S型曲线，因此，在位企业的技术主体Ati的行为规则为Sti（t+1）=，在位企业的商业模式主体Abi的行为规则为Sbi（t+1）=Sbi（t）。作为生产型的新创企业，由于其面临在位企业激烈的市场竞争者，因此在确定技术主体Ate和商业模式主体Abe的行为规则时，必须充分考虑自身状态、市场环境，以及自身的资源状况。定义ge（Ste（t），Sbe（t））为新创企业技术水平为Ste（t），商业模式为Sbe（t）时的组合效应；gi（Sti（t），Sbi（t））为在位企业技术水平为Sti（t），商业模式为Sbi（t）时的组合效应。于是，生产型新创企业的技术主体Ate和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主体Abe的行为规则为：
Ste（t+1）=fte（ge（Ste（t），Sbe（t）），gi（Sti（t），Sbi（t）），Re）（1）
Sbe（t+1）=fbe（ge（Ste（t），Sbe（t）），gi（Sti（t），Sbi（t）），Re）（2）
对于服务型市场来说，在位企业和新创企业往往通过一定的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特定的服务。当然，商业模式需要一定的技术作为支撑，而通常在位企业大都依赖技术市场上的现有技术。技术市场上技术的增长一般遵循S型曲线，因此，在位企业的技术主体Ati的行为规则可以直接表示为技术市场上的技术创新行为，即Sti（t+1）=。作为服务型在位企业的商业模式一般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要顺应技术的发展趋势，例如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很多传统的零售商开始应用网上直销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由于新型商业模式的出现，尤其是看到新创企业一时之间的兴起，在位企业也会学习这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即也可能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因此，在位企业的商业模式主体Abi的行为可以表示为Sbe（t+1）=min（max（Sbe（t），Sbi（t），Sti（t）），即在位企业会通过比较自身的商业模式和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选择最优的运行，但同时又要受技术市场的制约。作为服务型新创企业来说，商业模式创新是其根本，但商业模式的创新一方面要受技术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受其资源的制约。因此，服务型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主体Abe的行为规则为：
Sbe（t+1）=min（max（Sbe（t），Re，Ste（t））（3）
而服务型新创企业的技术主体Ate的创新行为主要受其自身状态、环境状态即在位企业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状态，以及资源的限制，故其行为规则为：
Ste（t+1）=fte（Ste（t），Sbe（t），Sti（t），Sbi（t），Re）（4）
由受限生成过程模型可以看出，生产型新创企业与服务型新创企业的涌现机理是不一样的，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型新创企业与服务型新创企业中，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生产型新创企业中，更强调商业模式创新对技术创新的价值实现作用，技术创新是主体，商业模式创新是助推器；而在服务型新创企业中，更强调技术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支撑作用，商业模式创新是主体，但需要技术创新作为支撑。
四、 新创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机制
1. 生产型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机制。对于生产型企业来说，新创企业的技术革新大多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因为与在位企业相比，新创企业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是市场地位都处于不利地位，要想通过渐进性技术创新取得优势是很困难的。在新创企业成立初期，由于采用了颠覆性技术创新，新创企业会获取一部分市场，而这部分市场往往与在位企业的已有市场重合性不高，也就是说是一片蓝海。于是，新创企业会获得一定的利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做准备。
由于技术扩散的存在，当新创企业实施技术创新一段时间之后，新技术会开始扩散并被在位企业获取。虽然新创企业可以通过专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知识产权，但在位企业雄厚的资金、强大的研发投入也是很容易攫取新创企业的新技术的，即使面临新创企业的诉讼，在位企业仍然能够应对。由于在位企业的资金优势，此时在位企业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很强的，在这段时间可能出现在位企业的技术水平超过新创企业的情况，而此时，新创企业往往处于极端被动的局面，而要想打破该局面，新创企业必须寻求新的出路。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混合机制可以有效解决在位企业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给新创企业带来的挑战。新创企业相对于在位企业来说，在企业组织的灵活性上是有优势的。由于在位企业经营多年，客户比较稳定，组织结构比较成熟，因此对商业模式的创新是存在滞后性的。而新创企业可以发挥其灵活性优势，重新整合资源，在价值网络中不断切换改变自己的角色，在适当的时候推出创新的经营模式，以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当然，生产型企业在这个阶段的商业模式创新必须与其原有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以技术创新产品作为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作为桥梁，以获得更高收益。由于收益的增加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新创企业的研发资金得到了保障，此时的新创企业已进入了成熟期，可以发挥其在技术方面的创新潜力。因为新技术已经被在位企业获取，如果坚持原有产品的技术创新，实际上市场上的企业是处于同一起跑线，新创企业并不一定会处于优势地位。而通过技术多元化战略，在多个相关领域开发出相应的产品，不仅可以保持技术优势，还能扩大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从而彻底与在位企业拉开差距。
2. 服务型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机制。对于很多服务型企业来说，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尤其是对于新创企业来说，由于在位企业已经建立起了市场优势，各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的新创企业要想在市场中生存，必须开创一片蓝海。在创业初期，商业模式创新对新创企业带来的收益并不会很明显，因为商业模式创新早期往往需要很大的投入，通过投入先吸引市场中消费者的眼球，再通过锁定效应将消费者变为真正的顾客。这段时期消费者正在体验创新型商业模式提供的服务，而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参与进来，新创企业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因此新创企业的收益在此时有可能会是负的，但市场占有率却是不断增加的。在位企业对新创企业创业初期的发展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在位企业会通过继续发展传统商业模式来挽留消费者。
当新创企业进入发展期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从在位企业转移到新创企业，他们放弃了传统商业模式提供的服务，转而接受创新型商业模式带来的服务。此时在位企业也可能改变已有的经营模式，实行商业模式创新。例如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为了应对京东等网上商城的竞争，苏宁电器也成立了苏宁易购B2C网上购物平台。此外，新创企业开辟的创新型商业模式已经成熟，不仅传统商业模式的在位企业会积极转型，而且会涌现一批新成立的企业，市场竞争一下子又变得激烈起来。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混合机制可以有效解决新创企业进入发展期后面临的市场激烈竞争的问题。而此时其他企业由于受制于现有技术瓶颈，只能在现有技术市场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成效必然不大。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混合机制，新创企业可以顺利进入成熟期。商业模式多元化战略是这种类型的新创企业在成熟期通常会采用的发展战略，这与企业文化、经营理念、企业家特质等方面的因素有很大关联。
五、 结论
生产型新创企业和服务型新创企业在创业初期采用的创新模式往往是不同的。生产型新创企业往往偏重于技术创新，向消费者提供新产品；而服务型新创企业往往偏重于商业模式创新，以独特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服务体验。然而无论是生产型新创企业还是服务型新创企业，在创业的第二阶段均会遇到创新被在位企业模仿的问题。此时单纯的创新模式已经很难获得竞争优势，往往需要新创企业实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混合创新模式。本文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从新创企业创业的各个阶段出发，分析了生产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机制，为新创企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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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约翰·H·霍兰著，陈禹等译.涌现：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组织文化与组织创造力研究：基于组织的二元情境视角”（项目号：71032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颠覆性创新机理的后发企业竞争优势构筑研究”（项目号：70872070）。
作者简介：陈继祥（1948-），男，汉族，上海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李翔（1974-），男，汉族，江苏省丰县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战略管理。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分析 篇7
1 文献综述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体现了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协调机制。Dietmar Harhoff, Joachim Henkel和Ericvon Hippel[1] ( 2003) 研究了企业间协同创新研发信息的披露对企业利润影响问题, 认为企业的研究创新对其发展重要产品和工艺创新有着重要作用, 企业间的联合创新及信息的公开化, 能够促使企业进步, 带来最终利润的增加。Michael Fritsch和GritFranke[2] ( 2004) 调查研究就了德国三大地区的知识溢出和研发创新活动, 首先利用生产函数估算了测试区域的差异对创新活动效率的影响, 其次从私人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的角度解释了溢出效应贡献差异化的原因。最终认为从企业媒介知识溢出角度来看, 研发协同的重要性相对较小。Xulia Gonzfilez, Jordi Jaumandreu和Consuelo Pzao[3] ( 2005) 通过对2000 家西班牙进行实证调研, 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成果的影响及企业主私人投入的影响度, 认为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的研发, 推动了企业间的协同创新。Cozzi Guido和Spinesi Luca[4] ( 2006) 通过对研发驱动增值理论的影响研究, 认为企业横向创新活动受到了创新本身属性的限制, 对此需要对企业间横向创新活动作出界定, 得出横向创新率低于人口增长率有利于增大改进质量的研发活动的结论。Rabah Amir, Jim J Jin和Michael Troege[5] ( 2008) 通过对成本过程研究的重要作用, 非最优模式的创新产出, 技术溢出的控制范畴与研发投入的成本函数间的协同关系, 研究认为生产成本的降低得益于研发投资, 企业应注重内部的协同合作。Gregory F. Nemet和Erin Baker[6] ( 2009) 应用专家抽样法及底层生产成本模型对企业研发费用及需求补贴做了研究, 认为研发的成功是企业技术开发达到合理成本范围的保障, 企业单方面的投入或者补贴进行的创新都很难达到控制成本的目标。案例表明, 企业运营成本的高低与相关合作中碳排放价格及模型中的主要参数有关, 企业应当进行协同创新以降低成本。Pedro de Faria, Francisco Lima和RuiSantos[7] ( 2010) 通过依据创新协作伙伴间的评估对公司进行了分类, 研究了协作企业间进行创新的重要性。应用禁止选择模型,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 认为具有较高技术水平, 创新投资能力, 重视技术知识水平溢出的企业, 更加注重企业间的协作关系。
国内学者袁锋, 陈晓剑和吴开亚[8] ( 2004) 认为企业技术水平的创新离不开研发的投入, 在产品差异化的背景下, 通过D’Aspremont和Jacquemin模型研究, 认为企业间的协同研发比企业间的竞争及寡头垄断更能促进成本的降低和利润水平的提升。许箫迪和王子龙[9] ( 2005) 认为经济的发展, 促使企业间的合作更加倾向于战略联盟。通过建立企业间协同创新模型的战略联盟协同关系, 认为战略联盟内企业间进行的协同创新动力及需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战略联盟的形成过程及对模型求解表明, 随着时间的变化及任务或目标的完成, 战略联盟将逐步解体。易余胤、肖条军和盛昭瀚[10] ( 2005) 在演化博弈理论的基础上, 研究了互惠主义者及机会主义者两类企业在协作研发创新中机会主义的演化创新问题, 认为机会主义的存亡, 取决于企业对其识别度。信息对称条件下, 互惠有利于企业间的协作, 同时提出了监督预防机制的政策建议。郝生宾、于渤和吴伟伟[11] ( 2007) 认为企业的创新行为受到研发投入的影响, 产生渐进性及突破性两种创新类型, 企业进行创新时受到自身规模, 资金, 技术等的研制, 多采用合作模式。通过建立博弈模型, 研究了合作研发行为, 阐述了企业合作研发的调节, 并为该模式的实施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袁立科, 张宗益[12] ( 2008) 研究了Stackelberg寡头垄断竞争模式下, 企业间协同对研发投入, 利润水平等的影响, 认为研发投入水平的不同及信息的不对称性, 并不影响合作所带来的产业以润。知识的溢出度及研发效率参数的大小影响企业间研发合作的投入水平。高溢出度, 低研发效率参数有利于企业协同的开展。孙彩虹, 齐建国和于辉[13] ( 2009) 应用双寡头博弈模型, 研究了横向间企业在溢出水平, 创新率等的不对称模式下, 企业的利润, 研发投入及产出等所受到的影响, 运用数值模型对其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 成本优势与创新效率优势的优劣, 并不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及产出水平, 但利润方面前者较高; 同时认为技术水平溢出越少, 企业利润越高。马如飞, 王嘉[14] ( 2011) 利用双寡头的微分博弈模型, 研究了两家横向企业的研发活动。在技术溢出及技术更新背景下研究了二者对企业研发战略的影响, 认为企业研发时期合作与竞争并存, 但在产出阶段竞争成为主要态势。
纵观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在企业协同创新研究方面, 目前在技术研发, 市场及供应链企业间的协同创新, 企业协同创新合作的成本效益, 阶段性的研发协作投入、决策模型等领域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关于协同创新演化路径的研究忽视了产业链间的关系, 在追求局部最优化的同时带来了决策上的矛盾。对于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相关研究关注度较低, 有价值的研究结果较少。研究对象上, 现有研究多注重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活动, 忽视了竞争者及中介机构等影响协同创新的外部影响因素, 研究分析大多选取代表性企业, 忽视了产业链条的联系; 研究内容上, 现有成果多集中在成本、利润等方面。由于我国风电整机及单件技术水平落后于国外,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焦点多集中在技术领域, 技术的提升势必要增加资金投入及生产成本。因此, 需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积极意义; 研究方法上, 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方面的分析, 以制造业, 供应商等概念论述开展协同创新, 多学科交叉研究尚不深入; 研究领域上, 已有企业协同创新的研究, 集中在特征、内涵、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等问题上, 关于原始性创新如何协同问题及自主创新技术能力的协同问题研究较少。
2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演化博弈分析
2. 1 模型的假设与构建
演化博弈是一种博弈动态演化过程与博弈理论动态结合的理论, 研究对象不是单个参与者, 而是一个 “种群”。其关注的问题核心是由MaynardSmith和Price ( 1973) 提出的 “演化稳定策略 (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 ESS) ” 及其均衡, 定义为: 一个 ( 混合) 策略 σ∈△n -1 是一个演化稳定策略, 如果, 则:
设 σ 是一个成对随机匹配进行二元博弈G情况下的一个ESS。则
那么 ( σ, σ) 是G的一个完美均衡。稳定演化策略中, 假设种群中每个个体都采取一种纯策略S ( =1, 2, 3……) , t时间时, 种群中采取纯策略S的个体数为Ps ( t) , 总数为∑im= 1Pi ( t) 。t时间时使用纯策略S的比例为Xs ( t) = Ps ( t) /∑im= 1Pi ( t) , X ( t) = ( X1 ( t) , X2 ( t) , X3……) 可以视为一个混合策略, 将Xs ( t) 对t微分, 则:
假设纯策略S的增长率P's ( t) /Ps ( t) = E ( S, X ( t) ) , 则称E ( S, X) 为使用纯策略S的收益, 将其代入上式得, Xs ( t) = X5[E ( S, X) -E ( X, X) ]。
上式为演化博弈复制动态方程, E ( X, X) 表示策略X的期望收益。据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发布的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资料显示, 从机组制造企业装机容量这一统计数据分析, 华锐, 金风, 东汽三大企业已经瓜分我国风电市场50% 以上的份额。为简化及规范模型分析, 可将我国风电企业划分为A ( 核心企业) , B ( 中小企业) 两大类企业。
假设两类企业各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 S1: 参与协同创新, S2: 不参与协同创新, 组成策略集{ S1, S2} 。假设A类企业处于核心地位, 则其规模, 资本, 协同创新能力, 创新转化能力等高于B类企业, 则采取协同创新后A, B两类企业收益为PA, PB, 且PA> PB。协同创新过程中必然产生成本问题, 其成本分别为CA, CB, 假设协同创新对于两类企业具有相同的复杂性, 成本受创新资源获取代价, 成员协作能力等因素影响, A类企业各方面优于B类企业, 因此CA> CB。
假设企业协同创新成果转化收益因子为M, 理想状态下, M为1, 由于受市场, 模仿行为等因素影响, M难以达到最大化。因此, M越大, 企业协同创新的效果越好, 创新收益越高。企业性质的类似, 使得不协同的企业总能从协同企业那里获得模仿收益, 则令 α 为A类企业采取策略S2, B类企业采取策略时A类企业获得的模仿收益比率, β 为B类企业采取策略S2, A类企业采取策略S2, 时B类企业获得的模仿收益比率。当二者都不采取协同创新时, 则各自收益均为0。
基于上述假设, 建立风电企业协同创新支付矩阵如表1 所示。
2. 2 复制动态模型及其演化稳定策略
假设t时刻, A类企业中采取策略S1的比率为x, 则采取策略S2的比率为 ( 1 - x) ; B类企业中采取策略S1的比率为y, 则采取策略S2的比率为 ( 1 - y) 。设A类企业选择S1的期望支付为UAS1, 选择S2的期望支付为UAS2, 其平均期望支付为A。同理, 设B类企业选择S1的期望支付为UBS1, 选择S2的期望支付为UBS2, 其平均期望支付为B。
A类企业的支付矩阵行列式为:
则: UAS1= y ( MPA- CA) + ( 1 - y) [ ( 1 - β) PA-CA]
B两类企业的支付矩阵行列式为:
分别构造A, B两类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F ( A) , F ( B) :
当复制动态方程均为0时, 即F ( A) = 0, F ( B) =0, 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 得到演化博弈模型方程式的5 个均衡点E1 ( 0, 0) , E2 ( 0, 1) , E3 ( 1, 0) , E4 ( 1, 1) 和E5[CB- ( 1 - α) PB]/[M - 1 + α) PB-βPA], [CA- ( 1 - β) PA]/[M - 1 + β) PA- αPB]。
则Jacobi矩阵:
因为5 个点为均衡点, 则E5∈ ( 0, 1) , 首先将其余4 个平衡点带入Jacobi矩阵, 则:
E5内因子分别为表1 中支付矩阵- O ( BS1, AS2) 值表达式和- O ( AS1, BS2) 值表达式, 由于支付矩阵各因子表达式数值大于等于0, E5∈ ( 0, 1) , 所以E5点的分母必定小于0。若使得M - 1 + α < 0 及 ( M - 1+ β) < 0, 则[ ( 1 - α) PB- CB] > ( MPB- CB) , [ ( 1- β) PA- CA] > ( MPB- CB) 成立, 即对于A类企业, 表达式值0 ( AS1, BS2) < O ( AS1, BS2) ; 对于B类企业, 表达式值0 ( BS1, AS2) < O ( BS1, AS2) 。此说明A, B两类企业选择协同创新战略时, A型企业的收益小于B型企业不参与协同时的收益 ( 不协同的企业总能从协同企业那里获得模仿收益) 。E5∈ ( 0, 1) , 则MPA- CA< αPB, 同样对于A类企业, 表达式值O ( AS1, BS2) < O ( AS2, BS1) , 同理, 对于B类企业, 表达式值O ( BS1, AS2) < O ( BS2, BS1) 。该博弈大小值的比较, 说明了博弈方在得知对方采取协同创新战略时, 其会倾向于采取非协同战略以获得更高收益。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对于:
(1) J (0, 0) 矩阵, DetJ (0, 0) >0, TrJ0, 0>0
(2) J (0, 1) 矩阵, DetJ (0, 1) >0, TrJ0, 1<0
(3) J (1, 0) 矩阵, DetJ (1, 0) >0, TrJ1, 0<0
(4) J (1, 1) 矩阵, DetJ (1, 1) >0, TrJ1, 1>0
( 5) JE5矩阵, DetJE5) > 0, TrJE5< 0
因此, 点E2 ( 0, 1) , E3 ( 1, 0) 及点E5为演化稳定均衡点, E1 ( 0, 0) , E4 ( 1, 1) 为非稳定均衡点。其演化系统相位图如图1 所示。
如图1 所示, 系统演化均衡过程中, 演化进程由非稳定策略点向稳定策略点移动, 图中E5可与除E1 ( 0, 0) 及E4 ( 1, 1) 点重合的任意点。其所在位置受PA, PB, CA, CB及M大小制约, 该图不仅能够按照曲线箭头的指向进行演化, 同时其各演化区域大小随坐标变化而变化。即博弈前各假设制约因素的变化决定了博弈方选择博弈策略所得利益大小, 该结论为博弈方通过改变博弈策略以实现博弈利益最大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2. 3 模型结果分析
两大博弈主体在图1 中A, B, C, D四个区域进行动态演化, 各区域大小直观反应了博弈主体收益大小。A区域与C区域演化稳定策略点为E5, 分别扩大A、C两区域则演化点趋近非稳定策略点E4 ( 1, 1) 和E2 ( 0, 0) 。对于A区域, 收益 πA= MPA- CA; C区域收益 πC= 0; B区域的稳定策略点为E3 ( 1, 0) 点, 收益πB= PA- CA; D区域的稳定策略点为E2 ( 0, 1) , 收益 πD= ( 1 - α) PB- CB。由假设条件CA< CB, PA> PB, 0 < β < 1 可知 πB> πD, 分析A区域收益大小:
( I) πA> πB时, 由收益公式带入化简得, M > ( PA+ CB) / ( PA+ PB) , 最优策略为增加图1 中A区域面积。A区域面积的增大必然使得表1 中行列式值O ( AS1, BS2) > O ( AS2, BS1) , O ( BS1, BA) >O ( BS2, AS2) 。若使得上述不等式成立, 则:
( 1) 减少 α 及 β 值, α 为A类企业不参与协同创新, B类企业协同创新时, A类企业获得的模仿收益比率, β 为B类企业不参与协同创新, A类企业协同创新时获得的模仿收益比率。, 值的减少关键在于提升协同创新成果被模仿的难度, 加大模仿障碍壁垒, 减少模仿收益比率。企业协同创新的模仿受到模仿成本, 协同创新的成果类型 ( 制度或者技术创新等) , 企业间信息网络的保密度, 知识产权专利等影响。对于风电企业而言, 由于产品的相似性, 大大降低了同类企业的模仿难度; 现代市场知识溢出多、信息传播速度快等特点, 更不利于协同创新成果的保密。因此,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动态博弈中, 应当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 增加模仿障碍, 提高模仿成本, 防止协同创新成果外流, 成果多向技术性成果转化, 并注重专利权的维护。同时, 加大政府的参与度, 积极向政府申请相关扶持与协同保障政策, 取得资金, 政策支持, 降低协同成本, 加大非协同企业进入壁垒。
( 2) 减少CA, CB值, 增大M值, 即减少协同创新成本, 增大协同创新成果转化收益比例。成本的降低可以依靠协同企业间 “内化”效应, 将协同企业视为一个小型市场主体, 通过技术, 信息, 资源等共享, 既降低了创新技术成本、转化成本, 又增大了成果转化收益率。企业间协同, 类似于大型企业各个职能相似的子部门间合作, 通过促进合作, 实现横向一体化, 最大效用发挥整体效应, 促进企业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合作与资源共享, 提升企业“内化”效应。
( II) πA< πB时, M < ( PA+ CB) / ( PA+ PB) , 因为 πB> πD, 因此其最优策略为增加B区域面积, 可以看出, 随着B区域面积的扩张, E5点的x值减小, y值增大, 由E5坐标值可以推出, βPA> MPB- CB, 同时O ( AS1, BS1) > O ( AS2, BS1) 。若使得上述不等式成立, 则:
( 1) 同时增加 β 与CB值, 即增加B类企业不参加协同创新时的模仿收益比率, 并提升其参与协同创新的成本。两值增加, 提升了B类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壁垒, 迫使B类企业放弃协同, 追求创新模仿收益。创新成果的转化, 必定会造成一定量的知识外溢效应, 成果的扩散诱使其它企业进行模仿, 加之B类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壁垒及模仿收益比率提升, 使其更加倾向于选择无协同创新成本的非参与策略。
( 2) 减少 α与CA值, 即减少A类企业不参加协同创新时的模仿收益比率, 并减少其参与协同创新的成本。两值减少, 降低了A类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壁垒, 促进其积极参与协同创新, 追求协同创新成果的最大化。模仿行为收益减少, 弱化其不参与协同创新战略选择意向, 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有效刺激提升A类企业协同创新参与度, 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
上述两点策略的相关性表明, 二者策略应当同时采取。由于B类企业在模型演化中更加倾向于追求创新模仿收益, 不愿参与到协同创新中来, 这必定促使该类企业采用 “搭便车”行为, 挫伤了协同创新及创新行为的积极性, 降低了创新力。
3 协同创新企业间积极与消极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上述部分只是就风电企业间采取协同创新策略与否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风电企业采取协同创新行为时, 受 “机会主义”, 企业实力, 成本大小等因素影响, 必定出现积极与消极参与协同创新的倾向, 对此应当加以重视。
3. 1 复制动态模型及其演化稳定策略
假设A, B两类风电企业皆采用协同创新策略, 但是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态度。有策略集{ S1, S2} , S1: 积极参与协同创新, S2: 消极参与协同创新; 两类企业协同创新正常收益为P1, P2; 采用消极策略从而获得额外收益为V1, V2; 协同创新过程中成本为C1, C2。基于上述假设, 建立风电企业协同创新态度选择支付矩阵如表2 所示。
同样假设A类企业积极协同创新参与比率为x, 消极协同创新比率为 ( 1 - x) ; B类企业积极协同创新参与比率为y, 消极协同创新比率为 ( 1 - y) 。A类企业S1的期望支付为UAS1, S2的期望支付为UAS2, 平均期望支付为A; B类企业S1的期望支付为UBS1, S2的期望支付为UBS2, 平均期望支付为U珚B。支付矩阵行列式分别为:
则A类企业: UAS1= yP1+ ( 1 - y) P1, UAS2=y ( P1+ V1) + ( 1 - y) ( P1- C1) , A= xUAS1+ ( 1 -x) UAS2。复制动态方程: F ( A) = x ( 1 - x) [C1- ( C1+V1) y]。
B类企业: UBS1= xP2+ ( 1 - x) P2, UBS2= x ( P2+ V2) + ( 1 - x) ( P2- C2) , B= yUBS1+ ( 1 -y) UBS2。复制动态方程: F ( B) = y ( 1 - y) [C2- ( C+V) x]。
均衡点为E1 ( 0, 0) , E2 ( 0, 1) , E3 ( 1, 0) , E4 ( 1, 1) 和E5[C1/ ( C2+ V2) , C1/ ( C1+ V1) ]。则Jacobi矩阵:
带入平衡点, DetJ ( 0，0) = 0, TrJ0，0= 0;
因此, E2 ( 0, 1) , E3 ( 1, 0) 及点E5为演化稳定策略点, E1 ( 0, 0) , E4 ( 1, 1) 为非稳定均衡点, 复制动态演化相位图如图2 所示。
演化稳定与非稳定点可以在图2 中直观看出, 根据动态演化过程, 系统由最初状态向E2 ( 0, 1) , E3 ( 1, 0) 及E5点收敛。若初始状态落在图中D区域内, 其演化收敛点为E2 ( 0, 1) , 即A类企业采取消极态度进行协同创新, B类企业则采取积极态度; 若初始状态落在图中B区域内, 其演化收敛点为E3 ( 1, 0) , 即A类企业采取积极态度进行协同创新, B类企业则采取消极态度; 若初始状态落在图中A, C区域内, 则演化出现多样性, 演化方向为B, D两区域, 动态演化呈现复杂态势, 若初始状态发生在E5点附近, 整个演化的最终结果受其点微小变化影响。因此, 演化结果依赖初始状态。由于系统存在不稳定点E1 ( 0, 0) , E4 ( 1, 1) , 可以判定, 只要有一方选择消极协同创新, 则稳定均衡状态就不会存在, 系统演化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 长期演化进程中, 积极与消极两种策略选择必将共存。
3. 2 模型结果分析
演化稳定策略点的解析, 表明该系统的演化进程及最终结果与额外收益V1, V2、协同创新成本C1, C2密切相关, 其大小与变化, 直接决定了图2 中各区域的面积及各初始状态稳定策略点趋近的指向。
( 1) 初始状态落在A区域时, 若扩大区域面积, 促使稳定策略点向E2 ( 0, 1) , E3 ( 1, 0) 及E4 ( 1, 1) 点渐进 ( E5∈ ( 0, 1) , 因此极端情况下可将E5点视为与该三点重合) , 根据模型可知, A区域面积的变化与协同创新成本C1, C2的大小相关, C1, C2值的提升引发A区域面积的扩张, 即高昂的初始协同创新成本提升了协同创新的门槛。由假设条件可知, 博弈双方均已参与协同创新, 若是A区域面积呈均衡化扩张 ( 趋近于E4 ( 1, 1) 点) , 由于成本高, 使得博弈双方在协同创新开始之初即倾向积极参与的态度, 为了弥补成本的损失, 其合作的动机更加强烈。但是博弈之初的成本门槛并不能有效遏制“搭便车”行为, 不能对机会主义有效监控, 其演化进程并不稳定, 并最终向E2 ( 0, 1) , E3 ( 1, 0) 趋近, 总有一方选择消极参与策略。
( 2) 初始状态落在C区域时, 动态演化进程向E1 ( 0, 0) , E2 ( 0, 1) 和E3 ( 1, 0) 点渐进, C区域面积的变化与额外收益V1, V2的大小相关, 即较高的消极参与协同创新的额外收益促使博弈双方倾向消极参与策略。双方在博弈进程中互相采取观望态度, 以期最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回报, 博弈成员更多的选择机会主义, 不利于博弈双方长期协同创新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同时C区域的扩张也可能渐进到E2 ( 0, 1) 和E3 ( 1, 0) 点处, 说明博弈过程中采取的监管, 防范, 均衡分配等策略有利于维护博弈双方协同的积极性。因此, 博弈稳定演化进程中要注重防范与及早发现向E2 ( 0, 0) 点渐进的趋势。
( 3) 将E5点进行简化, E5[1/[1 + ( V2/ C2) ], 1 /[1 + ( V1/ C1) ]], 可以看出图2 中各区域面积的大小受消极参与的额外收益与协同创新成本比值大小的影响。当V2/ C2> V1/ C1时, E5的x坐标值小于y坐标值, 则A区域向B区域延伸, 系统向E3 ( 1, 0) 点演化, 即B企业发现额外收益V2大于协同创新成本C2时, 容易采取消极协同创新策略; 当V2/ C2< V1/ C1时, A区域向D区域延伸, 系统E2 ( 0, 1) 向点演化, 即A企业发现额外收益V1大于协同创新成本C1时, 容易采取消极协同创新策略; 当V2/ C2= V1/ C1时, 则演化策略在E1 ( 0, 0) 与E4 ( 1, 1) 点之间连线的对角线上移动, 博弈双方采用的倾向策略不定, 因此需要积极引导。
4 对策建议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动态博弈, 必须以相关企业是否参与, 参与企业积极与消极策略倾向选择为依据, 通过改变收益, 成本等要素, 促进演化博弈稳定均衡发展, 提升风电企业协同创新能力, 加快风电企业发展步伐。从演化过程中看出, 风电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在博弈进程中选择不同的演化策略, 虽然存在最优结果, 但是考虑到现实性的资金, 成本, 机会主义行为影响,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市场仍是二元结构。因此, 应当协调各方利益, 促使二者之间产生良性互动, 达到协同创新资源最优配置。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水平的提升主要受协同创新成本、收益、成果转化比率及模仿者的模仿收益等因素影响。其路径选择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 正确识别协同创新机会, 企业间协同合作存在 “合作陷阱”, 选择正确的协同机会及控制协同企业数目很有必要。风电企业产品的类型性决定其技术、制度创新等易于模仿, 加之机会主义存在, 参与协同创新的企业并不是越多越好, 庞大的数量反而会限制各方发展, 但是数量太少也会流失协同创新资源。协同创新的机会随着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 自身发展制约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企业应当正确识别。第二, 控制协同创新成本。协同创新成本主要存在形式是博弈各方的科研投入, 具有初始资本和创新优势的风电企业, 协同创新的积极性更高, 演化进程中, 这种优势可能会拉大各方的差距, 加重不具备初始资本和创新优势企业的成本负担, 创新成果尚未转化为收益之前, 其协同创新积极性下降。协同之初应当考虑各方情况, 均衡成本。第三, 提升协同创新成果可模仿性门槛。成果转化直观化为收益, 市场的模仿行为越盛行, 成果收益率越低, 模仿者收益越大, 协同创新行为越难以开展。加强成果不可模仿性的同时, 还要注重成果的专利保密, 建立健全协同企业间的监督机制, 防止知识外溢。我国风电企业发展瓶颈是技术问题, 这决定了协同创新行为的高科研投入, 成本影响最终收益, 因此对于科研投入, 风电企业应当积极向政府申请相关补助, 减少知识溢出率。
机会主义的存在影响并决定了风电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态度倾向。其根源在于: 第一, 我国风电企业发展瓶颈使得协同创新具有不确定性, 主要包括技术、市场、收益分配和制度等, 不确定性存在于协同创新每一个环节, 影响演化策略每一个步骤, 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才能更好防范机会主义。隐形资产属于企业无形资产, 以技术、制度等形式存在于企业, 共享隐形资产有利于实现企业协同创新效应, 带来的优势更加长久。第二,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之前, 必然存在信息不对称, 参与协同创新的企业只能根据有限信息量判断博弈双方, 往往出现误判合作者的情况, 机会主义合作者很难在合作之初被判别, 即使被判别出来, 机会主义者利用信息交换的滞后性与保留性, 仍可选择与博弈群中其它企业进行合作, 分享成果。参与协同的风电企业间应当构建完善的沟通机制, 互享各博弈方信息, 及时有效防范机会主义的产生。第三, 风电企业协同之初必然签订契约, 规范各方行为, 明确权利与义务。受情况的复杂性、环境多变性等因素影响, 契约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情况, 也不可能罗列清楚所有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特征, 同时契约行为并不具备法律效应, 只是对博弈双方的一种约束。机会主义的产生在司法途径上较难证实, 只能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减少协同方额外收益V1 和V2。由于同处一个协同机制, 协同创新成果更易于被模仿, 加大了机会主义倾向, 应当提升技术保密措施及其它风险防范措施。第四, 协同过程的成本投入属于沉没成本, 假设机会主义必将受到惩罚, 成本投入量越大, 则企业机会主义倾向顾虑越多, 迫使博弈双方投入到协同合作中, 实现帕累托最优化改进。利益与风险并存, 建立健全收益与风险均摊机制, 保证, 的对称性, 均摊风险, 兼顾各方实际投入, 以维护协同创新的稳定性。
摘要：通过建立博弈方各制约因素的动态博弈模型, 对复制动态方程及路径演化相图进行分析, 系统研究风电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博弈过程, 提出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策略集随制约因素变化而趋近不同稳定均衡点。风电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在博弈进程中选择不同的演化策略, 虽然存在最优结果, 但是考虑到现实性的资金、成本、机会主义行为影响,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市场仍是二元结构。因此, 应当协调各方利益, 促使二者之间产生良性互动, 达到协同创新资源最优配置。
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篇8
科技创新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企业科技创新受到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以及自身的科技需求、经费投入和人才队伍等多重影响。据调研,我国当前技术创新存在缺乏战略指导以及与组织、文化创新不匹配等突出问题[1]。为实现企业科技创新效能最大化,企业科技协同创新应运而生。
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的核心在于:对内协同制度创新要素与管理创新要素,为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保障;对外协同各创新主体,将企业内部技术能力与外部科技创新资源有效结合,提升科技创新效能。因此,江西省2012年10月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科技协同创新的决定》为该区域科技水平和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目前,我国企业科技协同创新具有多种模式[2,3,4]。本文在总结企业内部协同创新与外部协同创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企业内外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1 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很多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时常会面临创新绩效不佳、预期收益难以实现的困境。这与我国大多数企业长期以来忽视科技创新,导致科技创新基础较为薄弱、创新水准和层次较低的现状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企业单抓科技创新,而忽视非技术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协同和制约作用,故而导致科技创新项目绩效不佳。国内外一些先进的企业已经认识到技术创新的最终绩效越来越取决于企业整体各部门、各要素的创新及要素间的有效协同[5]。
如图一所示,在影响企业创新发展能力的因素中,除技术创新因素外,制度创新因素与管理创新因素最为重要[2]。制度创新核心在于优化企业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支持;管理创新包括管理理念、方式和方法的创新,可有效降低科技创新中资源配置的不确定性,以优质的管理效率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
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之间的协同水平决定了创新绩效的高低。为提升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绩效,首先,应树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企业管理战略,营造市场导向的创新型企业文化,充分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以调动培养职工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与使命感;其次,应尽可能采用跨职能团队的网络结构组织形式,以便于充分发挥各职能团队的创新效能,促进各职能团队之间科技知识的互通与创新思想的碰撞;最后,应优化管理模式,提升科技创新过程中各部门、各要素间的协调配合效率,将科技创新渗透到企业管理的每个流程、每个项目和每个职工中去,提高科技创新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效率。
2 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中,协同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市场化中介服务体系等。中小企业结合自身的创新元素,在创新实践中通过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研发部门、高校等其他教育培训机构、金融部门、政府的相互合作,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协同创新的各种模式[6]。见图二。
2.1 企业间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企业间科技协同创新模式根据协同企业的规模大小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伴生型协同创新模式,主要为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其中大型企业发挥核心主体功能,促使协同企业为共同的科技创新目标而联合协作、相互支持。二是优势互补型协同创新模式,指的是中小型企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结成较为紧密的技术合作同盟,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开发产品和市场,从而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7]。
2.2 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产学研联合协同主体主要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需求和高技术产业化的物质能力,能敏锐地捕捉市场动态和需求[8],而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科技人才、知识储量、先进设备及科研能力等优势,通过产学研联合可以形成科技协同创新良性循环系统,很好地实现互利共赢。
2.3 官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在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方面,“官产学研”合作创新可以起到优势互补、高效整合各方技术资源的作用[9]。政府通过政治、法律、经济等方式营造良好的科技协同创新环境,提高产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各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引导企业将科技协同创新与我国低碳经济政治目标相结合,促进我国产业技术集成创新的实现。根据官产学研合作的紧密程度,其组织方式可以归纳为政府推动、自愿组合、合同联结和共建实体等种类[10]。
3 企业科技协同创新整合模式
图三企业科技协同创新整合模型图
企业在科技协同创新实践中,通过多种模式实现最大化创新绩效,主要分为以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为技术创新动力与保障的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和以企业、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为主体紧密联合互补协作的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
如图三所示,这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紧密相连互为支持。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可提升企业自身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为企业与外部创新主体联合创新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在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的过程中,随着企业对科技创新关注度的提升,将推动企业产生新的科技创新需求。由于企业自身科研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有限,为更好地实现科技创新,企业大多会选择联合其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共同创新,从而推动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
在企业外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中,为实现与各外部创新主体之间更高层次、更专业化的协同创新,将对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实力提出更高要求,从而推动企业内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而企业与各外部创新主体联合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吸收、引进先进知识与技术的过程。企业可将引进的新知识与新技术通过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事半功倍地吸收转化为自身的核心技术,更好地实现自身科技创新实力的提升。
在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过程中,若无内部协同创新,企业难以将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成果充分吸收转化为自身核心竞争力;若无外部协同创新,企业仅靠自身科研能力和资金力量难以实现协同创新的事半功倍。所以,企业要实现以科技协同创新提升自身科研实力、凝聚核心竞争力,应力争通过科技协同创新整合模式实现科技协同创新的“内外兼修”。
4 企业科技协同创新启示
企业要实现自身科技创新绩效的提升,应同时着力于内部科技协同创新与外部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尽管企业在科技协同创新中扮演着核心主体的角色,但由于协同创新中参与主体较多,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在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绩效提升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实现企业科技创新的高效,还需各主体协同努力。
首先,高校与科研院所应明晰自身定位与责任,破除以往单纯的科技研究者观念,积极融入市场环境,密切结合市场需求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智力资源和技术保障;其次,政府要有效利用政策和法规推动科技创新,为某些关键产业的科技创新制订基调,并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相关创新政策;最后,政府要加强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激励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投入,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合作,应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于它们所作的贡献,要通过利益共享机制进行激励。
摘要：我国企业科技协同创新模式可分为内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和外部科技协同创新模式。两种模式在企业科技创新过程中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企业应联合各科技创新主体共同努力,提升企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绩效。
关键词：科技协同创新,创新模式,经验与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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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企业的协同管理 篇9
创新概念较早由熊彼特提出, 他认为创新是“间断出现的实现生产手段的新组合, 其内容包括新产品的引入、现有产品的技术变革、开辟新的市场或引入新的生产组织形式。[1]”曼斯费尔德对熊彼特的创新概念进行了延伸, 他认为:“创新是从企业对新产品的构思开始, 以新产品的销售和交货为终结的探索性活动, 它可以导致新产品的市场实现和新技术工艺与装备的商业化应用”[2]。傅家骥则将技术创新定义为:“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 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 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 建立起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系统, 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工艺方法、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 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3]”
上述理论所阐述的创新, 均是在一个企业内部所进行的组织活动。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经济的到来, 单个企业的自主创新模式由于受创新资源的限制很难实现重大技术创新的突破。同时, 个体企业的创新活动也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所引发的创新风险。在高度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与技术环境中, 更多的企业开始探索以技术创新联盟为组织形式的企业协同创新模式。“协同”概念是由物理学家哈肯在耗散理论的启发下所提出的系统学理论, 该理论认为, 协同的本质是指复杂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作用以实现个体所无法实现的组织目标和结果。Kahn[4,5]对“协同”在企业创新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实证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 企业的协同创新能够提升产品的研发绩效与管理绩效, 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而技术联盟是企业进行协同创新的主要组织形式。所谓企业技术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共同战略利益以长期契约的方式缔结而成的协同创新联盟。在创新联盟中, 协作企业共同参与采购、物流、研发、管理和营销等创新活动, 通过对上述诸多创新活动的重新组织、重新设计、重新构造, 产生出新的工艺、生产流程、采购方案、营销体系或成本控制计划, 并使创新成果在创新联盟成员中共享, 最终获得双赢的市场竞争优势。企业的技术协同意味着部分企业的采购、生产、研发、营销等各个经营环节将渗透至其他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企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市场竞争的利益冲突者, 而是在一定契约关系下维系的局部市场利益共同体。
具体而言, 企业技术联盟协同创新具有以下特征:
1.1 参与主体的群体性
技术联盟的参与者由2个或2个以上的企业以及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信息中介等外协组织构成。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使分散的创新资源得以整合, 并形成技术创新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同时, 技术联盟为竞争对手制造了更高的进入门槛, 从而巩固了技术联盟的技术领先优势。
1.2 创新资源的共享性
技术联盟协同创新的本质是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实现价值链活动的共享。价值链活动的共享可以加快企业共性技术的突破, 避免企业间同类技术的恶性竞争。此外, 共享价值链活动还可以使企业摆脱局部利益的束缚, 从而树立更高的战略愿景。
1.3 创新活动的互补性
技术联盟的参与企业均有各自所擅长的技术领域, 协同创新模式可以加速技术联盟内部的技术学习与扩散, 将技术联盟成员企业的优势创新要素互相渗透、互相融合, 从而使企业能够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扬长避短, 并以较低的创新成本拓展自己的技术创新领域。
1.4 企业协作关系的稳定性
在技术联盟中, 企业协作双方契约属于“由市场机制实施的默认的契约保证”[6]。长期的默契契约不仅可以降低技术创新活动的收益不确定性, 而且有利于维系协作企业长期稳定的良性合作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企业资产的专用性特点, 企业的协同创新不可能覆盖企业价值链的全面活动, 而只可能涉及企业的部分价值链活动。否则当企业的资产专用性丧失后, 企业也丧失了存在的个体属性, 其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也会荡然无存。换而言之, 企业间协同创新是为了增强而不是削弱市场地位。
2 技术联盟企业的协同创新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2.1 协同创新可以增加企业的创新利润
企业协同技术创新后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均衡, 并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 新的市场可以带来新的利润, 甚至是短暂的垄断利润。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外溢性特点, 其他的企业可以通过模仿、技术人才流动、购买专利等各种方式进入技术创新者的技术领域, 造成创新利润的再分配, 从而使不均衡的市场重新走入均衡并迎接下一轮的技术创新。
目前, 产品的同质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创新企业获得创新利润的时间有缩短的趋势, 而协同创新可以使企业创新利润的获取时间得以延长。图1可以反映协同创新所带来利润变化:
在图1中, A1、A2分别代表企业个体创新和利润线与企业协同创新利润线。由于技术的外溢性, 创新利润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步降低, 但企业协同创新可以提高技术创新等级, 使创新利润曲线右移。L1、L2表示反垄断利润线, 当企业间形成创新联盟后, 反垄断利润线也会右移从而延长企业获得短期垄断利润的时间。由此可见, 协作创作不仅可以提高创新利润的空间, 还延长了创新利润的获取时间。
2.2 协同创新可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企业创新成本涉及企业技术创新使用成本、创新交易成本、创新开发成本以及创新折旧成本。企业协同创新可以使协作双方共享价值链活动, 均摊创新开发成本和使用成本;企业协同创新还能将技术的外部交易转化为企业创新联盟的内部交易, 这无疑使企业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此外, 企业创新联盟为外部竞争对手制造了更高的行业门槛, 使企业创新联盟能够在较长时间维系比较稳固的市场竞争优势。
2.3 协同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反应速度
协同创新使企业的边界在不同的行业间得以延伸, 并快速地掌握不同行业的市场信息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由于共享了企业创新联盟的价值链活动, 协作企业间的经营、技术、财务信息, 可以迅捷而高效地在企业间进行传递, 在电子商务日益普及的技术环境中, 信息传递的技术障碍已经扫除, 唯一制约信息传递的是企业的商业保护壁垒。而协同创新所采取的长期默契契约的方式使企业间的制度藩篱得以清除, 协作企业可以更加专注于技术创新本身而不是创新利润的分配。
2.4 协同创新更加有利于技术性人力资本的存量提升
企业要进行技术创新, 人力资本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技术性人力资本既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参与者, 也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受益者。正如罗森斯坦·罗丹所言, “人力资本的回报以及工人和企业投资与培训的能力, 看上去对经济中的技术变化非常敏感。在一个技术迅速变化的环境中, 教育和培训的回报往往非常高”。在企业技术联盟中, 不同的企业文化、行业特点、思维方式发生碰撞和融合, 给技术性人力资本带来了更好的创意氛围, 而科研团队的扩大也为技术创新的升级提供了更好的客观条件。因此协同创新可以使企业技术性人力资本在技术协作、学习中增加人力资本知识存量、降低创新学习成本, 并最终提升技术性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7]。
3 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运作机理
企业协同创新系统是由协同创新主体、内部驱动子系统、外部驱动子系统、技术市场、协调机制、激励机制、评估机制、监督机制等诸多创新要素构成;其中前4项创新要素构成协同创新系统的基本系统架构, 后4项构成保障该系统正常运行的配套管理机制。协同创新的参与企业不仅包括技术联盟的成员企业, 还包括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行业协会等技术创新外协实体。在技术联盟中, 各类创新实体将自己所拥有的无序态的创新知识进行扩散、组织、融合、转化, 从而形成有序态的知识集合, 并创造出最佳的创新成果。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动力依靠内、外部驱动子系统共同提供, 前者包括企业制度、文化、组织形式、战略等因素构成, 后者包括技术环境、技术政策、竞争者、替代技术等因素。内、外部驱动子系统需要协同、整合以产生更强的驱动效能。而技术市场则是引导企业协同创新方向的重要外在变量, 企业协同创新的技术成果必须满足消费者的现实或潜在需求才能获得更高的创新利润, 创新利润的增加又可以刺激技术联盟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运行流程如图2所示:
从图2还可以看出, 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正常运行需要协调机制、激励机制、评估机制、监督机制等配套管理机制提供保障:协调机制主要用以协调技术联盟成员企业在协同创新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 该机制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 使协同成员更具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评估机制主要用于对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运作绩效进行考核与评估, 当协同创新系统运行低效或与竞争环境不相匹配时, 该机制可对协同创新系统的薄弱环节进行改进和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激励机制主要用于激发成员企业的创新热情, 提高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 通过激励机制的实施, 协同创新系统可以在创新收益的分配方面向更具创新活力的企业倾斜, 从而营造更好的创新氛围;监督机制则是对技术联盟成员企业的某些不规范行为进行管理和约束的机制, 监督机制的建立可以监督和防范成员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任何不规范行为。以上4项配套机制的共同作用可以保障企业协同创新系统在市场的引导下高效、科学的运行, 使企业的协同创新发挥“2+2>5”的协同效应, 为技术联盟创造出更为客观的创新收益。
4 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构建
4.1 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
企业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企业运营系统, 而不是一项简单的企业经营活动。由于企业协同创新发生在企业的经营运作的各个环节, 因此创新也不仅仅是技术研发部门的专项活动, 企业的物流、生产、营销、后勤管理乃至财务等各个部门都是协同创新的具体参与部门。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传统的个体创新模式将被协同创新模式取代, 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的协作, 企业相关部门在研发创新活动过程中互相渗透、互相影响, 创新的主体之间并无明显的职能界限, 这样分散与开放的创新模式更加有利于加强技术创新的学习效应和扩散效应[8,9]。
在协同创新模式下, 创新的成果可以更快地转化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传统的企业内部创新主要将技术创新重点放在企业内部新的生产工艺、产品概念、营销组合、售后服务等方面, 而企业协同创新则将技术创新的重点放在企业间的技术交流、技术学习以及技术合作等方面, 这无疑使企业创新的内涵更加丰富, 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也更加稳固。
4.2 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构建
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较多, 这些创新要素在创新系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 这是企业协同创新系统构建中的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对此作出进一步探究, 本文特针对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重要性进行调查研究。
4.2.1 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对161位企业的中高层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创新要素评估调查。[10]。因子分析以最少的信息丢失为前提, 将众多的原始变量综合成较少几个综合指标, 即因子。该分析方法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示, 设p个原有变量x1, x2, ……xp, 且每个变量 (或经标准化处理后) 的均值都为0, 标准差都为1。现将每个原有变量用k (k<p) 个因子f1, f2, ……fk的线性组合来表示, 则有:
(公式1)
上式即为因子分析的输出模型, 也可以用矩阵的形式表示为:
X=AF+ε (公式2)
其中, F称为因子, 由于它们均出现在每个原有变量的线性表达式中, 因此也称为公共因子。
4.2.2 统计结果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 我们可以将协同创新划分为采购协同创新 (f1) 、运输协同创新 (f2) 、营销协同创新 (f3) 、售后服务协同创新 (f4) 、行政管理协同创新 (f5) 、产品研发创新 (f6) 等不同类型协同创新因素。通过SPSS13.0统计软件运算, 可以将以上因素归类为若干协同创新因子并计算出因子载荷以及因子解释方差总和 (见表1、表2) 。根据各个因子的载荷以及因子解释方差, 还可以描述哪些创新要素是企业协同创新的核心要素, 哪些是非核心创新要素。
由因子载荷矩阵可知, 前3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76.162%, 这说明前3个因子能代表企业协同创新的大部分信息, 通过因子旋转得出, 第一个主成分因子F1由采购、营销、售后服务等组织活动组成, 由于这3个因素反映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下游供应商以及客户之间的关系, 即企业与合作伙伴及顾客服务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称F1为服务协同创新因子;第二个主成分因子F2主要由产品设计、技术研发活动构成, 主要反映企业技术研发创新能力, 我们称之为技术研发协同创新因子;第三个主成分因子F3反映生产工艺创新、运输管理协作、行政管理等内部管理活动, 我们称之为管理协同创新因子。为了确保调查数据的有效性, 本文采用Cronbach的一致性系数 (α系数) 对问卷的信度进行了考查。内部一致性系数比较适合用于检验各个项目中是否可以测量相同或相似的特性。通过计算Cronbach内部一致性系数, 发现这3个因素的一致性系数分别达到0.8235、0.8116、0.7927。这说明测量的一致性程度较好, 符合社会科学领域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要求。
从表1还可以看出, 服务协同创新仍然是创新联盟协同创新的首选方式, 而产品研发协同创新的重要性只能位居次之。这可能是因为服务协同创新更便于建立供应商、厂商、经销商之间的双赢合作关系, 只要服务协同创新的契约规则能被合作各方认可, 那么服务协作能够维系较长时间。而技术研发协同创新的重要性位居其次, 这是因为技术研发创新成果的主体界定、协同创新收益的分配、技术成果保密、技术外泄风险都是技术协作过程中存在的难题。而管理协同创新并非是企业协同创新的主要创新模式, 这主要是企业文化的差异、企业财务核算的独立性和管理制度的不同所造成。
5 简短结论及建议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 创新联盟的协同创新模式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创新, 而是企业多部门参与的非线性创新。在非线性创新模式中, 各部门的创新活动彼此渗透, 相互融合。创新活动之间不再有明确的职能划分, 这样更有利于创新成果在创新联盟中的迅速运用以及创新价值的最大化。为了增强协同创新系统的竞争力, 本文特提出以下建议:
(1) 技术联盟协同创新与企业内部创新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使技术创新活动跨越了企业边界, 将创新活动放在更加广阔的组织空间内进行。企业协同创新活动开展需要有长期的合作契约作为保障, 在协作各方对契约精神和协作规则的认可下, 协同创新才可以获得双赢的经营效果。
(2) 企业协同创新系统的正常运行不仅受到成员企业制度、资源、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而且受到技术环境、技术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制约, 而外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 企业协同创新系统在组织模式的设计方面应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动态性, 以便使创新系统适应环境的变化。
(3) 协同创新与互动创新有本质的区别, 互动创新仅仅是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表层的信息交换、成果交易以及短期合作, 互动创新的参与方并不存在共同的战略目标;而协同创新是协作企业在共同战略目标下的深层协作, 协作双方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参与创新活动, 当个体企业的局部利益与技术联盟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前者应让位于后者以使技术联盟成员企业之间的保持更加长期与稳定的协作关系。
(4) 创新联盟的协同创新系统由企业各部门的创新活动集约而成, 这其中包括物流、采购、生产、营销、管理等创新模块构成。目前, 我国企业协同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物流、营销等外延式企业协作领域, 而技术协作、产品设计等内涵式创新还未成为企业协同创新的主流。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技术研发、保密、转让、定价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这极大地提高了技术协同创新的收益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 加强对创新技术、专利、专有知识的法律保护已经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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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企业的协同管理 篇10
1开放式创新理论
2003年哈佛商学院学者Henry Chesbrough首次提出了开放式创新概念, 与此相对的, 传统创新模式就被称为封闭式创新。根据Henry Chesbrough的定义, 开放式创新是指: 对于企业来讲, 有价值的创意可以从公司的外部和内部同时获得, 其商业化的路径可以从公司内部进行, 也可以从公司外部进行。外部的创意、市场化渠道与内部的创意、市场化渠道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1 - 3]。
在Henry Ghesbrough提出的开放式创新基础上, 我国学者经过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挖掘, 又提出开放式自主创新概念。我国学者丁堃[4]对开放式自主创新做了如下定义: 将自主创新置于开放式创新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之下, 认为所谓开放式自主创新, 是指充分利用和挖掘创新系统内部与外部创新资源和创意以实现自主创新的活动。开放式自主创新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开放式自主创新不是单个企业的孤立创新, 而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 客户、供应商、政府等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创新活动; 其次, 开放式自主创新的创新源既可以来自企业内部也可以来自企业外部, 内部与外部同等重要; 最后, 开放式自主创新要注意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管理。
2供应链企业间合作研发的博弈分析
供应链企业之间是一种既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因此彼此之间更倾向于合作, 但如何合作才能使各方都达到利益最大化、实现共赢, 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5]。
本文将以一条包含一个供应商、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 ( 其中制造商为核心企业) 的制造业供应链为研究对象构建博弈模型, 讨论在制造商独立研发、上下游企业非协同合作研发和协同合作研发三种模式下链上企业各自的产量、成本和收益情况, 并给出了在协同合作研发模型下的利润分配方案。
以下针对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研发, 构建博弈模型并进行求解。
假设:
( 1) 供应商的中间产品价格为w, 且生产一单位成品只需一单位中间产品;
(2) 供应商中间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e;
(3) 制造商的产成品批发价为v;
( 4) 制造商单位产品制造成本为c;
( 5) 最终产品的逆需求函数为p = a - q, 其中p为产品零售价, a为大于零的常数, q为产品需求量, 假设需求量既为零售商的销售量, 同时也是制造商和供应商的产量;
( 6) 无论在中间产品还是在批发环节都不存在批量折扣。
2. 1制造商独立研发模式的博弈分析
首先讨论制造商独立研发的情况。设制造商独立投资研发后其生产成本降低X, 因此降低后的生产成本为c-X, 投资研发所需要的投入为其中 β 是研发成本参数, 为大于零的常数。分别用上标i、j、k表示独立研发、供应链企业非协同合作研发和协同合作研发三种模式以便进行对比分析。
分别用Us、Ud、Ut表示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收益函数:
该模型的博弈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制造商确定产品批发价; 第二阶段: 零售商根据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及自身情况确定销售量; 第三阶段: 供应链上企业根据销售量调整生产。
使用逆向归纳法求解, 可以得到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在制造商独立研发模式下的各自收益如下:
将不进行研发和制造商独立研发两种情况进行比较发现, 只要X > 0, 即制造商的独立研发产生了效果, 那么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零售商就必然会从制造商的独立研发中受益, 而研发成本却是由制造商独自承担的, 因此对于制造商而言, 是否能从研发中获益还要看研发成本与其所带来收益的比较, 即当Udi> Udo时制造商才会愿意研发。经计算得制造商利润最大化下的X值:, 因此可得供应商单独研发模式下各企业的主要指标如表1所示。
2. 2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非协同合作模式博弈分析
接下来讨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非协同合作模式。 在非协同合作模式下, 各企业仍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但是由于技术研发会使得整个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收益, 因此需要供应链上的企业共同承担研发投入。这里设零售商和供应商愿意承担的研发投入比例分别为t和r, 则制造商自己所承担的研发投入比例变为1 - t - r, 在此模式下三者的收益函数表示为:
第一阶段: 制造商确定产品批发价; 第二阶段: 零售商根据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及自身情况确定销售量; 第三阶段: 供应链上企业根据销售量调整生产。
使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可得非协同合作研发模式下各企业的主要指标如表2所示。
2. 3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研发模式的博弈分析
最后讨论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研发模式。在协同合作研发模式下, 供应链上各个企业不再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各自的目的, 而是将各企业自身收益最大化变成使供应链上所有企业整体收益最大化, 在这种合作模式下, 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三者的整体收益函数为:
经计算可得协同合作研发模式下各企业的主要指标如表3所示。
对三种开发模式进行比较会发现, 首先无论是协同合作开发还是非协同合作开发, 在产品产量 ( q) 、 生产成本降低额 ( X) 和总收益 ( U) 上均明显优于制造商独立研发模式。这说明, 对于同一条供应链上的企业而言,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必须选择合作研发才能将风险减小, 使收益增大。其次, 由于协同合作研发从供应链总体收益最大化角度出发, 因而这种模式下系统总体收益大于非协同合作模式和制造商独立研发模式, 从整个供应链角度来看这种模式是最优模式, 因此为了达到供应链系统的整体最优, 应该提倡制造商同上下游企业进行协同合作创新。但是在现实中, 企业往往还是首先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因此如何建立一种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使得供应链上每个企业在追求供应链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达到自身的最大收益就成为实现协同合作创新模式的关键。
2. 4基于Shapley值法的协调合作研发收益分配方案
本文运用Shapley值法对供应链企业协同合作所产生的利润进行分配。Shapley值法是L S Shapley于1953年提出的一种公理化方法, 它是合作博弈理论中用于解决n人合作中的利益分配问题的重要方法[6 - 7]。这里用s、d、t分别表示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计算过程如表4所示。
将表4的最末一行数据相加, 可以得到制造商 ( d) 的Shapley值, 即制造商分配到的收益:
同理可以得到供应商 ( s) 和零售商 ( t ) 的Shapley值:
容易证明φd (v) +φs (v) +φt (v) =Uk, 即三家所分得的收益总和等于协同创新下的供应链整体收益;并且φd (v) >Uj d;φs (v) >Uj s;φt (v) >Uj t, 就是说供应链上每个企业所分得的收益均大于非协同合作时的企业收益。可见, 用Shapley值法对供应链企业协同创新所得利润进行分配, 可以使每个企业的利润所得都大于非协同创新下的企业利润, 这样就使各企业都有动机进行协同合作创新, 并使这种模式得以实现。
3结论
进入开放式自主创新时代, 在苦练内功的同时, 企业必须与各个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关系。同一条供应链上的企业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 企业间有着十分密切和直接的利益关系, 企业彼此都是对方的利益相关者, 同时也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因此, 一旦某一个企业创新成功, 就会给同一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带来收益。而研发和创新活动本身具有成本投入大、投资回报风险高等特点, 单个企业无论从投入能力、还是抗风险能力方面往往都相对较弱, 因此, 只有集合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一起协同合作, 才能彼此互相分担投入和风险, 从而加大研发成功的概率并且获得更大的收益。本文比较了制造商独立研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非协同合作研发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研发三种模式, 得出以下结论:首先, 无论是独立研发还是合作研发, 与不进行研发相比, 只要研发成功,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都会从中受益。其次, 无论是协同合作研发还是非协同合作研发, 在产品产量 (q) 、生产成本降低额 (X) 和总收益 (U) 上均明显优于制造商独立研发模式。第三, 从供应链总体收益最大化出发的协同合作研发模式的系统总体收益大于非协同合作模式和制造商独立研发模式, 从整个供应链角度来看, 这种模式是最优模式。因此, 文章最后针对供应链协同合作创新模式设计了基于Shapley值法的收益分配方法, 依照这种方法对协同合作研发模式产生的供应链总体收益进行分配, 可以使供应商、制造商和下游企业所得的收益均大于非协同合作时的企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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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企业的协同管理 篇11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创新驱动发展；协同创新；系统耦合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2-0090-07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coupling model and the latest enterprise panel data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Shenzhen， the southeast coast， the southwest and the northeast of China during 2010-2014，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at there is synergy between the education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degree of synergy may var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vergence of the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be elevated to a new height and the projects on which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may cooperate should be diversified. Besid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more to support the the coordinated innov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creating a more friendly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education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coupling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于2006 年，国家便将区域创新建设纳入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引导各省市为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而努力奋斗。2012年，十八大再次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明确将其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地位。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高校作为科研基地和人才输出中心，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一般情况下，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从内外两方面进行尝试：对内提升自身研发投入和研发绩效，对外依靠外部创新活动溢出效应。无论是何种尝试，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企业实现对先进技术的独占，从而获得核心市场竞争力[2]。
应用型高校以面向区域和行业经济发展，以自己的办学特色，发展应用技术专业，提升整体办学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培养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为发展目标。近年来，高校在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高校在合作态度上未能展现积极主动的一面，没有看到校企合作的重要作用；即使与企业开展了合作，高校的研究成果往往重理论轻实践，过于理想化的科研成果与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距离，阻碍了高校与企业的长期深入合作关系的发展[3]。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应用型高校与企业创新发展能力之间的协同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一方面高校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频率，对应用型高校而言可以帮助其提升科研成果的经济价值，研发更多具有现实需求的产品，从而促进高校发挥其应用型职能，做到实至名归，也可以为应用型高校获取更多高水准的合作机会；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和地方获得更高层次的外部创新活动溢出效应，从而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步伐[4]。基于此，本文建立了高校与企业创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利用不同区域2010～2014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开展实证分析，通过耦合模型评估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协同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高校——企业产学对接的政策建议。
二、高校与企业创新能力评估指标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应用型高校与企业分属于不同的社会体系，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之间毫无关联。应用型高校培养的人才和研发的成果正是企业实现转型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而企业又可为高校的教育研发工作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二者相互影响，在动态循环中相互促进。基于此，本文为考察应用型高校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动态协同关系，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在构建各自的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研究应用型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耦合度，以此实现对二者协同性的定量分析。
（一）应用型高校评估指标
本文在设计应用型高校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时，各类评价指标均围绕高校自身的创新能力展开，避免加入过多指标影响研究的可信度，这也是本文在指标选取上与以往研究不同之处。本文认为，应用型高校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总共包括三类指标，分别是创新人才指标、科研成果指标和产学研成指标。为避免不同高校间人数、规模等方面的影响，各类指标尽可能采取百分比形式给出。具体而言，如下表1所示。
创新人才指标细分为四类指标，即创新创业型大赛获奖人数占比（市级以上）、重大课题参与人数占比（市级以上）、自主创业人数占比、校企合作培养人数占比。其中，创新创业型大赛获奖人数占比（市级以上）是指2010～2014年间（以下简称近5年内）高校师生参加市级以上各类创新创业比赛获奖人数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比例；重大课题参与人数占比（市级以上）为学校近5年内师生参加市级以上重大基础研究和科学研究项目的总人数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比例；自主创业人数占比是指近5年间学校创业人数占毕业生总人数的比例；校企合作培养人数占比是指学校和企业之间合作培养学生人数占学校学生总人数的比例。总而言之，创新人才指标旨在从学校各类创新创业人才的活跃程度上考核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水平[5]。
科研成果指标细分为三类指标，包括课题完成总数占比（市级以上）、专利数和科技成果数转化率。其中，课题完成总数占比（市级以上）为近5年内完成的市级以上立项的研究课题总数占课题总数的比例；专利数是指学校5年内所获得的专利总数；科技成果数转化率指近5年内学校所拥有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区域内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总数与科技成果总数之间的比例。
产学研成指标也可细分为三类，包括校企合作科研经费占比、专利出售占比和自主衍生产业销售总额。其中，校企合作科研经费占比是指近5年内与企业合作进行的校企合作科研获得的经费总额占学校获得的科研经费总额的比重；专利出售占比是指近5年内通过专利出售或者转让获得的收入占学校收入的比重；自主衍生产业销售总额是指学校的自主知识产权和科研成果转让给企业之后，企业以此开发产品后获得的总收入金额。
（二）企业评估指标
在企业创新能力评估指标问题上，本文主要选取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类指标，具体如下表2所示。企业对创新产品的投入程度可衡量企业的创新需求程度，从创新产品的市场表现可看出其实际效果。
创新投入指标中包含了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人数占比、创新产品研发专业人员占比和产品创新研发经费占比三个指标。其中，本科及以上员工占比和技术人员占比相对于企业全体员工而言，用以衡量企业在人力上的创新投入；而研发经费占比是指企业用于产品研发的费用占公司产品生产的总成本的比重，衡量的是企业在财力物力上的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指标包含专利获取总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和利润增长率。专利获取总数与上文中高校的专利授权数相对，指企业在5年内获得的专利总数；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是指5年中每年新研发的产品投入市场后所获得的销售收入占当年总销售收入的比重的平均值；利润增长率指5年中企业利润增长率的均值，进一步从更宏观的角度衡量新产品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6]。
三、模型搭建与实证分析
（一）耦合度模型
1.功效函数。如上文所述，本文为考察应用型高校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动态协同关系，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在构建各自的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研究应用型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耦合度，以此实现对二者协同性的定量分析。
3.耦合关联度模型。根据上文所建立的“高校—企业”系统耦合度函数，可初步判断“高校—企业”之间处于何种相关状态之下。但是其功能有限，若想深入考虑应用型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协同性，仍需建立“高校—企业”系统耦合关联度模型。具体而言，如下式（4）所示：
（4）式中，a、b 为参数项，为体现实证结果的客观性，本文设置为0.5。T表示“高校—企业”系统关联指数，D 即为耦合关联度，可用于衡量“高校—企业”之间的协同性。与“高校—企业”系统耦合度函数类似，本文参照目前的常规做法，将“高校—企业”系统耦合关联度划分为5个区间，具体如下表3所示。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往的研究中，大多选取一对一的高校——企业单个案例或者全国总体统一作为研究对象，为考虑不同区域之间的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研究成果不具有代表性，且缺乏说服力。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省、市地区在自然、人文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例如，广东省以轻工业和高新科技产业为主，人口偏向于年轻化；东北三省则是我国传统重工业基地，人口外流较为严重。因此，如果笼统的将这些省市放在一起进行考量，将无法真实客观的反映实际情况[7]。对此，本文在借鉴王鹏等[8]做法的基础上，依据各地区企业在样本期间内累计5年的专利和发明申请总量两项项指标，使用欧式距离和聚类分析方法，从经济、地域、创新能力三个维度将创新型企业的所在区域分为四类，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特大城市构成的北上广深区域；以杭州、南京、厦门市为代表东南沿海区域；以四川、重庆省为代表西南区域；以沈阳、天津市为代表东北区域。分别对每个区域内的应用型高校和企业之间创新能力的耦合性进行实证分析，以实现专业集群和产业集群的良好对接。在时间跨度上选取2010～2014年间各个目标高校和企业面板数据，二者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4和表5所示。
上述表4和表5中各年份的数据为各高校和企业的平均数据，对文中所划分的四个区域中，北上广深和东南沿海区域分别选取了8所高校和12家企业作为样本，西南区域选取了5所高校和8家企业，东北区域则选取了3所高校和5家企业。应用型高校样本数总计24所，企业共37家。
（三）实证结果
由于高校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指标繁多，在使用耦合度模型进行评估之前，先使用主成分分析获取高校和企业各自创新能力指标的主成分。其中，对于各区域内高校的提取了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其主成分分析结果如下表6所示。至于各区域内的企业，分别提取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主成分，其主成分分析结果如下表7所示。
根据表6和表7的主成分分析结果得到高校和企业各自降维后的创新能力评估主成分指标，结合第二部分给出的耦合度模型，利用SPSS软件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协同性进行相关分析，得到如下表8所示的实证结果数据。
从表8中显示的评估结果来看，北上广深区域和东部区域高校—企业的耦合度等级均为协调，但北上广深区域的协调度相对较高。而西南部区域的耦合度等级刚刚达到协调，东北部区域则为失调。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北上广深和东部区域的高校——企业的创新发展协同性良好，应用型高校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企业为高校进行创新教育提供财力物力支持。与此同时，四川、重庆等西南部区域高校—企业之间的协同性开始显露，可以加以利用实现和谐共生。至于东北部区域高校—企业之间的协同性较差，出现轻度失调的局面，需要对失调的原因进一步加以分析，通过改革创新实现二者的协调。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不同区域2010～2014年间最新的企业面板数据开展实证分析，通过耦合度模型评估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协同性，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大部分区域“高校—企业”系统耦合协调度等级显示应用型高效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之间存在协同性。其中，北上广深和东南沿海区域的高校—企业耦合度较高，在这些区域中，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企业创新能力具有协同性，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能有效提升企业的专利产出，拉动企业的创新发展。
第二，不同区域“高校—企业”系统耦合协调度不同。尽管北上广深和东南沿海区域的协同性表现良好，但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关注东北区域的耦合度失调问题，在该区域内实现产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发展还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西南区域四川、重庆等地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协同性，积极引导促进该区域高校—企业协同性的进一步提升，实现协同创新发展。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实现应用型高校与企业成功对接的基础上，力求让企业与应用型高校的合作水平上升到新的台阶，并努力实现合作内容的多元化。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即使是协同性较强的北上广深和东南沿海区域，其耦合度等级也未能达到高度协调，高校—企业之间的协同性目前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对此，建议企业通过招标的方式来加强与应用型高校的合作，这样既可节约企业的合作成本，也可提高高校资源在企业中的配置效率和配置精度。反过来招标形式的合作也可以调动高校的研发积极性，保证研发成果的质量。应用型高校在与企业对接的过程中，高校应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让来自于一线的企业项目为应用型人才提供发展平台，在实践中培养其创新能力，这无疑是提高高校科研成果实际价值的有力保证。此外，高校还应对接企业资源，提升服务区域发展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与政府、行业、企业等多方联动，开展新技术推广应用，建立机制探索合作开展项目开发，技术攻关，成果转让等长效机制[9]；积极与企业进行协商沟通，明确高校在企业创新产品开发项目中的潜在贡献价值，提高自身的市场需求度，缩短与企业合作的磨合期，从而提升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协同性。
第二，政府可适当加大对高校—企业产学研协调创新的支持力度，为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企业创新产品项目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政府可鼓励企业与应用型高校进行对接，提升企业的创新型人才储备水平，获取更多的高校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应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应用型高校的科研成果和知识产权提供展示平台，促进应用型高校和企业之间更广阔更深入的合作[10]。
应用型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应主动融入地方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立足地方企业、融入地方企业、服务地方企业、共享地方企业[11]。围绕地方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加强高校企深度合作，加快引领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的急需紧缺人才培养，早日实现应用型高效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和谐共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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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企业的协同管理 篇12
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造就了一批在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产业集群, 中国经济的成就很大程度是这批产业集群发展的结果。但中国的产业集群以传统低端制造业为主,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底层, 经营模式已走到尽头, 转型为创新型集群成为必然选择。在创新型集群中, 创新不是线性的、单个企业的行为, 而是非线性的, 强调企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和公共管理机构的不断相互协同以达到创新目的, 从而改变传统集群依靠大量有形资源投入的局面, 并让收益为集群成员共享, 对应的创新模式称之为协同创新。
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集群是由大量、无核心、专业化的中小企业组成的马歇尔式产业集群。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龙头企业正在替代中小企业成为产业集群的主导力量和重要参与者 (Markusen, 1996) 。龙头企业有时也称为领导企业 (leading firm) 、焦点企业 (focal firm) 、大企业 (large firm) , 焦点企业与业务伙伴之间将结成创新网络, 将业务的创新行为纳入到龙头企业的协调与管理, 从而系统化地提升集群整体竞争力以及创新能力。
当前, 我国正处于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时期, 了解龙头企业对创新有较大的现实与理论意义。基于此, 本研究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展开实证研究, 分析集群企业与龙头企业、普通企业、辅助机构交往时对创新的影响, 从而了解龙头企业对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 集群内的知识网络与协同创新
网络是市场和组织的相互渗透形式, 是具有某一核心的松耦合组织 (Krugman, 1991) 。产业集群是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的企业网络 (林竞君, 2004;Johnston, 2004) 。集群内的企业之间不仅包含了市场交易关系, 还包含信任、合作、嵌入、相互锁定等特征, 使集群内部的企业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 (朱海就、陆立军、袁安府, 2004) 。集群企业网络可分为“合作型网络”和“支持型网络”, 前者包括供应商、客户、同业竞争者, 后者包括地方政府 (含创新中心) 、行业协会或商会、大学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 (Lee, Penning, 2001) 。
产业集群将有力支持集群企业的协同创新 (Furman, Porter, Stern, 2002;丁魁礼, 钟书华, 2010) 。创新是一个交互的社会学习过程, 地理邻近性有助于企业在学习中获得正外部性 (Capello, 1998;Saber, 2009) 。创新环境为一种空间集聚体, 在这种集聚体里, 创新网络是通过行为主体在多边交易过程中的学习和不断进行创新这种学习系统的积累而得到发展的 (Perrin, 1989, 1991) 。集群内部存在知识溢出效应, 尤其是缄默性知识的溢出效应, 是促进集群创新网络发展和集群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 (Freeman, 1991;魏江, 2003) 。
2. 龙头企业的跨集群知识网络与协同创新
集群中的知识扩散和知识创造是一种普遍的、集体的行动。然而, 产业集群的知识扩散是非均匀的 (Giuliani, 2005;Kesidou, Szirmai, 2008) , 拥有强大知识资源及能力的企业往往会成为产业集群知识网络的中心。知识创新网络中总存在龙头企业领导着技术和知识的传播 (Uzis, 1997;Boarl, 2001;Agarwala&Cockbum, 2006) , 龙头企业充当集群知识网络的核心节点, 在集群知识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龙头企业拥有该产业内最有价值的技术和知识能力。Lissoni (2001) 对意大利北部Brescia机械集群的研究也表明, 产业集群依赖于少数几个企业来协调内部的活动, 促进创新。
而且越成功的集群, 其越倾向于发展成一个封闭的系统, 进而逐步丧失获取应变市场变化所需的能力, 直至集群的消亡 (Markusen, 1996;吴晓波, 耿帅, 2003) , 而外部联结和知识资源可以减少地方集群的“锁定”和“过度嵌入”的风险。集群的开放性, 以及对集群外部更大的市场和更新的知识资源的不断追求是集群成功和持续发展的关键 (Malecki, 2002;Wim, Gilsing et al, 2009) 。尽管知识在本地的溢出效率要高于跨区域溢出效率, 但决定性的、非累积的关键知识流动通常由“跨区域管道 (global pipeline) ”来传播, 从而防止过度嵌入所带来的本地套牢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吸收集群外部的知识与资源, 实现集群企业的持续发展 (Owen-Smith, Powell, 2004;Gereffi, Humphrey&Stugeon, 2005) 。龙头企业占据特殊的网络位置而成为产业集群的“知识守门人” (knowledge gatekeepers) (Giuliani, 2005) 。
3. 基于核心企业的网络关系对协同创新的影响
对网络分析离不开嵌入性 (embeddedness) 概念, 嵌入性首先由Polanyi (1944) 提出, 认为人类经济嵌入或缠结在经济或非经济的制度当中, 非经济制度的引入是非常重要的。Granovetter (1985) 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性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与结构嵌入性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 后面关于嵌入的研究是以此划分为基础的。
基于网络嵌入可划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的思路, 参考多人 (朱海燕, 2008;吴晓冰;徐蕾, 2012) 对网络关系的衡量指标, 本研究主要从关系强队和网络范围进行分析。Granovetter (1973) 首先提出了“强关系” (strong ties) 和“弱关系” (weak ties) 的概念, 指出强关系在人际关系和组织间关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以组织间关系支撑的商业行为中。Ostgaard&Birley (1996) 则以英国数百家存续时间2年~10年的企业为对象, 研究结论表明, 拥有一个强关系的网络对企业成长是有益的。罗家德 (2005) 认为, 强关系之所以能够帮助企业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危机, 其原因在于组织之间经常性的交流和往来交易, 能够在组织之间形成信任感并传递影响力。网络范围意味着与业务关系组织进行交往的数量, 有些作者用网络规模或网络密度表示。Zhao&Aram (1995) 以中关村6家企业作为样本, 实证研究得出:企业家可以通过网络活动获得有价值的资源, 从而实现企业的竞争优势。Jianwen Liao&Welsch (2001) 利用美国国家中小企业研究小组的数据资料, 分析得出广泛的社会关系确实增加了非技术企业的成长愿望。Galunic&Moran (1999) 也发现网络规模与销售额正相关。
集群通过集群内知识溢出和集群学习可导致集群内部知识的转移和共享 (Porter, 1998:Lazerson, Lorenzoni, 1999) 、产生和扩散 (Gertler, Levitte, 2005) , 进而促进集群企业的协同创新和成长 (Baptista, Swann, 1998) 。但只关注集群内的知识流动是不行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集群企业既享受到本地知识网络和提供的勃勃生机, 又通过跨区域交流或“全球通道”共享跨集群网络知识 (Bathelt, Malmberg et al., 2004;Gentler, Levitte, 2005) , 而龙头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中介节点功能。
基于龙头企业在集群内外网络中的节点中心地位, 而企业交往的对象包括供应商、经销商、同行等业务伙伴及商会、培训机构、贸易协会、地方政府、中介机构等辅助机构。将知识流动分为知识获得、知识输出, 因而提出以下相应假设。
假设1:集群企业的网络特征对其知识获得有正面影响。
H1a:集群企业与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强度对知识获得有正面影响。
H1b:集群企业与集群内非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强度对知识获得有正面影响。
H1c:集群企业与集群内中介交往强度对知识获得有正面影响。
H1d:集群企业与集群外业务交往强度对知识获得有正面影响。
H1e:集群企业与集群外中介交往强度对知识获得有正面影响。
H1f:集群企业与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范围对知识获得有正面影响。
H1g:集群企业与集群内非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范围对知识获得有正面影响。
H1h:集群企业与集群内中介交往范围对知识获得有正面影响。
H1i:集群企业与集群外业务交往范围对知识获得有正面影响。
H1j:集群企业与集群外中介交往范围对知识获得有正面影响。
(2) 假设2:集群企业的网络特征对其知识输出有正面影响。
H2a:集群企业与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强度对知识溢出有正面影响。
H2b:集群企业与集群内非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强度对知识溢出有正面影响。
H2c:集群企业与集群内中介交往强度对知识溢出有正面影响。
H2d:集群企业与集群外业务交往强度对知识溢出有正面影响。
H2e:集群企业与集群外中介交往强度对知识溢出有正面影响。
H2f:集群企业与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范围对知识溢出有正面影响。
H2g:集群企业与集群内非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范围对知识溢出有正面影响。
H2h:集群企业与集群内中介交往范围对知识溢出有正面影响。
H2i:集群企业与集群外业务交往范围对知识溢出有正面影响。
H2j:集群企业与集群外中介交往范围对知识溢出有正面影响。
关于知识获得与知识溢出关系及影响协同创新绩效的假设:
H3a:知识获得对知识溢出有正面影响。
H3b:知识获得对协同创新绩效有正面影响。
H3c:知识溢出对协同创新绩效有正面影响。
具体关系见图。
三、研究设计与假设验证
1. 变量设计
参考Senjem&Reed (2002) 、Burt (1983) 、Marsden (1990) 、邬爱其 (2004) 等, 与集群内外的业务交往强度用对应的与供应商、客户和同行交往的频率表示, 实际得分取与三个对象交往频率的平均值;与集群内外中介交往强度用对应的与大学交往、科研机构交往、技术咨询机构等交往的频率表示, 实际得分取与上述对象交往频率的平均值。知识获得和知识输出的测量参考Capello (1999) 、Norman (2004) 、刘光容 (2007) 等, 均有4个测量。协同创新绩效参考Love&Roper (2001) 、Humphrey, Schmitz (2002) 、朱海燕 (2009) 等研究, 由4个问项构成。
2. 数据收集
问卷发放的的产业集群包括萧山钢构业集群、化纤业集群、汽配业集群、绍兴纺织业集群、余杭区的布艺业、湖州的服装业集群、乐清的低压电器集群及慈溪的小家电业集群。问卷发放时间为2014年6月~2014年9月, 共发放问卷317份, 回收的有效问卷164份。回收问卷表明:民营企业最多, 约占95.7%;创办企业时间在10年以上的占41.4%;34.5%企业人数的范围在50~100人以下;现有企业总资产在1000万以上的比例为46.6%;总产值在1000万以下的比例为31.9%, 在5000万以上的比例为30.2%;79.3%的企业产值不能排当地同行业前10, 20.7%的企业产值能排当地同行业前10。由此可见, 本次调查的对象中, 民营、中等规模企业居多。
3. 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各类交往强度、交往范围采用3.1的测量方法, 不用进行因子分析。需要因子分析的变量是知识获得、知识输出及协同创新绩效。将164份样本数据随机分为两部分, 选取82份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剩下的82份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 对应的KMO值最小的为0.798, 而且负荷均大于0.5 (具体数字限于篇幅省去) , 说明各变量具备较好的构建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x2/df小于3, P值小于0.05, RMR、RMSEA值小于0.1, TLI、CFI大于0.1, 各问项的系数均大于0.5, 显示了较好的拟合度 (具体数字限于篇幅省去) 。
4. 假设检验
从整个模型的效果来看 (见表) , x2/df为1.065, 小于3;TLI为0.913, CFI为0.921, 均大于0.9, RMR为0.023, RMSEA为0.073, 均小于0.1, 模型的拟合度符合测量要求。
从变量关系看, 对知识获得具有显著性影响的有: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强度、集群内非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强度、集群内中介交往强度、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范围、集群内非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范围, 但因为群内非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范围对知识获得的回归系数为负数 (-0.217) , 因而对应假设成立的有:H1a、H1b、H1c、H1f, 不成立的有H1d、H1e、H1g、H1h、H1i、H1j;而对知识输出具有显著性影响的有: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强度、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范围, 对应假设成立的有:H2a、H2f, 不成立的有H2b、H2c、H2d、H2e、H2g、H2h、H2i、H2j。另外, 还可看出, H3a、H3b、H3c成立。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
(1) 与集群内龙头企业的网络交往对集群企业的知识流动产生显著性影响。从实证结果看, 无论是与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强度, 还是与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范围, 都对集群企业的知识获得及知识输出产生显著性正面影响。龙头企业往往意味着先进的技术、更新的知识、更高的标准, 而且龙头企业为适应动态的竞争, 需要不断的提升自我, 除了自身创造知识外, 还会从集群外获得更多的信息与知识, 成为集群外向集群内引进知识的管道。当集群企业通过业务交往与这些龙头企业发生联系时, 将成为知识的获得者, 而后在与其他集群企业交往时, 将发生角色变位, 成为知识的输出者。
(2) 网络交往对集群企业的知识获得较知识输出影响要大。从统计实证的结果看, 对知识获得有显著影响的包括有4项: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强度、集群内非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强度、集群内中介交往强度、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范围, 但对知识溢出有影响的只有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强度、集群内龙头企业的业务交往范围2项, 可能的解释原因是:问卷发放对象是浙江的传统制造业企业, 多数是中小企业, 技术与管理水平有限, 知识储备不足, 导致这些企业在集群网络交往中, 更多的是扮演知识接收者, 而非知识溢出者的角色。
(3) 知识流动对协同创新具有正面影响作用。知识流动包括知识获得与知识输出。从实证结果看, 集群企业的知识获得与知识输出均对协同创新产生显著性影响, 从回归系数看, 知识获得较之知识输出对协同创新的影响更大, 表明集群企业获得知识更有利于自身的创新活动。另外, 知识获得对知识输出产生显著性影响, 表明集群企业的知识获得通过知识输出而对集群企业的协同创新产生影响。
2. 对策建议
(1) 进一步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龙头企业拥有最有价值的技术、知识贮备及创新能力, 而且龙头企业作为集群内外“跨区域管道”, 避免地方集群的“锁定”的风险。应当鼓励集群中的资源优化组合, 培育核心企业队伍, 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鼓励核心企业和当地企业形成供应链、营销网络, 促进当地网络的知识流动等。
(2) 鼓励企业与集群外组织合作交流。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 每个企业必须以全球作为商业疆域。而政府间应为更多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同时政府要鼓励核心企业与外部甚至国际上技术能力雄厚的同行或相关企业合资经营, 积极为当地引进知识性服务业, 以推进这些企业的学习与创新。
(3) 大力扶助知识型服务业。知识型服务机构作为专门从事知识创新与研究的机构, 是具有较强时效性的高技术信息研发中心。政府应积极引进和培育一批提供技术服务、专业鉴定、检测、认证等知识型服务机构, 成为有效知识源, 快速地促进企业创新。
摘要：发挥龙头企业作为集群内外知识网络中心节点的角色, 促进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是创建创新型集群的重要举措。基于问卷调查和检验表明:知识获得和知识输出均对协同创新产生显著性正面影响;与龙头企业的网络交往对集群企业的知识流动具有显著性正面影响;网络交往对集群企业的知识获得比知识输出的影响要大。最后, 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Furman, J., Porter, M.&Stern, S.The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J].Research Policy, 2002, 31:899~933.
[2]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2 (1) , February:12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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